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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歷史競賽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歷史競賽

國家解剖學｜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歷史競賽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Light Painting* via photopin cc

人類的兩個基本相互關係，不是和平合作的生產，就是強制剝削的掠奪，因此，人類的歷史，特別是經濟史，可視為這兩個原則間的較量。一方面，是充滿創意的生產力、和平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則是對社會關係的強制命令與捕食。Albert Jay Nock稱這兩股力量為「社會力量」和「國家力量」。[41] 社會力量為人面對自然的力量，透過對自然規則的理解轉換與改造自然資源，使得所有參與個體都獲益。社會力量戰勝自然，人們透過相互交流增進彼此生活水平。國家力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對生產的脅迫與寄生獲取，榨乾社會果實以滋養非生產性（事實上是反生產性）的統治者。如果說社會力量是對自然的權力，那麼國家力量就是是對人類的權力。綜觀歷史，人類的生產力與創造力，一次又一次，不斷演變出為了人類利益改造自然的新方法。這是社會力量領先國家力量，而國家對社會侵占程度較低的時期。但國家力量總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延遲之後，轉移到這些新領域，再次削弱並沒收社會力量。[42] 如果17到19世紀，是西方許多國家加速社會力量，並帶來自由、和平與物質福利增加的必然結果，那麼，20世紀便是國家力量追趕的時代，從而帶回奴役、戰爭與破壞。[43]

在本世紀中，人類再度面臨國家的惡毒統治，國家以人類創造力的果實武裝自己，並為了自身利益與目的進行沒收與濫用。過去幾個世紀，人們試圖加諸國家《憲法》及其他限制，最後發現，這些限制和所有其它嘗試都失敗了。幾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無數的政府形式，各種嘗試過的概念與制度，沒有一個能夠成功地保持國家受檢核。顯然，距離國家問題的解決方案甚至離更遠。如果想要獲得成功解決國家問題的最終方案，或許應該探索新的道路。[44]

41 有關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概念，參：Albert J. Nock，《Our Enemy the State》，Caldwell, Idaho: Caxton Printers，1946年。另參：Nock，《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New York: Harpers，1943年；Frank Chodorov，《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ety》，New York: Devin-Adair，1959年。

42 不論是膨脹或收縮，國家始終確保自己能攫取並保留某些重要的經濟與社會「指揮所」。這些指揮壟斷暴力、壟斷終極司法權力、意見表述管道與交通（郵局、公路、河流、航線）、東方專制主義的灌溉用水，與未來公民的教育。在現代經濟中，貨幣扮演關鍵指揮所角色。

43 Karl Marx公開主張這種「追趕」的寄生過程，他承認社會主義必須建立於扣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積累的資本。

44 當然，這種解決方案不可缺少的必須得離間知識分子與國家間的聯盟，透過建立各種知識分子的教育中心，將知識分子獨立於國家力量。Christopher Dawson指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等取得偉大成功的思想運動，都是在思想頑固的大學之外進行的，有時甚至是與之對抗。這些新的學術思想透過獨立追隨者而建立。參：Christopher Dawson，The Crisis of Western Education，New York: Sheed and Ward，1961年。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不是什麼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不是什麼

**國家解剖學｜**國家不是什麼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Kalexanderson via photopin cc

「國家」普遍性地被認為是一種社會服務機構。一些理論家褒獎國家為社會典範；其他人則把它當成和藹可親但往往效率不高的組織，用以實現社會目標；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它是人類實現這些目標的必要手段，在與「私營部門」的資源競爭中經常獲勝。隨著民主崛起，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倍增，常常會聽到幾乎違反所有理性與常識信條的意見，例如「我們就是政府」。「我們」是個好用的集體主義用語，它讓現實政治生活罩上一層意識形態的偽裝。如果「我們就是政府」，那麼，任何政府對個體的行為不只可稱正當與非獨裁，同時還能說是相關個體的「自願」。如果政府產生龐大的公債，這筆債必須由部分納稅人的稅金支付，而會讓另一部分的人受益，但這個事實包袱被「我們欠自己的債」給遮蔽；如果政府徵昭某人入伍，或把不同政見者關進監獄，這些人都是「對自己做這些事」，因此，沒有任何不愉快發生。在這個理由之下，那些被納粹政府謀殺的猶太人並不是被謀殺；相反的，他們必須是「自殺」，因為他們就是政府（納粹政府透過民主選舉產生），因此，政府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他們自願的。有些人認為沒有必要痛打這點，但有大量群眾或多或少持有這種謬論。

因此，我們必須強調，「我們」不是政府，政府不是「我們」。政府不以任何準確的意義「代表」廣大群眾。[1] 但是，即使它真的「代表」廣大群眾，即使有70%的人口決定謀殺剩下的30%的人口，這仍然是謀殺，而不是那些少數被屠殺者的自願自殺。[2] 沒有任何整體主義比喻或「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等說詞，可以掩蓋這個基本事實。

那麼，如果「國家」不是「我們」，如果它不是聚在一起替共同問題做決定的「人類家庭」，如果它不是一個兄弟會或鄉村俱樂部，它是什麼？簡單地說，國家是一種試圖在某特定疆域範圍內壟斷武力與暴力使用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它是社會中唯一不靠自願捐款或提供服務取得支付，而靠強制手段取得收入的組織。社會上的個人或機構生產商品與服務，並將這些商品與服務透過和平且自願交易的方式出售給其他人以得到收入；「國家」則使用義務來獲得收入，也就是說，透過使用或威脅使用監獄與刺刀。[3] 因為「國家」使用武力與暴力來獲得收入，它將普遍性地規範與命令其目標個體的其他行動。有些人認為只要簡單觀察全球歷史上的所有國家就足以證明這個說法，但這個掩蓋國家活動的神話瘴氣由來已久，詳細闡述仍是必要的。

最初發表於Murray N. Rothbard，《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 Against Nature and Other Essays》，Auburn, Ala.: Mises Institute，2000年［1974年］，頁55-88。

1 我們無法在本章細細闡述許多「民主」的問題與謬誤。在這裡我只想說，某個人的真正代理人或「代表」總是聽令於那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被解僱，也不能違反委託人的利益或願望。顯然，民主國家的「代表」永遠不能滿足這種代理人的職能，只有在自由意志主義社會中才能兼容。

2 社會民主主義經常反駁道，由多數選擇出統治者的民主，在邏輯上意味著，多數必須留給少數一定的自由，因為少數可能有一天會成為多數。撇開其他缺陷不談，少數成為多數的這種說法顯然不成立，例如，當這些少數是不同於多數的種族或民族。

3 Joseph A. Schumpeter，《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and Bros.，1942年，頁198。

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摩擦與對抗日益加劇，首先體現於這個事實…「國家」的收入，仰賴於透過政治力量將私人部門的生產活動偏離於原先的私人目的。整個稅收理論建構於會員會費或購買服務的譬喻上，也就是說，學者唯一證明它為社會科學的是科學性思維習慣。
另參Murray N. Rothbard，「The Fallacy of the ‘Public Sector’」，《New Individualist Review》，1961年夏季，頁3以後。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之間怎麼互動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之間怎麼互動

國家解剖學｜國家之間怎麼互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 Oxfam International via photopin cc

由於地球上的領土面積被不同國家瓜分，國際關係肯定佔用了國家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國家自然傾向於擴大自己的權力，而這種擴張的外部表現則體現於領土征服。除非這片領土不受國家統治或無人居住，任何國家擴張都會帶來現有國家統治者之間的固有利益衝突。只有一組統治者可以獲得在任何給定領土面積上的脅迫壟斷，X國只能透過驅逐Y國獲得某一時段中某個疆域的完全統治權。戰爭雖然有風險，但其打斷和平時期、轉移聯盟並合併不同國家，仍是不斷體現的趨勢。

我們已經看到從「內部」或「內政」限制國家的企圖，經過17到19世紀的發展，演進到最顯著的憲政形式。而「外部」或「外交」的對應發展則是《國際法》，尤其《戰爭法》和「中立國權利」等形式。[37] 部分的國際法起源於純粹的私法，因為有越來越多商人需要保護私有財產與仲裁糾紛，例如《海事法》和《商事法》。政府統治者間自願性地不施加任何高於各別國家的世界政府。《戰爭法》的目標是用來限制國家之間對國家機器本身的破壞，從而保護無辜「平民」大眾遭受屠殺與戰爭破壞。中立國權利發展的目標是保護私人國際貿易免於被交戰國家之一奪取，甚至是與「敵國」的貿易。最重要的是限制戰爭規模，特別是限制對中立國民眾甚至是交戰國民眾的破壞。

法學家F.J.P. Veale動人地將其描述為15世紀義大利短暫蓬勃發展的「文明戰爭」：

中世紀的義大利富有民眾與商人忙著賺錢與享受生活，他們不想肩負防禦自己這個辛苦又危險的任務。因此，他們聘僱傭兵替他們戰鬥，節儉又務實的公眾在不需要傭兵的服務時，就會解僱這些傭兵。當時的戰爭，是受僱於交戰雙方的傭兵團間的戰鬥。…這是第一次，軍人變成合理且相對無害的職業。這一時期的將領使用精湛的技藝互相對抗，但當某方贏得優勢時，他的對手一般會撤退或投降。公認的規則是，只有反抗的城市會被攻擊：它們總是可以透過支付贖金獲得戰爭免疫。…其自然的結果，從來沒有城市進行抵抗，明顯的，人民收回對無法提供保護之政府的忠誠。平民對於戰爭並不很擔心，因為戰爭是職業軍人的事。[38]

Nef也點出了18世紀歐洲這種平民與國家間戰爭脫離的情況：

就連郵政通信也不會在戰爭期間被成功地限制。信件的流通不受任何審查，這是令20世紀心靈感到驚訝的自由。…交戰國的國民會在見面時彼此交談，當他們不能見面的時候，他們之間的對應關係不像敵人而像朋友。現代幾乎不存在這種概念…任何敵對國家的國民僅為他們統治者的好戰行為部分負責。沒有任何戰時統治者能有效禁止與敵國人民的通信。將宗教崇拜與信仰和間諜活動連結的老式訊問不再，甚至也沒有政治或經濟思想交流的文字獄。護照最早是用來在戰爭時期提供安全保障。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很少會有歐洲人放棄他到敵國的旅行。[39]

貿易漸漸被發現到對雙方都有利，許多18世紀的戰爭被相當數量的「通敵貿易」抵消。[40]

國家在本世紀將文明戰爭的規則又推進了多遠，在此無須多言。當今時代的總體戰爭，加上完全毀滅技術的發展，把戰爭局限於國家機器的這個想法，看來似乎比美國原始《憲法》還過時。

當國家不處於戰爭狀態時，往往需要協議來將摩擦保持在最低限度。其中一個詭異地獲得廣泛接受的理論，是所謂的「神聖條約」。這個概念被看作與「神聖合約」相對應。但條約與真正的合約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合約以精確的方式轉移私有財產的所有權。由於政府在任何意義上並不擁有「自己的」疆域，它所作的任何協議並沒有授予相對的財產權。例如，如果瓊斯將他的土地銷售或贈與給史密斯，瓊斯的繼承人不能合法地驅逐史密斯的繼承人並聲稱該土地屬於他。財產的所有權已經轉移。老瓊斯的合約自動綁定在年輕瓊斯身上，因為前者已轉讓財產；因此，年輕瓊斯沒有財產權。年輕瓊斯的財產權僅限於繼承自老瓊斯的部分，而老瓊斯只遺贈他仍擁有的財產。但如果政府在某個特定日期，例如，魯里坦尼亞國被沃達維亞國政府脅迫甚至是賄賂進而放棄部分領土，這兩國政府或人民以神聖條約為由永遠禁止魯里坦尼亞國統一是個荒謬的主張。這兩個政府並不擁有任何位於北魯里坦尼亞國的人民或是土地。依推論，政府當然可以不因為條約而被前政府綁定。同樣，一個推翻魯里坦尼亞國王的革命政府，也很難被認為該為魯里坦尼亞國王的行為或債務負責，政府不是孩子，不是一個前任財產所有者的真正「繼承人」。

37 這些要與現代國際法加以區別，現代國際法透過像「集體安全」等概念擴大戰爭的規模。

38 F.J.P. Veale，《Advance to Barbarism》，Appleton, Wis.: C.C. Nelson，1953年，頁63。同樣，Nef教授描述18世紀法國、西班牙與撒丁島對抗奧地利的義大利唐卡洛斯戰爭：

盟國進攻米蘭並於幾周後進攻帕爾馬…敵對雙方的軍隊在城外進行激烈戰鬥。沒有任何一處對於其中一方抱持同情。他們唯一的擔心是軍隊進城掠奪。但這種擔心被證明毫無根據。帕爾馬市民甚至跑到城牆觀戰。（John U. Nef，《War and Human Progres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年，頁158。

另參：Hoffman Nickerson，《Can We Limit War?》，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1934年。）

39 Nef，《War and Human Progress》，頁162。

40 同上，頁161。有關美國革命領導人倡導通敵貿易，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 Press，1946年，卷1，頁210-211。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如何超越自身限制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如何超越自身限制

國家解剖學｜國家如何超越自身限制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praline3001 via photopin cc

正如Bertrand de Jouvenel嚴肅地指出，經過幾個世紀後，人們形成限制並檢核政府統治活動的概念；然而，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利用其知識分子盟友，將把這些概念轉化成合法化並美化政府法令與行動的知性橡皮章。起初，在西歐，神的全權（divine sovereignty）概念認為君王只能依照神的法則統治；但君主把這個概念變成批准自己所有行為的橡皮章。議會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的概念後來開始流行，用來檢核專制君權統治；當國會基本上也變成國家的一部分且其行為完全自主時，這個概念已死。如de Jouvenel的結論：

許多主權理論的作家研究出…這些限制政府的措施。但最終，每個理論或遲或早都會失去原有目的，幾乎變成權力的跳板，為任何能成功自認的無形主權提供了強大的援助。[20]

John Locke和《權利法案》中與之類似但有更具體原則的「天賦人權」；功利主義者把它從自由的主張轉變成抵禦國家侵略自由行為的主張等等。

當然，至今限制國家權力最雄心勃勃的企圖，莫過於《權利法案》與《美國憲法》的部分限制，在這些限制國家的成文法中，詮釋基本法的司法部門理應獨立於政府其他部門。所有的美國人都對上世紀《憲法》限制不斷被擴張的過程相當熟悉。但少數人能像Charles Black教授一樣，看到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大量轉換司法意見，將本來用來限制政府權力的措施，變成另一個意識形態上合法化政府活動的工具。如果「違憲」被視為政府權力的強力檢核，那麼，隱晦或公開的「合憲」判決，就會變成促進公眾接受政府權力不斷擴張的強大武器。

Black教授在分析一開始就指出「合法性」是國家延續的關鍵必要，「合法化」象徵基本的多數民眾接受政府及其活動。[21] 讓民眾接受政府的合法性就成了美國這類國家的關鍵問題，因為這些地方的「政府理論內建了實質性限制」。Black補述，政府還需要一個確保民眾相信政府權力確實「合憲」的措施。他的結論是，這種措施就是司法審查的主要歷史作用。
讓Black替我們說明這個問題：

對於政府而言，最大的風險在於廣大民眾之間蔓延的不滿與憤怒以及政府道德權威的喪失，不管這個政府是透過武力、慣性或缺少吸引人的立即替代品而存在。幾乎每個人都生活在有限權力的政府下，遲早會遇到一些他認為超出政府權力或者是政府被禁止的政府活動。人民被管制，僅管在《憲法》中找不到相關法條。…農民被告知種植小麥的上限；農民相信並找到其他受人尊敬的律師也同樣相信，政府規定他能種多少小麥的權力不會比規定他的女兒要嫁給誰要來得多。人民因為說出自己的想望而被送入聯邦監獄，在牢房中重覆說著…「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自由的法律」。…商人被告知能夠購買也必須購買多少數量的酪乳。

危險變得真實，因為這些人（有誰不是這些人之一？）將面對限制政府的概念以及政府實際上（他所看到的）明目張膽地擴權，並得出政府地位與合法性的明顯結論。[22]

而國家透過設立某個擁有最終裁決是否合憲的機構來避免這種危險，分析到最後，這個最終裁決機構必須是聯邦政府的一部分。[23] 這個表面上獨立的聯邦司法機構扮演重要角色，它的行為被大多數人奉為「聖經」，而事實上，司法機構是政府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行政與立法部門任命。Black坦承這意味著國家正在任命自己當法官，這違反了旨在公正判決的基本法律原則。他斷然拒絕任何其他的可能解釋。[24]

Black補充道：

接下來的問題是要設計出一種政府機制，（希望）讓裁決結果把反對政府做自己法官的意見降低到可接受的最低強度。如果這點被做到了，你的反對意見，僅管理論上仍然站得住腳（我劃上斜體字），但實際上卻失去力量，因為合法化的裁決機構會贏得接受。[25]

分析的最後，Black發現這種國家永遠自主裁決下所謂的正義與合法性成就，是「一個奇蹟」。[26]

Black教授將他的論點套用至著名的最高法院與羅斯福新政衝突，他敏銳地斥責他那些親新政的同事們譴責司法阻撓的短視：

羅斯福新政與法院間的標準版故事，僅管內容精確旦卻錯置重點。…把焦點集中在困難上；然後幾乎忘記整個事情是怎麼開始。其結果的問題是（這是我想強調的），在猶豫不決了24個月後…最高法院並未修改任何一條草案，或者，事實上，它替羅斯福新政以及全新概念的美國政府蓋上合法性的印章。[27]

這樣一來，最高法院的意志能平息大量強烈反對新政並認為其違憲的美國民眾：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憲法》諭知的自由放任查理小王子，仍然擾動那些住在虛幻蘇格蘭高地的狂熱分子的心。但對於國會具有憲法權力處理國家經濟這事，不再會有任何重大或危險的公眾疑問…。

除了最高法院以外，沒有其他辦法賦予新政的合法性。[28]

Black認知到將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最終詮釋權交給最高法院是個極大漏洞，而另一個更早認知到此事實的政治理論家是John C. Calhoun。Calhoun並不將這視為「奇蹟」，而對《憲法》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在他的專題論文中，Calhoun演示出國家突破此種《憲法》限制的內在傾向：

成文的憲法肯定有許多優勢，但假設光是這些規定就能限制政府權力是個極大錯誤，因為沒有加入強制遵守這些規定且足以防止執政黨濫用權力的保護（我劃上斜體字）。執政黨，對於為了保護社會而使得政府成為必要的《憲法》，傾向於贊成《憲法》賦予的權力並反抗《憲法》所施加的限制。…而在野黨或少數黨，相反的，則會採取對立的立場，把它們（《憲法》限制）當成對抗執政黨的重要保護。…但他們沒有任何辦法迫使執政黨遵守限制，唯一的救命稻草是嚴格式《憲法》重建。…執政黨將提出自由式重建與之對抗。…使它成為對抗重建的重建－不是收縮政府權力，而是最大可能地擴大政府權力。但執政黨擁有幾乎所有資源來實施它的自由式重建，而在野黨則被剝奪強制執行嚴格式重建的手段時，在野黨的嚴格式重建還有什麼辦法可以用來與執政黨的自由式重建對抗？如此不平等的較量，結果無庸置疑。贊同限制的黨將被擊敗。…比賽結束後《憲法》將被顛覆…限制最終被廢止，而政府被轉換成一個無限權力。[29]

J. Allen Smith教授是少數讚賞Calhoun《憲法》分析的政治科學家。Smith指出《憲法》設計了檢核與制衡來限制任何政府權力，但並未發展出最高法院的最終解釋權壟斷。如果聯邦政府是為了檢核州政府是否侵犯獨立個人的自由，那誰來檢核聯邦政府的權力？Smith認為，《憲法》隱含的檢核與平衡概念，意思是沒有任何府分支擁有最終解釋權：「人們假設新政府不被允許確定自己的權力限制，因為這種自我設限使得新政府至高無上，而非《憲法》。」[30]

Calhoun（本世紀Smith扮演此角色）的解決方案是著名的「同步多數（concurrent majority）」原則。如果在這個國家中有任何實質上的少數族群，特別是州政府，認為聯邦政府濫用權力並侵害少數時，這些少數族群將能以該項措施違憲行使否決權。適用在州政府時，這個理論也暗示聯邦法律或裁決對州政府司法管轄具有「無效」權。

理論上，這樣能夠確保憲政系統檢核聯邦政府對任何州政府或個人的侵害，因為州政府能夠檢核聯邦政府濫用權力。然而，雖然這樣的限制將比現有狀態更有效率，Calhoun的理論仍有許多困難與問題。如果，次族群對於與己相關的議題擁有否決權，為什麼要把這種權力停在州政府？為什麼不讓縣政府、市政府或區政府也有這種否決權？此外，相關利益人並非全都是地區性的，也可能是職業性、社群性等等。為什麼不讓烘培師、計程車司機或其他任何職業者擁有否決權？難道他們對於自身相關的議題沒有否決權？這種將無效理論局限於政府機構本身具有一個重點。我們別忘了，聯邦政府、州政府還有其他相關分支，都同樣是國家機構，同樣都受到國家利益考量支配，而非民眾的個人利益。如果Calhoun理論被拿來反用，專制的州政府只在聯邦政府干預其專制的時候才實施否決權呢？或州政府默認聯邦政府的專制？要怎麼避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組成利益聯盟，共同剝削民眾？如果某些私營部分的職位被賦予某種形式的政府代表「功能」，要怎麼避免這些人利用國家獲得補助與特權，甚至是實施強制性卡特爾呢？

簡言之，Calhoun沒有把他的開創性理論延伸得夠遠：他沒有把這個理論推論到像他一樣的個體。畢竟，如果最終保護的是個體權利，那麼同步多數的一致理論也應該適用於每個獨立個體；也就是某種形式的「一致同意原則（unanimity principle）」。當Calhoun寫道「政府不應該在未獲得同步多數同意時繼續或進行活動」時，他也許在不知不覺中，暗示了這樣一個結論。[31] 但這種猜測讓我們偏離主題，順著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的，是一個很難被稱為「國家」的政治制度。[32] 舉個例子，州政府的無效權邏輯上意味著從國家分裂出去的權利，因此，個體的無效權也就意謂著任何個體都有權從他所生活的州「分裂出去」。[33]

因此，國家總是表現出驚人的天賦，將權力擴大到任何強加給它的限制之上。由於國家必然仰賴對私人資本的強制沒收，也因此，它的擴張必然涉及對私人與民營企業越來越大範圍的侵害，我們必須斷言國家在深層本質上反資本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格言的相反，馬克思說國家統治階級是所謂資本家的「執行委員會」。相反的，國家這個政治手段的組織，構成並發源「統治階級」（或該說統治貴族），並且是永久性地反對真正的私人資本。因此，我們可以用de Jouvenel的話說：

只有那些只知道自己的事而不清楚「權力」在幾千年來所作所為的人，才會把這些程序（國有化、所得稅等）視為原則理論的成果。這些事實上只是權力的一般表現，和亨利八世沒收修道院的行為本質上沒什麼差別。同樣的原理在發揮作用；對權威、資源的飢渴；這些都以同樣的特質操作，包括迅速分享戰利品。無論是不是社會主義者，「權力」總是在與資本家戰爭並掠奪資本家累積的財富；這麼做不過就是遵循天性。[34]

20 De Jouvenel，《On Power》，頁27以後。

21 Charles L. Black. Jr.，《The People and the Court》，New York: Macmillan，1960年，頁35以後。

22 同上，第42-43。

23 同上，頁52：

（最高）法院的首要與主要任務是確認（validation），而不是無效（invalidation）。一個有限權力政府所需要的，從頭到尾，都是滿足民眾以為它已盡可能地待在現有權力範圍。這是政府合法性的條件，而它的合法性，長期而言，也就是它存在的條件。而法院在歷史上都扮演合法化政府的角色。

24 對Black而言，這個「解決方案」的矛盾不言自明：

國家的最終權力…必須停在法律要求其停止處。而誰來設定這個限制、強制執行這個停止，並對抗強大的權力？為什麼是國家自己扮演這個角色，當然，它透過法官和法律。誰控制溫度？誰教育那些知識分子？（同上，頁32-33。）

而且：

在主權國家的政府權力問題上，找不到除了政府以外的裁判。每個國家的政府，只要它還是個政府，就有自身權力範圍的最終發言權。（同上，頁48-49。）

25 同上，頁49。

26 這個政府化腐朽為神奇的手法，讓人想起James Burnham形容政府的神秘主義和非理性理由：

在遠古時代，科學幻想尚未破壞傳統智慧之前，城市的創始人被認為是神或半神半人。…不管是政府的起源或是合法性都沒有辦法以理性術語解釋…為什麼我要接受世襲、民主或其他合法性原則？為什麼某個原則能夠證明我被某個人統治的合法性？…我接受原則，嗯…只是因為我接受，因為事情就是這樣。

James Burnham，《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Chicago: Regnery，1959年，頁3-8。但是，如果有人不接受這些原則呢？還有什麼其他「路」可走？

27 Black，《The People and the Court》，頁64。

28 同上，頁65。

29 John C. Calhoun，《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1953年，頁25-27。另參：Murray N. Rothbard，「Conservatism and Freedom: A Libertarian Comment」，《Modern Age》，1961年春季：219。

30 J. Allen Smith，《The Growth and Decad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New York: Henry Holt，1930年，頁88。Smith補述：

顯然，《憲法》的條款目的是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如果解釋與執行《憲法》的權力交到它原先設計來抑制的當局手上，《憲法》很快就會無效。很明顯，常識都知道沒有任何政府機關應該要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權力。

這很清楚，常識和「奇蹟」主宰著如何看待政府的迥異觀點（頁87）。

31 Calhoun，《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頁20-21。

32 近年來，一致同意原則（unanimity principle）經歷了被高度稀釋的復興，尤其是James Buchanan教授的著作。然而，將一致同意原則注入目前狀態，僅將它適用於對現狀的改變而不涵蓋現有法律，其結果只不過是另外一個避免政府搶劫的有限概念。如果一致同意原則只適用於對法律與法令的改變，這個「原始出發點」的不同性質會造成相當不同的結果。另參：James Buchanan與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年，各處。

33 參照：Herbert Spencer，「The Right to Ignore the State」，《Social Statics》，New York: D. Appleton ，1890年，頁229-239。

34 De Jouvenel，《On Power》，頁171。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的恐懼為何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的恐懼為何

國家解剖學｜國家的恐懼為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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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擔心的，當然，是對自身權力還有存在的根本威脅。國家的滅亡主要透過兩種方式：（a）被另外一個國家征服，或（b）被自己的人民革命性推翻－簡言之，就是戰爭或革命。戰爭和革命這兩個基本威脅，總是引起國家統治者最多努力與對人民的宣傳。如上所述，不管是什麼方法，始終都是用來動員群眾替國家防衛，並讓他們以為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當這種徵昭降臨在那些拒絕「捍衛自己」的人時，這個概念的荒謬變得明顯，他們被迫加入國家軍隊：更不用說，他們不被允許「抵抗」「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戰爭期間，國家以「防禦」和「緊急」等口號，將國家權力推到極端，並強加那些在和平時期可能會被公開抵制的暴政。戰爭從而提供了國家許多好處，事實上，每次的現代戰爭都留給交戰人民國家對社會的永久性負擔增加。此外，戰爭提供誘人的機會，讓國家能征服更多行使壟斷權的土地面積。Randolph Bourne的「戰爭是國家的健康之道」肯定正確，但對任何國家而言，戰爭也可能意味著破壞健康或是嚴重傷害。[35]

對於國家主要是在保護自己而不是它所聲稱的人民的這個假設，有個方法可供測試：國家對於哪些罪名特別追究且懲罰最重－是那些侵犯民眾還是那些侵犯國家的？在國家的字典中，最嚴重的罪通常不是對個人或私有財產的侵害，而是對國家本身的威脅，例如：叛國、逃亡、拒絕兵役、顛覆國家政權、暗殺統治者，還有偽鈔或逃避所得稅等對抗國家的經濟犯罪。或者，比較一下國家追究私人襲警的認真程度，以及國家賠償受侵害民眾的程度。奇怪了，國家公開地將自身防禦優先於公眾，並以不符合國家存在目的為由打擊少數人。[36]

35 我們已經看到知識分子的支持對國家至關重要，而這種支持也包括反對兩個嚴重的國家威脅。因此，美國在進入一次大戰時美國知識分子的作用，參見Randolph Bourne，「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s」，《The History of a Literary Radical and Other Papers》，New York: S.A. Russell，1956年，頁205-222。如Bourne所述，知識分子普遍用來替國家行動爭取支持的工具，是把任何管道中所討論的範圍侷限於政策內容，並阻止任何根本上對政策基本框架的批判。

36 如Mencken以他獨特的方式所述：

這個幫派（「剝削者構成的政府」）對於懲罰早就免疫。嚴重勒索甚至是公開替私人牟利，在我們的法律中都沒有一定的懲罰。這個共和國開張的前幾天，只有不到幾十個成員被彈劾，最後只有少數走下坡的人被送進監獄。為反抗政府勒索而坐在亞特蘭大和萊溫芙絲鎮抗議的人，總是比那些譴責政府壓迫納稅人自肥的政府官員要多出10倍。（Mencken，《A Mencken Chrestomathy》，頁147-148。）

有關個人免於被其「保護者」侵害之保護措施缺乏的生動描述，參照：H.L. Mencken，「The Nature of Liberty」，《Prejudices: A Selection》，New York: Vintage Books，1958年，頁138-143。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leg0fenris via photopin cc

一旦某個國家被建立，統治集團或「貴族」的問題變成如何維護自己的統治。7由於武力是他們的手段，他們的長期的基本問題在於思想。為了繼續留任，任何政府（不只「民主」政府）都必須獲得多數統治民眾支持。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支持不必是主動的熱情；它也可以被當成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而被動接受。但它必須在某種意義上受到某種形式的支持，否則少數的國家統治者最終會被積極的多數反抗群眾給推翻。由於掠奪仰賴生產盈餘的支持，構成「國家」的全職官僚（與貴族）必須要占疆域總人口的相對少數，僅管它們會透過收買疆域內的主要族群結成盟友關係。因此，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始終都是確保自己被廣大的民眾主動或被動接受。[8], [9]

當然，獲得支持的方法之一就是創造既得利益。因此，只有國王一個人是無法統治社會的；他必須要有數量龐大的追隨者作為統治的先決條件，例如全職官僚或體制派貴族等國家機器的成員。[10] 但這只確保了少數的積極支持者，甚至連用補貼或其它特權等政策收買手段都難以獲得多數人同意。為了獲得這個重要的支持，多數民眾必須被說服，相信他們的政府良好、明智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肯定比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好得多。在民眾間宣傳這種意識形態是「知識分子」重要的社會任務。大部分的民眾不會自己創造想法，或甚至獨立思考這些想法；他們被動地追隨那些被知識分子接受並傳播的思想。因此，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上的「意見塑造者」。而國家最迫切需要的正是「意見塑造者」，這個國家暨知識分子歷史悠久的聯盟關係變得清晰。

很明顯的，國家需要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需要國家的理由卻不是那麼明顯。簡言之，我們或許可以說，知識分子在自由市場上從沒得到穩定的生活；知識分子必須依賴於其追隨群眾的價值觀與選擇，而普羅大眾的特性之一就是對知識問題一般不感興趣。但另一方面，國家願意在國家機器中提供這些知識分子安全又永久的職位，換句話說就是穩定的收入跟社會威望。知識分子提供國家統治者重要的社會功能而得到豐厚回報，他們現在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11]

這種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盟，以19世紀柏林大學的教授們爭相成為「霍亨索倫王朝的學者保鏢」作為象徵。在此揭露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對Wittfogel的古代東方專制批判研究所做的評論：「Wittfogel教授狠狠挖苦的文明，讓詩人與學者成為官員。」[12] 我們可以在無數的例子中，舉出近期發展的策略「科學」是為了替政府的主要暴力手臂服務：軍隊。[13] 此外，官方或「御用」歷史學家這個受人尊敬的機構，致力於大力推廣統治者對於自身或其前人所為的觀點。[14]

國家與其知識分子以眾多說詞誘導臣民支持他們的統治。基本說法可歸納如下：（a）國家統治者是個偉大又明智的人（「神權統治」、他們是人中「貴族」、他們是「科學專家」），總之比那些良好但是相對頭腦簡單的臣民更偉大也更明智，及（b）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管制不可避免、絕對必要，總比它垮台後隨之而來無法形容的災難要好得多。教會暨國家聯盟就是歷史最悠久也最成功的思想機器。統治者要不是被神指派，就是像許多東方專制主義的極權統治情況一樣，統治者自己就是神，因此，任何對統治者的反抗都是褻瀆。國家祭司就扮演了獲取民眾支持的基本知識份子功能，甚至是製造對統治者的崇拜。[15]

另一個成功的手段是灌輸民眾對任何其他統治系統或非統治狀態的恐懼。現有的統治者提供公民應該為此感激流涕的基本服務：對抗零星罪犯與掠奪者的保護。對國家而言，為了維護自己的掠奪壟斷，它確實瞭解得把私人、非系統性的犯罪保持在最低限度；國家總是覬覦於自己的領地。特別是近幾個世紀以來，國家成功地灌輸了人民對他國統治者的恐懼。由於全世界的土地大都被特定國家給瓜分，國家的基本教義就是要確定自己的管轄領土。由於多數人往往偏愛自己的祖國，這種人民對土地以及同胞的認同感造就了對國家有利的愛國主義。如果「魯里坦尼亞國」被「沃達維亞國」攻擊，國家和其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服他們的人民，這次襲擊的目標是他們，而不僅是魯里坦尼亞國的統治貴族。這樣一來，統治者之間的戰爭就被轉化成人民之間的戰爭，人民捍衛他們的統治者，因為他們誤以為統治者是在替他們防守。這種「國家主義」的手段在近幾世紀的西方文明中相當成功；但其實不久以前，民眾將戰爭視為不同貴族間的戰鬥，與己無關。

國家在幾世紀以來運用了許多微妙的思想武器。其中一個武器是「傳統」。國家維持統治的時間越久，這項武器就越強大；如此，X王朝或Y國家會因為幾百年的傳統而顯得有份量。[16] 對於自己祖先的崇拜，被轉變成對古老統治者的崇拜。國家最大的危險是獨立知識分子的批評；再沒有比褻瀆祖先智慧更理想的工具，可以用來壓制批評、孤立意見或任何新興的質疑。另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是抨擊社會上的個人主義並發揚集體主義。因為所有現有政權都意謂著主流群眾的支持，任何對統治者造成威脅的思想都只會從一個或少數幾個獨立思考的個體開始。新的思想，以及少得多的關鍵思想，都必須從少數意見開始；因此，國家必須透過嘲笑違抗多數意見的觀點來扼殺危險的思想新芽。「只聽哥哥的話」或「適應社會」因而成為摧毀個體異議的思想武器。[17] 透過這些措施，廣大民眾永遠不會認知到他們的國王穿的新衣並不存在。[18] 對於國家而言，讓統治看似不可避免也至關重要；即使它的統治並不受歡迎，它仍能獲得被動的接受支持，變成「唯獨死亡和繳稅不可避免」的見證者。方法之一是引進與自由意志論抗衡的歷史決定論。如果X王朝統治我們，它就成為無情的歷史法則（或神的意志、絕對統治或唯物史觀），任何渺小的個人都無法改變這個不可避免的諭令。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國家任務，是誘導人民厭惡「歷史陰謀論」；因為探尋「陰謀」意謂著探尋國家誤導歷史的動機與責任。如果有任何由國家實施的專制、賄賂或侵略戰爭，都不是國家統治者所造成的，而是神祕的「社會驅動力」或不完美的國家或世界，有的時候是每個人都要為此負責（如「我們都是謀殺者」口號），藉此，人民沒有理由憤怒並反抗這些劣跡。此外，攻擊「陰謀論」，意謂著讓那些人民變得輕信國家拿來替專制脫罪的「共同利益」。「陰謀論」透過動搖人民對國家思想宣傳的信任，進而顛覆整個系統。

另一個強迫人民服從國家意志的方法是誘導人民的「罪惡感」，屢試不爽。任何私人財產的增加都可以用「不合理的貪婪」、「唯物主義」或「過度富裕」來攻擊，而獲取利潤則被攻擊為「剝削」和「高利貸」，雙方互惠的交換行為被指責為「自私」，還有不知怎地出現應該有更多資源從私人部門挪用至「公共部門」的結論。導入罪惡感讓人民更願意服從國家。個人往往沉迷於「自私貪婪」，而國家統治者在交易行為上的失敗，反而變成他們奉獻給更崇高目標的象徵－相比於和平且具生產性的工作，寄生性的掠奪顯然更符合道德要求。

在現今更加世俗化的時代中，國家的神聖權利被新興的科學之神補全。國家現在透過宣稱自己超科學的專家規畫所統治。雖然「理性」比過去幾世紀以來更受強調，但這不是個體與自由意志的理性，它仍然是集體主義與宿命論，仍然意謂著統治者強制操弄被動的人民。

頻繁使用科學術語，讓國家的知識分子能夠用蒙昧主義編織對國家統治的辯解，這種事在以前較簡單的時代中只會受到民眾的譏笑。如果有強盜說自己正在幫助受害者，因為他的消費有助於刺激零售貿易，這種說法肯定沒什麼信徒；但如果用凱因斯主義的方程式還有他令人印象深刻文獻中的「乘數效應」來偽裝，不幸地將帶來許多信徒。其結果是被拿來攻擊常識，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方式執行這個任務。

因此，思想支持對國家非常重要，它必須不斷試著讓公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認可它的「合法性」，用來區別國家活動與單純盜竊。這種攻擊常識的不懈決心不令人意外，Mencken生動地主張：

一般人不管再怎麼錯，至少都能清楚看到政府是與他和他的同胞不同的存在的：政府是一個分開、獨立的敵對勢力，只有少部分會受到他控制但卻能對他造成大量傷害。搶劫政府在無處不被視為比搶劫個人或甚至企業更輕微的犯罪難道不是事實？…這些想法背後，我相信，是政府與其人民深層的根本對立。可以理解的是，被選來掌舵公共事業的人不會是公民個體，而是獨立且自主的法人團體，主要致力於剝削大眾並為自己的成員謀利。… 當某個普通公民被搶劫時，意味著某個有價值的人被剝奪其勤儉的成果；當政府被搶劫時，最糟的不過是某些流氓和懶漢手上的錢比以前少。他們賺取這些錢的概念永遠不會被擁戴；對大多數明智的人而言，這顯得荒唐可笑。[19]

7 「貴族」是透過國家強制授權或實施的特權族群。有關「貴族」與馬克思的社會「階級」概念的關鍵區別，請參：Ludwig von Mises，《Theory and History》，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年，頁112以後。

8 這種接受並不意味著該國的規則成為「自願」；即使受到多數人的積極支持與渴望，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一致的支持。

9 Étienne de la Boétie、David Hume和Ludwig von Mises等尖銳的政治理論家都展示出：不管政府對公民如何「獨裁」，每個政府都必須確保獲得這種支持。參照：David Hume，「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Essays, Literary, Moral and Political》，London: Ward, Locke, and Taylor，頁23；Étienne de la Boétie，《Anti-Dictato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2年，頁8-9；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uburn, Ala.: Mises Institute，1998年，頁188以後。其他la Boétie對於國家分析有所貢獻的內容，參：Oscar Jaszi與John D. Lewis，《Against the Tyrant》，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1957年，頁55-57。

10 La Boétie，《Anti-Dictator》，頁43-44：

每當某個統治者因利慾薰心變得貪婪非凡並成為獨裁者時，那些聚集在他周圍支持他的人，都是為了分一杯羹，當個大暴君下的小酋長。

11 這決不意味著所有知識分子都會與國家聯合起來。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聯盟的敘述，參照：Bertrand de Jouvenel，「The Attitude of the Intellectuals to the Market Society」，《The Owl》，1951年1月，頁19-27；同上，F.A. Hayek編，「The Treatment of Capitalism by Continental Intellectuals」，《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年，頁93-123；再版於George B. de Huszar，《The Intellectuals》，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1960年，頁389-399；以及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 Meridian Books，1975年，頁143-155。

12 Joseph Needham，「Review of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Science and Society》，1958年，頁65。Needham在頁61還寫道「成功的（中國）皇帝身旁有數目龐大且具有仁德、無私的士大夫支持」。Wittfogel指出，光耀統治階級的儒家學說廣受君子士大夫官員的接受，而這些人注定會成為對百姓發號施令的專業統治者。Karl A.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年，頁320-321與各處。與Needham不同態度的意見，參照：John Lukacs，「Intellectual Class or Intellectual Profession?」，de Huszar，《The Intellectuals》，頁521-522。

13 Jeanne Ribs，「The War Plotters」，《Liberation》，1961年8月：13。「策略家堅持認為，他們的軍事專業應得到相當於學術專業的尊嚴。」另參：Marcus Raskin，「The Megadeath Intellectual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63年11月14日：6-7。

14 因此，史學家Conyers Read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主張鎮壓的歷史事實是為了服務「民主」與國家價值觀。Read宣稱：「總體戰爭，無論是熱或冷，都須徵集所有人並呼籲大家發揮自己的作用。歷史學家對此的義務並沒有比物理學家少。」Read，「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istoria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1年，頁283以後。對Read的批評以及其他歷史主張，參照：Howard K. Beale，「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53年8月，頁227-255。另參照：Herbert Butterfield，「Official History: Its Pitfalls and Criteria」，《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52年，頁182-224；及Harry Elmer Barnes，《The Court Historians Versus Revisionism》，頁2以後。

15 參照：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頁87-100。有關宗教在古代中國與日本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參：Norman Jacobs，《The Origin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58年，頁161-194。

16 De Jouvenel，《On Power》，頁22：

服從的根本原因是它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權力變成既成事實。從最早出現的歷史記載開始，它總是主宰人類命運…統治（社會）的政權及其累積在人民心中的影響力，在將其特權移交給下一任之前，不會消失。而繼任的政府在隨後幾百年中統治同一個社會，可以視為持續增生的相關政府。

17 中國運用宗教的手法，請參Norman Jacobs，各處。

18 H.L. Mencken，《A Mencken Chrestomathy》，New York: Knopf，1949年，頁145：

所有的（政府）都知道，每個原始的想法都是潛在的變化，也可能是對目前特權的入侵。對任何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是那些能夠獨立思考而不受迷信與禁忌約束的人。幾乎不可避免的，這些人會得出結論，認為目前的政府不誠實、瘋狂且難以忍受，所以，如果他是浪漫主義者，他會試圖改變現狀。即使他不是浪漫主義者，他也很容易讓那些浪漫主義者感染到這種不滿情緒。

19 同上，頁146-147。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是什麼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是什麼

國家解剖學｜國家是什麼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Dunechaser via photopin cc

人光著屁股來到這個世界，需要用頭腦學習如何取得資源，並將這些資源轉換（例如「資本」投資）到可以滿足需求並提高生活水平的形狀、型式與用途。為了做到這點，唯一方法得透過人的頭腦與精力來轉換資源（生產），並把這些產品拿去交換成他人生產的產品。人們已經發現，透過自願性的交換過程，參與交換者的生產力以及生活水平都能大幅提升。因此，透過使用自己的頭腦與精力從事生產與交換，是人們生存與創造財富的唯一「天賦人權」。作法如下：首先要尋找天然資源，然後透過轉換（如Locke所說的「加上自己的勞動力」）把這些資源變成他的個人財產，接著把這些財產拿去交換成同樣以類似過程產生的他人財產。因此，人類天性所構成的社會軌道，是「財產權」與贈與或交換這些財產的「自由市場」。透過這條軌道，人們學習到如何避免A犧牲B以取得稀有資源的「叢林式」競爭，而是大規模地以和平且和諧的方式生產並交換這些資源。

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Franz Oppenheimer指出，取得財富的方式只有兩種，而這兩種方式相互排斥；一種是上述的生產與交換方式，他稱之為「經濟手段」。另一種方法較簡單，因為它不需要生產力；也就是透過使用武力或暴力扣押他人的商品或服務。這種方式是一種片面沒收與竊取他人財產。Oppenheimer將這種方式稱為取得財富的「政治手段」。顯然，和平使用理性與精力進行生產是人類「自然的」軌道：是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生存與繁榮的手段。同樣明顯的，強制性、剝削性的手段違背自然法則；它具寄生性，不增加生產反而減損生產。「政治手段」虹吸生產給具寄生性與破壞性的個人或團體；這種虹吸效應不僅減損生產，還降低生產者積極生產多於自己生活所需的生產意願。長期而言，強盜因為不斷減少或消除其供應源而破壞了自己的生活。不僅如此，即使是短期而言，侵略者也正進行著違反人類天性的行為。

我們現在能夠更充分地回答這個問題：國家是什麼？「國家」正如Oppenheimer所言，是一種政治手段的組織；它在某特定疆域內進行系統化掠奪。[4] 犯罪頂多是零星與不確定的；而寄生則是短暫的，強加的寄生蟲可能在任何時間因為受害者抵抗而被移除。而「國家」則替掠奪私人財產提供了一個合法、有序且系統性的管道；它提供社會中的寄生者確定、安全且相對「和平」的生命線。[5] 由於生產必須先行於掠奪，自由市場的出現早於國家。「國家」從不是透過「社會契約」產生；它生於征服與剝削。經典範例是，征服者部落暫停自己搶劫與謀殺被征服部落的悠久歷史，然後發現，如果允許這些被征服部落活命並繼續生產，征服者就能夠變身統治者並獲得穩定的貢金，如此一來，掠奪的時間範圍會變得更長、更安全也更愉快。[6] 「國家」誕生的方法之一說明如下：在魯里坦尼亞國的南部丘陵地區，有一群強盜集團實際控制並管理某個疆域，最後這個強盜集團的首領宣稱自己是「南魯里坦尼亞國獨立主權政府的國王」；如果他和他的手下有足夠力量長久維持這條規則，揮揮魔棒！一個新的國家就此加入「國際大家庭」，先前的強盜領袖搖身一變，變成該疆域的合法貴族。

4 Franz Oppenheimer，《The State》，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6年，頁24-27：

人類有兩種根本上相斥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它們是工作與搶劫，前者是自己的勞動，後者是強行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我建議在以下的討論中，把使用自己的勞動並等價交換他人的勞動成果稱為「經濟手段」，而使用他人勞動成果滿足需求但不作對應回報則稱為「政治手段」。…「國家」是一種政治手段的組織。因此，在經濟手段創造出一定規模的生產並滿足好戰掠奪者的需求之前，「國家」不會出現。

5 Albert Jay Nock生動地寫道：

「國家」主張並壟斷犯罪。…它禁止私人謀殺，但它自己組織大規模謀殺。它懲罰私人竊賊，但它自己肆無忌憚地拿它想要的任何東西，不管是公民或外國人的財產。

Nock，《On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Harper and Bros.，1929年，頁143；引述於Jack Schwartzman，「Albert Jay Nock - A Superfluous Man」，《Faith and Freedom》，1953年12月，第11刊。

6 Oppenheimer，《The State》，頁15：

那麼，國家是社會學概念嗎？國家在它創始之初…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群勝利者以武力擊敗一群失敗者，唯一的目的是讓這群勝利者統治這群失敗者，並保護自己免於來自內部的起義或外部的攻擊。就目的論而言，這種統治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經濟剝削相差無幾。

而de Jouvenel寫道：「國家在本質上是一群山賊征服並統治其他較小社會的成就結果。」Bertrand de Jouvenel，《On Power》，New York: Viking Press，1949年，頁100-101。

【電子書】戰爭集體主義｜War Collectivism

Mon, 05 May 2014 00:00:00 +0000

【電子書】戰爭集體主義｜War Collectivism

文／圖：吳莉瑋
封面照片來源：Peter E. Lee via photopin cc

Rothbard 簡明整理出美國如何從建國時的「自由放任經濟」轉變成如今由政府與大企業聯手統治的「混合經濟」，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這些轉變的重要分水嶺。

透過戰爭這個催化劑，大企業既得利益者與政府緊密合作，再搭配所謂「新自由主義」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鼓吹與宣傳，裹著糖衣的重商主義就這麼重新粉墨登場，遺毒直至今日、影響範圍遍及全球。

書中分成兩部份，第一部分討論政府與大企業間的合縱連橫，Rothbard 首先整理一戰前後龍頭企業如何透過政府組織實行產業卡特爾化以消除同業競爭的脈絡，從積極促使美國參戰到熱情與統籌支持各種戰備委員會，這些急欲擺脫自由經濟下嚴酷競爭的大企業領導人，以愛國與效率之名實施合作壟斷之實。

第二部分，點出宗教人士、婦女團體，以及學者等知識份子，在塑造輿論以及思想宣傳戰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與政府還有大企業合作，替集體主義打造理論、尋覓開脫理由，其中，我讀得最興致盎然的部份，要屬學者們以學術中立的學者身份來包裝自己，到政府部門中跪求鐵飯碗的軼事。

很久沒有成冊譯文集結，所以這次花了些時間來替久違的心血排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 mises.org 上下載原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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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Mon, 05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Angela Leese via photopin cc

統計是現代政府的重要必須，儘管統計常常被貶低。政府若沒有統計部門與機構，甚至不能控制、規管，或計畫任何一部分的經濟。若除去政府的統計，政府將變成盲目又無助的巨獸，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做為回應，企業公司也同樣需要統計來運作。但企業所需的統計，不管在質或在量上都遠遠小於政府所需的統計。企業可能需要在自己相關經濟領域裡的統計數據，但僅止於價格與成本；企業很少需要廣泛地蒐集資料，或者是掃描全面性的合計。企業或許可以依靠其私人蒐集的非共享資料。此外，許多經營知識都來自定性，而非定量的資料，而且都是針對特殊時間、範圍與地區。但政府官僚如果被迫限於定性資料，那就什麼也做不了。由於政府機構不受限於利潤與虧損這個效率測試，也不受限於服務消費者的需要，而是直接從納稅人手中徵用資本與運作費用，並且被迫遵守既定的官僚規則，一個缺少了大量統計的現代政府，什麼都做不了。[73]

因此，一戰的重要性，不僅止於提供權貴們集體主義經濟，還大幅加速了政府吸納統計學家與統計機構的發展，許多人士在戰後仍留在政府體系中，替下一次跳入權力核心作準備。

當然，Richard T. Ely支持這種「蒐集並理解」的方式，在事實蒐集的協助下，「打造社會工作的力量並改善現有條件」。[74] 更重要的是，政府將開支增長的主要理由與其統計與經驗資料相結合：「經濟學與統計學的發展，加強了透過集約手段來處理社會問題的信心。這也增加了政府的統計部門與其他政府的事實蒐集活動。」[75] 早在1863年，柏林國際統計大會的美國代表Samuel B. Ruggles，就宣稱「統計就是政府官員的眼睛，讓他能夠以清晰又全面的角度來調查政治、經濟體的整體結構」。[76]

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剝奪了這些視覺手段，政府官員再也不能干預、控制與規畫。

此外，針對不同種類的政府干預，政府顯然需要統計數據。除非政府蒐集失業率的統計數字，否則就不能介入緩和失業率，其他這類政府干預也是如此。美國勞工委員的先驅之一Carroll D. Wright，深受著名統計學家兼歷史法學家Ernst Engel的影響，Ernst Engel是普魯士皇家統計局（Royal Statistical Bureau of Prussia）的頭兒。Wright以「改正產業與社會之不幸關係」為由，蒐集失業相關的統計數據。Engel的一位前學生Henry Carter Adams，就像Ely一樣是個國家主義的進步派「新經濟學家」，成立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的統計部（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他相信「逐漸增加的政府統計活動，將是政府控管產業間自然形成之壟斷的基礎」。另外，耶魯大學教授Irving Fisher，敦促政府穩定價格，他為此寫了《The Making of Index Numbers》來解決指標數字的可靠度問題。「在我們能夠克服這個困難之前，穩定物價很難成為真實。」

Carroll Wright是波士頓人，同時也是一位進步主義改革者。Henry Carter Adams是愛荷華州公理會牧師的兒子，他在他父親的組織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中就學，但很快就放棄這條路。Adams設計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統計部的會計系統。這個系統「將是管制公共實務的典範，由此開始拓展至全世界」。[77]

Irving Fisher是羅德島公理會虔信牧師的兒子，雙親都具老洋基血統，他的母親是嚴格遵守安息日的教徒。正如其子與傳記作家形容他的「十字軍精神」，Fisher是個改革癖，呼籲要徵稅實施無數的進步主義措施，包括世界語、簡化拼字，以及曆法改革。他特別熱衷於「根除文明的惡習，如酒精、茶、咖啡、菸、精製糖，和漂白的麵粉」。[78]

在1920年代，Fisher是所謂經濟與社會之「新時代」（New Era）的領導提倡者。他在1920年代發表了三本書，讚揚崇高的禁酒實驗，他也讚美Benjamin Strong州長與美聯儲，因為他們聽取自己的建議，擴張貨幣供應與信用，從而將整體物價保持在幾乎一致。因為美聯儲成功地採用了Fisher派的物價穩定措施，Fisher確信未來將不再出現蕭條，他在1930年代還出了一本書，宣稱不會出現股市崩盤，股價將很快回彈。Fisher在整個1920年代都堅信，在全面性物價平穩的狀況下，沒有什麼好去擔心個股狂熱。同時，他將自己的理論據以實踐，把妻子所繼承的大量資產投入股市。在股市崩盤後，他耗盡了妻子與其姐妹的資產，並在當時瘋狂地鼓吹聯邦政府通膨貨幣與信用，把股價重新拉抬至1929年的水平。儘管他耗盡了兩家子的財產，Fisher最後還是找到了方法，把崩盤的錯推給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79]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Wesley Clair Mitchell對於政府在一戰期間蓬勃發展統計的重要性中，Mitchell對統計的看法相當關鍵。[80] Mitchell是一位制度主義者，他是Thorstein Veblen的學生，也是現代經濟學統計研究的主要創始人，顯然，Mitchell立志要打好「科學化」政府規畫的基礎。如Dorfman教授，Mitchell的友人兼學生所述：

「顯然，現在最需要的社會干預類型，就是提供確切技術來掌控社會系統，替其社會成員達到最適當的效益。」（引述Mitchell）為了這個目標，他一直在努力延伸、改善、優化資料蒐集與解讀的方法…Mitchell相信，商業週期的分析…可能會指出控制商業活動以達成有序社會的手段。[81]

又或者，如Mitchell的妻子兼共同研究人在回憶錄所述：

他（Mitchell）預見政府在理解經濟與社會問題中能夠發揮的巨大貢獻，但前提是，目前由各聯邦機構各別蒐集的統計數據，可以被系統化並好好規畫，以讓這些資料的相互關係能被好好研究。這種發展社會統計「不僅是一種紀錄，更是社會規畫之基礎」的概念，很早就融入Mitchell的研究中。[82]

一戰期間統計學的擴張活動中，特別重要的是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自由派企業人士所發起的堅持，要求投票性的決策必須逐漸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取代。投票性或立法性決策系統，不僅一團糟、「低效率」，更會導致國家主義被嚴重抑制，就像19世紀民主黨的極盛時期那樣。但如果大量政府決策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所作，不斷膨脹的國家權力就能保持灰色地帶，不被檢驗。自由放任派的民主黨在1896年崩解後，在政府單位留下行政派與社團主義派急於填補的權力真空。

因此，諸如全國公民聯盟（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那樣勢力龐大的社團主義大企業團體，不斷鼓吹政府決策應該交給高效技術人員決定的概念，也就是所謂價值中立的專家。簡言之，政府應該全方面地「去政治化」。而那些戴著經驗主義、精確量化，與非政治化價值中立光環的統計研究，在這波鼓吹風潮中排到前列。在直轄市中，這波進步主義運動，把政治決策從社區選舉的手中，挪到市立專業經理人與學校管理者手中。可以推論，工人階級、德裔路德派與天主教派族群手中的政治權力，不斷地被轉移到上層階級的虔信派企業團體。[83]

當歐洲進入一戰時，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社團主義商人所組成的聯盟，已經準備好要全國性地贊助所謂的客觀統計研究機構與智庫。David Eakins相當貼切地簡述了這群人的觀點：

這些人在1915年作出結論，事實蒐集與政策決定必須要獨立於階級鬥爭，並從政治壓力團體中解放。這些專家相信，帶來工業和平與社會秩序的改革，只會在客觀事實調查者（譬如他們自己）與清醒又可敬之組織（譬如那些只有他們能夠成立的組織）的主持下達成。改善資本主義制度，只能全心仰賴超然於喧囂選票性政治決策的專家。這些宣傳重點都強調著效率，以及選票性政治決策的低效率。這波將全國經濟與社會政策獨立於傳統選票性政治決策體系的風潮，在美國正式加入一戰之前，就已經逐漸興起。[84]

部份社團主義商人與知識分子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資助這些統計研究機構。哈佛大學秘書Jerome D. Greene在1906到1907年間，協助在哈佛建立了周二傍晚俱樂部（Tuesday Evening Club）的精英聚會，討論經濟與社會科學的議題。Greene在1910年升到另一個各具影響力的職位，成為洛克菲勒醫藥研究所的總經理，並在3年後成為有權有勢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CEO。Greene立刻著手，用洛克菲勒基金會來資助建立經濟研究機構，他於1914年3月在紐約召開一個探索小組，由他的經濟學友人兼導師Edwin F. Gay主持，Edwin F. Gay是哈佛商學院的首任院長。這項發展的構想是讓Gay成為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這個新興「科學」與「公正」組織的頭兒，該組織將會用來蒐集統計事實，並由Wesley Mitchell來擔任主任。[85]

然而，John D. Rockefeller, Jr.顧問中的反對派聲音，壓過Greene的勢力，使得這個機構的計畫夭折。[86] Mitchell和Gay努力不懈地持續進行，但這次改由Mitchell的老朋友領頭，這人就是AT&T的副總兼統計長Malcolm C. Rorty。Rorty發聲支持由一群進步主義統計學家與商人所提出的概念，這群人包括芝加哥商業出版商Arch W. Shaw、美國商會的E.H. Goodwin、GE的總裁特助兼統計人員Magnus Alexander（GE跟AT&T一樣是摩根派企業）、Richard T. Ely在威斯康辛州時的副官兼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以及前馬克斯主義統計學家Nahum I. Stone。Nahum I. Stone是「科學管理」運動的領導者，也是Hickey Freeman服裝公司的人事經理。這群人在美國參與一戰之時正在試圖成立「全國收入委員會（Committee on National Income）」，但是他們的計畫被迫暫時擱置。[87] 然而，戰爭結束之後，這群人在1920年成立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88]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直到戰爭結束後才真正成形，但在那之前，另一個由類似立場之族群所成立的組織，成功贏得Greene與Rockefeller的支持。Raymond B. Fosdick在1916年成立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 IGR）。[89] 由於IGR的出身來自於漸進式市政改革與政治科學領域從業人員，IGR所關注的重點和國家經濟研究院那群人有一些不同。漸進式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私人的改革研究機構，作為進步主義技術專家與社會科學家為首的無黨派組織，以效率為訴求，企圖將政策決定權從「腐敗」的民主體制中奪下。主席William Howard Taft，預見預算執行過程中權力將集中在預算執行者身上的潛力，在1910年指派「預算之父」政治科學家Frederick D. Cleveland，擔任經濟與效率委員會（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的頭兒。Cleveland過去是市政研究室紐約分局的頭兒。Cleveland的委員會裡有Frank Goodnow與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Frank Goodnow是政治科學家與市政改革者，除了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公法教授外，同時也是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首任主席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是Ely的學生，人口普查局的助理署長，之後成為美國勞動立法協會的會長。[90] Cleveland的委員會相當興奮地告訴Taft主席他想聽的話，建議執行徹底的行政改革，成立中央行政管理局（Bureau of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提供「統一的信息，成為政府的統計胳膊」。這個新機構的心臟是預算部門，這個預算部門將在主席的授意下，發展並呈報「由國會資助的聯邦政府年度預算」。[91]

當國會拒絕了Cleveland委員會的提議後，新懷不滿的技術人員們決定要在華盛頓成立政府事務研究院來爭取類似改革。有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穩定資助，Goodnow出任IGR主席，Willoughby則擔任理事。[92] Robert S. Brookings則負責籌措資金。

美國宣布參與一戰時，現任與未來的NBER、IGR領導們人都在華盛頓，成為集體化戰爭經濟的關鍵人物與統計人員。

當時，這波在一戰期間新崛起的經濟學家與統計人員中，權勢最大的要屬Edwin F. Gay。而Arch W. Shaw這位戰時經濟規畫的死忠派，在美國一參戰後，就被指派擔任國防委員會（Council for National Defense）新成立之商務經濟委員會（Commercial Economy Board）的頭兒。[93] Shaw就讀於哈佛商學院，也曾任職於校務委員會，他將商務經濟委員會塞滿了哈佛人；他的秘書是哈佛經濟學家Melvin T. Copeland，其他成員則包括Dean Gay。

這個委員會不久後就變身為有權有勢的WIB保存部，透過消除產品多樣性、實施強制性標準化等手段，專注於限制產業競爭，這些動作都用「保存」資源以支持戰爭的名義進行。譬如，服裝業不斷地抱怨因為款式眾多所造成的嚴重競爭，因此，Gay敦促服裝業成立交易協會來跟政府合作，抑制過量競爭。Gay同時也試著組織烘焙業者，讓他們不需要再遵從回收零售業中過期或未出售之麵包的傳統作法。到了1917年底，Gay厭倦了自願性的勸導，改而敦促政府使用強制性措施。

Gay的主要權力來自於1918年初的航運局（Shipping Board），該組織正式國有化所有的海洋運輸，並決定大幅限制民間貿易的船舶使用，將大量的運輸資源用來輸送美國軍隊前往法國。Gay在1918年1月以「特別專家」的身分接受航運局指派，但他在不久後就成為這項限制民間資源並轉為軍用之措施的靈魂人物。Edwin Gay不久之後成為WIB的成員，擔任統計部門的頭兒，負責發行進口允許的有限執照。Gay的頭銜包括：航運局統計司負責人、戰爭貿易委員會的航運局代表、勞動部統計委員會負責人，以及WIB規畫與統計部的負責人。除此之外，他還是新成立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負責人。這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成立於1918年秋，當時威爾遜總統下令WIB主席Bernard Baruch每個月要呈報政府所有戰爭活動的報表。這個「概念」演變為中央規畫與統計局，直接對總統負責。近期的一位歷史學家闡述了這個組織的重要性：

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代表著動員時期統計分部的「高峰」，扮演著「預言家與先知」，在這段時期內統籌上千名員工進行研究，負責讓總統能夠精確地綜觀整個經濟局面，逐漸成為「中央統計委員會」。在戰爭的後期，該機構成立統計工作的訊息交流中心，組織、聯絡所有戰爭委員會旗下的統計員，並且替所有戰時官僚機構集中處理、產出資料。到了戰爭末期，Wesley Mitchell回憶道：「我們當時得以發展聯邦統計首次出現的系統化組織。」[94]

不到一年，Edwin Gay就從特別專家一路爬到聯邦統計機構中無庸置疑的皇帝，擁有超過千名直接聽從他指揮的研究員與統計員。難怪Gay在看到他這麼努力維護的美國勝戰後，並沒有如預期般開心，他將停戰視為將他「拖入泥沼」的「個人打擊」。正當他的統計與管控帝國正要開始凝聚發展成為強大機器的時後，突然就迎頭而來一個「慘淡停戰」。[95] 這可真是一個和平的悲劇。

Gay闊氣地繼續運作這個機器，不斷抱怨著他的助手紛紛被調職，憤恨地譴責那些出於奇怪原因而在停戰後呼籲立即結束戰時控管措施的「餓鬼豺狼」，就連那些曾經親近的外貿與航運人士也是如此。但是骨牌一個接一個地倒，儘管Baruch與許多戰時控管人員努力奔走，WIB與其他戰時機構仍漸漸消失。[96] 曾有那麼一陣子，Gay把他的希望放在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CBPS）上頭，在一場激烈的官僚較量中，Gay試圖要安插關鍵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到凡爾賽和平會議中，作為美國代表的顧問，從而把代表著House上校的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撇到一邊。儘管Gay在這場較量中獲得勝利，一份共8卷的CBPS報告，由CBPS的歐洲小組領頭－戰爭交易委員會的John Foster Dulles，親手送進凡爾賽會議中，最終仍然沒能在條約上發揮什麼影響力。[97]

和平終於不可撤回地到來，Edwin Gay在Mitchell的支持下，盡最大努力要將CBPS保留下來，成為和平時期的永久性機構。Gay主張這個無疑地將由他本人繼續領導的機構，將會繼續提供國際聯盟資訊，除此之外，還能作為總統的工具，打造出像舊塔夫脫委員會（Taft Commission）設想中的行政預算。CBPS成員兼哈佛經濟學家Edmund E. Day，貢獻了一份備忘錄，勾勒出這個組織在解除動員與重建過程中的幾個特定任務，另外還寫著這個組織在和平時期成為永久性政府機構的理由。這些任務中的其中之一，就是從事美國企業狀態的「持續性研究」。就像Gay對威爾遜總統所說的那樣，他用他最喜愛的有機體譬喻，說這個永久性的組織就像「廣大又複雜之政府機構的神經系統，提供控制大腦（總統）必要資訊，以便大腦指導各成員進行高效率地運作」。[98] 儘管總統本人「相當認同」Gay的計畫，但是國會拒絕此項提議，中央規畫與統計局在1919年1月30號與戰爭交易委員會一起正式解散。Edwin Gay這下將不得不從私人或至少半私人的機構中另謀出路。

但Gay與Mitchell並非就此被否定，特別是對Brookings－Willoughby集團而言。後者的目標更為漸進，而且手段稍有不同。在《New York Evening Post》被Gay的友人兼摩根合夥人Thomas W. Lamont收購後，Gay成為改組後《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編輯。Gay也在1920年協助成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Gay出任首屆院長，指派Wesley C. Mitchell擔任研究總監。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也達成其主要目標，於1921年在財政部底下設立預算局（Budget Bureau），IGR的總監William F. Willoughby協助草擬設立預算局的法案。[99] IGR這群人很快地就把經濟學家也納入旗下，由Robert Brookings與耶魯的Arthur T. Hadley領頭，設立了經濟研究所，由經濟學家Harold G. Moulton擔任總監。[100] 這個由卡內基公司資助的經濟研究所，後來與IGR一起合併到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Edwin Gay在成為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這個極具影響力之新機構的財務秘書兼研究委員會主管後，轉而走往對外政策的領域。[101]

在政府統計的領域中，Gay和Mitchell最後找到了一個較為漸進但是也較長線的路，他們和Herbert Hoover合作，也就是不久後的商務部長。Hoover在1921年初獲得部長位置後，他就擴編普查諮詢委員會，將Gay、Mitchell和其他經濟學家納入旗下，並開始實施每個月一次的企業現狀調查（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這份調查的目的是用來提供各合作交易協會相關訊息，透過這些企業訊息的供應，讓這些協會在Hoover的協助下，卡特爾化各自的產業。

商業秘密是競爭力的關建武器，與其相反的是，資訊的公開化與分享，則是卡特爾團體規範其成員的重要工具。企業現狀調查，由合作產業與技術期刊提供生產、銷售與庫存的現狀，讓這些資訊變得容易取得。Hoover同時也希望透過這些服務，到最後，「這些統計專案能夠提供打擊恐慌與投機情況的必要知識與遠見，預防產業病入膏肓，指導決策的作成，達到穩定而非家具商業週期」。[102] 在宣傳卡特爾原則的過程中，Hoover遇到一些阻力，分別來自抵制問卷與共享商業秘密的商人，以及司法部。但是，身為強大的帝國建造者，Herbert Hoover找到辦法攫取到美國財政部的統計服務，建立「節約分部」來整合企業與交易協會，持續進行並擴展戰爭期間的「保存措施」，執行強制性的標準化，並限制具競爭力之產品的數量與種類。Hoover指派了工程師兼公關Frederick Feiker擔任執行這個計畫的助理秘書，Frederick Feiker是Arch Shaw出版帝國的關係人。Hoover另外還挖到了一個頂尖助理兼終生弟子－准將Julius Klein，他是Edwin Gay麾下的人物，負責擔任美國商務局拉丁美洲分部的頭兒。作為商務局的新頭兒，Klein組織了17個新的出口分部，讓人聯想到戰爭集體主義期間的商品分部，每一個出口分部都由來自相應產業的「專家」組成，每一個出口分部都常態性地與相對應的產業諮詢委員會合作。Herbert Hoover在1921年期間發表了一系列的著名演說，強調良好設計下的政府貿易計畫與國內經濟計畫，不但能在重建中扮演「刺激者」，同時也是永久性的「穩定者」，而且還能避免諸如廢除關稅或削減工資這類不幸的措施。而最佳武器，不論是國際或國內貿易，都將是透過政府與產業間「動員合作」的「節約」。[103]

停戰協議後的一個月，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與美國統計協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在維吉尼亞州的Richmond聚會。一群站在政府規畫新世界前沿的人們發表著演說，在社會科學的協助下，目標就在前方不遠處。Wesley Clair Mitchell在其對美國統計協會的演說中，宣稱這場戰爭「促進統計的運用，不僅止於目前已經作過的事，更揭示了未來的規劃應該要怎麼做」。就像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個春季班的期末演說所說的那樣，這場戰爭表明了這個社會希望實現的偉大目標，「不久的將來這些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就能實現」。

他補充：「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麼地迫切需要科學規畫下的社會改變，而用更聰明的方法來實現這些改變的機會，也從來沒有這麼大過。」他認為，和平將會帶來新的問題，不過各國看來「不太可能捨棄他們克敵的那套中央化管理方法，來解決重建家園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但謹慎的經驗主義者與統計學家們也提出警告。大規模的社會規畫需要「對於社會現狀的正確理解」，這些理解只能透過社會科學的耐心研究來提供。就像Mitchell在8年前寫給妻子的信中所強調的那樣，在政府的干預與規畫中，最需要的就是物理科學與工程科學的應用，特別是精確的定量研究與數據。Mitchell對那些統計學家說，與定量的物理科學相比，社會科學還是「不成熟、投機性質，且充滿爭議」與階級鬥爭。但是，透過對於那些「可以用數學公式表達，且能預測族群現象」的那些精確、「客觀」論述的普遍接受程度，讓定量性的知識得以取代這些鬥爭與衝突。Mitchell認為，統計學家的論述「不是對就是錯」，而且也可以簡單地被說明。他勾勒出藍圖，認為在對於事實理解的精確知識下，我們將能夠達到「具有智慧的實驗與細節規畫，而不是社會鼓動與階級鬥爭」。

為了實現這些重要目標，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將會提供關鍵的元素，我們將「越來越仰賴訓練有素的專家來替我們規畫改變，我們必須追蹤他們，並建議調整的方向」。[104]

在相同的脈絡下，1918年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們，對於耶魯經濟學家Irving Fisher富有遠見的演說感到不亦樂乎。Fisher期待迎接一個經濟上的「世界重建」，一個提供經濟學家們發揮建設性所長的大好機會。Fisher也特別提到，階級鬥爭在國家財富分配的過程中必然會持續出現。但是透過設計出「調整」機制，經濟學家將扮演獨立又公正的階級衝突仲裁者，由無私的社會學家們來替公共利益作出重大決策。

簡言之，不管是Mitchell還是Fisher，都巧妙也或許半自覺地，強調在戰後的世界中，他們的公正的科學專業將能超越社會上狹窄的階級鬥爭，成為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客觀」新統治階級，一群哲學意義上的21世紀皇帝。

不可以錯過的是，這些社會科學家在1920年代的新時代運動中，如何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將他們對於社會與經濟的高論，表現在其專題論文與指教中。正如我們所見，Irving Fisher寫了許多書來稱道所謂成功的禁酒主義，即使在1929年之後，Irving Fisher仍堅持物價水平保持穩定的狀態下，就不會出現經濟蕭條或者是股市崩盤。Mitchell則有十年的時間，與Gay及國家統計局一起，舒適地和Herbert Hoover合作，針對美國經濟的大型匆忙研究下指導棋。《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發行於1929年，Hoover總統的第二任期期間，即使在豐富資源、科學與量化之經濟統計的協助下，這份報告裡頭一點也沒有出現任何正在醞釀之經濟崩潰與蕭條的提示。

《Recent Economic Changes》研究由Herbert Hoover發起與組織，其資金來源也是透過Hoover從卡內基公司手上取得。其研究目標，是為了慶祝在商務部長Hoover的社團主義規畫所帶來的經濟榮景，同時研究未來的Hoover總統該如何從中擷取經驗，將這些規畫措施轉變為美國政治結構的其中一個永久部分。報告宣稱，為了維持現有的繁榮，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工程師，以及開明的管理者們，都要一同協作，發展出一套適用於當前經濟的「平衡技巧」。
《Recent Economic Changes》這份「科學」與政治胡扯的紀念碑，總共開了三刷，不僅被廣泛宣傳，還大受各界好評。[105] Hoover規畫活動的長期戰友Edward Eyre Hunt，對於這份報告大感興奮，不斷地歌頌這份報告，以及報告中讚頌美國在1929年與1930年所將經歷的繁榮。[106]

我用一個樸實但發自內心的問題來結束討論政府與統計派的這一章。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在1945年向國會提出另一個政府統計的長期撥款計畫。在保守派民主黨威斯康辛州譯員Frank B. Keefe對勞工統計局局長A. Ford Hinrichs博士的質詢中，提出了一個尚未獲得充分與滿意之回答的大哉問：

擁有許多統計數字當然不是什麼壞事。我只是懷疑我們是否正在開始一個危險計畫，我們不斷地增加這些統計…從1932年以來就不斷地在策畫與取得統計數字，試圖詮釋國內經濟狀況，但我們卻從來沒有真正接近問題。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是國際性問題，在我看來，我們好像花了無數的經費與時間在那些圖表、統計與規畫上。但我的人民所感興趣的，是那些東西背後又代表什麼？我們只想知道我們的目的在哪裡，而你們的目的，又是哪裡？[107]

73 因此，T.W. Hutchison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指出Carl Menger理論中強調諸如自由市場那樣無規劃的社會所帶來之好處，以及「社會自覺」與政府規畫之增長，兩者之間的對比。Hutchison認為社會自覺的關鍵組成，就是政府統計。T.W. Hutchison，《A Review of Economic Doctrines, 1870–1929》，（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3年），頁150–51、427。

74 Fine，《Laissez-Faire》，頁207。

75 Solomon Fabricant，《The Trend of 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2年），頁143。在英國也有著類似的政府工作增長，說法則是「在社會條件、經濟與社會科學發展的相關資訊累積之下，增加了政府進行干預的壓力…隨著統計方法的改良以及投身社會科學之學生的數目倍增，持續存在的條件也變得公開。這些新興知識讓一些具影響力的團體崛起，並讓工人階級運動有了新的武器。」Moses Abramovitz與Vera F. Eliasberg，《The Growth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Great Britain》，（Princet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7年），頁22–23、30。另參M.I. Cullen，《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Barnes & Noble，1975年）

76 參Joseph Dorfman，「The Role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第45刊，（1955年5月），頁18。George Hildebrand談到德國歷史法學派時，註解著「或許這種教學以及最近流行的物理性規畫之概念，兩者間存在某種聯繫」。George H. Hildebrand，「International Flow of Economic Ideas-Discussion」，同上，頁37。

77 Dorfman，《Role》，頁23。有關Wright與Adams的事跡，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 Press，1949年），卷3，頁164–74、123；及Boyer，《Urban Masses》，頁163。此外，美國第一個統計學教授Roland P. Falkner，本身除了是Engel的學生外，也是Engel助理August Meitzen著作的譯者。

78 Irving Norton Fisher，《My Father Irving Fisher》，（New York: Comet Press，1956年），頁146–47。另外，有關Fisher，參其《Irving Fisher, Stabilised Money》，（London: Allen & Unwin，1935年），頁383。

79 Fisher，《My Father》，頁264–67。有關Fisher在這個時期的影響力以及扮演之角色，參Murray N. 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4版，（New York: Richardson & Snyder，1983年）。另參Joseph S. Davis，《The World Between the Wars, 1919–39, An Economist’s View》，（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194；及Melchior Palyi，《The Twilight of Gold, 1914–1936: Myth and Realities》，（Chicago: Henry Regnery，1972年），頁240、249。

80 Wesley C. Mitchell是虔信派老洋基，他的祖父母原先是緬因州的農民，後來搬到西紐約。他的父親追隨許多洋基人的路，移民到伊利諾斯州北部的農地。Mitchell就讀芝加哥大學，並在那裡深受Veblen與John Dewey的影響。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56。

81 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376、361。

82 重點補充。Lucy Sprague Mitchell，《Two Live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53年），頁363。想了解更多有關這個主題的內容，參Murray N. Rothbard，「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Com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4刊，（1960年11月）：659–65。

83 特別參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與Samuel P. Hays，「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59刊（1961年10月），頁157–69。

84 David Eakins，「The Origins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1916–1922: The Political-Economic Expert 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Debate」，收錄於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頁161。

85 Herbert Heaton，《Edwin F. Gay, A Scholar in Ac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年）。Edwin Gay出生於舊英格蘭底特律地區，他的父親出生於波士頓，後來加入其岳父在密歇根州的木材生意。Gay的母親是有錢牧師與木商的女兒。Gay就讀密歇根州大學，深受John Dewey的影響，畢業後到德國留學超過12年，最後在柏林大學取得經濟歷史的博士學位。Gay在德國受Gustav Schmoller與Adolf Wagner的影響最深，Gustav Schmoller是歷史法學派的頭兒，強調經濟學是「演繹科學」。Adolf Wagner也在柏林大學，偏好政府以天主教道德之名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干預。Gay回到哈佛後與波士頓商會合作，成為推廣馬薩諸塞州一項工廠檢驗法案的主要推手。Gay在1911年出成為美國勞動法協會馬薩諸塞分部的負責人，該協會由Richard T. Ely創辦，致力於推廣政府在工會、最低薪資、失業率、公共就業機會與的福利等領域的干預。

86 有關洛克菲勒顧問們在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拉扯戰，參David M. 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the Support of Economic Research, 1913–29」，《Minerva》，22刊（1982年春夏季）：62–72。

87 參Eakins，《Origins》，頁166–67；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頁76–78；Heaton，《Edwin F. Gay》。有關Stone，參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42、60-61；與Samuel Haber，《Efficiency and Uplif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0–192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年），頁152、165。在Stone支持馬克斯主義的期間，他翻譯了Marx的《Poverty of Philosophy》。

88 參Guy Alchon，《The Invisible Hand of Planning: Capitalism,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ate in the 1920’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頁54以後。

89 Collier an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

90 Eakins，《Origins》，頁168。另參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頁282–86。

91 Stephen Skowronek，《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頁187–88。

92 IGR的副主席是Robert S. Brookings，他是退休的聖路易斯商人、伐木商，以及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前校長。IGR的秘書則是James F. Curtis，在Taft下出任財政部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現任美聯儲紐約分行副行長。其他IGR委員會成員包括：鐵路商Frederick A. Delano（Taft前主席，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叔叔，美聯儲委員會成員）、耶魯大學校長兼經濟學家Arthur T. Hadley、威斯康辛州大學的進步主義派校長Charles C. Van Hise（也是Ely的盟友）、具有影響力改革家兼哈佛大學法學教授Felix Frankfurter、AT&T總裁Theodore N. Vail、進步主義派工程師兼商人Herbert C. Hoover，以及金融家R. Fulton Cutting（市政研究紐約分局的官員）。Eakins，《Origins》，頁168–69。

93 有關商業經濟局（Commercial Economy Board），參Grosvenor B.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The Strategy Behind the Line, 1917–1918》，（Boston: Houghton Mifilin，1923年），頁211以後。

9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29。Mitchell領導WIB之物價限定委員會的價格統計部門。

95 Heaton，《Edwin Gay》，頁129。

96 參Rothbard，《War Collectivism》，頁100–12。

97 參Heaton，《Edwin Gay》，頁129以後；以及另一本談論Inquiry的好書，Lawrence E. Gelfand，《The Inquiry: 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 1917–1919》，（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年），頁166–68、177–78。

98 Heaton，《Edwin Gay》，頁135。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35–36。

99 預算局在1939年將會轉移到總統的行政辦公室，從而達成IGR的目標。

100 Moulton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芝加哥商會的副主席。參Eakins，《Origins》，頁172–77；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11、195-97。

101 Gay是由透過創辦人之一Thomas W. Lamont引薦而進入該團體。Gay建議CFR的第一個大型計畫可以從建立一份「權威」期刊開始－《Foreign Affairs》。Gay本人親自挑選編輯群，由他在哈佛的歷史學家同事Archibald Cary Coolidge擔任主編，《New York Post》記者Hamilton Fish Armstrong擔任助理編輯兼CFR的執行總監。參Lawrence H. Shoup與William Minter所著，《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7年），頁16–19、105、110。

102 Ellis W. Hawley，「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1921–22」，收錄於E. Hawley編，《Herbert Hoover a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tudies in New Era Thought and Practice》，（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81年），頁52。

103 Hawley，《Herbert Hoover》，頁53。另參同上，頁42-54。有關Hoover、Gay與Mitchell在1920年代的持續性合作，參Alchon，《Invisible Hand》。

10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39-42；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90。

105 例外之一為《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29年5月18）中的一篇關鍵評論，文中譏諷報告給予讀者「美國繁榮無限」的印象。引述於Davis，《World Between the Wars》，頁144。有關《Recent Economic Changes》以及當時經濟學家的論述，參同上，頁136-51、400-17；David W. Eakins，「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5–1965」，威斯康辛州大學1966年博士論文，頁166-69、205；與Edward Angly編，《Oh Yeah?》，（New York: Viking Press，1931）。

106 Hunt在1930年發行了一冊相當受到歡迎的簡介冊子，《An Audit of America. On Recent Economic Changes》，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129–133、135–142、145–151、213。

107 《1945年勞動部FSA撥款條例草案》撥款前舉辦的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第78屆國會，第二次會議，第一部分，（華盛頓，1945年），頁258等、276等。引述於Rothbard，《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頁665。有關政府部會中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人數增長，特別是在戰爭期間，參Herbert Stein，「The Washington Economics Industry」，《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6》，（1986年5月），頁2-3。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Mon, 07 Ap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New Republic》雜誌創刊於1914年，為進步主義的領導知識器官，也是蓬勃發展之大企業利益聯盟的實例，具體而言，就是摩根家族與數目增長的集體主義知識分子集團。《New Republic》的創辦人兼發行人為Willard W. Straight，同時也是J.P. Morgan & Co.的合夥人，他繼承財富的老婆Dorothy Whitney就是他的金主。這份具影響力之新興周刊的主編Herbert David Croly是集體主義老將，同時也是羅斯福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的理論家。Croly下的兩個編輯分別是Walter Edward Weyl與Walter Lippmann。Walter Edward Weyl也是新民族主義的理論家。年輕的Walter Lippmann則是校際社會主義社會（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野心勃勃的前正式人員，未來的權威人士。儘管《New Republic》一開始偏好羅斯福主義，但是，當威爾遜開始將美國帶入一戰時，《New Republic》就成為戰爭的熱心支持者，簡直就是威爾遜的戰爭工作、戰時集體經濟，與戰爭形成之新社會的發言人。

在高層次理論的領域中，哥倫比亞大學的實用主義者John Dewey教授，無疑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的領導者，不管是一戰前、一戰期間，或者是一戰後。Dewey頻繁地替《New Republic》為文，顯然已是它的主要理論家。Dewey是出生於1859年的洋基人，其父親是Vermont的小鎮雜貨商[42] ，正如Mencken所述，他「擁有Vermont地區的鐵票，同時也是最高節制主義者」。雖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實用主義者與世俗人文主義者，但這個事實鮮為人知，1900年前，Dewey以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的身分出名，透過擴張科學、社群與國家的方式，追求基督化社會與神之國度。1890年代期間，Dewey以密西根大學哲學教授的身分，在一系列基督教學生協會的講座中，闡述了他的後千禧虔信主義願景。Dewey主張，近代科學的發展，使得人類足以在地球上建立神之國度這個聖經概念。一旦人類擺脫了正統基督教的束縛，就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宗教上的神之國度，以協助所有人團結參與這個和諧整體社會為目標」。[43]

宗教由此與科學及民主協作，這些都將打破人類與建立神之王國之間的隔閡。John Dewey的工作在1900年後變得容易，他與該時期的其他後千禧主義知識分子一樣，緩慢但果決地從後千禧進步主義基督教國家中央集權論者，轉變為進步主義的世俗國家中央集權論者。國家中央集權、「社會控制」與規劃的擴張傾向仍然相同，儘管基督徒退出這塊版圖，知識分子與政治活動家仍持續地維持著他們父執輩曾經擁有的散播福音熱情，要來救贖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透過進步主義與國家中央集權，一定仍能獲得救贖。[44]

John Dewey在和平時期為和平主義者，但當美國準備要武力干預歐洲戰爭時，他也將自己轉型為戰爭支持者。首先，在1916年1月的《New Republic》中，Dewey抨擊那些譴責戰爭是「傷感幻想」的「專業和平主義者」，說他們混淆了目的與手段。Dewey宣稱武力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武力手段本身不該被讚揚或譴責。接著，Dewey在4月簽署了支持盟軍的宣言，不僅歡慶著盟軍的勝利，同時還宣稱盟軍「為了保衛這個世界的自由與最高度的文明而奮鬥」。儘管Dewey支持美國參戰的原因是為了對抗德國，「困難但是必須去作的任務」，他對於這場戰爭將替美國國內政體帶來的改變更感興趣。具體而言，戰爭提供了完美的機會，以社會正義之名實施集體主義的社會控制。正如某位歷史學家所言：

因為戰爭對於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為此必須出現前所未有的政府規劃與經濟管制，Dewey眺見美國國內與各國出現永久性社會主義化的願景，永久性取代私有財產制，以公眾社會利益取代個人私欲。[45]

美國參戰後不久，Dewey在《New York World》的訪問中興奮地認為「這場戰爭將是商業的末日」。為了戰爭的需要，「我們生產是為了必要，而不是為了銷售，（在戰爭的面前）資本主義不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與銷售，將被政府收管，「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舊原則會再恢復…私有財產制已經失去其神聖…工業正在民主化」。[46]

簡言之，知識在過去是被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但現在，知識被用來摧毀舊秩序，並創造「民主化管制」的新社會秩序。勞動者將獲得更多權力，科學將被社會動員，大規模的政府管制正在共產化產業。Dewey宣稱，這些進展正是我們正在奮鬥的目標。[47]

此外，John Dewey也看到這場戰爭帶來打開全球化集體主義之大門的機會。對於Dewey而言，美國參戰在這個世界上創造了一個「關口」，一個「透過世界組織以全球利益為名進行跨國界控管」的世界，這個世界將「不再有戰爭」。[48]

《New Republic》的編輯群與Dewey的立場相似，只不過他們比Dewey更早得出這個結論。Herbert Croly在該雜誌1914年1月創刊號中，興高采烈地預言這場戰爭會刺激美國的民族主義精神，並讓美國更接近民主。《New Republic》剛開始的時候對於歐洲的戰時集體主義經濟還有些遲疑，但是，很快就開始支持這項措施，並且敦促美國也跟進歐洲各國社會化經濟與強化國家權力的腳步。

隨著美國準備參戰，《New Republic》檢視了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歡喜地說：「在行政方面，社會主義獲得精湛又引人注目的勝利。」確實，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雖然有點冷酷與專橫，但是歐洲各國從沒害怕過，美國也能用這種手段來達成「民主」的目標。

《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美國的「戰爭精神」，這種精神意味著「以國家與社會的力量來取代和平時期採用的私有武裝機制」。儘管戰爭與社會改革的目標可能會有所差異，但是，到頭來，「這些都是目標，幸運地，具有效率的社會組織對於所有人類都適用」。[49] 確實很幸運。

當美國正準備加入戰局時，《New Republic》熱切地敦促集體化迫在眉睫，因為集體化將理所當然地帶來「國家效率與幸福的立即效果」。在宣戰之後，該雜誌呼籲將這場戰爭當成「具野心的民主工具」。該雜誌問道：「這場戰爭難道不應該被用來當作這個國家引用創新機制的理由？」如此一來，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們就能擔任領導，廢除「半開化競爭資本主義的典型弊端」。

Walter Lippmann深信美國將透過這場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他在美國參戰後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興高采烈地發表他對於最終世界的願景：

我們參加這場戰爭，為了確保由美國發揚的民主不被普魯士專制給終結，並在這個世界生根。我們應該將目光投注於自身的暴政，檢視科羅拉多礦坑、專制的鋼鐵業、血汗工廠與貧民窟。美國的力量太鬆散。那些保守論者沒有辦法緩和這些。我們應該要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50]

確實，Walter Lippmann一直是《New Republic》最重要的鷹派知識份子。他推動Croly支持威爾遜及其武力干預，並且與House上校合作，施壓威爾遜參戰。很快地，Lippmann這個徵兵支持者得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27歲的他擁有極健康的身體，絕對有資格參加入伍徵選，然而，不知怎地，Lippmann未能將理論與實踐合而為一。

年輕的進步主義哈佛法律教授Felix Frankfurter，同時也是《New Republic》的核心編輯，被戰爭部長Baker選拔為特別助理。不知何故，Lippmann認為自己的天分應該要被用來規劃戰後世界，而不是到前線戰壕中打仗，為此，Lippmann寫信給Frankfurter，請求他讓自己到Baker的辦公室上班。Lippmann懇求道：「我想做的，是將我的所有精力，投入研究與預測進入和平時期的趨勢，以及和平時期的反應。您認為我可以因為這項高尚的理由而獲得豁免嗎？」Lippmann接著和Frankfurter擔保這項請求沒有任何「個人因素」，他解釋道：「這些事務事關重大，需要周詳的考慮，絕對不能參雜個人情感。」Lippmann在Frankfurter照會完成後寫信給Baker，他向Baker保證，自己是以申請其它攸關國家利益的工作為由來請求豁免入伍。正如Lippmann的完美行話示範：

我向所有我所尊敬的對象徵詢了建議，他們都敦促我申請豁免。您能清楚地理解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在我盡可能地坦然面對、探尋自己的靈魂後，我相信自己對國家的貢獻能夠比身為一名大兵要來得更有效率。

毫無疑問。

為了錦上添花，Lippmann還寫上一些「非重要訊息」的內容，他苦澀地向Baker說：「我的父親已時日不多，母親將要孤單地獨活於世界，但母親並不知道父親的狀況，而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怕這件事情將會曝光。」顯然，沒有任何的其他人「知道」他父親的情況，包括他父親本人跟他父親的主治醫師，老Lippmann後來成功地又多活了十年。[51]

在爭取到入伍豁免後，Walter Lippmann興奮地跑到華盛頓去幫忙參戰事宜，幾個月後，他參與House上校的秘密會議，與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起設定、規劃戰後世界與未來的和平協議。其他人在戰場上為國捐軀；但Walter Lippmann知道自己的才華在那裏，至少，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可以更好地發揮在即將成形的集體主義國家上。

隨著戰爭的進行，Croly和他的編輯們在Lippmann這個外部支援下，歡慶著每一項邁往控管式戰爭經濟的新發展。鐵路與運輸的國有化、Herbert Hoover食品管理局所實現的整體生產控管、親聯盟政策、高稅賦與徵兵，每一項都被《New Republic》讚譽為擴大用來促進公共利益的民主權力。停戰協議後，《New Republic》回顧戰時的措施，讚揚道：「我們改革了這個社會。」剩下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新的憲制慣例來完成重建美國的工作。[52]

這個改革尚未全數完成。在Bernard Baruch還有其他戰期規劃人員的反對下，政府決定不要永久化大部分的戰時措施。從那時候開始，將一戰系統轉變為美國生活的永久機制，成為Baruch等人的志向。針對一戰所下的評語中，Rexford Guy Tugwell的最為犀利，他是羅斯福新政智囊團中的集體主義者。Tugwell在1927年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道，假若這場戰爭再久一點，偉大的「實驗」就能完成：「和平到來時，我們正快要達成國際性的工業合作，停戰協議阻止了生產、價格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53] Tugwell其實不用這麼苦惱；危機很快會再出現－其它的戰爭。

戰爭結束時，Lippmann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新聞權威人士。在威爾遜政府的嚴厲凡爾賽條約後，Croly發現《New Republic》不再是偉大政治改革的發言人。他於1920年代後期在國外找到國家集體主義領袖的模範－墨索里尼。[54] Croly餘生都是墨索里尼的崇拜者，這並不令人意外，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溺愛下長大，沉浸在孔德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專制社會學說。這些觀點影響著Croly的一生。Herbert的父親David是美國實證主義之父，支持政府擁有支配所有人生活的權力。David Croly青睞將信託與壟斷的擴大做為手段，終結邪惡的個人競爭與「自私」。David Croly跟他的兒子一樣，責備傑佛遜派「對政府的不信任」，並把Hamilton當作抵抗這個趨勢的案例。[55]

另一方面，Dewey教授這個戰時轉戰敲邊鼓的和平主義知識分子又變得如何？在他短暫的出名時期中，John Dewey在1919到1921年間任教於北京大學，並旅行於亞洲地區。中國此時正處於社會動盪，凡爾賽條約將原先德國對山東的管轄權轉給日本。日本在與英法的秘密協議中獲得這項獎賞，做為日本加入對抗德國的條件。

威爾遜政府被撕裂為兩個陣營。一邊是支持協約國的陣營，並寄望以日本來當作抗衡俄國。另一陣營則警覺日本之威脅並對中國有所承諾，大多來自於那些希望擴大在中國勢力範圍之美國新教傳教士的關係人。威爾遜政府從剛開始的親中立場，轉而在1919年支持短暫的凡爾賽條約。

John Dewey投機地跳入這場複雜的狀況中，沒有看見事情的複雜性，也壓根沒想過自己甚至是美國本來可以在這場紛爭中置身事外。Dewey很快就倒向全然支持中國國家主義者立場的陣營，歡呼著中國野心勃勃的新興政治運動，甚至將親新教的中國YMCA譽為「社會工作者」。Deway大聲地說「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武力外交者」，但日本顯然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武力威脅。因此，Deway幾乎從不間斷地支持一場可怕的世界戰爭，甚至開始鋪陳另外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56]

42 H.L. Mencken，「Professor Veblen」，收錄於《Mencken Chrestomathy》，（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49年），頁267。

43 引述於Jean B. Quandt的重要論述「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 The Secularization of Postmillennialism」，《American Quarterly》25刊，（1973年10月）：404。另參John Blewett, S.J.，「Democracy as Religion: Unity in Human Relations」，收錄於Blewett編，《J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60年），頁33–58；及J. Boydstan等人編之《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1882–1989》，（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71年），卷2、3。

44 有關後千禧派虔信教徒在1900年後的世俗化，參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390–409；與James H. Moorhead，「The Erosion of Postmillennialism in American Religious Thought, 1865–1925」，《Church History 53》，（1984年3月）：61-77。

45 Carol S. Gruber，《Mars and Minerva: World War I and the Us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92。

46 引述於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93。另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 Braeman、R. Bremner與E. Walters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6年），頁89。出於類似的原因，「為盈利而生產」與「為使用而生產」這種二分法的先知Thorstein Veblen支持戰爭，並於《New Republic》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公開支持社會主義，該文章後來重新收錄於他自己在1919年發行的《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書中。參Charles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 and World War I」，《Mid-America》45刊，（1963年7月），頁150。另參David Riesman，《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0年），頁30–31。

47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50。

4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

49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2。奇妙的是，對於《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來說，實際存在的個體被貶為「機械體」，而「國家與社會」等虛擬的實體，卻被譽為「有機體」。

50 引述於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7。一小部分的親戰社會主義者從反戰的社會黨中退出，成立社會民主聯盟，加入由威爾遜政府資助與組織的親戰組織－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這些親戰社會主義者將戰爭視為「驚人之集體主義進步」的契機，並認為戰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將會進一步朝向「民主集體主義」發展。這批親戰社會主義者包括John Spargo、Algie Simons、W.J. Ghent、Robert R. LaMonte、Charles Edward Russell、J.G. Phelps Stokes、Upton Sinclair，及William English Walling。出於對戰爭的狂熱，Walling譴責社會黨是專制皇帝的工具，並支持打壓和平主義者與反戰社會主義者的言論自由。參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3。有關Walling，參James Gilbert，《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 1880–1940》，（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72年），頁232–33。有關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及其戰爭工作，參Ronald Radosh，《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年），頁58–71。

51 事實上，Jacob Lippmann在1925年罹患癌症，並在兩年後去世。此外，Lippmann對於他父親無比冷漠，不管是在他生前或是他過世之後。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1981），頁5、116–17。有關Walter Lippmann對徵兵制度的狂熱，至少是對其他人徵兵這件事，參Beaver，《Newton Baker》，頁26–27。

52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8–50。有關《New Republic》與戰爭，特別是有關John Dewey，參Christopher Lasch，《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 1889–1963: 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年），頁181–224，特別參頁202–04。有關《New Republic》的三個編輯，參Charles Forcey，《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 Croly, Weyl, Lippman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192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年）。另參David W. Noble，「The New Republic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1914–1920」，《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1年12月）：387–402。《New Republic》在一本1918年發行的《The End of the War》書評中，Walter Weyl編輯向讀者保證「經濟一旦獲得團結，就不再投降」，引用於Leuchtenburg，「New Deal」，頁90。

53 Rexford Guy Tugwell，「America’s War-Time Socialism」，《The Nation》，（1927年），頁364–65。引用於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0–91。

54 Croly在1927年1月的《New Republic》寫了一篇編輯文章「An Apology for Fascism」，支持「Fascism for the Italians」這篇文章，讚揚其作者是John Dewey弟子兼務實進步主義者的傑出哲學家Horace M. Kallen。Kallen稱讚墨索里尼的務實派態度，特別是墨索里尼在義大利人生活中注入的「élan vital」。Kallen教授承認，法西斯主義確實具脅迫性質，但這肯定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Kallen點出法西斯主義在經濟、教育與行政改革的重大成就，Kallen加註：「法西斯主義改革在這方面跟共產主義改革沒有什麼不同。兩者都是以武力來落實意識形態。一旦起了頭，兩者都應該獲得機會自由發展…」《New Republic》的編輯文章讚揚Kallen的論述，並說「外國評論應該要小心，別扼殺了這場聚集全國道德能量來達成所有人共同目標的政治實驗」。《New Republic》49刊，（1927年1月12號），頁207–13。引述於John Patrick Diggins，「Mussolini’s Italy: The View from America」，南加州大學1964年博士論文，頁214–17。

55 David Croly出生於愛爾蘭，他成為紐約市的傑出新聞工作者後加入《New York World》的編輯群。Croly組織了美國第一次的進步主義者聚會（Positivist Circle），並資助Comtian Henry Edgar在美國的巡迴演講。進步主義者聚會在Croly家舉行，David Croly在1871年發行《A Positivist Primer》。Herbert在1869年出生時，他的父親將他獻給Goddess Humanity，孔德派的中心象徵。參Herbert近期的傳記，David W. Levy著，《Herbert Croly of the New Republic》，（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

56 參Jerry Israel，《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Mon, 07 Ap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ack in the race ✈︎ via photopin cc

一戰也美化了知識份子擔任國家公僕、國家規則之新夥伴等新興概念。在這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新融合中，彼此變成對方的有力支援。知識份子可以替國家擦屁股，並合理化國家的所作所為。國家也需要知識份子來擔任社會、經濟之規劃者與管制者的重要職務。此外，國家也替知識份子提高進入各種專門職業的門檻，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的收入與聲望。一戰期間，歷史學家在提供政府宣傳的工作中尤為重要，幫助政府說服民眾，綜觀歷史及其凱薩式體制，德國是如何特別地邪惡。經濟學家，特別是經驗主義經濟學家與統計經濟學家，則在規劃與管制國家戰時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戰爭宣傳機制中歷史學家的精湛演出已經被廣泛地研究；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角色比較沒那麼亮眼，加上所謂的「中立價值觀」，相對而言受到很少的研究關注。[57]

儘管將19世紀經濟學家統括為自由放任主義是個被用爛的一般化論點，但推論經濟學確實仍是反對政府干預的堅實壁壘。基本上，經濟理論說明了自由市場蘊含的和諧合作與秩序，也說明了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破壞性扭曲與經濟動盪。因此，為了讓國家主義來主導經濟學界，抹黑推論經濟學成為重要工作。要達到抹黑的目的，灌輸新觀念是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所謂「科學」，為了要成為「真正的科學」，經濟學必須要避開概括性的推論式法則，只能單純論究實際上的歷史事實，冀望某天經濟法則就會從這些細節研究中浮現。

因此，歷史法學（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奪下德國經濟學原則的主導權，不只大膽宣言要投入國家主義與政府控管，也宣言反對「抽象」的政治經濟推論法則。Ludwig von Mises後來將這種思想稱為「反經濟學」，而這批人是在經濟專業人士中第一批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歷史法學的領袖Gustav Schmoller驕傲地宣稱他與同事在柏林大學的主要工作，就是塑造「Hohenzollern王朝的知識份子保鑣」。

1880到1890年代期間，歷史與社會科學界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紛紛前往博士之家的德國留學，並取得學位。他們在受到「新」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的薰陶後回到美國，在大學與新成立的學院中任教。那是一門宣揚德國與俾斯麥系統為強大福利戰爭國家的「新」社會科學，國家超越所有社會階層，整個國家變成所謂的和諧整體。這個新的社會與其政治由強大的中央政府掌控，政府卡特爾化、指導、仲裁與控制，一方面是消除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競爭，另一方面則是撲滅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在這個新體系下，接近上位的族群則是新興的知識份子、專業人員，及規劃者；他們指導、任職、協助宣傳，並在統治社會之時「無私地」推廣公共利益。簡言之，因為是在做好事，所以做得很好。對於那些人在美國的進步主義與國家主義知識份子而言，德國的狀態確實是願景。

Richard T. Ely基本上是這群人的領頭者，他是主要的進步主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許多進步主義經濟學家的老師。身為熱血的後千禧論虔信主義者，Ely深信自己服務於上帝與基督。就像其他的虔信主義者，Ely在1854年出生於洋基地區的清教區，狂熱的西紐約。Ely的父親Ezra是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禁止家人在星期天遊戲或是閱讀，他是禁酒主義者，即使自己只是窮困的農民，仍然拒絕栽種大麥，那是會玷汙他土地的作物，因為大麥會被拿去製作萬惡的產品－啤酒。[58] Ely在187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到德國留學，於1879年在海德堡取得他的博士學位。他在Johns Hopkins與威斯康辛州任教了數十年，充滿活力與野心的Ely在美國思想界與政治界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Johns Hopkins期間，他培養出一群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在各領域的社會科學與經濟學中培養一群國家主義門徒。這些門徒由親聯邦的制度派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領頭，團體包括社會控制論社會學家Edward Alsworth Ross與Albion W. Small；紐約市立大學校長John H. Finlay；Albert Shaw教授，他是《Review of Reviews》的編輯，也是Theodore Roosevelt身邊具影響力的智囊與理論家；市政改革家Frederick C. Howe；還有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與J. Franklin Jameson。Newton D. Baker在Hopkins接受Ely訓練，威爾遜總統也是Ely的學生，儘管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證明Ely對他們的思想影響。

Richard Ely在1880年代中期成立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目的是要引導經濟學家成為國家主義者，以對抗在政治經濟俱樂部（Politic Economic Club）中聚集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直到Ely的改革盟友決定要消弱AEA培養國家主義的使命，藉以吸引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加入協會之前，Ely在AEA中擔任會計秘書長達七年。自那時以後，Ely在高度的不滿下離開了AEA。

Ely於1892年在威斯康辛州成立一所新的學校，從事經濟、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由Ely與他以前的學生們創辦，催生了所謂威斯康辛州理念（Wisconsin Idea），在John Commons的幫助下，威斯康辛州通過了一系列的進步主義政府規範措施。Ely等人組成了一群威斯康辛州長Robert M. La Follette身邊的非正式智囊團，Robert M. La Follette在威斯康辛州的政治生涯從禁酒主義者開始。儘管La Follette從來都不是Ely的正式學生，但他一直都將Ely視為自己的老師，譽Ely為威斯康辛州理想的創造者。Theodore Roosevelt曾經稱讚Ely「帶我認識經濟學裡的激進主義，讓我的激進主義更理智」。[59]

Ely也是在那個年代最突出的後先禧派知識份子。他熱切地相信美國是神選之國，神選擇美國作為改革與基督化社會秩序的工具，讓基督最後能夠降臨並終結歷史。Ely宣稱：「這個國家本質上就帶宗教色彩，上帝透過這個國家來更全面性地達成祂的目標，而不是其他的機構。」教會的任務是在這些必要改革中引導、運用這個國家。[60]

作為政治運動的組織老手，Ely在福音派愛國運動（Chautauqua movement）中相當突出，他創辦了「基督教社會學（Christian Sociology）」夏令營，對深具影響力之愛國運動灌輸思想並帶入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人員。Ely是社會福音領導代表Washington Gladden、Walter Rauschenbusch和Josiah Strong等人的私密好友。在Strong和Commons的協助下，Ely組織了基督教社會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Christian Sociology）。[61] Ely還與基督教社會學家W.D.P. Bliss一同擔任教區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of the Episcopal Church）的創辦人與秘書。這些社會運動人士都受後千禧派國家主義的影響，因此，基督教社會聯盟呼籲要呈現上帝的國度，「要將人類的理想社會落實在這個地球」。此外，

Ely將國家視為社會的重要救贖力量。在Ely眼裡，政府是神給的工具，我們必須透過政府來努力。它卓越的傳教機制是基於其改革，一方面是廢除宗教與世俗之分歧，一方面是將國家權力視為公共問題之道德解決方案的實施機制。這種出現在自由派聖職者的宗教融合世俗標誌，讓Ely能夠一方面神學化國家，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化基督教：他將政府當成上帝救贖的主要工具…[62]

當戰爭來臨時，Richard Ely因為某些原因（可能因為他六十幾歲的關係），被排除在華盛頓令人興奮的戰爭工作與經濟規劃外。他酸苦地說道：「我在這場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戰爭，沒有得到比我現在擁有的還要更活躍的工作。」[63] 但是Ely對於他的缺席盡可能地彌補：幾乎打從歐洲戰爭一開始，他歡呼著軍國主義、戰爭、徵兵「紀律」，還有對於異議與「對國不忠」的打壓。Ely終身都是軍國主義者，他曾經自願參加西班牙對美國之戰爭的軍隊，曾經呼籲要鎮壓菲律賓的叛亂，也特別熱衷徵兵制度以及一戰期間針對「遊民」的強制性勞動服務。Ely在1915年煽動強制性軍隊服務，隔年他參加熱心親戰又重度受大企業影響的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他在當時呼籲要解放德國人民於「獨裁政治」。[64] 在擁戴徵兵制度上，Ely聰明地結合了道德、經濟與禁酒主義的主張來合理化徵兵：「徵集街上與沙龍裡的男孩並加以訓練，具有極佳的道德效果，而其經濟效益也同樣有益。」[65] 確實，徵兵制度對於Ely而言簡直就是百病之靈葯。Ely對於一戰經驗的熱愛，讓他在1929年大蕭條時也提出這帖他最愛的百病靈藥作為緩解經濟蕭條的處方。他提議要在和平時期建立永久性的「工業軍隊」，用於公共工作，徵用年輕人從事重度的體力勞動。這項徵用制度將能在美國青年心中種下基本的「軍隊式剛毅與紀律」，那是過去從農場工作中培養的紀律，但不會出現在成長於城市的大批人口身上。這批精實的常規軍隊將能快速吸收大蕭條期間出現的失業人口。在「經濟將軍」的命令下，這個工業軍隊會「以充沛精力、知識資源以及我們在戰時所能運用強壯體力，前往工作並減輕貧困」。[66]

失去在華盛頓的位置後，Ely在自己的家鄉努力掃蕩「不忠」，成為他對戰爭的主要貢獻。他呼籲全面性抑制該時期的學術自由。他宣稱，「所有發表讓我們落入辛苦抗戰之言論」的教授，就算「罪不至死」，也都該被「解雇」。Ely的禁論工作，特別針對他在華盛頓的舊盟友Robert M. La Follette，他因為持續反對美國參戰而被逐出參議院。Ely稱自己對La Follette的「叛逆」及La Follette對戰爭暴利的攻擊感到「熱血沸騰」。Ely投身這場鬥爭後，成立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並擔任該組織的主席，推動驅逐La Follette的運動。[67] 該運動之目的是動員華盛頓的學院來支持Theodore Roosevelt超愛國、超鷹派的行動。Ely寫信給Theodore Roosevelt，說「我們必須粉碎資源La Follette的主張」。在他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的不懈打擊中，Ely咆哮著「La Follette對於專制的幫助遠比25萬人的軍隊還多」。[68] 「經驗主義」蔓生。

威斯康辛州大學的教授受到來自全國與州內的攻擊，說他們未譴責La Follette的這點，證明了他們也是La Follette在州政上的盟友，說明他們也支持La Follette不忠的反戰政策。在Ely、Commons還有其他人的招呼下，威斯康辛州大學成立了戰爭委員會，並發布了一份由校長、所有院長與超過90%教授所簽署的請願書，成為美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服務於國家機器的例子之一。請願書不吝於使用叛國罪的憲法措辭，抗議「參議員La Follette支持德國與其盟軍的言論與行動；痛惜他未能在戰爭期間對政府忠誠」。[69]

Ely在後台努力動員美國的歷史學家來對抗La Follette，企圖證明La Follette提供敵軍援助。Ely招募全國歷史服務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Historical Service），這個戰時的宣傳組織由歷史學家與政府宣傳左右手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所組成。Ely警告著他的工作人員對這項工作保持機密，他動員歷史學家在組織的保護下研究德國與奧地利的新聞與期刊，企圖營造所謂La Follette之影響力的痕跡，「證明他給德國的鼓勵」。歷史學家E. Merton Coulter揭露了這些研究背後的客觀精神：「我理解應該要客觀、公正地研究參議員La Follette的主張及其效應，但我們都知道，這些研究最後只會有一個結論－或多或少的叛國罪。」[70]

Gruber教授很貼切地總結了這場鬥爭La Follette的運動，說這是「學術被來執行特務活動的最佳案例。它遠遠不是一群學者追求真理的行動，它是動員一群學者進行秘密研究，用來找出彈藥，打擊一位美國參議員之政治生涯的活動，而這一切只不過是La Follette對於戰爭的觀點與他們不同。」[71] 沒有任何證據被找出來，這項運動宣告失敗，而威斯康辛州的教授們因為不被忠誠軍團信任而紛紛離開。[72]

萬惡的凱薩專制被消滅後，休戰協議讓Ely教授與他在國安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同胞們，準備進行下一輪的愛國壓制運動。在Ely的反La Follette研究運動期間，他敦促研究「他（La Follette）在俄羅斯所作之反美影響」。Ely指出現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來自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的威脅，Ely稱之為「社會疾病的細菌」，必須採取鎮壓措施應對。

然而，Richard T. Ely的鎮壓職涯到了1924年便宣告結束，此外，出現了稀有的詩意正義，Ely因為自己的攻擊行為而被追究。飽受攻擊的Robert La Follette在1922年重新參選參議員，並阻止進步論者回到華盛頓的權力中心。進步論者在1924年取得雷根政府的內閣控制權，但他們已經切斷自己與前學術盟友及帝國建造者的連結。Ely認為離開華盛頓並將自己的機構移出華盛頓才妥當，移到Northwestern消磨數年的日子，他名氣的全盛時期也宣告結束。

57 對於一戰期間歷史學家之行動的清新酸解，參C. Hartley Grattan，「The Historians Cut Loose」，《American Mercury》，（1927年8月），重新發行於Haw Elmer Barnes，《In Quest of Truth and Justice》，第二版，（Colorado Springs, Colo.: Ralph Myles Publisher，1972年），頁142–64。延伸閱讀，參George T. Blakey，《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年）。Gruber的《Mars and Minerva》中有討論學術人士與社會科學人士，但更專注於歷史學家。James R. Mock與Cedric Larson，《Words that Won the Wa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9年），談論「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的歷史，也就是戰爭期間的官方宣傳部門－公共訊息委員會。

58 參Ely有用的傳記，Benjamin G. Rader著，《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 The Influence of Richard T. Ely in American Life》，（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66年）。

59 Sidney Fine，《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年），頁239–40。

60 Fine，《Laissez Faire》，頁180-181。

61 John Rogers Commons是老洋基人，英格蘭清教徒的後代，出生於俄亥俄州西儲洋基地區，成長於印第安纳州。他的母親是佛蒙特州虔信主義奧柏林學院的畢業生，John被他的母親送到奧柏林學院就讀，希望他能成為一名教長。Commons在大學時，Commons與其母親在反沙龍聯盟的要求下，發行了禁酒主義的出版品。畢業後，Commons進入Johns Hopkins追隨Ely，但是他的研究所沒有畢業。參John R. Commons，《Myself》，（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年）。另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3，頁276–77；Mary O. 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5年），頁198–204。

62 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402–03。Ely從不認為千禧王國遙不可及。他相信大學與社會科學的使命，在於「教導基督徒之社會責任的複雜性，以達成所有人都衷心盼望的新耶路撒冷」。教堂的使命便是打擊邪惡的機構，「直到地球重生，所有城市都成為神之國度」。

63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114。

64 參Rader，《Academic Mind》，頁181–91。有關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領導群的商業盟友，特別是J.P. Morgan與其他摩根派人士。參C. Hartley Grattan，《Why We Fought》，（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9年），頁117–18；與Robert D. Ward，「The Origin and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1914–1919」，《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7刊，（1960年6月）：51–65。

65 美國商務部闡述了徵兵的長期經濟利益，宣稱美國青年「將以有益的紀律替代挫志的自由」。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頁110。有關於美國商會給予該草案的熱烈支持，參Chase C. Mooney、Martha E. Layman，「Some Phases of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Training Movement, 1914–1920」，《Mississippi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2年3月）：640。

66 Richard T. Ely，《Hard Times: The Way in and the Way Out》，（1931年）。引述於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5，頁671；與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4。

67 Ely替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起草了一份超愛國的宣誓書，宣誓其成員旨在「掃蕩不忠」。宣誓書還表達了對《間諜法》（Espionage Act）的無條件支持，並誓言要「打擊La Follette的黨羽及其反戰勢力」。Rader，《Academic Mind》，頁183以後。

6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207。

69 同上，頁207。

70 同上，頁208、208等。

71 同上，頁209–10。在他寫於1938年的自傳中，Richard Ely改寫歷史來掩蓋他在攻擊La Follette運動中的可恥角色。他承認自己簽署了請願書，然後宣稱自己「並不像La Follette想的那樣是遊說請願書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自傳中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反La Follette的秘密研究。

72 有關更多反La Follette的運動，參H.C. Peterson、Gilbert C. Fite，《Opponents of War: 1917–1918》，（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7年），頁68–72；Paul L. Murphy，《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W.W. Norton，1979年），頁120；與Belle Case La Follette、Fola La Follette，《Robert M. LaFollette》，（New York: Macmillan，1953年），卷2。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Tue, 25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Randy Son Of Robert via photopin cc

婦女組織的主要參戰貢獻之一，是為了解救美國士兵免於暴戾與惡魔蘭姆酒之威脅所作的協作努力。除了在國內每個軍事基地的鄰近區域建立嚴格禁酒區之外，1917年5月的《選擇性禁止法》也在軍事基地外大範圍地禁止賣淫活動。為了實行這些規定，陸軍部建立了訓練活動委員會（Commission on Training Camp Activities），美國海軍隨後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這兩個委員會都由Raymond Blaine Fosdick領導，他是這份工作的首選、進步主義紐約客、市政改革者，同時也是Woodrow Wilson的前學生與弟子。

Fosdick的背景、生活與職業生涯，都是當時進步主義學者與政治運動家圈子中的愛國主義者。Fosdick的祖先是來自Massachusetts和Connecticut的洋基客，他的曾祖父是駕車西征到紐約水牛城，成為洋基地區心臟地帶前沿開墾者的先鋒。Fosdick的祖父是浸信會的虔信佈道者，同時也是禁酒主義者，他與牧師的女兒結婚之後，一生都在水牛城從事公立學校教師的工作。Fosdick的祖父後來成為水牛城的督學，終生努力於推廣、強化公立學校體系。

Fosdick的直系血親也沿襲這條脈絡。他的父親也是水牛城的公立學校教師，最後升為高中校長。他的母親則是虔誠的虔信教徒，也是禁酒主義與婦女選舉權的忠實擁護者。Fosdick的父親是虔誠的新教徒與「狂熱」共和黨人，Fosdick的中間名以其父親心目中的英雄為名－緬因州共和黨老將James G. Blaine。Fosdick的三個孩子，長子Harry Emerson、Raymond，與Raymond的雙胞胎妹妹Edith，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也都將畢生投入虔信主義與社會服務。

Fosdick在紐約當局活躍的時期交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朋友－John D. Rockefeller, Jr.。John跟他父親一樣是虔信浸信教徒，他在1910年擔任特殊大陪審團的主席，試圖將掃蕩紐約的所有賣淫活動。對於Rockefeller來說，掃黃成為其畢生的十字軍戰爭。他堅信必須要透過嚴格的手段，移除、隔離並地下化像賣淫這樣的罪。

Rockefeller的十字軍戰爭始於1911年成立的社會衛生局，他在之後的25年間投入五百萬的資金。社會衛生局成立了兩年後，他把Fosdick也拉入參與，當時Fosdick已經是Rockefeller浸信會聖經班年度聚會的講者，他研究如何聯合歐洲警力系統與社會運動來終結「社會惡習」。在Rockefeller的授意下，Fosdick從研究歐洲擴大到美國警力系統，Fosdick震驚於警察工作在美國不被視為「科學議題」，而是「骯髒的」政治議題。[31]

當時，新的戰爭部長－前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長Newton D. Baker，據報動員到德洲墨西哥邊境以對抗墨西哥革命人士Pancho Villa的部隊，軍營附近充斥沙龍與妓院，Baker為此感到困擾，於1916年派出被軍官嘲笑為「牧師」的Fosdick進行調查，Fosdick驚恐地發現軍營附近到處都是沙龍跟妓院，並將他的驚愕回報Baker。在Fosdick的建議下，Baker抨擊軍隊指揮官以及他們對酒精與惡習的鬆管態度。Fosdick則開始發展另一個概念，難道打擊罪惡不能伴隨著鼓勵良善的正面態度，讓我們的孩子能享受那些取代罪惡與酒精的替代品？美國宣布參戰後，Baker很快就指派Fosdick擔任訓練活動委員會的主席。

Raymond Fosdick以聯邦政府的強制性資源，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帝國，其組織從一位秘書擴張到數千名員工，Raymond Fosdick決心執行他的兩個使命：杜絕軍營附近的酒品與惡習，並提供這些美國士兵有益身心的替代品。Fosdick任命Bascom Johnson為訓練活動委員會法律執行科的頭兒，Johnson是美國社會衛生協會的律師。[32] Johnson的軍階為少將，而他下頭40位律師的軍階則為少尉。

Fosdick以衛生與軍隊需求為由，在他的委員會中建立社會衛生科，該分科的口號是「為了對抗而生（Fit to Fight）」。如果出現不遵守命令的頑強城市，Fosdick就半強制地威脅要解除調離該地軍隊，他設定了方向進行掃黃活動，就算不是全面取締賣淫，至少也要掃蕩國內幾個主要的紅燈區。透過這樣的方式，Fosdick和Baker挪用當地警力與聯邦軍警，遠超過他們的法定職權。法律授權總統強制關閉軍事基地周圍5哩內的紅燈區。然而，在110個被軍方關閉的紅燈區中，只有35個位於禁止區內，關閉那另外75個紅燈區的行動在法律上為違法。儘管如此，Fosdick勝利地說：「透過訓練活動委員會的努力，紅燈區已經不再是美國城市生活的特徵之一。」[33] 當然，這種永久性破壞紅燈區的後果，就是將賣淫活動趕到街上，消費者被剝奪了自由市場與法規下的保護。

在某些案例中，聯邦反惡習十字軍遭遇相當程度的阻力。出身北卡羅來納州的進步主義者－海軍總長Josephus Daniels，不得不出動海軍陸戰隊來巡邏反抗中的費城街道，並且在市長的強烈反對下，於1917年11月出動海軍部隊來關閉新紐奧良市傳說中Storyville紅燈區。[34]

帶著這股傲慢，美國軍隊決定將這波反惡習十字軍計畫擴大到海外地區。John J. Pershing將軍向位於法國的美國遠征軍公佈一道官方公告，敦促著「節制性活動是美國遠征軍的責任，不管是為了在戰爭中更具戰力，或者是為了戰後回國美國人民的衛生考量」。Pershing與美國軍方試圖關閉美國遠征軍營地附近的妓院，但這項活動因為法國方面的反對而未成功。Georges Clemenceau總理指出，「全面禁止美軍駐營附近的常規性服務活動」的結果，只是增加「附近地區居民的性病感染」。最後，美國必須要畫清界線並禁止軍隊進入法國平民地區。[35]

Raymond Fosdick的任務中最正向的部分，就是提供士兵們具有建設性的替代品，取代酒精與惡習－「健康的娛樂與夥伴」。正如預期地，婦女委員會與婦女組織們積極地配合。她們遵從戰爭部長Baker的禁令：政府「不能允許這些年輕人被惡習與低落士氣的環境給圍繞，政府也不能不做任何措施來保護年輕人遠離不良的影響與粗鄙的誘惑」。然而，婦女委員會發現到，保護年輕男孩之道德與健康的偉大事業中，她們最大的挑戰卻是組織裡年輕女孩的道德。不幸的一面是，駐紮士兵的問題在於防止女孩們被戰爭與迷人制服的吸引力與浪漫給誤導。幸運的可能是，也許，馬里蘭委員會建議成立的「榮譽愛國聯盟」，能夠啟發女孩們接受對於女性道德與國家忠誠的最高標準。[36]

沒有任何團體比新興社會工作團體更欣賞Fosdick與其軍事訓練委員會的成績。在遊樂場與娛樂協會（Playground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及Russell Sage基金會欽選之助手的圍繞下，Fosdick一夥人試著「在每個軍營附近建立大型設施。從沒有其他軍隊看過這些東西，那正是娛樂與社區組織運動的產物，是那些主張有創意地運用閒暇時間的人的勝利」。[37] 社會工作者將這個計畫視為巨大的成功。具影響力的《Survey》雜誌將這些成果總結為「現代社會工作中最了不起的一塊」。[38]

社會工作者對於禁酒活動也很雀躍。慈善與懲教全國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在1917年時拋棄任何可能抵觸禁酒令且無涉價值觀的主張。（該組織後來更名為社會工作全國會議）紐約慈善組織協會的Edward T. Devine在1917年訪俄回國後，驚呼：「禁酒令後的社會改革甚至比廢除專制的政治改革要來得更為影響深刻。」而大型設施運動的主將兼老牌禁酒主義者Robert A. Woods，在1919年第18號修正案時預測「該法案是史上最偉大的活動，將能減少貧困、掃除賣淫活動與犯罪，並解放長久以來被抑制的人類潛能」。[39]

1917到1918年的社會工作全國會議主席Woods，長久以來譴責酒精為「可憎的惡魔」，他是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相信「基督教政治家」在「該作之事的宣傳下」，能夠在協作與社群的路線下基督化社會秩序，走向神之榮耀。就像許多虔信主義者，Woods並不在乎信仰或教條，他只在乎以公共的方式推動基督教，身為積極的主教，他的「教區」是廣大的社會。在Woods的安置工作中，他偏好以安置住房作為改革核心來隔離「不合群者」，特別是那些「流浪漢、酒鬼、貧民與智能不足者」。「程度加重的酒鬼」得接受嚴厲等級不斷加重的「懲罰」，刑期不斷加長。透過圍捕與囚禁街友來擺脫「流浪惡漢」，那些被逮捕的人會被丟到流浪漢工坊裡進行強迫性勞動。

對於Woods而言，世界大戰是重大事件，促進了「美國化」，一個「在忠誠與信仰下之良好秩序的偉大人性化過程」。[40] 這場戰爭奇妙地釋放了美國人民的能量。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將戰時的氣勢延伸到戰後的世界。Robert Woods讚頌著1918年春季的戰爭集體主義社會，並問出關鍵問題：「難道這個世界不應該一直如此？為什麼不在戰後也沿續這個狀態，這個緊密結合、範圍廣大又蓬勃發展的服務、合作與建設性的創造能量？」[41]

31 參Raymond B. Fosdick，《Chronicle of a Generation: An Autobiography》，（New York: Harper & Bros.，1958年），頁133。另參Peter Collier、Davi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6），頁103–05。Fosdick對於在美國街上叼著雪茄巡邏的警察感到特別吃驚！Fosdick，《Chronicle》，頁135。

32 美國社會衛生協會及其深具影響力的《Social Hygiene》期刊，是「淨化聖戰」的主要組織。這個組織是紐約醫生Dr. Prince A. Marrow受到美國社會衛生與道德預防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Sanitary and Moral Prophylaxis, ASSMP）的啟發而成立，ASSMP成立於1905年，該組織提倡性病防治並偏好法國梅毒論者Jean-Alfred Fournier的可控論。不久後，ASSMP芝加哥分部提出的「社會衛生」與「性愛衛生」等術語在他們的醫藥與科學主張中廣為使用，ASSMP在1910年更名為美國性愛衛生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for Sex Hygiene, AFSH）。最後，AFSH這個醫生協會在1913年底時與全國警惕協會（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合併，組成美國社會衛生協會（American Soc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SHA），全國警惕協會的前身是美國純潔聯盟（American Purity Alliance），宗教人士與社會工作者的組織。

在這波社會衛生運動中，道德與醫學主張如影隨形。因此，Dr. Morrow相當歡迎性病的新知，因為這代表著「性罪惡的懲罰」不再是「之後的事」。

ASHA的首任主席為哈佛大學校長Charles W. Eliot。在他首次會議的談話中，Eliot明確指出全面禁止酒精、菸草，甚至是香料，是反賣淫與淨化聖戰的重要組成。

有關這群醫生、淨化聖戰與ASHA的建立過程，參Ronald Hamowy，「Medicine and the Crimination of Sin: ‘Self-Abuse’ in 19th 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I，（1972年夏）：247–59；James Wunsch，「Prostitution and Public Policy: From Regulation to Suppression, 1858–1920」，芝加哥大學1976年博士論文；Roland R. Wagner，［Virtue Against Vice: A Study of Moral Reformers and Prostitu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有關Morrow，參John C. Burnham，「The Progressive Er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Sex」，《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9，（1973年3月）899；與Paul Boyer，《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 1820–1920》，（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年），頁201。另參Burnham，「Medical Specialists and Movements Toward Social Control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ree Examples」，收錄於J. 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ssays in Associational Activities in Modem America》，（New York: Free Press，1972），頁24–26。

33 於Daniel R. Beaver，《Newton D. Baker and the American War Effort 1917–1919》，（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6年），頁222。另參同上，頁221–24；與C.H. Cramer，《Newton D. Baker: A Biography》，（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1961年），頁99–102。

34 Fosdick，《Chronicle》，頁145–47。當Storyville在1917年禁止賣淫後，與傳說中正好相反，這個城市從來沒有「關閉」沙龍，舞廳依然開放，爵士舞廳從沒有真正在Storyville或新奧爾良被關閉，因此，這些場所從沒真正被迫歇業。有關Storyville關閉事件對爵士史之影響的歷史修正主義觀點，參Tom Bethell，《George Lewis: A Jazzman from New Orlea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年），頁6–7；及Al Rose，《Storyville, New Orleans》，（Montgomer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4年)。此外，Storyville的後期發展，參Boyer，《Urban Masses》，頁218。

35 參Hamowy，《Crimination of Sin》，頁226以後。Clemenceau的引言收錄於Fosdick，《Chronicle》，頁171。Newton Baker的御用傳記作家宣稱Clemenceau的反應展現出「他身為『法國虎』的動物傾向」。Cramer，《Newton Baker》，頁101。

36 Clarke，《American Women》，頁90、87、93。在某些案例中，婦女組織採取攻擊性措施來掃除她們社區中的惡習。1917年時，德州反惡習婦女委員會在所有軍事基地周圍建立「乾淨區域」。該年秋季時，該委員會與德州社會衛生協會合作，一起從事根除妓院與沙龍的工作。San Antonio成為她們最大的問題。Lewis L. Gould，《Progressives and Prohibitionists: Texas Democrats in the Wilson Era》，（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3年），頁227。

37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5。

38 Fosdick，《Chronicle》，頁 144。戰後，Raymond Fosdick的名利接踵而來，首先是國際聯盟的副秘書長，而後畢生都處於John D. Rockefeller身邊的內部集團核心。有了這些，Fosdick一舉成為Rockefeller基金會的頭兒，兼任Rockefeller家族的御用傳記作家。同時，Fosdick的哥哥Rev. Harry Emerson成為Rockefeller欽選的教區主掌，任職於Park Avenue Presbyterian教堂，而後轉任Rockefeller資助的宗派間Riverside Church。Harry Emerson Fosdick成為Rockefeller對抗新教的主要協助，偏好後千禧派、國家主義、「自由派」新教，並反對千禧派基督教，他在一戰的前幾年就以「原教旨主義者」出名。參Collier與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42、151–53。

39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6；Timberlake，《Prohibition》，頁66；Boyer，《Urban Masses》，頁156。

40 Eleanor H. Woods，《Robert A. Woods; Champion of Democracy》，（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29年），頁316。另參同上，頁201–02、頁250以後、頁268以後。

41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7。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Tue, 18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erin leigh mcconnell via photopin cc

第19號修正案是一戰的另一個直接產物，伴隨著禁酒令，但是影響時間更久。國會在1919年提出第19號修正案並在隔年批准，該修正案允許婦女投票。婦女參政運動長久以來一直與禁酒運動結盟。福音派虔信主義者亟欲對抗貌似對他們不利的民意，從而開始呼籲婦女選舉權（並在許多西部洲制定相關草案）。他們之所以這們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虔信派婦女在社會上或政治上都很活躍，相對的，民族派與禮拜式婦女則往往因為文化上與廚房和家庭的羈絆而不太會去投票。因此，婦女選舉權將會大幅提高虔信派的投票實力。禁酒黨在1869年成為第一個支持婦女選舉權的政黨，並且持續保持此一立場。進步黨也同樣熱衷於婦女選舉權；它是第一個出現婦女代表的全國性政黨。基督教聯合戒酒婦女會是婦女選舉權組織的領頭者，該婦女會在1900年時已經達到300,000會員的可觀數目。婦女選舉權組織的主力－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連續三任主席的政治運動生涯都從禁酒主義者開始－Susan B. Anthony、Mrs. Carrie Chapman Catt與Dr. Anna Howard Shaw。Susan B. Anthony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議題：

這個國家有個內敵，敵人就是酒醉。所有和賭場、妓院、車廠工作相關的人都是反對婦女選舉權的鐵票，我的意見是，如果你相信貞潔，如果你相信誠信，那就採取必要的措施，把選票交到婦女手中。[20]

內布拉斯加州德美同盟會（German-American Alliance of Nebraska）針對1914年11月婦女選舉權公投的失敗發出呼籲。呼籲內容為德文，寫著：「我們的德國婦女並不想要投票的權利，而且，因為我們的對手呼籲選舉權的目的是為了要在我們的脖子銬上禁酒的枷鎖，我們應該盡其所能地反對…」[21]

美國加入一戰，提供了克服婦女選舉權之反對勢力的動力，不管是作為禁酒成功後的順理成章推論，或是作為婦女組織在戰爭中效力的回報。為了關閉循環，這些政治活動還包含杜絕色情，以及針對移民族群進行「愛國教育」。

美國宣布參戰後不久，國防委員會就建立了婦女防禦工作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婦女委員會出名。這個委員會的目標是「協作組織化與非組織化的婦女活動與資源，讓她們的力量能夠在被需要時所用，並提供一個讓婦女與政府部門合作的新管道」。[22] 前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之會長Dr. Anna Howard Shaw，轉而擔任婦女委員會主席的全職工作，另一位婦女委員會的主要成員Mrs. Carrie Chapman Catt，同時兼任選舉權團體的主席，同樣也是突出的參政婦女。

婦女委員會很快地就在全國各地設立組織，並於1917年6月19日召集了超過50個全國性婦女組織來討論整合彼此的努力成果。正是在這個會議上，不倦不怠的食品獨裁Herbert Hoover「強加了第一個明確指派給美國婦女的任務」。[23] Hoover以「保存」與消除「浪費」之名，邀請全國婦女一同參與他控制、限制與卡特爾化食品工業的野心計畫。婦女委員會的委員之一Mrs. Ida M. Tarbell慶祝著這項發展，她同時也是進步主義作家與扒糞記者（muckraker）。Mrs. Tarbell稱讚：「公眾越來越能意識到，我們正進行的（美國參戰）計畫是全國性的民主事業，如果個人或者社會想要投入一份心力，就必須要與華盛頓政府協力合作。」Mrs. Tarbell繼續說道：「除了我們正走向中央集權的方向外，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目前全國婦女正通力合作的行動。」[24]

可能因為Mrs. Tarbell是「主導者」之一，而非「被主導者」，而更加熱衷於這些事務。Herbert Hoover在婦女大會中提出，每一位參與分送「食品質押卡」的婦女都是食品保存局的代表。由於公眾對於食品質押的支持沒有預期熱烈，推廣食品質押的教育工作變成為婦女保存運動的重點。婦女委員會任命Mrs. Tarbell為其食品管理局委員會的主席，她不倦地組織活動，並代表該委員會投書各新聞與雜誌。

除了食品管制之外，另一項婦女委員會的重要任務是將全國婦女分配到各式無償或有償的戰備服務。國內每一位超過16歲的女性都被要求要填寫並繳交一份附有相關訊息的註冊卡，揭露個人曾經接受的訓練、工作經驗，以及希望工作的類別。如此一來，政府就會知道每一位婦女的技能狀況，從而讓政府與婦女之間的互助更加緊密。在許多洲內，特別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諾州，洲政府還設立了學校來訓練這些註冊者。儘管婦女委員會不斷聲稱這些註冊都是自願性活動，但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如Ida Clarke所述，洲政府發展了一套「創新又聰明」的方法來促進這項計畫：強制性的婦女註冊。

路易斯安那州長Ruftin G. Pleasant下令1917年10月17號為強制註冊日，並讓一幫子洲政府官員配合這項活動。洲政府的食品委員會則確保所有人都參與食品質押活動，洲學校委員會更將10月17號宣布為假日，讓教師能夠協助這項強制性註冊，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共計有六萬名婦女替路易斯安那州的登記活動工作，她們和洲食品保存局官員、教區的示範人員一起工作。在該洲的法國區，天主教神父在呼籲所有女性教友履行註冊義務上發揮了重要的個人價值。宣傳單在法國區中流傳，挨家挨戶地宣傳，婦女活動家在戲院、學校、教堂與法院等處發表敦促註冊的演講。人們被告知所有的回饋都將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任何阻力被提及。人們也被告知「就連黑人族群也對這個議題相當活躍，在黑人牧師的呼籲下有時也會參與白人的會議」。[25]

另一項婦女註冊與食品管制運動的助力，雖然規模較小卻更險惡，是由國會在1917年1月底於華盛頓舉辦的大型建設性愛國主義會議中成立的戰前婦女組織，也就是所謂的全國婦女服務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Woman’s Service, NLWS），該聯盟所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其職責後來與規模更大的婦女委員會重複。這兩個組織的差異在於，NLWS的組織結構與軍隊很相像。每一個地方工作小組都被稱為「分遣隊（detachment）」，聽命於「分遣隊長（detachment commander）」，區範圍與洲範圍的分遣隊會在年度「營會（encampment）」中集會，每一位女性成員都穿著制服並配戴組織徽章。具體而言，「所有分遣隊都接受標準化與體能化的訓練」。[26]

婦女委員會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愛國主義教育」。政府與婦女委員會認知到移民族群女性最需要受到這類指導，因此設立了教育委員會，由精力充沛的Mrs. Carrie Chapman Catt領導。Mrs. Catt清楚地向婦女委員會解釋這個問題：上百萬的美國民眾並不清楚我們為什麼參戰。Ida Clarke重釋了Mrs. Catt的意思：「我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以保護後代不受無良軍國主義的威脅。」[27] 假設美國「過分周到」的軍國主義不會產生任何問題。

Mrs. Catt接著說，冷漠與無知比比皆是，她提議動員兩千萬美國婦女，那些「社區中的情感凝聚佼佼者」，進行「大規模的教育活動」，來讓婦女們「熱心地參與，推動戰爭盡可能地快速勝利」。Mrs. Catt繼續說道，然而，她澄清自己呼籲支援戰爭之目的，是因為「不管這個國家想不想要」，我們都已經在戰爭中，因此，為了贏得戰爭，「犧牲」是必要的，「不管願意或不願意」。結束時，Mrs. Catt以單一論點作為總結，在所謂的必要性之外，將「終結戰爭視為戰爭」，是勝利的前提。[28]

婦女組織的「愛國教育」運動，主要目標是要「美國化」移民婦女，透過積極地說服她們（a）歸化為美國公民，以及（b）學「本國英語」。該運動搭配「美國第一」的口號，透過敦促移民學習英語、讓女性移民參加下午或晚上的英語班，來達成民族團結。這些愛國婦女組織對於保持這些移民的家庭結構也投以關注。如果孩子學英文，但父母卻沒有學英文，這些孩子將會藐視他們的父母，「父母管教與控制將會失效，整個家庭結構將被削弱。從而導致社區中的重要保守勢力失效」。為了保存「年輕人的家教」，「透過語言來美國化外國婦女成為迫切需要」。在賓州的Erie，婦女俱樂部會推舉「社區保姆（Block Matrons）」，其工作是去了解社區裡的外國家庭，並支援學校單位敦促移民學習英語，以Ida Clarke的話來說，這些社區保姆會「成為鄰居、友人，以及社區中外國婦女的傾訴對象」。大家都會想要聽聽獲得社區保姆關注之對象的意見。

總之，美國化運動的結果，如Ida Clarke的總結：「這個國家的婦女組織扮演了重要角色，將美國塑造為具有共通語言、共通目標、共通美國夢的國家。」[29]

政府與其婦女組織也沒有忽略了進步性的經濟改革。在1917年6月婦女委員會會議中，Mrs. Carrie Catt強調戰爭中的最大問題，在於確保婦女「同工同酬」。會議建議要成立委員會，確保勞動雇用不會違反「道德法則」，並讓限制（「保護」）婦女與兒童的法律能被嚴格執行。顯然，最大化生產力以備戰的這個目標有時候會變得次要。

全國婦聯工會（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s League）主席Mrs. Margaret Dreier Robins讚譽道，婦女委員會正在各洲組織保護婦女與兒童勞工之最低勞動標準的委員會，要求最低薪資並縮短婦女勞工的工時。Mrs. Robins特別警告：「過去有為數廣大的無組織婦女在勞動市場中以低於水準的條件就業，這些婦女多在那些美國化程度低、美國理想中最陌生的產業中工作。」因此，「美國化」以及動員婦女勞工這兩件事得齊頭並進。[30]

20 引述於Alan P. Grimes，《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an Suffrag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頁78。

21 Grimes，《Puritan Ethic》，頁116。

22 Ida Clyde Clarke，《American Women and the World War》，（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1918年），頁19。

23 Clarke，《American Women》，頁27。

24 同上，頁31。事實上，Mrs. Tarbell的扒糞活動，對象僅限Rockefeller與Standard Oil。她相當偏好摩根家族，她在1925年替US Steel的Elbert H. Gary寫的美化傳記，以及1932年替GE的Owen D. Young寫的美化傳記可以作為見證。

25 同上，頁277、275–79、58。

26 同上，頁183。

27 同上，頁103。

28 同上，頁104–05。

29 同上，頁101。

30 同上，頁129。Margaret Dreier Robins和她的丈夫Raymond基本上就是一對愛國主義的進步派夫妻。佛羅里達州出生的Raymond，是白手起家的成功掏金客，在阿拉斯加的荒野經歷神秘體驗後成為虔信佈道者。Raymond後來搬到芝加哥定居，並成為市政改革的領導者。Margaret Dreier和Mary兩姊妹出生於紐約的有錢社會名流，她們的家族資助新興時期的全國婦聯工會。Margaret在1905年嫁給Raymond Robins後搬到芝加哥，很快就成為該工會的長壽主席。Robins一家在芝加哥組織進步主義政治活動超過20年，並在1912年到1916年間成為進步黨的主要領導人物。一戰期間，Raymond Robins以俄國紅十字計畫領導的身分，參與了重要的外交活動。有關Robins一家，參Allen F. Davis，《Spearhead for Reform: Th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890–191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

有關婦女戰時作業與婦女選舉權，參選舉權運動的標準歷史：Eleanor Flexner，《Century of Struggle: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theneum, 1968），頁288–89。有趣的是，國家戰爭勞工局（National War Labor Board，NWLB）直接就接受「同工同酬」的概念，透過增加雇主的成本來達成限制婦女就業之目的。NWLB接受超額雇用婦女的唯一條件，是「雇用女性不再比雇用男性更加有利可圖」。引述於Valerie I. Conner，「‘The Mothers of the Race’ in World War I: The National War Labor Board and Women in Industry」，《Labor History》，21，（1979–80年冬）：34。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Thu, 13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oston Public Library via photopin cc

Higgs教授書中所遺漏的少數關鍵之一，就是後千禧年論虔誠新教在趨使美國走入國家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830年代主導北部的洋基地區後，侵略性的「福音派」虔信主義在1890年代征服了南方的新教，並在20世紀後與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主義中扮演要角。「福音派」虔信主義認為盡可能地讓其他人也獲得救贖是讓自己能夠獲得救贖的必要之一，無可避免地，國家必須變成最大化人類獲得救贖機會的神器。具體而言，國家在排除罪惡、「使美國變得神聖」中扮演樞紐角色。對於這些虔信主義者而言，罪惡被廣泛定義成任何可能會蒙蔽心智而讓人無法達到救贖的事物。尤其重要的是奴隸制（直到內戰之前）、惡魔的蘭姆酒，以及羅馬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羅馬天主教廷。內戰後的幾十年間，虔信主義者用來對抗政敵民主黨的指控，從奴隸制變為「叛亂」。[7] 到了1896年，隨著南方新教的福音式轉變以及聯邦對人煙稀少之虔信派州地區的承認，William Jennings Bryan成功地將這些因素結合，並把民主黨轉變成虔信主義的政黨，永遠終結了該黨曾經引以為榮的理想－禮拜式（天主教派與路德教派）基督教、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體制。[8]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虔信主義者都是後千禧年論者：他們相信基督再臨只會出現在人類努力下於地球建立神之國度的千年之後。因此，後千禧年論者傾向國家主義，將國家視為加速耶穌再臨的器具，排除罪惡並基督教化社會秩序。[9]

Timberlake教授簡練地總結了這種政治與宗教間的衝突：

不像那些將世界視為無救腐敗的極端主義與末日教派，也不像羅馬教廷、聖公會與路得教派那些對於宗教影響文化保持較寬鬆態度的保守教派，福音派新教把克服腐敗視為動態活動，不只說服他人信基督，更透過法律與政治權力基督教化社會秩序。根據這個觀點，基督徒的責任在於使用國家的世俗權力來打造社會，讓社群的信仰保持純潔、讓救贖的工作變得簡單一點。因此，法律的作用不只是限制邪惡，更是教育與拉抬。[10]

禁酒主義與進步主義改革都具虔信主義色彩，而這兩個運動都在1900年擴展之後逐漸交織。曾經只有單一訴求的禁酒黨，在1904年後逐漸演變成進步主義。1900年後的禁酒主義主要活躍成員反沙龍聯盟，也開始大幅投入進步主義改革。該聯盟1905的年會上，Howard H. Russell牧師讚頌進步主義改革運動的進展，並讚揚Theodore Roosevelt，稱他為「英雄楷模的領袖，具有絕對誠實的人格與純潔的人生，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11] 反沙龍聯盟1909的年會上，Purley A. Baker牧師稱讚工會運動是正義與公平交易的神聖十字軍東征。該聯盟1915的年會吸引了上萬人，集結了國家主義、社會服務與好鬥基督徒，這種組合是1912年進步黨成立大會的標誌。[12] 該聯盟1916的年會上，主教Luther B. Wilson申明，在場的所有人對於即將提出的進步主義改革都無異議支持。

在進步主義當政期間，社會福音成為虔信派基督教的主流之一。大多數福音教派的教會都建立社會服務委員會來推廣社會福音，幾乎所有的教派都接受教會委員會與教會聯邦委員會社會服務部在1912年制定的社會信條（Social Creed ）。信條中呼籲廢除童工、建立婦女勞動法、成立工會的權力（即強制性集體談判）、消除貧困，以及「公平」分配國家生產。飲酒問題也是社會議題之一。信條認為，酒精是人類建立神之國度的嚴重障礙，信條主張「保護個人與社會免於酒精這個社會、經濟與道德上的浪費」。[13]

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的領袖們過去都是國家主義的狂熱擁護者。包括Walter Rauschenbusch牧師與Charles Stelzle牧師，在美國參與一戰之後，他們的《Why Prohibition!》透過聯邦教會委員會的禁酒委員會，分送到工會領袖、國會議員、與重要政府官員的手上。Josiah Strong牧師是特別重要的社會福音運動領袖，他透過自己的美國社會服務機構（Ame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Service）發行《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月刊。在1914年7月刊某篇支持禁酒主義的文章中，《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歡呼著進步主義的精神終於終結了「個人自由」：

「個人自由」終於成為被廢黜的無冕王，無人崇敬。社會意識至今已被開發、變得專斷，社會機構與政府必須要留意自身的職責，並且共同分擔。我們不再害怕「父權主義」這個古老的妖怪。我們大膽地聲明，政府的責任就在於父權式的關愛。「沒有人可以置身於一個真正的政府之外。」[14]

身為一個真．十字軍，虔信主義者在替美國除罪化的這條路上並不滿足於此。如果虔信主義者們真的相信美國人是神選之人、美國是神選之地，他們的宗教與道義責任當然不會停止於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世界就像是美國的藏寶地。就像Timberlake所描述的，美國建國的過程就是一次神選之地的映證。

因此，將這些理想與機制向外推廣，成為美國的任務，讓整個世界都成為神之國度。美國新教徒不僅只滿足於在美國境內進行改革，還強迫性地覺得也應該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這麼做。[15]

美國參與一戰替這個新教徒之夢提供了實現的機會。首先，所有的糧食生產都在食品獨裁者Herbert Hoover的控制之下。如果美國政府控制、分配糧食資源，它應該要允許這麼珍貴的穀物供應被所謂「非罪即浪費」的酒品生產給吸收？就算只有低於2%的美國穀物收成用於酒品生產，想想這些穀物可以被用來餵飽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飢童吧。進步色彩的《Independent》周刊煽動地描述。「難道不是『眾人有得食』或『少數人享酒』的二選一？」為了「保存糧食」這個虛偽的目的，美國國會於1917年8月10號修訂食品與燃油管制法，全面禁止糧食投入酒品生產。國會本來大可直接禁止酒品生產，但Wilson總統被反沙龍聯盟給說服，這麼做雖然較慢達到目標，但是可以免於被國會阻撓議案而延宕。然而，進步主義兼禁酒主義者Herbert Hoover，進一步說服Wilson在10月8號下令，大幅降低啤酒的酒精含量並限制可用於酒品生產的糧食數量。[16]

禁酒主義者利用管制法規與戰爭愛國主義來產生良性效應。新墨西哥州的洲長夫人W. E. Lindsey在1917年11月發表有關管制法令的演說，宣稱：

撇開酒品所造成的長串悲劇清單不談，其所造成的經濟浪費在此刻已經不容忽視。在這麼多盟國人民瀕臨飢荒的狀況下，繼續生產威士忌對我們而言簡直就是有罪的忘恩負義。[17]

戰爭期間禁酒主義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保護美國士兵免於酒精對其健康、道德與不朽靈魂的危險。作為其結果，國會在1917年5月18日《選擇性服務法》中，在所有軍事基地區域建立禁酒區，在這些軍事區內，販賣或甚至是餽贈酒品都被視為非法，即便是在私有住宅也是如此。任何飲酒的軍人都會被送交軍事法庭。

反沙龍聯盟提出的憲法第18修正案是走向全國性禁酒主義最重度的推力，該修正提案取締製造、販賣、運輸與進出口所有的烈酒。提案由國會通過，並於1917年12月在各洲生效。那些主張禁酒令無法徹底執行的反禁酒人士，最後都會遇到原則性問題：難道他也要因為謀殺和搶劫無法徹底防治，而反對禁止謀殺與搶劫嗎？而那些主張私有財產會被不正當沒收的論點，也會因為沒收那些對健康、道德與人民安全有害的財產總是不予補償的慣例給刷下。

《禁酒法》把酒品分類成烈酒（禁止）以及啤酒與葡萄酒（限制）後，釀酒業試著要和蒸餾酒這個汙點劃清界線來減少損失。美國釀酒協會堅持：「啤酒屬於低酒精濃度葡萄酒與軟性飲料那類，而不是烈酒那類。」釀酒商們強調他們對於「一次斷絕烈酒對於整體生產力之桎梏」的意願。這種懦弱的態度對釀酒商無益，畢竟，禁酒令的主要目的就在一次打擊所有釀酒商，這些釀酒商的產品正是受到贈恨之德裔美國人的日常習慣飲品，不論是天主教或路德教派，不論是禮拜式教徒或者是飲酒人士。德裔美國人不過是進入一場公平遊戲。難道他們不是邪惡皇帝的代表，一心只想征服整個世界？難道他們不是有意識地持續令人害怕的匈奴「文化」，旨在摧毀美國文明？大部分的釀酒商難道不是德國人嗎？

因此，反沙龍聯盟怒喝道：「這個國家裡的德國釀酒商正在癱瘓成千上萬的人，從而削弱這個共和國在對抗普魯士戰爭中的力量。」顯然，反沙龍聯盟並未注意到，位於德國的德國釀酒商也正在執行可貴的任務，削弱「普魯士軍事力量」。釀酒商被指控支持德國以及接受大眾補貼（顯然，只要是支持英國，或者是接受補貼的非釀酒商，就可被接受）。這些指控的高潮來自於某位禁酒主義者，他警告：「我們在國內也有德國敵人。而這些德國敵人中最糟糕、最危險、最險惡的，就是Pabst、Schlitz、Blatz和Miller。」[18]

在這種氣氛下，釀酒商根本就沒有翻身機會，第18號修正案進入各洲，取締所有型式的酒品。由於先前已經有27個洲實施酒品取締，這意味著只有9個洲需要批准這道修正案，而這直接涉及到聯邦憲法一直以來的警察權力問題。37個洲在1919年1月16號批准第18號修正案，當年2月底，除了新澤西洲、羅德島、康涅狄格州這3洲以外的所有洲，都將酒品視為違憲。技術上而言，該修正案會在隔年1月生效，但是國會透過通過1918年11月11號的《戰爭禁止法》來加快腳步，該法於隔年5月之後禁止酒類生產，並在1919年6月30號之後開始取締所有含酒精飲料的銷售，這項禁令的效力將持續到解除動員為止。因此，全國性的禁酒其實從1919年7月1號就開始，並在半年後由第18號修正案接手。憲法修正還需要國會級的強制執行法，因此，國會提出了《國家禁酒法》，該法案在1919年10月底時壓過Wilson的否決而通過。

隨著對抗惡魔蘭姆酒之戰的主場勝利，這些不安分的虔信禁酒主義者也開始尋找新的征服地點。今天是美國，明天就是全世界。勝利者反沙龍聯盟在1919年6月呼籲於華盛頓召開國際禁酒會議，建立全球抗酒聯盟。但說到底，全球化禁酒需要先達成全球化民主的這個任務。禁酒主義者的目標在Rev. A.C. Bane於1917年反沙龍聯盟年會上的談話中熱情闡述，當時該聯盟在美國境內的勝利已經觸手可及。面對瘋狂歡呼的民眾，Bane大聲地說：

美國將在人類最偉大的（對抗酒精）戰爭中「攻頂」，並在這個國家崇高的進步中設下耀眼的禁酒主義標準。接著，將關注海外姊妹國對我們的招手，他們同樣與古老的敵人掙扎，我們將帶著宣教與十字軍的精神上前，協助將飲酒的惡魔從所有文明中去除。在美國的帶領下，帶著對全能上帝的信仰，以我們愛國的雙手揮舞著象徵純潔公民的不朽旗幟，我們很快就能替人類帶來全球性禁酒的這個無價之禮。[19]

幸運的是，這些禁酒主義者發現世界是個難以對付的對象。

7 1884年競選活動的民主黨人在內戰後第一次當上總統，末期出現憤慨標語－民主黨是「蘭姆、羅馬教派與叛亂」之黨。紐約的新教牧師可以用這個短句來總結虔信主義運動中的政治關注議題。

8 有關美國「民族宗教」政治歷史的文獻介紹，參Paul Kleppner，《The Cross of Culture》，（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0年）；及，作者同上，《The Third Electoral System, 1853–1892》，（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年）。有關共和黨形成虔信主義政黨的最近期研究，反思反奴隸制、禁止主義與反羅馬教廷等虔信主義關注議題之間的關聯，參William E. Gienapp，「Nativism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Majority in the North before the Civil War」，《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2，（1985年12月），529–559。

9 禮拜派追隨的奧古斯丁正統基督教是「無千禧年論」，認為「千禧」只不過是隱喻，耶穌會在基督教會面臨危機時依照自己決定的不定時間再臨，無須人類的協助。21世紀初出現的「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都是「前千禧年論者」，他們相信基督會在千年「磨難」與末世之前再臨，直到歷史真正結束。前千禧年論者或「千禧年論者」並沒有像後千禧年論者那樣的國家主義傾向，相反的，他們專注於預測末日與耶穌再臨。

10 James H. Timberlake，《Prohibition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20》，（New York: Atheneum，1970年），頁7–8。

11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33。

12 進步黨大會融合了進步主義運動的所有主要族群：國家主義經濟學家、技術官僚、社會改革工程師、社會工作者、虔信派宗教人士與J.P. Morgan & Co的生意夥伴。進步黨與會主要代表是社會福音領導者－Lyman Abbon、牧師R. Heber Newton與牧師Washington Gladden。進步黨宣稱自己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宗教精神復興」。Theodore Roosevelt的就職演說被稱為「信仰的自白」，「阿們」被當作標點符號，配上與會代表們不間斷的虔信基督教讚美詩。他們唱《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以及復古主義讚歌《Follow, Follow, We Will Follow Jesus》，把歌中的Jesus換成Roosevelt。大感震驚的《New York Times》把進步主義團體稱為「狂熱大會」，作為這次不尋常經驗的總結。它加註：「這場演說甚至不能說是大會。它是宗教狂熱份子的集會。就像Peter和Hermit主持的一樣。它就像政治版的衛道派營隊。」引用於John Allen Gable，《The Bull Moose Year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ive Party》，（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1978年），頁75。

13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24。

14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27。文章中的斜體字。或，如Rev. Stelzle在《Why Prohibition》所述：「不管是行事、飲食、享受天倫之樂，或甚至是活著，只要是與公共必要法有所牴觸，就不存在所謂絕對的個體權利。」引述於David E. Kyvig，《Repealing National Prohibi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年），頁9。

15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37–38。

16 參David Burner《Herbert Hoover: A Public Life》，（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9年），頁107。

17 James A. Burran，「Prohibition in New Mexico, 1917.」，新墨西哥《Historical Quarterly》48刊，（1973年4月）：140–141。當然，Lindsey女士並不管那些因為英國海軍封鎖而飽受飢餓之苦的德國人、盟軍與歐洲內陸國家人民。新墨西哥州內唯一抵制1917年禁酒運動的地區是西班牙裔天主教區。

18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179。

19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180–181。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照片：Bernard Baruch via Wiki

歷史學者一般將一戰期間的計畫經濟當成因應當下需求的孤立事件，認為它不具深刻的長遠意義。但正好相反，這段戰爭集體主義被當成典範與靈感來源，成為打造20世紀美國歷史的強大勢力。對大型企業而言，戰時經濟成為全國性協作與卡特爾化的範本，穩定生產、價格與利潤，用一套它們能強力操作並能協調各大經濟團體的系統，來取代老式的自由放任競爭。這是一套以標準化之名來廢除競爭多樣性的系統。戰時經濟替Bernard Baruch與Herbert Hoover等商人鍍上一層漂亮的外衣，他們稱商務團體之間的協作「關聯」為1920年代的商務部長（Secretary of Commerce），正是這種關聯主義替羅斯福的AAA與NRA等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主義鋪平了道路。

戰時集體主義也替這個國家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打造出典範；似乎出現可用來取代自由放任系統的體制，不再是暴動與階級憎恨的馬克斯工人主義，而是由一個全新的強大國家以及各主要經濟團體來領導、規劃與組織經濟。這種「混合經濟」並非巧合地正是一種新重商主義，主要的人員配置就是那些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後一點，大企業以及自由派都將戰時模式當成組織與整合勞動階層的方法，一般而言很難掌控的勞動階層，透過相對應之工會領導人的管束，被馴服成企業主義系統裡的一個小老弟。

終其一生，Bernard Mannes Baruch努力要恢復戰時模式的輪廓。為此，他在總結WIB經驗時，Baruch讚美道：

許多商人都在戰爭期間經歷了他們從執業以來第一次遇到的感受，經歷到他們的統合、合作與一致行動，不僅對自己也對普羅大眾所帶來的重大好處…

Baruch呼籲持續維持這樣的合作組織，「開創紀律」來消除「浪費」（也就是競爭）、互換交易訊息、企業間重新分配供應與需求、避免「奢侈的競爭」、重新調配生產的地點。為了完善公司國家的輪廓，Baruch敦促這些組織得由聯邦機構來管理，不是商務部就是聯邦貿易委員會

這個機構的職責是在政府嚴格督導之下鼓勵這樣的合作與整合…[46]

Baruch也設想了一組聯邦委員會來進行戰後的勞動培訓與分配。至少，他也呼籲要合法化戰時之價格管制、企業整合與動員等措施。[47]

在1920到1930年代，Bernard Baruch扮演著趨往公司國家的主要啟發者；此外，這股趨勢的許多領導者都曾於WIB這段激勵人心的時期聽命於Baruch，這些人也持續在全國性事務中扮演著Baruch小弟的角色。在Baruch的協助下，Moline Plow Company的George N. Peek在1920年代初期，倡議由聯邦政府組織之農業卡特爾來補貼農產品價格，這項措施在總統胡佛於1929年組建之聯邦農業委員會（Federal Farm Board，FFB）中達到高峰，隨後在羅斯福的AAA中又上高峰。當然，Peek的農具機生意在這些農業補助中獲得許多好處。胡佛任用的首任FFB主席不外乎是Baruch在一戰期間的頂尖盟友－農業設備龍頭製造商International Harvester的Alexander Legge。當羅斯福創建AAA時，主席的位置直接就先給了Baruch，然後再傳給Baruch的小弟George Peek。

Baruch不僅在提倡公司國家主義上不落人後，他在1930年春提出於和平時期建立類似WIB的組織，作為「產業的最高法院」。隔年9月，GE總裁Gerard Swope，也是Baruch之知己Herbert Bayard Swope的手足，提出一套精心策劃的公司國家系統，該系統基本上就是戰時規劃經濟的複刻版。與此同時，Baruch的其中一個老友－前國務卿William Gibbs McAdoo，提出一套很類似的「和平時期產業委員會」計畫。胡佛否決了這些計畫後，由羅斯福透過NRA來體現這些計畫，羅斯福選任Gerard Swope來協助完成最終草案，並挑選Hugh S. Johnson將軍來主導這個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重要工具，他是Baruch的弟子與一戰盟友，同樣來自Moline Plow Company。Johnson被解任後，由Baruch本人獲得該職位。[48]

其他的NRA主導官員清一色是戰時動員的老兵。Johnson的參謀長是Baruch的老友John Hancock，他在戰爭期間擔任海軍海軍主計總監並替WIB主持航海產業計畫。其他的NRA官員有：Leo Wolman博士，WIB生產統計部的頭兒；Charles F. Homer，戰時自由公債（Liberty Loan）的主導者；Clarence C. Williams將軍，曾任採購總長並負責陸軍的戰時採購事宜。其他在羅斯福新政（New Deal）期間被重用的WIB老兵有：Isador Lubin，任職美國勞工統計專員；WIB條例分部的Leon Henderson上尉；參議員Joseph Guffey，於WIB中負責石油保存事務，負責將戰時燃料管理局的模式套用在新政時期的石油與燃煤管制。[49]

Herbert Clark Hoover是另一個繼戰時規劃者後成為新協作措施推廣者的人。戰爭一結束，Hoover就將「重建美國」與和平時期的協作給扯上邊。他敦促進行全國性規劃，在政府的「中央領導」下，由商人與其他經濟團體進行「自願性」合作。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之目的是替基礎工業籌集資本，進一步消除自由市場競爭下的「浪費」。Hoover在1920年代擔任商務部長的任期內，他鼓勵透過交易聯盟來卡特爾化各產業。Hoover除了在聯邦農業委員會開創現代的農產品補助計畫，他也敦促咖啡採購商組織卡特爾以壓低採購成本，替橡膠產業建立採購卡特爾，引導石油工業以「保存」之名協作產量限制，替煤業不斷嘗試提高價格、限制產量並鼓吹合作社形式的銷售，嘗試要強制紡織業組成全國性卡特爾以限制產量。延續戰時廢除多樣款式與產品競爭的想法，Hoover在1920年代持續針對材料與產品實施標準化與「簡化」。如此一來，Hoover廢除或「簡化」了上千的產品。這種「簡化措施」由商務部與來自各產業的委員協作而達成。[50] Grosvenor Clarkson歡呼著：

在因應戰爭而實施的必要限制後，很有可能不再像戰前那樣充滿各種機器型式與態樣，以及各式昂貴的用品…WIB於戰爭期間構思與實施的概念，在和平時期由商務部實施…[51]

自由派知識份子在戰爭集體主義中是不佔少數的影響力團體。從來沒有這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學者湧入政府機構，協助規劃、管制與動員經濟系統。這些知識分子從事顧問、技術人員、法規起草，以及政府機構的主管。此外，在新特權的獎賞之外，戰爭經濟讓這些知識份子發現另一種改造社會的方式，既非他們藐視的自由放任經濟，也非他們咒罵又害怕的馬克斯工人主義。這種經過規劃的公司經濟，看來似乎能夠在強大的國家引導下協調所有的族群與階級，一個由自由派或者是類自由派主導的國家。Leuchtenburg教授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將戰爭集體主義視為「人類進步過程一個合乎邏輯的方向」。[52] 他展示出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戰爭影響下之社會轉型的激昂。為此，《New Republic》讚譽戰爭是一種社會「改革」的手段；John Dewey歡呼著以「為了使用而生產」取代「為了利潤而生產」與「絕對的私有財產權」。經濟學家們心醉於「戰爭迫使人們專注於集體規劃的力量」，並尋求「將這股殺敵的力量用到重建家園的新目標上」。[53]

抓緊機會要實施社會改造工程的Rexford Guy Tugwell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著戰爭的結束，宣稱「停戰協議阻撓了生產控制、價格控制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因為，在戰爭期間，老舊的產業競爭體系被「民族主義願景的熱度給熔解」。[54]

不只是NRA與AAA，整套羅斯福新政，包括將華盛頓打造成自由派知識份子與規劃者新居，其靈感來源都來自於一戰的戰爭集體主義。1932年由胡佛成立並於羅斯福新政期間擴張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是舊戰爭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的轉世，後者將政府資金放款給彈藥商。此外，胡佛將RFC首任總裁給了Bernard Baruch，WFC的頭兒則是Baruch的老戰友Eugene Meyer, Jr.。許多舊WFC的員工與營運方法都被帶到新機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前身是戰時政府在Muscle Shoals地區的硝酸鹽與發電計畫，事實上，舊有的硝酸廠也正是這個機構的第一份資產。此外，新政中許多公共電力倡導者，都在緊急艦隊公司（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這個戰時機構的電力部門中受訓。甚至，TVA這項創新的政府企業組織形式也是基於戰時先例。[55]

戰時經驗也提供羅斯福新政公共住房運動靈感。一戰期間，為了提供戰爭工作者住房，成立了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United States Housing Corp.）。戰爭建立了公共住房的先例，也訓練了一批像Robert Kohn那樣的建築師，他是美國航運委員會（United States Shipping Board）住房生產部的頭兒。戰後，Kohn讚譽「這場戰爭讓住房『出現在這個國家的地圖上』」；Kohn於1933年接受羅斯福任命，負責羅斯福新政中的第一波公共住房。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以「花園城市」的規劃原則，建立大規模的公共住房社區（Yorkship Village, N.J.、Union Park Gardens, Del.、Black Rock and Crane Tracts, Conn.），這項規劃原則最後在羅斯福新政與其後的政府計畫中持續發揮影響力。[56]

新政的石油與燃煤管制，同樣也是延續戰時燃油管理局的先例。參議員Joseph Guffey是燃煤與石油管制的領頭兒，曾經擔任WIB汽油分部的頭兒。

戰爭期間的「全國一體」與動員程度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羅斯福新政期間設立平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灌輸美國青年重武精神。其概念是動員在街頭打混的男孩以組成新形式的美國遠征軍（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事實上，CCC的營隊由陸軍經營，CCC的新兵會被聚集在陸軍徵兵總部，穿上一戰的制服，配備軍用帳篷。新政支持者讚譽著，CCC以這種新「游擊軍」的型式賦予這個國家青年新的意義。眾議院的發言人Henry T. Rainey如此形容：

他們（CCC新兵）接受相同的軍事訓練…增進其健康、發展其心智、成為更有用的公民…他們將成為陸軍中相當具有價值的核心。[57]

46 Bernard M. Baruch，《American Industry in the War》，（New York: Prentice-Hall，1941年），頁105–06。

47 Coit，《Mr. Baruch》，頁202–03、218。

48 同上，頁440–43。

49 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ohn Braeman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7年），頁122–23。

50 參Herbert Hoover，《Memoirs》，（New York: Macmillan，1952年），卷2，頁27、66–70；有關Hoover與出口工業，參Joseph Brandes，《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Diplomacy》，（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2年）；有關石油產業，參Gerald D. Nash，《United States Oil Policy, 1890-1964》，（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年）；有關煤業，參Ellis W. Hawley，「Secretary Hoover and the Bituminous Coal Problem, 1921–1928」，《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8年秋）：247–70；有關紡織業，參Louis Galambo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年）

51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484–85。

52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84n。

53 同上，頁89。

54 同上，頁90–92。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鑒於相當類似的考量，而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出現暫時性的欣慕，特別是那些《New Republic》的主筆。參John P. Diggins，「Flirtation with Fascism: American Pragmatic Liberals and Mussolini’s Ital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6年1月）：487–506。

55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109–10。

56 同上，頁111–12。

57 同上，頁117。羅斯福任命先前從事戰時勞動的工會領袖Robert Fechner為CCC的頭兒，以替該計畫罩上一層平民偽裝。頁115n。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I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thinkpanama via photopin cc

許多主導人在戰爭結束後對於廢除戰時措施多加阻撓，這點特別可以當作戰爭集體主義深刻足跡的證據。企業領導人在戰後追求兩個目標：第一是讓政府持續進行價格管制，以保護他們免於預期中會出現的戰後通縮，第二則是在和平時期推廣產業卡特爾化。具體而言，企業希望戰時的最高限價（有時是用最低價格）在戰後期間直接轉換成最低限價。此外，延續戰時的配額與生產限制，目的只是要拿來當成和平時期抬高價格的卡特爾手段。

因此，許多WIB委員以及他們的相應WIB分部都呼籲持續維持WIB制度及其限價系統。具體而言，那些害怕戰後將面臨通貨緊縮的產業分部呼籲要持續價格管制，而那些預期將持續繁榮的特定產業則呼籲要回歸自由市場。Himmelberg總結道：

分部領導給予委員會的建議與他們所相對應的產業需求一致，預期價格下降的產業敦促持續保護政策，預期戰後市場繁榮的產業則敦促解除所有管制。[58]

WIN價格管制委員會主席Robert S. Brookings宣稱WIB「在重建期間將像在戰爭期間一樣對於穩定市場有所助益」。[59]

與此同時，大企業界也有所行動，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於1918年10月初向威爾森總統提出一項極具野心的「重建委員會」計畫，範疇涵蓋全國經濟。

WIB配合並呼籲總統在戰後持續維持WIB。Baruch呼籲威爾森至少要持續實施WIB的最低限價政策。然而，當Baruch說戰後的WIB是用來對抗通膨與通縮時，他是在欺騙民眾；他對於設定最高限價以對抗通膨的措施一點興趣也沒有。

這些來自產業界與政府的野心計畫，它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或許是威爾森總統。或許，總統對於自由競爭的理想無法忘懷，讓他對於這些戰後計畫沒有太多青睞，至少在修辭學的層面上。[60] 這種理想訴求主要來自國防部長Newton D. Baker，他在威爾森的顧問群中信仰最接近自由放任社會（laissez-faire）。威爾森於1918年10月間拒絕了所有的提案。Baruch與WIB在11月初公開預測去動員期間WIB將成為必須，以對威爾森施壓來作為回應。《The New York Times》在停戰協議的隔天報導：

WIB官員宣稱該組織將會有更多任務要做。他們預期透過政府緊密掌控戰爭工業與材料就不會出現嚴重的產業資源錯置。[61]

然而，總統的態度仍然強硬，他於11月23號下令WIB在年底前就要完全解散。失望的WIB主事們默默接受這項命令；部分原因來自於國會對於任何持續措施之嘗試的反對，部分原因則來自那些預期戰後繁榮之產業對於控管措施的阻撓。製鞋業特別強烈反對持續進行任何控管。[62] 那些偏好控管的產業，則呼籲WIB至少要在組織解散之前批准「最低限價」以及該年冬季的限產協議。 WIB極欲進行這項最後的掙扎，確實，該委員會能夠合法地在解體之後仍然持續實施這些管制，即使這些管制違反了總統的意願。然而，WIB在酸、鋅與鋼業製造商的壓力下，無奈地於12月11號拒絕了部分請求[63] ，不過，WIB拒絕的只有價格管制計畫，因為WIB害怕這些措施可能會被總檢察長質疑而被法院推翻。

最熱心倡導要維持WIB價格管制的產業之一，就是鋼鐵業。停戰協議的兩天後，U.S. Steel的Judge Gary呼籲WIB持續進行管制，並宣稱「鋼鐵同業都渴望著以適當的方式彼此合作…」。Gary呼籲為期三個月的價格管制以及緩步減產，以避免回到「破壞性」競爭。Baruch則回應他受阻於威爾森的態度，但他個人「相當樂意配合」。[64]

假若WIB這個組織不能存續，或許戰時的卡特爾狀態可以透過其他形式來延續。11月，芝加哥商人Arch W. Shaw與商務部長William Redfield協議提交一項草案，該草案允許製造商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監督下，「為了公眾利益，配合減少非必要浪費之計劃」而相互合作，Arch W. Shaw同時也是WIB保存部的頭兒（該組織的標準化戰時任務被轉移到商務部）。當這個提案告吹時，WIB的排序委員Edwin B. Parker於11月底提出另一項卡特爾草案，該草案允許各產業的龍頭製造商設定該產業所有成員都須遵守的產量配額。Parker的計畫獲得Baruch、Peek以及無數政府官員與商人的贊成，但WIB的法律顧問則警告國會不會通過這種法案。[65] 食品助理管理員Mark Requa提出另一個讓Baruch感到興趣的提案，該提案建議成立美國貿易局（United States Board of Trade）來鼓勵與管制能夠「促進國家利益」的產業協議。[66]

無論原因為何，Bernard Baruch沒能大力提倡這些提案，計畫全數胎死腹中。如果Baruch是敗於未能強調計畫內容，他的合夥人George Peek，同時也是WIB製成品分部的頭兒，可就沒那麼寡言。Peek在1918年12月中寫信給Baruch，認為戰後需要保持「適當合作帶來的益處」。具體而言：

須有適合的法源以允許產業合作，讓我們在戰時的寶貴經驗成為資產…在和平時期…保存；…產品與製程的標準化、特定情況下的價格控制等措施，都應該要在政府配合之下持續進行。[67]

到12月底時，Peek提議立法，項目包括：

某種緊急和平機構（Emergency Peace Bureau）…讓商人能夠與這個機構合作，有機會與國營企業進行會面與協作…[68]

大企業團體擁護著類似的計畫。美國商會在12月初邀請各產業的戰爭服務委員召開「美國產業重建大會」。重建大會呼籲修改《休曼法案》（Sherman Act），允許產業在政府監督之下進行「合理的」交易協定。1919年初的全國性商會公投以高比例票數通過該提案，主席Harry Wheeler呼籲「企業組織誠切地接受」批准企業協議的法規。戰前擁戴競爭的全國製造商大會，也熱烈地改為擁戴同樣的目標。

1919年2月，在戰時卡特爾奄奄一息之下，商務部成立了產業委員會。[69] 美國出口製造商協會前主席－商務部長William C. Redfield，一直以來都認為政府應該促進產業合作。停戰協議不久後，Redfield就看到契機，從轉移WIB保存分部到自己部會轄下開始。Redfield持續鼓勵產業組成協會的戰時策略，最終成立了由前WIB成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George Peek是顧問之一，另一個顧問則是Peek在WIB的助手－俄亥俄州木料執行專員William M. Ritter。事實上，Ritter是產業委員會這個概念的原始發想者。

這個由Ritter在1919年發想並由部長Redfield極力推廣的產業委員會，是個狡詐的詭計。表面上，它被包裝成單純用來確保價格消減，從而降低通膨程度並刺激消費需求的工具，總統威爾森與其他政府官員、國會議員的理解也是如此。也因此，產業委員會這個計畫看起來和先前鼓吹卡特爾的活動不相關，從而獲得總統威爾森的批准，他在2月中成立了這個新的委員會。在Ritter的敦促下，George Peek被任命為產業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包括：Ritter本人、George R. James（Memphis地區乾燥食品主要關係人與前WIB棉與棉製品分部的頭兒）、Lewis B. Reed（U.S. Silica Co.副總與Peek的前助手）、鑄鋼製造商Samuel P. Bush（前WIB設備分部的頭兒）、亞特蘭大地區鋼鐵製造商Thomas Glenn（也是WIB老將），以及勞動局代表與鐵路局代表共兩個「外人」。

產業委員會不久後就開始進行先前被偽裝以來的真正目的，提出：價格不減，而是保持在穩定的現有高價。此外，用以穩定價格的手段正是他們長久憧憬但先前被拒絕的方式：在委員會的運作下批准產業價格協定。產業委員會在3月初確定這項卡特爾政策後，第一個實行計畫就是1919年3月19到20號的鋼鐵業會議，這並不令人意外。George Peek在會議開場致詞時開心地宣布這次行動有「劃時代」意義，特別是這次建立了「政府、產業與勞工之間的真正合作，從而消除了破壞性力量出現的可能性…」。[70] 鋼鐵業界當然也很開心，歡呼著「這是個大好機會…與政府近距離的接觸…」。[71] 產業委員會對鋼鐵業說，任何在這個會議中達成的價格維持協議都免疫於反壟斷法。產業委員會所提供的價格清單，雖然比現價稍減，但仍維持在相當高價的水平；Peek卻同意向大眾宣布鋼價在這一年內將不再降價。Peek向這些鋼鐵業商人說他的聲明將是他們最大的資產；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以前我在自己的生意上得不到這些，讓美國政府替我向消費者說這是你能拿到的最低價格。」[72]

產業委員會的鋼鐵協議將鋼價微減了10-14%。規模小、成本高的鋼鐵生產者對此感到不滿，但大型鋼鐵公司對於這份協議相當歡迎，稍微削減通膨價格以獲得委員會保證一整年的定價。

氣燄高昂的產業委員會在煤業與建材業也舉辦了類似的會議，但很快就飄來兩朵烏雲：政府的鐵路局拒絕支付鋼軌與煤的協議定價，以及司法部對於違反反壟斷法的關注。運作鐵路局的鐵路大佬們反對這項雖然稍有減少但仍相對高昂的定價，他們宣稱自己得被迫以每噸至少高於市價2美元的價格支付鐵軌成本。鐵路局的頭兒Walker D. Hines譴責產業委員會是被鋼鐵與其他產業主導以固定價格的機構，並呼籲廢除產業委員會。權力強大的財政部長Carter Glass也借用了這項呼籲。檢察總長同意產業委員會的政策為非法價格限定並違反了反壟斷法。最後，總統威爾森於1919年5月初解散了產業委員會；戰時的產業規劃終於正式解除，但卡特爾在15年後又重新出現。

戰時集體主義的餘孽仍在。每英斗小麥2.26美元的高額戰時最低限價，也被套用在1919年的收成，並持續到1920年1月。鐵路局是戰時集體主義最重要的延伸：由政府營運全國的鐵路。William Gibbs McAdoo在戰爭結束時辭退鐵路局局長的職務後，局長的位置便由實質上的經營者鐵路大佬Walker D. Hines繼任。沒有出現立即回歸私營的任何聲音，因為鐵路業普遍同意進行激烈的管制來消除「浪費的」鐵路競爭、促進產業協作，固定價格來確保「合理利潤」，透過強制性仲裁程序來排除罷工。這些是鐵路業的普遍聲音。此外，在鐵路局的有效管制下，鐵路業者並不急著要回歸由較不可靠的ICC來監管的私營狀態。儘管McAdoo針對1920年回歸私營提出延緩五年的計畫並未獲得太多支持，國會仍然在1919年間抓緊時間鞏固鐵路壟斷。

在「科學管理」的名義下，參議員Albert Cummins準備讓鐵路業的美夢成真。Cummins的草案受到Hines和鐵路大佬Daniel Willard的認可，要求合併多條鐵路，並以「合理的」固定利潤來設定票價。罷工將被取締，所有的勞資糾紛都透過強制仲裁來調解。鐵路管理人協會提交了一份類似於Cummins草案的立法計畫。鐵路證券持有人全國協會也提出了一份類似的提案，該協會主要由儲蓄銀行與保險公司組成。與這些提案相對比，由獨立鐵路投資人所組成的公民全國鐵路聯盟則提議強制合併成單一國有鐵路公司，並確保這個新公司的最低營收。

這些計畫的設計都會劇烈地改變戰前的平衡狀態，有利於鐵路業者而不利於托運業者，因此，Cummins草案雖然在參議院通過，卻在眾議院遇上麻煩。阻力來自於托運業者，他們要求回歸托運業者主導的ICC來負責鐵路事宜。此外，戰時吃盡苦頭的托運業者與ICC，要求恢復競爭狀態下的高品質鐵路服務，拒絕眾多鐵路法案所造就的龐大卡特爾。軌道企業協會不令人意外地支持Cummins法案，該協會由軌道與軌道設備製造商組成，為非鐵路公司的重要團體之一。眾議院通過Esch草案，該法案基本上是恢復ICC的戰前地位。

為了要讓國會做出決策，總統威爾森威脅要在1920年1月1號讓鐵路回歸私營，以對國會施壓，然而，在亟欲通過Cummins草案的鐵路業者壓力下，總統將限期延到3月1號。最後，國會聯合委員會會議宣布1920年的《交通運輸法》，基本上是Esch草案回歸ICC戰前地位再加上Cummins草案的折衷版，保證鐵路營運在兩年之內保有5.5%利潤的「合理報酬」。此外，在托運業者與鐵路業者的協議下，設定「最低」票價的權力落在ICC手上。鐵路業者渴望設定最低運費，托運業者亟欲在鐵路競爭下保護各鐵路路線，這項協議是最終產品。儘管軌道工會的反對阻止了罷工非法化，仍然成立了用來仲裁勞動糾紛的鐵路勞動局。[73]

隨著鐵路在1920年3月回歸私營，戰爭集體主義看似終於從美國退去，但它並非真的完全退去，戰爭集體主義提供了打造公司國家的模式與靈感，持續引導著胡佛以及其他1920年代的美國領導人，並在羅斯福新政以及二戰經濟中全面回返。事實上，一戰的戰爭集體主義替羅斯福新政想在美國建立的公司壟斷國家（Corporate Monopoly State）提供了大致輪廓。

58 Robert F.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65年6月）：65。

59 同上。

60 同上，頁63–64；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98–99。

61 引述Himmelberg，頁64。

62 那些偏好持續價格控制的產業，大多是化學、鋼鐵、木料以及製程品業。而反對價格控制的產業則包括磨料、機動機具產品與報業。同上，頁62、65、67。

63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306–07。

64 同上，頁294–302。

65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頁70–71。

66 同上，頁72；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頁231–32。

67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頁72。

68 Robert D. Cuff，「A ‘Dollar-a-Year Man’ in Government: George N. Peek an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7年冬）：417。

69 有關產業委員會，參Robert F. Himmelberg，「Business, Antitrust Policy, and the Industrial Board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19」，《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8年春）：1–23。

70 Himmelberg，《Industrial Board》，頁13。

71 Urofsky教授推測，從1919年前幾個月有序的微幅鋼價調降，Robert S. Brookings悄悄地放行給鋼鐵業自行控制價格。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307–08。

72 Himmelberg，《Industrial Board》，頁14n。

73 有關1920年《交通運輸法》，參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128–227。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引言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引言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履行」：政客與知識份子

引言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 J Kelly via photopin cc

相比於傳統歷史學家將一戰視為破壞進步改革的看法，我個人認為一戰其實是美國進步主義的「履行」、集大成與名副其實的典範。[1] 基本上，我將進步主義視為大政府聯合大企業龍頭，並由摩根家族與新興之技術人員、統計知識份子族群所引導，針對經濟與社會進行全面性介入。在這樣的融合之下，這兩個族群的價值觀與利益都透過政府而達成。

大企業可以透過政府來卡特爾化經濟、限制競爭、管制生產與價格，實施軍事性的帝國式外交政策來強制打開國外市場，並以國家的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境外投資。知識份子則能夠利用政府來限制外人進入自己的專業領域，從政府手中獲得替政府掩護、協助規劃、執行政府營運等工作。這兩個族群都相信，在這樣的融合當中，大政府可以被用來協調與詮釋「國家利益」，提供除了「狗咬狗式自由放任」與馬克思工人主義階級衝突這兩種極端之外的「中間路線」。

1830年代後千禧年論虔信新教徒攻下「洋基」地區的北部新教，也同樣賦予這兩個族群進步主義的動力，他們利用地方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來杜絕「罪惡」，推動虔信主義，將美國打造為聖土，讓神的國度降臨世界。衛理教派Bible Christian Church的信眾部隊在189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摧毀了民主黨原先由「禮拜式」羅馬天主教與德國路德教派主導所投入的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理想，並建立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和諧又相對較非意識形態的政黨制度。進入20世紀後，這種發展創造出可以讓數目增長的進步主義技術官僚與行政官員來填滿的意識形態真空。由此，政府的焦點從立法機關（用以確保民主制度的部分），轉移到了由寡頭與技術官僚主導的行政機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替這些進步主義趨勢帶來了全面性的履行。軍事主義、強制徵兵、大舉干涉國內外事務、集體主義式戰爭經濟，這些都在戰爭過程中成真並建立了一套強大的卡特爾系統，從此之後，不分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這套系統的主導者們，將畢生精力都花在重建卡特爾。Robert Higgs教授在他傑出著作《Crisis and Leviath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章節中，將焦點放在戰爭經濟上，並點出這些戰時徵兵的相互關聯。

在此，我將把焦點放在Higgs較未著墨的領域：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族群在戰爭期間靠攏權力核心的過程。[2] 所謂「知識份子」，我指的是F.A. Hayek的廣義描述：不只是理論家與學者，也包含社會作家、記者、傳道人士、科學家、政治活動家等各種Hayek稱「思想二手經銷商」的公眾意見塑造者（opinion-molders）。[3] 大多數這些知識份子，不論其社會地位與職業，不是自認救世主的虔信教徒，就是曾經是虔信教徒，他們出生在信仰虔誠的家庭，儘管已經世俗化，內心仍抱有透過大政府來拯救國家與世界的強烈救世信念。但是，除此之外，奇怪但卻相當典型地，大多數人都結合自己的思想、救世主式道德觀或宗教信仰，投身所謂「價值中立」與嚴謹「科學化」的實證社會科學。不管是結合科學與道德觀而投身於杜絕「罪惡」的醫學專業人士，或者是類似立場的經濟學家或哲學家，都是典型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

我在本文中將探討一些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個人或團體的案例，他們欣喜於美國參與一戰後自己與相同信念者所獲得的地位。由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在此無法全盤點清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在戰爭期間的所有活動；特別遺憾的是，我得省略徵兵運動的精彩案例，那是由高階知識份子與摩根派商人領導的「訓練子弟兵藥方」。[4] 我還得省略全國傳道人士成群結隊的戰爭色彩，以及戰爭所導致的永久性科學研究卡特爾。[5]

有關本文的其他內容，沒有比威爾森總統1917年4月2號宣布參戰後所收到的賀詞更能題詞的了。該篇賀詞來自於威爾森的女婿財政部長William Gibbs McAdoo，他是南部虔信教徒與進步主義者，一生都在紐約地區以產業家的身分活動，紮實的摩根派。McAdoo向Wilson寫道：「您做了一件崇高的好事！我堅信這是神的旨意，美國應替世界各地的人類做出服務，您是祂所選的器具。」[6] 那可不是總統能夠不予同意的情操。

1 本文內容的更早論述出現在1986年10月於加州Menlo Park舉辦之太平洋研究學術會議（Pacific Institute Conference）的「Crisis and Leviathan」研討。書面版本出現在《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9，no. 1（1989年冬）。該文重新發表於John V. Denson編，《The Costs of War: America’s Pyrrhic Victories》，（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本文標題借用James Weinstein傑作的最後一章，《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該書的最後一章起名為「戰爭為『履行』」（War as Fulfillment）。

2 Robert Higgs，《Crisis and Leviath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年），頁123–58。有關我自己對於一戰集體經濟的論述，參Murray N. Rothbard，「War Collectivism in World War I」，收錄於R. Radosh、M. Rothbard等人編，《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 Essays on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State》，（New York: Dutton，1972年），頁66–110。

3 F.A. Hayek，「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年），頁178以後。

4 有關徵兵運動，參Michael Pearlman，《To Make Democracy Safe for America: Patricians and Preparedness in the Progressive Era》，（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4年）。亦參John W. Chambers II，《Conscripting for Colossus: The Adoption of the Draf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I》，哥倫比亞大學1973年博士論文；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a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John Gany Clifford，《The Citizen Soldiers: The Plattsburg Training Camp Movement》，（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2年）。

5 有關部長與戰爭，參Ray H. Abrams，《Preachers Present Arms》，（New York: Round Table Press，1933年）。有關科學動員，參David F. Noble，《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與Ronald C. Tobey，《The American Ideology of National Science, 1919–1930》，（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6 引述於Gerald Edward Markowitz，《Progressive Imperialism: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on Foreign Policy, 1898–1917》，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頁375，在重要議題上被不幸忽略的著作。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

Tue, 11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pasukaru76 via photopin cc

在此，我們沒有足夠篇幅來深談大企業與企業既得利益者在促使美國參與一戰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出口訂單、放款給協約國的貸款（特別是政治實力強大的J.P. Morgan & Co.放款，該公司同時也服務於英法政府），以及那些因為國內訂單與協約國軍事訂單而繁榮的同盟者、那些大企業社群與英法兩國的經濟聯繫在促使美國參戰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整個美東企業社群幾乎全數支持參戰。[2]

撇開大企業推動美國走上戰爭之路的角色不談，企業們對於戰爭顯然會帶來的廣泛經濟計劃與經濟動員可說是熱情支持。因此，美國商業總會（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成為動員戰爭的早期熱情支持者，該會從1912年成立以來，一直都是躲在聯邦政府庇護下以卡特爾化產業的領導者。《The Nation’s Business》在1916年中就已經預視到，經濟動員將會帶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力與職責分享。美國商業總會的理事長於1916年底去函杜邦，信中表明自己預期「彈藥問題將是培養政商合作這個新精神的最大機會」。[3]

產業戰備委員會（Committee on Industrial Preparedness）是第一個起身戰爭經濟動員的組織，該組織於1916年獨立，原屬海軍顧問委員會（Naval Consulting Board），而海軍顧問委員會是一群專門評估海軍擴軍的產業顧問。這個新的產業戰備委員會（CIP）是半官方組織，雖為聯邦政府的分支，但由私人捐獻支撐其財務運作。此外，由於委員會成員愛國地無償服務，因此被允許能夠保留他們的私人職務與收入。CIP的主席為Howard E. Coffin，他是經濟動員的熱情支持者，同時也是底特津重要公司Hudson Motor Co.的副總。在Coffin的主持之下，CIP替彈藥製作列出了一張包含上千產業設備的全國性清單。為了宣傳，該組織的努力成果被命名為「產業戰備」，這使得Coffin能夠動員美國新聞協會（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世界聯合廣告俱樂部（Associated Advertising Clubs of the World）、《紐約時報》，以及龐大數目的美國產業。[4]

CIP在1916年底透過純官方的國防委員會（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獲得成功，該委員會最終由其諮詢委員會實際運作，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為私營企業家（另外也收編了一些內閣成員）。威爾森總統宣布國防委員會（CND）的目的是「以最具效率的方式…組織整體產業機制」。威爾森發現CND特別具有價值，因為它「開啟了企業、科學家以及政府各部門的直接溝通管道」。[5] 他還讚揚了CND的諮詢委員會成員，稱其以空前的規模「讓無黨籍的工程師與專業人士參與美國政府事務」。總統誇張地宣布，這些委員都是志願服務，「效率是他們為一的目的、美國主義是他們唯一的動機」。[6]

受到CND的鼓舞，Howard Coffin在1916年12月寫信給杜邦，稱「這是我們的希望，奠定產業、民間與軍事之間縝密結構的基礎，讓所有美國人都了解到這種結構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相當重要，在和平與商業環境中，其重要度也不亞於可能發生的戰爭」。[7]

對建立CND特別具影響力的是財政部長William Gibbs McAdoo。他是總統的女婿、哈德遜與曼哈頓鐵路的發起人，也是華爾街Ryan利益的關係人。[8] 諮詢委員會的頭兒則是Walter S. Gifford，他是棺材委員會的主導者之一，曾在Morgan關係企業裡的巨型壟斷企業AT&T中擔任首席統計師。其他「非黨員」成員則包括：Baltimore and Ohio Railroad總裁Daniel Willard、華爾街銀行家Bernard M. Baruch、Howard E. Coffin、Sears, Roebuck and Co.總裁Julius Rosenwald、AF of L總裁Samuel Gompers、一位科學家，和一位頂尖外科醫師。

在美國參戰的幾個月前，CND的諮詢委員會設計出一套加入戰備物資採購、糧食控管與媒體審查體系的辦法。諮詢委員會化身各行各業的代表，告訴那些企業該怎麼打造自己以進入體系中將他們的商品賣給政府，並且制定這些商品的價格。毫無意外的，Daniel Willard管鐵路、Howard Coffin管彈藥生產、Bernard Baruch管原料與礦產、Julius Rosenwald管耗材、Samuel Gompers則負責勞動資源。Bernard Baruch發起了建立各行業委員會以「統合資源」的想法。CND商品委員會在他們的操作下，同樣也由各領域的產業家組成，這些委員會與那些產業指定的委員進行協商。[9]

在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下，Herbert Clark Hoover被任命為新成立之食品管理局的頭兒。在1917年的3月底，CND組成採購委員會來整合政府對民間的採購。這個委員會不久後就改名為通用彈藥委員會，Frank A. Scott是頭兒，他是知名製造商，同時也是Warner & Swasey Co.的總裁。

然而，中央動員雖然已在進行，但卻受到官僚牽絆而進度緩慢。美國商會敦促國會讓CND在經濟領域中也獲得其於軍事領域中的權力。[10] 終於，在7月初時，原料、礦產與耗材以新成立之戰爭產業委員會（War Industries Board）之名被兜在一起，由Scott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成為一戰集體主義的中心機構。WIB的功能很快地就變成統整政府採購、商品徵收、價格制定與生產順序規劃。

行政問題一直困擾著WIB，身為這個新組織的頭兒，非得統管整個經濟體才能稱得上是稱職的「獨裁者」。終於，1918年3月初，出現了Bernard Baruch，化身稱職獨裁者。隨著Baruch的到任，以及總統威爾森、國務卿McAdoo的強力呼籲下，戰爭集體主義終於達到最終形式。[11] Baruch要完成這些任務的憑證可說是無懈可擊，他是推動參戰的早期支持者，早在1915年就向總統威爾森提過產業的戰爭動員。

WIB發展出一套龐大的機制，透過產業自己推舉出來的商品分部代表來連結特定產業。WIB的歷史學家興高采烈地讚頌WIB的成立，他本身也是主要參與者之一。

這是一個集中商務、產業以及政府權力的系統，沒有其他國家有此前例…供應協約國陸軍與海軍的部門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如此深度交織，即使它自成一體…它的決定與行動…總是基於整體情況的考量。與此同時，透過商品部門以及相對應之委員會的配置，WIB將它的觸角延伸到產業深處。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涵蓋美國工業、商業與交通的大規模專業集中。這塊土地上的商業活動中從未出現過這樣通往全知的進程。[12]

大企業的領導人們滲透WIB的程度，從委員會本身到其商品部門。因此，副主席Alexander Legge來自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商人Robert S. Brookings則是堅持價格限制的主力、負責製成品的George N. Peek曾經是農用機械領導製造商Deere & Co.的副總。負責生產順序的Robert S. Lovett曾是Union Pacific Railroad的董事長，而主管鋼鐵的J. Leonard Replogle以前是American Vanadium Co的總裁。在WIB的直轄結構之外，Baltimore & Ohio的Daniel Willard負責國家的鐵路，大商人Herbert C. Hoover則是「食品獨裁」。

在取得戰備合約的這方面，沒有所謂投標競爭的瞎扯蛋。對於效率與價格的競爭被擺在一邊，主管產業的WIB將合約交給它認為適任的對象。

任何不喜歡這些操縱與WIB命令的獨行個體主義公司，很快就會被政府以及那些配合組織的同業脅迫給擊垮。Grosvenor Clarkson寫道：

個體主義美國產業家們在理解到產業就像士兵一樣被徵招時，紛紛感到駭然…那些企業統治自己的領域、建立自己的債券、安管自己的轄區。到處都出現苦澀又激烈的抗爭，特別是那些被縮減或暫停的產業…但權力之下已被溫順與產業合作填滿。那些零星的不從者即使逃到委員會那裡，也只會發現自己已經被其他同業給孤立。[13]

WIB的保存部（Conservation Division）是戰時集體主義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樣是一個多由當時大製造商組成的機構。這個保存部的前身是CND的商業經濟委員會（Commercial Economy Board），首任主席是芝加哥商人A.W. Shaw。該委員會（或者該分部）會提供產業顧問，並鼓勵其關注產業建立合作規章。這個委員會的規章理論上為「自願性」，監管產業落實其強制性產業意見的自願。對於「通過壓倒性同意，甚至可說是堅持的做法…同胞們，特別是在緊急時期下承擔愛國標籤的同胞們，這些做法不容被忽視」。[14]

保存部透過這種方式，以戰時「保存」之名，分配、規範、卡特爾化產業，並且期望這些管制在戰後也能永久實行。Arch W. Shaw總結這個分部的任務為以下幾點：大幅降低產業中的產品樣式、尺寸等數量；消除各種款式與型號；標準化尺寸與度量。這種打壓產業競爭的行為不能純粹被當作戰時的措施，Grosvenor Clarkson的這段話清楚說明了這點：

世界大戰是一所最棒的學校…它向我們展示許多事情可以更好，當我們有無盡選擇時反而開始迷失。保存部這個機構展示了，只是簡化交易、多餘的風俗以及那些無用的多樣選擇，就可以重拾世界資本的恰當分配…保存部這個實驗所獲得的大勝利，有太多可能可以在和平時期獲得更多好處。這個世界需要像戰時那樣節約。[15]

展望著未來的卡特爾化，Clarkson宣稱「和平時期的節約…意味著競爭產業間緊密又和睦的連繫，這在被反托拉斯法脅迫下的去中央化商業中很難實現」。

Bernard Baruch的傳記中，總結了強制性「保存」以及標準化的持續性結果：

戰時的保存措施減少了樣式、型號與衣服的顏色。它標準化尺寸…它排除了美國境內250種不同形式的犁、755種的鑽頭…公眾生產與公眾分配成為這塊土地的法則…這也將成為20世紀接下來25年的目標：「標準化美國產業」、將戰時的必要措施視為和平時期的益行。[16]

不只是保存部，戰時集體主義與卡特爾的整體結構，都把統管未來和平時期的經濟視為願景。就像Clarkson的直白陳述：

這也難怪，這些管理全國產業的人，在鄙視著和平時期的龐大混亂與其過猶不及後嘗試調整的無盡循環下沉思。在他們的思考之下，產生有序經濟世界的夢想。

為了掌控世界貿易，他們將美國構想為「商品分部」，他們謹慎地計算世界貿易，並將結果與需求登記在華盛頓，美國的資源就像水龍頭一樣，視情況或開或關。簡言之，這個國家能在面對世界貿易的同時保持自家的商業秩序。[17]

WIB控管產業的中心機制是它所設立的六十幾個商品分部，各委員轄管不同群組的商品，這些委員會的席次幾乎都被相對應的產業大老給坐滿。此外，這些委員身兼美國商會轄下超過三百個「戰爭服務委員會」。在這種舒適的氛圍下，也難怪企業與政府之間達成莫大的和諧。正如Clarkson的欣羨描述：

全心奉獻於政府服務的商人深知產業面臨的問題，但現在，這些代表產業的商人…對於政府的目的亦有同感。[18]

還有：

商品分部是企業為了公眾利益而運作的政府服務…各產業的戰時委員會知悉、了解，也相信這些商品領袖。他們成為了一體。[19]

總而言之，Clarkson高興地形容商品分部為「產業動員與操練，響應、敏銳、齊備的。它們是緊密排列的戰隊」。[20]

美國商會對於戰爭服務委員會的系統更是熱衷，該系統是為了將交易協會的運作也套用在和平時期。身兼芝加哥Union Trust Co.副總的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宣稱：

戰爭服務委員會的設立，為的是提供一個全國性產業機構的基礎，它的醞釀與機會是無可限量的…企業之間的整合，也是全國商會的宗旨，已然在望。戰爭是一位嚴厲的教師，教導我們合作之努力的一課。[21]

這種在各企業間以及官商間之新和諧的結果，是為了提供「合作這個競爭的替代品」。競標政府採購的競爭幾乎已經不存在，而「價格競爭也在政府行動中消彌。產業處於…和諧的黃金年代」，免於嚴酷的企業虧損。[22]

戰爭的關鍵功能之一是由WIB價格制定委員會設定的價格管制。戰時價格管制從鋼鐵與銅礦等關鍵領域開始，隨後延伸到各領域，價格管制被包裝成限制最高價格以保護公眾免於戰時通膨的美意。但事實上，政府在各產業所設定的價格水準保障了高成本製造者的「合理利潤」，也因此授予低成本製造商相當程度的特權與高利潤。[23] Clarkson承認這個系統：

大幅振興大企業、嚴厲對待小企業。規模大且效率高的生產者獲得比平時更多的利潤，許多小企業的利潤則比平常還少。[24]

但是高成本製造者大多都滿足於所謂「合理利潤」的保證。

價格管制委員會主席Robert S. Brookings，同時也是一位退休木材大亨，他對鎳業的說法反映出該委員會的態度：「我們並不是忌妒你們的利潤，如果可以，我們更希望能夠合理化你們的利潤。這是我們處理這些事務的方式。」[25]

紡織業的處境是價格控制的典型操作。1918年4月，主席Brookings曾報告過棉製品委員會決定「要友善地敦促團結」並且嘗試「穩定市場」。Brookings補充了大型紡織商的心情，長期固定的低利潤比稍縱即逝的高利潤要來得好。[26]

商界對於戰爭集體主義體制的普遍熱衷，特別是大企業界，現在可以解釋了。這些熱衷來自於價格穩定、忽略市場波動，以及這些制訂價格通常由政府與各產業代表共同制定的這個事實。難怪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在1917年夏寫下「戰爭給予企業合作並提高美國經濟效率的基礎」。AT&T的頭兒更是讚譽「不只完善政府與企業之間，更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協作」。戰時的合作計畫簡直大成功，事實上，Republic Iron and Steel的董事長在1918年提過，這個計畫應該要延續到和平時期。[27]

鋼鐵業是戰爭集體主義的最佳案例。政府與產業之間的緊密「合作」，是控制鋼鐵業的重要標誌，這項合作由華盛頓政府制定大方向政策，然後由大鋼鐵製造商United States Steel的頭兒Elbert Gary法官來施行。Gary從大製造商中選出一些委員代表來協助自己管理產業。American Vanadium Co.的頭兒J. Leonard Replogle是自願參與的盟友之一，他也是WIB鋼鐵分部的頭兒。Replogle、Gary以及鋼鐵業，長久以來都渴望著卡特爾化鋼鐵業以及友善的聯邦政府盟友。毫無意外地，Gary對於自己能夠指揮鋼鐵產業的新權力感到很高興，並且敦促政府賦予自己「必要時刻可以全面動員產業」的權力。鋼鐵業雜誌《Iron Age》狂喜道：

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替各處經濟帶來了合作的概念，鋼鐵製造商在十年前就想過要將這種概念引入自己的產業。

這是Gary法官與羅斯福總統之間短暫的《友好協議》。[28]

確實，政府與鋼鐵公司在戰爭時期也會有緊張關係，但是這種緊張以及政府強制要求資源的威脅一般都是針對較小型的公司，譬如頑固地拒絕政府合約的Crucible Steel。[29]

事實上，早在戰爭初期就呼籲政府管制價格的鋼鐵業成員是U.S. Steel、 Bethlehem、Republic這些大製造商，他們督促政府有時也感到困惑但最終納入政府計畫的政策。主因在於這些大型製造商對於戰爭需求而抬高的鋼鐵價格感到滿意，他們焦急地要把市場穩定在高價，以確保戰爭期間能享有高利潤。1917年夏天通過的《政府暨鋼鐵業價格限制協議》受到Republic Steel總裁John A. Topping的大力讚揚：

這份鋼鐵協議將帶來健康的效應，因為合作規範的原則已經通過政府核可。當然，現有的非常規利潤未來將在實質上減少，但是市場割喉的情況將被阻止、繁榮將獲延續…此外，未來價值的穩定應該獲得保護。[30]

除此之外，大型鋼鐵公司樂於將限價當成施行工資控制的理由，當時工資也剛開始在喊漲。另一方面，小型的鋼鐵公司通常負擔較高成本，這些小公司的情況不如戰前繁榮，它們反對價格控制的理由是因為它們想要獲得戰爭所帶來的短期高利潤。[31]

在這種情況下，鋼鐵業達到史上最高的利潤水平，戰爭的兩年期間平均每年都有25%。有一些比較小的鋼鐵公司因為資本額較低的關係，獲利幾乎是翻倍。[32]

戰爭期間，最仔細的價格控管並非由WIB執行，而是透過「食品獨裁者」Herbert Clark Hoover主持的食品管理局。官方歷史對於戰爭時期價格控制下了相當正確的評論，寫著食品控制計畫「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價格控制措施」。[33]

Herbert Hoover在美國參戰後不久就接受這個職位，條件是讓他單獨擁有管轄食品的權力，不受委員會或理事會限制。食品管理局在沒有法源根據之下成立，隨後一份Hoover背書的法案被送到國會以取得這個系統的合法地位。Hoover同時也被授予徵用「必需品」、徵收廠房為政府所用、管制或禁止交易等權力。

食品管理局的控管系統，關鍵在於「執照」機制。食品管理局不直接管制食品，而是透過頒發食品業執照以及設立換照條件的絕對權力。每一個批發商、每一個製造商、每一個經銷商，以及每一個食品類的倉庫主，都被Hoover要求要維護其聯邦執照。

Hoover在「食品獨裁」期間的重要特色是廣泛引入公民志工，這些民眾成為積極實行Hoover旨意的廣大參與者。Herbert Hoover可能是美國第一個了解到民意之潛力的政客－透過海量宣傳以及政府志工來動員民眾以施行政府旨意。任何反對Hoover詔書的人都透過動員活動而被塑造成道德意義上的痲瘋病人。因此：

一切的基礎…在於教育工作，食品管理局藉此完成它的管控措施與規則。Hoover先生堅信控制食品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讓全國人民一起投入節約食品…這個國家充斥著設計來教育大眾食品之現狀的無數文宣。華盛頓的那些戰爭委員會沒有一個能像食品管理局那樣達到廣泛宣傳。食品管理局製造了別在外套以及貼在櫥窗、餐廳、火車與家裡的徽章。在學校、教會、婦女俱樂部、公共圖書館、商人協會、兄弟會與其他社會組織的壓力下，不遵守食品管理局聖旨的人被貼上可恥的標籤。[34]

食品管理局透過要求持照商必須有「合理利潤」來控制價格。「合理利潤」被詮釋為扣掉生產成本後的獲利，成本加上「合理利潤」成為每個商家的定價規則。這個計畫在大眾面前被包裝成「降低」利潤與食品價格的措施。雖然當局的主要目的在於穩定價格，但卡特爾化也同樣是重要的目標。官商合作一致以杜絕零星競爭者的脫序行為，價格以保證所有人之「合理利潤」而設定。目標並不在「較低」價格，而在於統一、穩定且非競爭性的價格；遠非「保持低價」，而是「保持高價」。確實，任何透過「降低售價」來提高獲利的貪婪商人都被食品管理局給好好處理了。

我們來看看一戰期間兩項最重要的食品控制計畫：小麥與糖。控制小麥價格，最初是因為小麥價格由於戰爭需求而迅速飆至歷史新高，小麥價格在兩個月內抬高了1美元，達到前所未聞的每英斗3美元。政府因應激烈要求而介入，透過設定小麥的最高限價來打擊「投機者」。然而，在農人的壓力之下，這項計畫最後寫在法條上的並非「最高價格」，而是「最低價格」；1917年的《食品管理法》將明年收成的小麥價格定在最低每英斗2美元。這樣的特殊補助似乎還不夠令人滿意，總統在1918年中時繼續將小麥最低限價由每英斗2美元提高至每英斗26美分，這個價格大概也就是當時的市場價格。這項最低限價的有效期間延續到戰爭結束。也就是說，政府確保了消費者無法透過小麥價格降低獲益。

為了實施這項人為性小麥高價，Herbert Hoover設立了「由產界小麥商領導」的Grain Corporation，該公司以「合理價格」採購大量美國小麥，再用相同價位轉售到全國的麵粉廠。為了讓麵粉廠滿意，Grain Corporation保證麵粉廠在小麥與麵粉等未售庫存的可能損失。此外，每一間麵粉廠都獲得在戰爭期間維持其市場相對地位的保證。如此一來，麵粉產業成功地透過政府機制而卡特爾化。那些膽敢挑戰卡特爾式指令的零星麵粉廠都被食品管理局一一處理；就像Garrett所說的：「他們的營運…都被合理地管控…透過執照要求。」[35]

小麥與麵粉的過高價格，意味著烘焙師也面臨著人為性的高成本。他們則反過來躲在卡特爾舒適的保護傘下，以「保存」的名義，被要求用一定比例的次料混入麵粉中。這些烘焙師當然樂於配合這些製造次貨的規定，因為他們知道競爭對手也被強制實施這些措施。食品管理局強制性規定土司尺寸、禁止透過折扣或退款給特定顧客等方式的降價，削弱競爭－這是所有卡特爾走向內部解體的典型道路。[36]

在糖的這個案例中，由於美國的糖主要來自進口，要保持低價得花上更多精神。Herbert Hoover與其各國政府盟友正式成立了國際糖委員會（International Sugar Committee），該委員會以人為性低價收購各成員國的糖（大多來自於古巴），再將糖原料分配給各式精製商。因此，這些各國政府的角色就像龐大的採購卡特爾，替精製商以較低價格採購原物料。

這個國際糖委員會（ISC）由Herbert Hoover策劃，美國政府則指定了五人委員會中的主要成員。Hoover以主席的身分選了American Sugar Refining Co.總裁Earl Babst，其他的美國籍成員也都來分別代表各精製商的利益。ISC很快就大幅削減糖價：1917年夏，古巴糖原料在紐約的價格，從市場價每磅6.75美分降到每磅6美分。當古巴農民意識到自己的作物遭受這種人為性聯合低價收購時，美國政府與食品管理局便合作脅迫古巴政府加入協議。不知何故地，古巴人不再能夠從食品管理局手上取得向美國進口小麥、煤等物資的進口執照，結果就是古巴的麵包、麵粉與煤的短缺。古巴人最後在1918年6月中投降，那些向美國政府申請的進口執照也快速地發放。[37] 古巴政府也被勸誘禁止向除了ISC以外的對象出口糖原料。

Babst先生顯然替他的American Sugar Refining Company保了額外的保險，美國精製糖業的各公司高層們在國會面前證實，Babst的公司從ISC的活動及其對古巴糖原料的限價中獲益特多。[38]
雖然美國政府把降低糖原料價格設為奉行目標，但也意識到不能將價格逼到「太低」，因為美國政府也得考慮到國內甘蔗與甜菜生產商的「合理回報」。為了同時協作與補貼美國製糖商與糖原料種植者，Hoover設立了糖均價理事會（Sugar Equalization Board），將糖原料的價格保持在美國生產者也有利可圖的相對低價。這個理事會以低價購買古巴糖原料，再用高價轉售給美國精製商，以保持美國糖原料生產者的利潤。[39]

對糖設定人為性低價的結果，無可避免地減少供應、刺激公眾消費需求，造成嚴重的糖品短缺。最終結果是美國政府透過糖品配給來嚴格限制消費。

食品工業對於戰爭期間的控管計畫都很開心，這並不令人意外。Paul Garrett傳神地表達出Herbert Hoover這位戰爭集體主義者的精神：

與交易保持密切關係，就像紅衣主教的政策那樣。那些被選來主管各商品部門的人大多都是商人…各分部的食品管制政策，都在各部門商人的會議中所決定…可以這麼說…整個食品與原物料的控管框架都建立在交易協議上。此外，這些協議的實際執行取決於組成交易之組織的合作與否。整個產業都被營造出得配合執行所有法規與管制的義務感。[40]

鐵路也同樣獨立於WIB之外，相比於其他產業，鐵路產業接受最多的政府指導。事實上，鐵路已被聯邦政府徵用、由聯邦政府直營。

美國參戰後不久，當局就敦促鐵路公司要團結一致，替戰爭貢獻心力。鐵路公司樂於遵從這項建議，很快就成立了鐵路戰爭委員會，滿心承諾要追求他們在和平時期就樂見的目標：減少競爭活動並協同鐵路營運。[41] Baltimore & Ohio Railroad的總裁Daniel Willard，同時也是繼Bernard Baruch之後的WIB頭兒，開心地報告著鐵路公司們已經同意授予戰爭委員會凌駕個別公司之決策權力。在Southern Railroad總裁Fairfax Harrison的運作下，戰爭委員會建立了車輛服務理事會來協調全國的車輛供應。洲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則從旁協助這些整合，它是聯邦政府長久以來針對鐵路的管制實體。又一次，政府推波助瀾的壟斷鼓舞了許多人，讓他們在和平時期繼續追求類似狀態。有好幾年，鐵路業嚷嚷著「科學管理」，那是在ICC以及政府實施之卡特爾評分制度中獲得高評價的方法；不過這些措施受到托運組織等鐵路專業使用者的施壓而胎死腹中。

但現在，就連這些托運業者都被收服。托運組織的首席發言人Max Thelen，同時也是加州鐵路理事會主席與鐵路與公共事業委員會全國協會會長，他同意鐵路的關鍵問題在於「重複」以及鐵路公司之間「非理性地」缺乏合作。而在鐵路領域最有權威的參議員Francis G. Newlands，同時也擔任交通法規聯合委員會的主席，他認為戰時的經驗「打碎了反托拉斯法的舊有觀點」。[42]

然而，這種私人企業的自願性合作無法成功的事實逐漸顯現。不同的鐵道路線堅持競爭；鐵路工會堅持要求工資實質增長；鐵路托運組織則不斷封鎖鐵路業全面抬高票價的要求。所有的利益團體都認為區域協調以及整體效率可以在聯邦政府的操作下達成最佳狀態。托運組織首先提出計畫，作為他們達成協作與壟斷托運價格的方法；工會接著提出從政府手中取得工資調漲的計畫；在總統威爾森保證每條鐵路營運之利潤都維持在1916到1917年間的非尋常高價水準後，鐵路業者也欣然同意。聯邦政府出來扛下令人頭痛的戰時調配與管理，同時又平白授予鐵路業者高額利潤，那些鐵路業者怎麼可能不跳到同意的一方？

政府系統內最熱情支持政府接管鐵路營運的是財政部長McAdoo，他是先前曾在紐約擔任鐵路工作的摩根派，同時也是鐵路債券的主要承銷商與持有者。威爾森在1917年12月28號徵收鐵路之後，McAdoo獲得美國鐵路局局長的獎勵。

由摩根派McAdoo領導的聯邦政府營運，簡直就是全國鐵路公司的大成功。這些鐵路公司不僅透過政府直營而獲得全面壟斷，部分的鐵路公司經營者還發現自己獲得聯邦政府的強制執行權力。McAdoo選出一些大型鐵路商作為自己的即時助理，而ICC制定票價的權力在這段期間則轉移到由鐵路業者主導的鐵路局手上。[43] 這項轉變的具體意義在於，雖然ICC的起始與茁壯是為了鐵路的卡特爾化，卻在戰前十年落入托運組織的控制，這種情況意味著鐵路業者很難透過ICC提高票價，但現在，聯邦政府的戰時控制措施已經把托運業者給甩到一邊兒。[44]

McAdoo厚顏無恥地將鐵路局的高層通通指派給鐵路營運者，幾乎排除了托運業者與學者。托運業者在盛怒之下，於1918年夏對這個體制提出激烈的批判。這波批判在McAdoo對鐵路局的強勢引導下達到高潮，McAdoo將區域主任的位置派給他的鐵路業者助理－Walker D. Hines。托運業者以及ICC的委員們抱怨：

全國的鐵路律師都跑到華盛頓了，他們對那些服務於McAdoo員工的鐵路律師提出自己遭遇的困難後，卻被告知「去隔壁房間想想自己要接受什麼命令」。[45]

就像WIB的案例一樣，這些鐵路執業者以壟斷之姿、罩著「效率」與標準化的外衣，使用手中的政府強制執行權力來解決那些零星的異議與競爭。鐵路局不顧托運業者的反對，下令強制執行火車頭與設備的設計標準化、消除「重複（也就是競爭）」的客運與煤運服務、關閉離峰時段的交管辦公室、命令禁止具競爭性的併貨托運。

這些聖旨都減少了倒楣托運業者可使用的鐵路服務。還有其他的強制性服務削減。其中一項終結托運業者指定路線的特權－也就是終結他們選擇「最便宜」路線的權力。另一項則是推翻鐵路業者擔保貨物毀損的和平時期慣例；求償的舉證責任全數改落在托運業者頭上。「出航日計畫」這項鐵路局措施，命令車廂在裝滿之前不得開出，這也大幅削減了小城鎮托運業者的可用服務。

授予鐵路業主導之鐵路局絕對權力的法源是1918年3月的《聯邦控制法》（Federal Control Act），法案在聯邦政府非法接管之後才合法化該行動。鐵路局和鐵路業遊說者緊密合作，在威爾森總統背書之下，國會通過將票價擬定權從ICC手上轉到鐵路局手上。除此之外，由托運業主導的洲際鐵路委員會被卸除所有權力。

鐵路局迫不及待地行使票價擬定的權力，於1918年春宣布全面調漲25%，該行動讓托運業者對於聯邦直營體制產生永久性敵意。為了在傷口上灑鹽，這次調高票價未曾舉辦公聽會，也沒有向其他相關團體進行諮詢。

2 有關Morgan家族與其他協約國之經濟連繫在導引美國參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參Charles Callan Tansill，《America Goes to War》（Boston: Little, Brown & Co.，1938年），頁32–134。

3 引述Paul A.C. Koistinen， “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7年冬，381刊）

4 一次世界大戰中產業動員的活躍歷史學家，本身也是國防委員會的主要參與者，他輕蔑寫道那些不配合企業核准的零星例外「透露出…缺乏服務國家的團結意願，服務國家最基本的就是將個人主義融入團結一體的國家中」。Grosvenor B.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Boston: Houghton Muffin，1923年），頁13。順道一提，Clarkson的書接受Bernard Baruch的補助，後者是產業戰爭集體主義的頭兒；該書手稿通過Baruch頂尖助手的仔細檢核。Clarkson身為公共關係活躍份子與宣傳執行者，他的努力從引導公眾參與Coffin在1916年策劃之產業戰備中就已開始。參Robert D. Cuff，「Bernard Baruch: Symbol and Myth in Industrial Mobilization」，《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9年夏，116刊）

5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21。

6 同上，頁22。

7 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5。

8 CND的靈感來源來自於Dr. Hollis Godfrey，他是工業職業訓練與管理教育機構Drexel Institute的主席。同樣對建立CND具有影響力的是半軍方身分的Kerner理事會，由陸軍上校Francis J. Kerner領導，非軍方成員包括Benedict Crowell與R. Goodwyn Rhett。Benedict Crowell是Crowell & Little Construction Co. of Clevel的總裁，其後身兼戰時助理國務卿。R. Goodwyn Rhett是People’s Bank of Charleston的主席，他同時也是美國商會的主席。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2、384。

9 案例之一，CND的《銅合作委員會》包括：Anaconda Copper總裁、Calumet and Hecla Mining總裁、Phelps Dodge副總、Kennecott Mines副總、Utah Copper總裁、United Verde Copper總裁，以及身負龐大Guggenheim家族利益的Murray M. Guggenheim。美國鋼鐵協會則提供該行業的從業代表。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496–97；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6。

10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28。

11 Scott與Willard隨後相繼任職主席，這個位置後來換成Homer Ferguson坐，他是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Co.的總裁，之後又變身為美國商會的頭兒。

12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63。

13 同上，頁154、159。

14 同上，頁215。

15 同上，頁230。

16 Margaret L. Coit，《Mr. Baruch》（Boston: Houghton Muffin Co.，1957年），頁219。

17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312。

18 同上，頁303。

19 同上，頁300–01。

20 同上，頁309。有關WIB、商品分部，以及大企業對延續官產合作制度的鋪路，參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9年），頁223與各處。

21 《The Nation’s Business》（1918年8月）引述Koistinen之《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92–93。

22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313。

23 參George P. Adams, Jr.，《Wartime Price Control》，（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1942年），頁57、63–64。參考例：政府將銅FOB紐約的價格設在每磅23.5美分，市場占有率超過8%的Utah Copper Co.每磅生產成本約為11.8美分。如此一來，Utah Copper扣掉成本後幾乎保證有快100%的利潤。同上，頁64n。

24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25 Adams，《Wartime Price Control》，頁57–58。

26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頁224–25。

27 Melvin I.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年），頁152–53。

28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153–57。在Robert Cuff教授對於WIB內官商關係的重要研究中總結道，聯邦政府對於各產業的法規由大企業領袖所塑造，而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在這些產業內特別平順，譬如鋼鐵業，這些產業的領導者已經轉向尋求政府支持的卡特爾。Robert D. Cuff，《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1966年）

29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154。

30 《Iron Age》，（1917年9月）引述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16–17。

31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03–06。另參Robert D. Cuff、Melvin I. Urofsky，「The Steel Industry and Price-Fixing During World War I」，《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70年秋），頁291–06。

32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28–33。

33 Paul Willard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0年），頁42。

34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頁56。

35 同上，頁66。

36 同上，頁73。

37 參Robert F. Smith，《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1960年），頁20–21。

38 同上，頁191。

39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頁78–85。

40 同上，頁55–56。

41 參K. Austin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年），頁44以後。

42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48。

43 McAdoo的「內閣」協助他管理鐵路，包括委員會主席Walker D. Hines、Santa Fe R.R.副總Edward Chambers、Atlantic Coast R.R董事長Henry Walters、Burlington R.R.的Hale Holden、New York Central R.R.總裁A.H. Smith、Chicago Great Western R.R.前法律顧問John Barton Payne，以及貨幣監理John Skelton Williams，Seaboard R.R.的前董事長。Hines是McAdoo的主要助理，Payne是交通部門的頭兒。營運分部由Western Maryland R.R.總裁Carl R. Gray領銜。工會人士W.S. Carter成為勞動分部的頭兒，他是消防員與工程師兄弟會的領袖。

44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14–22。

45 同上，頁8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介紹

Mon, 10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介紹

文：吳莉瑋
圖：Jayel Aheram via photopin cc

龜速更新的翻譯，預計下部發行的是Murray N. Rothbard的War Collectivism，本書集結戰爭集體主義的相關文章，主要分為兩部分，依照慣例，可在mises.org上找到原書。

由於目前個人的職業生涯進入每天忙著籌米的狀態，往後只能改由邊翻譯邊上稿，翻譯完了再找時間集結成冊的模式來更新這裡，每次只能擠出一點點內容，還請見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集體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比起任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商業體系的關鍵分水嶺。它是「戰爭集體主義」，一項主要由大企業既得利益者透過中央政府為媒介而實行的整體規劃經濟，它也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範、先例以及靈感來源。

這種靈感與先例不僅出現在美國，同樣也出現在一戰主要參與國的戰時經濟中。戰爭集體主義向西方世界的大企業既得利益者們展示了可能性，表明先前大規模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可以激進地轉變成由大政府透過廣泛、普遍之政府干預與規劃所主導的新秩序，目的是為了提供補助與企業壟斷特權的網路，特別是大企業。具體而言，經濟在政府的主持下被卡特爾化，透過提高價格、生產定額與限制這些典型的壟斷模式；而軍事合約以及其他政府合約也能被分配到受政府青睞的企業生產者手上。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勞動階級也可以被馴服，透過鼓吹願意與政府合作的工會制度，並將工會領導人攏絡為規劃體制的參與者，從而讓勞動階級也服務於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秩序。

透過不同方式，這種新秩序其實是老式重商主義的翻新，帶著重商主義的侵略性帝國主義、國家主義、軍事主義，以及巨大的政府補助與大企業利益的壟斷特權。它在二十世紀的形式中，當然，這個新重商主義側重工業而不是貿易商船，因為工業革命使得製造與工業主導了經濟。但這個新重商主義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差別。原始的重商主義具有相當明顯的階級規則、藐視普通工人與消費者。[1] 相反的，新重商主義披著促進整體國家利益的幌子、化身勞動代表推動工人福利，為了全體公民的福祉而為。這些都替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新意識型態提供其亟需的公眾支持與合法性，從而被拿來替新秩序貼金。將這個新自由主義與前一世紀的小政府自由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宣稱這個新系統將促進整體社會的福祉，與以往剝削重商主義的舊系統有顯著差異。作為這些新「企業」自由派努力提供思想辯論的回報，這個新系統提供了這些自由派社會地位、收入以及規劃這個精密系統與替其宣傳的權力。

在他們的角色中，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僅獲取了社會地位以及新秩序中的些許權力，他們也同時滿足於相信這個新的政府干預系統能夠解決兩個主要替代方案的缺點與社會衝突：小政府資本主義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這些知識份子將新秩序視為整體福祉的代表，在大政府的運作下替所有階級帶來和諧與協作。在自由派的眼裡，這個新秩序提供國家一個中間路線，相比左派或右派的「極端」，新秩序是「重要中心」。

此書轉載《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Ronald Radosh與Murray N. Rothbard編（紐約：E.P. Dutton & Co.，1972年），頁66–110。

1 有關重商主義者對勞動的態度，參Edgar S. Furniss著之《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紐約：Kelley & Millman，1957年）。Furniss指出，英國重商主義者William Petyt稱勞動為「資本財…原料與未加工物…是為了交到最高權力的手中，在他們的謹慎處置中改善、管理，並或多或少塑造成益處」。Furniss加註道：「這些作家的特徵，就是他們篤定地相信民間力量『改善、管理與塑造』國家經濟原料的智慧。」（頁41）

【書摘】For A New Liberty｜Murray Rothbard

Mon, 02 Sep 2013 00:00:00 +0000

【書摘】For A New Liberty｜Murray Rothbard

摘錄：For A New Liberty｜Murray Rothbard

文：吳莉瑋
圖：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For A New Liberty》是Murray Rothbard的自由意志主義通識，內容涵蓋了歷史發展（個人認為這部分最為有趣）、所謂「自由主張」的派別比較、全面性的社會議題評論，最後還有未來發展的目標、展望與策略。

不了解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或者是對於各種細想之下互相矛盾的自由主張感到一頭霧水，相當適合把這本書當成睡前閱讀，看著Rothbard特有的分析以及他一貫的價值觀，總會讓人每晚帶著恍然大悟的驚喜入睡。

本書沒有複雜的經濟學或難懂得專業術語堆砌，相反的，透過歷史巡禮的深度以及現狀議題探討的廣度，即便是自我認定為Rothbadian的我，也會對自己的政治傾向與價值觀有著另一層體會。

最後不免要提醒自己，對於任何看法與觀點，縱使那廂說得有條有理，不經過一輪親身細想的思辨吸收，都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思想，就沒有辦法抓定心來貫徹，幸好，有這麼一位劇細靡遺地將幾乎所有議題與自由價值觀給連成一氣的理論家，越是閱讀，越是耳目一新。

【書摘】

Page 4 | Location 55-5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3:08:16 PM

It was to defend a pure liberty against the compromises and corruptions of conservatism—beginning with Nixon but continuing with Reagan and the Bush presidencies—that inspired the birth of Rothbardian political economy.

Page 5 | Location 64-68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3:12:42 PM

trimming and compromising for the sake of the times or the audience was just not his way. He knew that he had a once-in-a-lifetime chance to present the full package of libertarianism in all its glory, and he was not about to pass it up. And thus do we read here: not just a case for cutting government but eliminating it altogether, not just an argument for assigning property rights but for deferring to the market even on questions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and not just a case for cutting welfare but for banishing the entire welfare-warfare state.

Page 6 | Location 81-83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3:15:02 PM

The book is still regarded as “dangerous” precisely because, once the exposure to Rothbardianism takes place, no other book on politics, economics, or sociology can be read the same way again.

Page 7 | Location 103-10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09:42 PM

Historians have long debated the precise caus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ere they constitut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or ideological? We now realize that, being libertarians, the revolutionaries saw no conflict between moral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one hand and economic freedom on the other. On the contrary, they perceived civil and moral liberty,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edom to trade and produce as all part of one unblemished system, what Adam Smith was to call, in the same year that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written, the “obvious and 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Page 10 | Location 142-144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14:52 PM

While Locke had written of the revolutionary pressure which could properly be exerted when government became destructive of liberty, Trenchard and Gordon pointed out that government always tended toward such destru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Cato declared, Power must be kept small and faced with eternal vigilance and host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to make sure that it always stays within its narrow bounds:

Page 13 | Location 188-195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24:18 PM

America, above all countries, was born in an explicitly libertarian revolution, a revolution against empire; against taxation, trade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and against militarism and executive power. The revolution resulted in governments unprecedented in restrictions placed on their power. But while there was very little institutional resistance in America to the onrush of liberalism, there did appea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powerful elite forces, especially among the large merchants and planters, who wished to retain the restrictive British “mercantilist” system of high taxes, controls, and monopoly privileges conferred by the government. These groups wished for a strong central and even imperial government; in short, they wanted the British system without Great Britain. These conservative and reactionary forces first appeared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later formed the Federalist party and the Federalist administration in the 1790s.

Page 14 | Location 195-200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25:58 PM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the libertarian impetus continued. The Jeffersonian and Jacksonian movements,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and then the Democratic parties, explicitly strived for the virtual elimination of government from American life. It was to be a government without a standing army or navy; a government without debt and with no direct federal or excise taxes and virtually no import tariffs—that is, with negligible levels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a government that does not engage in public works or internal improvements; a government that does not control or regulate; a government that leaves money and banking free, hard, and uninflated; in short, in the words of H.L. Mencken’s ideal, “a government that barely escapes being no government at all.”

The Jacksonian libertarians had a plan: it was to be eight years of Andrew Jackson as president, to be followed by eight years of Van Buren, then eight years of Benton. After twentyfour years of a triumphant Jacksonian Democracy, the Menckenian virtually no-government ideal was to have been achieved. It was by no means an impossible dream, since it was clear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had quickly become the normal majority party in the country. The mass of the people were enlisted in the libertarian cause. Jackson had his eight years, which destroyed the central bank and retired the public debt, and Van Buren had four, which separa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the banking system. But the 1840 election was an anomaly, as Van Buren was defeated by an unprecedentedly demagogic campaign engineered by the first great modern campaign chairman, Thurlow Weed, who pioneered in all the campaign frills—catchy slogans, buttons, songs, parades, etc.—with which we are now familiar.

Page 15 | Location 216-218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31:37 PM

in 1844, the Democrats would be prepared to counter with the same campaign tactics, and they were clearly slated to recapture the presidency that year. Van Buren, of course, was supposed to resume the triumphal Jacksonian march. But then a fateful event occurred: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sundered on the critical issue of slavery, or rather the expansion of slavery into a new territory.

Slavery, the grave antilibertarian flaw in the libertarianism of the Democratic program, had arisen to wreck the party and its libertarianism completely.

The Civil War, in addition to its unprecedented bloodshed and devastation, was used by the triumphal and virtually one-party Republican regime to drive through its statist, formerly Whig, program: national governmental power, protective tariff, subsidies to big business, inflationary paper money, resumed contro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ver banking, large-scale internal improvements, high excise taxes, and, during the war, conscription and an income tax. Furthermore, the states came to lose their previous right of secession and other states’ powers as opposed to federal governmental powers. The Democratic party resumed its libertarian ways after the war, but it now had to face a far longer and more difficult road to arrive at liberty than it had before.

Page 16 | Location 240-242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1:59:34 AM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by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laissez-faire forces were known as “liberals” and “radicals” (for the purer and more consistent among them), and the opposition that wished to preserve or go back to the Old Order were broadly known as “conservatives.”

Page 17 | Location 254-259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2:02:53 PM

For the old conservatism’s frank hatred and contempt for the mass of the public, the new conservatives substituted duplicity and demagogy. The new conservatives wooed the masses with the following line: “We, too, favor industrialism and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But, to accomplish such ends, we must regulate industry for the public good; we must substitute organized cooperation for the dog-eat-dog of the free and competitive marketplace; and, above all, we must substitute for the nation-destroying liberal tenets of peace and free trade the nation-glorifying measures of war, protectionism, empire, and military prowess.” For all of these changes, of course, Big Government rather than minimal government was required.

Page 18 | Location 259-265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2:08:51 P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tatism and Big Government returned, but this time displaying a proindustrial and pro-general-welfare face. The Old Order returned, but this time the beneficiaries were shuffled a bit; they were not so much the nobility, the feudal landlords, the army, the bureaucracy, and privileged merchants as they were the army, the bureaucracy, the weakened feudal landlords, and especially the privileged manufacturers. Led by Bismarck in Prussia, the New Right fashioned a right-wing collectivism based on war, militarism, protectionism, and the compulsory cartelization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a giant network of controls, regulations, subsidies, and privileges which forged a great partnership of Big Government with certain favored elements in big business and industry.

Page 20 | Location 294-299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1:14:46 PM

By stressing the virtue of tradition and of irrational symbols, the conservatives could gull the public into continuing privileged hierarchical rule, and to continue to worship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war-making machin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new conservatism adopted the trappings of reason and of “science.” Now it was science that allegedly required rule of the economy and of society by technocratic “experts.” In exchange for spreading this message to the public, the new breed of intellectuals was rewarded with jobs and prestige as apologists for the New Order and as planners and regulators of the newly cartelized economy and society.

To insure the dominance of the new statism over public opinion, to insure that the public’s consent would be engineer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moved to seize control over education, over the minds of men: over the universities, and over general education through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laws and a network of public schools.

One of the ways that the new statist intellectuals did their work was to change the meaning of old labels, and therefore to manipulate in the minds of the public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s attached to such labels.

Page 21 | Location 311-313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1:17:34 PM

If the laissez-faire liberals were confused by the new recrudescence of statism and mercantilism as “progressive” corporate statism,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ecay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the growth of a peculiar new movement: socialism.

Page 22 | Location 328-33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10:33 PM

Socialism was a confused and hybrid movement because it tried to achieve the liberal goals of freedom, peace, and industrial harmony and growth—goals which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liberty and the 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from virtually everything—by imposing the old conservative means of statism, collectivism, and hierarchical privilege.

But the worst thing about the rise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was that it was able to outflank the classical liberals “on the Left”: that is, as the party of hope, of radicalism, of r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Page 23 | Location 346-347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19:04 PM

after achieving impressive partial victories against statism, the classical liberals began to lose their radicalism,

Instead of using partial victories as a stepping-stone for evermore pressure, the classical liberals began to lose their fervor for change and for purity of principle. They began to rest content with trying to safeguard their existing victories, and thus turned themselves from a radical into a conservative movement—”conservative” in the sense of being content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In short, the liberals left the field wide open for socialism to become the party of hope and of radicalism, and even for the later corporatists to pose as “liberals” and “progressives” as against the “extreme right wing” and “conservative” libertarian classical liberals,

Page 24 | Location 357-35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4:28 PM

In contrast to the eighteenth-century liberals’ total hostility to the executive and to bureaucracy,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berals tolerated and even welcomed the buildup of executive power and of an entrenched oligarchic civil service bureaucracy.

Page 25 | Location 371-373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2:21 PM

There were two grave consequences of this shift from natural rights to utilitarianism. First, the purity of the goal,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rinciple, was inevitably shattered. For whereas the natural-rights libertarian seeking morality and justice cleaves militantly to pure principle, the utilitarian only values liberty as an ad hoc expedient.

Second, and equally important, it is rare indeed ever to find a utilitarian who is also radical, who burns for immediate abolition of evil and coercion.

The abolitionist is such because he wishes to eliminate wrong and injustice as rapidly as possible. In choosing this goal, there is no room for cool, ad hoc weighing of cost and benefit.

Page 26 | Location 384-385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7:29 PM

The utilitarians wound up as apologists for the existing order, for the status quo, and hence were all too open to the charge by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 corporatists that they were mere narrow-minded and conservative opponents of any and all change.

Generally, statist historians have smeared such social Darwinist laissez-faire liberals as Herbert Spencer and William Graham Sumner as cruel champions of the extermination, or at least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ocially “unfit.” Much of this was simply the dressing up of sound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free-market doctrine in the then-fashionable trappings of evolutionism. But the really important and crippling aspect of their social Darwinism was the illegitimate carrying-over to the social sphere of the view that species (or later, genes) change very, very slowly, after millennia of time.

Page 27 | Location 398-40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35:11 PM

In short, ignoring the fact that liberalism had had to break through the power of ruling elites by a series of radical changes and revolutions, the social Darwinists became conservatives preaching against any radical measures and in favor of only the most minutely gradual of changes.

Page 30 | Location 447-45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54:11 PM

The libertarian creed rests upon one central axiom: that no man or group of men may aggress against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anyone else. This may be called the “nonaggression axiom.” “Aggression” is defined as the initiation of the use or threat of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anyone else. Aggression is therefore synonymous with invasion.

If no man may aggress against another; if, in short, everyone has the absolute right to be “free” from aggression, then this at once implies that the libertarian stands foursquare for what are generally known as “civil liberties”: the freedom to speak, publish, assemble, and to engage in such “victimless crimes” as pornography, sexual deviation, and prostitution (which the libertarian does not regard as “crimes” at all, since he defines a “crime” as violent invasion of someone else’s person or property). Furthermore, he regards conscription as slavery on a massive scale. And since war, especially modern war, entails the mass slaughter of civilians, the libertarian regards such conflicts as mass murder and therefore totally illegitimate. All of these positions are now considered “leftist” on the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scale.

Page 31 | Location 456-462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03:10 PM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libertarian also opposes invasion of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this also means that he just as emphatically opposes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with property rights or with the free-market economy through controls, regulations, subsidies, or prohibitions. For if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his own property without having to suffer aggressive depredation, then he also has the right to give away his property (bequest and inheritance) and to exchange it for the property of others (free contract and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without interference. The libertarian favors the right to unrestricted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 exchange; hence, a system of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In current terminology again, the libertarian position on property and economics would be called “extreme right wing.”

the libertarian sees no inconsistency in being “leftist” on some issues and “rightist” on others. On the contrary, he sees his own position as virtually the only consistent one, consistent on behalf of the liberty of every individual.

The libertarian, in short, insists on applying the general moral law to everyone, and makes no special exemptions for any person or group.

Page 32 | Location 488-48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07:45 PM

The libertarian therefore considers one of his prime educational tasks is to spread the demystification and desanctification of the State among its hapless subjects.

Page 33 | Location 498-50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0:13 PM

If anyone but the government proceeded to “tax,” this would clearly be considered coercion and thinly disguised banditry. Yet the mystical trappings of “sovereignty” have so veiled the process that only libertarians are prepared to call taxation what it is: legalized and organized theft on a grand scale.

Roughly, there are three broad types of foundation for the libertarian axiom, corresponding to three kinds of ethical philosophy: the emotivist, the utilitarian, and the natural rights viewpoint.

The emotivists assert that they take liberty or nonaggression as their premise purely on subjective, emotional grounds.

Page 34 | Location 506-507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4:29 PM

By ultimately taking themselves outside the realm of rational discourse, the emotivists thereby insure the lack of general success of their own cherished doctrine.

Another problem with the utilitarian is that he will rarely adopt a principle as an absolute and consistent yardstick to apply to the varied concrete situations of the real world. He will only use a principle, at best, as a vague guideline or aspiration, as a tendency which he may choose to override at any time.

To say that a utilitarian cannot be “trusted” to maintain libertarian principle in every specific application may sound harsh, but it puts the case fairly.

Page 35 | Location 532-533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7:48 PM

Dedicated to justice and to logical consistency, the natural-rights libertarian cheerfully admits to being “doctrinaire,” to being, in short, an unabashed follower of his own doctrines.

“Natural rights” is the cornerstone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in turn, is embedded in a greater structure of “natural law.”

Page 36 | Location 535-537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8:54 PM

Natural law theory rests on the insight that we live in a world of more than one—in fact, a vast number—of entities, and that each entity has distinct and specific properties, a distinct “nature,” which can be investigated by man’s reason, by his sense perception and mental faculties.

Specifically, while the behavior of plants and at least the lower animals is determined by their biological nature or perhaps by their “instincts,” the nature of man is such that each individual person must, in order to act, choose his own ends and employ his own means in order to attain them.

Since men can think, feel, evaluate, and act only as individuals, it becomes vitally necessary for each man’s survival and prosperity that he be free to learn, choose, develop his faculties, and act upon his knowledge and values.

Violent interference with a man’s learning and choices is therefore profoundly “antihuman”; it violates the natural law of man’s needs.

Page 37 | Location 552-553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22:21 PM

The libertarian welcomes the process of voluntar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freely acting individuals; what he abhors is the use of violence to cripple such voluntary cooperation and force someone to choose and act in ways different from what his own mind dictates.

The right to self-ownership asserts the absolute right of each man, by virtue of his (or her) being a human being, to “own” his or her own body; that is, to control that body free of coercive interference.

Page 45 | Location 679-682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39:51 PM

There is no existing entity called “society”; there are only interacting individuals. To say that “society” should own land or any other property in common, then, must mean that a group of oligarchs—in practice, government bureaucrats—should own the property, and at the expense of expropriating the creator or the homesteader who had originally brought this product into existence.

Page 46 | Location 692-695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0:52:06 PM

The pioneer, the homesteader, the first user and transformer of this land, is the man who first brings this simple valueless thing into production and social us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the morality of depriving him of ownership in favor of people who have never gotten within a thousand miles of the land, and who may not even know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perty over which they are supposed to have a claim.

Page 49 | Location 738-73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03:44 PM

The libertarian, however, is an individualist; he believes that one of the prime errors in social theory is to treat “society” as if it were an actually existing entity.

The individualist holds that only individuals exist, think, feel, choose, and act; and that “society” is not a living entity but simply a label for a set of interacting individuals.

Treating society as a thing that chooses and acts, then, serves to obscure the real forces at work. If, in a small community, ten people band together to rob and expropriate three others then this is clearly and evidently a case of a group of individuals acting in concert against another group. In this situation, if the ten people presumed to refer to themselves as “society” acting in “its” interest, the rationale would be laughed out of court; even the ten robbers would probably be too shamefaced to use this sort of argument. But let their size increase, and this kind of obfuscation becomes rife and succeeds in duping the public.

Page 50 | Location 757-75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09:02 PM

The individualist view of “society” has been summed up in the phrase: “Society” is everyone but yourself. Put thus bluntly, this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consider those cases where “society” is treated, not only as a superhero with superrights, but as a supervillain on whose shoulders massive blame is placed.

Consider the typical view that not the individual criminal, but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his crime. Take, for example, the case where Smith robs or murders Jones. The “old-fashioned” view is that Smith is responsible for his act. The modern liberal counters that “society” is responsible. This sounds both sophisticated and humanitarian, until we apply the individualist perspective. Then we see that what liberals are really saying is that everyone but Smith,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victim Jone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Put this baldly, almost everyone would recognize the absurdity of this position. But conjuring up the fictive entity “society” obfuscates this process.

Nonsense this obvious can be circumvented only by conjuring up society as devil, as evil being apart from people and what they do.”

Page 51 | Location 777-781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12:21 PM

The central core of the libertarian creed, then, is to establish the absolut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of every man: first, in his own body, and second, in the previously unused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he first transforms by his labor. These two axioms, the right of self-ownership and the right to “homestead,” establish the complete set of principles of the libertarian system. The entire libertarian doctrine then becomes the spinning ou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ll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central doctrine.

Page 52 | Location 789-794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14:19 PM

Further, a man may exchange not only the tangible objects he owns but also his own labor, which of course he owns as well. Thus, Z may sell his labor services of teaching farmer X’s children in return for some of the farmer’s produce. It so happens that the free-market economy, and the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it implies, is by far the most productive form of economy known to man, and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 the modern economy on which civilization has been built. This is a fortunate utilitarian result of the free market, but it is not, to the libertarian, the prime reason for his support of this system.

Page 54 | Location 821-822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48:47 PM

Freedom is a condition in which a person’s ownership rights in his own body and his legitimate material property are not invaded, are not aggressed against.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libertarian, “crime” is an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a man’s property right, either in his own person or his materially owned objects. Crime is an invasion, by the use of violence, against a man’s property and therefore against his liberty.

Page 55 | Location 827-829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49:50 PM

The libertarian, then, is clearly an individualist but not an egalitarian. The only “equality” he would advocate is the equal right of every man to the property in his own person, to the property in the unused resources he “homesteads,” and to the property of others he has acquired either through voluntary exchange or gift.

Page 56 | Location 850-852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53:06 PM

Property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and are essential to the human rights which liberals attempt to maintain. The human right of a free press depends upon the human right of private property in newsprint.

In fact, there are no human rights that are separable from property rights. The human right of free speech is simply the property right to hire an assembly hall from the owners, or to own one oneself; the human right of a free press is the property right to buy materials and then print leaflets or books and to sell them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buy. There is no extra “right of free speech” or free press beyond the property rights we can enumerate in any given case.

Page 58 | Location 884-886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59:17 PM

in the system of criminal punishment in the libertarian world, the emphasis would never be, as it is now, on “society’s” jailing the criminal; the emphasis would necessarily be on compelling the criminal to make restitution to the victim of his crime.

Page 59 | Location 892-893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01:08 PM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libertarians and other people is not in the area of private crime;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is their view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the government.

For libertarians regard the State as the supreme, the eternal, the best organized aggressor against the persons and property of the mass of the public. All States everywhere, whether democratic, dictatorial, or monarchical, whether red, white, blue, or brown.

Service to the State is supposed to excuse all actions that would be considered immoral or criminal if committed by “private” citizen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libertarians is that they coolly and uncompromisingly apply the general moral law to people acting in their roles as members of the State apparatus. Libertarians make no exceptions.

Page 60 | Location 908-909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04:31 PM

the “rightist” libertarian is not opposed to inequality, and his concept of “coercion” applies only to the use of violence.

Page 61 | Location 924-925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07:11 PM

To guard against private criminals we have been able to turn to the State and its police; but who can guard us against the State itself? No one.

as we have discovered in the past century, no constitution can interpret or enforce itself; it must be interpreted by men. And if the ultimate power to interpret a constitution is given to the government’s own Supreme Court, then the inevitable tendency is for the Court to continue to place its imprimatur on ever-broader powers for its own government. Furthermore, the highly touted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re flimsy indeed, since in the final analysis all of these divisions are part of the same government and are governed by the same set of rulers.

Page 64 | Location 967-968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1:51:14 PM

Crime is crime, aggression against rights is aggression, no matter how many citizens agree to the oppression. There is nothing sacrosanct about the majority; the lynch mob, too, is the majority in its own domain.

Page 65 | Location 982-985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1:56:08 PM

Nowhere has the coercive and parasitic nature of the State been more clearly limned than by the great late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ologist, Franz Oppenheimer. Oppenheimer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wo and only two mutually exclusive means for man to obtain wealth. One, the method of production and voluntary exchange, the method of the free market, Oppenheimer termed the “economic means”; the other, the method of robbery by the use of violence, he called the “political means.”

In short, private crime is, at best, sporadic and uncertain; the parasitism is ephemeral, and the coercive, parasitic lifeline can be cut at any time by the resistance of the victims. The State provides a legal, orderly, systematic channel for predation on the property of the producers; it makes certain, secure, and relatively “peaceful” the lifeline of the parasitic caste in society.

Page 67 | Location 1025-1027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07:20 AM

If the State is a group of plunderers, who then constitutes the State? Clearly, the ruling elite consists at any time of (a) the full-time apparatus—the kings,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who man and operate the State; and (b) the groups who have maneuvered to gain privileges, subsidies, and benefices from the State.

Page 69 | Location 1049-1051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10:01 AM

If states have everywhere been run by an oligarchic group of predators, how have they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eir rule over the mass of the population? The answer, as the philosopher David Hume pointed out over two centuries ago, is that in the long run every government, no matter how dictatorial, rests o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its subjects.

Page 70 | Location 1066-1070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14:19 AM

The masses do not create their own abstract ideas, or indeed think through these ideas independently; they follow passively the ideas adopted and promulgated by the body of intellectuals, who become the effective “opinion moulders” in society. And since it is precisely a moulding of opinion on behalf of the rulers that the State almost desperately needs, this forms a firm basis for the age-old allianc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uling classes of the State.

Page 74 | Location 1131-1133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32:19 AM

Since most men tend to love their homel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at land and its population with the State is a means of making natural patriotism work to the State’s advantage. If, then, “Ruritania” is attacked by “Walldavia,” the first task of the Ruritanian State and its intellectuals is to convince the people of Ruritania that the attack is really upon them, and not simply upon their ruling class.

Page 75 | Location 1140-1143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34:00 AM

Often the call upon the public to yield more resources is couched in a stern call by the ruling elite for more “sacrifices” for the national or the common weal. Somehow, however, while the public is supposed to sacrifice and curtail its “materialistic greed,” the sacrifices are always one way. The State does not sacrifice; the State eagerly grabs more and more of the public’s material resources.

Page 76 | Location 1148-1151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35:12 AM

The general opinion—carefully cultivated, of course, by the State itself—is that men enter politics or government purely out of devoted concern for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public weal. What gives the gentlemen of the State apparatus their superior moral patina? Perhaps it is the dim and instinctive knowledge of the populace that the State is engaged in systematic theft and predation, and they may feel that only a dedication to altruism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makes these actions tolerable.

For example, a thief who presumed to justify his theft by saying that he was really helping his victims by his spending, thus giving retail trade a needed boost, would be hooted down without delay. But when this same theory is clothed in Keynesian mathematical equations and impressive references to the “multiplier effect,” it carries far more conviction with a bamboozled public.

The increasing use of scientific jargon, especiall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permitted intellectuals to weave apologia for State rule which rival the ancient priestcraft in obscurantism. For example, a thief who presumed to justify his theft by saying that he was really helping his victims by his spending, thus giving retail trade a needed boost, would be hooted down without delay. But when this same theory is clothed in Keynesian mathematical equations and impressive references to the “multiplier effect,” it carries far more conviction with a bamboozled public.

Page 88 | Location 1336-1337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12:55 AM

It is only because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that we now give precisely this kind of absurd answer to

It is only because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that we now give precisely this kind of absurd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social protection and defense.

The libertarian creed can now be summed up as (1) the absolute right of every man to the ownership of his own body; (2) the equally absolute right to own and therefore to control the material resources he has found and transformed; and (3) therefore, the absolute right to exchange or give away the ownership to such titles to whoever is willing to exchange or receive them. As we have seen, each of these steps involves property rights, but even if we call step (1) “personal” rights, we shall see that problems about “personal liberty” inextricably involve the rights of material property or free exchange. Or, briefly, the rights of personal liberty and “freedom of enterprise” almost invariably intertwine and cannot really be separated.

Page 96 | Location 1468-147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2:41:27 AM

there can be no more blatant case of involuntary servitude than our entire system of conscription. Every youth is forced to register with the selective service system when he turns eighteen. He is compelled to carry his draft card at all times, and, at whatever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eems fit, he is seiz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inducted into the armed forces. There his body and will are no longer his own; he is subject to the dictat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he can be forced to kill and to place his own life in jeopardy if the authorities so decree. What else is involuntary servitude if not the draft?

Page 97 | Location 1476-148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2:38:25 PM

This act of conscripting is just as much a deed of unjustifiable aggression—of kidnapping and possibly murder—as the alleged aggression we are trying to guard ourselves against in the first place. If we add that the draftees owe their bodies and their lives, if necessary, to “society” or to “their country,” then we must retort: Who is this “society” or this “country” that is being used as a talisman to justify enslavement? It is simply all individuals in the territorial area except the youths being conscripted. “Society” and “country” are in this case mythical abstractions that are being used to cloak the naked use of coercion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specific individuals.

On the market, people can and do obtain food, shelter, clothing, medical care, etc. Why can’t they hire defenders as well? Indeed,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being hired every day to perform dangerous services: forest firefighters, rangers, test pilots, and… police and private guards and watchmen. Why can’t soldiers be hired in the same way?

Page 99 | Location 1516-1517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2:46:33 PM

If a man signs up for seven years and then quits, he should be allowed to leave. He will lose pension rights, he will be morally criticized, he may be blacklisted from similar occupations, but he cannot, as a self-owner, be enslaved against his will.

Page 101 | Location 1543-1547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0:43 PM

It is no doubt convenient for a long-suffering public to be spared the disruptions of a strike. Yet the “solution” imposed was forced labor, pure and simple; the workers were coerced, against their will, into going back to work. There is no moral excuse, in a society claiming to be opposed to slavery and in a country which has outlawed involuntary servitude, for any legal or judicial action prohibiting strikes—or jailing union leaders who fail to comply. Slavery is all too often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slavemasters.

Page 102 | Location 1549-155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2:17 PM

But the remedy for this self-contradictory policy, as well as for the disruptive power of labor unions, is not to pass laws outlawing strikes; the remedy is to remove the substantial body of law,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that confers special governmental privileges on labor unions. All that is needed, both for libertarian principle and for a healthy economy, is to remove and abolish these special privileges.

Given a choice,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the State is to add to its power, not to cut it down; and so we have the peculiar situ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irst building up unions and then howling for restrictions against their power.

Page 103 | Location 1564-1567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5:19 PM

one branch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ays farmers to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while another branch of the same agency pays them to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Irrational, sure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nsumers and the taxpayers, but perfectly rationa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ubsidized farmers and of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bureaucracy.

Similarly, the government’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olicy on unions serves, first, to aggrandize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over labor relations, and second, to foster a suitably integrated and Establishment-minded unionism as junior partner in government’s role over the economy.

Part of the essence of slavery, after all, is forced work for someone at little or no pay. But the income tax means that we sweat and earn income, only to see the government extract a large chunk of it by coercion for its own purposes. What is this but forced labor at no pay?

the employer is forced to expend time, labor, and money in the business of deducting and transmitting his employees’ taxes to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yet the employer is not recompensed for this expenditure. What moral principle justifies the government’s forcing employers to act as its unpaid tax collectors?

Page 104 | Location 1589-159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9:20 PM

To add insult to injury, the individual taxpayer, in filling out his tax form, is also forced by the government to work at no pay on the laborious and thankless task of reckoning how much he owes the government. Here again, he cannot charge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ost and labor expended in making out his return. Furthermore, the law requiring everyone to fill out his tax form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prohibiting the government from forcing anyone to incriminate himself.

Page 105 | Location 1597-1600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17:37 PM

The high costs of tax collecting for the government have another unfortunate effect—perhaps not unintended by the powers-that-be. These costs, readily undertaken by large businesses, impose a disproportionately heavy and often crippling cost upon the small employer. The large employer can then cheerfully shoulder the cost knowing that his small competitor bears far more of the burden.

But compelling testimony from anyone for any reason is forced labor—and, furthermore, is akin to kidnapping, since the person is forced to appear at the hearing or trial and is then forced to perform the labor of giving testimony.

Page 106 | Location 1619-162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22:43 PM

The libertarian believes that a criminal loses his rights to the extent that he has aggressed upon the rights of another, and therefore that it is permissible to incarcerate the convicted criminal and subject him to involuntary servitude to that degree.

In the libertarian world, however, the purpose of imprisonment and punishment will undoubtedly be different; there will be no “district attorney” who presumes to try a case on behalf of a nonexistent “society,” and then punishes the criminal on “society’s” behalf. In that world the prosecutor will always represent the individual victim, and punishment will be exacted to redound to the benefit of that victim. Thus, a crucial focus of punishment will be to force the criminal to repay, make restitution to, the victim.

Page 108 | Location 1643-1646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28:27 PM

The policeman who apprehends a criminal and arrests him, and the judicial and penal authorities who incarcerate him before trial and conviction—all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universal law. In short, if they have committed an error and the defendant turns out to be innocent, then these authorities should be subjected to the same penalties as anyone else who kidnaps and incarcerates an innocent man.

The granting of bail is a halfhearted attempt to ease the problem of incarceration before trial, but it is clear that the practice of bail discriminates against the poor. The discrimination persists even though the rise of the business of bail-bonding has permitted many more people to raise bail. The rebuttal that the courts are clogged with cases and therefore cannot grant a speedy trial is, of course, no defense of the system; on the contrary, this built-in inefficiency is an excellent argument for the abolition of government courts.

Page 109 | Location 1656-1663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32:05 PM

there is another cornerston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hich has unaccountably gone unchallenged, even by libertarians, for far too long. This is compulsory jury service.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kind, though obviously a great difference in degree, between compulsory jury duty and conscription; both are enslavement, both compel the individual to perform tasks on the State’s behalf and at the State’s bidding. And both are a function of pay at slave wages. Just as the shortage of voluntary enlistees in the army is a function of a pay scale far below the market wage, so the abysmally low pay for jury service insures that, even if jury “enlistments” were possible, not many would be forthcoming. Furthermore, not only are jurors coerced into attending and serving on juries, but sometimes they are locked behind closed doors for many weeks, and prohibited from reading newspapers. What is this but prison and involuntary servitude for noncriminals?

Have we forgotten that free labor is happi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n slave labor? The abolition of jury-slavery should be a vital plank in any libertarian platform. The judges are not conscripted; neither are the opposing lawyers; and neither should the jurors.

Page 110 | Location 1671-167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34:25 PM

One of the most shameful areas of involuntary servitude in our society is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compulsory commitment, or 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Compulsory commitment and compulsory “therapy,” moreover, are far more likely to aggravate and perpetuate “mental illness” than to cure it. All too often, Szasz points out, commitment is a device for incarcerating and thereby disposing of disagreeable relatives rather than a genuine aid to the patient.

The guiding rationale for compulsory commitment is that the patient might well be “dangerous to himself or to others.” The first grave flaw in this approach is that the police, or the law, is stepping in, not when an overt aggressive act is in the process of occurring, but on someone’s judgment that such an act might someday take place. But this provides an open sesame for unlimited tyranny.

Page 111 | Location 1688-169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42:23 PM

the fundamental libertarian creed holds that every individual is capable of free will and free choice; that no one, however likely to commit a crime in the future based on a statistical or any other judgment, is inevitably determined to do so; and that, in any case, it is immoral, and itself invasive and criminal, to coerce anyone who is not an overt and present, rather than a suspected, criminal.

Page 113 | Location 1723-1724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51:37 PM

It is far more principled, as well as more truly humane, to treat every prisoner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criminal law.

Page 114 | Location 1739-1745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57:51 PM

In our view, “incitement”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 crime if we deny every man’s freedom of will and of choice, and assume that if A tells B and C: “You and him go ahead and riot!” that somehow B and C are then helplessly determined to proceed and commit the wrongful act. But the libertarian, who believes in freedom of the will, must insist that while it might be immoral or unfortunate for A to advocate a riot, that this is strictly in the realm of advocacy and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legal penalty. Of course, if A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riot, then he himself becomes a rioter and is equally subject to punishment. Furthermore, if A is a boss in a criminal enterprise, and, as part of the crime, orders his henchmen: “You and him go and rob such and such a bank,” then of course A,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ccessories, becomes a participant or even leader in the criminal enterprise itself.

If advocacy should never be a crime, then neither should “conspiracy to advocate,” for, in contrast to the unfortunate development of conspiracy law, “conspiring” (i.e., agreeing) to do something should never be more illegal than the act itself.

Page 115 | Location 1750-175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4:00:12 PM

What the law of libel and slander does, in short, is to argue a “property right” of someone in his own reputation. Yet someone’s “reputation” is not and cannot be “owned” by him, since it is purely a function of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attitudes held by other people.

A person’s reputation fluctuates all the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f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Hence, speech attacking someone cannot be an invasion of his property right and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r legal penalty. It is, of course, immoral to level false charges against another person, but once again, the moral and the legal are, for the libertarian, two very different categories.

Page 118 | Location 1792-1796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4:07:28 PM

In a purely libertarian world, where all streets are privately owned, the various street owners will decide, at any given time, whether to rent out the street for demonstrations, whom to rent it to, and what price to charge. It would then be clear that what is involved is not a “free speech” or “free assembly” question at all, but a ques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the right of a group to offer to rent a street, and of the right of the street owner either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offer.

Page 119 | Location 1809-181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1:46:31 PM

Because every station and every broadcaster must always look over its shoulder at the FCC, free expression in broadcasting is a sham. Is it any wonder that television opinion, when it is expressed at all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tends to be blandly in favor of the “Establishment”?

Page 120 | Location 1827-1829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1:50:04 PM

The solution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imple: Treat these media precisely the same way the press and book publishers are treated. For both the libertarian and the believer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withdraw completely from any role or interference in all media of expression.

Page 121 | Location 1836-1844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1:53:03 PM

One might ask what difference it makes to the consumer whether he pays the advertising costs indirectly or pays directly for each program he buy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se are not the same consumers for the same products. The television advertiser, for example, is always interested in (a) gaining the widest possible viewing market; and (b) in gaining those particular viewers who will be most susceptible to his message. Hence, the programs will all be geared to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in the audience, and particularly to those viewers most susceptible to the message; that is, those viewers who do not read newspapers or magazines, so that the message will not duplicate the ads he sees there. As a result, free-TV programs tend to be unimaginative, bland, and uniform. Pay-TV would mean that each program would search for its own market, and many specialized markets for specialized audiences would develop—just as highly lucrative specialized markets have developed in the magazine and book publishing fields. The quality of programs would be higher and the offerings far more diverse.

We have to pay a certain amount for a loaf of bread, for shoes, for dresses because they are all scarce. If they were not scarce but superabundant like air, they would be free, and no one would have to worry about their production or allocation.

Page 123 | Location 1864-1871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00:49 AM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is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the airwaves were nationalized; that before the Radio Act of 1927, stations interfered with each other’s signals and chaos ensued,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finally forced to step in to bring order and make a radio industry feasible at last. But this is historical legend, not fact. The actual history i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For when interference on the same channel began to occur, the injured party took the airwave aggressors into court, and the courts were beginning to bring order out of the chaos by very successfully applying the common law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in very many ways similar to the libertarian theory—to this new technological area. In short, the courts were beginning to assig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airwaves to their “homesteading” users. It was aft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aw the likelihood of this new extension of private property that it rushed in to nationalize the airwaves, using alleged chaos as the excuse.

Page 125 | Location 1911-191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07:01 AM

Neither side deals with the crucial point: that the good, bad, or indifferent consequences of pornography, while perhaps an interesting problem in its own right, is completely ir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it should be outlawed. The libertarian holds that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the law—the use of retaliatory violence—to enforce anyone’s conception of morality.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the law—even if this were practically possible, which is, of course, most unlikely—to make anyone good or reverent or moral or clean or upright. This is for each individual to decide for himself. It is only the business of legal violence to defend people against the use of violence, to defend them from violent invasions of their person or property. But if the government presumes to outlaw pornography, it itself becomes the genuine outlaw—for it is invading the property rights of people to produce, sell, buy, or possess pornographic material.

Page 126 | Location 1923-1924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51:37 AM

To outlaw violent films because they might someday induce someone to commit a crime is a denial of man’s free will, and a total denial, of course, of the right of those who will not commit crimes to see the film.

It should be clear, too, that prohibition of pornography is an invasion of property right, of the right to produce, sell, buy, and own.

Sometimes it seems that the beau ideal of many conservatives, as well as of many liberals, is to put everyone into a cage and coerce him into doing what the conservatives or liberals believe to be the moral thing. They would of course be differently styled cages, but they would be cages just the same.

Page 127 | Location 1937-193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53:52 AM

The concept of “morality” makes no sense unless the moral act is freely chosen.

The libertarian, in contrast to so many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does not want to place man in any cage. What he wants for everyone is freedom, the freedom to act morally or immorally, as each man shall decide.

Page 129 | Location 1962-1963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04:24 AM

If labor and persons in general are to be free, then so should there be freedom for prostitution. Prostitution is a voluntary sale of a labor service, and the government has no right to prohibit or restrict such sales.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advocacy of freedom for prostitution does not, for the libertarian, in the least imply advocacy of prostitution itself.

Page 131 | Location 1992-1994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09:21 AM

If we are to treat the fetus as having the same rights as humans, then let us ask: What human has the right to remain, unbidden, as an unwanted parasite within some other human being’s body? This is the nub of the issue: the absolute right of every person and hence every woman, to the ownership of her own body.

Even in the stronger case where the mother originally wanted the child, the mother, as the property owner in her own body, has the right to change her mind and to eject it.

Wiretapping is a contemptible invasion of privacy and of property right, and of course should be outlawed as an invasive act.

Page 132 | Location 2017-2021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17:37 AM

It is proper to invade the property of a thief, for example, who has himself invaded to a far greater extent the property of others. Suppose the police decide that John Jones is a jewel thief. They tap his wires, and use this evidence to convict Jones of the crime. We might say that this tapping is legitimate, and should go unpunish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Jones should prove not to be a thief, the police and the judges who may have issued the court order for the tap are now to be adjudged criminals themselves and sent to jail for their crime of unjust wiretapping.

Page 133 | Location 2023-2026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18:16 AM

Certainly equality of liberty requires that the law applies to everyone; therefore any invasion of the property of a non-criminal by anyone should be outlawed, regardless of who committed the deed. The policeman who guessed wrong and thereby aggressed against a noncriminal should therefore be considered just as guilty as any “private” wiretapper.

Page 135 | Location 2069-2070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9:17:57 AM

Only the overt commission of a crime should be illegal, and the way to combat crimes commit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is to be more diligent about the crimes themselves, not to outlaw the alcohol.

Page 136 | Location 2075-2077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9:19:35 AM

Once again: Every man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Propagandize against cigarettes as much as you want, but leave the individual free to run his own life. Otherwise, we may as well outlaw all sorts of possible carcinogenic agents—including tight shoes, improperly fitting false teeth, excessive exposure to the sun, as well as excessive intake of ice cream, eggs, and butter which might lead to heart disease.

Page 137 | Location 2086-2090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9:26:11 AM

The common law makes a vital distinction between a crime that is a malum in se and one that is merely a malum prohibitum. A malum in se is an act which the mass of the people instinctively feel is a reprehensible crime which should be punished. This coincides roughly with the libertarians’ definition of a crime as an invasion of person or property: assault, theft, and murder. Other crimes are activities made into crimes by government edict: it is in this far more widely tolerated area that police corruption occurs.

Page 139 | Location 2118-2119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11:30:51 AM

If, as libertarians believe,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own his person and property, it then follows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employ violence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criminal aggressors.

Page 140 | Location 2131-2135 | Added on Tuesday, July 30, 2013 4:28:48 PM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no physical object is in itself aggressive; any object, whether it be a gun, a knife, or a stick, can be used for aggression, for defense, or for numerous other purposes unconnected with crime. It makes no more sense to outlaw or restrict the purchase and ownership of guns than it does to outlaw the possession of knives, clubs, hatpins, or stones. And how are all of these objects to be outlawed, and if outlawed, how is the prohibition to be enforced? Instead of pursuing innocent people carrying or possessing various objects, then, the law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combatting and apprehending real criminals.

Page 145 | Location 2211-2216 | Added on Tuesday, July 30, 2013 4:52:44 PM

A crucial fallacy of the middle-class school worshippers is confusion between formal schooling and educa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is a lifelong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learning takes place not only in school, but in all areas of life. When the child plays, or listens to parents or friends, or reads a newspaper, or works at a job, he or she is becoming educated. Formal schooling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is really only suitable for formal subjects of instruc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more advanced and systematic subjects. The elementary subjects, 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 and their corollaries, can easily be learned at hom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merica was built by citizens and leaders, many of whom received little or no formal schooling, and the idea that one must have a high-school diploma—or nowadays, an A.B. degree—before he can begin to work and to live in the world is an absurdity of the current age.

Page 149 | Location 2281-2283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10:38:41 AM

One of the most common uses of compulsory public schooling has been to oppress and cripple national ethnic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or colonized peoples—to force them to abando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behalf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ruling groups.

Page 150 | Location 2284-2285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1:22:29 PM

One of the most potent stimuli for discontent and rebellion by these oppressed peoples was the desire to rescue their language and heritage from the weapon of public schools wielded by their oppressors.

Page 153 | Location 2336-2339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00:29 PM

In contrast to the private, profit-making business,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t is neither interested in efficiency nor in serving his customers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Having no need to make profits and shelter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suffering losses, the bureaucrat can and does disregard the desires and demands of his consumer-customers. His major interest is in “not making waves,” and this he accomplishes by even-handedly applying a uniform set of rules, regardless of how inapplicable

Page 154 | Location 2344-234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01:50 PM

If the decision is for traditional discipline in the schools, then the more progressive-minded parents lose out, and vice versa;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all the other critical decisions. The more that education becomes public, the more will parents and children be deprived of the education they feel they need. The more that education becomes public, the more will heavy-handed uniformity stamp out the needs and desires of individuals and minorities.

Page 156 | Location 2374-237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07:33 PM

A compulsory public press would rightly be considered an invasion of the basic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not scholastic freedom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press freedom? Aren’t both vital media for public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for free inquiry and search for the truth? In fact,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schooling should be regarded with even greater horror than the suppression of a free press, since here the tender and unformed minds of children are more directly involved.

Page 160 | Location 2445-244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18:34 PM

One crucial task of libertarians is to highlight the common cause of all groups of parents against the State’s educational tyranny. Of course, it must also be pointed out that parents can never get the State off their educational backs until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is totally abolished and schooling becomes free once more.

Page 162 | Location 2480-2483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25:36 PM

A “right,” philosophically, must be something embedded in the nature of man and reality, something that can be preserved and maintained at any time and in any age. The “right” of self-ownership, of defending one’s life and property, is clearly that sort of right: it can apply to Neanderthal cavemen, in modern Calcutta, or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Such a right is independent of time or place.

Page 163 | Location 2485-2486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26:27 PM

To speak of a “right” as something which can only be fulfilled in modern industrial conditions is not to speak of a human, natural right at all.

the libertarian “right” of self-ownership does not require the coercion of one set of people to provide such a “right” for another set. Every man can enjoy the right of self-ownership, without special coercion upon anyone.

Page 169 | Location 2587-2588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2:16:18 PM

The libertarian ethic is not to impose equal slavery on everyone, but to arrive at equal freedom.

Page 171 | Location 2607-2615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2:22:13 PM

The libertarian prescription for our educational mess can, then, be summed up simply: Get the government out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e government has attempted to indoctrinate and mould the nation’s youth through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and to mould the future leaders through State operation and control of higher education. Abolition of compulsory attendance laws would end the schools’ role as prison custodians of the nation’s youth, and would free all those better off outside the schools for independence and for productive work. The aboli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would end the crippling property tax burden and provide a vast range of education to satisfy all the freely exercised needs and demands of our diverse and varied population. The abolition of government schooling would end the unjust coerced subsidy granted to large families, and, often, toward the upper classes and against the poor. The miasma of government, of moulding the youth of America in the direction desired by the State, would be replaced by freely chosen and voluntary actions—in short, by a genuine and truly free education, both in and out of formal schools.

Page 182 | Location 2787-2789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6:55:35 PM

“To seek and accept direct public relief all too often invites the curse of idleness and fosters the other evils of dole. It destroys one’s independence, industry, thrift and self-respect.”

Page 183 | Location 2792-2793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6:56:10 PM

The inspiring example of the Mormon Church is a demonstration that the major determinant of who or how many people go on public welfare is their cultural and moral values rather than their level of income.

Page 184 | Location 2802-2809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6:58:57 PM

Professor Banfield, in his brilliant book, The Unheavenly City, has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what he calls “upper-class” or “lower-class” culture in influencing the values of their members. The definitions of “class” in Banfield are not strictly income or status levels, but they tend to overlap strongly with these more common definitions. His definitions of class center on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upper- and middle-class members tend to be future-oriented, purposeful, rational, and self-disciplined. Lower-class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tend to have a strong present-orientation, are capricious, hedonistic, purposeless, and therefore unwilling to pursue a job or a career with any consistency. People with the former values therefore tend to have higher incomes and better jobs, and lower-class people tend to be poor, jobless, or on welfare. In short, the economic fortunes of people tend over the long run to be their own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to be determined—as liberals always insist—by external factors.

Page 187 | Location 2853-2855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11:32:33 PM

If people wish to be “spontaneous,” let them do so on their own time and with their own resources, and let them then tak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decision, and not use State coercion to force the hardworking and “unspontaneous” to bear those consequences instead. In short, abolish the welfare system.

The left-liberal attitudes of social workers discourage the poor directly by fostering the idea of welfare as a “right” and as a moral claim upon production. Furthermore, the easy availability of the welfare check obviously promotes present-mindedness, unwillingness to work, and irresponsibility among the recipients—thus perpetuating the vicious cycle of poverty-welfare.

Page 190 | Location 2899-2902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11:42:06 PM

Since welfare families are paid proportionately to the number of their children, the system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bsidy for the production of more children. Furthermore, the people being induced to have more children are precisely those who can afford it least; the result can only be to perpetuate their dependence on welfare, and, in fact, to develop generations who are permanently dependent on the welfare dole.

Page 195 | Location 2984-2986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5, 2013 1:23:49 AM

There is plenty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this country: to Lockheed, to welfare recipients, and so on and on, but the “rich” are not being taxed to pay for the “poor.” The redistribution is within income categories; some poor are forced to pay for other poor.

Page 196 | Location 2989-2991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5, 2013 1:24:56 AM

The object of this discussion is not, of course, to advocate a “really” progressive income tax structure, a real soaking of the rich, but to point out that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highly touted as soaking the rich to subsidize the poor, does no such thing.

Soaking the rich would not only be profoundly immoral, it would drastically penalize the very virtues: thrift, business foresight, and investment, that have brought about our remarkable standard of living. It would truly be killing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Page 208 | Location 3185-3187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1:42:28 PM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Keynesian theory did not win out by carefully debating and refuting the Austrian position; on the contrary, as often happens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Keynesianism simply became the new fashion, and the Austrian theory was not refuted but only ignored and forgotten.

Page 216 | Location 3295-3299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1:55:55 PM

governments have come up with a much more complex and sophisticated, and much less visible, means of doing the same thing: of organizing increases in the money supply to give themselves more money to spend and to subsidize favored political groups. The idea was this: instead of stressing the printing of money, retain the paper dollars or marks or francs as the basic money (the “legal tender”), and then pyramid on top of that a mysterious and invisible, but no less potent, “checkbook money,” or bank demand deposits. The result is an inflationary engine,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which no one but bankers, economists, and government central bankers understands—and designedly so.

Page 217 | Location 3318-3321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1:59:10 PM

In short, when the commercial banks lend money to an individual, a business firm, or the government, they are not relending existing money that the public laboriously had saved and deposited in their vaults—as the public usually believes. They lend out new demand deposits that they create in the course of the loan—and they are limited only by the “reserve requirements,” by the required maximum multiple of deposit to reserves (e.g., 6:1).

Page 225 | Location 3436-3440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2:16:38 PM

The Ricardians realized that the major evil was the preceding inflationary boom caused b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oney and banking system, and that the recession, unwelcome though its symptoms may be, is really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 process by which that interventionary boom gets washed ou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depress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 adjusts, throws off the excesses and distortions of the inflationary boom, and reestablishes a sound economic condition. The depression is the unpleasant but necessary reaction to the distortions and excesses of the previous boom.

Page 226 | Location 3453-3455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2:18:39 PM

The Austrian, or Mises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built on the Ricardian analysis and developed its own “monetary overinvestment” or, more strictly, “monetary malinvestment”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Page 249 | Location 3802-3804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14, 2013 12:47:11 AM

“Discrimination,” in the sense of choosing favorably or unfavorably in accordance with whatever criteria a person may emplo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freedom of choice, and hence of a free society. But of course in the free market any such discrimination is costly, and will have to be paid for by the property owner concerned.

Page 265 | Location 4047-4050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9:10:07 PM

It is the slicing off of territorial areas into single, governmental monopolies that leads to mass destruction—for then if the single monopoly government of Walldavia confronts its ancient rival, the government of Ruritania, each can wiel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even nuclear warfare because it will be the “other guy” and the “other country” they will hurt.

Page 268 | Location 4099-4102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9:17:26 PM

We should all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increasing use of private arbitration, even in our present society. The government courts have become so clogged, inefficient, and wasteful that more and more parties to disputes are turning to private arbitrators as a cheaper and far less time-consuming way of settling their disputes.

Page 275 | Location 4200-420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10:52:20 PM

the major body of Anglo-Saxon law, the justly celebrated common law, was developed over the centuries by competing judges applying time-honored principles rather than the shifting decrees of the State. These principles were not decided upon arbitrarily by any king or legislature; they grew up over centuries by applying rational—and very often libertarian—principles to the cases before them. The idea of following precedent was developed, not as a blind service to the past, but because all the judges of the past had made their decisions in applying the generally accepted common law principles to specific cases and problems. For it was universally held that the judge did not make law (as he often does today); the judge’s task, his expertise, was in finding the law in accepted common law principles, and then applying that law to specific cases or to new technological or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he glory of the centuries-long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is testimony to their success.

Page 283 | Location 4320-4326 | Added on Friday, August 16, 2013 11:29:09 PM

In contrast to such utopians as Marxists or left-wing anarchists (anarchocommunists or anarcho-syndicalists), libertarians do not assume that the ushering in of the purely free society of their dreams will also bring with it a new, magically transformed Libertarian Man. We do not assume that the lion will lie down with the lamb, or that no one will have criminal or fraudulent designs upon his neighbor. The “better” that people will be, of course, the better any social system will work, in particular the less work any police or courts will have to do. But no such assumption is made by libertarians. What we assert is that, given any particular degree of “goodness” or “badness” among men, the purely libertarian society will be at once the most moral and the most efficient, the least criminal and the most secure of person or property.

Contrast this built-in corrective mechanism to the present-day government courts. Judges are appointed or elected for long terms, up to life, and they are accorded a monopoly of decision-making in their particular area.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except in cases of gross corruption, to do anything about venal decisions of judges. Their power to make and to enforce their decisions continues unchecked year after year. Their salaries continue to be paid, furnished under coercion by the hapless taxpayer.

But in the totally free society, any suspicion of a judge or court will cause their customers to melt away and their “decisions” to be ignored. This is a far more efficient system of keeping judges honest than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age 284 | Location 4345-4350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08:30 AM

There is a myth that the “American System” provides a superb set of “checks and balances,” with the executive,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courts all balancing and checking one against the other, so that power cannot unduly accumulate in one set of hands. But the American “checks and balances” system is largely a fraud. For each one of these institutions is a coercive monopoly in its area, and all of them are part of one government, headed by one political party at any given time. Furthermore, at best there are only two parties, each one close to the other in ideology and personnel, often colluding, and the actual day-to-day business of government headed by a civil service bureaucracy that cannot be displaced by the voters.

Page 285 | Location 4361-4363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09:59 AM

In a libertarian society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a massive revolution to stop the depredation of gangster-States; there would be a swift turning to the honest police forces to check and put down the force that had turned bandit.

what is the State anyway but organized banditry? What is taxation but theft on a gigantic, unchecked, scale? What is war but mass murder on a scale impossible by private police forces? What is conscription but mass enslavement? Can anyone envision a private police force getting away with a tiny fraction of what States get away with, and do habitually, year after year, century after century? There is another vital consideration that would make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an outlaw police force to commit anything like the banditry that modern governments practice. One of the crucial factors that permits governments to do the monstrous things they habitually do is the sense of legitimacy on the part of the stupefied public.

Page 286 | Location 4375-4380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13:11 AM

Once the public had tasted the joys, prosperity, freedom, and efficiency of a libertarian, State-less society, it would be almost impossible for a State to fasten itself upon them once again. Once freedom has been fully enjoyed, it is no easy task to force people to give it up. But suppose—just suppose—that despite all these handicaps and obstacles, despite the love for their new-found freedom, despite the inherent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free market, suppose anyway that the State manages to reestablish itself. What then? Well, then, all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s that we would have a State once again. We would be no worse off than we are now, with our current State. And, as one libertarian philosopher has put it, “at least the world will have had a glorious holiday.”

Page 287 | Location 4391-4393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15:09 AM

One of the great evils of the nation-state is that each State is able to identify all of its subjects with itself; hence in any inter-State war, the innocent civilians, the subjects of each country, are subject to aggression from the enemy State. But in a libertarian society there would be no such identification, and hence very little chance of such a devastating war.

Page 290 | Location 4431-4434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30:40 AM

The main reason a conquering country can rule a defeated country is that the latter has an existing State apparatus to transmit and enforce the victor’s orders onto a subject population. Britain, though far smaller in area and population, was able to rule India for centuries because it could transmit British orders to the ruling Indian princes, who in turn could enforce them on the subject population. But in those cases in history where the conquered had no government, the conquerors found rule over the conquered extremely difficult.

Page 297 | Location 4532-4541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4:58:55 PM

What we need is more economic growth, not less; more and better technology, and not the impossible and absurd attempt to scrap technology and return to the primitive tribe. Improved technology and greater capital investment will lead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for all and provide greater material comforts, as well as the leisure to pursue and enjoy the “spiritual” side of life. There is precious little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available for people who must work long hours to eke out a subsistence living.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productive capital investment is being siphoned off by taxes, restrictions, and government contracts for unproductive and wastefu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cluding military and space boondoggling. Furthermore, the precious technical resource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s being ever more intensively diverted to government, instead of to “civilian” consumer production. What we need is for government to get out of the way, remove its incubus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s from the economy, and allow productive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once again to devote themselves fully to increas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mass of consumers. We need growth,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technology and capital equipment that meet consumer wants and demands; but we can only achieve these by removing the incubus of statism and allowing the energies of all of the population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the free-market economy.

Page 304 | Location 4641-4647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03:45 PM

The way of production for primitive man was “hunting-and-gathering”: the hunting of wild animals and the gathering of fruits, berries, nuts, and wild seeds and vegetables. Primitive man worked passively within his environment instead of acting to transform it; hence he just lived off the land without attempting to remould it. As a result, the land was unproductive, and only a relatively few tribesmen could exist at a bare subsistence level. It was on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farming of the soi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d through farming that productiv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could take giant leaps forward. And it was only with agriculture that civilization could begin. But to permi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re had to b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first in the fields and crops, and then in the land itself.

Page 307 | Location 4700-4702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12:35 PM

only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will insure an end to pollution—invasion of resources. Only because the rivers are unowned is there no owner to rise up and defend his precious resource from attack.

Page 309 | Location 4718-4724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15:50 PM

The vital fact about air pollution is that the polluter sends unwanted and unbidden pollutants—from smoke to nuclear radiation to sulfur oxides—through the air and into the lungs of innocent victims, as well as onto their material property. All such emanations which injure person or property constitute aggression against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the victims. Air pollution, after all, is just as much aggression as committing arson against another’s property or injuring him physically. Air pollution that injures others is aggression pure and simple. The major function of government—of courts and police—is to stop aggression; instead,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in this task and has failed grievously to exercise its defense function against air pollution.

Before the mid and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y injurious air pollution was considered a tort, a nuisance against which the victim could sue for damages and against which he could take out an injunction to cease and desist from any further invasion of his property rights. Bu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urts systematically altered the law of negligence and the law of nuisance to permit any air pollution which was not unusually greater than any similar manufacturing firm, one that was not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customary practice of fellow polluters. As factories began to arise and emit smoke, blighting the orchards of neighboring farmers, the farmers would take the manufacturers to court, asking for damages and injunctions against further invasion of their property. But the judges said, in effect, “Sorry. We know that industrial smoke (i.e., air pollution) invades and interferes with your property right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me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at is public policy,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common good decrees that industry is a good thing, industrial progress is a good thing, and therefore your mer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must be overridden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welfare.” And now all of us are paying the bitter price for this overriding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form of lung disease and countless other ailments. And all for the “common good”!

Page 311 | Location 4747-4754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19:38 PM

To cap the crimes of the judges, legislatures, federal and state, moved in to cement the aggression by prohibiting victims of air pollution from engaging in “class action” suits against polluters. Obviously, if a factory pollutes the atmosphere of a city where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victims, it is impractical for each victim to sue to collect his particular damages from the polluter (although an injunction could be used effectively by one small victim). The common law, therefore, recognizes the validity of “class action” suits, in which one or a few victims can sue the aggressor not only on their own behalf, but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class of similar victims. But the legislatures systematically outlawed such class action suits in pollution cases. For this reason, a victim may successfully sue a polluter who injures him individually, in a one-to-one “private nuisance” suit. But he is prohibited by law from acting against a mass polluter who is injuring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a given area!

Noise, too, is a form of air pollution. Noise is the creation of sound waves which go through the air and then bombard and invade the property and persons of others. Only recently have physicians begun to investigate the damaging effects of noise on the human physiology. Again, a libertarian legal system would permit damage and class action suits and injunctions against excessive and damaging noise: against “noise pollution.”

The argument that such an injunctive prohibition against pollution would add to the cost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s as reprehensible as the pre-Civil War argument that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would add to the costs of growing cotton, and that therefore abolition, however morally correct, was “impractical.”

Page 313 | Location 4788-4791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24:19 PM

Robert Poole cogently defines pollution “as the transfer of harmful matter or energy to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another, without the latter’s consent.”22 The libertarian—and the only complete—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s to use the courts and the legal structure to combat and prevent such invasion.

Page 314 | Location 4800-4806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27:28 PM

The Friedmanites concede the existence of air pollution but propose to meet it, not by a defense of property rights, but rather by a supposedly utilitarian “cost-benefit” calculation by government, which will then make and enforce a “social decision” on how much pollution to allow. This decision would then be enforced either by licensing a given amount of pollution (the granting of “pollution rights”), by a graded scale of taxes against it, or by the taxpayers paying firms not to pollute. Not only would these proposals grant an enormous amount of bureaucratic power to government in the name of safeguarding the “free marke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overrid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name of a collective decision enforced by the State. This is far from any genuine “free market,” and reveals that, as in many other economic areas, it is impossible to really defend freedom and the free market without insisting on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Friedman’s statement, in fact, is of a piece with the typically conservative, “If you don’t like it here, leave,” a statement that implies that the government rightly owns the entire land area of “here,” and that anyone who objects to its rule must therefore leave the area.

Page 315 | Location 4823-4825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29:41 PM

A libertarian society would be a full-liability society, where everyone is fully responsible for his actions and any harmful consequences they might cause.

Page 316 | Location 4826-4832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30:38 PM

In addition to betraying its presumed function of defending private property, government has contributed to air pollution in a more positive sense. It wa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onducted mass sprayings of DDT by helicopter over large areas, overriding the wishes of individual objecting farmers. It still continues to pour tons of poisonous and carcinogenic insecticides all over the South in an expensive and vain attempt to eradicate the fire ant.25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has poured radioactive wastes into the air and into the ground by means of its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rough atomic testing. Municipal power and water plants, and the plants of licensed monopoly utility companies, mightily pollute the atmosphere. One of the major tasks of the State in this area is therefore to stop its own poisoning of the atmosphere.

Page 318 | Location 4870-4871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2:54:13 PM

Pending the dissolution of States, libertarians desire to limit, to whittle down, the area of government power in all directions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Page 322 | Location 4919-4924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13:07 PM

There are several fatal flaws in this concept of collective security against “aggression.” One is that when Walldavia, or any other States, leap into the fray they are themselves expanding and compounding the extent of the aggression, because they are (1) unjustly slaughtering masses of Graustarkian civilians, and (2) increasing tax-coercion over Walldavian citizens. Furthermore, (3) in this age when States and subjects are closely identifiable, Walldavia is thereby leaving Walldavian civilians open to retaliation by Graustarkian bombers or missiles. Thus, entry into the war by the Walldavian government puts into jeopardy the very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Walldavian citizens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be protecting. Finally, (4) conscription-enslavement of Walldavian citizens will usually intensify.

There is another crucial flaw in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concept. The idea of entering a war in order to stop “aggression” is clearly an analogy from aggression by one individual upon another.

But “aggression” only makes sense on the individual Smith-Jones level, as does the very term “police action.” These terms make no sense whatever on an inter-State level. First, we have seen that governments entering a war thereby become aggressors themselves against innocent civilians; indeed, become mass murderers.

Page 323 | Location 4937-4940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16:36 PM

But there is yet another fatal flaw in the analogy with individual aggression. When Smith beats up Jones or steals his property we can identify Smith as an aggressor upon the personal or property right of his victim. But when the Graustarkian State invades the territory of the Belgravian State, it is impermissible to refer to “aggression” in an analogous way.

No State has any legitimate property; all of its territory is the result of some kind of aggression and violent conquest. Hence the Graustarkian State’s invasion is necessarily a battle between two sets of thieves and aggressors: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innocent civilians on both sides are being trampled upon.

Page 325 | Location 4974-4977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22:39 PM

The libertarian foreign policy, then, is not a pacifist policy. We do not hold, as do the pacifists, that no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use violence in defending himself against violent attack. What we do hold is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conscript, tax, or murder others, or to use violence against others in order to defend himself.

Page 326 | Location 4988-4991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25:09 PM

For empirically, ta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whole, the single most warlike, most interventionist, most imperialist government has bee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 statement is bound to shock Americans, subject as we have been for decades to intense propaganda by the Establishment on the invariable saintliness, peaceful intentions, and devotion to justice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foreign affairs.

Page 327 | Location 5002-5005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26:56 PM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against aggressio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pursued a goal and a policy of world domination and of the forcible suppression of any rebellion against the status quo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ame of combatting “aggression” everywhere—of being the world’s “policeman”—it has itself become a great and continuing aggressor.

Page 330 | Location 5043-5046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34:06 PM

Throughout the tragic Vietnamese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ed the fiction that it was a war of “aggression” by the Communist North Vietnamese State against a friendly and “pro-Western” (whatever that term may mean) South Vietnamese State which had called for our aid. Actually, the war was really a doomed but lengthy attempt by an imperial United States to suppress the wishes of the great bulk of the Vietnamese population and to maintain unpopular client dictators in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country, by virtual genocide if necessary.

In its broadest sense, imperialism may be defined as aggression by State A against the people of country B, followed by the subsequent coercive maintenance of such foreign rule. In our example above, the permanent rule by the Graustark State over formerly northeastern Belgravia would be an example of such imperialism. But imperialism does not have to take the form of direct rule over the foreign popu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direct form of “neoimperialism” has increasingly replaced the old-fashioned direct kind; it is more subtle and less visible but no less effective a form of imperialism.

Page 334 | Location 5109-5112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29:21 PM

this is the language of Empire. The Roman Empire never doubted that it was the defender of civilization. Its good intentions were peace, law and order. The Spanish Empire added salv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dded the noble myth of the white man’s burden. We have added freedom and democracy. Yet the more that may be added to it the more it is the same language still. A language of power.

Page 335 | Location 5131-5132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32:34 PM

A State can only “die” by defeat in war or by revolution. In war, therefore, the State frantically mobilizes its subjects to fight for it against another State, under the pretext that it is fighting to defend them.

Page 337 | Location 5158-5164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38:38 PM

The bulk of ou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has been diverted from basic research for civilian ends, from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consumers, into wasteful, inefficient, and nonproductive military and space boondoggles. These boondoggles are every bit as wasteful but infinitely more destructive than the vast pyramid building of the Pharaoh. It is no accident that Lord Keynes’s economics have proved to be the economics par excellence of the corporate liberal State. For Keynesian economists place equal approval upon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whether on pyramids, missiles, or steel plants; by definition all of these expenditures swell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regardless of how wasteful they may be.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many liberals have begun to awaken to the evils of the waste, inflation, and militarism that Keynesian corporate liberalism has brought to America.

Page 338 | Location 5166-5171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39:56 PM

The goal of satisfying consumers as efficiently as possible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placed by the currying of favors by government contractors, often in the form of highly wasteful “cost-plus” contracts. Politics, in field after field, has replaced economics in guiding the activities of industry. Furthermore, as entire indus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country have come to depend upo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contracts, a huge vested interest has been created in continuing the programs, heedless of whether they retain even the most threadbare excuse of military necessity. Our economic prosperity has been made to depend on continuing the narcotic of unproductive and antiproductive government spending.

Page 350 | Location 5349-5353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10:12:31 PM

Many dictatorships have turned inward, cautiously confining themselves to preying on their own people: examples range from premodern Japan to Communist Albania to innumerable dictatorships in the Third World today. Uganda’s Idi Amin, perhaps the most brutal and repressive dictator in today’s world, shows no signs whatever of jeopardizing his regime by invad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such an indubitable democracy as Great Britain spread its coercive imperialism across the globe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earlier centuries.

While public opinion has to be gauged in either case, the only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a democracy and a dictatorship on making war is that in the former more propaganda must be beamed at one’s subjects to engineer their approval. Intensive propaganda is necessary in any case—as we can see by the zealous opinion-moulding behavior of all modern warring States. But the democratic State must work harder and faster. And also the democratic State must be more hypocritical in using rhetoric designed to appeal to the values of the masses: justice, freedom, national interest, patriotism, world peace, etc. So in democratic States, the art of propagandizing their subjects must be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and refined.

Page 351 | Location 5364-5367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10:15:13 PM

What we have said about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applies equally to the lack of correlation between degrees of internal freedom in a country and its external aggressiveness. Some States have proved themselves perfectly capable of allowing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freedom internally while making aggressive war abroad; other States have shown themselves capable of totalitarian rule internally while pursuing a pacific foreign policy. The examples of Uganda, Albania, China, Great Britain, etc., apply equally well in this comparison.

For war and a phony “external threat” have long been the chief means by which the State wins back the loyalty of its subjects. As we have seen, war and militarism were the gravedigger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we must not allow the State to get away with this ruse ever again.19

Page 356 | Location 5456-5457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0:41 PM

There is no magic formula for strategy; any strategy for social change, resting as it does on persuasion and conversion, can only be an art rather than an exact science.

Page 357 | Location 5461-5462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1:15 PM

Education, in turn, has two vital aspects: calling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system, and converting people to the libertarian system.

Libertarians must, therefore, engage in hard thinking and scholarship, put forth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books, articles, and journals, and engage in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On the other hand, a mere elaboration of the theory will get nowhere if no one has ever heard of the books and articles; hence the need for publicity, slogans, student activism, lectures, radio and TV spots, etc. True education cannot proceed without theory and activism, without an ideology and people to carry that ideology forward.

Page 358 | Location 5480-5483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4:59 PM

Libertarianism, while vital and true, cannot be merely graven in stone tablets; it must be a living theory, advancing through writing and discussion, and through refuting and combatting errors as they arise. The libertarian movement has dozens of small newsletters and magazines ranging from mimeographed sheets to slick publications,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dying. This is a sign of a healthy, growing movement, a movement that consists of countless individuals thinking, arguing, and contributing.

there is another critical reason for “talking to ourselves,” even if that were all the talking that was going on. And that is reinforcement—the psychologically necessary knowledge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of like mind to talk to, argue with, and generally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Page 359 | Location 5502-5505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8:44 PM

The major problem with the opportunists is that by confining themselves strictly to gradual and “practical” programs, programs that stand a good chance of immediate adoption, they are in grave danger of completely losing sight of the ultimate objective, the libertarian goal. He who confines himself to calling for a two percent reduction in taxes helps to bury the ultimate goal of abolition of taxation altogether.

Page 371 | Location 5684-5684 | Added on Friday, August 30, 2013 7:17:28 PM

Our hope is to convert the mass of the people who are being victimized by State power, not those who are gaining by it.

Page 373 | Location 5704-5706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31, 2013 12:57:42 AM

Ever since the acceleration of stat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ig businessmen have been using the great powers of State contracts, subsidies and cartelization to carve out privileges for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of the society.

Page 374 | Location 5723-5726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31, 2013 1:03:50 AM

Privilege implies exclusion, so there will always be a host of businesses and businessmen, large and small, who will have a solid economic interest in ending State control over their industry. There are therefore a host of businessmen, especially those remote from the privileged “Eastern Establishment,” who are potentially receptive to free-market and libertarian ideas.

Campus youth is one group that has been prominent in the rising libertarian movement. This is not surprising: college is the time when people are most open to reflection and to considering basic questions of our society. As youth enamored of consistency and unvarnished truth, as collegians accustomed to a world of scholarship and abstract ideas, and not yet burdened with the care and the often narrower vision of adult employment, these youngsters provide a fertile field for libertarian conversion.

Page 376 | Location 5754-5757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31, 2013 1:13:32 AM

In short, the potential appeal of libertarianism is a multiclass appeal; it is an appeal that cuts across race, occupation, economic class, and the generations; any and all people not directly in the ruling elite are potentially receptive to our message. Every person or group that values its liberty or prosperity is a potential adherent to the libertarian creed.

Page 385 | Location 5897-5899 | Added on Monday, September 2, 2013 7:49:45 PM

Crisis situations always stimulate interest and a search for solutions. And this crisis has inspired numbers of thinking Americans to realize that government has gotten us into this mess, and that only liberty—the rolling back of government—can get us out. We are growing because the conditions are ripe. In a sense, as on the free market, demand has created its own supply.

【電子書】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Thu, 18 Jul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文／圖：吳莉瑋

這本書是Hans-Hermann Hoppe教授在1997年《美國政治的破產》研討會中的講座，篇幅不長但結構完整，mises.org將逐字稿整理成電子書以方便留存傳閱，你可以到mises.org上下載原文閱讀，mises.org亦提供該場演講的錄音。

在這場演講中，Hoppe簡單解釋了國家的起源、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家的演變與現狀，最後提出在現今公有化國家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一步一步地奪回財產保衛權的策略。

我們首要認清這場革命的目的，也就是打破司法與保護的國家壟斷，由於經歷了這些日子以來的國家體制轉變，要解放這種壟斷已經不再能夠單單透過幾個國家機構的上位官員就能達成，相反的，Hoppe指出了該如何由下而上地進行革命，從相當小範圍的選區自治與不配合執行中央法規開始，利用地方層級的選舉制度嚴格限制地方政策的投票權，慢慢移除稅金資助系統的慢性腫瘤，最終達成地區解放的工作，讓自由疆域在地圖上由零星小點漸漸散佈成面。

與此同時，反體制派知識分子的孤立知識分子，透過體制外的獨立智庫機構（譬如mises.org）連結在一起，在意識形態上與體制派宣傳大軍進行全球性知性鬥爭，改善政府教育壟斷下的普遍失智狀態。

Hoppe的建議主要針對美國地區，但我認為，他的策略放諸四海皆準，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中央政府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確實如同斷手斷腳，放回台灣這個彈丸之地，策略可能需要做些調整，低調拓展自由領地的過程或許要做得更隱晦，事情要做得很多，從脫離體制思想開始。

此講稿中有關私有化防禦的藍圖，Hoppe在《私有防禦》書中有較為詳盡的說明，而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推薦閱讀Rothbard的《國家解剖學》。講稿全文不長，按繼續閱讀（Read more）後就可以跳轉全文閱讀，但為了方便攜帶與閱讀反芻，另外我於Leanpub製作了電子書，需要取用者可以選擇於本站直接下載（格式為 Leanpub 提供之檔案）或是連結到Leanpub網站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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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這場談話的另一個較合適的標題是《社會、國家與自由：奧地利學派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社會改革策略》。因此，相比於你們之前聽到的溫和派談話，我在這場談話中會更推進一小步。最終我將以較為具體的策略建議總結，但為了給出這些建議，首先我需要對於問題做出診斷，否則，治療方法可能會比疾病本身更糟。我的診斷涉及人類歷史的系統性重建或是解釋理論。

社會與合作

首先，讓我談談社會。為什麼會出現社會？人為什麼要合作？為什麼會出現和平合作，而不是人類之間的永久性戰爭？奧地利學派，特別是米塞斯的追隨者，都一再強調我們不需要假設同情或愛就能夠解釋這個現象的這一事實。自我利益，也就是偏好多勝於少，就足以解釋合作的現象。人們之所以合作，是因為認識到勞動分工下的生產遠比自給自足的生產更有效率。試想一下，假如我們退出勞動分工，你會馬上發現我們會陷入絕望的貧困，大多數人會立即死亡。

在此我先點出一件重要的事，稍後再回來繼續談主題。要注意，這個解釋說了什麼又沒說什麼：這個解釋並未理所當然地假設人與人之間只會有和平，不會有例外或者是干擾。總是會出現強盜和殺人犯，每個社會都必須得處理這類人。但是，這個解釋確實指出霍布斯對於和平合作如何出現的詮釋是根本上的誤解。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如果沒有出現獨立的第三方來作和事佬，當然，他是指國家，人與人之間將永久處於割喉戰。現在，你立刻就能發現這種建構的疑點。人們被預設為壞狼，只有在出現第三隻狼來統治他們的時候，人們才會變成乖羊。但是，如果這個第三者也同樣是狼，顯然他必須也是，那麼，即使這個第三者可以維持另外兩個人之間的和平，顯然，執政的狼以及那兩隻目前處於和平的狼之間，也存在著永久的戰爭。

這點指出非常重要的事。必須沒有任何國家，或者說必須沒有獨立的第三方，才能出現兩個人之間的合作。如果你稍微觀察也能發現這件事，譬如，國際場合。不存在所謂世界政府，至少目前還沒有，但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仍然與對方和平合作。或者，即使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合作總是會再次出現。

總結很簡單，那就是，人類之間的和平合作完全是自然現象，而且是不斷持續出現的現象；在合作之外，同樣自然也同樣受自利驅動的，便是資本的形成、貨幣的出現、交換媒介、最終擴展至全球範圍的勞動分工，而這些貨幣、商品貨幣最終也同樣成為全球通行的商品貨幣。每個人的物質生活都提高，在較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上，更精密的非物質商品能被開發與維持，也就是科學、藝術、文學等等文明。

保護與國家

然而，這個正常、受到自利驅動的發展，會被一些事情擾亂、扭曲甚至脫軌，這顯然已經發生。當然，那就是國家，我對國家的定義比較抽象，它是強制性集資的地域性保護壟斷者。即，防禦、執法與維護秩序的壟斷者。

那麼，國家又是如何起源的呢？雖然這通常令人困惑，而我認為這種困惑是刻意造成的，我們應該要先釐清，法律與秩序或對財產的保護，和國家法律、國家秩序及國家保護，兩者並非相同的事情；它們是不同的東西。正如基於勞動分工所自然出現的財產與社會合作，人們也會希望財產免受自然與社會的災難，譬如犯罪，這完全是人的自然慾望。為了滿足這個慾望，最開始出現的是自我保護。警告、保險（單獨或合作）、警覺、自衛和懲罰。

無疑地，這種出於自衛意願而形成的保護系統具有效力。這也是大部分人類歷史中維持法律與秩序的方式。在每個村莊裡，直至今日，法律和秩序基本上都透過這種方式維持。在美國的狂野西部（和目前情況相比並不全然「狂野」），法律與秩序正是透過人們自我保護的意願而維持。

此外，勞動分工很自然地就會影響安全與保護服務的生產。生活水平越高，人們就越有意願除了依靠自衛措施之外，同時也享受勞動分工的優勢，人們願意依附專業保護者，或是提供法律、秩序、司法及保護之機構，尋求保護。自然的，每個人都會尋找那些能夠保護自己的人士或機構來承辦這個特殊任務，那些擁有保護手段同時也具有公正聲譽的人。在每個稍具複雜程度的社會中，很快就會出現特定的個人，他們保衛財產、具有良好信譽等等，這些人將擔任法官、和平締造者和保護者的角色。再次強調，直至今日的每個村莊，每個小社區，甚至是西部荒野，都能證明這個結論裡的真理。

保護，在國家缺席的情況下也能出現。這絕對顯而易見，但在國家主義混淆和混亂的時代裡，越來越有必要強調這點，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是非常危險的觀點。將人類從自然狀態分開來的決定性的一步（可以說是原罪），就是將保護、防禦、安全與秩序的提供壟斷化：將這些任務交給最初提供者的其中之一壟斷並禁止其他人提供。一旦單一個人或單一機構能夠有效地堅持某個疆域中的所有人都必須尋求他的裁決與保護時，壟斷就此誕生。也就是說，不再有人能夠完全依賴自衛，或者是尋求他人的保護。只要達到這種壟斷狀態，保護者的集資就不再全然出於自願，開始變成部分強制。

而且，正如典型的奧地利經濟學預測，一旦財產保護的領域不再有企業能自由進入時，保護服務的價格將上升，品質則會下降。壟斷者將變得越來越不像保護我們財產的保護者，越來越像保護敲詐者，甚至成為對財產所有者進行系統性掠奪的剝削者。他將成為侵略者與破壞者，目標就是那些他最初應該要保護的人民和人民的財產。

我們現在可以輕易地用壟斷這個抽象術語來描述，但事實上要實踐壟斷是個艱苦又漫長的任務。一個人要怎麼從其他保護者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人們和那些被排除的保護者又怎麼能夠允許讓壟斷這種事情發生？國家起源這個問題的答案，細節相當複雜，但是一般性的結構則相當容易識別。

首先，每一個國家，也就是每一個壟斷的保護機構，都必須或是只能從非常小的領土開始，譬如一個村莊。一個突然出現的世界國家或者是涵蓋世界人口的保護壟斷者，幾乎不可想像。

第二件事情，我們要注意，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保護壟斷，即便是地區性壟斷。相反的，地區性保護壟斷者最初來自於社會精英。也就是說，他們一開始必須要是受社會認可與尊敬的成員。他們在達成壟斷地位之前，也必須要是人們自願選擇的保護者。只有那些獲得認可的精英，其權威本質上出於自願，才有可能踏出壟斷的決定性一步並加以維持。

也就是說，每一個初始的地區政府或國家組織，都起源於個人、私人領主或王侯統治的形式。人們不會因為隨便一個人或隨便一個機構壟斷法律維護、秩序維護、司法維護這個特殊任務就賦予信任。相反的，人們會尋求那些大家都推崇之飽學之士的保護，只有這樣的人，高尚的仕紳或貴族，才可能達到壟斷地位。

順道一提，從歷史上看，假若著眼於現代或古代歷史，世界上的國家幾乎都是從王侯國家開始，只是到了後來才成為民主國家。儘管國家必須從地區起源且通常為王侯國家，但任何類似現代國家的制度出現之前，仍然花了數百年。

有限政府的不可能

一旦奠定保護壟斷，一整套邏輯便開始啟動。每位壟斷者都利用職務之便。保護的價格會上升，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內容（產品的品質）則會被改變，偏好壟斷者並犧牲其他人。司法將被扭曲，保護者逐漸成為剝削者與侵占者。具體而言，區域性保護壟斷出現的結果將產生兩種傾向。第一是剝削的延伸，第二是剝削的加劇。

從區域性機構開始，各國都有著受自利驅動的擴張領土傾向，希望收入多多益善。國家保護的人越多越好，或者該說是被剝削的人越多越好。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就是區域性壟斷者之間的競爭，是一種排他性競爭：不是我來當洗劫人們的壟斷者，就是你來當洗劫人們的壟斷者。

此外，在許多國家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可以遷出。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人口的損失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因此，國家之間幾乎無可避免地相互衝突，對於國家而言，解決這個衝突的方式之一便是擴張領土：不管是通過戰爭或通婚，有時也會透過買斷。最終，這種傾向只會在建立出單一世界國家時停下來。

第二個趨勢是剝削的加劇。國家壟斷者延伸剝削，也就是洗劫人們，本身就意味著剝削的加劇，因為相互競爭的國家越少，各國的領土越大，人們用腳投票的機會也就越低。在世界國家的情況下，你不管跑去哪，稅收與監管結構都相同。這意味著，一旦移民遷出的威脅被去除，壟斷性剝削自然就會增加，換言之，保護的價格會上升，品質則會下降。

君主制與民主制

即使不論上述兩個趨勢，只要保護壟斷存在於任何給定大小的領土上，壟斷者都會盡可能地加重剝削、增加自己的收入和財富，這些都是被保護者來買單。這種壟斷如果握在單一個人手中，譬如王子或國王，特別是壟斷具有世襲性質時，因為壟斷者擁有壟斷及其資本價值，保持財產的價值就屬於壟斷者的個人利益。壟斷者會在短期內慢慢剝削，以維持長期之下更多的剝削。

如果壟斷者是單一個人的話，民眾對於國家權力擴張的抵抗程度非常高，顯然，沒有人能自由地加入國家機構，壟斷的好處通通屬於單一個人及其家庭成員，也就是世襲貴族。因此，民眾的不滿與警覺心相當重，壟斷者加劇剝削的企圖很快就會被發現並受到嚴重限制。民眾憎恨國王，因為他們意識到「他是統治者，而我們受他統治」。

可以預見的是，國家加劇剝削的大躍進只會出現在國家制度改革後，經過幾百年後，王侯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民主制度從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遍佈全世界，在現代主流的民主制度下，國家的壟斷與剝削並未消失。主流民主並不是自制與自我防禦的制度。國家與人民並非相同的事情。即使用民選的國會與總統來替代未經投票的王子與國王，保護仍像以前一樣受到壟斷。改變的只有：區域性的保護壟斷現在變成公有而非私有財產。原先的王子將壟斷視為私有財產，取而代之讓暫時且不可替換的看守者來使用保護敲詐。看守政府並不擁有保護壟斷。相反的，他被允許使用現有資源給自己帶來好處。他擁有使用權，但他並不擁有資本價值。這樣並不能消除受自利驅動的剝削加劇傾向。相反的，這只會讓剝削更不合理、更未受計算、更短視且更浪費。

此外，由於進入民主政府的大門自由開放，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總統，民眾對於國家侵占財產的阻力將降低。這導致相同的結果：越民主化就有越糟的人將在自由競爭下爬到最高的位置。競爭並不總是好事。看誰最能精明地侵占私有財產的競爭，並不是什麼該受到歡迎的事。而這卻是民主的內涵。

作為統治者，王子和國王通常受到精英教育，具備成為好父親所需要的價值觀體系。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政客則必須是專業的煽動者，不斷地討好選民，因為每張選票都相同，他們甚至討好那些卑鄙的選民，這是典型的平等主義者本能。再者，民選政客從來都無須替自己的公眾服務負上個人責任，對於那些想要保護自己財產並獲得安全的人民而言，他們比任何國王都更危險。

如果你把我先前提到國家的兩種傾向與此相結合：加劇與延伸剝削領土範圍內之人民；那麼你會得到一個世界單一民主，附上世界單一央行所發行的世界單一紙幣。

現狀

在此，讓我簡單地做個盤點。我們現在處於20世紀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單一世界國家的最終狀態，至少在歷史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與世界警察。與此同時，民主幾乎是世界通行，而美國這個世界的權力領導也是這個世界的民主鬥士。

像Francis Fukuyama這樣的一些新保守主義者指出，世界單一民主肯定是歷史的終點，我們幾乎快要達成。但是，從奧地利學派自由意志主義的角度來看，事情看來有些不同。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的民主，或是讓我叫它高度中央集權的流氓統治，私有財產的安全性幾乎完全消失。保護的價格相當龐大，而司法的品質則不斷地走下坡。惡化的程度，已經到了法律正義的不可動搖與自然法等理念，幾乎從公眾意識中消失。法律被認為不過是國家製造的法條：制定法（positive law）。法與正義是國家說了算。雖然還有名義上的私有財產，但事實上，私有財產所有者幾乎完全被徵用。國家並沒有保護人民免於對其身體與財產的侵犯，相反的，國家逐步地解除人民的武裝，並且剝奪人民最基本的自衛權。

此外，私有財產所有者不再能自由地依照自認合適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財產，不能自由地讓人使用或排除他人使用。然而，這種讓或不讓人使用的權利，正是私有財產的基礎。這種權利是一種防禦機制，將他人趕出自有財產是一種反入侵的方法。但是，這種把他人趕出自有財產的權利，特別是商用物業，已經完全被剝離。由於這種權利不再，今日不再有人能夠自由聘請或解僱、購買或出售、依照意願接受或排除他人進入自有財產，這些消失的權利正是保衛自己免於遭受入侵的另一種方法。

理應保護我們的國家，實際上讓我們完全無助。它剝奪了人民一半以上的收入，然後根據民情重新分配，而不是根據正義原則。我們的財產受到成千上萬專斷的侵入性法規管制。我們再也不能自由地僱傭和解僱合意的對象，無論出於任何我們認為良好且必要的原因。我們不能出售或購買任何我們想要的東西，不能和任何我們想要的對象交易，和任何我們想要的地方交易。我們不能自由地依照希望收取價格，我們不能參與或退出，我們不能自由地讓自己遠離那些想要遠離或不想遠離的人。

國家沒有保護我們，而是把我們的財產交給流氓和流氓本性。國家沒有守護我們，它讓我們更貧困，它破壞我們的家庭、當地組織、私人基金會、俱樂部和協會，它把這些都拉進國家的軌道上運行。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國家扭曲了正義與個人責任的公共意義，培育並吸引越來越多的道德與經濟上的怪物。

策略：阻止國家主義的疾病

國家以及國家主義的疾病要如何阻止？我會提出我的戰略考慮。首先，我們必須認清三個基本看法或指導原則。第一：保護私有財產與法律以及司法與執法，是任何社會中至關重要的事。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要把這個任務交到單一機構的手上壟斷。事實上，只要這個任務一被壟斷，壟斷者必然就會摧毀正義，讓我們面對國外與國內入侵者手無寸鐵。

因此，為了達成最終目標，我們要將保護與司法的去壟斷化牢記於心。保護、安全、防禦、法律、秩序及衝突的仲裁，完全可以而且也必須要透過競爭性供應，換言之，必須要能自由地進入仲裁正義的領域。

第二，因為保護的壟斷是萬惡的根源，任何這類壟斷的領土擴張也同樣是惡。任何政治上的集權化都必須從原則上拒絕。反過來說，任何政治上的分權企圖都必須支持，隔離、分離、分裂等等。

第三個基本觀點，民主化的保護壟斷必須被視為道德與經濟上的反常，加以拒絕。多數人統治和保護私有財產這兩者不相容。民主的想法必須被人恥笑：它不過就是流氓以正義為名的統治，沒有別的。被貼上民主主義者標籤的人，必須考慮所有可能的最壞恭維！這並不意味著人們不可以參與民主政策，我稍後會再談到這點。

然而，我們只能在出於防禦目的時採用民主的手段，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透過反民主的選區選出反民主的平台以實施反民主政策，即，反平等主義並且親私有財產的政策。或者我們用另外一種說法，人們不會因為自己是民選代表而戴上光環。如果真要有個評價，民選只會讓他成為嫌疑犯。儘管某個人可能是透過民選出線，但他仍然可能是個正派又可敬的人，我們聽過許多例子。

從這些原則中我們進入實施的問題。基本見解是：保護壟斷，也就是國家，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侵占者並導致我們失去防禦能力；政治上的集權主義與民主化，則是加重並延伸國家剝削與侵占的手段。雖然這些基本見解給我們一個大方向的目標，但顯然不足以定義出我們該如何行動或告訴我們該往哪裡行動。

保護與司法的去壟斷目標，要怎麼在目前幾乎是民主世界中的情況下達到？讓我試著透過闡述問題來給出問題的答案與解決方案，問題在過去150年的過程中已有所改變，也就是19世紀中期之後。

由上而下的改革：說服國王

直至1914年，問題都不大，可能的解決方案也比較容易；但時至今日，正如我們將討論到的，問題更加困難而解決方案也更為複雜。在19世紀中期時，美國與歐洲的政治集權程度遠不如今，南方的獨立戰爭尚未發生，德國與義大利皆未形成統一國家。

具體而言，大眾民主的年代很難在這個時候開始。在歐洲，拿破崙戰敗後，各國仍由國王和王子統治，選舉和議會扮演無足輕重的角色，而選民範圍限制為少數的主要業主。同樣的，在美國，政府由一小群貴族精英運作，而選票受到財產門檻規定的嚴格限制。畢竟，只有那些擁有需要受保護的東西的人，才有資格運作這些提供保護的機構。

在150年或甚至100年前，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件事要做。只要強迫國王宣布從此之後所有人民都能自由選擇保護者，都能自由地對自己希望的政府宣誓效忠。換句話說，國王不再假定為任何人的保護者，除非特定的個人有所要求，而且付得出國王對於此類服務的要價。

現在我們來看看在這種情況下事情會怎麼進展？譬如，假設奧地利皇帝在1900年做出這種宣言，會發生什麼事？讓我試著勾勒出前述情況可能發生的事。

首先，在這個聲明提出後，每個人都已經恢復了不受限的自衛權，而且能自由地決定自己是否想要且能負擔比自衛更多也更好的保護，假如他決定如此，他也能自由地決定要從誰或從哪裡獲得這種保護。無疑地，大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享受勞動分工的優勢，在自衛之外，也依賴專職的保護者。

其次，在尋找保護者的過程中，幾乎所有人都會尋找那些擁有足以達成保護任務之手段的人士或機構。換言之，就是那些擁有龐大需要保護的財產的人，以及那些建立了可靠、審慎、高尚與正義等良好聲譽的人。

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人會把這個任務交到單一的民選議會手上。相反的，幾乎所有人都會將任務託管到一個以上的地方：不管是不再身為壟斷者的國王本人、地方仕紳、大亨、貴族，或者是區域性、國家性、甚至國際性操作的保險公司。

顯然，如果國王本人可以滿足我剛才提到的這些要求，很多人會自願選擇他作為他們的保護者。然而，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會脫離國王的保護，其中，會有相當高的比重將轉向各區貴族或達官顯貴，這些人是自然狀態下的貴族而非世襲狀態。在較小規模的領地中，這些地方仕紳同樣也能提供國王能夠提供的保護。在這種轉移到地方保護者的過程中，也將替安防產業的組織與結構帶來可觀的去集權化。這種去集權化將反射出私人或主觀性的保護利益，但在大的變小、小的變大之後，又重新形成保護產業過分集中的傾向。

最後，幾乎每個人都一樣，尤其是城市居民，都會轉而尋求商業公司的保護，譬如火險公司。保險與私人財產保護顯然是非常密切相關的業務。較佳的保護可以帶來較低的保險理賠。當保險公司進入保護市場後，很快就會出現保護的合約，取代不確定的保護承諾，而這類保護合約將以標準產品的形式提供。

此外，憑藉保險的本質，各保護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將促進普遍規則的發展，包括程序、證據、衝突解決，及仲裁。同時，這會促進同質化發展，將人口依照財產保護風險高低而分成不同的族群，根據不同的風險收取不同的保費。在壟斷之下，可預見的不同群體間收入與財富再分配的情況，將立刻消失。這當然也會帶來和平。

最重要的是，保護和防衛的性質會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在壟斷條件下只有一個保護者，無論是君主或民主，在這方面都沒有什麼區別，政府總是預設要捍衛和保護固定和毗連的領土。然而，這種特徵只是強制性保護壟斷的結果。隨著壟斷的廢除，這項特徵會因為顯得不自然甚至過於人工而立即消失。在某個連續的領土中或許會出現幾個地區性保護者。但也可能會有其他的保護者，譬如國王或者是保險機構，他們的保護範圍涵蓋蔓延了不連續的零星地區。因此，每個政府的「邊界」將不斷變化。特別是在城市中，鄰居之間擁有不同保護機構的情況可能會比擁有不同火險公司的情況要來得多。

這種交錯的保護與防禦結構，改善了保護。在壟斷的情況下，連續防禦假設生活在領土上的所有人口都擁有安全利益的同質性。換言之，所有在給定領土上生活的人，都有相同的防禦利益。但這種假設相當不實際，甚至是反現實的假設。事實上，人們的安全需求具有高度異質性。人們可能只在一個位置擁有財產，或在眾多分散地域擁有財產，人們可能主要透過自給自足或只依賴於極少數的人進行經濟往來，又或者是，人們可能深度融合於市場，重度依賴於散落在大片領土成千上萬的其他人。

安全產業的錯落結構，反映了各類人群存在高度多樣化安全需求的這個事實。同時，這種結構會反過來刺激相應的防護武器發展，而非大規模轟炸武器與工具的生產和開發，這些設備將被設計來保護小規模領土，而不產生附帶損害。

此外，由於在競爭激烈的系統中，區域之間的收入與財富再分配將被淘汰，錯落的結構也提供領土間最好的和平保證。如果領土之間交相錯落，將有助於減少領土間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因為每個外來侵略者，即使只入侵一小片土地，也幾乎會瞬間面臨不同獨立保護機構在軍事與經濟上的反擊，因而，外來侵略的危險將隨之減少。

（譯註：有關私人保險公司與國家所提供之保護服務的性質差異，請參《私有防禦》中Hoppe的說明。）

我們已間接說明為什麼解決方案在過去150年間變得越來越困難。讓我點出這些年間讓問題越滾越大的一些變化。首先，我們不再能夠由上而下地進行改革。在老式君主制度的年代中，古典自由主義者能夠想到並且切實相信，只要把國王的想法變得和他們一樣，並要求國王放棄他的權力，一切都能自動到位。

今時今日，國家的保護壟斷被認為是公有而非私有財產，政府統治不再依賴於任何單一個人，而是把不同的功能透過民主政府中的匿名成員行使。因此，說服單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戰略已經不再可行。就算有幾個政府高層官員被說服也不再重要，即便是總統和少數參議員，因為，在民主政府的規則內，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廢除政府的壟斷保護。國王有這個權力，總統沒有。

總統只能辭職，然後會有其他人接管。但他不能解散政府的保護壟斷，因為政府據稱為人民所有，而非總統個人。在民主的法治下，想要廢除政府對正義與保護的壟斷，需要大多數公眾和他們的民選代表宣布廢除政府的保護壟斷並取消相應的強制稅收，或者更嚴格的標準是讓所有人都不投票，選民數目降至為零。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的保護壟斷才可以說是有效地取消。但是，這將意味著人們基本上永遠不可能擺脫經濟和道德上的扭曲。因為，現今每個人都被賦與政治參與權，包括那些流氓，我們難以想像那些流氓會放棄行使投票權，那些投票權可是掠奪他人財產的機會。

此外，即使我們排除困難地實現了這些假設，問題並沒有結束。因為現代平等主義下公眾民主時代的社會真理，幾乎摧毀了天然的精英。國王放棄保護的壟斷，而公眾對於安全的需求仍然可以被照顧到，因為國王、地方貴族與企業家精神的主流性格仍然存在，人們想要獲得保護的慾望，可以轉向清晰可見、透過自願而天然形成的多層次結構的精英階層。

天然精英的消失

在實施不到一個世紀民主制度後的今日，已經不存在這種能夠立即轉向尋求保護的天然精英與社會階層。天然精英與分層的社會秩序與組織，意味著在國家之下獨立的權威個人與機構，這種情況對於國王與王子而言是一種威脅，對於民主以及平等主義的民主精神，更是無法忍受且不可接受的狀態。因為如此，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所有的獨立機構皆透過經濟措施而受到系統性地消滅或削減。時至今日，沒有任何除了國家之外的個人或機構，能夠獲得真正的全國性或甚至是地區性的權威。不再有獨立的個人權威，我們現在只有一堆看似突出的個體：體育與電影明星、流行歌手，當然還有政客。這些人或許能夠塑造趨勢跟流行時尚，但是，他們並不具備任何天然的個人社會權威。

這是真的，尤其是政客：他們現在可能是大明星，每天都在電視上公開辯論，但這只是因為他們是目前國家機器壟斷權力其中一部分的這個事實。一旦這種壟斷被瓦解，這些政治「明星」將成為非實體，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大多是空談、駭客和半桶水。只有民主可以讓他們爬到這些高位。要是只靠他們自己的設備，只靠他們的個人成就，他們完全就是無名小卒，幾乎無一例外。說穿了，一旦民主政府，也就是國會，宣布從現在開始大家都可以自由選擇法官和保護者，這樣一來，人民仍然可以但不必然要選擇政府成為保護者，誰還會再選他們？！換言之，看看目前的國會議員和聯邦政府：誰還會自願選擇他們作為自己的法官和保護者？！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回答。國王和王子擁有真正的權威；部分的人是被脅迫參與，毫無疑問，但他們也確實具有顯著數目的自願支持。

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下的政客普遍遭受不齒，甚至在自己的流氓選區裡也是如此。但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尋求保護。地方性政客基本上也構成同樣的問題，只要取消其壟斷能力，他們顯然無法針對這個問題提供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不存在具備偉大企業家人格的人，特別是保險公司，這些幾乎都完全成為平等主義民主國家下的產物，因此，誰要來接管保護與司法這個重要的任務，沒有任何值得信任的候選。

因此，如果今天有誰達成了一百多年前國王可以作到的事，立刻就會產生社會混亂的危機，或是所謂「無政府狀態」壞的一面。人們確實將暫時處於脆弱與無助的狀態。所以，接下來的問題變成：難道沒有出路？讓我提前總結答案：有的，但不是透過由上而下的改革，我們的策略現在必須改成由下而上的革命。這沒法透過單一戰役或單一前線來達成，自由與自由意志主義的革命將不得不涉及許多戰役與許多前線。也就是說，我們要的是游擊戰，而不是傳統戰。

知識分子的角色

在解釋邁向目標之方向的解決答案之前，我們還必須認清第二個社會學的事實：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教育上與意識形態上的變化。一旦保護機構成為某疆域範圍內的壟斷者，也就是國家，它就會從真正的保護者轉變成保護敲詐者。有鑒於來自保護敲詐受害者的阻力，國家迫切需要的是合法性，也就是知識份子對其所作所為的正當化。國家從保護者轉變為保護敲詐者的程度越高，也就是每一次加重稅收與監管程度，國家就越需要這種合法化。

為了確保人民有著政治正確的國家主義思想，保護壟斷者會利用自身優勢迅速建立教育壟斷。即使是19世紀下不全然民主的君權制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為壟斷組織並接受強制性資助，至少在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等級是如此。大部分成員為對政府忠誠的教師與教授，這些人化身為國王與王子的知性保鑣，他們從意識形態上削弱君主制統治及國王與貴族特權的思想，並且以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形式推崇平等主義的概念。

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他們有著很好的理由這麼做。因為，民主和社會主義事實上倍增教育工作者和知識分子的所需數目，而這種政府公共教育系統的擴張，則反過來造成知識分子浪費與汙染的洪水。教育的價格就像保護和司法的價格一樣，在壟斷管理下已經大幅上升，同時，教育的品質也像司法的品質一樣，不斷地下降。今日，我們未受教育的程度就像未受保護的程度一樣。

一旦民主制度與政府資助的教育與研究不再繼續存在，目前大多數教師和知識分子將面臨失業，或者他們的收入會降至目前收入的一小部分。他們無法再以年薪10萬美元的水準，投入研究非洲裔美國人白話英語（Ebonics）的語法埃伯尼語、蚊子的愛情生活、或是貧窮與犯罪的關係，他們只找得到年薪2萬美元的差使，研究種植馬鈴薯或者運作燃氣泵的科學。

教育系統的壟斷所造成的問題和保護與司法系統的壟斷一樣多。事實上，政府資助的教育與研究機構是國家保護自身免受公眾抵制的中央機構。今時今日，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從維持現狀的角度出發，知識分子同樣重要或甚至更重要，他們是法官、警察和士兵。

一如我們在政治上無法由上而下改變民主系統，我們也難以期待現有公共教育與公立大學體制會出現由上而下的改變。這個系統無法被改革。自由意志主義者不可能滲入並接管公共教育體系，就像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取代君主制度時候一樣。

從古典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整個稅收資助的公共教育系統都必須剷除，連根帶葉。任何帶著這個信念的人顯然都不可能在現有狀態下闖出一番事業。我不可能會擠身大學校長。我的觀點使得我與這種職涯絕緣。這並不是在說教育與知識份子在自由意志主義革命中不發揮作用。與此相反，正如我先前的解釋，所有事情，都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成功地揭穿民主制度及其對司法與保護的壟斷在經濟與道德上的墮落，並且成功地將民主制度去合法化。

這顯然不過是意識形態鬥爭。但如果我們假設官方學術界在這場努力中會給出任何幫助，那是一種判斷錯誤。在政府失業救濟金的前提下，教育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往往傾向國家主義者。知性糧彈、思想指導與協同運作，只能來自官方學術界之外，來自知性抵制的中心，來自於像米塞斯研究所這樣位於外部且獨立的反主流智庫，它們從根本上反對壟斷保護與教育的政府。

（譯註：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另參《國家解剖學》頁7以後Rothbard的闡述。）

由下而上的革命

最後我將詳細解釋由下而上之革命戰略的意義。讓我先談談剛才提到的利用民主的防禦手段，即，為了非民主與自由意志主義者親私有財產的目標而使用民主。到目前為止，我已達成兩個初步見解。

首先，由上而下的策略不可能達成，我們應該節省力氣、時間和金錢在全國性政治競賽上，譬如總統選舉。同時也無須浪費力氣在對中央政府的比賽上，譬如，對於參議員競選的力氣要花得比眾議員競選要少。

其次，我們從知識分子角色的觀察中可以知道，他們旨在保存現行的保護詐欺體制，我們也同樣應該少花點力氣、時間與金錢去企圖從內部改革教育與學術界。譬如，在現行大學系統中擁抱自由企業或私有財產的立場，這只不過是更合法化那些我們想要推翻的概念。官方的教育與研究機構必須受到系統性的撤資。而我們對於當前重要任務的知性層面支持，應該要給予確實投身此行動的機構與研究中心。

這兩帖建議的原因很簡單：就算整體人口和所有教育工作者與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完全同質，哪怕我們不可能在全國性選舉中贏得決定性的反民主平台，但在相對小規模的選區，以及民主政府結構下的當地或區域功能中，贏得主流意見似乎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事實上，這樣的多數存在數千個地點的假設也非不切實際。也就是說，這些地點可能非均勻地分散在全國各地。同樣，即使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階級必須被視為司法與保護的天敵，在許多不同地點中也分散著反知識分子的孤立知識分子，就像米塞斯研究所證明的那樣，將這些孤立的知識分子圍繞知識中心聚集在一起，給予他們團結與力量，以及來自全國甚至國際的觀眾。

接下來呢？其他事情幾乎都隨著最終目標自動到位，我們在行動中必須將這謹記於心：由下而上地恢復私有財產制以及保護財產的權利；自衛的權利、排除與接受的權利，以及契約自由。答案可以拆成兩部分。

第一，假如在這些小選區中，具備反主流人格的親私有財產候選人有可能勝選時，我們該做什麼。第二，該怎麼處理高層級的政府，特別是中央聯邦政府。首先，作為第一步，我先提出在地方層級該做什麼，我們第一個反民主平台應該是：必須限制地方稅收的投票權，尤其是物業稅以及針對財產與房地產的監管法規。只有業主才能獲准投票，而且他們的選票權重不能相等，而是按照財產價值的比重與繳稅的金額加權。換言之，類似於Lew Rockwell解釋過的加州部分地區狀況。

此外，所有公共部門僱員，包含教師、法官、警察和所有受助人，在地方稅收與地方性法規的投票表決事項中，必須被排除。這些人收受稅金，因此沒有資格過問這些稅金該設多高。這種平台當然無法到處通行；你在華盛頓特區絕對沒法贏到這種平台。但我敢說，在許多地區，這很容易就可以做到。選區必須夠小，並具有一定數量的正派居民。

因此，地方稅率以及地方稅收勢必減少。物業價值和大多數地方收入會增加，而公共部門僱員的數量和支付總額將下降。接下來是最具決定性的一步，我們還必須做下列事項，請牢記於心，我說的是非常小的地區，譬如村莊規模。

一旦投票權從流氓手中奪走後，就會爆發政府資金危機，走出這個危機的方式，就是私有化所有地方政府資產。譬如所有公共建物與庫存，學校、消防、派出所、法院、道路等等，在地方層級上這些資產不會很多，這些資產應該依照當地私營業主一生當中所支付的物業稅總額比例進行股權分配。畢竟，這些物業是他們所支付的，所以是他們的。

這些股份應該自由流通、銷售和購買，做到這點後，當地政府基本上就已被取消。假若沒有更高層級的政府繼續存在，這個村莊或城市現在就已經是個自由解放的疆域。接下來，教育會發生什麼事，更重要的，財產保護與司法又會發生什麼事？

在小規模的地方層級上，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準確的預測，甚至比我們預測一百年前國王退位後可能發生的事情還要準確，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大概是這樣：所有原先投入學校、警局、法院這些政府功能的資源仍然存在，人力資源也是。唯一的差別只是，現在這些資源成為私有，或者是暫時失業（原先的政府雇員）。我們可以很實際地假設，當地對於教育、保護與司法的需求還在，這些學校、警局還有法院仍然會被使用於相同目的。許多前教師、前警察與前法官也會再被雇用，或者是脫離雇員身分成為個人工作者，只不過現在他們的雇主是當地「大人物」或擁有這些物業的精英，這些人本身都是知名人士。可能作為營利企業，或更可能是慈善與經濟組織的混合體。地方「大人物」通常也會從私人口袋中掏出錢來提供公共物品，顯然，他們對於維持當地司法與和平也具有最大的個人利益。

很簡單就可以預見學校與警察如何運作，但是，法官和司法呢？回想一下司法強制性壟斷的這個萬惡之源，即，只有一個人說了算。因此，法官必須要自由資助，而且也必須要能自由地從事法官職業。法官不再由投票決定，而是透過尋求司法裁決者的需求來決定。我們別忘了，在小規模地方層級上，我們談論的需求大概只有一位或少數幾位。這些法官可能會受雇於私人法院或者是股票公司，又或者是租用這些設施或辦公室的個人工作者。顯然，只有一些廣為人知而且人格受人尊敬的人才會從事此行業，換言之，只有當地的天然精英才有機會被選擇為當地維護和平的法官。

只有天然精英的裁決才具有強制執行的公信力。如果他們作出荒謬的判決，他們將立即被其他當地更具公信力的法官取代。如果繼續沿著這條地方層級的路線走，人們當然無可避免的會與更高層級的政府權力起直接衝突，特別是聯邦層級。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難道聯邦政府不會簡單地粉碎這種嘗試嗎？

他們肯定會想要這麼做，但這和他們實際上有沒有辦法這麼做，則是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了釐清這點，我們只需要認識到，即使在民主之下，政府機構的成員佔總人口的比例極小。而中央政府雇員所佔的比例甚至更小。

這意味著中央政府不能對全體人口強制執行其立法意志或其扭曲的法律，除非它認為這樣做會獲得廣泛的地方支持和合作。如果我們想像一下，存在大量我們先前提到的自由城市與村莊，這變得尤其明顯。不管是從人力資源的角度或者是公共關係的角度來看，聯邦政府要接管地域廣泛分散的幾千的地區並實施聯邦法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沒有地方當局的執法，中央政府的意志不過就是熱空氣。而地方支持與合作正是我們需要打散的環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由解放地區的數量仍然很小，事情似乎有些危險。然而，即使是在這個自由解放鬥爭的初始階段，仍相當能具有信心。

在這個階段要謹慎，避免直接與中央政府對抗，無須公開譴責中央政府的權威甚至公然反對。相反的，消極抵抗與不合作政策較為可取。我們可以停止協助每一條聯邦法規的強制執行。我們只需要抱持以下態度：「這是你的規則，你自己執行。我不能妨礙你，但我也不會幫你，我只對本地選民負有義務。」

只要貫徹這個原則，不合作也不在任何層面上提供任何援助，中央政府的權力將嚴重縮水，甚至蒸發。在廣大民意壓力下，聯邦政府極不可能膽敢佔領那些居民只想做自己生意的領土。的領土的居民沒有其他比試圖介意自己的生意。位於韋科的一小群怪胎是一回事。但佔用或洗劫一大群正常、有成就又正直的公民，則是另一回事，而且是相當困難的事。

一旦這些隱約脫離聯邦的領土數量達到一個臨界點，每一個成功解放的地點都將促進並扶育下一個地點，這將不可避免的蔓延為全國範圍的運動，抱持明確的激進分裂地方政策，並公開表示與聯邦當局的不合作。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將被迫放棄保護壟斷，放棄中央權威與地方權威之間的關係，中央權威將失去他們的權力，這些中央權威將被擺回純粹的契約關係，如此，人們或許能夠奪回保衛財產的權利。

【譯作】為何要當自由意志論者？｜Why Be Libertarian?

Wed, 10 Jul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為何要當自由意志論者？｜Why Be Libertarian?

文：吳莉瑋
圖：photo credit: Saint Huc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urray N. Rothbard所著之《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 Against Nature, and Other Essays》第15章，Rothbard談到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應該要有的精神，勉勵我們激進原則才是前進的唯一正道，他談到功利主義的說法只是自由所帶來的其中一個附加好處，追求功利並不能成為自由運動的主幹精神，只有對正義的渴望與激情才能成為自由意志論者心中的支柱。

相較於怯生生的漸進主義者，真正的自由運動應該要在追求正義的驅動下穩扎穩打，自由的目標不能有任何妥協，我們只有在遙望無疑目標的正確道路上信步前進，才不會走偏了路，我們抱著堅定的道德原則處事，正義與非正義都在心中澄澈清明，Mises、Lead、Rothbard、Hoppe這些名單列不完的自由英雄們，都在自由的道路上豎立了榜樣，面對責難、誤解、抹黑與嘲弄，他們堅定不移，提供我們許多意志的食糧，Rothbard的《The Ethics of Liberty》無疑是他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之一。

對於那些認為「廢除所有非正義」的呼籲「不切實際」的批評，Rothbard反過來提出這些評論是將「目標」與「實現目標的策略」混為一談的抹黑。自由意志論者的目標相當「實際」，因為，不公正的問題純粹只是人的意志所造成的結果，在這層意義上，只要有夠多的人認同自由，解放所有不公的目標終將實現，這個過程在人類歷史中不斷出現，美國的廢奴運動特別具有代表性。

感謝mises.org，追求正義的渴望凝聚在此，mises.org不只提供精神糧食，還提供推動運動的彈藥，驅動自由志士前進的不是功利主義，而是道德堅持，我很慶幸自己能夠成為自由意志推動者的其中一員。

為何要當自由意志論者？｜Why Be Libertarian?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到底，為什麼要當自由意志論者？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究竟這一切是為了什麼？為什麼要為了個體自由的原則與目標，投入終身承諾？在這個基本上不自由的世界裡，這種承諾，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現狀的激進異議與疏遠，而這等同於金錢與聲望上的許多犧牲。人生苦短，勝利卻在遙遠的將來，究竟為了什麼要經歷這些？

或許你很難相信，我們發現，這個國家出現越來越多自由意志論者，他們從相當狹窄與個人角度的觀點出發。許多人將自由當成知識系統或美學目標而深受吸引，但自由對他們而言仍不過是智力遊戲，完全脫離他們所認知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活動。有一些自由意志論者的動機則純粹從個人財務角度出發。他們意識到自由市場可以提供更大的機會讓獨立個體謀取創業利潤，他們成為自由意志論者只是為了謀求企業利潤的較佳機會。雖然，在自由市場與自由社會中，獲利機會將更廣泛且大幅提高，這是事實，但若把這當成自由意志論者的主要動機，又顯得滑稽。考慮到實現自由之前必須經歷的道路往往曲折、困難又艱苦，自由意志論者獲取個人利益的機會，負面往往大於正面。

這些賭徒和獲利投機者在推動自由的運動中，只會獲得最少的利益，那是這兩個族群狹隘又短視的後果。但是，實現最終自由卻只有這條路。想法不會突然憑空出現在世界上，尤其是激進想法，想法只能透過人們而生，因此，這些族群的發展與支持，也就是所謂的「運動」，變成那些認真推行自我目標之自由意志論者的首要任務。

談到這些眼光狹隘者，我們必須認清功利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共同點）並不是自由意志運動蓬勃發展的充要條件。雖然「自由市場會替所有人帶來更富饒又更健全的經濟」這種認知是事實也具有價值，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種認知是否足以讓夠多的人畢生奉獻於自由。

簡言之，有多少人願意忍受障礙並擁抱致力於自由所帶來的許多犧牲，這些人所占的百分比有比想要新型浴缸的人要來得多嗎？這些人難道不會乾脆接受較為簡單的生活，忘記那些浴缸？所以，雖然在完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與活動的結構中，功利主義經濟學不可或缺，但最終，這些機會主義者追求短視利潤的運動，只是自由運動中的一個不太令人滿意的基礎工作。

我們認為，只有在奉獻畢生給自由正義的激情下，自由運動才能穩扎穩打地蓬勃發展。那必須是我們的原動力，那才是在未來風暴中保護我們的武裝，而不是追求急功近利、智力遊戲，或冷靜計算經濟收益。為了獲得正義的激情，人們必須有一套分辨正義與非正義的理論，也就是一套分辨正義與非正義的倫理原則，功利經濟學提供不了這個。

我們將這個充滿不公正的世界，視為透過努力推動就能根除所有不公正的天堂。相比於此，其它傳統的激進目標則純然是烏托邦，譬如「消除貧困」，因為人沒有辦法單純透過實施人的意志就能消除貧困。貧困只能夠過一定的經濟因素操作來消除，也就是資本的投資與儲蓄，這只能透過長期改造自然資源來達成。簡言之，人的意志在此受到「自然法則」的嚴格限制，這個名詞很古老但卻始終有效。然而，不公正卻是人所造成，它們都是人的行為，因此，它們以及它們的消失，都取決於人的意志。

舉個例子：英國對於愛爾蘭人幾個世紀以來的佔領與殘酷壓迫。假如現在是1900年，我們在觀察愛爾蘭情勢並思考愛爾蘭人的貧困時，我們得承認：透過擺脫英國與其土地壟斷可以改善貧困，但若想要完全消除貧困，在最好的條件下，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並受到經濟規律的限制。可是，結束英國壓迫的這個目標，卻能透過人的意志而瞬間完成：只要英國決定撤出就好。

當然，這類決定沒有即時發生的事實並非重點；重點在於不公肇事者作出不公決定並加以實施的這個行為本身，在這個案例中，肇事者是英國政府。在正義的領域中，人的意志就是一切，只要人願意，愚公都能移山。因此，這種即時正義的激情，也就是激進的激情，不像瞬間消除貧困或將每一個人都變成開音樂會的鋼琴家那樣，並非烏托邦。只要夠多的人有意願，即時正義就可以實現。

那麼，對於正義的真正熱愛，必須要是激進的，也就是說，至少要有著激進且即時達成目標的希望。《Economic Education》的創辦人Leonard E. Read在寫《I’d Push the Button》時，非常貼切地傳達出這種激進的精神。當時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處理《價格管制局》對經濟施加的價格與工資管制。大多數經濟自由主義者都怯生生地「實事求是」，提倡不同形式的漸進式鬆管，Read在此採取明確又激進的原則，他的開場白是：「如果這個講台上有個按鈕，按下它能夠瞬間鬆綁所有的工資和價格控制，我會把我的手指擺到上頭，按下去！」1

因此，對於激進精神的真正考驗就是按鈕測試：如果我們可以按下一個按鈕，瞬時廢除所有對於自由的不公正侵犯，我們會按嗎？如果我們不會按，那們我們就不能說自己是自由意志論者，大多數人，只有在受到遵循正義的激情驅動下，才做得到如此。

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可以用「廢除主義者」這個字概括，如果可以的話，他會立刻廢除所有對自由的侵犯，無論這些侵犯是原始的奴役，或是其它國家壓迫的實例。用另一個自由意志論者的話來講（譯註：Leonard E. Read），他會「狂按到起水泡！」

自由意志論者必須是「按下按鈕的人」與「廢除主義者」。因為受到正義的驅動，他不會被那些不道德的功利說法所說動，也就是那些所謂犯罪份子也要被「補償」才是正義的說法。偉大的廢奴運動在19世紀初盛行時，曾出現一種聲音，認為廢除奴隸制度的同時，奴隸主也要獲得經濟補償才算公平。簡言之，經過幾百年的壓迫和剝削後，還應該強迫無辜納稅大眾，進一步讓奴隸主得到可觀的回報！對於這項建議最貼切的評論，來自英國激進哲學家Benjamin Pearson，他說「他以為應該得到補償的是奴隸」；顯然，這種補償必須來自奴隸主本身才正義。2

一般的反自由意志論者與反激進者，會把這種「廢除主義」視為「不切實際」，做出這種指控的他們，無可救藥地把「預期目標」與「達成目標之戰略評估」給混為一談。

劃分原則時，不將評估戰略與期望目標混為一談，這點極其重要。首先，必須制定目標，在廢奴的案例中，目標就是即刻廢除奴隸制度或任何其它中央集權下的壓迫。我們在制定這些目標時，必須先把達成的可能性放在一邊。自由意志論者的目標很「實際」，因為只要夠多的人同意，他們的目標就可以達成，而他們的目標若是達成，世界將變得更好。目標的「實際」與否，只會受到「批判目標本身」的挑戰，而不在如何實現。當我們決定好目標之後，我們面臨的純然是策略問題：如何盡快地達成目標、如何打造社會運動去實現它等等。

因此，William Lloyd Garrison並非「不切實際」，他在1930年代提出立即解放黑奴的高尚準則。他的目標是對的，而他在策略上也相當實際，他並沒有預期這個目標能夠快速實現。或者說，就像Garrison本人所言：

盡其所能地呼籲立即廢除奴隸制度，它終將一步一步地成真！我們從來沒說過奴隸制度會被單一事件推翻；但它應該要被推翻，而我們應該始終保持抗衡。3

事實上，在戰略領域中，高舉激進原則的標幟，通常是達成激進目標最快的方式。如果純粹的目標從未出現，那麼就不會出現任何朝它前駛的發展。如果30年前沒有廢奴主義者的大聲疾呼，奴隸制度永遠不會被廢除，當廢奴時刻來臨之時，幾乎就是一擊即潰，而不是透過漸進或補償的方式。4

超越策略之上的，是出於正義的呼喚。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他1831年初著名的《The Liberator》社論中，懺悔他先前採用的漸進廢除原則：

在此，我全面性地明確取消先前的發言，並公開請求上帝、我的國家、我的兄弟以及可憐奴隸們的寬恕，寬恕我曾如此膽怯、不公與荒謬。

受到許多數落與攻擊，Garrison的回應是：「我需要全身投入火中，融化我身上一座又一座的冰山。」正是這種精神，標記出真正獻身自由事業的人。5

註1：Leonard E. Read，《I’d Push the Button》，New York: Joseph D. McGuire，1946年，頁3。

註2：William D. Grampp，《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年，頁59。

註3：引述於William H.、Jane H. Pease編，《The Antislavery Argument》，Indianapolis: Robbs-Merrill，1965年，頁xxxv。

註4：對於「不切實際」以及將善與當前狀態混為一談的指控，Philbrook教授做出相當精彩的哲學批判：

只有一種政策辯護會對經濟學家或其他任何人開放：始終維持正確的政策。真正的「現實主義」就像人們一直以來的智慧：在終極光明的啟發下做出立即決定。

Clarence Philbrook，「Realism’ in Policy Espous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3年12月859刊。

註5：有關Garrison的引述，參Louis Ruchames編，《The Abolitionists》，New York: Capricorn Books，1964年，頁31；Fawn M. Brodie，「Who Defends the Abolitionist?」，Martin Duberman編，《The Antislavery Vanguar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年，頁67。Duberman的書相當具有價值，收錄了那些獻身給當時現狀的人物，他們抹黑激進者，特別是廢奴主義者。具體參Martin Duberman，「The Northern Response to Slavery」，同上，頁406-413。

【電子書】自由與財產（Liberty & Property）

Wed, 08 May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自由與財產（Liberty & Property）

《自由與財產》這篇文章最初為 Ludwig von Mises 的一篇演講稿，於 1958 年 10 月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朝聖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第九次會議中發表，你可以在 Mises Institute 找到原文電子書。

Mises 在這篇演講中井然有序地簡要描述他對自由與財產的一些看法：在第一部份中，他介紹了了 liberty 和 freedom 兩種自由的概念來源與意義。接下來，第二部份談到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之前的社會情況（莊園社會與無法負擔的過剩人口），並談談資本主義如何顛覆這種無法供養多餘人口的舊社會，並把經濟主權以及政治主權逐漸帶給大眾。第三、四部份，談到社會主義的對資本主義錯誤批判，以及社會主義背後的邏輯（剝除所有人的自由）。第五部份談到政府的暴力與脅迫本質，強調生產要素的私有財產制是人民掌握經濟與政治主權的重要憑藉，並認為夜警型政府是維護私有財產制的必要之惡。第六部份點破許多人以為削減債權人以及福利國家等政策有利於自己，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有許多身份，絕大多數人同時身兼僱員、消費者、投資者、債務人與債權人。最後，在第七部份中，Mises 提醒我們，這段演講的內容，正是我們得記得永遠要爭取與保護的異議權。

有關 Mises 對於政府為維護私有財產制的手段這點，顯然他很清楚政府對於自由的威脅，雖然他並未進一步主張廢除政府，但在 Mises 之後的許多優秀追隨者，依循 Mises 的理論，已經逐步建構出一套可行也應該要如此的社會架構：無政府資本主義。

這套無政府資本主義的內容，可以在 mises.org 翻到一大堆值得一看的文章與專著，有免費版本的電子書、有聲書、演講、文章，以及付費版本的實體書、線上課程等選擇，當然，還有自由捐款的選項。

其中，有關道德合法性問題，除了 Mises 理論的基礎外，主要由 Rothbard 的《The Ethics of Liberty》貢獻；有關廢除政府後的「保護服務」，Hoppe 的《私有防禦》、Gustave de Molinari 的《The Production of Security》、Morris and Linda Tannehill 的《The Market for Liberty》論證得簡單又清晰；而「道路提供」的難題，Walter Block 的《The Privatization of Roads and Highways》同樣提供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見解（希望之後陸續會翻譯到這本）；另外，貨幣、教育、水電等其他本來就不是由政府開始的商品與服務，更不用去擔心自由市場會搞不定。

說了這麼多，我只想說，實現夢想需要毅力、勇氣還有信念，這些有智慧又正直的前輩，正一個一個努力鋪著這條光榮大道，而我自己，也正當著自由之路上的一小根雜草。

I’m not afraid
they’ll stamp me flat.
Grass stamped flat
soon becomes a path.

–Blaga Dimitrova, “Grass,” quoted in Harold B. Segel,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s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74]),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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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年輕人的經濟課（Lessons for the Young Economist）

Sat, 27 Apr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年輕人的經濟課（Lessons for the Young Economist）

這本書為 Robert P. Murphy 所著之入門教科書，寫作對象為高中以上的青少年，教科書本文可在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找到全文內容與免費載點，另外還提供教師手冊。

將目標讀者為青少年，作者以相當輕鬆又深入淺出的文字，概略說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各種經濟學概念，並分別簡要解釋純粹市場經濟、純粹命令經濟以及混合經濟中所會出現的各種經濟議題。

作為一本入門書籍，本書相當值得閱讀，簡要但卻包羅萬象的內容編排，清楚的講解與邏輯推演，即便是稍有熟悉內容的人，也能在每一課中看到一些新鮮的想法與推演過程，我想，這書可不只是年輕人該看，像我這種壯年看完甚至翻譯完了都別有收穫。

值得一提的是，剛開始翻譯的時候，偶然發現中國的譯言網也曾翻譯這本書，但網站上並未能找到完整版本，想了想自己的翻譯目的是要開放授權，也就擱下這事繼續完成本書的翻譯工作。譯言網的版本書名為《第一本经济学》，從網站上的部份內容看來，翻譯品質比我這個業餘者的成果好，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去找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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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搞懂經濟（Making Economic Sense）

Thu, 21 Mar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搞懂經濟（Making Economic Sense）

這本書是 Rothbard 在《The Free Market》月刊中的散文集錦，相較於學術專論，這樣的散文將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嚴謹地應用於日常政經議題中，令人意外的是，這些文章內容非但不無聊，還相當有趣。

透過 Rothbard 的分析，在翻譯的過程中，也獲得看待美國近代政經情勢的不同觀點，除了美國的政策以及評析各流派經濟學的論述外，Rothbard 也用簡要但完整的短文分別介紹許多經濟學與政治主張概念，包括貨幣、利率、自由企業概念、銀行系統、政府干預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等等，甚至提出不少如何回歸自由市場的步驟，以及國際政府、國際貨幣、國際組織等美國以外的世界議題。

這些文章內容，雖然分析對象看似龐雜，但所有的分析論點都很一致，也就是以 Mises 所創建的大框架下發展的奧地利學派理論，可以說是理論的應用教材，值得一提的是，許多 Rothbard 分析的美國政治情勢與謬論，常常也跳越時空地出現在台灣（當然也發生於其他國家），某些文章內容只要主詞跟數據稍微置換，直接拿來投稿報刊社論一點問題也沒有。

這也顯示出，即便如此努力地保護自由的思想，我們做的仍然不夠，就像 Robert P. Murphy 在《Lessons for the Young Economist》裡說的：

不像其他科學學科，為了維護社會本身，經濟學的基本真理必須讓夠多的人知悉。如果街上某個人認為量子力學是個騙局，這不會有什麼問題；物理學家不需要這個平凡人的批准就能繼續他們的研究。但是，如果大多數人認為最低工資法能幫助窮人，或者是低利率能治癒經濟衰退，那麼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也無助於避免這些政策對社會造成的損害。

本次翻譯計畫已獲得 Mises Institute 的同意，為了盡微薄之力，推廣我對自由的信仰，本站也同樣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並提供 epub 與 mobi 的電子書格式。由於內容分散好幾個月才陸續翻譯完成，不免出現名詞混用、術語不連貫或人名引用原則不一等遺漏，將陸續會在有餘力之時進行校對，在此期間有任何意見歡迎寫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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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國家解剖學（Anatomy of the State）

Tue, 19 Mar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國家解剖學（Anatomy of the State）

這是一本憾動人心的小書，Murray N. Rothbard 的 Anatomy of the State，原書請至 Mises Institue 網頁免費下載或是購買，中文版也終於在每日辛苦翻譯後集結完成。

我把它翻成《國家解剖學》，先前我在《國家的故事》一文中曾經嘗試要討論的國家成長歷程，在本書中有 Rothbard 大師的完整推導，還加上各種值得深入閱讀的材料。

從國家的產生、國家的性質、國家的各種轉型變種、國家的盟友、國家慣用的蠱惑人心伎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還有我們要怎麼對抗國家等，文章雖短，但卻字字珠璣，值得閱讀。

中文版與本站相同，同樣採用姓名標示的創用CC授權，內容若有任何翻譯失真，請以 email 與我聯絡以利討論修正，最後，若是這本中文版有激起任何火花，歡迎廣為散播，我個人更推薦有興趣的讀者，可到 Mises Institute 豐富的資料庫進行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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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11月革命…該做什麼？｜The November Revolu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Wed, 13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11月革命…該做什麼？｜The November Revolu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文：吳莉瑋
圖：Rev. Strangelove !!!!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ovember Revolu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這是書中的最後一篇文章，同時也集結了許多至關重要的觀點，思想革命不只是未來的事，而是對每一個當下議題的明白辨析，對每一次革命機會到來的勇於掌握，對每一位可能加入自由陣營的理智個體敞開心懷，還有最重要的，自由是每個人的事，而那些統治精英永遠都是少數，我們沒有悲觀的需要，只有面對非難與抹黑也要堅持信仰的勇敢。

11月革命…該做什麼？｜The November Revolu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註：Murray Rothbard 在 1994 年 11 月國會大選的一周後寫下這篇文章，以機密備忘錄的形式於私下流傳。這是它第一次公開亮相。

在上個世代的著名抒情詩中，Bob Dylan 挖苦當時佔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文化，「不用氣象員就可以知道風怎麼吹」。事實上，這句話的意義和那些一度自稱「氣象員」的瘋狂史達林主義青年無關，而是對今時今日至關重要。

它的意思是：不必是個受認可的媒體專家，就可以明白 1994 年 11 月光榮選舉的意義。事實上，不被認可的專家才是清楚了解本次選舉的要件。而不當柯林頓的專門政策蒙古大夫或者是那些蒙古大夫的信眾，也確實有助於瞭解本次選舉的意義。

這次選舉並非對「在職人員」的否定。沒有任何現任共和黨在國會、參議院或州長席位落選。這次選舉顯然並非 George Stephanopoulos 所說的單純「反國會」。許多州長與國家立法機構也同樣經歷動盪。這次選舉也非如柯林頓自稱的，對於國會無法迅速通過柯林頓備受愛戴之政策所表達出來的公眾憤怒。柯林頓有太多政策（如住房、勞工、銀行與外交政策）早已透過監管法令實現。

1994 年選舉真正的革命性意義，只要願意睜大眼睛看的人都很清楚：這是公眾對於柯林頓總統個人、柯林頓人馬、他的思想與提案以及他所有政績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公開斥責；加上對柯林頓民主黨的批判；以及，最根本的是公眾拒絕由他帶頭的「利維坦」，不管是現有或提案中的設計。

實際上，全國各地反民主黨、反華盛頓的情緒，透過 1994 年 11 月選舉找到大眾民主中唯一表達民意的可行做法：透過全面清掃民主黨人並投票給共和黨人以表達選舉式的革命。此事件與 1985 年到 1988 年在前蘇聯與其衛星國家內揭露帝國內部搖搖欲墜的事件一樣，對於我們的未來有相同的顯著意義。

但是，如果這個人民革命否定柯林頓與其思想，究竟是什麼意識形態被否定，而又是什麼原則被確認？

再次，很明顯的，被拒絕的是普遍的大政府（稅、強制規範、槍枝掠奪甚至是政府支出），特別是其企圖透過政治中心控制整個社會的傲慢野心。選民與納稅人不再被所謂美式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給說服。

從積極面而言，公眾積極地重新確認他們限制政府以及去中央集權的願望；增加個人與社會的自由；減少稅收、強制規範與政府干預；返回 1960 年代以前甚至更早的美國文化與社會風俗。

【前景是什麼？】

我們該以純粹的喜悅迎接 11 月的結果嗎？某種程度上，答案取決於個人意向；但我們也有指導方針，呈現於對此次激勵人心之新政治發展的切實分析中。

首先，保守派與自由意志論者應該為了這種全國性的廣泛革命情緒感到歡心，從範圍較小的無數基層到通常表現為溫和派的專業人士與學者。這種民意迅速化為選舉行動以拒絕民主黨的表現，確實值得慶祝。

擺在前頭還有許多重大困難與阻力。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為此提前準備。去中央集權並非易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指出，依據長期的歷史經驗研究，歷史上沒有統治精英會自願放棄權力，或者，更正確地說，這些統治精英只有在大部分精英出於任何原因放棄並決定廢除整個系統的情況下，才可能被推翻。

我們需要研究近期統治精英與其龐大中央集權制度的崩潰，也就是蘇聯及其衛星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這個崩潰的歷史與其後果同時帶來好消息與壞消息。壓倒性的好消息，當然，是集體主義蘇聯搖搖欲墜，即使它以系統性恐怖統治與大規模屠殺為手段。

從本質上講，蘇聯解體是因為失去民意支持，不僅是廣大民眾，還有大部分的統治精英。這種支持失落，首先來自於普遍缺乏道德正當性與馬克思主義信仰，接著，來自於那些執政共產黨沒能正確認知該系統在經濟上不可行。

壞消息則是從共產主義過渡到自由與自由市場的過程被貽誤。基本上存在兩個嚴重且相互關聯的錯誤。首先，改革者的速度太慢，他們擔心社會動盪，沒有瞭解到轉往自由與私有財產的速度越快，過渡期的干擾就越少，而經濟與社會的復甦也越早。

第二，為了成為政治家而非反革命者，改革者不僅沒有懲罰共產主義統治者或至少讓他們離開高位，還保證這些「前」共產黨精英不面臨根本性變化。

換句話說，除了身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捷克總理 Vaclav Klaus 能快速推動真正的自由市場，還有一定程度上的波羅的海國家之外，原共產國家的改革者們都太和善、太急於「和解」，過於緩慢與謹慎。其結果是準災難：每個人都談論著口惠不實的自由市場與私有化言論，而事實上，就像俄羅斯一樣，雖然價格鬆管但產業仍受政府壟斷掌管。

前蘇聯經濟學家與 Mises Institute 高級研究員 Yuri Maltsev 首先指出，這就像如果美國郵局保持郵政壟斷，但卻突然獲允收取每張一級郵票 2 美元一樣，其結果是大眾更加貧困，而更多的錢流到國庫。這是自由市場與私有財產的反向轉移。

此外，當私有化終於也發生在俄羅斯時，眾多「私有化」都落入舊精英的手中，這意味著，這種系統更像共產黨統治的「私人」幫派，而非任何形式的自由市場。最重要的是，自由市場與私有企業承受著感到困惑的俄羅斯民眾的指責。

【革命背叛】

美國的新革命即將面臨的問題也很類似：這些自由、減稅、去中央集權、個人主義以及回歸小政府等鼓舞人心的詞彙被大量使用，而共和黨精英們即將執行的內容卻是相反方向。如此一來，自由以及小政府的公平言論將被用來強化潛在的災難性影響，當成鞏固大政府甚至是往進一步集體主義方向前進的掩護。

這種系統性的背叛正是雷根政府的手段。Ronald Reagan 有效的雄辯，使得他就算事實上並非小政府與自由的實踐者，時至今日，大多數保守派仍然未能認清雷根政府的騙局。

「雷根革命」是把 1970 年代自由市場與小政府精神以及 1980 年代反政府投票的革命情緒，在公眾甚至是革命運動者都未意識到的情況下，轉成這些口號的相反面。

當 George Bush 上任後持續集體主義趨勢並幾乎放棄雷根的說帖後，保守派公眾才終於被喚醒。（不管 Ronald Reagan 本人是否知悉自己的角色或是否同流合汙，這都是未來傳記作家的事，與究竟發生何事的客觀現實無關。）

我們是否僅是「憤世嫉俗」（柯林頓人馬最新的利己說帖），或僅基於某歷史事件的警告？不，我們只是在檢視二戰過後共和黨精英的活動與功能。

自二次大戰以來，特別是 1950 年代開始，共和黨的功能一直是「忠誠…溫和的」、「兩黨」，以及對民主黨集體主義左派計劃的偽反對。不像那些沒有耐心的布爾什維克派，那些孟什維克派（或稱社會民主主義者、企業自由主義者、「負責的」自由派、「負責的」保守派、新保守主義等，標籤在變但實質內容沒什麼改變）試著要維持美國公眾能夠自由選擇的錯覺，包括兩黨系統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言論與表達自由。

這些「負責」或「開明」溫和派的目標是在參與國家主義進程的同時，把自由市場、私有財產與小政府等老式美國理想，替換成一些對比於蘇聯一黨專政的「民主」榮耀等相關模糊言論。

事實上，「民主」變成所謂壓倒一切的美德，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唯一被認為正當的「民主」：「溫和」的「兩黨」共和黨全球干預政策、外國援助與貿易重商主義。現在，蘇聯的崩潰消除了「蘇聯威脅」這個幽靈，這種政策還能用什麼其他藉口來延續？

自二戰以來一直佔主導地位，大家也已經很熟悉的兩黨壟斷外交政策，不斷尋求各種藉口（蘇聯威脅、重建歐洲、「幫助」第三世界、「自由貿易」、全球經濟、「全球民主」，始終都是恐懼「回到孤立主義」），但美國人不熟悉的，是此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共和黨政策，在內政上也一直都是兩黨政策。

如果專注事實紀錄而非說帖，我們會發現民主黨政權（尤其是羅斯福、杜魯門和詹森）一直以「自由主義」為名推動集體主義大躍進；而共和黨一直以來的功能，則是以反對、小政府或「保守主義」之名，但未能恢復任何民主黨實施的「社會增益」，事實上，共和黨自己也從事大政府集體主義（尤其是艾森豪、尼克森、雷根和布希）。尼克森在位時是否比他來自德州的前任詹森總統更加推動大政府，確實值得商榷。

【選擇幻覺】

何必維持一個可笑的兩黨制，特別是，共和黨何苦保持小政府言論？首先，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各派別而言，維持一些民主選擇至關重要，不管這些選擇多麼虛幻。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一黨專政很可能遭受人民厭惡，造成實際或預估上的體系故障，並最終導致整個權力結構被推翻。

另一方面，維護兩黨制則意味著，當民眾越來越厭倦民主黨的邪惡統治時，可以把權力交給共和黨。然後，當他們厭倦了共和黨替代品時，他們可以再次把權力交回一旁伺機而動的飢渴民主黨。如此一來，能讓統治精英維持騙局，而美國公眾則是那些執政詐欺者的受害人。

Barry Goldwater 在 1964 年贏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揭露共和黨統治精英的本性。Goldwater 或他那些保守運動的理論家與基層黨員，至少在國內政策上看來像真正的激進派、小政府與反體制。而 Goldwater 獲得提名此事，嚇得那些 Nelson Rockefeller 為首的共和黨精英們，紛紛公開支持詹森參選總統。

這些精英的震驚源於一個事實，即，那些「溫和派」利用他們對傳媒、金融與大企業的主導地位，從 1940 年以來蔑視基層黨員的明顯意願，控制每次的共和黨總統提名（如 1940 年 Willkie 勝過 Taft、1944 年 Dewey 勝過 Taft、1948 年 Dewey 勝過 Bricker、1952 年 Eisenhower 勝過 Taft）。他們的這種影響力，並沒有像那些公開的叛黨者一般，從此消失於共和黨。

Goldwater 令人驚嘆的落選或許可歸咎於 Ronald Reagan 的熱心或他自己的保守主義運動，為了在 1980 年確保提名，Goldwater 同意了非常像操縱交易的條件（或 Roanoke 的 John Randolph 著名的「腐敗交易」）。

該條件內容是：共和黨精英將支持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並保證雷根支持者的派頭與權力待遇，換得雷根支持者消極實現他們極力為競選而宣傳的利維坦國家計畫。在享受了 12 年的行政部門權力與特殊待遇後，官派保守運動似乎也忘記了自己的原則。

【寄生精英】

難道我們的信念就此陷入黑暗？難道一切都了無希望，難道大家都被統治精英牢牢抓穩，所有人都應該回家然後徹底忘了這回事嗎？當然不是。撇開棄權的失德不談，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提到這個等式的真正樂觀面。我們可以從這開始：僅管統治精英確有保持兩黨制的需求，為什麼他們也要沉迷於激進右派的小政府言論？

畢竟，這種言論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可能越發令人尷尬，甚至可能因為累積而最終讓政黨精英失去基層黨員與廣大民眾的支持。那麼，為什麼沉迷於修辭學呢？Goldwater 支持者 Phyllis Schlafly 因呼籲「選擇，而不是迴聲」而成名，為什麼體制派允許這種修辭學上的激進選擇？

答案是大部份公眾都反對羅斯福新政以及每一個從那時更進一步的集體主義。那些修辭對於大多數公眾以及大部分的共和黨活動家而言並非空言。他們認真地相信「反大政府」的意識形態。同樣的，許多民主黨的基層黨員，肯定還有那些民主黨活動家，都比那些民主黨精英或那些民主共和精英更公開、更熱切地渴望集體主義。

此外，因為政府干預並不管用，也因為它的專制、反生產與其對廣大民眾利益的損害，推動集體主義將導致公眾日益增加被媒體精英譏笑為「反彈」的敵意反應。

具體而言，集體主義與社會民主統治，破壞了繁榮、自由，以及美國民眾的文化、社會、道德原則與實踐，不管是工人階級或中產階層。國家主義精英的統治，並非良性，或是誰剛好進駐辦公室的簡單問題：而是被規模漸長的水蛭與寄生蟲軍隊給統治，這些水蛭與寄生蟲吸乾辛勤工作美國人的收入與財富、摧毀他們的財產、破壞他們的風俗與機構、譏笑他們的宗教。

最終的結果，肯定是寄生蟲透過消耗宿主的資源來繁殖：宿主剛開始會逐漸走向毀滅，然後終將崩潰。（如果有任何人關心的話，寄生蟲本身也會因此共同毀滅。）

因此，統治精英長期生活在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內在矛盾」：透過強加於美國民眾身上的日益貧困而蓬勃發展。

這些不斷增加的寄生精英必須只占少數人口，否則整個系統將快速崩潰。然而，這些精英所統治、摧毀的那群人，正是透過備受讚譽的周期性「民主」特許活動而支持這些精英的同樣一群公眾。幾十年來，這些精英到底是如何年復一年地在選舉中擺脫嚴厲的投票懲罰？

【執政聯盟】

體制派維護這種統治的重要手段，是通過增選，把那些社會中意見塑造階級也納入執政精英的隊伍。這些意見塑造者是專業的民意雕塑家：理論家、學者、記者與媒體名嘴、編劇與導演、作家、專家、智囊團、顧問、煽動者、社會治療師。這些日益增加的技術官僚與知識份子扮演兩個重要作用：替中央集權制度編織道歉；成為官僚機構的員工並協助規畫這個系統。

任何社會或政治運動的關鍵，都是資金、數字與意見。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等意見塑造階級，提供意見、參與宣傳，並投身成為新興的中央集權員工。而關鍵的資金來自於權力精英：來自富人階級或大型企業（通常是法人企業）的各成員。著名的「洛克菲勒共和黨」反映了這個基本事實。

僅管大企業領導人與公司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扮演高度生產力的僕人，但他們也經常同時追求補貼、政府契約、特權，以及大政府修飾之下的卡特爾。通常情況下，那些商業說客與領導人也扮演國家主義與干預主義體系的火星塞。

大企業家從這種超級政府為代表的邪惡聯盟中得到的好處是補貼和特權。那知識分子與意見塑造者的好處是什麼？官僚機構或政府資助機構內數目漸增的爽缺，他們擔任監管福利的工作人員、替政策道歉，同時也向公眾宣傳這些政策。說白了，知識分子、理論家、學者與媒體精英等可以花用納稅人的錢，得到社會聲譽及優厚補助與工資，獲得比在自由市場經濟下更好的生活。

這並不是在否認這些知識分子、治療師或媒體人等族群，可能真的是平等主義與集體主義輝煌時代的「真誠」理論家與信徒。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受到更新為世俗主義與新時代版本的古老基督教異端驅使，把自己當成強加共產主義王國給這個世界的聖徒。

在任何情況下，任何外人都難以確定他人的動機。但是那些新興集體主義為左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帶來的金錢、工作與權力等既得利益，仍不能說是巧合。任何緊密結合意識形態與掠奪公眾而得來之經濟利益的運動，都確實能提供強大的動機。

因此，那些親執政聯盟者，包括那些接收或預期接收政府支票與特權的人。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挑出大企業、知識分子、技術官員與官僚。但是選民的數目仍然需要，在國家蓬勃發展與擴大的現代，上述團體受到其他為數更多的政府賞賜收受者的支持：那些政府慷慨福利的客戶，特別是過去幾十年中被精英定義為「受害者」或「受壓迫族群」的少數社會群體。

隨著越來越多的「受壓迫者」被左派給發現或發明，越來越多人收到政府補貼、有利的法規，還有其它政府頒發的「受害」徽章。而這個「受壓迫」的範圍正不斷擴大，不管是黑人、婦女、西班牙裔、印地安人、殘疾人等等等，左派的選票權力不斷擴大，再次犧牲美國多數公眾。

【詐騙多數公眾】

然而，儘管政府賞賜的收受者越來越多，這些意見塑造精英仍必須繼續發揮其重要作用，說服或奉承那些受壓迫的多數公眾，不讓他們意識到真相。得保持這些多數公眾的滿足與安靜。透過控制媒體，特別是在國內「受人尊敬」的媒體，統治者試圖說服那些受到迷惑多數公眾一切都很好，除了兩黨提出的「溫和」與「可敬」意見之外的任何聲音，都是危險的「極端分子」與瘋子，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避之唯恐不及。

統治精英與媒體盡心盡力地將整個國家維持在「溫和的…重要中心」、「中間派」，當然，這個中間的定義年復一年地逐漸往左漂移。在體制派眼中，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極端」，都應避之唯恐不及。然而，體制派對於這兩種極端的態度卻大不相同。

極端右派被唾罵為瘋狂或邪惡的反動派，說他們放緩集體主義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任務。其實，他們只是想「回撥歷史的時鐘」，廢除或取消大政府。另一方面，極端左派受到的批評較溫和，說他們急躁且過於激進，會因為走的太遠太快而引發那些越來越可怕的右派的危險反應。換句話說，極端左派的危險在於展現未來。

【柯林頓降臨】

直到 1992 年之前，事情都進行得相當順利。美國正處於對執政黨的定期反感，布希越來越不討喜，那些從洛克菲勒家族、華爾街人士到佔據電視螢幕的新保守派專家們組成的權力精英，決定要再次改變。他們開始宣傳，反對布希的增稅（同樣的這群人卻忽略雷根的增稅）、痛斥他出賣選民所授權的小政府（例如，選舉前一位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員工把寫實又帶血的布希頭顱放在大盤子上。）

更關鍵的是，精英們向我們其他人保證 Bill Clinton 是個可以接受的溫和派、「新民主黨」，他再壞也不過就和中間派共和黨布希差不多，如果好的話，華盛頓與紐約的溫和派以及華爾街的保守派都將易於與之共事。

但執政精英，無論是右派或左派，既不萬能也非無所不知，他們就像我們這些其他人一樣地混日子。他們得到的並非溫和左派，而是一個近乎狂熱的左派政權，掌權的是總統幾乎瘋狂的能量，加上希拉蕊交融著極左派意識形態與無情權力慾望而成的自以為是傲慢。

柯林頓人馬迅速又全方位地左傾搞得體制派的天下大亂。這樣突如其來的強硬左傾，混雜對柯林頓人格特質的空前全國性厭惡，從中闢開一個缺口，引發公眾對於柯林頓與大政府強烈且廣泛的厭惡。

公眾受夠了；對此感到厭煩。有個老朋友提醒我，共和黨現在可以重新用回他們在 1946 年最後一次勝選時採用的簡單又有效的口號：「受夠了嗎？投共和黨吧！」。簡言之，右派民粹主義、半自由意志論者以及反大政府的革命已全面啟動。

執政精英們現在要怎麼做？他們手上的任務很艱鉅，而那些真心致力於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必須確保這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統治精英必須做到以下幾點。首先，他們必須確定國會中的共和黨領袖（及最終總統候選人）是良好的中間派，其言論無論如何都要「適度合宜」，不管他們是怎麼在修辭掩護下維持並推動大政府計劃。

接著，至少在未來兩年內，他們必須看到柯林頓穿回先前的新民主黨外衣，放下他的極左派計劃。這樣一來，兩黨勝出的新中間派可以再次參與舒適的精英聯盟協作，而金融與媒體精英們能沉回他們所熟悉的航道，一帆風順地穩定推進集體主義。

【阻礙民主】

這些行動主張意味著阻礙民主及民主選擇，這決不是偶然。毫無疑問的，左派人士、少數族群、教師工會等民主黨基地，以及民主黨部隊與積極分子，都吵著要繼續，甚至是加速柯林頓的極左派計劃。

另一方面，主流民意，正如 1994 年的選舉結果，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等多數公眾，當然還加上共和黨部隊與積極分子，都偏好回撥歷史並推翻大政府與福利國家。不僅如此，他們的忍耐到達極致、充滿憤怒也下定決心：他們正處於革命情緒。

你有沒有注意到，僅管那些社會民主派精英們永遠嘟嘟囔囔著「民主」的至關重要，但是當美國或全球正迅速表達他們不喜歡的民主選擇時，他們就變得酸諷？他們迅速地透過媒體抹黑、誹謗以及徹底的強制鎮壓來阻礙民主。

由於統治精英的生活仰賴於敲詐與主導被統治群眾，因此，統治精英的經濟利益必然永遠對立於被統治群眾的經濟利益。美國在這十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根本衝突，一頭是自由主義統治者／學者／企業家／官僚精英，另一頭是美國公眾。這種衝突不只體現於稅收與補貼，更橫跨社會層面、文化層面、道德層面、美學層面與宗教層面。

《Harper》雜誌在 1994 年 12 月的一篇精闢文章中，已故社會學家 Christopher Lasch 預告他即將出版的《精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該書指出美國精英如何根本性的反叛幾乎所有的基本美國價值觀、習俗與傳統。美國基層對於這種衝突日益增加的瞭解，催化且加速了右翼民粹主義革命，這個革命不僅反抗華盛頓統治者、稅收與管制，也全面性地反抗精英試圖強加於頑抗美國公眾的華麗修辭外衣。公眾終於認清並感到憤怒。

【案例研究：《187號提案》】

加州《187號提案》是個有趣的案例，用以研究知識分子、企業家及媒體精英，與普羅大眾之間的嚴重裂痕。精英們以大量資金與宣傳來阻撓公眾意願；動員「受壓迫」少數族群的支持；當這些最後都失敗時，如果可能的話，甚至願意動用反民主的強制手段來永遠阻止美國公眾明顯的意願。簡言之，「民主」正在行動！

近年來，移民大量湧入加州，其中多為非法移民，這些移民部分來自於亞洲，主要來自於墨西哥和其他拉美美洲國家。這些移民主導且轉變了許多文化，他們證明自己無法被同化，並淹沒眾多如醫療照護、福利受助名單與公立學校等稅收資助事業。因此，前移民官員 Harold Ezell 協助倡議《187號提案》，該提案內容只不過是要求取消所有對加州非法移民的稅金資助。

《187號提案》提供明確的選項，針對是否一舉取消某個族群享有之福利計劃進行公民投票，而這個族群剛好是非法份子。如果我們對選民的評估正確，這樣的提案應該得到支持，不只是保守派與自由意志者，還有每一個理智的美國人。當然，非法移民不應對納稅人揩油。

僅管《187號提案》的組織者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規模基層組織，該提案仍廣受支持並得到連署，迅速地在民意調查中以 2:1 領先。而每個資金充盈的主流精英團體，不僅反對《187號提案》，還毫不留情地進行抹黑。

這次抹黑聯盟包括大媒體、大企業、大工會、教師組織、藥師組織、醫院組織、社會工作者（後面四組人馬透過福利型醫藥與公立學校系統而理所當然地受惠於稅金資助）、知識分子、作家、學者、左派、新保守主義者等，他們譴責《187號提案》的基層支持者是本土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納粹等等你想得到的任何名字，甚至指責他們倡導貧困、飢餓與傷寒。

全體官派自由主義者（或左派自由意志論者）也加入這個由雄厚資金支持的歇斯底里抹黑運動，包括除了 Mises Institute 以外的幾乎所有「自由市場」與「自由意志」智囊團。加州的自由黨也加入戰局，激烈地反對即將取消稅金資助非法移民的措施，令人難以置信地承諾道，透過夠多的非法移民湧入與數量上升，將成為削減福利國家的重要一步。

曾經抱持一貫自由意志主義的《橘郡紀事報》也逐日痛斥《187號提案》，並詆毀長期親近該報與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的橘郡眾議員 Dana Rohrabacher，因為他支持《187號提案》。這些社論激起納稅人讀者寄發無數的憤怒信件。

忠於角色的新保守派與官派自由意志智庫也加入譴責《187號提案》的精英聯盟。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 Stephen Moore 抱持著密切合作的托克維爾研究所（Alexis de Tocqueville Institution），透過 Cesar Conda 發表了反對這項措施的聲明，該聲明獲得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理性基金會（Reason Foundation）甚至競爭企業協會（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聯署。

《華爾街日報》譴責這項倡議就像體制派《洛杉磯時報》一樣野蠻，而新保守主義總統候選人 Jack Kemp 和 Bill Bennett 則從華盛頓的利維坦中心主動發出一份割斷自己政治喉頭的聯合聲明，督促加州民眾抵抗該項措施。此種行為是自我毀滅，因為，帶領著其他加州共和黨的加州州長 Pete Wilson，正因及早攀附支持《187號提案》而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騎著這個議題輕鬆擺脫左派 Kathleen Brown。

智庫的情況相對之下則是容易解析的謎團。這些右傾組織的大量捐款來源都強烈反對《187號提案》。而他們想獲得媒體專家與華盛頓溫室認同的渴望也同樣具有影響力，在那裡，一個錯誤回應就可能導致地位損減。

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 Kemp 和 Bennett 加入反對《187號提案》，為什麼他們又在提案通過後繼續譴責？畢竟，他們可以什麼都不說；他們並非加州人，甚至可以不加入戰局。

據可靠報告顯示，Kemp 和 Bennett 被著名的 William Kristol「說服」，採取這種有勇無謀的立場，William Kristol 繼承了他的父親 Irving 創建的新保守主義運動王朝。

Kristol 到底透過什麼手段達成他的說服詭計，相當耐人尋味。誘因當然不全然是知性上的理由；而 Kemp 和 Bennett 在面對這位教父時，當然也不單關注於總統職位，也關注他們現在正享受的肥缺。

在此期間，按照通常模式，統治精英能動員「受壓迫」的群眾來反對《187號提案》，讓那些黑人以及持續保持大量移民數量的亞洲人或猶太人族群，激發反對此項措施的溫和多數明確表態。

那些一面倒地反對《187號提案》的選票，當然，來自拉丁美洲裔，他們在加州的合法與非法移民中占多數，而且也有許多非法移民進行違法投票。大量的墨西哥裔與其他拉丁美洲裔美國人，揮舞著墨西哥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旗，以及西班牙的標誌，進一步更推動兩極化，大規模地激怒白人選民。甚至墨西哥政府也加入煽動，獨裁者 Salinas 與他的繼任者 Zedillo 譴責《187號提案》侵犯人權。

經歷媒體與其他精英 10 月的大量閃電戰後，媒體的民意調查斷言《187號提案》從 2:1 變成不分上下，並解釋「一旦公眾有機會研究《187號提案》，他們現在意識到」…等等等。迷霧散於大選之夜，僅管在大筆資金贊助的這些宣傳下，《187號提案》仍以 2:1 通過！簡言之，要不是媒體民意調查說謊，就是公眾察覺到媒體在意識形態上與文化上的惡意衝突，並對公眾說謊。

這個傳奇的最終啟發很簡單：僅管精英不斷努力，他們仍然輸得可憐，看到民主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反抗時，就迅速變成公然脅迫。選舉後不到 24 小時，一名聯邦法官就頒布禁止《187號提案》施行的多年期禁令，直到在未來某天聯邦司法終能宣布《187號提案》違憲。毫無疑問地，由最高法院帶頭的聯邦司法豪強幾年後會如此聲明。

【這麼多「民主」！】

對於自由派、新保守主義者、官方保守派與各界精英而言，只要聯邦司法機構一開口，每個人都應該閉嘴並接受結果，特別是受人敬仰的最高法院。但是，為什麼？難道是因為獨立司法機構與司法審查的神聖，以及它對其他政府部門提供明智的制衡嗎？

但這是自由主義最大的騙局。《憲法》的重點是替中央政府銬上枷鎖，讓政府被緊緊束縛與限制，作為各州、當地社區與美國人民權力的保鑣。

早期的美國共和國，沒有任何政治領袖或政治家會等待最高法院釋憲，而且法院也沒有壟斷解釋或執行《憲法》。不幸的是，現實生活中聯邦法官並非「獨立」，是由總統任命並經參議院核可，從一開始就是聯邦政府的一部分。

正如 John C. Calhoun 在 1850 年的明智警告，一旦我們允許最高法院壟斷政府（也包含它自己）權力的解釋，最終將無可避免地導致聯邦政府挾持司法的專制主義。而這正是目前所發生的事。原先用來綁定政府並嚴格限制聯邦利維坦的手段，被最高法院與其他司法機關扭曲，將《憲法》完全改變成「活」的機器，從而變成將專制的工具，以及凌駕幾乎每位美國公民生命的絕對權力。

其中一個廣受美國人民歡迎的措施是州與聯邦議會的任期限制。但這項運動的悲劇在於錯置焦點。自由派曾經正確地指出公眾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限制」立法人員的任期，正如他們在 1994 年 11 月選舉中的光榮行動，透過落實自己的民主意願把流氓給趕出去。

但當然，自由派就像官派保守主義者一樣，巧妙地忽略那些不以任何方式向美國公眾負責，也不能透過民主投票將其踢出辦公室的政府部門。但這些最迫切地需要任期限制的帝國性、腫脹且專制的政府部門，卻沒有人會為此做任何事情。也就是說，這些行政分支，除了總統本人的第三屆限制之外，都能永久地進入公務員隊伍，不會被選民給踢除；最重要的是，在這些人之中，部份的聯邦法官任期有十四年，而最高法院的寡頭則終生束縛著我們（第三條聯邦法官一般為終生任職）。

我們真正需要，不是對透過選舉產生之政客的任期限制，而是取消公務員（1880 年代才開始），與技術官僚和官僚精英所謂的「考績制」，最重要的是，消除司法專制。

【為什麼一定要民主？】

綜觀意識形態光譜，從左派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到官派保守主義，「民主」被視為準則與絕對道德，幾乎取代了其它所有的道德原則，包括十誡（Ten Commandments）和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但是，正如 Mises Institute 的資深研究員 David Gordon 所言，儘管有這樣普遍性的遵守，「幾乎沒有論點能支持民主的可取，而那些少數論調看來都慘澹地薄弱」。民主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神聖，是壓倒一切的當務之急，顯然也高於凡人間的討論。

事實上，究竟民主有什麼好？民主本身幾乎不能算是種美德，更談不上壓倒一切，它也沒有自由、財產權、自由市場或嚴格限制政府那麼重要。民主只是一種程序，一種選擇政府統治者與政策的手段。但民主確實有一個重要的優點：提供人民意志和平勝利的手段。

選票，在老式術語中，可以當成和平且非破壞性的「替代子彈」。這也使得，勸誡那些激進主張（在此指的是尖銳而不一定是左派）變革者，應從現有政體的「體制內」說服多數選民，而非暴力革命，具有意義。

當選民希望徹底改變時，政治機構要能夠快速且順利地反映這種變化，這相當重要；阻撓這種渴望是在破壞民主程序，透過兩極化對立，從而威脅或甚至帶來社會暴力衝突。如果選票確實是顆替代子彈，那麼，選票必須被允許起作用並產生立即效果。

這就是為什麼，阻撓選民所授權的《187號提案》，相當危險且具破壞性。顯然的，在選舉中失敗的統治精英已經作好準備，使用反民主的手段來鎮壓選民的意志。

《187號提案》僅是案例之一。另一個，是透過《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建立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實施選民強烈反對的全球重商主義。這個協定透過那些被選票否決也快要下任的國會議員進入國會表決，這些政客就像 Mises Institute 主席 Lew Rockwell 所說的那樣：待價而沽。

毫無疑問的，聯邦司法機構不會發現這個條約有任何的違憲疑慮。除此之外，聯邦司法機構還製造了一堆沒寫在《憲法》上也肯定會被選民反對的憲法的「權利」，包括用稅金資助公立學校的受教權；同性戀不受歧視的權利；還有公民權利、平權法案等等等。

在此，我們只需要檢視著名的 Roe v. Wade 案裁決，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製造了「墮胎權」。《憲法》成立以來，這類事宜一向被認為是州政府與警察權的司法管轄，聯邦政府只應處理外交事務與國際糾紛。

正如《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與 Mises Institute 客座學者 Samuel Francis 指出的，反墮胎者對於墮胎手術醫生與診所採用暴力而產生的恐慌雖然合理，但卻忽略了關鍵的一點：即，那些人認為墮胎就是謀殺而且應該被禁止，他們就像其它人一樣，被告知要以和平的「民主」方式採取行動。他們也真的這麼做，說服某些州的選民與立法者限制甚至禁止墮胎。

但這一切都已化為泡影，因為那些非經選舉產生、不對任何人負責的終身制最高法院，宣布墮胎是聯邦權利，跳過每個州的立法機關，現在每個人都得聽令翻滾還有裝死。在此案例中，最高法院流氓的這種反民主言論，難道不是對暴力發出的公開邀請？

為了回應少數反墮胎者的暴力行為，支持墮胎的運動危險地主張接近壓制言論自由的要求：他們聲稱那些認為墮胎就是謀殺的人要為這些暴力負責，因為他們創造出「仇恨」的意識形態氛圍，替暴力設好舞台。但真正的責任，當然，應該歸屬到其它地方。這個暴力的舞台，並非反墮胎的作家或理論家所設立，而是惡霸最高法院以及那些編織最高法院擁有絕對權力的辯護士。

事情並非總是如此。舊共和國真正的民主精神，最能體現於 Andrew Jackson 總統評論當時大政府主張帶頭者的名言：「大法官馬歇爾做出裁決；現在讓他自己去強制執行。」

【該拿司法機構怎麼辦】

真正有效革命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必須對暴政司法採取行動。倡導其他必要的立法措施來回滾並廢除大政府與福利國家，雖然重要，但遠遠不足。必須拔除聯邦司法機構的毒牙以避免它運行任何類似計畫。

假設輿論壓力與投票可以取回國會控制權，必須把此機制也延伸至聯邦司法機構。該怎麼作？彈劾程序過於緩慢且繁瑣，而且只能逐個法官慢慢解決。透過國會或一定數量州政府提出《憲法修正案》，修正受歡迎的任期限制或類似《187號提案》的運動，比彈劾程序好一些，但過程也過於緩慢且可能被少數人阻止。最快也最直接的辦法是讓國會採取行動，因為國會無需繁瑣的修改就幾乎能刪除整個聯邦司法管轄。

因此，如果需要的話，國會能夠廢除多項聯邦司法行為，並通過新法將聯邦法院退回原先狹窄且受限的司法管轄權。同時，《憲法》規定國會需支付現有最高法院成員的薪資，但國會可以使用撥款權，剝奪法官除了薪資以外的員工、辦事員、建物、津貼等。

此外，《憲法》只規定最高法院；國會可以取消其它的聯邦司法機構，包括地區法院與上訴法院，進而有效削弱最高法院的力量，讓它自己去處理每年湧入聯邦法院的數千訟例。在這場國會與聯邦法院間的戰爭中，國會擁有所有王牌。

【革命被背叛了嗎？】

這場反對大政府與其作為的偉大、和平、民主的人民革命，只花不到二十四小時就遭背叛。不只是法院，還有那些共和黨參議員與眾議員的領導，都試著要阻撓那些人民透過選舉送入國會以實現人民意志的新興共和黨員。這些領導受到我們老朋友 William Kristol 的慫恿，他在每場選後演講中，敦促共和黨不要參加反對大政府的「神風特攻隊」或「自殺」任務。他敦促他們把重點放在制度改革、對一兩個計劃贏得象徵性勝利、慢慢建立公眾對新改革的支持等等。

這些修補與操縱的目標為何？其目標正如 William Kristol 對一位美國觀眾所言，是讓共和黨在 1996 年贏回白宮。對 Kristol 和他的朋友們而言，自己的利益是權力政治的唯一目的。那小政府、自由、財產權這些呢？這些想法拿來餵養保守派民眾很好，但它們跟「執政」無關。

由於基層保守派黨員早就知道「高稅」Bob Dole 的名號，這場革命真正危險的背叛者是 Newt Gingrich，他慣以激昂、革命性的右派言論，掩蓋自己往集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福利國家靠攏的事實。80 年代時，他的記錄並非保守派，事實上，還低於共和黨的平均水準。而回想他自稱為「自由貿易者」的主要立法政績，不過就是他和 Jack Kemp 辛苦耕耘的對南非貿易制裁。

不幸的是，保守派民眾就以言論內容來衡量政客的傾向，而非他們的實際政治行動。因此，危險就在 Gingrich 不僅能夠成功地背叛革命，還能同時誆騙革命群眾，讓他們以為自己獲得勝利，可以閉上嘴巴回家休息了。以下有幾個檢核重點，看看 Gingrich 和他的「條約」在實際上是信守革命理念，還是他與那些共和黨領袖都一起背叛了此場革命。

稅。稅率是否大幅減少（或盡快廢除），特別是所得稅？更重要的是，稅收總額是否大幅減少？不幸的是，包括 Gingrich 的所有共和黨領袖，仍然堅定地致力於災難性的 1990 年布希暨民主黨預算協議的基本公理：任何的減稅都必須以其它地方的增稅、「費用」或「捐獻」作為補償。因此，除了大規模減少所得稅之外，不應提出任何新增稅項。

政府開支。聯邦政府開支必須大幅削減，這指的是真正的削減，而不是「上限」、支出增長速度削減、預計增幅削減、合併、消費轉移或其他那些改變「削減」字義的廢話。到目前為止，「革命性」Gingrich 只提及某些支出的「上限」，他允許增加「生活支出」以及各層政府機構間轉來轉去的消費支出轉移。

但我的意思是：恐怖！難道是削減國防、削減社會保障福利、削減聯邦醫療保險和其它那些？是的。是的。是的。這將是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手段，例如，在一年內直接削減 305 的聯邦開支。這個大幅刪減將涵蓋任何現有機制，那些官僚透過自己決定要削減什麼來達到 30% 減支任務來解除歇斯底里。

放鬆管制。對企業與個人進行大規模且直接的鬆管。在此想像不出具有價值的漸進主義或「逐步」主張。不用說，那些資金沒有著落的國家授權或個人都應立即廢除。所有的「公民權利」、殘疾「權利」等規定都應取消。這同樣也適用於任何投票或競選規定，更不用說「改革」。勞動關係的規章與管制，包括《諾里斯－拉瓜迪亞反禁令法案》還有德高望重的《國家勞工關係法》，都應予以取消。

私有化。我們必須私有化聯邦政府的營運，如果做不到，至少要把它們交給各州或者私人競爭。虧本、低效、落後的郵政服務是個明顯的例子。聯邦公有地也是個極好的例子。剝離聯邦資產除了本身是件好事之外，還能幫助西部的反聯邦公有地革命，也有助於降低政府支出。

削減官僚。再次聲明，對政府僱員數目設定上限或減緩增長速度，都不是削減。我們必須進行大規模削減，包括整個取消無用且反生產的政府機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不如我們先廢除能源部、教育部、住房與城市開發部、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還有商務部如何？這意味同時也要廢除它們的功能。否則，在典型的官僚伎倆中，同樣的功能會被移到另外一個現有的其他部門或機構。

種族偏好與槍支管制。每個誠實的民調專家都不得不承認這兩個議題對選舉非常重要，特別是在那些對政治興趣不大的白人男性人口區段。任何否認抵禦私人或公部門侵害之個人權利的政府，禁止學生與工人從自己辛勤工作與學習中實現收益的政府，都非道德上的合法政府。然而，在共和黨精英的強烈呼籲中，並未提及這兩個問題。Gingrich 本人已經承諾不會廢除《布萊迪法案》，而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仍是禁止公開討論的主題。共和黨衝破禁令的戰略位置良好，但共和黨領袖對這些不感興趣。

終結偽幣。錢是經濟體中最重要的一個層面，而政府資助赤字的手段之一，基本上就是透過印刷偽幣來建立永久性通貨膨脹。為了終結這個關鍵且具破壞性的國家主義與政府干預手段，我們必須回歸到健全且源於自由市場的貨幣，這意味著回歸到一個金本位美元，並廢除不受公眾或國會控制的另一個關鍵專制聯邦機構：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政府透過美聯儲卡特爾化且資助銀行系統。廢除美聯儲的簡版，是它的營運應被「封印」或凍結，換言之，它不應被允許購買更多資產。

國外事務的干預政策，包括對外援助與國際官僚機構。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那些「體面」的官員、學者、智囊團、大媒體、大企業、銀行等統治精英，與一般公眾之間的公開衝突。在所謂「兩黨合作必要性」的掩護下，精英們不顧美國公眾的意願，強加各種干預政策、對外援助、管理國際貿易、步入世界經濟甚至是政治上的政府。

從聯合國、馬歇爾計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到《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共和黨領導層已經與民主黨同一步調。因此，柯林頓才有辦法在每任不分黨派的前總統措施上，增加自己的新措施。在這條路上走的每一步，總統與精英們都威脅就連走得太慢都將帶來世界災難。到目前為止，不管公眾意願為何，他們已經達到目的。

透過上面的清單，堅持這些原則，每個讀者都可以輕鬆地自行判斷 Gingrich、Dole 等人，到底是堅持這個反大政府、反華盛頓的人民革命，忘掉《平衡預算修正案》、委員會改名、國會實施新法，或資本利得稅削減那類瑣事，那些都是無法執行的噱頭，關注真正的減稅政策、真正的平衡預算、廢除管制與削減官僚。

搞清革命是否被背叛的明顯測試，體現在 Gingrich 和 Dole 的蠻橫行動，他們不僅背叛了人民革命，還背叛了自己的近期勝利。他們不僅炒作柯林頓暨布希的 GATT 與 WTO，還草率地讓它在被選民掃地出門、失去信用且即將卸任的民主黨國會中通過。平常公眾意見出口的媒體這次出奇地沉默，但一份獨立民意調查顯示，75% 的人反對並將其視為違法程序。

看著被掃地出門且信用破產的 Tom Foley，透過 Gingrich 和 Dole 的協助以及違憲的「快速通關程序」，主持 GATT 的表決，令人感到難以承受地噁心。Foley 現在正懶洋洋地躺在家裡，享受他多年的政府「服務」而「有資格」獲得的 123,804 美元退休金。就算我們把他們踢出辦公室，我們還是不能阻止這些水蛭投票給世界政府計劃，也不能阻止他們繼續吸納稅人的血！

國會在此次對行政機構令人震驚且卑劣的投降中，還同意割斷自己的喉嚨，剝奪國會本身（及其所屬機構）討論與修改這份邪惡條約的權力，甚至串通好把這份條約命名為「協議」，如此一來，他們可以躲過《憲法》針對條約需要取得超過三分之二參議院表決的明白規定。

統治精英通常能依靠自由派來支持大政府立法措施，如 GATT、NAFTA 還有其他用來控制全球經濟的工具。但是，我們絕不能忘記《華爾街日報》在參議院表決當日吹噓著：「眾議院的共和黨替 Bill Clinton 兩個重要政績提供大量選票：NAFTA 與 GATT。」

這些滑稽的跨國集權主義不能怪罪於基層黨員。許多像樣的共和黨人，包括與 Gingrich 同州出身的其他人，都對該條約投反對票。但 Gingrich 將使用他的權力懲罰持不同政見者，而這個事件也不會是共和黨領導層最後一次的政治背叛。

【應該怎麼做？】

上述評估並不意味著毫無希望，什麼都沒法做。相反的，我們必須動員民眾的激進與革命情緒。我們需要把對政府持續施壓的觀點深植於公眾心中，特別是那些他們最近選入國會的參議員與眾議員。

在這批新興國會議員中，有許多真正的右派與民粹主義者，他們真誠地希望回歸小政府，他們也不對 Gingrich 派或 Rockefeller 派等共和黨體制派懷抱感激。選民與選民組織，透過這些真正保守派國會議員的協助，能夠持續對政治精英施壓，讓他們採取有效行動而非阻撓那些授予他們權力的選民意志。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會被掃地出門。

如果沒有教育，什麼都做不成。這是保守派、自由意志論知識分子、智囊團以及 Mises Institute 那樣的意見領袖身負的重要任務，教育公眾、商人、學生、學者、記者還有政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兩黨合作下統治精英的邪惡本性。

我們必須記住精英只是少數；他們透過詐欺與誤導脫身，因為他們一直有效控制各種塑造輿論的機構（媒體、知識分子等）。

大多數公眾已經對所有精英抱持著健康的懷疑與不信任態度，認為他們有欺騙與背叛的傾向。但這種健康的不信任情緒遠遠不夠；公眾，以及媒體界、學術界與政治界中的賢達人士也必須瞭解現實的究竟。具體而言，他們必須了解：什麼樣的措施能夠滿足人民意志並帶來人民渴望的革命；什麼樣的措施只是轉移反大政府革命的焦點；還有這些統治的意見塑造者為什麼要欺騙人民，他們又是如何欺騙人民。

Mises Institute 雖然規模小，但它將自己定位成這場教育革命的領導。它不依賴政府補助、大企業利益，甚至是大型基金會。這意味著它不會被呼來喚去。雖然整體資源相對較差，但 Mises Institute 擁有重要的資產：明確的目標與獨立性。

在它存在的 12 年中，Lew Rockwell 小心翼翼地保護這兩項資產，它的財務完全依靠有原則的個人與無利益相關企業的支持，它這種做法也激起左派自由主義者、官派保守主義者還有政治智囊團與左派知識份子組成的軍團等群體的驚訝與憤怒。

所有這些任務，Mises Institute 都已經取得相當成效。Mises Institute 以有限的資源獨立奮鬥，成為堅強的思想影響。僅舉一例：Mises Institute 早在 1 月份就率先發表一份徹底譴責 WTO 的文章，不僅揭露 WTO 強加全球貿易管理的當前企圖，還深入研究了它的歷史，將 WTO 的歷史追蹤回 1970 年代、1940 年代，甚至是 Woodrow Wilson 的「世界貿易法庭」。

這篇文章以及與其他 Mises Institute 的著作，都明確定義出右派、左派與中間派的辯論。甚至是美聯社在眾議院投票前一天，在其提供歷史看法的專欄中，幾乎逐字逐句地抄襲 Mises Institute。

雖然它帶給柯林頓和他在共和黨的盟友們很多麻煩，Mises Institute 並沒有獲勝，但它確實動員了美國人民，並確保這場反大政府的革命將繼續且加強。而這場革命的知性領導將是 Mises Institute。

Mises Institute 帶著原則與一致的自由意志論及自由市場觀點進入公眾討論與知性辯論，它揭露了許多謊言，包括眾多國家主義、世界規劃師、新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餘孽，還有那些膽敢冒用光榮「自由」、「自由市場」或「自由貿易」來放任實質上是相反作為的冒牌者。

「自由」這個術語，被社會民主派偷去冒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而我們現在還面臨其他術語被偷用的危險。只有致力於真理之光可以消除這些迷霧。

Mises Institute 已經對這個國家的每個人與每個組織的資金發揮重要的思想與政治影響。它的任何資源增加都會倍增為難以估量的影響力。

那些強調社會與政治思想重要性的人，往往只看長期發展，把注意力關注於後代。這些都正確、重要也不容遺忘。但是思想不只對某個時代重要；思想對於此時此地也至關重要。

在革命發酵的時期，社會與政治變革通常都突然且迅速。1994 年 11 月的選舉只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Mises Institute 遇到一個獨特且光榮的機會，復興自由、自由市場與私有財產的思想，並幫助我們把美國的榮耀從那些背叛自己靈魂與精神的人手中奪回。

【譯作】Ludwig von Mises簡傳（1881－1973）｜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Mon, 11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Ludwig von Mises簡傳（1881－1973）｜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文：吳莉瑋
圖：UniversidadFranciscoMarroqui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Rothbard 動人的敘述，令人無限追思 Ludwig von Mises，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他經歷幾乎整個世界的價值觀改變，但仍屹立不搖地堅持真理，接續他志業的人們，也應秉持他的精神，一代一代地努力，直到我們真的自由，直到我們真的都懂得自由。

Ludwig von Mises簡傳（1881－1973）｜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對於我們這些敬愛 Ludwig von Mises 的人而言，言語無法表達我們的失去：他的親切、輝煌與完美；他無瑕的氣節；他追求人類自由的勇氣與終身奮鬥；一個包羅萬象的學者；對我們所有人的崇高激勵。除此之外，這位溫柔且迷人的朋友，為我們這些人帶來一次大戰前的維也納文化與魅力。

Mises 之死，不僅帶走我們一位深受尊敬的朋友與導師，也替一個時代的終結敲了喪鐘：他是 1914 年之前的歐洲，一個更高貴、更自由也更文明的時代所剩下的最後一個活寶。

Mises 的朋友與學生都本能地明白我的意思：當我想到 Ludwig Mises 時，第一個浮現腦海的，是我與 Mises 在一個充滿久違文明時代氛圍的小公寓的私人下午茶特權。Mises 和藹的忠實妻子 Margit；由被納粹摧毀的家庭圖書庫中救出的珍貴書籍；還有 Mises 以他獨特的方式分享的舊維也納軼事、學者們的故事，與當今經濟、政治與社會理論的精湛見解，以及他對目前情勢的精明意見。

Mises 宏偉、強大且永不妥協之作品的讀者，遇到他本人時也常會感到驚訝。也許他們將 Ludwig Mises 的形象想像成冰冷、堅毅、嚴峻、具有邏輯且排斥平凡的學者，挖苦周遭駑鈍者長久以來的錯誤與侮辱。

他們不可能錯得更多；他們遇到的是天才頭腦、和諧個性與貼心又仁慈之人格的混合。我們從未聽過 Mises 說出任何辛辣或挖苦的話。永遠帶著溫柔與禮貌，即使他的朋友與學生只有一丁點生產力或智慧的跡象，Ludwig Mises 總是鼓勵他們；提供溫暖以及早被他偉大作品證實的大師邏輯與道理。

他始終是靈感來源與恆星。但這名漢子過得竟是什麼樣的生活！Ludwig Mises 在他 92 歲生日不久後去世，直到他的生命接近尾聲前，他以眾多偉大且不朽的作品傾注一股強大的湧泉，在大學持續任教至 87 歲，他是能量與收產力的泉源，他不倦地飛行於世界各地授課與演講，替自由市場與健全經濟科學發聲，他替自己的創作貢獻了強大的連貫性與邏輯結構。

Ludwig Mises 面對遭遇的堅定與勇氣令人慚愧，對我們而言是無盡的奇蹟。曾經所有經濟界人士與各國領導人都為自由喝采，但在 Mises 聲勢到達最高點時，他的世界開始破滅並遭受背叛。這個世界一頭埋入凱因斯主義與國家主義的謬誤與邪惡，而 Mises 偉大的見解與貢獻則被忽視和蔑視，他過往的傑出學生大部分都決定隨風擺動。

僅管被可恥地忽視，在美國的二流職位也剝奪他遇見優秀學生的機會，Ludwig Mises 從來沒有抱怨或動搖。他純粹地開鑿他偉大的目標，發展並闡述強大的經濟與社會科學，他獨自一人就具有看出連貫整體結構的天才；他意識到如果人類想要生存與繁榮，就必須堅決的支持個人主義與自由。他確實是個絲毫不會偏離於真理的恆星，他是第一個看到真理並呈現給那些願意聆聽的人。

儘管機率很小，但我們中的一些人慢慢地開始聚集在他周圍，學習、聆聽，並在他人格與作品的光輝下滋養成長。過去幾年，自由與自由市場的思想已經開始在美國迅速復甦，他的名字與他的思想開始打動我們所有人的心弦，而他的偉大將被新的世代認識。

他始終樂觀，我有信心 Mises 感到欣慰，看到這些對他親手打造但被遺忘許久的自由與健全經濟的新覺醒。我們不能，唉，重返舊維也納難以言喻魅力的精神、廣度與博學。不過，我熱切地希望，我們至少曾讓他的生活添一點甜。

在眾多 Mises 告訴我的奇聞軼事中，我最清楚記得的這個，也許它能傳達一點 Ludwig von Mises 的機智與精神。他與他的朋友，偉大的德國哲學家 Max Scheler，一起走在維也納街頭，Scheler 轉向 Mises 並帶些惱怒地問：「維也納這什麼天氣養出了這些邏輯實證主義（主導現代哲學院且 Mises 一生與之博鬥）者？」Mises 聳聳肩並輕答：「唔…畢竟，有數百萬人生活在維也納，而其中只有大約十幾個邏輯實證主義者。」

但是，唉，Mises，現在你走了，而我們失去了嚮導、我們的長老、我們的朋友。沒有你，我們要怎麼前行？但我們必須前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是對你以高尚生命與不朽作品為例之教誨的可恥背叛。祝福你，Ludwig von Mises，我們最深的愛隨你同去。

【譯作】Mises Institute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Mises Institute

Mon, 11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Mises Institute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Mises Institute

文：吳莉瑋
圖：Wiki CC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 Unported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tory of the Mises Institute》，Rothbard 介紹奧地利學派在二戰後與凱因斯主義、社會主義及國家主義等敵人的抗爭，從一度沒落到 Hayek 獲頒諾貝爾獎的第一次復甦，又從繁榮發展到變種虛無主義、國家主義扭曲奧地利學派之名的再次沒落危機，Mises Institute 秉持 Mises 一生無懼攻訐的勇氣，以同樣不願對任何主流壓力妥協的真理，逐漸收復奧地利學派的失地，透過健全 Mises 理論框架下所發展的自由市場理論、豐富的閱讀資源、定期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吸引、培養無數願意獻身自由市場的人，成為勇敢堅毅的自由市場倡導中心。

Mises Institute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Mises Institut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Mises Institute 採用與眾不同的角度看待經濟研究與應用政治哲學。它相信沒有原則的「政策分析」不過就是詐騙集團跟政策說帖，沙子堆成的模糊政治結論。它也認為，沒有學術原則基礎的政策分析，不值得用掉那些紙張與專門為此所投注的時間與金錢。簡言之，唯一有價值的當代政治及經濟分析，必須以堅實的學術原則為基礎。

另一方面，Mises Institute 也挑戰那些普遍被接受的學術研究手段。與此相反，對 Mises Institute 而言，對於真理的奉獻，意味著學術研究必須追求真理在任何地方的應用可能，包括時事領域。遠離應用的經濟研究，不過就是束之高閣的學者遊戲，就像除去學術原則的公共政策分析一樣混亂。

因此，我們看到 Mises Institute 獨特的研究暨應用孿生計畫的真正重點：將被人為分割的兩個領域重新融合。學術原則被用來分析政府與政府的詭計，就像當代政治經濟仰賴健全學術研究。從公理到應用，最終將學術研究與應用經濟統合成一個整體。

而現在我們看見 Mises Institute 招牌後的真正要點。這個研究所是美國唯一以 Ludwig von Mises 為名的機構，這並非偶然。Ludwig von Mises 的生活與工作都是學術原則與學理應用兩者交融整合的例證。Mises 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知識分子與學者之一，他蔑視任何認為學術研究應保持抽象理論且永遠不將原則套用到公眾政策的概念。

與此相反，Mises 總是結合學術研究與政策結論。Ludwig von Mises 是個具有高度勇氣與氣節的學者，他總是追求真理的最終結論，不管那會多麼不受歡迎或令人不快。作為結果，Ludwig von Mises 是 20 世紀追求人類自由最偉大也最不妥協的冠軍。

這也難怪，那些怯懦者與腐敗者總習慣性地迴避 Ludwig von Mises 這個名字。在 Mises 追求真理與自由的道路上，他蔑視一切障礙與誘惑。高舉 Ludwig von Mises 這面驕傲的旗幟，Mises Institute 確實設出了恢復智慧與誠實的標準。

Mises Institute 前所未有地擴大與蓬勃發展。它的學術期刊《評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以及應用的高水準期刊，也是該領域唯一的期刊。它擴大並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真理。它也孕育奧地利學派學者，鼓勵新進年輕奧地利學派學生閱讀並替該期刊為文，同時發掘成熟的奧地利學派學者，他們往往在學術界被孤立但現在被鼓勵撰寫並提交文章。

這些人士現在知道他們並不孤單，而是日益龐大與增長的全國乃至國際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個記得找到另一個同意我們自由與自由市場偏好意見的人是什麼感覺的人，都會明白我的意思，Mises Institute 對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研究所針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教育的全面性計劃，還包括出版並經銷不管是原文或轉載的研究論文、書籍和專著，舉行各種重要經濟議題的會議，並在會議結束後以書籍形式出版會議論文。而它每月發表的政策評論《自由市場（The Free Market）》，提供了奧地利學派角度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精闢評論。而《奧地利學派經濟時事通訊（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則帶來重要發展的相關新聞與評論。

此外，Mises Institute 在美國奧本大學設有學術總部，並頒授經濟學碩士與博士學位。Mises Institute 提供大量研究生獎學金，開放給不管是在奧本大學或是其他在全國各地有前途的年輕研究生。

最後但非最不重要的是，由 Mises Institute 所贊助的夏季研討會取得巨大成功，這個研討會為期一周並專注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課程邀請眾多顯赫的講師，並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最優秀的年輕頭腦，從而被認可是最嚴格、最全面性的課程。在這裡，奧地利學派的領頭經濟學家會在舒適的校園環境，對學生進行密集授課並與學生進行討論。參與者幾乎都是最好、最聰明也最具求知慾的奧地利學派新芽。他們從那裡開始發展、畢業，並成為自學的奧地利學派學者、成為商人或其他意見領袖，深知真理以及奧地利學說與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性。

此外，Mises Institute 的獨特指導方式，避免講師在發表演講後迅速離場的學術常例；相反的，他們出席所有的講座，並鼓勵學生與學院之間的友誼及團隊精神。這些友誼與關係可能走一輩子，而這些對於建立任何形式，具有活力、凝聚力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自由市場的長期運動而言，非常重要。

這一系列活動的基本要點有兩方面意義：推進學科內容並不斷擴大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真理的綜合體；建立蓬勃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運動。沒有科學或學術專業能無中生有；必須孕育於人們的發展，透過個體間互相討論、筆談與相互交流，來協助建立並維持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內容。

Mises Institute 取得的巨大成就，只在清楚 1982 年成立當時所面臨的條件背景之下而被理解。Mises 的頭號門徒 F.A. Hayek 在 1974 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那是一個令人吃驚的變化，以前的諾貝爾獎專頒給數學凱因斯主義者。1974 年同時也是現代奧地利學派偉大的理論家與自由倡導者 Ludwig von Mises 的去逝周年。Hayek 的獲獎激發了這個長期被遺忘之經濟思想學派的復興。之後幾年，年度的學術研討周會聚集各路領頭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以及最聰明的年輕學生；而這些會議論文在會後發表成卷，推動奧地利學派的復甦。奧地利經濟學派在凱因斯主義革命帶來近 40 年的忽視後正在復甦，凱因斯主義革命將習日繁榮發展的奧地利學派給丟入歐威爾式忘懷洞裡。

在奧地利學派復興運動中，許多奧地利學派者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心，是的，只能是 Ludwig von Mises。這個偉大的智者發起、建立並開拓 20 世紀的奧地利學派，而他對質樸且不容妥協的真理，抱著勇氣與奉獻精神，讓他成為本世紀自由與自由放任經濟戰場上的傑出戰鬥者。以他的思想以及他引以為豪的人格，Mises 是我們所有人的靈感與燈塔。

但在蓬勃發展中，有些問題開始出現。1976 年夏天最後一次成功的研討會結束後，每年一度的高水準研討會消失了。而設立奧地利學派期刊以鞏固並擴大成功復興運動的提案也屢屢碰壁。夏季的基礎教學研討會雖然繼續進行，但語氣開始改變。我們開始聽到一些令人生惡的消息正在蔓延：他們低聲說，Mises「太教條…太極端了」，他「以為他知道真理」，他「疏離人群」。

是的，當然，Mises 遵奉「教條」，即，他全心奉獻於真理、自由與自由企業。是的，確實，Mises 即使是最和藹可親也最鼓舞人心的人，他始終「疏離人群」，意思是，他系統性地疏遠集體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整頓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

當然，這種指控了無新意。Mises 英勇且頑強的一生當中都飽受這些抹黑攻擊。而令人感到煩擾的，是這些傳播謠言者都清楚：他們一直到奧地利學派「繁榮」期間，看來都像 Mises 追隨者。

很快地，什麼遊戲正在進行顯得很清楚。無論是獨奏或和鳴，那些參與這一轉變的個人與團體，都出於意識地作出關鍵決定：他們得出結論，自己該早點明白人類行為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不妥協的自由放任主義，既不受政治家歡迎，也不受體制派歡迎。這些觀點也不受主流學者「尊敬」。一小群富有捐助者認定追求權力與財富之路不在此，而許多年輕學者則認定保住學術飯碗的方法是討好學術主流意見，而不是維持往往被忽視之真理的承諾。

但這些整頓主義者並不希望直接攻擊 Mises 或奧地利學派學者；他們深知 Ludwig von Mises 廣受商人與有智人士的欽佩，而他們不想疏離現有或潛在的支持。怎麼辦呢？就和一個世紀前某些團體做的事情相同，扭曲高貴的「自由」一詞，變成與其對立的中央集權與專制，而非自由。同樣的行為，也發生在美國憲法意義的改寫，把限制政府凌駕個人權力的文件，扭曲成認可與合法化這種權力。正如著名經濟記者 Garet Garrett 對羅斯福新政的評論：「只有形式的革命」，保留奧地利學派之名，行相反之實。竄改原先奉獻給經濟法則與自由市場的內容，變成模糊的虛無主義，含糊地接受 Mises 的宿敵：歷史主義、制度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與集體主義。這些，毫無疑問地，在許多學術界內都更「體面」。該拿 Mises 怎麼辦？他們並未公開攻擊他，而是採取忽視，並希望 Mises 過段時間後會同意這個新的狀態。

就在 Ludwig von Mises 的思想快要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消失在歷史洪流，而「奧地利學派」這個名字也幾乎被扭曲成反面指稱之時，羽翼未豐的 Mises Institute 走入這團瘴氣與破毀。

Ludwig von Mises 抱著單純的想法創始於 1982 年秋天；沒有凱子爹、沒有捐贈基金，也沒有億萬富翁的協助。事實上，那些當時看來是「奧地利體制派」的高權者們努力地擺爛，希望看到 Mises Institute 失敗。

然而，Mises Institute 堅持下去，被真理與自由的光明激勵，逐漸地找到同樣支持 Ludwig von Mises 一生思想與原則的朋友與支持者。Mises Institute 發現自己的期望是有道理的，美國確實有很多自由與自由市場的忠實倡導者。我們的期刊、研討會、會議中心與獎學金蓬勃發展，我們能夠推行一門學問，不對那些虛無主義與國家主義等不知情社會誤以為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妥協。

這場鬥爭的結果令人滿意。成千上萬接觸奧地利學派的學生，成為主流理論的激進替代品。真理之光壓倒口是心非。不再有任何爭用奧地利學派之名的可行競爭對手。自由市場再次出現具有原則且勇敢的倡導者。正義在這次取得勝利。不僅復甦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蓬勃發展前所未有，它現在也在健全的奧地利學派框架下發展良好。最重要的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又再次回到 Mises 主義。

【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Tue, 05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文：吳莉瑋
圖：Carbon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Rothbard 提出幾個政治上常常採用的「快速修復」解藥，事實上是如何因為專注於狹隘的某一層面而忽略長久的副作用，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如果保守派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有所謂的美德，應該是對公眾政策產生之間接後果的意識，而非只是意識到公眾政策的直接後果。若以 Henry Hazlitt「破窗效應謬論」的精神，他們應該將「三思而後行」的態度帶入政治生活。

相反的，那些本應更具知識的朋友與同事，近幾年來越發追求一些據說能無後遺症地神奇解決問題的「快速修復」噱頭。不幸的是，他們似乎忘了基本的 Mises「政府定律」：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快速修復」，容易讓我們陷入比現狀更糟的混亂。

「快速修復」的基本缺陷，是專注於受政治關注的某方面問題，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問題。因此，教育券計劃將重點擺在公立學校的恐怖，而忽略了更廣泛且更重要的稅賦教育與政府對公私立學校的控制；對福利制度的反對專注於納稅人支付閒置人口，而忽略了稅賦補貼期間（不管受助人是否閒置）這個更廣泛的問題。

這些主流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感謝著災難性的《1986 年稅收改革法》，該法案追求雅各賓式的平等與「公平」，如此成功地關閉稅收「漏洞」而幾乎摧毀住房市場。此外，他們完全忽略了透過消除未保險醫療給付的所得稅抵免，稅制改革將加速柯林頓目前的健康計劃怪獸，從而產生「醫療不保險的問題」。

最近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快速修復」狂熱是死不足惜的《平衡預算修正案（BBA）》。國會似乎每隔幾年就會進入「愚蠢季節」並蹦出這個修正案。不，不僅如此；每個接替的 BBA 化身都比其前任更糟。為了追求通過任何修正案的歇斯底里慾望，增稅的限制正在逐步減弱。最新的《Simon 修訂案》中，國會多數能透過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

BBA 不明智的狹隘焦點，當然，是「赤字」，彷彿赤字是所有財政惡化的根源，必須以「任何必要手段」加以消除似的。但是，更廣泛的大政府問題根源並非赤字；甚至不是 Milton Friedman 長期以來強調的政府總開支；而是依賴三個環環相扣之財政手段的政府行為：赤字、政府開支和稅收。大政府是不斷腫脹與擴大的寄生蟲，它破壞生產性經濟的「私營部門」；而重點必須擺在盡可能地「戲劇性」減少政府預算中這三個因素的規模。

看著 BBA，它只專注於赤字的第一個顯然的不幸後果，是它很可能會確實導致大幅增稅，同時對限制政府開支不起作用。比赤字更糟的是更高的稅賦；實施 BBA 並透過增稅來對抗赤字，就像往病人胸腔開槍來治療支氣管炎一樣。

BBA 還有許多其他的可怕錯誤。它只要五分之三的國會表決通過就可以隨時被覆寫；它忽略了那些新增支出項目可以簡單地列成「預算外」就不受任何限制的事實；它忽略了授權州政府或私人公司的「聯邦政府預算外」支出，能讓預算數字算到這些單位身上而不是聯邦政府身上。

此外，BBA 完全是個騙局；它不會平衡任何預算。自從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聯邦預算程序將重點擺在未來幾年的預估預算，而非任何一年的實際預算。BBA 要求平衡的不是實際的聯邦預算，而是美國國會預估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任何一個傻瓜都知道，你可以很簡單的隨心估計，並透過操弄假設來獲得想要的結果。傳統上，政府總是低估未來行為的費用並高估收入。

因此，BBA 不僅對美國人民增加了沉重的稅賦，它也將犯下殘酷的騙局，那些希望結束赤字的公眾所接受的修正案，將只會粉飾太平，而非解決現實問題並結束赤字。簡言之，BBA 有助舒緩公眾對大政府擴張的反對，而這可能是整件事的最終目的。

最後，備受指責的政治分肥先生（Mr. Pork Barrel）參議員 Senator Robert Byrd（D-W.Va.），同時也是反對 BBA 的領導者，還強調了一個完全被忽視重點。不管他是否參與政治分肥，參議員 Byrd 在一個重要的憲法問題上作出雄辯：國會必須保留它看顧財政的重要權力。國會儘管罪惡，但至少對選民負責，而 BBA 修正案將會把這個權力從國會手上取走，轉交到聯邦法官的手中。聯邦法官不由選舉產生、不對選民負責，而且是長期追求權力擴張又無法將其移除的寡頭勢力。

正如參議員 Byrd 反對 BBA 的意見：「財政權力屬於人民。…它歸屬於代表民意的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法官並非透過人民選舉產生。」

說到「快速修復」，還會出現一個名副其實的噩夢。自由意志論者長期推動政府活動的私有化，但是，正如那些經常發生的事情，即使是私有化的好事也遭到偶像崇拜的磨難：某個備受珍視的思想運動，卻忽略了更廣泛也更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我們已經看到前蘇聯大幅依賴於形式上的「私有化」；舉例而言，如果那些壟斷舊有鋼鐵業、銅業的共產黨管理精英，突然成為這些非經濟複合體的「私人」業主，我們難道應該為此歡呼？

看回家裡發生的事，我們現在發現敬愛的 IRS，受到柯林頓政府的支持而想從事私有化。事實證明，對於財務部而言，將收稅的工作私有化，外包給私人公司將更有效率。嘿，我們真的想透過私有化部分或全部的稅務機關來提高所得稅的徵收效率？

難道我們真的要被 IBM 或麥當勞的「稅務警察」，拿著專橫強制命令破門而入，仔細搜索我們的生活與紀錄？任何人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前現代歐洲最令人贈恨的機制是「稅款承包商」。國王將徵稅的權力（或特權）授權私人的公司或「稅款承包商」，而能迅速得到稅收並省下龐大的官僚機構開支。你能想像那些失去主權或合法性外衣的稅款承包商，是如何受到人們的重度唾棄嗎？

有些人認為，為了挑起公眾的革命性反彈情緒，越糟的暴政越好。好吧，私有化徵稅可能能達到這點。

【譯作】革命到家門｜The Revolution Comes Home

Tue, 05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革命到家門｜The Revolution Comes Home

文：吳莉瑋
圖：Viewmind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volution Comes Home》，Rothbard 分析 1994 年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慘敗的社會原因，並惋惜柯林頓的左傾因為民主黨選舉慘敗而將遭中止，由於柯林頓再次轉往中間派路線，使得兩極化的強烈社會反感革命動力也胎死腹中，正如 Rothbard 所言：

自由與小政府的主要希望，是矛盾地讓柯林頓跟隨希拉蕊與其意識形態向左傾，動員並分極化公眾更高強度地反對柯林頓統治的回應。這樣一來，柯林頓的同盟只剩下 Jesse Jackson和ACT-UP，而反稅收、反監管、反政府的民粹主義將升級並推翻他的統治。

革命到家門｜The Revolution Comes Hom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1994 年的選舉前所未有地砸毀了醞釀數個月的人民革命選舉訴求：廣泛地拒絕柯林頓總統、柯林頓的民主黨，他們這些人與他們的作為。這是對近期一連串革命的合宜跟進，反抗與前蘇聯相關之政府及社會主義。這種反政府革命終於在去年蔓延到美國。對於柯林頓個人與意識形態上受憎恨之華盛頓特區的融合、「利維坦」聯邦政府以及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一股加劇的厭惡在美國政治中創造出強大的助燃劑。這股龐大的否定勢力，甚至讓許多州政府脫離民主黨控制以及政府干預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民主黨思想。以前柯林頓或媒體蒙古大夫試著轉移選舉意義的有效策略（例如「反現任」），因為選舉革命的事實而顯得可笑且被拋棄。

Leon Trotsky 被 Stalin 流放後寫了本苦澀的書：著名的《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在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例子中，花了約 15 年來醞釀所謂 Stalin 對列寧主義革命的背叛。（實際上，儘管 Stalin 與 Trotsky 的分裂事件對西方知識份子而言充滿魅力，但相較於思想背叛，此事件更像是 Bolshevik 內部的個人與派系鬥爭。）

而在 1994 年 11 月雄偉的自由市場革命例子中，這種背叛幾乎立即顯現。這種背叛的確不可避免，它內建於美國目前的政治結構中。

基本問題在於被過度稱讚的「雙寡頭」兩黨制，此種制度鞏固於單一選區、贏家通吃的立法程序及社會主義化投票，並在 1890 年代以「漸進改革」被廣為接受。此次改革使得政府能對公眾投票以及公民表達選舉意願施加嚴格的限制。在社會主義化投票被接受之前（或稱為「澳大利亞」選票），投票採秘密進行，將記有候選人其中之一的卡片投入所提供的箱中。這種「選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因為兩黨制的關係，1994 年的選民唯一能表達擺脫可憎民主黨的革命渴望的方法，只能將票投給共和黨。不幸的是，控制共和黨的精英們早就有著非常類似於民主黨的意見，從而剝奪美國公眾哲學上的任何選擇。

兩黨統治精英共同的意識形態是福利主義與社團主義的中央集權；無論稱為社團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兩者只是意義與美學形式的細微差別。就本質上而言，企業與媒體精英長期以來一直參與騙局，騙局中的倒楣蛋則是美國公眾。當公眾厭倦了其中一黨，精英們便提供所謂的替代方案，但其實和原來差沒多少。

然而，並非全然無望。這種兩黨制的內在張力，來自於公眾長期被誤導，以為兩黨間存在真正的選擇與強烈的意識形態分歧。其結果是，無論是一般選民或是兩黨積極分子，都傾向於抱著衝突的意識形態並滔滔不絕地發表鮮明對比的言論。

這些基層人員以及黨派部隊都傾向於相信並認真看待政黨說辭。而從前滿意於政治領袖的花言巧語而不在乎其真正作為的美國公眾，特別是保守派人士，現今也將目光關注於現實情況，他們對於華盛頓特區不斷蓬勃發展並束縛他們的利維坦國家，產生逐漸上升的不滿反抗怒氣。

這次，基層的保守派對 Robert Dole 感到感冒，Robert Dole 因獻身於妥協增稅與提高政府支出而出名。而真正的危險在於 Newt Gingrich，他醞釀了誘騙基層保守派信任的花言巧語，這將導致他們的革命。

即使是在修辭學意義上，Newt Gingrich 也令人想起飄忽不定的柯林頓，一下說熱一下說冷，每天都在改變，一下子呼籲革命（《華盛頓郵報》的 David Broder 最近叫他「壞 Newt」），一下子又承諾與他據稱在白宮的頭號敵人「合作」（「好 Newt」）。備受爭議的 Gingrich「條約」遠非擊退大政府的表述，而是瑣碎與虛偽。讓我們繼續看一些反中央政府革命的關鍵面貌，看看那些包括 Gingrich 的那些共和黨精英們如何塑造假象。

稅。忘記資本利得稅那些微不足道的削減與扶養減免額度。關鍵點是，Gingrich 與其他領導人都致力於災難性的布希暨柯林頓兩黨（Bush-Clinton-bipartisan），其概念為從不減少政府的總收入，所以，任何的減稅都必須以其它地方的增稅（或增「費」）來作為補償（「兩黨」這個可怕的詞，本身就代表著雙寡頭壟斷與出賣原則）。確切而言，直到大幅度削減所得稅的提案通過之前，共和黨精英所謂的擁抱小政府將繼續只是詐欺與騙局。

廢除《布萊迪法案（Brady Bill）》及普遍的槍枝管制。「條約」或各黨領導隻字未提。

廢除平權法案。隻字未提。

放鬆管制，即，廢除《職業與健康法令》、《美國殘障法案》、《清潔空氣法》等。隻字未提。

入境管制。反對非法移民、一般移民或移民福利，隻字未提。

取消外援。不僅隻字未提，包括 Gingrich 的全體共和黨領導層，都堅定地致力於在經濟與軍事上進行全球性干預的美國外交政策。

退出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同上，因為全體領導層承諾延續自二戰以來兩黨所追求的全球干涉主義外交政策。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受到管理整個世界貿易的關鍵動力驅動，公眾至今所知的任何事，政客都扎實地反對，Gingrich、Dole 和整個共和黨體制派不顧公眾反對地熱切盼望之。唯一的例外是 Jesse Helms，他開始找回自己的右派老路。

政府開支。沒有真正的削減被精英倡導；相反的，條約承諾在蘇聯威脅不再的世界中增加軍費。公眾希望嚴格遵循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再次被挫敗。

廢除美聯儲。哈！

取消教育部、能源部等。哈！

相反的，共和黨精英替一些《平衡預算修正案》等騙局服務，並增加國會單項否決的行政權力。將不會出現任何真正的權力下放，或恢復《憲法第 10 號修正案》。

那麼，為什麼此種情況並非無望？因為基層間憤怒地反政府激情。因為許多新共和黨國會議員認為自己沒有獲勝機會，因此不願自己的政治搖籃被政黨精英扼殺。這些後生反映出他們選區中的硬右派氛圍。

如果公眾保持警惕並持續施壓這些軟弱又無原則的政黨精英們，他們可能會被灌輸要保持良好行為。此外，革命隨著柯林頓與其政治運動的到來而呈現兩極化反應。所謂專業「兩黨」精英的訴求，和所有主要政黨幾乎相同。

這些精英在 1992 年時捨棄布希而改捧柯林頓，因為他們認為柯林頓是個安全的中間派「新民主黨人」。相反的，比爾，特別是希拉蕊，證明了自己是硬左派的意識型態代表並推動美國左派聯盟的政治衝突，這些作為超過那些中間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忍受幅度。這些中間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將所謂的政治對話，定義成 Al From 與 Al Gore 等「溫和」民主黨，和 George Bush 與 Bob Dole 等「溫和」共和黨之間的永恆對話。柯林頓的大幅左移搞砸一切，並創造出反政府民粹主義能繁榮發展的缺口。

柯林頓的左傾舉動極端化美國政治意見，並產生了反向的巨大反應。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與保守主義者必須保持並增加共和黨領導層的壓力，鼓勵那些後生議員並威脅出走，讓那些遵循本能而背叛共和黨原則與民主黨妥協的領導層留在家裡。

人民革命並非一次性命題，它是持續的過程，而 1994 年 11 月的偉大掃蕩是個明顯的例子。新的民粹主義革命要多管齊下，也需要內外兼攻選舉機制。

請注意，自從競選以來的所謂戰爭只剩滑頭威利（柯林頓）的靈魂。共和黨精英正懇求柯林頓往中間派移動並與「溫和」共和黨人聯盟。而自由與小政府的主要希望，是矛盾地讓柯林頓跟隨希拉蕊與其意識形態向左傾，呼籲其核心選民，動員並分極化公眾更高強度地反對柯林頓統治的回應。這樣一來，柯林頓的同盟只剩下 Jesse Jackson 和 ACT-UP，而反稅收、反監管、反政府的民粹主義將升級並推翻他的統治。

【譯作】如何去社會化？｜How to Desocialize?

Fri, 01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如何去社會化？｜How to Desocialize?

文：吳莉瑋
圖：Dunechas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How to Desocialize?》，Rothbard 討論前共產國家當時紛紛努力擺脫社會主義，轉向西方借鏡時竟找不到任何可用的參考解決方案，就像一位匈牙利人的發言：「有許多西方書籍討論奪取政權的困難，但沒有人談論如何放棄權力。」

如何去社會化？｜How to Desocializ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每個俄羅斯人與東歐人都希望去社會化。他們確信社會主義不可行，急著要進入私有財產權與市場經濟的社會，越快越好。正如先前為共產主義工業部長，目前為波蘭領先民營企業家的 Mieczyslaw Wilczek 在最近選舉中所說的那樣：「波蘭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共產主義，再沒有人希望聽到任何馬克思與列寧。」

除了確實進行私有財產權並譴責工會，Wilczek 也攻擊平等的概念。他指出有些人因為他最近呼籲民眾追求財富而感到憤怒。「不然我要呼籲什麼？讓他們變的更窮？」他被執著於共產黨的波蘭選民拒絕了！

東歐人都渴望西方典範來指導他們如何加快這個過程。他們該如何去社會化？不幸的是，過去 40 年中，無數的保守派機構與學者研究東歐共產主義，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去社會化。許多博弈論與權勢濫用的討論，但鮮少能為東歐的去社會化者所用。

就像一位匈牙利人最近的發言：「有許多西方書籍討論奪取政權的困難，但沒有人談論如何放棄權力。」問題就在保守主義的公理之一：一旦某個國家踏入共產主義，這個過程將不可逆，而這個國家就進入黑洞，永遠不會恢復。但如果，就像現在所確實發生的那樣，民眾甚至是統治精英受夠了顯然不管用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呢？

那麼，共產主義政府與其反對派要如何去社會化？有些步驟顯而易見：合法化包括貨幣（讓貨幣能以市場匯率自由兌換）的所有黑市、刪除所有價格與生產控制、大幅減稅等等。但國營企業跟國家機構該如何是好？畢竟，這些是共產主義國家的主要活動。

賣掉它們的簡單答案在這個問題上不管用，無論是透過合約或拍賣。購買幾乎都是國有企業的資金該打哪籌措？而我們又怎能認為政府有權透過這種過程收集幾乎所有的資金？讓國營企業的管理階層自己設定價格還不夠；東歐都承認的關鍵步驟，是把國家財產私有化。因此，有些個人與團體將獲與這些資產？誰？為什麼？

正如 Paul Craig Roberts 教授最近在莫斯科對蘇聯科學院的迷人演說談話，將政府財產轉到私人手中只有一個方式。諷刺的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方式是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口號：「土地分給農民（包括農業工人）」和「工廠分給工人！」把國家在 1917 年徵用的財產「回歸」到當時所有者的後代很不切實際，因為許多都已不存在或難以辨識，而被共產主義政權創造的許多新產業也肯定找不到原主。

還有個很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問題：現有的執政精英與權貴階層該怎麼辦？波蘭的反對派記者 Kostek Gebert 最近提出選項：「殺死他們或接受他們。」不可否認，殺了這些舊有的專制統治精英將達到情感上的滿足，但很顯然，那些在波蘭、匈牙利還有俄羅斯現場的人民，傾向於和平地接受他們更甚於追求正義的血腥內戰。而這也是權貴階層所希望的。他們想要自由市場與私有財產權，但當然，他們也想確保過渡期後能在未來有可觀收入，至少在分配初始資本時，能讓他們以資本富裕的民營企業家身分進入資本主義。

有趣的是，沒有人比他更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 Paul Craig Roberts 也建議更多的和平主張：「從歷史上看，統治階級不是接納變革就是被推翻。我建議共產黨接納變革。」實際上，這意味著「國營工廠所有權應分給統治階級與工廠工人，並發行股票。」他的解決方案具有相當意義。

另外，Roberts 說用全國性彩券系統來決定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也行，因為不管初始擁有者是誰，私有財產的經濟都將更為有效率，而「資源最終會自己找到方法落到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手中」。問題是 Roberts 忽略了大多數人對正義的渴望，特別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彩券分配系統可能會明目張膽地不公，隨後的私有財產制度可能永遠不會從這個最初的打擊中恢復。再者，這種彩券方案對提供者與其他人的意義不同；現實世界中的大多數人都買不起，也不希望採取這種希臘神話的觀點。

無論如何，Roberts 都扮演了展開討論的重要角色。此時正是時候讓西方經濟學家開始解決去社會化的關鍵問題。也許他們可能推動 20 世紀最受人歡迎也最令人興奮的發展。

【譯作】社會主義者的股市？｜A Socialist Stock Market?

Fri, 01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社會主義者的股市？｜A Socialist Stock Market?

文：吳莉瑋
圖：Foxtongu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 Socialist Stock Market?》，Rothbard 介紹匈牙利引進股市的過程，並說明股市的存在是自由經濟的重要指標，雖然，匈牙利向西方學得太好，不幸也一併移植各種股市管制手法，即便如此，朝自由再多邁一步，總是好的。

社會主義者的股市？｜A Socialist Stock Marke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即使在改革之前的日子裡，社會主義也從不是獨塊巨石。共產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的頻譜範圍包括從南斯拉夫的準市場與準工團系統到鄰國阿爾巴尼亞的集中式極權主義。有一次我問偉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專家 von Mises 教授，他會將「社會主義」國家定義在這個中央集權頻譜的什麼區段。當時，我不確定存有任何明確的標準可以做出那種鮮明的判斷。

因此，我很高興也很驚訝 Mises 的答案清晰又果斷。他立即回答：「股市。股市的存在對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權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有個運作良好的市場，進行私人生產手段所有權的交換。沒有股市的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私人財產權：如果這樣的市場被允許存在，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

所以，許多共產主義國家在中央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招牌下，不顧一切地準備引進或推出股市，特別令人感到鼓舞。這種前景展望在幾年前無法想像！中國共產黨已經進行了這種進程的早期階段。蘇聯則開始談論引入股市。

股市已經存在於幾個中國城市。然而，到目前為止它們仍是可憐的雛鳥。僅管目前共產黨領導人允許民營企業擴張以及發行股票，但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幾家公司發行股票，而且這些股票性質更像債券。股利就像債券利息一樣被固定，更重要的是，這些股市並非自由市場定價體系，而是由中央政府固定股份價格。

即便如此，這些小股市也在不斷擴大，中國的國有企業正對公眾拋售股份，而數以千計的合作社正將其所有權股份出售給他們的工人。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 Harry Harding 評論道「他們的想法是讓公眾擁有足夠的股份以繼續沿用社會主義的說法」，同時，他們「讓企業對某個人負責而非對國家官僚機構負責」。儘管極不情願，中國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急於從公民身上勸誘儲蓄存款，將儲蓄從珠寶首飾與藝術轉到資本投資上。

另外一個推動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建立股市的動機，是希望吸引外國投資者。但大家顯然都清楚，包括共產黨領導人，為了吸引國外資金，盧布和其他共產主義貨幣必須解除當前的荒謬控制與人為高估，並能自由兌換成美元和其他西方貨幣。共產黨政府們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來吞下這個子彈，但他們肯定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正如預期，走向自由股市的共產主義國家中最激進的一直是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微小股市已存在一段時間，但匈牙利政府在 1989 年 1 月 1 日開始允許外國人投資匈牙利股票，甚至允許外國人持有一些公私營匈牙利企業高達 100% 的股份。這些股份開始會在目前的微小市場進行交易，但布達佩斯預計在六個月內，成立二戰後東歐第一個正常運作的國際證券交易所。

這個東歐第一間真正的證券交易所在開幕時將有 10 至 20 間上市公司，但不幸的是，它也配備了所有隨之而來的美國證券交易所標誌，包括內線交易規定與匈牙利式證交會。向西方學得太好！

布達佩斯銀行副總裁 Szigmond Jarai 對此新發展特別熱衷，他也是未來監督證券交易所的政府委員會主席。Jarai 宣布「股市是高效經濟的中心…我們必須減少官僚主義並解放企業家」，他的補充聽起來就像《紐約時報》的評論：「不像共產黨政府官員，更像華爾街的自由市場愛好者。」

更多的自由即將到來。匈牙利國會正在考慮稅制改革，將允許外國股票投資者無須因股息或資本利得支付匈牙利稅項，並修法允許匈牙利與國外的合資企業經營證券經紀。此外，前進的道路已經鋪好，匈牙利擁有東歐唯一的債券市場，以及讓不健全企業被迫停業的破產法律制度。

當然，即使是匈牙利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匈牙利計劃在未來兩年內大幅度私有化匈牙利經濟的各部門，也有傳言稱匈牙利福林將可換成其他西方貨幣。即使是愚昧的波蘭，國會也在草擬允許私人商業銀行的法案，並消除波蘭茲羅提的外匯管制。社會主義不僅在世界各地開始崩裂，以 Mises 的標準來說，我們很快就可以丟帽歡呼匈牙利不再是社會主義。

【譯作】給社會主義陣營的激進處方｜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

Fri, 01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給社會主義陣營的激進處方｜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

文：吳莉瑋
圖：me and the sysop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Rothbard 提出共產主義國家去社會化與私有化的有效處方：全面取消價格管制、將貨幣變成可兌換的硬通貨、建立完整的股市，並透過「原始占用（homestead）」原則一次性地將現有國有企業私有化。

給社會主義陣營的激進處方｜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東歐內外的人們都普遍認為，擺脫他們加劇赤貧的唯一解決辦法是放棄社會主義與中央計劃，並接受過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經濟。但關鍵問題是西方傳統智慧顧問採用的進度緩慢，「逐步」自由，而非採取受人唾罵的激進全面性社會變革。

漸進主義與逐步改變，始終以冷靜、實用、負責任且具有同情心的改革方式進行，避免突如其來的衝擊、痛苦的錯置，以及失業所帶來的徹底改變。

然而，在此及許多領域中，傳統看法是錯誤的。東歐人從未如此清楚明白，唯一可行又實際且能快速起作用的方法，是全面廢除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

首先，正如我們在蘇聯所見，漸進式改革提供方便的藉口，讓既得利益者、壟斷者與受益於社會主義的低效率懶漢什麼都不用改變。結合這種抵抗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特有的官僚阻力後，原先具有意義的改變被削弱成修辭學和口惠不實的承諾。

更根本而言，因為市場經濟是複雜、相互關聯的無縫網路，僅控制一部分將造成更多的資源錯置，且使這些資源錯置無限延續。

蘇聯是個顯著案例。改革者希望取消價格控制，但他們擔心這個主張在已然通膨的環境下將大幅加劇通貨膨脹。不幸的是，渴望吸收資本主義的東歐人，卻採取西方經濟學的謬誤，專注於等同「通貨膨脹」的物價上漲，而非專注於造成物價上漲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在蘇俄與波蘭，政府將數量龐大的盧布與茲羅提注入流通，從而提高了物價水平。在這兩個國家中，嚴重的價格管制偽裝物價上漲，也創造了大量的物資短缺。許多價格管制的例子中，當局試圖透過嚴格的消費品價格管制來緩和消費，如肥皂、肉品、柑橘類水果或燃料。其必然結果就是，這些寶貴的物資特別地供不應求。

如果政府冷靜下來後取消所有價格控制，確實會有許多商品價格將一次性大幅上升，特別是那些因為物價管制而遭受嚴重短缺的消費品。但這種價格上漲是一次性的，不像擴張性貨幣政策造成的持續性與加速性物價上漲。此外，如果價格便宜但是消費者卻找不到地方購買，這有什麼好值得安慰的？如果可以買到一塊 10 盧布的肥皂，總比從來沒出現過的 2 盧布肥皂好。當然，市場價格（例如 10 盧布）並非武斷的決策，而取決於消費者本身的需求。

整體開放將一舉消除資源錯置與限制，也給出自由市場的空間來讓人民發揮精力、大幅提高產量，並把分配不當的資源重新轉向能讓消費者滿意的事務上。我們永遠不該忘記，西德從二戰結束後的蕭條中「奇蹟復甦」，是因為 Ludwig Erhard 與西德人民在一夜之間一舉廢除價格與工資管制系統，光榮的 1949 年 7 月 7 日。

此外，東歐國家亟需資本以發展經濟，無論資本來自於國內儲蓄或外國投資者，只有在以下情況才會出現：（1）真正的股市，資產股份所有權的市場；和（2）將貨幣變成硬通貨。西德改革的一部分是讓馬克成為硬通貨。

如果所有價格管制立即刪除、貨幣變成可兌換的硬通貨並建立出完整的股市，接下來該怎麼處理社會主義陣營中龐大的國有企業？這是重要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大量資本資產集中於國有企業。

許多東歐人現在都意識到，促使國有企業注意價格、成本或利潤而變得有效率，是個沒望的嘗試。大家都越來越清楚 Ludwig von Mises 是正確的：只有真正的民營企業與生產手段的私人擁有者，才能真正響應利潤與虧損系統的經濟獎勵。而且，只有真正的價格體系能反映成本與獲利機會，而真正的價格體系得由實際市場中產生，也就是私人業主間的物業買賣。

顯然，所有國有企業與營運都應立即私有化，越早越好。但不幸的是，許多投身私有化的東歐國家不願意推動這個補救措施，因為他們抱怨人民沒有錢可以購買這座資本山，而且國家也幾乎不可能將這些資產正確地訂價。

不幸的是，這些自由市場倡導者的思考不充足。不僅是社會主義下的公民沒有足夠資金來購買國有資產，還出現個嚴肅的道德問題，國家該拿這些錢做什麼，而且國家憑什麼能從長期受苦的人民手中積累這筆錢。

再次，私有化的正確方法是激進的：讓當前使用者「原始占用」這些資產，例如，按比例將各公司所有權股份轉讓給工人。在這個一次性的普及私有化之後，市場上的股份價格將會隨著該公司或資產的生產性與成功度而有所波動。

「原始占用」原則的批評者通常都譴責這種想法是收受人「意外收穫」的「贈品」。但事實上，這些原始占用者已經創建或採用這些資源並投入生產，而隨後的任何利得（或損失）將是這些原始占用者生產與企業行動的結果。

【譯作】榮耀的戰後世界｜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

Fri, 01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榮耀的戰後世界｜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

文：吳莉瑋
圖：Express Monorai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Rothbard 點出每次戰爭之後，政府習慣性地以各種藉口擴大國家權力，雖然對外戰爭結束，但戰爭時期的各種利益團體，仍想盡辦法找出各種「敵人」，繼續延續所謂「聖戰榮耀」。

榮耀的戰後世界｜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歷史上的每場戰爭都是國家權力的大躍進，而戰後充其量僅會部份釋權。

看來微小的 1812 年戰爭，花了傑克森三十年來洗滌美式生活，而我們的自由在經歷南北內戰與兩次世界大戰後從未完全恢復。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家主義有了看似不可阻擋的論點：美國應該要用它的奇蹟與榮耀、團結的武力精神與單一的國家利益，對國內弊病宣戰。
而國內總充滿著需要動員國家意志來對抗的問題：大蕭條、貧困、不公正，還有你想的到的其他問題。而動員必然意味著集體主義行動：增加總統之下的聯邦政府權力。

第一次世界戰爭的戰爭集體主義，結合了大政府、大企業、大工會、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大政府下的技術官僚，與其年輕策劃者，在那之後，Bernard Baruch、Herbert Hoover 與 Franklin Roosevelt 的人馬，用其漫長的餘生努力奪回那些幸福的集體主義時光，並在和平時期將這些集體主義永久性地加諸於美國。在 Hoover 與 Roosevelt 新政期間，那些戰時的集體主義機構與言論被抓回來用以「打擊」大蕭條，而往往是由相同的人馬經營相同的機構。

因此，Eugene Meyer 將聯邦資金借貸給企業的戰爭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由 Hoover 擴大並改名為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而存留於和平時期的 1920 年代，相同的 Eugene Meyer 在位於華盛頓的相同辦公室裡高興地辦事。並在二戰期間帶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集體主義規劃。Baruch 的戰爭工業局（War Industries Board）在二戰期間改組為戰爭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Board），並在朝鮮戰爭期間透過 GE 的 Charles E. Wilson 再次復活。

而用於圖利特權工會、設定工資與仲裁糾紛的戰時勞資糾紛調解委員會（War Labor Board），啟發了 Roosevelt 新政早期的國家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Board），並被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成功地以《瓦格納法（Wagner Act）》在二戰期間接替戰時勞資糾紛調解委員會（War Labor Board）。

加速中央集權的特別危險是成功的戰爭；韓戰與越戰加劇了國家權力，它們沒有帶來士兵的思鄉，而是奪回成功戰爭昔日輝煌的渴望。如果我們比較敵人與美軍的傷亡比，沒有其它美國戰爭比海灣戰爭還成功。

因此，我們能預期逐漸升溫的氣氛，將戰爭主場轉移到國內。當前世界中，電視似乎加快了公眾迴響，戰後的國內集約化已經開始。這種國內戰爭精神充分體現於布希總統 1991 年 3 月 6 日在國會的勝利演說：

戰爭剛結束，還有許多明確的目標、時間表，還有高於目前取得成果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以相同的自律意識、同樣的毅力，以同樣的方式迎接國內的挑戰。

布希總結了一些國內議程，包括「公民權利」、公路、航空、運輸與「犯罪包裹」等「改革與重建」提案，並稱讚自己過去一年的「歷史性」《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還有他《美國殘障法案（Disabilities Act）》的「政績」，以及未來的《兒童照顧法（Child Care Act）》。在總結過後，布希總統加給國會最後期限：「如果我們的軍隊可以用 100 小時贏得地面戰爭，那麼國會肯定可以用 100 天通過這些法案。」

總統接著在對國會的施政報告中指出，五個星期前他已向國會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能在遙遠的土地上如此無私地面對邪惡並追求真善，那麼可以肯定，我們可以使這土地成為它應該要有的樣子。」藉由美軍的勝利，總統告訴我們，我們的軍隊「改變了一個國家」。總統最後總結：「我們在國內外都還有許多必須做的事，我們也將這麼做。」

抓緊你的帽子還有皮夾與錢包，各位美國先生女士們，我們又要出發了！

【譯作】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

Wed, 2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

文：吳莉瑋
圖：Zach Straw via photopin cc

今日是六四的前夕，暫停一下《思想：自由與不自由》的連載，來回顧《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Freedom Revolution》，Rothbard 為文當時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正面臨瓦解，而撼動世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更是震驚人心，和平抗議的學生們被武裝坦克暴力鎮壓（還有坦克進場時的天安門外圍衝突），再次：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必須齊頭並進，缺一不可。

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將美國政治拿來與近來的世界事務相比較，真的發人省思。近來在美國的熱烈議題是 Jim Wright、Tony Coelho 還有 John Tower 因「過度」道德的可憐「殉難」。如果我們加強道德並打擊貪污與利益衝突，接下來，又會開始哭訴我們要怎樣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政府。回答很簡短，當然，我們的確會吸引較少的騙子和受賄者，但人們不禁要問，這有什麼好抱怨。

當我們在家裡討論雞毛蒜皮小事時，國外正發生令人震驚、痛苦、驚心動魄的消息。我們很榮幸地活在世界歷史上的「革命時刻」。歷史通常以冰川移動的速度緩慢進行，以至於看來似乎沒有任何體制或政治上的變化正在發生。乓！大量的隱諱不滿與緊張局勢累積達到某個點時，激進的社會變革爆發。改變的速度之快使得老舊市場迅速溶解。社會和政治生活以驚人速度從停滯變化到升級與波動。或許法國大革命期間的生活就像這樣。

當然，我所說的是世界各地正加速進行的社會共產主義革命性內爆。即，自由革命。領導者的政治立場幾乎逐月面臨徹底改變。波蘭的 Jaruzelski 將軍幾年前還是可恨的鎮壓象徵，今以辭職威脅他在共產主義政府的同事加入自由選舉與團結工會（Solidarity）的協議。另一方面，中國的鄧小平十年前還是改革市場的建築師，曾經因為拒絕增加個人與政治自由成為屠殺手無寸鐵中國人民的兇手，也開始在他的經濟改革中增加開放政策。

每天都有令人振奮與驚訝的消息。在波蘭，團結工會（Solidarity）在每場競選中以簡單的民主手段擊敗那些共產黨領袖：把他們的名字從候選人名單中劃除（很可惜不能用在這裡）。在俄羅斯，他們出版索忍尼辛的作品，而一位眾議院當選者，在全國電視上以最嚴厲的措辭譴責克格勃（KGB）並獲得全體起立鼓掌。克格勃領導者則虛心承諾振作。

在波羅的海國家，不只是共產黨高層以降的所有群體都呼籲從蘇聯獨立，愛沙尼亞更實施自由市場、嚴格政府限制與私有財產權。在匈牙利，出現了許多政黨，它們大多數都憤怒拒絕社會主義概念。

涵蓋了幾乎半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裡，幾乎沒有社會主義者。所有族群都試圖盡可能地快速拆除社會主義和政府管制；波蘭與匈牙利的統治精英們甚至願意盡可能在最小痛苦下進行去社會化。例如，在匈牙利，執政共產黨政府抱著「如果你不能打敗他們那就加入他們」的老原則，以成為領先資本家的目標安排匈牙利的去社會化。

我們也看到對 Hayek 震撼世界的著作《到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的平反。二次大戰期間，社會主義似乎不可避免且無處不在，當時 Hayek 警告說，從長遠來看，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將齊頭並進。他特別指出「民主社會主義」的自相矛盾。社會主義的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獨裁控制。

現在每個人都很清楚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不可分離。中國的災難已經來臨，因為執政精英們認為他們可以享受經濟自由的好處，同時剝奪公民的言論、新聞或政治集會自由。6 月 4 日天安門廣場的可怕大屠殺，源於鄧小平與其同事對這個矛盾的忽視，想要兼得魚與熊掌。

手無寸鐵的中國民眾，因為他們信任政府的這個重大錯誤，在北京遇見了自己的命運。他們不停地重複：「人民的軍隊不能射殺人民。」他們為自由而受苦，但仍被共產主義「政府就是人民」的騙局給迷惑。現在，來自成千上萬無辜的勇敢年輕人，用血在每個中國人心中都刻上了可怕的教訓：「政府從來不是人民」，即使它自稱為「人民政府」。

據報導，當第 27 集團軍劊子手的坦克開入天安門廣場並輾毀民主女神像時，數百名手無寸鐵的學生手拉著手，在坦克往身上招呼子彈的時候唱著「國際歌」，他們倒入血泊後，任務被另一批遭遇了同樣命運的學生接手。

然而，西方的左派沒能從歌詞內容得到慰藉。「國際歌」是一部受迫群眾奮起反抗暴君統治精英的震撼呼籲。所有學生無疑都會唱的著名第一詩節，是對中國或任何共產黨精英的重要警告，他們拒絕的自由運動現在正動搖社會主義世界：

起來，飢寒壓迫的囚徒！
起來，全世界的受難者！
正義之雷發聲譴責，
美好新世界正要誕生。
不再揹負舊有枷鎖，
我們要起來，起來！
世界將重生於新基礎，
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

誰會再質疑鄧小平、毛澤東、波爾布特、史達林還有那些其他人的「正義之雷發聲譴責」？然而，「新基礎」與「正要誕生的美好新世界」是自由嗎？

【譯作】我們該紓困小戈巴？｜Should We Bail out Gorby?

Wed, 2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我們該紓困小戈巴？｜Should We Bail out Gorby?

文：吳莉瑋
圖：xdji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Should We Bail out Gorby?》，Rothbard 在美國是否該紓困戈巴契夫的問題中，劃破瑣碎的細節分析，直接深入挑戰這些爭辯的基礎立場：那些外國的貧困與美國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沒有人對非自己造成的他人苦難有任何責任，美國唯一能做的只有提供擺脫困境的明燈，即，強調保護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對於繁榮發展的至關重要。

我們該紓困小戈巴？｜Should We Bail out Gorb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是否該紓困戈巴契夫或該以何種程度（100 億？500 億？1,000 億？多少年？）紓困的爭論，幾乎都以虛假又具誤導性的措辭進行。看來，基本概念是美國政府因為一些神聖法令而變成蘇聯明智又良性的親者，而蘇聯則反過來，是個狂野不羈但正在茁壯成長的孩子，而且顯示出將成為負責任之家庭成員的跡象。在扶養所謂的孩子的過程中，親者被認為應該要獎勵／懲罰孩子，透過獎勵計畫來鼓勵改善，透過懲罰計劃來懲罰退步，而在進步的扶養觀念中，所謂懲罰計畫是指減少獎勵。但與現代道德觀格格不入，所謂「獎勵」完全是貨幣，也就是說，我們以賄賂來讓孩子從善。

而這些辯論，都不脫出把所有美國人都無可奈何地變成蘇聯的「父母」，並沿著這個概念發展：小戈巴作了好事，解救東歐並解放蘇聯，因為這點，他應該獲得豐富回報。另一方面，小戈巴叛逆了一段時間，跟那些獨裁上校壞朋友一起玩，他應該受到懲罰（扣押賄賂），但最近，小戈巴變好了。

除了試圖找出該以何種程度獎勵小戈巴或該扣押多少獎勵等瑣碎的併發問題之外，還有個額外的複雜問題，畢竟，小戈巴跟蘇聯事實上並不相同。如果我們重賞小戈巴，是會打壓像 Yeltsin（葉爾欽）那樣更激進的改革者，還是會把小戈巴往他們的方向推進？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懲罰小戈巴，是會導致那些獨裁上校接管，還是 Yeltsin 跟自由派將取代之？美國的體制派崇拜現狀（「穩定」）勝於所有，至少在外交事務上，把改變當成梅杜莎的頭一樣害怕，理所當然地支持小戈巴。

同樣的，在這次爭論中的所有人，即使是最熱心的倡導者，也都承認美國的預算有限，因此，紓困計畫必須有所克制。

這些複雜問題的結果，是在生活其他領域上看來似乎充滿活力地從事自由與激烈辯論的民主國家，實際上只是在不可爭辯的基本範式上分析比較瑣碎的差異：美國就像家長一樣，試圖找到可以糾正先前不守規矩之後代的精確計算公式。不幸的是，迫切需要廣泛批評的基本範式永遠不會被討論。

這個普遍被認可的範式有許多基本缺陷。首先，沒有人委任我們當蘇聯的父母。更具體地說，美國即使富有又強大，它也不是神；它的資源有嚴格限制，而近幾年更經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窄的限制。

即使我們想這樣做，我們的力量也無法治癒世界上的各種弊病。

我們沒有辦法停止或逆轉火山或救死扶傷。我們不僅無須對第三世界（或第二世界）的貧困負責；我們除了使自己破產跟貧困之外對此無可所為。我們只能提供走出泥潭的指標。美國與西歐不是因為意外或自然把戲才變得相對富足與繁榮；我們用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走出骯髒、野蠻和人類共同短暫的生命。

我們（或更準確地說我們祖先）透過獻身財產權與法治，提供自由與經濟蓬勃發展的體制。我們能對第二與第三世界唯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告訴它們：看吧，這就是我們繁榮的原因，維護私有財產和自由交換的權利，讓人們能夠儲蓄、投資，並保有所得。如果想繁榮，那就追隨我們祖先的腳步：私有化與放鬆管制。把政府芒刺從背上與生命裡移除。

如果我們採取這種新的（或該說回到原來的）範式，紓困小戈巴的問題會有不同看法。美國政府的援助只是對小戈巴還有其它新共產主義利益集團的獎勵。撇開那些花言巧語，這種援助只會加強蘇聯的政府部門，進而削弱俄羅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國唯一的希望：新生且掙扎中的私營部門。因此，援助小戈巴只是在獎勵小戈巴和他的朋友；但它卻不可避免地成為蘇聯人民的嚴厲懲罰，因為這種獎勵只會延後並打壓復甦到自由經濟的過程。

套用一句 Dos Passos 的名言（「行，我們是兩個國度」）：每個國家實際上都是兩個國度，不是一個。第一個是祝福流動的國度，人們在家庭、教會、科學、文化與市場經濟中自願交換。第二個是不事生產的「國家」的國度；它就寄生於生產性的第一個國度上：徵稅、通貨膨脹、控制、宣傳、謀殺。在蘇聯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裡，第二個國度瘋狂地發展，幾乎吞併第一個國度；最終結束於寄生蟲與宿主併毀。蘇聯人民需要美國紓困其國家機器的程度，就像老紐約式用語「無用的東西」一樣，毫不誇張。而那些希望抵抗使得蘇聯如此不幸之國家概念的美國公眾，應該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國外的災難與暴政中移開，再次聚焦在我們自己心愛的國家身上。

但出現了看來有力的反駁道理：如果我們不紓困小戈巴，蘇聯會不會有更壞的人上台？唔…誰知道？首先，蘇聯的命運不是由我們決定，而是蘇聯自己。再次強調，美國不是神。其次，因為未來不可預測，小戈巴之後的蘇聯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壞。因此，如果我們無法預測後果；難道我們不應該做對的事嗎？還是近來這個概念太晦澀難懂？

【譯作】社會主義的倒塌｜The Collapse of Socialism

Wed, 2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社會主義的倒塌｜The Collapse of Socialism

文：吳莉瑋
圖：Sean Walli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Collapse of Socialism》，Rothbard 簡述共產主義的發展歷史與瓦解過程，諷刺的是，至今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正如 Rothbard 所述，是那些躲在資本主義堡壘內享受舒適與奢華生活的西方知識分子。

社會主義的倒塌｜The Collapse of Socialism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在 1988 年經歷了 20 世紀最重要也最激動人心的事件：社會主義的倒塌。

在 19 世紀中後期崛起的社會主義新概念之前，社會與政治哲學的偉大辯論很清澈。一邊是自 17 世紀以來醞釀的古典自由主義，其理念振奮且解放人心：自由貿易與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政教分離、小政府及國際和平。正是這個運動帶來工業革命，在人類史上第一次把經濟轉向廣大消費者的需求與豐富滿足。

另一邊則是保守派的中央集權力量：王座與祭壇的舊秩序、封建主義、專制主義、重商主義、大政府授與的特權和卡特爾、戰爭及貧困的人民。

在思想、行動與體制的領域中，古典自由主義者迅速贏得這場戰鬥。世界已經認識到，自由、工業發展與所有人的生活水準，必須齊頭並進。

古典自由主義的遊行隊伍在 19 世紀時因為新想法而分歧：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沒有拒絕保守派過去也承諾過的工業化與群眾福利，他們宣稱可以透過建制比保守派更強制也更極權主義的國家，帶給群眾「真正的自由」。透過「科學」的中央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可能替所有人帶來自由且豐裕的世界。

獲勝的理想主義在 20 世紀付諸實踐，使得 20 世紀成為社會主義的時代。有半個世界成為全面且連貫的社會主義，而另一半也相當接近這個理想。幾十年來社會主義自稱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並嘲笑對手是「反動」（即不符現代思維）的「舊石器時代」和「尼安德特人」，但現在，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被迅速包裝。也就是所謂的改革與開放。

Ludwig von Mises 在社會主義世紀的來臨之際於其著名文章中發出警告，認為社會主義根本無法正常運作：它不能運作工業經濟，甚至不能達到中央計劃的目標，滿足它們所代言的廣大群眾。幾十年來，Mises 被嘲笑、被抹黑，以各種數學模型作為對他清楚解釋的「反駁」。

而現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匈牙利、中國及南斯拉夫，政府都急於放棄社會主義。權力下放、市場、利潤與虧損試驗、讓低效率企業倒閉等概念都被採納。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願意進行這種龐大且革命性的動盪？因為他們一致認為 Mises 是正確的，最終，社會主義不管用，只有去社會化的自由市場可以運作現代經濟。

有些國家甚至願意放棄部分政治權力，允許更多批評、秘密投票和選舉，愛沙尼亞甚至允許一個半黨制，因為他們含蓄地承認 Mises 是對的：無法在缺少知性與政治自由下擁有經濟自由和私有財產，沒有辦法只改革不開放。

看著自由的「骨牌效應」相當鼓舞人心。經歷社會主義後的各個國家，在通往自由與去社會化的道路上，爭相比較誰能走得越快越遠。

但這些扣人心弦的發展一直瞞著美國民眾，因為，在過去的 40 年裡，美國公眾輿論塑造者告訴我們唯一的敵人是共產主義。我們的領導人把焦點從社會主義本身轉移到較激進的共產主義變種。

這讓抱著相同於中央集權想法的現代自由主義者，可以把那些相互競爭的社會主義團體從恐怖的社會主義行動中分離。因此，托洛斯基主義者、社會民主黨、民主社會主義者或其他有的沒的團體，都能把自己塑造成反共產主義的好人，把古拉格勞改集中營或柬埔寨的種族滅絕等指責與社會主義脫勾。

很明顯的，這些歷史都無法漂白。自由、繁榮與真正合理經濟的敵人是社會主義，不僅是某個特定社會主義者族群。

即使是「社會主義陣營」也開始舉白旗，幾乎沒有俄羅斯、中國、匈牙利或南斯拉夫人還在使用社會主義。這些日子裡，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是那些在資本主義堡壘內享受舒適與奢華生活的西方知識分子。

【譯作】俄羅斯的黃金標準？｜A Gold Standard for Russia?

Wed, 2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俄羅斯的黃金標準？｜A Gold Standard for Russia?

文：吳莉瑋
圖：Ѕol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 Gold Standard for Russia?》，Rothbard 以美聯儲官員 Wayne Angell 與蘇聯央行代表的會談內容反詰 Angell，難道，真的要等到廉價紙幣的狀況變得像當時的盧布一樣糟糕，才有資格或需要迅速回到真正的黃金標準嗎？

俄羅斯的黃金標準？｜A Gold Standard for Russia?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 1989 年去社會化的渴望下，蘇聯找來西方的經濟學家與政治科學家，試圖從資本主義的源泉中吸取智慧。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許多美國與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高調缺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受苦了數個世代後，蘇聯與東歐對馬克思主義的忍耐到達極限；他們不需要那些沒有義務生活在自己馬克思理想裡的不切實際天真西方人。

這些西方滅火員去訪莫斯科的交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蘇聯央行代表與美聯儲官員 Wayne Angell 間的會談，該次會談發表於蘇聯《消息報（Izvestia）》並被摘錄於《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蘇聯央行代表驚訝地聽到 Angell 先生強烈建議蘇聯立即返回黃金標準。此外，不是假的供給面學派黃金標準，而是真正的黃金標準。Angell 說：「你們的政府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是將你們的貨幣單位盧布，定義為固定重量的黃金，且可供蘇聯市民及全世界贖回。」

這並不是說蘇聯央行的人不熟悉黃金標準；只是他吸取了傳統西方智慧，認為黃金標準只能在所有其他的經濟問題已被俐落地解決後的某個模糊遙遠未來恢復。蘇聯的金融專家問 Angell，為什麼首先要恢復黃金標準？

Wayne Angell 替迅速恢復到黃金的重要性進行了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他指出盧布已經完蛋，它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信譽。盧布系統性地大幅貶值、膨脹，被蘇聯當局嚴重高估。因此，以馬克或美元供盧布兌換是不夠的。Angell 坦率地解釋說，為了獲得信譽，成為真正的硬通貨，盧布必須變成「誠實的貨幣」。

Angell 繼續說：「我相信，如果沒有誠實的貨幣，就不能預期蘇聯公民對改革作出回應，而背後有黃金支持的盧布，將使得盧布看來像誠實貨幣，並會立刻以可兌換貨幣的身分在國際上流通。」

隨著盧布穩固地被黃金支撐，恐懼通膨的「盧布過剩問題」將消亡。蘇聯公民目前急於盡快消費以擺脫不斷貶值的盧布。但在黃金標準下，盧布的需求將大幅增加，而蘇聯公民也願意延後消費，用來換更多的消費品或西方產品。由於蘇聯工人與製造商渴望透過銷售商品與服務來換得這個具有價值的新盧布，將有更多的產品被製造出來。

然而，如果沒有黃金，Angell 警告說，蘇聯的改革方案可能在猖獗的通貨膨脹與盧布逐步瓦解的打擊下崩潰。

蘇聯央行代表很快就提出重要問題。如果黃金標準如此重要，為什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採用？Angell 答覆的弦外之音很值得注意：美元和其他西方貨幣「至少歷史上具有黃金可兌換性」，使它們能繼續透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啟動現今的浮動廉價紙幣系統。

那麼，Angell 先生真正的意思是什麼？他實際上在告訴蘇聯央行代表什麼？他的意思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能夠擺脫對人民強加不誠實貨幣的印象，是因為這些貨幣具有曾經與黃金相關聯的殘餘記憶。

與盧布相反，美元、馬克等貨幣都仍保留著信譽，簡言之，它們的政府仍然能夠欺騙他們的公眾，而蘇聯政府則不再能這樣做。因此，蘇聯必須返回黃金標準，而西方國家政府還不需要跟風。他們仍然可以擺脫不誠實貨幣的印象。

這將很有教育性，問問 Angell 先生，那些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貨幣嚴重裂化與惡性通膨的拉丁美洲，這些貨幣的情況難道不像盧布一樣糟，難道這些國家不該迅速恢復到黃金標準？甚至我們西方國家在尚未遇到註定的惡性通膨之前，難道就不能享受誠實、穩定、非通膨性貨幣的巨大好處？

【譯作】歡迎越南裔漁民｜Welcoming the Vietnamese

Wed, 2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歡迎越南裔漁民｜Welcoming the Vietnamese

文：吳莉瑋
圖：gari.baldi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Welcoming the Vietnamese》，Rothbard 介紹尋求政治庇護而受到美國歡迎的越南裔漁民，近來因為受到「法條困境」打壓競爭而訴諸司法公道的過程，他們一方面受到競爭對手引用過時的《瓊斯法案》禁止操作大型船舶，另一方面又受困環保主義者因各種物種之名禁止人類活動的窘境。

歡迎越南裔漁民｜Welcoming the Vietnames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自成立以來大都是自由之地，但也有少數例外。其中之一是對具政治影響力之航運業的公然補貼。為了保護長期以來面對國際競爭持續低效的產業，美國國會的初步行動是 1789 年通過的《瓊斯法案》，該法案保護海運業主和他們的優秀員工。《瓊斯法案》規定，在美國水域中五噸以上的船舶，其業主必須是美國公民，也只有美國公民可以任職此類船舶的船長或船員。

時代變了，出於任何國家安全方面考慮而需要私人船隻協助美國海軍的情勢也消失已久。《瓊斯法案》也早已成為一紙空文，但法律仍在，它總是可以被拿來當成貿易保護主義的棍棒。而這就是《瓊斯法案》所起的作用。

《瓊斯法案》的最新受害者是被我們歡迎的共產主義越南難民，他們是公認節儉、勤勞且具生產力的美國居民，努力工作以取得公民身份。不幸的是，對於那些低效率的盎格魯競爭者而言，這些漁民的生產力顯得太高。德州的捕蝦業者，曾在 1980 年代初期試圖使用暴力競逐越南裔競爭對手。

最近對越南裔漁民的憤怒發生在加州，主要集中在舊金山，越南裔的美國合法居民集資購買船隻，在過去十年中相當成功地從事捕撈石首魚與盲鰻。近幾個月來，為了反應盎格魯競爭對手的抱怨，海岸警衛隊引用長久以來被遺忘也未強制執行的《瓊斯法案》來打擊這些越南裔居民。

雖然越南裔居民願意在每次法條被引用時支付 500 美元罰款以繼續謀生，但海岸警衛隊現在開始威脅要沒收他們的船舶登記文件並結束他們的事業。事實上，這些和平、合法的永久居民，使得美國政府所謂「清楚顯示出國家安全的現存危機」更顯可笑。

越南裔漁民的律師，亞洲法律聯誼會的 Dennis W. Hayashi 指出：「他們因為政治難民身分受到美國歡迎，努力工作以取得公民身份。但只因為他們還沒宣誓效忠美國就暗示他們不值得信任，我認為這很殘酷。」

在 Marie Antoinette「讓他們吃蛋糕」的優良傳統下，美國政府的回覆是，這些越南裔漁民可以自由使用五噸以下的船在鄰近海岸處作業。問題是越南裔漁民主要供應石首魚和盲鰻給亞洲餐館與魚店，而這些魚種必須使用流刺網才能捕獲。那麼，為什麼不用小船在靠近岸邊使用流刺網呢？這裡，出現了典型的困境，因為我們的老朋友環保主義者在此起了作用。

環保主義者在七年前說服加州禁止在淺於 60 英尺的水域中使用流刺網。為什麼呢？由於這些網子會一網打盡候鳥和海洋哺乳動物。所以，環保主義者再次以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物種之名，成功對抗所謂的敵人：人類。

因此，身為追求自由與自由企業的集體主義受害者，這些越南裔漁民被美國政府圍困，一方面受到低效率競爭者的打壓，另一方面受到與人類對抗的環保主義者夾擊。越南裔美國人正在美國法院尋求公道，也許他們會獲得勝利。

【譯作】油價爭議再起｜Oil Prices Again

Tue, 2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油價爭議再起｜Oil Prices Again

文：吳莉瑋
圖：swissca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Oil Prices Again》，Rothbard 解釋自由市場中「價格」取決於供給與需求，與成本並無直接關係，而價格波動在自由市場上扮演著「出清市場」的重要經濟功能，透過許多投機性商人的囤積或緩慢抬價，有助於緩和劇烈的供需市場波動。

自由市場並沒有保證「利潤」，預測未來能力越好、越能滿足消費者的人，越有機會透過投機性行為獲得利潤；而預測未來的能力較差、越不能滿足消費者的人，則可能因為最終發現只能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而蒙受損失。換言之，在眾多個體間自願交換行為交織而成的自由市場中，沒有所謂「合理」利潤，也沒有「合理」虧損。

油價爭議再起｜Oil Prices Agai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1970 年代的十年經驗顯示，在油品價格問題上，有的時候，我們的整個經濟教育都是在浪費時間，包括無數的課程、學生、教授和教科書。如果我們深思科威特危機的普遍反應時，似乎真是如此。

當伊拉克在 1990 年 8 月 2 日入侵科威特時，布希政府迅速組織石油禁運與軍事行動試圖恢復世襲酋長帝國，而批發和零售油價立刻上漲。兩天內，全國各地油價每加侖上漲 4 到 17 美分。歇斯底里立刻蔓延。

媒體專家、財經新聞中、專欄作家、各政黨的政客、公眾甚至是部分石油工業的反應都一致。不能接受價格上漲，這是「石油巨頭（Big Oil）」的打劫，他們構成邪惡的「價格詐欺」，原因很清楚：不合理的貪婪。

光傾倒石油來「褻瀆」質樸沙灘和湛藍海水不夠，納德主義的公民行動能源政策主任 Edwin Rothschild 推出「先發制人」的抗議：石油巨頭們對美國消費者的所為，就像 Saddam Hussein 對科威特的所為。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地方政府急忙開始調查「詐欺」。參議員 Stevens（R-Alaska）不祥地預言聖誕節的排隊加油，參議員 Lieberman（D-Conn）帶領反油的參議院鷹派，宣布：「消費者絕對沒有理由支付更高價格的油與燃氣費…它必須停止。」

在如此棒喝下，ARCO 迅速宣布為期一周油價凍結，還有其他油公司「自願」凍結的輿論。

我們再次陷入漏洞百出的經濟謬論大雜燴。讓我們從「貪婪」開始。絕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石油巨頭們比任何比小石油公司更貪婪，又或者是石油行業比其他任何行業更貪婪。而石油商人也不太可能突然在 8 月 2 日加劇貪婪，無論其商業規模大小。

事實上，市場價格並非取決於賣家意志。商人的定價基礎，並不是他們當天早上感到貪婪或「負責」。幾個世紀以來所建立的經濟理論，致力於展示一個偉大的真理：價格取決於買家需求（某個給定價格下消費者願意購買的商品或服務量）以及商品的供給或庫存。

透過平衡供給與需求的價格而達到「市場出清」；在市場價格下商品的供給量剛好等於消費者願意購買或持有的需求量。如果需求上升，採購將競高價格；如果供給增加，價格將下降。需求者包括消費者與生產者或商人，消費者的購買量取決於他們對商品的評價，而生產者或商人的需求則取決於他們期望消費者願意為了最終產品支付多少。目前產量，也就是未來供應量，將取決於商人預計消費者將在未來支付最終產品多少。

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石油市場的內行人馬上理解並預測未來石油供應將下降。（事實上，入侵前的幾個星期，伊拉克開始在科威特邊境裝備部隊時，因預期可能的入侵，原油價格便開始大幅上升。）如採購原油或囤積原油等市場動作並不是機械化進行：它們是具有見地之市場參與者預測市場未來趨勢的功能。

遠非破壞性或「不合情理」，這種投機性需求扮演重要的經濟功能。如果人們只是機械化行動而不會預測將來，突然截斷中東原油供應，將使市場供應下降，價格大幅上漲，進而干擾經濟運作。投機性預測能夠透過逐漸上升價格而緩和這種波動；如果供應突然大幅削減，投機者仍可以利用它們的石油或汽油庫存而在較低售價下獲利。總之，投機者透過預測未來將有助於平穩價格波動，隨著時間推移，能夠將石油或任何其他商品分配到它最有價值的用途。

一般公眾、媒體專家、政客甚至某些商人，似乎有種機械性格，腦中刻著從成本上加的「正義」定價模式。他們也承認，商人在生產成本上加一些「合理」利潤是正確的，但任何高過此種合理利潤的價格則會在道義上被譴責為過多「貪婪」。但生產成本並不直接影響價格，價格僅取決於供給與需求。

舉例來說，假設天上的甘露是極有價值的產品，剛好降臨在新澤西州某些土地上。甘露（非常稀有且有用）將獲得高價，即使土地所有者的「成本」為零（或有限的廣告和行銷費用）。自由市場上沒有保證的利潤。商人可能會發現自己只能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出他的產品，從而蒙受損失；或者，他可以高於成本價格出售，並享受利潤。他預測得越好，所獲得的利潤越多。這，其實就是所謂企業家精神與利潤虧損系統的內容。

思想將產生後果；危險是我們將重複 1970 年代的災難，突然的高價（由當前與預期供應截斷造成）被視為石油商人的道德失敗，被認為要以政府強制性的最高價格管制防治。

以價格控制來阻止價格上漲，就像推低溫度計的汞柱來治癒發燒。它們是症狀，不是原因。因此，價格控制並不能阻止價格上漲，只會造成消費者短缺、資源配置扭曲，並推動黑市的價格上漲。消費者的情況比以前差得多。1970 年代末消費者排隊加油以及汽油短缺是由價格管制所造成；一旦允許汽油價格上漲來清除市場，使得需求等於供給，這些排隊加油的隊伍（包括射擊試圖插隊的駕駛）將神奇消失。

如果政客和學者用自己的解法，或許聖誕節時會出現排隊加油狀態；但原因是他們自己，不是小型石油公司或石油巨頭們。

【譯作】波蘭之旅｜A Trip to Poland

Tue, 2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波蘭之旅｜A Trip to Poland

文：吳莉瑋
圖：frank3.0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 Trip to Poland》，Rothbard 描述他參加的波蘭會議，出乎意料之外的，波蘭學者相當清楚政府無用，不管是任何形式都是如此。令人感動的是，甚至連政府官員也在最後一天的晚宴中，為「一個自由、主權及天主教波蘭」舉杯。

波蘭之旅｜A Trip to Polan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1986 年 3 月時，我在一場於 Mrogowo 舉辦的會議度過迷人的一周，Mrogowo 位於波蘭北部的一個湖縣（原東普魯士）。本次廣泛討論「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會議由華沙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主辦，並由一些英語保守派與自由市場學者所贊助。

即使波蘭在經濟上正如西方與會者所說的「巨大貧民窟」，它的農村、小鎮與城市經歷明顯且嚴峻的衰退，但這個勇敢的民族是東歐知性上最自由的區域。沒有其他遵循蘇聯之路的國家會舉行這類會議。

唯一限制是此次公開的標題必須是意識形態中立。但是，一旦會議開始運作而議程經當局批准後，任何人都可以說任何想說的。（以我的例子而言，我將論文標題「走向自由放任的社會變革中知識分子的作用」謹慎地省略幾個字變成「社會變革中知識分子的作用」，但談話實際內容仍然相同。）

會議的第一篇論文由傑出英國哲學家 Antony Flew 教授開始，以智慧與機智指出左派的偏見。Antony Flew 毫無保留地指出財產權與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沒有波蘭人皺眉，也沒有波蘭學者驚恐反應。相反的。看著二十多位波蘭學者紛紛譴責政府，相當鼓舞人心，即使我們都很清楚有政府官員旁聽會議內容。（這些導遊的政府官員顯然都非常聰明，知道正發生什麼事。）

自由主義、中間派到持不同意見馬克思主義的波蘭人，顯然沒有人認為共產主義政權有用。除了反對共產主義，會議上的波蘭學者沒有人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會有多大用處。有個人告訴我：「當然，任何政府行為都是為了政府官員的權力與財富，而不是為了公共利益、共同利益、大眾福利或任何其他據稱原因。」

我說：「是的，但政府宣傳總是說自己為了共同利益而執行這些行動等等。」波蘭教授疑惑地看著我：「誰相信政府宣傳？」我回答：「不幸的是，在美國，很多人都相信政府宣傳。」他對此表示懷疑。

波蘭學者的英語都非常好，不幸的是我們這些西方人無法以同樣美德回報。僅管如此，仍開展了真正的友情。一個有趣的文化差異，出現於波蘭酒店服務生面對兩位堅持素食主義的年輕英國學者時。（波蘭所謂的「豪華酒店」大概相當於美國州際公路旁的低階汽車旅館。）波蘭具有非常高的人均肉類消費量（共產黨人從來不集體化農業），但現在肉品採配給，超越波蘭服務生的理解，兩位年輕的特權西方人拒絕高檔牛肉與豬肉，不斷要求「更多蔬菜」。幸運的是，附近一個波蘭教授可以解釋這些稀奇古怪的要求。

這次會議最令人感動的時刻是最後一晚的宴會，指導會議的英國社會學家，在感謝波蘭主人後發自內心地為「一個自由、主權及天主教波蘭」舉杯。我們每個人都明白他的意思，在那個房間裡的所有人，包括新教徒和非信徒，都以同樣熱情舉杯。甚至包括政府官員。

【譯作】為什麼干預阿拉伯？｜Why the Intervention in Arabia?

Tue, 2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為什麼干預阿拉伯？｜Why the Intervention in Arabia?

文：吳莉瑋
圖：familymw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Why the Intervention in Arabia?》，說明布希「海灣戰爭」政績的真相，事實上，撇開那些有的沒的薄弱理由，石油戰爭的說法很正確，但是，所有這一切並非為了美國消費者而戰，而是洛克菲勒家族為了控制中東而戰，當然，花的全是美國納稅人的血汗錢。

為什麼干預阿拉伯？｜Why the Intervention in Arabia?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近來對布希總統大規模干預阿拉伯的普遍喧鬧迷霧中，少數清醒的觀察家指出布希先生的戰略目標相當可疑地不明：捍衛沙烏地阿拉伯（該王國真的受到攻擊嗎？）；將伊拉克趕出科威特；恢復布希所謂「科威特合法政府」（透過什麼過程成為「合法」？）；推翻或謀殺 Saddam Hussein（要用誰或什麼替換他？）；還是透過地毯式轟炸讓伊拉克回到石器時代？

然而，關於這更令人費解的問題討論就更少：為什麼我們突然深入阿拉伯？為什麼這樣歇斯底里？為什麼集結了越戰以來最龐大的軍事隊伍，把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隊等幾乎我們整個軍隊以及大量儲備，派駐到美國甚至不負條約義務的這個地點？

（1）大傢伙與小傢伙。

困惑我們這些人的事情，對於美軍「沙漠盾牌行動」的指揮官 General H. Norman Schwarzkopf 而言很清楚。在媒體追問下他越來越暴躁，他回答說：「難道你不讀報紙嗎？你們都知道為什麼我們來這裡。一個大傢伙打了一個小傢伙，我們來這裡是為了阻止它。」

他明顯採用警方行動的比喻。大傢伙打了小傢伙，街角的警察上前進行干預以制止侵略。

不幸的是，在進一步的分析中，警方行動的比喻帶出了比答案更多的問題。明顯的問題：為什麼是美國自聘為國際警察？警察看到壞傢伙逃進自己的社區裡，並不會集結巨大警力環繞整個社區，企圖餓死整個社區來找出那個壞傢伙。警察更不會對該社區進行地毯式轟炸，並希望壞人在轟炸過程中被殺死。警察的重要原則，是在試圖逮捕罪犯的過程中不傷害無辜平民或是將無辜平民當成目標。

另一個關鍵點：政府並不類似於個人。如果大傢伙欺負小傢伙，侵略者侵犯受害者的人身與財產權。但政府不能被假定為正當擁有領土財產權的無辜者。政府邊界並非私有財產的生產性收購，政府邊界幾乎是雙方政府過去相互侵略與脅迫的結果。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現有的每個國家都有絕對的權利，「擁有」或控制人為性邊界內的所有領土。

還有另一個問題是所謂美國警察保衛邊界的原則，尤其是那些小國邊界：那大美國政府不久前毅然入侵小巴拿馬邊界的行為要怎麼說？誰來替美國戴上手銬？一般的反駁都說美國正在「恢復」巴拿馬的自由選舉。然而，用這來合理化對伊拉克的干預很怪，因為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都是絕對專制的王室寡頭政治，是「民主」和「自由選舉」的彼端。

（2）Saddam Hussein 是大壞蛋，他是「巴格達屠夫」。

的確。但當他身為我們英勇盟友，對抗狂熱伊朗什葉派對海灣地區的可怕威脅時，也一樣是屠夫。順道一提，狂熱什葉派還在，但他們（以及敘利亞獨裁者 Hafez Assad 哈馬屠夫）似乎奇蹟般地變成我們反對 Saddam Hussein 的英勇盟國。

（3）但是未來（三年或十年）Saddam Hussein 可能獲得核武。

那又怎樣？美國因為與蘇聯的後冷戰時期，現今核武一應俱全，而幾十年來美國死對頭的蘇聯也擁有很多核武。那麼，為什麼現今對抗 Saddam 比以前反對蘇聯時更歇斯底里？此外，以色列已經擁有核武器很長一段時間，各擁核武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也一度開戰。為什麼我們不擔心？

追溯到高度原則並不能成功解釋美國的干預。因此，許多觀察家改尋經濟學的解釋。

（4）石油戰爭。

某個媒體人指出，Saddam 入侵科威特並威脅其餘阿拉伯國家，帶來他將成為「世界石油之王」的危險。石油的解釋常常被套用在美國對抗伊拉克巨幅提高油價以保衛美國消費者。

然而，石油價格解釋同樣也有許多問題。相同的體制派，現在擔心高價石油將「威脅美國的生活方式」，但 1970 年代初期 OPEC 威脅抬高四倍石油價格，而我們當時遠比現在更依賴海灣地區石油時，體制派的態度冷靜且堅毅。為什麼當時美國沒有入侵沙烏地阿拉伯來降低石油價格？如果這麼關心消費者，為什麼這麼多的政客長期推動每加侖汽油收 50 美分的高稅？

確實，OPEC 的力量就像所有卡特爾一樣，顯然被消費者需求給嚴格限制，而它抬高石油價格的能力現今遠低於 1970 年代。在最佳估計下，即使 Saddam Hussein 征服整個海灣地區，也無法將油價提高到每桶 25 美元以上。但美國透過禁運、封鎖、戰爭和持續的威脅，已經成功地將原油價格抬高為每桶 40 美元！

事實上，布希大規模干預以抬高石油價格，而不是降低石油價格，將是更合理的假設。考慮到布希的副總統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以敦促提高石油價格、布希與德州石油公司及石油巨頭們的長期聯繫，以及德州近年的景氣低迷，這個預感假設開始看來太可信。

但是對布希干預最有可能的解釋尚未被提出。這種解釋的重點不是石油價格，而是石油供應，特別是在此供應下的利潤。當然，如 Joe Sobran 所強調，Saddam 不打算控制石油，他不想破壞石油供應或他希望將購買石油的全球客戶。

1930 年代以來，Rockefeller 相關集團與其他西部石油巨頭和科威特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有緊密聯繫，享有絕對特許權。二次大戰的那十年期間，沙烏地阿拉伯的 Ibn Saud 國王將他域內所有石油的壟斷特許權授予由 Rockefeller 所控制的 Aramco 公司，而 3,000 萬美元的特許權費用則由美國納稅人支付。

Rockefeller 施壓美國進出口銀行乖乖交出另一個 2,500 萬美元，給 Ibn Saud 以構建通往他主要皇宮的享樂鐵路，而羅斯福總統由戰爭資金秘密撥款 1.65 億美元，給 Aramco 公司建設跨越沙烏地阿拉伯的輸油管。此外，美國軍隊依令在鄰近 Aramco 油田的 Dhahran 建立機場與軍事基地，隨後，這幾百萬美元的基礎建設被免費移交給 Ibn Saud。

確實，1970 年代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逐漸「國有化」Aramco 公司，但並不影響溫馨的夥伴關係：沙烏地阿拉伯一半以上的石油仍由 Aramco 公司的老合夥公司出售給外面的世界。加上 Rockefeller 的 Mobil 石油公司，除了是 Aramco 公司的關鍵組成之一，它還與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進行兩項龐大合資計畫：煉油廠與石化廠，每項計畫都超過 10 億美元。

為了興建輸油管與煉油廠，Aramco 公司相關企業的加州標準石油公司（現今為 Chevron），從沙烏地阿拉伯開始施工時就帶入長期聯營的 Bechtel 公司。政治關係良好的 Bechtel（資助聯邦政府內閣部長 George Schultz 和 Casper Weinberger）正忙於建設造價 200 億美元的波斯灣新工業城市 Jubail，以及其他沙烏地阿拉伯的幾個大型計畫。

至於科威特則在 1930 年代將壟斷的石油開採權授予 Kuwait Oil Co.，該公司為海灣石油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合夥，現在科威特極富裕的 Sabah 執政家族擁有的大部分的英國石油公司，並在 Rockefeller 主導的大通銀行與花旗銀行存有受歡迎的巨額存款。

另一方面，伊拉克長期以來一直是無賴石油國家，某種意義上落於洛克菲勒與華爾街的集團之外。因此，當 8 月 2 日危機來襲時，包括大通與花旗等華爾街的大銀行都告訴記者，它們幾乎沒有任何伊拉克的未償還貸款與存款義務。

因此，布希的戰爭是場石油戰爭可能是對的，但並非為了提供美國消費者廉價石油的英勇戰鬥。布希在當上副總統之前是 David Rockefeller（大衛．洛克菲勒）勢力強大的三邊委員會成員。布希先生自己的石油勘探公司 Zapata，其資金源於洛克菲勒家族。因此，這個石油戰爭，是洛克菲勒為了控制中東所做的，沒那麼高貴的努力。

【譯作】秘魯與自由市場｜Peru and the Free Market

Tue, 2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秘魯與自由市場｜Peru and the Free Market

文：吳莉瑋
圖：The Advocacy Projec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eru and the Free Market》，為文當時秘魯正值總統大選，該場選舉最後由 Alberto Fujimori（藤森謙也）打敗原先極具聲望的 Mario Vargas Llosa，具有相當的政治意義，值得一提的是，Fujimori 之後也未逃出政治人物劣化的宿命，在其第二任期內涉嫌多宗政治貪污醜聞。

秘魯與自由市場｜Peru and the Free Marke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他被美國媒體廣泛吹捧為秘魯的救星，拯救惡性通貨膨脹，以及目前的社會主義 Garcia 政權及那些稱自己為「光輝道路」的狂熱毛派游擊隊所帶來的危險。高個且充滿貴族氣息，著名的前衛小說家與前左派 Mario Vargas Llosa 正競選秘魯總統。

Vargas Llosa 被媒體鼓吹成自由市場計劃必勝的政治家。然而，4 月的總統選舉民意調查中，預計 Vargas 支持率大幅領先的泡沫破滅。一位不甚知名的總統候選人 Alberto Fujimori，在幾乎沒能從他在 Lima 的店面得到競選預算的情況下，從以前可忽略不計的支持率一舉上升到可與 Vargas Llosa 爭第一位的程度。Fujimori 或許能贏得競選。秘魯在前往自由市場天堂的道路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Vargas Llosa 的自由市場形象，歸功於卓越經濟學家 Hernando de Soto 的暢銷代表作《The Other Path》，不只是呼籲自由市場，還主張基於民營企業的真正「人民的」自由市場；相反於秘魯（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不幸遭遇：國家資本主義助長下的特權承包商與壟斷者。

在去年的總統競選早期活動中，de Soto 是 Vargas 的關鍵競選顧問。但 de Soto 很快就和 Vargas 分道揚鑣，並譴責 Vargas 真正推崇的是 de Soto 花許多年來反對的國家資本主義。

Vargas 的轉變是他麻煩的開始。他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加劇 Vargas Llosa 為富裕少數克里奧爾人的事實（主要為印地安與印地安混血的 2,000 萬祕魯人口中，克里奧爾人約占 280 萬），這些歐洲白人血統的克里奧爾人多是秘魯的地主與國家資本家，因此遭到其餘人口的憎惡。由於 Vargas Llosa 身旁圍繞著富裕的克里奧爾人，對他而言取得印地安地區選票並不簡單。

當 Vargas 擁護新任巴西總統 Fernando Collor de Mello 的「自由市場」與「反通膨」政策時，他落實了自己的厄運。Fernando Collor de Mello 對巴西經濟的「自由市場休克療法」，被廣泛認為是結束巴西加速通膨的有益激進「強勢領導人」技巧。

Fernando Collor de Mello 的政策或許可以稱為「休克療法」，但它的程度遠超出任何自由市場產生的衝擊。雖然 de Mello 計畫中也有鬆管與私有化的程序，但大部分是公然的中央集權衝擊：包括大規模增稅，以及凍結所有銀行帳戶數個月使巴西的貨幣供應量突然收縮 80% 的嚴峻通貨緊縮。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經常被人指責是嚴峻「通貨緊縮倡導者」，我們希望讓部分準備金銀行（包括 S&Ls）在沒有紓困的情況下倒閉破產。但這種收縮和 de Mello 專斷的 80% 通貨緊縮無法相比。巴西的政策與自由市場沒有關係，它印製大量鈔票，接著花用這些新鈔而大幅哄抬物價，然後以治療之名沒收大部分的貨幣。簡言之，巴西政府對該國經濟產生巨大且致命的雙重打擊。

由於 Vargas 承諾將仿效 de Mello 給秘魯同等待遇，這也難怪秘魯選民成群結隊地離開。與此同時，Fujimori 迅速地出線。Fujimori 是數量雖少但備受推崇的 55,000 名日裔秘鲁人的成員之一，受到同樣被可恨克里奧爾精英壓迫的印地安人擁戴。

祕魯的第一批日本移民出現於 19 世紀末，他們是替沿海甘蔗園工作的奴隸。但這些日本人幾個星期後進行反抗，並移居現在的 Lima。Fujimori 的雙親在 1930 年代中期與其他的日本人移民到 Lima，並創造了數百個成功的小企業。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政府施壓秘魯政府與日本開戰、沒收包括 Fujimori 家族的輪胎修理店等日本獨資企業，並運送近 1,500 名日本人到美國進行拘留。因此，秘魯的印地安人擁戴 Fujimori，成為對抗克里奧爾人的非白種人同系盟友。身為移民的 Fujimori 之母不會講西班牙語的事實，使他受到同樣不講西班牙語的印加族群的青睞，西班牙語是 Vargas Llosa 和克里奧征服者的語言。

Fujimori 透過非金錢堆砌的草根運動搭上這股有利的情緒。此外，他的競選口號「工作、誠實、科技」雖然有點含糊，卻與印加戒律的三個關鍵起共鳴：不偷懶、不偷、不騙。Fujimori 也承諾秘魯更具體的政見：鼓勵日人大量的私人投資。當我在寫此文的時候，比賽勝負難料。如果 Vargas 輸了，那也只是他應得的。

【譯作】「公平」與鋼鐵盜｜"Fairness" And The Steel Steal

Mon, 2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公平」與鋼鐵盜｜“Fairness” And The Steel Steal

文：吳莉瑋
圖：Gilderic Photograph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airness” And The Steel Steal》，Rothbard 簡要整理美國鋼鐵業長期以來的各種貿易保護主義主張，以及這些保護主義措施最終造成該產業長久性低競爭力，並傷害美國其他產業與消費者的事實。

「公平」與鋼鐵盜｜“Fairness” And The Steel Stea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每當有人開始談論「公平」時，美國民眾最好顧好自己的錢包。當社會壓力團體引用「公平」的時候，意味著，美國企業必須背負雇用或促進無數特殊利益團體的強制性配額，取決於哪些組織能獲得政客青睞。

當商人開始談論「公平貿易」或「公平競爭」時，意味著他們正向政府施壓，利用政府強制力卡特爾化他們的產業、限制產量、提高價格，並促進低效率與低競爭率的蓬勃發展。

在商業領域裡，如果其他人或競爭對手有效率並成功地切入你的商業領域，定義上就涉嫌從事「不正當競爭」與「不公平貿易行為」。

當然，這樣狹窄的「定義」，看來從不適用於你所接受的政府補貼或那些你呼籲的卡特爾政策。

在美國所有的行業中，持續且成功地從政府手中取得特權的首要行業為鋼鐵業。自 1969 年開始，鋼鐵業面臨從二次大戰中恢復之歐洲公司的新競爭，他們開始遊說美國政府採用鋼鐵進口配額制度，進口配額制度嚴重限制鋼鐵進口並大幅推高鋼鐵價格，從而造成使用鋼鐵之製造業的鋼鐵短缺。這種鋼鐵進口配額由美國政府大力支持並強制執行，並被稱為時尚的歐威爾式「自願限制條款」，雖然外國政府是在大幅脅迫的情形下同意。

這種進口配額預設為暫時措施，讓美國鋼鐵業從他們聲稱的任何危機中恢復，但當然，配額制度不斷被更新。最後，在 1992 年春天這些措施失效，但這並不是因為鋼鐵業的「自由貿易」熱度或是布希政府的「自由貿易」。相反的，由於鋼鐵業認為他們在進口配額的掩護下已經獲得足夠的市場占有率，他們準備好將保護形式從進口配額轉移成高額關稅，因為進口配額制度不再能夠隔離足夠多的外國鋼鐵。

布希的商務部決定，墨西哥加上多數歐洲國家的十幾個國家，「不公平地」補貼自己的鋼鐵業，因此必須對他們提高關稅以抵消這一優勢。而美國鋼鐵業本身也接受大量政府補貼的事實（如專項貸款、開發補助金、退休金保障），當然沒有列入計算。各種形式鋼鐵的關稅現在必須上升到 90%。其結果將是提高成本、限制生產以及抬高價格，強加給無數美國鋼鐵使用行業，特別是家電、汽車與建設，這將損害美國消費者並傷害美國產業在國內外的競爭力。

此外，美國商務部和美國政府的最高決策者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將採用更高的鋼鐵關稅，以抵消所謂來自二十個國家的鋼鐵「傾銷」，所謂「傾銷」是指銷售價格低於美國政府簡單指定的「公平市場價格」，這個「價格」並非由市場決定，但它高到讓低效率的美國公司容易與之競爭。

這對鋼鐵業並不是新鮮事，鋼鐵業對美國政治的有害影響已接近兩世紀。在 1812 年的戰爭中，集中在賓州的美國鐵業，利用戰時的外貿中止，自然地拿下原先英國進口鐵的市場占有率而擴大。然而，戰爭結束後，人為腫脹且效率低下的賓州鐵業無法與英國進口競爭。對此，賓州鐵業組織了第一個保護性關稅的全國群眾運動，動員費城報業出版商 Mathew Carey 一起攪和；Mathew Carey 對打擊外國出版商的保護性關稅特別感興趣。來自匹茲堡的眾議員 Henry Baldwin 向國會提出保護性關稅法案，Henry Baldwin 本身是個鐵匠（鐵製造商的舊術語）。

到了 1840 年代，民主黨的勢力打敗北方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並建立貿易自由。然而，在南北內戰期間，貿易保護主義的共和黨利用一黨國會，推動並通過他們整套的中央集權經濟計劃，包括針對鋼鐵與其他製品的保護性關稅。

這股保護主義勢力與激進共和黨由賓州眾議員 Thaddeus Stevens 所帶頭，他本身也是鐵匠並對打擊親自由貿易又反對保護主義的南方陣營感興趣。每週在他的費城沙龍中，令人尊敬的經濟學家 Henry C. Carey（Mathew Carey 之子且本身也是鐵匠），在「Carey 晚禱」指導賓州的權力精英為什麼他們應該支持廉價貨幣、貶值美元，以及鋼鐵的保護性關稅。Carey 像那些共和黨大佬們、鐵匠和宣傳員們說明，外匯市場中的預期通膨率遠早於國內銷售市場，因此，在通貨膨脹下，美元在外匯市場的貶值會多於美國境內。因此，只要通膨持續進行，那麼，美元貶值將像第二個「關稅」，鼓勵出口並打壓進口。

鋼鐵業每個世紀都採用不同的主張。19 世紀時，他們最喜歡的是「幼稚產業」主張：一個美國新興、年輕、軟弱、奮鬥的「幼稚」行業，如果沒有至少幾年的保護，怎麼有辦法讓這個鋼鐵寶寶站穩腳跟，與英國成熟的強大鋼鐵業競爭呢？

當然，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幼稚期」永遠不會結束，「暫時」的支持也永遠會延續。事實上，到了後二戰時代，鋼鐵業的宣傳員換了另一個擬人化譬喻，改成「衰老產業（夕陽產業）」主張：美國鋼鐵業老舊又搖搖欲墜、受制於舊設備，需要幾年時間的「喘息空間」，重組與振興。

這兩種說法同樣錯誤。在現實中，保護措施往往是一種對效率低下的補貼，它維持並加重效率低下，不管這個行業是年輕、成熟或「衰老」。保護性關稅或配額，替效率低下與管理不善的繁殖提供棲身之所，過度哄抬成本並迎合鋼鐵工會。結果就是永遠沒有競爭力的行業。事實上，美國鋼鐵業總是落後且緩慢地採用創新技術，不管是 19 世紀的貝塞麥煉鋼法（Bessemer process）或是 20 世紀的氧氣煉鋼法（oxygenation process）。只有面對競爭才能使企業或行業具有競爭力。

至於「不公平的」低價或傾銷，更是那些被競逐的美國公司莫須有的廢話。即使真的有外國政府笨到要這麼做，我們應該急於利用而不是懲罰。舉例而言，墨西哥因為一些怪癖，決定以免費或收取象徵性一噸一分錢的價格來「傾銷」鋼材。我們不應該阻礙這些好物，而應該鼓勵美國買家（在這個案例中是鋼材使用製造商）趕快購買這些便宜貨，有多少買多少。直到墨西哥不可避免的破產並收回這種瘋狂的政策之前，美國採購商與消費者都將享受到便宜的富礦。「傾銷」只會傷害傾銷者；總是有利於接受傾銷者。

【譯作】討伐南非｜The Crusade Against South Africa

Mon, 2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討伐南非｜The Crusade Against South Africa

文：吳莉瑋
圖：United Nations Phot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Crusade Against South Africa》，Rothbard 藉由抵制南非的運動說明「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動機所鋪成」，在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例子中，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有助於結束種族主義，而不是各種適得其反的嘩眾取寵抵制呼籲。

討伐南非｜The Crusade Against South Africa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校園多年來被政治冷漠擊沉，似乎回到 1950 年代的價值觀，包括集中在個人職涯並對社會或政治主張缺乏興趣。

但現在，突然看來像 1960 年代後期的重播：遊行示威、標語舉牌甚至校園靜坐。這次議題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這些運動希望透過對學校施壓來減少學校在南非的投資，以打垮種族隔離政策。對南非的脅迫同樣也在立法層面上開展，包括推動禁運與禁止進口克魯格金幣。

沒有人比我更痛恨種族隔離制度，但絕不能忘了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動機所鋪成。善良動機絕對不夠，而我們必須非常謹慎，試圖做好事時不要造成傷害的反效果。

這次新十字軍東征的目標是為了幫助被壓迫的南非黑人。但是美國撤資的影響為何？

南非的黑人工人需求將下降，結果將是該國受壓迫人民的失業與低薪。不僅如此，由於美國公司大概是南非給薪最高的雇主，所以黑人工資與工作條件所受的影響將特別為嚴重。簡言之，我們以善意干預而最想幫助的族群將輸得最慘。就像許多其他情況一樣，好意帶來壞影響。

其它抵制南非的立法行動也會造成同樣的結果。例如，禁止進口克魯格金幣，首先也會最嚴重傷害黃金開採業的黑人工人，還有隨後的產業供應鏈。

我想，這種展示與討伐種族隔離，替美國自由派帶來道德正義光環。但他們是否真的思索過後果？有一些美國黑人領袖開始這樣做。全國城市聯盟（National Urban League）的一位發言人承認：「我們不贊成撤資…我們相信，工人將是受到傷害的族群。」黑人政府職工全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lacks Within Government）執行董事 Ted Adams 警告，撤資會「打擊黑人」，並會造成「把嬰兒丟出澡盆」的結局。

但其他黑人領袖採取嚴峻的觀點。芝加哥市長發言人 Harold Washington 承認「擔憂撤資將直接影響勞動者本身」，但隨後補充了奇怪的註解，「這從來不是個不採取行動的藉口」。全美黑人市長聯誼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Black Mayors）執行董事 Michelle Kourouma 解釋了強硬的立場：「事情不可能變得更嚴重，我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我們將獲得自由。」

瑕疵就在那個含糊其詞的「我們」，這個掩護許多罪惡的集合名詞。不幸的是，Kourouma 小姐、華盛頓先生或任何美國自由主義者都不受撤資影響，損失的只有在南非的黑人。

坐擁高薪與自由的美國自由主義者輕鬆地對那些南非黑人說：「我們將讓你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令人懷疑的是，南非黑人是否會用同樣的熱情回應。不幸的是，他們在這議題上沒什麼好說；再次，他們的生活被當成政治遊戲的棋子。

在美國的我們要如何幫助南非黑人？我們沒有辦法結束種族隔離制度。但我們有件事可以做，和那些走錯路的十字軍忠告相反。

在全國葡萄抵制的日子裡，經濟學家 Angus Black 寫道，消費者幫助加州葡萄工人的方法是盡可能地購買葡萄，提高葡萄的需求以提高葡萄工人的工資與就業。

同樣的，我們所能做的是鼓勵美國投資與南非克魯格金幣進口。這樣一來，工資、就業與相對高薪的工作，將改善黑人勞動者的生活。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種族主義的美妙解毒劑。在自由市場中，拒絕僱用富有生產力的黑人工人，將傷害自己的利潤與公司競爭力。只有在政府介入的狀態下，才有辦法將種族主義的成本社會化，並建立種族隔離制度。

南非的資本主義發展將有助於結束種族隔離，而譁眾取寵的美國自由派將適得其反。

【譯作】鑽石恆久遠？｜Are Diamonds Really Forever?

Mon, 2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鑽石恆久遠？｜Are Diamonds Really Forever?

文：吳莉瑋
圖：Vermin In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re Diamonds Really Forever?》，說明 DeBeers 的鑽石卡特爾的成功原因：政府支持的強制性卡特爾聯盟。此種卡特爾由於安哥拉內戰的關係，該國政府無力強制執行鑽石卡特爾政策，造成全球鑽石供應脫出 DeBeers 卡特爾控制，使得1986年的卡特爾集團面臨嚴重危機，後來，DeBeers 透過聯合國體系推動鑽石監管（Kimberley Process Certification Scheme），以「根除非洲血鑽石非法貿易、維護非洲地區和平穩定」為名，對毛坯鑽石進出口貿易進行監管，典型的當地政府靠不住就換個「超政府」靠的例子。

鑽石恆久遠？｜Are Diamonds Really Forever?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國際鑽石卡特爾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卡特爾，遠比被醜化的 OPEC 還要成功，終於在其艱難時期凋零。一個多世紀以來，由倫敦羅斯柴爾德銀行（Rothschild Bank）所控制的強大南非戴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DeBeers Consolidated Mines），管理並組織卡特爾集團，限制鑽石供應並將鑽石價格大幅抬高於市場水平。

DeBeers 不僅本身開採多數鑽石，它也說服世界上的鑽石礦商將自己開採的鑽石透過 DeBeers 的中央銷售組織（CSO）銷售，CSO 進行分等、經銷，販售原石給切削商與經銷商，也販售最終產品給消費者。

當然，即使是未受挑戰的卡特爾也不能完全控制其價格或市場，它取決於消費者需求。鑽石價格與利潤下滑的原因之一是當前的世界性經濟衰退。鑽石需求已大幅下降，特別是美國的消費性需求鑽石，消費者減少鑽石購買量並降級選購更便宜的寶石，這當然特別打擊昂貴石頭的市場。

但這種程度的卡特爾怎麼會在自由市場上成功？經濟理論和歷史都告訴我們，在自由市場上維持卡特爾，不管時間長短都幾乎是不可能的。限制供應量的公司，一方面會面臨卡特爾成員偷偷降低價格以提高市占率的挑戰，另一方面也受到因卡特爾利潤引誘而進入該領域的新競爭者挑戰。那麼，DeBeers 是如何在自由市場上保持世紀之久的卡特爾蓬勃發展？

答案很簡單：市場並非真正自由。更確切地說，世界鑽石生產主要中心的南非，沒有自由的鑽石開採業。政府不久前國有化所有的鑽石礦，任何人在他私有土地發現鑽石礦脈，該礦脈立即成為政府財產。南非政府再授權給礦商租用政府礦脈，事情就是這樣，你瞧！有資格的礦商不是 DeBeers 就是願意參與 DeBeers 卡特爾遊戲的其他公司。簡言之：國際鑽石卡特爾的持續與蓬勃發展，只因為它由南非政府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充分實施：嚴厲制裁任何試圖生產「非法」鑽石的獨立礦工與商人，儘管這些鑽石是從私有土地中開採。南非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巡邏海岸，射擊並逮捕據稱惡性的鑽石「走私船」。

早在 Gorbachev 前期時代，俄羅斯就宣布發現大規模鑽石礦脈。曾有一段時間，DeBeers 與其卡特爾成員害怕俄國人會在公開市場上出口鑽石，從而打破這個卡特爾集團。然而，不用害怕。身為專業壟斷者的蘇聯政府，很高興地與 DeBeers 達成協議，收到銷售自有鑽石給 CSO 的配額。

但現在 CSO 與 DeBeers 陷入麻煩。問題不僅是經濟衰退，而在卡特爾集團的結構，核心在於非洲國家安哥拉。這並不是說共產主義政府（或先前是共產主義但現在是準共產主義）拒絕與卡特爾合作。它一直都很合作。問題有三層。首先，儘管安哥拉內戰已結束，但政府已無力控制全國大部分地區。其次，戰爭結束後，讓獨立投機商能夠進入安哥拉北部境內盛產鑽石的 Cuango River 地區。第三，非洲乾旱使得 Cuango River 及其它河流乾涸，探礦者能輕易取得河床上留下的豐富沖積鑽石。

豐富的鑽石礦床，再加上中央政府無法強制執行卡特爾，50,000 名探礦者興高采烈地湧入安哥拉的 Cuango 河谷。此外，這些探礦者受到私人武裝安哥拉軍隊的保護。如約翰內斯堡的一名掮客所言：「如果你飛巡該地區，你可能會被導彈擊落。而那是 100 英里寬的河。你不能把它圍起來。」

至目前為止，DeBeers 透過不斷購買因為安哥拉鑽石湧入造成的「過度供給」來把持卡特爾價格；今年，卡特爾可能被迫購買超過5億美元的「非法」安哥拉鑽石，兩倍於該國的官方產量。DeBeers 損失慘重；因此，傲慢的貴族 DeBeers 主席 Julian Ogilvie Thompson，被迫宣布該公司自二戰以來第二次的削減股息。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的 DeBeers 股價隨即暴跌三分之一。

總體而言，1992 年時，DeBeers 的 CSO 必須購買價值 48 億美元的毛坯鑽石但同時僅能售出 35 億美元。這個大規模庫存可能會破壞卡特爾價格；為了避開這種可知災難，DeBeers 要求卡特爾成員削減 25% 的合約指定鑽石產量。如此的大規模削減，替個別企業偷進市場供應並逃避卡特爾限制設好舞台。難怪年逾八旬的 DeBeers 領導 Harry Oppenheimer 爵士，決定在八月底到俄羅斯「度假」，大概是為了說服俄羅斯人抵制從事鑽石自由市場競爭的任何誘惑。然而，幸運的是，自由競爭的力量以及全世界消費者對鑽石的需求，可能獲得勝利。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文：吳莉瑋
圖：Matthew Fang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fta Myth》，Rothbard 總結了區域性貿易協定的終極目標，就像歐盟一樣是為凱因斯主義世界政府夢想做準備，雖然時至今日仍然前景不明，但是，就像 Rothbard 所言：真相可以讓我們自由，只需要知識份子與領導者有足夠的勇氣說真話。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偉大的史學家 Charles A. Beard 談過在政客與政治制度中廣泛出現在「表面」與「事實」間的鴻溝。但這種鴻溝很少像在痛苦與激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上這般驚人。從表面上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處理一些涵蓋一小部分美國貿易的關稅。那麼，為什麼要作這麼多華麗文章？為什麼柯林頓政府使盡渾身解數，公開且無恥地在國會中買票來孤注一擲？又為什麼體制派全體集結：民主黨、共和黨、大型企業、大型金融、大型媒體、前總統、包括 Henry Kissinger 等國務卿，以及最後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大經濟學家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也許最令人震驚的，是那些自詡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期刊和智囊團的表現。當我們這些人以自由貿易的角度譴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他們肯定可以合理地回覆：「你的擔憂是合理的，但是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自由貿易的好大於壞。」當然，我們期待會有一兩個比較明智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與他的同事們抱持不同意見。但總有一兩個例外，例如這次響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部隊就沒有這種人。

從 Lew Rockwell 在洛杉磯時報（1992年10月19日）首先提出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就掀起了一陣歇斯底里的反應。當競爭企業協會（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CEI）的 Jim Sheehan 與 Matt Hoffman 發表其優秀的分析，以細緻的細節證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過是國家主義對自由貿易的嘲弄時。那些角逐政治的自由市場智囊們，並未被說服或以討論思想的方式清醒地重新考慮自己的意見，而是以惡性的強硬態度進行政治爭吵。他們對 CEI 施加巨大的壓力，不僅要鎮壓 Sheehan-Hoffman 報告還要解僱作者。幸運的是，CEI 的負責人 Fred Smith 堅決抵制這些壓力。

那麼柯林頓、Kissinger 和這些角逐政治的智囊團們在狂熱什麼？這的確跟貿易無關，更別說是「自由」貿易。正如柯林頓政府與其共和黨助劑在投票時所強調的，這場鬥爭是為了美國自二戰後持續奉行的 Woodrow Wilson 全球主義外交政策。這是體制派凱因斯夢想的新世界秩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往此夢想之路的重要步驟。

在政治層面上，這種秩序是美國所致力的世界政府，一個由美國與聯合國的「警察」勢力所稱霸的世界，在全球各地強加合乎我們胃口的機構。在經濟層面上，這種秩序下的全球系統，不為自由貿易而為管理及卡特爾化交易與生產，它是受到大政府、大企業與大學者／媒體等寡頭執政聯盟統治的全球經濟。而這個新世界秩序的重要貨幣預計將履行凱因斯主義夢想：由世界銀行發行世界紙幣，確保所有國家都能一起通貨膨脹並享受寬鬆的貨幣，不會有任何國家的貨幣膨脹速度超過他人而造成匯率下降或流失儲備。國際協調下的法定貨幣通膨是凱因斯主義的目標。

至於陳詞濫調的「自由貿易」，完全是歐威爾式的「自由」。體制派從二戰以來的「自由」貿易概念，是由納稅人資助的出口。這種美國出口特權的概念，無論是透過對外援助或是通貨膨脹，都是提高即將購買美國產品之外國人手中的購買力。美國的體制派商界將接受進口當成施壓外國人購買美國出口的籌碼。

在美國企業圈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出口商與其資助銀行，及遭受進口競爭損失的企業，兩者間的戰爭。這場內銷企業與工會支持者的爭論註定失敗，因為他們譴責競爭與「失去就業」的論點，顯然也在請求特權且在經濟上顯得無知。其結果是出口商和金融家就好像明智的政治家，而他們的對手看來愚蠢又狹隘。

真相是，出口商才是詭辯的騙子；單就一件事，他們陣營中有著口齒伶俐的經濟學家，他們自詡為自由市場倡導者。唔…出口商和他們的銀行家幾十年來都握有金錢與權力。而不幸的是，在這個世界裡，如果他們有足夠的金錢與權力，那些大知識分子、經濟學家還有自由市場倡導者也將跟在他們身後。

另一方面的好消息，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才剛開始。世界新秩序是個烏托邦計畫。它不僅是違反自由貿易與企業的集權主義與卡特爾主義，它還削減廣大民眾的利益與自由。此外，它也削減了自共產主義與蘇聯帝國崩潰後甦醒的猖獗民族主義。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廣大民眾，再加上新興民族主義，足以狠狠踢這個世界新秩序一腳。所有這一切，都只需要知識份子與領導者有足夠的勇氣說真話。

真相可以讓我們自由；而體制派這幾個星期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產生的恐慌，足以說明他們知道只要公眾一被喚醒就會與之對抗。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文：吳莉瑋
圖：Pak Gwei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fta Myth》，Rothbard 警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實質內容和自由貿易一點關係也沒有，事實上，自由貿易並不需要任何條約或政府協商，自由貿易只需要廢除關稅與各種進出口限制，而那些特別以「自由」之名推動與鼓吹的各種政府協定，基本上，我們得小心檢視，通常，不過就是各國當局的利益輸送。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人（至少是美國體制派）可能是地球上最容易上當的人。當 Gorbachev 試圖行銷他膽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時，只有美國體制派歡呼雀躍，蘇聯民眾馬上就發現其虛假且不會存在。當波蘭的斯達林主義者 Oskar Lange 吹捧波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只有美國經濟學家大呼讚嘆，波蘭民眾太瞭解這種虛詞。

看來，對某些人而言，說服他們相信某種東西具有自由企業性質的方式，是貼上「市場」的標籤，所以我們有「市場社會主義者」或「市場自由主義者」這些奇形怪狀的產物。而「自由」這個詞，當然也是一張集卡，所以，在修辭大於實質的時代中，另一種獲得信徒的方式，是簡單地把自己或自己的提案稱為「自由市場」或「自由貿易」。標籤就足以抓住那些呆子。

因此，在自由貿易擁護者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標籤應該獲得絕對的同意。「你怎麼能反對自由貿易？」很簡單。那些帶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把它假稱為「自由貿易」的人，和那些把政府開支稱為「投資」、把稅稱為「捐款」，把增稅叫做「削減赤字」的人是同一批人馬。我們別忘了，共產黨也把他們的系統稱為「自由」。

首先，真正的自由貿易並不需要條約。（或者是「貿易協定」這個變種的條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被稱為貿易協定，從而避免美國憲法條約需通過參議院三分之二批准的規定。）如果體制派真的想要自由貿易，只需要廢除為數眾多的關稅、進口配額、反「傾銷」法律，和其他美國強加的貿易限制。不需要外交政策或外國操縱。

如果真正的自由貿易政策確實出現，我們肯定會被以下方式告知：政府／媒體／大企業的複雜綜合體的全力反對。我們會看到一連串「警告」將回到 19 世紀的專欄文章。媒體專家和學者將提出所有的反自由市場老調，說它是缺少政府「協調」的剝削與無政府主義。體制派實現真正自由貿易的程度，約莫像廢除所得稅那樣。

事實上，兩黨體制派在二戰後鼓吹的「自由貿易」，促進的是真正自由交易的相反面。體制派的目標與策略一直都是自由貿易的宿敵：16 到 18 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實施的「重商主義」。布希總統臭名昭彰的日本行只是其中一例：貿易政策只是迫使外國購買更多美國出口的花招。

真正的自由貿易，關注自由市場與貿易、國內外的消費者（也就是我們所有人）；而 16 世紀或今日的重商主義，則以權力精英及政府聯盟大企業的角度來看待貿易。真正的自由貿易商，把出口當成支付進口的手段，就像出售給消費者的一般商品。但重商主義則是政商精英的特權，犧牲了所有的消費者，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

例如，與日本的談判中，不管是雷根、布希還是柯林頓，重點都是迫使日本買更多美國產品，然後美國再親切但不情願地允許日本把自己的產品賣給美國消費者。進口只是政府讓其他國家接受我們出口的代價。

二戰後體制派在「自由貿易」名義下之貿易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對出口的高額補貼。而最受歡迎的補貼方法則是深受愛戴的外援制度，在「重建歐洲」、「停止共產主義」或「推廣民主」的掩護下，美國納稅人被迫補貼這個制度裡的出口企業與外國政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這種系統的延續代表，徵招美國政府和美國納稅人入伍。

然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只是大型商業貿易協議。而是長期運動的一部分，整合並卡特爾化政府以鞏固其對混合經濟之干預。在歐洲，這種運動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達到高潮，企圖實施單一貨幣與歐洲央行，並迫使相對較自由的經濟體增加管制及福利政策。

在美國，這種運動採取的形式，是將立法與司法權力從地方政府轉移到美國聯邦政府手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則挑戰極限，集中北美政府的權力，進而削弱納稅人阻礙其統治者行動的能力。

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誘惑之歌，和社會主義歐盟官員試圖讓歐洲人臣服於歐盟超政府的花言巧語一樣：讓北美洲成為和歐洲一樣的「自由貿易單位」不完美嗎？真實情況完全不同：由超政府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委員會或布魯塞爾官僚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干預和規劃，不對任何人負責。

正如布魯塞爾政府以「公平」、「相同競爭基礎」和「向上整合」之名，強迫低稅國家將稅率提高到歐洲的平均稅率或擴大它們的福利政策一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委員會也被賦予「向上整合」的權力，橫行於美洲國家政府其他法律之上。

柯林頓總統的貿易代表 Mickey Kantor 樂得合不攏嘴，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永遠沒有任何協議國可以降低它們對環境要求的標準。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下，我們將無法恢復或廢除福利國家的環境與勞動規定，因為該協定將永遠綁定我們。

在《布瑞克憲法修正案（Bricker Amendment）》缺席的當今世界，作為經驗法則，我們最好反對所有條約。1950 年代，偉大的《布瑞克憲法修正案》差點在國會通過，但最後被艾森豪政權擊落。不幸的是，根據《憲法》，每個條約都被認為是「這塊土地的最高法」，而《布瑞克憲法修正案》本來能阻止任何覆寫現有憲法權利的條約。如果我們必須對任何條約保持警惕，我們必須對那些建立超國家結構的條約特別抱持敵意，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最嚴重的問題在柯林頓的附屬協定，它將不幸的布希條約轉換成恐怖的國際中央集權。這些附屬協定讓我們有資格感謝超國家委員會還有它們未來的「向上協調」。這些附屬協定也將推動「自由貿易」騙局的對外援助。讓美國傾倒約 200 億美元到墨西哥，為了美墨邊境的「環境清理」。此外，美國已非正式同意在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將傾注數十億美元到墨西哥政府在世界銀行的庫房。

這些政策都有利於政府及其關連利益，體制派傾全力努力宣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那些智囊甚至組織起來鼓吹中央集權。即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真的那麼值得，這種政府與其盟友源源不絕的努力也引起人們的懷疑。

民眾正確地懷疑這種宣傳努力與墨西哥政府及其盟友花錢遊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有關。這筆錢，可以說是墨西哥人在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搶奪美國納稅人 200 億美元的頭期款。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倡導者們說，我們必須犧牲，以「拯救」墨西哥總統 Carlos Salinas 和他據稱美妙的「自由市場」的政策。可以肯定美國人確實作出永恆的「犧牲」，為了看來對自己沒什麼好處的雲外國度割自己的咽喉。如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失敗，Salinas 和他的政黨可能會下台。但這其實是指，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的單黨惡性統治，在貪污了幾十年後終於面臨結束可能。哪裡錯？為什麼這種命運會撼動我們的「全球民主」？

我們看待據稱尊貴的 Carlos Salinas，應該像看待其他體制派人造英雄的方式相同。有多少美國人知道，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602.3，「自由市場」Salinas 政府「為自己保留」所有勘探、使用、投資、規定、提煉、加工、貿易、運輸與配給石油和天然氣的權力？所有在墨西哥石油與天然氣的私人投資和經營，換句話說，都被禁止。這是美國人必須犧牲來拯救的政府嗎？

大多數英國和德國的保守派都充分認識到布魯塞爾歐盟官員的危險。他們明白，當那些原先致力於推動中央集權的人們和機構突然鼓吹自由的時候，一定有鬼。美國保守派和自由市場倡導者也應該要知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等效危險。

【譯作】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文：吳莉瑋
圖：gagila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簡要揭穿了一些所謂「自由貿易」的主張，包括（1）自由貿易區；（2）對外援助；及（3）卡特爾化世界紙幣。

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真理從未像在總統選舉年那樣被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掩埋。在 Patrick J. Buchanan 加入總統大選不久後，布希政權在媒體辯護士的協助下，攻擊 Buchanan 是「貿易保護主義」，違反布希人馬所獻身的「自由貿易」。

事實上，國際貿易的神秘學在幾十年來的全國選舉中，從未扮演如此明顯的作用，也許是自 19 世紀以來。布希政府致力於自由貿易的想法顯然非常可笑，它的荒謬在 Lee Iacocca 隨行總統的亞洲之行時更為明顯，Lee Iacocca 坐擁高薪、效率奇低且為專業的鞭笞日本者。

事實上，多年來，當局努力地阻止日本賣給我們高品質但價位溫和的汽車，同時還試圖強迫倒楣的日本人以高價購買他們不想要的美國爛產品。難道這就是「自由貿易」嗎？（布希總統現在改稱「自由和公平貿易」）實際上，這種重視兩國之間貿易逆差的噩夢謬論，在 17 世紀重商主義時就已經被拋棄。

除了這種說謊專利外，還普遍忽視自由貿易會受到關稅或進口配額的妨礙。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自由貿易必須要無管制且無補貼。布希政權除了煽動關稅與配額，還大幅強化管制美國企業以防止它們有效競爭或生產，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不僅如此，這些加重的規定被視為政府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包括實施配額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與美國殘疾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先讓我們把注意力從布希政府轉到那些侵擾媒體的新保守主義專欄作家身上，他們聲稱自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宿敵，並倡導純粹且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以下是這些「自由貿易者」慣有的熱愛政策：

（1）「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區，體現於美加條約還有總統可能提議的墨西哥「快速走道」條約。任何對這些條約抱持懷疑態度的人，都被輕率地認為是可憎的貿易保護主義。然而，這種區域集團可能很危險。歐盟就是一個例子，「自由貿易者」非常引以為豪的崇高廣域自由貿易區榜樣。然而，現實情況正好相反。

對外部而言，歐盟使用其權力提高針對歐盟以外國家的關稅。但即使對內部而言，其結果也增加了集團內部的貿易限制與規定。因此，歐盟在布魯塞爾建立的新興歐洲超政府官僚機構，經常性地增加整個區域的規定。歐盟的其中一個惡性措施，是要求低稅的歐洲國家提高稅收，以確保每個國家享有「公正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樣的，最低工資法還有其他有害的「社會」措施，被強加在歐盟內相對較自由的經濟體中。柴契爾夫人反對英國進入歐盟的廣泛宣傳，並非對高尚「新歐洲」的簡單妄想或盲目抵抗。

同樣的惡魔也會在任何區域貿易集團中降臨美國，並給總統談判的空白支票，強加未來幾乎不會有良兆的條約。

重點是，真正的自由貿易不需要談判、條約、創造超權力或把總統送出國。自由貿易只需要美國削減關稅、配額，以及稅收和法規。是的，單方面。不需要任何其他國家或政府參與。

（2）對外援助

新保守主義和布希人馬的「自由貿易」是大量對外援助計劃，而美國總是援助者。然而，真正的自由貿易需要不對貿易補貼，這些對出口補貼的龐大計劃對自由貿易構成從沒被承認過的巨大干擾，更遑論所謂反貿易保護主義的辯護。

對外援助的論點多年來不斷變化（從「重建」歐洲、阻止共產主義、發展第三世界到人道主義救濟飢荒），但輾轉曲折過程的本質仍然相同：系統性扣押美國納稅人的錢並移交到以下族群：（a）美國政府官僚機構，以手續費的形式；（b）受援外國政府，政府的財富與權力增加，相對於那些不幸的救援目標；及（c）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那些受援外國政府用盜取來的美元所消費的美國出口企業與產業。

除了搶劫你、我與其他美國納稅人來補貼美國出口企業與它們的銀行，在道德上相當可疑外，我們必須認清該系統所帶來的巨大貿易扭曲。

（3）卡特爾化世界紙幣

對於貿易而言，比關稅更危險的是凱因斯主義體制派的殘暴動力。從左派凱因斯主義的民主黨、保守派凱因斯主義的布希人馬到新保守派主義，一致走向世界合作的卡特爾央行，成為世界由世界央行發行世界廉價紙幣的經濟政府。這種凱因斯主義長期以來的夢想一經實現，將使得受到世界央行設計與控制的世界性通膨成為可能。

歐洲單一貨幣只是計劃中的第一步。再說一次：實施全球性貨幣與銀行控制對貿易所造成的扭曲，將比關稅還要危險得多，而且不容易擺脫。

在衡量 Pat Buchanan、總統布希或新保守主義英雄 Jack Kemp 等總統候選人在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光譜的位置時，我們應該考慮 Buchanan 不同其他兩個人，他主張取消對外援助。雖然他從未發表對世界廉價紙幣計劃的意見，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他會強烈反對。

我們也可以考慮 Buchanan 在 Brinkley 節目中，對 George Will 指控其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回覆：「你必須做的是把稅賦與法規的負擔從美國企業與產業身上移除，如此美國才能開始競爭。」還有誰在公眾舞台上比這更接近自由貿易？

【譯作】貿易保護主義與繁榮破壞｜Protection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rosperity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貿易保護主義與繁榮破壞｜Protection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rosperity

文：吳莉瑋
圖：Pranav Bhat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rotection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rosperity》，貿易保護主義是許多國家所謂「經濟戰」的重點，然而，在撥開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掩護後，我們會發現，所有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論點背後，都只是犧牲有效率的競爭者以及消費者，以成全特殊利益團體的特權。

貿易保護主義與繁榮破壞｜Protection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rosperit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曾經被駁斥與遺棄的貿易保護主義，挾著復仇回來了。以驚豔世界的創新、高品質低價商品而從二戰嚴重受損中回復的日本，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宣傳大開方便之門。

二戰時期的記憶醞釀貿易保護主義，他們警告這個新「日本帝國主義」比「珍珠港事件」還糟糕。所謂的「帝國主義」，是以相較於美國企業更有競爭力的價格，持續賣給美國人完美的電視、汽車、電腦晶片等產品。

日本產品「氾濫」，真的是美國政府應該防禦的威脅？還是，這個新日本是美國消費者的福音？

為了表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我們應該先認識所有的政府行為都是脅迫，因此，呼籲美國政府干預，意思就是要求使用武力來抑制和平貿易。相信貿易保護主義者不會願意把自己訴諸武力的邏輯，推演到另一個廣島與長崎的終極形式。

【把焦點放在消費者身上】

當我們解開貿易保護主義錯綜複雜的論點時，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兩個基本要點上：（1）貿易保護主義指的是以武力限制貿易；（2）關鍵是最終帶給消費者什麼。不變的是，我們總會發現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削弱、剝削並造成外國消費者嚴重的損失，對美國消費者也特別是如此。而且，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消費者，這意味著貿易保護主義打劫我們所有的人，補貼並讓少數特權獲益：那些沒有辦法在不受阻礙的自由市場上生存的低效者。

舉所謂日本威脅為例。所有的貿易都是雙方的互惠互利，否則他們不會從事交換行為，在此案例中為日本生產者與美國消費者。貿易保護主義者試圖阻止這種貿易，他們試圖阻止的是美國消費者購買廉價且高品質的日本產品，阻止美國消費者享受較高的生活水準。相反的，我們被政府強迫回到我們所拒絕的低效率、高價格產品。簡言之，低效率的生產商正試圖剝奪我們想要的產品，逼得我們不得不接受無效率的企業。美國消費者被掠奪了。

【如何看待關稅和貿易配額】

看待關稅、貿易配額或其它貿易保護主義限制的最好辦法，是忘記政治上的界線。國家的政治邊界或許在其他方面可能重要，但他們沒有什麼經濟意義。假設每個州都是單獨的國家。我們會聽到許多還好現在倖免的貿易保護主義。想想看，高價的紐約或羅德島紡織品製造商，嗥叫著來自田納西州、北卡羅萊納州或其他「外國人」的各種「不公平」、「廉價勞力」等抱怨，反之亦然。

幸運的是，州際貿易明顯地證明了擔心國際支付平衡的荒謬。沒有人會擔心紐約州與新澤西州間，或者曼哈頓與布魯克林間的支付平衡，因為沒有海關官員負責記錄這種貿易與相關結餘。

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很顯然，紐約公司呼籲對北卡羅萊納州課徵關稅，純粹是對紐約（以及北卡羅萊納）消費者的搶劫，低效率企業以脅迫赤裸裸地攫取特權。如果這五十個州都是獨立國家，貿易保護主義者將可以使用愛國主義的派頭與對外國人的不信任，來偽裝他們對該區消費者的掠奪。

幸運的是，州際關稅違憲。但即使有這種清楚的障礙，也不能夠把自己包在民族主義外衣裡，貿易保護主義者也能以另一種形式強加州際關稅。推動聯邦最低工資法持續增長的部分驅動力，是新英格蘭州與紐約州的貿易保護工具，對抗低工資與低勞動成本的北卡羅萊納州或其他南部各州的競爭對手。

例如，1966 年國會提高聯邦最低工資的戰鬥中，已故參議員 Jacob Javits（R-NY）坦率地承認他支持該法案的主因之一是削弱紐約紡織業的南部競爭對手。由於南部的工資一般低於北部，提高最高工資後的受創企業（工人遭失業）的重災區，主要將落於南部。

限制州際貿易的另一種方式是時尚的「安全」名義。例如，由政府所組織的紐約乳品卡特爾，以運輸行程跨越哈得遜河將導致新澤西州牛奶「不安全」的虛假理由，阻止附近新澤西州的進口牛奶。

如果關稅與貿易限制對國家有好處，為什麼對州或地區就不是？原則完全一致。美國在 1819 年的第一次大蕭條恐慌中，底特律只是幾百人的邊境小鎮。確出現貿易保護主義哭喊（還好沒有履行），禁止從底特律之外的所有「進口」，並告誡市民們只購買底特律產品。如果這種廢話真的付諸實施，飢餓和死亡將終結底特律所有的經濟問題。

那麼，為什麼不把限制甚至禁止貿易（即「進口」）的邏輯套用到城市、社區、街角或甚至是合乎邏輯的結論：某個家庭？為什麼瓊斯家不從現在開始頒布法令，禁止家庭成員從家中以外購買任何商品或服務？飢餓將快速消滅追求這種可笑自給自足的動力。

但我們必須認識這種荒謬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固有邏輯。標準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是如此荒謬，只是用國家民族主義與國界來掩蓋這個重要事實。

其結果是，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是無稽之談，它還是破壞所有經濟繁榮的危險廢話。我們現今並不是自給自足的農業世界。市場經濟是一個巨大世界網路，每個人、每個地區、每個國家各自產生產其最擅長、相對最有效率的產品，與他人所生產的商品或服務交換。萬一沒有貿易所憑藉的勞動分工，整個世界將被迫挨餓。像貿易保護主義那樣的貿易脅迫限制，只會削弱、阻礙並破壞帶來生活資源與繁榮的貿易。貿易保護主義，只是傷害消費者與一般繁榮，並犧牲消費者與那些更具競爭力的企業，從而賦予低效生產者永久特權。貿易保護主義只是另一種破壞性形式的紓困，它用愛國主義斗篷永遠罩住貿易。

【負鐵路】

貿易保護主義的特有破壞性，是因為它扮演著就像地區之間被迫增加的人為性運輸成本。工業革命為飢餓的大眾帶來繁榮的有力方法之一，就是透過大幅降低運輸成本。舉例而言，19 世紀初期發展的鐵路，意味著人類史上第一次可以用相對便宜的陸路來運輸貨物。在此之前，只有河流與海洋等水路是唯一具有經濟效益的交通工具。提高運輸便利性且便宜的鐵路，使得地區之間的陸路運輸打破昂貴又低效率的地方壟斷。結果巨幅改善所有消費者的生活水平。而貿易保護主義者想要在這個進步的原理上放把斧頭。

這也難怪 19 世紀偉大的法國自由放任經濟學家 Frédéric Bastiat 稱關稅為「負鐵路」。貿易保護主義者在經濟上的破壞，就像他們砍斷鐵路、飛機或船舶，並迫使我們回到過去山道、排筏或帆船等昂貴的運輸。

【公平貿易】

讓我們開始看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張。例如，貿易保護主義的標準抱怨，是他們「歡迎競爭」，但這種競爭必須是「公平」的。的確，每當有人開始談論「公平競爭」或一般性的「公平」時，你都要小心監視自己的荷包，因為它快要被拿走了。真正的「公平」就是自願交換的簡單用語，由買方和賣方共同商定交換條件。就像大部分中世紀學者所清楚的，除了市場價格外，沒有所謂「正義」（或公平）的價格。

那麼，什麼是「不公平」的自由市場價格？貿易保護主義對於美國公司受到「不公平」競爭的共同的指控是，比方說，某間台灣公司只需支付美國競爭對手一半的工資。他們呼籲美國政府的干預，透過對台灣人徵收相對應的關稅來調整到「對等」的工資率。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消費者不能光顧低成本企業，因為這些企業的低成本相較於其他低效率的競爭對手「不公平」？這和紐約公司試圖削弱北卡羅萊納州競爭對手的主張一樣。

貿易保護主義者懶得去解釋為什麼美國的工資水平往往遠高於台灣。工資率不是取決於天意。美國的工資率偏高是因為美國雇主們相互競價而抬高。就像其他市場上的價格，工資率取決於供給與需求，而美國雇主對勞動的需求增加提高了工資率。那又是什麼決定需求？勞動的「邊際生產力」。

包括勞動力的任何生產要素需求，都由該生產要素的預期生產力所構成，例如工人的產值、水泥的磅重或土地的面積。生產要素的生產力越高，雇主的需求就越高，因此價格或工資率就越高。美國的勞動力比台灣還貴，是因為它的生產力較高。那是什麼使它具有生產力？一定程度上是相對的勞動、技能與教育品質差異。但工資率差異最重要因素不在勞動者本人的個人素質，而是就整體而言，美國勞動者具有比台灣同行更多、更好的資本設備。每名員工所能分到的資本投資越多，員工的生產力就越高，因此具有較高的工資率。

簡言之，如果美國工資率是台灣的兩倍，這是因為資本密集的美國工人配備了更多更好的工具，因此，具有平均兩倍的生產力。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工人所得高於台灣人的「不公平」，不是因為個人素質差異，而是儲蓄者與投資者為美國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工具。而工資率不僅取決於個人素質，也取決於相對稀有性，與資本相比，在美國的工人比在台灣的工人更稀有。

換個說法，事實上，美國平均工資率為台灣的兩倍，並不會讓美國的勞動力成本也成為台灣的兩倍。因為美國的勞動生產力也是台灣的兩倍，這意味著美國的雙倍工資率被雙倍生產力給抵消，從而使得美國與台灣在每單位產品的平均勞動成本相同。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謬誤之一是把勞動力價格（工資率）與勞動成本相混淆，但產品的勞動成本還取決於相對生產力。

因此，美國雇主所面臨的真正問題，並不是台灣的「廉價勞動力」，而是美國的「昂貴勞動力」，而後者是美國雇主競標稀有勞動力的結果。效率較低的美國紡織業或汽車產業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美國沒有台灣或日本這麼多的廉價勞動力，而是美國其他的負擔得起高工資的高效率產業，在彼此競爭下將工資抬高的事實。

因此，通過徵收保護性關稅與貿易配額，來拯救低效率的美國紡織、汽車或電腦晶片公司擺脫困境，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傷害美國消費者，他們也損害有效率的美國企業和產業，那些原先不用和低效公司競爭資源的高效率公司，本來能夠擴大營業並在國內外銷售產品，現在被迫與之競爭資源。

【傾銷】

另一個貿易保護主義攻擊自由市場的矛盾，是即使沒有這麼多外國公司享有低成本，它們仍「不公平的」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將產品銷售給美國消費者，因而從事有害且有罪的「傾銷」。透過傾銷，這些外國公司相對於從來不會把售價低於成本的美國公司而言，具有不公平的優勢。但是，如果低於成本的銷售是如此強大的武器，為什麼國內沒有企業試著這麼做？

我們對此指控的第一反應是將焦點再次放在消費者身上。為什麼消費者明顯受益反而成為問題呢？舉例而言，假如 Sony 願意以每台電視一美分的價格賣給美國消費者，藉此傷害其美國競爭對手。難道我們不該慶幸這種補貼美國消費者而遭受嚴重損失的政策嗎？難道我們的反應不是：「來吧 Sony，多資助我們一些！」以消費者的立場而言，越多「傾銷」越好。

但是那些可憐的美國電視製造商怎麼辦？它們的銷售將因為 Sony 幾乎以贈送方式販賣產品而受到影響。唔…當然，RCA、Zenith 等公司的明智政策是停止製造與銷售，直到 Sony 破產。假設最壞的情況發生，RCA、Zenith 等公司被迫因為 Sony 的價格戰破產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消費者的處境還是比以前更好，因為破產企業的廠房還在，而願意收購的美國買家將能進入電視製造業並競逐 Sony，因為他們現在享受較低的資本成本。

事實上，幾十年來自由市場的反對者都聲稱，許多企業透過「掠奪性價格戰」來取得強大的市場占有率，即，透過銷售低於成本的產品來把對手擠出市場，然後再以不公平的方法將售價提高到「壟斷價格」。這個說法主張儘管消費者可能在短期內因為價格戰、「傾銷」與低於成本的售價而獲益，但長期而言會因未據稱的壟斷而受害。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經濟理論表明這是不會成功的活動，賠錢「傾銷」的公司從來沒有真正實現價格壟斷。果然，歷史上沒有任何掠奪性定價的嘗試是成功的，事實上，它只在極少數情況下曾經試過。

另一個主張聲稱日本或其他外國公司透過政府資助虧損而能進行傾銷。不過，我們還是應該歡迎這樣荒謬的政策。如果日本政府真的願意浪費資源來資助美國消費者購買 Sony 的產品，越多越好！這種政策就像私人虧損一樣地自我挫敗。

儘管「傾銷」這個主張，是由坐在公平關稅委員會還有政府官僚裡的經濟學家或其他所謂的「專家」所提出，這種「傾銷」指控還有另外一個問題。無論是經濟學家、商人或其他專家，任何一個外部觀察者都沒有辦法決定一間公司的「成本」。「成本」不是能衡量或測量的客觀實體。成本商人的主觀，而且隨著生產過程或銷售過程中以及商人的時間跨度而不斷變化。

例如，假設某個水果經銷商購買了 20 美元的梨子，每磅 1 美元。他預期以每磅 1.5 美元出售這些梨子。但梨子市場發生了一些變化，他發現這些梨子不太可能以希望售價賣出。事實上，他發現他得在這些梨子爛掉之前趕緊以任何價格賣出。假設他發現自己只能以每磅 70 美分賣出他的梨子。外部觀察者可能會說，這個水果經銷商「不公平的」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他的梨子，因為它的成本被認定為每磅 1 美元。

【幼稚產業】

另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謬論認為，政府應該提供臨時的保護性關稅，以幫助「幼稚產業」。當該產業被建立起來後，政府應該取消關稅，然後把達到公認的「成熟」產業丟到競技泳池中。

這個理論很荒謬，實際上已被證明是災難性政策。政府保護新興的年輕產業免於國外競爭的需要，並不比保護它們免於國內競爭的需要來得多。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幼稚」的塑膠產業、電視和電腦產業沒有這種保護也運作良好。任何政府資助的新產業，都將投入相比於老企業過多的資源進入該產業，將開創持續性的資源扭曲，使得該產業永久性的效率低落與低競爭力。因此，「幼稚產業」的關稅往往變成永久性關稅，不管該產業「成熟度」如何。關稅的支持者進行誤導性的擬人化譬喻，把商業公司比喻成需要成人照顧的「嬰兒」。但是，商業公司並不是一個人，不管是年輕還是年老。

【夕陽產業】

事實上，近年來出了名的低效率老舊產業，經常採用貿易保護主義者所謂「夕陽產業」的說法。鋼鐵、汽車還有其他被競逐的產業一直抱怨說，他們「需要喘息的空間」進行重組以提高對抗國外對手的競爭力，而這個喘息空間約莫就是幾年的關稅與進口配額。這種說法就像幼稚產業的主張一樣滿是窟窿，而要怎樣確定那些「老舊」產業什麼時候才能奇蹟般地重獲新生，則顯得更加困難。事實上，鋼鐵產業從成立以來效率一直都很低，跟它的實際年齡似乎沒有什麼關係。美國在 1820 年推出第一個貿易保護主義運動，由賓州鐵業主導（之後是鋼鐵業），賓州的鋼鐵業因 1812 年的戰爭而被人為性強制成立，但當時已因外國競爭者的高效率而處於嚴重危險之中。

【非問題的國際收支平衡】

最後一組主張，更確切地說應該是警告，集中在國際收支平衡的奧秘。貿易保護主義者關注於進口遠大於出口的可怕，這意味著，如果市場持續處於未檢核狀態，美國人可能會因為從國外購買一切卻沒有外銷自有產品，讓美國消費者參與了永久毀滅美國企業的過程。但是，如果出口量真的下降到接近零，美國人要去哪裡找到錢去購買國外產品？國際收支平衡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它是一個偽問題，因為海關統計而存在。

在金本位的日子裡，某國的貿易逆差是個問題，但這只是因為部分準備金銀行系統的關係。如果美國銀行促使美聯儲或以前的央行膨脹貨幣和信貸，美國的通膨會導致美國物價提高，這將抑制出口和鼓勵進口。由此造成的逆差必須以某種方式支付，而在金本位的時代，這意味著要以黃金這種國際貨幣支付。因此當銀行信貸擴張時，黃金開始流出國家，使得部分準備金銀行更岌岌可危。為了因應黃金外流帶來的償付能力威脅，銀行最終將被迫收縮，促成經濟衰退並平衡貿易逆差，使得黃金回流。

但現在是廉價紙幣的時代，國際收支平衡沒有真正意義。黃金已不再是「平衡項目」。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國際收支赤字。確實，過去幾年中，每年的進口都大於出口約 1,500 億美元。但是黃金並沒有流出國家。甚至也沒有美元「洩出」。所謂的「赤字」被外國投資人以等額美元投資而支付：房地產、資本貨物、美國證券和銀行帳戶。

實際上，在過去幾年裡，外國人以自有資金投資足夠美元使得美元保持在高點，讓我們能夠購買廉價的進口產品。我們不該擔心與抱怨這種發展，我們應該高興外國投資者願意資助我們廉價的進口商品。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富礦已經進入尾聲，美元貶值而出口變貴。

我們總結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張，乍看之下有許多可行，但實際上是令人震驚的謬誤。這些全然忽略了最基本的經濟分析。事實上，一些主張幾乎是 17 世紀重商主義荒謬論點的副本：例如，不知何故，美國的貿易赤字並非整體的災難性問題，而只針對某個特定國家，譬如日本。

我們甚至必須重新學習對 18 世紀重商主義更複雜的反駁：即，與個別國家的平衡將相互抵消，因此，我們應該只關心整體平衡？（更不用說整體平衡不是問題。）但我們無須重讀經濟學文獻才能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動力並非源於荒謬理論，而是要求強制性特權，並犧牲有效率的競爭者與消費者來限制貿易。特殊利益團體利用政治程序來鎮壓和掠奪我們這些其它人的手法中，貿易保護主義是最過時的。該是時候讓我們一次把它們拋在背後，並且以它應得的正義憤怒待之。

【譯作】回到黃金的第一步｜First Step Back to Gold

Fri, 22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回到黃金的第一步｜First Step Back to Gold

文：吳莉瑋
圖：digitalmoneyworl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irst Step Back to Gold》，當時美國眾議員 Ron Paul 努力推動金幣合法化，並成功讓美國民眾能夠再次持有黃金，實為值得歡呼的歷史時刻，雖然，時至今日我們這些黃金貨幣死硬派的理想尚未成功，但就讓我們繼續努力呼籲吧。

回到黃金的第一步｜First Step Back to Gol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1986 年 9 月是美國貨幣政策歷史性的一個月。感謝 Ron Paul 在他四任眾議員任期中的英勇努力，在超過五十年後的第一個月，美國財務部鑄造了真正的金幣。

在 1933 年 Franklin Roosevelt 推翻金本位並沒收美國人民手中的金幣之前，金幣是美國的標準貨幣。在蕭條危機的名義掩護下，不僅金幣被沒收，所有的黃金都被禁止（除了不情願地允許收藏家、牙醫、珠寶商和工業用戶的指定額度外）。

國會在 1970 年代制定美國藏金法律，財務部自己也承認一些自己鑄造的金幣被用於貨幣用途。我們只用了十年走了很長一段路，從鬆綁法律到財務部鑄幣。

確實，新幣的政治動機並不單純。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吸引南非克魯格金幣的金幣業務，這些克魯格金幣因其生產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染上了一些汙點。但最重要的是，至少有部分的黃金回歸貨幣用途，也讓公眾有機會目睹、觀看與投資金幣。

在 1933 年以前，政府削弱金本位的其中一個方法是阻礙黃金以金幣形式廣泛流通，說服公眾將黃金以金條形式藏在銀行更安全而不是以一般用錢的金幣形式。由於美國人在 1933 年已不再直接使用金幣，對政府而言也相對容易在不激起強烈反對的情況下沒收人民的金幣。

這個新的美國鷹幣（American Eagle）在未來可以方便地廣泛使用。它有效重達 1 金衡盎司，正面則掛上聖．高登斯（Augustus Saint-Gaudens）令人熟悉的自由女神設計，從 1907 年到 1933 年的美國金幣都採用自由女神設計。

不過，雖然鑄造新的美國鷹幣是走回穩健貨幣道路的第一步，還有更多的要做的事。重要的是不要滿於目前成就。

首先，即使舊有金幣目前合法，美國政府從未放棄沒收得來的金幣所有權，更不用說把金幣歸回它們的合法擁有者，也就是美元擁有者。所以，將美國的黃金儲備去國家化並返回私人手中，非常重要。

其次，美國鷹幣是財務部對我們作出的可怕玩笑。1993 年以前，一盎司金幣被指定為「法定貨幣」，但只值 50 美元。換句話說，如果你欠別人 500 美元，你可以合法地支付債權人十個一盎司金幣。不過，如果你是白癡才會這麼作，因為目前黃金市價約為每盎司 420 美元。在指定價值的情況下，誰會選擇支付價值 4,200 的黃金給 500 美元債務的債權人？

虛假的人為性黃金低價，當然，是財務部的特別設計，確保沒有人會使用這些金幣來付款與放債。舉例來說，假如政府指定一盎司金硬稍高於市價的 500 美元好了。如此，每個人都會急著把手中的美元換成金幣，黃金將迅速取代美元在市面流通。

這一切當然都是愉快的幻想，但即使採用這種優越系統也不會解決主要的問題：該拿美聯儲與銀行系統如何是好？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只把財務部手中的黃金拿回來是不夠的。還要那些美聯儲在技術層面上擁有並託管於諾克斯堡與其他黃金保管人手上的黃金。此外，美聯儲擁有印製美元的絕對壟斷地位，即使人們開始以美元交換財務部金幣，這種壟斷都將繼續。

將黃金去國有化而從諾克斯堡弄出來交回人民手中的確重要。但其他同樣重要的，是將美元去國有化，即，將「美元」這個名字定義為不可逆轉的固定重量黃金。每一塊位於諾克斯堡的黃金都與美元綁定，只有如此，才能迅速廢除美聯儲系統，並將黃金以美元的固定權重交回公眾手中。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那些希望將國有化黃金與美元從政府手中返還給人民的人，將不得不同意這個固定的重量。

最好的初始定義，是選擇最方便的美元與黃金兌率。當然不是 1 盎司黃金 50 美元。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採用目前高於目前指定價格的市價，甚至將黃金價格調高（美元的定義黃金重調低）到讓美聯儲清算後足夠清償自有債務與所有銀行存款（這需要將黃金價格訂為每盎司約 1,600 美元）。在這些參數中，不管什麼價格被選定都無所謂，只要這些改革盡快生效，並讓這個國家回到穩健貨幣。

【譯作】神秘的美聯儲｜The Mysterious Fed

Fri, 22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神秘的美聯儲｜The Mysterious Fed

文：吳莉瑋
圖：Derrick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Mysterious Fed》，美聯儲主席這個位置既神祕又崇高，但講穿了其實沒什麼，就像一些宗教騙局一樣，美聯儲這個機構存在本身，就是用來誆騙信心的領導人，也因此，美聯儲主席的工作就像宗教詐騙集團的禿驢一般，只是某種信仰的象徵標的，當然，這指的是換誰來當美聯儲主席都沒差。

神秘的美聯儲｜The Mysterious F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Alan Greenspan（艾倫．格林斯潘）已經接受註定的美聯儲主席再次任命，整個金融體系都帶著飄飄然的滿意與滿足。對他們而言，Greenspan 仍在他的天堂，世界還很美好。似乎沒有人懷疑每個美聯儲主席，到底是透過什麼神秘的過程，瞬間被廣泛尊為健全美元、金融體系與經濟繁榮不可缺少的要角。

在偉大 Paul Volcker（保羅．沃爾克）可能不會被重新任命為美聯儲主席的那段時間，金融媒體進入陣痛：不！沒有強大的 Volcker 掌舵，美元、經濟甚至是世界都可能分崩離析。然而，當 Volcker 終於離開該位幾年後，這個國家、經濟以及世界，不知怎地還好好的；事實上，那些曾經圍繞 Volcker 每個機智與智慧而隨之起舞的人，自那以後連 Paul Volcker 還有沒有活著都不太關心。

Volcker 的神秘力量是什麼？是他聳立具威嚴的外貌嗎？他的浮華與魅力？他味道強烈的雪茄？事實證明，這些因素沒起到任何作用，因為，現在據稱不可缺少的 Alan Greenspan，沒有任何類似 Volcker 的人格特質或樣貌。Greenspan 就像個單調的書呆子。那麼，是什麼讓他現在變得不可或缺？他被認為高度「內行」，但當然，還有至少數百個可能的美聯儲主席和他懂的差不多。

因此，如果不是個性或知識，是什麼讓所有的美聯儲主席如此不可或缺而被廣泛讚譽？解答是 Edmond Hilary 爵士被問到為何堅持攀登珠穆朗瑪峰時的著名回答：因為他是美聯儲主席。這個辦公室的存有，使得坐其位的人自動變得美妙、受人尊敬、對這個世界深度重要等等。所有在那個辦公室的人，都會得到幾乎相同的理想化評價。而所有離開那個辦公室的人也幾乎一致地受遺忘，如果 Greenspan 離開美聯儲，他將像從前一樣被忽略。

這真是太糟糕，人們不抱更多疑慮：他們不問取決於某個人存在的經濟體或美元哪裡錯了。問題的答案是錯得可多了。Sony 或 Honda 的健康取決於產品的品質與消費者的持續滿意。沒有人會特別關心公司負責人的個人特質。但是在美聯儲的情況中，主席個人魅力的追隨者，從未探究他除了保持公眾或市場對美元或銀行體系的「信心」外，究竟還做了什麼。

圍繞在美聯儲主席身邊的威嚴與神秘空氣，正是因為沒有人知道美聯儲主席的功能，也沒有人消費美聯儲的「產品」。如果某間公司的總裁和他的公關們，不斷呼籲公眾「拜託拜託。對我們的產品有信心，我們的 Sony、Ford…」，我們會怎麼想？難道我們不會認為這樣的企業有鬼嗎？在市場上，信心源於消費者嘗試與測試產品後的滿意。我們的銀行系統宣稱其重度依賴「信心」的事實表明，這種信心被可悲地放錯地方。

神秘、訴諸信心與大力稱讚主席人格：這些都是詐欺遊戲。Volcker、Greenspan 還有他們的處理程序，都是騙子奧茲魔法師常規的把戲。箇中神秘與技巧都是必要的，因為，美聯儲主席所主持的部分準備金制度銀行是破產的。不只是 S&Ls 和 FDIC 破產，整個銀行體系都是破產的。為什麼？因為，我們以為那些存在銀行帳戶裡的錢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有 10% 左右的錢存在。

美聯儲的神秘與信心把戲依賴於它所扮演的功能：由聯邦政府強制執行，並由美聯儲帶頭的銀行卡特爾組織。美聯儲不斷地進入「開放市場」購買政府債券。美聯儲用什麼支付這些債券？什麼也沒有，只有憑空創造出來的支票賬戶。每當美聯儲創造 100 萬美元的支票貨幣來購買政府債券，這 100 萬美元迅速進入各間銀行的「儲備」，然後這些銀行再金字塔式創造出 1,000 萬美元的銀行存款，無中生有。如果有人理智地想要現金而不是存款簿，為什麼那也沒關係，因為美聯儲只要印一些立即成為標準「美元」（聯邦儲備券）的紙就能支付。但是，即使是這些廉價法幣，也只占銀行存款總額的 10%。

有趣的是，美聯儲統治者對這個通膨性系統唯一的擔心，似乎來自於主要銀行卡特爾圈外的美聯儲地區銀行總裁。美聯儲的地區銀行總裁，由名義上擁有美聯儲的當地銀行家選出。因此，在卡特爾頂層的地區銀行總裁，例如紐約與芝加哥，或是來自舊有金融精英的費城和波士頓，往往為傾向通膨的「鴿派」；而相對較反通膨的「鷹派」，則來自於美聯儲卡特爾主要中心的外圍地區，例如，明尼亞波利斯、里奇蒙、克里夫蘭、達拉斯或聖路易斯。當然，這種力量分配並非偶然。

當然，那些覺得反通膨的「鷹派」地區銀行總裁難以忍受的人，還沒見識過真的「鷹派」。他們等著遇到一些米塞斯的追隨者吧！

【譯作】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少數派報告｜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

Thu, 2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少數派報告｜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

文：吳莉瑋
圖：trackreco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Rothbard 整理了標榜「自由放任的實用主義者」Alan Greenspan 的職業生涯，事實上，一如 Rothbard 所言：

對於 Greenspan 而言，自由放任主義拿來引航的北極星、標準甚至是指導；而只是放在衣櫃裡面的興趣，完全脫離具體的政策結論。

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少數派報告｜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媒體廣泛地讚譽 Alan Greenspan（艾倫．格林斯潘）成為美聯儲主席；左派、右派與中間派經濟學家都懾服於 Alan 的偉大、敏銳，以及對「數字」無與倫比的洞察力。唯一保留似乎是 Alan 可能無法享有前任美聯儲主席的巨大權力與尊敬，因為他沒有籃球員那麼高、不是禿頭，也不抽雪茄。

精明的觀察者可能感覺得到，任何受到體制派一致掌聲的人都不會真的那麼好，在這個例子中，這種感覺是正確的。我 30 年前就知道 Alan 這個人，而且富饒興趣地追蹤他的職涯。

我發現特別精彩的，是近期報導「陶森－格林斯潘經濟顧問公司」可能歇業的新聞，因為事實證明，那間公司賣的不是計量經濟學預測模型或是它著名的數字，它賣的是 Greenspan 這個人，還有他以洛可可式語法及模糊空間作成長篇空洞大論的天賦。

身為卓越的預測員，他悲哀地承認他在幾年前成立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因為缺乏能力實行它所憑藉的預測而關閉：當投資基金上線時。

Greenspan 能獲取信任的真實資格是他從不會晃動體制派的船。他早已將自己定位成經濟領域的極中間派。他就像長期以來的共和黨經濟學家一樣，是個保守派凱因斯主義者，而保守派凱因斯主義近日來幾乎和民主黨陣營的自由派凱因斯主義沒有什麼區別。事實上，他的觀點幾乎與同樣是保守凱因斯主義的 Paul Volcker 相同。意味著他想要適中的赤字與增稅，並在傾倒貨幣供應的時候大聲擔心通貨膨脹。

然而，有件事使 Greenspan 在他那些體制派好友中顯得與眾不同。即，他是 Ayn Rand 的追隨者，因此他「哲學上」相信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甚至是黃金標準。但就像紐約時報和其他重要媒體趕緊向我們保證的那樣，Alan 只在「高度哲學」上相信自由放任主義。在實踐上與他的主張政策中，他就像其他人一樣是個中間派，因為他是「實用主義者」。

身為所謂的「自由放任的實用主義者」，在他主導政治的 21 年職涯中的任何時候，他都不曾倡導過任何疑似自由放任主義甚至是趨近自由放任主義的主張。對於 Greenspan 而言，自由放任主義拿來引航的北極星、標準甚至是指導；而只是放在衣櫃裡面的興趣，完全脫離具體的政策結論。

因此，Greenspan 只在各方面條件都適合時才贊成黃金標準：如果預算平衡、貿易自由、通膨結束、所有人都有正確理念等等。同樣的，他可能會說他只在所有條件都符合時才支持自由貿易：如果預算平衡、工會勢力減弱、黃金標準、我們具有正確理念等等。總之，這個人的「高度哲學」從來都不會實踐於行動。體制派就像吃辣一樣把這個人給納入其陣營。

這些年來，例如，Greenspan 在任職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支持福特總統傻頭傻腦的「打敗通膨」（Whip Inflation Now）。更糟糕的是，這個自由放任主義的「高度哲學」信徒，當公眾開始認識到社會保險計劃的破產，終於遇到機會屠宰這頭偉大的美國政治聖牛時，他在 1982 年保存了敲詐勒索的計劃。Greenspan 臨危受命，擔任「兩黨的」（即保守派與自由中間派）社會安全委員會負責人，以更高的社會保險稅「挽救」破產的社會保險制度。

Alan 是著名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長期成員，該委員會是這個國家政經權力精英 Rockefeller 主導的巔峰之作。當他被提名美聯儲主席時，他離開他體面的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與摩根保證信託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的董事職位。是的，體制派有很好的理由在 Greenspan 掌舵貨幣時睡得香甜。錦上添花的是，他們知道 Greenspan 的「哲學上」Ayn Rand 追隨者身分，無疑會矇騙不少自由市場倡導者，以為自己主張終於坐上權力高位。

【譯作】通貨膨脹與蒙古大夫｜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

Thu, 2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通貨膨脹與蒙古大夫｜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

文：吳莉瑋
圖：Marco F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通貨膨脹的主因是廉價紙幣體系中政府不斷地創造新貨幣（偽造），而身為幫兇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們還奮力為了必然反應貨幣通膨的物價上漲抹飾太平，找出一堆可笑的詐騙理由誆騙、麻痺公眾。

通貨膨脹與蒙古大夫｜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都非常熟悉「蒙古大夫」的現象，那些在每個活動投票、演講或辯論之後，急於向媒體提供恰當「帖子」政治代理人。我們有時沒能認識到政權內部在經濟領域上也有自己蒙古大夫。對於每次的經濟壞消息，都爭先恐後地提供愉快舒緩的解釋。

我們常年偏好永久性通貨膨脹。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太平日子期間，美聯儲和其他貨幣當局認為通膨率達到 2% 以上就是失控。但因為麻痺效應、習慣與遲鈍，現在我們的通膨率到達標準 4% 時就被認為是通膨消失。事實上，其含義是，只要通膨率低於可怕的「兩位數」，我們就沒有必要擔心。和平時期的兩位數通膨率第一次出現於 1970 年代的通膨性經濟衰退。

1990 年 1 月時生活成本指數至少超過兩位數的比例。該月，生活費用上漲了 1.1%，這相當於每年超過 13% 的增長，達到 1970 年代通膨的高峰。有出現任何嚴重的考量嗎？美聯儲和當局有按下恐慌按鈕嗎？

當然沒有，經濟蒙古大夫們迅速地躥出來接手任務。你看，如果你把價格上升最快的食品和能源類目拿走，事情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糟糕。食品在 1 月上升 1.8%，每年上升近 22%；而能源價格當月上升不低於 5.1%，年增長超過 61%。但是，那沒有問題，因為罪魁禍首是 12 月破紀錄的寒流，推動糧食和蔬菜的價格在接下來那個月上升 10.2%（年增長超過 122%），並推高用來取暖的油價增加 26.3%（年增長超過 315%）。

拿掉這些波動（雖然很重要）的食品和能源類目，接著，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核心通膨率」（即減去食品和能源的消費者物價變動），1 月「只」有 0.6%，年增長為 7.5%。體制派承認這肯定會引起人們關注，不過，至少它低於惡性的兩位數水準。

但我們必須記住，冬季常會有寒流，而所謂的天氣隨機效應，在通貨膨脹期間似乎總是比在通貨緊縮期間更強烈。

「核心通膨率」這張帖子合理看來是一種詐騙通則：如果想讓通貨膨脹消失，只要簡單地排除增長最迅速的類目。只要砍掉夠多的價格類目，你可以使它看來永遠沒有通貨膨脹。找一些藉口把所有上升的類目都拿掉，剩下來的叫作「基準通膨率」，說變就變！通貨膨脹永遠死去。

因此，住房價格在雷根政權的最初幾年中上升到令人尷尬的程度，所以住房價格被簡單地取出指數類目，他們的藉口是消費者支付的實際或估算年租，目前尚未趕上住房價格增加。又例如，德國 1923 年惡名昭彰的惡性通膨，受人尊重的體制派經濟學家持論德國沒有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因為（不再能以馬克贖回的）黃金價格下降！

不幸的是，貧困愚昧的消費者總是以較高價格支付消費者物價指數裡的所有商品（甚至更多從沒列入指數的商品，例如名牌產品或書籍），以及住房、食品和能源。我們這些消費者並沒有只需支付「核心」商品的特權，更不幸的是，我們也不能享受以黃金支付的奢侈。

但連核心通膨率都高到令人擔憂，於是體制派經濟學家們開始到處尋找解釋。歸咎候選人的常客之一因此復出，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工資率去年上升到令人不安的 5.0%；但因為物價增長率為傳統的 4.5%，所以這似乎無須太擔心。

工資率增長已落後物價上漲數年。加速通膨的真正元兇是體制派盡力避免指責的候選人：聯邦政府自己創造的貨幣供應量。

經過政府多年的創造新錢並注入經濟體系，人們現在開始花這些錢並因此推動價格上揚。但聯邦政府最不想怪罪的就是自己；此外，印鈔票對創造者及其受益人實在是太過舒適，很難白白放棄。只有把創造貨幣的權力，也就是偽造，把政府手中取走，才能夠讓通貨膨脹的詛咒真正永遠消失。

【譯作】剖析銀行擠兌｜Anatomy Of The Bank Run

Wed, 20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剖析銀行擠兌｜Anatomy Of The Bank Run

文：吳莉瑋
圖：mugle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natomy Of The Bank Run》，銀行擠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合法化的「部份準備金制度」詐欺，由於此種先天性不良，使得幾乎所有銀行都不具清償債務的能力，因此，一旦公眾信心動搖就很容易發生擠兌的銀行倒閉骨牌效應。在自由市場下，銀行擠兌是市場用來檢核不健全銀行的重要工具，但隨著政府介入，為了拯救那些先天不良的銀行，我們都付出了可怕的代價：慢性且無止盡的通貨膨脹。

剖析銀行擠兌｜Anatomy Of The Bank Ru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懷舊愛好者對於以下場景相當熟悉：通宵排隊等待銀行營業（首先是俄亥俄州，接著在馬里蘭州）；華而不實地保證銀行安全並要人們回家；固執的存戶堅持要提領存款；政府隨之關閉銀行的同時，銀行仍被允許持續向其借款人收債。

換句話說，政府並非保護私有財產權與合約履行，而是透過禁止存戶從銀行取回自己的錢而故意侵害存戶的財產權。

所有的一切，當然都是 1930 年代初大規模銀行擠兌的重播。表面上，此弱點是因為這些失敗的銀行由私人或州立存款保險機構擔保，這讓銀行透過改由聯邦政府承保而輕鬆擋住風暴。（FDIC 擔保商業銀行；FSLIC 擔保儲蓄與貸款銀行）

但是，為什麼？聯邦政府有什麼無論是民營企業或州政府都拿不出來的靈丹妙藥？私人保險機構的捍衛者指出，私人保險機構的財務狀況在技術層面上比 FSLIC 或 FDIC 良好，因為他們擁有更高比例的擔保總額美元儲備。為什麼在其他所有業務都遠優於政府的民營企業，在這個領域卻具有這樣的缺陷呢？貨幣到底有何需要聯邦政府管控的特殊之處？

解決這個難題的答案，其實就在因壯觀的劣質貸款而造成操業者數目下挫後，俄亥俄州和馬里蘭州 S&Ls 的痛苦聲明。他們實際上是在抱怨：「真可惜，不健全的銀行將其他健全銀行也拖下水！」

但是，什麼樣「健全」的銀行會因為某些耳語與下跌的公眾信心而迅速倒塌？有什麼其它行業會因為一些謠言或隱喻的質疑就把看來堅固的公司給擊倒？銀行到底有什麼特別，使得公眾信心扮演決定性與壓倒性的重要作用？

答案就在於我們銀行體系的本質，事實上，無論是商業銀行或儲蓄銀行（互助儲蓄及儲蓄與貸款）都系統性採用部份準備金制度：即，他們手頭上的現金比清償債務的需求要小得多。對於商業銀行而言，存款準備金的比例現在是 10% 左右；儲蓄銀行則更少。

這意味著那些認為自己在銀行有 10,000 美元存款的人被誤導了；比例的意思就是，銀行只有 1,000 美元或更少。然而，無論是支票存戶還是儲蓄存戶都認為他們可以隨時依照需要贖回自己的錢。顯然，這種在其它行業被認為是依賴騙局的詐欺系統，靠的是信心的把戲：也就是說，它能運作這麼長的時間只是因為存戶沒有發生恐慌而試圖取出他們的錢。信心至關重要的，也被誤導。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公眾開始恐慌並擠兌銀行後，銀行無法抵抗與停止。

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民營企業承保存款保險業務會表現得如此糟糕。民營企業只在其營運業務合法且有用時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不可能去擔保某間基礎不健全的公司，甚至整個行業。本質上無力清償債務的部份準備金銀行無法投保。

那麼，聯邦政府的神奇藥水為何？為什麼每個人都相信 FDIC 和 FSLIC，即使它們的存款準備金比例低於私人機構，即使它們也只有一小部分的擔保存款總額現金來阻止任何銀行擠兌？答案很簡單，因為每個人都正確地意識到，只有聯邦政府可以印製法定貨幣，而不是州政府或私人公司。大家都知道如果發生銀行擠兌，美國財務部可以簡單地下令美聯儲印出任何存戶想要的足夠現金來擺脫困境。美聯儲有權無限制地印製美元，正是這種通膨的無限權力在背後支撐部分準備金銀行系統。

是的，FDIC 和 FSLIC 可行，但這只是因為無限印鈔的壟斷權力可以用來拯救地球上的任何公司或個人。在 1933 年之前，透過嚴重的銀行擠兌來持續檢核銀行體系，防止任何大量的通貨膨脹。

但現在，銀行擠兌的時代已結束，至少在絕大多數依附聯邦存款保險的銀行，而我們則不斷地付出可怕代價來拯救銀行：慢性且無限制的通貨膨脹。

如果要結束通貨膨脹，不僅要廢除美聯儲還要廢除 FDIC 和 FSLIC。最終，銀行的待遇要像其他行業的任何公司一樣。簡言之，如果它們不能履行合約義務，將被要求破產與清算。看著移除政府工具之後還有多少的銀行能繼續生存，這具有教育意義。

【譯作】問與答：儲蓄與信貸銀行混亂｜Q&A on the S & L Mess

Wed, 20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問與答：儲蓄與信貸銀行混亂｜Q&A on the S & L Mess

文：吳莉瑋
圖：opensourcewa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Q&A on the S & L Mess》，Rothbard 整理了有關S&L危機的一些成因、謬誤與解決方案，這些銀行亂象都是因為政府基於政府利益，大力卡特爾化銀行並合法化「部份準備金」詐騙，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把政府和貨幣事務分開，回歸市場貨幣。

問與答：儲蓄與信貸銀行混亂｜Q&A on the S & L Mes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問：什麼時候稅不是稅？

答：當它是「規費」時。但這個問題只存在於創造性語義學家布希總統開始使用他永不加賦的「讀我的唇」承諾之前（由 Richard Darman 的「實行起來像鴨子走路」帶動）。不幸的是，答案幾個星期後就出現。不，這次不是「增加收入」、「公平」或「關閉漏洞」；它是老點子－「規費」。

當財務部長 Brady 提出命運多舛的存戶「規費」提案來拯救失敗且破產的 S&L 產業時，布希總統把它譬喻成進入黃石公園的聯邦政府門票費。但是，黃石公園不幸地為聯邦政府所有，聯邦政府作為所有者，或許能主張對黃石公園使用者酌收的是規費，而不用貼上「稅」的標籤（僅管在此也可以提出政府不具與私人擁有者相同的哲學或社會地位的質疑）。但是，因為存戶使用自己存放在私人儲蓄與貸款銀行內的錢，而向存戶收取「規費」，是基於什麼基礎？這些「規費」給誰，為了什麼？

不，公眾、政客與政治觀察家一致起身做出令人心頭一暖的抗議聲浪，顯然，對於布希政府以外的所有人而言，這個針對存戶收費的提案，看起來、說起來、實行起來，都非常像一隻稅鴨。

問：什麼時候保險不保險？

答：當你試圖「擔保」已經破產的行業時。當稅不被稱為稅的時後，有時不稱為「規費」，而是「保險費」。當公眾接二連三的抗議使存戶「規費」提案幾乎沉沒時，布希政府開始後退，並轉為建議對其他尚未正式破產的銀行徵稅，這項新稅被稱為較高的「保險費」。

這產生比創造性語義更多的問題。「保險」的概念是謬誤。「擔保」部份準備金銀行，不管是商業銀行或者是儲蓄與貸款銀行的存款，都荒謬又不可能。這就像「擔保」撞上冰上後的鐵達尼號一樣。

保險的概念只適用於某種可測量且能因大量樣本而合併分擔的風險：火災、事故、疾病等。但創業公司或行業不能成為「被保險標的」，因為企業家所承擔的是不能測量或合併分擔的風險，所以無法被擔保。

更別說該產業在本質上與哲學上都將無可避免地破產：部份準備金銀行。部份準備金制度下的 S&L 銀行，是在部分準備金的商業銀行體系下，進行危險的金字塔式膨脹。S&Ls 使用商業銀行存款作為自己的儲備。部份準備金銀行哲學上的破產，是因為他們從事巨大的騙局：假裝你的存款放在銀行且能在任何時間被贖回，但事實上卻被銀行出借以賺取利息。

由於部份準備金制度是巨大的騙局，因此這些銀行完全憑藉於「公眾信心」，這就是為什麼，布希總統趕著向 S&L 存戶保證他們的錢是安全的，他們不應該擔心。

整個行業建立在把公眾騙上賊船，讓他們以為自己的錢是安全的，一切都很好；部份準備金銀行，是這個國家中唯一因為「信心」崩潰就會很快倒塌的行業。一旦公眾意識到這整個行業是一場騙局，開始蜂擁擠兌，它就會轟然倒下；簡言之，這個依靠迷惑的操作，一旦被公眾發現就會分崩離析。

而「保險」的重點不在保險，而是欺騙公眾，建立不應存在的信心。幾年前，私人存款保險因為俄亥俄州和馬里蘭州的大銀行倒閉而破產，因為公眾的信心動搖，開始提領自己（不存在）的錢。而現在，三分之一的 S&L 正式破產卻被允許繼續經營，而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FSLIC）也隨之正式破產，搖搖欲墜的銀行系統只剩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擔保」商業銀行的 FDIC 目前仍具償付能力。然而，FDIC 只比它的姊妹 FSLIC 好一點，因為每個人都感覺到 FDIC 的背後是美聯儲印鈔票的無上權力。

問：為什麼 S&Ls 的鬆管機制會失敗？這難道不是違反自由企業總是比管制好的規則？

答：S&L 行業不是自由市場行業。它幾乎是聯邦政府創造、卡特爾化與資助的產物。剛開始是 1920 年代的小型「建設貸款」，而後儲蓄機構透過早期羅斯福新政的立法程序，完全轉為政府創建與卡特爾化的 S&L 產業。該行業由聯邦房屋貸款銀行（Federal Home Loan Banks）組織，並由聯邦房屋貸款委員會（Federal Home Loan Board）管轄。聯邦房屋貸款委員會透過補貼房地產業的廉價信貸與抵押貸款，卡特爾化整個產業、灌入儲備，並膨脹全國的貨幣供應量。

FSLIC 是聯邦住房局以「保險」形式補貼該行業。此外，S&Ls 說服美聯儲進一步卡特爾化該行業，強制降低他們所需支付那些被欺騙的不幸存戶的最高利率。從 1930 年代到 1970 年代以來，一般人的儲蓄出路不脫 S&Ls 的範圍，因此，他們的儲蓄被強制引導到低利率存款，並保證 S&Ls 在以高利率出借抵押貸款時保有豐厚利潤。透過這種方式，被剝削的存戶被打入冷宮，看著他們的資產價值因為持續通貨膨脹而下降。

然而，水壩在 1970 年代末期決堤，隨著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的出現，使得被屠宰的 S&Ls 存戶成群結隊地提領自己的錢，放到支付市場利率的基金裡。儲蓄銀行開始倒閉，被迫取消卡特爾低利率，否則，它們會在貨幣市場基金的競爭下出局。後來，為了與高收益基金競爭， S&Ls 擺脫低收益的抵押貸款，並進入波動、投機與高風險的資產。

聯邦政府義務性「鬆管」S&Ls 的資產與貸款。但當然，這是假性放鬆管制，因為 FSLIC 持續擔保 S&Ls 的負債：它們的存款。當某個行業發現自己的資產不受管制的同時，其負債還由聯邦政府提供擔保，至少在短期內是皆大歡喜的局面；但這不論如何都不是自由企業產業的例子。近十年的瘋狂投機性貸款，正式破產的 S&L 已經越積越多，至少達 1,000 億美元。

問：聯邦政府要如何籌措資金來紓困 S&Ls 與 FSLIC，還有接下來的 FDIC？

答：聯邦政府有三種方式紓困 S&Ls：增稅、借貸或印鈔票給它們。對存戶收取「規費」的風向球已經送出，這不僅是對公眾粗暴地徵稅來紓困那些剝削者，還是針對儲蓄的巨額稅項，將會進一步降低我們已經相對低迷的儲蓄率。而借貸這條路，政府面臨被大肆宣傳的格拉姆－拉德曼法案障礙，因此，政府利用不被計算在聯邦預算內的浮動特別國債，以借貸來紓困 S&Ls。這是創意會計的一個例子：如果想要平衡預算，花錢的時候不要算進預算裡！

問：那麼，為什麼美聯儲不乾脆印鈔票給 S&Ls？

答：它可以簡單地這樣做，而且美聯儲這種無上權力也被認為是這整個系統的關鍵支持。但這會產生嚴重問題。假設，最終救助計劃需要 2,000 億美元。經過一陣喧囂與危機管理後，在清算 S&Ls 的過程中美聯儲簡單地印了 2,000 億美元並移交給 S&L 存戶。印鈔票這個動作本身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因為此時新增的 2,000 億美元，單純只是頂替消失的 2,000 億美元 S&L 存款。問題出在下一步。

如果公眾拿著這些現金再存進商業銀行體系中，他們很可能會這麼做，銀行會享有 2,000 億美元的儲備增加，接著立刻創造出約 2 兆美元的巨大貨幣供應膨脹。這才是問題。

問：S&L 混亂的解決方案為何？

答：如果政府有膽量，它該做的是坦承 S&L 破產，而其「保險」基金也破產，因此，由於政府沒有從納稅人手中拿到錢，所以 S&L 應該倒閉，而那些存戶則失去本來就不存在的資金。
在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沒有人可以剝削其他人來獲取不遭受損失的絕對保證。

存戶必須要與 S&Ls 同時倒下。這種短暫疼痛會被這些存戶學到的有益教訓抵消：不要相信政府，也不要相信部份準備金銀行。希望部份準備金商業銀行的存戶將因為這個範例受益，並火速提領他們的錢。

所有的評論家都叨念著政府「必須」借貸或徵稅來籌集資金清償 S&L 存戶。這件事沒有什麼「必須」；我們活在一個自由意志與自由選擇的世界。

避免類似混亂的唯一方法，是廢除目前通膨性的卡特爾系統，並轉用真正穩健的貨幣。這意味著，將美元定義為指定重量的黃金，以及 100% 現金或黃金儲備的銀行系統。

【譯作】通貨膨脹終極版｜Inflation Redux

Wed, 20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通貨膨脹終極版｜Inflation Redux

文：吳莉瑋
圖：Johnny Vulka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Inflation Redux》，Rothbard 解釋美聯儲操控的慢性貨幣膨脹，不僅無法避免物價膨脹，還會造成必然的經濟衰退，然而，經濟衰退，其實是市場唯一能夠調整經濟健康，清除不健全投資，促使早日復甦的唯一方法，經濟衰退，應該越早到來越好。當然，更好的情況，是造成經濟衰退的人為性貨幣膨脹從一開始就不該存在。

通貨膨脹終極版｜Inflation Redu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通貨膨脹回來了。由於通膨從沒真正離開過，更確切地說，通貨膨脹帶著復仇又回來了。受到 1981-82 年嚴重經濟衰退的影響下，通貨膨脹率從 1980 年的超過 13% 下滑到 1983 年的 3%，甚至在 1986 年下降到 1%，但隨後物價在過去幾年中已開始加速上揚。在過去的兩年中通膨率回升至 4-5%，而物價通膨終於在 1989 年 1 月進入公眾意識，年通膨率上升到 7.2%。

在過去的幾年裡，奧地利學派與其他硬通貨經濟學家不斷地被斥責：1985 年和 1986 年的貨幣供應量增加約 13%，為什麼物價通膨沒有跟風？原因是，奧地利學派不像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奧地利學派不是機械主義。奧地利學派不相信固定的超前和滯後。貨幣供應量增加後物價並不會自動上升；通貨膨脹的結果取決於個人選擇，取決於公眾的決定是否持有貨幣。這種決策取決於個人見解與期望，而經濟學家沒有辦法預先繪製出這種看法和選擇。

當人們開始花用自己的錢，加上 OPEC 崩潰使得高價美元消失進而影響經濟的特殊因素，通貨膨脹已經開始加速響應。

過去幾年的通貨膨脹恢復與升級，無情地不斷哄抬利率。美聯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膽小怕事，擔心貨幣供應縮得太緊將助力經濟衰退，它允許利率緩慢上升以因應通貨膨脹。此外，Alan Greenspan 一直談論著降低預期通膨從而降低長期債券利息的強硬立場。但隨著持續的漸進主義，美聯儲只是在延長市場痛苦，並確保利率與消費物價在可見的未來內只增不減。多數經濟學家與金融專家一如往常地對通膨加劇措手不及，並未作出有意義的主張。其中較敏銳的反應之一，是喬治亞州立大學的 Donald Ratajczak，Ratajczak 嘲笑道：「美聯儲始終遵循漸進主義，而它永遠不會奏效。你得過段時間再問，難道他們不讀自己的歷史嗎？」

無論美聯儲做了什麼，它準確無誤地使事情變得更糟。首先，它大量注入新資金，但在深度經濟衰退時，物價上的效應緩慢。受到這個「經濟奇蹟」的鼓舞，美聯儲將越來越多的新資金注入系統。然後，當物價終於開始加速上升時，它試圖拖延這個必然結果，從而成功地延緩市場調整。

此外，除了少數例外，經濟學家們在預期新通貨膨脹這方面都是啞彈。事實上，不久前許多經濟學家開始發表意見，認為經濟已經發生了某種神秘的「結構性變化」，而且，其結果是通貨膨脹已經完結。這種看法不久後開始收縮，接著經濟變化掩蓋了宏偉的新學說。

諷刺的是，儘管有美聯儲與其他政府部門的迴旋和干預，一旦通貨膨脹的熱潮開始後，就不可避免的會在通膨性繁榮停止或減緩後產生經濟衰退。就像投資經濟學家 Giulio Martino 說的：「美聯儲無法在不造成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減緩通膨。」

我們從貨幣供應總量可以把問題看得特別清楚，而不是美聯儲發行的各種去除實際意義的統計數據。貨幣供應總量經過幾年的迅速增加後，在 1987 年 4 月到 8 月持平，這段時間足以醞釀 10 月的股市大崩潰。然後，貨幣供應總量以每年約 2.5% 的速度上升，由 1987 年 8 月的 1 兆 9,050 億美元增加到 1988 年 7 月的 1 兆 9,480 億美元。然而 7 月以來，這種溫和的增長開始逆轉，貨幣供應總量保持水平直到該年底，而後大幅下跌至 1989 年 1 月的 1 兆 8,970 億美元。然後，從 1988 年中到 1989 年 1 月底為止，貨幣供應總量以每年不低於 5.2% 速度下跌。貨幣供應總量在 1979 年至 1980 年最後一次大幅下跌，促成最近一次的大衰退。

這並不是在主張美聯儲應於恐慌中再次擴大貨幣供應。恰恰相反。一旦通貨膨脹的熱潮開始，經濟衰退不僅無可避免，它也是糾正扭曲繁榮並恢復經濟健康的唯一方式。經濟衰退來的速度越快越好，它越能履行其糾正工作，全面性經濟復甦就越早開始。

【譯作】回歸市場貨幣｜Taking Money Back

Tue, 19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回歸市場貨幣｜Taking Money Back

文：吳莉瑋
圖：Denis Collett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aking Money Back》，Rothbard 在此文中完整簡介貨幣理論、現有廉價紙幣制度的陷阱，並且最終提供逐步回歸市場貨幣的詳盡建議，非常非常值得仔細思量。

回歸市場貨幣｜Taking Money Back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錢是任何經濟體、任何社會中的重要指揮所。社會衍生於自願交換網路，也被稱為「自由市場經濟」；這些交換行為意味著社會分工，那些雞蛋、鐵釘、馬、木材等有形產品的生產者，與教學、醫療照護、音樂會等無形服務的提供者，拿自己的商品來交換他人的商品。在每次交換行為中，每個參與者都因為交換而獲得無法估量的利益，如果每個人都被迫要自給自足，那這些設法生存的人將被迫減低到可憐的生活水平。

商品和服務的直接交換也被稱為「以貨易貨」，只比最原始的自給自足好一些，事實上，每個「原始」部落都很快發現，把市場上某種特別暢銷的商品，用來當成「間接交換」的「媒介」，能帶來巨大的好處。如果某個特定商品廣泛地在社會中被用來當成媒介，那麼這個一般性的交換媒介就被稱為「錢」。

這個被稱為錢的商品，成為每個市場經濟中無數交換行為的一個項目。我販賣我的教學服務來換錢，並用這筆錢購買食品雜貨、打字機或旅遊住宿；而生產者則轉用這筆錢來支付員工薪資、購買設備和庫存，並支付建物租金。因此，對某些族群而言就產生無時不在的誘惑，來掌握貨幣供應這個重要的經濟功能。

在人類社會中，許多有用的物品都曾被選用為「錢」。非洲用鹽、加勒比地區用糖、新英格蘭殖民地用魚、契沙比克灣（Chesapeake Bay）附近的殖民地則用菸草，還有貝殼、鐵鋤頭和許多其他物品都曾經被當成錢。這些錢不僅被當作交換媒介；它也使得個人與商業企業能夠進行先進經濟體系中的必要「計算」。這些錢在交易與估算過程中，幾乎都以重量作為貨幣單位。例如，菸草以磅重來估算。而其他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則能用菸草的磅重來表示；某匹馬在市場上可能價值 80 磅（的菸草）。而商業公司則能以此計算上個月的利潤或虧損；它可以算出過去一個月的收入是 1000 磅、支出 800 磅，因此淨利為 200 磅。

【黃金或政府文件】

綜觀歷史，有兩種商品在選用為錢的競爭中打敗市場上所有其他商品：黃金與白銀這兩種貴金屬（如果其中一樣無法取得時也會用銅）。黃金和白銀具有我們稱為「可作為錢」的特質，這些特質使它們優於所有其他商品。它們的罕見但充足的供應量，使得它們的價值保持穩定且每單位重量具有高價值；小塊黃金與白銀便於攜帶且在日常交易中方便使用；它們的罕見度使得突然發現巨額供應的可能性較小。它們的耐用度使它們幾乎能永久使用，所以它們能提供替未來準備的「儲存價值」。加上黃金與白銀能被分割，所以，他們可以被分割成小塊，而不會失去其價值；不像鑽石，黃金與白銀等貴金屬具有同質性，所以，某塊一盎司的黃金與其它一盎司的黃金將具有同等價值。

普遍把黃金與白銀當成錢使用的悠久歷史，最早由 14 世紀偉大的法國金融理論家 Jean Buridan 開始，其後出現於各種貨幣討論與金融教科書中，直到西方國家政府在 1930 年代初廢除黃金標準（金本位）。Franklin D. Roosevelt（羅斯福）也在此潮流中於 1933 年廢除美國的金本位。
在自由市場經濟中，金本位遭受到「現代」經濟學家最嚴重的輕蔑和鄙視，不論是坦承中央集權的凱因斯主義或所謂「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不久前才被譽為健全金融體系基礎的黃金，現在經常被指責為「神器」，或是凱因斯說的「野蠻的遺跡」。好吧，黃金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個野蠻的「遺跡」；沒有任何「野蠻人」會接受我們這些風雅現代人被迷惑而採用的虛假紙本及銀行信貸。

「金蟲」不是戀物癖，我們並不符合守財奴擺弄囤積金幣同時陰險咯咯笑的標準形象。黃金之所以有眾多好處，只因為它是人們運行下由自由市場供應的貨幣。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的抉擇總是：金（或銀）或政府。黃金是市場貨幣，是一種必須從土地中挖出來然後經過處理的商品；相反地，政府無中生有地提供幾乎無成本的紙幣或銀行支票。

首先，我們知道，所有的政府運作都是浪費、低效，為官僚服務而非消費者。我們會選擇自由市場上具有競爭力之民營企業所生產的鞋，還是由聯邦政府的巨大壟斷所生產的鞋？提供貨幣的功能，政府也沒能處理得更好，且貨幣供應的情況比鞋或任何其他商品都還糟糕。如果政府生產鞋子，至少它們還能穿，即使價格可能很高、嚴重不合腳也不能滿足消費者期望。

錢和其他所有商品不同：其他的商品都一樣，更多的鞋或發現更多的石油或銅，都有助於減輕資源稀有性而造福社會。但是當某種商品在市場上被當成錢時，市場並不需要更多的錢。因為錢的用途只有交換和計算，更多的美元、英鎊或馬克投入經濟循環並不能視為社會福利：它們只會稀釋現有美元、英鎊或馬克的交換價值。因此，黃金或白銀的稀缺性而提高增加供應的成本，其實是一大福音。

如果政府試圖將紙質票券或銀行信用當成等同於金克或金盎司的錢，而後政府將成為能自由且無成本地依照意願創造貨幣的主導貨幣供應商。其結果就是，膨脹的貨幣供應量會破壞現有美元或英鎊的價值、推動物價上漲、削弱經濟計算，並嚴重損害市場經濟運作。

政府一旦掌管貨幣後，其天性是膨脹並破壞貨幣的價值。為了瞭解這個道理，我們必須深入檢視政府與貨幣創造的本質。綜觀歷史，政府總是長期性的收入短缺。其原因應該很明確：不像你和我，政府並不生產能在市場上出售的有用商品和服務，政府寄生於市場與社會而非生產並銷售服務。不同於社會中的其他個人與機構，政府所獲得的收入來自脅迫：徵稅。在古代與理性時代，確實，國王能夠從自己私人土地與森林的產品，以及高額通行費來獲得足夠的收入。在國家實現正規化的過程中，和平時期的徵稅也經歷數世紀的鬥爭。即使建立了徵稅體系，國王也意識到不能輕易開徵新稅項或提高舊有稅項的稅率；如果這樣做，很容易就會爆發革命。

【控制貨幣供應】

如果稅收永久性地不敷國家支出所需，國家要怎麼補足差額？答案是控制貨幣供應量，講白一點就是「偽造」。在市場經濟下，我們只能透過銷售商品或服務換取黃金，或是接受禮物來獲得錢；唯一獲得錢的其他方式，是從事昂貴的掏金活動。而另一方面，偽造則是竊賊試圖透過假冒來獲利，例如，把一塊黃銅畫得像一枚金幣。如果這種偽造立即被檢測出來就不會產生真正的損害，但只要偽造未被發現，偽造者就不僅僅只是竊取他所購買之商品的生產者。對於偽造者而言，透過將假錢混到經濟體系中，他還能打劫每個人手中握有之貨幣的價值。透過稀釋每盎司黃金或真正美元的價值，偽造的盜竊比真正的強盜更陰險也更具破壞性，因為他搶劫了每個社會上的人，這種搶劫是隱形的，其因果效應關係還能蒙上一層偽裝。

最近我們看到恐慌性標題：「伊朗政府試圖偽造百元美鈔以摧毀美國經濟」。伊斯蘭教的阿亞圖拉們心中是否真的有這種宏偉目標值得懷疑；偽造者不需要隆重的理由就能透過印鈔票來搶奪資源。所有的偽造的確都具顛覆性與破壞性，通貨膨脹也是。

但是，換成政府控制貨幣供應、廢棄金本位並將自己印製的紙定義為唯一貨幣時，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種情況？換句話說，我們要怎麼看待政府成為合法的偽造壟斷者？

被檢測到的不僅是偽造，還是巨額偽造。在美國，身為巨大竊賊與破壞者的聯邦儲備系統，不僅不被人咒罵，還被歡呼與讚譽為統御我們「宏觀經濟」的聰明機制，我們依賴這個機構來避免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確定利率、資本價格和就業。不像往常慣有的扔紅柿和臭雞蛋，不管美聯儲的主席是誰，無論是威風的 Paul Volcker 還是有智慧的 Alan Greenspan，都被普遍譽為經濟與金融體系的「不可或缺先生」。

事實上，識破現代貨幣與銀行系統奧秘的最好方式，是瞭解政府與央行的行為就如同一個大偽造者，兩者對社會與經濟都有非常相似的影響。很多年前，在《紐約客 New Yorker》雜誌的卡通還很有趣的時候，發表了一篇漫畫，畫著一群偽造者急切地看著他們的印刷機印出第一張十元鈔票。其中一個人說：「唉！拿去附近零售商店的消費肯定是一劑強心針。」

是的。偽造者印新的鈔票，其所想要的任何消費支出都將上升：為他們自己所購買的零售商品，以及貸款與其他政府所謂的「公眾福利目標」。但由此產生的「繁榮」是假的；這些現象只是有更多的錢來競爭現有的資源，從而使物價上漲。此外，這些新錢的偽造者還有新錢的早期接受者，把資源從那些後期接受者或甚至是拿不到這些新錢的倒楣蛋手中給吸走。注入經濟體新錢產生不可避免的波及效應，新錢的早期接收者花得更多並哄抬價格，而後期接收者或固定收入者則發現他們必須以莫名其妙上升的物價來購買商品，但自己的收入卻遠遠落後或保持不變。貨幣通膨，換句話說，不僅提高價格並破壞貨幣的單位價值，它也變成偽造者與早期接收者剝削後期接收者的龐大系統。貨幣擴張是隱形財富再分配的龐大計劃。

當政府就是偽造者的時候，這種偽造的過程不僅可以「檢測」，政府還公開地自詡為公共福利貨幣政治家。貨幣擴張變成隱形的稅收計畫，針對那些固定收入族群、遠離政府開支與補貼的族群，還有那些天真地相信手中貨幣單位價值的節儉儲蓄者。

支出與負債被鼓勵；節儉與勤奮工作則被阻礙與懲罰。不僅如此，親近政府的特殊利益集團，可以對政府施加壓力，讓這些新錢花用在自己身上，使得他們收入的上升速度高於物價上漲。政府承包商、與政治有關聯的企業、工會和其他壓力團體將獲利，成本則由不知情且無組織的公眾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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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描述了當代從健全的自由市場貨幣飛躍到國有化通膨性貨幣之過程的部分內容：Franklin Roosevelt 在 1933 年廢除金本位，並將美聯儲發行的廉價紙券當成我們的「貨幣標準」。這個過程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透過 1913 年建立的聯邦儲備系統，將這個國家的銀行卡特爾化。

銀行是經濟體系中特別神秘的部分；問題之一是「銀行」一詞涵蓋了許多不同影響的各種活動。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 Medicis 家族與德國的 Fuggers 家族都是「銀行家」，然而，他們的銀行不僅是私有財產，也至少是從合法、非通貨膨脹且高生產力的活動開始。基本上，這些是「商人銀行（merchantbanker）」，始於傑出的商人。商家在交易過程中開始提供他們的客戶信用貸款，以這些大銀行家族的情況而言，信貸或「銀行」的部分業務最終蓋過他們的商業活動。這些公司把自己的利潤和儲蓄借出，並賺取貸款的利息。因此，他們是自有積蓄的生產性投資管道。

銀行借出自有積蓄或調動他人儲蓄，他們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具生產性且無可指摘。即使在我們目前的商業銀行系統中，如果我買了 10,000 美元可在六個月內贖回的存款證明（certificate of deposit, CD），並獲得某個固定利息回報，我是把自有儲蓄借給銀行，銀行再以較高利率轉貸，而這之間的利率差則是銀行提供信譽良好或具生產性借款人借款管道的盈利。這個過程不存在任何問題。

甚至是 19 世紀工業資本主義下而發展出的「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ing）」情況也相同。投資銀行家會拿自有資本、他人投資之資本或透過借貸而取得之資本，來承銷公司透過出售證券給股東與債權人的公司集資。投資銀行家的問題是主要投資領域之一為承銷政府債券，從而一頭栽入政治，這給他們強大的壓力與動機來操縱政府，讓稅收被分配來支付他們與他們客戶的政府債券。因此，投資銀行家在 19、20 世紀具有強大又惡毒的政治影響力：特別是西歐的 Rothschilds 家族，還有美國的 Jay Cooke 與 Morgan 家族。

19 世紀末期，Morgan 家族率先試圖迫使美國政府卡特爾化他們有興趣的鐵路與製造產業：保護這些行業免於自由競爭，並利用政府權力允許這些行業限產而提高價格。

特別地，投資銀行家為卡特爾化商業銀行的過程中的核心族群。從某種程度上說，商業銀行家借出自有資本與透過存款證明而集資的資金。但大多數商業銀行只是基於巨大騙局的「存款銀行（deposit banking）」：大多數存戶以為他們的錢存在銀行，並能在任何時候以現金贖回。如果 Jim 在當地銀行開立一個 1,000 美元的支票帳戶，Jim 知道這是一筆「活期存款」，即，銀行承諾在他希望取錢時隨時支付他 1,000 美元的現金。很自然的，這個世界裡的 Jim 確信他們的錢安全地存在銀行，他們能在任何時候取出。因此，他們會認為他們的活期帳戶等同於倉儲憑證。如果他們出門旅行前在倉庫裡放把椅子，他們會預期無論何時出示憑證都能取回椅子。不幸的是，銀行靠著倉庫的譬喻系統性地迷惑存戶。存戶的錢並不存在。

誠實的倉庫會確保受託貨物確實存放在庫房或保險室。但銀行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經營，17 世紀阿姆斯特丹與漢堡的存款銀行，確實像倉庫一樣以足夠的資產支持他們發行的存款憑證，例如黃金與白銀。這種誠實的存款銀行或「轉帳」銀行被稱為「100% 準備金」銀行。但從那時起，銀行習慣性地無中生有創造倉儲憑證（剛開始是銀行票據接著是存款）。基本上，他們是現金或標準貨幣倉儲憑證的偽造者，這些偽造憑證在市面上流通，彷彿完全儲備的銀行票據或支票帳戶一般。銀行透過憑空創造貨幣來賺錢，現今是偽造存款而非銀行票據。這種詐欺或偽造以「部份準備金」的術語除罪化，意指銀行只承諾他們儲備銀行存款的一小部份後盾可供贖回。（現在，在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將這個最低儲備比例固定為 10%。）

【部分準備金銀行】

讓我們來看看在沒有央行情況下的部分準備金銀行會如何運作。我成立 Rothbard 銀行並投資 1,000 美元現金（無論是黃金或政府債券都不要緊）。然後，我「借出」10,000 美元給某個人，不管為了消費支出還是投資生意。我怎麼能「借出」遠超過我所有的數目？啊哈，這就是部份準備金所謂「部份」的魔法。我只要開個 10,000 美元的支票帳戶來借給我樂意提供貸款的 Jones。為什麼 Jones 願意向我借錢？唔…只因為我願意收取低於一般儲蓄者所收取的利率。我不用自己存錢，只要簡單的無中生有偽造。（19 世紀時我還能發行自己的銀行票據，但現在銀行票據的發行已被美聯儲壟斷。）由於 Rothbard 銀行的活期存款等同於現金，這個國家的貨幣供應神奇地增加了 10,000 美元。通貨膨脹與偽造的過程正在進行中。

19 世紀英國經濟學家 Thomas Tooke 正確地指出「自由貿易下的銀行無異於自由貿易下的詐騙」。但是，正因為「自由」且沒有政府支持，這個偽造過程或「自由銀行系統」也有一些嚴峻枷鎖。首先：為什麼人們要相信我？為什麼人們要接受 Rothbard 銀行的支票？第二，即使我能找到方法取得輕信，能自由進入銀行系統的競爭事實也產生另一個嚴峻的問題。畢竟，Rothbard 銀行的客戶有限。Jones 借走我的支票存款後他會花掉。其他人為什麼要支付貸款？遲早，他所花用的錢，無論是度假或擴大業務，都會被花到其他銀行客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上，例如 Rockwell 銀行。Rockwell 銀行對於持有我的銀行票據沒有特別興趣；它希望增加自己的儲備以便它可以基於現金儲備進行金字塔式偽造。這樣一來，簡單地說，Rockwell 銀行拿到 Rothbard 銀行 10,000 美元的支票，Rockwell 銀行會向我要求贖回現金以便進行自己的通膨性偽造勾當。但是，我當然付不出這 10,000 美元，所以我完了、破產、被抓包。按理說，我應該被視為貪污犯被關到監獄，至少我的偽造銀行存款使我退場並退出貨幣供應體系。

因此，在自由競爭且沒有政府支持與強制執行下，部份準備金制度的偽造規模有限。銀行可以組成相互支持的卡特爾，但通常沒有政府強制執行也沒有政府協助打擊競爭的卡特爾，在市場上無法運作良好，在這種情況下，會迫使相互競爭的銀行履行支付。

【中央銀行】

因此，銀行家具有相當動機驅使政府透過設立中央銀行來卡特爾化銀行業。中央銀行始於 1690 年代的英國央行，並在 18、19 世紀擴散到其他西方國家，卡特爾們最終在 1913 年把聯邦儲備系統強加給美國。對中央銀行特別熱衷的要屬投資銀行家，例如率先引進卡特爾概念的 Morgan 家族，當時 Morgan 家族的業務也已擴大到商業銀行領域。

近代的中央銀行被授予壟斷銀行票據發行（最初是用手寫或印刷且相當於銀行存款之無形收據的倉儲憑證），現今被視為政府法幣，並因此成為國內的貨幣「標準」。人們花用實體現金與銀行存款。因此，如果我希望從我的支票銀行贖回 1,000 美元的現金，該銀行必須從它在美儲聯的支票帳戶中提取，向美儲聯「購買」1,000 美元的美儲聯銀行票據（也就是現今的美元）。換句話說，美聯儲的角色就像銀行家的銀行。銀行在美聯儲中的支票存款構成它們所謂的儲備，而它們可以在各自的儲備基礎上增加十倍的金字塔式支票貨幣。

以下為今日世界中偽造的進行過程。比方說，美聯儲像往常一樣決定要擴大貨幣供應量（即膨脹）。美聯儲決定進入市場（稱為「開放市場」）並購買資產。購買了什麼資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寫了張支票。美聯儲可以購買任何它想要的資產，包括企業股票、建物或外幣現鈔。事實上，它幾乎都是購買美國政府債券。

假設美聯儲從一些「合格」政府債券承銷商（一小群）的手中購買 1,000 萬美元的美國債券，譬如華爾街的雷曼兄弟公司。美聯儲會寫一張 1,000 萬美元的支票給雷曼兄弟公司，換取 1,000 萬美元的美國債券。美聯儲要去哪裡拿 1,000 萬美元支付雷曼兄弟公司？無中生有。雷曼兄弟公司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支票存入它在商業銀行的支票帳戶，譬如說大通銀行。這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了 1,000 萬美元；沒有任何人的支票帳戶減少。因此產生 1,000 萬美元的淨增加。

這僅是通貨膨脹、偽造過程的開始。大通銀行很高興能取得支票，趕緊再把支票存入它在美聯儲的支票帳戶，現在它在美聯儲的支票帳戶中增加了 1,000 萬美元。而美聯儲的支票帳戶構成大通銀行的「儲備」，此時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增加了 1,000 萬美元。這意味著大通銀行可以基於它的「儲備」創造銀行存款，而且，當這些支票和儲備滲到其他銀行時（就像 Rothbard 銀行存款一般），每間銀行都可以進行膨脹，直到整個銀行系統的活期存款增加1億美元，十倍於美聯儲所購買的資產。銀行體系允許銀行只保持銀行存款 10% 的儲備，這意味著銀行基於其儲備以擴張存款的「貨幣乘數」為 10。美聯儲購買了 1,000 萬美元的資產後，整個銀行體系快速地增加了 10 倍的貨幣供應量：1 億美元。

有趣的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同意這個過程的機制，即使他們理所當然地強烈反對這個過程的道德與經濟結果。不幸的是，一般公眾並不知悉銀行的奧秘，仍然堅信他們的錢「存在銀行」。

因此，美聯儲與其他央行的角色，就像銀行卡特爾中巨大的政府創造者與強制執行者；美聯儲挽救陷入困境的銀行，它集中協調銀行系統，使得所有的銀行能夠同步膨脹，不管是大通銀行、Rothbard 銀行或 Rockwell 銀行。在自由銀行制度下，某個膨脹速度高過其他銀行的銀行，隨時都會面臨破產的危險。但現在，在美聯儲的傘下，所有的銀行都能一起成比例地膨脹。

【存款保險】

但即使有美聯儲的支持，部份儲備銀行制度也被證明搖搖欲墜，因此，1933 年的羅斯福新政增加了「銀行存款保險」的謊言，利用「保險」這個正面用語來掩蓋徹頭徹尾的騙局。當儲蓄和貸款系統（S&L）在 1980 年代末失敗時，聯邦儲蓄和貸款保險公司（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FSLIC）的「存款保險」被揭穿為純粹的欺詐。「保險」只是聯邦政府毫無後盾的煙霧彈術語。可憐的納稅人最終得紓困 S&Ls，我們現在只剩為商業銀行擔保的聖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但現在看來 FDIC 也越來越搖搖欲墜，因為 FDIC 本身只握有它所擔保的巨額銀行存款不到 1% 的資產。

「存款保險」的想法是一個騙局；怎麼能擔保本質上無解，且在公眾識破其詐欺行為時終將崩潰的機構（部份儲備銀行）？假設，美國公眾突然在明天意識到銀行的詐騙行為，通通在早上湧到一致地要求贖回現金。會發生什麼事？銀行會立刻破產，因為他們只能拿出應償欠款的 10%。巨額增稅來挽救每個存戶也無法解決。不：美聯儲唯一有權可以做的，只有印出足夠的新錢來清償所有存戶。不幸的是，以目前銀行系統的現狀，其結果將是立刻陷入恐怖的惡性通貨膨脹。

假設被保險的銀行存款總額為 1.6 兆美元。技術面而言，在銀行擠兌的情況下，美聯儲可以行使緊急權力，印出 1.6 兆美元的現金給 FDIC 清償銀行儲戶。問題是，在此龐大紓困金額的壯膽之下，存戶會再把這新印的 1.6 兆美元存進銀行，使得總銀行儲備增加 1.6 兆美元，進而允許銀行立刻進行十倍的擴張，一口氣增加 16 兆美元的銀行存款總量。隨後就是失控的通貨膨脹與貨幣的徹底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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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拯救我們的經濟免於受到失控通膨的破壞與終極屠殺，我們必須從政府手中取回貨幣供應這項經濟功能。貨幣非常重要，因而不能被掌握在銀行家、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家手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貨幣必須回到市場經濟中，讓貨幣的所有功能限制在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構內。

或許，有許多人都認定政府與貨幣的結合已經施行許久、在經濟體系中太過普遍、對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束縛，所以沒法在不破壞經濟的狀況下廢除。保守派慣於譴責「可怕的簡化者」採取不可行的簡單計畫而把所有事情摧毀。然而，我們的主要問題恰好相反：每當出現一些公眾發言人呼籲大規模減稅與鬆管時，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等統治精英陣營的神秘人就開始諷刺笨蛋群眾「以簡單的方案解決複雜的問題」。唔…在大多數情況下，解決方案確實明確又簡單，但卻被那些我們可以稱為「可怕的複雜化者」故意模糊處理。說實話，將貨幣供應回歸市場其實簡單又直接，比起東歐與前蘇聯那些共產主義國家去國有化、去共產化的艱鉅任務要簡單得多。

我們的目標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貨幣體系私有化，分離政府與貨幣及銀行體系。完成任務的主要手段也很簡單：取消並清算聯邦儲備系統－廢除中央銀行。聯邦儲備系統要怎麼取消？基本上：只要簡單廢除它的法源－1913 年的聯邦儲備法。此外，美聯儲曾經負有償付義務（其票據及存款）－依要求償付黃金。自從 Franklin Roosevelt 在 1993 年的怪異行動後，美聯儲發行的「美元」以及美聯儲和其成員銀行的存款，已經不能贖回黃金。銀行存款能夠贖回美聯儲票據，但美聯儲票據贖不回任何東西，或頂多贖回其它的美聯儲票據。然而，這些美聯儲票據是我們的錢、我們的貨幣「標準」，而所有債權人都必須接受這些廉價紙幣，不管這些紙幣貶值到什麼地步。

除了廢止黃金贖回，羅斯福在 1933 年還參與了其他的犯罪：沒收所有美國人持有的黃金，換成某個專斷定價的「美元」。奇怪的是，儘管美聯儲和政府體制派不斷宣揚黃金貨幣過時且無價值，美聯儲（以及其他央行）仍拼命地握住手中的黃金。我們那些被沒收的黃金仍然由美聯儲所擁有，存放在諾克斯堡與其它黃金保管人的金庫裡。事實上，從 1933 年到 1970 年代，任何美國人擁有任何形式的黃金貨幣都是非法的，無論是金幣或金條，即使只是存放在國內或國外的保險箱。這些措施據說是大蕭條的緊急因應，但一直以羅斯福新政的部份偉大遺產之名持續實施。四十年來，任何流入美國私人手中的黃金都必須存入銀行，而銀行則必須轉存至美聯儲。「合法」的非貨幣性用途，如牙科填料、工業鑽頭或珠寶等目的，都由財務部實施嚴格配給。

幸運的是，由於眾議員 Ron Paul 的英勇努力，美國人現在能合法持有黃金，無論是金幣或金條。但被美聯儲沒收與扣押的黃金仍握在美聯儲手中。要怎麼從美聯儲手中拿回黃金？該如何進行美聯儲黃金儲備的私有化？

【私有化聯邦黃金】

答案是美聯儲曾經承諾以黃金償付其負債。1933 年羅斯福廢除金本位後，該承諾仍為有效默認。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應進行清算，而清算方式就像其它破產企業一樣：資產按比例分配給債權人。1991 年 10 月 30 日列出的美聯儲黃金資產為 111 億美元。而美儲聯截至該日的負債，包括 2,955 億美元的流通美元及 2,440 億美元的成員銀行的存款，合計總共 3,199 億美元。另一方面，美聯儲除了黃金以外的資產，大部分是美國政府債券，總額為 2,625 億美元。這些債券應立即註銷，因為它們比會計把戲還糟糕：納稅人被迫支付美聯儲本金與利息，而美聯儲是聯邦政府自己創造出來的機構。其餘資產中，最大宗的是應該註銷的 210 億美元的財務部貨幣（Treasury Currency），還有僅僅只是國際央行紙上產物的 100 億美元特別提款權，也應取消。我們只剩下（除了美聯儲擁有價值約 350 億美元的各種建物、固定設施等其他資產）111 億美元來支付應償負債總額的 3,199 億美元。

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可怕，111 億美元的美聯儲黃金純粹是個假評估，事實上，這是我們現有詐欺貨幣體系最詭異的方面。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包括 262,900,000 盎司黃金，而其 111 億美元的估值只是政府武斷地將每盎司黃金定義為 42.22 美元的結果。目前黃金市價為每盎司 350 美元左右，這也顯示出現有系統明顯的異常。

【定義和貶值】

42.22 美元的這個數字從何而來？

金本位的基礎，是把美元、法郎、馬克等貨幣單位定義為一定重量的黃金。在金本位制度下，美元和法郎並非只是個別國家央行發行之紙幣的名字，它是某一重量單位黃金的名字。就像「盎司」、「格令」或「公克」等更普遍的重量單位一樣。1933 年以前的一個世紀，「美元」被定義為 23.22 格令的黃金，因為 480 格令等於1盎司，美元也被定義為 0.048 盎司的黃金。換句話說，每盎司黃金被定義為 20.67 美元。

除了廢除美國境內的黃金標準，羅斯福新政還「貶低」美元，將美元重新定義或「減輕重量」為 13.714 格令的黃金，換句話說，定義每盎司黃金為 35 美元。外國央行與政府仍能用較輕重量的美元以每盎司35美元贖回黃金，這使得美國處於混合形式的國際金本位制，直到 1971 年 8 月才由尼克森總統完成徹底鑿沉金本位的任務。美國自 1971 年後進入廉價紙幣標準，並非巧合的是，美國從當時開始遭受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通貨膨脹。自 1971 年以來，美元不再以固定重量與黃金掛鉤，因此，它成為一個獨立於黃金而在世界市場上自由浮動的商品。

在美元與黃金鬆綁那陣子，我們進行了最接近實驗的人類事務。所有體制派經濟學家，從凱因斯主義者到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者，都堅持認為黃金已失去作為貨幣的價值，由於政府「固定」黃金的價值，每盎司黃金最高只達政府賦予的 35 美元。由美元賦予黃金價值而非黃金賦予美元價值，如果黃金和美元鬆綁，我們將看到黃金價格迅速下跌到其所預估每盎司約 6 美元的非貨幣價值（用於首飾、牙科填料等）。與這個獲得全體同意的體制派預測相反，Ludwig von Mises 的追隨者和其他「金蟲」堅持認為，每盎司黃金被低估為 35 美元，並聲稱，黃金價格將可能上升到每盎司高達 70 美元。

事實上，黃金價格從未跌到每盎司 35 美元以下，黃金的價格呈凸拱形，曾經達到每盎司 850 美元，近年來穩定落於每盎司約 350 美元。然而，自 1973 年以來，財務部和美聯儲持續評估他們的黃金儲備，當然不是以過時的 35 美元舊標準，但僅小幅提高到每盎司黃金 42.22 美元。換句話說，如果美國政府像要求其他人評估私有資產的市場價值一樣做出簡單的會計調整，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價值會立即從 111 億美元上升至 920 億美元。

從 1933 到 1971 年間，曾有為數眾多但後來不斷減少的經濟學家，倡導回歸每盎司 35 美元的黃金標準。Mises 與他的追隨者則主張更高的黃金價格，因為每盎司 35 美元的定義不再適用於美國。但大多數人抱持著任何措施或定義一經接受就應堅持的觀點。自從神聖的每盎司 35 美元在 1971 年宣告死亡後，所有打賭都消失了。由於定義被接受後就應永久堅持，沒有什麼初始定義是神聖的，而應選擇最適用的定義。如果我們想恢復金本位，我們可以自由選擇任何最合用的定義；對過時的每盎司 20.67 美元或 35 美元都不再有任何義務。

【廢除聯邦儲備系統】

具體而言，如果我們希望清算聯邦儲備系統，我們可以選擇一個足以清償所有美聯儲負債的新「美元」定義。在上述例子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將「美元」重新定義成 0.394 格令的黃金或每盎司黃金 1,217 美元。在此新定義下，財務部可以將所有聯邦黃金儲備鑄造成金幣，取代現有流通的美聯儲票據，並構成所有商業銀行 244 億美元的總黃金儲量。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將被取消，金幣取代美聯儲發行的票據而進入經濟體系成為交換媒介，並以每盎司黃金 1,217 美元的新利率進行黃金美元的經濟計算。回歸金本位與廢除美聯儲這兩個重要的需求將一舉完成。

下一步，當然是廢除早已破產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的概念是詐欺，你怎麼可能「擔保」本質上無償還能力的整個行業？「存款保險」就像擔保撞到冰山後的鐵達尼號。一些推崇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主張「私有化」存款保險制度，鼓勵民營企業或銀行自己來「承保」個人存款。但是，這會讓我們回到令人厭惡的佛羅倫斯銀行卡特爾，每家銀行都試圖支撐彼此的負債。這不會管用，別忘了 1980 年代在俄亥俄州和馬里蘭州第一個崩潰的 S&L 也享有可疑的「私人」存款保險。

這個問題也顯示許多自由意志論者和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重要錯誤，他們往往相信所有政府活動都應私有化，或是將私有行為推論為合法。但相反的是，欺詐、貪污或偽造等活動不應該被「私有化」，他們應該被廢除。

讓商業銀行仍處在部分準備金狀態。過去，我曾主張直接將黃金價格提高到足以清償 100% 銀行負債的無欺詐銀行。當然，在那之後，將在法律上要求 100% 的銀行儲備金。以目前估計而言，建立商業銀行活期帳戶的 100% 儲備，會使每盎司黃金升為 2,000 美元；如果是所有支票帳戶的 100% 儲備，黃金價格得定成每盎司黃金 3,350 美元；如果是所有支票帳戶與存戶的 100% 儲備（所有人的要求都被視為可贖回），黃金價格得定成每盎司黃金 7,500 美元。

但這樣的解決方案也有問題。其中的小問題，是這個高於目前市價的黃金美元定義將使黃金產量增加。而黃金產量增長將導致溫和的一次性物價通膨。更重要的是道德問題：有哪間銀行值得在清算美聯儲後獲得 100% 儲備的免費禮物？顯然，即使在平順過度到健全貨幣的名義下，也幾乎沒有銀行配得上這樣的良性治療，銀行應該慶幸自己沒有被以貪污罪起訴。此外，目前行政基礎難以強制執行 100% 銀行儲備。透過法院將更輕鬆也更符合自由意志理論。在南北內戰前，那些被遠離於部分準備金發行銀行所在地的不健全銀行票據，會被專業的「貨幣中間商」折價收購，大量銀行票據被帶回發行銀行的所在地，向發行銀行要求贖回黃金。

這在今日將能更有效率地完成，透過先進的電子技術，專業的貨幣中間商為了利潤，會檢測不健全貨幣並逼迫發行銀行就範。我特別偏好反銀行自發聯盟（Anti-Bank Vigilante Leagues）的概念：替銀行上標籤、檢測出錯者，然後上電視宣布不健全的銀行名單並呼籲存戶立即贖回存款。反銀行自發聯盟掀起的歇斯底里與隨之而來的銀行擠兌，越多越好，讓票據持有人及存戶爭相趕在銀行倒閉前取出他們的錢：如此一來，部分儲備銀行將由公眾本身進行嚴格監督，而非僅由政府監督。必須強調的重點是，當銀行露出無力清償其發行票據與存款的跡象時，警察與法院必須強制停止該銀行之業務。沒有同情也沒有紓困的即時正義。

在這樣的制度下，銀行很快就會倒閉或者是將其發行之票據與存款總額縮回 100%。這樣的貨幣緊縮將導致各種調整，顯然能夠將銀行的負債總額下降到總黃金儲備的 100%。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重要區別，是通貨膨脹可以無限提高貨幣供應量與價格，但貨幣緊縮只能下降到標準貨幣總量，在金本位的制度下，標準貨幣總量等於黃金貨幣供應量。黃金構成了通貨緊縮的絕對下限。

這個建議對銀行似乎過於苛刻，但我們必須認識目前銀行系統不管任何情況都將面臨強大崩潰。S&L 崩潰後，我們終於認識到當前銀行系統搖搖欲墜的本質。人們公開談論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破產，還有整個銀行體系的結構崩塌。但如果有人真的從骨子裡認識到這點，他們會構成強大的「銀行擠兌」，試圖從銀行手中把自己的錢放回自己的口袋。銀行將因此轟然倒閉，因為這些錢並不存在。唯一能夠拯救這些銀行免於倒閉的方法，是讓美聯儲印出 1.6 兆美元現金並交給銀行進行償付，如此一來，毀滅性的失控通膨與美元崩潰也被瞬間點燃。

自由主義者喜歡將當前經濟危機歸咎為「1980 年代的貪婪」。但 1980 年代的「貪婪」不會比 1970 年代、1970 前的幾十年，甚至是未來多出多少。1980 年代所發生的事，是政府赤字以及由美聯儲所帶動之銀行信貸擴張的致命情節。隨著美聯儲購買資產並注入大量銀行儲備，銀行也樂得基於自己的儲備以倍數擴張銀行信貸並創造新資金。

劣質銀行貸款一直以來受到很多關注：貸款給破產或浮腫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還有不健全房地產計劃跟不知道在哪裡的商場。但劣質貸款和投資，一直以來都是央行與銀行信貸擴張的副作用。這些我們都太過熟悉的繁榮與蕭條、興奮與崩潰的週期，並非從 1980 年代才開始。它也不是文明或市場經濟的產物。繁榮與蕭條的週期現象，始於中央銀行出現的 18 世紀，並隨著中央銀行控制西方世界經濟體系而蔓延與加劇。只有廢除聯邦儲備系統並回歸金本位，才能終結繁榮與蕭條的週期現象，並消除慢性加速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信貸擴張、商業週期、沉重的政府債務及高額稅收，並非如體制派歷史學家所聲稱的那樣，是資本主義或「現代化」的必然特性。相反的是，這些都是國家干預主義嫁接到經濟系統的反資本主義與寄生贅瘤，以隱形的特權獎勵銀行家和他們的內部客戶，把成本轉嫁到其他人身上。

自由企業與資本主義系統的關鍵是堅定的私有財產權，保障每個人賺取之財產的安全。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資本主義倫理，則是鼓勵並獎勵儲蓄、節儉、勤奮工作與生產性企業，阻止揮霍無度並嚴厲打擊任何對財產權的侵犯。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廉價貨幣還有信貸擴張逐漸侵蝕這些權利與美德。通貨膨脹透過獎勵揮金如土與內部人員顛覆且扭曲了這些美德，並將其嘲弄為過時的「維多利亞時代產物」。

【恢復舊有共和】

恢復美國自由與舊有共和是多層次的任務。它需要將「利維坦國家」這個毒瘤從我們身上切除。它需要拆除位於華盛頓的國家權力中心。它需要恢復 19 世紀的道德觀和美德，救回我們受害於虛無主義的文化，恢復我們文化中的理智與聖潔。從長遠看來，政治、文化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恢復舊有共和需要一個建立在堅固私有財產權上的經濟體系，每個人都有權保有他的所得並有權交換他的勞動成果。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必須回歸市場貨幣，即黃金而非紙幣；將貨幣單位定義為黃金重量，而不是政府隨性發表的紙票名稱。我們必須以市場上的自願儲蓄來投資，而不是以透過不當國家特權之銀行系統發行的偽造貨幣和信貸來投資。簡言之，我們必須廢除中央銀行，並迫使銀行像其他人一樣即時履行自己的義務。貨幣及銀行體系透過神秘化的過程，變得要遵循那些技術精英的指導與操作。但它們並非如此。在貨幣還有許多我們身邊的事務上，我們都被奥兹魔法師給惡意矇騙。貨幣事務，一如我們生活中的其他領域，必須要和恢復舊有共和的努力齊頭並進。

【譯作】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Mon, 18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文：吳莉瑋
圖：nickwheeleroz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cession Explained》，Rothbard 再一次把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拿來驗證美國在1990年代經歷的經濟衰退，除了踢破那些信奉凱因斯或貨幣主義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對於經濟衰退與復甦的可恥失敗預測外，也提出真正健全卻鮮少被實施的政策建議：減稅與削減政府開支。

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經濟衰退時對朋友或熟人說「我早就告訴過你！」可能不太客氣，但在眾多意識形態相衝突時，向他們提醒你的成功預測卻很重要，因為政治冷感者或你的敵人都可能攬走你的工作。

對於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而言，肩負這項任務顯得尤其重要。不只是因為我們思想與方法論的敵人總是迅速以（a）沒有希望的尼安德塔人與反動派，和／或（b）追不上時代等理由迅速埋葬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更因為許多曾經的朋友與追隨者也開始加入合唱團，跟著附和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或許適用於 1930 年代甚至說是 19 世紀，但它肯定不適用於現代經濟。

套用偉大哲學家 Etienne Gilson 的自然法則，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總是生存下來，用來埋葬這些敵人。與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到各種變種理論的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 CW）相反，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最近在以下幾個方面戰勝這些主要批評者：

#1：1980 年代的永久繁榮。隨著 1980 年代推移，CW 大肆宣揚經濟衰退已死，成為無須緬懷地過往。永恆繁榮的新時代到來。政府明智的財務與貨幣政策，結合電腦時代與全球資本市場的結構變化，肯定了我們永遠不會有再次衰退，1981 到 1982 年是最後一次的經濟衰退。

我早就斷言，經濟衰退最好的「領先指標」，就是 CW 開始大似宣告商業週期結束與永久繁榮到來時。果然，這不就是，正如奧地利學派所指出的，繁榮的規模越大、時間越長，銀行信貸擴張所帶來的通膨性繁榮造成之資源扭曲與不良投資的規模也越大，清算這些資源扭曲與不良投資的必要性經濟衰退就會更劇烈也更深刻。

#2：通貨膨脹的終結。在 1980 年代的大繁榮期間，CW 還宣布通貨膨脹成為過去。通貨膨脹已經結束、被封印。還是那句話：政府明智的貨幣和財務政策，加上經濟結構的變化及「高效率市場」，保證了通貨膨脹已經完結。然而，通貨膨脹從來沒有真正消失而是全面回復，且通貨膨脹在深度經濟衰退時比在多數繁榮時期更為強大－這是一個肯定的標誌，不僅通貨膨脹仍在，當復甦開始時它還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3：（#1 和 #2 的必然結果。）他們忘了通膨性經濟衰退。自 1973-74 年後，通貨膨脹發生在每個二戰後的經濟衰退期間，事實上，它真正開始於 1957-58 年經濟衰退後接連幾年的復甦。然而每個人，包括每個體制派經濟學家、金融作家與預測家，通通忘記這個通膨性經濟衰退（也稱為「停滯性通膨」）的新現實，在寫文章或發表言論時，都好像未來幾個月內只能在通貨膨脹或經濟衰退之間二擇一。

市場參與者是否能從經驗中學習，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間長期以來的爭議。無論答案如何（我相信答案是「能」），越來越清楚的是，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媒體似乎無法進行這種簡單的經驗學習。小伙子們看著吧：從現在開始的每個經濟衰退都將伴隨通貨膨脹。

據推測，這種學習故障的原因，是因為它違反凱因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基本理論偏見：我們只會經歷通膨性繁榮或經濟衰退，兩者不會同時發生。確實，在沒有正確理論下沒人能真正了解這些事。但剛好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能預測並解釋為什麼所有的現代世界的經濟衰退都將伴隨通貨膨脹。原因就是：1930 年代廢棄金本位而轉用廉價法幣標準，這意謂著政府或美聯儲能一如所願地隨心所欲創造更多貨幣，不再有任何限制。這種行為並不能消除商業週期；事實上，它使事情變得更糟，在經濟衰退、資產價值下降、破產和失業上頭，再加上通貨膨脹與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

#4：一般大眾都比經濟學家更早之前知道我們是否處於經濟衰退。體制派經濟學家深陷於他們的統計方法，整套統計方法基於精確定義週期波峰與波谷的基礎，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決定確切的波峰月，例如，目前經濟衰退被定義為 1990 年 7 月。這使得經濟學家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來決定是否要告訴我們這個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實：我們處於巨幅經濟衰退。

#5：一般大眾在經濟學家宣稱「復甦」不久後，都知道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在此，經濟學家出現了一個遠比方法論錯誤還難脫其究的失敗。當經濟學家趕緊告訴我們經濟復甦已經開始時，他們很難再跟我們說，我們最終仍處於經濟衰退。籠罩在壯觀錯誤下，體制派經濟學家，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都像當局一樣抱持盲目的樂觀，趕緊向我們保證經濟衰退在 1991 年第三季初已經結束。

在預測復甦時，專業的經濟學警告被可恥地拋到九霄雲外。從1991年中開始，體制派政客與經濟學家拼了命地尋找「復甦的跡象」。「唔…復甦存在，只是很微弱」、「復甦的剛開始總是比較微弱」等等等。最後，到了 11 月，大多數的指數都明顯地越來越差，經濟學家不願意承認他們夏季時的明顯錯誤，開始「雙底衰退」的可能性、「重新陷入衰退的危險」等喃喃自語。看著，我們面對現實吧，把受人尊敬的國家經濟研究院下屬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這個半官方但普遍被讓拱為商業周期的大師們，給通通送上絞刑台吧。

#6：一旦經濟衰退站穩了腳跟，政府沒有辦法用通貨膨脹來逃離經濟衰退；政府只會延緩復甦而不是加速復甦。這是一個只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吸收到的重要真理。一旦經濟衰退開始進行，凱因斯與貨幣主義型的經濟刺激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廉價資金、加速貨幣供應量等。但看看所謂反通膨的「鷹派」Alan Greenspan 和美聯儲做了什麼事：只要經濟衰退一經確認，即使通貨膨脹比以往都更糟，他們仍拋棄過往所謂的反通膨原則，瘋狂地削減利率，輕率又枉然地再次以通膨刺激來醫治病馬。

#7：減稅在經濟衰退，或任何其他時間，都是好的。只對凱因斯主義感到驚艷的愚蠢人類學生，其傳統的建議之一是在經濟衰退期間減稅，卻突然採取保守的貨幣主義立場。在這次經濟衰退中，凱因斯主義者聲明：「的確，減稅在理論（？）上是好的，但卻不會幫助我們走出經濟衰退，因為財務政策將導致不可避免的滯後結果。」他們說減稅只在（他們希望的）復甦已經開始後才會生效。那麼，還等什麼？

減稅在任何時候都是好的，尤其從長遠看來。撇開商業週期不說，美國經濟遭受了二十年的停滯，自 1973 年以來，美國的生活水平甚至略有下降。這是現代美國經濟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特徵。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減稅，越多越好。凱因斯主義主張的減稅，只被用來在經濟衰退其間刺激消費；而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減稅，是用來鬆動政府拖累私營部門與生產部門且近年來穩定惡化的沉重枷鎖。

那又該拿赤字怎麼辦？赤字確實變成失控的怪物，但它不應該也不能用提高稅收或保持高額的方式對待。減稅意味著政府開支將被削減，而削減政府開支是治療赤字唯一健全的方式。事實上，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也主張政府削減開支，以將過度消費的社會開支轉移到經濟急需的儲蓄與投資。與凱因斯主義的神話相反，政府支出並不是「投資」（這是個殘酷的玩笑），它僅僅只是一種浪費的「消費」支出。在這個案例中，「消費者」是那些寄生在生產性私營部門的政客與官員。

【譯作】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Money Inflation And Price Inflation

Wed, 1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Money Inflation And Price Inflation

文：吳莉瑋
圖：Sokwanele - Zimbabw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Money Inflation And Price Inflation》，Rothbard 比較了雷根政權的「經濟奇蹟」成因與 1920 年代新時代的不同。1920 年代儘管有高速通膨的貨幣，物價仍因生產力大幅提高而保持平穩。但雷根「經濟奇蹟」的物價平穩因素則非生產力大幅提高，而是（1）鉅額貿易赤字受到許多外國人投資美元而平衡，美元因此被抬高後造成進口價格下跌；（2）大量現金美元被留在亞洲或南美洲，作為地下貨幣使用；（3）OPEC 卡特爾集團崩潰，使油價與石油產品落到自由市場水平；及（4）美國民眾相信「雷根奇蹟」因而尚未開始調漲物價，但實際利率其實已經上漲。

與 1920 年代相比，雷根執政時期物價平穩的許多因素都是短暫且一次性的，物價上漲只是遲早的事，事實也驗證如此。

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Money Inflation And Price Infl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雷根政府似乎已經達到其「經濟奇蹟」最後幾年的頂點：貨幣供應量以二位數字增長率暴漲，消費者物價則近乎持平。便宜又充裕的貨幣、股票與債券市場蓬勃發展，而物價則保持穩定：有什麼能比這更好？誘導美國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總統，真的能廢除經濟法則？奉承和拍馬屁真的有辦法抹去需要根管治療的經濟嗎？

首先，我們以前也聽過這種歌頌。在每個經濟繁榮時期，政客、經濟學家和金融作家總能找到理由，宣稱此時此刻我們生活在新時代，老式經濟規律已經被撤銷，並丟入歷史的垃圾桶。 1920 年代是特別有啟發性的十年，那時我們擴大貨幣和信貸，帶動股票和債券市場的繁榮，而物價則保持不變。因此，所有的專家與政客們都宣布，我們生活在「新時代」，政府握有新的工具來消除通貨膨脹和蕭條。

這些了不起的新工具是什麼？正如 Bernard M. Baruch 在 1929 年春天的一個的採訪中樂觀解釋的那樣，這些工具是：（a）政府和企業間的合作不斷擴大；與（b）「聯邦儲備法」帶給我們財務資源的協調控制和…統一的銀行體系。其結果就是，這個國家充滿「自信」。但同樣也因為這些工具，出現了 1929 年的大蕭條。不幸的是，這兩種工具至今以加重的形式伴隨我們左右。而直到 1931 年堅信於市場與大眾間的偉大自信，對於基本的現實並沒有一點幫助。

問題不只是簡單的歷史。我們有很好的理由說明為什麼貨幣通膨不能帶來無窮的繁榮。首先，即使未出現價格上漲，通貨膨脹仍是一個差勁的主張。貨幣通膨就是假冒與偽造，簡單明了。透過假冒與偽造，這些被創造出來的新貨幣，簡單地將資源從老實賺取資金的生產商手中，轉移到這些造假新貨幣的早期接受者手上，還有這些人所消費的項目上。

假冒與偽造（貨幣通膨）是一種課稅與在分配的方法，將產品從生產者手中轉移到這些造假者與鄰近這些造假者消費鏈的早期生產者手中。即使價格未提高，也不能減輕這種收入與財富強制轉移的發生。事實上，一些經濟學家解釋，物價通膨是遭受貨幣通膨打擊的公眾的一種絕望方法，公眾試著將物價提高的速度追上政府印鈔票的速度，重新拿回經濟資源的控制權。

其次，如果這些新資金是透過銀行信貸的方式產生，那麼這些新資金無可避免地將扭曲生產性投資的模式。奧地利經濟學派或米塞斯商業週期理論的基本觀點，就是銀行信貸所造成的貨幣通膨，會造成資本財的過度投資，尤其是建設、長期投資、工具機與工業產品。另一方面，消費性產品的投資則會相對不足。此外，由於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代表資本財的所有權，貨幣通膨往往也會造成股票與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繁榮。在此階段消費物價沒有必要上漲（價格通膨脹）。而這正是 1920 年代發生的事，這種現象欺騙了不熟悉奧地利學派分析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家，並哄騙他們相信不可能發生大崩潰或衰退。剩下的就是歷史。所以，最近價格保持穩定的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會受到經濟衰退或崩潰的暴風襲擊。

但是，為什麼 1920 年代價格沒有上漲？因為生產力與商品供應的巨大增長抵銷了貨幣的增加。然而，這種偏移沒能防止崩潰的發展，儘管它確實避免了價格上漲。我們這次的好運氣，不幸地，並非是生產力提高。 1970 年代以來生產力只有小幅提高，而實際收入與生活水平則幾乎沒有增加。

1980 年代抵銷物價上漲的偏移量和 1920 年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雷根執政期間，一個 1981 年開始的嚴重衰退持續到 1983 年，當然，這也拖累了價格通膨率。復甦緩慢地開始，在之後的幾年裡，有三個特殊因素壓低了物價通貨膨脹。巨額 1500 億美元貿易赤字，主要透過外國投資者投資美元達到平衡，這也使美元空前高漲，儘管有著龐大赤字，仍壓低了美國的進口價格。

第二個不尋常的因素是許多現金美元被留在海外，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高速通膨的國家裡，美元被拿來當成地下貨幣，替代越來越不值錢的本國貨幣。第三，OPEC 卡特爾集團的知名崩潰，把石油和石油產品的價格帶回自由市場水平。但是，這些偏移顯然都是一次性的，並迅速走到盡頭。事實上，美元價值下跌，在「復甦」之後與外幣相比下降約 30%。

我們只剩下第四種可以抵銷物價上漲的因素，公眾持有貨幣而非消費的意願增加，因為公眾相信，雷根政府已經發現了經濟奇蹟的秘密，價格絕不會再次上升。但是，公眾並沒有深信這點，因為實際利率（資金利率減去通膨率）上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利率其實受到未來價格上漲預期的強烈影響：預期價格上漲越多，利率就越高。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不久後價格恢復上漲，在公眾開始從「經濟奇蹟」的騙局醒來後，我們可以預期價格通膨加速。

【譯作】銀行危機！｜Bank Crisis!

Wed, 1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銀行危機！｜Bank Crisis!

文：吳莉瑋
圖：eflo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ank Crisis!》，銀行之所以會總是發生無可避免的危機，最大的原因是「部分儲備金制度」，部分儲備金銀行以欺詐手段訂立不可能兌現的合約，它不是一個提供合法服務的合法行業，因此，只要消費者信心下降而產生擠兌，整個銀行系統就會像骨牌效應一樣倒塌，最終的解決方案只有央行出面印鈔票，而這將導致災難性的通貨膨脹，唯一避免這種終極失敗的方法，是取消部分準備金制度。

銀行危機！｜Bank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對於我們的銀行系統，經濟學家與公眾都有名副其實的革命態度。自從 1933 年後，在經濟學教科書作者、金融作家以及所有凱因斯主義到傅利曼主義的體制派經濟學家中，都抱著一個嚴厲的教條及虛擬的信念：我們的商業銀行體系超級安全。因為明智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在 1933 年建立，銀行擠兌那可怕的禍害已經成為過去。存戶現在是安全的，因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確保」，即，擔保所有的銀行存款。我們這些不停警告銀行系統內在不健全甚至破產的人，被認為是瘋子，不能適應新的管理體制。

但自從注定要花納稅人半兆到一兆半美元的 S&L 崩潰災難後，這種盲目的樂觀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是事實，當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 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被清算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時，這些體制派都回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這最後一道防線，但過往的保證消失了。所有的學者和大佬們顯然都從墓地呼嘯而過。

然而，1985 年時，據說是不好回憶而只有電視裡的老電影才會出現的擠兌又發生，到處都是過往的現象：漏夜排隊等候銀行開門、銀行董事們虛假地保證銀行安全要每個人都回家、公眾堅持要領出他們的存款，以及隨後的快速崩潰。在 1932 到 1933 年間，政府官員強制關閉銀行，免除銀行支付自己所宣誓清償的債務。

銀行擠兌開始於俄亥俄州的 S&L 銀行，接著是由私人保險公司擔保的馬里蘭州 S&L 銀行。今年一月間，由私人保險公司擔保的羅德島州信用社發生擠兌。幾天後，新英格蘭銀行在宣布嚴重虧損並破產後，經歷數十億美元的大規模擠兌，在此期間，主席 Lawrence K. Fish 奔走各分行並錯誤地向客戶保證他們的錢是安全的。最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以昂貴的紓困程序接管該銀行。

這些現代擠兌與老式擠兌一樣有個迷人的現象：當「不健全」的銀行遇到致命擠兌，該地區的所有其他銀行會產生骨牌效應，因此，他們都會被擠兌打到全軍覆沒。喝醉的體制派經濟學家 Paul Samuelson 在華爾街日報承認：「我沒有想到我會再次親眼看到銀行擠兌。好的銀行因為運氣不好遇到擠兌，而壞的銀行則失敗…我們回到了時間隧道。」

的確是時間隧道，就像東歐共產主義垮台讓我們回到 1945 年甚至 1914 年，銀行再次處於危險之中。

這場危機的原因是什麼？我們都知道，房地產崩潰帶來銀行資產價值下降。但是，房地產並沒有「擠兌」。價值只是簡單下降，這跟大家都一起失敗並破產是幾乎同樣的事情。即使銀行貸款不完善且資產價值減少，也沒有必要會造成一個區域內所有銀行都失敗。

更明確地，為什麼這個骨牌效應只影響銀行，而不是房地產、出版、油，或任何其他可能會惹上麻煩的行業？為什麼 Samuelson 和其他經濟學家稱為「好」的銀行，會對這種攻擊如此脆弱，它們在何種意義上可稱為「好」？

答案是，「壞」銀行的脆弱是因為我們都熟悉的指控：不計後果的貸款、過度投資巴西債券，或他們的經理是騙子。不管是什麼，這些惡質貸款使得它們的資產搖搖欲墜，或使它們實際上無力償債。「好」銀行則沒有犯這些罪，他們的貸款是明智的。然而，它們也一樣會因為擠兌而遭受與壞銀行相同的命運。顯然，「好」銀行的不健全事實上僅略低於壞銀行。

因此，必定有什麼共有特質使得商業銀行、儲蓄銀行、S&L、信用社等銀行如此不健全。原因很簡單卻幾乎從未提及：部分準備金制度。所有形式的銀行都發行需要依照存戶需求依面值贖回的存款。只有當所有的存款都 100% 在任何時候都以現金備份（或銀行的等效資產，如在美聯儲的可兌現活期存款）時，銀行才能履行與存戶間的合約義務。

然而，銀行並不採取這種健全的非通膨性 100% 儲備金政策，而被政府政策允許並鼓勵保持部分儲備，儲備比例範圍從商業銀行的 10% 到其他銀行形式的幾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商業銀行被允許膨脹十倍的貨幣供應量，銀行的部分儲備政策，造成我們系統永久的通貨膨脹、週期性的繁榮與蕭條，以及公眾開始認識到銀行體系破產的擠兌。

這就是為什麼，銀行體系不同於其他行業，如此嚴重依存於「公眾信心」，這也是為什麼體制派宣稱一些私底下不得不承認說謊的聲明。這是也為什麼經濟學家和金融作家們說，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必須」擔保新英格蘭銀行的所有存款，不只是每個帳戶「被保險」的十萬美元。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得不進行紓困，因為大家都在說，「否則金融體系就會崩潰」。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發現，整個部分儲備金制度都由謊言、煙霧與鏡子所支撐，即，透過體制派騙子。

一旦公眾發現他們的錢並不在銀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也沒有錢，銀行系統會很快崩潰。事實上，甚至是金融作家都擔心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存款低於它所擔保的存款額的 0.7%，這個估值很快會下降到只有 0.2%。有趣的是，所謂「安全」水平被認定為 1.5%！簡言之，銀行系統是一棟紙牌房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及銀行本身都是。

許多自由市場倡導者質疑：為什麼我擁護自由市場、私有化和任何鬆管，但不體現在銀行系統？答案現在應該很明確：只要銀行仍採部分儲備金，它就不是一個提供合法服務的合法行業，部分儲備金銀行以欺詐手段訂立不可能兌現的合約。

而「自由銀行」倡導者的私人存款保險建議顯然很荒謬。私人存款保險機構總是第一個崩潰，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沒有拿到錢。此外，「自由銀行家」不回答這個問題：如果銀行像其他行業一樣合法，為什麼它需要這種「保險」？為什麼其他行業試著擔保自己？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還有其他私人保險公司紛紛倒閉後仍屹立不搖的唯一原因，是因為人們相信，即使它在技術上沒有錢，但在緊要關頭，美聯儲會印鈔票給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再把錢交給銀行，政府在最近的紓困中甚至沒有加重納稅人的稅賦。畢竟，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難道不是受到聯邦政府「完全信心與信用」的支持？

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最後的分析中，將透過緊急法令或法規的掩護印現鈔給銀行。但是…鉤子來了。如果它這麼做，意味著萬億美元的銀行存款變成現金。問題出在，如果這些新現金再存入銀行，銀行的儲備將增加這假想的萬億，而銀行可以立即把這些新資金加倍成十兆到二十兆不等，取決於其儲備金的要求比例。而這，當然，將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通膨，會把我們立即帶入 1923 年德式惡性通貨膨脹。這就是為什麼沒有體制派想討論這個最終的解決方案。這也是為什麼，把部分儲備銀行系統一舉改回到 100% 儲備的健全制度所造成的一次性通貨緊縮，相比於永久性通貨膨脹要好得多。

【譯作】固定匯率十字架｜The Cross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Tue, 12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固定匯率十字架｜The Cross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文：吳莉瑋
圖：victor_nun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Cross of Fixed Exchange Rates》，Rothbard 談論政府試圖以人為手段干預並固定「廉價紙幣」的匯率，事實上將會造成各種不必要的貨幣危機，除了浪費資源之外對於經濟整體一點幫助也沒有。他並舉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為美國踏上區域性經濟規劃的路，往不對任何人負責的世界政府邁開大步。

固定匯率十字架｜The Cross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府，特別包括美國政府，似乎是先天性地難跟任何部份的經濟保持距離。政府受到那些知識份子與政策書呆子辯護士們的援助與教唆，喜歡將自己視為天外救星，以奧林帕斯主人的仁慈與全知進行標的調查，然後不斷地下降人間來修復大量單純的無知平凡人造成的「市場失靈」。

然而，這個「神」持續失敗的黑色歷史紀錄，以及足以解釋其為何必然失敗的經濟理論，似乎不在政治圈中留下任何印象。

例如，每個民族國家都不斷試圖干預該國貨幣相較於其他政府發行之貨幣的固定匯率。

政府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唯一能成功固定匯率且非巧合的情況是在金本位時代。在那個時代，金錢是一種由市場所產生而非被政府或央行即興製造的市場商品。固定匯率可行，是因為美元、英鎊、里拉、馬克等各國貨幣制並非獨立的事物或實體。而是這些貨幣單位都被定義為一定重量的黃金。

就像碼、噸等單位定義，這些定義的要點是一旦設置就永遠固定。因此，舉例來說，在 19 世紀的情況中，「美元」被定義為 1/20 盎司的黃金、「英鎊」為 1/4 盎司的黃金，而「法國法郎」則為 1/100 盎司的黃金，「匯率」只是這些貨幣單位所代表黃金重量的比例，因此，1 英鎊將自動價值 5 美元，1 法郎將自動價值 20 美分等等。

美國在 1933 年拋棄真正的金本位，並在 1971 年丟棄最後一個國際痕跡（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假金本位）。在那之後的世界，每個國家的貨幣相較於其他貨幣，都是單獨且獨立的實體或商品。因此，立刻有「市場」出現在這些貨幣之間，市場總是會在可交易的不同貿易品間開展。

如果這些外匯市場不受政府干涉，匯率將自由浮動。他們將按照每種貨幣在各方面的供給與需求而波動，並在每日的匯率中反映供需狀況、出清「市場」以平衡供需，因此確保不會有短缺或任何貨幣未售出的過剩。

世界又再次發現，自 1971 年以來的浮動廉價貨幣，仍然不夠令人滿意。這個系統削弱國際性貨幣的優勢，又回到貨易叫賣的世界。浮動廉價貨幣未能提供對抗政府與央行通膨的檢核，不像金本位能迫使政府與央行面臨以發行貨幣贖回黃金的嚴峻必要。

世界沒能掌握的是，政府們試圖施行廉價貨幣的固定匯率系統，還遠不如浮動廉價貨幣的系統。因為在任何價格管制的情況下，政府都會把價格訂得高於或低於市場水準。無論他們採取何種路線，政府的固定匯率都會創造出不良後果，造成不必要的貨幣危機，而且，從長遠來看，這種手段也無法持久，最終將遭到可恥的失敗。

政府固定匯率將不可避免地使「格雷欣法則」發酵：政府人為性低估的貨幣（價格訂得太低）將從市場中消失（短缺），而政府了政府人為性高估的貨幣（價格訂得太高）將占滿市場並造成「過剩」。

柯林頓政府看來似乎有實踐經濟謬論的本能，在貨幣政策中也一如其他方面地裝模作樣與不一致。因此，最近當局開始荒謬地擔心著看似嚴重（但實際上不存在）的國際收支「赤字」，試圖將美元匯率推低以刺激出口並限制進口。

然而，政府沒有辦法找到或設定某種「理想」匯率。美元貶值確實會鼓勵出口，但當局最終不可避免地了解其必然缺點：即，進口價格理所當然提高，從而消除能讓國內價格下降的競爭。

柯林頓政府並未學到理想匯率僅能取決於自由市場的教訓，柯林頓政府的慣常做法，突然改變自己的立場，並由美聯儲和其他主要央行精心動用了數十億美元的操作，要提高貶值的美元，以對抗德國馬克和日元。美元匯率最後小幅上漲，而媒體則祝賀柯林頓推高美元。

在這些和散那中有幾個棘手問題被忽視。首先，國內與國外數十億美元的納稅人血汗錢，被拿來奉獻給扭曲市場匯率。其次，由於匯率是被強制抬高，這樣的「成功」不能長久重複。美聯儲要花多久時間來花光馬克和日元以抬高美元呢？德國、日本還有其他國家還願意膨脹本國貨幣來保持美元虛高多久？

如果柯林頓政府不顧這些後果，仍然堅持保持美元的虛高，將會因為強制實施外匯管制與馬克及日圓配給的關係，造成馬克與日圓「短缺」。

在此期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苦果之一已經出現。就像所有其他現代的「自由貿易」協議，NAFTA 事實上是國際貨幣調控與固定匯率的後門。NAFTA 顯為所知的其中一方面，就是聯合政府行動來支撐彼此的匯率。實際上，這意味著人為性高估的墨西哥比索，為了反映墨西哥的通膨政策與政治動盪，其市場價值已大幅下跌。

因此，NAFTA 初始時便成立「臨時」的 60 億美元信用池，來協助相互高估的匯率。隨著比索自一月份開始相對於美元嚴重下滑了 6%，NAFTA 會員國政府在四月下旬將信用池改為「永久性」信用池，並提高至 88 億美元。此外，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的三國創建一個新的北美金融集團（North American Financial Group），由各自的財長與央行主席來「監督影響北美合作夥伴的經濟和金融問題」。

高盛的副主席 Robert D. Hormats，將這個新安排譽為「貿易與投資協作中三國間貨幣政策與財政合作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嗯，這是一種看待它的方式。另一種方式則是，這將是美國政府扭曲匯率、創造貨幣危機和貨幣短缺，並浪費納稅人血汗錢與經濟資源的重要一步。

最糟糕的是，美國不可避免地正踏著地區性經濟管制與規劃，甚至是世界性政府官僚機構，這種世界性政府機構不受控制，不對任何人負責，也不以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民族為主體。

【譯作】凱因斯主義之夢｜The Keynesian Dream

Tue, 12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凱因斯主義之夢｜The Keynesian Dream

文：吳莉瑋
圖：Alexandria Mezzano LaNi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Keynesian Dream》，凱因斯主義者長期以來忽視其理論的破碎，不斷地追求它的終極夢想－國際性協調與控制下的無止盡世界紙幣通貨膨脹。雖然歐元在美國與法國強力運作下成立，但前景仍然不明，身為自由市場的擁護者，我們能依賴的是永遠不會過時也不受權力壓迫的：市場。

凱因斯主義之夢｜The Keynesian Dream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一個半世紀以來，凱因斯主義者懷著一個夢想。他們夢想一個沒有黃金的世界，一個擺脫限制他們消費再消費、膨脹再膨脹、選舉再選舉之慾望的世界。他們已經達到各國政府與央行能自由膨脹而不受金本位限制與約束。但是，他們仍然感到惱火，雖然各國政府能自由通膨與印鈔票，但卻不能逃出貨幣貶值現實的限制。例如，如果義大利發行大量里拉，里拉將相對於其他貨幣貶值，義大利人會發現進口價格和國外資源價格暴漲。

凱因斯主義者所夢寐以求的，是一個使用由世界央行所發行與控制之單一廉價貨幣的世界。要如何稱呼這個新貨幣單位其實並不重要：凱因斯在 1944 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建議叫它「bancor」；美國財務部談判代表 Harry Dexter White 建議叫它「unita」；倫敦經濟學人戲稱其建議為「phoenix」。廉價紙幣不管叫什麼名字聞起來都酸酸的。

儘管美國與它的凱因斯主義顧問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主導國際貨幣領域，他們仍未能全面施行凱因斯主義的目標；國家主權間的嫉妒與衝突過於激烈。因此，凱因斯主義者不情願地妥協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假美元黃金國際標準，在沒有世界央行帶頭下靈活地固定匯率。

不屈不撓的凱因斯主義者，從沒停過嘗試。他們推出的特別提款權（SDR）當成國際儲備貨幣以嘗試取代黃金，但特別提款權證明是失敗的。IMF 的 Edward M. Bernstein 與耶魯的 Robert Triffin 等著名凱因斯主義者，都提出以自己為名的知名計劃，但這些也沒有被採納。

布雷頓森林體系被譽為穩定且永恆的系統將近三十年後，在 1971 年倒塌，凱因斯主義者不得不忍受侮辱的浮動匯率。凱因斯主義的 James R. Baker 自 1985 年接任財務部長以來，美國已經放棄了其停止干預外匯市場的貨幣主義政策承諾，並試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相變。首先，由各大央行協調行動以取得固定匯率。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剛開始很隱晦但漸漸變得公開；這些主要國家央行選擇某個目標點或區域，例如美元，透過買賣美元來操縱匯率，以保持該匯率固定於某區間。他們面臨的主要困難是該選擇什麼目標，因為，實際上，他們沒有高於市場的智慧來決定匯率。事實上，理想美元匯率的概念，就像某個商品的「合理價格」概念一樣空洞無物。

1992 年即將到來的歐共體，提供了凱因斯主義者一個誘人的惡作劇機會。由現任國務卿 James Baker 領銜的凱因斯主義者，一直在推動由歐洲央行發行的新歐洲單一貨幣單位。這不僅意味著歐洲的國際經濟政府，也意味著 1992 年以後，歐洲央行與美國及日本央行之間的協調變得相對容易，減少邁向世界央行發行單一世界貨幣單位這個長期珍視目標的阻礙。

義大利與法國等通膨主義的歐洲國家，都渴望由歐洲央行所帶來的歐洲範圍內的通貨膨脹協調。而像西德那樣的硬通貨主義國家，則對此種通膨計畫抱持懷疑。你能預期德國將因此抵抗這些歐洲主義者的要求，但他們為什麼不這麼做？問題在於，美國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擁有超過西德的巨大政治影響力，而美國與凱因斯主義的外交大臣 Baker 一直努力推動歐洲貨幣的統一。只有英國令人高興地對這個凱因斯主義的進程丟了幾根扳手。英國以硬通貨為本，並對該提案侵犯國家主權持謹慎態度，同時受到貨幣主義顧問 Alan Wakers 的影響，英國可能無限期地成功阻止歐洲央行。

在最好的情況下，凱因斯主義之夢只是一個長鏡頭。不僅是英國的反對，還加上眾多主權國家間的衝突與摩擦，都可能讓這個夢想永遠無法實現。如果對此夢想的原則上反對意見能被重視，這將令人振奮。凱因斯主義者要的不過是國際性協調與控制下的世界紙幣通貨膨脹，這種不受檢核的微調通貨膨脹將繼續進行到…哎呦！直到世界陷入失控的惡性全球通貨膨脹，不為人知的恐怖中。

【譯作】回到固定匯率｜Back to Fixed Exchange Rates

Mon, 1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回到固定匯率｜Back to Fixed Exchange Rates

文：吳莉瑋
圖：bulliv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ack to Fixed Exchange Rates》，Rothbard 針對當時（1987 年）美國財務部長 James Baker 所提出脫離真正金本位的廉價貨幣固定匯率制提出質疑，此種系統曾經在 1971 年 12 月的國際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就試過，不出一年半就因為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而崩潰，所幸，21 世紀世界裡，國際貨幣體系沒有更糟，仍然是基於廉價貨幣的浮動匯率，截至目前為止，最接近凱因斯夢想的嘗試是幾度出現危機，今日尚存的歐洲單一貨幣。

回到固定匯率｜Back to Fixed Exchange Rat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帽子戴好囉：現在世界走上又一個「新經濟秩序」－意味著另一場災難正在醞釀。自從一次大戰後（由美國於 1933 年）放棄「經典」金本位，世界權威機構一直在尋找方法，以協調、強制性的世界政府規則，來取代和平的世界性黃金規則。

他們試著尋找方法來取代健全的黃金貨幣，以國際協調的通貨膨脹來提供廉價資金、大幅增加貨幣供應量、增加政府支出、物價上漲幅度適中，不會有令政府尷尬的貨幣危機或任一國的貨幣過度下跌。總之，政府試圖化圓為方，或是，享用通膨蛋糕的同時不想遭受必然的副作用。

20 世紀的第一個新經濟秩序，是在新時代（New Era）中佔主導地位的英國，當時各國多被誘導相信英國貨幣的假金本位，而實際上以英鎊為基礎上，而英鎊則是鬆散的美元本位加金本位。當這帖國際協調的通貨膨脹崩潰並造成 1930 年代大蕭條後，另一個類似的國際秩序在 1944 年形成於布雷頓森林體系。在此例子中，另一個假金本位被創造出來，這一次，是所有貨幣都以據稱可贖回的美元為基礎，但公眾無法以美元贖回黃金，只有外國央行與政府能以每盎司 35 美元來向美國贖回黃金。

1920 年代後期，各國政府可以在膨脹的英鎊上對自己的貨幣進行金字塔式膨脹；同樣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透過鼓勵其他國家以美元作為儲備金基礎進行貨幣膨脹，將美國自己的通貨膨脹出口到他國。當世界貨幣持續膨脹時，特別是美元，很明顯地，在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定義下，黃金被低估，而美元被高估。因此，西歐國家不願意繼續進行通膨政策，而開始以他們手中積累的美元向美國贖回黃金（簡言之就是格雷欣法則，價值被政府高估的貨幣會將價值被低估的貨幣驅逐出市場）。由於美國無法履行兌換黃金的義務，尼克森總統取消布雷頓森林體系，並於 1971 年無可避免地正式滅亡。

自該日起，或者更確切地說，自1933年以來，世界採用浮動廉價貨幣標準，換句話說，就是貨幣匯率按照市場供給與需求而波動。浮動匯率具有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廢行單一世界貨幣（如黃金）並改用國際易貨。由於不存在世界貨幣，各國能自由地膨脹自己的貨幣，因而導致其匯率出現下降。因為不再有世界貨幣，無法預測的匯率波動會在一般的價格系統上創造雙重不確定性，實際上，造成世界上的多價格體系。

浮動匯率制度下的通貨膨脹率與波動性，讓政客與經濟學家開始試圖召回固定匯率系統，但這次，甚至沒有像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那樣的金本位元素。如果沒有單一的世界黃金貨幣，這意味著各國將專斷地設定匯率，無須參考供給和需求，而是依賴據稱具有卓越智慧的經濟學家和政客來決定匯率。

政客受到進口與出口利益衝突的壓力，而經濟學家則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錯誤地採用長期趨勢（波動市場中匯率源於相較其他貨幣採購力的比例）來當成矯正市場的標準。這種把經濟學家的位置高於市場的嘗試，忽略了一個事實，市場能正確設定匯率的基礎，不僅是購買力的比例，還有對未來的預期、利率差異、稅收政策差異及對未來通膨或徵用的擔憂等。再一次，市場證明它比經濟學家更聰明。

此次這個嘗試固定匯率的新協調，是對高價美元的歇斯底里反應。由美國、巴西、法國、義大利、西德、日本與加拿大這七個國家組成的集團，共同壓低美元價值，然後以他們的智慧，在 1987 年 2 月不知怎地決定美元目前處於完美的匯率，並努力協調以保持美元不再進一步下滑。

事實上，直到 1986 年初的高價美元，是因為外國人反常地願意投資美元－購買政府債券以及其他資產。當這種皆大歡喜的局面繼續時，他們願意資助美國購買廉價的進口商品。1987 年初後，這個不尋常的的意願消失，美元開始下跌，以平衡美國的國際收支。1987 年人為性推高美元使得這七國集團中的其他國家以自己的貨幣購買數十億美元，這是一種無法永遠持續的短視努力，特別是西德與日本都不是很願意再進一步膨脹自己的貨幣與降低利率，並將資金轉移出美國。

新系統的創造者財務部長 James Baker，沒能明白實現這種協調的遊戲將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機和崩潰，他提出把世界推到更加正式的新秩序。他在 9 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發表演講，Baker 部長提出一個正式的協調固定匯率制度，在該提案中仍有迎合公眾情感的黃金，但黃金在該提案中卻是非常隱晦甚至是荒謬的角色。在微調世界經濟的主張中，各國央行與國庫，除了價格水平、利率、國民生產總值、失業率等各種控制面板上的「指標」外，還會參考自己依照秘密配方所製作的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其中包括黃金。

這種想要取代真正金幣的可笑替代方案肯定騙不了任何人，也是一種央行行長和財務部官員，為了自己秘密且神秘的偏愛，而想要迷惑並哄騙公眾的可笑例子。我不常同意 J.K. Galbraith 的意見，但他對這個新秘密指數的評語顯然中肯，他把這個新的秘密指數稱為「幻想與混淆的偉大實踐」。

在政治上，這個秘密指數為雷根政權執政聯盟的體現，介於 Baker 部長的保守凱因斯主義者，與供給面學派的 Robert Mundell 教授、眾議員 Jack Kemp（他以朝向正確的光榮邁進歡迎該提案）之間。供給面學派一直渴望能恢復類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系統，允許廉價貨幣間的協調與世界性通膨再加上偽金本位，以在支持金本位的公眾心中建立對該計畫不合理的信心。

而保守凱因斯主義者則一直渴望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以新世界央行所發行的新紙幣單位為基礎。所以這是新的執政聯盟。雷根政府中，該聯盟在前財務部副部長 Beryl W. Sprinkel 與浮動匯率發言人 Jerry Jordan 等傅利曼貨幣主義者的消失後形成。貨幣主義因為過去幾年不斷失敗的貨幣預測而喪失公信力，為新的世界性固定匯率制度殺出血路。

不幸的是，唯一比浮動匯率更糟糕的，就是以廉價貨幣與國際協調為基礎的固定匯率。在匯率浮動之前，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之後，美國政府曾經在 1971 年 12 月的國際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試過這種秩序。尼克森總統還稱讚這個協議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協議」。這次國際協調的嘗試維持時間不超過一年半，最後因為美元被高估的格雷欣法則所帶來的貨幣危機而沉沒。

這次這個新的「新秩序」以其薄利多銷的秘密指數，要花多少時間來崩潰？

【譯作】「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Thu, 0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文：吳莉瑋
圖：pfal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ttacking” The Franc》，Rothbard 為 1993 年歐洲出現的各種「貨幣攻擊事件」中被指責是壞蛋的投機者與德國人平反，此種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歐洲當時對各國所發行法幣進行強制性固定匯率制度，因此，外匯市場對於通膨速度較快的貨幣進行調整，將高估的通膨貨幣（法郎）換成較不通膨的貨幣（馬克或美元），從而使得法郎迅速貶值，可惜目前歐盟已經被「歐元」緊箍咒給套住，但自由的希望之火不會熄滅，就像 Rothbard 多年前的這篇文章所言：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

「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世界媒體的舞台上總是上演令人熟悉的音樂劇。相同的假故事、相同的英雄與惡棍。

法國法郎這個所謂高貴的貨幣「受到了攻擊」。早先前的九月是英鎊受到攻擊，而在此之前則是瑞典克朗。這裡的「攻擊」就像在沿海水域裡鯊魚襲擊一樣激烈而神秘。而英雄是該國總理或財務部長，試圖拼命地「保衛」貨幣價值。

法國總理 Eduard Balladur 承諾捍衛「強勢法郎」（法郎堡壘）至死（辭職）。「捍衛」不是發動飛機大砲，而是花費法國銀行所有的硬通貨儲備，就像德國央行（Bundesbank）以同樣的理由花費數十億美元儲備一樣。在許多情況下，國際機構與美聯儲都會伸出援手，試圖支持「受到威脅」貨幣的價值。

如果國家和國際政治家與政府是英雄，惡棍只有那些投機者，他們所謂的「攻擊」，只是賣出手中的法郎或英鎊，換得自己認為比較健全且有價值的貨幣，在本案例中是德國馬克，在其他案例中是美元。

結果總是相同。經過幾個星期的歇斯底里與譴責，投機者還是贏了，即使總理或財政部長反复承諾貨幣貶值不會發生。瑞典克朗、英鎊或法郎，以各種方式貶值。不再具有原先的官方價值。政府失去大量資金，但承諾的辭職永遠不會發生。總理 Eduard Balladur 仍在，藉由擴大法郎的「允許波動範圍」來保留顏面。

和往常一樣，在歇斯底里過後，法郎、英鎊或瑞典克朗最終仍降低價值，而每個人都奇蹟般獲得新視野，覺得經濟真的變得更好，或至少比成功的邪惡「打擊」前具有更光明的前途。

為什麼貨幣重複地遭受攻擊？為什麼壞人總是贏？為什麼事情似乎總是比「挫敗」前好呢？

這相當簡單。貨幣的價值就像任何商品一樣：供應量越大價值越低；需求量越大價值越高。在 20 世紀之前，各國的貨幣並非獨立的商品，而是被定義成金或銀（不幸的是有時為兩者）的某個重量。20 世紀以來，特別是 1971 年最終淘汰金本位遺跡後，每種貨幣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商品。法郎或美元的供應量取決於任何現存的法郎或美元。持有這些貨幣的「需求」，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期望該貨幣的未來價格或貨幣價值。

政府越是膨脹貨幣，貨幣的「價值」就越低，以兩種方式體現：對商品或服務的購買力，以及相對於其他貨幣的價值。貨幣通膨，會使得貨幣價值受到國內物價上漲，以及與比較不膨脹的貨幣間的匯率下跌打擊。嚴重通膨的貨幣會導致人們逃離該貨幣，因為人們預期未來出現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將手中的嚴重通膨貨幣換成比較不通膨的貨幣。

最好且最不通膨的貨幣形式，是全球性的金本位貨幣。但在缺乏供贖回的黃金量，加上現存廉價紙幣系統的情況下，迄今為止最好的方案當然是允許匯率自由浮動的外匯市場，他們至少能出清市場，確保沒有貨幣短缺或過剩。至少，貨幣價值反映供給和需求。

政府喜歡假裝本國貨幣的價值是高於它的實際價值。如果法國真的想要「法郎堡壘」，央行應該停止在市場上增加法郎供應量。相反地，政府習慣性地想要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較高的物價、較高的政府支出、補助及提供給親政府人士的廉價貸款），又不想遭受任何威信損失。結果就是，政府習慣性地將本國貨幣的估值定得比自由市場估值高。

固定匯率制度，使得他們的本國貨幣變成人為高估（價格下限），而馬克與美元等強勢貨幣則變成人為低估（價格上限）。其結果是「過剩」的法郎或瑞典克朗，以及「短缺」的強勢貨幣。

為了保持這種人為的高估，政府與它的盟友得注入（浪費）足以支撐其價格的數十億美元，這個過程最終必定會花光政府的美元與耐心。此外，受到「攻擊」的貨幣只有一條路可走：貶值到投機者因確信將獲得可觀利益而將手上的強勢貨幣換回被高估的貨幣。

把這些危機歸咎於投機者，就像指責價格管制下的「黑市高價」一樣荒謬。真正的壞人是所謂的「英雄」，那些政府官員想學卡紐特大帝一樣指揮潮流，並維持人為且不健全的估值。

最近這些所謂的英雄變得比平常更可惡。歐洲各國政府自 1979 年以來一直試圖維持彼此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一直試圖取消相較於官方匯率的 ±2.25% 允許波動範圍，為預計 1993 年底由單一歐洲央行發行的單一歐洲貨幣單位（ECU）作準備。

單一歐洲貨幣與歐洲央行被包裝成「自由貿易單位」推銷給世界公眾，但它實際上朝中央集權布魯塞爾政府邁進了一大步。也朝老凱因斯主義的夢想世界踏了一步：由世界政府管理的全球儲備銀行發行統一的紙幣。

幸運的是，馬斯垂克（Maastricht）的抵制、英國從歐洲貨幣體系的撤軍，以及挽救顏面而大幅放寬匯率允許波動範圍的新系統，ECU 和凱因斯夢想的胎死腹中。世界市場再次戰勝凱因斯集權國家主義，僅管權力看似握於體制派手中。

在法國的例子中，還有另一個被所有人譴責的小人。德國央行因為對東德的龐大補貼而擔心德國境內的通膨，一直沒有像法國所希望的那樣進行通貨膨脹。對於法國或英國而言，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又不想面對貨幣貶值的唯一方法，是試圖讓較不通膨的強勢貨幣也跟著膨脹，把這些強勢貨幣拉到通膨貨幣的水平。

幸運的是，雖然德國人稍微膨脹了一下，浪費了數十億美元來支持法郎，其膨脹幅度遠不如法國或英國所希望的。然而，由於追求相對穩健的貨幣主張，德國人被譴責為「自私」，不願為了「歐洲」犧牲一切的，所謂「歐洲」就是凱因斯主義的通貨膨脹與中央集體主義。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

【譯作】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Thu, 0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文：吳莉瑋
圖：Andres Rued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Rothbard 將拋棄真正金本位後的國際貨幣體系做出簡要整理，基本上，變來變去令人眼花撩亂的各種貨幣體系，都是浮動法幣標準與國際協調下的某種形式固定匯率這兩種制度的各種變種與混搭，換湯不換藥。

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西方世界從 1914 年拋棄金本位後，國際貨幣體系從一個不好的制度飆換到另一個不好的制度，從煎鍋跳到火堆裡又跳回來，為了逃避問題尋找替代方案，又發現自己對替代方案深感不滿。基本上，貨幣體系只有兩種替代方案被認為可供選擇：（1）法定貨幣標準，各國央行掌管該國法幣，匯率按照市場供需而相對浮動；及（2）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受國際經濟政策協調。

目前的系統（1）是在 1944 年英美強加給世界的布雷頓森林系統（2）崩潰後，於 1973 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開始。系統（1）是貨幣主義者或傅利曼信奉者的理想，最大程度地將世界貨幣體系分裂成許多個別國家紙幣的內飛地（enclave），大幅增加不確定性並扭曲貨幣系統，還移除了各國央行通貨膨脹傾向的外部紀律檢查。在最壞的情況下，系統（1）提供了不可抗拒的誘惑讓各國政府大舉干預匯率，並促成法幣集團、貿易保護主義集團，以及造成二戰的 1930 年代各國「搶鄰居（begger-my-neighbor）」政策的競爭性貨幣貶值經濟戰。

而從系統（1）轉到系統（2）就像從炒鍋跳入火堆裡。由 1930 年代的國家法幣集團們湧出了系統（2），由於當時英國仍保留虛設的金本位，使得各國都以英磅為標準，並在持續膨脹的英鎊基礎上金字塔式地再膨脹各自的法幣。其後 1930 年代系統被世界美元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取代，各國能在持續膨脹的美元基礎上金字塔式地再膨脹各自的法幣，而美國則維持在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假金本位。

現在的問題是傅利曼系統（1）再加上以誘導方式回歸到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不幸的是，系統（2）甚至比系統（1）還糟，任何成功的協調都會導致遠比個別國家通貨膨脹更糟的全球性通貨膨脹。法幣之間的匯率必須要保持浮動，因為固定匯率將不可避免地造成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的狀況，在此情形下，價值被低估的貨幣將從流通中消失，也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的通貨膨脹允許全球性通貨膨脹，但是這種美元膨脹直到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定義為低估後，要求將美元兌換成黃金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使得該系統崩潰。

如果系統（1）是傅利曼信奉者的理想，那麼凱因斯主義則是系統（2）最致命的變種。凱因斯主義者長期以來的追求，特別是老式伯恩斯坦與特里芬計劃，以及失敗的新貨幣單位「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中，正是讓世界儲備銀行發行新世界紙幣單位以取代黃金。凱因斯把他建議的新單位稱為「bancor」，而美國財務部 Harry Dexter White 的版本叫「unita」。

不管這個新貨幣單元叫什麼名字，這樣一個系統將是十足的災難，它允許銀行家與政客利用世界儲備銀行無限制地 bancor 紙幣，造成協調性的全球通貨膨脹。再也沒有國家的儲備黃金會流到他國，他們可以調整匯率而不用擔心格雷欣法則。最終結果將是終極的全球性通貨膨脹失控，並對整個世界造成可怕後果。

幸運的是，由於市場信心缺乏且難以同時協調幾十個政府，使得我們今日免於淪入這個凱因斯主義理想。但現在，出現了鮮為人知的不安定跡象，試探世界儲備銀行的不祥風向氣球已經浮起。在西德的漢堡，有兩百個銀行家召開國際貨幣會議，敦促消除當前動盪的匯率制度並朝向固定匯率前進。

此次會議的主題由主席 Willard C. Butcher 設定，他是洛克菲勒所有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Butcher 抨擊當前的系統並警告它無法自行解決問題，「必須加強」尋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貨幣體系（1987 年 6 月 23 日紐約時報）。

而不久前負責國際事務的日本副財務部長 Toyoo Gyoten（行天豊雄）講解了此種加速尋找的具體影響。Gyoten 提出一個擁有「至少幾百億美元」的龐大跨國金融機構，並授權它干預世界金融市場以減少波動。

如果這不是世界儲備銀行的開端還會是什麼？難道凱因斯主義者的夢想要成真了嗎？

【譯作】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文：吳莉瑋
圖：Paolo Camer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Rothbard 簡單地將國際貨幣的三個連貫體系進行介紹與分析：真正的金本位、固定匯率法幣與浮動匯率法幣（或者兩者的不倫不類混合體）。

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這個世界永遠都在貨幣危機，但危機會在某段時間內突然急性發作，然後我們喧鬧地從一個有缺陷的貨幣體系換擋到另外一個貨幣體系。我們不斷在連動紙幣匯率與浮動紙幣匯率間來回，並停在融合兩者的混合。每一個新的系統，每一個基礎變化，都被經濟學家、銀行家、財經媒體、政客還有中央銀行，譽為持續貨幣危機的最終與永久解決方案。

然後，若干年後發生必然的崩潰，體制派又丟出另一個玩具，另一個供我們欣賞的貨幣妙方。現在，我們正面臨另一次換擋。

為了制止這種騙局，我們必須先了解騙局。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國際貨幣有三個連貫體系，而其中只有一個健全且不具通貨膨脹性。這種穩健的貨幣是真正的金本位，所謂「真正的」意思，是每種幣值都被定義為某單位重量的黃金，而且可依照定義之重量贖回。

在這種定義下，各種被定義為某重量黃金的幣值間匯率「固定」，例如，美元被定義為 1/20 盎司黃金，而英鎊被定義 0.24 盎司黃金，二者間的匯率就自然會被固定為各自代表的黃金重量比例，即 £1 = $4.87。

其他兩個系統是凱因斯主義的理想，也就是所有幣值都連動至一個獨立的浮動國際單位紙幣。凱因斯想把這個新的世界紙幣單位命名 bancor，但美國財務部長（也是秘密共產主義者）Harry Dexter White 想將它命名為 unita。不管是 bancor 還是 unita，理想中這些新的紙票會交由世界儲備銀行（World Reserve Bank）發行，並成為各國央行的準備金。之後，世界儲備銀行就可以隨心所欲膨脹 bancor，而這些 bancor 會增加美聯儲、英國央行等國家銀行的準備金，讓各自國家對法定貨幣進行金字塔式倍數擴張。

藉此，整個世界都將同步進行貨幣膨脹，而不會發生通膨貨幣國家的黃金儲備或所得被轉移到健全貨幣國家所帶來的不便。所有國家都能透過中央協調的方式同步通膨，而我們將會在不受檢視與阻礙的世界政府與銀行精英的通膨操縱下受苦。這條路的盡頭將是一個可怕的世界性高幅通膨，沒有辦法逃到較健全或較不通膨的貨幣。

幸運的是，各國的競爭阻礙凱因斯主義者實現他們的目標，所以他們不得不接受次佳解決方案：美國和英國在 1944 年強加給世界，並持續到 1971 年崩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取代 bancor 作為國際儲備，而各國可以金字塔式膨脹貨幣與信貸。而美元反而嘲諷性地被綁定於真正的金本位：戰前的面值約為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首先，美元不能像以前那樣兌換成金幣，而只能換成價值數千美元又大又重的金條。接著，只有外國政府與各國央行被允許有限度地用美元贖回黃金。

這個系統似乎良好運行了二十年，美國發行越來越多的美元，然後這些美元被各國央行用來當成通膨各國流通貨幣的基礎。簡言之，多年來，美國可以將「通膨出口」到其他國家，而免於遭受通膨的蹂躪。但最終，不斷膨脹的美元在黃金市場中貶值，而 35 美元就能換得較高價值的一盎司黃金這種誘惑，使得歐洲各央行開始將手中的美元兌換成黃金。這動紙牌作的房子在尼克森總統任職期間倒塌，並可恥地宣告破產，砰的一聲關上兌換黃金的窗口，在 1971 年 8 月告別了殘餘的金本位。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消失，西方列強正試著要建立不僅不穩定還語無倫次的新系統：在沒有黃金或甚至任何國繼貨幣單位可清償的情況下進行固定匯率。西方列強在 1971 年 12 月 18 日簽訂了命運多舛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尼克森總統還將它譽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協議」。但是，如果貨幣變成純粹的法幣，沒有國際貨幣支撐，這些法幣本身將成為一種貨物，固定匯率就勢必違反了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價格。

當時，相較於西歐各國或日本的法幣，膨脹較快的美元被嚴重高估。由於美元匯率被高估，為了擺脫美元而爭購歐洲與日本的法幣。對匯率進行最高價格控制，導致這些硬貨幣的重複「短缺」。最後在 1973 年 3 月出現美元的恐慌性拋售，打破史密森系統。經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及迅速解體的「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協議」，無論是假的金本位或是固定法幣匯率制度，都廣泛且正確地被視為必然失敗。現在世界又開始展開，剛好又搭上一個「新的時代」：世界性浮動法幣。傅利曼的貨幣主義終於要出頭天。

傅利曼的貨幣主義取代凱因斯主義，成為財經新聞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最愛。各國政府與央行就像他們曾經大肆宣揚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開始狂熱地讚譽浮動匯率的穩健與持久。貨幣主義者宣稱，理想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各國幣值之間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浮動匯率，沒有政府試圖透過干預來穩定或調整匯率波動。這樣一來，匯率將確實反映日常供給與需求的波動，就像自由市場上的價格一般。

當然，不久前世界也遭受過強烈法幣波動的災難：1930 年代各國脫離金本位時（美國僅提供給各國央行兌提的假金本位）。問題就出在每個國家都不斷修整自己的匯率，其結果就是這些貨幣集團積極地貶值貨幣，以擴大出口並限制進口，這種經濟戰爭的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貨幣主義者堅持，這個浮動法幣系統必須保持不受政府干預的絕對自由。

但首先，傅利曼計劃在政治上幾乎是天真到不可能付諸實踐。貨幣主義者所做的，實際上，是允許各國政府發行自己的法幣。他們把操縱貨幣的所有權力交給各國政府和央行，然後再對這些絕對權力發出嚴厲告誡：「記住，明智地使用你的權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干預匯率。」但不可避免的，政府會找到很多理由強制干預匯率的上升、下降或穩定，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行使本能來控制和干預。

因此，自 1973 年以來，我們有的是一個語無倫次的「固定」與浮動的混合體，不受阻礙又受阻礙的外匯市場。即便是獻身貨幣主義的 Beryl W. Sprinkel，在擔任雷根第一任期內負責貨幣政策的財務部次長時，被迫從他遊說政府鬆管匯率的早期成就原路折返。就連 Beryl W. Sprinkel 也被迫在「緊急」情況下介入，而雷根在當前的第二任期中，也堅定地走往不斷修正匯率的方向。

自由浮動匯率的問題不僅在政治面。固定匯率的美德之一，特別是金本位或甚至是法幣，都能經常地檢核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而浮動匯率的美德則是透過專斷的幣值定價能防止突然的貨幣危機，但這卻是喜憂參半，因為原本這些危機至少能有效克制國內通貨膨脹。自由的浮動匯率是國內通膨性貨幣貶值的唯一阻尼。然而，各國政府大多希望自己的法幣貶值，正如近期喧騰的軟化美元以補貼出口並限制進口－走後門的保護主義。目前的修整匯率者有個合理的主張：世界性通貨膨脹只在 1970 年代中後期鬆綁固定匯率的紀律後開始猖獗。

這些修整匯率者正走在征途。1985 年 11 月期間，華盛頓召開了重大且廣為人知的國際貨幣會議，該會議由眾議員 Jack Kemp 與參議員 Bill Bradley 組織，與會成員包括美聯儲代表、外國央行代表與華爾街的銀行代表。自由派暨保守派一致同意「修整匯率」的基本目標。但修整本身沒有解決方案；它只帶來銀行的任意估值、布雷頓森林體系與史密森的崩潰。也許我們最終會得出一個類似當前陰險系統的全球性應用版本：歐洲綁定各國法幣並讓允許限定區域內的浮動。但這種沒意義的固定與浮動匯率混合體，只會同時帶來這兩種系統的問題。

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明白，只有真正的金本位會帶來這兩種系統的好處加上更多優點：自由市場、沒有通貨膨脹、不受政府干預而是由黃金市場價決定的固定匯率？

【譯作】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文：吳莉瑋
圖：torbakhopp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ush and the Recession》，Rothbard 將老布希任職美國總統期間遵從凱因斯主義靈藥所為的各種失敗成果，最後提出實現真正自由與繁榮的道路－把凱因斯、馬克斯還有列寧這三個二十世紀的代表符號丟到歷史垃圾堆裡。

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不幸的是，John Maynard Keynes（凱因斯）這位激發了 1930 年代以來幾乎整個世界的宏觀經濟（包括西方世界、第三世界、Gorbachev 時代與納粹經濟體系），這位具災難性且不可信的發言人，還活著。老布希總統對當前嚴峻經濟衰退的反應，一直是不令人意外的凱因斯主義，因為他的經濟顧問們是凱因斯主義的核心。

由於凱因斯主義者是通膨性信貸擴張的永恆吹號者，他們當然不會去談論每個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先前由中央銀行主導與控制的過度通膨性銀行信貸，而在美國，主導者為聯邦儲備系統。對凱因斯主義者而言，經濟衰退是因為消費者與投資者的消費突然崩潰。凱因斯主義者認為崩潰是因為凱因斯所謂「動物精神」的下降：人們開始替未來感到擔心、鬱悶與憂慮，所以他們減少投資、借貸與消費。

凱因斯主義者對這種因個人不合理的擔心而帶來「市場失靈」的補救措施，是好好老政府－和藹的什麼都能修好先生（Mr. Fixit）。透過明智又冷靜的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指導，政府有能力恰如其份地充當掌舵的船長，彌補公眾愚蠢的率性，並把經濟帶上合適又理性的航道。

凱因斯主義模式提供政府兩種抗衰退的武器。一個是花更多更多的錢，具體而言是大規模赤字。這個武器的問題大家都太清楚，政府赤字已經變成永久性增加的平流層，不管日子是好是壞。經常性被低估的聯邦赤字，當前（1992 年 2 月）估計已接近每年 5,000 億美元（扣掉在社會保險帳戶裡頭價值 500 億美元的虛假會計「盈餘」）。

如果進一步增加赤字不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政府工具，唯一剩下的就是試圖刺激私人消費。而這個方案的主要原則就是政府把民眾當成愛發牢騷的小孩來阿諛，也就是：刺激信心，讓他們相信目前很好未來還會更好，這樣一來，民眾就會打開錢包和皮夾，借更多，花更多。

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民眾著想」而向民眾撒謊。除了我們這些相信政府說謊只是為了政客自身利益的人外，那些被迷惑的大眾將繼續對他們有信心。因此，老布希政府所有不光彩的迴旋：宣稱我們不處在經濟衰退中長達一年，然後換成我們曾經衰退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復甦，然後又改口「微復甦」，接著變成雙底衰退之類的廢話，以及其他有的沒的。只有當激動的民眾打他的臉時，總統才會承認真的有問題，然後或許該為此做些什麼。

但是，在凱因斯主義的框架裡可以做什麼？首先，美聯儲壓低利率，並期望人們會因此增加借貸與消費。但是，沒有人想在經濟衰退時貸款和借款，所以沒有發生太多成效，除了短期美國國債變得便宜，但這對民營經濟沒什麼作用。但是，混帳，信用卡利率持續偏高，所以老布希想到要說服信用卡利率降低，以刺激更多消費者利用借貸來花費。

由此產生的混亂結果眾所皆知。雄心勃勃的參議員 Al D’Amato (R-N.Y.) 靈光一閃，發現強迫性降低利率比說服他們更有效，要不是銀行的強烈抗議與股市的迷你崩盤恢復了一些理智，國會差點通過這項災難性法案。白宮幕僚長 John Sununu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這個總統」的行動，試圖合理化老布希的限價，聲稱國會錯在試圖脅迫。

但布希想說服信用卡利率下降的想法只比強迫下降稍微不蠢一點。問題關鍵在於，市場價格，包括利率，無法被武斷地設定，或是依照賣家或放貸者的意志，不管是好是壞。價格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力量。

高額信用卡利率並非是銀行家決意要對這個特殊借款族群施加壓力的結果。信用卡利率偏高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身為借款人而不是經濟專家的公眾，不關心這些利率。消費者對於信用卡利率不敏感。

為什麼？因為基本上信用卡用戶有兩種。一種是會負責任地支付信用卡的清醒者，每月利率用對他們來說根本就不重要。另一種是像我這樣的享樂主義者，傾向於借光信用卡額度的極限。但對他們來說，利率也不是那麼重要：為了充分利用低利率信用卡（在國內確實存在），他們將不得不先行支付現有的信用卡，清償過程越慢越好。

老布希暨戴瑪托聯盟（Bush-D’Amato）的意見中，存在著另外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謬誤，而銀行家們迅速對準炮口。利率並不是信用卡的唯一部分，還有信用品質：取得信用卡的難易、保有與維持信用卡的要求，以及年費等等。一如銀行所言，如果用 14% 的利率取代 19% 的利率，能夠獲得信用卡的人要少得多。

悲哀地，老布希總統認為能夠加快經濟復甦唯一的積極行動，是把花錢的速度加快，那就是：擴大政府支出，並假設因為擴大支出而在年初產生的財政赤字，會因為其後的消費速度下降而抵銷。

要不要考慮減稅？在此，老布希政府被困在當前的凱因斯主義觀點，即，赤字已經過高，而每一項減稅都必須透過其他項目的加稅而平衡：也就是所謂「稅收中性」。因此，政府當局認為削減資本所得稅這個正確但瑣碎的呼籲實際效果有限，原因是想必這種削減會因為供給提高而維持總稅收不變。

我們需要勇氣來破除這個謬誤並讓凱因斯主義的範式出局。大規模減稅，特別是所得稅，是必要的（a）減少政府施加在納稅人身上的寄生與反生產負擔，及（b）鼓勵民眾消費但更要儲蓄，因為只有私人儲蓄增加才能帶來更多的生產性投資。

此外，增加的儲蓄將會加速復甦，驗證一些景氣繁榮期間出現的不健全且匱乏儲蓄的投資。首先，大規模減稅能迫使政府減少自己臃腫的開支，從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負擔。第二，如果會讓政府總稅收減少，那就更好了。稅收負擔具有雙重層面：高稅率會削弱儲蓄和投資活動，而高稅收則會將資金從生產性私營部門抽到浪費的政府蠢事裡。供給面學派的麻煩是他們忽略了第二種負擔，因此陷入凱因斯主義者暨老布希聯盟的「稅收中性」陷阱。

最後，如果老布希政府這麼擔心赤字，那就應該盡自己的責任提出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並向公眾證明政府開支不僅對經濟繁榮沒幫助還有反效果。如果國會拒絕這個主張，並不斷增加支出，政府可以把延長經濟衰退的責任歸咎於國會。當然，政府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意味著從根本上打破半世紀以來形成世界宏觀經濟的凱因斯主義範式。

我們將永遠沒法打破經濟停滯或商業周期並實現永久繁榮，直到我們像東歐與蘇聯人民否定馬克斯與列寧一樣，徹底且強烈地否定凱因斯主義。實現自由與繁榮的真正方法，是把這三個二十世紀的代表符號丟到歷史垃圾堆裡。

【譯作】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文：吳莉瑋
圖：DryRo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Rothbard 清楚地分析通貨緊縮有兩種指稱，第一種是自由市場調節下的「物價下跌」，第二種是政府強迫性的「貨幣供應量減少」，前者的三種可能原因都是一種市場調節的新陳代謝，而後者則只會造成更多的災難，諷刺的是，媒體唯一讚譽的通貨緊縮恰恰正是後者－明智的政府緊縮貨幣供應量。

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經濟思想歷史中，很少有比通貨緊縮更可怕或更受唾罵的概念。即使是精明的硬貨幣理論家 David Ricardo（李嘉圖）也對通貨緊縮採持懷疑態度，而對價格下降的恐懼症則一直是凱因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核心思想。

早期芝加哥學派與 Irving Fisher（歐文．費雪）開出的通膨性消費與信貸處方，以及著名的 Friedman（傅利曼）「潛規則」－貨幣固定增長率，都源於避免價格下降的熾熱渴望，至少長期而言。

正因自由市場與金本位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價格下跌，所以貨幣主義者與凱因斯主義者才要求法定貨幣。然而，奇怪的是，當自由或自願性通貨緊縮不約而同地都遭恐懼渲染時，最近巴西與蘇聯試圖扭轉嚴重通貨膨脹而採用的嚴厲或強制性通貨緊縮措施，卻普遍獲得好評。

但首先，必須對當代貨幣事務相關的模糊語義進行澄清。通常，「通貨緊縮（deflation）」被定義價格普遍下降，但它也可以被定義為貨幣供應量下降，當然，後者往往也會造成價格下降。最重要的，是要區分出這些價格變動或貨幣供應量變動，到底是因為自由市場下個體價值觀與行為的改變所造成，還是因為政府強制性的調整貨幣供應量所造成。

自由市場的價格通縮常常是通縮恐懼症的特別受害者，它被指責造成經濟蕭條、商業活動收縮與失業。造成這種通貨緊縮的可能原因有三個。首先，生產力與商品供應提高將會降低自由市場中的價格。而這確實也是十八世紀中葉針對西方工業革命的一般記述。

這並非令人畏懼且需要防治的問題，透過生產增加造成的價格下降，是放任式資本主義的一個美妙的長期趨勢。西方工業革命的趨勢是價格下降，從而廣泛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平，而成本的下降則維持了企業的盈利能力以及穩健的工資率，從而反映出實質工資率（購買力）的穩定增長。

這個過程應該要受到稱讚與歡迎而不是打壓。不幸的是，二戰以來的通膨性法定貨幣世界，已經使我們忘記這個真理，並且讓我們對危險的通膨經濟習以為常。

第二個可能造成自由市場價格通縮的原因，是普遍性「囤錢」的市場反應，這會使那些現金庫存具有較高的購買力而有較高的實際價值。即使已經接受第一類型通貨緊縮的經濟學家們，也會懼怕第二類型的通貨緊縮，並呼籲政府趕快多印鈔票來防止。

但是，那些想要抬高現金價值的人有什麼錯，又為什麼不讓這些人在自由市場上遭遇挫敗，並讓其他消費者達到滿足？具有精明企業家與自由價格體系的市場，正能快速因應消費者估值的任何變化而調整。

任何「閒置」的資源，都是因為個體無法適應市場，堅持以過高定價或要求工資的結果。如果市場允許自由調整，這種故障很快就會被迅速糾正，換句話說，就是政府與工會不以干預來延緩或削減市場的調整過程。

第三種形式的市場導向價格通縮，源於經濟衰退期間的銀行信貸收縮或銀行擠兌。即使已經接受第一與第二類型通貨緊縮的經濟學家們，也都試著阻止第三種，把這種過程視為貨幣政策與市場外部性。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關鍵：銀行信貸收縮是針對先前干擾市場的銀行信貸膨脹的健康反應。呼籲銀行以現金贖回腫脹的負債所產生的通貨緊縮，正是市場與消費者能重申對銀行系統的控制，並迫使銀行健全營運以避免通貨膨脹的方法。以市場為導向的信貸收縮速度恢復過程可以洗出不健全和不健全的銀行貸款。

諷刺的是，唯一有害且具破壞性的通貨緊縮，卻常常受到媒體青睞：政府的強制性貨幣緊縮。因此，當「自由市場」倡導者 Collor de Mello 在 1990 年 3 月成為巴西總統後，他立即無預警地關閉多數銀行賬戶，阻止這些帳戶所有者贖回或使用它們，從而將貨幣供應量一口氣緊縮了 80%。

這個行為普遍被讚譽為反映「強大」領導力的英雄措施，但它實際上卻給巴西經濟帶來了可怕的連番重擊。由於政府的貨幣與信貸擴張政策，市場價格進入嚴重的惡性通膨，而政府現在卻阻止人們使用自己的錢來造成進一步毀滅。因此，巴西政府兩度強制破壞財產權，第二次還以「自由市場」與「打擊通膨」為名。

事實上，價格上漲不是一種政府該防治的疾病；它只需要政府停止膨脹貨幣供應。當然，所有的政府都不願意這麼做，包括 Collor de Mello 政權。他突如其來的打擊不僅帶來嚴重的經濟衰退，還讓本來在 1990 年 5 月已經下降到 8% 的物價上漲率開始再次攀升。

最後，巴西政府在 12 月時迅速擴大 58% 的貨幣供應量，並把物價通膨率帶到每月高達 20%。在 1 月底時，「自由市場」政府能想到的唯一反應，是實施不曾管用卻具災難性的物價與工資凍結。

而蘇聯總統 Gorbachev 也許想模仿巴西的失敗，為了打擊「盧布過剩」，他突然決定從市場循環中撤出並廢棄大量的盧布鈔票。這樣嚴峻與突發的 33% 貨幣緊縮措施，是為了政府杜絕「黑市」承諾，所謂的「黑市」正是蘇聯唯一能夠防止大規模饑荒的市場機制。

但黑市活動者早就把盧布兌換成美元和黃金，所以 Gorbachev 的大刀大多砍到那些努力工作以儲蓄微薄收入的一般蘇聯公民身上。唯一可以稍微救贖這一舉動的，是至少它沒有藉私有化與自由市場之名；相反地，它是 Gorbachev 最近試圖回到中央集權與中央控制的重要部分。

Gorbachev 應該做的不是擔心公眾手中的盧布，而是不斷湧入蘇聯經濟的新盧布。如果考慮到據稱自由市場改革者的 Gorbachev 個人經濟顧問 Nicholas Petrakov 對此事件的回應，蘇聯的未來甚至是悲觀的。Petrakov 斷言 Gorbachev 的殘酷行動「明智」，還哀怨地補述：「如果未來我們只能繼續印鈔票，一切只是回到原點。」為什麼有人會認為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譯作】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文：吳莉瑋
圖：_Dinkel_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Lessons of the Recession》，Rothbard 小結了一些有關經濟衰退的教訓（1）你不需要經濟學家；（2）沒有所謂「新時代」；（3）不需要過多庫存就能發生經濟衰退；（4）債務不是關鍵問題；及（5）不用擔心美聯儲的「推繩遊戲」，相當精闢。

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據官方消息！就在每個美國人都知道我們處於嚴重經濟衰退的若干年後，無限崇高的私營半官方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終於作出了被期待已久的宣言：我們從去年夏天開始一直處於經濟衰退。好了！這裡是一個啟發性的例子，說明為什麼曾經被尊為先知與繁榮科學指南的經濟學專業，在美國民眾心中的地位急速下沉。不會有比這個族群更值得此種評價的了。事實上，當前的經濟衰退，帶給我們一些寶貴的經驗教訓：

教訓 #1：你不需要經濟學家…

1960 年代新左派最喜歡的口號之一是「你不需要氣象預報員來告訴風是怎麼吹」。同樣的，顯然，你不需要經濟學家來告訴你是否處於經濟衰退。那麼，為什麼那些宏觀經濟的內行人，不僅不能預測未來，甚至沒能指出當前狀態，就連回顧過去也顯得勉強？為了還給他們應有的評價，我敢肯定，Robert Hall 教授、Victor Zarnowitz 教授還有那些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的其他傑出梭倫（solon）們，早就知道我們進入經濟衰退，甚至可能比民眾感受到的都早。
問題是國家經濟研究院被自己的培根歸納主義研究方法困住，那些經濟學專業過份推崇的細緻數據收集還有偽科學。

國家經濟研究院過去五十年來，判斷商業週期的整套方法，都仰賴於精確標出每個周期性轉折的高峰月與低谷月。因此，在去年秋天的時候，累計的數據還不足以宣稱「我們在今年夏天進入經濟衰退」。一般常識或奧地利經濟學派都足以瞭解，即使選定的月份與確切的日期只有一個月的些微差異，都會對平均值、參考點、先前、滯後和指標等統計處理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但是這些統計處理是國家經濟研究院所謂「科學」的重要機制。如果你想知道我們是否正處於經濟衰退，最不該找的人是這些經濟學專業組織。

當然，民眾可能善於感受經濟現狀，但他們不善於因果分析，或是搞清楚該如何走出經濟困境。但話又說回來，經濟學專家也沒有做得比較好。

教訓 #2：沒有所謂「新時代」。

每一次長期性景氣繁榮的最後幾年，媒體、經濟學界還有金融作家紛紛忙著宣告經濟衰退已成過去而且經濟產生深度結構性變化，或是經濟學家對於「新時代」到來的共識。那些不好的往日經濟衰退已經結束。我們在 1920 年代第一次聽到，而第一個新時代的高潮是 1929 年；我們在 1960 年代又再次聽到，這導致 1970 年代初的首次大規模通膨性經濟衰退；我們最近一次聽到是在 1980 年代後期。事實上，對於即將到來的重度經濟衰退最好的先行指標，不是國家經濟研究院的指數，而是那些經濟衰退已成歷史的新興想法。

更確切地說，經濟衰退將不斷困擾著我們，只要通膨性信貸擴張仍存在，經濟衰退也會應運而生。

教訓 #3：不需要過多庫存就能發生經濟衰退。

截至目前的數個月經濟衰退，有許多學者宣稱，我們不可能處於經濟衰退，因為企業並未堆積過多庫存。抱歉。它沒有區別，因為通膨性銀行信貸所帶來的錯誤投資，並不一定要以庫存形式存在。正如經濟理論經常發生的錯誤：症狀被誤認為主因。

與上面幾個教訓不同的是，當前的經濟衰退還有一些幾乎不明顯的教訓。其一是：

教訓 #4：債務不是關鍵問題。

大量的私人債務是 1980 年代景氣繁榮的重要特徵，民眾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用來收購企業的浮動高利率（垃圾）債券。然而，債務本身並不是嚴重的經濟問題。

當我購買公司債券時，我將儲蓄轉為投資，和我購買股票是同樣的方式。兩者都難謂不健全。如果某個企業浮動相對於資產過多的債務，這只是所有者或管理者的失算，對整體經濟而言不是大問題。最壞的情況是，如果債務過於龐大，債權人將接管企業並以更有效的管理取代現有管理。債權人以及股東，簡言之，是企業家。

因此，問題是信貸而不是債務，而且，並非所有信貸都有問題，只有透過銀行通膨擴張而非股東或債權人真實儲蓄來融資的銀行信貸，才會產生問題。換句話說，問題不是債務，而是部份準備金制度的銀行貸款。

教訓 #5：不用擔心美聯儲的「推繩遊戲」。

硬通貨的信徒在經濟學界只占一小部分；但有相當多的硬通貨信徒從事投資分析的行業。幾十年來，這些作家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這些術語並非用來倡導政策，而被用在預測未來。

一方面，「通貨膨脹陣營」說擺脫金本位束縛並承諾杜絕可怕通貨緊縮的聯邦政府，政府將在銀行系統中注入足夠的資金，以防止貨幣和價格通貨緊縮發生。

另一方面，「通貨緊縮陣營」主張過多的信貸與債務使得聯邦政府已經難以控制貨幣供應量，美聯儲所增加的準備金不足以導致銀行擴大信貸與貨幣供應量。共同的財經說法，是美聯儲將「推繩」。所以，通貨緊縮陣營說，我們正面臨迫在眉睫、劇烈且必然的債券、貨幣與價格通貨緊縮。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預言三十年來從未實現，或許會干擾通貨緊縮陣營，但沒有，當麻煩開始露出跡象時，特別是經濟衰退，通貨緊縮陣營不約而同地回鍋預測即將到來的通貨緊縮陣營厄運。1990 年時貨幣供應量持平，通貨緊縮陣營確信他們的大日子終於到了。他們聲稱信貸過度，以至於利率不管再怎麼推低都無法誘導企業借貸。

通貨緊縮經常忽略，儘管銀行不太能再進一步刺激貸款，仍可以隨時使用外匯儲備購買抵押資產，再把新錢投入經濟體。關鍵在於銀行是否堆積過多儲備，以致於未能最大幅度地擴大被允許的信貸。重要的是銀行從未堆積過多儲備，不管在 1990 年或在任何時間，1930 年代是唯一例外。（差別在於我們在 1930 年代不僅經歷嚴重蕭條，利率還被壓低到接近零，因此，銀行即使不最大幅度擴大信貸也沒什麼損失。）結論是，美聯儲是在推棒子，而不是繩子。

此外，今年年初，貨幣供應量再次開始向上衝刺，至少從目前來看，結束通貨緊縮者的警告和猜測。

教訓 #6：銀行可能會崩潰。

奇怪的是，在此這種發生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沒有一個通貨緊縮者對這個曾經表示興趣。過去幾年美國輿論產生一個極為重要且永久的巨變。美國公眾從1933年開始，被凱因斯主義者到貨幣主義者等體制派經濟學家的收買、拐騙及宣傳迷得暈頭轉向，相信銀行體系是安全的，之所以安全，是因為聯邦存款保險。

儘管受到聯邦政府的「保險」，S&L 仍然崩潰，這也終結了保險神話，並對所謂最後避難所 FDIC 提出質疑。目前公眾普遍清楚 FDIC 的資金並不足以擔保所有款額，事實上，它也正快速走向破產。

現在傳統的智慧認為 FDIC 最終會受到納稅人救助而被保存。但不管如何：商業銀行可能會失敗的知識已經放在每個美國人的心中供參。即使公眾能再次被哄，而 FDIC 也修補這次經濟衰退，他們也都會永遠記住這個未來危機的事實，整個部份儲備制度搭成的紙牌房子，將會因為一次大規模的銀行擠兌清算而轟然倒塌。為了彌除這種擠兌，只要別再有納稅人紓困就夠了。

但那不會通貨緊縮？幾乎會，但並不會真的很嚴重。因為銀行仍然可以透過美聯儲印鈔票的大規模惡性通膨來救命，誰會反對這種緊急救助呢？

教訓 #7：不會有「康德拉季耶夫週期」。

有許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不錯的硬通貨投資通訊作家，都莫名信奉著 54 年的擴張和收縮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必然出現的想法。最後一個康德拉季耶夫低谷普遍被認為是 1940 年。51 年已經過去，我們仍然在等待的高峰，顯然，不存在這種循環。

許多康德拉季耶夫信徒信心滿滿地預測高峰將出現於 1974年，與上次高峰精確地相隔 54 年，也就是普遍被認定的 1920 年。然而，他們享受到的是 1974 年的景氣衰退，以及快速復甦後的回落。於是他們試圖把整個 1920 年代說成「高原期」來挽救理論，把收縮期或下次出現的高峰期往後推了 9 到 10 年。

康德拉季耶夫信徒首選的收縮開始日期是 1984 年。當然，什麼都沒有發生：現在，7 年後，康德拉季耶夫學說奄奄一息。如果當前的經濟沒有持續衰退，而是在最後結束衰退，那麼再也沒有任何推算空間留給 54 年的說法。而康德拉季耶夫從業者，當然，將和先知或水晶球預知者一樣永遠不會放棄，但據推測，這些人永遠都有市場。

【譯作】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文：吳莉瑋
圖：bitzcel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Rothbard 大膽地宣布文章發表當時（1991年）美國已處於經濟衰退階段，並在文末提出奧地利學派的政策建議：

首先，停止當前危機的通貨膨脹部分，美聯儲可以永久停止進一步購買任何資產或降低準備金比例。這將停止未來所有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第二，政府可以大幅削減稅項：營業稅、消費稅、資本利得稅、醫療費用、社會保險，還有所得稅（包括上、中、下層稅級）。第三，政府可以削減開支，無處不減的巨幅削減：藉此減少赤字並獲得其他好處。這只是開胃菜。

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絕非全然的「非主流者」，但我有個非主流的指標－提供經濟衰退的合理「先行預警」：每當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作家都正歡呼著永久繁榮又不會經濟衰退的勇敢新世界來臨時，我知道巨幅經濟衰退將指日可待。

它永遠不會失敗。在傅利曼主義的原型思想－Irving Fisher（歐文．費雪）的領導下，1920 年代後期進入「新時代（New Era）」，宣稱新的聯邦儲備制度將透過精細的微調，帶來不再衰退的永久繁榮。然後發生 1929 年的大蕭條。

而 1960 年代，凱因斯主義體制派說服我們商業周期只是過去放任政策的遺跡：透過凱因斯主義官員明智的微調，將保證出現沒有通貨膨脹的持續充分就業。這些體制派經濟學家對自己充滿信心，甚至取消了學校裡的「商業周期」課程。

為什麼要繞著前現代世界的古物打轉？相反地，他們被換成「宏觀經濟學」與「經濟增長」等課程。賓果！接著到來的不只是嚴重經濟衰退，而是看似不可能的通膨性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和物價通膨第一次在 1973 到 1975 年間同時發生，接著是 1980 到 1982 年間繼經濟大蕭條後最嚴重的雙重經濟衰退。（過去，這種嚴重經濟衰退經常會被稱為「蕭條（depressions）」，但自從語義學靈藥接管後，「蕭條（depressions）」這個用詞因為太令人鬱悶而被取締。）

而現在，1980 年代中後期，雷根政府開始再次向我們保證新的經濟時代已經到來，雷根減稅（實際上不存在）政策的奇蹟加上全球化的技術先進，都向我們保證絕不會出現任何經濟衰退，除了一些特殊產業或地區無關痛癢的調整外。

另一個更大的經濟衰退來了，果不其然，我們正處其中。這些體制派不僅忘記經濟衰退，還特別忘記戰後的通膨性經濟衰退。兩個最糟的世界相結合：失業、破產與活動衰退伴隨著陡峭上漲的生活成本。經過半世紀的凱因斯主義微調（僅管它們貼上雷根標籤，我們至今仍然受到影響），並沒有治愈通貨膨脹或是經濟衰退；它只成功地完成同一時間帶來兩者的壯舉。

每個人都害怕先行判斷是否正處於經濟衰退；每個人都習慣屏息等待國家經濟研究所（NBER）的宣布，這個倍受尊敬的私營機構，透過少數專家組成的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Dating Committee）篩選數據，判斷（如果有的話）經濟衰退是否已經開始。現在的問題是，國家經濟研究所需要在陷入衰退的數個月後才能下定決心宣布我們處在經濟衰退，但此時經濟衰退幾乎都快結束了。因此明顯始於 1973 年 11 月的巨幅經濟衰退在一年後才正式公布；而公布後 6 個月，也就是 1975 年 3 月，我們已走在復甦之路。大多數的經濟衰退都會在一年或一年半間結束，也許這才是重點：這些體制派要麻醉我們，直到經濟衰退結束。

國家經濟研究所之所以要花這麼長時間來下定決心，是因為它認為它必須精確定義經濟衰退發病的初始月份；而這個精確月份神器（所有理知與常識都知道其實沒差多少）所賦予的苦難，是因為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整套求取商業周期的錯誤方法，仰賴於精確取得「參考月」，再基於這個特定月份取平均、提前與滯後量。截至目前為止，經濟衰退的前一兩個月內，無論怎麼處理數據都會搞砸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所有計算模型。而成功完成國家經濟研究所的計算模型，當然也比盡快搞清楚事實並對外公布來得優先。

看著 1988 年的住房市場、失業、債務清償還有許多其他經濟因素，我願意斷然聲明，我們正處於另一個通膨性經濟衰退。這是什麼意思呢？令人心頭一暖的是看到有一些經濟學家歡迎具有重要功能的經濟衰退，經濟衰退能夠清理不良投資與不健全的債務，從而更快也更持久地替經濟增長鋪平道路。因此，芝加哥大學的 Victor Zarnowitz 說：「經濟承受偶爾的衰退，可能比長期的緩慢增長來得更健康。」泛達管理公司（Van Eck Management Corp.）的經濟學家 David A. Poole，提醒不應出現政府刺激下的迅速復甦，否則「經濟衰退無法獲得足夠的時間進行清算」。歡迎來到奧地利經濟學派！

但目前的體制派（老布希政權加上民主黨的左翼自由派）針對此次經濟衰退所提出的方案為何？異常的是，他們的提案違反所有經濟學派的思想：急劇增加稅收！每個學派：奧地利學派、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或古典主義都會對這種計劃產生驚恐，這種計畫顯然會惡化經濟衰退，它將降低儲蓄、投資與生產性消費（相比於寄生又浪費的政府消費）。增稅對通貨膨脹沒有任何幫助，但是卻會嚴重加劇經濟衰退；它也同時加重了政府施加在經濟上的無謂負擔。

難道加稅不會治好預算赤字？不，它只會給政府藉口（講得好像他們真的需要似的！）進一步增加造成負擔的政府支出。此外，唯一比赤字更糟的是提高稅收；而增稅只會同時帶來兩者。

難道政府沒法做任何事情來緩解目前的通膨性經濟衰退？政府當然可以，而且很快。（不要說奧地利學派總是不能提供積極甚至是短期政策建議。）

首先，停止當前危機的通貨膨脹部分，美聯儲可以永久停止進一步購買任何資產或降低準備金比例。這將停止未來所有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第二，政府可以大幅削減稅項：營業稅、消費稅、資本利得稅、醫療費用、社會保險，還有所得稅（包括上、中、下層稅級）。第三，政府可以削減開支，無處不減的巨幅削減：藉此減少赤字並獲得其他好處。這只是開胃菜。您還認為 Newt Gingrich 強硬嗎？

【譯作】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文：吳莉瑋
圖：conorwithone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Rothbard 揭露美國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本質上只是替政客提供掛羊頭賣狗肉的精心偽裝，各種修憲提案版本都具有差不多的重大漏洞，讓政府能夠一如往常地維持巨額支出，而更糟的是，這種不光彩的赤字將受到「平衡預算騙局」的掩護。

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這是現代社會中一個象徵意義勝過實質內容的指標性勝利：聯邦政府提交了一份美國歷史上最大赤字的預算，而被國會以憲法修正案強制要求提供平衡預算的解決方案。撇開這種提案的諷刺性來源，修憲案販子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導致永久性赤字增長的民主制度壓力，同樣也會在擁有「憲法」獨家解釋權的法院起作用。聯邦法官都由行政系統任命並經國會核准，因此，法院也是政府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普遍性地透過狹義解釋來重寫「憲法」作為治療弊病的靈藥外，各種平衡預算修憲案的版本都存在許多深層問題。最主要的缺陷，是它們只要求未來預估預算的平衡，而不是會計年度結束時的實際預算。大家都應該很清楚，經濟學家與政客們都是專家，專門提交看來漂亮但和未來一年實際現實沒有重大關係的預估預算。對國會而言，平衡預估預算很簡單；然而，實際平衡預算則不是那麼容易。最起碼，這每個修憲案版本都應該要求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平衡實際預算。

第二，透過增稅來平衡預算就像為了治療流感而射殺病人；治療比疾病還糟糕。大多數修憲提案都依稀認識到這個事實，而包括限制聯邦稅收的條款。但不幸的是，他們限制的是稅收占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把「國民收入」的概念納入根本國法很荒謬；因為這樣一來，不會有真正的實體，只有隨著政治風向擺動的統計神器。在這種概念下，要大量涵蓋或排除統計數字都太容易。

第三個缺陷再次彰顯把「預算」當成憲法實體的問題。為了讓赤字看起來不要那麼慘，政府把錢花在「預算外」項目的趨勢增加，這些「預算外」項目不會算入公務開支，因此也不會被加到赤字裡。每個平衡預算修憲案都將提供這種對美國民眾進行大規模掛羊頭賣狗肉的解放日。

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捲土重來的保守派親赤字經濟學家，提議將「資本」項目從聯邦預算中完全排除。這個理論是將政府營運類比民營企業中的「資本」與「營運」預算。人們可能會認為，據稱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不會厚顏無恥到把這種概念套用到政府身上。一旦此提議被採用，政府可以愉快地把錢拿去打水漂，無論理由多麼荒謬，只要政府可以把它稱為「對未來的投資」。這是平衡預算修憲案讓所有政客開心的一個漏洞！

第四個問題，是這些修憲提案都允許國會能輕易凌駕條文內容。假設國會或總統違反了修憲案。怎麼辦呢？最高法院有權發令聯邦警力來封鎖整船人員嗎？問出這個問題就等於回答。（當然，因為平衡的是預估預算而非真實預算，這個問題甚至不會出現，因為要違反該修憲案幾乎不可能。）

但是，難道不是半條麵包總比沒有好？難道擁有不完美的修憲案總比沒有好？半條麵包確實比沒有好，但比沒有任何麵包更糟糕的，是一個精心偽裝來愚弄公眾的系統，它讓公眾以為存在一整條實際上不存在的麵包。或者，混合我們的譬喻：裸體的國王真的穿著衣服。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平衡預算修憲案在多數支持者心中的角色。其目的並非實際平衡預算，因為這會涉及那些體制派、保守派或自由主義者不願考慮的開支大量削減。

其目的是為了欺騙大眾預算正在平衡或是很快就會平衡，然後實際上持續保持赤字。如此一來，將減輕民眾對美元的信心下滑。因此，平衡預算修憲案實際上是供給面學派惡名昭彰的假金本位建議的財政對應版本。在該計劃中，民眾無法以美元贖回金幣，美聯儲將繼續操縱和膨脹，但這些通膨性政策都被籠罩在建立信任感的金斗篷下。

在平衡預算修憲案與假金本位這兩種計劃中，我們會被看似健全的政策主張沖昏頭腦，而一如往常的廉價貨幣與巨額赤字則會在不受檢視的情況下繼續。這兩個案例中，其主導思想似乎就如 P.T. Barnum 所言：「每分鐘都有新的渾蛋出生。」

【譯作】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文：吳莉瑋
圖：delete08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Rothbard 仔細分析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謂「科學結論」的謬論，事實上，透過操作原始數據的統計手法，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

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現在不僅有經濟衰退是否迫在眉睫的混亂，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已經處於經濟衰退中（1988年）。因此，美國商會首席經濟學家 Richard W. Rahn 最近宣布：「經濟放緩並非即將到來：它已經在這，但很快就會消失。」不知道我們是否處於經濟衰退有沒有像聽起來那麼傻。需要一段時間累計數據，然後在計算過後才能結論出某個下降僅是小故障或者構成新趨勢。但這種自然的混亂源於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統計學家與金融作家都無疑引用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每個人都在等官方發言，並在神諭終於做出宣告時毫無疑問地接受。因此，以 1966 年經濟放緩與衰退的程度而言，我個人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但是官方說法是沒有，因為國民生產總值下降時間未達經濟衰退的官方定義，而不幸的是，經濟衰退事實上正進行中。由於我們不處於官方所謂「經濟衰退」，我們在定義上正處於「景氣繁榮」。正因為官方特定又專斷的標準與統計方法，整體經濟不能既非景氣繁榮也非衰退，而只是懶洋洋地進行。它必須是兩個選項的其中一個。

國家經濟研究所犯的錯不言而喻；但事實卻相反，官方聲明被視為神喻。為什麼會這樣？正因為官方機構被巧妙地設計，並被宣布為假定價值觀中立的純「科學」機構。

國家經濟研究所是由一大群協會、機構、企業、工會團體、銀行、基金會與學術團體資助的私人機構，這賦予它高度聲望。它的大量書籍與專著都充滿長篇幅的統計與短篇幅的文本或解釋。其所宣稱的方法是培根歸納法：即，打著無先驗理論的招牌，它收集無數事實與統計數據，而它經過謹慎措辭的結論，則全然由數據本身所推導。因此，它所作出的結論被當成無可爭議的「科學」聖令而接受。

然而，僅管有所謂的自我宣告，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程序本身必然會操縱數據來得出結論。而這些程序並非無先驗理論，事實上，存在許多錯誤且令人質疑的假設理論。因此，所得出的結論遠遠非嚴格的「科學」，而是受到取決於程序本身的扭曲。

具體來說，國家經濟研究所選擇整體經濟中的某些「參考周期」，然後檢視某些價格與生產等項目的「特定周期」，並把這些特定周期與參考週期相比較。不幸的是，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期間採用理論，也就是說，它首先替一般性週期挑選出處於波峰或波谷的月份，然後再替特定周期挑選出低谷與高峰的月份。但是，很有可能在許多情況下，曲線是平坦的，或是幾個波峰或波谷彼此接近。

在這些情況下，國家經濟研究所專斷地，在連續高峰期或是相互靠近的多個波峰或波谷中，選擇最後一個月當作所謂波峰月或波谷月。這不具任何經濟原因；為什麼不將整段期間當成波峰期或波谷期、將數據平均，或任何其他作法？相反地，國家經濟研究所只選擇最後一個月當成波峰或波谷，然後再錯誤地把任意指定的「波峰月」和「波谷月」間切成三等分，並假設「波峰月」與「波谷月」間是一條膨脹或收縮的直線，代表繁榮或是蕭條。

換句話說，在任何現實世界中給定的時間序列裡，例如銅價或加州的新屋開工率，都可能會在低谷附近磨磨蹭蹭，然後迅速上揚，並停在持續高位或連續高峰數個月。但國家經濟研究所的原則下，這些活動被壓縮成單月低谷；依照時間等分的直線式擴展；到達單月波峰；接著往下進行類似線性的鋸齒狀收縮。簡言之，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方法必然迫使經濟被錯誤地看成一系列的鋸齒與向上或向下的直線。宣稱「生活是一系列的鋸齒線」的結論，源於國家經濟研究所處理數據信息的方法。

這種信息已經夠糟了。但國家經濟研究所隨後加劇錯誤，計算所有特殊周期的均值與提前滯後量等等，彷彿數據會再回到某個時期，例如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一般。透過這種方法，全國經濟研究制定出「先行指標」、「同步指標」與「落後指標」，而「先行指標」理論上被用來預測未來。（但不是很成功）

過去幾十年中，這種平均化週期數據的問題在於它假設數據為「同質群體（homogeneous population）」，也就是說，它假設銅價或加州新屋開工率這些週期是同樣的事情，而數十年來都以相同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是個驚人的假設；歷史意味著變化，但這個假設荒謬地認為這些數據的母體（underlying population）都保持不變，這種假設使得平均具有意義。

Arthur F. Burns 與 Wesley C. Mitchell 在 1946 年國家經濟研究所出版的《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書中開始提出這種統計方法，雖然受到計量經濟學家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正確地批評為「沒有理論的測量」，但它仍然被用來實現神喻而迅速地風靡當局。

令人特別氣憤的，是國家經濟研究所聲稱抱持明確商業周期理論的我們片面且專斷，而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發言則出於經驗事實。然而，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認識到經驗事實的獨一無二，特別是那些統計的原始數據。而詮釋數據、平均數據與季節性取出數據等作法，必然使處理後的數據成為偽造的現實。他們所謂的培根歸納法沒能讓他們脫離這個陷阱；它只成功地蒙蔽他們，讓他們任意地操縱數據。

【譯作】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文：吳莉瑋
圖：SEIU Internationa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Budget Crisis》，Rothbard 提出一個社會實驗的藍本，建議將政府資金來源改成自願性匿名捐助，只要試行一年就好，當然，這種建議對於真．自由市場擁戴者是再歡迎不過，但是對於那些政府寄生蟲們可就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是，對於那些口口聲聲說要「改革」的人們，願不願意支持這種有大好無大壞的建議可真是試金石了。

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治上的愚蠢季節是秋天而非春天。我們不知看了多少次鬧劇般的危機：當預算執行單位在十月的最後期限前向國會「提交」預算時，那些自由派與中間派為了那些完美、勤奮又敬業的「聯邦雇員」可能「下崗」而發出可憐的慟哭，可惜的是，這並不代表這些人會被丟到沙灘上然後自己想辦法到生產性私營部門找到出路。

這種可怕的休假意味著，被壓迫的納稅人能把自己的錢多留在身邊幾天左右，而那些聯邦雇員則得到難得的機會，在不搶劫納稅人的情況下發揮他們的奉獻精神：但官僚們總是不變地略過這種機會。

是否有許多民眾發現聯邦政府關門幾天也不會世界末日？星星仍在它們的軌道，每個人都跟平常一樣過日子？

我想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給我們一個機會，發現到底「利維坦」聯邦政府對於我們的生存與繁榮有多重要，而我們又真正願意支付多少聯邦政府的照顧和餵養。讓我們嘗試以下偉大的社會實驗：只要一年，令人振奮的歡樂年，我們讓國稅局還有其他財務部增加國庫的職務放無薪假。

也就是說，暫停所有聯邦稅務並停止舉債一年，無論是新發行或是支付現有債券的利息或本金。然後讓我們看看有多少美國民眾仍然願意純自願地投入公共事業。

我們會嚴格讓這些自願捐款保持匿名，因此，不會有任何的個人或組織會因為自願捐獻能取悅聯邦政府而產生激勵。我們不允許任何資金或盈餘結轉，因此，任何年度聯邦開支，包括援助那些可憐但不受歡迎的美國公民的資金，都將嚴格地從明年營收支出。

這將會很有趣，看看有多少美國公眾真心地願意支付，而聯邦政府的真正價值又有多少，又有多少是真的相信這些華而不實的缺點：幽靈道路的分崩離析、癌症治療中心的廢止、為了「共同福利」、「公共利益」、「國家安全」還有經濟學家最喜歡的「公共福利」與「外部性」等技倆的徵用。

更有建設性的話：允許這些匿名捐助者檢視並指定他們希望捐助資金被花在哪些具體服務或機構上。看著官僚間狠毒但真實的競爭廣告更是有趣：「不，不，不要捐給交通部（或其他部門）那些懶惰的糊塗鬼，捐給我們吧。」就這一次，政府宣傳甚至可能是有益又令人愉快的。

已有前例可循：如果能准許且合法化美國總統老布希與他的政府，向日本、德國或其他國家乞求資助我們在波斯灣的軍事冒險，為什麼這些人不能被迫至少在一年內向美國民眾乞求資金，而不是揮舞著他們習用的棍棒？

1990 年的政府休假危機，彰顯了一些針對預算具有建設性但被忽略的思考面向。首先，各方都在談論「公平分擔痛苦」、「承擔痛苦的必要」等等。為什麼只有政府會定期發生這種系統造成的痛苦？

考慮 Sony、P&G 還有其他無數私營公司的活動時，我們曾問過自己他們新的一年將對我們造成多大的痛苦？為什麼只有政府會伴隨著定期的痛苦，就像火腿與雞蛋…或是死亡與稅收？也許我們應該開始問自己，為什麼政府與痛苦就像雙子座雙胞胎，而我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專職徵收並管理痛苦與磨難的機構。沒有更好的做事方法嗎？

另一個值得好奇的要點：現今自由派與體制中間派增稅的信條已被廣為接受，無論我們處於商業週期的哪個階段。這種追求信念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已經處於經濟衰退（有智慧的觀察家不用等國家經濟研究局的追溯報告）的這個事實，也似乎沒有削減增稅的渴望。
然而，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不管是新古典主義、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或奧地利學派，會在經濟衰退時主張加稅。事實上，無論是凱因斯主義或奧地利學派都主張在經濟衰退時降稅，儘管出於不同原因。

所以，這種對增稅的狂熱獻身精神從何而來？中間自由主義派聲稱其對聯邦赤字的擔心。但這一掛人在不久之前，還嘲笑那些擔心赤字的人是尼安德塔人與反動派，而這批人現在卻粗暴地以荒謬為由打發任何要求削減政府開支的呼籲，這裡有個難謂巧妙隱藏在其工作排程的嫌疑。

即：為了自己著想而增加稅收與政府開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擴大對比於私營部門的國家主義與集體主義。

我們有個方法來測試我們的假設：難道這些新興的赤字擔心者，不應該對我們所提出的，一年內沒有任何赤字或施加痛苦的微薄建議感到高興？想打賭嗎？

【譯作】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文：吳莉瑋
圖：Richard.Fis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xit The Iron Lady》，Rothbard 談到柴契爾政權與雷根政權的雷同，以及雷聲大雨點小的「親自由市場面具」，最後惋惜柴契爾夫人未能針對歐洲統一貨幣制度明確地提出令人信服的反對理由。

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柴契爾夫人退出英國統治圈的行動相當符合她在位的統治氛圍：嚇唬人的口號（鐵娘子永遠不會退出）加上些微的具體行動（鐵娘子迅速離開）。

她的政策說辭確實替半世紀以來的英國帶回尊敬自由市場的概念，而看到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那些體制派成為英國最負盛名的智囊機構也難能可貴。歸功於柴契爾夫人時代，工黨在此期間往右翼觀點發展並從根本上放棄瘋子左派的觀點，從而使英國以不高於 1% 的失業率決然地擺脫大蕭條後的憂鬱症。

然而，柴契爾夫人不凡成就的背後，卻是非常不同的故事，且政策與觀點魚龍混雜。其積極的一面，是相當數量的非國有化與私有化，包括出售公屋單位給租戶，從而將前工黨選民變成堅定的保守派業主。她的另一個成就則是打破龐大的英國工會力量。

不幸的是，柴契爾夫人這些加分的經濟紀錄大都被有力的事實所抵消，英國經過柴契爾夫人時代的統治後，英國政府對於英國經濟與社會產生的寄生負擔，更甚於她剛上任時的狀態。例如，她從來不敢觸及的聖牛：公費醫療制度－英國健保（National Health Service）。由於諸多原因，英國政府的支出與稅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慷慨。

此外，儘管柴契爾夫人口口聲聲主張貨幣主義，她早期抵禦通貨膨脹的成就已經逆轉，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政府赤字與相應失業率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柴契爾夫人 11 年後在不光彩的通膨性經濟衰退下離開她的辦公室：11% 的通貨膨脹與 9% 的失業率。總之，柴契爾夫人的宏觀經濟紀錄糟糕透頂。

替糟糕攻頂的，是她以平等稅（人頭稅）取代地方財產稅的決定性失誤。與美國相反，英國的中央政府有權控制地方政府，而這些地方政府有許多是由瘋狂消費的左派工黨所統治。平等稅的目的是要制止地方政府大手大腳地花錢。

相反地，可預見的事發生了。地方政府普遍增加支出和稅賦水平，高額的平等稅等於狠狠地攻擊窮人與中產階級，然後實質上把提高稅賦的責任推給柴契爾政權。此外，在此事件的操作中，柴契爾夫人的人馬忘記平等稅的重點是將稅賦大幅降低，讓最貧窮的公民也有能力支付；一個高於舊有物業稅或允許增額的平等稅，是一種經濟與政治上的精神錯亂，柴契爾夫人為這個嚴重的錯誤獲得應有的懲罰。

那麼，為何柴契爾政府不直接以法令降低地區稅率，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實施平等稅呢？如此一來，將獲得英國民眾的歡迎，而不是對人頭稅的抵抗。柴契爾夫人的回答是，中央政府將可能被迫資助當地政府活動，例如教育，而這將提高中央稅額或中央的財政赤字。

但是，這只是將分析往下推了一步：為何不是柴契爾政府準備削減幾乎和美國一樣臃腫的財政支出？顯然，答案要不是柴契爾的人馬並未真正相信自己的說辭，就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膽量提出這個議題。不管是哪種情況，柴契爾夫人對她的最終命運當之無愧。

以宏觀經濟的領域看來，我們為柴契爾夫人的退出感到遺憾：她是唯一反對建立歐洲央行並發行單一歐洲貨幣的聲音。不幸的是，在辭退她的貨幣主義經濟顧問 Alan Walters（亞倫．華特爵士）後，柴契爾夫人沒對這個即將到來的新秩序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反對，只剩不願英國榮耀從屬於歐洲的怪異理由。因此，她把自己變成狹隘的反歐洲妨礙者，反對看似開明且有益的「統一的歐洲」。

幾乎所有對於新歐共體的分析都將國家與社會混為一談。在社會與經濟的範圍內，新歐洲將成為巨大的自由貿易與自由資本投資領域，這一新秩序將全是好處：擴大分工、生產力與所有參與國的國民生活水平。不幸的是，新歐洲的基礎並不是自由貿易區，而是巨大的新國家官僚機構，其總部設於斯特拉斯堡與布魯塞爾，負責控制、調節，以及透過強制增加低稅國家的稅來「平均」所有國家的稅收。

這個統一歐洲最糟糕的地方正是柴契爾夫人注意力所集之處：貨幣與銀行。雖然貨幣主義者們錯誤地推崇歐洲（或世界）範圍的廉價貨幣系統勝過國際金本位制度，他們對於新計劃的危險警告仍然正確。問題就在這個新的貨幣當然不會是市場自然衍生的交換媒介黃金，而是使用新貨幣單位的廉價紙幣。這個新凱因斯主義計劃的結果將是通膨性法定貨幣，而其發行權則掌握在區域央行手上，即，新的區域政府。

此次合作將使美國、英國及日本的中央銀行更容易與新的歐洲央行合作，從而迅速邁向老凱因斯主義的夢想：世界央行發行新的世界廉價紙幣單位。然後，我們會開始起跑，而世界貨幣與宏觀經濟，將全然仰賴於自稱明智的凱因斯主義大師所集中控制的全球性通膨。不幸的是，柴契爾夫人未能將她對新歐洲貨幣的反對以此清晰的方式表達。

【譯作】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文：吳莉瑋
圖：The Aspen Institut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Rothbard 評論一些提出加稅以減少赤字的政客呼籲絕對不是「勇氣」，此外，領用稅金的政客與官僚事實上並沒有像一般人一樣交稅，他們在名目上提繳的稅金不過只是從納稅人口袋中少拿一點的會計把戲，面對赤字的唯一解，只有削減政府支出，從每個看得到的地方開始削減，越多越好。

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毫無疑問，1988 年初總統選舉季的媒體寵兒是亞利桑那州的前州長 Bruce Babbitt（布魯斯．巴比特）。隨著愛荷華州黨內預選的時間逼近，幾乎體制派媒體的每個專家們都在新聞分析中，把他寫成像斷頭谷中遭受不幸的 Ichabod Crane 警探般，具有榮耀、奇蹟，以及智慧與勇氣的偉人。

令人沮喪地，專家們認為愛荷華州民可能會缺乏感覺與智慧，來理解在電視形象外的政治家。或許美國還算幸運，而專家們的證明也正確，Bruce Babbitt 的選票些微超出他在全國性媒體的忠實粉絲人數。

而 Bruce Babbitt 被媒體大肆宣揚的偉大勇氣是什麼？答案是他以無畏的勇氣，坦率地正視提高稅收以削減聯邦赤字。這令人憶起 1984 年 Walter Mondale（沃爾特．蒙代爾）似曾相似的英勇。與 Mondale 顯然具有較多的可能損失相比，從零支持度開始的 Bruce Babbitt 沒什麼好失去。該問的有趣問題是：這是什麼「勇氣」？

過去，英雄氣概與「勇氣」的意思，是指願意被踢出名單，坦率且毫不畏懼地與強大的專制權力戰鬥。Mondale 或 Babbitt 不過是呼籲那些本來就渴望加稅的州政府，更進一步加重早已離譜地加諸於生產性美國民眾身上並掠奪他們血汗錢的寄生行為，我們真的可以把這稱為「勇氣」嗎？呼籲增稅，在道德上等同於幾年前烏干達理論家們公開呼籲 Idi Amin（伊迪．阿敏）進一步加重掠奪與專制，或者是黑手黨的顧問建議他的頭目把向鄰里商店徵收的「保護費」提高 10% 一樣。我們為這種活動想很多名字，但「勇氣」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或許會有反對意見說，畢竟，要求增稅的政客不僅是加重強加給他人的痛苦，身為納稅人的他也必須承擔與其他公民相同的剝奪。儘管它可能是錯的，難道這不是一種懇求「勒緊褲帶」以共同犧牲的崇高行為？

為了回應這個疑問，我們必須認識一個事實：民眾的稅務負擔長期以來一直被謹慎地加諸其身。即：與精心打造的神話相反，政客與官僚不交稅。舉個例子，政客領收的薪水如果是 80,000 美元，假設他全數申報所得稅並支付 20,000 美元。我們必須理解，他事實上並沒有支付 20,000 美元的稅，相反的，他直接提取 60,000 美元的淨稅收。政客繳納的概念只是簡單的會計把戲，設計來哄騙民眾，讓我們相信他和我們這些人在法律上都站在相同的道義與財務基礎。他什麼都沒有支付，他只是簡單地從我們口袋裡每年提取 60,000 美元。聯合國員工們唯一的美德是他們坦率且公開地具有任何國家的徵稅豁免，這使得他們的立場和一般的國家官僚一樣，只是他們沒有偽裝與修飾。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消費稅、資產稅或任何其他稅項。官僚和政客並不支付這些稅，這些名目只是將官僚和政客從納稅人身上的淨轉移稍減一些。

不幸的是，在當前的美國政治中，我們陷入媒體提供的錯誤選項中進行選擇：一邊是「勇敢」呼籲增稅的政客，另一邊是供給面學派聲稱赤字無關緊要，還要我們學著放鬆並享受赤字。另一種通過試驗、真實且更具有「勇氣」的削減赤字方式似乎被人遺忘：削減政府開支。

瑣碎地提起它實在令人尷尬，除非這種替代選項不知怎地被丟進歐威爾式忘懷洞。那些狡猾的批評問道：「但是，你真的會削減嗎？」，然後把我們大家都陷入令人麻木的細枝末節，例如是否要削減撥給新澤西州前衛劇團的5萬美元款項等問題。

恰當的答案是：所有的支出都要刪減，只有全面大刀闊斧才可能正義地完成此任務。即刻削減所有支出項目的 50%；隨機地廢除政府機構；一條一條將預算減少到某一任總統任期的數額，越久遠越好；這些建議都是很好的開始。重要的是要保持這種思維與精神；而平衡預算將只是接著而來的一部份成果。

【譯作】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文：吳莉瑋
圖：xJason.Rogersx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Rothbard 評論單一稅支持者各種主張的荒謬，以及這些措施即將造成的後果，最後提出相當精闢的譬喻：

我們花錢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身上有個好理由：花在他們身上的錢，並不會比鎖、保險櫃或圍欄更像社會資源浪費。如果沒有犯罪，這種安全措施開支將會是一種浪費，但真實世界中存有犯罪。同樣地，我們付錢給律師和會計師，就像購買圍欄或鎖一樣，因為他們是我們對抗稅收員的守護與盾牌。

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禱詞和散那（Hosannas）注入不分是左派、右派或中間派的學術界，一致歡呼財政部在 1986 年提出的接近理想「單一稅」的計劃草案。（由於該計劃建議三種等級的所得稅率，因此被稱為「顛簸的單一稅」。）

這種幾乎全面性的同意不應令人驚訝，因為單一稅取悅那些喜歡將人們像棋盤上的棋子般移動的學者們，不論其中心思想為何。偉大的 19 世紀瑞士歷史學家 Jacob Burckhardt（雅各布．布克哈特），稱這些社會工程師學者為「可怕的簡化者」。這個標籤完美適用於單一稅支持者軍團，因為他們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清楚又簡單的單一稅，將取代目前令人迷網的稅法，甚至能「在明信片上寫完」。

不幸的是，這個建議僅僅只是孩子氣的天真，而非偉大智慧的結晶。我們這些可怕的簡化者沒能停下來問自己，為什麼現行稅法如此複雜。沒有人會想要為了複雜而複雜。下面是現有複雜稅法的好理由：它是那些無數個人、團體與企業努力地從癱瘓他們的所得稅中掙脫的結果。

而且，相反於那些嘲笑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在追求特殊利益的單一稅學術界，現行的混亂程序一點錯也沒有。這僅僅是那些令人敬佩的人，努力不讓自己辛苦掙來的錢被稅吏搶到肚子裡。

而這些納稅人也已經發現我們那些單一稅學者似乎並未認識的事：有一些事情比複雜更糟糕，其中之一是支付更多的稅。複雜很好，如果它可以讓自己的錢留得多一點。

以神聖的簡單為名，事實上，我們這些單一稅支持者正高興地為無數的個人與企業在以下方面帶來巨大損失：

提高資本利得稅並把它當成所得收入，這將削弱儲蓄和投資，特別是對那些新興且不斷增長的企業。僅管英國課徵高額所得稅，至今仍保持著英國經濟不完全癱瘓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國沒有資本利得稅。

取消加速折舊（accelerated depreciation），這將破壞 1981 年允許企業迅速折舊並重新投資的良好稅制改革。這種改變將特別重挫那些已經在經濟困境的重資本「煙囪」產業。

取消或限制清償貸款的所得稅扣除額，並將房屋業主視為具有應稅的「估算」租金收入，即，假設他們是租戶而不是房主的話，本來所需支付的租金。這種針對屋主的雙重打擊無異於政治炸彈，因此它可能不會通過，但這完全是單一稅支持者的打算。不幸的是，那些被課徵「估算」應稅收入的人沒法以「估算」的形式繳稅。他們得支付山姆大叔白花花的錢。

取消油耗津貼，這將是把石油工業推入蕭條的整潔方法。單一稅學者堅持折舊支出和油耗津貼是對資本家與石油或礦業公司的「補貼」。然而，這不是補貼，它們允許這些公司留下多一點自己的錢，這是至少那些親企業的學者們應該相信的。此外，只有所得收入應該要被課徵，而不是積累的財富；對損失的資本價值（折舊或損耗）課徵「所得稅」，實際上是對資本或財富徵稅。

取消未投保之醫療費用或天災事故損失的稅前扣除額。是否有人開始瞭解為什麼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無情」？

需要注意的是，與一些福利經濟學家不同，我在任何意義上都非理想「柏拉圖最適」的奴隸（主張政府行動不會造成任何人損失的概念）。我願意提倡可能造成某些人損失但實質上大幅增加自由的激進措施。但這些嚴重的損失只是為了對稱性？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基於「簡單」的主張：單一稅能讓我們所有人都不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或許這個誘惑看來強大，但這很荒謬且在許多層面上都不切實際。首先，那些想要「簡單」的納稅人，現在就可以透過填寫簡化稅表實現願望。有三分之二的美國納稅人現在這樣做。

其餘那些與複雜表格抗爭的人只為了以下的理由：少付點稅。第二，對於那些自己擁有企業，包括專職寫作與演講的自僱者而言，報稅任務的複雜性並未減少；我們仍然得在釐清淨營業收益（或損失）的數額中掙扎。這一切都不會在簡化者的統治下改變。

最後，再次重申，我們花錢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身上有個好理由：花在他們身上的錢，並不會比鎖、保險櫃或圍欄更像社會資源浪費。如果沒有犯罪，這種安全措施開支將會是一種浪費，但真實世界中存有犯罪。同樣地，我們付錢給律師和會計師，就像購買圍欄或鎖一樣，因為他們是我們對抗稅收員的守護與盾牌。

很多年前，我的朋友兼導師 Frank Chodorov（弗蘭克．喬多洛夫）在麥卡錫時代（McCarthy era）曾寫道：「逃離政府工作裡共產主義的方式就是逃離這些工作。」同樣的，擺脫稅務律師與會計師的方法就是取消所得稅。這將是甜蜜的簡單！

【譯作】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文：吳莉瑋
圖：ruSSeLL hiGG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Mrs. Thatcher’s Poll Tax》，Rothbard 分析柴契爾夫人任內所提之「社區收費（community charge）」的失敗原因，拋開人頭稅的概念隱含政府擁有個人的身體的意義不論，此種平等稅制的實施前提，是稅率要普遍下降至每個人都負擔得起（或說願意負擔）的程度，而柴契爾夫人在此處栽的跟斗是她並未強迫地方政府降低總稅收水準，這種作法也導致新的稅率將造成大多數人稅賦增加，其失敗顯得必然，此外，Rothbard 重申幾十年來歐美未出現符合定義的「親自由市場」政權最低標準：全面性削減開支、降低整體稅率和稅收並停止印製貨幣與信貸膨脹。

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街頭正在暴亂以對抗討人厭的政府，而警察正逮捕抗議示威者。近日來令人熟悉的故事。但突然間，我們發現這些抗議活動不是針對討人厭的中歐共產黨暴政，而是針對英國的柴契爾政權－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的典範。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東歐的反政府示威者是英勇的自由戰士，但在西歐卻只有瘋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邊緣龐克族？

三月底在倫敦發生一場反政府暴亂，必須指出的是，那是一場反徵稅暴亂，而反對徵稅的運動肯定不全是壞事。但這難道不是基於忌妒而呼籲對富者多徵稅，並敵視柴契爾新平等稅政策的抗議運動？

不盡然。柴契爾夫人新提出的「社區收費（community charge）」毫無疑問是大膽又引人入勝的實驗。許多化身左翼工黨避風港的地方政府議會，近年來一直在從事一次性消費支出。和美國地方政府情況類似，英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基本上來自於物業稅（在英國稱「差餉」），以物業價值的一定比例徵稅。

在美國，保守派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以比例徵稅（特別是所得收入）符合理想與市場「中立」，柴契爾夫人的支持者們顯然明白這種立場的謬誤。在市場上，人們支付商品和服務並非與收入成比例。David Rockefeller（大衛．洛克菲勒）不需要用 1,000 美元買一條其他人只需付 1.5 美元的麵包。相反地，市場強烈地傾向於單一價格：一種產品只有一種價格。確實，如果每個人並非以所得的比例支付稅額，而是每個人都在某時段內支付同樣稅額，將更符合市場「中立」。所有人的稅都應該平等。此外，由於民主的概念是一人一票，看起來這個原則也可以套用到一個人一份稅。平等的投票權，平等的徵稅。

這種對每個人徵稅的概念被稱為「人頭稅」，而柴契爾夫人決定迫使地方議會採取行動，以立法的方式取消地差餉，並以委婉稱為「社區收費」的平等人頭稅取而代之。至少在地方層級上，平等稅取代對富人多徵稅。

但這項新稅有一些深層問題。首先，它仍不具市場中立，關鍵區別在於，市場價格由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自願支付，而稅（或「費」）則是每個人都被強制徵收，即使政府「服務」的價值遠低於收費，甚至是負作用。

不僅如此，人頭稅徵收的基礎是某個人的存有，而這個人必然常常被徵稅追殺。對每個人徵稅的概念，似乎暗示著政府「擁有」所有的徵稅對象，包括其身體與靈魂。

第二個大問題來自於強迫性。柴契爾夫人想取消物業稅並以代表平等的稅收取代當然是英勇的表現。但她似乎搞錯賦予平等稅獨特魅力的重點。平等稅偉大的地方在於，為了使該稅能被合理支付，在實施平等徵收前，稅額必須要大幅降低。

假設，我們目前的聯邦稅突然變成針對每個人課徵的平等稅。這意味著，一般人，特別是低收入者，會突然發現自己的稅額相較於先前增加約 5,000 美元左右。所以，平等稅的巨大魅力在於，它必然會迫使政府大幅降低稅收與支出。因此，如果美國政府提議對每人徵收每年 10 美元，政府稅收總額每年約 20 億美元的普遍性平等稅，我們都會在新稅制下生活得很好，那些平等主義者才懶得抗議這種稅制會對富人收較少的稅。

但柴契爾夫人並沒有大幅降低地方稅額，而是不設限制，讓地方議會保有像以前一樣的總支出與總稅收水準。這些地方議會，不管是保守黨或工黨，都大幅提高稅賦水平，因此，一般的英國公民被迫支付超過原先約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稅。難怪會發生街頭暴亂！唯一令人不解是暴亂竟然沒有更嚴重。

簡言之，平等稅的好處在於它能當成巨額減稅的棒子。為了達到平等而提高稅賦水平是荒謬的：它是逃稅與革命的公開邀請。在實施平等稅的蘇格蘭，逃稅不受處罰，且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公民拒絕支付。在英國，強制執行徵稅的手法很粗糙。在這兩種情況下，也難怪柴契爾夫人的支持率降至新低。現在，柴契爾夫人的人馬正在談論地方稅率上限，但制定上限遠遠不夠：為了保留人頭稅，基於政治與經濟上的考量，都必須要有巨幅稅賦削減。

不幸的是，此種地區性稅務事件正反映柴契爾政權的特徵。柴契爾夫人與雷根主義的過份類似：以自由市場的說辭來掩護中央集權的內容。正當柴契爾夫人正進行部分私有化時，政府支出與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她執政期間仍然增加，而貨幣膨脹也導致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基礎的不滿上升，而增加地區稅賦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在我看來，有資格受到「親自由市場」讚譽的政權，其最低標準是全面性削減開支、降低整體稅率和稅收並停止印製貨幣與信貸膨脹。即使用這種溫和的標準，這幾十年來也沒有任何英國或美國政府能接近資格。

【譯作】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文：吳莉瑋
圖：Johnny Grim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at Gasoline Tax》，Rothbard 將各種主張燃油稅的主張紛紛擊破，最後帶出左翼自由派對燃油稅特殊情感背後的意識型態－嚮往費邊式社會主義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個人主義的憎恨。

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壞蛋燃油稅這個左派自由主義者最喜愛的節目之一又回到聚光燈下。柯林頓在競選期間譴責它是中產階級的稅，當選後的他自稱為經濟高峰會中這麼多席次倡導此理念感到意外。

當然，他不應該感到吃驚，因為柯林頓備受讚譽的「多樣性」偏愛顯然沒有延伸到學界。在小石城的經濟高峰會上，參與的經濟學家與商人清一色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他們說我的邀請函被寄丟了）。唯一的問題變成：燃油稅應該要增加多少，是 Tsongas（主流）提議較為「溫和」的每加侖 50 美分，還是由 Rivlin（當局）建議較為嚴峻的每加侖至少 1 美元，以及導入燃油稅的過渡期可以有多少個月或多少年？

徵收燃油稅的官方說法很一般（削減赤字）。為了加冕燃油稅，普遍的說法是，稅收將迫使消費者減少購買因此「節省」更多的汽油。這樣的確會如此，但為什麼迫使人們減少購買燃油會是個好主意？

如果聯邦政府對每套西洋棋組課徵 500 美元的稅，它肯定讓人們大幅減少採購而「保護」這些西洋棋組。但是，為什麼這種獨裁脅迫，這種減低美國消費者生活水準的要求，在自由社會當中要被當成是件好事？

燃油稅支持者最喜歡的答案之一，是消費者會被稅收引導以節約稀有的能源燃料。但是，節約資源是自由價格體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市場經濟不斷被迫選擇：要有多少需要 X 資源的 X 產品或需要 Y 資源的 Y 產品，應該現在被生產，而又該有多少要被「保留」到未來生產？不只是石油和天然氣，而是所有資源：銅、鐵、木材等。

在每個自由市場領域中，這種「保留」與決定如何分配生產的過程都順利且和諧地完成。每個資源和產品的價格都是市場需求的相互作用（最終消費的需求與相對的稀有資源供給）。如果 X 物品現在和不久後的將來的供應預期會下降，則 X 目前的價格將上升。透過這種方式，預期未來供應下降會使現在的價格上漲，這將促使買家縮減購買量，而礦產開採或產品製造則會因應提高的價格而增多（譯註：如此未來供應也就會被調節提高）。您不需要稅收來完成這項分配與互動的任務。

事實上，課稅是面對此問題最笨拙的方式。首先，政府知道的總是比市場少得多，政府無法打中正確的目標；由於政府的強制凌駕市場行為，課稅將「過度保留」，使得生產低於最佳值。第二，不同於價格上升帶給生產者的激勵，課稅不會激勵供應增加或生產力提高。

那又為什麼燃油需要非市場的保護措施？與此相反，在過去的十年中，燃油的真實價格（扣除通貨膨脹）已經下降了 40%；簡言之，因應不斷增加的需求而產生的豐富原油與和天然氣已經證明，沒有必要擔心要保存原油。

主張燃油稅的另一種說法是它會迫使消費者以更「省油」的方式使用燃油。但這整個「燃油效率」的擔心既荒謬又考慮不周。為什麼車輛只需在燃油的方面有效率？還有許多方面的「效率」，包括每人工時效率、輪胎使用效率，還有車輛帶你去想去的地方的效率。市場會以最優化的方式為消費者協調所有這些效率。

為什麼會有燃油迷信？另外，聯邦政府對於每加侖最低使用英里數的規定越來越大，已經大幅提高汽車成本並打擊汽車安全，迫使我們接受重量不斷減輕的汽車。

另一種說法聲稱，調高燃油稅將「減少我們對外國原油的依賴」。首先，燃油稅不僅會阻礙國外原油的使用與生產，同樣也會阻礙國內原油的使用和生產；第二，經過海灣戰爭後，難道我們沒有表現出，即使只嗅出可能的外國原油威脅，也願意使用最可怕的壓迫來對應？此外，自由貿易與國際分工哪裡錯了？

最蠢也最通用的主張，是其他國家的燃油稅更高：美國的燃油稅「只有」零售價的 37%，而西歐的燃油稅平均超過 70%。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國家具有較高的結核病發病率。那我們是否應該也要急著效仿他們呢？這是一種典型兒童主張的荒謬轉用：「吉米的父母讓他熬夜到十一點。」或者幾年後：「吉米的父母給他買了一台更大的車。」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兒童會作出許多這類主張。但我們指向其他比自己更社會主義的國家會得到什麼？

即使是媒體也會發現一些燃油稅的問題。首先，它懲罰了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與西部居民，在那些地區腹地龐大而車輛需要駕駛的距離遠超過東部或都市。對此微弱的回應是，收來的稅將用於「投資」高速公路，所以能夠幫助這些駕駛人。但是，如果稅收會進入高速公路，它要如何幫助減少赤字？

第二個較難處理的觀點，認為燃油稅損害廣泛的中產階層，是一種「倒退」，因此是「不公平的」。這是柯林頓拒絕提高燃油稅的最初理由。但據推測，這種說法可以利用其他的新增稅項或者是花在中產階級身上的支出抵銷（而後者又違反減少赤字之主張）。

當然，燃油稅的普遍說法是將削減赤字；官方估計聲稱每加侖 50 美分的增稅可以削減 500 億美元的赤字。這真是怪了，自由主義者只有在拿來當加稅藉口的時候才會擔心赤字。

為什麼對於唯一可行的削減赤字計劃就沒有這種熱情：削減政府開支？增稅曾幾何時有益削減赤字？是雷根政府下的巨額增稅？還是在老布希政府下的加稅？除了問題之外，這些預估都是亂槍打鳥，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些人在增稅情況下會減少多少支出。

穿過這些似是而非的主張，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左翼自由派對於增加燃油稅的癮頭如此堅持？首先，自由主義的信條是沒有不喜歡的稅收或政府支出。稅收與政府支出這兩者，都是把生產者所賺取的錢與民眾的資源，轉移到政府的肚子裡。

簡言之，稅收與政府支出都雙雙滿足費邊自由主義想將國家轉變成大規模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可以解釋普遍的稅收癮頭，但為什麼長期對燃油稅有特別偏愛呢？

因為，在美國現代生活的所有功能中，自由派特別仇恨汽車。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汽車允許每個人便宜又舒適地以自己的方式旅行。與自由派感到滿意的集體主義、平等及固定時刻表與乘車地點的集體運輸相反，汽車是個人主義的榮耀。

最重要的是，自由派特別地厭惡那些豪華又華麗的高耗油汽車，這些汽車體現且榮耀資產階級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這些富生產性的中產階級，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內心感到深深怨恨，進而渴望削弱與摧毀的非知識分子。

【譯作】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文：吳莉瑋
圖：JD Hancoc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re We Undertaxed?》，Rothbard 批評許多「借鏡」他國所以建議加稅的經濟學家，為什麼不借鏡蘇聯（所有的國家資源都是蘇聯政府的），接著，分析 Galbraith 主張擴大政府的謬誤，並重伸政府支出不是「投資」且不會提高生活水平，最後，建議如果那些「科學的」經濟學家樂於進行擴大政府的實驗，為什麼不嘗試一下「縮小政府的實驗」？

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每天都有更多證據證明 Bill Kauffman 在《Chronicles》雜誌中的妙語：「那些住在美國的人與那些運作美國的人之間存有巨大鴻溝。」我們這些住在美國的人都堅信，我們的稅率太高，政府支出和稅收正在蠶食我們的物質生活，被用來支持不斷增長且充滿騙子和揩油者的寄生性軍隊，這種政府帶來的負擔讓我們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停滯不前。

那些運作美國的統治精英，包括引進「科學」的尖端技術經濟學家，當然，以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待美國的問題。這些經濟學家精英的任務，是替利維坦的統治規則道歉，然後對統治精英發出指導，冷靜地說出自己的反主題：「美國的麻煩是稅收太少。」

相對於這一說法所引起的合理怒喊，精英是進步又「科學」。我們這些典型的土包子狹隘、自私，且貪婪地想從搶劫的收稅員手中保有一些我們自己的錢。而他們那些精英既明智又全知，與我們狹隘又自私的抵抗相比，他們只關心共同利益、全民福利還有公共福祉。如果指出他們版本所謂的共同利益，疑似與那些技術經濟精英狹隘又自私的利益一致，就是把我們自己與當代最糟的用詞相關連：「歷史陰謀論」。

最近出現的許多（如果不是全部）呼籲加稅之經濟學家的帶頭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T 的 Robert M. Solow、哈佛大學的 Benjamin Friedman，以及卡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Charles L. Schultze。（“Economists See Long-Run Need to Raise Taxes,” New York Times, Jan. 27, 1992.）大多數經濟學家使用的常見策略，是指稱歐洲或其他地區的稅收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高於美國。霸凌。如果是那種推理，為什麼不指稱蘇聯的輝煌經濟成就？蘇聯政府的產出吸收且構成了所有的國家資源。

再仔細一看，Solow 等人的主張是重播 Galbraith（加爾布雷斯）的舊論文與他在 1958 年《The Affluent Society（富裕社會）》暢銷書裡的宣傳。《The Affluent Society》提到美國的私營部門繁榮且興旺，而公共部門或「社會」部門則骯髒又混亂。假設繁榮和效率僅取決於所花費的資源，Galbraith 總結：「太多」被用在私營部門，而「太少」用於公共部門。因此，Galbraith 呼籲資源大規模從私人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

這種方案實施了 24 年後，對私營部門課徵越來越多的稅來養活日漸膨脹的公共部門，結果如何呢？追隨 Galbraith 學說的結果是什麼？顯然：公共部門的骯髒加重伴隨著私營部門的邊緣磨損。Solow、Galbraith 和其他人的答案是，我們仍然做得不夠，政府必須徵更多稅、花更多錢。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我們可以預期最終結果是蘇聯在 1991 年的經濟形勢。

這種胡說八道的關鍵謬誤，是假設政府開支與真正的儲蓄和投資相同，並確實是一種相對於私營部門的高級形式儲蓄與投資。Solow 與同夥們同意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認為生活水平的上升只能透過儲蓄和投資的增加，但他們對於儲蓄的想法出於集體主義且只能透過政府支出產生效應。

因此，紐約時報的釋義中，Solow 具有勇氣的結論是：「如果美國人想確保後代的生活比自己更好，他們必須學會減少消費，這意味著不用過的那麼好，增加儲蓄與投資。」不幸的是，由於高額稅收，他們的生活已不如從前，但這種犧牲對於國家的未來或他們的後代幾乎沒有幫助。Solow 的概念跟 Stalin（史達林）很像，國家打劫消費者、課稅，並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都為了永遠不會成真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相反地，在私人儲蓄與投資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沒有人被迫犧牲，那些願意儲蓄與投資的人可以這麼做，而那些順從內心渴望的人也能隨心消費。

接下來，這些經濟精英幾乎把每項政府支出都貼上尊貴的「投資」標籤。但與此相反，政府支出不是「投資」，就只是簡單地把錢花在感覺良好或是那些非生產性的統治精英的擴權。所有的政府支出都遠不比「投資」，實際上是政客與官僚的消費。因此，增加政府預算就是增加消費並減少儲蓄與投資，而削減預算的情況正好相反。

沒有什麼會比 Solow 跟體制派經濟學家主張增稅的呼籲更高貴、公共利益導向與「無私」。恰恰相反。

要怎麼解釋 Galbraith 主張的私人繁榮與公共骯髒差距，現在比 1950 年代更明顯呢？觀察沒有錯，但得出的結論是錯的。如果公共部門是大問題，難道答案一定存在這兩個部門的相對比較？難道答案不是擺脫或至少大幅萎縮公共部門的失敗？

簡言之，私有化公共部門，引人注意的骯髒就會迅速消失。如果任何人對此持懷疑態度，那就讓我們嘗試一段時間。把政府私有化個十年，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偉大的社會實驗」，最大化「科學中立」。大家贊成嗎？

【譯作】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文：吳莉瑋
圖：27147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ar on The Car》，談到柯林頓政府研擬的各種車輛管制，實際上是走向更大程度的集體主義，這種自由的被剝奪總是漸進式的，透過各種美其名的口號作為外衣，行限制人身與財產自由之實。

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當前政治舞台迷人的特點之一是它的苦澀與幾乎前所未有的兩極化。一方面，最近幾個月顯然湧出的激烈基層民眾運動，根深蒂固地厭惡柯林頓總統這個人、他的思想、他的政治主張，以及所有與柯林頓和華盛頓利維坦（Leviathan）政府相關的事物。

這個運動的範圍廣泛，從農村居民到習性溫和的知識分子與教授，並體現在個人意見、基層活動與民意調查中。

柯林頓政府通常在這樣強烈的流行運動下會看準風向並謹慎行事。離奇的是剛好相反，他們橫衝直撞且考慮不周，從而打造出越來越多的虛擬社會危機和馬克思主義說的「革命形勢」。

柯林頓政府一直試圖壓制對手的言論自由。最近兩個明顯的例子：第一是柯林頓計畫推動法案，將遊說（lobbying）的定義擴大到包括幾乎所有的基層政治活動（這將意味著強制註冊、登記等繁瑣的規定）。幸運的是，這個「遊說改革」法案於眾議院通過後在參議院的「阻撓」下胎死腹中。

其次，是住房及城市發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採取系統性法律行動，嚴厲打擊那些反對公共房屋發展的「無家可歸者」在社區的政治言論與集會自由。HUD 將這種自由的基本政治活動視為「歧視」因此「非法」。雖然HUD在備受輿論強力批評下收回對這些公民的法律騷擾，但 HUD 從來沒有承認這麼做是錯誤的。

最近的柯林頓式極權主義尚未被完全釋放。白宮似乎設立了一個叫做「白宮車輛論壇」委員會的諮詢小組，計畫將在 9 月提交建議。「車輛論壇」的需求源於車輛污染的威脅。

汽油中已經去除那些被妖魔化的化學元素鉛這個事實，或者說，聯邦政府已經犧牲汽車安全來提高引擎燃油效率，對這些人一點用也沒有。安撫激進的大規模集體主義社會運動是不可能的：收益或優惠只是鼓勵他們並養大他們的胃口來要求更多。對於車輛論壇的人也是，車輛污染依然如以前那樣具有嚴重威脅。

車輛論壇諮詢小組包括常出現的嫌疑人：柯林頓的政府官員、環保人士、有同情心的經濟學家，和一些車業走狗。除了對「耗油」的車輛徵收更高的稅外（問：有什麼車是小酌汽油而不是狂飲？），還有些創新的想法正研擬中：

提高持有駕照的最低年齡；

強迫超過某個年齡的駕駛人要放棄駕照；

訂定每個家庭擁有車輛數目的最高限額；

強制執行車輛通勤者的選擇性上路日。

簡言之，汽車強制配給、強迫某些群組停止駕駛、強迫他人停止使用那些他們被慷慨允許擁有的車輛。

如果這不是極權主義，那還有什麼有資格？如果美國公眾會被「奪槍者」激怒，那他們也會等到他們認識到利維坦正來奪走他們的車！

現在，當然，討論了這些想法的白宮助手向新聞界承認，一些「狂野想法」將被委員會夭折。難道這是我們保護自由唯一的依靠？

同時，一如往常，唯一公開批評這些思考來自左派，喃喃說著這些車輛論壇參與者行動速度不夠快。山巒協會（Sierra Club）的 Dan Becker 抱怨：「白宮每嘟噥一秒，就有數百加侖的汙染物被送到空中。」誰知道？也許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的萬年局長 Dr. David Kessler 可以發布燃料排放被發現「有毒」，然後政府就可以一夜禁止所有車輛。

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場車輛戰爭並非始於發現汙染。對私家車的憎恨在左翼自由派間流行了幾十年。它首次出現於看來似乎是次要的審美觀抱怨：1950 年代凱迪拉克的魚鰭式尾翼。那些攻擊恐怖尾翼的墨水和精力的數量相當驚人。

但左翼自由派很快就出現無關尾翼或污染的抱怨。他們憎恨的是個性化、舒適，甚至是豪華的私家車運輸方式。

相對於鐵路，汽車解放了美國人在集體主義獨裁下的集體運輸：被迫在巴士或火車上摩肩擦背的「交叉式民主」，與主導的固定時間表及固定車站。相反地，私家車讓每個人擁有「王者之路」，他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沒有義務要為了鄰居或「社區」清掃。

此外，司機和車輛擁有者能舒適又豪華地擁有這些奇蹟，比他的「民主派」同胞幾小時的擁擠時間更愉快。

因此，系統性私家車戰爭開始，並轉入高擋。如果他們不能直接拿走我們的車，他們可以用燃油效率、汙染、鍛鍊身體等名義，甚至是以美學說服並強迫我們使用更貴、更小、更輕，但是安全性較差且豪華與舒適度更低的車。

就算他們勉強讓我們暫時保有車，他們也可以把駕駛變得更困難來懲罰我們。但現在，柯林頓的人馬們從各方面趨向集體主義，從醫療照護、搶奪槍枝到攻擊言論自由與吸煙者的權利等，都證明他們從來沒有放棄。

與歷屆政府不同的是，他們不知疲倦、無情，什麼都不放過。昨天，「如果你讓他們來搶我們煙或槍，接下來他們就會來搶我們的車」的口號看來似乎荒謬得誇張。但現在，這種前景看來變成合理的政治現實寫照。

【譯作】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文：吳莉瑋
圖：Alan Cleav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美國在 1986 年稅收改革法案中提倡關閉漏洞並刪除稅收抵免，造成大多數納稅人的稅額增加，但希望到來，保守派在自由主義者呼籲大幅補助雙薪家庭的托育服務的絕望中，重新召回曾經被自己的改革法案丟到垃圾桶的「稅收抵免」，Rothbard 期望著，如果可以的話，把「漏洞」擴大到整個稅收制度將有多好。

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現代自由主義者以簡單卻有效的方式運作：自由主義者發現問題。這並不是艱鉅的任務，世界上有很多問題等待我們發現。這些問題的根源：我們不活在伊甸園，能實現我們目標的資源是稀有的。因此：65 歲以上有 X（有待社會學研究發現）數量的人患有倒裂刺「問題」，超過兩億美國人有買不起夢想 BMW 的「問題」。發現「問題」後，自由主義研究員檢視它，並擔心它成為全面「危機」。

典型程序如下：自由主義者找到兩三個腳氣病案例。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腳氣病受害者的照片，然後被宣傳要戰勝腳氣病爆發恐懼的直接郵件廣告淹沒。十年後，數十億美元的聯邦稅收投入腳氣病研究、腳氣病治療中心、腳氣病疫苗，以及其他有的沒的，然後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令人不安的潛在事實：腳氣病數量比以前更多。一些認為聯邦用於腳氣病的資助是在浪費時間、金錢甚至反生產性的觀點，被迅速忽略。相反地，自由主義者記取的教訓是腳氣病的威脅比他想得更嚴重，必須要快速增加三倍的聯邦資助。此外，他指出，我們與腳氣病的鬥爭，已有 200,000 名訓練有素的腳氣病專家，正準備將餘生奉獻給豪華聯邦資助的偉大事業。

那些認為政府沒有義務「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被說成「不感性」和「缺乏同情心」。一些保守派抓住精明的尾隨策略。他們只好同意：「是的是的，我們也相信所謂社會危機的緊迫性，我們感謝您的呼籲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我們相信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透過增加政府支出與稅收，而是允許私人和團體以稅收抵免的方式花錢解決問題。」

總之，讓人們保有自己的錢，然後把錢花在倒裂刺、BMW 或防治腳氣病的研究上，社會危機就會得到解決。雖然基本的哲學問題被迴避，至少人們被允許自己花自己的錢，稅會減少而不是增加。雖然人們事實上仍沒能保留他們的錢，但至少稅收抵免是從政府走向私人的值得歡迎的一小步。

然而，一切都在 1986 年改變。保守派加入自由主義者的行列，嘲笑稅收抵免是「補貼」（彷彿讓人們花自己的錢和給他們別人的錢是相同的事情！），並擺稅收抵免當成「漏洞」來拒絕，視為崇高單一稅理想的破口。保守派現在不再試圖盡可能降低稅收，改採統一的「公平」理想，讓每個在社會上的人都受到同樣的痛苦。

1986 年的稅收改革法案，應該要簡化稅收表格並在不改變總收入的情況下帶來公平。但是，當美國人終於穿過稅收表格叢林後，他們發現這一切複雜到連 IRS 都搞不清楚，而且大多數人發現他們繳的稅增加了。而且還沒有稅收抵免來慰藉心靈。

但希望還是有的。自由主義者在 1988 年發現的危機，取代去年的遊民問題還有前年的餓肚子問題，是自由派的骨幹中產階級雙薪家庭無法負擔托育服務。因此，他們呼籲要調用多達數十億的稅金，讓那些收入較低、單薪家庭的納稅人被迫補貼較富裕的雙薪家庭。福利國家正在行動！

在絕望中，保守派並沒有準備要說（a）這個問題跟政府無關，或（b）如果政府廢除最小法定空間、照護執照等規定，托育服務將會更便宜也更豐富間。保守派迎回我們被遺忘的老朋友：稅收抵免。不僅對專業托育服務，也針對選擇在家裡照顧孩子的母親。

讓我們祈禱稅收抵免將全面回歸。然後我們就可以復甦這個失落的策略，不是「關閉漏洞」而是不斷擴大，廣泛地開放，讓每個人都能開著麥克貨車壓過它們，直到整個聯邦稅收制度成為一個巨大漏洞的絕妙時刻。

【譯作】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文：吳莉瑋
圖：Dave Dugdal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談到稅制改革中，人民被名目用語轉移注意力，變成相互糾察，想要別人付得比自己更多，而非團結一制關注政府減稅。這種慣用手法雖然老舊，但似乎每次都頗有成效。

最近稅收分配的討論重點被集中在「公平分擔」或所謂「補貼」，是將轉移民眾注意力的聰明手段，真正的問題是：稅收對每個人都是負擔與壓迫。「稅收改革」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盡可能降低每個人的稅額，轉移到確保其他人支付「公平份額」且不受「補貼」的偉大聖戰上。

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雷根政府的稅收「改革」中，最有爭議的方面之一（因為它涉及數十億美元），是消除聯邦所得稅中針對州稅與地方稅的稅收抵免。其論點在於，在稅收抵免下，州稅較少的公民「補貼」州稅較多的公民。由於補貼被推定為不幸且非市場中立，刪除稅收抵免被視為追求中立與趨近自由市場運作。對手做出明顯的答复，認為所得稅應針對淨所得課徵，刪除稅收抵免意味人們的同一所得被兩度徵稅；一次是聯邦政府，另一次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

但是，與此同時，補貼的主張並未獲得充分討論。改革支持者正操弄「補貼」的語義。補貼，一直以來都是指某組人被徵稅，並將這筆稅金轉移到另一組人手上，換言之，就是彼得被徵稅來支付保羅。但是，如果被壓迫的紐約市民因為稅收抵免而繳較少的稅，那他們是以什麼方式被「補貼」？這一切都只是紐約市民辛苦掙來的財產受到比原先較少的掠奪罷了。把這種情形說成「補貼」，意思就像強盜在高速公路上毆打了某人後，慷慨地給受害者坐巴士回家的車錢一樣。讓你保有自己的錢，怎麼能稱為「補貼」？

只有一個假設能成立。那些想要消除稅收抵免（不僅州稅或地方稅還有許多「漏洞」）所隱含的假設是，政府擁有我們所有收入與財產，如果讓我們保持部分或者是比以前多一些，才構成非法的「補貼」。或者，更確切地說，聯邦政府要從目標身上收集一定的稅收，該筆金額不知怎地出現在石頭上，而那些付得比這個武斷隨機數字還少的任何人或團體，就會被貼上標籤。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減稅才會等同於補貼。這的確是個奇怪的論點。沒有任何理論能夠證明支付該筆指定數目有那麼重要，甚至能覆寫人身與財產的權利，凌駕人們有權保留所獲財產的概念。

最近稅收分配的討論重點被集中在「公平分擔」或所謂「補貼」，是將轉移民眾注意力的聰明手段，真正的問題是：稅收對每個人都是負擔與壓迫。「稅收改革」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盡可能降低每個人的稅額，轉移到確保其他人支付「公平份額」且不受「補貼」的偉大聖戰上。這樣一來，長期受苦的民眾，被鼓勵自己打自己，努力要讓別人的稅額增加，而不是團結起來一起關注與監督，讓稅額盡可能降低。這種納稅人大聯盟，只能在同一默契下維持，不管誰被減稅或減多少，都沒有人或團體受到增稅影響，所謂的稅是指人民被迫支付政府，不管它們被稱為稅收、費用、貢獻或「關閉漏洞」。

【譯作】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Thu, 3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文：吳莉瑋
圖：ecstaticis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此文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班機壅塞與意外頻傳，原因乃是政府機場服務的不合理定價與空中管制服務壟斷的結果，並揭露呼籲監管的背後動力乃是親卡特爾的主張，再次主張鬆管的自由不能走回頭路，最後也提出解決航空堵塞的建議，私有化機場與空中管制服務。

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沒有理論的經驗主義是在蘆葦上建立搖搖欲墜的自由。如果管制航空系統「不管用」，而放鬆管制似乎有點用，那萬一數據被風吹偏到另一側會發生什麼事？近幾個月來，擁塞、延誤、一些戲劇性意外，航空公司間接二連三的破產與合併，讓那些從沒接受放鬆管制的國家主義者與既得利益者心頭一亮。從而呼籲航空業再監管的叫喊聲已不脛而走。

航空業鬆管始於卡特政權並在雷根手上完成，幅度之大讓民用航空委員會（CAB）不是簡單地削減或限制，而是廢止。CAB從成立之初就開始卡特爾化航空業，一方面設定遠高於自由市場水準的固定費率，另一方面嚴格限制新成員加入航空業與授與少數受青睞公司選擇航線的特權來實施供應配給。一些航空公司獲得政府特權並人為性提高票價，而競爭對手不是被阻止進入該領域，就是收到CAB回絕他們繼續操業的申請而歇業。

放鬆管制有趣的一方面，是專家失敗地預測自由市場的實際運作。沒有運輸經濟學家可以預測到輻射狀交通系統迅速崛起。但一般的市場運作則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市場競爭加劇、票價下降、消費者數量增加，以及航空市場瀰漫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折扣與優惠。幾乎每週都有新的航空公司進入該領域，而舊的與低效的航空公司破產並出現公司合併，航空市場經過幾十年的僵化政府卡特爾後，快速轉移到高效率且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服務。

那為什麼還出現再監管的攪和？（撇開前卡特爾或希望加入特權世界的準卡特爾。）首先，很多人忘了，競爭有益於服務消費者與提高效率，但它讓官僚與低效率無處遁逃。經過幾十年的卡特爾，低效率或那些沒能適應競爭風氣的航空公司不可避免的會倒閉，但這也是好事。

洗牌和兼併也恢復了那些準卡特爾們精心培育的古老謬誤。由於航空公司數目瘋狂地下降，因此，我們正在「回歸」到CAB時期的「壟斷」。難道不需要一個新的CAB來「執行競爭」？但這忽視仰靠政府特權的壟斷或大企業，與在自由競爭下取得主導地位的企業，這兩者間的關鍵區別。政府維護的企業必然低效且是進步的負擔，而自由競爭的「壟斷」企業憑藉的，是相比現有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具有高效率、低價格與更好的服務。就算是荒謬地幻想世界上只剩美國而沒有其他各地航空公司出現自由競爭，避免政府干預這個自由市場公司仍至關重要。

請注意，簡言之，親卡特爾所說的是：他們說政府施加強制性的低效率壟斷非常重要，要避免未來一段時間在自由競爭下可能出現的高效率壟斷。以此觀點著眼，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對那些卡特爾外，呼籲再監管與卡特爾化一點意義也沒有。

事實恰恰相反，現在最重要的是將鬆管擴大到歐洲領域，並結束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這個國際卡特爾。IATA嚴重損害歐洲的內部運輸，把航空公司的票價保持其高無比。

那些飛機壅塞、班機延誤還有意外頻傳等放鬆管制下不受歡迎的副作用呢？首先，典型的競爭會降低票價，並將航空旅行帶到遠比以前廣大的大眾市場。因此，這意味著，我們這些以前只會坐滿飛機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商務旅客，現在要面對的是坐滿飛機的學生、帶著所有財產的遷徙民族，還有喧鬧的嬰兒。但是，如果放鬆管制結束昔日的高尚空中旅行，使空中旅行變得更實惠，那麼，我們這些想要回到舊時代高尚設施的人，只需要支付頭等艙的價錢或者是租賃自己的飛機。

班機延誤、意外事故與事故危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們只是因為鬆管後的自由競爭刺激而造成。這些日益增加的活動已經達到某個瓶頸，這個瓶頸是由政府造成的而不是自由，而這些政府殘留的影響不僅導致還加劇了問題。

主要困難點有兩個。一個是在這個國家中沒有私人擁有與經營的商業機場，這些機場都由各級政府擁有（除了最糟糕的杜勒斯機場和國家機場是由聯邦政府擁有與經營）。政府經營機場的方式就像他們經營其他事項一般：糟。具體而言，政府沒有合理定價的動機。後果就是，政府機場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提供他們的主要服務－飛機降落和起飛的跑道。

結果就是壅塞與尖峰時間的跑道短缺，而它們採先到先得的空間配給政策，更是確保加劇延誤的惡性循環。民營的機場會合理地定價以在最大限度內提高收入，尤其是在尖峰時段，讓航空公司可以購買保證充裕的時隙，並在黃金時段將生產性較低的私人飛機擠出跑道。但是，政府的機場沒有這樣做，為了尊重私人飛機擁有者在政治上的強大遊說，反而繼續補貼跑道的價格。

順利使用航道的第二大障礙，是重要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被聯邦政府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國有化。一如往常，政府提供勞動服務的效率遠低於對消費者需求敏感的民營企業。雷根總統早期去工會化的壯舉，讓人忽略了空中交通管制服務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重要事實，因此，每個空中旅客都面對著不斷增長的安全威脅。

在所有政府控制與監管的情況下，為了自由的治療是更多的自由。只作一半的鬆管措施遠遠不夠。我們必須有敏銳的洞察力與勇氣進行全面性動作：在航空公司這個案例中，私有化商業機場與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譯作】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Thu, 3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文：吳莉瑋
圖：sm. carus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Rothbard 介紹全錄（Xerox）發跡與重新整頓提高競爭力的故事：

全錄的成功故事代表著堅定孤獨的發明家完成的輝煌紀念碑。也是小公司如何創新並競逐巨大公司，而在成為巨大公司後仍能重新思考並追上新興競爭者的活見證。最重要的是，全錄的故事是自由競爭與自由企業的貢獻，簡言之，當人們被允許自由地思考、工作、投資與發揮精力時的成果。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自由齊頭並進。

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25 年前，在美國社會與全世界的商業圈中發生了一場革命性事件。這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沒有任何人被處決。全錄 914（Xerox 914），世界上第一台完全自動化的普通紙複印機在紐約市公開展出。

在那之前已有笨拙又複雜的影印機，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在特製的粉紅色紙上印出模糊的最終產品。全錄公司的出現正式揭開影印時代，他們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在十年內，「xerox」這個字已經陷入非商標的危機，成為普遍性的通用術語。

許多人甚至是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大型且高度資本化的公司總是能勝過小公司的競爭。沒有什麼能遠離真理。在全錄剛成立前幾年，攝影行業的主導者是巨大的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至少在美國。然而，全錄（Xerox）卻不是柯達、其他大型企業或大規模研究機構所發明或開發。相反地，它是紐約市專利律師切斯特．（Chester Carlson）1938 年時的個人發明。卡爾森在他的公寓廚房內做初步實驗後環顧四周，想要找到企業來商品化他的發明。他首先想到柯達公司，柯達告訴他，這個發明沒有用，它複雜的研發很貴，而且沒有潛在市場很小！其他 21 個大公司包括 IBM 也給卡爾森同樣的回答。他們是「專家」，怎麼可能是錯誤的？

最後，紐約州羅徹斯特的一個小公司在 Xerox 計畫上賭了一把。在 1947 年，一間年營業額少於 700 萬美元的相紙製造商哈羅依德公司（Haloid Co.），向卡爾森購買專利權，並花費 2,000 萬美元與 12 年時間，打造 1959 年發表的致命武器 Xerox 914。Xerox 914 的首席工程師霍勒斯．貝克特（Horace Becket）解釋說：「從技術上說，它看起來不像勝利者…然而我們做到大公司沒辦法做到的事。這和賭骰子沒有差別。」小企業可以競逐大企業，並比巨頭更創新。

哈羅依德公司（Haloid Co.）變成哈羅依德全錄公司（Haloid Xerox Co.），最後變成全錄公司（Xerox），它成為 1960 年代偉大的商業與股市成功故事。到了 1970 年代初，它佔據幾乎所有的新興且巨大的影印機市場，而它在 1983 年營業額為 85 億美元。但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全錄公司（Xerox）也變得越來越龐大、官僚與緩慢，使得日本以 Savin 影印機成功侵略影印市場。透過原創小企業的加速競爭，全錄公司的市占率在 1975 年下降到 75%、1980 年到 47%，並在 1982 年只剩不到 40%。投資分析師評論說：「他們的產品老舊。他們措手不及。」

在商業世界裡，甚至連巨人都不能長期停滯不前地穩站。在困難中，全錄公司以全新改良的 Marathon 影印機系列回擊，並在 1983 年達到自 1970 年以來的第一次市占率上升；而這個記錄在 1984 年顯著提高。

所以，祝全錄生日快樂！全錄的成功故事代表著堅定孤獨的發明家完成的輝煌紀念碑。也是小公司如何創新並競逐巨大公司，而在成為巨大公司後仍能重新思考並追上新興競爭者的活見證。最重要的是，全錄的故事是自由競爭與自由企業的貢獻，簡言之，當人們被允許自由地思考、工作、投資與發揮精力時的成果。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自由齊頭並進。

【譯作】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文：吳莉瑋
圖：vgm8383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Rothbard 把美國從開國的自由放任小政府系統，逐漸走向今日的中央集權大政府的過程，簡單精要地進行回顧。

體制派仍然持續卡特爾、控制、管制、移交政府業務給偏好企業，並紓困拯救他們心愛的騙子和輸家。它仍然在玩「夥伴關係」的老遊戲，當然，犧牲的仍然是我們。

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其實是舊概念的新包裝。我們常常未能理解大政府的意思，正是成立這種有益於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夥伴關係」，或者說，有益於某些受到政治青睞的企業與團體。

我們都知道，十六至十八世紀西歐的「重商主義」，是一種高稅收、龐大官僚與廣泛控制貿易與工業下的大政府經濟體系。但我們往往忽視許多的控制實質上是徵稅，限制消費者與大部分的商人和製造者，授予壟斷、卡特爾，並貼補受政府青睞的團體。

例如，英國國王可能授與 John Jones 壟斷英國境內所有撲克牌的生產與銷售。這意味著，任何試圖生產或銷售，與 Jones 相競爭的行為，都是非法，結果可能會被槍斃，以維護 Jones 的壟斷。

不管 Jones 的這種壟斷，是因為他是國王特別喜愛的表弟，還是因為他在國王授與壟斷期間內為預計可獲利的特權而支付國王款項。早期的現代國王，就像任何情況下的所有國家政府，長期缺錢，而銷售壟斷特權則是一個受青睞的籌資方法。

公眾特別討厭的一種常見特權銷售，是「税款承包（Tax Farming）」。國王，實際上把徵稅的權力「私有化」，並出售在國內的特定年間收稅的權力。想想看：我們怎麼會喜歡它，例如，聯邦政府放棄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把若干年內收取所得稅的權力出售或外包給 IBM 或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我們真的希望被民營企業有效率地徵稅？

考慮到 IBM 或通用動力公司將為了這種特權提前支付可觀費用，這些企業將有充足的經濟動機進行無情的徵稅。你能想像我們會有多討厭這些公司呢？我們對於公眾有多痛恨稅款承包商多少有概念，這些承包商在公眾心目中並不享有主權或王權的神秘感。

在進行私有化的激情中，我們應立即停止，並思考我們是否希望某些政府職能私有化從而提高效率。難道這真的更好？例如，納粹把奧斯威辛或貝爾森集中營發包給克虜伯家族（Krupp）或法本公司（I.G. Farben）？

美國從一開始就比任何歐洲國家相形自由，因為我們是在反抗英國重商主義的控制、壟斷特權和課稅下建國。不幸的是，我們在南北內戰期間開始趕上歐洲。在可怕的自相殘殺衝突中，林肯政府看到國會中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被南部各州的分裂給消滅，他便抓住機遇，推動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與其前身輝格黨（Whig Party）長久以來珍視的國家主義與大政府方案。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整個 19 世紀中，民主黨不管在經濟上或是其他事務，都是自由放任主義與政府（特別是聯邦政府）分權主義的支持者。輝格共和黨則支持政府與企業夥伴關係的「美國制度」。

在南北戰爭的掩護下，林肯政府推行激進的經濟變革：高額保護性進口關稅、高額菸酒消費稅（他們認為是「罪惡稅」）、大量補貼新建橫貫鐵路（龐大鐵路興建與土地取得都透過腐敗的體系供應）、聯邦所得稅、廢止金本位並發行不可兌的法定貨幣（greenbacks）來支付戰爭，以及相對於先前自由銀行系統的準國有化銀行系統－國家銀行系統（National Banking System）。

這樣一來，小政府、自由貿易、無消費稅、金本位以及 1940 到 1950 年代間自由的銀行系統，都被它的反面給取代。這些改變大多是永久的。關稅和消費稅仍在；對非經濟性且過度建設的橫貫鐵路的補貼，結束於 1873 年的經濟大恐慌，但它在失去社會關注的情況下仍在 20 世紀持續影響鐵路。最高法院宣布所得稅違憲（不過被憲法第十六條修正給逆轉）；戰爭結束後花了 14 年才返回金本位。

我們從來沒能擺脫國家銀行系統，在此系統中，只有一些聯邦政府特許的「國家銀行」獲准發行票據。所有民營與州營銀行都必須將儲備金存入國家銀行，允許這些國家銀行進行金字塔式通貨膨脹性信貸。而國家銀行則把儲備金放到政府債券並進行膨脹。

這個系統的總設計師是杰．庫克（Jay Cooke），他是腐敗的共和黨政客薩蒙．蔡斯（Salmon P. Chase）長期的金融靠山。當蔡斯成為林肯政府的財政部長時，他立刻任命贊助人庫克來壟斷承銷所有在戰爭期間發行的政府債券。庫克透過這種壟斷中成為千萬富翁投資銀行家，並被稱為「大亨」，這替他遊說國家銀行法（National Banking Act）增加了許多力道。國家銀行法為庫克的債券提供內建市場，因為國家銀行可以透過債券進行信貸膨脹。

「國家銀行法」在設計上是中央銀行的中繼站，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並進入二十世紀後，這個系統的失敗，使得體制派們進一步推動實施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聯邦儲備系統成為新重商主義、卡特爾化，及政府與產業合作夥伴關係的一部分。從 19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時代，重新實施所得稅、聯邦與州等各級地方政府規章、卡特爾、中央銀行，以及戰爭時期的集體經濟「夥伴關係」。這個舞台是為了我們都非常清楚的中央集權制度所搭建。

老布希政府實行老共和黨傳統：加稅、通貨膨脹、推動廉價紙幣系統、不斷地擴大控制，並通過聯邦儲備系統將通貨膨脹與監管控制延伸至國際貨幣和貨品。

東北佬共和黨體制派仍然持續卡特爾、控制、管制、移交政府業務給偏好企業，並紓困拯救他們心愛的騙子和輸家。它仍然在玩「夥伴關係」的老遊戲，當然，犧牲的仍然是我們。

【譯作】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文：吳莉瑋
圖：badbrot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anic on Wall Street》，提到「內線交易」並沒有真正的受害者，而是自由市場的本質，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知識在市場上進行活動，讓能最大效率運用資源的人獲益，能力不好的人退出，進而達到生活水平提高。

問題就在，此種自由市場活動會讓某些既存的低效率大公司受到威脅，因此，這些權力精英們合作促成「內線交易罪」的概念，這種「罪」，其實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實質上，只是政府與老企業用來打擊威脅到自己地位的競爭者的工具，到處都有「內線交易」，但是真正被「定罪」的總是當代不握有權力的人，可悲的是，眾人還為「公平」而群起歡呼。

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正瀰漫猖獗的恐怖統治與眾人歡呼。街上的路人說：「應該把那些傢伙鎖起來然後丟掉鑰匙。沒有什麼足以懲罰他們。」那些傑出的人士正被手銬帶出他們的豪華辦公室。傳世的起訴書與包括監禁的嚴重懲罰。最可惡的這些人會（a）被強迫解職；（b）被罰款億美元；（c）被禁止從操舊業；和（d）可能面臨五年監禁。媒體與幾乎每個人，都對這種過輕制裁感到遺憾。

這些邪惡的罪犯是誰？大屠殺的兇手嗎？強姦犯嗎？蘇聯間諜？轟炸餐廳或綁架無辜的恐怖分子？沒有，顯然地比這些更糟糕。這些危險又險惡的人都犯了「內線交易罪」。一個知識淵博的律師對紐約時報解釋說：「想想，要你是看著導師之一被聯邦執法官帶走的年輕投資銀行家。這將是非常有力的影響，或許會讓你了解，對政府而言，內線交易和持械搶劫一樣嚴重。」

這名律師的說法滑稽可笑，但它實際上仍低估情況。武裝搶劫犯通常都受到我們的司法系統嬌寵。專欄作家和社會工作者擔心他們的青少年身份、他們與父母間的摩擦、他們缺乏正確督導等等。他們得到幾個月的緩刑後繼續搶劫或破壞。但沒有人擔心投資銀行家和內線交易者可能破碎的家庭，也沒有社會工作者在那裡握他們的手。他們接受全部的法律威力直接被送到監獄。

內線交易和其他犯罪的主要區別，是內線交易這種「罪行」沒有受害者。內線交易哪裡可怕？很簡單，它使用卓越知識在股票或其它市場賺錢。這是件可怕的事？但是，這是企業家精神與自由企業制度的主要內容。

我們生活在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世界裡，能力較佳的企業家賺取利潤，而無知的企業家則蒙受損失並退出市場。這不僅在金融市場發生，也發生在一般商業環境中。商人為了避免損失、追求利潤而承擔的風險，是一種商人自己的自願性選擇。這個過程不只是自由市場的本質，而是市場透過獎勵有遠見者，並「懲罰」無知的短視者，讓資本資源落入知識足夠且高效率的操作者手中，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

內線交易，並沒有像搶劫或謀殺那樣的受害者。假設 A 持有 1,000 股 XYZ 公司股票，並希望出售這些股份。B 有「內線消息」，知道 XYZ 將與 Arbus 公司合併，因此每股面值預計將增加。B 因此以每股 50 美元購買 1,000 股；假設 B 是正確的，很快就宣布合併，使 XYZ 每股股價上升到 75 美元。B 售出股票並獲得每股 25 美元或 25,000 美元的利潤。B 因為內線消息而獲利。但是 A 是受害者嗎？當然不是，因為就算沒有內線消息，A 仍然會以每股 50 美元賣掉他的股份。

唯一的區別可能是第三方 C 也可能買到這些股票並獲得 25,000 美元的利潤。當然，不同的是 B 靠的是知識，而 C 只是幸運。但是，對經濟來說，把資本資源讓擁有知識與遠見的人持有，難道不是把資本資源讓剛好只是幸運的人持有更好？再者，A 沒有因為 B 的內線消息而損失一毛錢。

因此，簡言之，內線交易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有的話，內部交易者應該被譽為自由市場的英雄，而不是被逮捕。

但是，你說，一些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知識的人，靠這些知識獲取利潤是「不公平」的。但是，哪種世界觀會把一些人知道得比別人多稱為「不公平」？這是平等主義者的世界觀，認為某人在能力、知識、收入或財富等各方面相對其他人的優勢，是某種「不公平」。但是，人不是螞蟻、蜜蜂或機器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與別人不同，能力、才華與財富也就有所不同。這是值得欽佩與保護而不是破壞的人類特質，破壞這種個體獨特性將會導致自由與文明本身的滅亡。

目前華爾街上空的恐怖統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層面。言論自由與隱私權這兩個珍貴的人類財產已經消失。華爾街的人們害怕彼此交談，因為在喝馬丁尼時嘟囔著「嘿，吉姆，XYZ 看起來像快被收購」，甚至是「Arbus 將要推出熱門新產品」，都很可能意味著起訴書、巨額罰款和監禁。那些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勇敢守護者跑去哪了？

當然，華爾街人士的交談與內線交易根本不可能杜絕，就連擁有至上執法權力的蘇聯，也無法杜絕持異議者或「黑市（自由市場）」外匯交易。將內線交易（或最近投資銀行家被起訴的「貨幣走私」）入罪，作用只是頒給聯邦政府狩獵許可證，獵捕任何不被允許與那些權利精英進行政治與財力鬥爭的個人或公司。（正如取締食物就是狩獵那些不被允許吃東西的人一樣。）起訴書內的那些投資銀行家都是失權者，並不令人意外。

具體而言，現實是，自去年 11 月起，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基德爾皮博迪（Kidder Peabody）和高盛（Goldman Sachs）陸續受到聯邦政府的野蠻毆打。這不是偶然，在這些公司融資的收購出價行為下，得益的是股東，犧牲的是低效的老式企業管理精英。聯邦政府打擊這些相關企業，與老式企業站在同一戰線，然後看著那些忌妒他人聰明與富有，並被破壞性「平等概念」給蒙蔽的美國公眾歡呼。

【譯作】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文：吳莉瑋
圖：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市場失靈」這個詞常伴隨「呼籲政府管制」出沒，更進一步看，呼籲政府管制的這些號召者大多是正受到新興競爭者威脅的既有市場利益者，「呼籲政府管制」形同養小鬼的雙贏策略。不幸的是，「市場失效」的原因恰恰是「政府管制」，不管是價格管制、特許營業證或者是實行強制配給等等形式，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

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媒體又一次吹捧沒完沒了的「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成功故事」。傳統的故事結構是，未受檢驗的資本主義貪婪與自私行為造成某個嚴重的問題，然後明智又有遠見的政府機構，以公眾利益為重看得更深層，介入並糾正這個問題，政府的聖人規定為了公眾利益，溫柔但堅定地犧牲私人利益。

最新章節始於 1984 年夏天，媒體揭露公眾正在相比於去年增加 73% 的班機延誤中受苦。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和其他政府機構而言，這個問題的根源顯而易見。因為今年年初解除了航班數量配額限制，回應這種鬆管，短視的航空公司為了追求自己的利潤，在高報酬的尖峰時間中過度增加航班。擁塞與延誤發生在大型或常用機場，集中於尖峰時段的幾個小時。FAA 很快就明確表示，如果是航空公司本身沒有拿出一個可接受的計劃，它威脅要實施詳細的分鐘制最高限額，規定每個機場的起飛和降落數量。在此當頭棒喝下，航空公司想出了一個預計十月底會正式批准的「自願」計劃，並在尖峰時段實行航班限額。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據說再一次取得了勝利。

然而，真正的冒險故事卻不太獲得歡呼。航空業從一開始直到 1978 年，民用航空委員會（CAB）實行強制的卡特爾，讓他們青睞的航空公司瓜分路線並嚴重限制競爭，以保持票價遠高於自由市場價格。由於 CAB 主席兼經濟學家卡恩（Alfred E. Kahn）的努力，在 1978 年通過「航空解除管制法」，鬆管航線、航班和價格，並在 1984 年底取消 CAB。

事情的真象，是 FAA 以前僅限管制國有化空中交通服務，自那時起接棒 CAB 的卡特爾。當雷根總統在 1981 年職業飛航管制人員組織（PATCO）罷工期間解僱幾個飛航管制人員的同時，一個鮮為人知的後果是，FAA 以配給稀少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的名義，強制實施各機場的最大航班數管制。FAA 在 1984 年初 PATCO 危機解除後退出，但現在他們又以「擁塞」之名回來。

此外，配額管制已對六個主要機場生效。帶頭呼籲管制的東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它在甘迺迪機場與拉瓜迪亞機場的服務最近幾年受到新興的人民快捷航空公司（People’s Express）的強力競爭。人民快捷航空公司讓紐華克機場從幽靈機場晉升六大機場之一，與拉瓜迪亞機場、甘迺迪機場、丹佛機場、亞特蘭大機場及芝加哥的奧黑爾機場共列。實行「自願」配額，不意外地會大幅降低紐華克機場的尖峰航班數（從 100 到 68），並在實際上增加甘迺迪機場與拉瓜迪亞機場的尖峰航班數。

不管如何，尖峰時段擁堵難道就是市場失靈？每當經濟學家看到短缺，他們被訓練要立即檢視是否存有低於自由市場價格的限價管制。果然，事情就是如此。我們必須理解這個國家的所有機場都由政府擁有與經營，除了杜勒斯機場和國家機場由聯邦政府經營外，其他都由地方政府經營。政府並不像民營企業一樣，政府對實現最大利潤的合理定價沒有興趣，而是受到其他政治上的考量影響。因此，每個機場收取的「插槽」（跑道上著陸和起飛點）費用，遠低於私有化情況下的市場出清價格。因此，擁塞發生在寶貴的尖峰時段，因為私人公司的小型噴射飛機佔用了大型商業客機的空間。

機場擁堵的正解是市場出清價格，讓尖峰時段的起降費用遠高於非尖峰時段。這個辦法能夠在完成任務的同時鼓勵競爭，而不是像 FAA 那樣透過強制分配價格低估的空間而削弱競爭。但這種合理定價只會出現在機場私有化時，政府退出低效政治控制時。

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領域得進行私有化。FAA 主持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是一種聯邦政府的強制性壟斷。儘管 FAA 承諾要將管制量回到 1983 年罷工前的狀態，但空中交通管制員的人數比罷工前少 19%，而這些人試圖處理比以前多 6% 以上的流量。

再次，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空中交通管制私有化。沒有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飛行員、飛機製造公司和所有其他方面的航空業可以私有化，但是不知怎的，空中交通管制卻必須保持國有化服務。私有化後的空中交通管制，FAA 加入 CAB 所處的被遺忘的歷史垃圾堆中不遠矣。

【譯作】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文：吳莉瑋
圖：Mechanekto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Rothbard 揭露左派自由主義者還有現存大企業家對於新興的競爭威脅所做出的一致反映，也就是尋求政府制定限制法規，讓那些帶來競爭威脅的對手胎死腹中。

邁可．米爾肯從經營那些風險高、利率高，但是公司前景佳的小公司債券發跡（後來這類債券被媒體抹黑成垃圾債券），這些債券的利率高只是因為它們通常為市場接受度低所以較難籌措資金的新興公司，由於新興公司債券雖然「可能有高風險」，但其產品、公司前景甚至是產業競爭力卻不一定輸給大公司，因此，對效率低落的大公司而言簡直就是致命威脅。

由於米爾肯的高效率操作，不僅讓許多小公司獲得需要的資金，也讓投資人獲得高額利潤，到後期，甚至能夠對大型公司進行「蛇吞象」的槓桿收購，此種作法脫離傳統的銀行體系融資，因此，他也成為大銀行的眼中釘，最後，那些媒體加上權利精英們動員起來把他送進監獄裡。

米爾肯只是替需要資金的小公司找資金，而投資公司也是出於願意承擔風險獲得高收益的出發點進行自願合作，何罪之有？

這些建制派的老式反應很一致，首先，動員媒體刻意進行公共形象抹黑，把他塑造成「貪婪典範」，為立法的「民意基礎」鋪路，接下來，搞定立法部門的口袋，訂立更多有利於建制派的管制法規，最好是帶刑責，搞定一人的同時順便防堵往後的其他競爭威脅，最後，號昭「社會學者」與司法一起進行公審，執行隔離監禁外加輿論撻伐。

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快問快答：以下世界著名男性有什麼共同的特點：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與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一個因寫書譴責富裕而暢銷致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一個賣車輪的億萬富翁，與神話般握有政經大權的洛克菲勒世界帝國，會有些什麼共同價值觀？

你會相信對「資本主義貪婪」與賺錢的憎恨？是的，至少這種憎恨發生在某個賺錢的華爾街債券專家身上：邁可．米爾肯（Michael R. Milken）。在紐約時報八月的一篇文章，放棄了他們珍視的客觀性面紗，出現標題「華爾街也付不起的工資」（1989年4月3日），而上述三位男士每個都賺超過米爾肯在 1987 年所賺的 5.5 億美元。當然，正是加爾布雷斯，聲討現代美國資本主義下的「金融過失過程」。

更有趣的是億萬富翁川普與洛克菲勒。川普坐在自己的高位上，假惺惺地宣布米爾肯的工資「少很多錢也會幸福」，接著表達他的「驚奇」，說他的前雇主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竟然「允許某人如此獲益」。好吧，很容易看出川普的意識形態錯亂。我們可以用經濟術語說，公司基於米爾肯的「邊際價值產品」支付此數額是合理，或簡單地說，米爾肯值得，否則德崇證券不會從 1975 年到今年都愉快地如此安排。

事實上，米爾肯值得，是因為他一直是非常有創意的金融創新者。在 1960 年代，現存的企業權力精英經常以低效率營運他們的企業，這些精英由大衛．洛克菲勒帶頭，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收購要約的威脅。這些收購要約，是外部資金對公司股東進行競購，以對抗現存的無能管理精英。

而現有的企業精英一如往常地要求政府援助與紓困，聯邦政府親切地在 1967 年通過了「威廉姆斯法案（Williams Act）」（以因 Abscam 事件被送進監獄的新澤西參議員命名）。在威廉姆斯法之前，收購的出價可以快速、安靜且不麻煩地進行。然而，1967 年的法案嚴重打擊收購出價，如果某個金融集團積累超過5%的特定公司股票就得停下來，並公開宣布它打算安排收購要約，然後等待一段時間才能繼續進行計劃。米爾肯只是透過發行高收益債券（以下簡稱「槓桿收購」），來復活並蓬勃發展收購的概念。

這種新的收購過程激怒了洛克菲勒型企業精英，並同時使米爾肯與他的雇主變得富有，米爾肯的雇主具有良好的商業意識，在建制派的憤怒下仍支付傭金並雇用米爾肯。在這個過程中，德崇證券從小型的三線投資公司，搖身一變成為華爾街的巨頭之一。

建制派因為許多原因嘗到苦頭。那些與現有低效率企業精英綑綁在一起的大銀行，發現那些竄起的收購新貴可以透過在公開市場上浮動高收益債券來脫離銀行體系。這種競爭，也替發行與交易低收益債券的藍籌股公司帶來不便，這些公司很快地就說服建制派媒體盟友，將那些高收益競爭與「垃圾」債券相關連。

米爾肯等人，除了替自己獲利外，還替整體經濟與消費者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功能。或許有人會認為，據稱贊成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和作家會毫不遲疑地抓住這一事實。在這個案例中，透過這種企業家的行為，可以將資本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從低效率的操作者手上轉往高效率的操作者手上，對所有人都是好事，當然，對那些效率低下的老警衛精英不是，那些宣稱對自由市場的奉獻，並不能阻止他們借用聯邦政府的強制力，試圖抵制或粉碎高效率的競爭者。

我們也應該檢視像加爾布雷斯這樣的左派自由主義者的明顯虛偽。從 1932 年，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合著的《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開始，那些左派自由主義者紛紛替股東的困境落下鱷魚的眼淚，股東控制公司的權利被那些不對消費者也不對股東負責的管理精英給剝奪。這些左派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聲稱，如果由股東控制的資本主義可以恢復，他們將不再傾向社會主義或政府嚴格控制的企業與經濟。

伯利與米恩斯的論文是荒謬的過度緊張，但只要它是正確的，或許有人會認為，左派自由主義者會熱烈歡迎出價收購、槓桿收購和米爾肯。至少，這是個簡單的方法讓股東掌握公司的控制權，把低效或腐敗且減少股東利潤的管理階層踢出去。但是，左派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歡迎米爾肯等人帶來的新財務系統嗎？我們都知道，事實恰恰相反，他們憤怒地譴責這些暴發戶為可怕的「資本主義貪婪典範」。

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對米爾肯的評價更是顯著揭示：「這種非經常性收入，不可避免地令人質疑我們的金融體系是否哪裡不平衡。」洛克菲勒怎麼有種譴責高收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幾年前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富有繼承者或資本高收益者傾向於支持累進所得稅，因為他們不希望那些靠個人工資或薪水發跡的新競爭對手不斷出現。像洛克菲勒或川普那樣的人，很明顯地並不會因為高收入而感到震驚，另他們震驚的是以老方法賺錢，即，透過高額個人工資或薪水。換句話說，透過勞動收入。

是的，洛克菲勒先生，這個震驚司法部與證交會的米爾肯事件已在華爾街進行了好幾年，也提出了許多有關的現行政治與金融體系運作的問題。它揭露的嚴重問題，是現有的金融與企業精英享受著不平衡的政府權力，他們可以說服聯邦政府強制壓迫、削弱，甚至監禁人們，其唯一的「罪刑」是透過將資本轉移到高效率操作者的手中賺錢。富有創造力與生產力的商人受到騷擾和監禁的同時，強姦犯、強盜還有那些殺人犯正享受自由，確實，有些什麼事情錯得很嚴重。

【譯作】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Tue, 29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文：吳莉瑋
圖：Thomas Leutha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Rothbard 提出兩個建議，改善政府債券對資本市場的不良影響，一個是學 19 世紀英國發行不支付本金的永久高息債券（Consol），另一個是政府宣布不認帳不清償。私以為，前者仍然是無底洞（雖然相形於目前的以債養債），而後者則是唯一解，還有加碼往後沒人想借錢給政府優良思想種子。

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金融醜聞總是可口、戲劇性又充滿樂趣，尤其是當醜聞擊垮那些傲慢又具侵略性的社會獅子時－所羅門兄弟銀行的負責人約翰．古弗蘭（John Gutfreund）還有他的員工。加碼這種樂趣的，是觀賞正義英雄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急著進入華爾街，努力地想要挽救世界。巧合的是，他的父親是我的老朋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與親金本位的已故眾議員－霍華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但是，當我們稍歇揶揄古弗蘭先生的慘跌時，我們可能要更深入地思考問題。

首先，所羅門兄弟銀行（Salomon Brothers）做了什麼事情，值得拔下那些別在高階主管肩上的勳章？他們操弄發行規則而大規模取得政府債券這點，似乎不值得這樣歇斯底里。為什麼所羅門只是切割規則就不行？問題是所羅門可能已經暫時壟斷了市場上的新國債？那又如何？為什麼他們不能犧牲競爭對手來賺點錢？

所羅門兄弟銀行（Salomon Brothers）唯一不可接受的行為，是他們未經客戶知情或同意就在債券訂單上簽署客戶的姓名。這肯定是值得譴責的欺詐行為，但是，需要再一次指出，這種欺詐不能當成財政部實施愚蠢的最大採購條例的理由。

如果這一切都是所羅門在搗鬼，是否意味著政府債券市場運作良好？恰恰相反。這種小題大作隱藏了更根源但沒有人譴責的事實：幾十年來，美國財政部授予特權。政府挑選極少數的債券交易商並指定為「一級交易商」。然後，財政部不在公開市場銷售新發行的國債，而是把大批量國債出售給這些一級交易商，再讓他們轉售到市場。

同時，這些接受財政部舒適又持續的特權大債券交易商，聚集成立了具有影響力的遊說卡特爾團體－公共證券協會（Public Securities Association），曾稱為一級交易商協會（Primary Dealers Association）。

當然，財政部聲稱，透過這些指定的一級交易商能更有效率，因此能更便宜地資助發行的債券。但可以肯定的，這個舒適封閉的夥伴關係與利益衝突，更甚於其聲稱的好處，整個過程看起來就像卡特爾特權。一小群大經銷商透過犧牲規模小的競爭對手而獲得利益。

此外，政府債券市場具有更深層的問題。國債曾經在資本市場上只占小部分，但現在卻規模龐大，對所有信貸和資本蒙上不良影響。現在美國公債總額達 3.61 兆美元1，每天有不低於 1,170 億美元的債券經轉手。但是，政府債券市場蓬勃發展代表私人資本和信貸市場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私人儲蓄，從生產性投資中被吸走，丟到政府開支浪費與反生產力的鼠洞裡。

我們真的想要一個平穩運行與高效率的政府債券市場？這值得懷疑。相反地，政府債券市場蕭條，可以少一點儲蓄被丟到鼠洞裡，多一點儲蓄被引導到可以提高生活水平的生產性投資。

關於政府債務對資本市場的不良影響，我們必需嚴謹思考。如果這種債務完全消失豈不是更好？一個有益的改革方法可以參考，19 世紀時，英國龐大的政府債務債期不是半年、五年或二十年，而是永久債務或「金邊債券（Consol）」，永遠都不會到期。

這種金邊債券支付永久利息但不支付本金。如果英國政府希望減少公共債務，它可以用財政盈餘回購並取消一些金邊債券。將目前的債務換成這種金邊債券，意味著政府將不會繼續回到債券市場贖回本金再重新舉債，因此私人信貸與投資的排擠效應會小得多2。當然，因為不贖回本金，政府將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但為了減輕資本市場的債務負擔，這算是小代價。

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另外一種更根本的方法－激進的傑佛遜解決方案：否定債務然後記到帳上。毫無疑問，否定債務將嚴重打擊債券持有人；但另一方面，想想美國納稅人將被取消的負擔！想想儲蓄和生產性投資的激勵！或許有人會說，在這種惡意破產聲明後，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想借錢給財政部。這不是件好事嗎？一個人們以任何原因拒絕信任或投資政府運作的世界，將成為對抗中央集權誘惑的快樂世界。

國會正評估是否要為了所羅門兄弟銀行的醜聞對債券市場進行進一步嚴厲控管。然而，應該先消除政府的市場特權，例如一級交易商的卡特爾還有政府債券的廣泛市場。至於其他地區的經濟，那些追求自由的共產主義國家，政府最好的路線不是規劃新的計畫或法規，而是不淌渾水，越快越好。再次，政府可以為經濟帶來好處的最好方式就是消失。

註 1：原文發表於 1991 年 11 月，2013 年 1 月 10 日時，美國公債總額約 11.577 兆美元。數據來源為維基百科 United States public debt 條目。

註 2：不過隨著赤字擴大，政府也可能不斷發起新的金邊債券。

【譯作】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Tue, 29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文：吳莉瑋
圖：Usonia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Rothbard 破除一些有關股市崩盤的各種說法，並提到這種經濟衰退是政府進行通貨膨漲的必然結果，衰退來得越早，清算過程也就越短，政府唯一需要作的事情，就是什麼都不作。

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自從 1987 年 10 月 19 日的黑色星期一後，市民被政客、經濟學家、金融家還有各類專家提供的各種不相關與矛盾的解釋和建議給淹沒。讓我們試著整理並反駁一些有關股災的性質、原因和補救措施的廢話。

迷思 1：這不是股災而是「修正」。

暈倒。市場從八月底開始就處於虛擬的崩潰狀態，從泡沫高峰開始轉跌。而黑色星期一純粹就是九月初以來收縮過程的封印。

迷思 2：股災發生的原因是股價被「高估」，現在這種高估已經被治癒。

迷思 2 替迷思 1 增加哲學謬誤。把股票價格下跌歸因於股價高估，相當於古老的謬誤，把鴉片讓人睡著的原因「解釋」成它有「讓人入睡的力量」一樣。把定義奇蹟般地蛻變成「原因」。根據定義，股價下跌意味著先前被高估。那又怎樣？這個「解釋」不能告訴你為什麼股價被高估或低估，也不能告訴你這個世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迷思 3：這次股災的原因是電腦交易，因為它和股指期貨相關連，造成股市容易波動。因此，任何的電腦交易、股指期貨或這兩者，應受限制（或不合法）。

這是代罪羔羊的變種，用「電腦錯誤」替「人為錯誤」脫罪。它也是勒德謬論（Luddite fallacy）的變種，把人為錯誤怪罪現代技術，並拿著撬棍破壞新機器。人們交易並替電腦寫程式。此外，「磁帶」比「黑色星期一」的動作還晚了數小時，電腦起的作用很小。而股指期貨則提供投資者很好的工具來對沖股價的波動，它值得歡迎而不是被限制，而它是其競爭對手的代罪羔羊－股災真正原因的老線交易。責怪股指期貨或電腦交易，就像射殺帶來市場財經壞消息的使者。這種反應是為了封鎖消息而停止交易的威脅（有時是現實），一個可憐但徒勞無功的嘗試。香港交易所關閉了一個星期，試圖阻止股災，當它重新開放時，結果是更嚴重的股災。

迷思 4：股災的主因是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

胡說八道。貿易逆差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實際上沒有收支逆差，如果美國的進口大於出口，這些差距必須以某種方式支付，而支付的方式是外國人以美元投資，因此，資本將流入美國。如此，巨額貿易逆差導致零收支逆差。

外國人投入大量美元資金在財政部的赤字、房地產與工廠等處已經好幾年了，這是好事，它使美國人比在其他可能的情況下享受更高價值的美元（因此有更便宜的進口）。

迷思 4 的倡導者說，可怕的是，美國在最近幾年成為債務國而不是債權國。這有什麼不好？美國從立國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都是債務國，這伴隨著人類歷史上幅度最大的經濟成長、工業增長，以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迷思 5：預算赤字是股災的主因，我們必須努力減少赤字，透過削減政府開支、增加稅收，或者兩者同時進行。

不幸的預算赤字造成許多經濟問題，但股災不是其中之一。某個政策很糟並不代表所有經濟問題都是它造成的。基本上，預算赤字與股災不太相關，一如巨額預算赤字與 1987 年的股市繁榮不太相關。現在，加稅是自由派與保守派凱因斯主義者最喜愛的補救措施。說到這，有一個原始的（或經典的）凱因斯主義觀點被神奇地忘記了。怎麼能透過加稅來治好崩潰（或衰退）？

加稅顯然會對在崩潰中步履蹣跚的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增加稅收來治癒崩潰，是不被哀悼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計畫主要政策之一。我們想要重播？那些認為加稅能夠「安定」市場的想法顯然是出於雲中天國（Cloud Cuckoo-land）。

迷思 6：應削減預算，但幅度不能太大，因為大減政府支出會引發經濟衰退。

不幸的是，我們不用擔心政府開支會大幅削減。這種削減將有卓效，不僅是因為削減本身，而是因為能減少政府支出所做的那些非生產性的蠢事，因此把社會資源轉到較低比例的消費與較高比例的儲蓄與投資。

增加儲蓄與投資相對於消費的比例，以緩和經濟衰退，是奧地利學派所提出的補救措施，可以減少糾正清算時必然出現的經濟衰退強度，在經濟衰退時期，市場將清算因為通膨性銀行信用擴張所造成的不健全投資。

迷思 7：為了彌補崩潰並避免經濟衰退，我們需要大量的貨幣通膨（委婉說法為「流通性（liquidity）」）和低利率。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的完全正確，在股災發生後大量注入信用額度，並宣布美聯儲將確保銀行、市場與整體經濟具有充足的流通性。（從凱因斯主義者到「自由市場倡導者」，都採用了這個傳統經濟策略的變種。）

在這個模式中，格林斯潘和聯邦政府提出治癒股災與未來衰退的解藥，透過在經濟中注入那些引起這場疾病的病毒（通膨性信貸擴張）。再一次重覆，用通貨膨脹治療通貨膨脹這種事，只會發生在雲中天國。簡單地說：股災的原因是美聯儲過去幾年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造成的信貸繁榮。頭幾年，在通貨膨脹的第一階段，實際價格上漲幅度小於貨幣的通貨膨脹速度。這也是典型的通貨膨脹愉悅期，也是廉價又豐富的貨幣供應伴隨適中物價上漲的「雷根奇蹟」。

到 1986 年時，那些抵消通貨膨脹並保持低物價（美元異常高價與 OPEC 崩解）的主要因素，在經濟調整過程中消失。下一個不可避免的步驟，恢復並加速物價上漲，通膨率從由 1986 年的約 1% 上升至 1987 年的約 5%。

因此，對於預期通膨即將加速的敏感市場，利率在 1987 年開始大幅上升。一旦利率上升（這和預算赤字關係很小），股票市場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之前的股市繁榮，建立在搖搖欲墜的 1982 年低利率基礎。

迷思 8：美聯儲不明智的緊縮貨幣政策，從 1987 年 4 月到崩潰前平緩的貨幣供應量，促成此場股災。

這裡有個重點被完全扭曲。持續六個月的平緩貨幣供應，或許使得經濟衰退不可避免，並增加了股市暴跌。但是，貨幣緊縮是件好事。除了奧地利學派以外，沒有其他學派的經濟思想認識到，一旦通膨性銀行信貸熱潮開始，糾正與清算不健全投資的經濟衰退就不可避免，而且這種清算越早越好。

經濟衰退越早來臨，需要清算的不健全投資就越少，就能越快結束經濟衰退。處理經濟衰退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不干預、不膨脹且不規範，盡快地讓經濟衰退完成清算。試圖干擾經濟衰退，無論是通膨或是管制，都只會延長或惡化衰退，就像 1930 年代一樣。然而，學者、所有學校的經濟學家還有兩黨政客，一致同意地衝到協定政策：通膨與管制。

迷思 9：股災之前主要的危險是通貨膨脹，美聯儲緊縮貨幣是對的。但股災之後，我們必須換擋，經濟衰退變成主要的敵人，因此，美聯儲要開始至少要通貨膨脹到價格迅速通膨為止。

這整個分析，滲透媒體與政府體系，假設了 1970 年代以及過去兩個重大經濟衰退的重要事實與教訓，從來沒有發生過：即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 1970 年代被丟到歐威爾的忘懷洞，政府又再一次丟出凱因斯主義者的菲利普斯曲線，這個菲利普斯曲線說不定是現代經濟學中最重要也最荒謬的錯誤。

菲利普斯曲線假設選擇只有兩種（1）經濟衰退加失業，及（2）嚴重的通貨膨脹。如果有人想用菲利普斯曲線的語法來形容現實，則是相反：這兩種選擇是（1）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更大的經濟衰退，或（2）兩者都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是另一個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而格林斯潘的反應表明，這將是一個彌天大謊。

【譯作】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Mon, 2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文：吳莉瑋
圖：Express Monorai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isnerizing Manassas》，Rothbard 分析迪士尼的馬納薩斯樂園爭議，揭露該計畫假借「自由市場」的名義，但實質上為傷害「自由市場」的政府擴權行為。

馬納薩斯戰場為美國南北戰爭的重要歷史地點，該項計畫首先要求當地政府提供龐大的補助支援，在「實際投資」前就以經濟開發之名搶劫納稅人，接著，迪士尼所聘用的馬納薩斯樂園主要顧問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更是惡名昭彰的「反南營」歷史學家，遑論能夠講述馬納薩斯戰場的「真實歷史」。這項馬納薩斯樂園計畫（Disney’s America），後來在各界反對聲浪中，於 1994 年取消計畫。

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許多保守派和自由市場倡導者認為，利潤、自由市場、沒有靈魂的資本主義與賺錢，和傳統價值、對於文化的奉獻與歷史名勝之間，存在固有的衝突。一方面，自產階級自誇金錢第一，另一方面，也有人心懷舊念。

資本主義開發與保存舊有價值兩者間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衝突，最近一次是發生在紀念戰爭可怕的神聖馬納薩斯戰場。迪斯尼公司希望建立一個占地三千英畝的主題公園，距離馬納薩斯戰場僅五英里。

支持迪斯尼的是維吉尼亞州當局與「保守」共和黨州長喬治．艾倫（George Allen），把這個新的主題公園當成維吉尼亞州的開發與「創造就業」，並同時將馬納薩斯戰場的歷史教訓故事傳達給數百萬計的遊客。維吉尼亞貴族與歷史學家則為了維護美國的遺產齊聚一堂，環保主義者以及派翠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等舊保守主義者（Paleoconservatism）也群起反對迪士尼主題公園。

難道，這不恰恰顯示出，右翼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意志論者是正確的，而布坎南等舊保守主義者只是經濟進步車輪前的沙子，所以傳統與自由市場經濟不相容？

答案是「不」。的確存在只考慮金錢利益的沒有靈魂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但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倡導者肯定不在其中。「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本身並不是產品，也不會單獨存在。關鍵問題始終是：「效率」是為了追求什麼，或者是符合什麼價值？「成長」又是為了什麼？

在迪士尼的馬納薩斯計畫中，有兩點很重要。首先，不管它是什麼，他都不具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者是自由市場經濟開發的意義。

迪士尼此舉並非全然是購買土地並投資主題樂園。與此相反，迪斯尼要求維吉尼亞州用超過 1.63 億美元的納稅人的錢，提供預定地的周邊道路與其他「基礎設施」。因此，這個計畫並不會提供自由市場增長，而是國家補貼的增長。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要維吉尼亞州的納稅人要提供給迪斯尼公司超過 1.6 億美元的補貼？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自由市場增長，而是補貼、國家主導的相反。

第二個問題是預期由維吉尼亞州納稅人所補貼的主題樂園內容。當華特．迪斯尼（Walt Disney）還活著時，迪斯尼的作品絕大部分是特別針對孩童製作的迷人且有益的內容。自從迪斯尼去世後，迪斯尼被邁克爾．艾斯納（Michael Dammann Eisner）收購，而迪斯尼的作品內容也被庸俗化，變得越來越無益。

此外，由於馬納薩斯是歷史古蹟，而迪斯尼樂園將會講述歷史，重要的是要問什麼維吉尼亞州的納稅人想創造什麼歷史。他們即將資助的歷史，唉，正計算著要讓愛國維吉尼亞人的背脊發涼。這段歷史將不再以傳統迪士尼的方法講述；而是平淡無奇但親美的形式。將是庸俗的歷史、多元文化主義的歷史，跟政治正確的歷史。

這個可悲的事實，從迪士尼選任的歷史學家可以證明：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將擔任馬納薩斯主題樂園的主要顧問，並決定這個樂園要講述的歷史內容。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馬列主義歷史學家，這個國家研究南北內戰與重建時期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沒有人比他更惡名昭彰。

方納（Eric Foner）狂熱地反南營並惡性抹黑南營的主張。他令人難以饒恕地，將偉大的梅爾．布拉福（Mel Bradford）抹黑成膽敢批評林肯（Abraham Lincoln）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種族主義者」與法西斯。

方納（Eric Foner）為惡名昭彰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與運動家的紐約市方納家庭成員之一；菲利普．方納（Philip S. Foner）是共產主義主導的毛皮工人工會領袖；莫．方納（Moe Foner）是共產主義主導的醫藥工人工會領袖；還有兩個是馬列主義歷史學家；菲利普．方納（Philip S. Foner）也是以勞工運動者立場出發，寫述美國勞工歷史的作家。

馬納薩斯的艾斯納化與方納化，在任何層面上，都與自由市場意識型態或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無關。這個詆譭南營的厚顏無恥中央集權計畫應該要停止：以保守主義與純正的自由市場之名。

再次，就像假冒「自由貿易」的名義所推動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一樣，最重要的，是仔細看清楚貼在「自由市場」標籤下的究竟是什麼。通常，實質內容是與「自由市場」完全不同的東西。

【譯作】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Mon, 2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文：吳莉瑋
圖：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Rothbard 列出柯林頓政府如何以偽裝成經濟理論的荒謬謊言來哄騙民眾，同時指出此種普遍性的蕭條原因在於美聯儲的信用擴張，而此種巨幅信用擴張進入股市與債卷市場後，Rothbard 也提出他的預測：面臨衰退與崩潰的股市。此篇文章發表於 1994 年，而 2000 年的網路泡沫崩潰還有 2009 年的金融危機，似乎也可悲地一再重覆證明 Rothbard 預測的「通膨性繁榮崩潰」。

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客、編制經濟學家還有那些財經媒體從來沒好過的經濟頭腦，在最近幾年跌落新低。這種混亂、自我矛盾與普遍性地腦殘，從未如此猖獗。現在幾乎任何事件都可以歸咎於任何原因，有些甚至是幾周前還完全相反的理由。

如果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同一個分析師會在說明一件事時提到長期利率將很快提高，並在說明另一件事的時候提到長期利率必然降低：以充滿信心又絕對權威的語氣，宣告每一個充滿矛盾的陳述。公眾沒有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更別提政客）簡直是一大幫傻瓜和騙子而解僱他們，真是一個奇蹟。

在過去的一年半中，柯林頓政府為了讓每一篇財經新聞都充滿樂觀，這種偽經濟的哄騙方式，已經加碼變成編造的胡言亂語。失業率上升？這是好事，你看，因為失業率上升意味著通貨膨脹的威脅減少，通貨膨脹的威脅減少意味著利率將下降，利率將下降意味著失業率將很快下降。而且，我們不再把裁員稱為「失業」，我們叫它「企業瘦身」，這意味著經濟上會得到更多的生產力，所以很快就會降低失業率。

此外，在柯林頓學以前的經濟學，所有的經濟學思想都認為，經濟衰退期間的增稅是「不好的」。但柯林頓在經濟衰退期間的巨大增稅卻變成經濟傑作，你看，因為這將降低赤字，而降低赤字也就會反過來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會帶我們走出經濟衰退。

什麼，你說，不像柯林頓保證的那樣利率下降，利率其實漲了？不過沒關係，因為，你看，高利率會檢核通貨膨脹，然後讓利率下降，所以我們一直是正確的！然後，下降就是上升，上升就是下降，一圈又一圈，沒人知道會停在哪裡。

任何看起來理智的經濟現狀評估都讓問題更糟，因為這些評估都基於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自封「科學」方法紀錄的商業周期，而這些資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被視為聖經。在此架構中，注意力被放在找出精確的商業週期高峰日與低谷日，忽視了這兩個日期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 1992 年某月被正式宣布為「低谷」後，其後的每一個期間在定義上都是「復甦」，僅管這個疲軟的「復甦」只比前一個「蕭條」好一厘米。然而，從常識的觀點看，事實上，假若我們只是比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候好一點點，這並不能被視為是「復甦」。

現在，讓我們嘗試消除當代兩個最常見也最令人震驚的經濟學謬誤。首先是低利率的迷戀。這讓我想起了二戰期間南太平洋地區開始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該地區的土著看到大鐵鳥從天上降下來，帶來了美軍士兵還有食物、衣服、收音機和其他物資。

戰爭結束後，美國軍隊離開了該地區，以前那些充足的物資也消失了。於是當地人運用高科技手段的經驗關連得出的結論，如果這些巨鳥被引誘回來，那些被熱切需要的物資也會一起回來。當地人建造出會搧動翅膀的假鳥，試圖「引誘」那些大鐵鳥回來。

同樣的，17 世紀的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看到荷蘭成為當時歐洲最繁榮的國家。在尋求了荷蘭繁榮的原因後，英國得出是荷蘭享受的低利率導致繁榮的結論。然而，還有更多合理的因果關係可以當成荷蘭繁榮的理論：更少的管制、更自由的市場和更低的稅收。

低利率，只是繁榮的現象，而不是原因。但是，許多英國理論家陶醉在他們發現的因果關係鏈，並呼籲政府強制推低利率來創造繁榮：將利率推到低於「自然」或取決於時間偏好的自由市場利率。然而，由政府強制而低於真正「時間偏好率」的利率，進一步造成嚴重的資源不當分配與市場扭曲。

另一個應該點破的，是金融媒體的全體失憶。在二戰發生前的過去，「經濟衰退」指的是價格、生產與就業的同步減少。然而，自二戰以來的每一個經濟衰退，價格，特別是消費品價格，則不斷上升。

簡言之，二戰後由金本位轉成廉價貨幣所伴隨而來的永久性通貨膨脹，使我們接連遭受幾個「通貨膨脹下的經濟衰退」，我們同時受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的打擊，經歷了這兩種情況的痛苦。然而，當消費者價格（或生活費用）在這半世紀以來從未下降時，最重要的事實「通貨膨脹式經濟衰退」反而被倒入歐威爾式「忘懷洞」，讓所有人都在通貨膨脹時鬆了口氣，因為「至少我們不會有經濟衰退」，或是失業率增加時「至少不存在通膨威脅」。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已經變成永久性的。

而每個人都遵照凱因斯主義的廢話「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即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彷彿那是仍然有效且不證自明的見解。人們什麼時候才會認識到，這種「權衡」的正確度，就像預測 1984 年蘇聯與美國會有相同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生活水平一樣。如果我們定神細看，那些正經歷高度通膨的愚昧國家（俄羅斯、巴西、波蘭），同時也遭受生產降低與失業；另一方面，像瑞士那樣幾乎無通膨的國家，同時享受接近零失業。

最後，總結我們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1980 年代，美聯儲展開了十年的銀行信貸擴張，而美國儲貸公司（Savings & Loans）的信用膨脹則加速此擴張。但是此時溫和上升的實際物價與 1920 年代的通膨性繁榮情況類似。1980 年代與 1920 年代末，美國與全世界都因為通膨性繁榮的「泡沫」破裂，經歷了漫長的經濟衰退，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來清除不健全的投資、降低工業商品的價格，還有重創集中在房地產市場的通膨熱潮。

為了要盡快擺脫衰退，美聯儲虛增銀行存款準備金並進一步推低短期利率：由於銀行信貸擴張速度高於持續處於低迷的工業經濟，結果反而造成股市與債券市場的人工繁榮。這兩年股票和債券價格的上漲顯然超出當前收入，而以下事情將要發生：要不是現實世界中的產業巨幅復甦來擔保高價股票，就是膨脹的金融市場面臨崩潰。

我們這些對不久後會有任何神奇的經濟復甦抱持懷疑態度與批評的人，同樣也懷疑政府操縱利率的可行性，而股票與債卷的持續大幅下跌，則在節目清單中。

【譯作】威士忌暴亂模式：當代適用嗎？｜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

Sun, 27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威士忌暴亂模式：當代適用嗎？｜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

文：吳莉瑋
圖：The National Gua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Rothbard 除了是經濟學家外，同時也是經濟史學家。由於歷史事件需透過主觀性的歷史紀錄來回顧與了解，因此，錯誤地詮釋歷史事件（甚至是扭曲事實）的情況或多或少都會發生。重要的是重新揭露事實，並且盡量以正確的角度詮釋。

威士忌暴亂事件的官方記載內容，在近期研究中被揭露許多錯誤，簡言之，威士忌暴亂並非如官方記載的地區性暴力拒絕納稅犯罪，而是全國性的和平拒絕支付社會運動，此事件的歷史意義，在於美國人民對抗政府掠奪並成功地捍衛自由與財產權。

威士忌暴亂模式：當代適用嗎？｜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最近幾年，美國人的國家象徵、假期與紀念日，一致性地遭受打擊。華盛頓誕辰已經被人遺忘，並把哥倫布詆毀成邪惡的歐洲白人男性，然後強加給我們陌生又抽象的慶典。象徵「受壓迫族群」的英雄代表被製造出來，遊街示眾地擺在我們面前接受歡呼。

這沒有什麼錯，但是，這樣的過程推進中，漸漸掩蓋了一些重要的事，並埋葬了我們的過去。特別是，有個廣泛分佈的族群，不僅受到壓迫，還有越來越多的貶低和蔑視：倒霉的美國納稅人。

今年一個美國重要事件的二百週年：美國納稅人拒絕支付可恨的課稅，在這個例子中，是威士忌的消費稅。歷史學家對威士忌暴亂不陌生，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這場暴亂的真正性質與重要性，被它的朋友與敵人給雙雙扭曲。

威士忌暴亂起因的官方版本，是賓州西部四縣拒絕支付威士忌消費稅，這個威士忌消費稅由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 1791 年春所提議，是他為了解決聯邦所預估的公共債務而提出的聯邦消費稅建議的一部分。

賓州的西部居民無法賦稅，官方觀點說，直到抗議、示威，並遭遇一些加諸於課稅員的違規行為後，華盛頓總統號召了 13,000 人的軍隊，並在 1794 年秋鎮壓暴動。聯邦稅徵收機關擊敗了地區性但戲劇性的挑戰。聯邦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保持安全。

這個官方觀點完全錯誤。首先，我們必須深入了解當時美國人憎恨的「內部稅收」（相較於關稅等「外部稅收」）。內部稅收，指的是可惡的課稅員會在你的臉上與財產上，搜索、審查你的記錄與生活、搶劫及破壞。

英國對美洲徵收過最可惡的稅，是 1765 年的針對所有內部文件與交易所課徵的印花稅：如果英國一直保持這種令人憎惡的稅，美國革命會早十年發生，並受到更大的支持。

此外，美國人從英國反對黨身上繼承了可惡的消費稅；在英國徵收了兩百年的消費稅，尤其是蘋果酒稅，引起了騷亂和示威，人民高舉口號「自由、財產、無消費稅！」。對於一般的美國人而言，聯邦政府預設自己有徵收消費稅的權力，看起來和英國皇室的課稅並沒有很大的不同。

官方意見對於威士忌暴亂的主要失真處，是將拒繳範圍限制在賓州西部四縣。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們知道，當時在美國「偏遠地區」，沒有人繳納這項威士忌稅：這些地區包含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與南卡羅來納州及喬治亞州的邊陲地區，還有整個肯塔基州。

華盛頓總統和漢密爾頓部長選擇在賓州西部上做文章，正是因為在該地區有許多樂於收稅的官員。這樣的官員在其他州的邊陲地區甚至不存在；肯塔基州或其他偏遠地區沒有發生暴力行為，是因為沒有人要當稅吏。

威士忌稅特別受偏遠地區憎恨，是因為威士忌的生產與蒸餾在那些地區相當普遍；威士忌對於多數農家都是自家產品，經常被用來當成交易中的交換媒介，就像貨幣。此外，為了達到漢密爾頓的計劃，稅務著重在小釀酒廠。結果就是，許多大型釀酒廠支持此項稅政，因為它可以削弱規模較小也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

賓州西部僅是冰山一角。問題的關鍵，是所有其他的地區從來沒有支付威士忌稅。反對聯邦消費稅，是新興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以及和傑佛遜政權在 1800 年「改革」的主張。確實，傑佛遜總統在第一任期間的成就之一是廢除聯邦黨人的消費稅。在肯塔基州，那些威士忌稅逃稅犯很明顯地顯示這項稅收本身應被廢除。

相較於威士忌暴亂的地區化與迅速撫平的說法，歷史事實與官方說詞有很大差異。那些美國偏遠地區的公民，都因為非暴力地拒絕支付威士忌稅而被逮捕。當地找不到法官願意為此定罪。威士忌暴亂事實上是廣泛且成功的，因為它最終迫使聯邦政府廢除消費稅。

除了 1812 年的戰爭期間，聯邦政府再不敢徵收國內消費稅，直到北營在南北戰爭期間把美國憲法重新解讀為中央集權的工具。這場戰爭的惡果之一，是針對菸酒進行永久性的聯邦「罪惡稅」，聯邦所得稅則沒什麼好說的，其可惡與暴政更甚消費稅。

難道以前的歷史學家不都知道這種普遍的非暴力反抗嗎？因為雙方都從事掩蓋事實的「陽謀」。顯然，反抗方不想因為他們實際上處於「非法狀態」而受到大量關注。

華盛頓、漢密爾頓和內閣們掩蓋了革命的程度，因為他們不希望宣傳自己的失敗程度。他們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試圖強制執行，或把部隊送到其他偏遠地區，後果是失敗。肯塔基州和其他地區也許會脫離聯盟。兩造雙方高興地掩蓋事實真相，而歷史學家則埋在騙局中。

因此，威士忌暴亂應該被視為自由與私有財產的勝利，而不是對抗聯邦稅收的勝利。這一課也許會激發後一代的美國納稅人，當他們受夠了彷彿舊日天堂威士忌稅或印花稅一般的政府掠奪和壓迫時。

註：對於威士忌暴亂有興趣的讀者，應參照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與 Steven R. Boyd, ed., The Whiskey Rebell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5)。Slaughter 教授據稱，一些在國會中反對漢密爾頓的對手認為：「該稅將解封哈耳庇厄的武器，在稅務署的作業下，刺探每個人的房產與個人事務，就像馬其頓方陣一樣擊垮阻擋在他們面前的對手。」不久後，反對者也預測：「襯衫沒課稅之前不能洗的時候將會來到。」

【譯作】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文：吳莉瑋
圖：focus2captur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opulation “Control”》，除了先談聯合國的各種活動，實際上儼然已經大步邁往另外一個不被任何人監督的專制世界政府，也把人口問題的謬論拿出來刷洗一番，一如政府的老把戲，魔鬼不在細節裡，而在讓所有人都忽略本來這些事情就不應該存在的前提裡。

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多數人都對聯合國還有它無止盡的活動與會議感到興致缺缺，並認為它們是一些枯燥繁忙的工作，用來維持那些日益增加的免稅官僚、顧問與專家。

這都是真的。但危險在於我們低估了惡意的聯合國活動。在那些乏味的廢話背後，是一個持續又恆久的路程，走向由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傲慢官僚所主導的國際專制政府。費邊式的集體主義仍驅動這些人不屈不撓地爭取權力。

最近的展示是近期的「人口會議」，而明年則緊接著同樣不祥的「婦女大會」。聯合國今年會議的電視宣傳也預告明年的會議，並以幾十年來最白痴的恆真句為梗：「提高對婦女的生活水準會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準。」只要把這句話裡的「婦女」替換成「男人」，它的荒謬平庸就變得明顯。

人口會議的潛在問題與謬誤，已經在墮胎問題的憤怒中失焦。在這個過程中，很少有人質疑這個會議的基本前提：廣泛地主張在世界各地（至少是在不發達的國家）中，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過多。

然後，解決方案被委婉地命名為「人口控制」，而本質上則是利用政府權力，以鼓勵或強迫的方式，限制人口增長或人口上限。當然，從邏輯上講，那些反人類的狂熱分子（畢竟人口不就是人類所組成的？）應該支持由政府規劃大規模屠殺現有人口，特別是在據稱人口過多的發展中國家（或是第三世界這個舊術語）。但他們似乎被什麼給阻止，也許是可能會被指控「種族主義」。於是他們只好專注於限制未來的出生人數。

在反人口氛圍全盛時期的高峰，出現人口零增長（Zero Population Growth, ZPG）運動，呼籲終結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長，包括美國模式的簡單推導，警告在不久的未來，人口數目將增加到地球沒有空間容納的地步。

事實上，美國的人口零增長歇斯底里高峰期出現在 1970 年代初，他們被 1970 年公佈的人口普查打得一敗塗地，該普查顯示，人口零增長支持者實際上已經達到目標，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轉下。

有趣的是，同一批人只用了一點時間，就開始抱怨低人口增長率意謂著人口老化，然後未來誰要來養這些越來越多的老人？從這個時期開始，及早且「尊嚴」的老人死亡成為左派自由主義的教條之一。

人口零增長支持者的標準呼籲是一套強制性的限制，每名婦女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其後需由政府強迫絕育，或對違反規定的婦女進行人工流產。（中國的共產黨一如慣例，做得比人口零增長支持者的標準還好，1970 年代開始強制實施每個婦女只能生育一個嬰兒的限制。）

「自由市場專家」有效率地放緩極權主義的滑稽例子，是反人口狂熱者兼傑出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E. Boulding）的提議。博爾丁給出了典型的經濟學家「改革」。政府不強迫每個生育了兩個孩子的婦女絕育，而是每個婦女有生育兩個嬰兒的權利（出生時就有還是進入青春期才有？）。每個婦女都可以生兩個，每生一個就少一個，或是，如果她想要有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她可以在「嬰兒生育權的自由市場上」，從只想生一個或是不想生孩子的婦女手中購得多的嬰兒生育權。簡潔有力，不是嗎？那麼，如果我們先從原來的人口零增長計劃開始，再引進博爾丁計劃，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變得更好，因此達到「柏拉圖最適」？

雖然這些人口控制狂似乎放棄要控制先進國家的人口，他們在第三世界仍舉足輕重。的確，如果你看看這些國家，會看到很多人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中挨餓。但是，把人口數量看成此種現象的主因，是一個基本的謬論。

事實上，人口數目一般都隨著生活水平移動，而不是影響生活水平。當勞動需求與生活水平提高時，人口會增長，反之亦然。人口上升是一種訊號，隨之而來的是繁榮與經濟發展。例如，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香港，它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亞洲其他地區，包括人煙稀少的中國新疆省。

英國、荷蘭和西歐通常都有相當密集的人口，並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非洲其實人煙稀少。因為它的資本投資水平很低，以至於無法支持太多人口。批評者指出，盧旺達和蒲隆地的人口稠密，但問題是，他們是非洲的例外。羅馬帝國的首都擁有大量高密度人口，但在它崩潰的時期人口大為下降。對羅馬而言人口下降不是一件好事。與此相反，這是羅馬衰弱的一個跡象。

這個世界，甚至是第三世界，並沒有因為人口過多或是增長過快而受苦。事實上，世界人口的總量雖然還沒有下降，但是增長速度已經下降。第三世界的苦難，是因為缺乏經濟發展、缺乏私有財產權、政府強加的生產與控制，還有大量接受外援反而排擠私人投資。其結果是太少生產力儲蓄、投資、創業和市場機會。他們迫切需要不是更多的聯合國控制，無論是人口還是其他任何事，而是國際與國內政府的放任。人口將會自己調整。但是，當然，經濟自由是聯合國或其他官僚都不願意帶來的事。

【譯作】工會問題｜The Union Problem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工會問題｜The Union Problem

文：吳莉瑋
圖：cliff1066™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Union Problem》，在罷工運動不盛行的台灣，或許會真的相信美國的罷工運動偉大故事，但事實通常和故事有差別。

在自由市場中，當一個雇員不滿於目前的工作環境，他隨時都擁有辭職與跳槽的自由，另一方面，雇主認為無法接受員工要求的時候，也有解僱對方另聘他者的權利。當然，如果勞資雙方有簽訂合約，違約的一方得承擔違約責任。

換句話說，除非你是摩西能夠號召全世界的工人（摩西夠力嘛？），否則，一個生產力只有一小時一千塊的人，想要要求到一小時一千五百塊的薪資，又奢望雇主會甘於賠錢支付，在自由市場中是不太可能會發生的情況。如果雇主對你特別喜愛可能就另當別論，畢竟，討雇主歡心也是一種生產力。自由市場的罷工要成功，第一要罷工者所要求的條件低於他能夠創造的生產力，第二要剛好雇主找不到更便宜的替代員工。

既然罷工條件這麼高，為什麼那些歐美國家留下那麼多傳奇的罷工故事？其成功的關鍵在於迫使雇主退步，雇主退步的原因只有他除了答應工會要求之外別無他法，因為雇主不自由。

透過使用暴力、佔領私有產權等侵權方式，再加上透過政治斡旋通過的諸多法令，禁止雇主解僱工會人員、禁止法院發出抵制暴力的強制令等等。工會運動在短期內達到談判目的，但長期下來，就造成那些工人產值難以達到工會要求的產業，因為提高的成本而減少產品競爭力，最後那些產業不是外流（例如到罷工比較不可怕的亞洲開廠或代工）就是倒閉。

工會問題｜The Union Problem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工會再次展示他們的肌肉。去年，工會的罷工成功地造成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的損失後，該公司被迫以低價出售給願意接受工會條件的英國大亨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在這之前，巴士司機工會襲擊灰狗巴士公司《Greyhound》並計畫贏得漫長而血腥的罷工。工會，儘管其成員數目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幅下降，是如何贏得這些罷工的呢？答案很簡單：在這兩個案例中，管理層試圖僱用替代工人來保持生產。而在這兩個案例中，系統性暴力被使用在產品與那些替代工人身上。

在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的罷工事件中，擁有該新聞的芝加哥論壇報公司《Chicago Tribune Company》顯然沒有意識到，紐約司機工會是惡棍和暴徒手中的工會。工會持續地暴力攻擊書報攤，直到沒有人願意販賣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而警察則像典型的南方警察一樣，奉命在勞資糾紛中維持「中立」，換句話說，就是當工會對雇主與非罷工工人動粗時撇開目光。事實上，在此次罷工期間，市面上唯一可以看到該新聞的地方，是遊民們在地鐵的兜售。顯然，工會認為毆打或殺害遊民對公共關係形象沒有太大幫助。在灰狗巴士公司《Greyhound》的罷工事件中，狙擊手多次射擊巴士、傷害司機與乘客。總之，使用暴力是罷工獲勝的關鍵。

美國的工會歷史替暴力罷工罩上浪漫和誇張的故事：博爾曼大罷工（Pullman strike）、霍姆斯特德大罷工（Homestead Strike）等等。由於勞工歷史學家幾乎都偏向於支持工會，他們強烈地暗示幾乎所有暴力都是用人單位與警衛所犯，他們肆意毆打罷工工人或工會組織。事實完全相反。幾乎所有的暴力都是工會對雇主財產的侵犯，特別是把那些替代工人抹黑成罷工工賊（Scab）。（要不要來談談羞辱式語言！）

工會總是罪魁禍首。雇主並不希望暴力，他們要的是和平與寧靜，不受阻礙與順利地生產和出貨。暴力是破壞，勢必會損害公司的利潤。但是，工會的勝利取決於它是否能使該公司繼續生產，因此他們必須消滅那些直接競爭對手，也就是替代工人們。

親工會的辯護者經常堅持工人有「罷工的權利」。沒有人否認這點。很少有人會主張強迫工人。除了一些恐慌的例子，如杜魯門總統威脅要徵召罷工的鋼鐵工人進入軍隊後，再迫使他們回去工廠。每個人肯定都有辭職的權利，這不是問題。問題是，雇主也有權利聘請替代工人並繼續生產。

工會也在展現他們的政治肌肉，施壓國會通過立法，禁止雇主僱用永久性替代工人。因為永久性替代工人的意思是告訴那些罷工者：好，你不用再回來了！現在，雇主已經被嚴重限制了此種權利，他們不能聘用永久性替代工人，也就是解僱任何以「不公平勞動」為名發起罷工的罷工者。國會應該做的是把權利延伸到可以解僱這些「不公平勞動」。

除了他們的習慣性暴力外，所有工會的理論都漏洞百出。他們的觀點是，工人不知怎地「擁有」自己的工作，因此，雇主僱用替代性勞工來告別罷工者是非法的。雇主解僱或僱用其他人的行為就侵犯了「工作所有權」。沒有人擁有任何在未來的「工作所有權」，人只擁有已完成之工作需依照合約支付的權利。沒有人應該要擁有永遠把手插在雇主口袋裡的「權利」；這並不是「權利」，而是系統性竊盜他人財產。

即使工會不直接暴力，改用那些備受尊敬且被歌頌的警戒線，顯然，那也不過是一個恐嚇替代工人或消費者不准越線的兇殘警告。把警戒線跟「表達的自由」當成同一種概念的想法很可笑：如果你想宣佈某個小鎮裡有場罷工，你可以只設置一個告示牌，或是選用侵入性低的方法，在當地媒體上廣告。但即使只設置一個告示牌，問題來了：沒有人有權利未經同意在他人的財產上設置告示牌或表達訊息。在此問題上，法院產生了混淆與不一致：難道罷工者有權利在目標雇主的財產上設告示牌？這顯然侵犯雇主的財產權，雇主被迫接受侵入者進入他的土地，譴責他並傷害他的生意。

這個問題又是如何：工會有權利在工廠或公司前的人行道上設置告示牌嗎？到目前為止，法院已欣然接受該權利的行使。但是，人行道上通常緊臨業主的建物，而業主也必須維護並保持其暢通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業主也「擁有」人行道，因此，禁止在私有財產上設置告示牌的規定也應適用於這裡。

美國的工會問題有兩方面急需改革。其中之一工會的系統性暴力。在地方層級，透過指示警察以保衛私有財產來補救；在聯邦層級，廢除惡名昭彰的「諾利斯－拉瓜蒂亞法案（Norris-LaGuardia Act of 1932）」，該法案禁止聯邦法院發出強制令對抗發生在勞資糾紛中的暴力。

在 1932 年之前，這些禁令非常有效的阻止工會暴力。該法案通過的基礎是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備受尊敬的假研究，他謊稱該禁令並非反對暴力而是反對罷工。（對於法蘭克福研究的明確駁斥，很遺憾地晚了半世紀。參見 Sylvester Petro, “Unions and the Southern Courts - The Conspiracy and Tort Foundations of Labor Injunction," The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March 1982], pp. 544-629.）

第二個重要的步驟是要廢除德高望重的「瓦格納法案（Wagner Act）」（國家勞動關係法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1935 年通過後至今仍然存在，儘管屢經修改，仍然是美國工會的基礎法，還有那些複製聯邦法規的州法。該法案在經濟課本中被誤導性地稱為「保證勞工的集體談判權」。廢話，工會一直有這樣的權利。該法案的真正效果，是迫使雇主要「真誠地」與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選出來的「談判單位」進行集體談判。所謂的「談判單位」只是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一個任意又專斷的定義。

談判單位的成員替別的工會（或是沒有任何工會）進行投票，而工人則被迫成為該工會的「代表」。為了建立這種強制性的集體談判，雇主被禁止解僱工會組織者，被迫提供工會組織空間，還被禁止「歧視」工會組織者。

換句話說，我們從 1935 年以來就受苦於強制性的集體談判。工會從不會滿足於「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將永遠不會有自由的經濟體系，直到「瓦格納法案」和「諾利斯－拉瓜蒂亞法案」被廢除，這兩個法案，是從羅斯福新政以來而至今仍困擾這個國家的中央集權制的重要組成部份。

【譯作】代金券錯在哪？｜Vouchers: What Went Wrong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代金券錯在哪？｜Vouchers: What Went Wrong

文：吳莉瑋
圖：Jaypeg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Vouchers: What Went Wrong》，Rothbard 除了提出此類配給代金券的社會主義成份外，也建設性地提供目前公立學校的教育系統能如何改善：（1）廢除私立學校的規定；（2）削減公立學校的預算；（3）保證嚴格地控制公立學校的家長和納稅人在各自的學區；還有（4）減稅，讓人們可以退出公立學校。

代金券錯在哪？｜Vouchers: What Went Wrong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加州第 174 提案是至今最雄心勃勃的教育券計劃。它提前做好仔細的計劃，由經驗豐富的競選經理領導，並由保守黨和自由意志論者進行全國性的宣傳工作，最後在被廣泛認為公立學校系統並非全然失敗的州內試行。然而，在 11 月 2 日投票中，第 174 號提案被選民遺棄，在每一縣中失去支持，以七比三退場。

出了什麼問題？支持者指責那是因為反對的教師工會提供的壓倒性資金優勢。但是，公立學校教師的反對是不可避免的，而會被提前估計。此外，1978 年提議要削減物業稅的加州第 13 號提案，規模遠比教育券計畫龐大，仍然席捲了超過二比一的票數。相反，在這個例子中，資金缺乏僅僅是在反應支持選票缺乏。

教育券的倡導者，就如試圖推動平等權利修憲案的女權主義勢力，遇到失敗後開始虛張聲勢，發誓要永遠不斷的嘗試。儘管有激烈的抗議，但當女權主義者認識到這個提議將會失敗時，就像放開燙手山芋一般放棄了他們的建議。或許教育券部隊會同樣開始面對現實，重新考慮他們整個計劃，也希望他們不要繞過選民，試圖透過行政或司法體系強制實施他們的計劃。最大的問題就在教育券的計劃本身。

教育券部隊是從發現公立學校系統的錯誤開始。每個政府的公立學校都有一個問題：透過強制手段而不是自由市場推動，公立學校系統的效率都非常低。但是，當自由市場上的低效率會慘遭虧損淘汰時，政府的低效率只會導致加速的浪費。稅收制度與既得利益遊說團體，會雙雙導致這個系統像大象 Topsy 一樣增長，或說是，像民間社會的癌症一樣擴張。

另一個公立學校的嚴重問題是，相比於水或運輸等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公立學校身負教育青年的重要功能。政府的教育必然要偏向支持中央集權制，也必定會灌輸服從國家機器和支持時政等觀念。

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論者設想的教育券計劃，由注意到這些公立學校系統的嚴重缺陷開始。但在快速解決問題的渴望下，他們忽視了同樣重要的問題。

公立學校系統還有兩個其他的嚴重缺陷：第一，納稅人被迫補貼和教育別人的孩子，尤其是窮人家的孩子，使它構成社會福利計劃。第二，這個系統的固有理想，是強制性的平均主義「民主」，換言之，中產階層的孩子被迫和窮人的孩子放在一起教育，而其中許多人是不可教育的，甚至有些是犯罪者。

第三，作為一個必然結果，當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是不必要且可替換時，有些公立學校表現得比其他學校更糟糕。更明確地說，許多在郊區的公立學校學生的密度適中，而且充分地受到當地家長的控制，因此運作良好，也足以滿足該學區的父母。

正如教育券支持者約翰．米勒（John J. Miller）在華爾街日報寫道：「大多數郊區居民，那些組成共和黨的人，對於他們孩子身處的學校感到滿意。他們的孩子學業表現良好，…並拿到著名大學與學院的入學許可。此外，郊區的富裕人家有能力自由選擇在哪裡生活，從而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選擇學校…這些已感到滿足的家長最不希望的就是教育改革。」

任何革命家都有責任，不管是教育或其他革命家，去考慮所有的問題和後果，然後才開始撕裂社會。教育券的革命者，除了沒有改善公共教育所造成的固有問題，還把事情搞得更糟。

教育券的措施將大大擴張福利制度，使中產階層的納稅人得像支付公共教育一般，替窮人支付私立學校的費用。那些沒有子女或是子女在家自學的人，必須要繳稅支付公立與私立學校。補貼總是緊隨著控制而來，教育券計劃將把政府對公立學校的主導地位，擴大到目前或多或少相形獨立的私立學校。

尤其是在郊區，教育券計劃會破壞現有運作良好的學校，為了要達到他們新形式平等，許多內陸城市的孩子會被強加到郊區學校。一個最不受歡迎的「教育革命」。

此外，教育券革命家愚昧地集中於父母的「選擇」，他們忘記，當他們以納稅人的錢來擴大那些貧窮家長的「選擇」時，同時也是在限制郊區或是私立學校家長希望孩子受教環境的「選擇」。重點不應該是抽象的「選擇」，而是收入。當你或你的家庭收入增加時，你就有更多如何運用這些財富的「選擇」。

此外，沒有必要為特定的商品或服務訂製「代金券」：教育券、食品券、住房券、電視券，或者你想要的其他東西。迄今為止最好的「券」，就是你老實賺來的美元紙幣，不要搶別人的，即使他們是納稅人。

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論者怎麼會讓自己陷入這個陷阱？難道，在「政治現實主義」的名義下，他們不僅放棄了他們對自由與私有財產權的原則，還發現自己花費精力和資源在沒有希望的主張？他們把關注從私有財產權的中心思想卸下。跑去追求看起來「現實」的目標，推動平均主義來扶貧。教育券倡導者輸了，因為人們希望保護他們的社區不受國家掠奪。這是教育券的倡導者應得的。

如果教育券的粉絲不是無可救藥地執著福利國家與平均主義，他們可以怎麼做，結合自己宣稱的自由與私有財產權原則，積極又實際地進行推廣？他們可以：（1）廢除私立學校的規定；（2）削減公立學校的預算；（3）保證嚴格地控制公立學校的家長和納稅人在各自的學區；還有（4）減稅，讓人們可以退出公立學校。

讓每個學區的學校自己做決定，擺脫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這也意味著教育券政策書呆子們（大部分住在華盛頓、紐約和洛杉磯）也應該要退出其他的學校，待在自己的城市，把精力花在改善自家後院誠然可怕的公立學校。

【譯作】私有化｜Privatization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私有化｜Privatization

文：吳莉瑋
圖：Herr Olse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rivatization》，Rothbard 開心地看到政府開始以出售資產當成平衡預算的手段之一，對於政府難得出現的建設性作為（至少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建議政府應該加速資產私有化的速度，除此之外，我還另外加碼建議，順道解除各種行業的沒用政府管制或獨賣法令吧。

私有化｜Privatiz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私有化」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近期的流行語。每一個公民課本裡說只有政府能提供的功能，例如監獄，都正被私人企業成功收購，並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終於，時髦的概念有點意義。

私有化本身是一個偉大且重要的事。它的另一個名字是「去社會化」。私有化能夠逆轉我們進行了將近一世紀的致命性社會主義轉化。把資源從政客與官僚等非生產者的強制性部門手中取出，並把這些資源交給自願性機構的創作者和生產者，是偉大的美德。留在私營生產部門的資源越多，那些寄生在生產者身上且降低消費者生活水準的負擔就越少。

狹義而言，私營部門永遠比政府更有效率，是因為私營部門只能靠高效率地服務消費者來取得收入。效率越高，收入與利潤就越高。相反地，政府部門的收入與效率或者是服務品質無關。政府收入是強制性地從納稅人身上提取，或透過通貨膨脹榨取消費者的口袋。在政府部門裡，消費者不是預計要服務或拉攏的對象，他們並不受歡迎，因為他們會「浪費」由官僚機構擁有或控制的資源。

在私有化過程中一切都是公平的。社會主義者曾爭辯說，他們希望做的事，是把整個經濟變成一個巨大的郵局。在政府壟斷的郵政業務帶來許多羞恥的今時今日，再沒有社會主義敢這麼認為。有個標準的說法是，政府只應做一些「私人公司或公民不能做」的服務。但是，他們不能做什麼？現在由政府所提供的每一種商品或服務，不管是現在或是以前，都成功地由民營企業提供。另一種說法是，有些「過於龐大」的活動，民營企業難以履行。但是，資本市場是巨大的，而且也有許多企業成功地集資進行需要遠比許多政府活動更昂貴的事業。此外，政府並沒有自己的資本，政府擁有的一切都是從私人生產者手中徵稅而來。

「私有化」作為融資鉅額政府赤字的手段，在政治上開始變得流行。的確，赤字不僅可以透過削減開支與增加稅收，也可以透過將資產出售給私營部門來減少。那些曾經嘗試要把政府資產增加來合理化赤字的經濟學家們，現在可以開始要求他們證明（最後市場出價到底有沒有造價來的多），要不就要求他們閉嘴：換句話說，開始出售這些資產來降低赤字。

很好。幾十年來，聯邦政府已經囤積巨額資產。大多數西部州的土地都被聯邦政府限制使用。實際上，聯邦政府扮演著巨大的壟斷者：把大量如土地、水域、礦產與森林等有價值的生產性資產保持隔離。透過資產鎖定，聯邦政府一直在生產率與每個人的生活水準。聯邦政府同時也扮演巨大的土地與自然資源卡特爾集團，限制這些資源的供應量，而將這些資源的價格保持在人為高價。如果政府資產私有化，使得這些資源進入生產系統，那麼，生產力將上升，價格也會下跌，而我們所有的人的實際收入將大大增加。

通過出售資產來減少赤字？當然，讓我們開足馬力。但是，我們必須得不堅持以高價出售這些資產。賣吧賣吧，不管是什麼價格。如果收入不夠結束赤字，那就再賣吧。

幾年前，在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國際集會中，據稱是自由市場倡導者的柴契爾政府工業部部長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被問道，為什麼嘴巴總說私有化，卻沒有對被工黨政府國有化的鋼鐵業進行任何動作？約瑟夫爵士（Keith Joseph）解釋說，鋼鐵業在政府手中正在虧損，「因此」無法放到市場上要價推售。此時，有個著名的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跳了起來，在空中揮舞著一美元的鈔票並喊道：「這裡，我出價一美元買英國鋼鐵業！」

的確。所有的東西都有價格。即使是破產的行業，也很容易能出售其廠房和設備，讓民營企業用於生產。

因此，低廉價格也不能停止政府以私有化來平衡預算。即使以低廉的價格不應該停止在尋求聯邦政府，平衡預算私有化。這些美元將增加，只要給自由與民營企業一個機會。

【譯作】私有化的準備工作｜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私有化的準備工作｜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

文：吳莉瑋
圖：amank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Rothbard 很實際地提出，在進入最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世界之前，我們這些仍然得活在政府的糟糕統治下的一般人，可以怎麼努力（還有不應該怎麼做）。

簡單地說，把學校、道路、圖書館等政府業務盡可能像私營企業一樣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經營。這些努力都沒法像最終真正私有化一樣好，但在此期間，我們這些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至少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比較能承受或比較滿意。

私有化的準備工作｜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很清楚政府服務與營運應該做什麼：私有化。雖然目標很清楚，但是達到目標的過程則有些混亂。除了試圖加快私有化，並透過削減政府部門預算來間接加速這個過程外，在此期間，還有什麼是應該做的？幾乎沒有自由市場倡導者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而思考這個問題則是必須的。

首先，把政府運作分成兩個部份很重要：（a）政府努力（儘管效率低落且方式拙劣）提供商品與服務給私人消費者與生產者；及（b）政府對於公民的直接強制，因此是反生產的。這兩組運作都透過強制徵稅來集資，但至少 A 組提供所需的服務，而 B 組則是直接有害的。

針對 B 組，我們要的是不是私有化，而是取消。難道我們真的要私有化那些監管委員會和執行那些清教徒式藍色法規（blue law）的機構？我們需要非常有效率的公司來執行督稅？當然不是。儘管無法取消，我們可以盡可能地減少他們的預算，讓這些機構的效率越低越好。如果那些美聯儲、證交會等機構的官僚上班的時候都在打混，將最符合公眾利益。

那郵政業務、興建與維護道路、公共圖書館、警察和消防部門，還有公立學校等等 A 組的活動又該如何？該拿它們做什麼？1950年代，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第一個廣為人知的作品《富裕社會 The Affluent Society》中指出，美國的私人富裕與公共骯髒緊緊相依。他得出的結論是，私人資本主義有嚴重錯誤，公共部門應該大幅擴張（用私營部門的錢）。這種擴張經過四十年後，公共骯髒似乎更差，而我們都知道，私人富裕也開始從邊緣崩落。顯然，加爾布雷斯的診斷和解決方案完全是錯誤的：問題在於公共部門本身，而解決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還有取消反生產的部分）。

但在此期間，應該做些什麼？

有兩種可能的理論。第一種，在法院與左派自由主義者的圈子內佔主導地位，也被一些自由意志論者所接受，即，只要任何活動是屬於公領域，公共骯髒就必須最大化。由於一些隱諱的原因，公營部門的營運得像貧民窟而不是一般企業，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因為這些使用公營部門服務的消費者，正代表著不支持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使用這些設施的「權利」。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經常譴責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為「叢林法則」。但這種「平等使用機會」的觀點，把叢林法則帶到每一個領域中，因此也破壞了政府活動的本意。

例如：擁有公立學校的政府，沒有權利像任何私立學校所有者一樣，剔除不可救藥的學生、維持課堂秩序，或者提供父母希望的教育內容。政府，相較於任何私人道路或社區所有人，沒有權利禁止乞討、污染街道，騷擾和威脅無辜的公民；相反地，那些縱火者在公眾場合有「言論自由」，或是更廣義的「表達自由」，當然，他們在真正的私有道路、商場或購物中心裡不會有。

同樣，在新澤西州最近的一個案例中，法院裁定，公共圖書館無權驅逐生活在圖書館的流浪漢，顯然他們不是為了學術目的使用圖書館，還以惡臭與猥褻行為把無辜的公民趕出去。

最後，紐約市立大學，曾經具有高度學術水準的機構，已經因為「開放招生」的政策淪為空殼，因為每個生活在紐約市的白痴都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左翼自由主義急切地推動這些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目標是讓整個社會都加入那個已經被公共部門證實的骯髒叢林中，把所有與公領域相關的私營部門都拖下水。但是，為什麼有些自由意志論者也同樣熱情地支持這種「權利」？

似乎只有兩種方式來解釋自由意志論者投入這種思想的懷抱。那些與左派自由主義者同樣熱情地擁抱叢林的，只是左派自由主義者的另一種變體；或者是那些認為越壞越好，並試圖讓政府活動盡可能地恐怖，恐怖到人們因此被嚇壞而迅速地私有化。如果原因是後者，我只能說，這種策略極度不道德也不可能獲得成功。

這種策略的失德顯而易見，因為政府的恐怖不需要晦澀難懂的道德理論才能讓人看到，美國公眾已經在中央集權下受苦夠久，不需要自由意志論者再火上加油。它也注定要失敗，因為這樣的後果不僅遙遠也難以產生連結，或者是公眾在理解之後，會發現自由意志論者也是釀成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

因此，那些高論的自由意志論者，如此缺乏常識，又不去接觸那些走在路上、使用公共圖書館或送孩子到公立學校的真實人們所關注的問題，他們的不幸收場，就是抹黑自己（這損失其實不大）和自由意志的理論。

那麼，在達到削減預算並實現最終私有化目標之前，什麼是第二種如何執行政府業務比較可取的理論？簡單地說，把學校、道路、圖書館等政府業務盡可能像私營企業一樣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經營。這些努力都沒法像最終真正私有化一樣好，但在此期間，我們這些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至少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比較能承受或比較滿意。

【譯作】查維斯的遺產｜The Legacy of Cesar Chavez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查維斯的遺產｜The Legacy of Cesar Chavez

文：吳莉瑋
圖：**b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Legacy of Cesar Chavez》，Rothbard 重新說了一回被渲染了傳奇色彩的農工運動領袖查維斯（Cesar Estrada Chavez）故事，和理想主義者的版本相反，在經濟學的世界裡，查維斯不過是另一個浪漫的現代造神運動產物，充滿熱血沸騰的宣傳造勢。

從公共關係角度上看，查維斯是成功的，但從「經濟現實」層面看來，他留給我們的啟示是：真的想發起社會運動來幫助別人的話，先學點經濟學吧。

查維斯的遺產｜The Legacy of Cesar Chavez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越來越活在雅各賓時代（Jacobin Age）。存在生日、紀念日和其他紀念活動內的回憶，對於個人、家庭，甚至是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儀式是個人或全體對於身份認同的關鍵。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洞察這個道理，因此，他們掃除所有古老的宗教節日、生日，甚至是法國曆法，並替換成新的人名、日、月等人工紀念。

雅各賓式轉變過程近幾年也在美國發生，儘管較為緩慢。美國自我認同與奉獻精神的重要節日已被清除或貶低，例如：「華盛頓誕辰」已經變成抽象的「總統日」，意義只剩週末的一個假期，而為了紀念發現美洲大陸 400 週年的芝加哥世界哥倫比亞博覽會，在 500 週年的 1992 年秋天舉行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發現美洲大陸普遍被辱罵為惡性滅絕種族的「死掉的歐洲白人男性」。現在看來，每個星期媒體都會拿出一些我們需要紀念的鮮為人知替代人物或事件。

最新的人造英雄是查維斯（Cesar Estrada Chavez），他在去年四月去世，享年 66 歲。一連幾天，電視和新聞都充滿了對查維斯與他所謂成就的吹捧。美國總統柯林頓宣稱「勞工運動與所有美國人都失去了一位偉大領導者」，並稱查維斯是「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真正英雄」。而我們還被提醒巴比．甘迺迪（Bobby Kennedy）在 1968 年所作的評論：「查韋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人物之一。」

查維斯到底做了什麼而獲得這些奢侈的榮譽？他曾經首次成功組織加州與其他南方洲中被「剝削」的低薪移民農工，從而改善了他們的生活。過著簡樸的生活，身為聯合農場工人（United Farm Workers）的發起者與領袖，他只接受小額薪俸，並打動許多輕易相信他的年輕派自由主義者，而被視為「聖人」。他的崇拜者們沒有意識到，錢不是唯一可以激勵人的動機；追求權力也是。

事實上，查維斯運動在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是新左派理想主義者的流行主張。在受
自封為「專業激進派」的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培訓後，查維斯成功地替他的工會運動戴上半政治、半宗教的光環，包括讚美詩、遊行、禁食與和旗幟。他推廣了西班牙語「La Causa」（他的主張）與「Huelga!」（罷工），為了支持他的對抗葡萄園主的五年罷工，激進地抵制葡萄。查維斯的農工陣營吸引了許多短期神父、修女，還有那些把年輕人送到古巴的「我們必勝（Venceremos Brigade）」組織的年輕理想主義者。

抵制葡萄的運動，終於讓葡萄園主在 1970 年被迫與 UFW 和談：五年之後，當他新當選的盟友州長傑瑞．布朗（Jerry Brown），推動通過農業勞動關係法（Agricultural Labor Relations Act）時，查維斯達到他表面上成功的巔峰時期，在農業上，第一次出現引人注目的集體談判。

事實上，這個新的加州法差點導致倒店危機：它的「良好信譽條款」，允許工會領袖拒絕任何質疑工會領導人決策的意見。

然而，儘管擁有理想主義者的擁戴，加上加州政府的強制性手段，查維斯的事業仍走向失敗。他夢想 UFW 可以組織這個國家的所有移民農工，他的工會成員數像自由落體一樣，從 1970 年代中期的 70,000 人下降到今日的 5,000 人。在 UFW 的心臟地帶，加州沙林纳斯谷（Salinas Valley），與工會簽有合約的蔬菜園主，數目從 35 驟降到目前的 1。現在，在微薄的工會薪俸中，只有一半來自會費收入，另一半則由懷舊的理想派提供。

出了什麼問題？查維斯的一些批評者指出，他個人對權力的眷戀導致他排擠一連串的組織者，並踢除工會中所有精明的非西班牙裔管理成員。

但真正的問題是經濟，笨蛋。從長遠來看，經濟法則戰勝了象徵、喧鬧與激進風格。在市場經濟下，工會僅能透過控制勞動力供給獲得成功：當工人數量少且工作技能要求較高時，他們不容易被取代。移民農工，相反地，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有豐富、數量不斷成長也不斷移動，因此也「不可控制」的供給。而以移民農工的低工作技能要求與豐富的數量來說，他們很容易就會被取代。

移民農工的低薪並不是「剝削（不管這是指什麼）」的現象，而是他們的工作技能較低且容易被替換。任何呼籲解除這種「剝削」的人，應該先問自己，為什麼這些工人季節性地從墨西哥到美國來做這些工作。答案是「相對論」：美國人眼中的「低薪」與悲慘生活，在墨西哥人眼裡，或者，更確切地說，在那些工作技能低而選擇每季長途跋涉的墨西哥人眼裡，那是高薪與好工作。

事實上，對於這些農工而言，他們心愛的工會失敗反而是好事。如果工會很「成功」，它所施加的抵制與加州立法機關的強制令，只是把加薪或提高環境條件的成本轉移到那些被迫失業的人身上，迫使他們留在條件更惡劣的墨西哥。幸運的是，甚至就連強制令也沒有違反經濟法則。

一如匿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安格斯．布萊克黑（Angus Black）在抵制葡萄時期的警告：如果你真的很想改善葡萄工人的生活，就不能抵制葡萄，相反地，吃越多葡萄越好，還要告訴你的朋友一起這麼做。這將提高消費者對葡萄的需求，因此能同時增加就業與葡萄工人的薪資。

這個告誡，當然，從來沒有被聽取。對自由派而言，比起實際去學習能真正幫助關注對象的經濟現實，享受偽宗教式社會運動的參與感然後自我感覺良好地做出不吃葡萄的犧牲，總是比較容易。

查維斯的真正遺產是負面的：忘記那些個人魅力與炒作，學點經濟學。

【譯作】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文：吳莉瑋
圖：alphadesign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透過柯林頓推動槍枝管制的實際案例，Rothbard 上了一小課政府干預經濟學：（1）費用或者是其他有的沒有的替代性名詞，都是稅的委婉說法；（2）提高企業徵稅將導致成本提高，造成供應減少，打擊消費者的購買，最後讓被提高徵稅的產業委縮；（3）營業稅增加會受到大公司歡迎，因為這種全面性措施可以提高企業經營門檻，替競爭力低落的大公司趕走新興小企業，製造卡特爾集團；（4）規模較大的公司，透過鼓吹政府干預、管制，能卡特爾化整個產業；以及（5）福利國家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干預主義理論家與各產業的大公司所組成的致命聯盟。

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最近爭議持續不斷，討論柯林頓總統是「花稅派」老民主黨（社會主義）還是「中間派」新民主黨。中間派的新民主黨概念，一般都被認為很模糊，不過最近有兩個新民主黨的例子，看得出來，到目前為止，新舊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第一個例子，是柯林頓的集體主義「國家服務」計劃，讓納稅人提供大學教育給被選定的青年。作為回報，這些青年得志願參加政府或社區瑣細無用又浪費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這些工作比起讓消費者真正受益的私營部門工作具有更高的道德優越感。

第二個例子，證明柯林頓先生「不新」的主要證據，是他強調對抗犯罪。但他的犯罪控制，似乎包括所有其他的實物，除了真正的問題之外：犯罪者。相反地，他禁止或嚴格限制一些物品，例如象徵性暴力（玩具槍、「暴力」的電玩、卡通動畫片和其他軟體），以及可能會被用於犯罪或自衛的武器。

到目前為止，槍枝是新禁酒主義傾向者最喜歡的目標。接下來我們可以他們開始攻擊刀子、石頭還有棍棒嗎？

柯林頓政府最新的槍支管制計畫，提供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政府干預經濟課程。到今年為止，如果你想成為有牌的槍枝經銷商，你只需要支付每年 10 美元。但是，「布蘭迪法案」將聯邦牌照費一舉提到每年 66 美元，增長超過五倍。即使如此，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還是不滿意，他建議把牌照費提高到十倍以上：每年 600 美元。

牌照費大幅上漲，最引人注意的，是本特森宣佈他很歡迎高額牌照費將會卡特爾化槍枝零售業。本特森根據前者的不當結論，抱怨說，全國有 284,000 的槍枝經銷商，比麥當勞餐廳的數目多上 31 倍。

那又怎樣？這個愚蠢的比較基礎是什麼？為什麼不比較所有餐廳的總數呢？或者所有的零售商店？還有，誰能決定什麼是槍枝經銷商、麥當勞、鞋店還有其他零售店的最佳店數？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是消費者在做出這個決定。本特森或任何其他政府規劃師有什麼資格來告訴我們應該要有多少數目的商業機構？他們又是在什麼基礎下做這些選擇呢？

本特森繼續宣布，這麼多槍經銷商的原因是因為牌照費太便宜。毫無疑問。如果我們對零售商店收許每年一千萬美元的牌照費，我們也許能夠剝奪美國消費者所有的零售商店。

本特森在提案中興高采烈地估計，如果把牌照費提高到每年 600 美元，會有一些經銷商放棄續照，而能減少 70% 到 80% 的現有槍枝經銷商。全國聯邦牌照槍枝經銷商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ederal Licensed Firearms Dealers）報告說，槍枝經銷商因為上漲的牌照費而分成兩個陣營：那些能承受上漲的大經銷商，支持牌照費增加，因為這有利於替他們把規模較小的競爭者趕走。而那些會被趕出市場的小經銷商，當然是反對該計劃。

事實上，本特森計劃明確訂出條款，那些透過零售商店銷售的大經銷商，他們是「正牌」、「合法」的槍枝經銷商，而規模較小而那些在家裡或是在車上銷售的經銷商，在某種程度上是非法的，必須停業。

除了費用增加，財政部還希望擴大它認為比較成功的紐約市試辦計畫。在那裡，城市警察和惡名昭彰的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的凶狠官員，會「訪問」每一個申請槍枝牌照的申請人，解釋法律並詳細詢問銷售業務的細節。這些嚇人的「訪問」，導致 90% 的申請被取消或拒絕，相比於先前的 90% 批准率。

從這個計畫及它的論據中，有幾個教育性的課程。

首先，牌照「費」是一種「稅」的委婉說法，單純又簡單。

第二，增加稅收阻礙產品供應，並導致部份公司倒閉。沒有說出來的推論，當然，是較低的供應量將提高價格，並打擊消費者的購買。

第三，營業稅增加並不像一般假設那樣，一定會受到納稅企業的反對。與此相反，規模較大的公司，特別是競爭力低於規模較小開銷也較低的競爭對手的那些大公司，將因為針對全產業提高的固定費用而受益，因為較小的公司可能無法支付這些費用而被趕出市場。

第四，我們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增加稅收與政府管制的背後勢力：透過這種干預，特別是規模較大的公司，將卡特爾化整個產業。他們希望削減產品供應與供應商數量，從而提高價格和利潤。

在槍枝管制的鬥爭中，這項措施的背後力量是自由主義的反槍理論家與大型槍枝經銷商，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用來解釋福利國家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理論家與各產業的大公司所組成的聯盟。

對於增加費用最荒謬的論點，由本特森還有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所提供，後者莫名其妙地被一些華盛頓的智囊團當成自由市場的冠軍歡呼。他們說，費用必須要提高，以支付政府機構為此措施的花費，去年政府耗資 2,800 萬美金但只有 350 萬美元的費用收入。是的，對於本特森跟布拉德利這突如其來的關懷，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可以節省納稅人的錢：完全取消槍枝經銷商牌照。

【譯作】取締工作：又一個最低薪資｜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取締工作：又一個最低薪資｜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

文：吳莉瑋
圖：Old Sarg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Rothbard 說明了最低薪資法是「服務特權」的「政策工具」，任何對於勞動市場會有影響的最低薪資數字都會造成「強制性失業」。

就如我在「【譯作】凱因斯主義者迷思｜KEYNESIAN MYTHS」文中所補充的：

最低工資法提高了就業的門檻，它使得產能沒有辦法達到最低薪資要求門檻的個人難以獲得工作機會，造成「強制性失業」。由於雇主被迫要以最低薪資以上的成本雇用員工，因此，若是雇主認為某位求職者的工作產能低於自己被法律強迫要付出的最低薪資，那他就不會雇用這位求職者。換句話說，一些工作產能無法達到最低薪資的人，若是沒有辦法找到願意「違法」以低於最低薪資雇用他的雇主，就只能被迫處於失業的狀態。

取締工作：又一個最低薪資｜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兩黨的基本特性在面對「最低薪資」的態度最能清楚演示。民主黨建議將法定最低薪資提高到每小時 3.35 美元，這個數字在被據稱是自由主義時期的雷根政府也在 1981 年提過。而對手共和黨則是要替青少年設定「次最低薪資」，青少年是受法定最低薪資打擊最嚴重的邊緣勞工。

共和黨的這個立場很快地就被國會裡的共和黨人給修正，主張青少年的「次最低薪資」最多只能持續 90 天，之後的薪資就得升到比民主黨提議的數字更高（每小時 4.55 美元）。諷刺的是，這讓參議員泰德．甘迺迪（Edward Kennedy）指出這項提議可笑的經濟效果：促使雇主僱用青少年，然後在第 89 天解僱，隔天再重新僱用其他的青少年。

最後，也很典型的，喬治．布希（George Bush）把共和黨帶出這個坑並丟下毛巾徹底認輸，轉而支持民主黨的計劃。我們只剩民主黨毫不避諱地提議要大幅增加最低薪資，而共和黨經過一系列不合邏輯的胡扯後，終於跟隨該計劃。

事實上，只有一種角度看待最低薪資法：它是強制性的失業。法律說：任何人以低於 X 美元時薪的水平雇用他人，是非法的犯罪。說白了，簡單地說，這意味著將有大量自願性薪資合約將被取締，因此會有大量的失業。請記住，最低薪資法並沒有提供工作，它只有取締工作，而非法的工作則是必然結果。

所有的需求曲線都在下降，勞動力需求也不例外。因此，任何影響到就業市場的最低薪資法（若是10美分時薪可能影響就不大），必然造成非法就業，進而導致失業。

簡言之，如果最低薪資從每小時 3.35 升到 4.55 美元，後果就是那些可以獲得這兩個薪資之間的受雇者的永久性失業。因為勞動的需求曲線（或任何形式的生產要素）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這意味著，最低薪資的法令所導致的失業，剛好都是那些「邊緣（較低薪資）勞工」，例如黑人和青少年，這些正是那些最低薪資倡導者聲稱要保護的族群。

最低薪資的倡導者總是回覆說，這一切都是危言聳聽，最低薪資從來沒有造成失業。對這種說法的適當還擊，是把他們的提議加碼：好吧，如果最低薪資是美妙的扶貧措施，不會造成失業影響，為什麼這麼謹慎呢？為什麼你對於工作中的窮人只幫助這種無關痛養的金額？為什麼停在時薪 4.55 美元？為什麼不是時薪 10 美元？100 美元？1000 美元？

顯然，最低薪資的倡導者沒有貫徹自己的邏輯，因為，如果他們把最低薪資推到這樣的高度，幾乎所有勞工都會失業。換言之，想要有多少失業就有多少，只要簡單地把法定薪資提得夠高。

傳統的經濟學家都很禮貌，假設經濟謬論是純粹的思想錯誤。但也有雅俗產生嚴重誤導的時候，或者，如王爾德（Oscar Wilde）曾經寫道：「當述說己見超越責任時，它成為一種樂趣。」如果提高最低薪資的支持者，單純只是判斷錯誤的好意，他們不會停止在時薪 3 或 4 美元，而會確實進入平流層中追求自己的笨蛋邏輯。

事實是，他們一向精明地把最低薪資的要求，停在只有邊緣工人受影響的程度，不會造成白種成年男性工會成員的失業危機。最低薪資法最熱心的倡導者，一直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而最低薪資法的具體成效，則是消弱工資較低的工人對那些工資較高的工會成員的競爭，攪和最低薪資的真正動機很明顯。

通常看似純粹思想錯誤的經濟謬論，都是某些特權的面具，並犧牲那些被宣稱要「幫助」的族群。最低薪資只是例子之一。

在目前的攪和下，通貨膨脹（據說被雷根政府停止了）抵銷了 1981 年上調最低薪資的影響，其實際影響減少了 23%。部分的結果，是失業率從 1982 年的 11% 下降到 1988 年的 6%。這種下降可能使人懊惱，AFL-CIO 及盟友正在發起糾正這種情況，醞釀將提高 34% 的最低薪資。

偶爾，AFL-CIO 經濟學家和其他具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會放棄他們的經濟謬論面具，並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失業。但仍繼續替自己辯護，聲稱工人領取福利金比低薪就業更有「尊嚴」。當然，這是很多依賴福利金的人的學說。確實，「尊嚴」的奇怪概念，促進了環環相扣的「最低薪資」與「福利制度」。

不幸的是，這個系統讓那些喜歡當生產者，而不是特權寄生蟲的眾多工人們，沒有選擇的自由。

【譯作】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文：吳莉瑋
圖：netjcmv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在民主國家中，對於政府提出的複雜計畫，表面上會出現波濤洶湧的輿論討論與兩黨辯論，不過，仔細一分析，大多數的各式議題，不管在怎麼討論，大方向似乎都是不便，因為媒體辯護士們忙著在替正反兩方分析「細節」。

這篇文章的例子是柯林頓的健保計畫，熟悉嗎？當然，最近台灣也有，「證券交易所得稅」就是活生生的近期案例，大家都在討論細節、忙著提出各種「比較不衝擊的版本」，忽略了這種東西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大原則。

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對於柯林頓健保計畫，媒體標準的陳詞濫調，取決於你的觀點，上帝或惡魔都「藏在細節裡」。令人訝異的是，柯林頓健保「改革」的支持者與其反對者間，有許多共同觀點。支持者說，該計劃的一般原則挺美好，但細節上有些問題，例如，實際成本多寡、如何籌資、小企業是否能獲得足夠津貼來抵銷提高的成本等等等。

而被指責的批評者也趕緊向我們保證，他們也接受一般原則，但在細節上也有很多問題。通常情況下，批評者會展示他們只比柯林頓計劃稍簡單一點的替代方案，同時還主張他們的計劃比較不具強制性、成本更低，社會主義成份比柯林頓計畫少一些。此外，由於醫療照護花費約佔美國總生產額的七分之一，有足夠的細節讓那些政策書呆子們研究一輩子。

但是，柯林頓計劃的細節再怎麼糟糕，跟那些路西法（Lucifer）真正潛伏的大原則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接受了大原則，然後在細節上戰鬥，忠誠反對黨是在放水，而且，那些細節甚至會在辯論結束之前就被偷偷放行。保守派對柯林頓式改革的批評，在眼花撩亂的細節中失焦，忙著在對手建立大架構範圍下，「負起責任」提出替代方案，替柯林頓的人馬執行一項重要任務：剔除任何明確反對柯林頓大躍進到集體主義式醫療的意見。

讓我們先來檢視柯林頓改革所提出的梅菲斯特式（Mephistophelean）一般原則，然後才來看看保守派的批評。

（1）保證普及（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最近已經談了很多有關於各種商品或服務的「普及」。許多教育「改革」的「自由主義」或「自由市場」支持者，倡導以稅收支持的教育券計劃，提供「使用」私立學校的資源。但是，在自由社會中，有個簡單的東西，讓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任何想像得到的商品或服務，不只是醫療照護、教育或食品。這個東西不是優惠券或柯林頓發的身分證，而是所謂的「錢」。「錢」不僅提供所有商品和服務的普及，還讓持有者依照自己的需求使用。其它的使用憑證，優惠券、健保卡或食品券，都是獨裁、強制、打劫納稅人、低效率且齊頭式平等。

（2）強制性

「保證普及」只能透過稅收的搶劫方式提供，這種勒索的本質，並不會因為把課稅名稱變成費用、保費或貢獻就有所改變。換成任何其他名字的稅，聞起來一樣腐爛，也有類似的後果，即使只有「雇主」被迫支付更高的「保費」。

此外，任何被「保證」使用任何東西的人，都會被強迫參加，無論是在接受它的「好處」，還是要為此支付費用。因此，「保證普及」不只強迫納稅人，還有每個參與者與貢獻者。那些哀嚎全國約三千七百萬人未有健康保險的人，都掩蓋了一個事實：這些沒有保險的人理性地決定自己不想成為「被保險人」，並願意在需要醫療照護時支付市場價格。但他們不會被允許不想接受保險的「好處」，而是強制性參與。我們都將被健康徵招入伍。

（3）平等

普及就是指平等。因此，平等主義的「公平」主題馬上進入這個問題。一旦政府成為所有健保的老闆，不管是柯林頓計劃還是忠誠反對黨的計畫，那麼，讓富人享受比底層民眾更好的醫療服務就似乎「不公平」。這種「公平」策略被認為不言自明，從來沒有受到批評。為什麼雙層級醫療系統（實際上它一直是多層級），比其他任何多層級服裝、食物或交通系統還「不公平」？有些人負擔得起到四季餐廳（The Four Seasons）吃晚餐或是去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度假，其他人只能去麥當勞或在家裡吃飯，至少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人都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為什麼醫療照護有所不同呢？

然而，柯林頓計劃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是把醫療照護領域的現狀縮減為「單層級」的平等主義。

（4）集體主義

為了確保所有人都平等，醫療照護將是集體主義，受到聯邦衛生保健委員會的嚴密監督，政府強制的健康服務與保險進入區域集團與聯盟。私人執業的醫療服務基本上會被趕走，所以，這些集團和健保組織（HMO）將成為消費者唯一的選擇。即使柯林頓的人馬嘗試向美國人保證他們仍然可以「選擇自己的醫生」，但事實上這將越來越不可能。

（5）價格管制

僅管價格管制從來都不曾管用，而一直都是災難，熱衷於掛羊頭賣狗肉語義學的柯林頓政府，堅決否認擬議任何價格管制。但是，健保的嚴重價格管制不僅明顯還很蛋疼，即使戴上「保費上限」、「成本上限」或「支出控制」等面具。這些「成本控制」的承諾也不得不出現，因為它能讓柯林頓的人馬宣稱「稅收幾乎不會提高」的離譜主張。（當然，除非是對雇主。）嚴格的支出控制將由政府強制執行，不僅是控制政府自己的支出，特別還會控制私人消費。

柯林頓計畫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利用消費者來達成這些價格管制，例如，對私人執業醫師支付多出控制價格的部分費用將定為刑事犯罪。因此，柯林頓計劃宣稱「服務提供者將被禁止向病人收取超過聯盟收費表的費用」，否則將以「支付賄賂或酬金」（黑市價格）而「影響健保服務」的罪名，被處以「罰鍰」。

順道一提，為了維護他們的計劃，柯林頓的人馬把許多荒謬的無稽之談放到論點中。該計劃的主要論點是醫療服務「成本太高」，這種論點是基於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最近幾年大幅上升的事實。但是，支出的上升並不等於是成本的增加，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可以很容易做出以下推論：由於過去十年國內生產總值中花在電腦支出的百分比急劇上升，因此，電腦的成本也同樣太高，所以，針對消費者與企業的電腦採購，必須實施嚴厲的價格管制、上限與消費控制。

（6）醫療配給

嚴厲的價格與支出管制，意思當然就是醫療照護必須被嚴格地分配，因為普及與平等的醫療照護「保證」，這些管制和上限將同時到來。事實上，社會主義者總是喜愛配給，因為它賦予官僚權力來強制實施平等主義。

因此，這意味著政府、醫療官僚和下屬機關，將決定誰將得到什麼樣的服務。醫療極權主義，除了我們這些其餘的人以外，都會在美國活得很好。

（7）惱人的消費者

我們一定要記住政府和市場上的企業最大的關鍵差異。企業總是急於討好購買他們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在自由市場中，消費者是國王與王后，而「供應商」則是透過努力提供服務給消費者來賺取利潤。但是，當換成政府提供服務時，消費者的角色就變成討厭鬼，變成「浪費」稀有社會資源的用戶。自由市場是一個和平合作的地方，每個人都受益且沒有人損失；政府提供產品或服務時，每個使用資源的消費者都變成是在犧牲其他人的人。「公共服務」的舞台是狗咬狗的叢林，而不是自由市場。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柯林頓計劃的未來：政府作為極權主義的醫療照護分配者，勉強地在最低程度，平等地發放給每一個被視為浪費害蟲的「客戶」。而且，如果上帝保佑，讓你的健康發生嚴重問題，或者你是老人，或是你所需的治療需要稀有的資源而超過衛生保健委員會認為恰當的程度時，那麼華盛頓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分配者，會在考慮「社會公益」的情況下，給你凱沃基安（Kevorkian）的治療。

（8）大躍進

還有許多其他可笑但幾乎被普遍接受的柯林頓計劃，從變態的「保險」概念，到傻頭傻腦地認為巨幅擴大政府控制後就不需要填寫健康表格。但我只想強調最重要的一點：這個計劃包含進入集體主義的再一次大躍進。

這個論點，由大衛．勞特（David Lauter）在 1993 年 9 月 23 日洛杉磯時報的文章中清楚展示。勞特說：「每隔一段時間，政府就集體抱緊雙膝，深吸一口氣後跳到一個大程度未知的未來。」美國的第一個跳躍是 1930 年代的羅斯福新政，跳到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還有廣泛的聯邦經濟法規。第二次跳躍是 1960 年代的民權革命。而現在，勞特寫著，「另一位新總統提出一個徹底的計劃」我們再次聽見「政治制度再次跳躍前暖身的噪音」。

勞特只忽略了重要的一點：跳躍去哪裡？有意或無意地，他的「跳躍」隱喻了真相，因為它令人回憶起毛澤東極端共產主義的大躍進。

柯林頓健保計劃並不是「改革」也不符合「危機」。穿過虛偽的語義，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進入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正當俄羅斯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都在努力擺脫社會主義與「保證全民醫療照護」所帶來的災難時，柯林頓和他那些奇異的老式左派研究生幕僚們，卻提議用具有先前經歷過的所有政府干預弊病，也是地球上最好的醫療系統，要來破壞我們的經濟與我們的自由。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從根本上反抗柯林頓健保計劃，這也是為什麼撒旦藏在一般原則裡（而不是細節），更是為什麼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不是提供自己版本的 500 頁健康計劃，而是堅持以 Hans-Hermann Hoppe 在 1993 年 4 月的《The Free Market》提出的四步計畫（A Four-Step Health-Care Solution），拆除政府在醫療照護領域的現有干預。

我們能有什麼「積極」建議？當然有：讓凱沃基安（Kevorkian）當柯林頓的家庭醫生怎麼樣？

【譯作】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文：吳莉瑋
圖：VinothChanda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rice Controls Are Back!》，Rothbard 先列出美國近代以來不斷以慘劇收場的價格管制政策，並表達反對當局（柯林頓政權）正嘗試要對通訊與醫療產業進行的價格管制，最後點出政府進行價格管制的原因並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製造更多讓公眾以為他們非常需要政客來解救的問題。

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不可取的想法似乎永遠不會退流行。他們並沒有消失，相反地，他們不斷出現，就像回籠的爛錢或是老日本電影裡的哥斯拉一樣。

價格管制，是把價格控制在低於市場水平，從古羅馬時代就有；在法國大革命中，惡名昭彰的全面限價法令（Law of the Maximum）最該為斷頭台的受害者們負責；在蘇聯，則是殘暴地壓制黑市。在每個時代與每種文化中，價格管制從來都不管用。價格管制總是一場災難。

為什麼蔣介石「失去」中國？其主因從未提及。因為他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然後又試圖通過價格管制來抑制通膨的結果。為了強制實施價格管制，他在上海的公共廣場射殺商人以殺雞儆猴。他因此把最後的支持者推往支持共產黨起義。類似的命運正等著南越政權，他們為了執行價格法令，在胡志明市的公共廣場射殺商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選擇性」價格管制不管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價格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試圖執行的「全面性」價格管制也不管用。尼克森總統在 1971 到 1973 年實行工資與部分物價凍結的價格管制不管用，卡特總統之後試圖執行更具選擇性版本的價格管制，同樣不管用。

我的第一份寫作，是替紐約共和黨青年會撰文的未公開備忘錄，譴責杜魯門總統的肉品價格管制。當時我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畢業，剛剛進入研究所，這份文件是為了1946年的共和黨競選文宣。無數的經濟學家都指出，價格管制從來都不管用，價格管制不會抑制通貨膨脹，只會造成供應短缺、配給、品質下降、黑市，以及可怕的經濟扭曲。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進一步惡化，整體經濟會因應這些惡性管制而調整。

在 1946 年，除了肉價管制外，所有聯邦價格管制都被取消，結果是肉品供應越來越短缺。情況糟到市面上買不到肉，糖尿病患者甚至無法買到肉類衍生產品的胰島素。廣播主持人懇求他們的聽眾寫信給國會議員，要求他們保持肉價管制，他們說，如果沒有價格管制恐怕價格將無限上升。（這個問題被忽略：當消費者連肉都找不到的時候，光價格便宜有什麼用？）

終於，杜魯門總統透過全國性廣播，宣布要終結可怕的肉品危機，他說，實際上，他已認真考慮要把芝加哥的肉品包裝廠國有化，以徵用他們囤積的肉品。但後來他意識到就連肉品包裝廠也找不到肉。然後，在一個很少被評論的發言中，他透露自己曾認真考慮要動員國民兵與軍隊，派兵到中西部的農場裡，捕捉他們所有的雞和牲畜。但後來他無奈地補充道，這個決定「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不錯的委婉說法。要是派兵到農場，杜魯門會在他任內經歷一場革命。農民們會準備好槍對抗專制侵略者，捍衛寶貴的土地和財產。此外，那年是國會選舉年，而民主黨在農業州的選區中深陷困境。事實是，老右派共和黨人以「管制、腐敗與共產主義」的口號，在當年席捲兩院國會。這是右翼共和黨的原則立場，其政治上的勝利亦非巧合。

杜魯門不情願地得出結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取消肉價管制。在他取消肉價管制後過沒幾天，就出現大量供應給消費者與糖尿病患者所需的肉品。肉品危機結束。那價格呢？當然，價格並未漲到無窮大，大概只從不切實際的控制價格漲了 20% 左右。

在這個事件中最應該被突顯的部分反而不為人知：杜魯門總統承認了關鍵點（顯然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短缺」問題純粹就是他執行價格管制的產物。否則要怎麼解釋，他最終得以取消管制來結束這場危機的事實？然而，沒有人提起這次教訓，也沒有啟動彈劾程序。

二十五年後，尼克森總統凍結工資與部分物價，因為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不可接受」的 4.5%。我變得流彈四發，在我能發表的任何地方譴責這項管制。那年冬天，我在位於華盛頓的共和黨俱樂部（Metropolitan Republican Club）前，與總統的經濟顧問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進行了一場辯論。就在我譴責價格管制後，斯坦說，基本上，價格管制是我的錯，而不是他與尼克森總統的錯。

斯坦就像我一樣，知道價格管制的災難與反作用，但我和其他人一樣沒有做好教育美國公眾的工作，所以尼克森政府被輿論「強迫」實施價格管制。不用說，我並沒有被說服我有罪。多年以後，在他的回憶錄中，斯坦寫著他在大衛營規劃價格管制時，感受到來自急性子威權者的壓力。可憐的斯坦：又一個在美國的受害者文化中的「受害者」！

現在，比爾．柯林頓總統準備進行價格管制。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已經下令美國三分之二的有線電視費率需下降 15%，從而以重擊來管制通訊產業。有理由嗎？自 1987 年解禁，有線電視費率漲幅高於一般性通膨率的兩倍。嗯…所謂平均值的意思，就是通常約有一半的數據比它高而另外一半比它低。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建議打擊每個高於通貨膨脹平均值的價格上漲呢？

這確實是柯林頓即將針對醫療照護進行價格管制計劃背後的主因。醫療照護價格的上漲速度超過通貨膨脹。經濟學家們與了解價格管制是怎麼回事的前任價格管制官員們，都對管制醫療照護價格的威脅提出抗議。因此，在 1971 年到 1973 年執行尼克森工資價格管制實驗的傑克森．格雷森（C. Jackson Grayson），警告說：「價格管制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相信我，我一直在那裡…價格管制這招在前四千年中都不管用，而未來也不會。」

格雷森警告說，美國的醫療花費有 24% 是花在政府強加的行政費用。柯林頓的價格管制會導致法規和官僚的增生，它會提高而不是降低醫療成本。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價格管制的主要人物，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也同樣反應：「我不能相信他們（柯林頓政府）要這麼做。我無法相信他們那麼愚蠢。」他指出，醫療照護領域具有活躍且快速的創新產品與服務，若是實行價格管制將會遭到嚴重受創。

但這些反對意見都沒有用。急性子的年輕柯林頓支持者不介意價格管制是否會導致醫療照護短缺。事實上，他們對此前景表示歡迎，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強制實施配給、設定優先次序，並告訴大家多少有多少的醫療照護資源可以使用。此外，就如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發現的，急性子威權者對此感到深深地滿意。我們應該要知道，為什麼這些經濟學家與前任價格管制官員們所做出的合理反對意見都無法阻止他們：只有長期受苦受難的公眾，發起堅定且強烈的抗爭才有用。

【譯作】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Thu, 24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文：吳莉瑋
圖：sskenne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當時柯林頓的任期才剛開始（正是民主黨大躍進階段），有趣的是，Rothbard 對於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輪替預測，確實也在其後的小布希與歐巴馬政黨輪替中又走了一遭，目前美國的政治詐欺球賽正走到歐巴馬時代大躍進的中段，情況和 Rothbard 在多年前的預測相差無幾，而接手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現任長命美聯儲主席班．柏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其通膨的功力相較於他的騙子前輩們，也是不遑多讓（或許更上一層？看看QE∞）。

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總統任期內的刺激性提升之一是他的名字以「n」結尾。因此，「omics」加在他的名字後頭成為「-nomics（一門學問、法則）」再適合不過，而我們則會被「柯林頓學（Clintonomics）」的稱謂套牢到他任期結束為止。相比之下，「布希學（Bushonomics）」或「裴洛學（Perotnomics）」就不太合稱。

後虛無主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喜歡不斷地重複他的世界觀－「未來不可知」。事實並非如此。至少我們確切知道，柯林頓總統不會在第一次國會提案中，建議廢除所得稅或取消美聯儲。至於在他任期內的其他方面，或許我們不盡然有相同程度的確定性，但我們可以根據他的提案、他的幕僚還有他們所關切的利益，提供可靠的見解，勾勒出柯林頓式民主的輪廓。

我們知道有一批新興的年輕民主黨鯊魚降臨華盛頓，為了職位、津貼與影響力相互廝殺，取代了曾經肚子餓也曾經年輕但從 1980 以來就被納稅人給餵飽的共和黨鯊魚。那些自認為是比爾的朋友（Friends of Bill, FOB），或是比爾的早期朋友（Early Friends of Bill, EFOB），或許會在此場廝殺中做得不錯。而那些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s）的朋友、同學與同行，例如左翼自由主義的哈佛經濟學家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則會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我們在華盛頓的那些比爾的敵人（Enemies of Bill, EOB）則不會酒池肉林。

大致上，我們必須和另外一個集權主義大躍進搏鬥，這種集權主義大躍進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周期性地出現，事實上，應該從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開始。這種周期循環的工作原理如下：民主黨規畫著政府活動的大躍進，通常伴隨著「進步」、「美國再次向前行」的豪言壯語。大概過十年左右，共和黨以保守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說辭武裝，但事實上只是稍微延緩中央集權進化。再經過十年左右，民眾對自由市場的說辭（而不是現實）感到倦怠，於是又來到另一次大躍進。球員名單有所變動，但現實以及這種虛假的名稱遊戲則保持不變，似乎沒有人從正在進行的騙局中醒來。

雷根與布希政府，一如他們之前的艾森豪、尼克森和福特政府，都是由右翼凱因斯主義者主導，這就是為什麼都是伯恩斯（Arthur Burns）、沃爾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這些同樣的人出現。右翼凱因斯主義者主張高赤字、高稅收，以及預算和貨幣政策操作，試圖在不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實現充分就業。其結果是永久性通貨膨脹加上周期性的嚴峻經濟衰退。

主導民主黨的是左翼凱因斯主義者，抱著（與右翼凱因斯主義）類似的宏觀角度，不同之處在於，比起那些相形保守的對手們，他們喜歡更劇烈的通貨膨脹與更高的稅收。主要的差異變成「微觀經濟政策」，保守的凱因斯主義者傾向於支持自由市場（至少在說法上），而左翼凱因斯主義者則坦率地贊成產業政策、經濟發展戰略，及政府和企業的夥伴關係。

柯林頓政府將把左翼凱因斯主義者中年輕的「積極分子」帶到前線，包括前述的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先進政策學院（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夏畢洛（Robert J. Shapiro），還有那些或許可以稱為「華爾街左派」的人士，包括拉扎德集團（Lazard Freres）的費利克斯．羅哈廷（Felix Rohatyn）、高盛（Goldman）的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及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羅傑．奧特曼（Roger Altman）。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政府會採取措施，進一步削弱與扭曲市場經濟。左翼團體會帶來「社會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以及特別對小公司而言增加成本並破壞生產力的環境法規。萊克（Reich）和「華爾街左派」的微觀性經濟管理將使經濟病入膏肓，而在宏觀領域中，我們可以預期政府會對富人徵高額稅收來「減少赤字」，同時，更高的政府支出則進一步提高赤字。

我們會聽到無止盡的保證，說赤字增加「只是暫時的」，最終會被增加的產量與經濟成長抵消。將有無盡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措施大話，說柯林頓正在幫我們「透過赤字成長」。（想打賭嗎？）將有進一步重新定義赤字的嘗試，把政府支出說成「投資」，並堅持認為大部分的政府開支，是被分配到長遠看來能增加經濟成長與產能的「資本預算」。這一切都詭詐地忽略了一個事實：企業投資是要在未來獲得利潤，而政府「投資」只需要讓那些有償或無償的辯護士們評論「投資成功」就好。

還會有進一步的腐敗企圖，替增加的官僚工作與薪俸提供說帖，以投資生產性「人力資本」的理由，把數十億美元丟入「教育」。「人力資本」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不幸概念。再次，反對把政府開支稱為「投資」的譴責，加上外頭的奴隸制經濟，你不可能賣出你的「人力資本」，所以，它不能被當成具有貨幣價值的經濟概念。

最後，我們可能會看到另一個進入社會化醫療制度的大躍進，已經有許多人，包括人那些支持柯林頓的共和黨領袖，堅持「全民醫療照顧是權利而不是特權」。這些都是不吉利的話，堅持全民免費醫療「權利」的最後一個地方，是在沒有醫療也沒有照護的編制醫療機構下結束的蘇聯。

美國不顧共產主義崩潰的教訓，一頭栽進自己挖的社會主義坑裡，但我們不會稱呼它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享受政府與企業夥伴關係的愛心社會」。

【譯作】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Thu, 24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文：吳莉瑋
圖：The PIX-JOCKEY (= pictures retouc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lintonomics Revealed》，Rothbard 精闢地把柯林頓式思考方式（或說是宣傳內容）補充到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

柯林頓學是歐威爾式經濟。這是自相矛盾的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在經典的歐威爾式「自由就是奴役」和「戰爭就是和平」之外，柯林頓學還補充了「政府支出就是投資」和「稅收就是貢獻」。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甚至是凱因斯主義）會主張在經濟尚未從衰退中恢復時大幅增稅；但柯林頓會。

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強調「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競選運動、中產階級減稅，並收到新保守主義學者說比爾．柯林頓是「溫和的新民主黨」的保證後，柯林頓學終於開始在二月十七日的預算訊息還有其他如醫療照護等暗語中悄悄揭幕。比爾與希拉蕊所謂的「溫和」，意思和勃列日涅夫（Brezhnev）比史達林（Stalin）「溫和」，或是說戈林（Göring）比希姆萊（Himmler）「溫和」一樣。各位美國先生與美國女士坐好了：我們正走上非常顛簸的旅程。

每一個近代的政權都有遠比其前輩更糟的「學」。雷根學沒什麼好討價還價，它是四個相衝突的經濟思想派別混合，每個派別都抱著對雷根的忠誠努力地想勝過其他三個競爭者。這四個群組，分別是影響力最小且在雷根第一任期內持續不到一年的古典自由主義或半奧地利經濟學派、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供給面學派，及保守凱因斯主義者。老布希學則是受這四個中最糟的完全主導：保守凱因斯主義者。

（提要：古典自由主義者希望激烈地減支與減稅；供給面學派只想減稅；貨幣主義者壓抑慾望，只要求穩定的貨幣增長率；而保守凱因斯主義者一如往常，追求政府支出與增稅。）

保守凱因斯主義者雖然理論錯誤，至少還是連貫且值得尊敬的經濟學派，也是值得與之進行智力鬥爭的敵人。但這樣的榮譽不能給予「柯林頓學」，它甚至不佩得到「經濟學」的光榮標籤。「柯林頓學」是愛麗絲仙境經濟學、精神分裂經濟學，還有瘋狂調整經濟學。

為什麼說它精神分裂？試想一下：大量地宣傳赤字的恐怖、對未來與下一代的必要「犧牲」，以及幫助縮小赤字的必要。這是用來為消失的中產階層減稅脫罪，並以驚人的中產階級增稅取而代之的藉口。同時，還認為需要巨額增支。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要快速啟動剛走出衰退或是仍在衰退中的經濟；第二，為了「投資」已經停滯二十年而需要更多儲蓄與投資的經濟。

這個提案的精神分裂處，在於它假設經濟（或政治經濟）可以分成兩個互不影響的密封艙。一方面，增加稅收有助縮小赤字，而且不會對脆弱又衰退的經濟出現不好的影響；另一方面，刺激消費的政府支出增加顯然不會對赤字有惡化效果！

一旦我們認識到經濟是相互依存的，而這兩部份將相互影響，柯林頓學的荒謬變得顯而易見。大幅增加的稅收將對經濟帶來當頭棒喝：首先，對企業與高收入族群增稅，將削減儲蓄與投資；第二，透過能源稅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費用」（另一種形式的稅），將提高企業成本。較高的企業成本將提高價格，遠高於消費者所預期的溫和增長。較高的能源成本也將計入每一個需要能源生產的產品，尤其將重創鋁與化工業等製造業，以及航空公司等的運輸業。這些都是經濟衰退時受到嚴重打擊的行業。

注意，提高能源稅的效果不只是提高消費者價格。僅管有那些流行的迷思，但增加的成本並不能簡單地「轉移」到售價。這些措施將減弱美國公司在國外的競爭力，導致利潤下降、產量減少、失業率上升，以及更高的價格。

還有，柯林頓提出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將使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此外，近代的加稅未曾結束赤字。雷根在 1982 年與其後的增稅、布希政府 1990 年惡名昭彰的增稅，都未曾降低赤字。降低赤字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削減政府開支。

政府開支不會「刺激」經濟，政府「投資」也不會減輕疲軟的儲蓄與投資所造成的長期經濟停滯。美國經濟有兩方面問題：短期而言，我們是仍處於經濟衰退或是非常脆弱、微小的經濟復甦；長期來看，我們仍然受到低儲蓄與低投資造成的停滯痛苦。治癒後者需要更多的儲蓄與投資；但是，和凱因斯主義的秘方相反，治癒前者的方法也完全一樣。

1990 年的經濟衰退，是 1980 年代銀行信貸擴張的必然結果（而不是「貪婪」），政府只有兩種政策能加速經濟衰退的調整過程：（a）不以紓困或凱因斯主義的「刺激」，來干預清算不健全投資的健康過程；及（b）大幅削減政府自己的預算與徵稅。

供給面學派，對於減稅比增稅更能走出經濟衰退並邁入長期增長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們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政府開支，不論是短期或長期，都在削弱經濟，政府支出是寄生在生產性民營企業的浪費。民營經濟的負擔越大，復甦需要的真正儲蓄與投資的時間就越長。

柯林頓政權試圖以掛羊頭賣狗肉的語義學來解決這個問題：把政府支出重命名為「投資」，就像他敢把稅收重新打標上「貢獻」一樣。在這種欺瞞下，政府支出只是政客與官僚那些非生產性「客戶」的浪費性開銷。

赤字該怎麼辦呢？柯林頓的人主張赤字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把私人儲蓄從生產性投資中借走。但同樣的一批人希望把長期債務變成短期債務來降低利息，這將更頻繁地把私人投資從資本市場中轉移。事實上，非生產性的擠出效應不僅來自於赤字，還有所有的政府開支，畢竟，比起借貸，稅收甚至更粗魯地擠出與破壞私人儲蓄。問題就在政府的稅收與支出。

因此，柯林頓學是歐威爾式經濟。這是自相矛盾的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在經典的歐威爾式「自由就是奴役」和「戰爭就是和平」之外，柯林頓學還補充了「政府支出就是投資」和「稅收就是貢獻」。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甚至是凱因斯主義）會主張在經濟尚未從衰退中恢復時大幅增稅；但柯林頓會。

但是，柯林頓的瘋狂中隱含著深意。穿過所有的謊言和矛盾，有個紅色警戒在閃閃發光：政府把增加權力的成本轉嫁到私人市場上。簡言之，柯林頓學在本質上是美式風格的大躍進，不是毛派共產主義而是民主黨的社會主義，往去除列寧主義後的馬克思主義前進。

到目前為止，被柯林頓的常駐宣傳所淹沒的美國公眾，在有錢人會被迫犧牲更多的保證下，似乎願意接受「犧牲」。然而，從長遠來看，美國人的確會因為富人多被徵稅而感到安慰。

【譯作】國旗修憲案爭議｜The Flag Flap

Thu, 24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國旗修憲案爭議｜The Flag Flap

文：吳莉瑋
圖：Luke Redmon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Flag Flap》，Rothbard 評析了有關國旗修憲案爭議的正反論點，並推論證明這些論點的荒謬，最後，他以財產權的「傳統」觀點，簡單又清楚地解決了看似糾葛不清的國旗修憲案爭議，不管是禁止「褻瀆」而不能焚毀國旗，還是「言論自由」而反對禁止，兩方都把焦點放在錯誤的地方。以財產權的角度出發，只要這面國旗是你的私有財產，沒有人可以阻止你對這面國旗做任何處置，反之，只要有人未經你的同意就燒了你的國旗，這種行為將侵犯你的財產權，應該被禁止。

國旗修憲案爭議｜The Flag Flap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最近的國旗修憲案爭議有許多奇異面向。為了處理國旗法令這種小細節而建議修改憲法的基本框架，簡直是荒謬。建議禁止「褻瀆」美國國旗。「褻瀆」的意思是「對神聖位格的輕慢」。美國國旗，也是美國政府的戰徽，是「神聖」的嗎？我們在創造崇拜國家的宗教嗎？那又是什麼滑稽可笑的宗教？

「褻瀆」到底指的是什麼？有什麼具體的行為要被取締嗎？焚旗似乎是件大事，僅管在美國焚毀國旗的數量似乎接近零。事實上，大多數焚毀國旗的都是愛國團體，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和海外退伍軍人協會（Veterans of Foreign Wars），他們依明定的規矩焚毀陳舊的國旗。

如果焚毀國旗被禁止，我們要在監獄裡鼓掌歡迎眾多的退伍軍人嗎？喔，你說意圖是關鍵點，你想禁止的是帶著冷笑和詛咒在焚毀國旗的嬉皮。但是，警察要怎麼分辨意圖，確保法律的威嚴只會出現在表情輕侮的嬉皮面前，並饒了虔誠敬禮的退伍軍人？

國旗修憲案支持者的論點陷入荒謬，但對手也同樣糟糕。公民自由團體長期把心力放在區分「言論（speech）」與「行動（action）」，並主張憲法第一修正案只涵蓋「言論（speech）」而未涵蓋「行動（action）」。（當然，印刷、分銷書冊等明確的「行動」，會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出版自由條款保護。）

如國旗修憲案的支持者所言，焚毀國旗是哪種「言論」？焚毀國旗最強調的難道不是動作－不受新聞自由條款涵蓋的那種？公民自由的退路，就像 Justice Brennan 大法官在許多焚旗案中所做的多數裁決，認為焚旗是「象徵性」言論，因此，雖然實際上是行動，仍受到言論自由保護。

但是，「象徵性言論」跟國旗修憲案支持者的「褻瀆原則」一樣空洞。言論與行動的區別完全消失，每個行動最終都能解釋成可以被原諒並受保護的「象徵性言論」。

舉例來說，我是一個白人種族主義，並決定買把槍射殺幾個黑人。但之後我可以說，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只是「象徵性言論」，我試圖要做出反對當前為了黑人立法的政治主張。

任何認為這種說法有些牽強的人，應該思考一個傻左派紐約法官的判決，他將紐約地鐵站驅逐乞丐視為「違憲」。法官主張，乞討是要更加幫助窮人的「象徵性言論」。幸運的是，這種說法在上訴被推翻，但「象徵性發言者」仍在紐約無所不在，堵塞街道、機場和巴士站。

沒有辦法宣布「國旗法令」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旗法令的問題和言論自由沒有關係，公民自由團體陷入自己努力區分言論與行動的陷阱，因為事實上，這種人為的區分難以長期保持。

在言論自由原則造成的困境下，可以解決問題的重點，不是冠冕堂皇但站不住腳的言論自由權，而是自然又不可分割的私有財產自由使用權。即使是著名的憲法第一修正案專制法官 Hugo Black 也指明，沒有人擁有可以衝進你家和你高談闊論政治的言論自由權。

「言論自由」指的是租用一個地方並闡述自我觀點的權利；「出版自由」（我們可以看到言論和行動無法分割）指的是印刷並販售書冊的權利。簡言之，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只是私有財產權的一個重要的子集：有權租用、擁有與出售。

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在財產權，國旗問題立刻就能輕鬆解決。每個人都有權力，購買或編織一塊有美國國旗圖樣的布（或任何其他設計），然後拿它做任何事：燒它、玷污它、埋葬它、把它放在衣櫃裡、穿它等等。國旗法令不合理，因為它侵犯私有財產權。（憲法規定的條文裡有許多私有財產權的衍生條文）

另一方面，沒有人有權利過來燒了你的國旗或是其他人的。這種行為非法，並非因為燃燒的物品是國旗，而是因為縱火者未經你的同意就燒了你的私有財產。他侵犯了你的私有財產權。

請注意，我們把重點放在財產權，解決了所有深奧的問題。或許宣稱自己是財產權捍衛者的保守派們，會重新考慮他們所支持的侵犯財產權的主張。另一方面，也許那些對財產權態度傲慢的自由派，會開始考慮，從長遠看來，財產權可能是確保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唯一辦法。

【譯作】斐洛、憲法與直接民主｜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

Wed, 23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斐洛、憲法與直接民主｜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

文：吳莉瑋
圖：Olivand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Rothbard 除了分析羅斯．斐洛（Ross Perot）在 1992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所提出的「電子直接民主」，並表示其贊成外，也針對斐洛提出的憲法修正案提議與共和黨人所提出的預算平衡修正案做比較，並直指後者提案的荒謬處。

斐洛、憲法與直接民主｜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羅斯．斐洛（Ross Perot）最近提出透過電子市鎮會議（electronic town meeting）進行直接民主的建議，是這幾十年來最迷人也最創新的基礎政治改革提案。政府編制的技術專家媒體為此感到震驚與恐懼。自大的民意調查機構為此開展調查，透過「科學」採樣、錯誤的機率理論及具有預設立場的問題，嚇唬地說透過電話或電視的直接投票不會比自己的小量樣本更具「代表性」。

當然他們會說，他們的行業將在斐洛的未來世界中顯得過時，就像今日的馬與馬車一樣。民意調查機構沒法從這個說法逃脫；如果他們是正確的，公眾將像今日不使用馬與馬車一般，認為完全免除投票將更具有「代表性」也更「民主」。讓民意調查機構自己選擇吧。

在剖析一些可預見的「譁眾取寵」與「法西斯主義」等尖叫反應之前，先來看看一些有利於此提案的反對者主張。究竟那些反對直接電子民主（electronic direct democracy）的說法是什麼？

反對直接電子民主的標準主張如下：直接民主在殖民地時期的城市議會（colonial town meetings）中，可以美好地執行，每個人都能在瞭解議題後到當地的市政廳，並直接在這些議題上投票。但很可惜！當國家領土擴大而人口增加到難以進行直接投票時，由於技術原因，選民不得不放棄自己去參加會議並表決議題，而會把他的選票委託給他的「代表」。

技術推陳出新，而「直接投票」早在電腦和互動式電視出現以前的電話與電視時代，已經很長一段時間在技術上可行。那麼，為什麼在羅斯．斐洛（Ross Perot）之前沒有人指出這一點並倡導高科技的電子民主？又為什麼，當斐洛指出這點時，所有的精英都對此感到恐懼和震驚，表情像是梅杜莎的臉或是看見十字架的吸血鬼呢？

難道說，在他們談論「民主」、儀式性地譴責選民的「冷漠」並呼籲選民參與的表面動作下，精英們最不希望的正是更多的選民參與？

難道那些由政客、官僚、學者，及替間接民主系統辯護的媒體所構成的政治圈，真正想要的，是更多為贊成而贊成的投票（sheep voting），以批准現行體制的延續與擴張？在現行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兩黨對抗體制下，只是在難以區分的雙胞胎中作出假的選擇。1

至於那些不知怎地擔心到「美國憲法」上的批評者，則認為好幾十年來一直是個滑稽空殼的「憲法」會遭受苦難。對此正確的答覆來自於斐洛的支持者：憲法中並未提到自詡的「兩黨」制度，遑論民主或共和兩黨。

由於技術理由已經過時，現在唯一可能反對直接民主的理由是：公眾的選擇可能是錯的。但是，在這種邏輯下，公眾根本不該投票，如果公眾不被允許對那些可能影響他們生活的議題投票以表示意見，為什麼他們應該被允許投票選出決策議題的代表，選出敬愛的總統與國會議員等人呢？這種邏輯使得那些歇斯底里的反對者把自己困在抹黑者的位置，因為做出這種主張將使得他們受到鄙視而顯得無關緊要。

換句話說：如果拆開這個邏輯，那些反對斐洛計畫的反對者比斐洛計畫的支持者更「法西斯主義」。

此外，這種說法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統治了這個國家幾十年的兩黨政治寄生圈，做出了許多公眾認為糟糕的決策，在此種僵局中，任何改變都可能會有所改善。因此，我自己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近 80% 的美國公眾認為現行系統必須做出激進變化，而他們願意接受羅斯．斐洛來擔任這個改革的代理人。

說到「憲法」，斐洛曾呼籲一項憲法修正案，禁止國會增稅，除非國會所提出的增稅提案通過電子直接投票的批准。要注意的有兩點。第一，對於堅決反對增稅的我們來說，未來不會變差而會比現在更好。第二，這個硬頸的提議比起最近共和黨提出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還要優越：共和黨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甚至比葛蘭姆法（Gramm-Rudman）還假，從開始就是政府編制人員準備要拿來愚弄公眾，並讓公眾以為他們正在為赤字做出建設性提議的嘗試。

在編制人員提出的修正案裡，預算平衡只是願景而不是事實，該修正案讓國會可以在必要時把預算平衡擺一邊，並允許政府進行將不算在修正案內的「預算外支出」。

只存在願景中的預算平衡，其荒謬處可以從這個例子說明：假設你是一個消費狂，而你的妻子和債權人設立了一個監督委員會來視察你是否平衡預算，但並不是在事實上平衡預算，只是在你自己做出的預估中平衡預算。顯然，任何人都可以在這些限制下達到預算平衡。如果我們還記得，政府總是低估其未來的支出與費用，那麼這個荒謬應該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公眾會變得坦率，選擇德州東部的億萬富翁。

註1：由於兩黨政策都可能導致同一結果，差別只在於程度多寡，因此選哪一黨都是一樣的。

【譯作】布希與杜卡基斯：在意識形態上形影不離｜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

Mon, 2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布希與杜卡基斯：在意識形態上形影不離｜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

文：吳莉瑋
圖：mohammadali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Rothbard 將當時總統大選中，布希與杜卡基斯的各種政策擺在一起，細細分析兩黨的政策差異只是修辭不同，實質上都是相同意識形態的產物－凱因斯主義。

布希與杜卡基斯：在意識形態上形影不離｜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著名的格言「兩黨差不到一毫錢」，從沒有比 1988 年的選舉更顯真實。

如果我們專注地考慮政策提議的實質效果，而不是他們的用語或媒體形象，這句格言尤其真實。布希和杜卡基斯，都是致力於保護與促進編制現狀的中間派（主流派）。拋開割喉式的負面競選宣傳，兩者都站在「溫和保守派」與「溫和自由派」廣泛又模糊的交會點上。

盧．羅克維爾（Lew Rockwell）在《The Free Market》書中指明，布希與杜卡基斯的首席經濟顧問是老哥們，並幾乎同意對方的所有看法。（事實上，「溫和保守的凱因斯主義」和「溫和自由的凱因斯主義」有哪裡不同？）兩個候選人都不會做任何事來削減政府開支，這兩個人都不會削減已被兩黨與所有的中間派當成美式生活基礎的龐大赤字。

不管是誰當選都將大幅提高徵稅。雙方都會找一些創造性修辭來為加稅命名。杜卡基斯承諾第一步將大幅強制執行徵稅，布希也緊追在後（除了加稅以外沒有別的），雖然布希追隨雷根政府的領導，可以預期出現更創新的華麗修辭替代品。（過去八年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增加費用、增加收入、堵塞漏洞，及以「公平」為名的「稅制改革」）

作為忠心的凱因斯主義者，布希和杜卡基斯提出一些認為經濟將由此成長的愚蠢建議，要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確實，「成長」將成為未來總統的關鍵字，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成長」只是「通貨膨脹」的代碼之一。

作為凱因斯主義者，兩位候選人都可能會擴大貨幣供應量，然後努力透過微調和強制性政策，試圖控制因為美聯儲操弄而導致的通膨物價。事實上，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仿效他的前輩們進行擴張性貨幣政策，今年以來，貨幣供應量（政府部門造假的）以 7% 的年增率極速增加。格林斯潘的通膨政策，加上威脅失控時的謹慎抑制，讓民主黨國會議員感到欣喜，並說他們與民主黨總統樂於與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合作。（而且，我相信，反之亦然。）

無論是布希還是杜卡基斯，都能依賴繼續擴大政府權利與對個人和私營企業的統治干預。因此，當「野富豪」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就任總統時，聯邦政府支出佔私人花費的 28%。歷經四年的卡特式狂野花費後，聯邦政府支出大致相同：佔私人花費的 28.3%。而經過八年的雷根「反政府」、「脫離政府控制」政策，聯邦政府支出已佔私人花費的 29.9%。當然，我們可以指望布希和杜卡基斯毫不遜色。

更別提「放鬆管制」的問題，過去十年的主要鬆管改革（民航委員會 CAB、國際規範委員會 ICC）是由卡特政府建立，而雷根政府則大幅增加監管強度，特別是針對並非犯罪之「內幕交易」所進行的猛烈抨擊。

還有民主黨的「保護主義」與共和黨的「自由貿易」，雷根政府是美國歷史上最擁護保護主義的政府，實行「自動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與強制性進口配額，為了與高效率的日本企業相競爭，政府還組織了巨大的電腦晶片卡特爾團體。

而農業計畫則更可怕，隨著政府干預與在干預狀態下的再干預，不管發生了什麼事、無論氣候條件如何、不論收成是否「過剩」或是遭受乾旱，納稅人的錢不斷地被掏出以補貼農民，讓農民生產更少的作物給消費者。

布希肯定不會少做，更甚，他承諾加強聯邦政府的「教育」開支（即他和雷根承諾廢除的臃腫低效教育部門），以及增加美國企業成本的法規－所謂的「環保政策」。

總之，我們所看到的是跨黨派的凱因斯主義共識，兩黨的經濟政策與其他方面的政策所差無幾。但未來四年在經濟上的重要危險卻被忽視。

不幸的是，老布希密友且在共和黨政府被提名為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James R. Baker），取代唐納德．雷根（Donald Regan）接任財政部長，將有效率地在國際經濟領域推動凱因斯主義：由世界央行協調的全球性紙幣通貨膨脹，老凱因斯主義的最終目標－由世界央行印發的世界性紙幣單位（不管是凱因斯的「bancor」、懷特（Harry Dexter White）的「unita」，還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phoenix」）。

然後，世界央行將能透過膨脹「phoenix」並注入各國的儲備金體系，讓各國央行能把負債的金字塔蓋在世界銀行身上。如此一來，整個世界會在世界央行的控制與協調下同步感受通貨膨脹，因此，沒有國家會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損失黃金（在金本位下）、失去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或是匯兌損失（在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下）。除了智慧的世界央行外，世界上不會有檢核任何一國通貨膨脹的機制。

這意味著，當然，經濟上的世界政府，出於協調的必要性，將帶來一個藏身其後的虛擬世界政府。藉由強大的國際金融聯繫，貝克能夠迅速地朝著這個協調移動，把歐洲甚至是日本央行收編入隊，並協助促成歐洲貨幣單位與歐洲央行，這個新的歐洲貨幣單位將為世界紙幣揭開序幕。

不管杜卡基斯任命誰做內閣，他都不會有（如貝克那般）強大的金融聯繫或是過去四年追踪記錄，所以，杜卡基斯獲勝的話，我所看到的唯一區別是：通往凱因斯主義的經濟世界政府列車將會顯著放緩，也許會完全脫軌。

【譯作】重思80年代｜Rethinking The '80s

Mon, 2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重思80年代｜Rethinking The ’80s

文：吳莉瑋
圖：eyewashdesign: A. Golde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Rethinking The ’80s》，Rothbard 分析美國在 1980 年代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並非政客所指責的貪婪、減／增稅（事實上一直都只有增稅）、法規等等「成果」，而是美聯儲「通膨性信貸擴張」所灑下的「種子」。

不只是美國，各國政府都正走上美國的老路，政府與銀行這個詐騙大聯盟在今時今日已經孟不離焦，無助的納稅羔羊與受薪階級，只能在每次大選時，殷殷期望能出現一個全能愛民總統，然後努力工作承受日益增加的赤字與徵稅（娛樂節目是抹黑在自由市場中努力經營企業的人很貪婪）。解決之道？自由思想革命。

重思80年代｜Rethinking The ’80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這新的十年中（1990 年代），正值二戰以來最長的經濟衰退，從首次總統選舉開始，兩黨都圍繞在詮釋 1980 年代的問題上搏鬥。對民主黨而言問題很清楚：經濟衰退是罪惡種子「貪婪十年」播下的結果，由雷根式經濟鬆管、減稅、巨額赤字，以及魔頭麥克．米爾肯（Michael Milken）創造的大量資金所共同激化的貪婪。

對於老布希共和黨而言，總統只是運氣不好：當前的經濟衰退是全球性的（這個理由也勉強適用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的任期內），和雷根式經濟繁榮沒有因果關係。對於越來越多反對老布希的共和黨人士而言，雷根式經濟繁榮的美好，因為老布希的增稅與大量商業監管政策而轉向。

要揭穿這些立場的謬誤與偽真理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首先，美國人的「貪婪」不多也不少，不管是 1980 年代前或後。其次，麥克．米爾肯（Michael Milken）也不是壞人，自由市場的分析表明，他的大量貨幣收入反映出他幫助股東逃離威廉法案（Williams Act）的巨大生產力，該法案削弱收購競價，並且加強低效率的規則及老式企業寄生在股東背上的經理人與財務利益。

為了防止德州、加州等地出現的新人進行有效率的競爭，老布希政府從鐵鏽地帶（Rust Belt）手中拯救洛克菲勒企業與其聯盟，摧毀米爾肯（Milken）並阻止他帶來的競爭性收購威脅。

第三，雷根並沒有如其所宣傳的「減稅」，相反地，1981 年所削減的高稅級所得稅收，已被普通美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稅（Social Security）抵銷有餘。保守的棉籽象鼻蟲（boll weevil）民主黨人，堅持將通貨膨脹計入稅率，但不幸的是，個人免稅總額永遠不會納入，這使得實質收入繼續減少。1981 年以後的每一年，雷根政府同意持續增加稅收，顯然是為了懲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減稅。高峰在兩黨和議的極左派稅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86），該法案削減高稅級所得稅收，但以「關閉漏洞」之名，透過取消大量稅收減免項目，再次重挫中產階級。

這些「漏洞」之一是房地產市場，抵押貸款大部分的稅收減免被取消，將房地產市場在幾年後推入或許是 1930 年代以來最深的衰退。

事實上，從 1980 年雷根出現前到 1991 年，聯邦政府的收入增加了 103.1%。不管它是什麼，絕對不是「減稅」，而是巨額加稅。但是，為什麼赤字規模變得更大？因為聯邦政府支出上升得更快，在此期間是 117.1%。簡言之，問題在於稅收與支出同步加速，但是支出上升得更快：產生赤字問題。

雖然老布希透過巨額增稅、赤字與商業控管，確實加劇經濟衰退，但是雷根政府不能因此脫罪。事實上，民主黨的「如果…不是…」分析裡，唯一有力的，是至少他們認識到，1980 年代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導致 1990 年代初的深遠經濟衰退。而反老布希的共和黨人最薄弱主張，是他們認為 1980 年代是美好的、純粹的熱潮，對於未來沒有產生的經濟問題。

但是，這些弊病並非源於貪婪、減稅，或任何其它的原因。1980 年代的問題在於貨幣和銀行系統，責任要歸咎於該系統的主人－美聯儲。事實上，就如德國經濟學家與前銀行家 Kurt Richebächer 指出，1980 年代美國的繁榮發展與 1920 年代驚人地相似。在這兩個年代裡，美聯儲製造的通膨信貸主要流到房地產市場，並在 1980 年代末進入股市，簡言之，繁榮來自於「紙幣資本」與投機，而「實體經濟」的物價通貨膨脹則低得多，特別是消費品。

由於 1920 年代批發與消費品價格保持平穩，誤導了前貨幣主義經濟學家 Irving Fisher，並宣稱通貨膨脹不存在，沒什麼好擔心。當 1980 年代物價通膨並非平坦，它仍低到足以使編制經濟學家宣稱通膨問題（與商業週期）已被永遠彌平。在 1980 年代，物價通膨因為各種外部因素放緩，例如通膨嚴重的第三世界國家以美元作為非正式交易貨幣，以及透過外資融資美國赤字使美國從國外進口便宜貨物。

完全複製 1920 年代的 1980 年代房地產狂熱，讓每個人認為房價註定永遠上漲，並成為不容置疑的信條。雖然房地產終於獲得應有的懲罰，最後回到現實的態度，但股市則繼續漂浮在夢幻世界，再次困惑了那些股市觀察員，讓他們忽視了「現實世界」的嚴峻事實。

罪魁禍首，不是稅收或貪婪，而是美聯儲製造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試圖以瘋狂地通膨來拯救老布希時，我們正在儲存幾年後另一次衰退的種子。銀行倒閉、S&L 醜聞、房地產崩潰等等，都該歸咎於美聯儲主席，媒體不約而同地把他視為全能君主，但更應該送他出場並作廢他的皇冠。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惡棍是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和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但只要他們仍是美國公眾的心愛人物，就永遠不會被視為惡棍。

【譯作】供水不良｜The Water Is Not Running

Fri, 1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供水不良｜The Water Is Not Running

文：吳莉瑋
圖：Cristiano de Jesu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ater Is Not Running》，Rothbard 以供水系統為例，討論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根本差異，公營事業除了效率低落外，往往也因為不當定價（以政治考量而非經濟考量之定價），先造成分配不均、短缺等問題後，再利用政府的權力來干預人民的生活，制定各種限制，輪流「犧牲」部分「比較不重要」的用戶，最終結果是事半功倍，受苦的總是「掏腰包的消費者」，因為「政府壟斷」的關係，而被強迫接受這些不合理的限制。解決方法？簡單，私有化與自由競爭。

供水不良｜The Water Is Not Running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多數人都同意政府效率一般比民營企業低，但很少意識到這兩者的差別不只是效率而已。首先，最重要的差別在於面對消費者的態度。私營企業總在不斷討好消費者，渴望提高產品銷售。所以商業廣告經常被審美家或是知識份子批評為刺耳又粗魯。

但政府與民營企業不同，不需要追求利潤或試著避免損失。相反於討好消費者，政府官員總是把消費者視為惱人的入侵，或是使用他們的（政府的）稀有資源的「浪費」用戶。政府們都不約而同地與消費者在戰爭。

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對消費者的蔑視和敵視達到頂峰，政府的權力被放到最大。但類似的態度出現在所有國家的政府活動中。幾十年前，美國供應給消費者的水由私人公司提供。隨著時間的推移，幾乎都被社會化，讓政府來壟斷供水服務。

幾十年前紐約市供水轉成政府壟斷，在那之前的幾十年內從沒出現任何關於「水短缺的哀號」。但最近，即使氣候並未特別乾燥，每隔幾年就會出現缺水。紐約市供水的水庫水位，相比於正常的 94%，在 1985 年 7 月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 55%。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完全是自然惹的禍，因為鄰近的紐澤西州水位仍處於 80%。看來，紐約管理水的官僚們一定已經仔細尋求了附近的地區，特別是長期乾旱的地方。導致紐約市的供水管道過於狹窄，無法由濕潤地區提高水流量。

更重要的，是紐約市對此及其他定期水危機的典型官僚反應。水，就像政府慣有做法，以經濟上不合理的方式定價。例如，公寓建築支付政府固定的水費。由於租戶不用支付任何水費，他們不需要節約；因為業主不管用量多少都支付固定的費用，他們也同樣不在乎。

私人公司試著調整商品或服務的定價，以實現最高利潤，例如，以最低成本提供消費者最充份的需要，政府則沒有賺取利潤或降低成本的定價動機。相反地，政府的動機，是補貼相關的壓力團體或投票群眾，對政府而言，定價考量為政治而非經濟。

政府的服務幾乎從來沒有出清市場的定價（供給等於需求），它的價格往往遠低於市場，並因此帶來人為的「短缺」。由於人民無法獲取所需的不足明顯，政府固有的專制，導致它總以強制性限制與配給來修正短缺。

政府大可兼得魚與熊掌：面對新的重要急難，把自己裹在團結一致的「犧牲」斗篷下，粗暴地對待人民。當水供應短缺時，政府幾乎不以私人企業的方式回應：提高價格來出清市場。相反地，價格持續偏低，但是限制人民往草坪澆水、洗車，甚至洗澡。在這種模式下，每個人都被告誡犧牲，除了那些由政府決定不需犧牲的重要地方外，在那些不需犧牲的重要地方，即使面對巨大危機，仍能愉快地往草坪澆水或淋浴。

幾年前，加州管水的官員在大聲抱怨缺水與供水配給的時候，突然發生尷尬的事件：該州的乾燥地區突然暴雨。雖然當局仍憋腳地堅持人民不應被誤導乾旱時期已結束，但終於被迫結束該次攻擊，把「水源短缺應變辦公室」的招牌改成「防洪辦公室」。

今年夏天，紐約市長 Edward Koch 對用水作出嚴格控制，包括禁止洗車、商業大樓空調溫度高於華氏 78 度，再加上空調必須在每個工作日內關閉兩小時（幾乎所有的空調都採水冷系統）。當然，這個 78 度的規則無異於不提供空調，造成上班族、電影和餐館顧客的嚴重不便。

空調一直是清教徒政府官員最喜歡的目標，在 1970 年代莫須有的「能源短缺」時期，卡特總統針對商業空間的空調最低華式 78 度的命令被熱情地強制執行，即使這種「節能」微不足道。只要強加給消費者的痛苦，為什麼要擔心理由？（現在不情願地供水給餐廳客人已是紐約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極權控制。如果政府要節約用水和減少使用，需要的只是提高價格。它用限制供水用途、設定優先順序，或是決定誰應該被允許每天喝超過三杯水。它要做的是出清市場，並讓人們用自己的方式與節奏節省。

從長遠來看，政府應該做的是供水私有化，讓水供應就像石油或百事可樂一樣，由私人公司以滿足消費者來賺取利潤，而不是使用權力讓消費者受苦。

【譯作】政府和颶風雨果：致命組合｜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

Fri, 1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和颶風雨果：致命組合｜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

文：吳莉瑋
圖：The Uprooted Photograp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Rothbard 談到政府對於災害發生的強制撤離與災後管制措施，反而在實質上加劇受災戶的損失。除此之外，使用稅金支付的救災援助，雖然貌似合情，但是將居民本應自行負擔的防災成本轉嫁到納稅人身上，事實上並不合理。那些真的很想幫助他人的民眾，應該要採取自願性募捐，而非要求政府以強制徵收來的稅金支付。文末討論到環保人士習以為常的「以公權力保護環境」，把自然環境看得比他人的生命與財產權重要的做法（與想法），同樣，也是一種將實現自我價值觀的成本轉嫁到納稅人與受災戶身上的便宜行事。

政府和颶風雨果：致命組合｜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颶風、龍捲風、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許多此類災害的受害者不幸地都有怪罪他人的傾向。或者該說，尋求他人援助與協助重建。這些天來，政府大家長（倒楣納稅人的替身）被大聲呼籲掏錢。針對最近颶風雨果的蹂躪最近發生的事件的雨果颶風的破壞，許多南卡羅萊納州居民將他們對頑皮颶風的憤怒，轉為指責聯邦政府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救援不夠確實與迅速。

但是，為什麼納稅人 A 和 B 要被迫支付給受天災打擊的 C？為什麼不能讓 C 和他的私人保險公司買單？這是什麼道理，讓不論是否投保、被保險人或保險人、不管貧窮或富裕的南卡羅萊納州居民，堅持認為要獲得補助，並犧牲我們這些，不論貧富也不生活在秋季颶風常態性出現的南大西洋海岸的其他人？事實上，常在《Saturday Night Live》節目裡模仿總統布希的諧星，演出內容比他所認知的正確，他說：颶風雨果不是我的錯。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聯邦政府應該停止災難援助業務，FEMA 應立即廢除。

或許聯邦政府不是罪魁禍首，但其他政府的干預卻升級了颶風雨果所造成的破壞。我們來檢視當地政府所採取的措施。雨果抵達時，當地政府實施針對許多南卡羅萊納州沿海地區進行強制撤離。然後，在雨果離岸近一星期後，查爾斯頓附近受災嚴重的棕櫚島，市長強制性禁止居民返回家園去評估與修復損失。

市長怎麼敢阻止人們返回自己的家園？她在雨果離岸六天後終於心軟，但仍繼續實施晚間七點後的宵禁。這令人憤怒的措施，其背後的理論是地方官員「顧慮屋主的安全，擔心會有搶劫」。但受迫的棕櫚島居民有不同的反應。他們大多數人都被激怒，就像典型的 Pauline Bennett 女士，她感嘆說：「如果我們可以快點回來，或許可以挽救更多損失。」

但這只是「福利國家」介入後，把雨果受災戶的情況搞得更糟的案例之一。查爾斯頓市受到破壞的結果，是許多民生物資短缺。因應這突如其來短缺，市場迅速採取行動，以提高價格來平衡供需：提供平順、自願性，且有效率的商品配給。然而，查爾斯頓市為了防止「詐欺」，詭異地通過緊急立法，將雨果過後收取較高價格視為犯罪，最高能處以 200 美金罰款和 30 天監禁。

毫無疑問，查爾斯頓福利國家把高價格轉換成嚴重的物資短缺。資源被扭曲與不當分配，一如東歐的長線發展，查爾斯頓的人可以享受溫暖，用雨果來襲之前的價格買到短缺的物資，如果他們找得到要在哪裡買的話。

因此，地方政府阻止人們留守或返回自己的家園，並價格控制加劇物資短缺，加深了颶風雨果的破壞。但這還不是全部。也許，對沿海居民最嚴重的打擊是那些專業的敵人－人道主義的環保人士干預。

去年，為了回應環保人士投訴海濱酒店並擔心「海灘遭侵蝕」（海灘也有「權利」？），南卡羅萊納州通過一項法律，嚴重地限制任何新的海濱建設或修復損壞的建物。颶風雨果的到來，顯然為南卡羅萊納州沿海理事會（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提供了掃除任何海濱人造建物的天賜良機。沿海理事會顧問地質學教授 Michael Katuna，只看到詩意的正義，得意地宣稱：「公寓不應該存在於海灘，如果大自然想把風暴帶上岸。」如果大自然希望我們能飛，她會為我們提供翅膀嗎？

其他環保主義者竟然讚美颶風雨果。杜克大學的地質學家 Orrin H. Pilkey 教授，也是海灘抑制運動的主要理論家之一，抨擊位於查爾斯頓東北部的帕利斯島開發，以及它在 1954 年颶風黑茲爾過後的重建。「該地區是不應該被開發也不該在風雨後重建的高風險區域案例。」，Pilkey 現在稱呼雨果是「非常及時的颶風」，演示了海濱應回歸自然。

沿海理事會的地質學家 Gered Lennon 言簡意賅地表示：「不管颶風造成了多少災難，它至少有個健康的結果。希望它能遏制一些不明智的海岸開發。」

這些環保統治者的態度與受災居民的意見形成鮮明對比。Bennett 女士表達了棕櫚島居民的意見。決定要重建，她指出：「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這是我們所僅有的。我們必須留在這兒。誰會來買呢？」當然不是南卡羅萊納州的環保精英。Tom Browne 在富麗海灘（Folly Beach）的房子遭到颶風雨果摧毀。他抱怨：「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可以重建。」他指出，法律在無補償下奪走財產。「這一定違憲。」

的確。就在雨果侵襲之前，棕櫚島的一處地產業主 David Lucas，在南卡羅萊納法院起訴州政府的法律，並獲得 120 萬美元的賠償。法院裁定，州政府不能在無賠償下剝奪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築的權利。南卡羅萊納州的環保人士不能強迫納稅人必須支付災後重建禁令的巨大賠償。

南卡羅萊納州的環境顧問 Skip Johnson 擔心：「這將是真正的噩夢。人們將要重建自己的生活。」沿海理事會及其工作人員 Johnson 感嘆道：「將忙得不可開交。」希望如此。

【譯作】環保人士痛打德州｜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

Thu, 17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環保人士痛打德州｜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

文：吳莉瑋
圖：partymonstrrr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Rothbard 舉例說明環保人士為了保護物種，動用大量資金進行訴訟，企圖以強制性司法判決來限制他人處分自有財產，其結果除了不一定真的能保護到物種外，還給有心人士製造獲利機會。

對於環保議題，個人的看法類似於 Rothbard，必須回歸到財產權規則，假若某塊土地遭受某鄰近新建工廠的排放物汙染，該土地持有人有權要求工廠停止汙染並回復原狀（或賠償損失），其他人並不擁有那塊土地因此也不具有主張工廠停工的權利，否則就是侵犯工廠使用自己設備的財產權。

換言之，假若某個團體亟欲保存某座山裡的物種，他們可以選擇集資取得該山林的財產權並依照他們的標準不准任何人進出，在不侵犯他人財產權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達到目的，但是，在本文的例子中，環保團體加上政府機構聯合以訴訟的方式，迫使當地居民遭受停水威脅，即使不論政府機構是否真的有潛在利益，此種行為，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權，還把價值觀強加到他人身上，私以為，甚是不妥。

環保人士痛打德州｜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都知道環保人士是如何不惜一切代價來保存西點林鴞，並強烈抨擊西北部的伐木業。但是，這個打在經濟臉上的巴掌，與目前德州的聖安東尼奧發生的情況相比則顯得渺小，環保運動與司法系統兩者致命又專制的結合，正在危害這個美麗的城市。

這個90萬居民的城市與周邊地區的唯一水源，來自於橫跨五個縣的地下河或湖（到底是河還是湖目前仍有爭議）－愛德華蓄水層（Edwards Aquifer）。與聖安東尼奧及該地區農牧場相互競爭水源的兩個支流，還有科馬爾河（Comal）與聖馬科斯河（San Marcos），而後者正在成為旅遊景點。1991 年 5 月，山巒協會（Sierra Club）與控管這兩個支流的瓜達陸－布蘭科河管理局（Guadalupe-Blanco River Authority），以瀕絕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看來，在乾旱季節，這兩個支流的乾涸將危及四種生存在此的動植物：德州盲螈（Texas blind salamander）、德州野生稻（Texas wild rice），以及泉鏢鱸（fountain darter）與聖馬科斯食蚊魚（San Marcos gambusia）兩種小型魚。

聯邦德州地院法官 Lucius Bunton 在 1993 年 2 月 1 日做出有利於山巒協會的裁決：在乾旱季節，無論聖安東尼奧是否用水短缺，都需有足夠的水從蓄水層流向這兩個支流以保存這些物種。Bunton 法官承認，為了服從裁決，在乾旱季節，聖安東尼奧可能需削減高達 60% 的蓄水層抽水量。這會同時衝擊聖安東尼奧市民與鄰近的農牧場；人類必須受苦，因為在環保人士的世界裡，人類是總是排在最後，遠低於野生稻和泉鏢鱸。

聖安東尼奧市長 Nelson Wolff 對此裁決表示憤怒。他驚呼：「想像你在一個每周只允許洗兩次澡的世界。」「想像你在一個灌溉作物必須得到法官許可的世界。」德州及西南部牛隻飼養者協會（Texas and Southwestern Cattle Raiser Association）主席 John W. Jones 生動地抱怨：法官的裁決把保護德州的昆蟲看得比保護德州的嬰兒重要。

那麼，聯邦法院如何解釋此法？

顯然，如果愛德華蓄水層被視為「河」，那麼它受德州水資源委員會（Texas Water Commission）管轄，而不是聯邦法院。但去年，奧斯丁（Austin）的一位聯邦法官裁定愛德華蓄水層是一個「湖」，把它置於聯邦政府的管轄。

環保人士反對生產與自然資源的使用。聯邦法官尋求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而且，還有另一個連帶在訴訟中的利益需要檢視：政府的瓜達陸－布蘭科河管理局（Guadalupe-Blanco River Authority）。除了希望維持旅遊收入，另外還有一個可能鼓舞當局的隱蔽性豐富收入。

聖安東尼奧市水務局局長 Cliff Morton 提出此觀點。Morton 說，他相信，水管理局會在乾旱時期，把支流增加的水導入水庫，然後出售給陷入困境的聖安東尼奧市，價格遠比這個城市原先從蓄水層取水的價格要高得多。水管理局能夠這樣玩弄權術操縱嗎？Morton 先生是這樣認為的。他傷心地警告著：「這才是訴訟的目的，跟泉鏢鱸沒關係。」

Wolff、Jones 與其他抗議者呼籲國會放寬「瀕絕物種法」的嚴苛規定，但在柯林頓－高爾政府下機會不大。

較長期的解決方案，當然，是將這個國家整個系統的水資源與水權私有化。所有的資源，連同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具有稀有性，都是需要透過競爭來取得的標的。這就是私有財產權與自由交換市場系統出現的原因。如果所有的資源都私有化，它們會在自由價格體系下被分配到最重要的用途，能夠最有效滿足消費者的競爭者，將能在取得這些資源的競爭中，贏過那些較無法滿足消費者的競爭者。

由於這個國家的河流、地下水與一般的水資源被大量國有化，結果是糾纏不清與低效率的不合理定價、大量補貼、部分地區的過度使用與部分地區的未充分使用，以及廣泛的控制與配給網絡。整個用水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只有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可以治癒。

在此期間，如果可以修正甚至是廢除「瀕絕物種法」情況會更好。如果山巒協會或其他環保人士急於保護各種形狀大小的動物、植物或礦物，讓他們用自己和捐助者的資金，自掏腰包購買一些土地或河流來保護。

紐約市最近決定更名「動物園」，改用政治正確的委婉說法：野生動物保護公園。讓山巒協會和其他類似的組織在這些公園裡保存物種，而不是動用資金來控制美國人民的生活。

【譯作】政府與自然資源｜Government vs. Natural Resources

Wed, 1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與自然資源｜Government vs. Natural Resources

文：吳莉瑋
圖：drurydrama (Len Radi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Government vs. Natural Resources》，由於「資本主義」被廣泛地曲解成「貪婪地剝削自然資源」，許多人都視自然資源私有化為罪大惡極的提議，然而，他們忘記了，我們現在認為再理所當然不過的土地私有化，也是人類通過長久以來的占用、自由交換等各種經濟活動的結果。

在嚴格的「財產權定義」下，若是一塊土地不被允許「擁有」，就沒有人有權利能夠變動土地本身（甚至是從上頭走過），換言之，假若不經歷土地私有化的過程，人類便無法發展實質上會改變土地的農業，世界就不會是現在的樣貌。那麼，為什麼面對其他自然資源的時候，態度截然不同呢？

再者，私有資源通常能比公有資源獲得更好的利用與維護。以土地為例，私有的土地傾向於受到充分照顧與利用，因為對私人擁有者而言，他不僅能使用這片土地，還具有充分的動機保護與維持土地的資本價值，相反地，公有土地，管轄機關雖然不擁有此資產，但是卻能在實質上使用與支配這片土地的資源，對這些管轄機關而言，重要的並不是維持土地的價值，而是在「可管轄期間充分地從土地中獲取利潤」，而後者，我們並不陌生。

私有化並不等於破壞，相反地，私有化是建設與持續發展的開始。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某些短視的企業家會對自有財產隨意處置，但我們更不能否認，如果某個區域的海洋是私有財產，擁有者將有充分動機經營並維持私有財產價值的普遍行為。同樣地，我們不能否認或許有一天會有某個官員在任職期間用心經營手下管轄資源，但是，我們更不能否認的是，如果允許某個人在某個期限內無限制使用某樣資源，因為不是擁有者而不需要承擔資本價值減損的後果，獲得許可的人將會如何盡心盡力地在時限結束前取得最大的「好處」。

最後，必須理解的是，所謂的「公有」，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共同擁有，而是「被特定機構支配控制」，既然都是會被支配控制，理論上，我們應該選擇利用資源的較好模式，也就是在最大化利用的同時持續維護自然環境，在這種期許下，我認同 Rothbard 的意見，私有化比公有化更能達成目的。

政府與自然資源｜Government vs. Natural Resourc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把瀕臨絕種的鯨魚或其他物種歸咎為「資本主義的貪婪」，是一種常見的迷思。把資本主義視為掠奪自然資源、殺雞取卵的短視近利行為，因此，要求政府介入，掌握這些資源的所有權，或者至少要嚴格規範它的使用與開發。

然而，想以遠見取代短視，我們只能依賴民營企業，而不是政府。例如，如果私人投資者或企業擁有天然資源，譬如森林，它知道每砍一棵樹來獲得短期銷售利潤，都必須以剩餘森林的資本價值下降來平衡。然而，每個企業都必須平衡短期獲利對資本財的損耗。因此，私營企業有充分的經濟誘因，進行「遠見」的規劃，每砍一棵樹就必須補種更多樹木，以提高生產力並維護資源等等。而政府（或租用政府資源但不擁有所有權的企業）的每個經濟誘因都是短期的。由於政府的官僚只能控制但不能擁有「政府擁有的資源」，他們沒有任何經濟誘因對資源進行最大化利用或甚至是考慮其長期價值。他們的每一個經濟誘因都是盡可能地迅速掠奪資源。

每個過度使用與破壞自然資源的實例，都是政府資源而不是私人資產，這並不令人意外。19 世紀後期，美國西部植披的大量破壞，是因為聯邦政府未能認識到足以開墾的最小土地科技單位。南北戰爭期間，單一私人土地的上限訂為 160 英畝，對於濕潤氣候的東部可行，但在西部乾旱地區，低於一兩千餘畝的土地都難以開墾。

結果是，草原和畜牧場變成由聯邦政府擁有但出租給私人企業使用的土地。民營企業沒有動力去開發土地資源，因為它可能被其他公司入侵，或者是使用權被政府收回。事實上，他們被鼓勵迅速地使用地力、破壞植被，因為他們被阻止擁有它。

水、河流、海洋的情況比土地更糟，因為個人或企業，幾乎全球性地被禁止擁有水域或特定水域的魚群。因為一般不會允許在部分海域開墾私有產權，海洋和其他水資源一直保持在原始狀態，就像私有土地尚未被允許的階段。當人們不被允許去擁有或改變土地時，土地只會停留在狩獵與採集階段，只有土地私有化能帶來需要改變與培育土地本身的農業，增加的生產力為每個人的生活水平帶來巨大增長。

世界已經接受私有農業以及這種所有權與文明帶來的豐碩成果。現在正是時候，擴大人們在地球上最後的支配邊界：水產養殖。私有產權已經進入水與海洋資源開發，我們才剛開始一窺奇蹟。在越來越多的海洋與河流中，魚群不是依賴隨機的自然供應，而是被「圈養」。美國在 1975 年時只有 3% 的水產來自養殖場，到 1984 年時變成 12%，翻了四倍。

愛達華州的清泉鱒魚公司（Clear Spring Trout Company）所經營的養魚場，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單一鱒魚生產商，鱒魚年產量從1981年的一千萬磅，在今年擴大到一千四百萬磅。此外，清泉鱒魚公司並不盲目地遵循自然，就像農民一樣，它透過繁殖更好也更高產能的品種來提高對自然的利用。兩年前，清泉鱒魚公司需要用 2 磅糧食產出 1 磅食用魚肉，但該公司已研發出只需 1.3 磅糧食就能產出 1 磅食用魚肉的鱒魚品種。清泉鱒魚公司的研究人員也正在開發消費者期待已久的無骨鱒魚。

目前，美國所有商業販售的虹鱒都出自養殖場，牡蠣的養殖比例是 40%，出自養殖的商業販售鯰魚則是 95%。

水產養殖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已經開始在這裡發展，不僅是漁業，近海石油鑽探開採業與海床錳結核礦業也是。這些產業需要的是可利用之海洋資源或水資源的私有化。

幸運的是，雷根政府拒絕了海洋公約，此份公約欲將世界海洋資源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納到聯合國體系的世界政府機構下。度過了這個威脅，現在正是時候抓住機會，擴大私有財產的最後邊界。

【譯作】飢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mine

Wed, 1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飢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mine

文：吳莉瑋
圖：Zoriah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Politics of Famine》，Rothbard 說明目前發生在第三世界的飢荒，並非自然因素造成，而是當地政府的統治行為造成。再多的國際援助，都無法解決這種被媒體渲染成人間地獄的景象，問題的癥結點一日沒有解除，國際糧食救濟只會源源不絕地分到統治階級的口袋裡，挨餓的農民仍然被自己的政府剝削。愛心氾濫嗎？或許，在挹注愛心之前可以先花點時間想想，正在填的是哪一窟無底洞，畢竟，人道救援並不是為了讓自己的良心鑲金，而是真心地希望世界上的不幸能少一些。

飢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min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媒體的焦點，首先集中在飢餓兒童的可怕鏡頭上，接著，才開始指責西方政府、衣索比亞政府，或其他任何說得出名字的政府，沒有負起及時救濟那些挨餓人民的責任。在媒體的轟炸中，一些重要且基礎的問題被蒙混。例如，為什麼大自然似乎只讓社會主義國家倒楣？如果問題是乾旱，為什麼雨總不下在社會主義或嚴重集權的國家？為什麼美國從來沒有因為不佳的氣候條件而遭受飢荒威脅？

飢荒的根源不在神或天體運行間，而是人的行為。氣候，不是俄羅斯在共產主義前為重要糧食出口國，但現在的蘇聯卻得仰賴糧食進口的原因。自然不需要對此負責：所有的東非國家與衣索比亞、莫三比克那些馬列主義國家，都是遭遇大規模飢荒的主要國家。因為一些原因而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如果農業被系統化地削弱與利用，糧食生產將面臨崩潰，而飢荒將是結果。

問題的根源是第三世界，在那裡（a）農業絕大多數是最重要的產業，並且（b）人民不夠富裕到在危機中足以向國外購買糧食。因此，對第三世界人民而言，農業是最珍貴的活動，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它不能受到阻礙。然而，有生產的地方，就有寄生於生產者的寄生階級。在我們這個世紀的第三世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最喜歡的適用舞台，充滿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革命、政變或統治。每當新的統治階級上台，並實行中央集權或社會主義制度時，被洗劫一空、被剝削、被壓迫的，一直是主要生產階級：農民。官方數字看來，俄羅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屠殺了數以百萬計富有生產力的農民，其餘的人被迫離開自己的私人土地並加入合作社或國營農場，在那裡，他們的生產力大幅下跌，而糧食產量嚴重下降。

即使是這些國家的土地沒有直接國有化，新興國家的國家機器仍透過徵收重稅、以遠低於市價的價格強迫徵收糧食等方式，站在農民的背上。人為性的廉價食物被用來貼補都市人口的糧食供應，那些新興官僚階級的主要基地。

非洲和亞洲國家的標準模式如下：英國、法國、葡萄牙或任何帝國主義，以「殖民地」雕刻出來的人為邊界，紛紛建立首都來管轄農民群眾。然後，一群階級或高或低的官僚靠著農民稅收生活，並強迫農民廉價出售產品給國家。當帝國政權撤出後，這些新興國家被交到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手上，他們通常在倫敦、巴黎或里斯本受社會主義與集權國家主義的培訓，從而嚴重加劇了問題。

更甚，一個類似於羅馬帝國崩解過程的惡性循環開始。被壓迫、剝削的農民，厭倦了總是被城市洗劫一空，決定離開農村並遷籍到享受國家福利的首都。這讓留在農村的農民生活更糟，僅管有許多殘酷的措施阻止他們離開，仍有更多的人離開農村。這種循環的結果是飢荒。

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政府，強迫農民以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市場價格，將作物出售給國家。衣索比亞的馬列主義政府，更強迫人民加入效率極低的國營農場，並試圖透過殘酷的壓迫讓他們在那裡工作。

解除衣索比亞或其他任何國家的飢荒問題，答案不是國際糧食救濟。因為救濟必然受到受援政府的管控，糧食一般由往農村的路上被改道至排著隊的政府官員口袋，並補貼已經吃得飽的城市人口。飢荒問題的答案，是將第三世界的農民從統治階級的殘暴與剝削中解放。飢荒問題的答案，是私有財產與自由市場。

【譯作】透過水果…｜By Their Fruits…

Tue, 1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透過水果…｜By Their Fruits…

文：吳莉瑋
圖：Thomas Haw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y Their Fruits…》，Rothbard 以加州桃產的最小尺寸標準政策為例，清楚說明將福利國家政府如何以「為消費者、人民好」的名義，實「壟斷、利益分配、傷害市場」之實。這系列討論福利國家各種政策的文章，雖然都是在談美國的情況，但只要內容稍加改名換姓，儼然可適用至其他「福利國家」的現狀，此種權力集中與操弄的技術，其實只是那些政客的跨國式有樣學樣罷了。

透過水果…｜By Their Fruit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羅斯福新政最可怕的特點之一是它的農業政策：以挽救經濟蕭條之名，聯邦政府組織了一個巨大的美國農民卡特爾（壟斷團體）。在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蕭條時期中，聯邦政府強迫農民每畝田只種三分麥，每三隻豬就殺一隻，迫使農產品供應下降進而推動食品價格上漲。左派指責政府強迫農產供應大幅削減造成城市人民挨餓是「美國資本主義」，但問題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由農產相關企業組成的壓力團體，藉由聯邦政府作為組織者與執行農業卡特爾政策的執行者。這一切以幫助「三分之一的國家」為名，因為羅斯福看見國家三分之一的人營養不足、穿不暖、無家可歸。

自 1933 年以來，羅斯福新政農業政策不斷地持續與擴大，為了追求它可怕的邏輯而不惜犧牲這個國家的消費者，年復一年，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也不管日子是好是壞。但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粗暴地破壞糧食的做法，理所當然地引起公怒（如果媒體在意的話）。最近的憤怒發生在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位於嚴重經濟蕭條的加州。

具體的問題是水果，那些種植於加州但尺寸稍小的桃子與油桃。1930 年代以來，農業局局長替桃子與油桃設定了最小尺寸標準。即使在顯微鏡下，任何尺寸稍微小於或輕於政府設定標準的水果都是非法的，農民必須要依法銷毀，否則就得遭受嚴重罰款。

這並不是說這些尺寸稍小的桃子與油桃滯銷。與此相反：大多數人，包括受過訓練的水果收成工，沒辦法目測其差異，所以他們被迫使用昂貴的稱重和分揀機。據估計，在 1992 年的產季，加州果農被迫銷毀至少五千萬磅的「過小水果」。

因此，全世界最大的桃子農場 Gerawan Farming，被指控違反聯邦法律，因為它沒有銷毀「過小水果」，竟敢將部分的「過小水果」販售到洛杉磯的批發商，再轉手賣到小型雜貨店，讓較貧窮的消費者能以較便宜的價錢購買到尺寸稍小的水果。

關鍵當然是便宜。農業部長並不是憑空幻想出這些惡性規定。根據法規，這些最小尺寸標準由生產特定農產的農業委員會決定。農民們被允許利用政府來組織卡特爾，讓較大較昂貴的水果受到保護，不讓較小較便宜的水果與之競爭。這就像，如果凱迪拉克和林肯可以制定汽車的最小尺寸標準，那麼市場上每款小車都將被禁止。

或許，這個系統最令人反感的，是農業委員會領導人解釋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在追求消費者福祉。油桃委員會八人小組的成員之一 Tad Kozuki 表示：「較小的水果不夠吸引眼光，因此，委員會試圖取悅消費者，並認為對我們水果的需求將上升。」

為了讓「取悅消費者」彌天大謊更上層樓，桃子委員會十人小組的主席 John Tos 嚴肅地指出：「我們是依據目標消費者的要求而銷毀這些過小水果。」他補充，這兩個委員會目前正斥資5萬美元，進行消費者水果喜好的詳細研究。

把錢省下來吧，同志。我可以每次都預測出結果：消費者總是喜歡大桃子勝過小桃子，作為選項，他們喜歡凱迪拉克勝過 GEO。鑑於接受禮物的選擇，意思是無需支付兩者間的差額。而價格，當然，是整個買賣交易的重點。小桃子會更便宜，就像 GEO 會更便宜一樣，而消費者應該要被允許在這些不同等級、尺寸和價格之間進行選擇。

農業局市場服務部蔬果處的副主任 Eric Forman，比卡特爾們多了一份坦誠。他說：「消費者願意花更多的錢買較大的水果，那麼，為什麼要破壞農民的高利潤？」換言之，為什麼要允許農民以「競爭」來「破壞」高利潤，顯然是農業界裡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概念。

為水果問題發聲的，是消費者團體與陷入困境的 Gerawan Farming。消費者協會 Consumer Alert 的執行董事 Scott Pattison，正確地呼籲整個政策制定是「離譜的」。他問道：「為什麼是官僚和農民來告訴我們有沒有市場？」「如果消費者真的不會購買小水果，農民終將放棄運送它們。但我認為低收入的母親會歡迎她們能買得起的較小的水果，當成孩子們的午餐。」Gerawan Farming 的負責人 Dan Gerawan 舉起一顆油桃，冷笑地宣布冷笑：「這是邪惡的、非法的水果。」Gerawan 補充說，政府「贊成銷毀那些窮人的水果」。

「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政府以卡特爾團體限制競爭、削減產量、提高價格，尤其傷害低收入消費者，透過那些政府聘來管理福利國家的技術專家所提供的虛假謠言，假惺惺地偽裝成替消費者著想的政策。

【譯作】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The Neocon Welfare State

Tue, 1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The Neocon Welfare State

文：吳莉瑋
圖：wstera2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eocon Welfare State》，分析民主國家中（美國），雖然貌似「政黨競爭」，但實質檢視下，不管是哪一政黨，都走在擴張政府權力、延伸政府干預、增加政府支出、無限舉債與擴大徵稅的大政府之路上。

換句話說，不管是誰執政，大政府的趨勢是不變的，差別只是，說法不同、快慢有異罷了。

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The Neocon Welfare Stat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福利國家從 1930 年代概念成形以來，以下列方式進行。首先，自由派發現了一些社會和經濟問題。任務並不艱鉅：人類一直有這些問題，不過很快就會進入伊甸園。然而，自由派通常需要數百萬美元的基金資助與納稅人資助的佣金，來解決疾病、貧窮、無知、無家可歸等等令人吃驚的發現。

他們大張旗鼓地確定「問題」後，自由派黨呼籲「解決方案」，當然，是由聯邦政府這個我們都知道也深愛的「偉大的解決問題機器」所提供。

不管是什麼複雜的問題，我們都知道「解決方案」始終相同：大量納稅人的錢流到各級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建立出許多專門用來解決「特定問題」且不斷成長的巨大官僚機構。這些資金當然由納稅人提供，此外，也透過會造成通貨膨脹或者是由未來納稅人清償的新設債務。

從一開始，福利國家的每個大躍進都由民主黨的自由派主導。也就是說，自 1930 年代以來，擴大福利國家是民主黨的歷史身分。另一方面，共和黨的身分是不斷抱怨福利國家，然後，當掌權時，他們不但保持民主黨的「發展」還進一步進行擴張，把桎梏緊繫緊在民眾身上。
在共和黨政府執政下，我們最多只能期待福利國家的擴張速度輕微放緩，或是另一個不創新的「創新方案」。

每個大躍進的結果（羅斯福的新政 New Deal、杜魯門的公政 Fair Deal 與詹森的偉大社會 Great Society），顯然都沒有「解決」福利國家宣稱解決的問題。相反地，每個被提出的問題，歷經創新和擴大計劃後，明顯地都比二、三十年前的情況更差。同時，政府「解決問題的機器」：稅收、赤字、支出、法規和官僚作風，遠比從前更巨大、更堅固，更飢渴地洗劫納稅人。

在 1990 年代的現在，我們正處在十字路口。目前的社會是偉大社會計畫和尼克森政策的結果。那些為了杜絕貧困、內陸城市、種族主義、疾病等問題而進行的龐大又昂貴的嘗試，只是把這些問題變得更糟，並伴隨著更大的政府機器：政府控制、支出與官僚。

認識到左派自由主義的失敗，自由民主黨現在自稱「溫和派」，紛紛拿出一貫的「解決方案」：倍增已然龐大的聯邦支出以「幫助」內陸城市、「重建」陳舊的基礎設施、提升衰退產業「競爭力」等。儘管 1950 與 1970 年代的共和黨政府公開自稱「溫和派」或「自由派」，共和黨政府現在至少是在「保守派」指導下運作。

「保守派共和黨」（新保守主義共和黨）對於福利國家與民主黨建議之新大躍進的反應為何？

好消息是，新保守主義的提議，不是另一個略保守於民主黨自由派人士提議的「我也是」。壞消息是，擬議中的「保守福利國家」－新保守主義教父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定義下－糟糕多了。這一次，在新保守主義者的主持下，共和黨正提出天才創新建議。

問題就在這裡：結果是更多的權力與資源，偽裝成偽保守的言論，集中到位在華盛頓的利維坦國家怪獸上。由於保守的公眾總是傾向把重點放在言論內容而非實質內容，使得即將到來的共和黨版本的福利國家更加危險。

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的初期規模，可以從老布希認可教育部長 Lamar Alexander 的提案稍見端倪，此提案由新保守主義的教育工作者 Chester Finn 和 Diane Ravitch 協助與指導。這個國家的教育災難，由聯邦政府大規模資助、控管的大量官僚機構開始，這些機構長久下來從父母手中奪走對孩童的控制，並把這些孩童納到政府的掌控中。

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會完成這項工作：擴大預算、國有化教師和課程，並以惡性的官僚教育對孩童進行全面控制。

另類福利國家的住房與城市規模已由新保守主義者最喜歡的政治家制定完成－住宅暨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部長傑克．坎普（Jack Kemp）。儘管坎普的目標是與老布希政府保持距離，洛杉磯暴動帶來虛擬化的共和黨背書，其結果是老布希不足的「遠見」與自由主義者敲邊鼓的「關懷與同情內陸城市」。

正如傑夫．塔克（Jeff Tucker）在《The Free Market》中所言，坎普提出的「商業區」與「賦權」導致更大程度的福利國家。「商業區」概念最初的意思是在中央集權泥沼中的自由企業島嶼，但被巧妙地轉化為更多的政府福利與平權法案式的補貼。柴契爾夫人想把公屋出售給租戶的想法，透過資助內陸城市、保持租戶對聯邦官僚機構與白宮的依賴，變成擴大公共房屋的另一種方式。

更大規模的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要如何籌到資金？新保守派是繼 1930 年代的左派凱因斯主義者之後，聯邦赤字的最熱情粉絲。我們可以期望更大的赤字伴隨著大量創新的藉口。統計將會用來疏浚赤字與國債的影響「沒有想像那麼糟」，比如說，跟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某年相比，或者，以某種深層的黑暗哲學理由而言「它們不存在」。

在稅收問題上，我們或許可以信任新保守主義者會降低較高稅級的所得稅率與削減資本所得稅，但其它部分的稅則沒有任何限制。我們可以期待很多「漏洞關閉」，使房地產市場繼 1986 年的稅改法案後，進入漫長而持續的失控狀態。我們也可以期待消費稅增加，可能是全國銷售稅或增值稅。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闡述了基本的新政策略：「稅收再稅收，支出再支出，選舉再選舉。」他還補充：「控制再控制。」幾十年來，外在形式的華麗外衣不斷改變，以吸引新世代的呆子。但是，不斷擴大的「利維坦」，本質上仍然相同。

【譯作】保險業危機的根源｜Roots of The Insurance Crisis

Sun, 13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保險業危機的根源｜Roots of The Insurance Crisis

文：吳莉瑋
圖：woodleywonderwork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Roots of The Insurance Crisis》，分析了所謂的保險業危機，保險業與其盟友以過高訴訟支付造成營運問題為理由，出面提出聯合要求，修法訂定陪審團裁決的上限，以及最高限額（甚至取消）法律費用給付，特別是原告勝訴後付給原告律師的成功酬金。

對此，Rothbard 首先提出或許事實不是保險業所聲稱的，出面哭喊危機並呼籲立法的行為很有可能只是想更進一步取的更多利益，接著，從私人企業的角度，提醒私人企業的本質是「自負盈虧」，就算真的有危機，沒有人有責任要去挽救，更何況是尋求法律特權的保護傘，然後，分析其修法要求的內容與影響性，最後，提出侵權訴訟歸責問題的見解。

保險業危機的根源｜Roots of The Insurance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最近對財產權與自由市場最大規模的攻擊，來自保險業及其相關責任：特別製造商團體和醫界組織。他們指控陪審團裁決造成給付暴漲，從而造成保險業破產的威脅，連帶造成更高費用或取消責任保險，那些行業與專業人員判定陪審團有罪。

對此，保險及其盟友要求修法，訂定陪審團裁決的上限，以及最高限額（甚至取消）法律費用給付，特別是原告勝訴後付給原告律師的成功酬金。

在分析這些措施之前，必須指出的是，可能根本沒有危機。批評者指出，保險公司年復一年地拒絕透露裁決和和解數字，或是把這些數字按行業或職業拆解。相反，保險業完全倚仗看起來精彩的異常單一軼事－他們很少在自己的生意上這麼做。

此外，批評者展示平均的保險給付並沒有提高，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遠比通膨率低。所以有可能根本沒有保險業危機，而這種歇斯底里的動作，可能想把成本嫁禍到原應獲得公正賠償的受害者案例，來為保險業得到莫須有的額外利益。

但是，讓我們假設保險業危機若是確實像業內人士說的那樣戲劇性。為什麼其他人應該要幫助他們擺脫困境？保險公司，其他的企業一樣，是企業精神。作為企業家，他們承擔風險：他們做得好並預測正確時賺錢，當他們預測得不好時損失。事情本來就應該這樣。他們獲益時應該得到榮耀，並在損失時承擔後果。保險，是保險公司收取保費來涵蓋他們預計需支付的金額，並在過程中獲利。如果他們蒙受損失的原因是他們經營不善，支付高於保費，他們不應該期望同情，更別說是從長期遭受苦難的消費者與納稅大眾手中得到紓困。

特別離譜的是，保險公司正試圖把要把陪審團裁決和訴訟費用設定最高上限。以任何費用聘請律師是每個人的權利，沒有人能干涉私有財產和簽訂契約的自由。律師，畢竟是我們面對不公正法律與侵權行為的盾牌，而我們聘請他們的權利不能被剝奪。

此外，「成功酬金」是讓窮人也請得起律師的了不起工具。而事實上，律師對費用收取的標準取決於他對案件的「投資」，收取較高費用鼓勵律師替客戶對抗難纏的訴訟。取消成功酬金會讓這些律師只服務富人，並在法庭上對抗普通人。這是保險業真正想要的嗎？

至於陪審團裁決，保險業與其同盟真的希望摧毀英美法的陪審團系統嗎？陪審團制度雖然有錯誤或效率不彰，但它一直是我們對抗國家的自由堡壘。如果他們想摧毀它，陪審團制度會被什麼代替－政府統治？只要我們還保留著陪審團制度，作為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仲裁，我們必須不妨礙其分配的正義，尤其是毫無意義的數額上限，賠償上限代表正義只代表小金額賠償，但沒有大額賠償。

這些不代表侵權法不必改革。這不是定量問題而是定性問題：誰應該承擔多少賠償？具體而言，我們必須杜絕「轉承責任理論」，即，個人或團體有責任，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造成損害，只是剛好他們在附近而且又剛好很富有。

因此，如果我們從零售商那買了一個產品，而產品有缺陷，是零售商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而不是製造商，因為我們沒有和製造商簽訂契約（除非製造商在產品上放了明確保固聲明）。零售商要起訴批發商，而批發商起訴零售商等，被起訴者確實違約並提供有缺陷的產品。

同樣，如果一個公司的經理損害了他人身體或財產，沒有理由讓「深口袋」的股東支付賠償，後者是無辜的，股東並沒有下令經理從事這些侵權行動。

更進一步，哭喊保險業危機讓陪審團傾向認定他們是「無魂的公司」，也就是股東。因此，應該要消除這種（轉嫁責任）的情況，修訂侵權法，把責任歸屬到那些實際上從是不法行為的個體。

簡言之，責任應該是全面和完整的，讓它只針對那些過錯者，也就是那些實際上在損害他人身體與財產的行為人。

【譯作】政府醫療「保險」｜Government Medical "Insurance"

Sun, 13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醫療「保險」｜Government Medical “Insurance”

文：吳莉瑋
圖：CmdrCo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Government Medical “Insurance”》，說明美國醫療保險的危機根源，來自於大幅度政府干預，首先，政府透過頒發許可的方法控管醫學院與醫院的營運方針以及醫療服務的供應數量，接著，採用「第三方付費」的政府醫療保險，加劇了人為性需求的提高（消費者因為負擔變小而比其所需要的更常看病，且更願意接受醫生所開出的任何帳單），人為性需求的提高也導致人為性的供應不足（過多的病患造成護理人員不足），供需趨勢的人為移動最後變成醫療價格上漲但是醫療品質卻降低的後果。

有關於解法，Hans-Hermann Hoppe 的《A Four-Step Healthcare Solution》有相當簡單但是有用的建議，簡言之，逐步消除政府干預，減少「人為的」市場失調。

政府醫療「保險」｜Government Medical “Insuranc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Ludwig von Mises 敏銳的洞察之一，是政府干預的累積趨勢。政府以它的智慧看到問題（總會有問題！），接著以政府干預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本來要解決最初問題的干預，創造了兩個或三個更進一步的問題，然後，政府認為必須再進行干預來治療這些新的問題，走向社會主義。

這種惡性過程，沒有比醫療保險更戲劇性的了。我們現處於社會主義醫療的無情邊緣，或美其名曰「國民健康保險」。醫生和醫院的要價高昂且總是迅速上升，遠超出一般的通貨膨脹率。因此，幾乎沒有醫療保險可以給付所有支出，遺落那些不被慈善機構或 Medicaid 認可的申索人。因此，產生了國民健康保險的要求。

但為什麼價格高又增長迅速？答案是「健康保險」，相較之前，由政府推動、建立或補助的健康保險緩解了醫療負擔。Medicare、Blue Cross 等等計畫，也是一種形式的「保險」。

如果你的房子被燒毀時你保了火災保險，你會收到（如果你可以從保險公司手上拿到錢）一筆固定金額的補償給付。為了這種權利，要預先支付固定保費年金。只有在我們的醫療保險制度裡，不管是政府或 Blue Cross，不是支付固定金額，而是由醫生或醫院選擇要收取多少費用。

從經濟角度來看，這意味著醫生和醫院的需求曲線可以無限制上升。總之，在迥異於賽伊法則的怪異形式中，供應商可以無限創造需求，再由第三方買單。如果需求曲線的上升幾乎沒有限制，服務價格也是。

為了止住稅收與補貼的轉移速度，近年來政府及其他第三方保險公司都感到有必要限制某些服務的數量：通過增加不給付項目，或設定保險給付上限。這些措施引來醫療使用者的憤怒，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擁有無限第三方支付的神聖權利，而醫生和醫院則指責政府進行「社會主義的價格控制」，試圖保衛對醫療業的慷慨禮物！

除了人為性增加的需求曲線外，醫療保險的概念還有一個大漏洞。盜竊就是盜竊，火災就是火災，所以，火險或盜竊險是相當明確的，唯一的問題，是投保者為了取得保險金屈服於誘惑，燒毀自己無利可圖的商店或公寓或謊報失竊等等「道德風險」。

「醫療保健」卻是一種模糊、難以把握的概念。沒有辦法被測量、衡量甚至定義。一個「醫療行為」的範圍可能涵蓋小心而漫長的調查和討論、周到的諮詢，或者只是醫生簡單花一兩分鐘就要護士開帳單的兩顆阿斯匹靈醫囑。

此外，沒有辦法阻止道德風險，身為醫療費用降到幾乎免費的消費者，很有可能決定每個禮拜都去看醫生，檢查自己的血壓或體溫。因此，在第三方付費保險的情況下，防止醫療服務品質的嚴重下降與隨著醫療需求大量上升而造成的嚴重醫療供應短缺，是不可能的。

家庭醫生出診、花費大量時間了解病人、收取低廉的費用來引導等，每個老到足以回憶往日時光的人，都深深地對目前產線式的醫療感到不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心愛的醫療保險，是品質下降與價格上漲的主因。

目前的醫療危機的根源不止溯及 1950 年代的醫療保險。政府介入醫藥領域的時間要早得多，分水嶺是 1910 年著名的佛來克納報告書（Flexner Report），它徹底改變了美國醫學。

Abraham Flexner 是正值失業的一個前預備學校體系擁有者，他沒有醫學學位或其他相關學位，但是接受了卡內基基金會的委託，寫了ㄧ份美國醫學教育的研究。Flexner作這份工作唯一的資格他握有高權的兄弟 Dr. Simon Flexner ，Simon Flexner 確實是個醫生且領銜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Flexner 的報告實際上是美國醫學會的高級官員事先寫好的，而報告內的建議很快就被聯邦裡的所有州政府接受。

結果是：每一個醫學院和醫院都需經過政府許可，而這個頒發許可的權利則握在美國醫學會（AMA）手上。國家把一些營運良好的業務給剔除，如承認黑人和婦女的學校、非正統「對抗療法」的醫療（特別是順勢療法）等，這些實際構成醫界大部分的醫療業務，原本是替代正統對抗療法的選項。

因此，透過 Flexner 報告，AMA 能夠使用政府權力來壟斷醫學界：把需求曲線巨幅地往左推（有一半的醫療學校被踢出實施 Flexner 報告的州），從而提高醫療與醫院的價格及醫生的收入。

在所有的卡特爾壟斷團體中，生產商能夠取代消費者的權力。因此，醫療機構現在可以讓一些競爭性療法（如順勢療法）歇業，移除不受歡迎的族群加入醫療體系（黑人、婦女、猶太人），以受政府資助的醫學院取代依靠學費營運的民辦醫事學校，並補貼富有的捐助者。

當經理人或受託人接管原先由客戶（學生或患者）資助的民辦組織時，管理人員轉為追逐最大可獲取津貼，而不是服務消費者。因此：整個醫護服務開始傾斜，從一般醫療轉向需要高科技、高資本投資的罕見疾病，後者增加醫院和醫務人員威信的作用比它實際上對病人（消費者）的作用還多。

因此，我們真正的醫療危機是整個世紀以來的大規模政府干預，特別是人為性提高需求，再加上人為性限制供應。結果加速了醫護高價格和品質惡化。下一步，公費醫療很容易把我們帶到蘇聯引以為豪的醫療狀況：每個人都有權享受免費醫療，但實際上，沒有醫治也沒有護理。

【譯作】我們不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我們不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

文：吳莉瑋
圖：brookeduckar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討論柯林頓任內的「社會福利改革」是如何利用轉移焦點的技巧，來達到撫平民眾情緒、填滿自己荷包同時還獲得德政美名的政策技巧，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是 1994 年，距離現在並不遠，但可以看見的，美國目前確實就像 Rothbard 所說的，在往社會主義之路邁進。「花別人錢」跟「願意自己賺錢」，是生存在社會中的兩種偏好，如果一個社會裡，花別人錢的人遠比願意自己賺錢的人數還要多很多，那，整體生產力低落以及接踵而來的惡性循環，不難預料。

我們不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福利制度已經成為公開的醜聞，而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也紛紛燃起了合理的憤慨。不幸的是，一如往常地，民眾缺少口齒伶俐的領導，而反對福利的憤怒焦點也已被移位。

民眾的憤怒集中在他們得納稅給懶惰的福利受助者，但人們應該關注的是支付這些福利金的「期限」。聚焦在「懶惰」和「工作」，給了騙子柯林頓他期待已久的漏洞：看起來似乎是追求保守的目標，實際上做的正好相反。不幸的是，「福利改革」的騙局似乎運作良好。

總統承諾結束「我們所知道的福利」，其實並沒有把窩在納稅人背上的福利寄生蟲給移除。相反地，福利改革計畫加入了將提高納稅人負擔的補助，還有攬進他們貪婪口袋的特權。福利受助者將變得更加寄生蟲，和以前一樣地不具生產性，但至少他們不會被「閒置」。

柯林頓計劃的大綱如下：福利受助者有兩年的時間可以「找工作」。除了他們自己缺乏興趣外，沒有人阻止過他們「找工作」，所以，關於「找工作」不用期望太多。「改革」在這一點上介入。聯邦政府將支付私人雇主來僱用這些人，如果沒有找到願意的雇主，那聯邦政府就會自己「聘請」福利受助者做各種「社區服務工作」。後者，當然是非生產性的蠢事，而那些在私營部門沒人願意支付的工作，被 1930 年代新政的公共事業振興署（Federal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稱為「葉耙」。

這些福利受助者，透過由納稅人支付的最低工資，從原來的地方被洗牌到另一個地方，從事其他一些非生產性或反生產性的活動。至於那些被資助的私營企業工作，雇主的企業將因為非生產性或不稱職的工人受到損害。此外，在私營企業的工作，納稅人將補貼「全部」工資，不僅是最低工資（我們可以預期將持續上漲），而是在用人單位與政府之間的任何設定薪資。納稅人負擔了所有的選項。

這還不是全部。除了實際的工作補貼，柯林頓還建議聯邦政府支付以下所列的福利寄生蟲：免費醫療（柯林頓的健保「改革」）、大量的免費糧票、提供符合補助條件的兒童免費兒童照護、免費的公共住房、免費上下班接駁運輸、免費的兒童「營養」計畫，還有為了訓練這些人生產勞動力的「豪華培訓計劃」。

如果這些培訓計劃的模式和現在一樣，那都是冗長又無用的，例如「訓練會話技能」。如果免費又豪華的義務教育系統沒有辦法教會這些人閱讀，怎麼會有人認為政府有資格來「訓練」他們任何其他的技能？除了龐大的福利金直接給付，昂貴的政府官僚機構還會負責開發與指導這些培訓、找工作和工作監督。此外，這些福利受助幼童的母親還不需自付「工作福利金」。

即使是柯林頓福利計劃的支持者，也承認該計劃將大大增加納稅人支付成本。而柯林頓支持者，當然，以政府慣用的方法，把成本低估到剛好入門的高度，但就算採最保守的觀察估計，每年的額外費用也不會低於兩百億美元。而這個數字可能被大幅低估。白宮宣稱只有60萬人需要以工代賑與內部醫療，而勞工局的備忘錄估計數則是不低於230萬，這是柯林頓的官方資料。

當然，柯林頓的說法是，這些巨額增項只是「短期」，從長遠來看，所謂的工作風氣的改善應該會降低納稅人的成本。沒問題。

強制納稅人補貼雇主或創造非生產性的「工作」，比閒置那些福利受助者更糟。工作，除非具有生產性，否則是沒有意義的，納稅人補貼的設定，肯定能保持受助者的非生產性。補貼閒置是不道德且反生產的；但是付錢給這些受助者保持忙碌甚至為了他們創造工作，不僅瘋狂還更昂貴。

比支付薪資更糟的。它把低收入受助者，從原先位於邊緣且一般受到異樣眼光的社會地位，變成主流的職場勞動力。從社會福利轉到工作福利的變化，加速了社會主義劣化以及強制分配收入的平等目標。換句話說，20 世紀的另一部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長征。

【譯作】社會保險詐欺｜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文：吳莉瑋
圖：Carbon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有關社會保險制度的謊言，台灣也是差不多的狀態，同樣地，沒有媒體願意把事實寫出來，其實，騙局不過就是騙局，包了再多紙，總有一天會被燒穿的。

這些政府騙局在燒穿之後的結果倒是挺一致，損失慘重的總是倒楣的納稅人，至於那些辛苦爬到高位的政客，會有人為此打開自己的銀行帳戶來賠償受害者損失嗎？不會的，以國家之名做的所有蠢事，最終還是會用稅金來國賠，完成對倒楣納稅人的二次羞辱。

社會保險詐欺｜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參議員 Daniel P. Moynihan（D-NY），針對社會保險制度的穩定性，為所有的美國人提出指標性的質疑，這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第一次。十年前，民眾開始意識到社會保險即將破產，但他們只在1983年把這個睡了半世紀的計畫送到兩黨共組的格林斯潘委員會，透過增設驚人且不斷上升的社會保險稅「挽救」社會保險。當然，任何政府項目，都可以透過增稅來紓困。

從雷根政府開始，在「工資所得稅」的「削減」已經被增加的「社會保險」部分給抵消。但是，由於公眾一直認為，社會保險不是一種稅，因此，雷根－布希政府以對抗加稅傾向邪惡民主黨而成為減稅英雄的姿態卸任。

然而，羅斯福新政與其繼承者所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則是披著華服的福利國家措施裡，最重大的一擊。美國公眾在被欺瞞的狀態下認為社會保險不是稅，而是一個仁慈的國家「保險」計劃，讓每個人從就業開始支付保費，最後在六十五歲的時候「享受」好處。這個系統多年來都被認為是像私人保險公司那樣收取保費，把資金投資到生產性項目取得利益，然後支付養老年金給幸運的受益者。

然而，現實完全相反。聯邦政府對青年與壯年勞動人口徵稅，把這些錢花在構成聯邦政府每年預算的蠢事上。然後，當被長期徵稅的人到了六十五歲時，政府就轉對在工作的人徵稅，來支付所謂的養老年金。

請放心，任何私人保險公司的高級主管若敢嘗試做這種特技，他們的下半輩子大概就得在監獄裡度過。這整個系統是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差別是在，惡名昭彰的龐氏騙局至少是靠自己的能力來騙受害者，而政府騙子，當然，依靠的是「強迫徵稅」的強力工具。

這只包括了社會保險的其中一個面向。對於用來投資生產性項目的私人保險企業資金而言，「保險給付」是小數目。而私人年金的購買者在某個年齡（例如 65 歲）時會得到一筆給付總額，再用這筆錢替他們賺得進一步的利息。社會保險的受益者只會得到固定的年金給付，而不是一次性給付。當社會保險基金並不存在的時候怎麼有辦法如此？

所謂基金確實存在的概念，建立在一個具有創意的會計小說。是的，該項基金存在紙上，實際上，社會保險把抓了收到的錢後就去買財政部的債券，財政部一貫地把那些債券換來的錢花在蠢事上。

但這還不是全部。社會保險制度是一種「福利」計劃，徵收高額且不斷增加的稅收：（a）只有工資，沒有其他的投資或利息收入；（b）累退制，對於較低收入的投保者打擊遠比高級距的投保者重。因此，年收入超過 51,300 美元的人，依目前費率，將被迫支付年收入的 7.65% 給社會保險制度，稅額最高就到那，因此，一個年收入 200,000 美元的人也只要支付相同的金額（53,100 X 7.65% = 3,924），只佔 2% 的收入。這真是一個福利國家嗎？

過去幾年，政府以兩種方法大幅增加稅收：增加保費計算百分比，以及提高停止稅額計算的最高收入標準。因此，自雷根政府開始，費率從 5.80% 升至 7.65％，最高繳納稅額從每年 1,502 美元變成 3,924 美元。這只是開始。

社會保險詐欺的最後一面是由雷根－格林斯潘公司在 1983 年所貢獻。鑒於高額聯邦赤字，我們兩黨的統治者決定要加稅，然後在不存在的社會保險基金裡假造巨額「盈餘」，從而在紙面上「降低」使人尷尬的赤字，於此同時，卻在現實中繼續保持赤字。因此，1990 年的聯邦赤字預估為 2,060 億美元，但估計有 650 億美元的社會保險基金「盈餘」，把赤字降低到 1,410 億美元，從而安撫了葛蘭姆法（Gramm-Rudman-Hollings Act）的鬼魂。當然，沒有所謂盈餘，那 650 億美元迅速花在國債上，而財政部把那些加到一般性支出：20,000 美元的咖啡機、騙子 S&L 的紓困案，和其餘所謂有價值的事業。

參議員 Moynihan 身為格林斯潘委員會成員之一，雖然也共筆了目前的部分詐欺騙局，但至少把這個詐欺騙局的蓋子吹開了一點。在這一點上，共和黨樂得延用傳統的民主黨反對主張，指責這些殘酷又無情的反對，把倍受國家尊敬的老人扔到陰溝裡。

參議員 Moynihan 建議把社會保險費率稍降至 6.5% 到 5％，至少開啟了整個事情的公開辯論。Moynihan 的動機已被質疑，但是，當從我們從震驚恢復後，考慮到政治家行為都出於政治動機，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欠了 Moynihan 一筆可觀的債。現在問題是，當許多作家和記者都已經明白了這個道理，也開始在媒體披露時，卻都用柔和又高雅的語調，加上大量的統計來呈現。

公眾的認知永遠不會被激起，或要求擺脫這個可怕的系統，直到這些媒體毫不含糊地說實話：換句話說，直到詐欺騙局被稱為詐欺騙局。

【譯作】經濟獎勵及福利｜Economic Incentives And Welfare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經濟獎勵及福利｜Economic Incentives And Welfare

文：吳莉瑋
圖：familymw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conomic Incentives And Welfare》，特別以紐約的「單親媽媽」為例，說明當「在家領取福利金」比「出外工作」還划算的時候，願意加入福利金依賴行列的傾向就會越強烈。福利金的制度當然看起來立意良好，但事實是，只要是細想精算後，發現辛苦工作的收入比在家坐享福利來得低時，不能否認，這種福利金制度對整體社會的工作意願將有所影響。

福利金制度越完善，就像雪球一樣，會把資源從能增加整體財富的生產部門，轉到拿了福利金後直接花掉的消費部門上，更不用提，除了負擔這些「受援助者」外，還得先負擔「運作福利金制度的官僚機構」，長期下來，對於努力工作的同時卻得被大幅徵稅的納稅人而言，公平在哪裡？

當然，個人並不反對在能力所及範圍內「自願性」的幫助他人，但是，政府機關「強制性」徵稅為前提之下的福利金制度，早已脫離「自願性社會互助」的範疇。

經濟獎勵及福利｜Economic Incentives And Welfa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多數人不同意經濟學家說的，經濟獎勵措施有重要的影響，甚至是看似「非經濟性」的行為。例如，當咖啡的價格因為巴西的咖啡作物受到霜凍而上漲，或者當紐約地鐵票價上調時，大多數人認為購買數量將不會受到影響，因為人們對咖啡「上癮」、人們「得坐地鐵去上班」。

他們不明白經濟學家特別強調的「個體消費行為差異」。的確，有些比較硬頸的消費者，在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上升時只會少買一點點。但也有些人是「邊際」消費者，他們會取消咖啡採購，或是改買茶或可可。而地鐵乘客也不只有「通勤上班族」，還包含了可能取消搭成的短程「邊際乘客」。因此，現在的地鐵票價是二戰期間的 25 倍，而年度搭乘次數則下降了一半以上。

當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獎勵措施甚至會影響看起來完全是非經濟活動的生育行為時，人們都嚇呆了。經濟學家被指控成機械化、沒有靈魂、泯滅人性。然而，或許有些人在少量或是根本沒考慮經濟獎勵的情況下生育，但我願意打賭，例如，如果政府提供每一個新生嬰兒十萬美元的賞金，將會產生相當多的嬰兒。

自由主義者特別震驚的是，經濟學家或其他任何人，竟然相信福利金的給付水平與收到福利金的母親人數間有密切關聯。他們宣稱「生育」完全是「愛」的結果（如果這是正確的字），而不是任何粗魯的經濟考量。然而，如果福利金遠高於任一個青年可以在市場上取得的薪資，誰能否認不用工作就能取得稅收補助金的強力吸引？

保守派組織 Change-NY 最近發表了目前紐約正在進行之福利政策的經濟獎勵研究。「典型的」福利受助人是育有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這種典型的福利金「客戶」，每年約可從市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手中收到驚人的 32,500 美元，其中包括約現金 3,000 美元、醫療補助 14,000 美元、住房援助 10,000 美元，還有 5,000 美元的糧食援助。由於這些福利免稅，這個總額相當於稅前年薪 45,000 美元。

此外，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高額福利金數字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計」。Change-NY 表示，因為它排除了其他福利，包括啟蒙計畫（也被稱為學前日間托育）、職業培訓（通常包括一些像「會話技能」之類的非專業課程）、兒童照護，還有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食品補充計畫（WIC）。當然，若把這些都加進去會把年收益推高到接近 50,000 美元。這還假定母親們不靠作弊獲得比應得數額更多的福利金，但這是經常發生的情況。

這個數字不僅遠高於就業市場願意提供給這些假設年輕單親媽媽的薪資，甚至遠高於紐約市政府的入門薪俸。The New York Post 在 1994 年 8 月 2 日列出了各種職位起始年薪：辦公室助理 18,000 美金、清潔工 23,000 美金、老師 27,000 美金、警察或消防員 27,000 美金、打字員 18,000 美金，這些工作都要求比「典型福利金客戶」還高的工作技能。而這些薪資，當然，全部應稅。

在這個巨大的利益差距下，紐約市一千三百萬依賴福利金的人口，不意外地將樂於把福利金依賴的習慣傳給下一代。如 Change-NY 所說的那樣，如果可以留在家而收入相當於年薪 45,000 美元，為什麼要接受一份每周 40 工時的工作？

接著，經濟學家警覺到這個事實：任何產品、服務或社會條件若是受到補助，我們就會得到更多的被補助對象。只要我們願意支付，我們可以夠多又充足的補助對象。如果單親媽媽帶上孩子的狀態是取得福利金最快的方法，那麼社會上就會開始複製這個狀態。

當然不是每個婦女都會愛上福利金的花言巧語，但是越高密度的補助與相較於工作更優渥的條件，就會有越多的單親媽媽與非婚生子女加入這個把我們給套牢的福利金制度。

此外，這個系統的持續時間越長，越會侵蝕整體社會的工作理念，以及曾經在美國佔主導地位的那些不願領取救濟金的成員。一旦發生這種道德觀念的轉變，福利制度只會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Change-NY 挖苦地指出，把受助人都送到哈佛去可能會比維持目前的系統便宜一點。以哈佛普遍下降的教育品質，再特別加上哈佛大學的政治正確，哈佛可能會很高興地收編（這些受助人）。

【譯作】遊民與飢餓｜The Homeless And The Hungry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遊民與飢餓｜The Homeless And The Hungry

文：吳莉瑋
圖：Ian San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Homeless And The Hungry》，Rothbard 直搗黃龍地剖析政府的宣傳部隊喜歡把社會問題具體化、把政府開支貫上一層搏人熱淚的好人印象面紗，但實質上是擴大預算圖利特定團體的一貫手法。

遊民與飢餓｜The Homeless And The Hungr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冬季來了，這幾年中，這個季節性事件意味著一個全新的可憐人類別突然被發現－「遊民」。

浩大的宣傳部隊發現了遊民問題，並要求我們要為此做一些什麼，而政府就不可避免地投入數百萬美元的稅收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甚至出現遊說聯邦援助的遊民聯盟。就在不久以前，顯然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類別－「飢餓」，搖滾明星為了他們錄製唱片而我們為此雙手緊握。現在那些「飢餓」的情況如何？遊民被組織起來請求援助的時候，那些「飢餓」的人都吃飽而滿足地在休息嗎？還是，他們也組織了一個飢餓聯盟呢？

明年呢？我們會再面臨一個新的類別嗎？「沒衣服穿」或者是「沒鞋子穿」？「渴」如何？或「沒糖吃」？到底有幾百萬個會被丟出來考慮的選項在排隊？

那些編制下的左派自由主義者在操作這些選項的過程中，難道真的相信這些都是單獨的類別嗎？他們真的相信，例如，大量的飢餓民眾其實住在豪華的房子，或只是大批遊民晚上都在 Lutence 生活嗎？

當然不是。那些編制下的左派自由主義者難道沒發現住房、食物、衣物、運輸等看似不關連的問題，其實都是「缺錢」這個大問題嗎？如果他們如此認知，問題將被簡化，這些問題的因果關係將更加清晰，那些可憐的民眾數量將大大減少：某特定期間的貧窮。

為什麼這個連結沒有被提出來呢？即使羅斯福在他第二次就職演說提到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人無家可歸、穿不暖又營養不良？據推測，羅斯福在這三個問題中看到相當多重疊。我認為把這些問題分離處理是基於某些原因，這些原因沒有一個值得讚賞。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放大困難，讓現況看起來像有好多組人馬同時在經濟困頓中受苦。這意味著更多納稅人的錢會被花用到經過左派自由主義者膨脹後的問題上。

此外，通過強調特定的具體問題，推理結果變成納稅人必須快速提供物資：食物、住房、衣物、諮詢等。這意味著對不同官僚機構與特殊行業的更大補貼，例如建築公司、建築工會、農民、食品分銷商、服裝公司等。讓食品券、住房券和公共房屋看起來像是清晰的邏輯推理。

把問題罩上感性面紗，可以更容易獲得民眾對遊民、飢餓者的同情，這些具體的要求比廣泛地討論貧窮容易得多，並呼籲民眾只是要提供 Do-Re-Me 給這些可憐人。「錢」不像家、暖爐和聖餐一樣具有情感價值。

把重點擺在「錢」上可能導致公眾開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這些人沒有錢？如果對 A 徵稅然後提供給 B 會不會同時大幅降低 A 和 B 繼續努力工作的誘因？難道寄生行為不會嚴重削弱的生產者與寄生者兩者繼續工作的激勵機制嗎？

此外，如果窮人是因為不喜歡工作才沒有錢，難道提供永久性的資金供應不會在減少納稅人的工作意願的同時，增加等待施捨的非生產性人員數目？或者，如果窮人是因為患有殘疾才沒有錢，難道永久性的失業救濟金，不會減少他們投資在復健與其他技能訓練，並重回生產性成員行列的意願嗎？再者，一般而言，對於大部分關心這些問題的人（除了社工外）而言，難道強加在倒楣納稅人身上的無預算限制負擔，會比有預算限制的私募慈善基金更好？

著眼於錢，而不是不斷地尋找更多值得同情的類別來關懷，可以清空障眼的想法和氛圍，然後發現解決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譯作】暴動，為了憤怒、享受與利益｜Rioting For Rage, Fun, And Profit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暴動，為了憤怒、享受與利益｜Rioting For Rage, Fun, And Profit

文：吳莉瑋
圖：Thomas Haw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Rioting For Rage, Fun, And Profit》，Rothbard 明確指出，不管暴動發生的動機或訴求是什麼，那些假借混亂狀況行打劫之實的犯罪者都應該要被制裁。但遺憾的是，本應負起保護財產權責任的政府，除了放縱那些在暴動期間犯罪的人，還在事後用政策買票的方式企圖想避免下一次的暴動，除了無法解決問題之外，還二次傷害了那些依法繳稅但是卻在暴動中被搶劫的受害者。「主動侵犯財產權」的這個犯罪事實，不能因為發生地點是在暴動期間，或者是行為人的身分是國家警察就能夠被合理化，甚至不需受到制裁。

暴動，為了憤怒、享受與利益｜Rioting For Rage, Fun, And Prof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但是」這個短卻意義深長的詞，可以讓在某個看起來很篤定的主張後面，表達完全相反的訊息。「當然，我強烈譴責共產主義，但是…」、「當然，我贊成自由市場，但是…」這類的句型在這近幾十年我們都太熟悉。這也是我們那些專家、政治人物們在 1992 年洛杉磯暴動後的標準反應：「當然，我不能縱容暴力，但是…」。在每個例子中，前半句話都會被迅速、儀式化帶過，接著在「但是」的後頭才拋出完全相反的訊息。

在這一點上，當然，這句話真正的主張，正是縱容暴力。雖然人之行為的「原因」難以精確表示又很複雜，但沒有人會預期「解決方案」長這樣：對所有美國人民徵稅，包括那些被掠奪、焚燒、毆打、虐待殺害的受害者，為了「緩和憤怒」，支付那些憤怒的團體一筆他們理應不會再次暴動的可觀金額。

在我們檢視這場暴動前，要先確認，政府這個具有暴力壟斷優勢的機構，任務是保衛人員和財產免受暴力侵犯。這個作用在這場暴動中並沒有看起來的明顯，州和聯邦部隊明顯地沒有執行該功能。他們很晚才派出警察和軍隊，而且還卸下他們的子彈。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實現這個重要的警力功能：已故市長 Mayor Richard Daley 在 1960 年代的芝加哥暴動中，公開命令警察對於現行之搶劫者、暴徒、縱火犯或歹徒，一律開槍。這個公告足以讓騷亂者把他們的憤怒收回口袋，並回到和平的訴求。

誰能知道別人的心？誰知道所有的原因、動機與行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不管這些「原因」有多隱晦，潛在搶劫者和強盜會清楚地接收到（犯罪會被制裁）的訊息。

但聯邦政府和大多數的州與地方政府，在面對瓦茲大暴動或者 1960 年代各地暴動時，採取相當不同的做法：用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大規模收買，和福利政策、休耕計畫、平權法案等等各種形式呈現的政策買票。美國政府花在上述用途的預算從 1960 年代至今累計達到七兆美元。

而結果是什麼呢？內陸城市的困境明顯比以往更糟：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犯罪、更多的異常行為、更多沒有父親的家庭、更少的孩子被「教育」、更多的絕望和免職。而現在，暴動規模比以往更大。現在應該很清楚，這些花掉的稅金和特權只有赤裸裸地反作用。然而，這確是那些左派自由主義者不帶爭論的唯一「解決方案」，好像這個「解決方案」都是不證自明的。這種胡扯還要持續多久？

左派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這麼荒唐，保守派也不遑多讓。被自由派人士稱讚（這不是好事）並認為是「好保守派」的代表 Jack Kemp ，提出了由他自己和他的新保守主義擁護者鼓吹的「創新解決方案」。這些被認為是「非福利」的解決方案事實上恰恰是「福利」：住戶「擁有」公屋，但是佐以大量補貼和嚴格監管，且不減少公屋的數目；「商業區」也不是真正的私人企業區，而是單純的福利補貼加上內陸城市特權的區域。

各種左派的自由主義者把焦點放在廢除最低工資和許可證法規，以此治療內陸城市的災難。廢除最低工資肯定會有所幫助，但他們和暴動並沒有大程度關聯，畢竟，最低工資法存在於其他和這些暴動城市一樣窮的地方，例如阿帕拉契區。為什麼阿帕拉契區沒有暴動呢？取消許可證法規也是受到歡迎，但一樣和暴動問題不相關。

有些主張宣稱根本原因是種族歧視。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積極公民權利措施後，問題似乎更糟，而不是更好。此外，韓裔美國人無疑也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他們也有與母語差距甚多的第二語言問題。那麼，為什麼韓裔美國人從來沒有暴動？事實上，他們是洛杉磯暴動的主要受害族群。

Moynihan 在他的論文中對此問題之原因的討論比較接近事實：三十年前黑人家庭出現越來越多失去父親的孤兒，因此，尊重人身與財產的價值觀面臨消失的危險。三十年後，黑人家庭的情況似乎更差，而白人家庭也沒有做得很好。Moynihan 的論文雖然指出了部分的問題，但我們能做什麼？家庭又不能被強迫合併。

更大部分的原因是幾十年來文化自由主義所創造出來的道德虛無主義。那我們又可以做什麼？當然，最好的方式，是花幾十年時間再把自由主義的真理重新召回，如果可以的話。劣化不會因為那些充滿問題的政策措施而停止或變慢。

著手治療疾病前我們得搞清楚那是什麼病。我們真的確信「憤怒」是問題嗎？大部分被攝影機拍到的年輕暴動者看起來並不憤怒。有個難忘的電視鏡頭：攝影機拍到一個笑嘻嘻的小夥子正從一搶而空的商店裡，拖出一台電視機搬到他的車上。笨蛋記者問「你為什麼要拿電視機？」，而令人難忘的回答是「因為它是免費的！」。這決不是偶然，那些縱火犯在放火之前已把一萬間商店都打劫一空。

關鍵點是，無論這些以憤怒、踹擊、劫掠、暴亂來表現對未來擔心的動機或目的是什麼，都參雜了毆打、搶劫與大規模盜竊的參與享受，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全身而退。獻身給神聖的財產權不在他們的價值觀系統內。這就是為什麼，在短期內，我們能做的就是射擊搶劫者並監禁那些暴徒。

【譯作】嬰兒死亡率「危機」｜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嬰兒死亡率「危機」｜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

文：吳莉瑋
圖：Joelstuff V3.5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先是釐清所謂嬰兒死亡率危機是怎麼回事，還有政府或者是福利社會主義，是怎麼把披著「應選民要求出面解決問題」的皮，把納稅人的錢花在圖利特定團體的無效計畫上。

我們總是會不斷地聽到旁邊的人呼籲「政府應該做什麼」，但事實上，大部分時候，政府樂於見到問題發生，更樂於聽到這種民眾呼籲，因為這代表著，順應民意又能夠增加預算，說不定還有油水可撈。

雖然，政府除了做不到最初承諾的效果，同時還增加納稅人負擔，順便圖利特定的團體達到政策買票的效果，但是面對焦點容易被轉移的選民，替自己辯護不需要請到律師。

嬰兒死亡率「危機」｜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第一次聽到嬰兒死亡率的問題，是去年夏天我花了整晚和一個討人厭的左派談話時，她聲稱，儘管任何有其他方面的考慮，鑒於美國的高「嬰兒死亡率」，美國的資本主義失敗而蘇聯則是成功的。她的進度超前左翼的學習曲線，自那時以後，媒體用各種文章寫著一樣的教義。

首先，我在蘇聯的時候，從蘇聯經濟學家 Dr. Yuri Maltsev 那裡得知，蘇聯用比起提高醫學技術、改善營養或者調整孕婦行為都還要簡單但有效的方法，已經達到低嬰兒死亡率。即：把死亡的統計數據等到超過「嬰兒時期」後才列入報告。顯然，沒有太多人重視「後嬰兒」的死亡率。

美國嬰兒死亡率的記錄又是如何？在 1915 年，每 1000 名活產嬰兒有 100 名死亡，其後，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1940 年為 4.7%、1970 年為 2%，到了 1988 年已經降至 1%。嬰兒死亡率自 1915 年以來下跌了 90% 的統計似乎沒能讓集體感到罪惡的美國人產生狂歡。

那麼，為什麼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 Dr. Louis W. Sullivan 譴責美國的記錄「可恥且過高」？為什麼布希總統建議需要 1.71 億美元的產前護理計劃，會被一些國會議員降為 1.21 億美元的預算淨增與 0.5 億美元的移用現有預算？為什麼各方面都假設增加政府開支是必要的？

這個問題看來似乎是因為許多國家已經以更快的速度降低了他們的嬰兒死亡率，使得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排名第 22 位，而日本和斯堪地納維亞（北歐地區）的嬰兒死亡率則不到美國的一半。

經濟統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與分析：我們發現，黑人嬰兒死亡率遠高於白人，具體而言， 1988 年，美國的黑人嬰兒死亡率為 17.6%，而白人嬰兒死亡率則是 8.5%。

顯然，嬰兒死亡率的關鍵是低出生體重，黑人嬰兒比白人嬰兒有更高比例的低出生體重率。自 1950 年以來，白人嬰兒的低出生體重率一直保持在約 7%，而黑人嬰兒的低出生體重率一直徘徊約 10% 到 14%。從 1969 年的 14% 開始，黑人嬰兒的出生率被單獨顯示，而黑人嬰兒的低出生體重率自墮胎合法化後下降，直到 1980 年代中期才回升到超過 13%。

因此，關鍵是出生時體重。位於華盛頓的一個左派自由主義「健康宣傳小組」（有誰反對健康？），兒童保護基金會（Children’s Defense Fund）的 Christine Layton，對於最近嬰兒死亡率在 1990 年降至 0.91% 的結果只能勉強歡迎。她指出，自 1988 年以來，這種下降是因為早產兒肺部問題的醫療藥物進步，顯然這不算真的下降，因為它不會「對出生過輕或出生過早的問題產生持久的效果」。

但為什麼黑人的低生育率問題持續了幾十年，儘管聯邦政府從 1972 年開始就花錢不手軟地實施廣受歡迎的 WIC 計畫（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食品補充計畫）？ WIC 每年花費聯邦政府 25 億美元，由聯邦政府額外補貼給州政府。

在左派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中，每一個社會問題都可以用政府開支來治愈，而政府認為，黑人嬰兒出生時體重偏低的原因是營養不良，簡言之，是貧困。因此，WIC 提供貧困的美國婦女大量牛奶、奶酪、雞蛋、穀物和花生醬。WIC 已經提供這些食物給一半以上的孕婦、嬰兒、母親和兒童。符合 WIC 資格的家庭，收入必須低於官方貧窮線標準的 185%，且家庭成員必須被正式判定具有「營養危險」。

那麼，為什麼在這二十年間，這些貧困的黑人母親儘管攝取了聯邦政府資助的營養，卻沒有減少低出生體重率或死亡率的問題？為什麼 WIC 唯一的成就是提供酪農與花生農大量的補貼？（我們先把貧困黑人的肥胖率與膽固醇濃度的問題放在一邊）

答案是營養、低收入顯然不是問題的癥結。根據著名營養師和兒科醫生 Dr. George Graham 在華爾街日報（1991 年 4 月 2 日）的一篇文章所言，在美國，低出生體重的關鍵原因，特別是極低出生體量，其實是早產，而營養不良並不會引起早產。相反地，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低出生體重主要為營養不良與貧困造成，早產不是主要問題。

與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在美國，低出生體重造成的高死亡率是早產問題，而不是營養不良。事實上，在幾乎所有人口都是窮人與黑人的牙買加島，嬰兒死亡率實質上低於華盛頓那些收入較高且三分之二受益於 WIC 計畫的黑人。

早產的原因，不是營養不良，而是孕婦行為。特別是吸煙、攝入可卡因和古柯鹼、過往的人工流產、生殖道與胎兒周圍的黏膜感染，而感染問題往往是性濫交的後果。

這些都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不喜歡聽的事實，顯然聯邦政府的預算也不打算要改善這些情況。左派自由主義者可能會用老是的伎倆「譴責受害者1」來逃避現實。他們錯了。沒有人指責那些嬰兒。

註1：Rothbard 應該是指左派自由主義者，可能會針對他所提出的早產行為主因（吸煙、攝入可卡因和古柯鹼、過往的人工流產、生殖道與胎兒周圍的黏膜感染），以「Rothbard 譴責受害者（孕婦）」來回應。但就如同 Rothbard 所言，在早產問題中，受害者是嬰兒，不是孕婦。

【譯作】凱因斯主義的終極版｜Keynesianism Redux

Fri, 1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凱因斯主義的終極版｜Keynesianism Redux

文：吳莉瑋
圖：Poster Boy 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Keynesianism Redux》，討論了早已被歷史證明其理論基礎錯誤的凱因斯理論與經濟信條，為何能夠如此歷久彌新。雖然凱因斯理論在歷史進程中經過多次的變種，產生了看似進步甚至相互衝突的不同主張，但骨子裡，仍然都是基於那麼同一套錯誤理論基礎的凱因斯信念。

這些不斷地被現實證明其錯誤的凱因斯神話，之所以廣受不同黨派不同口號的各屆政府採用，追根究柢，是這些經濟信條給「政府干預」修造了一座外觀美麗的方便大門，這些忙著辯護政府作為的經濟學家，和那些忙著擴大權力與政府編制的政客們，躲在他們悉心打造的國家萬能論背後，瓜分以國家之名強制徵收來的各種資源。

政府以促進公眾利益、自由和經濟繁榮的華麗外衣，掩飾實質上搜括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給政府精英俱樂部、造成人為經濟衰退等惡行，到底什麼時候會停止？我想，寄生關係只有兩種結束的可能：寄生蟲死亡，或者是宿主死亡。

凱因斯主義的終極版｜Keynesianism Redu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八年雷根主義留下的眾多諷刺但不幸的遺產之一，是凱因斯主義的復活。從 1930 年代後期到 1970 年代初，凱因斯主義在經濟學界和華盛頓的權力走廊中，高調地保證著，只要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繼續掌舵，現代的宏觀經濟學庇護，一定會為我們帶來永久的繁榮，不會有通貨膨脹。但通往伊甸園的路上發生了一些事：強力通貨膨脹與 1973 到 1974 年間的經濟衰退。

凱因斯主義扣除它的代數與幾何術語後，它的核心驚人地簡單：經濟衰退是因為花費過少，通貨膨脹則是花費過量所造成。花費的兩大種類（消費、投資）中，消費是被動、先決的，且幾乎機械性地被收入所決定，因此，適量花費寄望於投資。但私人投資者，雖然積極、果斷又不機械化，但同時也不穩定、易變動，且不可靠地依賴於凱因斯稱為「動物精神」所至的經濟波動。

幸運的是，經濟環境中有另一組人馬也扮演著積極、果斷的投資者，而且如果在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引導下，同時還兼具科學與理性並且為所有人謀利：政府大家長。當投資者和消費者花費太少時，政府可以也應該要介入，透過財政赤字來增加社會支出，從而提升經濟並走出衰退。當私人的動物精神表現得太狂野時，政府應該也要介入，透過凱因斯主義者說的「吸走（我們的）多餘購買力」來減少私人花費。

順道一提，在嚴格的凱因斯理論中，凱因斯主義者在通貨膨脹時期也可以選擇呼籲降低政府開支來減少整體花費，而不是讓政府吸走我們的多餘購買力。但削減政府預算（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削減，不是增長率削減的假削減）在現今是不容想像的想法，例如，秉承傑佛遜等人對美國憲法的嚴格解釋，和其他類似的原因。

剛開始，凱因斯主義者發誓，他們也像那些保守的反對者一樣，贊成「預算平衡」。只是他們沒有像那些保守反對者一樣堅持「會計年度的預算平衡」，他們也會平衡預算，只是以商業週期來算。因此，如果在四年的經濟衰退後有四年的經濟繁榮，在經濟衰退期間的政府赤字就會被經濟繁榮時期的盈餘補償，超過八年的週期後，就能達到預算平衡。

顯然，「循環平衡預算」是第一個被丟到歐威爾式忘懷洞（memory hole）裡的凱因斯主義概念，因為事實顯示，不會出現什麼盈餘，只有比較小的或比較大的赤字。凱因斯主義者為此做了微妙但重要的修正：經濟衰退期間赤字規模較大，經濟繁榮時期的赤字規模較小。

真正的除魔時刻，是 1973-74 經濟衰退期間兩位數字的通貨膨脹，以及緊接而來在 1979-80 與 1981-82 經濟衰退期間更激烈的通貨膨脹。如果，政府應該在經濟衰退時加速整體花費，在經濟繁榮時踩剎車，那麼，同一時間發生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與破產）和急劇的通貨膨脹是怎麼回事？凱因斯主義者要怎麼解釋？同時催油門和踩剎車嗎？同時發生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的嚴峻事實，違反了凱因斯理論的基本假設和凱因斯主義政策的關鍵程序。自 1973-74 後，凱因斯主義者的智慧已死。

但，很多屍體拒絕躺下，特別是那些不得不放棄學術與政界權力地位的精英。政治或社會學的關鍵法則是：從來沒有人辭職。因此，凱因斯主義者堅守他們的權力地位，從來沒有辭職，雖然少了幾分宏偉承諾的癮頭。

他們學乖了，只保證盡力做到最好來維持現行系統。基本上，因為凱因斯理論的基礎已死，凱因斯主義者已經成為純粹的權利經濟，致力於作一些外圍調整來保持現有系統運轉，在呵護系統的同時度過下一次的選舉，並希望透過修補、控制，還有催油門和踩剎車間的迅速應變，能讓某些東西繼續運作，至少要多保住幾年他們的輕鬆職位。

然而，在一片混亂中，凱因斯主義者仍保有幾個光榮時代遺下的主導趨勢：（1）偏好持續赤字（2）忠心於廉價貨幣與（至少）溫和的通膨（3）堅持增加政府支出（4）對高額稅收的永恆愛好、對赤字的些微降低，更重要的是，給一些貪婪、自私、短視的美國大眾會造成痛苦的支撐。

雷根政府企圖要制度化這些好處，這是看似常發生的美國場景。赤字變得更大且似乎永遠會如此，不同的是，這些凱因斯化的前自由市場雷根主義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巧妙地辯護巨額赤字。現在凱因斯陣營裡唯一的爭議，是踴躍加入凱因斯陣營的「保守供給面學派」，他們同樣獻身於通貨膨脹與廉價貨幣，不同的只是他們反對加稅並要求溫和地減稅。

凱因斯主義在雷根政府中的勝利，要從主要競爭對手的迅速消亡算起－受學術界尊敬的貨幣主義。貨幣主義鼓吹所謂「科學預測」，作出了一系列災難性的糟糕預測，最後在拼命地想找出哪裡出錯、應該加速哪種貨幣供應的混亂中撤退。傾凱因斯主義的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取代傾貨幣主義的唐諾．瑞根（Donald Regan）成為財政部長，象徵著貨幣主義的崩潰。凱因斯主義在雷根第二任任期內扮演主導角色，過渡到傾凱因斯主義的老布希團隊（老布希一直有強烈的凱因斯主義傾向），平順到難以察覺。

那些把重要議題減化成電視形象與無關痛癢爭論的當局與競選活動，恢復了錯誤經濟信條的主導地位。這些信條，帶給我們從羅斯福第二任開始的每一屆政府所慣用的政治經濟學。

把「擺脫政府」口號和「不斷升級的大政府」現實成功結合起來的政府，同樣會以繁榮和自由企業之名，帶來失敗的國家凱因斯主義，這決不令人意外。

【譯作】淺談供給面學派｜A Walk on The Supply Side

Thu, 1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淺談供給面學派｜A Walk on The Supply Side

文：吳莉瑋
圖：Pebbledash Gre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 Walk on The Supply Side》，簡單介紹了供給面學派的基本觀點，還有該學派提出之經濟學主張彼此相衝突的地方，並扼要評論此種主張的「民粹性質」，以及供給面學派是如何因為「政治正確」，而廣受大眾與政府的好評。

淺談供給面學派｜A Walk on The Supply Sid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編制經濟史學家，對從斯密（Smith）、馬克思（Marx）到馬歇爾（Marshall）等人展開的經濟思想史，迫切需要找出一個放在最後一章的偉人，將經濟科學結束在最後的救星與最終頂點。他們最後的選擇共識，當然，是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但他的通論（General Theory）已經有半世紀歷史，而經濟學家已花了一段時間，替最後一章尋找新的候選人。

有一段時間，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短暫受注目，但他的問題，是他的理論大部分是在凱恩斯的通論之前完成。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貨幣主義持續的時間長一點，但也遭遇兩個嚴重缺陷：（1）缺乏一個偉大的、綜合性的理論（2）貨幣主義和芝加哥經濟學派事實上是同一個理論，早在凱恩斯主義時代之前，就被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和他的同事在芝加哥大學所推敲錘鍊。

從凱因斯以後就沒有新的可以寫了嗎？

從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至少有一個學派的思想提供了全新理論的印象標記。而經濟學家就像最高法院一樣跟從選舉結果，「供給面學派」成為值得關注的理論。

供給面學派是由當代經濟學學生，在缺乏重要論述甚至是主要領導者，且操作者之間也幾乎沒有一致共識的情況下發展。但是，它能讓高明的媒體得益又能讓政客和智囊團方便取用。它已經開始進入經濟史作品的最後一章。

供給面學派的中心主題，是大幅的所得稅率削減可以增加工作與儲蓄的動機，從而增加投資與生產。這種假設下很少人能例外。但這隱含其他問題。至少在著名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世界裡，降低所得稅率被視為政府赤字的靈丹妙藥；大幅削減稅率將增加總稅收，從而平衡預算。

然而，沒有任何證據能證實這種說法，事實上，真實情況可能完全不一樣。不能否認，如果所得稅率由 98% 降為 90%，或許有可能會增加總稅收；但在我們目前所處的較低稅率，這種假設沒有任何保證。事實上，從歷史看來，增加稅率常伴隨總稅收增加，反之亦然。

供給面學派比自吹自擂的拉弗曲線有更深層的問題。供給面學派並不關心政府總開支與赤字。供給面學派不在乎會把資源從私營部門轉到公共部門的政府開支是否需要緊縮。

他們只關心稅收。事實上，他們對赤字的態度接近老凱因斯主義－我們只是欠自己錢。更糟的是：供給面學派希望維持目前龐大的聯邦支出。就像民粹主義者所宣稱的，供給面學派的基本論點是，人們希望維持目前的消費水平且人民不應該被拒絕。

比起供給面學派對消費的態度更令人疑慮的，是他們對貨幣的觀點。一方面，他們說他們支持「硬通貨」並提倡以「金本位」來終結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他們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的持續攻擊，不是他的通膨政策，而是「貨幣緊縮」削弱經濟增長。

總之，這些自稱「保守的民粹主義者」，在他們對通貨膨脹與廉價貨幣的獻身精神下，開始聽起來像老式民粹主義。但是通貨膨脹與廉價貨幣要如何以他們倡導的金本位達成？

這個問題的答案，隱藏著供給面學派看似矛盾的關鍵。他們倡導的「金本位」只是沒有實質內容的煙幕。銀行不需要供金幣兌換，美聯儲擁有權力修改黃金美元的含金比例，作為微調經濟的工具。總之，供給面學派所希望的不是老式的硬通貨與金本位，而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假金本位」，該體系在對美聯儲的通貨膨脹與貨幣管理政策的鞠躬哈腰下崩潰。

供給面學派的中心學說揭露在它最暢銷的哲學宣言－裘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所著的《世界的運作方式（The Way the World Works）》中。萬尼斯基的觀點是：大眾永遠是對的。

在經濟上，萬尼斯基聲稱大眾想要一個巨大的福利國家、大幅削減所得稅，以及預算平衡。這些相互矛盾的目標要怎麼實現？答案是拉弗曲線的騙術。在金融領域上或許會再補充，大眾要的是通貨膨脹和廉價貨幣，同時要回到金本位。因此，基於「大眾永遠是對的」，供給面學派提出給大眾他們想要的東西，透過「假金本位」，實現通貨膨脹、廉價貨幣加上穩定的假象。

供給面學派的目標是「民主地」提供大眾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最好的定義，就如門肯（H.L. Mencken）所言：「民主的理論就是相信普羅大眾清楚認識他們的所需，而且他們任何索求都應該得到滿足。」

【譯作】凱因斯主義者迷思｜Keynesian Myths

Thu, 1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凱因斯主義者迷思｜Keynesian Myths

文：吳莉瑋
圖：woodleywonderwork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Keynesian Myths》。凱因斯主義者宣稱：貨幣膨脹能夠滿足閒置資源與失業人口對貨幣的需求，因此貨幣膨脹除了不會產生通貨膨脹，還可以減少失業率並增加產能利用率。但是，這個凱因斯神話失效了，他們沒能預測到「通貨膨脹」與「高失業率、高閒置產能」共存的現實。

要解釋為什麼凱因斯主義的理論失效，必須先釐清到底失業與閒置產能的根本原因為何。首先，在不受政府強制性干預的自由市場下，任何拒絕就業，或者是選擇閒置手中握有之資源的人，都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勞動力或是手中握有之資源值得更高的價格，因此，在沒有出現願意支付這個理想價格的情況下，拒絕以較低薪資就業或較低價格售出資源，是一種自願性行為。

這種自由市場下的自願性失業或資源閒置，很快就會隨著資源持有者不斷地在市場中遇到挫折而調整，使得勞動力或商品的提供者能夠在一個剛好能夠接受的價格上進行交易（例如受雇或是買賣）。換句話說，在自由市場下，所謂的「失業」或是「閒置資源」，只是因為資源持有者在市場中尚未遇到滿意的出價。

然而，這種自由就業市場的調整機制，隨著政府干預而改變，政府干預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扭曲就業市場，最低工資是一種，強制性的工會是一種，勞工保險是一種，失業給付是一種，而凱因斯理論中可以減少失業並提高資源使用率的貨幣通膨，也是其中的一種。

最低工資法提高了就業的門檻，它使得產能沒有辦法達到最低薪資要求門檻的個人難以獲得工作機會，造成「強制性失業」。由於雇主被迫要以最低薪資以上的成本雇用員工，因此，若是雇主認為某位求職者的工作產能低於自己被法律強迫要付出的最低薪資，那他就不會雇用這位求職者。換句話說，一些工作產能無法達到最低薪資的人，若是沒有辦法找到願意「違法」以低於最低薪資雇用他的雇主，就只能被迫處於失業的狀態。強制性的工會作用類似於最低工資法，某種特定行業的執業者或者從業人員，被迫以同一種標準來收費，甚至是以強制性罷工等干預「個人自由」的手段當作工會領袖與雇主談判的籌碼。

而勞工保險與失業給付，則是利用保險的名義，強制徵收受雇用人員與雇主一定數額的「保險費」，此種費用徵收，實質上會增加勞動力的取得成本而進一步提高就業門檻。政府再將這些徵用來的「保險基金」，給付、補貼給因為政府干預而面臨強制性失業的人員。此外，失業給付，使得「強迫性失業率」在提高的同時，因不滿市場出價而自願選擇失業並暫時領取給付花用的「自願性失業率」也同時增加。

最後，凱因斯主義者原先所提出的「貨幣通膨」，不僅沒能達到完全就業與增加資源使用率之目的，相反地，由於貨幣的供應增加，持有資源者對於「滿意價格」的期望值也普遍提高，不僅沒有因此減少失業率或是增加資源使用率，還隨著市場參與者因應貨幣供應量提高，造成各種資源的「名目價格」逐漸反映上漲，也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

凱因斯主義者迷思｜Keynesian Myth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凱因斯主義又再次露出馬腳。1970 年代末，他們的信心被通貨膨脹後的經濟衰退打擊，他們不僅沒有預測到這種現象，其存在也違反凱因斯主義的基本原則。自此之後，凱因斯主義者已經失去了他們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雖然他們在經濟學領域中仍占多數。

在過去的幾年裡，凱因斯主義者以他們慣有的傲慢向我們保證通貨膨脹不會到來，儘管事實上，通貨緊縮的英雄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持續地以兩位數字的成長率灌注貨幣。凱因斯主義者責罵硬通貨的倡導者，並宣稱僅管貨幣通膨，美國工業的產能仍然「過剩」或「閒置」，整體利用率落在某個分母的 80%。因此，他們指出，貨幣需求的擴大會限制通貨膨脹。

大家都知道，儘管凱因斯主義保證通貨膨脹不會重燃，但在產能閒置的情況下卻依然發生（通貨膨脹），留給他們苦心思索的困擾。通貨膨脹率由 1986 年的 1% 上升至目前的 6％，利率也在明年再次上漲，不斷貶值的美元提高了進口價格，而黃金價格則上升。再次，硬通貨經濟學家和投資顧問已被證明遠比體制庇護下的凱恩斯主義者可靠。

解釋凱因斯主義錯在何處的最佳回答，是回以他們對批評者的一貫回覆：反凱因斯主義者擔心通貨膨脹或政府計劃的浪費，是在假設資源已被充分利用。他們說，消除這種假設後，凱因斯主義在這個存在失業與閒置資源的世界裡，是正確的。但這種指控應該被轉向，拿來問凱因斯主義者：為何會出現資源閒置（勞動力或物品）？資源閒置並非上天掉下來的禮物，當然，它常常發生，但這些說明了什麼？

問題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凱因斯主義者略去了對價格的討論。這個瘋狂的經濟分析殿堂，不知怎的，略過價格，只談收入、支出和就業。

我們知道，「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指出，如果有市場上某樣商品「過剩」卻難售出時，唯一的原因就是它的價格過高。治癒過剩或資源閒置的方法是降低要價，無論是勞動的工資率、機器或廠房的價格，或是零售商的庫存貨品。

總之，如 William Harold Hutt 教授在 1930 年代的凱因斯主義革命中被忽視的出色意見所言：閒置或未利用之資源，只會發生於資源所有者拒絕以市場出價銷售的有意保留。在深層意義上，所有失業和閒置資源都是出於自願的。

為什麼資源擁有者要在市場上刻意保留資源？通常，此種持有是為了獲得更高價格或工資。在一個自由和不受阻礙的市場經濟中，資源擁有者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錯誤，在他們的勞動或資源得不到任何回報而感到疲倦時，他們會把要價降低到剛好能售出的程度。

當然，在機器或其他資本財的情況下，資源擁有者可能會作出嚴重的不良投資，這往往是因為銀行信貸與中央銀行所建立的人工繁榮。在不良投資的狀況中，價格可能低到勞動者認為不值得為其放棄自己休閒時間，這種失業純粹是自願的，失業者保留勞動力為的是更高的工資。

更糟的是，從 1930 年代開始，政府和受其特權的工會已經大規模介入勞動力市場，並將工資率提高到高於市場水平，從而造成較低專業技能與產能之工人的失業。政府以最低工資法及強制性工會的形式干預勞動力市場，造成強制性的失業，同時再以失業福利金與失業保險來補貼失業，從而確保了永久性的高失業率。我們為此支付了多少，就會有多少失業。

隨著這個分析而來的，是通膨貨幣與增加政府支出也不一定會降低失業或閒置產能。失業或閒置產能的降低，只會發生在勞動者或資源所有者認為他們會得到較高回報，並滿足部份自己堅持的要求時。而這只能透過支付資源的價格（工資或物價）上升。換句話說，更多的供應或產能使用只能透過工資與價格上漲，即，價格的通貨膨脹。

一如往常，凱因斯主義者把整個因果過程搞反。現在的事實明顯表示，我們能夠，也正處於通貨膨脹與資源閒置同時存在的情況。

【譯作】儲蓄過低？｜Are Savings Too Low?

Mon, 07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儲蓄過低？｜Are Savings Too Low?

文：吳莉瑋
圖：Alan Cleav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re Savings Too Low?》，從「統計數字的迷思」與「儲蓄高低的標準定義」進行反詰，說明統計數字被操弄並用來衍生政策說帖的事實，接著，進一步分析造成儲蓄偏低此種現狀的真正原因，說明造成此種結果的主因事實上是政府高額稅收與非生產性的支出及赤字，最後提出簡單但是鮮少被政客、媒體提出來討論的建議－全面減少稅收與政府支出。

儲蓄過低？｜Are Savings Too Low?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近來在經濟學家、商人及政客界的強烈趨勢，是感嘆美國境內的儲蓄與投資金額過低。據指出，美國國民收入的儲蓄比例遠低於西德及我們擔心的競爭對手日本。最近，國庫局局長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嚴厲地警告美國儲蓄與投資的低水平。

這種說法應以不同層次進行考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統計數據通常會被操弄以誇大問題嚴重性。因此，這個可怕的數字（例如，美國的儲蓄只占 1.5% 的國民總收入）只提及個人儲蓄而忽略企業的儲蓄，同時，儲蓄與投資的主要來源「資本收益」也常常被忽略。

但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問題是：即使把美國的儲蓄比當成國民總收入的 1.5%，而日本的儲蓄比為 15%，那麼，儲蓄比難道會有所謂「恰當的數額」？

消費者會自行決定把他們的收入劃分成消費支出，以及預期未來收入的儲蓄與投資。如果瓊斯先生投資了 X% 以備將來所需，那無論是道德上或經濟上，能有什麼標準讓外人來譴責他不投資 X+1% 是錯誤或不道德的？大家都知道，如果他們減少消費並增加儲蓄與投資，他們將能夠在未來獲得高一些的收入。但是，他們的選擇取決於他們的時間偏好率：偏好在現在消費更甚於在未來消費的程度為何。因為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經驗、具體情況與價值觀的基礎下做出決定，若是要譴責某個人所做的決定，必須以其它除了做決定之個體外的其它標準取代做決定之個體的喜好。

這種標準不會具有經濟效益，因為效率與經濟價值的定義需在個人自發性選擇的框架下決定。以「道德」來確定標準是非常不穩固的，因為道德的真理就像經濟法則一樣，只有定性而無定量。道德法則，例如不殺人、不偷竊，是定性的，沒有一種道德法則可以說：一生中不可偷竊超過 62% 以上的時間。因此，如果要把「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當成道德告誡，告誡者需要拿出一些量化的最優解，例如：具體而言，儲蓄什麼時候過低，什麼時候又是過高？模糊的告誡增加儲蓄，並不是道德，也沒有經濟意義。

但這些呼籲者提出了重要的一點。數量龐大的政府措施大幅癱瘓與降低儲蓄，並增加社會上的消費。政府在許多方面的強制性干涉，把整體社會的自願選擇由儲蓄與投資轉向消費。
那些抱怨儲蓄過低的人除了告誡之外，總是不說應該要如何改善。左翼自由派呼籲更多的「政府投資」或增加稅收，以減少他們稱為「反儲蓄」的政府赤字。其實，政府可以簡單又合法地擺脫自己對於偏好消費、減少儲蓄與投資的強制性影響。以這種方式，能夠解放被政府行為覆蓋的自願性時間偏好與個人選擇。

布希政府開始消除一些從 1986 年稅收改革法以來的強制性反儲蓄措施。一是取消對個人退休帳戶的扣除額，它消滅了中產階層儲蓄與投資的重要類別，二是徵用儲蓄的資本利得稅，若不把資本收益當成通貨膨脹的指數的意義上，資本利得稅是直接沒收社會累積的財富。

但這僅是冰山一角。只把政府赤字當成「負儲蓄」的說法，意味著高額稅收會增加社會儲蓄和投資。國民總收入的統計數字，假設除了福利金支付以外的所有政府支出都是「投資」，事實恰恰相反。

所有商業支出都是投資，因為它最終成為出售給消費者的商品，提高了生產。但是，政府支出僅僅只是政客與官僚為了增加收入、滿足他們價值觀的消費性支出。稅收和政府支出，把社會資源由生產性消費者原先打算花在個人消費或儲蓄的錢抽走，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政客、官僚、他們的追隨者與各種補貼上。

的確，以目前美國人遠高於 1970 年代的生活水準，現今美國的儲蓄和投資量偏低。但問題並不如那些抱怨者所歸咎，是因為個人和家庭沒有負起責任、消費太多而儲蓄太少。問題不在我們這些美國公眾身上，而在我們的統治者身上。

所有的政府稅收和支出，都在減少那些真正從事生產者的儲蓄與消費，成為那些非生產者寄生性消費支出的利益。雖然歡迎恢復稅收減免及廢除（不只是降低）資本收益稅，這些都是隔靴搔癢。

真正需要的是大幅減少所有的政府稅收和支出，不管是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聯邦政府。解除這個巨大的寄生負擔將大幅提高真正從事生產者短期內以及未來的生活水準。

【譯文】統計：由內擊破？｜Statistics: Destroyed From Within?

Thu, 03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文】統計：由內擊破？｜Statistics: Destroyed From Within?

文：吳莉瑋
圖：mackprojec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Statistics: Destroyed From Within?》文，Rothbard 先簡略介紹傳統統計手段，並簡要地闡述其所依據之「常態分布」基礎為脆弱且武斷的假設前提，最後帶出統計專業領域中，基於類似的認識而不斷尋求新方法的嘗試，以及後期統計學家坦言數據並非總是以常態分布呈現的事實，Rothbard 由內擊破的論理方式，不僅具有說服力，還相當震撼。

統計：由內擊破？｜Statistics: Destroyed From Withi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現在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但我在大學某段時間的主修是統計。在修畢所有的統計本科課程後，我參加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數理統計研究生課程，追隨著名的哈羅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也是現代數理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聽了幾次 Hotelling 的講座後，我體會到一個領悟：我突然意識到整個「科學」的統計推斷，建立在一個毫無根據的關鍵假設。我離開了 Hotelling 的課程與統計的世界，再也沒有回來。

當然，「統計」的內涵遠超過單純的收集數據。統計推論是從這些數據中所得出的結論。特別是，除了美國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我們從來不知道所有的數據，因此，我們的結論必須建立在來自母體的非常小量樣本。在挑選出樣本後，我們必須找到一種讓報表能足以代表母體的方法。例如，假設我們要做出「關於美國男性人口的平均身高」的結論。因為沒有辦法讓我們去測量每一位美國男性的身高，我們會選用其中一種採樣方法來取出小數目的樣本，譬如 500 人，據此推測美國人的平均身高可能是什麼。

在統計科學中，我們從已知樣本推側未知的母體情況是基於一個關鍵假設：在所有的情況下，不管是處理身高、失業率或者是選舉前各候選人的支持率，我們所選出的樣本在母體中是依照「常態曲線（normal curve）」分佈。

統計教科書中的常態曲線大多是呈對稱的鐘形曲線。因為假設所有樣本都根據這條曲線落在母體中，統計學家可以充滿信心地主張：依據他的單一或多個有限樣本，美國人的平均身高人口、失業率或任何其他的數字，在 90% 或 95% 的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內，絕對是 XYZ。簡言之，如果某個平均男性身高的樣本高度為 5 英尺 9 英寸，那麼每 100 個這樣的樣本中，約有 90 或 95 個落於 5 英尺 9 英寸的一定範圍內。這些精確的數字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假設：所有的樣本都依據常態曲線分佈於母體。

由於常態曲線的特性，民意調查機構便以壓倒性的信心斷言，布希受到某一個百分比的選民青睞，而杜卡基斯則是另一個百分比，這些推論數據約有「三個百分點」或「五個百分點」的「誤差」。正是因為常態曲線，允許統計學家不需要知道所有母體的資訊，而僅以幾個百分點的資訊，就能宣稱「絕對的知識」。

那麼，什麼是「常態分佈」這個重要假設的證據？什麼都沒有。這是一個純粹的神秘信仰行為。在我的舊統計教科書中，對於普遍真理「常態曲線」，唯一的「證據」說法是：當槍法很好的步兵開槍擊靶時，打擊點將趨向於在靶心週圍以類似常態曲線的方式分佈。對於統計推斷有效性的重要假設，基於這個難以置信的脆弱基礎。

不幸的是，社會科學傾向遵循已故羅伯特．門德爾松博士（Robert S. Mendelsohn）在醫藥中採用的同樣規律：不管步驟是如何不完善，直到出現一個更佳替代品前，從不省略任何步驟。現在看來，這整個建立在常態曲線的錯誤推理結構，已被高科技證實是過時的。

十年前，斯丹福大學的統計學家布拉德利．埃夫隆（Bradley Efron），以原始樣本為基礎，利用高速電腦產生「人工數據集」，藉由數百萬計的數值計算得出人口估計，而無需使用常態曲線或任何武斷的抽樣分佈數學假設。經過十年的討論和反覆試驗，統計學家普遍能接受實際使用這種「自助法（bootstrap method）」，它現在已經開始接管這個專業領域。另一個斯丹福大學的統計學家杰羅姆．弗里德曼（Jerome H. Friedman），也是新方法的開拓者之一，稱「自助法」是過去 20 年甚至是 50 年內最重要的統計概念。

在這一點上，統計學家終於願意吐露秘密。弗里德曼承認在標準方法下，數據並不總是遵循鐘形曲線，而當數據不以鐘形曲線分佈時，你就會犯錯。事實上，他補充說：數據經常以完全不同於鐘形曲線的方式分佈。是的，我們現在發現「常態曲線」這個國王沒有穿衣服。古老的神秘信仰現在可以放棄了，常態曲線之神已死。

【譯作】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

Thu, 03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

文：吳莉瑋
圖：neauthor77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Rothbard 在本文中堅定地補充、重申 Mises 對於人之行為的定義，並且直言不諱地指出部分扭曲 Mises 原意卻以「奧地利經濟學派」為名的主張，例如 Hayek 或其他強調「市場」的理論，是如何將與政府掛勾的特殊利益躲在「理論」之下偷渡通關，從而進一步替「大政府」鋪路。追求真理與賺溫飽是兩條可能交集但也可能相反的道路，若要將賺溫飽冠以「追求真理」的美名，「誠實」是唯一不會被揭穿國王新衣的選擇。

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一些經濟學家堅持奧地利經濟學派只研究「人之行為的無意結果」，或是 18 世紀蘇格蘭社會學家亞當．福格森（Adam Ferguson）到海耶克（F.A. Hayek）以來最受喜愛的短語：「人之行為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

乍看之下，這個經常重複的口號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依靠屠夫或烘培師的恩惠提供我們每天的食物，而是他們追求收入與利潤的自利驅動，這是好事。他們或許有意獲得利潤，但滿足消費者的高效生產與繁榮進步，則是他們行為的無意結果。

但是，進一步分析這個口號卻會發現錯誤。例如，我們怎麼知道屠夫、烘培師或任何商人的意圖為何？我們沒法透視他們的腦袋並說出肯定答案。舉例而言，或許屠夫和烘培師在最大化利潤之餘，也閱讀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並且預知他們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有益於他們的同胞與整體社會。

當他們了解（上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後，他們有意地在最大限度下同時滿足消費者需求與自己的利潤。所以，如果像一些指稱所言，經濟理論只研究人之行為的無意結果，那麼學習了這些理論的商人在成為進行有意行為的市場參與者後，是否會使得這些經濟理論無效？

此外，學習經濟理論實際上可能改變商人在市場上的行為。許多受反資本主義宣傳影響的商人，會因為罪惡感而有意識地限制自己追求利潤的行為，並錯誤地相信他們正在幫助他們的同胞。閱讀與吸收經濟理論分析，則可能會減輕他們的罪惡感並引導他們尋求最大化利潤。總之，現在他們充分認識到經濟學，並且預期其行為的結果將同時導致更高的利潤與社會繁榮。

那麼，「無意結果」的偉大之處為何？為什麼又不能同時研究「有意結果」呢？難道，這些在社會中累積的知識不會把「無意結果」轉變為「有意結果」？

不僅如此，米塞斯（Mises）的人類行為學明確指出：個體有意識地選擇手段，企圖達到所追求的目標。如果人會追求目標，當然就可以用常識推論出，他們預期「達到」（或者說「有意要達到」）他們行為的結果。米塞斯強調，「有意的選擇」使人成為市場或世界上具有理性的有意識行為者。傳統的經濟理論則往往落入一種陷阱：把人當成機器人或者是盲目地受刺激反應的阿米巴原蟲。

奧地利派的方法論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政治後果。或許，這也並不令人意外，那些相信「無意結果」而非「有意結果」的支持者，傾向於粉飾 20 世紀以來的政府擴編。如果行為大多是無意的，這意味著政府擴編就像大象 Topsy 長大一樣，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有意行為結果。強調海耶克的學說，可以把精英團體尋求政府特權的有意自利行為藏在斗篷裡，從而促使政府持續擴編。

推廣奧地利經濟學派有兩種方法。第一條路是以智慧與誠實完善米塞斯的理論，毫不畏懼地高舉旗幟，並且直言不諱地指出有意藏在「公眾利益」與「社會福祉」等政府口號背後的特殊利益。

另一條路是為了尋求意見接納與尊重，小心地避免任何的「爭議」，淡化甚於完備米塞斯的訊息。甚至到了把「自由」從「自由市場」中分離的地步。這條路，只會鞏固大政府。

【譯作】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Wed, 0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文：吳莉瑋
圖：~~jjjoh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之《Chaos Theory》一文，Rothbard 簡單介紹了混沌理論，並且精明地提出混沌理論批評「傳統計量經濟學」的主張，事實上只是複製了一些奧地利經濟學派對於「傳統計量經濟學」的質疑，當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混沌理論藉由自身的數學背景，對於同樣採用數學技巧而自詡為「科學的」計量經濟學作出一系列的攻擊，的確可以將其視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平反。

人類對於自身發生的事情與自然所發生的事情都特別有興趣，但是研究、探索真理的方法，卻從來都不是唯一的，針對不同的研究主題，會有不同的研究手段，至於，那一種方法比較好，眾說紛紜。私以為，一套好的研究方法，應該要能在最少假設前提下梳理現實，一套理論的「假設前提」就像是蓋理論大廈的地基，如果為了適應研究方法而把理論的地基建立在「不真實」的假設下，那上頭的大廈蓋得再美侖美奐也會因為地基不穩而一日內傾倒。

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混沌理論」是最近數學、物理學和相關科學的熱門新理論，僅管它的影響是激進的，但因為它採用高度複雜的數學與先進的電腦繪圖，作為前瞻性數學理論，沒有人能指責其操作者反數學。在深刻的意義上說，混沌理論是相對於近幾十年來投注大量資金炒作之原子研究的反應，混沌理論終於將科學的焦點回歸到我們都熟悉的「微觀」世界。

混沌理論低微地始於充滿沮喪的氣象領域。為什麼炙手可熱的氣象學家無法用更高效的電腦和越來越完備的數據來預測天氣？二十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Lorenz）無意中發現了混沌理論－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巨大與不穩定的天氣變化。他指出，一隻蝴蝶在巴西拍打翅膀可能會在德州產生一場龍捲風，稱為「蝴蝶效應」。自此之後，每當不預期地發現某個微小的變因，就有可能擴大影響至某個看似無關的科學領域，造成戲劇性動盪。

簡言之，天氣與許多世界上其他方面的領域，無論在我們的電腦裡累積多少數據，原則上都無法被成功預測。雖然蝴蝶效應並不是真正的「混沌」，因為它確實有自己一套複雜的因果模式，大多的因果模式遵循費根鮑姆常數（Feigenbaum’s Number）。但即使這些因果模式都眾所周知，世界上有誰可以預測蝴蝶什麼時候會拍打翅膀？

混沌理論的結果並不是真實世界充滿混亂或不可預知，而是真實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在實際上是不可預知的。特別是那些數學工具，例如假設光滑表面和無限步驟的微積分，在處理許多現實世界問題上具有嚴重缺陷。因此，本華．曼德（Benoît B. Mandelbrot）的「分形」就指出，以光滑曲線描述海岸線或地理表面並不恰當且具誤導性。

混沌理論用在人類活動上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例如股市運作。在此，混沌理論家們直接挑戰正統新古典經濟主義的股市理論：假設市場是理性的，也就是對未來無所不知。如果所有的股票或商品市場的價格，都在對未來完全理解的知識下，進行完美的貼現，那麼股市價格的模式必定是純粹偶然的、毫無意義的以及隨機的（隨機漫步），因為所有的相關基本知識都已納入價格考量。

荒謬地相信對市場對未來無所不知，或是市場具有未來「機率分布」的完善知識，等於是愚蠢地假設真實市場上的事件都是隨機的，也就是說，沒有一個股票價格與過去或未來的任何其他價格相關。人類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事實卻是所有歷史事件都相互關聯，因果模式滲透到人類活動，同質性極低，也沒有什麼隨機。

憑藉其巨大的威望，混沌理論家在譴責這些假設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並斥責任何企圖從現實世界中的具體事件進行抽象的統計。因此，混沌理論家反對以月數據推算年移動平均的「平滑化數據」統計技巧，無論是價格、生產量或就業數據。正統統計人員在試圖消除鋸齒「隨機元素」並將數據從所謂基本模式中抽離時，已在不知不覺中擺脫了原本要進行檢視的真實世界數據。

這是一些混沌理論提供給正統計量經濟學的顛覆性影響。如果理性假設理論與現實世界相違背，那麼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也同樣如此，以及那些採用無限分割假設的微積分、完美知識和其它精心設計的新古典經濟主義工具。

新古典經濟主義者有很長一段時間，使用他們的數學知識與先進的數學技術作為武器，來抹黑奧地利經濟學派，現在出現了最先進的數學理論，並在不知不覺中重製了一些奧地利學派對於正統新古典經濟學扭曲現實且不切實際的批評。在目前數學領域的啄食順序中，分形、非線性熱力學與費根鮑姆常數等理論的排名遠高於新古典經濟主義採用的老式技術。

這並不意味著要接受所有混沌理論所提出的哲學主張，特別是一些混沌理論家主張自然是不確定的，或是原子、分子具有「自由意志」。不過，奧地利學派可以為混沌理論家從內部攻擊正統計量經濟學而歡呼。

【譯作】十大經濟迷思｜Ten Great Economic Myths

Fri, 28 Dec 2012 00:00:00 +0000

【譯作】十大經濟迷思｜Ten Great Economic Myths

文：吳莉瑋
圖：country_boy_shane via photopin cc

《The Free Market Reader》是許多短文的集錦，該書以自由主義的觀點對許多經濟議題做簡短的討論，書中的文章篇幅適中且大多立論精要，相當值得拿來當睡前讀物，以下為該書首篇文章《Ten Great Economic Myths》的拙譯，有些原文較拗口的部分，會以註解的方式酌增個人理解後的詮釋，該文的作者是 Murray Rothbard，篇幅雖然不長，但是針對許多容易混淆的政策說帖作出了很精闢又容易理解的剖析。

十大經濟迷思｜Ten Great Economic Myth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的國家透過大量的經濟迷思來扭曲公眾對於重要議題的思路，導引我們接受不健全又危險的政府政策。以下介紹這些經濟迷思中最危險的十個並分析這些經濟迷思錯在哪裡。

迷思1：政府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政府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

最近幾十年聯邦政府總是赤字。反對黨對此的一致回應，是譴責那些財政赤字是造成永久通貨膨脹的原因。而執政黨對此的一致回應，則是宣稱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敵對雙方的主張都是迷思。

赤字是指聯邦政府的支出超過它所收取的稅。解決這些赤字的資金來源有兩種方式。如果資金來自政府向公眾銷售的國債，那麼赤字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在這種方式下，沒有「新錢」產生，個人或者是公司行號純粹是用自己的銀行存款支付政府債券，然後讓國庫把這些錢花掉。這些錢只是由購買債卷的公眾手中轉移到國庫，然後再由國庫把這些錢花在其他人民身上。

另一方面，解決赤字的資金也可以透過向銀行體系出售債券取得。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會透過增加銀行存款的數字來創造「新錢」，再用這些「新錢」來購買政府債券。這些以銀行存款形式被創造出來的「新錢」被政府花掉後，就會永久地進入經濟體系的消費流中，提高物價並導致通貨膨脹。透過複雜的過程，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允許商業銀行以十分之一的準備金1來創造「新錢」。因此，如果 A 銀行要購買 100 億美元的新債券來資助赤字，美聯儲會先從 A 銀行手中購買約 10 億美元的舊國債，而美聯儲所購買的 10 億美元舊國債，可以增加 A 銀行 10 億美元的銀行準備金，換句話說，A 銀行可以因為這新增加的 10 億美元銀行準備金，創造 10 倍的新銀行存款（也就是可以拿來購買資助赤字的 100 億美元債券）。簡言之，政府和政府控制的銀行系統實質上「印」了新錢來支付聯邦赤字。

因此，如果赤字的資金來源是銀行體系，那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如果赤字的資金源自公眾，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一些政策制定者指出，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政府赤字加速的同時通貨膨脹速度趨緩，並拿來當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的「統計證據」。但這並不是證據。一般物價的變化受兩個因素影響：錢的供應量與錢的需求量。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美聯儲以每年約 15% 左右的高速創造新錢，大部分的「新錢」都拿去資助不斷擴大的赤字。但另一方面，這兩年對於經濟蕭條下嚴重商業損失的反應，增加了對貨幣的需求（即降低在商品上花錢的慾望）。這種貨幣需求增加的暫時補償效應並沒有讓赤字比較不通膨。事實上，在景氣復甦過程中，消費的增加使得貨幣需求量下降，而花費這些新錢則加速通貨膨脹。

迷思2：赤字對私人投資沒有擠出效應2 。

近年來對於美國偏低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有一些合理的憂慮，其中之一，是巨大的聯邦赤字會把儲蓄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政府開支，從而排擠具生產性的投資項目，可能會造成公眾生活水平的降低等長遠問題。

一些政策制定者再次試圖以統計數據反駁，宣稱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赤字增加但是利率下降，並表示財政赤字沒有擠出效應。

這種主張再次顯示試圖以統計反駁邏輯的謬誤。利率的下降是因為經濟衰退下商業貸款的需求下降，但「真實利率」（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則保持前所未有的高，部分原因是因為公眾預期下一波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擠出效應。在任何情況下，統計數據不能反駁的邏輯，邏輯告訴我們，如果部分儲蓄被轉移到政府債券上，生產性投資可用的儲蓄就會減少，而利率則會比沒有赤字之前還高。如果由赤字資金來源由公眾提供，儲蓄轉移到政府項目是直接且明顯的。如果赤字資金來源為銀行信用擴張，轉移是間接的，擠出效應會發生在政府用「新錢」和民間儲蓄之「舊錢」爭奪有限資源時。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試圖反駁政府赤字的擠出效應，聲稱所有的政府支出，不僅是赤字，都會排擠私人儲蓄和投資。的確，被稅收所抽調的資金本來也可以進入私人儲蓄和投資。但赤字相對於整體政府支出而言有更大擠出效應，因為直接由公眾資助的赤字明顯地減少儲蓄，而稅收則會同時減少公眾的消費與儲蓄。

因此，無論從哪種角度看，赤字都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如果赤字由銀行體系資助，會造成通貨膨脹。即使赤字直接由公眾資助，也會導致嚴重的擠出效應，把儲蓄從更迫切的私人投資項目中轉移到浪費的政府項目上。此外，越多的赤字就必須支付越多的固定利息，造成永久的稅務負擔，通膨赤字帶來的高利率更加劇了這個問題。

迷思3：增稅是治愈赤字的藥方。

不幸的是，這些擔心赤字的人提供了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解決辦法：增加稅收。通過提高稅收來解除赤字相當於為了醫治支氣管炎而開槍射殺病人。「藥方」遠比疾病更糟糕。

原因之一如同許多批評者所指出的，加稅只會給政府更多的錢，讓政客和官僚進一步提高支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指出：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政府願意保持 20% 的赤字，當政府有更高收入時，它會提高消費支出來保持相同比例的赤字。

即使撇開這個精明的政治心理學判斷，為什麼仍有人認為稅收比通貨膨脹好？的確，通貨膨脹是另一種形式的稅收，政府或是較早收到這些「新錢」的成員可以剝奪那些在通貨膨脹晚期才提高收入的其他公眾的財富。不過，至少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人們仍然可以從自願交換的過程獲得一些好處。如果一條麵包上升到 10 美元，這是不幸的，但至少你還是可以吃到麵包。但是，如果稅率上升，你的錢就直接被政客和官僚的利益給徵用，你得不到任何服務或福利。唯一的結果，就是從事生產的大眾所掙來的財富被官僚機構沒收，然後這些官僚機構再用部分沒收來的錢來欺壓、羞辱並傷害公眾。

唯一可以治愈赤字的藥方很簡單卻幾乎沒被提到，那就是削減聯邦預算。怎麼削減？要削減哪裡？任何地方。

迷思4：每次美聯儲收緊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每次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

財經媒體在知道一些經濟學原則後，開始像老鷹一樣盯著每週的貨幣供應數字看，但他們不可避免地以混亂的方式詮釋這些數字。如果貨幣供應量上升，會被解釋成利率降低和通貨膨脹，經常在同一篇文章中，貨幣供應量上升也被解釋為加息。反之亦然。如果美聯儲收緊貨幣增長率，既會被解釋為提高利率，也會被解釋為降息。有時看來，美聯儲的行動不管多麼矛盾，必然導致加息。顯然，這是非常錯誤的。

物價水平的問題在於，有許多偶然因素分別在不同面向上影響利率。如果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它會產生更多的銀行準備金，從而擴大了銀行信貸及銀行存款的供應量。信貸擴張必然意味著信貸市場的供應量增加，從而降低信貸的價格或是利率。另一方面，如果美聯儲限制信用擴張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造成信貸市場的供應減少，導致利率上升。

這種現象會發生在長期性通貨膨脹的前十年到前二十年間。美聯儲擴張信用將降低利率，而限制信用擴張則會加息。但過了這個階段後，公眾和市場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象進行調整。他們開始認識到，貨幣供應量的計畫性擴張將導致長期的通貨膨脹。當他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他們也同時認識到通貨膨脹抹去債權人的利益而對債務人有利。因此，如果有人提供一筆年息 5% 的貸款，而當年通貨膨脹率為 7% 時，債權人將面臨損失而不是獲益。債權人損失 2%，因為他一年後得到的本金加利息已經減少了 7% 的購買力。與此同時，債務人則因通貨膨脹獲利。當債權人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實時，他們會把通貨膨脹估算在利率中，而債務人也將願意支付。因此，從長遠來看，任何提高通膨預期的訊息將會提高（調整後的）利率，而任何減少通膨預期的訊息則會降低（調整後的）利率。在這種情況下，當美聯儲限制擴張時就會傾向於抑制通膨預期並降低利率，而美聯儲擴張信用時將會掀起通膨預期並提高利率。由於有兩個相反的因果關係鏈在作用，因此，美聯儲的信用擴張或緊縮與利率波動的關係，取決於哪一個因果關係鏈的強度較高。

到底會是哪一個因果關係鏈較強？沒有辦法知道肯定答案。在通貨膨脹的前幾十年，不會有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但是在通貨膨脹的後幾十年裡，也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會開始出現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而這種因應通膨調整的溢價強度和反應時間，則取決於公眾的主觀預期，無法被確切預測。這也是經濟預測永遠不確定的原因之一。

迷思5：使用圖表或超級電腦計算模型的經濟學家可以準確地預測未來。

預測利率的問題說明了預測行為的普遍陷阱。相反地，人們的行為並不能被事先準確預測。他們的價值觀、想法、期望和知識總是不斷地以不可預知的方式在改變。有哪個經濟學家可以預測（或預測過）1983 年聖誕節的椰菜兒童熱潮？每一種經濟量、每一個價格、每次採購或是收入數字，都是上千上百萬個不可預知的個人選擇集結後的綜合表現。

許多由經濟學家所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研究，都顯示經濟學家一貫糟糕的預測記錄。氣象預報員經常抱怨說，只要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他們可以做得更好，但在掌握趨勢變化上卻有困難。延續目前的趨勢並外推到不久的將來並沒有竅門，你不需要複雜的超級電腦計算模型，只要用一把尺就可以做的更好更便宜。真正的關鍵是準確預測趨勢的改變和問題預警。沒有一個經濟學家預測出 1981 到 1982 年經濟大蕭條，也沒有人預測到 1983 年的強力復甦。

下次當你在經濟術語或貌似專業的經濟預測上搖擺不定的時候，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他真能預測未來，為什麼要浪費他的時間在推出電子報或當顧問，而不是在股市或商品市場中成為萬億富翁？

迷思6：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間存在權衡。

每當有人呼籲政府放棄通貨膨脹政策時，經濟學家和政客們都警告其結果是嚴重的失業問題。我們因此落入以通貨膨脹來對抗高失業率的陷阱，並被說服必須接受兩者中的部分結果。

這一學說是凱恩斯主義者的退路。剛開始，凱恩斯主義者向我們承諾，通過操縱、微調赤字和政府支出，他們可以在沒有通貨膨脹下帶給我們永久的繁榮和充分就業。接著，當通貨膨脹轉為長期且越發嚴重時，他們轉向警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間的權衡，以削弱任何可能施予政府停止通膨政策、創造新錢的壓力。

權衡理論是基於多年前由英國經濟學家 A.W. Phillips 所發明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菲利普斯把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擺在一起，並聲稱這兩個變量成反比：工資率上升得越高失業率越低。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奇特的學說，因為它挑戰了的邏輯上的常識性理論。理論告訴我們，更高的工資率會造成更大的失業率，反之亦然。如果每個人都去雇主面前堅持要兩倍或三倍的工資，我們馬上會失去工作。然而，這種奇怪的發現卻被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接納為福音。

至此，這個統計發現很明顯地違反事實與邏輯理論。1950 年代的通膨率每年約 1%~2%，失業率則徘徊在 3%~4%，而後失業率介於 8%~11%，而通膨率在 5%~13%。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通膨率和失業率都急劇增加。如果要總結，我們可以歸納出反向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除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之外的任何解釋。

儘管理論家不斷宣稱他們以事實測試自己的理論，但他們很少對事實讓步。為了要保存「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的概念，他們的結論是菲利普斯曲線仍然顯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但是這個曲線莫名其妙地「轉移」到另一組新的權衡。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然，沒有人能反駁任何理論。

事實上，目前的通貨膨脹，即使能利用高漲的物價來降低實質工資而在短期內降低失業率，通貨膨脹的長期結果只會造成更高的失業率。當工資率最終趕上通貨膨脹時，通貨膨脹帶來的經濟衰退和失業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超過二十年的通貨膨脹後，我們現在正處於所謂的「長期階段」。

迷思7：通貨緊縮與價格下跌不可想像，並將導致災難性的蕭條。

公眾的記憶是短暫的。我們忘記從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物價年復一年地普遍下降。這是因為，在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斷增加的產能與和產量使得物價下跌。這並不是蕭條，而是售價隨著成本下修。通常情況下，工資率保持不變但是生活成本下跌，使得「實際工資率」，或者說每個人的生活水平呈現穩定上升。

事實上，在這兩世紀間只有在戰爭時期才發生物價上漲（1812 年的戰爭、南北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因為交戰各國的政府為了支付戰爭的龐大支出，以超出產能增長率的增長速度急速膨脹貨幣供應量。

我們可以從觀察過去幾年的電腦價格，看到沒有政府或央銀通膨負擔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如何運作得宜。過去，即使是簡單又龐大的電腦也需耗資數百萬美元。現在，因為半導體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激增，電腦價格不斷下降。儘管電腦的價格下降，因為成本下降、產能提升，電腦公司仍是成功的。事實上，成本和價格的下降使電腦公司能夠深入大眾市場，進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的蓬勃發展。通貨緊縮並沒有為這個行業帶來災害。

對於其他高增長行業也同樣如此，例如電子計算器、塑料、電視機和錄影機等。通貨緊縮並非帶來災難，而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標誌。

迷思8：最好的稅是單一稅，針對收入採恆定比例，沒有豁免或免稅額。

單一稅的支持者通常認為消除稅務豁免或免稅額將使聯邦政府大幅削減現行稅率。

但這種觀點假設，目前的所得稅豁免或免稅額是不道德的補貼或漏洞，應該為了公眾利益而取消。稅務豁免或免稅額是「漏洞」的這種說法，僅在您認為政府擁有每個人 100% 的收入下才成立，在這前提下，允許一些收入保持免稅才會構成「漏洞」。允許一些人保有自己的收入既不是漏洞也不是補貼。透過取消醫療保健、利息支付，或為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應稅扣除額來降低整體稅率，事實上只是降低一部分人的稅（那些不用支付太多利息、醫療費用或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人），同時提高另一部分需要支付這些費用的人的稅務負擔。

此外，沒有任何安全的保證，一旦取消了豁免和免稅額，政府還會將稅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看看政府過去和現在的記錄，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政府不斷擴大的官僚體制，會再把稅率至少提高到舊水平以課取更多的稅收總額。

（此段有酌增個人之理解說明內容）單一稅制假設推測稅收大致要與市場價格或所得收入類似。但是，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並不成正比（日所得 100 元的人與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買一條相同的麵包都是一樣價錢）。如果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成正比，那將是一個奇特的世界，例如日所得 100 元的人以 1% 的價錢購買一條 1 元的麵包，但是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被迫以同樣 1% 的價錢購買一條麵包－也就是 1,000 元。在這樣的世界裡，收支平等將以一個奇怪且低效的方式執行。如果稅收要類似於市場價格，那應該是每個消費者都相同，而不是與消費者的所得收入成比例。

迷思9：減低所得稅率可以幫助所有人，不僅是納稅人，政府也將從中受益，因為稅收總收入將因稅率減少而上升。

這是由加州經濟學家 Arthur Laffer 所提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它是政客用來化圓為方的一種先進手段，能夠減稅、維持政府支出，並同時平衡預算。這樣一來，公眾可以享受減稅、因預算平衡感到滿意，並同時收到政府相同水平的補貼。

如果稅率由 99% 減到 95%，稅收的確會提高。但是沒有理由去假設這種簡單連接在其他任何狀態下也會出現。事實上，這種關係在地方消費稅上的效果比在全國所得稅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幾年前，哥倫比亞特區政府決定大幅提高了該區的汽油稅來增加稅收。但是，駕駛人可以輕易地把車開過邊界去維吉尼亞州或馬里蘭州以較便宜的價格加油。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汽油稅總稅收最後減少，而懊惱又困惑的官員最後不得不取消汽油稅。

但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在所得稅上。人們不會因為小幅加稅或者是小幅減稅而停止工作或離開國家。

拉弗曲線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拉弗曲線效益要開始運作所需的時間從沒有被明確定義。更重要的是，拉弗假設我們大家都希望可以把政府稅收提到最高。「如果」我們真的處於拉弗曲線的上半部，那麼我們應該都希望把稅率重新設定在“最佳”的點。但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應該希望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把稅收推進到最大，簡言之，就是私人產品可運用的資源份額被政府活動抽走。我想我們更感興趣的應該是減少政府的稅收，把稅率調整至遠低於任何拉弗最佳點的位置。

迷思10：從其他低勞動成本國家的大量進口會導致美國人失業。

這一主張的諸多問題之一，在於它忽視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的工資高而國外的工資低呢？它從一開始就將工資差異當成既定事實，而沒有細究工資差異的成因與意義。基本上，美國的工資高是因為勞動生產率高，而勞動生產率高是因為工人有大量技術先進的資本設備幫助生產。在國外很多國家的工資率較低，是因為資本設備和技術相較原始，沒有資本的幫助，這些地區工人的工作效率遠低於美國。每個國家的工資水平都取決於該國的勞動生產率。因此，美國的高工資並不是對繁榮的威脅，而是繁榮的結果。

但是，為什麼有一些美國產業長期且不斷地大聲抱怨低工資率國家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每個國家的工資率都在產業、職業與地區間相互關聯。所有的工人都互相競爭，如果在 A 產業的工資遠低於其他產業，那麼，工人與那些剛開始進入職場的新鮮人就會選擇離開或拒絕進入 A 產業，並轉移到其他工資率較高的公司或產業。

抱怨工資率高的那些產業，其工資率之所以高，是因為這些產業與在美國的其他產業出價競爭勞動力的結果。如果美國的鋼鐵或紡織產業發現自己難以與國外同行的競爭，並不是因為外國公司支付的工資低，而是因為其他在美國的許多行業，把美國的工資率抬高到鋼鐵和紡織產業付不起的水平。事實是，鋼鐵、紡織和其他類似的公司，相較於美國其他產業的公司，以低效率的方法使用勞動力。關稅或進口配額得以讓這些效率低下的企業或產業保持運作，進而傷害了其他不在這些產業裡的人。他們傷害了美國所有的消費者，保持了高價格、低品質與低競爭，並扭曲了生產進程。關稅或進口配額的做法，相當於為了保持國際運輸服務的人為高價，而強迫關閉一條鐵路或者是一間航空公司。

關稅和進口配額同樣也會傷害到其他試著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的美國產業。從長遠來看，關稅和配額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由政府賦予的壟斷特權，即使是受到保護和補貼的企業也不會成功。正如我們所看的鐵路公司和航空公司的例子，那些無論是透過關稅或者是法規而享受政府壟斷的產業，最終都效率低落且無論如何都賠錢，這些產業只會要求越來越多的政府救助、永久的擴大特權，以求獲得自由競爭下的庇護。

註1：台灣的準備金制度請參考中央銀行法第 23 條，其採用的準備金比例為：支票存款（25%）、活期存款（25%）、儲蓄存款（15%）、定期存款（15%）、其他各種負債（25%）。

註2：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政府部門這邊佔用的資金過多，會使私人部門可佔用的資金減少，經濟學將這種情況，稱為財政的「擠出效應」。

【譯作】真的是「笨蛋，問題在經濟」嗎？｜Is it the "Economy, Stupid"?

Fri, 28 Dec 2012 00:00:00 +0000

【譯作】真的是「笨蛋，問題在經濟」嗎？｜Is it the “Economy, Stupid”?

文：吳莉瑋
圖：Acciones Urbanas / Left Hand Rotation via photopin cc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決定陸續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一書，該書集結 Murray Rothbard 在 1982 年到 1995 年間精闢分析美國經濟、政治議題的文章，書中的許多討論議題以及分析觀點，事隔多年後重新溫習仍然具有相當地參考價值，許多文章內容所討論的議題放到台灣來看也都似曾相似，依照慣例，你可以在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找到各種方便閱讀的版本，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的內容採用創用 CC「姓名標示」授權，或許有一天全書意譯完畢後，本站也會提供中文版的電子書，同樣以創用 CC「姓名標示」授權方式提供下載，順其自然。

在《Is it the “Economy, Stupid”?》中，Rothbard 除了精闢地剖析政客常掛在嘴上的「經濟」背後的意義，準確描述出政客在意的只是想盡辦法維持「繁榮的商業周期階段」，以求下此選舉時能獲得選民青睞而連任執政外，他也再次闡明政客採取的各種政策不但沒能如預期地讓美國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還試圖發動「經濟科學家」來護航，但是，即使以各種數據名目來詭辯，也終究掩蓋不了一般大眾逐漸低落的生活水平與他們對政客的失落心情。

真的是「笨蛋，問題在經濟」嗎？｜Is it the “Economy, Stupi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柯林頓（Bill Clinton）1992年的競選口號之一「笨蛋，問題在經濟」仍持續沿用，如果真的是「笨蛋，問題在經濟」，那麼為什麼美國民眾心中沒將光榮的經濟復甦歸功於柯林頓？為此，柯林頓的支持者把 1994 年 11 月民主黨的慘敗（民主黨在 1994 年的選舉中共和黨贏得了國會的控制權），歸咎於沒有清楚地讓美國民眾知道美國目前經濟繁榮的好消息。

一些較明智的柯林頓支持者意識到，因為總統和他的手下不斷地在美國各地美國各地重複「笨蛋，問題在經濟」的這個訊息，所以他們反而栽在選民的頭腦被林伯（Rush Limbaugh）和他的同事們以另一種解釋而暫時混淆。

那麼，這個流行的推理什麼出了毛病？一如往常，這個政治分析中有很多層面的謬論。首先，是原油經濟決定論，通常被稱為「粗劣的馬克思主義」（vulgar Marxism）。雖然經濟狀態可能塑造公眾的政治態度，但仍有許多非經濟原因會造成公眾輿論。

公眾輿論會特別出現在犯罪議題、槍支管制、移民問題，持續地攻擊政府、主流自由主義文化、資產階級，以及傳統的道德原則等處。

其他非經濟原因：由寶貴經驗得來而不是被犬儒主義感染的懷疑論者逐漸增加，他們對於政客兌現競選承諾抱持懷疑。更何況撇開經濟問題，選民因本能反應，而對總統、他的妻子及他們的個人特質（下稱性格問題）所產生的強烈反感，也對選舉造成強力衝擊。

但即使不論究眾多公眾政治態度與行為的非經濟動機，「經濟問題」的一般性說法甚至偏離了一些以經濟為基礎的重要政治考量。著名的柯林頓口號甚至沒有把重點放在經濟的相關面向上。

相反地，若要捕捉柯林頓支持者的意思，口號應該改寫為「笨蛋，問題是商業週期」。柯林頓之持者與媒體真正提倡的是「粗劣的商業週期的決定論」：如果經濟的蓬勃發展，執政黨會連任；如果經濟衰退，選民會推翻執政黨。

「商業週期」看起來好像等於「經濟」，但其實它不是。選民所感受到的經濟面向，並不是所謂的周期，或是繁榮與蕭條間的過程，而是一些「現世」（長期）的趨勢反映。選民在意的是用一些無形又不可測量的「生活品質」概念來衡量的稅率與生活水平變化，更甚於我們理論上是在經濟週期上的膨脹或收縮階段。

的確，經濟困境影響公眾的主要不是繁榮與衰退的周期變化，而是那些現世且似乎是永久性的生活水平下降，這些過程特別緩慢且看起來難以避免的生活水平下降，不僅磨耗人們的精神，還有他們的荷包。各級政府持續調漲那些侵蝕收入的稅。雖然以各種「規費（fees）」、「貢獻（contributions）」或「保險（insurance premiums）」的名目偽裝，它們終究是不斷榨乾人民的稅。

而那些政府編制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和金融專家，不斷宣稱「通貨膨脹已被克服」、「經濟結構避免回到通貨膨脹」和其他的廢話。所有的消費者的心裡和荷包都清楚，他們花在超市、商店、學費、保險，跟訂閱雜誌的費用持續上漲，而美元的價值則不斷下跌。

經濟「科學家」輕蔑的指控消費者經驗只是「傳聞」，他們鐵錚錚的數據和處理過的統計表示，經濟正在活力增長、經濟表現出色、通貨膨脹已經結束，和其他於事無補的發言。最終，這些「科學」只有成功地說服公眾，把那些經濟、統計專家和一堆律師、政客一起排名在「假情報專家」的行列裡。

如果一切都這麼好，公眾越來越希望知道，為什麼今日的年輕夫婦再也負擔不起他們父母親新婚時的同樣生活水平？為什麼他們買不起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美國的輝煌經驗讓每一代人都期望孩子過得自己好。這種期望從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源於每個上一代確實比他們的父母過得更好的經驗。

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完全相反。人們知道自己過得比他們的父母更糟，因此，他們理性地預期自己的孩子也會過得更糟。無論你到哪裡都會得到類似的答案：「為什麼你不用五十年前蓋堅固房子的相同品質來蓋這間新房子？」「哦，我們負擔不起」。

即使是官方統計數據也證實了這點，如果你知道去哪裡找數據的話。例如，美國家庭的實際收入中位數（即剔除通貨膨脹）低於 1973 年。接著，如果我們把家庭結構拆解來看會更悲觀，家庭收入不僅減少，還因為在過去二十年中已婚婦女在勞動力比例顯著增長而面臨崩潰。

這種由家庭進入辦公室的大規模轉變，被詮釋為自由主義文化下女權主義的光榮勝利，把女性由家庭主婦的苦差事解放，讓女性在職業生涯中發展自己的個性。雖然對某些職業來說可能真的是如此，但我們還是常常聽到「我去工作是因為我們再也不能靠一份薪水過生活」。

因為沒有辦法量化主觀動機，我們無法衡量這一因素，但我懷疑，大批從事一般勞動的職業婦女，工作只是為了避免家庭收入急劇下降。若是讓她們的夢想變成現實的話，我懷疑她們會愉快地回到備受指責的尼安德特人時代下的「奧茲和哈里特」家庭。

當然，也有一些經濟領域的確發展迅速，價格不升反降，特別是電腦產業和被大肆宣傳的「信息高速公路」。在不遠的未來，美國人可以把自己的苦難沉浸在 500 個各種提供垃圾訊息（mindless pap）的互動式數位化頻道裡。

這種未來或許可以滿足艾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和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大師級未來學家，但我敢打賭，我們其餘的人會越來越不開心，並準備抨擊通過大量稅收、廉價資金與信貸、社會保險計劃、命令，及政府監管，帶給我們如此惡化之現世和荒涼美國夢的政治制度。

【譯作】討論「議題」｜Discussing The "Issues"

Fri, 28 Dec 2012 00:00:00 +0000

【譯作】討論「議題」｜Discussing The “Issues”

文：吳莉瑋
圖：carbonate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是個人以推廣自我經濟主張為出發點，意譯 Murray Rothbard 所著之《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iscussing The “Issues”》作為引子，沒有營利行為也非正式翻譯，對於原文較拗口的部分會在盡量不更動原意下加註一些個人理解，對本書有興趣的讀者，建議可以到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下載到合意的各種電子書格式檔案進行閱讀。

Rothbard 在《Discussing The “Issues”》一文中，簡短地陳述媒體透過技巧性地控制「議題」的方法，來操作大眾的注意力以及輿論焦點，並舉出一些實例來說明媒體是如何利用「議題」的大帽子，在各種政治活動中達到轉移焦點、撇開真正棘手問題等替政客護航之目的。

討論「議題」｜Discussing The “Issu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根據不同人的個性，總統選舉年期間可能會低潮抑鬱或覺得是樂事。選舉期間令人困惑的面向之一，是可敬的媒體將重新定義我們的語言。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個半世紀前寫下「控制語言的人執掌權力」，而媒體則顯示出他們已經學會這點。例如，媒體在選舉期間總是假定哪些才是「議題」。如果候選人 X 發現它的對手 Y 有貪污嫌疑，媒體就會急於驚呼：「這是不相關的，你為什麼不談論真正的議題？」

在布希和杜卡基斯的競選期間，媒體把「經濟」渲染為唯一值得討論的議題，其他的都是分心的煙幕。有人會認為，這樣的重點將會取悅所有經濟學家，但如果你這樣想，你就不算是編制媒體的語義專家。所謂「經濟議題」，只能以某種預定的狹義方式進行討論，任何其他嘗試都會被粗暴地判定出局。

媒體關注的焦點相當合理地落在「經濟衰退」，但是，只在某些被允許的狹義層面上。由於經濟衰退，失業率飆升（缺乏就業機會）、保障性住房減少（無家可歸者），及增加的醫療成本使得可負擔的醫療服務減少，除了這些特殊的焦點外，財政赤字已飆升至一年四千億美元。

簡言之，就業機會、醫療照護、住房和其他物質的缺乏，不管是明示或暗示，都伴隨的聯邦政府必須大幅度擴大支，來完成提供這些服務或者是看到這些服務被提供的「責任」。任何站起來說「聯邦政府沒有責任提供這些服務」的人，當然，會被警惕的媒體指控是在迴避而不是討論「議題」。

在媒體術語裡，「討論」議題指的是接受媒體的前提定義，並在這些前提下進行技術性的討價還價。例如，如果你說「國民健康保險等於是醫療服務公費化」，你會被指控「使用恐慌性字眼而不是討論議題」。任何認為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是重要問題的人，很快地就被撇到一邊。

但是，討論到聯邦政府數千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呢？啊，包治百病當然要大幅增加稅收。任何提出減稅並呼籲排斥加稅的主張都只是神話。雖然一般公眾可能仍對減稅的主張感到讚賞，他們通常被學者和媒體精英重度填塞完全相反的訊息：建議加稅是「面對議題」，是勇敢、負責任的等等等。

窄軌的討論也替華盛頓的政策書呆子帶來優勢，一些「立場應該中立」的「專家」準備好要丟出針對加稅政策或其它類似政策的所謂定量分析。因此，產生了這個未意識到的景象：候選人 A 建議加稅；對手 B 指控 A 的建議將耗費中產階級納稅人 X 億美元；A 指責 B「說謊」，因為 B 提出了與 A 不同的加稅建議，但有同樣的後果。

最惱人的是媒體對於他們的指控所做的「修正」：在紙上或網站上聲名「事實上」B 的加稅將花費納稅人 Y 億美元。媒體「修正」最令人討厭的，因為每個人知道，每個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都會對己方計畫做最好的估算，而把對方計畫做最壞的估算，但媒體卻把自己的偏見偽裝成客觀的真理和專業知識。

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人知道這些計劃的真正花費。這些被視為福音真理並當作「事實」的數字，都依賴於各種荒謬的假設。例如，他們都假設不同經濟變量間的定量關係，會持續過去幾年間的表現趨勢，然而，這些經濟變量卻是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發生變化。

不然，為什麼沒有電腦經濟學家和政策書呆子有預測出目前的經濟衰退？沒有一個預測得出此次衰退的長度和深度？正因為這次經濟衰退，就像所有的經濟衰退一樣獨一無二，如果不是一些數字的突然變化，就不會出現經濟衰退，我們仍然可以享受一個看似平靜的繁榮。正如前德國銀行家 Kurt Richebächer 在《貨幣和信貸市場通訊》（Currency and Credit Markets）中指出，現代的經濟學家不再像在 1920、30 年代時思考，他們只是輸入過時的數據，然後疑惑著為什麼預測趨勢的結果為繁榮。

下面是永遠上不了媒體「議題排行榜」的建議：是的，赤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擺脫赤字的方法絕對不會是在經濟衰退期間加稅，而是削減政府支出。相較於傳統的媒體學，加稅除了以技巧性的計算方式呈現外，並不等於削減支出。增加稅賦或政府支出，危險地加劇了不事生產的公共部門對於日益貧困的生產性私營部門的寄生負擔，而減少稅賦或政府支出，卻能減輕生產性私營部門的枷鎖。

長遠來看，正如我們所目睹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寄生於私營生產部門的公共部門，在寄生的過程中不僅破壞、損害了私營生產部門，甚至也損害到公共部門自己。但諷刺的是，那些關注環境狀態、地球永續的左派自由主義者，卻採取一種短視的角度看待經濟：只有眼前的問題才算數，儲蓄者，投資者和企業家，誰在乎？

要削減哪部分的政府預算？最簡單的方法是最好的：只要通過一項覆蓋所有現存法律的新法，限制所有聯邦政府機構不准花超過「某一年」的支出，這個「某一年」越早越好，不如就定在 1979 年如何？那年聯邦政府共支出 5040 億美元。只要立法限制任何機構的支出都不能超過 1979 年的支出數字，那些 1979 年以前不存在的機關，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當然也可以生存－零預算。

當然，這個建議對於那些編制下的政策書呆子而言，過於簡單，也過於激進。根據定義，它也不會出現在官方專欄的「討論議題」裡。

【譯作】創新經濟語義學｜Creative Economic Semantics

Fri, 28 Dec 2012 00:00:00 +0000

【譯作】創新經濟語義學｜Creative Economic Semantics

文：吳莉瑋
圖：jDevau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 Murray Rothbard 所著之《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reative Economic Semantics》，沒有營利行為也非正式翻譯，對於原文較拗口的部分會在盡量不更動原意下加註一些個人理解，對本書有興趣的讀者，建議可以到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下載到合意的各種電子書格式檔案進行閱讀。

Rothbard 在《Creative Economic Semantics》一文中，把政客和政府手下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利用「重新定義語義」的技巧，一次又一次地欺騙大眾，並精彩地舉出一些怵目驚心的實例來說明這種語言遊戲的廣泛操作。

類似的技巧在台灣也是屢見不鮮，尤其是在現今節奏快速的生活步調中，民眾一方面沒有太多時間弄懂各種「術語」的定義，另一方面則受到媒體的「議題」操作影響，以目前個人的經驗看來，想要搞清楚某一件社會事件或者是政策，要花的力氣絕不比一天工作八小時還少，而政治利益聯盟仗著這種高門檻的議題注意力要求，逐漸將民眾的氣力導向政治冷感與意識型態操作，更加有恃無恐地睜眼說瞎話而不嘴軟。

個人認為，能夠脫離受操弄的唯一方法，只有不斷地提醒自己「求證」與「獨立思考」的深度，並且在遇到被誤導而曲解事實的對話對象時，盡力地釐清客觀事實真相，姑且不管價值觀與解讀事實的角度是否相同，我們必須先破除隔閡，努力地撥開迷霧，找出「真相」，才能據此盡。

創新經濟語義學｜Creative Economic Semantic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聯邦政府編制下的經濟學家們，除了近年來在「創新經濟語義學」取得很大的進步之外，其他什麼都沒作好。首先，他們重新定義了看似簡單的「預算削減」。在過去，「預算削減」是指明年的預算比今年的少。在這種老式定義上，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任職總統的頭兩年，雖然幅度不大，但在實質上將當年預算削減至低於前年。現在的「預算削減」並不是真的削減，政府當年度支出實質上還多於上年度的支出。

「削減」被微妙地重新定義成其他東西的減少。到底是什麼東西似乎無關緊要，只要輿論焦點由實際美元花費移走就好。有時候「削減」是指「增長率減少」，有時是指「實際支出減少」，有時是說國民生產總值（GNP）的百分比，還有一些時候只是指實際支出少於預期支出。

這一系列「削減」的結果，使得政府支出已經在各個層面上大幅提高。結果就是，「預算削減」的創新語義早已超出美國憲法的範圍。

創新語義的另一個例子是 1981 到 1982 年的「減稅」，可怕的減稅被 1982 年底的急遽加稅抵銷，1983 年、1984 年以及將來的每一年都如此。同樣地，在舊時代，削減所得稅的意思是指薪水被少拿走一些。雖然 1981 到 1982 年的稅率變化對於某些人而言的確「少被收稅」，但對一般人而言，減稅的效果被持續上升的社會保險費以及通貨膨脹下推進稅級的效果給抵銷。由於政府長期性地擴張貨幣供應量，造成通貨膨脹，最後使得每個人的名目所得收入也被提高（即使物價上漲早已抵銷所得收入上漲幅度），因此，一般民眾被迫進入更高的納稅級距。結果就是，即使官方稅率保持不變，一般人卻因收入提高而必須支付更高的稅率。

備受讚譽也備受譴責的「減稅」，若以老式的語義而言，事實上沒有減稅，而是大幅增稅。由於這種可疑「未減稅」，美國民眾得承受好幾年的「抵銷支付」，但不幸的，最終結果是「增稅」。

當然，政府的經濟學家們一直在為「增稅」上糖衣。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這些變化是「增稅」。他們沒有「增稅」，他們是「增加總稅收」和「填補漏洞」。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為「漏洞」下了最好的註解：「漏洞」的概念意味著，政府理所當然地擁有所有你賺的錢，所以，政府有必要糾正它沒有課徵到的收入。

儘管從 1984 年來政府總是承諾平衡預算，但我們發現這幾年來的「預算削減」、「減稅」和「增加總稅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資赤字。再次，創新語義學使用歷史悠久的方法前來救援－重新定義「赤字」。凱恩斯主義把「赤字」重新定義成「充分就業預算」，也就是說，如果減去必要的開支以實現充分就業，就沒有赤字，甚至可能會結餘。雖然這種戲法對 200 億美元的赤字有效，但想填滿 2000 億美元的赤字還有段差距。不過，政府的經濟學家正在努力。

他們也把「赤字」重新定義成「債務實質增長」，換句話說，政府可以用通貨膨脹來抵銷「赤字」。在這種定義下，政府造成的通貨膨脹幅度越大，就好像能沖銷越多的赤字。在相同的語義魔法下，1923 年德國的通膨災難性失控的辯護者聲稱，當時並沒有通貨膨脹，因為德國的價格以黃金計價的話實際上是下降！同樣地，他們聲稱，德國馬克的實質供應下降，因此德國真正的問題是不是印太多錢，而是印太少了。

沒有人會接受這種在詭辯下赤字就會消失的想法。但卻有一些觀點認為增稅來替赤字付「頭期款」是可接受的。同樣地，在舊時代，「頭期款」指的是還清部分債務。華盛頓那些充滿創意的經濟學家們，把「頭期款」這個術語重新定義成「減少隔年債務總數字的增加」，這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譯作】利率問題｜The Interest Rate Question

Fri, 16 Nov 2012 00:00:00 +0000

【譯作】利率問題｜The Interest Rate Question

文：吳莉瑋
圖：Cayus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Interest Rate Question》，Rothbard 在本文中簡單地（但看起來相當複雜）解釋了影響利率波動的因子，部分的內容 Rothbard 在《Ten Great Economic Myths》中也有提過，此文則是進一步增加了「國際因素」的作用。

雖然影響因子複雜，但是 Rothbard 將各種影響利率波動的因子，梳理成一條條可能會相互作用的「因果鏈」，也由於這些利率波動的結果，是源於這些因果鏈各自佔了多少比重以及各自由何時開始作用的整體呈現，因此，簡單地將「若 P 則 Q」的邏輯運用到「利率問題」上是行不通的。不幸的是，這些「因果鏈」的交互作用，雖然結果容易觀察，但是過程確難以分別抽離評估，唯一能夠肯定的，是市場中的參與者們，終究會因應長期以來的人為通膨而進行價格調整，並平衡各區利率，差別只是過程長短、時間早晚而已。

利率問題｜The Interest Rate Ques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印象主義」：假設過去數週或數月的社會或經濟趨勢會永遠持續。問題是，這並沒有意識到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印象主義一直以來都猖獗，特別是在公眾討論利率問題時。1987 年的大部分時間利率都保持在無情的高度，而「黑色星期一」後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利率下降，財經顧問就轉了 180 度，彷彿利率會永久保持下降趨勢地開始提出談話。

沒有其他的族群會比金融媒體更隨風搖擺。這種症狀源於不夠瞭解經濟學，因而盲目地對迅速變化的事件做出反應。有時，這種基本的混亂反映在同一篇文章中。因此，不久前通貨膨脹率為兩位數的那幾天，同一篇文章中預測利率會因美聯儲在公開市場上購買證券而下降，並且同時也說，利率將因市場預期通膨加劇而上升。

如今，我們也會讀到固定匯率制是不好的，因為不得不上升利率來保持美國境內的外資，但同時也會讀到匯率下跌是不好的，因為出於同樣的原因，利率將不得不上升。如果金融作家陷入不可救藥的混亂，我們又怎能期望公眾理解事實的究竟呢？

事實上，利率就像任何重要的價格，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複雜現象，其中每一個因素都可以在不同向度上改變，有時甚至是在矛盾的方向上改變。在其他價格的情況下，利率與信貸供給呈相反走勢，而與信貸需求呈對應走勢。如果美聯儲在公開市場購買證券，從而增加信貸供應，這將傾向於降低利率。但與此同時，同樣的行為會增加銀行準備金，銀行會以倍數而無中生有地膨脹貨幣和信貸供應（時下約十比一）。因此，如果美聯儲購買價值一億美元的證券，銀行準備金將增加相同金額（一億美元），而銀行貸款和貨幣供應量將增加十億美元，使得信貸供給進一步增加，造成利率下降。

但憑印象就作出利率注定要無止境地下降的結論是愚蠢的。首先，信貸的供給和需求取決於更深層的經濟動力，特別是那些希望儲蓄、投資者的收入總量，而非願意消費的總量。他們儲蓄越多時，利率越低；他們消費越多時，利率越高。銀行貸款的增加或許會效仿真實儲蓄的增加，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通膨性銀行信貸是人為的、無中生有的，它並不能反映個體的潛在儲蓄或消費偏好。一些早期的經濟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強迫儲蓄」，更重要的是，它們都只是暫時的。當這些新增貨幣供應在市場上開始運作後，市場上以貨幣計價的名目價格會上升，而利率將反彈到近似原來的水平。只有透過美聯儲持續地注入通膨性銀行信貸才能保持人為的低利率，從而維持虛假又不健全的經濟繁榮，而這正是景氣的繁榮衰退循環中，繁榮階段的標誌。

但有一些其他事也同時發生。隨著價格的上漲，人們開始預期價格會再進一步上漲，並將通膨溢價估進利率。債權人不希望應收賬款的真實價值被通貨膨脹抵銷而將通膨溢價估算到利率中，債務人將同時願意支付通膨溢價，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他們在通貨膨脹中享受著意外的收穫。

這就是為什麼，當公眾開始預期進一步通貨膨脹時，美聯儲增加準備金將會提高而不是降低利率。當這種通膨性信貸終於停止加速時，利率會在資本市場（股票和債券）的蓬勃發展中停在最高處，緊接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經濟衰退，藉此清算通膨性繁榮時期的不健全投資。
另一個扭曲利率問題的因素來自國際方面。長期的趨勢顯示，資本會從低回報的投資（無論是收益率或利率）轉向高回報的投資，直到兩處的回報率相等為止。這在國境內或是國際間真實發生。在國際層面上，資金會從低利率的國家流向高利率國家，使得前者加息而後者降息。

在過去的國際金本位中，這個過程很簡單。如今，這個過程以法定貨幣為名繼續，但卻產生一系列被視為「危機」的結果。當政府試圖鎖定匯率時（例如政府在 1987 年二月的盧浮宮協議到「黑色星期一」期間所為），利率降低就無可避免地造成外資或外匯儲蓄的減損。

美國在當代的巨額貿易逆差下，難以在資金外流的同時保持固定美元，其美元下跌的壓力龐大。因此，在「黑色星期一」之後，美聯儲決定讓美元依市場趨勢下跌，從而使得美聯儲能進行通膨性信貸並降低利率。

需要澄清的是，此種人為利率下降僅可能是短暫的，「實際利率」會續而回彈。美儲聯在 1987 年春季以前為期幾年的持續性通貨膨脹，造成物價上漲的後果，進而使得利率也必然隨之上升。

此外，美聯儲在其他許多方面也落入自己造成的長期趨勢陷阱中；世界各地的均衡利率現象並不是簡單的「名目收益」，而是校正通貨膨脹後的「真實收益」。如果外國債權人和投資者開始發現收到的美元價值越來越低，他們將需要更高利率進行補償，我們將很快地繞回到雙倍的利率上升原因。

在試圖向我的學生解釋複雜的利率、通貨膨脹、貨幣與銀行、匯率和商業週期時，我會以這個來安慰他們：不要怪我搞得這麼複雜，怪政府吧。如果沒有政府干預，這些主題會相當簡單。

Rothbard on LW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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