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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Thu, 18 Jul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文／圖：吳莉瑋

這本書是Hans-Hermann Hoppe教授在1997年《美國政治的破產》研討會中的講座，篇幅不長但結構完整，mises.org將逐字稿整理成電子書以方便留存傳閱，你可以到mises.org上下載原文閱讀，mises.org亦提供該場演講的錄音。

在這場演講中，Hoppe簡單解釋了國家的起源、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家的演變與現狀，最後提出在現今公有化國家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一步一步地奪回財產保衛權的策略。

我們首要認清這場革命的目的，也就是打破司法與保護的國家壟斷，由於經歷了這些日子以來的國家體制轉變，要解放這種壟斷已經不再能夠單單透過幾個國家機構的上位官員就能達成，相反的，Hoppe指出了該如何由下而上地進行革命，從相當小範圍的選區自治與不配合執行中央法規開始，利用地方層級的選舉制度嚴格限制地方政策的投票權，慢慢移除稅金資助系統的慢性腫瘤，最終達成地區解放的工作，讓自由疆域在地圖上由零星小點漸漸散佈成面。

與此同時，反體制派知識分子的孤立知識分子，透過體制外的獨立智庫機構（譬如mises.org）連結在一起，在意識形態上與體制派宣傳大軍進行全球性知性鬥爭，改善政府教育壟斷下的普遍失智狀態。

Hoppe的建議主要針對美國地區，但我認為，他的策略放諸四海皆準，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中央政府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確實如同斷手斷腳，放回台灣這個彈丸之地，策略可能需要做些調整，低調拓展自由領地的過程或許要做得更隱晦，事情要做得很多，從脫離體制思想開始。

此講稿中有關私有化防禦的藍圖，Hoppe在《私有防禦》書中有較為詳盡的說明，而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推薦閱讀Rothbard的《國家解剖學》。講稿全文不長，按繼續閱讀（Read more）後就可以跳轉全文閱讀，但為了方便攜帶與閱讀反芻，另外我於Leanpub製作了電子書，需要取用者可以選擇於本站直接下載（格式為 Leanpub 提供之檔案）或是連結到Leanpub網站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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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這場談話的另一個較合適的標題是《社會、國家與自由：奧地利學派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社會改革策略》。因此，相比於你們之前聽到的溫和派談話，我在這場談話中會更推進一小步。最終我將以較為具體的策略建議總結，但為了給出這些建議，首先我需要對於問題做出診斷，否則，治療方法可能會比疾病本身更糟。我的診斷涉及人類歷史的系統性重建或是解釋理論。

社會與合作

首先，讓我談談社會。為什麼會出現社會？人為什麼要合作？為什麼會出現和平合作，而不是人類之間的永久性戰爭？奧地利學派，特別是米塞斯的追隨者，都一再強調我們不需要假設同情或愛就能夠解釋這個現象的這一事實。自我利益，也就是偏好多勝於少，就足以解釋合作的現象。人們之所以合作，是因為認識到勞動分工下的生產遠比自給自足的生產更有效率。試想一下，假如我們退出勞動分工，你會馬上發現我們會陷入絕望的貧困，大多數人會立即死亡。

在此我先點出一件重要的事，稍後再回來繼續談主題。要注意，這個解釋說了什麼又沒說什麼：這個解釋並未理所當然地假設人與人之間只會有和平，不會有例外或者是干擾。總是會出現強盜和殺人犯，每個社會都必須得處理這類人。但是，這個解釋確實指出霍布斯對於和平合作如何出現的詮釋是根本上的誤解。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如果沒有出現獨立的第三方來作和事佬，當然，他是指國家，人與人之間將永久處於割喉戰。現在，你立刻就能發現這種建構的疑點。人們被預設為壞狼，只有在出現第三隻狼來統治他們的時候，人們才會變成乖羊。但是，如果這個第三者也同樣是狼，顯然他必須也是，那麼，即使這個第三者可以維持另外兩個人之間的和平，顯然，執政的狼以及那兩隻目前處於和平的狼之間，也存在著永久的戰爭。

這點指出非常重要的事。必須沒有任何國家，或者說必須沒有獨立的第三方，才能出現兩個人之間的合作。如果你稍微觀察也能發現這件事，譬如，國際場合。不存在所謂世界政府，至少目前還沒有，但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仍然與對方和平合作。或者，即使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合作總是會再次出現。

總結很簡單，那就是，人類之間的和平合作完全是自然現象，而且是不斷持續出現的現象；在合作之外，同樣自然也同樣受自利驅動的，便是資本的形成、貨幣的出現、交換媒介、最終擴展至全球範圍的勞動分工，而這些貨幣、商品貨幣最終也同樣成為全球通行的商品貨幣。每個人的物質生活都提高，在較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上，更精密的非物質商品能被開發與維持，也就是科學、藝術、文學等等文明。

保護與國家

然而，這個正常、受到自利驅動的發展，會被一些事情擾亂、扭曲甚至脫軌，這顯然已經發生。當然，那就是國家，我對國家的定義比較抽象，它是強制性集資的地域性保護壟斷者。即，防禦、執法與維護秩序的壟斷者。

那麼，國家又是如何起源的呢？雖然這通常令人困惑，而我認為這種困惑是刻意造成的，我們應該要先釐清，法律與秩序或對財產的保護，和國家法律、國家秩序及國家保護，兩者並非相同的事情；它們是不同的東西。正如基於勞動分工所自然出現的財產與社會合作，人們也會希望財產免受自然與社會的災難，譬如犯罪，這完全是人的自然慾望。為了滿足這個慾望，最開始出現的是自我保護。警告、保險（單獨或合作）、警覺、自衛和懲罰。

無疑地，這種出於自衛意願而形成的保護系統具有效力。這也是大部分人類歷史中維持法律與秩序的方式。在每個村莊裡，直至今日，法律和秩序基本上都透過這種方式維持。在美國的狂野西部（和目前情況相比並不全然「狂野」），法律與秩序正是透過人們自我保護的意願而維持。

此外，勞動分工很自然地就會影響安全與保護服務的生產。生活水平越高，人們就越有意願除了依靠自衛措施之外，同時也享受勞動分工的優勢，人們願意依附專業保護者，或是提供法律、秩序、司法及保護之機構，尋求保護。自然的，每個人都會尋找那些能夠保護自己的人士或機構來承辦這個特殊任務，那些擁有保護手段同時也具有公正聲譽的人。在每個稍具複雜程度的社會中，很快就會出現特定的個人，他們保衛財產、具有良好信譽等等，這些人將擔任法官、和平締造者和保護者的角色。再次強調，直至今日的每個村莊，每個小社區，甚至是西部荒野，都能證明這個結論裡的真理。

保護，在國家缺席的情況下也能出現。這絕對顯而易見，但在國家主義混淆和混亂的時代裡，越來越有必要強調這點，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是非常危險的觀點。將人類從自然狀態分開來的決定性的一步（可以說是原罪），就是將保護、防禦、安全與秩序的提供壟斷化：將這些任務交給最初提供者的其中之一壟斷並禁止其他人提供。一旦單一個人或單一機構能夠有效地堅持某個疆域中的所有人都必須尋求他的裁決與保護時，壟斷就此誕生。也就是說，不再有人能夠完全依賴自衛，或者是尋求他人的保護。只要達到這種壟斷狀態，保護者的集資就不再全然出於自願，開始變成部分強制。

而且，正如典型的奧地利經濟學預測，一旦財產保護的領域不再有企業能自由進入時，保護服務的價格將上升，品質則會下降。壟斷者將變得越來越不像保護我們財產的保護者，越來越像保護敲詐者，甚至成為對財產所有者進行系統性掠奪的剝削者。他將成為侵略者與破壞者，目標就是那些他最初應該要保護的人民和人民的財產。

我們現在可以輕易地用壟斷這個抽象術語來描述，但事實上要實踐壟斷是個艱苦又漫長的任務。一個人要怎麼從其他保護者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人們和那些被排除的保護者又怎麼能夠允許讓壟斷這種事情發生？國家起源這個問題的答案，細節相當複雜，但是一般性的結構則相當容易識別。

首先，每一個國家，也就是每一個壟斷的保護機構，都必須或是只能從非常小的領土開始，譬如一個村莊。一個突然出現的世界國家或者是涵蓋世界人口的保護壟斷者，幾乎不可想像。

第二件事情，我們要注意，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保護壟斷，即便是地區性壟斷。相反的，地區性保護壟斷者最初來自於社會精英。也就是說，他們一開始必須要是受社會認可與尊敬的成員。他們在達成壟斷地位之前，也必須要是人們自願選擇的保護者。只有那些獲得認可的精英，其權威本質上出於自願，才有可能踏出壟斷的決定性一步並加以維持。

也就是說，每一個初始的地區政府或國家組織，都起源於個人、私人領主或王侯統治的形式。人們不會因為隨便一個人或隨便一個機構壟斷法律維護、秩序維護、司法維護這個特殊任務就賦予信任。相反的，人們會尋求那些大家都推崇之飽學之士的保護，只有這樣的人，高尚的仕紳或貴族，才可能達到壟斷地位。

順道一提，從歷史上看，假若著眼於現代或古代歷史，世界上的國家幾乎都是從王侯國家開始，只是到了後來才成為民主國家。儘管國家必須從地區起源且通常為王侯國家，但任何類似現代國家的制度出現之前，仍然花了數百年。

有限政府的不可能

一旦奠定保護壟斷，一整套邏輯便開始啟動。每位壟斷者都利用職務之便。保護的價格會上升，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內容（產品的品質）則會被改變，偏好壟斷者並犧牲其他人。司法將被扭曲，保護者逐漸成為剝削者與侵占者。具體而言，區域性保護壟斷出現的結果將產生兩種傾向。第一是剝削的延伸，第二是剝削的加劇。

從區域性機構開始，各國都有著受自利驅動的擴張領土傾向，希望收入多多益善。國家保護的人越多越好，或者該說是被剝削的人越多越好。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就是區域性壟斷者之間的競爭，是一種排他性競爭：不是我來當洗劫人們的壟斷者，就是你來當洗劫人們的壟斷者。

此外，在許多國家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可以遷出。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人口的損失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因此，國家之間幾乎無可避免地相互衝突，對於國家而言，解決這個衝突的方式之一便是擴張領土：不管是通過戰爭或通婚，有時也會透過買斷。最終，這種傾向只會在建立出單一世界國家時停下來。

第二個趨勢是剝削的加劇。國家壟斷者延伸剝削，也就是洗劫人們，本身就意味著剝削的加劇，因為相互競爭的國家越少，各國的領土越大，人們用腳投票的機會也就越低。在世界國家的情況下，你不管跑去哪，稅收與監管結構都相同。這意味著，一旦移民遷出的威脅被去除，壟斷性剝削自然就會增加，換言之，保護的價格會上升，品質則會下降。

君主制與民主制

即使不論上述兩個趨勢，只要保護壟斷存在於任何給定大小的領土上，壟斷者都會盡可能地加重剝削、增加自己的收入和財富，這些都是被保護者來買單。這種壟斷如果握在單一個人手中，譬如王子或國王，特別是壟斷具有世襲性質時，因為壟斷者擁有壟斷及其資本價值，保持財產的價值就屬於壟斷者的個人利益。壟斷者會在短期內慢慢剝削，以維持長期之下更多的剝削。

如果壟斷者是單一個人的話，民眾對於國家權力擴張的抵抗程度非常高，顯然，沒有人能自由地加入國家機構，壟斷的好處通通屬於單一個人及其家庭成員，也就是世襲貴族。因此，民眾的不滿與警覺心相當重，壟斷者加劇剝削的企圖很快就會被發現並受到嚴重限制。民眾憎恨國王，因為他們意識到「他是統治者，而我們受他統治」。

可以預見的是，國家加劇剝削的大躍進只會出現在國家制度改革後，經過幾百年後，王侯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民主制度從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遍佈全世界，在現代主流的民主制度下，國家的壟斷與剝削並未消失。主流民主並不是自制與自我防禦的制度。國家與人民並非相同的事情。即使用民選的國會與總統來替代未經投票的王子與國王，保護仍像以前一樣受到壟斷。改變的只有：區域性的保護壟斷現在變成公有而非私有財產。原先的王子將壟斷視為私有財產，取而代之讓暫時且不可替換的看守者來使用保護敲詐。看守政府並不擁有保護壟斷。相反的，他被允許使用現有資源給自己帶來好處。他擁有使用權，但他並不擁有資本價值。這樣並不能消除受自利驅動的剝削加劇傾向。相反的，這只會讓剝削更不合理、更未受計算、更短視且更浪費。

此外，由於進入民主政府的大門自由開放，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總統，民眾對於國家侵占財產的阻力將降低。這導致相同的結果：越民主化就有越糟的人將在自由競爭下爬到最高的位置。競爭並不總是好事。看誰最能精明地侵占私有財產的競爭，並不是什麼該受到歡迎的事。而這卻是民主的內涵。

作為統治者，王子和國王通常受到精英教育，具備成為好父親所需要的價值觀體系。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政客則必須是專業的煽動者，不斷地討好選民，因為每張選票都相同，他們甚至討好那些卑鄙的選民，這是典型的平等主義者本能。再者，民選政客從來都無須替自己的公眾服務負上個人責任，對於那些想要保護自己財產並獲得安全的人民而言，他們比任何國王都更危險。

如果你把我先前提到國家的兩種傾向與此相結合：加劇與延伸剝削領土範圍內之人民；那麼你會得到一個世界單一民主，附上世界單一央行所發行的世界單一紙幣。

現狀

在此，讓我簡單地做個盤點。我們現在處於20世紀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單一世界國家的最終狀態，至少在歷史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與世界警察。與此同時，民主幾乎是世界通行，而美國這個世界的權力領導也是這個世界的民主鬥士。

像Francis Fukuyama這樣的一些新保守主義者指出，世界單一民主肯定是歷史的終點，我們幾乎快要達成。但是，從奧地利學派自由意志主義的角度來看，事情看來有些不同。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的民主，或是讓我叫它高度中央集權的流氓統治，私有財產的安全性幾乎完全消失。保護的價格相當龐大，而司法的品質則不斷地走下坡。惡化的程度，已經到了法律正義的不可動搖與自然法等理念，幾乎從公眾意識中消失。法律被認為不過是國家製造的法條：制定法（positive law）。法與正義是國家說了算。雖然還有名義上的私有財產，但事實上，私有財產所有者幾乎完全被徵用。國家並沒有保護人民免於對其身體與財產的侵犯，相反的，國家逐步地解除人民的武裝，並且剝奪人民最基本的自衛權。

此外，私有財產所有者不再能自由地依照自認合適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財產，不能自由地讓人使用或排除他人使用。然而，這種讓或不讓人使用的權利，正是私有財產的基礎。這種權利是一種防禦機制，將他人趕出自有財產是一種反入侵的方法。但是，這種把他人趕出自有財產的權利，特別是商用物業，已經完全被剝離。由於這種權利不再，今日不再有人能夠自由聘請或解僱、購買或出售、依照意願接受或排除他人進入自有財產，這些消失的權利正是保衛自己免於遭受入侵的另一種方法。

理應保護我們的國家，實際上讓我們完全無助。它剝奪了人民一半以上的收入，然後根據民情重新分配，而不是根據正義原則。我們的財產受到成千上萬專斷的侵入性法規管制。我們再也不能自由地僱傭和解僱合意的對象，無論出於任何我們認為良好且必要的原因。我們不能出售或購買任何我們想要的東西，不能和任何我們想要的對象交易，和任何我們想要的地方交易。我們不能自由地依照希望收取價格，我們不能參與或退出，我們不能自由地讓自己遠離那些想要遠離或不想遠離的人。

國家沒有保護我們，而是把我們的財產交給流氓和流氓本性。國家沒有守護我們，它讓我們更貧困，它破壞我們的家庭、當地組織、私人基金會、俱樂部和協會，它把這些都拉進國家的軌道上運行。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國家扭曲了正義與個人責任的公共意義，培育並吸引越來越多的道德與經濟上的怪物。

策略：阻止國家主義的疾病

國家以及國家主義的疾病要如何阻止？我會提出我的戰略考慮。首先，我們必須認清三個基本看法或指導原則。第一：保護私有財產與法律以及司法與執法，是任何社會中至關重要的事。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要把這個任務交到單一機構的手上壟斷。事實上，只要這個任務一被壟斷，壟斷者必然就會摧毀正義，讓我們面對國外與國內入侵者手無寸鐵。

因此，為了達成最終目標，我們要將保護與司法的去壟斷化牢記於心。保護、安全、防禦、法律、秩序及衝突的仲裁，完全可以而且也必須要透過競爭性供應，換言之，必須要能自由地進入仲裁正義的領域。

第二，因為保護的壟斷是萬惡的根源，任何這類壟斷的領土擴張也同樣是惡。任何政治上的集權化都必須從原則上拒絕。反過來說，任何政治上的分權企圖都必須支持，隔離、分離、分裂等等。

第三個基本觀點，民主化的保護壟斷必須被視為道德與經濟上的反常，加以拒絕。多數人統治和保護私有財產這兩者不相容。民主的想法必須被人恥笑：它不過就是流氓以正義為名的統治，沒有別的。被貼上民主主義者標籤的人，必須考慮所有可能的最壞恭維！這並不意味著人們不可以參與民主政策，我稍後會再談到這點。

然而，我們只能在出於防禦目的時採用民主的手段，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透過反民主的選區選出反民主的平台以實施反民主政策，即，反平等主義並且親私有財產的政策。或者我們用另外一種說法，人們不會因為自己是民選代表而戴上光環。如果真要有個評價，民選只會讓他成為嫌疑犯。儘管某個人可能是透過民選出線，但他仍然可能是個正派又可敬的人，我們聽過許多例子。

從這些原則中我們進入實施的問題。基本見解是：保護壟斷，也就是國家，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侵占者並導致我們失去防禦能力；政治上的集權主義與民主化，則是加重並延伸國家剝削與侵占的手段。雖然這些基本見解給我們一個大方向的目標，但顯然不足以定義出我們該如何行動或告訴我們該往哪裡行動。

保護與司法的去壟斷目標，要怎麼在目前幾乎是民主世界中的情況下達到？讓我試著透過闡述問題來給出問題的答案與解決方案，問題在過去150年的過程中已有所改變，也就是19世紀中期之後。

由上而下的改革：說服國王

直至1914年，問題都不大，可能的解決方案也比較容易；但時至今日，正如我們將討論到的，問題更加困難而解決方案也更為複雜。在19世紀中期時，美國與歐洲的政治集權程度遠不如今，南方的獨立戰爭尚未發生，德國與義大利皆未形成統一國家。

具體而言，大眾民主的年代很難在這個時候開始。在歐洲，拿破崙戰敗後，各國仍由國王和王子統治，選舉和議會扮演無足輕重的角色，而選民範圍限制為少數的主要業主。同樣的，在美國，政府由一小群貴族精英運作，而選票受到財產門檻規定的嚴格限制。畢竟，只有那些擁有需要受保護的東西的人，才有資格運作這些提供保護的機構。

在150年或甚至100年前，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件事要做。只要強迫國王宣布從此之後所有人民都能自由選擇保護者，都能自由地對自己希望的政府宣誓效忠。換句話說，國王不再假定為任何人的保護者，除非特定的個人有所要求，而且付得出國王對於此類服務的要價。

現在我們來看看在這種情況下事情會怎麼進展？譬如，假設奧地利皇帝在1900年做出這種宣言，會發生什麼事？讓我試著勾勒出前述情況可能發生的事。

首先，在這個聲明提出後，每個人都已經恢復了不受限的自衛權，而且能自由地決定自己是否想要且能負擔比自衛更多也更好的保護，假如他決定如此，他也能自由地決定要從誰或從哪裡獲得這種保護。無疑地，大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享受勞動分工的優勢，在自衛之外，也依賴專職的保護者。

其次，在尋找保護者的過程中，幾乎所有人都會尋找那些擁有足以達成保護任務之手段的人士或機構。換言之，就是那些擁有龐大需要保護的財產的人，以及那些建立了可靠、審慎、高尚與正義等良好聲譽的人。

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人會把這個任務交到單一的民選議會手上。相反的，幾乎所有人都會將任務託管到一個以上的地方：不管是不再身為壟斷者的國王本人、地方仕紳、大亨、貴族，或者是區域性、國家性、甚至國際性操作的保險公司。

顯然，如果國王本人可以滿足我剛才提到的這些要求，很多人會自願選擇他作為他們的保護者。然而，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會脫離國王的保護，其中，會有相當高的比重將轉向各區貴族或達官顯貴，這些人是自然狀態下的貴族而非世襲狀態。在較小規模的領地中，這些地方仕紳同樣也能提供國王能夠提供的保護。在這種轉移到地方保護者的過程中，也將替安防產業的組織與結構帶來可觀的去集權化。這種去集權化將反射出私人或主觀性的保護利益，但在大的變小、小的變大之後，又重新形成保護產業過分集中的傾向。

最後，幾乎每個人都一樣，尤其是城市居民，都會轉而尋求商業公司的保護，譬如火險公司。保險與私人財產保護顯然是非常密切相關的業務。較佳的保護可以帶來較低的保險理賠。當保險公司進入保護市場後，很快就會出現保護的合約，取代不確定的保護承諾，而這類保護合約將以標準產品的形式提供。

此外，憑藉保險的本質，各保護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將促進普遍規則的發展，包括程序、證據、衝突解決，及仲裁。同時，這會促進同質化發展，將人口依照財產保護風險高低而分成不同的族群，根據不同的風險收取不同的保費。在壟斷之下，可預見的不同群體間收入與財富再分配的情況，將立刻消失。這當然也會帶來和平。

最重要的是，保護和防衛的性質會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在壟斷條件下只有一個保護者，無論是君主或民主，在這方面都沒有什麼區別，政府總是預設要捍衛和保護固定和毗連的領土。然而，這種特徵只是強制性保護壟斷的結果。隨著壟斷的廢除，這項特徵會因為顯得不自然甚至過於人工而立即消失。在某個連續的領土中或許會出現幾個地區性保護者。但也可能會有其他的保護者，譬如國王或者是保險機構，他們的保護範圍涵蓋蔓延了不連續的零星地區。因此，每個政府的「邊界」將不斷變化。特別是在城市中，鄰居之間擁有不同保護機構的情況可能會比擁有不同火險公司的情況要來得多。

這種交錯的保護與防禦結構，改善了保護。在壟斷的情況下，連續防禦假設生活在領土上的所有人口都擁有安全利益的同質性。換言之，所有在給定領土上生活的人，都有相同的防禦利益。但這種假設相當不實際，甚至是反現實的假設。事實上，人們的安全需求具有高度異質性。人們可能只在一個位置擁有財產，或在眾多分散地域擁有財產，人們可能主要透過自給自足或只依賴於極少數的人進行經濟往來，又或者是，人們可能深度融合於市場，重度依賴於散落在大片領土成千上萬的其他人。

安全產業的錯落結構，反映了各類人群存在高度多樣化安全需求的這個事實。同時，這種結構會反過來刺激相應的防護武器發展，而非大規模轟炸武器與工具的生產和開發，這些設備將被設計來保護小規模領土，而不產生附帶損害。

此外，由於在競爭激烈的系統中，區域之間的收入與財富再分配將被淘汰，錯落的結構也提供領土間最好的和平保證。如果領土之間交相錯落，將有助於減少領土間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因為每個外來侵略者，即使只入侵一小片土地，也幾乎會瞬間面臨不同獨立保護機構在軍事與經濟上的反擊，因而，外來侵略的危險將隨之減少。

（譯註：有關私人保險公司與國家所提供之保護服務的性質差異，請參《私有防禦》中Hoppe的說明。）

我們已間接說明為什麼解決方案在過去150年間變得越來越困難。讓我點出這些年間讓問題越滾越大的一些變化。首先，我們不再能夠由上而下地進行改革。在老式君主制度的年代中，古典自由主義者能夠想到並且切實相信，只要把國王的想法變得和他們一樣，並要求國王放棄他的權力，一切都能自動到位。

今時今日，國家的保護壟斷被認為是公有而非私有財產，政府統治不再依賴於任何單一個人，而是把不同的功能透過民主政府中的匿名成員行使。因此，說服單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戰略已經不再可行。就算有幾個政府高層官員被說服也不再重要，即便是總統和少數參議員，因為，在民主政府的規則內，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廢除政府的壟斷保護。國王有這個權力，總統沒有。

總統只能辭職，然後會有其他人接管。但他不能解散政府的保護壟斷，因為政府據稱為人民所有，而非總統個人。在民主的法治下，想要廢除政府對正義與保護的壟斷，需要大多數公眾和他們的民選代表宣布廢除政府的保護壟斷並取消相應的強制稅收，或者更嚴格的標準是讓所有人都不投票，選民數目降至為零。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的保護壟斷才可以說是有效地取消。但是，這將意味著人們基本上永遠不可能擺脫經濟和道德上的扭曲。因為，現今每個人都被賦與政治參與權，包括那些流氓，我們難以想像那些流氓會放棄行使投票權，那些投票權可是掠奪他人財產的機會。

此外，即使我們排除困難地實現了這些假設，問題並沒有結束。因為現代平等主義下公眾民主時代的社會真理，幾乎摧毀了天然的精英。國王放棄保護的壟斷，而公眾對於安全的需求仍然可以被照顧到，因為國王、地方貴族與企業家精神的主流性格仍然存在，人們想要獲得保護的慾望，可以轉向清晰可見、透過自願而天然形成的多層次結構的精英階層。

天然精英的消失

在實施不到一個世紀民主制度後的今日，已經不存在這種能夠立即轉向尋求保護的天然精英與社會階層。天然精英與分層的社會秩序與組織，意味著在國家之下獨立的權威個人與機構，這種情況對於國王與王子而言是一種威脅，對於民主以及平等主義的民主精神，更是無法忍受且不可接受的狀態。因為如此，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所有的獨立機構皆透過經濟措施而受到系統性地消滅或削減。時至今日，沒有任何除了國家之外的個人或機構，能夠獲得真正的全國性或甚至是地區性的權威。不再有獨立的個人權威，我們現在只有一堆看似突出的個體：體育與電影明星、流行歌手，當然還有政客。這些人或許能夠塑造趨勢跟流行時尚，但是，他們並不具備任何天然的個人社會權威。

這是真的，尤其是政客：他們現在可能是大明星，每天都在電視上公開辯論，但這只是因為他們是目前國家機器壟斷權力其中一部分的這個事實。一旦這種壟斷被瓦解，這些政治「明星」將成為非實體，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大多是空談、駭客和半桶水。只有民主可以讓他們爬到這些高位。要是只靠他們自己的設備，只靠他們的個人成就，他們完全就是無名小卒，幾乎無一例外。說穿了，一旦民主政府，也就是國會，宣布從現在開始大家都可以自由選擇法官和保護者，這樣一來，人民仍然可以但不必然要選擇政府成為保護者，誰還會再選他們？！換言之，看看目前的國會議員和聯邦政府：誰還會自願選擇他們作為自己的法官和保護者？！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回答。國王和王子擁有真正的權威；部分的人是被脅迫參與，毫無疑問，但他們也確實具有顯著數目的自願支持。

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下的政客普遍遭受不齒，甚至在自己的流氓選區裡也是如此。但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尋求保護。地方性政客基本上也構成同樣的問題，只要取消其壟斷能力，他們顯然無法針對這個問題提供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不存在具備偉大企業家人格的人，特別是保險公司，這些幾乎都完全成為平等主義民主國家下的產物，因此，誰要來接管保護與司法這個重要的任務，沒有任何值得信任的候選。

因此，如果今天有誰達成了一百多年前國王可以作到的事，立刻就會產生社會混亂的危機，或是所謂「無政府狀態」壞的一面。人們確實將暫時處於脆弱與無助的狀態。所以，接下來的問題變成：難道沒有出路？讓我提前總結答案：有的，但不是透過由上而下的改革，我們的策略現在必須改成由下而上的革命。這沒法透過單一戰役或單一前線來達成，自由與自由意志主義的革命將不得不涉及許多戰役與許多前線。也就是說，我們要的是游擊戰，而不是傳統戰。

知識分子的角色

在解釋邁向目標之方向的解決答案之前，我們還必須認清第二個社會學的事實：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教育上與意識形態上的變化。一旦保護機構成為某疆域範圍內的壟斷者，也就是國家，它就會從真正的保護者轉變成保護敲詐者。有鑒於來自保護敲詐受害者的阻力，國家迫切需要的是合法性，也就是知識份子對其所作所為的正當化。國家從保護者轉變為保護敲詐者的程度越高，也就是每一次加重稅收與監管程度，國家就越需要這種合法化。

為了確保人民有著政治正確的國家主義思想，保護壟斷者會利用自身優勢迅速建立教育壟斷。即使是19世紀下不全然民主的君權制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為壟斷組織並接受強制性資助，至少在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等級是如此。大部分成員為對政府忠誠的教師與教授，這些人化身為國王與王子的知性保鑣，他們從意識形態上削弱君主制統治及國王與貴族特權的思想，並且以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形式推崇平等主義的概念。

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他們有著很好的理由這麼做。因為，民主和社會主義事實上倍增教育工作者和知識分子的所需數目，而這種政府公共教育系統的擴張，則反過來造成知識分子浪費與汙染的洪水。教育的價格就像保護和司法的價格一樣，在壟斷管理下已經大幅上升，同時，教育的品質也像司法的品質一樣，不斷地下降。今日，我們未受教育的程度就像未受保護的程度一樣。

一旦民主制度與政府資助的教育與研究不再繼續存在，目前大多數教師和知識分子將面臨失業，或者他們的收入會降至目前收入的一小部分。他們無法再以年薪10萬美元的水準，投入研究非洲裔美國人白話英語（Ebonics）的語法埃伯尼語、蚊子的愛情生活、或是貧窮與犯罪的關係，他們只找得到年薪2萬美元的差使，研究種植馬鈴薯或者運作燃氣泵的科學。

教育系統的壟斷所造成的問題和保護與司法系統的壟斷一樣多。事實上，政府資助的教育與研究機構是國家保護自身免受公眾抵制的中央機構。今時今日，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從維持現狀的角度出發，知識分子同樣重要或甚至更重要，他們是法官、警察和士兵。

一如我們在政治上無法由上而下改變民主系統，我們也難以期待現有公共教育與公立大學體制會出現由上而下的改變。這個系統無法被改革。自由意志主義者不可能滲入並接管公共教育體系，就像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取代君主制度時候一樣。

從古典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整個稅收資助的公共教育系統都必須剷除，連根帶葉。任何帶著這個信念的人顯然都不可能在現有狀態下闖出一番事業。我不可能會擠身大學校長。我的觀點使得我與這種職涯絕緣。這並不是在說教育與知識份子在自由意志主義革命中不發揮作用。與此相反，正如我先前的解釋，所有事情，都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成功地揭穿民主制度及其對司法與保護的壟斷在經濟與道德上的墮落，並且成功地將民主制度去合法化。

這顯然不過是意識形態鬥爭。但如果我們假設官方學術界在這場努力中會給出任何幫助，那是一種判斷錯誤。在政府失業救濟金的前提下，教育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往往傾向國家主義者。知性糧彈、思想指導與協同運作，只能來自官方學術界之外，來自知性抵制的中心，來自於像米塞斯研究所這樣位於外部且獨立的反主流智庫，它們從根本上反對壟斷保護與教育的政府。

（譯註：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另參《國家解剖學》頁7以後Rothbard的闡述。）

由下而上的革命

最後我將詳細解釋由下而上之革命戰略的意義。讓我先談談剛才提到的利用民主的防禦手段，即，為了非民主與自由意志主義者親私有財產的目標而使用民主。到目前為止，我已達成兩個初步見解。

首先，由上而下的策略不可能達成，我們應該節省力氣、時間和金錢在全國性政治競賽上，譬如總統選舉。同時也無須浪費力氣在對中央政府的比賽上，譬如，對於參議員競選的力氣要花得比眾議員競選要少。

其次，我們從知識分子角色的觀察中可以知道，他們旨在保存現行的保護詐欺體制，我們也同樣應該少花點力氣、時間與金錢去企圖從內部改革教育與學術界。譬如，在現行大學系統中擁抱自由企業或私有財產的立場，這只不過是更合法化那些我們想要推翻的概念。官方的教育與研究機構必須受到系統性的撤資。而我們對於當前重要任務的知性層面支持，應該要給予確實投身此行動的機構與研究中心。

這兩帖建議的原因很簡單：就算整體人口和所有教育工作者與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完全同質，哪怕我們不可能在全國性選舉中贏得決定性的反民主平台，但在相對小規模的選區，以及民主政府結構下的當地或區域功能中，贏得主流意見似乎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事實上，這樣的多數存在數千個地點的假設也非不切實際。也就是說，這些地點可能非均勻地分散在全國各地。同樣，即使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階級必須被視為司法與保護的天敵，在許多不同地點中也分散著反知識分子的孤立知識分子，就像米塞斯研究所證明的那樣，將這些孤立的知識分子圍繞知識中心聚集在一起，給予他們團結與力量，以及來自全國甚至國際的觀眾。

接下來呢？其他事情幾乎都隨著最終目標自動到位，我們在行動中必須將這謹記於心：由下而上地恢復私有財產制以及保護財產的權利；自衛的權利、排除與接受的權利，以及契約自由。答案可以拆成兩部分。

第一，假如在這些小選區中，具備反主流人格的親私有財產候選人有可能勝選時，我們該做什麼。第二，該怎麼處理高層級的政府，特別是中央聯邦政府。首先，作為第一步，我先提出在地方層級該做什麼，我們第一個反民主平台應該是：必須限制地方稅收的投票權，尤其是物業稅以及針對財產與房地產的監管法規。只有業主才能獲准投票，而且他們的選票權重不能相等，而是按照財產價值的比重與繳稅的金額加權。換言之，類似於Lew Rockwell解釋過的加州部分地區狀況。

此外，所有公共部門僱員，包含教師、法官、警察和所有受助人，在地方稅收與地方性法規的投票表決事項中，必須被排除。這些人收受稅金，因此沒有資格過問這些稅金該設多高。這種平台當然無法到處通行；你在華盛頓特區絕對沒法贏到這種平台。但我敢說，在許多地區，這很容易就可以做到。選區必須夠小，並具有一定數量的正派居民。

因此，地方稅率以及地方稅收勢必減少。物業價值和大多數地方收入會增加，而公共部門僱員的數量和支付總額將下降。接下來是最具決定性的一步，我們還必須做下列事項，請牢記於心，我說的是非常小的地區，譬如村莊規模。

一旦投票權從流氓手中奪走後，就會爆發政府資金危機，走出這個危機的方式，就是私有化所有地方政府資產。譬如所有公共建物與庫存，學校、消防、派出所、法院、道路等等，在地方層級上這些資產不會很多，這些資產應該依照當地私營業主一生當中所支付的物業稅總額比例進行股權分配。畢竟，這些物業是他們所支付的，所以是他們的。

這些股份應該自由流通、銷售和購買，做到這點後，當地政府基本上就已被取消。假若沒有更高層級的政府繼續存在，這個村莊或城市現在就已經是個自由解放的疆域。接下來，教育會發生什麼事，更重要的，財產保護與司法又會發生什麼事？

在小規模的地方層級上，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準確的預測，甚至比我們預測一百年前國王退位後可能發生的事情還要準確，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大概是這樣：所有原先投入學校、警局、法院這些政府功能的資源仍然存在，人力資源也是。唯一的差別只是，現在這些資源成為私有，或者是暫時失業（原先的政府雇員）。我們可以很實際地假設，當地對於教育、保護與司法的需求還在，這些學校、警局還有法院仍然會被使用於相同目的。許多前教師、前警察與前法官也會再被雇用，或者是脫離雇員身分成為個人工作者，只不過現在他們的雇主是當地「大人物」或擁有這些物業的精英，這些人本身都是知名人士。可能作為營利企業，或更可能是慈善與經濟組織的混合體。地方「大人物」通常也會從私人口袋中掏出錢來提供公共物品，顯然，他們對於維持當地司法與和平也具有最大的個人利益。

很簡單就可以預見學校與警察如何運作，但是，法官和司法呢？回想一下司法強制性壟斷的這個萬惡之源，即，只有一個人說了算。因此，法官必須要自由資助，而且也必須要能自由地從事法官職業。法官不再由投票決定，而是透過尋求司法裁決者的需求來決定。我們別忘了，在小規模地方層級上，我們談論的需求大概只有一位或少數幾位。這些法官可能會受雇於私人法院或者是股票公司，又或者是租用這些設施或辦公室的個人工作者。顯然，只有一些廣為人知而且人格受人尊敬的人才會從事此行業，換言之，只有當地的天然精英才有機會被選擇為當地維護和平的法官。

只有天然精英的裁決才具有強制執行的公信力。如果他們作出荒謬的判決，他們將立即被其他當地更具公信力的法官取代。如果繼續沿著這條地方層級的路線走，人們當然無可避免的會與更高層級的政府權力起直接衝突，特別是聯邦層級。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難道聯邦政府不會簡單地粉碎這種嘗試嗎？

他們肯定會想要這麼做，但這和他們實際上有沒有辦法這麼做，則是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了釐清這點，我們只需要認識到，即使在民主之下，政府機構的成員佔總人口的比例極小。而中央政府雇員所佔的比例甚至更小。

這意味著中央政府不能對全體人口強制執行其立法意志或其扭曲的法律，除非它認為這樣做會獲得廣泛的地方支持和合作。如果我們想像一下，存在大量我們先前提到的自由城市與村莊，這變得尤其明顯。不管是從人力資源的角度或者是公共關係的角度來看，聯邦政府要接管地域廣泛分散的幾千的地區並實施聯邦法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沒有地方當局的執法，中央政府的意志不過就是熱空氣。而地方支持與合作正是我們需要打散的環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由解放地區的數量仍然很小，事情似乎有些危險。然而，即使是在這個自由解放鬥爭的初始階段，仍相當能具有信心。

在這個階段要謹慎，避免直接與中央政府對抗，無須公開譴責中央政府的權威甚至公然反對。相反的，消極抵抗與不合作政策較為可取。我們可以停止協助每一條聯邦法規的強制執行。我們只需要抱持以下態度：「這是你的規則，你自己執行。我不能妨礙你，但我也不會幫你，我只對本地選民負有義務。」

只要貫徹這個原則，不合作也不在任何層面上提供任何援助，中央政府的權力將嚴重縮水，甚至蒸發。在廣大民意壓力下，聯邦政府極不可能膽敢佔領那些居民只想做自己生意的領土。的領土的居民沒有其他比試圖介意自己的生意。位於韋科的一小群怪胎是一回事。但佔用或洗劫一大群正常、有成就又正直的公民，則是另一回事，而且是相當困難的事。

一旦這些隱約脫離聯邦的領土數量達到一個臨界點，每一個成功解放的地點都將促進並扶育下一個地點，這將不可避免的蔓延為全國範圍的運動，抱持明確的激進分裂地方政策，並公開表示與聯邦當局的不合作。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將被迫放棄保護壟斷，放棄中央權威與地方權威之間的關係，中央權威將失去他們的權力，這些中央權威將被擺回純粹的契約關係，如此，人們或許能夠奪回保衛財產的權利。

【譯作】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文：吳莉瑋
圖：brizzle born and bre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Jeffrey A. Tucker用政府監管使得洗滌劑、製冰機、通水管劑這些平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漸漸喪失其原先應有的功能，結果當然是生活品質的低落，如果這是那些狂熱環保人士想要的，那的確做到了，因為他們不是透過說服讓其他人追隨，而是透過政治運作讓政府強制執行，逼迫每個人都過上他們想要的生活。

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感謝老天爺，我們現在有全球市場，讓那些禁品或準禁品能夠透過網路一鍵購買。我透過這種方式買到一盒Savogran含磷的Trisodium Phosphate，雖然聽起來好像是爆炸物質，但實際上它在去年以前，存在每個洗碗清潔劑裡。它由磷組成，德國在17世紀從骨灰或尿液中發現的元素。這也是洗碗精曾幾何時能夠完美洗淨、不留殘渣或斑點的原因。

還記得Calgon老廣告中，食物從盤子和玻璃杯滑落之後留下的閃亮亮？那是磷起得作用。

它在餐廳與飯店等營業場所中仍是必須品。但是，目前已有17個州明令禁止該物質存於消費品，這讓幾乎所有洗滌劑製造商將磷移出自己的產品，而這卻大幅降低產品價值。那些洗滌劑製造商看到公告消息後，這次決定要走在監管機器前面，在禁令實際生效之前就配合禁令。

多數消費者都在去年的某個時候發現他們的洗碗機開始失常，但卻對此毫無頭緒。他們叫來修理工，工人撥弄了一會就並宣布修好了一些什麼。但洗碗機沒被修好。玻璃都霧霧的，盤子從洗碗機拿出來後經常得再洗一次。許多家庭換成新機器，或者是乾脆洗兩次。

無磷洗滌劑的誕生是真正原因。正如Jonathan Last在《Weekly Standard》中解釋的，這股反磷的熱潮從華盛頓州開始，試圖要制定《潔淨水域法（Clean Water Act）》來達成讓特定河流可供游泳或垂釣的任務。

過去，在測試中發現了河流存有過多磷酸鹽，這成為問題。州政府為了遵守規定，明令禁止磷酸鹽洗滌劑。當時的時間點是2008年，但由於政治運作，這條禁令一州又一州地傳遞開來，當然，這些都再次以聯邦法律作為後盾。

顯然，這項法律的支持者很清楚結果會變得如何。它將導致洗碗機的使用次數增加，或甚至是讓人們完全拋棄洗碗機，而不管是哪種，最終都會增加更多的水資源與能源使用。換句話說，就算用愚蠢環保主義者的標準來看，這也一點都不節能，甚至適得其反。

禁令之後的研究甚至表明華盛頓州河流的磷含量減少完全是因為新的過濾系統，更進一步地，原來河流中的磷含量打從一開始就不是個問題！

當然，事實並不重要。我們生活上的便利設施，譬如乾淨的盤子還有讓盤子變乾淨的機器，都因為環保主義的錯誤迷信而犧牲。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創新，因為政府被地球之母的巫醫給迷住，遭到反轉，人類因此又得在社會進步的道路上倒退一步。對於潔淨物品的迷信見鬼吧！

製冰機也面臨類似的攻擊。Jeffrey Kluger在《時代》雜誌一篇典型的文章中，聲稱拯救地球的方法之一就是

多買一些製冰盒。在破壞全球氣候的人類發明清單中，除了內燃機、工業時代的工廠以外，還多了自動製冰機。
當然，我們不會因為隨便的理由就去使用製冰機。我們使用製冰機的原因是因為傳統製冰很麻煩，因為我們得小心翼翼地拿著一盤裝了水的製冰盒走過房間，那裡灑出一點這裡又灑出一點，放進冷凍庫時還得仔細地擺好。而且要用冰塊的時候，我們得把它拿出來，手指總是會黏在製冰盒上，然後得轉動製冰盒，把冰塊弄出來後，再把沒用到的冰回去，結果那些沒用到的冰塊在冰櫃裡又通通黏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使用製冰機。

即便如此，能源部仍然恨製冰機。所以能源部警告所有的製冰機製造商，要是繼續生產現有機種就要降低其能源評級。或者，製造商可以透過降級機器本身來繼續製造製冰機，釋出製冰機使用的大部分能源。

這整個思考模型完全忘記明顯的一點：製冰機意味著你有一台在冰箱外面的製冰機，這意味著你不必打開冰箱門去拿冰塊。這無疑就節能。頻繁地開冰箱才是在浪費能源，而這也是製冰機會存在的另一個原因（節省電費）。

再次，事實並不重要。如果有什麼你喜歡的，讓生活更美好的東西，你可以打賭，某個官僚正把目標放到那上面打算摧毀它。「拯救地球」是最方便的藉口。《時代》雜誌要是別再印刷它的出版品或許更能「拯救地球」。

我們可以看到事情會往哪發展。就像人們會囤積舊款馬桶水箱和那些真的用水洗衣服的舊款洗衣機，人們也將囤積那些真的有用的冰箱。我們就像那些珍視1950年代汽車的古巴人一樣，他們持有這些東西，只是為了在政府的攻擊下維護一些文明的元素。

接著，我們來談談通水管劑。每個人都知道，最好的化學通水管劑，是鹼液或氫氧化鈉。它是會侵蝕油脂、頭髮或其它任何東西的邪惡物質。它會燒灼人類皮膚並留下可怕的疤痕。但是若是談到通水管，沒有其它能比得上它。

現在，流到我們家裡的水越來越少（拜攻擊水資源使用的監管所賜），而我們能用的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溫不火（拜攻擊熱水器的監管所賜），水管堵塞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毫不奇怪，這使得鹼液成為不可或缺的日用化工品。

但前提是要你能買得到。主流五金行已經停止販售。雜貨店也是。我問了一圈，以為自己會聽到涉及傷害賠償責任的故事，但沒有：相反的，理由是毒品戰爭。原來這個東西是製造甲基苯丙胺（安非他命）的成分，因此它也爬上監管打擊清單。

幸運的是，你仍然可以透過Amazon購買，但有多少人知道這點呢？有多少人買了通水管劑然後發現一點都沒用？肯定有好幾百萬個實例。截至目前為止，就我所知，主要成分為鹼液的通水管劑，是因為奇怪的理由而從貨架上消失。

所以我們的生活變成這樣：我們必須忍受堵塞的排水溝，更可憐的是水龍頭也留不出多少會留到排水溝的水，我們在淋浴的時候得忍受讓自己站在一池細菌溫床上，而且只能洗冷水。所有人都回到19世紀！

在這三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運作的模型：清教徒與偏執狂和官僚合作，拆散所有市場對文明的貢獻。他們不是透過勸說的方法試圖讓我們相信他們的原始信仰。相反的，他們透過強制的力量，帶我們回到堆肥堆和乾淨河水，最終，那些有幸在政權強制性貧窮之下生存下來的人，得自己狩獵和採集帶回洞穴的食物。

【譯作】為什麼所有東西都越來越髒｜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為什麼所有東西都越來越髒｜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

文：吳莉瑋
圖：Chiot’s Ru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Jeffrey A. Tucker花了些時間研究，為什麼生活上的東西不再像以前那樣乾乾淨淨，原來，一切都是政府的「環保政策」，政府以「拯救地球」之名，行毀滅「人類文明」之實，莫過於此。

為什麼所有東西都越來越髒｜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我的歲數夠長，還模糊存有衣物白到可以說是白帥帥的記憶。這在沒有添加劑的情況下就已存在。沒有那些我們塞滿櫥櫃的滑稽噴劑，那些我們丟進洗衣機，試圖要加強我們那些可悲機器和越來越沒用知洗衣皂的洗淨力。

然後，有天晚上，我體驗到爆炸性經驗。我加了四分之一杯的磷酸三鈉（TSP），而且沒有作任何「處理」。結果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一切都乾乾淨淨，就像我的童年記憶那樣。

接著，我跟服務我多年的當地洗衣店有了一場對話。我向對方解釋發生了什麼事，使用TSP竟然能夠比對方的商業洗衣服務還乾淨，又有多令人費解。

他並沒有感到震驚。儘管有些遲疑，但他完全同意。

我指出TSP這種自然元素令人驚艷的原因不是因為它能清潔，它仍需要配合肥皂使用，而是因為它能沖洗，將所有污垢、油脂、污漬以及所有殘留洗滌劑沖掉。漂白劑可以漂白但會破壞織物，那可不好。我們需要的清洗劑，除了要能清潔衣物，味道還要好聞。TSP做到了，這就是為什麼它一直是洗衣皂的基本成分。

再次，他同意。

但他說，它在「商業上不可行」。

怎麼可能？它也不是很貴。它在五金店的油漆區甚至免費提供。如果它有用，洗衣服務商就更能取悅客戶。這意味著有更多生意與更高利潤。洗衣店的目的不就是要把衣服洗乾淨提供客戶最好服務嗎？

是呀，是這樣沒錯，但他又說了，TSP在「商業上不可行」。他禮貌地將所有進一步問題都推給Dry Cleaning and Laundry Institute，而這個機構的網站不對任何非會員提供訊息。然而，Laundry Institute確實回覆了我的email：磷酸三鈉確實能夠提供更乾淨的洗衣效果。

賓果。更乾淨的洗衣效果。比什麼更乾淨？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商業上不可行」的意思是政府不再允許洗衣店把你的襯衫洗乾淨。你可以在家裡用TSP，政府沒有限制，但商業洗衣店不行。然而，Laundry Institute也說「有其它方法來把襯衫洗乾淨」。它們是什麼？他沒有說。他說：「你得實際到各賣場走上一圈來找到更能滿足需求的洗潔劑。」

我的需求？我的需求就是乾淨的衣服，就像洗衣店以及全人類打從一開始的需求一樣。洗衣服的目的就是要滿足這種需求。

然而，問題就在這。監管洗衣業的目標並不是要改善你的生活。它的目標是透過漸漸增加對私人生產者的限制與管制，破壞你的生活。

將洗滌劑的成分中去除TSP是任務之一，而這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沒有人願意談論這個問題。在此出現了隱秘文化，可以理解的，企業不想面對消費者的反彈，政府也不想要得到文明破壞者的名聲（但它事實上就是）。

這類法規能夠將打擊整個產業，隨著人們對於洗淨衣物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在家洗衣與熨燙的情況也會隨之增加，而這些人其實都願意支付洗衣服務。生產結構中的有一整個步驟都被刪除，自己從事洗衣取代了勞動分工，而後者卻是人類合作的驅動力。

這也難怪，該產業不希望談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會使得洗衣店的存在本身受到攻擊。如果洗衣店沒法將衣服洗乾淨，他們得被迫關門大吉。

政府在乎這個嗎？如果你認真地讀政府聲明字裡行間的坦誠，你就可以看到這是怎麼回事。EPA（環保局）的產品工程師Clive Davies在2009年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採訪內容主要是家居產品。你可能會覺得疑惑，產品工程師怎麼會替政府工作而不是私營部門。這段採訪說明了原因。每一個問題都在關心家用產品對於環境的影響，但卻沒有任何有關這些產品是否有效的基本問題被提出。

Davies先生的工作就是在決定指定產品是否能貼上據稱該重視的標示：友善環境設計。顯然，任何實際上能夠洗淨、清潔或刷洗的東西，很可能都沒法得到標示。裡頭沒有任何東西空盒子都比能洗乾淨的成分還要有機會得到政府的批准印章。

在採訪結束時，他對於政府的目標相當坦誠：消除成分（即消除洗淨力）。Davies承認這將是最好的結果。而他建議用什麼來當替代品呢？醋和「苦勞」，換句話說就是「更努力搓洗」。

這就是政府的發言。這就是這些官僚所看到的未來。一個苦勞的未來，這意味著沒有任何管用機器與成分等自由企業協助下的體力勞動。

未來，我們只能穿髒衣服、沒有能夠洗淨身體的肥皂、盤子充滿油垢、地板骯髒、窗戶模糊不清、每樣東西聞起來都帶股臭酸味、馬桶沖不乾淨、垃圾在後院裡堆得老高，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得花在努力擦洗，而不是閱讀、寫作或者對話。這種未來就像很久以前的時代，洗衣盆、洗衣板還有屋外的廁所，連同隨之而來的污垢、疾病和破壞。

從過去一年來，我開始體驗到這個問題。就像其他數以百萬計的人一樣，我已經忘了乾淨的盤子看起來應該如何。受到EPA與州政府禁令的壓力，在沒有大動作之下，洗碗精裡的磷酸鹽成分被刪除。這是為了要幫助魚類和藻類競爭氧氣（即使家庭廢水對於創造藻類的貢獻微不足道，而且藻類對魚類影響的科學證據也眾說紛紜）。

這裡的主要問題，是美國人（歐洲人也是）的生活水平，受到監管者系統性地的降級，這些監管者顯然憎恨像洗碗機這類現代化便利設施，而且想要把我們漸漸推入貧困的自然狀態。

別跟我說不含磷酸鹽之洗潔精的效果也一樣好。這是個可笑的說法。如果你買點磷酸鹽，加一湯匙到洗劑盒裡，等洗碗機洗完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進入新世界。東西就像你兒時記憶中的那麼乾淨。玻璃閃閃發光、盤子可以會發出乾淨的吱吱聲，所有餐具上都不再有一層油膜。你不用買新盤子，也不用買新的洗碗機。你只需加入那些監管機構強制移除的成分。你不需要「消費者報告」。這種區別非常明顯，任何人否認的聲稱根本就是侮辱我們的智慧。

根據產業報告，新家電的銷售量在過去12個月內飆升。這份數據沒有細分家電類型，但我很願意打賭，有一些洗碗機被不知情的消費者給購買，他們沒發現真正問題在洗滌劑的成分，而非洗碗機。我幾乎沒遇過瞭解這個問題的人，但他們都承認他們的盤子總是洗不乾淨的事實。

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TSP成分從洗衣皂中消除發生在1990年代，這顯然是因為1993年一項法律禁令。這種規定的概念（或者說是藉口），是要停止河流與湖泊中的藻類增加（磷酸鹽也可以當成肥料），儘管，我們有其他方法來過濾磷酸鹽、家庭汙水對於據稱的問題幾乎沒什麼貢獻，而且也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說明河流與湖泊中的植物生長將會帶來危害。

無論如何，消費者逐漸注意到污漬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頑強，因此，市場上出現了一系列的新產品。這些產品能讓你在洗衣服之前把汙漬弄乾淨。今天，我們的櫥櫃裡塞滿此類產品，噴劑、漂白筆、去污劑，還有各種助洗劑，而且我們大量使用它們。

有誰曾經稍微冷靜下來，細想為什麼會出現這類產品，假如它們真的那麼好，為什麼它們沒有被擺進洗滌劑成分中，而只是用於洗前處理？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洗滌劑的配方成分被迫因為政府監管而改變。

這種差異剛開始並不明顯。但隨著時間流逝，其他的變化開始發生，譬如機器受到管制只能使用更少的水、家裡的熱水溫度總是不夠高。最終結果相當戲劇性：髒汙與泛黃的衣物。

這和我們對於市場的期待完全相反，因為創新、勞動分工的擴張以及競爭，市場中的產品會越來越好、越來越便宜。但隨著政府的監管，結果將是有意的背道而馳。我們支付較高的價格卻得到較差的結果。

有看清這裡發生什麼事了嗎？我發現公眾根本鮮少知情，更別說是大聲反對。回想冷戰時期，我對於蘇聯人民怎麼能夠忍受幾十年來由國家所造成的日益貧困感到疑惑，為什麼他們不站起來推翻這些把他們變得貧困的統治者。現在，我開始瞭解原因。如果這些過程都緩慢且悄悄地發生，人們根本就很難察覺這些因果關係。

我和乾洗店的談話中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他提示我用於乾洗的主要成分四氯乙烯也快不久於世了。加州和紐約州正考慮禁止其使用，而其它地方不久後也會跟進。在那之後，一切都玩完了，最後一個離開文明的人一定要記得關掉日光燈。

這是活在政府控制下的可悲生活。他們是食肉動物，而我們是他們的獵物。這不只是乾淨盤子和衣服的問題。這種情況出現於每一條規定、每一項稅、每一筆政府支出、每一次愚蠢戰爭，還有每一波的貨幣操縱。政府所做的一切，費用都由我們承擔，而這些成本，可見和不可見都有。

直到人們想叫監管機構去跟魚一起睡之前，還要忍受多少？

【譯作】釋放Bernie Madoff｜Free Bernie Madoff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釋放Bernie Madoff｜Free Bernie Madoff

文：吳莉瑋
圖：Colourless Rainbow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Free Bernie Madoff」，Jeffrey A. Tucker用獨特的角度詮釋據稱大惡人的Bernie Madoff所為：

Madoff的行為到底有多邪惡？根本就沒有那麼不尋常。事實上，用現有投資者的資金來支付先前投資者，正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至少Madoff尋求他客戶的同意，客戶讓Madoff依照自己的意志來管理自己的錢。至少Madoff沒有試圖為自己辯護，Madoff沒有說他的行為是明智的公共政策。

釋放Bernie Madoff｜Free Bernie Madoff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Bernie Madoff的餘生將在監獄裡度過。Bernie Madoff利用騙局式經營而非金融服務的虛假投資基金，偷走客戶數十億美元。甚至那些非客戶者也都感到憤怒，當法官決定把他丟到牢裡150年時，幾乎每個人都享受到一陣復仇快感。

讓我來平衡一下觀點：我說，釋放Bernie Madoff。

他的一生已經毀了。他變成窮光蛋。他將永遠沒法再做生意。他在1960年代以信息技術成為NASDAQ的基礎而成為創新天才，他爬到高峰又墜落谷底，而他將停在谷底直至死亡。他的餘生，只要出現在公共場合就將面對周遭人們的輕蔑和嘲笑。

或許監禁是種懲罰。但我看不出來有任何比讓他出來面對公眾還要更嚴重的懲罰。

或許監禁是將悔恨感加諸於他。但難道他不早就感到後悔，甚至陷入深深的悲哀？這個曾經廣為人知的歷史人物，現在灰頭土臉，直到永遠。我們每個人有著自己的生活，而他則完全是艘破船，在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犯罪中沉沒。

那麼，到底施加監禁的真正原因為何？他對於任何人都不再有直接威脅。社會不會因為他被關在牢裡而變得更安全。他也不會搶劫或打傷任何人。或許他會寫書並把所得捐到慈善基金，補償他的受害者。要說誰想讀這本書，算我一個。

與此相反，納稅人將被迫負擔他的生活費。受害者什麼都得不到。這不是正義。這對於交易雙方都不人道：Bernie和我們。

監禁會讓他「恢復正常」嗎？這很荒謬。要是他真有任何需要，他早就已經完成。試想一下他面臨的困境。他剛開始時不過是從事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的簡單計畫，他的問題在於他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一旦他的騙局開始，他可能會希望市場轉向，讓他可以重拾誠實。但市場並未轉向。接著，不管他有多憎恨自己的現狀，他都找不到任何出路。這個騙局持續幾十年而不只是幾天，只不過證明了他的行銷方面的機靈，但這並不是在說他熱愛這種生活。在監獄度過餘生，不會比讓他在外頭還要更能讓他恢復正常。

囚犯的問題不在於他們被當成動物一般對待。囚犯過得才沒那麼好！動物園裡的動物受到良好的餵養與照護。牠們具有價值，因為願意付錢的客人對牠們有感情。就算是奴隸都比囚犯好，至少對於奴隸主而言，他們有所價值。

囚犯面對的是一種形上學的轉型。他們從被重視的社會成員，變成一個占用空間的肉體。監獄督導員視他們為物品。他們受到獄友的霸凌，每天都生活在令人難以置信的退化狀態。

所有的囚犯都生活在折磨之中。這不符合現代生活。甚至連中世紀生活都不及。這與所有文明的原則背道而馳。也許我們應該允許這用在社會中的最暴力的成員上，同時尋求其它解決方案。但是，監獄不適用於Madoff，也不適用於3/4的囚犯。

但我們都應該對於他被監禁而獲得某種快感。社會學家幾十年來不斷告訴我們，社會中真正的罪犯不是搶劫犯、殺人犯或強姦犯，而是「白領罪犯」，是那些利用花俏的金融手段偷偷搶錢的資本家。他們才該被關進監獄。

所以，那些受到社會學家薰陶的人，對於真正的罪犯總是柔軟態度，而對金融罪犯抱持奇怪的強硬態度。在這種模式下，出現了那些呼籲對他進行報復的中產階級，而他唯一的受害者不過就是那些富有的客戶。有誰會質疑Madoff不過就是代罪羔羊？推一個人出來讓他受到譴責，把我們的注意力從那些目前還受到法律掩護的更大騙局中移開？

因此，讓我們來問這個不該問的問題：Madoff的行為到底有多邪惡？根本就沒有那麼不尋常。事實上，用現有投資者的資金來支付先前投資者，正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至少Madoff尋求他客戶的同意，客戶讓Madoff依照自己的意志來管理自己的錢。至少Madoff沒有試圖為自己辯護，Madoff沒有說他的行為是明智的公共政策。

【譯作】應該要有營業時間法？｜Should There Be Shop-Closing Laws?

Thu, 23 May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應該要有營業時間法？｜Should There Be Shop-Closing Laws?

文：吳莉瑋
圖：bluecinderell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Should There Be Shop-Closing Laws?」，Jeffrey A. Tucker用營業時間法為例，說明「建構式政策」的盲點，將社會拆解成一段一段地獨立分析，最終就是好像立意良善政策結果都適得其反（假設我們的政府都立意良善），這種不必要的干預，通常都導致「市場失效」，事實上，市場失效的原因，是因為作用的動力不是市場，而是政府的強制性干預，我提議最好要正名一下這種偏頗又會導致誤解的術語，正確的名稱，應該是「政府失效」。

應該要有營業時間法？｜Should There Be Shop-Closing Laws?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德國發生了一件很酷的事情。經過《Ladenschlussgesetz》幾十年嚴格規定商店的營業時間後，法規終於逐步開放。自2006年以來，這類管轄權交由各邦政府決定。原先規定商業機構一率不得早上6點前開門或營業超過晚上10點，但現在可以更早開門或營業更晚。

消費者都在慶祝，而工會和監管機構則相反。

美國沒有這類全國性法律的歷史過，除了部分州郡施行週日購物限制。即使有這些所謂的藍法，但整體趨勢是自由化。

我對這個主題感到興趣，是因為它就像其它主題一樣接觸到自由的活力。如果你用海耶克所謂「建構主義」思想來看這個議題，假定社會是一個可以部分重組與解構的巨大樂高，那麼你就不難想像為什麼會出現商業社會需要這種法律的眾多看似合理的主張。難道我們真的想把這些事情留給「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決定？

所以，我們暫時假裝自己是國家主義的建構者，看看這又是如何運作。

一般小型企業很難跟資本雄厚的企業相競爭，因為後者可以輕易吸收早開店又晚關門的高成本。小型企業可能無法負擔電費和勞動成本，但他們可能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那麼，資本不足的企業會怎麼做？它不得不在採用競爭對手的資本觀點與結束營業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在賽跑中，競爭對手得在同一起跑線，沒有人會允許任何人從不同地方開始跑。為什麼企業就該被允許如此？
競爭是好事，但每個人的規則都要一樣。
想想工人吧。他們有家庭。他們需要修息時間。他們需要時間和別人一同晚餐、需要時間看書、需要時間培養文明的生活方式。沒有人應該要被強迫在超時工作與失業之間作出選擇。如果我們允許企業自由決定營業時間就會導致這種結果。
對於消費者來說，人們當然可以找出方法在早上6點到晚上10之間完成購物。這個規則空出8小時可以睡覺，每個人都需要睡覺。
如果我們讓人們在任何時間開店，消費者自然會選擇街上不擁擠隊伍也很短的時段消費，這意味著商店得延長營業時間，甚至是24小時！但如果有商業時間的強制性限制，消費者就會知道自己需要真正的生活，並停止這一切的商業化。
想想這點：我們希望得到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想要整個國家都不斷地買賣嗎？還是我們相信生命中還有一些平衡的其它價值觀？如果我們讓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去作決定，我們就是用獲利與否去評斷人類成功與否。不是每個人都想要這樣。

好吧，現在看來，營業時間法的主張好像堅不可破。讓我們想想沒有這些法律的美國（大部分）吧，不知何故，這個系統看來正好反駁了這些看似理性的論點。我們都知道，Chick-fil-A禮拜天都自願性暫停營業，而麥當勞則繼續開張，它們不知怎地都有獲利。許多商店24小時營業，而員工也喜歡如此：他們有更多空間調整自己的工作時段。這對就業是好事。

至於較長的營業時間，消費者可能會從中獲益，也可能不會。事實上，商店是不是要繼續開放，是由消費者所決定的。商店會在嘗試延長時間後發現無利可圖就停止這種無謂的嘗試。出於某種我搞不懂的原因，南部大多數的沙龍都在週三公休。這是店家的權利。這種休息時間很合用，如果這開始不管用時，店家就會做出改變。

商店也可以試試另一種路線。在我居住的小鎮裡，在全年無休24小時營業的連鎖藥房開張之前，藥局營業時間總是很短（上午8點到下午5點）。這些老藥局看到利潤下降後，採用了相同的營業時間。現在，兩間藥局在對街互看，全年無休。誰贏了？兩家都似乎有利可圖，但真正的贏家是消費者。

我要說的是，就建構主義的觀點而言，有時自由不可行而計畫似乎必要，這是其中一個例子。而這類例子會出現在許多領域：居住地的自由、工作的自由、投資的自由、飲酒或抽菸的自由、和其它國家人民自由貿易的自由等等。

當你提出這類法律應該被廢除時，你總會聽到這種反對意見：為什麼，這樣會出現混亂！

事實證明，只會在國家試圖分配稀有資源時才會出現真正的混亂，國家不把這項工作留給價格系統與其揭示行為是否符合經濟的能力。營業時間法意謂著告訴人們應該如何利用自己的時間。但Mises寫道，時間是一種稀有資源；人「必須像經濟地使用其它稀有資源一樣經濟地使用時間」。只有私人行為者可以決定怎麼使用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政客和官僚。這些選擇是以商業模式為基礎，而不是專斷的政治角力。

這就是為什麼自由管用而國家卻會如此慘敗，這就是為什麼政治上最完美的計畫從來不會如期實現。

以專利為例。人們總說，如果沒有專利制度就不會有人想要發明，那些發明的人會被偷去想法與利潤。但人類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都不存在專利，而且專利從來都不是歷史上技術猛進的一部分。其實，事實正好相反：專利透過授與部分生產者壟斷權，從而放慢發展的步伐。專利是以鼓勵之名阻礙創新。

這就是為什麼，羅恩．保羅在早期共和黨辯論上對禁毒問題的回覆如此精彩。提問者問他是否傾向合法化海洛因。觀眾都應該嚇傻了，確實許多人如此。他回答，真正的議題是自由，然後他問了這個問題：這個房間裡有多少人會因為海洛因合法就去食用？有多少人會說：喔，因為我們有這些禁毒法所以我們才不會變成癮君子？每個人都笑了，因為我們都知道答案！

他的回答理由相當出色。他指出了簡單的真理，大家都是自己決定自己要成為怎麼樣的人，國家不會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當好人或是壞人，那是一種選擇，而國家法律並不具備影響決定的神奇力量。那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時刻，因為政治辯論中竟然出現正確的概念。

當社會採取一些建構式規則時，所產生的內在矛盾最終廢除了這種規則，這事經常發生。這就是德國正在發生的事。例如，營業時間法沒有辦法真的適用在加油站，畢竟，我們不能讓人們因為要等加油站開門而停在高速公路上睡覺。然後麵包店也開始要求要早點營業。接下來就是觀光商店，因為他們並非總是有客人。就這樣，一堆特別自由區被創造出來。

漸漸地，這些法律被侵蝕，直到被允許以人們的選擇為準。這會導致比賽結束嗎？不，它會開啟一場提供最好服務給人們的比賽。換句話說，它讓每個人都比以前更快樂。它成就了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自由之所以管用，因為它允許人們透過交換與合作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人強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切都是透過同意；沒有事情是透過任何武力出現的。

就某些角度而言，自由是人類可以想像得出來最瘋狂、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概念。但只有自由可以真正實現看似難以實現的夢想：一個繁榮、有序、和平，而且每個成員都在其中獲得發展的社會。這需要一定的想像力才能了解。

我們很幸運，生活一個相對自由的數位世界，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模型。每天都有所改進。每天我們都獲得更好的服務，找到更佳的做事方法。試想一下，如果物質世界就跟數位世界一樣自由，就能將世界上每個人的創造力都投入尋找更佳做事方式這個共同目標中。

生活會變得如何？到底這些看似需要但卻讓我們更貧窮也更不文明的法律，扣留了我們多少資源？我們需要一定的智力才能想像出這類「反事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欠了傳統自由主義思想很大一筆債，它幫助我們理解，自由這種難以想像的東西，是如何能夠成為實現理想的唯一可行方法。

【譯作】怪才和書呆子的政治理論｜A Political Theory of Geeks and Wonks

Fri, 17 May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怪才和書呆子的政治理論｜A Political Theory of Geeks and Wonks

文：吳莉瑋
圖：wetaskiwin.tomorrow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A Political Theory of Geeks and Wonks」，Jeffrey A. Tucker簡單地把政治上分成兩類人：怪才和書呆子；除了相當貼切以外，我很欣賞Tucker對這兩者的簡要評論：「書呆子盡量把國王拉到自己的陣營裡；怪才殺國王。」

怪才和書呆子的政治理論｜A Political Theory of Geeks and Wonks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很多人透過政治運動而對政治思想感興趣。這也許是因為政治事務強迫你決定自己的身分與信念。

我隱約記得自己還很年輕的時候，也許是7歲那年，我發現我的麻吉一家人認為他們家是民主黨，而我敢肯定，我的家人是共和黨。

我問別人這是什麼意思，可是只得到一些模糊的答案，反正看來很像是跟政府還有公共生活有關的大議題。對此我沒有多想，儘管這是我第一個可能會佔據生命的想法。

很多人都是這樣：政治事務是認真思考政治思想的入門。如果你對政治思想的興趣日益濃厚，你可能會變成這兩者之一：書呆子（wonk）或怪才（geek）。這些術語常被用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維基百科上有這兩個術語的定義，但它們在政治領域中有新的涵義。

政治書呆子著迷於過程。他們喜歡遊戲。他們從觀察改變中得到滿足。他們喜歡參與。理想之於他們是無聊的東西。歷史只是數據。知識分子似乎無關緊要。對書呆子而言，最要緊的是正在進行的政治鬥爭這個嚴酷事實。他們可能因為頭銜與地位而有所不同。他們從眾多會議、微小勝利、行政細節，以及這些事務的八卦中茁壯。他們知道搞懂誰是誰與事實為何才是生活的精髓。

書呆子有兩種，政治書呆子和政策書呆子。他們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他們出現在運作事務上，因為他們旨在以正確與合乎戰略的方式控制權力槓桿，這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同族群的其他書呆子。從地理上看，他們生命的開始與結束都在華盛頓，首都圈出他們的整個世界，而其外圍則是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他們透過機密訊息以及卡特爾化政治階級而茁壯成長。他們的報紙是《華盛頓郵報》，他們認為它是內部報告。

政策怪胎則和書呆子形成對比。他們並不著迷於細節而是被理想吸引。觀察本身是無聊的事。吸引他們的是變革的願景。他們不想參與其中，他們質疑遊戲規則而且非常想改變這些規則。他們樂於創造不同意識形態的藍圖，或大或小。他們傾向於獨立工作而且全然不管階級區別。他們感興趣不是表面而是底層，不是貼皮而是木材。以軟體術語來說，他們總是期待下個版本。他們敢於冒險，所以他們寧願先上線再除錯。

在政治上，這意味著怪才會被想法吸引，甚至是激進想法。他們很容易就能想像出不存在的東西，這讓他們成為夢想家與企業家。因此，他們對於研究歷史、哲學和經濟學感興趣。不管古代或近代歷史能否帶來教訓，從古人或今人身上發掘老觀念並把它起死回生，本身就有特殊吸引力。他們透過訊息公開、破除窠臼、打破卡特爾並抨擊權力壟斷而茁壯。在地理上，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與工作，而且他們不仰賴於任何單一訊息來源。

怪才跟書呆子可以湊在一起共事，但兩者間總是存在自然的緊張關係。書呆子認為怪才無可救藥、缺乏權力，只是腦中充滿無用且不實際幻想的魯莽局外人。怪才則認為書呆子是體制的一部分，因此，很可能會日益受到體制的腐蝕。

將這個觀點擴大，控制歷史的鬥爭是書呆子與怪胎之間的戰鬥。書呆子是那些鞏固、穩定並擴張現狀者；怪才則是那些革命者。書呆子凍結現狀並讓現狀更有效率；怪才則想像且邁往沒有人認為可行的未來。書呆子將激烈與極端措施視為輕率與魯莽；怪才則認為這些是唯一值得追求的道路，並且抱著未來將以某種方式行得通的信心。書呆子盡量把國王拉到自己的陣營裡；怪才殺國王。

凱撒（Julius Caesar）：書呆子
布魯圖（Marcus Junius Brutus Caepio）：怪才
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書呆子
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怪才
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或歐巴馬（Barack Obama）：書呆子
羅恩．保羅（Ron Paul）：怪才

民主的待辦事項之一，就是將整個社會都變成一群相信這個系統可行也致力於使其可行的書呆子。但駕馭人性也不是那麼容易，總是會有一些怪才出現，他們認清民主系統的基礎是謊言，而且想要推翻這個系統。為什麼多數人可以統治少數人？或者更準確地說，為什麼組織良好的少數可以統治意見相左的相對多數？我們需要的不是權力與特權不被操弄的民主2.0，而是廢除整個系統。

誰將帶領世界？從短期看來，書呆子是正確的。他們得勝，他們統治。他們也的確統治了數百年的古代世界。他們統治了72年的蘇聯。他們現在正統治著美國。但從長期看來，則是另一回事。羅馬帝國與蘇聯因為怪才發起的革命而崩潰。書呆子最終將低估思想的力量以及理想的效應。

哪一種生命值得活？書呆子很有名，甚至是傳奇人物。而怪才就算改變了歷史，卻很少聲名大噪。為什麼？因為書呆子寫歷史。但這些歷史卻因為怪才才開始。怪才回過頭來看著自己努力實現夢想的一生而感到滿足。而書呆子回顧一生才發現自己不過是機器上的一顆齒輪。總會有一天，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將化為虛無，就算是在美國。

【電子書】年輕人的經濟課（Lessons for the Young Economist）

Sat, 27 Apr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年輕人的經濟課（Lessons for the Young Economist）

這本書為 Robert P. Murphy 所著之入門教科書，寫作對象為高中以上的青少年，教科書本文可在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找到全文內容與免費載點，另外還提供教師手冊。

將目標讀者為青少年，作者以相當輕鬆又深入淺出的文字，概略說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各種經濟學概念，並分別簡要解釋純粹市場經濟、純粹命令經濟以及混合經濟中所會出現的各種經濟議題。

作為一本入門書籍，本書相當值得閱讀，簡要但卻包羅萬象的內容編排，清楚的講解與邏輯推演，即便是稍有熟悉內容的人，也能在每一課中看到一些新鮮的想法與推演過程，我想，這書可不只是年輕人該看，像我這種壯年看完甚至翻譯完了都別有收穫。

值得一提的是，剛開始翻譯的時候，偶然發現中國的譯言網也曾翻譯這本書，但網站上並未能找到完整版本，想了想自己的翻譯目的是要開放授權，也就擱下這事繼續完成本書的翻譯工作。譯言網的版本書名為《第一本经济学》，從網站上的部份內容看來，翻譯品質比我這個業餘者的成果好，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去找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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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紀錄：

2013/04/30：發表 epub／mobi／pdf 格式

【電子書】搞懂經濟（Making Economic Sense）

Thu, 21 Mar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搞懂經濟（Making Economic Sense）

這本書是 Rothbard 在《The Free Market》月刊中的散文集錦，相較於學術專論，這樣的散文將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嚴謹地應用於日常政經議題中，令人意外的是，這些文章內容非但不無聊，還相當有趣。

透過 Rothbard 的分析，在翻譯的過程中，也獲得看待美國近代政經情勢的不同觀點，除了美國的政策以及評析各流派經濟學的論述外，Rothbard 也用簡要但完整的短文分別介紹許多經濟學與政治主張概念，包括貨幣、利率、自由企業概念、銀行系統、政府干預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等等，甚至提出不少如何回歸自由市場的步驟，以及國際政府、國際貨幣、國際組織等美國以外的世界議題。

這些文章內容，雖然分析對象看似龐雜，但所有的分析論點都很一致，也就是以 Mises 所創建的大框架下發展的奧地利學派理論，可以說是理論的應用教材，值得一提的是，許多 Rothbard 分析的美國政治情勢與謬論，常常也跳越時空地出現在台灣（當然也發生於其他國家），某些文章內容只要主詞跟數據稍微置換，直接拿來投稿報刊社論一點問題也沒有。

這也顯示出，即便如此努力地保護自由的思想，我們做的仍然不夠，就像 Robert P. Murphy 在《Lessons for the Young Economist》裡說的：

不像其他科學學科，為了維護社會本身，經濟學的基本真理必須讓夠多的人知悉。如果街上某個人認為量子力學是個騙局，這不會有什麼問題；物理學家不需要這個平凡人的批准就能繼續他們的研究。但是，如果大多數人認為最低工資法能幫助窮人，或者是低利率能治癒經濟衰退，那麼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也無助於避免這些政策對社會造成的損害。

本次翻譯計畫已獲得 Mises Institute 的同意，為了盡微薄之力，推廣我對自由的信仰，本站也同樣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並提供 epub 與 mobi 的電子書格式。由於內容分散好幾個月才陸續翻譯完成，不免出現名詞混用、術語不連貫或人名引用原則不一等遺漏，將陸續會在有餘力之時進行校對，在此期間有任何意見歡迎寫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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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7：發表 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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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7：修正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開啟 epub 的亂碼問題
2013/06/29：發表於 Leanpub 平台

【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Tue, 05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文：吳莉瑋
圖：Carbon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Rothbard 提出幾個政治上常常採用的「快速修復」解藥，事實上是如何因為專注於狹隘的某一層面而忽略長久的副作用，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如果保守派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有所謂的美德，應該是對公眾政策產生之間接後果的意識，而非只是意識到公眾政策的直接後果。若以 Henry Hazlitt「破窗效應謬論」的精神，他們應該將「三思而後行」的態度帶入政治生活。

相反的，那些本應更具知識的朋友與同事，近幾年來越發追求一些據說能無後遺症地神奇解決問題的「快速修復」噱頭。不幸的是，他們似乎忘了基本的 Mises「政府定律」：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快速修復」，容易讓我們陷入比現狀更糟的混亂。

「快速修復」的基本缺陷，是專注於受政治關注的某方面問題，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問題。因此，教育券計劃將重點擺在公立學校的恐怖，而忽略了更廣泛且更重要的稅賦教育與政府對公私立學校的控制；對福利制度的反對專注於納稅人支付閒置人口，而忽略了稅賦補貼期間（不管受助人是否閒置）這個更廣泛的問題。

這些主流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感謝著災難性的《1986 年稅收改革法》，該法案追求雅各賓式的平等與「公平」，如此成功地關閉稅收「漏洞」而幾乎摧毀住房市場。此外，他們完全忽略了透過消除未保險醫療給付的所得稅抵免，稅制改革將加速柯林頓目前的健康計劃怪獸，從而產生「醫療不保險的問題」。

最近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快速修復」狂熱是死不足惜的《平衡預算修正案（BBA）》。國會似乎每隔幾年就會進入「愚蠢季節」並蹦出這個修正案。不，不僅如此；每個接替的 BBA 化身都比其前任更糟。為了追求通過任何修正案的歇斯底里慾望，增稅的限制正在逐步減弱。最新的《Simon 修訂案》中，國會多數能透過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

BBA 不明智的狹隘焦點，當然，是「赤字」，彷彿赤字是所有財政惡化的根源，必須以「任何必要手段」加以消除似的。但是，更廣泛的大政府問題根源並非赤字；甚至不是 Milton Friedman 長期以來強調的政府總開支；而是依賴三個環環相扣之財政手段的政府行為：赤字、政府開支和稅收。大政府是不斷腫脹與擴大的寄生蟲，它破壞生產性經濟的「私營部門」；而重點必須擺在盡可能地「戲劇性」減少政府預算中這三個因素的規模。

看著 BBA，它只專注於赤字的第一個顯然的不幸後果，是它很可能會確實導致大幅增稅，同時對限制政府開支不起作用。比赤字更糟的是更高的稅賦；實施 BBA 並透過增稅來對抗赤字，就像往病人胸腔開槍來治療支氣管炎一樣。

BBA 還有許多其他的可怕錯誤。它只要五分之三的國會表決通過就可以隨時被覆寫；它忽略了那些新增支出項目可以簡單地列成「預算外」就不受任何限制的事實；它忽略了授權州政府或私人公司的「聯邦政府預算外」支出，能讓預算數字算到這些單位身上而不是聯邦政府身上。

此外，BBA 完全是個騙局；它不會平衡任何預算。自從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聯邦預算程序將重點擺在未來幾年的預估預算，而非任何一年的實際預算。BBA 要求平衡的不是實際的聯邦預算，而是美國國會預估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任何一個傻瓜都知道，你可以很簡單的隨心估計，並透過操弄假設來獲得想要的結果。傳統上，政府總是低估未來行為的費用並高估收入。

因此，BBA 不僅對美國人民增加了沉重的稅賦，它也將犯下殘酷的騙局，那些希望結束赤字的公眾所接受的修正案，將只會粉飾太平，而非解決現實問題並結束赤字。簡言之，BBA 有助舒緩公眾對大政府擴張的反對，而這可能是整件事的最終目的。

最後，備受指責的政治分肥先生（Mr. Pork Barrel）參議員 Senator Robert Byrd（D-W.Va.），同時也是反對 BBA 的領導者，還強調了一個完全被忽視重點。不管他是否參與政治分肥，參議員 Byrd 在一個重要的憲法問題上作出雄辯：國會必須保留它看顧財政的重要權力。國會儘管罪惡，但至少對選民負責，而 BBA 修正案將會把這個權力從國會手上取走，轉交到聯邦法官的手中。聯邦法官不由選舉產生、不對選民負責，而且是長期追求權力擴張又無法將其移除的寡頭勢力。

正如參議員 Byrd 反對 BBA 的意見：「財政權力屬於人民。…它歸屬於代表民意的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法官並非透過人民選舉產生。」

說到「快速修復」，還會出現一個名副其實的噩夢。自由意志論者長期推動政府活動的私有化，但是，正如那些經常發生的事情，即使是私有化的好事也遭到偶像崇拜的磨難：某個備受珍視的思想運動，卻忽略了更廣泛也更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我們已經看到前蘇聯大幅依賴於形式上的「私有化」；舉例而言，如果那些壟斷舊有鋼鐵業、銅業的共產黨管理精英，突然成為這些非經濟複合體的「私人」業主，我們難道應該為此歡呼？

看回家裡發生的事，我們現在發現敬愛的 IRS，受到柯林頓政府的支持而想從事私有化。事實證明，對於財務部而言，將收稅的工作私有化，外包給私人公司將更有效率。嘿，我們真的想透過私有化部分或全部的稅務機關來提高所得稅的徵收效率？

難道我們真的要被 IBM 或麥當勞的「稅務警察」，拿著專橫強制命令破門而入，仔細搜索我們的生活與紀錄？任何人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前現代歐洲最令人贈恨的機制是「稅款承包商」。國王將徵稅的權力（或特權）授權私人的公司或「稅款承包商」，而能迅速得到稅收並省下龐大的官僚機構開支。你能想像那些失去主權或合法性外衣的稅款承包商，是如何受到人們的重度唾棄嗎？

有些人認為，為了挑起公眾的革命性反彈情緒，越糟的暴政越好。好吧，私有化徵稅可能能達到這點。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文：吳莉瑋
圖：Matthew Fang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fta Myth》，Rothbard 總結了區域性貿易協定的終極目標，就像歐盟一樣是為凱因斯主義世界政府夢想做準備，雖然時至今日仍然前景不明，但是，就像 Rothbard 所言：真相可以讓我們自由，只需要知識份子與領導者有足夠的勇氣說真話。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偉大的史學家 Charles A. Beard 談過在政客與政治制度中廣泛出現在「表面」與「事實」間的鴻溝。但這種鴻溝很少像在痛苦與激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上這般驚人。從表面上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處理一些涵蓋一小部分美國貿易的關稅。那麼，為什麼要作這麼多華麗文章？為什麼柯林頓政府使盡渾身解數，公開且無恥地在國會中買票來孤注一擲？又為什麼體制派全體集結：民主黨、共和黨、大型企業、大型金融、大型媒體、前總統、包括 Henry Kissinger 等國務卿，以及最後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大經濟學家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也許最令人震驚的，是那些自詡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期刊和智囊團的表現。當我們這些人以自由貿易的角度譴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他們肯定可以合理地回覆：「你的擔憂是合理的，但是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自由貿易的好大於壞。」當然，我們期待會有一兩個比較明智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與他的同事們抱持不同意見。但總有一兩個例外，例如這次響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部隊就沒有這種人。

從 Lew Rockwell 在洛杉磯時報（1992年10月19日）首先提出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就掀起了一陣歇斯底里的反應。當競爭企業協會（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CEI）的 Jim Sheehan 與 Matt Hoffman 發表其優秀的分析，以細緻的細節證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過是國家主義對自由貿易的嘲弄時。那些角逐政治的自由市場智囊們，並未被說服或以討論思想的方式清醒地重新考慮自己的意見，而是以惡性的強硬態度進行政治爭吵。他們對 CEI 施加巨大的壓力，不僅要鎮壓 Sheehan-Hoffman 報告還要解僱作者。幸運的是，CEI 的負責人 Fred Smith 堅決抵制這些壓力。

那麼柯林頓、Kissinger 和這些角逐政治的智囊團們在狂熱什麼？這的確跟貿易無關，更別說是「自由」貿易。正如柯林頓政府與其共和黨助劑在投票時所強調的，這場鬥爭是為了美國自二戰後持續奉行的 Woodrow Wilson 全球主義外交政策。這是體制派凱因斯夢想的新世界秩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往此夢想之路的重要步驟。

在政治層面上，這種秩序是美國所致力的世界政府，一個由美國與聯合國的「警察」勢力所稱霸的世界，在全球各地強加合乎我們胃口的機構。在經濟層面上，這種秩序下的全球系統，不為自由貿易而為管理及卡特爾化交易與生產，它是受到大政府、大企業與大學者／媒體等寡頭執政聯盟統治的全球經濟。而這個新世界秩序的重要貨幣預計將履行凱因斯主義夢想：由世界銀行發行世界紙幣，確保所有國家都能一起通貨膨脹並享受寬鬆的貨幣，不會有任何國家的貨幣膨脹速度超過他人而造成匯率下降或流失儲備。國際協調下的法定貨幣通膨是凱因斯主義的目標。

至於陳詞濫調的「自由貿易」，完全是歐威爾式的「自由」。體制派從二戰以來的「自由」貿易概念，是由納稅人資助的出口。這種美國出口特權的概念，無論是透過對外援助或是通貨膨脹，都是提高即將購買美國產品之外國人手中的購買力。美國的體制派商界將接受進口當成施壓外國人購買美國出口的籌碼。

在美國企業圈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出口商與其資助銀行，及遭受進口競爭損失的企業，兩者間的戰爭。這場內銷企業與工會支持者的爭論註定失敗，因為他們譴責競爭與「失去就業」的論點，顯然也在請求特權且在經濟上顯得無知。其結果是出口商和金融家就好像明智的政治家，而他們的對手看來愚蠢又狹隘。

真相是，出口商才是詭辯的騙子；單就一件事，他們陣營中有著口齒伶俐的經濟學家，他們自詡為自由市場倡導者。唔…出口商和他們的銀行家幾十年來都握有金錢與權力。而不幸的是，在這個世界裡，如果他們有足夠的金錢與權力，那些大知識分子、經濟學家還有自由市場倡導者也將跟在他們身後。

另一方面的好消息，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才剛開始。世界新秩序是個烏托邦計畫。它不僅是違反自由貿易與企業的集權主義與卡特爾主義，它還削減廣大民眾的利益與自由。此外，它也削減了自共產主義與蘇聯帝國崩潰後甦醒的猖獗民族主義。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廣大民眾，再加上新興民族主義，足以狠狠踢這個世界新秩序一腳。所有這一切，都只需要知識份子與領導者有足夠的勇氣說真話。

真相可以讓我們自由；而體制派這幾個星期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產生的恐慌，足以說明他們知道只要公眾一被喚醒就會與之對抗。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文：吳莉瑋
圖：Pak Gwei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fta Myth》，Rothbard 警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實質內容和自由貿易一點關係也沒有，事實上，自由貿易並不需要任何條約或政府協商，自由貿易只需要廢除關稅與各種進出口限制，而那些特別以「自由」之名推動與鼓吹的各種政府協定，基本上，我們得小心檢視，通常，不過就是各國當局的利益輸送。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人（至少是美國體制派）可能是地球上最容易上當的人。當 Gorbachev 試圖行銷他膽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時，只有美國體制派歡呼雀躍，蘇聯民眾馬上就發現其虛假且不會存在。當波蘭的斯達林主義者 Oskar Lange 吹捧波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只有美國經濟學家大呼讚嘆，波蘭民眾太瞭解這種虛詞。

看來，對某些人而言，說服他們相信某種東西具有自由企業性質的方式，是貼上「市場」的標籤，所以我們有「市場社會主義者」或「市場自由主義者」這些奇形怪狀的產物。而「自由」這個詞，當然也是一張集卡，所以，在修辭大於實質的時代中，另一種獲得信徒的方式，是簡單地把自己或自己的提案稱為「自由市場」或「自由貿易」。標籤就足以抓住那些呆子。

因此，在自由貿易擁護者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標籤應該獲得絕對的同意。「你怎麼能反對自由貿易？」很簡單。那些帶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把它假稱為「自由貿易」的人，和那些把政府開支稱為「投資」、把稅稱為「捐款」，把增稅叫做「削減赤字」的人是同一批人馬。我們別忘了，共產黨也把他們的系統稱為「自由」。

首先，真正的自由貿易並不需要條約。（或者是「貿易協定」這個變種的條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被稱為貿易協定，從而避免美國憲法條約需通過參議院三分之二批准的規定。）如果體制派真的想要自由貿易，只需要廢除為數眾多的關稅、進口配額、反「傾銷」法律，和其他美國強加的貿易限制。不需要外交政策或外國操縱。

如果真正的自由貿易政策確實出現，我們肯定會被以下方式告知：政府／媒體／大企業的複雜綜合體的全力反對。我們會看到一連串「警告」將回到 19 世紀的專欄文章。媒體專家和學者將提出所有的反自由市場老調，說它是缺少政府「協調」的剝削與無政府主義。體制派實現真正自由貿易的程度，約莫像廢除所得稅那樣。

事實上，兩黨體制派在二戰後鼓吹的「自由貿易」，促進的是真正自由交易的相反面。體制派的目標與策略一直都是自由貿易的宿敵：16 到 18 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實施的「重商主義」。布希總統臭名昭彰的日本行只是其中一例：貿易政策只是迫使外國購買更多美國出口的花招。

真正的自由貿易，關注自由市場與貿易、國內外的消費者（也就是我們所有人）；而 16 世紀或今日的重商主義，則以權力精英及政府聯盟大企業的角度來看待貿易。真正的自由貿易商，把出口當成支付進口的手段，就像出售給消費者的一般商品。但重商主義則是政商精英的特權，犧牲了所有的消費者，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

例如，與日本的談判中，不管是雷根、布希還是柯林頓，重點都是迫使日本買更多美國產品，然後美國再親切但不情願地允許日本把自己的產品賣給美國消費者。進口只是政府讓其他國家接受我們出口的代價。

二戰後體制派在「自由貿易」名義下之貿易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對出口的高額補貼。而最受歡迎的補貼方法則是深受愛戴的外援制度，在「重建歐洲」、「停止共產主義」或「推廣民主」的掩護下，美國納稅人被迫補貼這個制度裡的出口企業與外國政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這種系統的延續代表，徵招美國政府和美國納稅人入伍。

然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只是大型商業貿易協議。而是長期運動的一部分，整合並卡特爾化政府以鞏固其對混合經濟之干預。在歐洲，這種運動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達到高潮，企圖實施單一貨幣與歐洲央行，並迫使相對較自由的經濟體增加管制及福利政策。

在美國，這種運動採取的形式，是將立法與司法權力從地方政府轉移到美國聯邦政府手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則挑戰極限，集中北美政府的權力，進而削弱納稅人阻礙其統治者行動的能力。

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誘惑之歌，和社會主義歐盟官員試圖讓歐洲人臣服於歐盟超政府的花言巧語一樣：讓北美洲成為和歐洲一樣的「自由貿易單位」不完美嗎？真實情況完全不同：由超政府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委員會或布魯塞爾官僚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干預和規劃，不對任何人負責。

正如布魯塞爾政府以「公平」、「相同競爭基礎」和「向上整合」之名，強迫低稅國家將稅率提高到歐洲的平均稅率或擴大它們的福利政策一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委員會也被賦予「向上整合」的權力，橫行於美洲國家政府其他法律之上。

柯林頓總統的貿易代表 Mickey Kantor 樂得合不攏嘴，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永遠沒有任何協議國可以降低它們對環境要求的標準。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下，我們將無法恢復或廢除福利國家的環境與勞動規定，因為該協定將永遠綁定我們。

在《布瑞克憲法修正案（Bricker Amendment）》缺席的當今世界，作為經驗法則，我們最好反對所有條約。1950 年代，偉大的《布瑞克憲法修正案》差點在國會通過，但最後被艾森豪政權擊落。不幸的是，根據《憲法》，每個條約都被認為是「這塊土地的最高法」，而《布瑞克憲法修正案》本來能阻止任何覆寫現有憲法權利的條約。如果我們必須對任何條約保持警惕，我們必須對那些建立超國家結構的條約特別抱持敵意，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最嚴重的問題在柯林頓的附屬協定，它將不幸的布希條約轉換成恐怖的國際中央集權。這些附屬協定讓我們有資格感謝超國家委員會還有它們未來的「向上協調」。這些附屬協定也將推動「自由貿易」騙局的對外援助。讓美國傾倒約 200 億美元到墨西哥，為了美墨邊境的「環境清理」。此外，美國已非正式同意在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將傾注數十億美元到墨西哥政府在世界銀行的庫房。

這些政策都有利於政府及其關連利益，體制派傾全力努力宣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那些智囊甚至組織起來鼓吹中央集權。即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真的那麼值得，這種政府與其盟友源源不絕的努力也引起人們的懷疑。

民眾正確地懷疑這種宣傳努力與墨西哥政府及其盟友花錢遊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有關。這筆錢，可以說是墨西哥人在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搶奪美國納稅人 200 億美元的頭期款。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倡導者們說，我們必須犧牲，以「拯救」墨西哥總統 Carlos Salinas 和他據稱美妙的「自由市場」的政策。可以肯定美國人確實作出永恆的「犧牲」，為了看來對自己沒什麼好處的雲外國度割自己的咽喉。如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失敗，Salinas 和他的政黨可能會下台。但這其實是指，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的單黨惡性統治，在貪污了幾十年後終於面臨結束可能。哪裡錯？為什麼這種命運會撼動我們的「全球民主」？

我們看待據稱尊貴的 Carlos Salinas，應該像看待其他體制派人造英雄的方式相同。有多少美國人知道，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602.3，「自由市場」Salinas 政府「為自己保留」所有勘探、使用、投資、規定、提煉、加工、貿易、運輸與配給石油和天然氣的權力？所有在墨西哥石油與天然氣的私人投資和經營，換句話說，都被禁止。這是美國人必須犧牲來拯救的政府嗎？

大多數英國和德國的保守派都充分認識到布魯塞爾歐盟官員的危險。他們明白，當那些原先致力於推動中央集權的人們和機構突然鼓吹自由的時候，一定有鬼。美國保守派和自由市場倡導者也應該要知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等效危險。

【譯作】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文：吳莉瑋
圖：gagila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簡要揭穿了一些所謂「自由貿易」的主張，包括（1）自由貿易區；（2）對外援助；及（3）卡特爾化世界紙幣。

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真理從未像在總統選舉年那樣被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掩埋。在 Patrick J. Buchanan 加入總統大選不久後，布希政權在媒體辯護士的協助下，攻擊 Buchanan 是「貿易保護主義」，違反布希人馬所獻身的「自由貿易」。

事實上，國際貿易的神秘學在幾十年來的全國選舉中，從未扮演如此明顯的作用，也許是自 19 世紀以來。布希政府致力於自由貿易的想法顯然非常可笑，它的荒謬在 Lee Iacocca 隨行總統的亞洲之行時更為明顯，Lee Iacocca 坐擁高薪、效率奇低且為專業的鞭笞日本者。

事實上，多年來，當局努力地阻止日本賣給我們高品質但價位溫和的汽車，同時還試圖強迫倒楣的日本人以高價購買他們不想要的美國爛產品。難道這就是「自由貿易」嗎？（布希總統現在改稱「自由和公平貿易」）實際上，這種重視兩國之間貿易逆差的噩夢謬論，在 17 世紀重商主義時就已經被拋棄。

除了這種說謊專利外，還普遍忽視自由貿易會受到關稅或進口配額的妨礙。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自由貿易必須要無管制且無補貼。布希政權除了煽動關稅與配額，還大幅強化管制美國企業以防止它們有效競爭或生產，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不僅如此，這些加重的規定被視為政府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包括實施配額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與美國殘疾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先讓我們把注意力從布希政府轉到那些侵擾媒體的新保守主義專欄作家身上，他們聲稱自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宿敵，並倡導純粹且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以下是這些「自由貿易者」慣有的熱愛政策：

（1）「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區，體現於美加條約還有總統可能提議的墨西哥「快速走道」條約。任何對這些條約抱持懷疑態度的人，都被輕率地認為是可憎的貿易保護主義。然而，這種區域集團可能很危險。歐盟就是一個例子，「自由貿易者」非常引以為豪的崇高廣域自由貿易區榜樣。然而，現實情況正好相反。

對外部而言，歐盟使用其權力提高針對歐盟以外國家的關稅。但即使對內部而言，其結果也增加了集團內部的貿易限制與規定。因此，歐盟在布魯塞爾建立的新興歐洲超政府官僚機構，經常性地增加整個區域的規定。歐盟的其中一個惡性措施，是要求低稅的歐洲國家提高稅收，以確保每個國家享有「公正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樣的，最低工資法還有其他有害的「社會」措施，被強加在歐盟內相對較自由的經濟體中。柴契爾夫人反對英國進入歐盟的廣泛宣傳，並非對高尚「新歐洲」的簡單妄想或盲目抵抗。

同樣的惡魔也會在任何區域貿易集團中降臨美國，並給總統談判的空白支票，強加未來幾乎不會有良兆的條約。

重點是，真正的自由貿易不需要談判、條約、創造超權力或把總統送出國。自由貿易只需要美國削減關稅、配額，以及稅收和法規。是的，單方面。不需要任何其他國家或政府參與。

（2）對外援助

新保守主義和布希人馬的「自由貿易」是大量對外援助計劃，而美國總是援助者。然而，真正的自由貿易需要不對貿易補貼，這些對出口補貼的龐大計劃對自由貿易構成從沒被承認過的巨大干擾，更遑論所謂反貿易保護主義的辯護。

對外援助的論點多年來不斷變化（從「重建」歐洲、阻止共產主義、發展第三世界到人道主義救濟飢荒），但輾轉曲折過程的本質仍然相同：系統性扣押美國納稅人的錢並移交到以下族群：（a）美國政府官僚機構，以手續費的形式；（b）受援外國政府，政府的財富與權力增加，相對於那些不幸的救援目標；及（c）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那些受援外國政府用盜取來的美元所消費的美國出口企業與產業。

除了搶劫你、我與其他美國納稅人來補貼美國出口企業與它們的銀行，在道德上相當可疑外，我們必須認清該系統所帶來的巨大貿易扭曲。

（3）卡特爾化世界紙幣

對於貿易而言，比關稅更危險的是凱因斯主義體制派的殘暴動力。從左派凱因斯主義的民主黨、保守派凱因斯主義的布希人馬到新保守派主義，一致走向世界合作的卡特爾央行，成為世界由世界央行發行世界廉價紙幣的經濟政府。這種凱因斯主義長期以來的夢想一經實現，將使得受到世界央行設計與控制的世界性通膨成為可能。

歐洲單一貨幣只是計劃中的第一步。再說一次：實施全球性貨幣與銀行控制對貿易所造成的扭曲，將比關稅還要危險得多，而且不容易擺脫。

在衡量 Pat Buchanan、總統布希或新保守主義英雄 Jack Kemp 等總統候選人在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光譜的位置時，我們應該考慮 Buchanan 不同其他兩個人，他主張取消對外援助。雖然他從未發表對世界廉價紙幣計劃的意見，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他會強烈反對。

我們也可以考慮 Buchanan 在 Brinkley 節目中，對 George Will 指控其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回覆：「你必須做的是把稅賦與法規的負擔從美國企業與產業身上移除，如此美國才能開始競爭。」還有誰在公眾舞台上比這更接近自由貿易？

【譯作】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Mon, 18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文：吳莉瑋
圖：nickwheeleroz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cession Explained》，Rothbard 再一次把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拿來驗證美國在1990年代經歷的經濟衰退，除了踢破那些信奉凱因斯或貨幣主義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對於經濟衰退與復甦的可恥失敗預測外，也提出真正健全卻鮮少被實施的政策建議：減稅與削減政府開支。

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經濟衰退時對朋友或熟人說「我早就告訴過你！」可能不太客氣，但在眾多意識形態相衝突時，向他們提醒你的成功預測卻很重要，因為政治冷感者或你的敵人都可能攬走你的工作。

對於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而言，肩負這項任務顯得尤其重要。不只是因為我們思想與方法論的敵人總是迅速以（a）沒有希望的尼安德塔人與反動派，和／或（b）追不上時代等理由迅速埋葬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更因為許多曾經的朋友與追隨者也開始加入合唱團，跟著附和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或許適用於 1930 年代甚至說是 19 世紀，但它肯定不適用於現代經濟。

套用偉大哲學家 Etienne Gilson 的自然法則，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總是生存下來，用來埋葬這些敵人。與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到各種變種理論的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 CW）相反，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最近在以下幾個方面戰勝這些主要批評者：

#1：1980 年代的永久繁榮。隨著 1980 年代推移，CW 大肆宣揚經濟衰退已死，成為無須緬懷地過往。永恆繁榮的新時代到來。政府明智的財務與貨幣政策，結合電腦時代與全球資本市場的結構變化，肯定了我們永遠不會有再次衰退，1981 到 1982 年是最後一次的經濟衰退。

我早就斷言，經濟衰退最好的「領先指標」，就是 CW 開始大似宣告商業週期結束與永久繁榮到來時。果然，這不就是，正如奧地利學派所指出的，繁榮的規模越大、時間越長，銀行信貸擴張所帶來的通膨性繁榮造成之資源扭曲與不良投資的規模也越大，清算這些資源扭曲與不良投資的必要性經濟衰退就會更劇烈也更深刻。

#2：通貨膨脹的終結。在 1980 年代的大繁榮期間，CW 還宣布通貨膨脹成為過去。通貨膨脹已經結束、被封印。還是那句話：政府明智的貨幣和財務政策，加上經濟結構的變化及「高效率市場」，保證了通貨膨脹已經完結。然而，通貨膨脹從來沒有真正消失而是全面回復，且通貨膨脹在深度經濟衰退時比在多數繁榮時期更為強大－這是一個肯定的標誌，不僅通貨膨脹仍在，當復甦開始時它還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3：（#1 和 #2 的必然結果。）他們忘了通膨性經濟衰退。自 1973-74 年後，通貨膨脹發生在每個二戰後的經濟衰退期間，事實上，它真正開始於 1957-58 年經濟衰退後接連幾年的復甦。然而每個人，包括每個體制派經濟學家、金融作家與預測家，通通忘記這個通膨性經濟衰退（也稱為「停滯性通膨」）的新現實，在寫文章或發表言論時，都好像未來幾個月內只能在通貨膨脹或經濟衰退之間二擇一。

市場參與者是否能從經驗中學習，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間長期以來的爭議。無論答案如何（我相信答案是「能」），越來越清楚的是，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媒體似乎無法進行這種簡單的經驗學習。小伙子們看著吧：從現在開始的每個經濟衰退都將伴隨通貨膨脹。

據推測，這種學習故障的原因，是因為它違反凱因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基本理論偏見：我們只會經歷通膨性繁榮或經濟衰退，兩者不會同時發生。確實，在沒有正確理論下沒人能真正了解這些事。但剛好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能預測並解釋為什麼所有的現代世界的經濟衰退都將伴隨通貨膨脹。原因就是：1930 年代廢棄金本位而轉用廉價法幣標準，這意謂著政府或美聯儲能一如所願地隨心所欲創造更多貨幣，不再有任何限制。這種行為並不能消除商業週期；事實上，它使事情變得更糟，在經濟衰退、資產價值下降、破產和失業上頭，再加上通貨膨脹與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

#4：一般大眾都比經濟學家更早之前知道我們是否處於經濟衰退。體制派經濟學家深陷於他們的統計方法，整套統計方法基於精確定義週期波峰與波谷的基礎，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決定確切的波峰月，例如，目前經濟衰退被定義為 1990 年 7 月。這使得經濟學家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來決定是否要告訴我們這個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實：我們處於巨幅經濟衰退。

#5：一般大眾在經濟學家宣稱「復甦」不久後，都知道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在此，經濟學家出現了一個遠比方法論錯誤還難脫其究的失敗。當經濟學家趕緊告訴我們經濟復甦已經開始時，他們很難再跟我們說，我們最終仍處於經濟衰退。籠罩在壯觀錯誤下，體制派經濟學家，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都像當局一樣抱持盲目的樂觀，趕緊向我們保證經濟衰退在 1991 年第三季初已經結束。

在預測復甦時，專業的經濟學警告被可恥地拋到九霄雲外。從1991年中開始，體制派政客與經濟學家拼了命地尋找「復甦的跡象」。「唔…復甦存在，只是很微弱」、「復甦的剛開始總是比較微弱」等等等。最後，到了 11 月，大多數的指數都明顯地越來越差，經濟學家不願意承認他們夏季時的明顯錯誤，開始「雙底衰退」的可能性、「重新陷入衰退的危險」等喃喃自語。看著，我們面對現實吧，把受人尊敬的國家經濟研究院下屬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這個半官方但普遍被讓拱為商業周期的大師們，給通通送上絞刑台吧。

#6：一旦經濟衰退站穩了腳跟，政府沒有辦法用通貨膨脹來逃離經濟衰退；政府只會延緩復甦而不是加速復甦。這是一個只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吸收到的重要真理。一旦經濟衰退開始進行，凱因斯與貨幣主義型的經濟刺激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廉價資金、加速貨幣供應量等。但看看所謂反通膨的「鷹派」Alan Greenspan 和美聯儲做了什麼事：只要經濟衰退一經確認，即使通貨膨脹比以往都更糟，他們仍拋棄過往所謂的反通膨原則，瘋狂地削減利率，輕率又枉然地再次以通膨刺激來醫治病馬。

#7：減稅在經濟衰退，或任何其他時間，都是好的。只對凱因斯主義感到驚艷的愚蠢人類學生，其傳統的建議之一是在經濟衰退期間減稅，卻突然採取保守的貨幣主義立場。在這次經濟衰退中，凱因斯主義者聲明：「的確，減稅在理論（？）上是好的，但卻不會幫助我們走出經濟衰退，因為財務政策將導致不可避免的滯後結果。」他們說減稅只在（他們希望的）復甦已經開始後才會生效。那麼，還等什麼？

減稅在任何時候都是好的，尤其從長遠看來。撇開商業週期不說，美國經濟遭受了二十年的停滯，自 1973 年以來，美國的生活水平甚至略有下降。這是現代美國經濟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特徵。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減稅，越多越好。凱因斯主義主張的減稅，只被用來在經濟衰退其間刺激消費；而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減稅，是用來鬆動政府拖累私營部門與生產部門且近年來穩定惡化的沉重枷鎖。

那又該拿赤字怎麼辦？赤字確實變成失控的怪物，但它不應該也不能用提高稅收或保持高額的方式對待。減稅意味著政府開支將被削減，而削減政府開支是治療赤字唯一健全的方式。事實上，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也主張政府削減開支，以將過度消費的社會開支轉移到經濟急需的儲蓄與投資。與凱因斯主義的神話相反，政府支出並不是「投資」（這是個殘酷的玩笑），它僅僅只是一種浪費的「消費」支出。在這個案例中，「消費者」是那些寄生在生產性私營部門的政客與官員。

【譯作】「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Thu, 0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文：吳莉瑋
圖：pfal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ttacking” The Franc》，Rothbard 為 1993 年歐洲出現的各種「貨幣攻擊事件」中被指責是壞蛋的投機者與德國人平反，此種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歐洲當時對各國所發行法幣進行強制性固定匯率制度，因此，外匯市場對於通膨速度較快的貨幣進行調整，將高估的通膨貨幣（法郎）換成較不通膨的貨幣（馬克或美元），從而使得法郎迅速貶值，可惜目前歐盟已經被「歐元」緊箍咒給套住，但自由的希望之火不會熄滅，就像 Rothbard 多年前的這篇文章所言：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

「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世界媒體的舞台上總是上演令人熟悉的音樂劇。相同的假故事、相同的英雄與惡棍。

法國法郎這個所謂高貴的貨幣「受到了攻擊」。早先前的九月是英鎊受到攻擊，而在此之前則是瑞典克朗。這裡的「攻擊」就像在沿海水域裡鯊魚襲擊一樣激烈而神秘。而英雄是該國總理或財務部長，試圖拼命地「保衛」貨幣價值。

法國總理 Eduard Balladur 承諾捍衛「強勢法郎」（法郎堡壘）至死（辭職）。「捍衛」不是發動飛機大砲，而是花費法國銀行所有的硬通貨儲備，就像德國央行（Bundesbank）以同樣的理由花費數十億美元儲備一樣。在許多情況下，國際機構與美聯儲都會伸出援手，試圖支持「受到威脅」貨幣的價值。

如果國家和國際政治家與政府是英雄，惡棍只有那些投機者，他們所謂的「攻擊」，只是賣出手中的法郎或英鎊，換得自己認為比較健全且有價值的貨幣，在本案例中是德國馬克，在其他案例中是美元。

結果總是相同。經過幾個星期的歇斯底里與譴責，投機者還是贏了，即使總理或財政部長反复承諾貨幣貶值不會發生。瑞典克朗、英鎊或法郎，以各種方式貶值。不再具有原先的官方價值。政府失去大量資金，但承諾的辭職永遠不會發生。總理 Eduard Balladur 仍在，藉由擴大法郎的「允許波動範圍」來保留顏面。

和往常一樣，在歇斯底里過後，法郎、英鎊或瑞典克朗最終仍降低價值，而每個人都奇蹟般獲得新視野，覺得經濟真的變得更好，或至少比成功的邪惡「打擊」前具有更光明的前途。

為什麼貨幣重複地遭受攻擊？為什麼壞人總是贏？為什麼事情似乎總是比「挫敗」前好呢？

這相當簡單。貨幣的價值就像任何商品一樣：供應量越大價值越低；需求量越大價值越高。在 20 世紀之前，各國的貨幣並非獨立的商品，而是被定義成金或銀（不幸的是有時為兩者）的某個重量。20 世紀以來，特別是 1971 年最終淘汰金本位遺跡後，每種貨幣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商品。法郎或美元的供應量取決於任何現存的法郎或美元。持有這些貨幣的「需求」，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期望該貨幣的未來價格或貨幣價值。

政府越是膨脹貨幣，貨幣的「價值」就越低，以兩種方式體現：對商品或服務的購買力，以及相對於其他貨幣的價值。貨幣通膨，會使得貨幣價值受到國內物價上漲，以及與比較不膨脹的貨幣間的匯率下跌打擊。嚴重通膨的貨幣會導致人們逃離該貨幣，因為人們預期未來出現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將手中的嚴重通膨貨幣換成比較不通膨的貨幣。

最好且最不通膨的貨幣形式，是全球性的金本位貨幣。但在缺乏供贖回的黃金量，加上現存廉價紙幣系統的情況下，迄今為止最好的方案當然是允許匯率自由浮動的外匯市場，他們至少能出清市場，確保沒有貨幣短缺或過剩。至少，貨幣價值反映供給和需求。

政府喜歡假裝本國貨幣的價值是高於它的實際價值。如果法國真的想要「法郎堡壘」，央行應該停止在市場上增加法郎供應量。相反地，政府習慣性地想要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較高的物價、較高的政府支出、補助及提供給親政府人士的廉價貸款），又不想遭受任何威信損失。結果就是，政府習慣性地將本國貨幣的估值定得比自由市場估值高。

固定匯率制度，使得他們的本國貨幣變成人為高估（價格下限），而馬克與美元等強勢貨幣則變成人為低估（價格上限）。其結果是「過剩」的法郎或瑞典克朗，以及「短缺」的強勢貨幣。

為了保持這種人為的高估，政府與它的盟友得注入（浪費）足以支撐其價格的數十億美元，這個過程最終必定會花光政府的美元與耐心。此外，受到「攻擊」的貨幣只有一條路可走：貶值到投機者因確信將獲得可觀利益而將手上的強勢貨幣換回被高估的貨幣。

把這些危機歸咎於投機者，就像指責價格管制下的「黑市高價」一樣荒謬。真正的壞人是所謂的「英雄」，那些政府官員想學卡紐特大帝一樣指揮潮流，並維持人為且不健全的估值。

最近這些所謂的英雄變得比平常更可惡。歐洲各國政府自 1979 年以來一直試圖維持彼此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一直試圖取消相較於官方匯率的 ±2.25% 允許波動範圍，為預計 1993 年底由單一歐洲央行發行的單一歐洲貨幣單位（ECU）作準備。

單一歐洲貨幣與歐洲央行被包裝成「自由貿易單位」推銷給世界公眾，但它實際上朝中央集權布魯塞爾政府邁進了一大步。也朝老凱因斯主義的夢想世界踏了一步：由世界政府管理的全球儲備銀行發行統一的紙幣。

幸運的是，馬斯垂克（Maastricht）的抵制、英國從歐洲貨幣體系的撤軍，以及挽救顏面而大幅放寬匯率允許波動範圍的新系統，ECU 和凱因斯夢想的胎死腹中。世界市場再次戰勝凱因斯集權國家主義，僅管權力看似握於體制派手中。

在法國的例子中，還有另一個被所有人譴責的小人。德國央行因為對東德的龐大補貼而擔心德國境內的通膨，一直沒有像法國所希望的那樣進行通貨膨脹。對於法國或英國而言，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又不想面對貨幣貶值的唯一方法，是試圖讓較不通膨的強勢貨幣也跟著膨脹，把這些強勢貨幣拉到通膨貨幣的水平。

幸運的是，雖然德國人稍微膨脹了一下，浪費了數十億美元來支持法郎，其膨脹幅度遠不如法國或英國所希望的。然而，由於追求相對穩健的貨幣主張，德國人被譴責為「自私」，不願為了「歐洲」犧牲一切的，所謂「歐洲」就是凱因斯主義的通貨膨脹與中央集體主義。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

【譯作】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Thu, 0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文：吳莉瑋
圖：Andres Rued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Rothbard 將拋棄真正金本位後的國際貨幣體系做出簡要整理，基本上，變來變去令人眼花撩亂的各種貨幣體系，都是浮動法幣標準與國際協調下的某種形式固定匯率這兩種制度的各種變種與混搭，換湯不換藥。

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西方世界從 1914 年拋棄金本位後，國際貨幣體系從一個不好的制度飆換到另一個不好的制度，從煎鍋跳到火堆裡又跳回來，為了逃避問題尋找替代方案，又發現自己對替代方案深感不滿。基本上，貨幣體系只有兩種替代方案被認為可供選擇：（1）法定貨幣標準，各國央行掌管該國法幣，匯率按照市場供需而相對浮動；及（2）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受國際經濟政策協調。

目前的系統（1）是在 1944 年英美強加給世界的布雷頓森林系統（2）崩潰後，於 1973 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開始。系統（1）是貨幣主義者或傅利曼信奉者的理想，最大程度地將世界貨幣體系分裂成許多個別國家紙幣的內飛地（enclave），大幅增加不確定性並扭曲貨幣系統，還移除了各國央行通貨膨脹傾向的外部紀律檢查。在最壞的情況下，系統（1）提供了不可抗拒的誘惑讓各國政府大舉干預匯率，並促成法幣集團、貿易保護主義集團，以及造成二戰的 1930 年代各國「搶鄰居（begger-my-neighbor）」政策的競爭性貨幣貶值經濟戰。

而從系統（1）轉到系統（2）就像從炒鍋跳入火堆裡。由 1930 年代的國家法幣集團們湧出了系統（2），由於當時英國仍保留虛設的金本位，使得各國都以英磅為標準，並在持續膨脹的英鎊基礎上金字塔式地再膨脹各自的法幣。其後 1930 年代系統被世界美元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取代，各國能在持續膨脹的美元基礎上金字塔式地再膨脹各自的法幣，而美國則維持在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假金本位。

現在的問題是傅利曼系統（1）再加上以誘導方式回歸到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不幸的是，系統（2）甚至比系統（1）還糟，任何成功的協調都會導致遠比個別國家通貨膨脹更糟的全球性通貨膨脹。法幣之間的匯率必須要保持浮動，因為固定匯率將不可避免地造成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的狀況，在此情形下，價值被低估的貨幣將從流通中消失，也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的通貨膨脹允許全球性通貨膨脹，但是這種美元膨脹直到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定義為低估後，要求將美元兌換成黃金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使得該系統崩潰。

如果系統（1）是傅利曼信奉者的理想，那麼凱因斯主義則是系統（2）最致命的變種。凱因斯主義者長期以來的追求，特別是老式伯恩斯坦與特里芬計劃，以及失敗的新貨幣單位「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中，正是讓世界儲備銀行發行新世界紙幣單位以取代黃金。凱因斯把他建議的新單位稱為「bancor」，而美國財務部 Harry Dexter White 的版本叫「unita」。

不管這個新貨幣單元叫什麼名字，這樣一個系統將是十足的災難，它允許銀行家與政客利用世界儲備銀行無限制地 bancor 紙幣，造成協調性的全球通貨膨脹。再也沒有國家的儲備黃金會流到他國，他們可以調整匯率而不用擔心格雷欣法則。最終結果將是終極的全球性通貨膨脹失控，並對整個世界造成可怕後果。

幸運的是，由於市場信心缺乏且難以同時協調幾十個政府，使得我們今日免於淪入這個凱因斯主義理想。但現在，出現了鮮為人知的不安定跡象，試探世界儲備銀行的不祥風向氣球已經浮起。在西德的漢堡，有兩百個銀行家召開國際貨幣會議，敦促消除當前動盪的匯率制度並朝向固定匯率前進。

此次會議的主題由主席 Willard C. Butcher 設定，他是洛克菲勒所有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Butcher 抨擊當前的系統並警告它無法自行解決問題，「必須加強」尋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貨幣體系（1987 年 6 月 23 日紐約時報）。

而不久前負責國際事務的日本副財務部長 Toyoo Gyoten（行天豊雄）講解了此種加速尋找的具體影響。Gyoten 提出一個擁有「至少幾百億美元」的龐大跨國金融機構，並授權它干預世界金融市場以減少波動。

如果這不是世界儲備銀行的開端還會是什麼？難道凱因斯主義者的夢想要成真了嗎？

【譯作】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文：吳莉瑋
圖：Paolo Camer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Rothbard 簡單地將國際貨幣的三個連貫體系進行介紹與分析：真正的金本位、固定匯率法幣與浮動匯率法幣（或者兩者的不倫不類混合體）。

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這個世界永遠都在貨幣危機，但危機會在某段時間內突然急性發作，然後我們喧鬧地從一個有缺陷的貨幣體系換擋到另外一個貨幣體系。我們不斷在連動紙幣匯率與浮動紙幣匯率間來回，並停在融合兩者的混合。每一個新的系統，每一個基礎變化，都被經濟學家、銀行家、財經媒體、政客還有中央銀行，譽為持續貨幣危機的最終與永久解決方案。

然後，若干年後發生必然的崩潰，體制派又丟出另一個玩具，另一個供我們欣賞的貨幣妙方。現在，我們正面臨另一次換擋。

為了制止這種騙局，我們必須先了解騙局。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國際貨幣有三個連貫體系，而其中只有一個健全且不具通貨膨脹性。這種穩健的貨幣是真正的金本位，所謂「真正的」意思，是每種幣值都被定義為某單位重量的黃金，而且可依照定義之重量贖回。

在這種定義下，各種被定義為某重量黃金的幣值間匯率「固定」，例如，美元被定義為 1/20 盎司黃金，而英鎊被定義 0.24 盎司黃金，二者間的匯率就自然會被固定為各自代表的黃金重量比例，即 £1 = $4.87。

其他兩個系統是凱因斯主義的理想，也就是所有幣值都連動至一個獨立的浮動國際單位紙幣。凱因斯想把這個新的世界紙幣單位命名 bancor，但美國財務部長（也是秘密共產主義者）Harry Dexter White 想將它命名為 unita。不管是 bancor 還是 unita，理想中這些新的紙票會交由世界儲備銀行（World Reserve Bank）發行，並成為各國央行的準備金。之後，世界儲備銀行就可以隨心所欲膨脹 bancor，而這些 bancor 會增加美聯儲、英國央行等國家銀行的準備金，讓各自國家對法定貨幣進行金字塔式倍數擴張。

藉此，整個世界都將同步進行貨幣膨脹，而不會發生通膨貨幣國家的黃金儲備或所得被轉移到健全貨幣國家所帶來的不便。所有國家都能透過中央協調的方式同步通膨，而我們將會在不受檢視與阻礙的世界政府與銀行精英的通膨操縱下受苦。這條路的盡頭將是一個可怕的世界性高幅通膨，沒有辦法逃到較健全或較不通膨的貨幣。

幸運的是，各國的競爭阻礙凱因斯主義者實現他們的目標，所以他們不得不接受次佳解決方案：美國和英國在 1944 年強加給世界，並持續到 1971 年崩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取代 bancor 作為國際儲備，而各國可以金字塔式膨脹貨幣與信貸。而美元反而嘲諷性地被綁定於真正的金本位：戰前的面值約為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首先，美元不能像以前那樣兌換成金幣，而只能換成價值數千美元又大又重的金條。接著，只有外國政府與各國央行被允許有限度地用美元贖回黃金。

這個系統似乎良好運行了二十年，美國發行越來越多的美元，然後這些美元被各國央行用來當成通膨各國流通貨幣的基礎。簡言之，多年來，美國可以將「通膨出口」到其他國家，而免於遭受通膨的蹂躪。但最終，不斷膨脹的美元在黃金市場中貶值，而 35 美元就能換得較高價值的一盎司黃金這種誘惑，使得歐洲各央行開始將手中的美元兌換成黃金。這動紙牌作的房子在尼克森總統任職期間倒塌，並可恥地宣告破產，砰的一聲關上兌換黃金的窗口，在 1971 年 8 月告別了殘餘的金本位。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消失，西方列強正試著要建立不僅不穩定還語無倫次的新系統：在沒有黃金或甚至任何國繼貨幣單位可清償的情況下進行固定匯率。西方列強在 1971 年 12 月 18 日簽訂了命運多舛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尼克森總統還將它譽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協議」。但是，如果貨幣變成純粹的法幣，沒有國際貨幣支撐，這些法幣本身將成為一種貨物，固定匯率就勢必違反了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價格。

當時，相較於西歐各國或日本的法幣，膨脹較快的美元被嚴重高估。由於美元匯率被高估，為了擺脫美元而爭購歐洲與日本的法幣。對匯率進行最高價格控制，導致這些硬貨幣的重複「短缺」。最後在 1973 年 3 月出現美元的恐慌性拋售，打破史密森系統。經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及迅速解體的「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協議」，無論是假的金本位或是固定法幣匯率制度，都廣泛且正確地被視為必然失敗。現在世界又開始展開，剛好又搭上一個「新的時代」：世界性浮動法幣。傅利曼的貨幣主義終於要出頭天。

傅利曼的貨幣主義取代凱因斯主義，成為財經新聞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最愛。各國政府與央行就像他們曾經大肆宣揚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開始狂熱地讚譽浮動匯率的穩健與持久。貨幣主義者宣稱，理想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各國幣值之間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浮動匯率，沒有政府試圖透過干預來穩定或調整匯率波動。這樣一來，匯率將確實反映日常供給與需求的波動，就像自由市場上的價格一般。

當然，不久前世界也遭受過強烈法幣波動的災難：1930 年代各國脫離金本位時（美國僅提供給各國央行兌提的假金本位）。問題就出在每個國家都不斷修整自己的匯率，其結果就是這些貨幣集團積極地貶值貨幣，以擴大出口並限制進口，這種經濟戰爭的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貨幣主義者堅持，這個浮動法幣系統必須保持不受政府干預的絕對自由。

但首先，傅利曼計劃在政治上幾乎是天真到不可能付諸實踐。貨幣主義者所做的，實際上，是允許各國政府發行自己的法幣。他們把操縱貨幣的所有權力交給各國政府和央行，然後再對這些絕對權力發出嚴厲告誡：「記住，明智地使用你的權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干預匯率。」但不可避免的，政府會找到很多理由強制干預匯率的上升、下降或穩定，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行使本能來控制和干預。

因此，自 1973 年以來，我們有的是一個語無倫次的「固定」與浮動的混合體，不受阻礙又受阻礙的外匯市場。即便是獻身貨幣主義的 Beryl W. Sprinkel，在擔任雷根第一任期內負責貨幣政策的財務部次長時，被迫從他遊說政府鬆管匯率的早期成就原路折返。就連 Beryl W. Sprinkel 也被迫在「緊急」情況下介入，而雷根在當前的第二任期中，也堅定地走往不斷修正匯率的方向。

自由浮動匯率的問題不僅在政治面。固定匯率的美德之一，特別是金本位或甚至是法幣，都能經常地檢核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而浮動匯率的美德則是透過專斷的幣值定價能防止突然的貨幣危機，但這卻是喜憂參半，因為原本這些危機至少能有效克制國內通貨膨脹。自由的浮動匯率是國內通膨性貨幣貶值的唯一阻尼。然而，各國政府大多希望自己的法幣貶值，正如近期喧騰的軟化美元以補貼出口並限制進口－走後門的保護主義。目前的修整匯率者有個合理的主張：世界性通貨膨脹只在 1970 年代中後期鬆綁固定匯率的紀律後開始猖獗。

這些修整匯率者正走在征途。1985 年 11 月期間，華盛頓召開了重大且廣為人知的國際貨幣會議，該會議由眾議員 Jack Kemp 與參議員 Bill Bradley 組織，與會成員包括美聯儲代表、外國央行代表與華爾街的銀行代表。自由派暨保守派一致同意「修整匯率」的基本目標。但修整本身沒有解決方案；它只帶來銀行的任意估值、布雷頓森林體系與史密森的崩潰。也許我們最終會得出一個類似當前陰險系統的全球性應用版本：歐洲綁定各國法幣並讓允許限定區域內的浮動。但這種沒意義的固定與浮動匯率混合體，只會同時帶來這兩種系統的問題。

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明白，只有真正的金本位會帶來這兩種系統的好處加上更多優點：自由市場、沒有通貨膨脹、不受政府干預而是由黃金市場價決定的固定匯率？

【譯作】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文：吳莉瑋
圖：torbakhopp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ush and the Recession》，Rothbard 將老布希任職美國總統期間遵從凱因斯主義靈藥所為的各種失敗成果，最後提出實現真正自由與繁榮的道路－把凱因斯、馬克斯還有列寧這三個二十世紀的代表符號丟到歷史垃圾堆裡。

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不幸的是，John Maynard Keynes（凱因斯）這位激發了 1930 年代以來幾乎整個世界的宏觀經濟（包括西方世界、第三世界、Gorbachev 時代與納粹經濟體系），這位具災難性且不可信的發言人，還活著。老布希總統對當前嚴峻經濟衰退的反應，一直是不令人意外的凱因斯主義，因為他的經濟顧問們是凱因斯主義的核心。

由於凱因斯主義者是通膨性信貸擴張的永恆吹號者，他們當然不會去談論每個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先前由中央銀行主導與控制的過度通膨性銀行信貸，而在美國，主導者為聯邦儲備系統。對凱因斯主義者而言，經濟衰退是因為消費者與投資者的消費突然崩潰。凱因斯主義者認為崩潰是因為凱因斯所謂「動物精神」的下降：人們開始替未來感到擔心、鬱悶與憂慮，所以他們減少投資、借貸與消費。

凱因斯主義者對這種因個人不合理的擔心而帶來「市場失靈」的補救措施，是好好老政府－和藹的什麼都能修好先生（Mr. Fixit）。透過明智又冷靜的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指導，政府有能力恰如其份地充當掌舵的船長，彌補公眾愚蠢的率性，並把經濟帶上合適又理性的航道。

凱因斯主義模式提供政府兩種抗衰退的武器。一個是花更多更多的錢，具體而言是大規模赤字。這個武器的問題大家都太清楚，政府赤字已經變成永久性增加的平流層，不管日子是好是壞。經常性被低估的聯邦赤字，當前（1992 年 2 月）估計已接近每年 5,000 億美元（扣掉在社會保險帳戶裡頭價值 500 億美元的虛假會計「盈餘」）。

如果進一步增加赤字不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政府工具，唯一剩下的就是試圖刺激私人消費。而這個方案的主要原則就是政府把民眾當成愛發牢騷的小孩來阿諛，也就是：刺激信心，讓他們相信目前很好未來還會更好，這樣一來，民眾就會打開錢包和皮夾，借更多，花更多。

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民眾著想」而向民眾撒謊。除了我們這些相信政府說謊只是為了政客自身利益的人外，那些被迷惑的大眾將繼續對他們有信心。因此，老布希政府所有不光彩的迴旋：宣稱我們不處在經濟衰退中長達一年，然後換成我們曾經衰退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復甦，然後又改口「微復甦」，接著變成雙底衰退之類的廢話，以及其他有的沒的。只有當激動的民眾打他的臉時，總統才會承認真的有問題，然後或許該為此做些什麼。

但是，在凱因斯主義的框架裡可以做什麼？首先，美聯儲壓低利率，並期望人們會因此增加借貸與消費。但是，沒有人想在經濟衰退時貸款和借款，所以沒有發生太多成效，除了短期美國國債變得便宜，但這對民營經濟沒什麼作用。但是，混帳，信用卡利率持續偏高，所以老布希想到要說服信用卡利率降低，以刺激更多消費者利用借貸來花費。

由此產生的混亂結果眾所皆知。雄心勃勃的參議員 Al D’Amato (R-N.Y.) 靈光一閃，發現強迫性降低利率比說服他們更有效，要不是銀行的強烈抗議與股市的迷你崩盤恢復了一些理智，國會差點通過這項災難性法案。白宮幕僚長 John Sununu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這個總統」的行動，試圖合理化老布希的限價，聲稱國會錯在試圖脅迫。

但布希想說服信用卡利率下降的想法只比強迫下降稍微不蠢一點。問題關鍵在於，市場價格，包括利率，無法被武斷地設定，或是依照賣家或放貸者的意志，不管是好是壞。價格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力量。

高額信用卡利率並非是銀行家決意要對這個特殊借款族群施加壓力的結果。信用卡利率偏高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身為借款人而不是經濟專家的公眾，不關心這些利率。消費者對於信用卡利率不敏感。

為什麼？因為基本上信用卡用戶有兩種。一種是會負責任地支付信用卡的清醒者，每月利率用對他們來說根本就不重要。另一種是像我這樣的享樂主義者，傾向於借光信用卡額度的極限。但對他們來說，利率也不是那麼重要：為了充分利用低利率信用卡（在國內確實存在），他們將不得不先行支付現有的信用卡，清償過程越慢越好。

老布希暨戴瑪托聯盟（Bush-D’Amato）的意見中，存在著另外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謬誤，而銀行家們迅速對準炮口。利率並不是信用卡的唯一部分，還有信用品質：取得信用卡的難易、保有與維持信用卡的要求，以及年費等等。一如銀行所言，如果用 14% 的利率取代 19% 的利率，能夠獲得信用卡的人要少得多。

悲哀地，老布希總統認為能夠加快經濟復甦唯一的積極行動，是把花錢的速度加快，那就是：擴大政府支出，並假設因為擴大支出而在年初產生的財政赤字，會因為其後的消費速度下降而抵銷。

要不要考慮減稅？在此，老布希政府被困在當前的凱因斯主義觀點，即，赤字已經過高，而每一項減稅都必須透過其他項目的加稅而平衡：也就是所謂「稅收中性」。因此，政府當局認為削減資本所得稅這個正確但瑣碎的呼籲實際效果有限，原因是想必這種削減會因為供給提高而維持總稅收不變。

我們需要勇氣來破除這個謬誤並讓凱因斯主義的範式出局。大規模減稅，特別是所得稅，是必要的（a）減少政府施加在納稅人身上的寄生與反生產負擔，及（b）鼓勵民眾消費但更要儲蓄，因為只有私人儲蓄增加才能帶來更多的生產性投資。

此外，增加的儲蓄將會加速復甦，驗證一些景氣繁榮期間出現的不健全且匱乏儲蓄的投資。首先，大規模減稅能迫使政府減少自己臃腫的開支，從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負擔。第二，如果會讓政府總稅收減少，那就更好了。稅收負擔具有雙重層面：高稅率會削弱儲蓄和投資活動，而高稅收則會將資金從生產性私營部門抽到浪費的政府蠢事裡。供給面學派的麻煩是他們忽略了第二種負擔，因此陷入凱因斯主義者暨老布希聯盟的「稅收中性」陷阱。

最後，如果老布希政府這麼擔心赤字，那就應該盡自己的責任提出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並向公眾證明政府開支不僅對經濟繁榮沒幫助還有反效果。如果國會拒絕這個主張，並不斷增加支出，政府可以把延長經濟衰退的責任歸咎於國會。當然，政府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意味著從根本上打破半世紀以來形成世界宏觀經濟的凱因斯主義範式。

我們將永遠沒法打破經濟停滯或商業周期並實現永久繁榮，直到我們像東歐與蘇聯人民否定馬克斯與列寧一樣，徹底且強烈地否定凱因斯主義。實現自由與繁榮的真正方法，是把這三個二十世紀的代表符號丟到歷史垃圾堆裡。

【譯作】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文：吳莉瑋
圖：DryRo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Rothbard 清楚地分析通貨緊縮有兩種指稱，第一種是自由市場調節下的「物價下跌」，第二種是政府強迫性的「貨幣供應量減少」，前者的三種可能原因都是一種市場調節的新陳代謝，而後者則只會造成更多的災難，諷刺的是，媒體唯一讚譽的通貨緊縮恰恰正是後者－明智的政府緊縮貨幣供應量。

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經濟思想歷史中，很少有比通貨緊縮更可怕或更受唾罵的概念。即使是精明的硬貨幣理論家 David Ricardo（李嘉圖）也對通貨緊縮採持懷疑態度，而對價格下降的恐懼症則一直是凱因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核心思想。

早期芝加哥學派與 Irving Fisher（歐文．費雪）開出的通膨性消費與信貸處方，以及著名的 Friedman（傅利曼）「潛規則」－貨幣固定增長率，都源於避免價格下降的熾熱渴望，至少長期而言。

正因自由市場與金本位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價格下跌，所以貨幣主義者與凱因斯主義者才要求法定貨幣。然而，奇怪的是，當自由或自願性通貨緊縮不約而同地都遭恐懼渲染時，最近巴西與蘇聯試圖扭轉嚴重通貨膨脹而採用的嚴厲或強制性通貨緊縮措施，卻普遍獲得好評。

但首先，必須對當代貨幣事務相關的模糊語義進行澄清。通常，「通貨緊縮（deflation）」被定義價格普遍下降，但它也可以被定義為貨幣供應量下降，當然，後者往往也會造成價格下降。最重要的，是要區分出這些價格變動或貨幣供應量變動，到底是因為自由市場下個體價值觀與行為的改變所造成，還是因為政府強制性的調整貨幣供應量所造成。

自由市場的價格通縮常常是通縮恐懼症的特別受害者，它被指責造成經濟蕭條、商業活動收縮與失業。造成這種通貨緊縮的可能原因有三個。首先，生產力與商品供應提高將會降低自由市場中的價格。而這確實也是十八世紀中葉針對西方工業革命的一般記述。

這並非令人畏懼且需要防治的問題，透過生產增加造成的價格下降，是放任式資本主義的一個美妙的長期趨勢。西方工業革命的趨勢是價格下降，從而廣泛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平，而成本的下降則維持了企業的盈利能力以及穩健的工資率，從而反映出實質工資率（購買力）的穩定增長。

這個過程應該要受到稱讚與歡迎而不是打壓。不幸的是，二戰以來的通膨性法定貨幣世界，已經使我們忘記這個真理，並且讓我們對危險的通膨經濟習以為常。

第二個可能造成自由市場價格通縮的原因，是普遍性「囤錢」的市場反應，這會使那些現金庫存具有較高的購買力而有較高的實際價值。即使已經接受第一類型通貨緊縮的經濟學家們，也會懼怕第二類型的通貨緊縮，並呼籲政府趕快多印鈔票來防止。

但是，那些想要抬高現金價值的人有什麼錯，又為什麼不讓這些人在自由市場上遭遇挫敗，並讓其他消費者達到滿足？具有精明企業家與自由價格體系的市場，正能快速因應消費者估值的任何變化而調整。

任何「閒置」的資源，都是因為個體無法適應市場，堅持以過高定價或要求工資的結果。如果市場允許自由調整，這種故障很快就會被迅速糾正，換句話說，就是政府與工會不以干預來延緩或削減市場的調整過程。

第三種形式的市場導向價格通縮，源於經濟衰退期間的銀行信貸收縮或銀行擠兌。即使已經接受第一與第二類型通貨緊縮的經濟學家們，也都試著阻止第三種，把這種過程視為貨幣政策與市場外部性。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關鍵：銀行信貸收縮是針對先前干擾市場的銀行信貸膨脹的健康反應。呼籲銀行以現金贖回腫脹的負債所產生的通貨緊縮，正是市場與消費者能重申對銀行系統的控制，並迫使銀行健全營運以避免通貨膨脹的方法。以市場為導向的信貸收縮速度恢復過程可以洗出不健全和不健全的銀行貸款。

諷刺的是，唯一有害且具破壞性的通貨緊縮，卻常常受到媒體青睞：政府的強制性貨幣緊縮。因此，當「自由市場」倡導者 Collor de Mello 在 1990 年 3 月成為巴西總統後，他立即無預警地關閉多數銀行賬戶，阻止這些帳戶所有者贖回或使用它們，從而將貨幣供應量一口氣緊縮了 80%。

這個行為普遍被讚譽為反映「強大」領導力的英雄措施，但它實際上卻給巴西經濟帶來了可怕的連番重擊。由於政府的貨幣與信貸擴張政策，市場價格進入嚴重的惡性通膨，而政府現在卻阻止人們使用自己的錢來造成進一步毀滅。因此，巴西政府兩度強制破壞財產權，第二次還以「自由市場」與「打擊通膨」為名。

事實上，價格上漲不是一種政府該防治的疾病；它只需要政府停止膨脹貨幣供應。當然，所有的政府都不願意這麼做，包括 Collor de Mello 政權。他突如其來的打擊不僅帶來嚴重的經濟衰退，還讓本來在 1990 年 5 月已經下降到 8% 的物價上漲率開始再次攀升。

最後，巴西政府在 12 月時迅速擴大 58% 的貨幣供應量，並把物價通膨率帶到每月高達 20%。在 1 月底時，「自由市場」政府能想到的唯一反應，是實施不曾管用卻具災難性的物價與工資凍結。

而蘇聯總統 Gorbachev 也許想模仿巴西的失敗，為了打擊「盧布過剩」，他突然決定從市場循環中撤出並廢棄大量的盧布鈔票。這樣嚴峻與突發的 33% 貨幣緊縮措施，是為了政府杜絕「黑市」承諾，所謂的「黑市」正是蘇聯唯一能夠防止大規模饑荒的市場機制。

但黑市活動者早就把盧布兌換成美元和黃金，所以 Gorbachev 的大刀大多砍到那些努力工作以儲蓄微薄收入的一般蘇聯公民身上。唯一可以稍微救贖這一舉動的，是至少它沒有藉私有化與自由市場之名；相反地，它是 Gorbachev 最近試圖回到中央集權與中央控制的重要部分。

Gorbachev 應該做的不是擔心公眾手中的盧布，而是不斷湧入蘇聯經濟的新盧布。如果考慮到據稱自由市場改革者的 Gorbachev 個人經濟顧問 Nicholas Petrakov 對此事件的回應，蘇聯的未來甚至是悲觀的。Petrakov 斷言 Gorbachev 的殘酷行動「明智」，還哀怨地補述：「如果未來我們只能繼續印鈔票，一切只是回到原點。」為什麼有人會認為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譯作】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文：吳莉瑋
圖：_Dinkel_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Lessons of the Recession》，Rothbard 小結了一些有關經濟衰退的教訓（1）你不需要經濟學家；（2）沒有所謂「新時代」；（3）不需要過多庫存就能發生經濟衰退；（4）債務不是關鍵問題；及（5）不用擔心美聯儲的「推繩遊戲」，相當精闢。

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據官方消息！就在每個美國人都知道我們處於嚴重經濟衰退的若干年後，無限崇高的私營半官方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終於作出了被期待已久的宣言：我們從去年夏天開始一直處於經濟衰退。好了！這裡是一個啟發性的例子，說明為什麼曾經被尊為先知與繁榮科學指南的經濟學專業，在美國民眾心中的地位急速下沉。不會有比這個族群更值得此種評價的了。事實上，當前的經濟衰退，帶給我們一些寶貴的經驗教訓：

教訓 #1：你不需要經濟學家…

1960 年代新左派最喜歡的口號之一是「你不需要氣象預報員來告訴風是怎麼吹」。同樣的，顯然，你不需要經濟學家來告訴你是否處於經濟衰退。那麼，為什麼那些宏觀經濟的內行人，不僅不能預測未來，甚至沒能指出當前狀態，就連回顧過去也顯得勉強？為了還給他們應有的評價，我敢肯定，Robert Hall 教授、Victor Zarnowitz 教授還有那些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的其他傑出梭倫（solon）們，早就知道我們進入經濟衰退，甚至可能比民眾感受到的都早。
問題是國家經濟研究院被自己的培根歸納主義研究方法困住，那些經濟學專業過份推崇的細緻數據收集還有偽科學。

國家經濟研究院過去五十年來，判斷商業週期的整套方法，都仰賴於精確標出每個周期性轉折的高峰月與低谷月。因此，在去年秋天的時候，累計的數據還不足以宣稱「我們在今年夏天進入經濟衰退」。一般常識或奧地利經濟學派都足以瞭解，即使選定的月份與確切的日期只有一個月的些微差異，都會對平均值、參考點、先前、滯後和指標等統計處理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但是這些統計處理是國家經濟研究院所謂「科學」的重要機制。如果你想知道我們是否正處於經濟衰退，最不該找的人是這些經濟學專業組織。

當然，民眾可能善於感受經濟現狀，但他們不善於因果分析，或是搞清楚該如何走出經濟困境。但話又說回來，經濟學專家也沒有做得比較好。

教訓 #2：沒有所謂「新時代」。

每一次長期性景氣繁榮的最後幾年，媒體、經濟學界還有金融作家紛紛忙著宣告經濟衰退已成過去而且經濟產生深度結構性變化，或是經濟學家對於「新時代」到來的共識。那些不好的往日經濟衰退已經結束。我們在 1920 年代第一次聽到，而第一個新時代的高潮是 1929 年；我們在 1960 年代又再次聽到，這導致 1970 年代初的首次大規模通膨性經濟衰退；我們最近一次聽到是在 1980 年代後期。事實上，對於即將到來的重度經濟衰退最好的先行指標，不是國家經濟研究院的指數，而是那些經濟衰退已成歷史的新興想法。

更確切地說，經濟衰退將不斷困擾著我們，只要通膨性信貸擴張仍存在，經濟衰退也會應運而生。

教訓 #3：不需要過多庫存就能發生經濟衰退。

截至目前的數個月經濟衰退，有許多學者宣稱，我們不可能處於經濟衰退，因為企業並未堆積過多庫存。抱歉。它沒有區別，因為通膨性銀行信貸所帶來的錯誤投資，並不一定要以庫存形式存在。正如經濟理論經常發生的錯誤：症狀被誤認為主因。

與上面幾個教訓不同的是，當前的經濟衰退還有一些幾乎不明顯的教訓。其一是：

教訓 #4：債務不是關鍵問題。

大量的私人債務是 1980 年代景氣繁榮的重要特徵，民眾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用來收購企業的浮動高利率（垃圾）債券。然而，債務本身並不是嚴重的經濟問題。

當我購買公司債券時，我將儲蓄轉為投資，和我購買股票是同樣的方式。兩者都難謂不健全。如果某個企業浮動相對於資產過多的債務，這只是所有者或管理者的失算，對整體經濟而言不是大問題。最壞的情況是，如果債務過於龐大，債權人將接管企業並以更有效的管理取代現有管理。債權人以及股東，簡言之，是企業家。

因此，問題是信貸而不是債務，而且，並非所有信貸都有問題，只有透過銀行通膨擴張而非股東或債權人真實儲蓄來融資的銀行信貸，才會產生問題。換句話說，問題不是債務，而是部份準備金制度的銀行貸款。

教訓 #5：不用擔心美聯儲的「推繩遊戲」。

硬通貨的信徒在經濟學界只占一小部分；但有相當多的硬通貨信徒從事投資分析的行業。幾十年來，這些作家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這些術語並非用來倡導政策，而被用在預測未來。

一方面，「通貨膨脹陣營」說擺脫金本位束縛並承諾杜絕可怕通貨緊縮的聯邦政府，政府將在銀行系統中注入足夠的資金，以防止貨幣和價格通貨緊縮發生。

另一方面，「通貨緊縮陣營」主張過多的信貸與債務使得聯邦政府已經難以控制貨幣供應量，美聯儲所增加的準備金不足以導致銀行擴大信貸與貨幣供應量。共同的財經說法，是美聯儲將「推繩」。所以，通貨緊縮陣營說，我們正面臨迫在眉睫、劇烈且必然的債券、貨幣與價格通貨緊縮。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預言三十年來從未實現，或許會干擾通貨緊縮陣營，但沒有，當麻煩開始露出跡象時，特別是經濟衰退，通貨緊縮陣營不約而同地回鍋預測即將到來的通貨緊縮陣營厄運。1990 年時貨幣供應量持平，通貨緊縮陣營確信他們的大日子終於到了。他們聲稱信貸過度，以至於利率不管再怎麼推低都無法誘導企業借貸。

通貨緊縮經常忽略，儘管銀行不太能再進一步刺激貸款，仍可以隨時使用外匯儲備購買抵押資產，再把新錢投入經濟體。關鍵在於銀行是否堆積過多儲備，以致於未能最大幅度地擴大被允許的信貸。重要的是銀行從未堆積過多儲備，不管在 1990 年或在任何時間，1930 年代是唯一例外。（差別在於我們在 1930 年代不僅經歷嚴重蕭條，利率還被壓低到接近零，因此，銀行即使不最大幅度擴大信貸也沒什麼損失。）結論是，美聯儲是在推棒子，而不是繩子。

此外，今年年初，貨幣供應量再次開始向上衝刺，至少從目前來看，結束通貨緊縮者的警告和猜測。

教訓 #6：銀行可能會崩潰。

奇怪的是，在此這種發生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沒有一個通貨緊縮者對這個曾經表示興趣。過去幾年美國輿論產生一個極為重要且永久的巨變。美國公眾從1933年開始，被凱因斯主義者到貨幣主義者等體制派經濟學家的收買、拐騙及宣傳迷得暈頭轉向，相信銀行體系是安全的，之所以安全，是因為聯邦存款保險。

儘管受到聯邦政府的「保險」，S&L 仍然崩潰，這也終結了保險神話，並對所謂最後避難所 FDIC 提出質疑。目前公眾普遍清楚 FDIC 的資金並不足以擔保所有款額，事實上，它也正快速走向破產。

現在傳統的智慧認為 FDIC 最終會受到納稅人救助而被保存。但不管如何：商業銀行可能會失敗的知識已經放在每個美國人的心中供參。即使公眾能再次被哄，而 FDIC 也修補這次經濟衰退，他們也都會永遠記住這個未來危機的事實，整個部份儲備制度搭成的紙牌房子，將會因為一次大規模的銀行擠兌清算而轟然倒塌。為了彌除這種擠兌，只要別再有納稅人紓困就夠了。

但那不會通貨緊縮？幾乎會，但並不會真的很嚴重。因為銀行仍然可以透過美聯儲印鈔票的大規模惡性通膨來救命，誰會反對這種緊急救助呢？

教訓 #7：不會有「康德拉季耶夫週期」。

有許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不錯的硬通貨投資通訊作家，都莫名信奉著 54 年的擴張和收縮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必然出現的想法。最後一個康德拉季耶夫低谷普遍被認為是 1940 年。51 年已經過去，我們仍然在等待的高峰，顯然，不存在這種循環。

許多康德拉季耶夫信徒信心滿滿地預測高峰將出現於 1974年，與上次高峰精確地相隔 54 年，也就是普遍被認定的 1920 年。然而，他們享受到的是 1974 年的景氣衰退，以及快速復甦後的回落。於是他們試圖把整個 1920 年代說成「高原期」來挽救理論，把收縮期或下次出現的高峰期往後推了 9 到 10 年。

康德拉季耶夫信徒首選的收縮開始日期是 1984 年。當然，什麼都沒有發生：現在，7 年後，康德拉季耶夫學說奄奄一息。如果當前的經濟沒有持續衰退，而是在最後結束衰退，那麼再也沒有任何推算空間留給 54 年的說法。而康德拉季耶夫從業者，當然，將和先知或水晶球預知者一樣永遠不會放棄，但據推測，這些人永遠都有市場。

【譯作】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文：吳莉瑋
圖：bitzcel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Rothbard 大膽地宣布文章發表當時（1991年）美國已處於經濟衰退階段，並在文末提出奧地利學派的政策建議：

首先，停止當前危機的通貨膨脹部分，美聯儲可以永久停止進一步購買任何資產或降低準備金比例。這將停止未來所有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第二，政府可以大幅削減稅項：營業稅、消費稅、資本利得稅、醫療費用、社會保險，還有所得稅（包括上、中、下層稅級）。第三，政府可以削減開支，無處不減的巨幅削減：藉此減少赤字並獲得其他好處。這只是開胃菜。

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絕非全然的「非主流者」，但我有個非主流的指標－提供經濟衰退的合理「先行預警」：每當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作家都正歡呼著永久繁榮又不會經濟衰退的勇敢新世界來臨時，我知道巨幅經濟衰退將指日可待。

它永遠不會失敗。在傅利曼主義的原型思想－Irving Fisher（歐文．費雪）的領導下，1920 年代後期進入「新時代（New Era）」，宣稱新的聯邦儲備制度將透過精細的微調，帶來不再衰退的永久繁榮。然後發生 1929 年的大蕭條。

而 1960 年代，凱因斯主義體制派說服我們商業周期只是過去放任政策的遺跡：透過凱因斯主義官員明智的微調，將保證出現沒有通貨膨脹的持續充分就業。這些體制派經濟學家對自己充滿信心，甚至取消了學校裡的「商業周期」課程。

為什麼要繞著前現代世界的古物打轉？相反地，他們被換成「宏觀經濟學」與「經濟增長」等課程。賓果！接著到來的不只是嚴重經濟衰退，而是看似不可能的通膨性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和物價通膨第一次在 1973 到 1975 年間同時發生，接著是 1980 到 1982 年間繼經濟大蕭條後最嚴重的雙重經濟衰退。（過去，這種嚴重經濟衰退經常會被稱為「蕭條（depressions）」，但自從語義學靈藥接管後，「蕭條（depressions）」這個用詞因為太令人鬱悶而被取締。）

而現在，1980 年代中後期，雷根政府開始再次向我們保證新的經濟時代已經到來，雷根減稅（實際上不存在）政策的奇蹟加上全球化的技術先進，都向我們保證絕不會出現任何經濟衰退，除了一些特殊產業或地區無關痛癢的調整外。

另一個更大的經濟衰退來了，果不其然，我們正處其中。這些體制派不僅忘記經濟衰退，還特別忘記戰後的通膨性經濟衰退。兩個最糟的世界相結合：失業、破產與活動衰退伴隨著陡峭上漲的生活成本。經過半世紀的凱因斯主義微調（僅管它們貼上雷根標籤，我們至今仍然受到影響），並沒有治愈通貨膨脹或是經濟衰退；它只成功地完成同一時間帶來兩者的壯舉。

每個人都害怕先行判斷是否正處於經濟衰退；每個人都習慣屏息等待國家經濟研究所（NBER）的宣布，這個倍受尊敬的私營機構，透過少數專家組成的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Dating Committee）篩選數據，判斷（如果有的話）經濟衰退是否已經開始。現在的問題是，國家經濟研究所需要在陷入衰退的數個月後才能下定決心宣布我們處在經濟衰退，但此時經濟衰退幾乎都快結束了。因此明顯始於 1973 年 11 月的巨幅經濟衰退在一年後才正式公布；而公布後 6 個月，也就是 1975 年 3 月，我們已走在復甦之路。大多數的經濟衰退都會在一年或一年半間結束，也許這才是重點：這些體制派要麻醉我們，直到經濟衰退結束。

國家經濟研究所之所以要花這麼長時間來下定決心，是因為它認為它必須精確定義經濟衰退發病的初始月份；而這個精確月份神器（所有理知與常識都知道其實沒差多少）所賦予的苦難，是因為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整套求取商業周期的錯誤方法，仰賴於精確取得「參考月」，再基於這個特定月份取平均、提前與滯後量。截至目前為止，經濟衰退的前一兩個月內，無論怎麼處理數據都會搞砸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所有計算模型。而成功完成國家經濟研究所的計算模型，當然也比盡快搞清楚事實並對外公布來得優先。

看著 1988 年的住房市場、失業、債務清償還有許多其他經濟因素，我願意斷然聲明，我們正處於另一個通膨性經濟衰退。這是什麼意思呢？令人心頭一暖的是看到有一些經濟學家歡迎具有重要功能的經濟衰退，經濟衰退能夠清理不良投資與不健全的債務，從而更快也更持久地替經濟增長鋪平道路。因此，芝加哥大學的 Victor Zarnowitz 說：「經濟承受偶爾的衰退，可能比長期的緩慢增長來得更健康。」泛達管理公司（Van Eck Management Corp.）的經濟學家 David A. Poole，提醒不應出現政府刺激下的迅速復甦，否則「經濟衰退無法獲得足夠的時間進行清算」。歡迎來到奧地利經濟學派！

但目前的體制派（老布希政權加上民主黨的左翼自由派）針對此次經濟衰退所提出的方案為何？異常的是，他們的提案違反所有經濟學派的思想：急劇增加稅收！每個學派：奧地利學派、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或古典主義都會對這種計劃產生驚恐，這種計畫顯然會惡化經濟衰退，它將降低儲蓄、投資與生產性消費（相比於寄生又浪費的政府消費）。增稅對通貨膨脹沒有任何幫助，但是卻會嚴重加劇經濟衰退；它也同時加重了政府施加在經濟上的無謂負擔。

難道加稅不會治好預算赤字？不，它只會給政府藉口（講得好像他們真的需要似的！）進一步增加造成負擔的政府支出。此外，唯一比赤字更糟的是提高稅收；而增稅只會同時帶來兩者。

難道政府沒法做任何事情來緩解目前的通膨性經濟衰退？政府當然可以，而且很快。（不要說奧地利學派總是不能提供積極甚至是短期政策建議。）

首先，停止當前危機的通貨膨脹部分，美聯儲可以永久停止進一步購買任何資產或降低準備金比例。這將停止未來所有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第二，政府可以大幅削減稅項：營業稅、消費稅、資本利得稅、醫療費用、社會保險，還有所得稅（包括上、中、下層稅級）。第三，政府可以削減開支，無處不減的巨幅削減：藉此減少赤字並獲得其他好處。這只是開胃菜。您還認為 Newt Gingrich 強硬嗎？

【譯作】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文：吳莉瑋
圖：conorwithone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Rothbard 揭露美國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本質上只是替政客提供掛羊頭賣狗肉的精心偽裝，各種修憲提案版本都具有差不多的重大漏洞，讓政府能夠一如往常地維持巨額支出，而更糟的是，這種不光彩的赤字將受到「平衡預算騙局」的掩護。

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這是現代社會中一個象徵意義勝過實質內容的指標性勝利：聯邦政府提交了一份美國歷史上最大赤字的預算，而被國會以憲法修正案強制要求提供平衡預算的解決方案。撇開這種提案的諷刺性來源，修憲案販子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導致永久性赤字增長的民主制度壓力，同樣也會在擁有「憲法」獨家解釋權的法院起作用。聯邦法官都由行政系統任命並經國會核准，因此，法院也是政府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普遍性地透過狹義解釋來重寫「憲法」作為治療弊病的靈藥外，各種平衡預算修憲案的版本都存在許多深層問題。最主要的缺陷，是它們只要求未來預估預算的平衡，而不是會計年度結束時的實際預算。大家都應該很清楚，經濟學家與政客們都是專家，專門提交看來漂亮但和未來一年實際現實沒有重大關係的預估預算。對國會而言，平衡預估預算很簡單；然而，實際平衡預算則不是那麼容易。最起碼，這每個修憲案版本都應該要求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平衡實際預算。

第二，透過增稅來平衡預算就像為了治療流感而射殺病人；治療比疾病還糟糕。大多數修憲提案都依稀認識到這個事實，而包括限制聯邦稅收的條款。但不幸的是，他們限制的是稅收占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把「國民收入」的概念納入根本國法很荒謬；因為這樣一來，不會有真正的實體，只有隨著政治風向擺動的統計神器。在這種概念下，要大量涵蓋或排除統計數字都太容易。

第三個缺陷再次彰顯把「預算」當成憲法實體的問題。為了讓赤字看起來不要那麼慘，政府把錢花在「預算外」項目的趨勢增加，這些「預算外」項目不會算入公務開支，因此也不會被加到赤字裡。每個平衡預算修憲案都將提供這種對美國民眾進行大規模掛羊頭賣狗肉的解放日。

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捲土重來的保守派親赤字經濟學家，提議將「資本」項目從聯邦預算中完全排除。這個理論是將政府營運類比民營企業中的「資本」與「營運」預算。人們可能會認為，據稱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不會厚顏無恥到把這種概念套用到政府身上。一旦此提議被採用，政府可以愉快地把錢拿去打水漂，無論理由多麼荒謬，只要政府可以把它稱為「對未來的投資」。這是平衡預算修憲案讓所有政客開心的一個漏洞！

第四個問題，是這些修憲提案都允許國會能輕易凌駕條文內容。假設國會或總統違反了修憲案。怎麼辦呢？最高法院有權發令聯邦警力來封鎖整船人員嗎？問出這個問題就等於回答。（當然，因為平衡的是預估預算而非真實預算，這個問題甚至不會出現，因為要違反該修憲案幾乎不可能。）

但是，難道不是半條麵包總比沒有好？難道擁有不完美的修憲案總比沒有好？半條麵包確實比沒有好，但比沒有任何麵包更糟糕的，是一個精心偽裝來愚弄公眾的系統，它讓公眾以為存在一整條實際上不存在的麵包。或者，混合我們的譬喻：裸體的國王真的穿著衣服。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平衡預算修憲案在多數支持者心中的角色。其目的並非實際平衡預算，因為這會涉及那些體制派、保守派或自由主義者不願考慮的開支大量削減。

其目的是為了欺騙大眾預算正在平衡或是很快就會平衡，然後實際上持續保持赤字。如此一來，將減輕民眾對美元的信心下滑。因此，平衡預算修憲案實際上是供給面學派惡名昭彰的假金本位建議的財政對應版本。在該計劃中，民眾無法以美元贖回金幣，美聯儲將繼續操縱和膨脹，但這些通膨性政策都被籠罩在建立信任感的金斗篷下。

在平衡預算修憲案與假金本位這兩種計劃中，我們會被看似健全的政策主張沖昏頭腦，而一如往常的廉價貨幣與巨額赤字則會在不受檢視的情況下繼續。這兩個案例中，其主導思想似乎就如 P.T. Barnum 所言：「每分鐘都有新的渾蛋出生。」

【譯作】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文：吳莉瑋
圖：delete08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Rothbard 仔細分析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謂「科學結論」的謬論，事實上，透過操作原始數據的統計手法，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

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現在不僅有經濟衰退是否迫在眉睫的混亂，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已經處於經濟衰退中（1988年）。因此，美國商會首席經濟學家 Richard W. Rahn 最近宣布：「經濟放緩並非即將到來：它已經在這，但很快就會消失。」不知道我們是否處於經濟衰退有沒有像聽起來那麼傻。需要一段時間累計數據，然後在計算過後才能結論出某個下降僅是小故障或者構成新趨勢。但這種自然的混亂源於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統計學家與金融作家都無疑引用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每個人都在等官方發言，並在神諭終於做出宣告時毫無疑問地接受。因此，以 1966 年經濟放緩與衰退的程度而言，我個人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但是官方說法是沒有，因為國民生產總值下降時間未達經濟衰退的官方定義，而不幸的是，經濟衰退事實上正進行中。由於我們不處於官方所謂「經濟衰退」，我們在定義上正處於「景氣繁榮」。正因為官方特定又專斷的標準與統計方法，整體經濟不能既非景氣繁榮也非衰退，而只是懶洋洋地進行。它必須是兩個選項的其中一個。

國家經濟研究所犯的錯不言而喻；但事實卻相反，官方聲明被視為神喻。為什麼會這樣？正因為官方機構被巧妙地設計，並被宣布為假定價值觀中立的純「科學」機構。

國家經濟研究所是由一大群協會、機構、企業、工會團體、銀行、基金會與學術團體資助的私人機構，這賦予它高度聲望。它的大量書籍與專著都充滿長篇幅的統計與短篇幅的文本或解釋。其所宣稱的方法是培根歸納法：即，打著無先驗理論的招牌，它收集無數事實與統計數據，而它經過謹慎措辭的結論，則全然由數據本身所推導。因此，它所作出的結論被當成無可爭議的「科學」聖令而接受。

然而，僅管有所謂的自我宣告，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程序本身必然會操縱數據來得出結論。而這些程序並非無先驗理論，事實上，存在許多錯誤且令人質疑的假設理論。因此，所得出的結論遠遠非嚴格的「科學」，而是受到取決於程序本身的扭曲。

具體來說，國家經濟研究所選擇整體經濟中的某些「參考周期」，然後檢視某些價格與生產等項目的「特定周期」，並把這些特定周期與參考週期相比較。不幸的是，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期間採用理論，也就是說，它首先替一般性週期挑選出處於波峰或波谷的月份，然後再替特定周期挑選出低谷與高峰的月份。但是，很有可能在許多情況下，曲線是平坦的，或是幾個波峰或波谷彼此接近。

在這些情況下，國家經濟研究所專斷地，在連續高峰期或是相互靠近的多個波峰或波谷中，選擇最後一個月當作所謂波峰月或波谷月。這不具任何經濟原因；為什麼不將整段期間當成波峰期或波谷期、將數據平均，或任何其他作法？相反地，國家經濟研究所只選擇最後一個月當成波峰或波谷，然後再錯誤地把任意指定的「波峰月」和「波谷月」間切成三等分，並假設「波峰月」與「波谷月」間是一條膨脹或收縮的直線，代表繁榮或是蕭條。

換句話說，在任何現實世界中給定的時間序列裡，例如銅價或加州的新屋開工率，都可能會在低谷附近磨磨蹭蹭，然後迅速上揚，並停在持續高位或連續高峰數個月。但國家經濟研究所的原則下，這些活動被壓縮成單月低谷；依照時間等分的直線式擴展；到達單月波峰；接著往下進行類似線性的鋸齒狀收縮。簡言之，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方法必然迫使經濟被錯誤地看成一系列的鋸齒與向上或向下的直線。宣稱「生活是一系列的鋸齒線」的結論，源於國家經濟研究所處理數據信息的方法。

這種信息已經夠糟了。但國家經濟研究所隨後加劇錯誤，計算所有特殊周期的均值與提前滯後量等等，彷彿數據會再回到某個時期，例如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一般。透過這種方法，全國經濟研究制定出「先行指標」、「同步指標」與「落後指標」，而「先行指標」理論上被用來預測未來。（但不是很成功）

過去幾十年中，這種平均化週期數據的問題在於它假設數據為「同質群體（homogeneous population）」，也就是說，它假設銅價或加州新屋開工率這些週期是同樣的事情，而數十年來都以相同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是個驚人的假設；歷史意味著變化，但這個假設荒謬地認為這些數據的母體（underlying population）都保持不變，這種假設使得平均具有意義。

Arthur F. Burns 與 Wesley C. Mitchell 在 1946 年國家經濟研究所出版的《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書中開始提出這種統計方法，雖然受到計量經濟學家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正確地批評為「沒有理論的測量」，但它仍然被用來實現神喻而迅速地風靡當局。

令人特別氣憤的，是國家經濟研究所聲稱抱持明確商業周期理論的我們片面且專斷，而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發言則出於經驗事實。然而，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認識到經驗事實的獨一無二，特別是那些統計的原始數據。而詮釋數據、平均數據與季節性取出數據等作法，必然使處理後的數據成為偽造的現實。他們所謂的培根歸納法沒能讓他們脫離這個陷阱；它只成功地蒙蔽他們，讓他們任意地操縱數據。

【譯作】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文：吳莉瑋
圖：SEIU Internationa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Budget Crisis》，Rothbard 提出一個社會實驗的藍本，建議將政府資金來源改成自願性匿名捐助，只要試行一年就好，當然，這種建議對於真．自由市場擁戴者是再歡迎不過，但是對於那些政府寄生蟲們可就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是，對於那些口口聲聲說要「改革」的人們，願不願意支持這種有大好無大壞的建議可真是試金石了。

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治上的愚蠢季節是秋天而非春天。我們不知看了多少次鬧劇般的危機：當預算執行單位在十月的最後期限前向國會「提交」預算時，那些自由派與中間派為了那些完美、勤奮又敬業的「聯邦雇員」可能「下崗」而發出可憐的慟哭，可惜的是，這並不代表這些人會被丟到沙灘上然後自己想辦法到生產性私營部門找到出路。

這種可怕的休假意味著，被壓迫的納稅人能把自己的錢多留在身邊幾天左右，而那些聯邦雇員則得到難得的機會，在不搶劫納稅人的情況下發揮他們的奉獻精神：但官僚們總是不變地略過這種機會。

是否有許多民眾發現聯邦政府關門幾天也不會世界末日？星星仍在它們的軌道，每個人都跟平常一樣過日子？

我想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給我們一個機會，發現到底「利維坦」聯邦政府對於我們的生存與繁榮有多重要，而我們又真正願意支付多少聯邦政府的照顧和餵養。讓我們嘗試以下偉大的社會實驗：只要一年，令人振奮的歡樂年，我們讓國稅局還有其他財務部增加國庫的職務放無薪假。

也就是說，暫停所有聯邦稅務並停止舉債一年，無論是新發行或是支付現有債券的利息或本金。然後讓我們看看有多少美國民眾仍然願意純自願地投入公共事業。

我們會嚴格讓這些自願捐款保持匿名，因此，不會有任何的個人或組織會因為自願捐獻能取悅聯邦政府而產生激勵。我們不允許任何資金或盈餘結轉，因此，任何年度聯邦開支，包括援助那些可憐但不受歡迎的美國公民的資金，都將嚴格地從明年營收支出。

這將會很有趣，看看有多少美國公眾真心地願意支付，而聯邦政府的真正價值又有多少，又有多少是真的相信這些華而不實的缺點：幽靈道路的分崩離析、癌症治療中心的廢止、為了「共同福利」、「公共利益」、「國家安全」還有經濟學家最喜歡的「公共福利」與「外部性」等技倆的徵用。

更有建設性的話：允許這些匿名捐助者檢視並指定他們希望捐助資金被花在哪些具體服務或機構上。看著官僚間狠毒但真實的競爭廣告更是有趣：「不，不，不要捐給交通部（或其他部門）那些懶惰的糊塗鬼，捐給我們吧。」就這一次，政府宣傳甚至可能是有益又令人愉快的。

已有前例可循：如果能准許且合法化美國總統老布希與他的政府，向日本、德國或其他國家乞求資助我們在波斯灣的軍事冒險，為什麼這些人不能被迫至少在一年內向美國民眾乞求資金，而不是揮舞著他們習用的棍棒？

1990 年的政府休假危機，彰顯了一些針對預算具有建設性但被忽略的思考面向。首先，各方都在談論「公平分擔痛苦」、「承擔痛苦的必要」等等。為什麼只有政府會定期發生這種系統造成的痛苦？

考慮 Sony、P&G 還有其他無數私營公司的活動時，我們曾問過自己他們新的一年將對我們造成多大的痛苦？為什麼只有政府會伴隨著定期的痛苦，就像火腿與雞蛋…或是死亡與稅收？也許我們應該開始問自己，為什麼政府與痛苦就像雙子座雙胞胎，而我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專職徵收並管理痛苦與磨難的機構。沒有更好的做事方法嗎？

另一個值得好奇的要點：現今自由派與體制中間派增稅的信條已被廣為接受，無論我們處於商業週期的哪個階段。這種追求信念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已經處於經濟衰退（有智慧的觀察家不用等國家經濟研究局的追溯報告）的這個事實，也似乎沒有削減增稅的渴望。
然而，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不管是新古典主義、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或奧地利學派，會在經濟衰退時主張加稅。事實上，無論是凱因斯主義或奧地利學派都主張在經濟衰退時降稅，儘管出於不同原因。

所以，這種對增稅的狂熱獻身精神從何而來？中間自由主義派聲稱其對聯邦赤字的擔心。但這一掛人在不久之前，還嘲笑那些擔心赤字的人是尼安德塔人與反動派，而這批人現在卻粗暴地以荒謬為由打發任何要求削減政府開支的呼籲，這裡有個難謂巧妙隱藏在其工作排程的嫌疑。

即：為了自己著想而增加稅收與政府開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擴大對比於私營部門的國家主義與集體主義。

我們有個方法來測試我們的假設：難道這些新興的赤字擔心者，不應該對我們所提出的，一年內沒有任何赤字或施加痛苦的微薄建議感到高興？想打賭嗎？

【譯作】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文：吳莉瑋
圖：Richard.Fis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xit The Iron Lady》，Rothbard 談到柴契爾政權與雷根政權的雷同，以及雷聲大雨點小的「親自由市場面具」，最後惋惜柴契爾夫人未能針對歐洲統一貨幣制度明確地提出令人信服的反對理由。

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柴契爾夫人退出英國統治圈的行動相當符合她在位的統治氛圍：嚇唬人的口號（鐵娘子永遠不會退出）加上些微的具體行動（鐵娘子迅速離開）。

她的政策說辭確實替半世紀以來的英國帶回尊敬自由市場的概念，而看到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那些體制派成為英國最負盛名的智囊機構也難能可貴。歸功於柴契爾夫人時代，工黨在此期間往右翼觀點發展並從根本上放棄瘋子左派的觀點，從而使英國以不高於 1% 的失業率決然地擺脫大蕭條後的憂鬱症。

然而，柴契爾夫人不凡成就的背後，卻是非常不同的故事，且政策與觀點魚龍混雜。其積極的一面，是相當數量的非國有化與私有化，包括出售公屋單位給租戶，從而將前工黨選民變成堅定的保守派業主。她的另一個成就則是打破龐大的英國工會力量。

不幸的是，柴契爾夫人這些加分的經濟紀錄大都被有力的事實所抵消，英國經過柴契爾夫人時代的統治後，英國政府對於英國經濟與社會產生的寄生負擔，更甚於她剛上任時的狀態。例如，她從來不敢觸及的聖牛：公費醫療制度－英國健保（National Health Service）。由於諸多原因，英國政府的支出與稅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慷慨。

此外，儘管柴契爾夫人口口聲聲主張貨幣主義，她早期抵禦通貨膨脹的成就已經逆轉，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政府赤字與相應失業率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柴契爾夫人 11 年後在不光彩的通膨性經濟衰退下離開她的辦公室：11% 的通貨膨脹與 9% 的失業率。總之，柴契爾夫人的宏觀經濟紀錄糟糕透頂。

替糟糕攻頂的，是她以平等稅（人頭稅）取代地方財產稅的決定性失誤。與美國相反，英國的中央政府有權控制地方政府，而這些地方政府有許多是由瘋狂消費的左派工黨所統治。平等稅的目的是要制止地方政府大手大腳地花錢。

相反地，可預見的事發生了。地方政府普遍增加支出和稅賦水平，高額的平等稅等於狠狠地攻擊窮人與中產階級，然後實質上把提高稅賦的責任推給柴契爾政權。此外，在此事件的操作中，柴契爾夫人的人馬忘記平等稅的重點是將稅賦大幅降低，讓最貧窮的公民也有能力支付；一個高於舊有物業稅或允許增額的平等稅，是一種經濟與政治上的精神錯亂，柴契爾夫人為這個嚴重的錯誤獲得應有的懲罰。

那麼，為何柴契爾政府不直接以法令降低地區稅率，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實施平等稅呢？如此一來，將獲得英國民眾的歡迎，而不是對人頭稅的抵抗。柴契爾夫人的回答是，中央政府將可能被迫資助當地政府活動，例如教育，而這將提高中央稅額或中央的財政赤字。

但是，這只是將分析往下推了一步：為何不是柴契爾政府準備削減幾乎和美國一樣臃腫的財政支出？顯然，答案要不是柴契爾的人馬並未真正相信自己的說辭，就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膽量提出這個議題。不管是哪種情況，柴契爾夫人對她的最終命運當之無愧。

以宏觀經濟的領域看來，我們為柴契爾夫人的退出感到遺憾：她是唯一反對建立歐洲央行並發行單一歐洲貨幣的聲音。不幸的是，在辭退她的貨幣主義經濟顧問 Alan Walters（亞倫．華特爵士）後，柴契爾夫人沒對這個即將到來的新秩序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反對，只剩不願英國榮耀從屬於歐洲的怪異理由。因此，她把自己變成狹隘的反歐洲妨礙者，反對看似開明且有益的「統一的歐洲」。

幾乎所有對於新歐共體的分析都將國家與社會混為一談。在社會與經濟的範圍內，新歐洲將成為巨大的自由貿易與自由資本投資領域，這一新秩序將全是好處：擴大分工、生產力與所有參與國的國民生活水平。不幸的是，新歐洲的基礎並不是自由貿易區，而是巨大的新國家官僚機構，其總部設於斯特拉斯堡與布魯塞爾，負責控制、調節，以及透過強制增加低稅國家的稅來「平均」所有國家的稅收。

這個統一歐洲最糟糕的地方正是柴契爾夫人注意力所集之處：貨幣與銀行。雖然貨幣主義者們錯誤地推崇歐洲（或世界）範圍的廉價貨幣系統勝過國際金本位制度，他們對於新計劃的危險警告仍然正確。問題就在這個新的貨幣當然不會是市場自然衍生的交換媒介黃金，而是使用新貨幣單位的廉價紙幣。這個新凱因斯主義計劃的結果將是通膨性法定貨幣，而其發行權則掌握在區域央行手上，即，新的區域政府。

此次合作將使美國、英國及日本的中央銀行更容易與新的歐洲央行合作，從而迅速邁向老凱因斯主義的夢想：世界央行發行新的世界廉價紙幣單位。然後，我們會開始起跑，而世界貨幣與宏觀經濟，將全然仰賴於自稱明智的凱因斯主義大師所集中控制的全球性通膨。不幸的是，柴契爾夫人未能將她對新歐洲貨幣的反對以此清晰的方式表達。

【譯作】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文：吳莉瑋
圖：The Aspen Institut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Rothbard 評論一些提出加稅以減少赤字的政客呼籲絕對不是「勇氣」，此外，領用稅金的政客與官僚事實上並沒有像一般人一樣交稅，他們在名目上提繳的稅金不過只是從納稅人口袋中少拿一點的會計把戲，面對赤字的唯一解，只有削減政府支出，從每個看得到的地方開始削減，越多越好。

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毫無疑問，1988 年初總統選舉季的媒體寵兒是亞利桑那州的前州長 Bruce Babbitt（布魯斯．巴比特）。隨著愛荷華州黨內預選的時間逼近，幾乎體制派媒體的每個專家們都在新聞分析中，把他寫成像斷頭谷中遭受不幸的 Ichabod Crane 警探般，具有榮耀、奇蹟，以及智慧與勇氣的偉人。

令人沮喪地，專家們認為愛荷華州民可能會缺乏感覺與智慧，來理解在電視形象外的政治家。或許美國還算幸運，而專家們的證明也正確，Bruce Babbitt 的選票些微超出他在全國性媒體的忠實粉絲人數。

而 Bruce Babbitt 被媒體大肆宣揚的偉大勇氣是什麼？答案是他以無畏的勇氣，坦率地正視提高稅收以削減聯邦赤字。這令人憶起 1984 年 Walter Mondale（沃爾特．蒙代爾）似曾相似的英勇。與 Mondale 顯然具有較多的可能損失相比，從零支持度開始的 Bruce Babbitt 沒什麼好失去。該問的有趣問題是：這是什麼「勇氣」？

過去，英雄氣概與「勇氣」的意思，是指願意被踢出名單，坦率且毫不畏懼地與強大的專制權力戰鬥。Mondale 或 Babbitt 不過是呼籲那些本來就渴望加稅的州政府，更進一步加重早已離譜地加諸於生產性美國民眾身上並掠奪他們血汗錢的寄生行為，我們真的可以把這稱為「勇氣」嗎？呼籲增稅，在道德上等同於幾年前烏干達理論家們公開呼籲 Idi Amin（伊迪．阿敏）進一步加重掠奪與專制，或者是黑手黨的顧問建議他的頭目把向鄰里商店徵收的「保護費」提高 10% 一樣。我們為這種活動想很多名字，但「勇氣」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或許會有反對意見說，畢竟，要求增稅的政客不僅是加重強加給他人的痛苦，身為納稅人的他也必須承擔與其他公民相同的剝奪。儘管它可能是錯的，難道這不是一種懇求「勒緊褲帶」以共同犧牲的崇高行為？

為了回應這個疑問，我們必須認識一個事實：民眾的稅務負擔長期以來一直被謹慎地加諸其身。即：與精心打造的神話相反，政客與官僚不交稅。舉個例子，政客領收的薪水如果是 80,000 美元，假設他全數申報所得稅並支付 20,000 美元。我們必須理解，他事實上並沒有支付 20,000 美元的稅，相反的，他直接提取 60,000 美元的淨稅收。政客繳納的概念只是簡單的會計把戲，設計來哄騙民眾，讓我們相信他和我們這些人在法律上都站在相同的道義與財務基礎。他什麼都沒有支付，他只是簡單地從我們口袋裡每年提取 60,000 美元。聯合國員工們唯一的美德是他們坦率且公開地具有任何國家的徵稅豁免，這使得他們的立場和一般的國家官僚一樣，只是他們沒有偽裝與修飾。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消費稅、資產稅或任何其他稅項。官僚和政客並不支付這些稅，這些名目只是將官僚和政客從納稅人身上的淨轉移稍減一些。

不幸的是，在當前的美國政治中，我們陷入媒體提供的錯誤選項中進行選擇：一邊是「勇敢」呼籲增稅的政客，另一邊是供給面學派聲稱赤字無關緊要，還要我們學著放鬆並享受赤字。另一種通過試驗、真實且更具有「勇氣」的削減赤字方式似乎被人遺忘：削減政府開支。

瑣碎地提起它實在令人尷尬，除非這種替代選項不知怎地被丟進歐威爾式忘懷洞。那些狡猾的批評問道：「但是，你真的會削減嗎？」，然後把我們大家都陷入令人麻木的細枝末節，例如是否要削減撥給新澤西州前衛劇團的5萬美元款項等問題。

恰當的答案是：所有的支出都要刪減，只有全面大刀闊斧才可能正義地完成此任務。即刻削減所有支出項目的 50%；隨機地廢除政府機構；一條一條將預算減少到某一任總統任期的數額，越久遠越好；這些建議都是很好的開始。重要的是要保持這種思維與精神；而平衡預算將只是接著而來的一部份成果。

【譯作】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文：吳莉瑋
圖：xJason.Rogersx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Rothbard 評論單一稅支持者各種主張的荒謬，以及這些措施即將造成的後果，最後提出相當精闢的譬喻：

我們花錢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身上有個好理由：花在他們身上的錢，並不會比鎖、保險櫃或圍欄更像社會資源浪費。如果沒有犯罪，這種安全措施開支將會是一種浪費，但真實世界中存有犯罪。同樣地，我們付錢給律師和會計師，就像購買圍欄或鎖一樣，因為他們是我們對抗稅收員的守護與盾牌。

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禱詞和散那（Hosannas）注入不分是左派、右派或中間派的學術界，一致歡呼財政部在 1986 年提出的接近理想「單一稅」的計劃草案。（由於該計劃建議三種等級的所得稅率，因此被稱為「顛簸的單一稅」。）

這種幾乎全面性的同意不應令人驚訝，因為單一稅取悅那些喜歡將人們像棋盤上的棋子般移動的學者們，不論其中心思想為何。偉大的 19 世紀瑞士歷史學家 Jacob Burckhardt（雅各布．布克哈特），稱這些社會工程師學者為「可怕的簡化者」。這個標籤完美適用於單一稅支持者軍團，因為他們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清楚又簡單的單一稅，將取代目前令人迷網的稅法，甚至能「在明信片上寫完」。

不幸的是，這個建議僅僅只是孩子氣的天真，而非偉大智慧的結晶。我們這些可怕的簡化者沒能停下來問自己，為什麼現行稅法如此複雜。沒有人會想要為了複雜而複雜。下面是現有複雜稅法的好理由：它是那些無數個人、團體與企業努力地從癱瘓他們的所得稅中掙脫的結果。

而且，相反於那些嘲笑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在追求特殊利益的單一稅學術界，現行的混亂程序一點錯也沒有。這僅僅是那些令人敬佩的人，努力不讓自己辛苦掙來的錢被稅吏搶到肚子裡。

而這些納稅人也已經發現我們那些單一稅學者似乎並未認識的事：有一些事情比複雜更糟糕，其中之一是支付更多的稅。複雜很好，如果它可以讓自己的錢留得多一點。

以神聖的簡單為名，事實上，我們這些單一稅支持者正高興地為無數的個人與企業在以下方面帶來巨大損失：

提高資本利得稅並把它當成所得收入，這將削弱儲蓄和投資，特別是對那些新興且不斷增長的企業。僅管英國課徵高額所得稅，至今仍保持著英國經濟不完全癱瘓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國沒有資本利得稅。

取消加速折舊（accelerated depreciation），這將破壞 1981 年允許企業迅速折舊並重新投資的良好稅制改革。這種改變將特別重挫那些已經在經濟困境的重資本「煙囪」產業。

取消或限制清償貸款的所得稅扣除額，並將房屋業主視為具有應稅的「估算」租金收入，即，假設他們是租戶而不是房主的話，本來所需支付的租金。這種針對屋主的雙重打擊無異於政治炸彈，因此它可能不會通過，但這完全是單一稅支持者的打算。不幸的是，那些被課徵「估算」應稅收入的人沒法以「估算」的形式繳稅。他們得支付山姆大叔白花花的錢。

取消油耗津貼，這將是把石油工業推入蕭條的整潔方法。單一稅學者堅持折舊支出和油耗津貼是對資本家與石油或礦業公司的「補貼」。然而，這不是補貼，它們允許這些公司留下多一點自己的錢，這是至少那些親企業的學者們應該相信的。此外，只有所得收入應該要被課徵，而不是積累的財富；對損失的資本價值（折舊或損耗）課徵「所得稅」，實際上是對資本或財富徵稅。

取消未投保之醫療費用或天災事故損失的稅前扣除額。是否有人開始瞭解為什麼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無情」？

需要注意的是，與一些福利經濟學家不同，我在任何意義上都非理想「柏拉圖最適」的奴隸（主張政府行動不會造成任何人損失的概念）。我願意提倡可能造成某些人損失但實質上大幅增加自由的激進措施。但這些嚴重的損失只是為了對稱性？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基於「簡單」的主張：單一稅能讓我們所有人都不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或許這個誘惑看來強大，但這很荒謬且在許多層面上都不切實際。首先，那些想要「簡單」的納稅人，現在就可以透過填寫簡化稅表實現願望。有三分之二的美國納稅人現在這樣做。

其餘那些與複雜表格抗爭的人只為了以下的理由：少付點稅。第二，對於那些自己擁有企業，包括專職寫作與演講的自僱者而言，報稅任務的複雜性並未減少；我們仍然得在釐清淨營業收益（或損失）的數額中掙扎。這一切都不會在簡化者的統治下改變。

最後，再次重申，我們花錢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身上有個好理由：花在他們身上的錢，並不會比鎖、保險櫃或圍欄更像社會資源浪費。如果沒有犯罪，這種安全措施開支將會是一種浪費，但真實世界中存有犯罪。同樣地，我們付錢給律師和會計師，就像購買圍欄或鎖一樣，因為他們是我們對抗稅收員的守護與盾牌。

很多年前，我的朋友兼導師 Frank Chodorov（弗蘭克．喬多洛夫）在麥卡錫時代（McCarthy era）曾寫道：「逃離政府工作裡共產主義的方式就是逃離這些工作。」同樣的，擺脫稅務律師與會計師的方法就是取消所得稅。這將是甜蜜的簡單！

【譯作】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文：吳莉瑋
圖：ruSSeLL hiGG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Mrs. Thatcher’s Poll Tax》，Rothbard 分析柴契爾夫人任內所提之「社區收費（community charge）」的失敗原因，拋開人頭稅的概念隱含政府擁有個人的身體的意義不論，此種平等稅制的實施前提，是稅率要普遍下降至每個人都負擔得起（或說願意負擔）的程度，而柴契爾夫人在此處栽的跟斗是她並未強迫地方政府降低總稅收水準，這種作法也導致新的稅率將造成大多數人稅賦增加，其失敗顯得必然，此外，Rothbard 重申幾十年來歐美未出現符合定義的「親自由市場」政權最低標準：全面性削減開支、降低整體稅率和稅收並停止印製貨幣與信貸膨脹。

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街頭正在暴亂以對抗討人厭的政府，而警察正逮捕抗議示威者。近日來令人熟悉的故事。但突然間，我們發現這些抗議活動不是針對討人厭的中歐共產黨暴政，而是針對英國的柴契爾政權－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的典範。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東歐的反政府示威者是英勇的自由戰士，但在西歐卻只有瘋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邊緣龐克族？

三月底在倫敦發生一場反政府暴亂，必須指出的是，那是一場反徵稅暴亂，而反對徵稅的運動肯定不全是壞事。但這難道不是基於忌妒而呼籲對富者多徵稅，並敵視柴契爾新平等稅政策的抗議運動？

不盡然。柴契爾夫人新提出的「社區收費（community charge）」毫無疑問是大膽又引人入勝的實驗。許多化身左翼工黨避風港的地方政府議會，近年來一直在從事一次性消費支出。和美國地方政府情況類似，英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基本上來自於物業稅（在英國稱「差餉」），以物業價值的一定比例徵稅。

在美國，保守派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以比例徵稅（特別是所得收入）符合理想與市場「中立」，柴契爾夫人的支持者們顯然明白這種立場的謬誤。在市場上，人們支付商品和服務並非與收入成比例。David Rockefeller（大衛．洛克菲勒）不需要用 1,000 美元買一條其他人只需付 1.5 美元的麵包。相反地，市場強烈地傾向於單一價格：一種產品只有一種價格。確實，如果每個人並非以所得的比例支付稅額，而是每個人都在某時段內支付同樣稅額，將更符合市場「中立」。所有人的稅都應該平等。此外，由於民主的概念是一人一票，看起來這個原則也可以套用到一個人一份稅。平等的投票權，平等的徵稅。

這種對每個人徵稅的概念被稱為「人頭稅」，而柴契爾夫人決定迫使地方議會採取行動，以立法的方式取消地差餉，並以委婉稱為「社區收費」的平等人頭稅取而代之。至少在地方層級上，平等稅取代對富人多徵稅。

但這項新稅有一些深層問題。首先，它仍不具市場中立，關鍵區別在於，市場價格由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自願支付，而稅（或「費」）則是每個人都被強制徵收，即使政府「服務」的價值遠低於收費，甚至是負作用。

不僅如此，人頭稅徵收的基礎是某個人的存有，而這個人必然常常被徵稅追殺。對每個人徵稅的概念，似乎暗示著政府「擁有」所有的徵稅對象，包括其身體與靈魂。

第二個大問題來自於強迫性。柴契爾夫人想取消物業稅並以代表平等的稅收取代當然是英勇的表現。但她似乎搞錯賦予平等稅獨特魅力的重點。平等稅偉大的地方在於，為了使該稅能被合理支付，在實施平等徵收前，稅額必須要大幅降低。

假設，我們目前的聯邦稅突然變成針對每個人課徵的平等稅。這意味著，一般人，特別是低收入者，會突然發現自己的稅額相較於先前增加約 5,000 美元左右。所以，平等稅的巨大魅力在於，它必然會迫使政府大幅降低稅收與支出。因此，如果美國政府提議對每人徵收每年 10 美元，政府稅收總額每年約 20 億美元的普遍性平等稅，我們都會在新稅制下生活得很好，那些平等主義者才懶得抗議這種稅制會對富人收較少的稅。

但柴契爾夫人並沒有大幅降低地方稅額，而是不設限制，讓地方議會保有像以前一樣的總支出與總稅收水準。這些地方議會，不管是保守黨或工黨，都大幅提高稅賦水平，因此，一般的英國公民被迫支付超過原先約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稅。難怪會發生街頭暴亂！唯一令人不解是暴亂竟然沒有更嚴重。

簡言之，平等稅的好處在於它能當成巨額減稅的棒子。為了達到平等而提高稅賦水平是荒謬的：它是逃稅與革命的公開邀請。在實施平等稅的蘇格蘭，逃稅不受處罰，且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公民拒絕支付。在英國，強制執行徵稅的手法很粗糙。在這兩種情況下，也難怪柴契爾夫人的支持率降至新低。現在，柴契爾夫人的人馬正在談論地方稅率上限，但制定上限遠遠不夠：為了保留人頭稅，基於政治與經濟上的考量，都必須要有巨幅稅賦削減。

不幸的是，此種地區性稅務事件正反映柴契爾政權的特徵。柴契爾夫人與雷根主義的過份類似：以自由市場的說辭來掩護中央集權的內容。正當柴契爾夫人正進行部分私有化時，政府支出與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她執政期間仍然增加，而貨幣膨脹也導致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基礎的不滿上升，而增加地區稅賦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在我看來，有資格受到「親自由市場」讚譽的政權，其最低標準是全面性削減開支、降低整體稅率和稅收並停止印製貨幣與信貸膨脹。即使用這種溫和的標準，這幾十年來也沒有任何英國或美國政府能接近資格。

【譯作】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文：吳莉瑋
圖：Johnny Grim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at Gasoline Tax》，Rothbard 將各種主張燃油稅的主張紛紛擊破，最後帶出左翼自由派對燃油稅特殊情感背後的意識型態－嚮往費邊式社會主義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個人主義的憎恨。

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壞蛋燃油稅這個左派自由主義者最喜愛的節目之一又回到聚光燈下。柯林頓在競選期間譴責它是中產階級的稅，當選後的他自稱為經濟高峰會中這麼多席次倡導此理念感到意外。

當然，他不應該感到吃驚，因為柯林頓備受讚譽的「多樣性」偏愛顯然沒有延伸到學界。在小石城的經濟高峰會上，參與的經濟學家與商人清一色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他們說我的邀請函被寄丟了）。唯一的問題變成：燃油稅應該要增加多少，是 Tsongas（主流）提議較為「溫和」的每加侖 50 美分，還是由 Rivlin（當局）建議較為嚴峻的每加侖至少 1 美元，以及導入燃油稅的過渡期可以有多少個月或多少年？

徵收燃油稅的官方說法很一般（削減赤字）。為了加冕燃油稅，普遍的說法是，稅收將迫使消費者減少購買因此「節省」更多的汽油。這樣的確會如此，但為什麼迫使人們減少購買燃油會是個好主意？

如果聯邦政府對每套西洋棋組課徵 500 美元的稅，它肯定讓人們大幅減少採購而「保護」這些西洋棋組。但是，為什麼這種獨裁脅迫，這種減低美國消費者生活水準的要求，在自由社會當中要被當成是件好事？

燃油稅支持者最喜歡的答案之一，是消費者會被稅收引導以節約稀有的能源燃料。但是，節約資源是自由價格體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市場經濟不斷被迫選擇：要有多少需要 X 資源的 X 產品或需要 Y 資源的 Y 產品，應該現在被生產，而又該有多少要被「保留」到未來生產？不只是石油和天然氣，而是所有資源：銅、鐵、木材等。

在每個自由市場領域中，這種「保留」與決定如何分配生產的過程都順利且和諧地完成。每個資源和產品的價格都是市場需求的相互作用（最終消費的需求與相對的稀有資源供給）。如果 X 物品現在和不久後的將來的供應預期會下降，則 X 目前的價格將上升。透過這種方式，預期未來供應下降會使現在的價格上漲，這將促使買家縮減購買量，而礦產開採或產品製造則會因應提高的價格而增多（譯註：如此未來供應也就會被調節提高）。您不需要稅收來完成這項分配與互動的任務。

事實上，課稅是面對此問題最笨拙的方式。首先，政府知道的總是比市場少得多，政府無法打中正確的目標；由於政府的強制凌駕市場行為，課稅將「過度保留」，使得生產低於最佳值。第二，不同於價格上升帶給生產者的激勵，課稅不會激勵供應增加或生產力提高。

那又為什麼燃油需要非市場的保護措施？與此相反，在過去的十年中，燃油的真實價格（扣除通貨膨脹）已經下降了 40%；簡言之，因應不斷增加的需求而產生的豐富原油與和天然氣已經證明，沒有必要擔心要保存原油。

主張燃油稅的另一種說法是它會迫使消費者以更「省油」的方式使用燃油。但這整個「燃油效率」的擔心既荒謬又考慮不周。為什麼車輛只需在燃油的方面有效率？還有許多方面的「效率」，包括每人工時效率、輪胎使用效率，還有車輛帶你去想去的地方的效率。市場會以最優化的方式為消費者協調所有這些效率。

為什麼會有燃油迷信？另外，聯邦政府對於每加侖最低使用英里數的規定越來越大，已經大幅提高汽車成本並打擊汽車安全，迫使我們接受重量不斷減輕的汽車。

另一種說法聲稱，調高燃油稅將「減少我們對外國原油的依賴」。首先，燃油稅不僅會阻礙國外原油的使用與生產，同樣也會阻礙國內原油的使用和生產；第二，經過海灣戰爭後，難道我們沒有表現出，即使只嗅出可能的外國原油威脅，也願意使用最可怕的壓迫來對應？此外，自由貿易與國際分工哪裡錯了？

最蠢也最通用的主張，是其他國家的燃油稅更高：美國的燃油稅「只有」零售價的 37%，而西歐的燃油稅平均超過 70%。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國家具有較高的結核病發病率。那我們是否應該也要急著效仿他們呢？這是一種典型兒童主張的荒謬轉用：「吉米的父母讓他熬夜到十一點。」或者幾年後：「吉米的父母給他買了一台更大的車。」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兒童會作出許多這類主張。但我們指向其他比自己更社會主義的國家會得到什麼？

即使是媒體也會發現一些燃油稅的問題。首先，它懲罰了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與西部居民，在那些地區腹地龐大而車輛需要駕駛的距離遠超過東部或都市。對此微弱的回應是，收來的稅將用於「投資」高速公路，所以能夠幫助這些駕駛人。但是，如果稅收會進入高速公路，它要如何幫助減少赤字？

第二個較難處理的觀點，認為燃油稅損害廣泛的中產階層，是一種「倒退」，因此是「不公平的」。這是柯林頓拒絕提高燃油稅的最初理由。但據推測，這種說法可以利用其他的新增稅項或者是花在中產階級身上的支出抵銷（而後者又違反減少赤字之主張）。

當然，燃油稅的普遍說法是將削減赤字；官方估計聲稱每加侖 50 美分的增稅可以削減 500 億美元的赤字。這真是怪了，自由主義者只有在拿來當加稅藉口的時候才會擔心赤字。

為什麼對於唯一可行的削減赤字計劃就沒有這種熱情：削減政府開支？增稅曾幾何時有益削減赤字？是雷根政府下的巨額增稅？還是在老布希政府下的加稅？除了問題之外，這些預估都是亂槍打鳥，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些人在增稅情況下會減少多少支出。

穿過這些似是而非的主張，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左翼自由派對於增加燃油稅的癮頭如此堅持？首先，自由主義的信條是沒有不喜歡的稅收或政府支出。稅收與政府支出這兩者，都是把生產者所賺取的錢與民眾的資源，轉移到政府的肚子裡。

簡言之，稅收與政府支出都雙雙滿足費邊自由主義想將國家轉變成大規模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可以解釋普遍的稅收癮頭，但為什麼長期對燃油稅有特別偏愛呢？

因為，在美國現代生活的所有功能中，自由派特別仇恨汽車。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汽車允許每個人便宜又舒適地以自己的方式旅行。與自由派感到滿意的集體主義、平等及固定時刻表與乘車地點的集體運輸相反，汽車是個人主義的榮耀。

最重要的是，自由派特別地厭惡那些豪華又華麗的高耗油汽車，這些汽車體現且榮耀資產階級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這些富生產性的中產階級，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內心感到深深怨恨，進而渴望削弱與摧毀的非知識分子。

【譯作】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文：吳莉瑋
圖：JD Hancoc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re We Undertaxed?》，Rothbard 批評許多「借鏡」他國所以建議加稅的經濟學家，為什麼不借鏡蘇聯（所有的國家資源都是蘇聯政府的），接著，分析 Galbraith 主張擴大政府的謬誤，並重伸政府支出不是「投資」且不會提高生活水平，最後，建議如果那些「科學的」經濟學家樂於進行擴大政府的實驗，為什麼不嘗試一下「縮小政府的實驗」？

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每天都有更多證據證明 Bill Kauffman 在《Chronicles》雜誌中的妙語：「那些住在美國的人與那些運作美國的人之間存有巨大鴻溝。」我們這些住在美國的人都堅信，我們的稅率太高，政府支出和稅收正在蠶食我們的物質生活，被用來支持不斷增長且充滿騙子和揩油者的寄生性軍隊，這種政府帶來的負擔讓我們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停滯不前。

那些運作美國的統治精英，包括引進「科學」的尖端技術經濟學家，當然，以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待美國的問題。這些經濟學家精英的任務，是替利維坦的統治規則道歉，然後對統治精英發出指導，冷靜地說出自己的反主題：「美國的麻煩是稅收太少。」

相對於這一說法所引起的合理怒喊，精英是進步又「科學」。我們這些典型的土包子狹隘、自私，且貪婪地想從搶劫的收稅員手中保有一些我們自己的錢。而他們那些精英既明智又全知，與我們狹隘又自私的抵抗相比，他們只關心共同利益、全民福利還有公共福祉。如果指出他們版本所謂的共同利益，疑似與那些技術經濟精英狹隘又自私的利益一致，就是把我們自己與當代最糟的用詞相關連：「歷史陰謀論」。

最近出現的許多（如果不是全部）呼籲加稅之經濟學家的帶頭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T 的 Robert M. Solow、哈佛大學的 Benjamin Friedman，以及卡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Charles L. Schultze。（“Economists See Long-Run Need to Raise Taxes,” New York Times, Jan. 27, 1992.）大多數經濟學家使用的常見策略，是指稱歐洲或其他地區的稅收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高於美國。霸凌。如果是那種推理，為什麼不指稱蘇聯的輝煌經濟成就？蘇聯政府的產出吸收且構成了所有的國家資源。

再仔細一看，Solow 等人的主張是重播 Galbraith（加爾布雷斯）的舊論文與他在 1958 年《The Affluent Society（富裕社會）》暢銷書裡的宣傳。《The Affluent Society》提到美國的私營部門繁榮且興旺，而公共部門或「社會」部門則骯髒又混亂。假設繁榮和效率僅取決於所花費的資源，Galbraith 總結：「太多」被用在私營部門，而「太少」用於公共部門。因此，Galbraith 呼籲資源大規模從私人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

這種方案實施了 24 年後，對私營部門課徵越來越多的稅來養活日漸膨脹的公共部門，結果如何呢？追隨 Galbraith 學說的結果是什麼？顯然：公共部門的骯髒加重伴隨著私營部門的邊緣磨損。Solow、Galbraith 和其他人的答案是，我們仍然做得不夠，政府必須徵更多稅、花更多錢。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我們可以預期最終結果是蘇聯在 1991 年的經濟形勢。

這種胡說八道的關鍵謬誤，是假設政府開支與真正的儲蓄和投資相同，並確實是一種相對於私營部門的高級形式儲蓄與投資。Solow 與同夥們同意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認為生活水平的上升只能透過儲蓄和投資的增加，但他們對於儲蓄的想法出於集體主義且只能透過政府支出產生效應。

因此，紐約時報的釋義中，Solow 具有勇氣的結論是：「如果美國人想確保後代的生活比自己更好，他們必須學會減少消費，這意味著不用過的那麼好，增加儲蓄與投資。」不幸的是，由於高額稅收，他們的生活已不如從前，但這種犧牲對於國家的未來或他們的後代幾乎沒有幫助。Solow 的概念跟 Stalin（史達林）很像，國家打劫消費者、課稅，並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都為了永遠不會成真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相反地，在私人儲蓄與投資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沒有人被迫犧牲，那些願意儲蓄與投資的人可以這麼做，而那些順從內心渴望的人也能隨心消費。

接下來，這些經濟精英幾乎把每項政府支出都貼上尊貴的「投資」標籤。但與此相反，政府支出不是「投資」，就只是簡單地把錢花在感覺良好或是那些非生產性的統治精英的擴權。所有的政府支出都遠不比「投資」，實際上是政客與官僚的消費。因此，增加政府預算就是增加消費並減少儲蓄與投資，而削減預算的情況正好相反。

沒有什麼會比 Solow 跟體制派經濟學家主張增稅的呼籲更高貴、公共利益導向與「無私」。恰恰相反。

要怎麼解釋 Galbraith 主張的私人繁榮與公共骯髒差距，現在比 1950 年代更明顯呢？觀察沒有錯，但得出的結論是錯的。如果公共部門是大問題，難道答案一定存在這兩個部門的相對比較？難道答案不是擺脫或至少大幅萎縮公共部門的失敗？

簡言之，私有化公共部門，引人注意的骯髒就會迅速消失。如果任何人對此持懷疑態度，那就讓我們嘗試一段時間。把政府私有化個十年，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偉大的社會實驗」，最大化「科學中立」。大家贊成嗎？

【譯作】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文：吳莉瑋
圖：27147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ar on The Car》，談到柯林頓政府研擬的各種車輛管制，實際上是走向更大程度的集體主義，這種自由的被剝奪總是漸進式的，透過各種美其名的口號作為外衣，行限制人身與財產自由之實。

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當前政治舞台迷人的特點之一是它的苦澀與幾乎前所未有的兩極化。一方面，最近幾個月顯然湧出的激烈基層民眾運動，根深蒂固地厭惡柯林頓總統這個人、他的思想、他的政治主張，以及所有與柯林頓和華盛頓利維坦（Leviathan）政府相關的事物。

這個運動的範圍廣泛，從農村居民到習性溫和的知識分子與教授，並體現在個人意見、基層活動與民意調查中。

柯林頓政府通常在這樣強烈的流行運動下會看準風向並謹慎行事。離奇的是剛好相反，他們橫衝直撞且考慮不周，從而打造出越來越多的虛擬社會危機和馬克思主義說的「革命形勢」。

柯林頓政府一直試圖壓制對手的言論自由。最近兩個明顯的例子：第一是柯林頓計畫推動法案，將遊說（lobbying）的定義擴大到包括幾乎所有的基層政治活動（這將意味著強制註冊、登記等繁瑣的規定）。幸運的是，這個「遊說改革」法案於眾議院通過後在參議院的「阻撓」下胎死腹中。

其次，是住房及城市發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採取系統性法律行動，嚴厲打擊那些反對公共房屋發展的「無家可歸者」在社區的政治言論與集會自由。HUD 將這種自由的基本政治活動視為「歧視」因此「非法」。雖然HUD在備受輿論強力批評下收回對這些公民的法律騷擾，但 HUD 從來沒有承認這麼做是錯誤的。

最近的柯林頓式極權主義尚未被完全釋放。白宮似乎設立了一個叫做「白宮車輛論壇」委員會的諮詢小組，計畫將在 9 月提交建議。「車輛論壇」的需求源於車輛污染的威脅。

汽油中已經去除那些被妖魔化的化學元素鉛這個事實，或者說，聯邦政府已經犧牲汽車安全來提高引擎燃油效率，對這些人一點用也沒有。安撫激進的大規模集體主義社會運動是不可能的：收益或優惠只是鼓勵他們並養大他們的胃口來要求更多。對於車輛論壇的人也是，車輛污染依然如以前那樣具有嚴重威脅。

車輛論壇諮詢小組包括常出現的嫌疑人：柯林頓的政府官員、環保人士、有同情心的經濟學家，和一些車業走狗。除了對「耗油」的車輛徵收更高的稅外（問：有什麼車是小酌汽油而不是狂飲？），還有些創新的想法正研擬中：

提高持有駕照的最低年齡；

強迫超過某個年齡的駕駛人要放棄駕照；

訂定每個家庭擁有車輛數目的最高限額；

強制執行車輛通勤者的選擇性上路日。

簡言之，汽車強制配給、強迫某些群組停止駕駛、強迫他人停止使用那些他們被慷慨允許擁有的車輛。

如果這不是極權主義，那還有什麼有資格？如果美國公眾會被「奪槍者」激怒，那他們也會等到他們認識到利維坦正來奪走他們的車！

現在，當然，討論了這些想法的白宮助手向新聞界承認，一些「狂野想法」將被委員會夭折。難道這是我們保護自由唯一的依靠？

同時，一如往常，唯一公開批評這些思考來自左派，喃喃說著這些車輛論壇參與者行動速度不夠快。山巒協會（Sierra Club）的 Dan Becker 抱怨：「白宮每嘟噥一秒，就有數百加侖的汙染物被送到空中。」誰知道？也許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的萬年局長 Dr. David Kessler 可以發布燃料排放被發現「有毒」，然後政府就可以一夜禁止所有車輛。

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場車輛戰爭並非始於發現汙染。對私家車的憎恨在左翼自由派間流行了幾十年。它首次出現於看來似乎是次要的審美觀抱怨：1950 年代凱迪拉克的魚鰭式尾翼。那些攻擊恐怖尾翼的墨水和精力的數量相當驚人。

但左翼自由派很快就出現無關尾翼或污染的抱怨。他們憎恨的是個性化、舒適，甚至是豪華的私家車運輸方式。

相對於鐵路，汽車解放了美國人在集體主義獨裁下的集體運輸：被迫在巴士或火車上摩肩擦背的「交叉式民主」，與主導的固定時間表及固定車站。相反地，私家車讓每個人擁有「王者之路」，他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沒有義務要為了鄰居或「社區」清掃。

此外，司機和車輛擁有者能舒適又豪華地擁有這些奇蹟，比他的「民主派」同胞幾小時的擁擠時間更愉快。

因此，系統性私家車戰爭開始，並轉入高擋。如果他們不能直接拿走我們的車，他們可以用燃油效率、汙染、鍛鍊身體等名義，甚至是以美學說服並強迫我們使用更貴、更小、更輕，但是安全性較差且豪華與舒適度更低的車。

就算他們勉強讓我們暫時保有車，他們也可以把駕駛變得更困難來懲罰我們。但現在，柯林頓的人馬們從各方面趨向集體主義，從醫療照護、搶奪槍枝到攻擊言論自由與吸煙者的權利等，都證明他們從來沒有放棄。

與歷屆政府不同的是，他們不知疲倦、無情，什麼都不放過。昨天，「如果你讓他們來搶我們煙或槍，接下來他們就會來搶我們的車」的口號看來似乎荒謬得誇張。但現在，這種前景看來變成合理的政治現實寫照。

【譯作】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文：吳莉瑋
圖：Alan Cleav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美國在 1986 年稅收改革法案中提倡關閉漏洞並刪除稅收抵免，造成大多數納稅人的稅額增加，但希望到來，保守派在自由主義者呼籲大幅補助雙薪家庭的托育服務的絕望中，重新召回曾經被自己的改革法案丟到垃圾桶的「稅收抵免」，Rothbard 期望著，如果可以的話，把「漏洞」擴大到整個稅收制度將有多好。

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現代自由主義者以簡單卻有效的方式運作：自由主義者發現問題。這並不是艱鉅的任務，世界上有很多問題等待我們發現。這些問題的根源：我們不活在伊甸園，能實現我們目標的資源是稀有的。因此：65 歲以上有 X（有待社會學研究發現）數量的人患有倒裂刺「問題」，超過兩億美國人有買不起夢想 BMW 的「問題」。發現「問題」後，自由主義研究員檢視它，並擔心它成為全面「危機」。

典型程序如下：自由主義者找到兩三個腳氣病案例。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腳氣病受害者的照片，然後被宣傳要戰勝腳氣病爆發恐懼的直接郵件廣告淹沒。十年後，數十億美元的聯邦稅收投入腳氣病研究、腳氣病治療中心、腳氣病疫苗，以及其他有的沒的，然後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令人不安的潛在事實：腳氣病數量比以前更多。一些認為聯邦用於腳氣病的資助是在浪費時間、金錢甚至反生產性的觀點，被迅速忽略。相反地，自由主義者記取的教訓是腳氣病的威脅比他想得更嚴重，必須要快速增加三倍的聯邦資助。此外，他指出，我們與腳氣病的鬥爭，已有 200,000 名訓練有素的腳氣病專家，正準備將餘生奉獻給豪華聯邦資助的偉大事業。

那些認為政府沒有義務「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被說成「不感性」和「缺乏同情心」。一些保守派抓住精明的尾隨策略。他們只好同意：「是的是的，我們也相信所謂社會危機的緊迫性，我們感謝您的呼籲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我們相信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透過增加政府支出與稅收，而是允許私人和團體以稅收抵免的方式花錢解決問題。」

總之，讓人們保有自己的錢，然後把錢花在倒裂刺、BMW 或防治腳氣病的研究上，社會危機就會得到解決。雖然基本的哲學問題被迴避，至少人們被允許自己花自己的錢，稅會減少而不是增加。雖然人們事實上仍沒能保留他們的錢，但至少稅收抵免是從政府走向私人的值得歡迎的一小步。

然而，一切都在 1986 年改變。保守派加入自由主義者的行列，嘲笑稅收抵免是「補貼」（彷彿讓人們花自己的錢和給他們別人的錢是相同的事情！），並擺稅收抵免當成「漏洞」來拒絕，視為崇高單一稅理想的破口。保守派現在不再試圖盡可能降低稅收，改採統一的「公平」理想，讓每個在社會上的人都受到同樣的痛苦。

1986 年的稅收改革法案，應該要簡化稅收表格並在不改變總收入的情況下帶來公平。但是，當美國人終於穿過稅收表格叢林後，他們發現這一切複雜到連 IRS 都搞不清楚，而且大多數人發現他們繳的稅增加了。而且還沒有稅收抵免來慰藉心靈。

但希望還是有的。自由主義者在 1988 年發現的危機，取代去年的遊民問題還有前年的餓肚子問題，是自由派的骨幹中產階級雙薪家庭無法負擔托育服務。因此，他們呼籲要調用多達數十億的稅金，讓那些收入較低、單薪家庭的納稅人被迫補貼較富裕的雙薪家庭。福利國家正在行動！

在絕望中，保守派並沒有準備要說（a）這個問題跟政府無關，或（b）如果政府廢除最小法定空間、照護執照等規定，托育服務將會更便宜也更豐富間。保守派迎回我們被遺忘的老朋友：稅收抵免。不僅對專業托育服務，也針對選擇在家裡照顧孩子的母親。

讓我們祈禱稅收抵免將全面回歸。然後我們就可以復甦這個失落的策略，不是「關閉漏洞」而是不斷擴大，廣泛地開放，讓每個人都能開著麥克貨車壓過它們，直到整個聯邦稅收制度成為一個巨大漏洞的絕妙時刻。

【譯作】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文：吳莉瑋
圖：Dave Dugdal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談到稅制改革中，人民被名目用語轉移注意力，變成相互糾察，想要別人付得比自己更多，而非團結一制關注政府減稅。這種慣用手法雖然老舊，但似乎每次都頗有成效。

最近稅收分配的討論重點被集中在「公平分擔」或所謂「補貼」，是將轉移民眾注意力的聰明手段，真正的問題是：稅收對每個人都是負擔與壓迫。「稅收改革」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盡可能降低每個人的稅額，轉移到確保其他人支付「公平份額」且不受「補貼」的偉大聖戰上。

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雷根政府的稅收「改革」中，最有爭議的方面之一（因為它涉及數十億美元），是消除聯邦所得稅中針對州稅與地方稅的稅收抵免。其論點在於，在稅收抵免下，州稅較少的公民「補貼」州稅較多的公民。由於補貼被推定為不幸且非市場中立，刪除稅收抵免被視為追求中立與趨近自由市場運作。對手做出明顯的答复，認為所得稅應針對淨所得課徵，刪除稅收抵免意味人們的同一所得被兩度徵稅；一次是聯邦政府，另一次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

但是，與此同時，補貼的主張並未獲得充分討論。改革支持者正操弄「補貼」的語義。補貼，一直以來都是指某組人被徵稅，並將這筆稅金轉移到另一組人手上，換言之，就是彼得被徵稅來支付保羅。但是，如果被壓迫的紐約市民因為稅收抵免而繳較少的稅，那他們是以什麼方式被「補貼」？這一切都只是紐約市民辛苦掙來的財產受到比原先較少的掠奪罷了。把這種情形說成「補貼」，意思就像強盜在高速公路上毆打了某人後，慷慨地給受害者坐巴士回家的車錢一樣。讓你保有自己的錢，怎麼能稱為「補貼」？

只有一個假設能成立。那些想要消除稅收抵免（不僅州稅或地方稅還有許多「漏洞」）所隱含的假設是，政府擁有我們所有收入與財產，如果讓我們保持部分或者是比以前多一些，才構成非法的「補貼」。或者，更確切地說，聯邦政府要從目標身上收集一定的稅收，該筆金額不知怎地出現在石頭上，而那些付得比這個武斷隨機數字還少的任何人或團體，就會被貼上標籤。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減稅才會等同於補貼。這的確是個奇怪的論點。沒有任何理論能夠證明支付該筆指定數目有那麼重要，甚至能覆寫人身與財產的權利，凌駕人們有權保留所獲財產的概念。

最近稅收分配的討論重點被集中在「公平分擔」或所謂「補貼」，是將轉移民眾注意力的聰明手段，真正的問題是：稅收對每個人都是負擔與壓迫。「稅收改革」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盡可能降低每個人的稅額，轉移到確保其他人支付「公平份額」且不受「補貼」的偉大聖戰上。這樣一來，長期受苦的民眾，被鼓勵自己打自己，努力要讓別人的稅額增加，而不是團結起來一起關注與監督，讓稅額盡可能降低。這種納稅人大聯盟，只能在同一默契下維持，不管誰被減稅或減多少，都沒有人或團體受到增稅影響，所謂的稅是指人民被迫支付政府，不管它們被稱為稅收、費用、貢獻或「關閉漏洞」。

【譯作】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Thu, 3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文：吳莉瑋
圖：ecstaticis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此文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班機壅塞與意外頻傳，原因乃是政府機場服務的不合理定價與空中管制服務壟斷的結果，並揭露呼籲監管的背後動力乃是親卡特爾的主張，再次主張鬆管的自由不能走回頭路，最後也提出解決航空堵塞的建議，私有化機場與空中管制服務。

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沒有理論的經驗主義是在蘆葦上建立搖搖欲墜的自由。如果管制航空系統「不管用」，而放鬆管制似乎有點用，那萬一數據被風吹偏到另一側會發生什麼事？近幾個月來，擁塞、延誤、一些戲劇性意外，航空公司間接二連三的破產與合併，讓那些從沒接受放鬆管制的國家主義者與既得利益者心頭一亮。從而呼籲航空業再監管的叫喊聲已不脛而走。

航空業鬆管始於卡特政權並在雷根手上完成，幅度之大讓民用航空委員會（CAB）不是簡單地削減或限制，而是廢止。CAB從成立之初就開始卡特爾化航空業，一方面設定遠高於自由市場水準的固定費率，另一方面嚴格限制新成員加入航空業與授與少數受青睞公司選擇航線的特權來實施供應配給。一些航空公司獲得政府特權並人為性提高票價，而競爭對手不是被阻止進入該領域，就是收到CAB回絕他們繼續操業的申請而歇業。

放鬆管制有趣的一方面，是專家失敗地預測自由市場的實際運作。沒有運輸經濟學家可以預測到輻射狀交通系統迅速崛起。但一般的市場運作則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市場競爭加劇、票價下降、消費者數量增加，以及航空市場瀰漫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折扣與優惠。幾乎每週都有新的航空公司進入該領域，而舊的與低效的航空公司破產並出現公司合併，航空市場經過幾十年的僵化政府卡特爾後，快速轉移到高效率且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服務。

那為什麼還出現再監管的攪和？（撇開前卡特爾或希望加入特權世界的準卡特爾。）首先，很多人忘了，競爭有益於服務消費者與提高效率，但它讓官僚與低效率無處遁逃。經過幾十年的卡特爾，低效率或那些沒能適應競爭風氣的航空公司不可避免的會倒閉，但這也是好事。

洗牌和兼併也恢復了那些準卡特爾們精心培育的古老謬誤。由於航空公司數目瘋狂地下降，因此，我們正在「回歸」到CAB時期的「壟斷」。難道不需要一個新的CAB來「執行競爭」？但這忽視仰靠政府特權的壟斷或大企業，與在自由競爭下取得主導地位的企業，這兩者間的關鍵區別。政府維護的企業必然低效且是進步的負擔，而自由競爭的「壟斷」企業憑藉的，是相比現有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具有高效率、低價格與更好的服務。就算是荒謬地幻想世界上只剩美國而沒有其他各地航空公司出現自由競爭，避免政府干預這個自由市場公司仍至關重要。

請注意，簡言之，親卡特爾所說的是：他們說政府施加強制性的低效率壟斷非常重要，要避免未來一段時間在自由競爭下可能出現的高效率壟斷。以此觀點著眼，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對那些卡特爾外，呼籲再監管與卡特爾化一點意義也沒有。

事實恰恰相反，現在最重要的是將鬆管擴大到歐洲領域，並結束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這個國際卡特爾。IATA嚴重損害歐洲的內部運輸，把航空公司的票價保持其高無比。

那些飛機壅塞、班機延誤還有意外頻傳等放鬆管制下不受歡迎的副作用呢？首先，典型的競爭會降低票價，並將航空旅行帶到遠比以前廣大的大眾市場。因此，這意味著，我們這些以前只會坐滿飛機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商務旅客，現在要面對的是坐滿飛機的學生、帶著所有財產的遷徙民族，還有喧鬧的嬰兒。但是，如果放鬆管制結束昔日的高尚空中旅行，使空中旅行變得更實惠，那麼，我們這些想要回到舊時代高尚設施的人，只需要支付頭等艙的價錢或者是租賃自己的飛機。

班機延誤、意外事故與事故危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們只是因為鬆管後的自由競爭刺激而造成。這些日益增加的活動已經達到某個瓶頸，這個瓶頸是由政府造成的而不是自由，而這些政府殘留的影響不僅導致還加劇了問題。

主要困難點有兩個。一個是在這個國家中沒有私人擁有與經營的商業機場，這些機場都由各級政府擁有（除了最糟糕的杜勒斯機場和國家機場是由聯邦政府擁有與經營）。政府經營機場的方式就像他們經營其他事項一般：糟。具體而言，政府沒有合理定價的動機。後果就是，政府機場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提供他們的主要服務－飛機降落和起飛的跑道。

結果就是壅塞與尖峰時間的跑道短缺，而它們採先到先得的空間配給政策，更是確保加劇延誤的惡性循環。民營的機場會合理地定價以在最大限度內提高收入，尤其是在尖峰時段，讓航空公司可以購買保證充裕的時隙，並在黃金時段將生產性較低的私人飛機擠出跑道。但是，政府的機場沒有這樣做，為了尊重私人飛機擁有者在政治上的強大遊說，反而繼續補貼跑道的價格。

順利使用航道的第二大障礙，是重要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被聯邦政府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國有化。一如往常，政府提供勞動服務的效率遠低於對消費者需求敏感的民營企業。雷根總統早期去工會化的壯舉，讓人忽略了空中交通管制服務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重要事實，因此，每個空中旅客都面對著不斷增長的安全威脅。

在所有政府控制與監管的情況下，為了自由的治療是更多的自由。只作一半的鬆管措施遠遠不夠。我們必須有敏銳的洞察力與勇氣進行全面性動作：在航空公司這個案例中，私有化商業機場與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譯作】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Thu, 3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文：吳莉瑋
圖：sm. carus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Rothbard 介紹全錄（Xerox）發跡與重新整頓提高競爭力的故事：

全錄的成功故事代表著堅定孤獨的發明家完成的輝煌紀念碑。也是小公司如何創新並競逐巨大公司，而在成為巨大公司後仍能重新思考並追上新興競爭者的活見證。最重要的是，全錄的故事是自由競爭與自由企業的貢獻，簡言之，當人們被允許自由地思考、工作、投資與發揮精力時的成果。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自由齊頭並進。

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25 年前，在美國社會與全世界的商業圈中發生了一場革命性事件。這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沒有任何人被處決。全錄 914（Xerox 914），世界上第一台完全自動化的普通紙複印機在紐約市公開展出。

在那之前已有笨拙又複雜的影印機，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在特製的粉紅色紙上印出模糊的最終產品。全錄公司的出現正式揭開影印時代，他們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在十年內，「xerox」這個字已經陷入非商標的危機，成為普遍性的通用術語。

許多人甚至是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大型且高度資本化的公司總是能勝過小公司的競爭。沒有什麼能遠離真理。在全錄剛成立前幾年，攝影行業的主導者是巨大的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至少在美國。然而，全錄（Xerox）卻不是柯達、其他大型企業或大規模研究機構所發明或開發。相反地，它是紐約市專利律師切斯特．（Chester Carlson）1938 年時的個人發明。卡爾森在他的公寓廚房內做初步實驗後環顧四周，想要找到企業來商品化他的發明。他首先想到柯達公司，柯達告訴他，這個發明沒有用，它複雜的研發很貴，而且沒有潛在市場很小！其他 21 個大公司包括 IBM 也給卡爾森同樣的回答。他們是「專家」，怎麼可能是錯誤的？

最後，紐約州羅徹斯特的一個小公司在 Xerox 計畫上賭了一把。在 1947 年，一間年營業額少於 700 萬美元的相紙製造商哈羅依德公司（Haloid Co.），向卡爾森購買專利權，並花費 2,000 萬美元與 12 年時間，打造 1959 年發表的致命武器 Xerox 914。Xerox 914 的首席工程師霍勒斯．貝克特（Horace Becket）解釋說：「從技術上說，它看起來不像勝利者…然而我們做到大公司沒辦法做到的事。這和賭骰子沒有差別。」小企業可以競逐大企業，並比巨頭更創新。

哈羅依德公司（Haloid Co.）變成哈羅依德全錄公司（Haloid Xerox Co.），最後變成全錄公司（Xerox），它成為 1960 年代偉大的商業與股市成功故事。到了 1970 年代初，它佔據幾乎所有的新興且巨大的影印機市場，而它在 1983 年營業額為 85 億美元。但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全錄公司（Xerox）也變得越來越龐大、官僚與緩慢，使得日本以 Savin 影印機成功侵略影印市場。透過原創小企業的加速競爭，全錄公司的市占率在 1975 年下降到 75%、1980 年到 47%，並在 1982 年只剩不到 40%。投資分析師評論說：「他們的產品老舊。他們措手不及。」

在商業世界裡，甚至連巨人都不能長期停滯不前地穩站。在困難中，全錄公司以全新改良的 Marathon 影印機系列回擊，並在 1983 年達到自 1970 年以來的第一次市占率上升；而這個記錄在 1984 年顯著提高。

所以，祝全錄生日快樂！全錄的成功故事代表著堅定孤獨的發明家完成的輝煌紀念碑。也是小公司如何創新並競逐巨大公司，而在成為巨大公司後仍能重新思考並追上新興競爭者的活見證。最重要的是，全錄的故事是自由競爭與自由企業的貢獻，簡言之，當人們被允許自由地思考、工作、投資與發揮精力時的成果。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自由齊頭並進。

【譯作】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文：吳莉瑋
圖：vgm8383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Rothbard 把美國從開國的自由放任小政府系統，逐漸走向今日的中央集權大政府的過程，簡單精要地進行回顧。

體制派仍然持續卡特爾、控制、管制、移交政府業務給偏好企業，並紓困拯救他們心愛的騙子和輸家。它仍然在玩「夥伴關係」的老遊戲，當然，犧牲的仍然是我們。

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其實是舊概念的新包裝。我們常常未能理解大政府的意思，正是成立這種有益於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夥伴關係」，或者說，有益於某些受到政治青睞的企業與團體。

我們都知道，十六至十八世紀西歐的「重商主義」，是一種高稅收、龐大官僚與廣泛控制貿易與工業下的大政府經濟體系。但我們往往忽視許多的控制實質上是徵稅，限制消費者與大部分的商人和製造者，授予壟斷、卡特爾，並貼補受政府青睞的團體。

例如，英國國王可能授與 John Jones 壟斷英國境內所有撲克牌的生產與銷售。這意味著，任何試圖生產或銷售，與 Jones 相競爭的行為，都是非法，結果可能會被槍斃，以維護 Jones 的壟斷。

不管 Jones 的這種壟斷，是因為他是國王特別喜愛的表弟，還是因為他在國王授與壟斷期間內為預計可獲利的特權而支付國王款項。早期的現代國王，就像任何情況下的所有國家政府，長期缺錢，而銷售壟斷特權則是一個受青睞的籌資方法。

公眾特別討厭的一種常見特權銷售，是「税款承包（Tax Farming）」。國王，實際上把徵稅的權力「私有化」，並出售在國內的特定年間收稅的權力。想想看：我們怎麼會喜歡它，例如，聯邦政府放棄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把若干年內收取所得稅的權力出售或外包給 IBM 或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我們真的希望被民營企業有效率地徵稅？

考慮到 IBM 或通用動力公司將為了這種特權提前支付可觀費用，這些企業將有充足的經濟動機進行無情的徵稅。你能想像我們會有多討厭這些公司呢？我們對於公眾有多痛恨稅款承包商多少有概念，這些承包商在公眾心目中並不享有主權或王權的神秘感。

在進行私有化的激情中，我們應立即停止，並思考我們是否希望某些政府職能私有化從而提高效率。難道這真的更好？例如，納粹把奧斯威辛或貝爾森集中營發包給克虜伯家族（Krupp）或法本公司（I.G. Farben）？

美國從一開始就比任何歐洲國家相形自由，因為我們是在反抗英國重商主義的控制、壟斷特權和課稅下建國。不幸的是，我們在南北內戰期間開始趕上歐洲。在可怕的自相殘殺衝突中，林肯政府看到國會中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被南部各州的分裂給消滅，他便抓住機遇，推動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與其前身輝格黨（Whig Party）長久以來珍視的國家主義與大政府方案。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整個 19 世紀中，民主黨不管在經濟上或是其他事務，都是自由放任主義與政府（特別是聯邦政府）分權主義的支持者。輝格共和黨則支持政府與企業夥伴關係的「美國制度」。

在南北戰爭的掩護下，林肯政府推行激進的經濟變革：高額保護性進口關稅、高額菸酒消費稅（他們認為是「罪惡稅」）、大量補貼新建橫貫鐵路（龐大鐵路興建與土地取得都透過腐敗的體系供應）、聯邦所得稅、廢止金本位並發行不可兌的法定貨幣（greenbacks）來支付戰爭，以及相對於先前自由銀行系統的準國有化銀行系統－國家銀行系統（National Banking System）。

這樣一來，小政府、自由貿易、無消費稅、金本位以及 1940 到 1950 年代間自由的銀行系統，都被它的反面給取代。這些改變大多是永久的。關稅和消費稅仍在；對非經濟性且過度建設的橫貫鐵路的補貼，結束於 1873 年的經濟大恐慌，但它在失去社會關注的情況下仍在 20 世紀持續影響鐵路。最高法院宣布所得稅違憲（不過被憲法第十六條修正給逆轉）；戰爭結束後花了 14 年才返回金本位。

我們從來沒能擺脫國家銀行系統，在此系統中，只有一些聯邦政府特許的「國家銀行」獲准發行票據。所有民營與州營銀行都必須將儲備金存入國家銀行，允許這些國家銀行進行金字塔式通貨膨脹性信貸。而國家銀行則把儲備金放到政府債券並進行膨脹。

這個系統的總設計師是杰．庫克（Jay Cooke），他是腐敗的共和黨政客薩蒙．蔡斯（Salmon P. Chase）長期的金融靠山。當蔡斯成為林肯政府的財政部長時，他立刻任命贊助人庫克來壟斷承銷所有在戰爭期間發行的政府債券。庫克透過這種壟斷中成為千萬富翁投資銀行家，並被稱為「大亨」，這替他遊說國家銀行法（National Banking Act）增加了許多力道。國家銀行法為庫克的債券提供內建市場，因為國家銀行可以透過債券進行信貸膨脹。

「國家銀行法」在設計上是中央銀行的中繼站，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並進入二十世紀後，這個系統的失敗，使得體制派們進一步推動實施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聯邦儲備系統成為新重商主義、卡特爾化，及政府與產業合作夥伴關係的一部分。從 19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時代，重新實施所得稅、聯邦與州等各級地方政府規章、卡特爾、中央銀行，以及戰爭時期的集體經濟「夥伴關係」。這個舞台是為了我們都非常清楚的中央集權制度所搭建。

老布希政府實行老共和黨傳統：加稅、通貨膨脹、推動廉價紙幣系統、不斷地擴大控制，並通過聯邦儲備系統將通貨膨脹與監管控制延伸至國際貨幣和貨品。

東北佬共和黨體制派仍然持續卡特爾、控制、管制、移交政府業務給偏好企業，並紓困拯救他們心愛的騙子和輸家。它仍然在玩「夥伴關係」的老遊戲，當然，犧牲的仍然是我們。

【譯作】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文：吳莉瑋
圖：badbrot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anic on Wall Street》，提到「內線交易」並沒有真正的受害者，而是自由市場的本質，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知識在市場上進行活動，讓能最大效率運用資源的人獲益，能力不好的人退出，進而達到生活水平提高。

問題就在，此種自由市場活動會讓某些既存的低效率大公司受到威脅，因此，這些權力精英們合作促成「內線交易罪」的概念，這種「罪」，其實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實質上，只是政府與老企業用來打擊威脅到自己地位的競爭者的工具，到處都有「內線交易」，但是真正被「定罪」的總是當代不握有權力的人，可悲的是，眾人還為「公平」而群起歡呼。

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正瀰漫猖獗的恐怖統治與眾人歡呼。街上的路人說：「應該把那些傢伙鎖起來然後丟掉鑰匙。沒有什麼足以懲罰他們。」那些傑出的人士正被手銬帶出他們的豪華辦公室。傳世的起訴書與包括監禁的嚴重懲罰。最可惡的這些人會（a）被強迫解職；（b）被罰款億美元；（c）被禁止從操舊業；和（d）可能面臨五年監禁。媒體與幾乎每個人，都對這種過輕制裁感到遺憾。

這些邪惡的罪犯是誰？大屠殺的兇手嗎？強姦犯嗎？蘇聯間諜？轟炸餐廳或綁架無辜的恐怖分子？沒有，顯然地比這些更糟糕。這些危險又險惡的人都犯了「內線交易罪」。一個知識淵博的律師對紐約時報解釋說：「想想，要你是看著導師之一被聯邦執法官帶走的年輕投資銀行家。這將是非常有力的影響，或許會讓你了解，對政府而言，內線交易和持械搶劫一樣嚴重。」

這名律師的說法滑稽可笑，但它實際上仍低估情況。武裝搶劫犯通常都受到我們的司法系統嬌寵。專欄作家和社會工作者擔心他們的青少年身份、他們與父母間的摩擦、他們缺乏正確督導等等。他們得到幾個月的緩刑後繼續搶劫或破壞。但沒有人擔心投資銀行家和內線交易者可能破碎的家庭，也沒有社會工作者在那裡握他們的手。他們接受全部的法律威力直接被送到監獄。

內線交易和其他犯罪的主要區別，是內線交易這種「罪行」沒有受害者。內線交易哪裡可怕？很簡單，它使用卓越知識在股票或其它市場賺錢。這是件可怕的事？但是，這是企業家精神與自由企業制度的主要內容。

我們生活在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世界裡，能力較佳的企業家賺取利潤，而無知的企業家則蒙受損失並退出市場。這不僅在金融市場發生，也發生在一般商業環境中。商人為了避免損失、追求利潤而承擔的風險，是一種商人自己的自願性選擇。這個過程不只是自由市場的本質，而是市場透過獎勵有遠見者，並「懲罰」無知的短視者，讓資本資源落入知識足夠且高效率的操作者手中，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

內線交易，並沒有像搶劫或謀殺那樣的受害者。假設 A 持有 1,000 股 XYZ 公司股票，並希望出售這些股份。B 有「內線消息」，知道 XYZ 將與 Arbus 公司合併，因此每股面值預計將增加。B 因此以每股 50 美元購買 1,000 股；假設 B 是正確的，很快就宣布合併，使 XYZ 每股股價上升到 75 美元。B 售出股票並獲得每股 25 美元或 25,000 美元的利潤。B 因為內線消息而獲利。但是 A 是受害者嗎？當然不是，因為就算沒有內線消息，A 仍然會以每股 50 美元賣掉他的股份。

唯一的區別可能是第三方 C 也可能買到這些股票並獲得 25,000 美元的利潤。當然，不同的是 B 靠的是知識，而 C 只是幸運。但是，對經濟來說，把資本資源讓擁有知識與遠見的人持有，難道不是把資本資源讓剛好只是幸運的人持有更好？再者，A 沒有因為 B 的內線消息而損失一毛錢。

因此，簡言之，內線交易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有的話，內部交易者應該被譽為自由市場的英雄，而不是被逮捕。

但是，你說，一些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知識的人，靠這些知識獲取利潤是「不公平」的。但是，哪種世界觀會把一些人知道得比別人多稱為「不公平」？這是平等主義者的世界觀，認為某人在能力、知識、收入或財富等各方面相對其他人的優勢，是某種「不公平」。但是，人不是螞蟻、蜜蜂或機器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與別人不同，能力、才華與財富也就有所不同。這是值得欽佩與保護而不是破壞的人類特質，破壞這種個體獨特性將會導致自由與文明本身的滅亡。

目前華爾街上空的恐怖統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層面。言論自由與隱私權這兩個珍貴的人類財產已經消失。華爾街的人們害怕彼此交談，因為在喝馬丁尼時嘟囔著「嘿，吉姆，XYZ 看起來像快被收購」，甚至是「Arbus 將要推出熱門新產品」，都很可能意味著起訴書、巨額罰款和監禁。那些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勇敢守護者跑去哪了？

當然，華爾街人士的交談與內線交易根本不可能杜絕，就連擁有至上執法權力的蘇聯，也無法杜絕持異議者或「黑市（自由市場）」外匯交易。將內線交易（或最近投資銀行家被起訴的「貨幣走私」）入罪，作用只是頒給聯邦政府狩獵許可證，獵捕任何不被允許與那些權利精英進行政治與財力鬥爭的個人或公司。（正如取締食物就是狩獵那些不被允許吃東西的人一樣。）起訴書內的那些投資銀行家都是失權者，並不令人意外。

具體而言，現實是，自去年 11 月起，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基德爾皮博迪（Kidder Peabody）和高盛（Goldman Sachs）陸續受到聯邦政府的野蠻毆打。這不是偶然，在這些公司融資的收購出價行為下，得益的是股東，犧牲的是低效的老式企業管理精英。聯邦政府打擊這些相關企業，與老式企業站在同一戰線，然後看著那些忌妒他人聰明與富有，並被破壞性「平等概念」給蒙蔽的美國公眾歡呼。

【譯作】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文：吳莉瑋
圖：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市場失靈」這個詞常伴隨「呼籲政府管制」出沒，更進一步看，呼籲政府管制的這些號召者大多是正受到新興競爭者威脅的既有市場利益者，「呼籲政府管制」形同養小鬼的雙贏策略。不幸的是，「市場失效」的原因恰恰是「政府管制」，不管是價格管制、特許營業證或者是實行強制配給等等形式，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

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媒體又一次吹捧沒完沒了的「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成功故事」。傳統的故事結構是，未受檢驗的資本主義貪婪與自私行為造成某個嚴重的問題，然後明智又有遠見的政府機構，以公眾利益為重看得更深層，介入並糾正這個問題，政府的聖人規定為了公眾利益，溫柔但堅定地犧牲私人利益。

最新章節始於 1984 年夏天，媒體揭露公眾正在相比於去年增加 73% 的班機延誤中受苦。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和其他政府機構而言，這個問題的根源顯而易見。因為今年年初解除了航班數量配額限制，回應這種鬆管，短視的航空公司為了追求自己的利潤，在高報酬的尖峰時間中過度增加航班。擁塞與延誤發生在大型或常用機場，集中於尖峰時段的幾個小時。FAA 很快就明確表示，如果是航空公司本身沒有拿出一個可接受的計劃，它威脅要實施詳細的分鐘制最高限額，規定每個機場的起飛和降落數量。在此當頭棒喝下，航空公司想出了一個預計十月底會正式批准的「自願」計劃，並在尖峰時段實行航班限額。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據說再一次取得了勝利。

然而，真正的冒險故事卻不太獲得歡呼。航空業從一開始直到 1978 年，民用航空委員會（CAB）實行強制的卡特爾，讓他們青睞的航空公司瓜分路線並嚴重限制競爭，以保持票價遠高於自由市場價格。由於 CAB 主席兼經濟學家卡恩（Alfred E. Kahn）的努力，在 1978 年通過「航空解除管制法」，鬆管航線、航班和價格，並在 1984 年底取消 CAB。

事情的真象，是 FAA 以前僅限管制國有化空中交通服務，自那時起接棒 CAB 的卡特爾。當雷根總統在 1981 年職業飛航管制人員組織（PATCO）罷工期間解僱幾個飛航管制人員的同時，一個鮮為人知的後果是，FAA 以配給稀少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的名義，強制實施各機場的最大航班數管制。FAA 在 1984 年初 PATCO 危機解除後退出，但現在他們又以「擁塞」之名回來。

此外，配額管制已對六個主要機場生效。帶頭呼籲管制的東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它在甘迺迪機場與拉瓜迪亞機場的服務最近幾年受到新興的人民快捷航空公司（People’s Express）的強力競爭。人民快捷航空公司讓紐華克機場從幽靈機場晉升六大機場之一，與拉瓜迪亞機場、甘迺迪機場、丹佛機場、亞特蘭大機場及芝加哥的奧黑爾機場共列。實行「自願」配額，不意外地會大幅降低紐華克機場的尖峰航班數（從 100 到 68），並在實際上增加甘迺迪機場與拉瓜迪亞機場的尖峰航班數。

不管如何，尖峰時段擁堵難道就是市場失靈？每當經濟學家看到短缺，他們被訓練要立即檢視是否存有低於自由市場價格的限價管制。果然，事情就是如此。我們必須理解這個國家的所有機場都由政府擁有與經營，除了杜勒斯機場和國家機場由聯邦政府經營外，其他都由地方政府經營。政府並不像民營企業一樣，政府對實現最大利潤的合理定價沒有興趣，而是受到其他政治上的考量影響。因此，每個機場收取的「插槽」（跑道上著陸和起飛點）費用，遠低於私有化情況下的市場出清價格。因此，擁塞發生在寶貴的尖峰時段，因為私人公司的小型噴射飛機佔用了大型商業客機的空間。

機場擁堵的正解是市場出清價格，讓尖峰時段的起降費用遠高於非尖峰時段。這個辦法能夠在完成任務的同時鼓勵競爭，而不是像 FAA 那樣透過強制分配價格低估的空間而削弱競爭。但這種合理定價只會出現在機場私有化時，政府退出低效政治控制時。

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領域得進行私有化。FAA 主持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是一種聯邦政府的強制性壟斷。儘管 FAA 承諾要將管制量回到 1983 年罷工前的狀態，但空中交通管制員的人數比罷工前少 19%，而這些人試圖處理比以前多 6% 以上的流量。

再次，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空中交通管制私有化。沒有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飛行員、飛機製造公司和所有其他方面的航空業可以私有化，但是不知怎的，空中交通管制卻必須保持國有化服務。私有化後的空中交通管制，FAA 加入 CAB 所處的被遺忘的歷史垃圾堆中不遠矣。

【譯作】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文：吳莉瑋
圖：Mechanekto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Rothbard 揭露左派自由主義者還有現存大企業家對於新興的競爭威脅所做出的一致反映，也就是尋求政府制定限制法規，讓那些帶來競爭威脅的對手胎死腹中。

邁可．米爾肯從經營那些風險高、利率高，但是公司前景佳的小公司債券發跡（後來這類債券被媒體抹黑成垃圾債券），這些債券的利率高只是因為它們通常為市場接受度低所以較難籌措資金的新興公司，由於新興公司債券雖然「可能有高風險」，但其產品、公司前景甚至是產業競爭力卻不一定輸給大公司，因此，對效率低落的大公司而言簡直就是致命威脅。

由於米爾肯的高效率操作，不僅讓許多小公司獲得需要的資金，也讓投資人獲得高額利潤，到後期，甚至能夠對大型公司進行「蛇吞象」的槓桿收購，此種作法脫離傳統的銀行體系融資，因此，他也成為大銀行的眼中釘，最後，那些媒體加上權利精英們動員起來把他送進監獄裡。

米爾肯只是替需要資金的小公司找資金，而投資公司也是出於願意承擔風險獲得高收益的出發點進行自願合作，何罪之有？

這些建制派的老式反應很一致，首先，動員媒體刻意進行公共形象抹黑，把他塑造成「貪婪典範」，為立法的「民意基礎」鋪路，接下來，搞定立法部門的口袋，訂立更多有利於建制派的管制法規，最好是帶刑責，搞定一人的同時順便防堵往後的其他競爭威脅，最後，號昭「社會學者」與司法一起進行公審，執行隔離監禁外加輿論撻伐。

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快問快答：以下世界著名男性有什麼共同的特點：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與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一個因寫書譴責富裕而暢銷致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一個賣車輪的億萬富翁，與神話般握有政經大權的洛克菲勒世界帝國，會有些什麼共同價值觀？

你會相信對「資本主義貪婪」與賺錢的憎恨？是的，至少這種憎恨發生在某個賺錢的華爾街債券專家身上：邁可．米爾肯（Michael R. Milken）。在紐約時報八月的一篇文章，放棄了他們珍視的客觀性面紗，出現標題「華爾街也付不起的工資」（1989年4月3日），而上述三位男士每個都賺超過米爾肯在 1987 年所賺的 5.5 億美元。當然，正是加爾布雷斯，聲討現代美國資本主義下的「金融過失過程」。

更有趣的是億萬富翁川普與洛克菲勒。川普坐在自己的高位上，假惺惺地宣布米爾肯的工資「少很多錢也會幸福」，接著表達他的「驚奇」，說他的前雇主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竟然「允許某人如此獲益」。好吧，很容易看出川普的意識形態錯亂。我們可以用經濟術語說，公司基於米爾肯的「邊際價值產品」支付此數額是合理，或簡單地說，米爾肯值得，否則德崇證券不會從 1975 年到今年都愉快地如此安排。

事實上，米爾肯值得，是因為他一直是非常有創意的金融創新者。在 1960 年代，現存的企業權力精英經常以低效率營運他們的企業，這些精英由大衛．洛克菲勒帶頭，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收購要約的威脅。這些收購要約，是外部資金對公司股東進行競購，以對抗現存的無能管理精英。

而現有的企業精英一如往常地要求政府援助與紓困，聯邦政府親切地在 1967 年通過了「威廉姆斯法案（Williams Act）」（以因 Abscam 事件被送進監獄的新澤西參議員命名）。在威廉姆斯法之前，收購的出價可以快速、安靜且不麻煩地進行。然而，1967 年的法案嚴重打擊收購出價，如果某個金融集團積累超過5%的特定公司股票就得停下來，並公開宣布它打算安排收購要約，然後等待一段時間才能繼續進行計劃。米爾肯只是透過發行高收益債券（以下簡稱「槓桿收購」），來復活並蓬勃發展收購的概念。

這種新的收購過程激怒了洛克菲勒型企業精英，並同時使米爾肯與他的雇主變得富有，米爾肯的雇主具有良好的商業意識，在建制派的憤怒下仍支付傭金並雇用米爾肯。在這個過程中，德崇證券從小型的三線投資公司，搖身一變成為華爾街的巨頭之一。

建制派因為許多原因嘗到苦頭。那些與現有低效率企業精英綑綁在一起的大銀行，發現那些竄起的收購新貴可以透過在公開市場上浮動高收益債券來脫離銀行體系。這種競爭，也替發行與交易低收益債券的藍籌股公司帶來不便，這些公司很快地就說服建制派媒體盟友，將那些高收益競爭與「垃圾」債券相關連。

米爾肯等人，除了替自己獲利外，還替整體經濟與消費者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功能。或許有人會認為，據稱贊成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和作家會毫不遲疑地抓住這一事實。在這個案例中，透過這種企業家的行為，可以將資本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從低效率的操作者手上轉往高效率的操作者手上，對所有人都是好事，當然，對那些效率低下的老警衛精英不是，那些宣稱對自由市場的奉獻，並不能阻止他們借用聯邦政府的強制力，試圖抵制或粉碎高效率的競爭者。

我們也應該檢視像加爾布雷斯這樣的左派自由主義者的明顯虛偽。從 1932 年，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合著的《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開始，那些左派自由主義者紛紛替股東的困境落下鱷魚的眼淚，股東控制公司的權利被那些不對消費者也不對股東負責的管理精英給剝奪。這些左派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聲稱，如果由股東控制的資本主義可以恢復，他們將不再傾向社會主義或政府嚴格控制的企業與經濟。

伯利與米恩斯的論文是荒謬的過度緊張，但只要它是正確的，或許有人會認為，左派自由主義者會熱烈歡迎出價收購、槓桿收購和米爾肯。至少，這是個簡單的方法讓股東掌握公司的控制權，把低效或腐敗且減少股東利潤的管理階層踢出去。但是，左派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歡迎米爾肯等人帶來的新財務系統嗎？我們都知道，事實恰恰相反，他們憤怒地譴責這些暴發戶為可怕的「資本主義貪婪典範」。

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對米爾肯的評價更是顯著揭示：「這種非經常性收入，不可避免地令人質疑我們的金融體系是否哪裡不平衡。」洛克菲勒怎麼有種譴責高收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幾年前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富有繼承者或資本高收益者傾向於支持累進所得稅，因為他們不希望那些靠個人工資或薪水發跡的新競爭對手不斷出現。像洛克菲勒或川普那樣的人，很明顯地並不會因為高收入而感到震驚，另他們震驚的是以老方法賺錢，即，透過高額個人工資或薪水。換句話說，透過勞動收入。

是的，洛克菲勒先生，這個震驚司法部與證交會的米爾肯事件已在華爾街進行了好幾年，也提出了許多有關的現行政治與金融體系運作的問題。它揭露的嚴重問題，是現有的金融與企業精英享受著不平衡的政府權力，他們可以說服聯邦政府強制壓迫、削弱，甚至監禁人們，其唯一的「罪刑」是透過將資本轉移到高效率操作者的手中賺錢。富有創造力與生產力的商人受到騷擾和監禁的同時，強姦犯、強盜還有那些殺人犯正享受自由，確實，有些什麼事情錯得很嚴重。

【譯作】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Tue, 29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文：吳莉瑋
圖：Thomas Leutha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Rothbard 提出兩個建議，改善政府債券對資本市場的不良影響，一個是學 19 世紀英國發行不支付本金的永久高息債券（Consol），另一個是政府宣布不認帳不清償。私以為，前者仍然是無底洞（雖然相形於目前的以債養債），而後者則是唯一解，還有加碼往後沒人想借錢給政府優良思想種子。

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金融醜聞總是可口、戲劇性又充滿樂趣，尤其是當醜聞擊垮那些傲慢又具侵略性的社會獅子時－所羅門兄弟銀行的負責人約翰．古弗蘭（John Gutfreund）還有他的員工。加碼這種樂趣的，是觀賞正義英雄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急著進入華爾街，努力地想要挽救世界。巧合的是，他的父親是我的老朋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與親金本位的已故眾議員－霍華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但是，當我們稍歇揶揄古弗蘭先生的慘跌時，我們可能要更深入地思考問題。

首先，所羅門兄弟銀行（Salomon Brothers）做了什麼事情，值得拔下那些別在高階主管肩上的勳章？他們操弄發行規則而大規模取得政府債券這點，似乎不值得這樣歇斯底里。為什麼所羅門只是切割規則就不行？問題是所羅門可能已經暫時壟斷了市場上的新國債？那又如何？為什麼他們不能犧牲競爭對手來賺點錢？

所羅門兄弟銀行（Salomon Brothers）唯一不可接受的行為，是他們未經客戶知情或同意就在債券訂單上簽署客戶的姓名。這肯定是值得譴責的欺詐行為，但是，需要再一次指出，這種欺詐不能當成財政部實施愚蠢的最大採購條例的理由。

如果這一切都是所羅門在搗鬼，是否意味著政府債券市場運作良好？恰恰相反。這種小題大作隱藏了更根源但沒有人譴責的事實：幾十年來，美國財政部授予特權。政府挑選極少數的債券交易商並指定為「一級交易商」。然後，財政部不在公開市場銷售新發行的國債，而是把大批量國債出售給這些一級交易商，再讓他們轉售到市場。

同時，這些接受財政部舒適又持續的特權大債券交易商，聚集成立了具有影響力的遊說卡特爾團體－公共證券協會（Public Securities Association），曾稱為一級交易商協會（Primary Dealers Association）。

當然，財政部聲稱，透過這些指定的一級交易商能更有效率，因此能更便宜地資助發行的債券。但可以肯定的，這個舒適封閉的夥伴關係與利益衝突，更甚於其聲稱的好處，整個過程看起來就像卡特爾特權。一小群大經銷商透過犧牲規模小的競爭對手而獲得利益。

此外，政府債券市場具有更深層的問題。國債曾經在資本市場上只占小部分，但現在卻規模龐大，對所有信貸和資本蒙上不良影響。現在美國公債總額達 3.61 兆美元1，每天有不低於 1,170 億美元的債券經轉手。但是，政府債券市場蓬勃發展代表私人資本和信貸市場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私人儲蓄，從生產性投資中被吸走，丟到政府開支浪費與反生產力的鼠洞裡。

我們真的想要一個平穩運行與高效率的政府債券市場？這值得懷疑。相反地，政府債券市場蕭條，可以少一點儲蓄被丟到鼠洞裡，多一點儲蓄被引導到可以提高生活水平的生產性投資。

關於政府債務對資本市場的不良影響，我們必需嚴謹思考。如果這種債務完全消失豈不是更好？一個有益的改革方法可以參考，19 世紀時，英國龐大的政府債務債期不是半年、五年或二十年，而是永久債務或「金邊債券（Consol）」，永遠都不會到期。

這種金邊債券支付永久利息但不支付本金。如果英國政府希望減少公共債務，它可以用財政盈餘回購並取消一些金邊債券。將目前的債務換成這種金邊債券，意味著政府將不會繼續回到債券市場贖回本金再重新舉債，因此私人信貸與投資的排擠效應會小得多2。當然，因為不贖回本金，政府將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但為了減輕資本市場的債務負擔，這算是小代價。

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另外一種更根本的方法－激進的傑佛遜解決方案：否定債務然後記到帳上。毫無疑問，否定債務將嚴重打擊債券持有人；但另一方面，想想美國納稅人將被取消的負擔！想想儲蓄和生產性投資的激勵！或許有人會說，在這種惡意破產聲明後，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想借錢給財政部。這不是件好事嗎？一個人們以任何原因拒絕信任或投資政府運作的世界，將成為對抗中央集權誘惑的快樂世界。

國會正評估是否要為了所羅門兄弟銀行的醜聞對債券市場進行進一步嚴厲控管。然而，應該先消除政府的市場特權，例如一級交易商的卡特爾還有政府債券的廣泛市場。至於其他地區的經濟，那些追求自由的共產主義國家，政府最好的路線不是規劃新的計畫或法規，而是不淌渾水，越快越好。再次，政府可以為經濟帶來好處的最好方式就是消失。

註 1：原文發表於 1991 年 11 月，2013 年 1 月 10 日時，美國公債總額約 11.577 兆美元。數據來源為維基百科 United States public debt 條目。

註 2：不過隨著赤字擴大，政府也可能不斷發起新的金邊債券。

【譯作】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Tue, 29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文：吳莉瑋
圖：Usonia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Rothbard 破除一些有關股市崩盤的各種說法，並提到這種經濟衰退是政府進行通貨膨漲的必然結果，衰退來得越早，清算過程也就越短，政府唯一需要作的事情，就是什麼都不作。

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自從 1987 年 10 月 19 日的黑色星期一後，市民被政客、經濟學家、金融家還有各類專家提供的各種不相關與矛盾的解釋和建議給淹沒。讓我們試著整理並反駁一些有關股災的性質、原因和補救措施的廢話。

迷思 1：這不是股災而是「修正」。

暈倒。市場從八月底開始就處於虛擬的崩潰狀態，從泡沫高峰開始轉跌。而黑色星期一純粹就是九月初以來收縮過程的封印。

迷思 2：股災發生的原因是股價被「高估」，現在這種高估已經被治癒。

迷思 2 替迷思 1 增加哲學謬誤。把股票價格下跌歸因於股價高估，相當於古老的謬誤，把鴉片讓人睡著的原因「解釋」成它有「讓人入睡的力量」一樣。把定義奇蹟般地蛻變成「原因」。根據定義，股價下跌意味著先前被高估。那又怎樣？這個「解釋」不能告訴你為什麼股價被高估或低估，也不能告訴你這個世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迷思 3：這次股災的原因是電腦交易，因為它和股指期貨相關連，造成股市容易波動。因此，任何的電腦交易、股指期貨或這兩者，應受限制（或不合法）。

這是代罪羔羊的變種，用「電腦錯誤」替「人為錯誤」脫罪。它也是勒德謬論（Luddite fallacy）的變種，把人為錯誤怪罪現代技術，並拿著撬棍破壞新機器。人們交易並替電腦寫程式。此外，「磁帶」比「黑色星期一」的動作還晚了數小時，電腦起的作用很小。而股指期貨則提供投資者很好的工具來對沖股價的波動，它值得歡迎而不是被限制，而它是其競爭對手的代罪羔羊－股災真正原因的老線交易。責怪股指期貨或電腦交易，就像射殺帶來市場財經壞消息的使者。這種反應是為了封鎖消息而停止交易的威脅（有時是現實），一個可憐但徒勞無功的嘗試。香港交易所關閉了一個星期，試圖阻止股災，當它重新開放時，結果是更嚴重的股災。

迷思 4：股災的主因是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

胡說八道。貿易逆差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實際上沒有收支逆差，如果美國的進口大於出口，這些差距必須以某種方式支付，而支付的方式是外國人以美元投資，因此，資本將流入美國。如此，巨額貿易逆差導致零收支逆差。

外國人投入大量美元資金在財政部的赤字、房地產與工廠等處已經好幾年了，這是好事，它使美國人比在其他可能的情況下享受更高價值的美元（因此有更便宜的進口）。

迷思 4 的倡導者說，可怕的是，美國在最近幾年成為債務國而不是債權國。這有什麼不好？美國從立國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都是債務國，這伴隨著人類歷史上幅度最大的經濟成長、工業增長，以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迷思 5：預算赤字是股災的主因，我們必須努力減少赤字，透過削減政府開支、增加稅收，或者兩者同時進行。

不幸的預算赤字造成許多經濟問題，但股災不是其中之一。某個政策很糟並不代表所有經濟問題都是它造成的。基本上，預算赤字與股災不太相關，一如巨額預算赤字與 1987 年的股市繁榮不太相關。現在，加稅是自由派與保守派凱因斯主義者最喜愛的補救措施。說到這，有一個原始的（或經典的）凱因斯主義觀點被神奇地忘記了。怎麼能透過加稅來治好崩潰（或衰退）？

加稅顯然會對在崩潰中步履蹣跚的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增加稅收來治癒崩潰，是不被哀悼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計畫主要政策之一。我們想要重播？那些認為加稅能夠「安定」市場的想法顯然是出於雲中天國（Cloud Cuckoo-land）。

迷思 6：應削減預算，但幅度不能太大，因為大減政府支出會引發經濟衰退。

不幸的是，我們不用擔心政府開支會大幅削減。這種削減將有卓效，不僅是因為削減本身，而是因為能減少政府支出所做的那些非生產性的蠢事，因此把社會資源轉到較低比例的消費與較高比例的儲蓄與投資。

增加儲蓄與投資相對於消費的比例，以緩和經濟衰退，是奧地利學派所提出的補救措施，可以減少糾正清算時必然出現的經濟衰退強度，在經濟衰退時期，市場將清算因為通膨性銀行信用擴張所造成的不健全投資。

迷思 7：為了彌補崩潰並避免經濟衰退，我們需要大量的貨幣通膨（委婉說法為「流通性（liquidity）」）和低利率。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的完全正確，在股災發生後大量注入信用額度，並宣布美聯儲將確保銀行、市場與整體經濟具有充足的流通性。（從凱因斯主義者到「自由市場倡導者」，都採用了這個傳統經濟策略的變種。）

在這個模式中，格林斯潘和聯邦政府提出治癒股災與未來衰退的解藥，透過在經濟中注入那些引起這場疾病的病毒（通膨性信貸擴張）。再一次重覆，用通貨膨脹治療通貨膨脹這種事，只會發生在雲中天國。簡單地說：股災的原因是美聯儲過去幾年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造成的信貸繁榮。頭幾年，在通貨膨脹的第一階段，實際價格上漲幅度小於貨幣的通貨膨脹速度。這也是典型的通貨膨脹愉悅期，也是廉價又豐富的貨幣供應伴隨適中物價上漲的「雷根奇蹟」。

到 1986 年時，那些抵消通貨膨脹並保持低物價（美元異常高價與 OPEC 崩解）的主要因素，在經濟調整過程中消失。下一個不可避免的步驟，恢復並加速物價上漲，通膨率從由 1986 年的約 1% 上升至 1987 年的約 5%。

因此，對於預期通膨即將加速的敏感市場，利率在 1987 年開始大幅上升。一旦利率上升（這和預算赤字關係很小），股票市場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之前的股市繁榮，建立在搖搖欲墜的 1982 年低利率基礎。

迷思 8：美聯儲不明智的緊縮貨幣政策，從 1987 年 4 月到崩潰前平緩的貨幣供應量，促成此場股災。

這裡有個重點被完全扭曲。持續六個月的平緩貨幣供應，或許使得經濟衰退不可避免，並增加了股市暴跌。但是，貨幣緊縮是件好事。除了奧地利學派以外，沒有其他學派的經濟思想認識到，一旦通膨性銀行信貸熱潮開始，糾正與清算不健全投資的經濟衰退就不可避免，而且這種清算越早越好。

經濟衰退越早來臨，需要清算的不健全投資就越少，就能越快結束經濟衰退。處理經濟衰退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不干預、不膨脹且不規範，盡快地讓經濟衰退完成清算。試圖干擾經濟衰退，無論是通膨或是管制，都只會延長或惡化衰退，就像 1930 年代一樣。然而，學者、所有學校的經濟學家還有兩黨政客，一致同意地衝到協定政策：通膨與管制。

迷思 9：股災之前主要的危險是通貨膨脹，美聯儲緊縮貨幣是對的。但股災之後，我們必須換擋，經濟衰退變成主要的敵人，因此，美聯儲要開始至少要通貨膨脹到價格迅速通膨為止。

這整個分析，滲透媒體與政府體系，假設了 1970 年代以及過去兩個重大經濟衰退的重要事實與教訓，從來沒有發生過：即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 1970 年代被丟到歐威爾的忘懷洞，政府又再一次丟出凱因斯主義者的菲利普斯曲線，這個菲利普斯曲線說不定是現代經濟學中最重要也最荒謬的錯誤。

菲利普斯曲線假設選擇只有兩種（1）經濟衰退加失業，及（2）嚴重的通貨膨脹。如果有人想用菲利普斯曲線的語法來形容現實，則是相反：這兩種選擇是（1）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更大的經濟衰退，或（2）兩者都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是另一個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而格林斯潘的反應表明，這將是一個彌天大謊。

【譯作】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Mon, 2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文：吳莉瑋
圖：Express Monorai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isnerizing Manassas》，Rothbard 分析迪士尼的馬納薩斯樂園爭議，揭露該計畫假借「自由市場」的名義，但實質上為傷害「自由市場」的政府擴權行為。

馬納薩斯戰場為美國南北戰爭的重要歷史地點，該項計畫首先要求當地政府提供龐大的補助支援，在「實際投資」前就以經濟開發之名搶劫納稅人，接著，迪士尼所聘用的馬納薩斯樂園主要顧問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更是惡名昭彰的「反南營」歷史學家，遑論能夠講述馬納薩斯戰場的「真實歷史」。這項馬納薩斯樂園計畫（Disney’s America），後來在各界反對聲浪中，於 1994 年取消計畫。

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許多保守派和自由市場倡導者認為，利潤、自由市場、沒有靈魂的資本主義與賺錢，和傳統價值、對於文化的奉獻與歷史名勝之間，存在固有的衝突。一方面，自產階級自誇金錢第一，另一方面，也有人心懷舊念。

資本主義開發與保存舊有價值兩者間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衝突，最近一次是發生在紀念戰爭可怕的神聖馬納薩斯戰場。迪斯尼公司希望建立一個占地三千英畝的主題公園，距離馬納薩斯戰場僅五英里。

支持迪斯尼的是維吉尼亞州當局與「保守」共和黨州長喬治．艾倫（George Allen），把這個新的主題公園當成維吉尼亞州的開發與「創造就業」，並同時將馬納薩斯戰場的歷史教訓故事傳達給數百萬計的遊客。維吉尼亞貴族與歷史學家則為了維護美國的遺產齊聚一堂，環保主義者以及派翠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等舊保守主義者（Paleoconservatism）也群起反對迪士尼主題公園。

難道，這不恰恰顯示出，右翼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意志論者是正確的，而布坎南等舊保守主義者只是經濟進步車輪前的沙子，所以傳統與自由市場經濟不相容？

答案是「不」。的確存在只考慮金錢利益的沒有靈魂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但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倡導者肯定不在其中。「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本身並不是產品，也不會單獨存在。關鍵問題始終是：「效率」是為了追求什麼，或者是符合什麼價值？「成長」又是為了什麼？

在迪士尼的馬納薩斯計畫中，有兩點很重要。首先，不管它是什麼，他都不具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者是自由市場經濟開發的意義。

迪士尼此舉並非全然是購買土地並投資主題樂園。與此相反，迪斯尼要求維吉尼亞州用超過 1.63 億美元的納稅人的錢，提供預定地的周邊道路與其他「基礎設施」。因此，這個計畫並不會提供自由市場增長，而是國家補貼的增長。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要維吉尼亞州的納稅人要提供給迪斯尼公司超過 1.6 億美元的補貼？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自由市場增長，而是補貼、國家主導的相反。

第二個問題是預期由維吉尼亞州納稅人所補貼的主題樂園內容。當華特．迪斯尼（Walt Disney）還活著時，迪斯尼的作品絕大部分是特別針對孩童製作的迷人且有益的內容。自從迪斯尼去世後，迪斯尼被邁克爾．艾斯納（Michael Dammann Eisner）收購，而迪斯尼的作品內容也被庸俗化，變得越來越無益。

此外，由於馬納薩斯是歷史古蹟，而迪斯尼樂園將會講述歷史，重要的是要問什麼維吉尼亞州的納稅人想創造什麼歷史。他們即將資助的歷史，唉，正計算著要讓愛國維吉尼亞人的背脊發涼。這段歷史將不再以傳統迪士尼的方法講述；而是平淡無奇但親美的形式。將是庸俗的歷史、多元文化主義的歷史，跟政治正確的歷史。

這個可悲的事實，從迪士尼選任的歷史學家可以證明：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將擔任馬納薩斯主題樂園的主要顧問，並決定這個樂園要講述的歷史內容。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馬列主義歷史學家，這個國家研究南北內戰與重建時期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沒有人比他更惡名昭彰。

方納（Eric Foner）狂熱地反南營並惡性抹黑南營的主張。他令人難以饒恕地，將偉大的梅爾．布拉福（Mel Bradford）抹黑成膽敢批評林肯（Abraham Lincoln）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種族主義者」與法西斯。

方納（Eric Foner）為惡名昭彰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與運動家的紐約市方納家庭成員之一；菲利普．方納（Philip S. Foner）是共產主義主導的毛皮工人工會領袖；莫．方納（Moe Foner）是共產主義主導的醫藥工人工會領袖；還有兩個是馬列主義歷史學家；菲利普．方納（Philip S. Foner）也是以勞工運動者立場出發，寫述美國勞工歷史的作家。

馬納薩斯的艾斯納化與方納化，在任何層面上，都與自由市場意識型態或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無關。這個詆譭南營的厚顏無恥中央集權計畫應該要停止：以保守主義與純正的自由市場之名。

再次，就像假冒「自由貿易」的名義所推動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一樣，最重要的，是仔細看清楚貼在「自由市場」標籤下的究竟是什麼。通常，實質內容是與「自由市場」完全不同的東西。

【譯作】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Mon, 2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文：吳莉瑋
圖：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Rothbard 列出柯林頓政府如何以偽裝成經濟理論的荒謬謊言來哄騙民眾，同時指出此種普遍性的蕭條原因在於美聯儲的信用擴張，而此種巨幅信用擴張進入股市與債卷市場後，Rothbard 也提出他的預測：面臨衰退與崩潰的股市。此篇文章發表於 1994 年，而 2000 年的網路泡沫崩潰還有 2009 年的金融危機，似乎也可悲地一再重覆證明 Rothbard 預測的「通膨性繁榮崩潰」。

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客、編制經濟學家還有那些財經媒體從來沒好過的經濟頭腦，在最近幾年跌落新低。這種混亂、自我矛盾與普遍性地腦殘，從未如此猖獗。現在幾乎任何事件都可以歸咎於任何原因，有些甚至是幾周前還完全相反的理由。

如果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同一個分析師會在說明一件事時提到長期利率將很快提高，並在說明另一件事的時候提到長期利率必然降低：以充滿信心又絕對權威的語氣，宣告每一個充滿矛盾的陳述。公眾沒有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更別提政客）簡直是一大幫傻瓜和騙子而解僱他們，真是一個奇蹟。

在過去的一年半中，柯林頓政府為了讓每一篇財經新聞都充滿樂觀，這種偽經濟的哄騙方式，已經加碼變成編造的胡言亂語。失業率上升？這是好事，你看，因為失業率上升意味著通貨膨脹的威脅減少，通貨膨脹的威脅減少意味著利率將下降，利率將下降意味著失業率將很快下降。而且，我們不再把裁員稱為「失業」，我們叫它「企業瘦身」，這意味著經濟上會得到更多的生產力，所以很快就會降低失業率。

此外，在柯林頓學以前的經濟學，所有的經濟學思想都認為，經濟衰退期間的增稅是「不好的」。但柯林頓在經濟衰退期間的巨大增稅卻變成經濟傑作，你看，因為這將降低赤字，而降低赤字也就會反過來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會帶我們走出經濟衰退。

什麼，你說，不像柯林頓保證的那樣利率下降，利率其實漲了？不過沒關係，因為，你看，高利率會檢核通貨膨脹，然後讓利率下降，所以我們一直是正確的！然後，下降就是上升，上升就是下降，一圈又一圈，沒人知道會停在哪裡。

任何看起來理智的經濟現狀評估都讓問題更糟，因為這些評估都基於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自封「科學」方法紀錄的商業周期，而這些資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被視為聖經。在此架構中，注意力被放在找出精確的商業週期高峰日與低谷日，忽視了這兩個日期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 1992 年某月被正式宣布為「低谷」後，其後的每一個期間在定義上都是「復甦」，僅管這個疲軟的「復甦」只比前一個「蕭條」好一厘米。然而，從常識的觀點看，事實上，假若我們只是比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候好一點點，這並不能被視為是「復甦」。

現在，讓我們嘗試消除當代兩個最常見也最令人震驚的經濟學謬誤。首先是低利率的迷戀。這讓我想起了二戰期間南太平洋地區開始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該地區的土著看到大鐵鳥從天上降下來，帶來了美軍士兵還有食物、衣服、收音機和其他物資。

戰爭結束後，美國軍隊離開了該地區，以前那些充足的物資也消失了。於是當地人運用高科技手段的經驗關連得出的結論，如果這些巨鳥被引誘回來，那些被熱切需要的物資也會一起回來。當地人建造出會搧動翅膀的假鳥，試圖「引誘」那些大鐵鳥回來。

同樣的，17 世紀的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看到荷蘭成為當時歐洲最繁榮的國家。在尋求了荷蘭繁榮的原因後，英國得出是荷蘭享受的低利率導致繁榮的結論。然而，還有更多合理的因果關係可以當成荷蘭繁榮的理論：更少的管制、更自由的市場和更低的稅收。

低利率，只是繁榮的現象，而不是原因。但是，許多英國理論家陶醉在他們發現的因果關係鏈，並呼籲政府強制推低利率來創造繁榮：將利率推到低於「自然」或取決於時間偏好的自由市場利率。然而，由政府強制而低於真正「時間偏好率」的利率，進一步造成嚴重的資源不當分配與市場扭曲。

另一個應該點破的，是金融媒體的全體失憶。在二戰發生前的過去，「經濟衰退」指的是價格、生產與就業的同步減少。然而，自二戰以來的每一個經濟衰退，價格，特別是消費品價格，則不斷上升。

簡言之，二戰後由金本位轉成廉價貨幣所伴隨而來的永久性通貨膨脹，使我們接連遭受幾個「通貨膨脹下的經濟衰退」，我們同時受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的打擊，經歷了這兩種情況的痛苦。然而，當消費者價格（或生活費用）在這半世紀以來從未下降時，最重要的事實「通貨膨脹式經濟衰退」反而被倒入歐威爾式「忘懷洞」，讓所有人都在通貨膨脹時鬆了口氣，因為「至少我們不會有經濟衰退」，或是失業率增加時「至少不存在通膨威脅」。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已經變成永久性的。

而每個人都遵照凱因斯主義的廢話「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即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彷彿那是仍然有效且不證自明的見解。人們什麼時候才會認識到，這種「權衡」的正確度，就像預測 1984 年蘇聯與美國會有相同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生活水平一樣。如果我們定神細看，那些正經歷高度通膨的愚昧國家（俄羅斯、巴西、波蘭），同時也遭受生產降低與失業；另一方面，像瑞士那樣幾乎無通膨的國家，同時享受接近零失業。

最後，總結我們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1980 年代，美聯儲展開了十年的銀行信貸擴張，而美國儲貸公司（Savings & Loans）的信用膨脹則加速此擴張。但是此時溫和上升的實際物價與 1920 年代的通膨性繁榮情況類似。1980 年代與 1920 年代末，美國與全世界都因為通膨性繁榮的「泡沫」破裂，經歷了漫長的經濟衰退，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來清除不健全的投資、降低工業商品的價格，還有重創集中在房地產市場的通膨熱潮。

為了要盡快擺脫衰退，美聯儲虛增銀行存款準備金並進一步推低短期利率：由於銀行信貸擴張速度高於持續處於低迷的工業經濟，結果反而造成股市與債券市場的人工繁榮。這兩年股票和債券價格的上漲顯然超出當前收入，而以下事情將要發生：要不是現實世界中的產業巨幅復甦來擔保高價股票，就是膨脹的金融市場面臨崩潰。

我們這些對不久後會有任何神奇的經濟復甦抱持懷疑態度與批評的人，同樣也懷疑政府操縱利率的可行性，而股票與債卷的持續大幅下跌，則在節目清單中。

【譯作】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文：吳莉瑋
圖：focus2captur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opulation “Control”》，除了先談聯合國的各種活動，實際上儼然已經大步邁往另外一個不被任何人監督的專制世界政府，也把人口問題的謬論拿出來刷洗一番，一如政府的老把戲，魔鬼不在細節裡，而在讓所有人都忽略本來這些事情就不應該存在的前提裡。

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多數人都對聯合國還有它無止盡的活動與會議感到興致缺缺，並認為它們是一些枯燥繁忙的工作，用來維持那些日益增加的免稅官僚、顧問與專家。

這都是真的。但危險在於我們低估了惡意的聯合國活動。在那些乏味的廢話背後，是一個持續又恆久的路程，走向由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傲慢官僚所主導的國際專制政府。費邊式的集體主義仍驅動這些人不屈不撓地爭取權力。

最近的展示是近期的「人口會議」，而明年則緊接著同樣不祥的「婦女大會」。聯合國今年會議的電視宣傳也預告明年的會議，並以幾十年來最白痴的恆真句為梗：「提高對婦女的生活水準會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準。」只要把這句話裡的「婦女」替換成「男人」，它的荒謬平庸就變得明顯。

人口會議的潛在問題與謬誤，已經在墮胎問題的憤怒中失焦。在這個過程中，很少有人質疑這個會議的基本前提：廣泛地主張在世界各地（至少是在不發達的國家）中，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過多。

然後，解決方案被委婉地命名為「人口控制」，而本質上則是利用政府權力，以鼓勵或強迫的方式，限制人口增長或人口上限。當然，從邏輯上講，那些反人類的狂熱分子（畢竟人口不就是人類所組成的？）應該支持由政府規劃大規模屠殺現有人口，特別是在據稱人口過多的發展中國家（或是第三世界這個舊術語）。但他們似乎被什麼給阻止，也許是可能會被指控「種族主義」。於是他們只好專注於限制未來的出生人數。

在反人口氛圍全盛時期的高峰，出現人口零增長（Zero Population Growth, ZPG）運動，呼籲終結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長，包括美國模式的簡單推導，警告在不久的未來，人口數目將增加到地球沒有空間容納的地步。

事實上，美國的人口零增長歇斯底里高峰期出現在 1970 年代初，他們被 1970 年公佈的人口普查打得一敗塗地，該普查顯示，人口零增長支持者實際上已經達到目標，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轉下。

有趣的是，同一批人只用了一點時間，就開始抱怨低人口增長率意謂著人口老化，然後未來誰要來養這些越來越多的老人？從這個時期開始，及早且「尊嚴」的老人死亡成為左派自由主義的教條之一。

人口零增長支持者的標準呼籲是一套強制性的限制，每名婦女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其後需由政府強迫絕育，或對違反規定的婦女進行人工流產。（中國的共產黨一如慣例，做得比人口零增長支持者的標準還好，1970 年代開始強制實施每個婦女只能生育一個嬰兒的限制。）

「自由市場專家」有效率地放緩極權主義的滑稽例子，是反人口狂熱者兼傑出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E. Boulding）的提議。博爾丁給出了典型的經濟學家「改革」。政府不強迫每個生育了兩個孩子的婦女絕育，而是每個婦女有生育兩個嬰兒的權利（出生時就有還是進入青春期才有？）。每個婦女都可以生兩個，每生一個就少一個，或是，如果她想要有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她可以在「嬰兒生育權的自由市場上」，從只想生一個或是不想生孩子的婦女手中購得多的嬰兒生育權。簡潔有力，不是嗎？那麼，如果我們先從原來的人口零增長計劃開始，再引進博爾丁計劃，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變得更好，因此達到「柏拉圖最適」？

雖然這些人口控制狂似乎放棄要控制先進國家的人口，他們在第三世界仍舉足輕重。的確，如果你看看這些國家，會看到很多人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中挨餓。但是，把人口數量看成此種現象的主因，是一個基本的謬論。

事實上，人口數目一般都隨著生活水平移動，而不是影響生活水平。當勞動需求與生活水平提高時，人口會增長，反之亦然。人口上升是一種訊號，隨之而來的是繁榮與經濟發展。例如，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香港，它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亞洲其他地區，包括人煙稀少的中國新疆省。

英國、荷蘭和西歐通常都有相當密集的人口，並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非洲其實人煙稀少。因為它的資本投資水平很低，以至於無法支持太多人口。批評者指出，盧旺達和蒲隆地的人口稠密，但問題是，他們是非洲的例外。羅馬帝國的首都擁有大量高密度人口，但在它崩潰的時期人口大為下降。對羅馬而言人口下降不是一件好事。與此相反，這是羅馬衰弱的一個跡象。

這個世界，甚至是第三世界，並沒有因為人口過多或是增長過快而受苦。事實上，世界人口的總量雖然還沒有下降，但是增長速度已經下降。第三世界的苦難，是因為缺乏經濟發展、缺乏私有財產權、政府強加的生產與控制，還有大量接受外援反而排擠私人投資。其結果是太少生產力儲蓄、投資、創業和市場機會。他們迫切需要不是更多的聯合國控制，無論是人口還是其他任何事，而是國際與國內政府的放任。人口將會自己調整。但是，當然，經濟自由是聯合國或其他官僚都不願意帶來的事。

【譯作】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文：吳莉瑋
圖：alphadesign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透過柯林頓推動槍枝管制的實際案例，Rothbard 上了一小課政府干預經濟學：（1）費用或者是其他有的沒有的替代性名詞，都是稅的委婉說法；（2）提高企業徵稅將導致成本提高，造成供應減少，打擊消費者的購買，最後讓被提高徵稅的產業委縮；（3）營業稅增加會受到大公司歡迎，因為這種全面性措施可以提高企業經營門檻，替競爭力低落的大公司趕走新興小企業，製造卡特爾集團；（4）規模較大的公司，透過鼓吹政府干預、管制，能卡特爾化整個產業；以及（5）福利國家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干預主義理論家與各產業的大公司所組成的致命聯盟。

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最近爭議持續不斷，討論柯林頓總統是「花稅派」老民主黨（社會主義）還是「中間派」新民主黨。中間派的新民主黨概念，一般都被認為很模糊，不過最近有兩個新民主黨的例子，看得出來，到目前為止，新舊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第一個例子，是柯林頓的集體主義「國家服務」計劃，讓納稅人提供大學教育給被選定的青年。作為回報，這些青年得志願參加政府或社區瑣細無用又浪費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這些工作比起讓消費者真正受益的私營部門工作具有更高的道德優越感。

第二個例子，證明柯林頓先生「不新」的主要證據，是他強調對抗犯罪。但他的犯罪控制，似乎包括所有其他的實物，除了真正的問題之外：犯罪者。相反地，他禁止或嚴格限制一些物品，例如象徵性暴力（玩具槍、「暴力」的電玩、卡通動畫片和其他軟體），以及可能會被用於犯罪或自衛的武器。

到目前為止，槍枝是新禁酒主義傾向者最喜歡的目標。接下來我們可以他們開始攻擊刀子、石頭還有棍棒嗎？

柯林頓政府最新的槍支管制計畫，提供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政府干預經濟課程。到今年為止，如果你想成為有牌的槍枝經銷商，你只需要支付每年 10 美元。但是，「布蘭迪法案」將聯邦牌照費一舉提到每年 66 美元，增長超過五倍。即使如此，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還是不滿意，他建議把牌照費提高到十倍以上：每年 600 美元。

牌照費大幅上漲，最引人注意的，是本特森宣佈他很歡迎高額牌照費將會卡特爾化槍枝零售業。本特森根據前者的不當結論，抱怨說，全國有 284,000 的槍枝經銷商，比麥當勞餐廳的數目多上 31 倍。

那又怎樣？這個愚蠢的比較基礎是什麼？為什麼不比較所有餐廳的總數呢？或者所有的零售商店？還有，誰能決定什麼是槍枝經銷商、麥當勞、鞋店還有其他零售店的最佳店數？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是消費者在做出這個決定。本特森或任何其他政府規劃師有什麼資格來告訴我們應該要有多少數目的商業機構？他們又是在什麼基礎下做這些選擇呢？

本特森繼續宣布，這麼多槍經銷商的原因是因為牌照費太便宜。毫無疑問。如果我們對零售商店收許每年一千萬美元的牌照費，我們也許能夠剝奪美國消費者所有的零售商店。

本特森在提案中興高采烈地估計，如果把牌照費提高到每年 600 美元，會有一些經銷商放棄續照，而能減少 70% 到 80% 的現有槍枝經銷商。全國聯邦牌照槍枝經銷商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ederal Licensed Firearms Dealers）報告說，槍枝經銷商因為上漲的牌照費而分成兩個陣營：那些能承受上漲的大經銷商，支持牌照費增加，因為這有利於替他們把規模較小的競爭者趕走。而那些會被趕出市場的小經銷商，當然是反對該計劃。

事實上，本特森計劃明確訂出條款，那些透過零售商店銷售的大經銷商，他們是「正牌」、「合法」的槍枝經銷商，而規模較小而那些在家裡或是在車上銷售的經銷商，在某種程度上是非法的，必須停業。

除了費用增加，財政部還希望擴大它認為比較成功的紐約市試辦計畫。在那裡，城市警察和惡名昭彰的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的凶狠官員，會「訪問」每一個申請槍枝牌照的申請人，解釋法律並詳細詢問銷售業務的細節。這些嚇人的「訪問」，導致 90% 的申請被取消或拒絕，相比於先前的 90% 批准率。

從這個計畫及它的論據中，有幾個教育性的課程。

首先，牌照「費」是一種「稅」的委婉說法，單純又簡單。

第二，增加稅收阻礙產品供應，並導致部份公司倒閉。沒有說出來的推論，當然，是較低的供應量將提高價格，並打擊消費者的購買。

第三，營業稅增加並不像一般假設那樣，一定會受到納稅企業的反對。與此相反，規模較大的公司，特別是競爭力低於規模較小開銷也較低的競爭對手的那些大公司，將因為針對全產業提高的固定費用而受益，因為較小的公司可能無法支付這些費用而被趕出市場。

第四，我們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增加稅收與政府管制的背後勢力：透過這種干預，特別是規模較大的公司，將卡特爾化整個產業。他們希望削減產品供應與供應商數量，從而提高價格和利潤。

在槍枝管制的鬥爭中，這項措施的背後力量是自由主義的反槍理論家與大型槍枝經銷商，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用來解釋福利國家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理論家與各產業的大公司所組成的聯盟。

對於增加費用最荒謬的論點，由本特森還有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所提供，後者莫名其妙地被一些華盛頓的智囊團當成自由市場的冠軍歡呼。他們說，費用必須要提高，以支付政府機構為此措施的花費，去年政府耗資 2,800 萬美金但只有 350 萬美元的費用收入。是的，對於本特森跟布拉德利這突如其來的關懷，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可以節省納稅人的錢：完全取消槍枝經銷商牌照。

【譯作】取締工作：又一個最低薪資｜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取締工作：又一個最低薪資｜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

文：吳莉瑋
圖：Old Sarg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Rothbard 說明了最低薪資法是「服務特權」的「政策工具」，任何對於勞動市場會有影響的最低薪資數字都會造成「強制性失業」。

就如我在「【譯作】凱因斯主義者迷思｜KEYNESIAN MYTHS」文中所補充的：

最低工資法提高了就業的門檻，它使得產能沒有辦法達到最低薪資要求門檻的個人難以獲得工作機會，造成「強制性失業」。由於雇主被迫要以最低薪資以上的成本雇用員工，因此，若是雇主認為某位求職者的工作產能低於自己被法律強迫要付出的最低薪資，那他就不會雇用這位求職者。換句話說，一些工作產能無法達到最低薪資的人，若是沒有辦法找到願意「違法」以低於最低薪資雇用他的雇主，就只能被迫處於失業的狀態。

取締工作：又一個最低薪資｜Outlawing Jobs: The Minimum Wage, Once Mo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兩黨的基本特性在面對「最低薪資」的態度最能清楚演示。民主黨建議將法定最低薪資提高到每小時 3.35 美元，這個數字在被據稱是自由主義時期的雷根政府也在 1981 年提過。而對手共和黨則是要替青少年設定「次最低薪資」，青少年是受法定最低薪資打擊最嚴重的邊緣勞工。

共和黨的這個立場很快地就被國會裡的共和黨人給修正，主張青少年的「次最低薪資」最多只能持續 90 天，之後的薪資就得升到比民主黨提議的數字更高（每小時 4.55 美元）。諷刺的是，這讓參議員泰德．甘迺迪（Edward Kennedy）指出這項提議可笑的經濟效果：促使雇主僱用青少年，然後在第 89 天解僱，隔天再重新僱用其他的青少年。

最後，也很典型的，喬治．布希（George Bush）把共和黨帶出這個坑並丟下毛巾徹底認輸，轉而支持民主黨的計劃。我們只剩民主黨毫不避諱地提議要大幅增加最低薪資，而共和黨經過一系列不合邏輯的胡扯後，終於跟隨該計劃。

事實上，只有一種角度看待最低薪資法：它是強制性的失業。法律說：任何人以低於 X 美元時薪的水平雇用他人，是非法的犯罪。說白了，簡單地說，這意味著將有大量自願性薪資合約將被取締，因此會有大量的失業。請記住，最低薪資法並沒有提供工作，它只有取締工作，而非法的工作則是必然結果。

所有的需求曲線都在下降，勞動力需求也不例外。因此，任何影響到就業市場的最低薪資法（若是10美分時薪可能影響就不大），必然造成非法就業，進而導致失業。

簡言之，如果最低薪資從每小時 3.35 升到 4.55 美元，後果就是那些可以獲得這兩個薪資之間的受雇者的永久性失業。因為勞動的需求曲線（或任何形式的生產要素）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這意味著，最低薪資的法令所導致的失業，剛好都是那些「邊緣（較低薪資）勞工」，例如黑人和青少年，這些正是那些最低薪資倡導者聲稱要保護的族群。

最低薪資的倡導者總是回覆說，這一切都是危言聳聽，最低薪資從來沒有造成失業。對這種說法的適當還擊，是把他們的提議加碼：好吧，如果最低薪資是美妙的扶貧措施，不會造成失業影響，為什麼這麼謹慎呢？為什麼你對於工作中的窮人只幫助這種無關痛養的金額？為什麼停在時薪 4.55 美元？為什麼不是時薪 10 美元？100 美元？1000 美元？

顯然，最低薪資的倡導者沒有貫徹自己的邏輯，因為，如果他們把最低薪資推到這樣的高度，幾乎所有勞工都會失業。換言之，想要有多少失業就有多少，只要簡單地把法定薪資提得夠高。

傳統的經濟學家都很禮貌，假設經濟謬論是純粹的思想錯誤。但也有雅俗產生嚴重誤導的時候，或者，如王爾德（Oscar Wilde）曾經寫道：「當述說己見超越責任時，它成為一種樂趣。」如果提高最低薪資的支持者，單純只是判斷錯誤的好意，他們不會停止在時薪 3 或 4 美元，而會確實進入平流層中追求自己的笨蛋邏輯。

事實是，他們一向精明地把最低薪資的要求，停在只有邊緣工人受影響的程度，不會造成白種成年男性工會成員的失業危機。最低薪資法最熱心的倡導者，一直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而最低薪資法的具體成效，則是消弱工資較低的工人對那些工資較高的工會成員的競爭，攪和最低薪資的真正動機很明顯。

通常看似純粹思想錯誤的經濟謬論，都是某些特權的面具，並犧牲那些被宣稱要「幫助」的族群。最低薪資只是例子之一。

在目前的攪和下，通貨膨脹（據說被雷根政府停止了）抵銷了 1981 年上調最低薪資的影響，其實際影響減少了 23%。部分的結果，是失業率從 1982 年的 11% 下降到 1988 年的 6%。這種下降可能使人懊惱，AFL-CIO 及盟友正在發起糾正這種情況，醞釀將提高 34% 的最低薪資。

偶爾，AFL-CIO 經濟學家和其他具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會放棄他們的經濟謬論面具，並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失業。但仍繼續替自己辯護，聲稱工人領取福利金比低薪就業更有「尊嚴」。當然，這是很多依賴福利金的人的學說。確實，「尊嚴」的奇怪概念，促進了環環相扣的「最低薪資」與「福利制度」。

不幸的是，這個系統讓那些喜歡當生產者，而不是特權寄生蟲的眾多工人們，沒有選擇的自由。

【譯作】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文：吳莉瑋
圖：netjcmv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在民主國家中，對於政府提出的複雜計畫，表面上會出現波濤洶湧的輿論討論與兩黨辯論，不過，仔細一分析，大多數的各式議題，不管在怎麼討論，大方向似乎都是不便，因為媒體辯護士們忙著在替正反兩方分析「細節」。

這篇文章的例子是柯林頓的健保計畫，熟悉嗎？當然，最近台灣也有，「證券交易所得稅」就是活生生的近期案例，大家都在討論細節、忙著提出各種「比較不衝擊的版本」，忽略了這種東西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大原則。

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對於柯林頓健保計畫，媒體標準的陳詞濫調，取決於你的觀點，上帝或惡魔都「藏在細節裡」。令人訝異的是，柯林頓健保「改革」的支持者與其反對者間，有許多共同觀點。支持者說，該計劃的一般原則挺美好，但細節上有些問題，例如，實際成本多寡、如何籌資、小企業是否能獲得足夠津貼來抵銷提高的成本等等等。

而被指責的批評者也趕緊向我們保證，他們也接受一般原則，但在細節上也有很多問題。通常情況下，批評者會展示他們只比柯林頓計劃稍簡單一點的替代方案，同時還主張他們的計劃比較不具強制性、成本更低，社會主義成份比柯林頓計畫少一些。此外，由於醫療照護花費約佔美國總生產額的七分之一，有足夠的細節讓那些政策書呆子們研究一輩子。

但是，柯林頓計劃的細節再怎麼糟糕，跟那些路西法（Lucifer）真正潛伏的大原則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接受了大原則，然後在細節上戰鬥，忠誠反對黨是在放水，而且，那些細節甚至會在辯論結束之前就被偷偷放行。保守派對柯林頓式改革的批評，在眼花撩亂的細節中失焦，忙著在對手建立大架構範圍下，「負起責任」提出替代方案，替柯林頓的人馬執行一項重要任務：剔除任何明確反對柯林頓大躍進到集體主義式醫療的意見。

讓我們先來檢視柯林頓改革所提出的梅菲斯特式（Mephistophelean）一般原則，然後才來看看保守派的批評。

（1）保證普及（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最近已經談了很多有關於各種商品或服務的「普及」。許多教育「改革」的「自由主義」或「自由市場」支持者，倡導以稅收支持的教育券計劃，提供「使用」私立學校的資源。但是，在自由社會中，有個簡單的東西，讓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任何想像得到的商品或服務，不只是醫療照護、教育或食品。這個東西不是優惠券或柯林頓發的身分證，而是所謂的「錢」。「錢」不僅提供所有商品和服務的普及，還讓持有者依照自己的需求使用。其它的使用憑證，優惠券、健保卡或食品券，都是獨裁、強制、打劫納稅人、低效率且齊頭式平等。

（2）強制性

「保證普及」只能透過稅收的搶劫方式提供，這種勒索的本質，並不會因為把課稅名稱變成費用、保費或貢獻就有所改變。換成任何其他名字的稅，聞起來一樣腐爛，也有類似的後果，即使只有「雇主」被迫支付更高的「保費」。

此外，任何被「保證」使用任何東西的人，都會被強迫參加，無論是在接受它的「好處」，還是要為此支付費用。因此，「保證普及」不只強迫納稅人，還有每個參與者與貢獻者。那些哀嚎全國約三千七百萬人未有健康保險的人，都掩蓋了一個事實：這些沒有保險的人理性地決定自己不想成為「被保險人」，並願意在需要醫療照護時支付市場價格。但他們不會被允許不想接受保險的「好處」，而是強制性參與。我們都將被健康徵招入伍。

（3）平等

普及就是指平等。因此，平等主義的「公平」主題馬上進入這個問題。一旦政府成為所有健保的老闆，不管是柯林頓計劃還是忠誠反對黨的計畫，那麼，讓富人享受比底層民眾更好的醫療服務就似乎「不公平」。這種「公平」策略被認為不言自明，從來沒有受到批評。為什麼雙層級醫療系統（實際上它一直是多層級），比其他任何多層級服裝、食物或交通系統還「不公平」？有些人負擔得起到四季餐廳（The Four Seasons）吃晚餐或是去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度假，其他人只能去麥當勞或在家裡吃飯，至少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人都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為什麼醫療照護有所不同呢？

然而，柯林頓計劃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是把醫療照護領域的現狀縮減為「單層級」的平等主義。

（4）集體主義

為了確保所有人都平等，醫療照護將是集體主義，受到聯邦衛生保健委員會的嚴密監督，政府強制的健康服務與保險進入區域集團與聯盟。私人執業的醫療服務基本上會被趕走，所以，這些集團和健保組織（HMO）將成為消費者唯一的選擇。即使柯林頓的人馬嘗試向美國人保證他們仍然可以「選擇自己的醫生」，但事實上這將越來越不可能。

（5）價格管制

僅管價格管制從來都不曾管用，而一直都是災難，熱衷於掛羊頭賣狗肉語義學的柯林頓政府，堅決否認擬議任何價格管制。但是，健保的嚴重價格管制不僅明顯還很蛋疼，即使戴上「保費上限」、「成本上限」或「支出控制」等面具。這些「成本控制」的承諾也不得不出現，因為它能讓柯林頓的人馬宣稱「稅收幾乎不會提高」的離譜主張。（當然，除非是對雇主。）嚴格的支出控制將由政府強制執行，不僅是控制政府自己的支出，特別還會控制私人消費。

柯林頓計畫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利用消費者來達成這些價格管制，例如，對私人執業醫師支付多出控制價格的部分費用將定為刑事犯罪。因此，柯林頓計劃宣稱「服務提供者將被禁止向病人收取超過聯盟收費表的費用」，否則將以「支付賄賂或酬金」（黑市價格）而「影響健保服務」的罪名，被處以「罰鍰」。

順道一提，為了維護他們的計劃，柯林頓的人馬把許多荒謬的無稽之談放到論點中。該計劃的主要論點是醫療服務「成本太高」，這種論點是基於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最近幾年大幅上升的事實。但是，支出的上升並不等於是成本的增加，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可以很容易做出以下推論：由於過去十年國內生產總值中花在電腦支出的百分比急劇上升，因此，電腦的成本也同樣太高，所以，針對消費者與企業的電腦採購，必須實施嚴厲的價格管制、上限與消費控制。

（6）醫療配給

嚴厲的價格與支出管制，意思當然就是醫療照護必須被嚴格地分配，因為普及與平等的醫療照護「保證」，這些管制和上限將同時到來。事實上，社會主義者總是喜愛配給，因為它賦予官僚權力來強制實施平等主義。

因此，這意味著政府、醫療官僚和下屬機關，將決定誰將得到什麼樣的服務。醫療極權主義，除了我們這些其餘的人以外，都會在美國活得很好。

（7）惱人的消費者

我們一定要記住政府和市場上的企業最大的關鍵差異。企業總是急於討好購買他們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在自由市場中，消費者是國王與王后，而「供應商」則是透過努力提供服務給消費者來賺取利潤。但是，當換成政府提供服務時，消費者的角色就變成討厭鬼，變成「浪費」稀有社會資源的用戶。自由市場是一個和平合作的地方，每個人都受益且沒有人損失；政府提供產品或服務時，每個使用資源的消費者都變成是在犧牲其他人的人。「公共服務」的舞台是狗咬狗的叢林，而不是自由市場。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柯林頓計劃的未來：政府作為極權主義的醫療照護分配者，勉強地在最低程度，平等地發放給每一個被視為浪費害蟲的「客戶」。而且，如果上帝保佑，讓你的健康發生嚴重問題，或者你是老人，或是你所需的治療需要稀有的資源而超過衛生保健委員會認為恰當的程度時，那麼華盛頓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分配者，會在考慮「社會公益」的情況下，給你凱沃基安（Kevorkian）的治療。

（8）大躍進

還有許多其他可笑但幾乎被普遍接受的柯林頓計劃，從變態的「保險」概念，到傻頭傻腦地認為巨幅擴大政府控制後就不需要填寫健康表格。但我只想強調最重要的一點：這個計劃包含進入集體主義的再一次大躍進。

這個論點，由大衛．勞特（David Lauter）在 1993 年 9 月 23 日洛杉磯時報的文章中清楚展示。勞特說：「每隔一段時間，政府就集體抱緊雙膝，深吸一口氣後跳到一個大程度未知的未來。」美國的第一個跳躍是 1930 年代的羅斯福新政，跳到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還有廣泛的聯邦經濟法規。第二次跳躍是 1960 年代的民權革命。而現在，勞特寫著，「另一位新總統提出一個徹底的計劃」我們再次聽見「政治制度再次跳躍前暖身的噪音」。

勞特只忽略了重要的一點：跳躍去哪裡？有意或無意地，他的「跳躍」隱喻了真相，因為它令人回憶起毛澤東極端共產主義的大躍進。

柯林頓健保計劃並不是「改革」也不符合「危機」。穿過虛偽的語義，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進入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正當俄羅斯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都在努力擺脫社會主義與「保證全民醫療照護」所帶來的災難時，柯林頓和他那些奇異的老式左派研究生幕僚們，卻提議用具有先前經歷過的所有政府干預弊病，也是地球上最好的醫療系統，要來破壞我們的經濟與我們的自由。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從根本上反抗柯林頓健保計劃，這也是為什麼撒旦藏在一般原則裡（而不是細節），更是為什麼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不是提供自己版本的 500 頁健康計劃，而是堅持以 Hans-Hermann Hoppe 在 1993 年 4 月的《The Free Market》提出的四步計畫（A Four-Step Health-Care Solution），拆除政府在醫療照護領域的現有干預。

我們能有什麼「積極」建議？當然有：讓凱沃基安（Kevorkian）當柯林頓的家庭醫生怎麼樣？

【譯作】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文：吳莉瑋
圖：VinothChanda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rice Controls Are Back!》，Rothbard 先列出美國近代以來不斷以慘劇收場的價格管制政策，並表達反對當局（柯林頓政權）正嘗試要對通訊與醫療產業進行的價格管制，最後點出政府進行價格管制的原因並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製造更多讓公眾以為他們非常需要政客來解救的問題。

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不可取的想法似乎永遠不會退流行。他們並沒有消失，相反地，他們不斷出現，就像回籠的爛錢或是老日本電影裡的哥斯拉一樣。

價格管制，是把價格控制在低於市場水平，從古羅馬時代就有；在法國大革命中，惡名昭彰的全面限價法令（Law of the Maximum）最該為斷頭台的受害者們負責；在蘇聯，則是殘暴地壓制黑市。在每個時代與每種文化中，價格管制從來都不管用。價格管制總是一場災難。

為什麼蔣介石「失去」中國？其主因從未提及。因為他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然後又試圖通過價格管制來抑制通膨的結果。為了強制實施價格管制，他在上海的公共廣場射殺商人以殺雞儆猴。他因此把最後的支持者推往支持共產黨起義。類似的命運正等著南越政權，他們為了執行價格法令，在胡志明市的公共廣場射殺商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選擇性」價格管制不管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價格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試圖執行的「全面性」價格管制也不管用。尼克森總統在 1971 到 1973 年實行工資與部分物價凍結的價格管制不管用，卡特總統之後試圖執行更具選擇性版本的價格管制，同樣不管用。

我的第一份寫作，是替紐約共和黨青年會撰文的未公開備忘錄，譴責杜魯門總統的肉品價格管制。當時我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畢業，剛剛進入研究所，這份文件是為了1946年的共和黨競選文宣。無數的經濟學家都指出，價格管制從來都不管用，價格管制不會抑制通貨膨脹，只會造成供應短缺、配給、品質下降、黑市，以及可怕的經濟扭曲。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進一步惡化，整體經濟會因應這些惡性管制而調整。

在 1946 年，除了肉價管制外，所有聯邦價格管制都被取消，結果是肉品供應越來越短缺。情況糟到市面上買不到肉，糖尿病患者甚至無法買到肉類衍生產品的胰島素。廣播主持人懇求他們的聽眾寫信給國會議員，要求他們保持肉價管制，他們說，如果沒有價格管制恐怕價格將無限上升。（這個問題被忽略：當消費者連肉都找不到的時候，光價格便宜有什麼用？）

終於，杜魯門總統透過全國性廣播，宣布要終結可怕的肉品危機，他說，實際上，他已認真考慮要把芝加哥的肉品包裝廠國有化，以徵用他們囤積的肉品。但後來他意識到就連肉品包裝廠也找不到肉。然後，在一個很少被評論的發言中，他透露自己曾認真考慮要動員國民兵與軍隊，派兵到中西部的農場裡，捕捉他們所有的雞和牲畜。但後來他無奈地補充道，這個決定「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不錯的委婉說法。要是派兵到農場，杜魯門會在他任內經歷一場革命。農民們會準備好槍對抗專制侵略者，捍衛寶貴的土地和財產。此外，那年是國會選舉年，而民主黨在農業州的選區中深陷困境。事實是，老右派共和黨人以「管制、腐敗與共產主義」的口號，在當年席捲兩院國會。這是右翼共和黨的原則立場，其政治上的勝利亦非巧合。

杜魯門不情願地得出結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取消肉價管制。在他取消肉價管制後過沒幾天，就出現大量供應給消費者與糖尿病患者所需的肉品。肉品危機結束。那價格呢？當然，價格並未漲到無窮大，大概只從不切實際的控制價格漲了 20% 左右。

在這個事件中最應該被突顯的部分反而不為人知：杜魯門總統承認了關鍵點（顯然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短缺」問題純粹就是他執行價格管制的產物。否則要怎麼解釋，他最終得以取消管制來結束這場危機的事實？然而，沒有人提起這次教訓，也沒有啟動彈劾程序。

二十五年後，尼克森總統凍結工資與部分物價，因為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不可接受」的 4.5%。我變得流彈四發，在我能發表的任何地方譴責這項管制。那年冬天，我在位於華盛頓的共和黨俱樂部（Metropolitan Republican Club）前，與總統的經濟顧問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進行了一場辯論。就在我譴責價格管制後，斯坦說，基本上，價格管制是我的錯，而不是他與尼克森總統的錯。

斯坦就像我一樣，知道價格管制的災難與反作用，但我和其他人一樣沒有做好教育美國公眾的工作，所以尼克森政府被輿論「強迫」實施價格管制。不用說，我並沒有被說服我有罪。多年以後，在他的回憶錄中，斯坦寫著他在大衛營規劃價格管制時，感受到來自急性子威權者的壓力。可憐的斯坦：又一個在美國的受害者文化中的「受害者」！

現在，比爾．柯林頓總統準備進行價格管制。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已經下令美國三分之二的有線電視費率需下降 15%，從而以重擊來管制通訊產業。有理由嗎？自 1987 年解禁，有線電視費率漲幅高於一般性通膨率的兩倍。嗯…所謂平均值的意思，就是通常約有一半的數據比它高而另外一半比它低。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建議打擊每個高於通貨膨脹平均值的價格上漲呢？

這確實是柯林頓即將針對醫療照護進行價格管制計劃背後的主因。醫療照護價格的上漲速度超過通貨膨脹。經濟學家們與了解價格管制是怎麼回事的前任價格管制官員們，都對管制醫療照護價格的威脅提出抗議。因此，在 1971 年到 1973 年執行尼克森工資價格管制實驗的傑克森．格雷森（C. Jackson Grayson），警告說：「價格管制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相信我，我一直在那裡…價格管制這招在前四千年中都不管用，而未來也不會。」

格雷森警告說，美國的醫療花費有 24% 是花在政府強加的行政費用。柯林頓的價格管制會導致法規和官僚的增生，它會提高而不是降低醫療成本。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價格管制的主要人物，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也同樣反應：「我不能相信他們（柯林頓政府）要這麼做。我無法相信他們那麼愚蠢。」他指出，醫療照護領域具有活躍且快速的創新產品與服務，若是實行價格管制將會遭到嚴重受創。

但這些反對意見都沒有用。急性子的年輕柯林頓支持者不介意價格管制是否會導致醫療照護短缺。事實上，他們對此前景表示歡迎，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強制實施配給、設定優先次序，並告訴大家多少有多少的醫療照護資源可以使用。此外，就如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發現的，急性子威權者對此感到深深地滿意。我們應該要知道，為什麼這些經濟學家與前任價格管制官員們所做出的合理反對意見都無法阻止他們：只有長期受苦受難的公眾，發起堅定且強烈的抗爭才有用。

【譯作】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Thu, 24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文：吳莉瑋
圖：sskenne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當時柯林頓的任期才剛開始（正是民主黨大躍進階段），有趣的是，Rothbard 對於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輪替預測，確實也在其後的小布希與歐巴馬政黨輪替中又走了一遭，目前美國的政治詐欺球賽正走到歐巴馬時代大躍進的中段，情況和 Rothbard 在多年前的預測相差無幾，而接手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現任長命美聯儲主席班．柏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其通膨的功力相較於他的騙子前輩們，也是不遑多讓（或許更上一層？看看QE∞）。

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總統任期內的刺激性提升之一是他的名字以「n」結尾。因此，「omics」加在他的名字後頭成為「-nomics（一門學問、法則）」再適合不過，而我們則會被「柯林頓學（Clintonomics）」的稱謂套牢到他任期結束為止。相比之下，「布希學（Bushonomics）」或「裴洛學（Perotnomics）」就不太合稱。

後虛無主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喜歡不斷地重複他的世界觀－「未來不可知」。事實並非如此。至少我們確切知道，柯林頓總統不會在第一次國會提案中，建議廢除所得稅或取消美聯儲。至於在他任期內的其他方面，或許我們不盡然有相同程度的確定性，但我們可以根據他的提案、他的幕僚還有他們所關切的利益，提供可靠的見解，勾勒出柯林頓式民主的輪廓。

我們知道有一批新興的年輕民主黨鯊魚降臨華盛頓，為了職位、津貼與影響力相互廝殺，取代了曾經肚子餓也曾經年輕但從 1980 以來就被納稅人給餵飽的共和黨鯊魚。那些自認為是比爾的朋友（Friends of Bill, FOB），或是比爾的早期朋友（Early Friends of Bill, EFOB），或許會在此場廝殺中做得不錯。而那些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s）的朋友、同學與同行，例如左翼自由主義的哈佛經濟學家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則會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我們在華盛頓的那些比爾的敵人（Enemies of Bill, EOB）則不會酒池肉林。

大致上，我們必須和另外一個集權主義大躍進搏鬥，這種集權主義大躍進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周期性地出現，事實上，應該從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開始。這種周期循環的工作原理如下：民主黨規畫著政府活動的大躍進，通常伴隨著「進步」、「美國再次向前行」的豪言壯語。大概過十年左右，共和黨以保守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說辭武裝，但事實上只是稍微延緩中央集權進化。再經過十年左右，民眾對自由市場的說辭（而不是現實）感到倦怠，於是又來到另一次大躍進。球員名單有所變動，但現實以及這種虛假的名稱遊戲則保持不變，似乎沒有人從正在進行的騙局中醒來。

雷根與布希政府，一如他們之前的艾森豪、尼克森和福特政府，都是由右翼凱因斯主義者主導，這就是為什麼都是伯恩斯（Arthur Burns）、沃爾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這些同樣的人出現。右翼凱因斯主義者主張高赤字、高稅收，以及預算和貨幣政策操作，試圖在不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實現充分就業。其結果是永久性通貨膨脹加上周期性的嚴峻經濟衰退。

主導民主黨的是左翼凱因斯主義者，抱著（與右翼凱因斯主義）類似的宏觀角度，不同之處在於，比起那些相形保守的對手們，他們喜歡更劇烈的通貨膨脹與更高的稅收。主要的差異變成「微觀經濟政策」，保守的凱因斯主義者傾向於支持自由市場（至少在說法上），而左翼凱因斯主義者則坦率地贊成產業政策、經濟發展戰略，及政府和企業的夥伴關係。

柯林頓政府將把左翼凱因斯主義者中年輕的「積極分子」帶到前線，包括前述的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先進政策學院（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夏畢洛（Robert J. Shapiro），還有那些或許可以稱為「華爾街左派」的人士，包括拉扎德集團（Lazard Freres）的費利克斯．羅哈廷（Felix Rohatyn）、高盛（Goldman）的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及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羅傑．奧特曼（Roger Altman）。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政府會採取措施，進一步削弱與扭曲市場經濟。左翼團體會帶來「社會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以及特別對小公司而言增加成本並破壞生產力的環境法規。萊克（Reich）和「華爾街左派」的微觀性經濟管理將使經濟病入膏肓，而在宏觀領域中，我們可以預期政府會對富人徵高額稅收來「減少赤字」，同時，更高的政府支出則進一步提高赤字。

我們會聽到無止盡的保證，說赤字增加「只是暫時的」，最終會被增加的產量與經濟成長抵消。將有無盡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措施大話，說柯林頓正在幫我們「透過赤字成長」。（想打賭嗎？）將有進一步重新定義赤字的嘗試，把政府支出說成「投資」，並堅持認為大部分的政府開支，是被分配到長遠看來能增加經濟成長與產能的「資本預算」。這一切都詭詐地忽略了一個事實：企業投資是要在未來獲得利潤，而政府「投資」只需要讓那些有償或無償的辯護士們評論「投資成功」就好。

還會有進一步的腐敗企圖，替增加的官僚工作與薪俸提供說帖，以投資生產性「人力資本」的理由，把數十億美元丟入「教育」。「人力資本」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不幸概念。再次，反對把政府開支稱為「投資」的譴責，加上外頭的奴隸制經濟，你不可能賣出你的「人力資本」，所以，它不能被當成具有貨幣價值的經濟概念。

最後，我們可能會看到另一個進入社會化醫療制度的大躍進，已經有許多人，包括人那些支持柯林頓的共和黨領袖，堅持「全民醫療照顧是權利而不是特權」。這些都是不吉利的話，堅持全民免費醫療「權利」的最後一個地方，是在沒有醫療也沒有照護的編制醫療機構下結束的蘇聯。

美國不顧共產主義崩潰的教訓，一頭栽進自己挖的社會主義坑裡，但我們不會稱呼它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享受政府與企業夥伴關係的愛心社會」。

【譯作】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Thu, 24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文：吳莉瑋
圖：The PIX-JOCKEY (= pictures retouc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lintonomics Revealed》，Rothbard 精闢地把柯林頓式思考方式（或說是宣傳內容）補充到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

柯林頓學是歐威爾式經濟。這是自相矛盾的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在經典的歐威爾式「自由就是奴役」和「戰爭就是和平」之外，柯林頓學還補充了「政府支出就是投資」和「稅收就是貢獻」。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甚至是凱因斯主義）會主張在經濟尚未從衰退中恢復時大幅增稅；但柯林頓會。

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強調「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競選運動、中產階級減稅，並收到新保守主義學者說比爾．柯林頓是「溫和的新民主黨」的保證後，柯林頓學終於開始在二月十七日的預算訊息還有其他如醫療照護等暗語中悄悄揭幕。比爾與希拉蕊所謂的「溫和」，意思和勃列日涅夫（Brezhnev）比史達林（Stalin）「溫和」，或是說戈林（Göring）比希姆萊（Himmler）「溫和」一樣。各位美國先生與美國女士坐好了：我們正走上非常顛簸的旅程。

每一個近代的政權都有遠比其前輩更糟的「學」。雷根學沒什麼好討價還價，它是四個相衝突的經濟思想派別混合，每個派別都抱著對雷根的忠誠努力地想勝過其他三個競爭者。這四個群組，分別是影響力最小且在雷根第一任期內持續不到一年的古典自由主義或半奧地利經濟學派、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供給面學派，及保守凱因斯主義者。老布希學則是受這四個中最糟的完全主導：保守凱因斯主義者。

（提要：古典自由主義者希望激烈地減支與減稅；供給面學派只想減稅；貨幣主義者壓抑慾望，只要求穩定的貨幣增長率；而保守凱因斯主義者一如往常，追求政府支出與增稅。）

保守凱因斯主義者雖然理論錯誤，至少還是連貫且值得尊敬的經濟學派，也是值得與之進行智力鬥爭的敵人。但這樣的榮譽不能給予「柯林頓學」，它甚至不佩得到「經濟學」的光榮標籤。「柯林頓學」是愛麗絲仙境經濟學、精神分裂經濟學，還有瘋狂調整經濟學。

為什麼說它精神分裂？試想一下：大量地宣傳赤字的恐怖、對未來與下一代的必要「犧牲」，以及幫助縮小赤字的必要。這是用來為消失的中產階層減稅脫罪，並以驚人的中產階級增稅取而代之的藉口。同時，還認為需要巨額增支。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要快速啟動剛走出衰退或是仍在衰退中的經濟；第二，為了「投資」已經停滯二十年而需要更多儲蓄與投資的經濟。

這個提案的精神分裂處，在於它假設經濟（或政治經濟）可以分成兩個互不影響的密封艙。一方面，增加稅收有助縮小赤字，而且不會對脆弱又衰退的經濟出現不好的影響；另一方面，刺激消費的政府支出增加顯然不會對赤字有惡化效果！

一旦我們認識到經濟是相互依存的，而這兩部份將相互影響，柯林頓學的荒謬變得顯而易見。大幅增加的稅收將對經濟帶來當頭棒喝：首先，對企業與高收入族群增稅，將削減儲蓄與投資；第二，透過能源稅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費用」（另一種形式的稅），將提高企業成本。較高的企業成本將提高價格，遠高於消費者所預期的溫和增長。較高的能源成本也將計入每一個需要能源生產的產品，尤其將重創鋁與化工業等製造業，以及航空公司等的運輸業。這些都是經濟衰退時受到嚴重打擊的行業。

注意，提高能源稅的效果不只是提高消費者價格。僅管有那些流行的迷思，但增加的成本並不能簡單地「轉移」到售價。這些措施將減弱美國公司在國外的競爭力，導致利潤下降、產量減少、失業率上升，以及更高的價格。

還有，柯林頓提出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將使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此外，近代的加稅未曾結束赤字。雷根在 1982 年與其後的增稅、布希政府 1990 年惡名昭彰的增稅，都未曾降低赤字。降低赤字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削減政府開支。

政府開支不會「刺激」經濟，政府「投資」也不會減輕疲軟的儲蓄與投資所造成的長期經濟停滯。美國經濟有兩方面問題：短期而言，我們是仍處於經濟衰退或是非常脆弱、微小的經濟復甦；長期來看，我們仍然受到低儲蓄與低投資造成的停滯痛苦。治癒後者需要更多的儲蓄與投資；但是，和凱因斯主義的秘方相反，治癒前者的方法也完全一樣。

1990 年的經濟衰退，是 1980 年代銀行信貸擴張的必然結果（而不是「貪婪」），政府只有兩種政策能加速經濟衰退的調整過程：（a）不以紓困或凱因斯主義的「刺激」，來干預清算不健全投資的健康過程；及（b）大幅削減政府自己的預算與徵稅。

供給面學派，對於減稅比增稅更能走出經濟衰退並邁入長期增長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們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政府開支，不論是短期或長期，都在削弱經濟，政府支出是寄生在生產性民營企業的浪費。民營經濟的負擔越大，復甦需要的真正儲蓄與投資的時間就越長。

柯林頓政權試圖以掛羊頭賣狗肉的語義學來解決這個問題：把政府支出重命名為「投資」，就像他敢把稅收重新打標上「貢獻」一樣。在這種欺瞞下，政府支出只是政客與官僚那些非生產性「客戶」的浪費性開銷。

赤字該怎麼辦呢？柯林頓的人主張赤字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把私人儲蓄從生產性投資中借走。但同樣的一批人希望把長期債務變成短期債務來降低利息，這將更頻繁地把私人投資從資本市場中轉移。事實上，非生產性的擠出效應不僅來自於赤字，還有所有的政府開支，畢竟，比起借貸，稅收甚至更粗魯地擠出與破壞私人儲蓄。問題就在政府的稅收與支出。

因此，柯林頓學是歐威爾式經濟。這是自相矛盾的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在經典的歐威爾式「自由就是奴役」和「戰爭就是和平」之外，柯林頓學還補充了「政府支出就是投資」和「稅收就是貢獻」。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甚至是凱因斯主義）會主張在經濟尚未從衰退中恢復時大幅增稅；但柯林頓會。

但是，柯林頓的瘋狂中隱含著深意。穿過所有的謊言和矛盾，有個紅色警戒在閃閃發光：政府把增加權力的成本轉嫁到私人市場上。簡言之，柯林頓學在本質上是美式風格的大躍進，不是毛派共產主義而是民主黨的社會主義，往去除列寧主義後的馬克思主義前進。

到目前為止，被柯林頓的常駐宣傳所淹沒的美國公眾，在有錢人會被迫犧牲更多的保證下，似乎願意接受「犧牲」。然而，從長遠來看，美國人的確會因為富人多被徵稅而感到安慰。

【譯作】斐洛、憲法與直接民主｜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

Wed, 23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斐洛、憲法與直接民主｜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

文：吳莉瑋
圖：Olivand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Rothbard 除了分析羅斯．斐洛（Ross Perot）在 1992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所提出的「電子直接民主」，並表示其贊成外，也針對斐洛提出的憲法修正案提議與共和黨人所提出的預算平衡修正案做比較，並直指後者提案的荒謬處。

斐洛、憲法與直接民主｜Perot,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 Democrac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羅斯．斐洛（Ross Perot）最近提出透過電子市鎮會議（electronic town meeting）進行直接民主的建議，是這幾十年來最迷人也最創新的基礎政治改革提案。政府編制的技術專家媒體為此感到震驚與恐懼。自大的民意調查機構為此開展調查，透過「科學」採樣、錯誤的機率理論及具有預設立場的問題，嚇唬地說透過電話或電視的直接投票不會比自己的小量樣本更具「代表性」。

當然他們會說，他們的行業將在斐洛的未來世界中顯得過時，就像今日的馬與馬車一樣。民意調查機構沒法從這個說法逃脫；如果他們是正確的，公眾將像今日不使用馬與馬車一般，認為完全免除投票將更具有「代表性」也更「民主」。讓民意調查機構自己選擇吧。

在剖析一些可預見的「譁眾取寵」與「法西斯主義」等尖叫反應之前，先來看看一些有利於此提案的反對者主張。究竟那些反對直接電子民主（electronic direct democracy）的說法是什麼？

反對直接電子民主的標準主張如下：直接民主在殖民地時期的城市議會（colonial town meetings）中，可以美好地執行，每個人都能在瞭解議題後到當地的市政廳，並直接在這些議題上投票。但很可惜！當國家領土擴大而人口增加到難以進行直接投票時，由於技術原因，選民不得不放棄自己去參加會議並表決議題，而會把他的選票委託給他的「代表」。

技術推陳出新，而「直接投票」早在電腦和互動式電視出現以前的電話與電視時代，已經很長一段時間在技術上可行。那麼，為什麼在羅斯．斐洛（Ross Perot）之前沒有人指出這一點並倡導高科技的電子民主？又為什麼，當斐洛指出這點時，所有的精英都對此感到恐懼和震驚，表情像是梅杜莎的臉或是看見十字架的吸血鬼呢？

難道說，在他們談論「民主」、儀式性地譴責選民的「冷漠」並呼籲選民參與的表面動作下，精英們最不希望的正是更多的選民參與？

難道那些由政客、官僚、學者，及替間接民主系統辯護的媒體所構成的政治圈，真正想要的，是更多為贊成而贊成的投票（sheep voting），以批准現行體制的延續與擴張？在現行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兩黨對抗體制下，只是在難以區分的雙胞胎中作出假的選擇。1

至於那些不知怎地擔心到「美國憲法」上的批評者，則認為好幾十年來一直是個滑稽空殼的「憲法」會遭受苦難。對此正確的答覆來自於斐洛的支持者：憲法中並未提到自詡的「兩黨」制度，遑論民主或共和兩黨。

由於技術理由已經過時，現在唯一可能反對直接民主的理由是：公眾的選擇可能是錯的。但是，在這種邏輯下，公眾根本不該投票，如果公眾不被允許對那些可能影響他們生活的議題投票以表示意見，為什麼他們應該被允許投票選出決策議題的代表，選出敬愛的總統與國會議員等人呢？這種邏輯使得那些歇斯底里的反對者把自己困在抹黑者的位置，因為做出這種主張將使得他們受到鄙視而顯得無關緊要。

換句話說：如果拆開這個邏輯，那些反對斐洛計畫的反對者比斐洛計畫的支持者更「法西斯主義」。

此外，這種說法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統治了這個國家幾十年的兩黨政治寄生圈，做出了許多公眾認為糟糕的決策，在此種僵局中，任何改變都可能會有所改善。因此，我自己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近 80% 的美國公眾認為現行系統必須做出激進變化，而他們願意接受羅斯．斐洛來擔任這個改革的代理人。

說到「憲法」，斐洛曾呼籲一項憲法修正案，禁止國會增稅，除非國會所提出的增稅提案通過電子直接投票的批准。要注意的有兩點。第一，對於堅決反對增稅的我們來說，未來不會變差而會比現在更好。第二，這個硬頸的提議比起最近共和黨提出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還要優越：共和黨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甚至比葛蘭姆法（Gramm-Rudman）還假，從開始就是政府編制人員準備要拿來愚弄公眾，並讓公眾以為他們正在為赤字做出建設性提議的嘗試。

在編制人員提出的修正案裡，預算平衡只是願景而不是事實，該修正案讓國會可以在必要時把預算平衡擺一邊，並允許政府進行將不算在修正案內的「預算外支出」。

只存在願景中的預算平衡，其荒謬處可以從這個例子說明：假設你是一個消費狂，而你的妻子和債權人設立了一個監督委員會來視察你是否平衡預算，但並不是在事實上平衡預算，只是在你自己做出的預估中平衡預算。顯然，任何人都可以在這些限制下達到預算平衡。如果我們還記得，政府總是低估其未來的支出與費用，那麼這個荒謬應該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公眾會變得坦率，選擇德州東部的億萬富翁。

註1：由於兩黨政策都可能導致同一結果，差別只在於程度多寡，因此選哪一黨都是一樣的。

【譯作】布希與杜卡基斯：在意識形態上形影不離｜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

Mon, 2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布希與杜卡基斯：在意識形態上形影不離｜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

文：吳莉瑋
圖：mohammadali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Rothbard 將當時總統大選中，布希與杜卡基斯的各種政策擺在一起，細細分析兩黨的政策差異只是修辭不同，實質上都是相同意識形態的產物－凱因斯主義。

布希與杜卡基斯：在意識形態上形影不離｜Bush And Dukakis: Ideologically Inseparabl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著名的格言「兩黨差不到一毫錢」，從沒有比 1988 年的選舉更顯真實。

如果我們專注地考慮政策提議的實質效果，而不是他們的用語或媒體形象，這句格言尤其真實。布希和杜卡基斯，都是致力於保護與促進編制現狀的中間派（主流派）。拋開割喉式的負面競選宣傳，兩者都站在「溫和保守派」與「溫和自由派」廣泛又模糊的交會點上。

盧．羅克維爾（Lew Rockwell）在《The Free Market》書中指明，布希與杜卡基斯的首席經濟顧問是老哥們，並幾乎同意對方的所有看法。（事實上，「溫和保守的凱因斯主義」和「溫和自由的凱因斯主義」有哪裡不同？）兩個候選人都不會做任何事來削減政府開支，這兩個人都不會削減已被兩黨與所有的中間派當成美式生活基礎的龐大赤字。

不管是誰當選都將大幅提高徵稅。雙方都會找一些創造性修辭來為加稅命名。杜卡基斯承諾第一步將大幅強制執行徵稅，布希也緊追在後（除了加稅以外沒有別的），雖然布希追隨雷根政府的領導，可以預期出現更創新的華麗修辭替代品。（過去八年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增加費用、增加收入、堵塞漏洞，及以「公平」為名的「稅制改革」）

作為忠心的凱因斯主義者，布希和杜卡基斯提出一些認為經濟將由此成長的愚蠢建議，要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確實，「成長」將成為未來總統的關鍵字，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成長」只是「通貨膨脹」的代碼之一。

作為凱因斯主義者，兩位候選人都可能會擴大貨幣供應量，然後努力透過微調和強制性政策，試圖控制因為美聯儲操弄而導致的通膨物價。事實上，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仿效他的前輩們進行擴張性貨幣政策，今年以來，貨幣供應量（政府部門造假的）以 7% 的年增率極速增加。格林斯潘的通膨政策，加上威脅失控時的謹慎抑制，讓民主黨國會議員感到欣喜，並說他們與民主黨總統樂於與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合作。（而且，我相信，反之亦然。）

無論是布希還是杜卡基斯，都能依賴繼續擴大政府權利與對個人和私營企業的統治干預。因此，當「野富豪」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就任總統時，聯邦政府支出佔私人花費的 28%。歷經四年的卡特式狂野花費後，聯邦政府支出大致相同：佔私人花費的 28.3%。而經過八年的雷根「反政府」、「脫離政府控制」政策，聯邦政府支出已佔私人花費的 29.9%。當然，我們可以指望布希和杜卡基斯毫不遜色。

更別提「放鬆管制」的問題，過去十年的主要鬆管改革（民航委員會 CAB、國際規範委員會 ICC）是由卡特政府建立，而雷根政府則大幅增加監管強度，特別是針對並非犯罪之「內幕交易」所進行的猛烈抨擊。

還有民主黨的「保護主義」與共和黨的「自由貿易」，雷根政府是美國歷史上最擁護保護主義的政府，實行「自動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與強制性進口配額，為了與高效率的日本企業相競爭，政府還組織了巨大的電腦晶片卡特爾團體。

而農業計畫則更可怕，隨著政府干預與在干預狀態下的再干預，不管發生了什麼事、無論氣候條件如何、不論收成是否「過剩」或是遭受乾旱，納稅人的錢不斷地被掏出以補貼農民，讓農民生產更少的作物給消費者。

布希肯定不會少做，更甚，他承諾加強聯邦政府的「教育」開支（即他和雷根承諾廢除的臃腫低效教育部門），以及增加美國企業成本的法規－所謂的「環保政策」。

總之，我們所看到的是跨黨派的凱因斯主義共識，兩黨的經濟政策與其他方面的政策所差無幾。但未來四年在經濟上的重要危險卻被忽視。

不幸的是，老布希密友且在共和黨政府被提名為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James R. Baker），取代唐納德．雷根（Donald Regan）接任財政部長，將有效率地在國際經濟領域推動凱因斯主義：由世界央行協調的全球性紙幣通貨膨脹，老凱因斯主義的最終目標－由世界央行印發的世界性紙幣單位（不管是凱因斯的「bancor」、懷特（Harry Dexter White）的「unita」，還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phoenix」）。

然後，世界央行將能透過膨脹「phoenix」並注入各國的儲備金體系，讓各國央行能把負債的金字塔蓋在世界銀行身上。如此一來，整個世界會在世界央行的控制與協調下同步感受通貨膨脹，因此，沒有國家會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損失黃金（在金本位下）、失去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或是匯兌損失（在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下）。除了智慧的世界央行外，世界上不會有檢核任何一國通貨膨脹的機制。

這意味著，當然，經濟上的世界政府，出於協調的必要性，將帶來一個藏身其後的虛擬世界政府。藉由強大的國際金融聯繫，貝克能夠迅速地朝著這個協調移動，把歐洲甚至是日本央行收編入隊，並協助促成歐洲貨幣單位與歐洲央行，這個新的歐洲貨幣單位將為世界紙幣揭開序幕。

不管杜卡基斯任命誰做內閣，他都不會有（如貝克那般）強大的金融聯繫或是過去四年追踪記錄，所以，杜卡基斯獲勝的話，我所看到的唯一區別是：通往凱因斯主義的經濟世界政府列車將會顯著放緩，也許會完全脫軌。

【譯作】重思80年代｜Rethinking The '80s

Mon, 2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重思80年代｜Rethinking The ’80s

文：吳莉瑋
圖：eyewashdesign: A. Golde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Rethinking The ’80s》，Rothbard 分析美國在 1980 年代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並非政客所指責的貪婪、減／增稅（事實上一直都只有增稅）、法規等等「成果」，而是美聯儲「通膨性信貸擴張」所灑下的「種子」。

不只是美國，各國政府都正走上美國的老路，政府與銀行這個詐騙大聯盟在今時今日已經孟不離焦，無助的納稅羔羊與受薪階級，只能在每次大選時，殷殷期望能出現一個全能愛民總統，然後努力工作承受日益增加的赤字與徵稅（娛樂節目是抹黑在自由市場中努力經營企業的人很貪婪）。解決之道？自由思想革命。

重思80年代｜Rethinking The ’80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這新的十年中（1990 年代），正值二戰以來最長的經濟衰退，從首次總統選舉開始，兩黨都圍繞在詮釋 1980 年代的問題上搏鬥。對民主黨而言問題很清楚：經濟衰退是罪惡種子「貪婪十年」播下的結果，由雷根式經濟鬆管、減稅、巨額赤字，以及魔頭麥克．米爾肯（Michael Milken）創造的大量資金所共同激化的貪婪。

對於老布希共和黨而言，總統只是運氣不好：當前的經濟衰退是全球性的（這個理由也勉強適用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的任期內），和雷根式經濟繁榮沒有因果關係。對於越來越多反對老布希的共和黨人士而言，雷根式經濟繁榮的美好，因為老布希的增稅與大量商業監管政策而轉向。

要揭穿這些立場的謬誤與偽真理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首先，美國人的「貪婪」不多也不少，不管是 1980 年代前或後。其次，麥克．米爾肯（Michael Milken）也不是壞人，自由市場的分析表明，他的大量貨幣收入反映出他幫助股東逃離威廉法案（Williams Act）的巨大生產力，該法案削弱收購競價，並且加強低效率的規則及老式企業寄生在股東背上的經理人與財務利益。

為了防止德州、加州等地出現的新人進行有效率的競爭，老布希政府從鐵鏽地帶（Rust Belt）手中拯救洛克菲勒企業與其聯盟，摧毀米爾肯（Milken）並阻止他帶來的競爭性收購威脅。

第三，雷根並沒有如其所宣傳的「減稅」，相反地，1981 年所削減的高稅級所得稅收，已被普通美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稅（Social Security）抵銷有餘。保守的棉籽象鼻蟲（boll weevil）民主黨人，堅持將通貨膨脹計入稅率，但不幸的是，個人免稅總額永遠不會納入，這使得實質收入繼續減少。1981 年以後的每一年，雷根政府同意持續增加稅收，顯然是為了懲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減稅。高峰在兩黨和議的極左派稅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86），該法案削減高稅級所得稅收，但以「關閉漏洞」之名，透過取消大量稅收減免項目，再次重挫中產階級。

這些「漏洞」之一是房地產市場，抵押貸款大部分的稅收減免被取消，將房地產市場在幾年後推入或許是 1930 年代以來最深的衰退。

事實上，從 1980 年雷根出現前到 1991 年，聯邦政府的收入增加了 103.1%。不管它是什麼，絕對不是「減稅」，而是巨額加稅。但是，為什麼赤字規模變得更大？因為聯邦政府支出上升得更快，在此期間是 117.1%。簡言之，問題在於稅收與支出同步加速，但是支出上升得更快：產生赤字問題。

雖然老布希透過巨額增稅、赤字與商業控管，確實加劇經濟衰退，但是雷根政府不能因此脫罪。事實上，民主黨的「如果…不是…」分析裡，唯一有力的，是至少他們認識到，1980 年代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導致 1990 年代初的深遠經濟衰退。而反老布希的共和黨人最薄弱主張，是他們認為 1980 年代是美好的、純粹的熱潮，對於未來沒有產生的經濟問題。

但是，這些弊病並非源於貪婪、減稅，或任何其它的原因。1980 年代的問題在於貨幣和銀行系統，責任要歸咎於該系統的主人－美聯儲。事實上，就如德國經濟學家與前銀行家 Kurt Richebächer 指出，1980 年代美國的繁榮發展與 1920 年代驚人地相似。在這兩個年代裡，美聯儲製造的通膨信貸主要流到房地產市場，並在 1980 年代末進入股市，簡言之，繁榮來自於「紙幣資本」與投機，而「實體經濟」的物價通貨膨脹則低得多，特別是消費品。

由於 1920 年代批發與消費品價格保持平穩，誤導了前貨幣主義經濟學家 Irving Fisher，並宣稱通貨膨脹不存在，沒什麼好擔心。當 1980 年代物價通膨並非平坦，它仍低到足以使編制經濟學家宣稱通膨問題（與商業週期）已被永遠彌平。在 1980 年代，物價通膨因為各種外部因素放緩，例如通膨嚴重的第三世界國家以美元作為非正式交易貨幣，以及透過外資融資美國赤字使美國從國外進口便宜貨物。

完全複製 1920 年代的 1980 年代房地產狂熱，讓每個人認為房價註定永遠上漲，並成為不容置疑的信條。雖然房地產終於獲得應有的懲罰，最後回到現實的態度，但股市則繼續漂浮在夢幻世界，再次困惑了那些股市觀察員，讓他們忽視了「現實世界」的嚴峻事實。

罪魁禍首，不是稅收或貪婪，而是美聯儲製造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試圖以瘋狂地通膨來拯救老布希時，我們正在儲存幾年後另一次衰退的種子。銀行倒閉、S&L 醜聞、房地產崩潰等等，都該歸咎於美聯儲主席，媒體不約而同地把他視為全能君主，但更應該送他出場並作廢他的皇冠。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惡棍是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和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但只要他們仍是美國公眾的心愛人物，就永遠不會被視為惡棍。

【譯作】供水不良｜The Water Is Not Running

Fri, 1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供水不良｜The Water Is Not Running

文：吳莉瑋
圖：Cristiano de Jesu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ater Is Not Running》，Rothbard 以供水系統為例，討論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根本差異，公營事業除了效率低落外，往往也因為不當定價（以政治考量而非經濟考量之定價），先造成分配不均、短缺等問題後，再利用政府的權力來干預人民的生活，制定各種限制，輪流「犧牲」部分「比較不重要」的用戶，最終結果是事半功倍，受苦的總是「掏腰包的消費者」，因為「政府壟斷」的關係，而被強迫接受這些不合理的限制。解決方法？簡單，私有化與自由競爭。

供水不良｜The Water Is Not Running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多數人都同意政府效率一般比民營企業低，但很少意識到這兩者的差別不只是效率而已。首先，最重要的差別在於面對消費者的態度。私營企業總在不斷討好消費者，渴望提高產品銷售。所以商業廣告經常被審美家或是知識份子批評為刺耳又粗魯。

但政府與民營企業不同，不需要追求利潤或試著避免損失。相反於討好消費者，政府官員總是把消費者視為惱人的入侵，或是使用他們的（政府的）稀有資源的「浪費」用戶。政府們都不約而同地與消費者在戰爭。

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對消費者的蔑視和敵視達到頂峰，政府的權力被放到最大。但類似的態度出現在所有國家的政府活動中。幾十年前，美國供應給消費者的水由私人公司提供。隨著時間的推移，幾乎都被社會化，讓政府來壟斷供水服務。

幾十年前紐約市供水轉成政府壟斷，在那之前的幾十年內從沒出現任何關於「水短缺的哀號」。但最近，即使氣候並未特別乾燥，每隔幾年就會出現缺水。紐約市供水的水庫水位，相比於正常的 94%，在 1985 年 7 月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 55%。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完全是自然惹的禍，因為鄰近的紐澤西州水位仍處於 80%。看來，紐約管理水的官僚們一定已經仔細尋求了附近的地區，特別是長期乾旱的地方。導致紐約市的供水管道過於狹窄，無法由濕潤地區提高水流量。

更重要的，是紐約市對此及其他定期水危機的典型官僚反應。水，就像政府慣有做法，以經濟上不合理的方式定價。例如，公寓建築支付政府固定的水費。由於租戶不用支付任何水費，他們不需要節約；因為業主不管用量多少都支付固定的費用，他們也同樣不在乎。

私人公司試著調整商品或服務的定價，以實現最高利潤，例如，以最低成本提供消費者最充份的需要，政府則沒有賺取利潤或降低成本的定價動機。相反地，政府的動機，是補貼相關的壓力團體或投票群眾，對政府而言，定價考量為政治而非經濟。

政府的服務幾乎從來沒有出清市場的定價（供給等於需求），它的價格往往遠低於市場，並因此帶來人為的「短缺」。由於人民無法獲取所需的不足明顯，政府固有的專制，導致它總以強制性限制與配給來修正短缺。

政府大可兼得魚與熊掌：面對新的重要急難，把自己裹在團結一致的「犧牲」斗篷下，粗暴地對待人民。當水供應短缺時，政府幾乎不以私人企業的方式回應：提高價格來出清市場。相反地，價格持續偏低，但是限制人民往草坪澆水、洗車，甚至洗澡。在這種模式下，每個人都被告誡犧牲，除了那些由政府決定不需犧牲的重要地方外，在那些不需犧牲的重要地方，即使面對巨大危機，仍能愉快地往草坪澆水或淋浴。

幾年前，加州管水的官員在大聲抱怨缺水與供水配給的時候，突然發生尷尬的事件：該州的乾燥地區突然暴雨。雖然當局仍憋腳地堅持人民不應被誤導乾旱時期已結束，但終於被迫結束該次攻擊，把「水源短缺應變辦公室」的招牌改成「防洪辦公室」。

今年夏天，紐約市長 Edward Koch 對用水作出嚴格控制，包括禁止洗車、商業大樓空調溫度高於華氏 78 度，再加上空調必須在每個工作日內關閉兩小時（幾乎所有的空調都採水冷系統）。當然，這個 78 度的規則無異於不提供空調，造成上班族、電影和餐館顧客的嚴重不便。

空調一直是清教徒政府官員最喜歡的目標，在 1970 年代莫須有的「能源短缺」時期，卡特總統針對商業空間的空調最低華式 78 度的命令被熱情地強制執行，即使這種「節能」微不足道。只要強加給消費者的痛苦，為什麼要擔心理由？（現在不情願地供水給餐廳客人已是紐約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極權控制。如果政府要節約用水和減少使用，需要的只是提高價格。它用限制供水用途、設定優先順序，或是決定誰應該被允許每天喝超過三杯水。它要做的是出清市場，並讓人們用自己的方式與節奏節省。

從長遠來看，政府應該做的是供水私有化，讓水供應就像石油或百事可樂一樣，由私人公司以滿足消費者來賺取利潤，而不是使用權力讓消費者受苦。

【譯作】政府和颶風雨果：致命組合｜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

Fri, 1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和颶風雨果：致命組合｜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

文：吳莉瑋
圖：The Uprooted Photograp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Rothbard 談到政府對於災害發生的強制撤離與災後管制措施，反而在實質上加劇受災戶的損失。除此之外，使用稅金支付的救災援助，雖然貌似合情，但是將居民本應自行負擔的防災成本轉嫁到納稅人身上，事實上並不合理。那些真的很想幫助他人的民眾，應該要採取自願性募捐，而非要求政府以強制徵收來的稅金支付。文末討論到環保人士習以為常的「以公權力保護環境」，把自然環境看得比他人的生命與財產權重要的做法（與想法），同樣，也是一種將實現自我價值觀的成本轉嫁到納稅人與受災戶身上的便宜行事。

政府和颶風雨果：致命組合｜Government and Hurricane Hugo: A Deadly Combin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颶風、龍捲風、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許多此類災害的受害者不幸地都有怪罪他人的傾向。或者該說，尋求他人援助與協助重建。這些天來，政府大家長（倒楣納稅人的替身）被大聲呼籲掏錢。針對最近颶風雨果的蹂躪最近發生的事件的雨果颶風的破壞，許多南卡羅萊納州居民將他們對頑皮颶風的憤怒，轉為指責聯邦政府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救援不夠確實與迅速。

但是，為什麼納稅人 A 和 B 要被迫支付給受天災打擊的 C？為什麼不能讓 C 和他的私人保險公司買單？這是什麼道理，讓不論是否投保、被保險人或保險人、不管貧窮或富裕的南卡羅萊納州居民，堅持認為要獲得補助，並犧牲我們這些，不論貧富也不生活在秋季颶風常態性出現的南大西洋海岸的其他人？事實上，常在《Saturday Night Live》節目裡模仿總統布希的諧星，演出內容比他所認知的正確，他說：颶風雨果不是我的錯。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聯邦政府應該停止災難援助業務，FEMA 應立即廢除。

或許聯邦政府不是罪魁禍首，但其他政府的干預卻升級了颶風雨果所造成的破壞。我們來檢視當地政府所採取的措施。雨果抵達時，當地政府實施針對許多南卡羅萊納州沿海地區進行強制撤離。然後，在雨果離岸近一星期後，查爾斯頓附近受災嚴重的棕櫚島，市長強制性禁止居民返回家園去評估與修復損失。

市長怎麼敢阻止人們返回自己的家園？她在雨果離岸六天後終於心軟，但仍繼續實施晚間七點後的宵禁。這令人憤怒的措施，其背後的理論是地方官員「顧慮屋主的安全，擔心會有搶劫」。但受迫的棕櫚島居民有不同的反應。他們大多數人都被激怒，就像典型的 Pauline Bennett 女士，她感嘆說：「如果我們可以快點回來，或許可以挽救更多損失。」

但這只是「福利國家」介入後，把雨果受災戶的情況搞得更糟的案例之一。查爾斯頓市受到破壞的結果，是許多民生物資短缺。因應這突如其來短缺，市場迅速採取行動，以提高價格來平衡供需：提供平順、自願性，且有效率的商品配給。然而，查爾斯頓市為了防止「詐欺」，詭異地通過緊急立法，將雨果過後收取較高價格視為犯罪，最高能處以 200 美金罰款和 30 天監禁。

毫無疑問，查爾斯頓福利國家把高價格轉換成嚴重的物資短缺。資源被扭曲與不當分配，一如東歐的長線發展，查爾斯頓的人可以享受溫暖，用雨果來襲之前的價格買到短缺的物資，如果他們找得到要在哪裡買的話。

因此，地方政府阻止人們留守或返回自己的家園，並價格控制加劇物資短缺，加深了颶風雨果的破壞。但這還不是全部。也許，對沿海居民最嚴重的打擊是那些專業的敵人－人道主義的環保人士干預。

去年，為了回應環保人士投訴海濱酒店並擔心「海灘遭侵蝕」（海灘也有「權利」？），南卡羅萊納州通過一項法律，嚴重地限制任何新的海濱建設或修復損壞的建物。颶風雨果的到來，顯然為南卡羅萊納州沿海理事會（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提供了掃除任何海濱人造建物的天賜良機。沿海理事會顧問地質學教授 Michael Katuna，只看到詩意的正義，得意地宣稱：「公寓不應該存在於海灘，如果大自然想把風暴帶上岸。」如果大自然希望我們能飛，她會為我們提供翅膀嗎？

其他環保主義者竟然讚美颶風雨果。杜克大學的地質學家 Orrin H. Pilkey 教授，也是海灘抑制運動的主要理論家之一，抨擊位於查爾斯頓東北部的帕利斯島開發，以及它在 1954 年颶風黑茲爾過後的重建。「該地區是不應該被開發也不該在風雨後重建的高風險區域案例。」，Pilkey 現在稱呼雨果是「非常及時的颶風」，演示了海濱應回歸自然。

沿海理事會的地質學家 Gered Lennon 言簡意賅地表示：「不管颶風造成了多少災難，它至少有個健康的結果。希望它能遏制一些不明智的海岸開發。」

這些環保統治者的態度與受災居民的意見形成鮮明對比。Bennett 女士表達了棕櫚島居民的意見。決定要重建，她指出：「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這是我們所僅有的。我們必須留在這兒。誰會來買呢？」當然不是南卡羅萊納州的環保精英。Tom Browne 在富麗海灘（Folly Beach）的房子遭到颶風雨果摧毀。他抱怨：「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可以重建。」他指出，法律在無補償下奪走財產。「這一定違憲。」

的確。就在雨果侵襲之前，棕櫚島的一處地產業主 David Lucas，在南卡羅萊納法院起訴州政府的法律，並獲得 120 萬美元的賠償。法院裁定，州政府不能在無賠償下剝奪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築的權利。南卡羅萊納州的環保人士不能強迫納稅人必須支付災後重建禁令的巨大賠償。

南卡羅萊納州的環境顧問 Skip Johnson 擔心：「這將是真正的噩夢。人們將要重建自己的生活。」沿海理事會及其工作人員 Johnson 感嘆道：「將忙得不可開交。」希望如此。

【譯作】環保人士痛打德州｜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

Thu, 17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環保人士痛打德州｜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

文：吳莉瑋
圖：partymonstrrr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Rothbard 舉例說明環保人士為了保護物種，動用大量資金進行訴訟，企圖以強制性司法判決來限制他人處分自有財產，其結果除了不一定真的能保護到物種外，還給有心人士製造獲利機會。

對於環保議題，個人的看法類似於 Rothbard，必須回歸到財產權規則，假若某塊土地遭受某鄰近新建工廠的排放物汙染，該土地持有人有權要求工廠停止汙染並回復原狀（或賠償損失），其他人並不擁有那塊土地因此也不具有主張工廠停工的權利，否則就是侵犯工廠使用自己設備的財產權。

換言之，假若某個團體亟欲保存某座山裡的物種，他們可以選擇集資取得該山林的財產權並依照他們的標準不准任何人進出，在不侵犯他人財產權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達到目的，但是，在本文的例子中，環保團體加上政府機構聯合以訴訟的方式，迫使當地居民遭受停水威脅，即使不論政府機構是否真的有潛在利益，此種行為，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權，還把價值觀強加到他人身上，私以為，甚是不妥。

環保人士痛打德州｜Environmentalists Clobber Texa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都知道環保人士是如何不惜一切代價來保存西點林鴞，並強烈抨擊西北部的伐木業。但是，這個打在經濟臉上的巴掌，與目前德州的聖安東尼奧發生的情況相比則顯得渺小，環保運動與司法系統兩者致命又專制的結合，正在危害這個美麗的城市。

這個90萬居民的城市與周邊地區的唯一水源，來自於橫跨五個縣的地下河或湖（到底是河還是湖目前仍有爭議）－愛德華蓄水層（Edwards Aquifer）。與聖安東尼奧及該地區農牧場相互競爭水源的兩個支流，還有科馬爾河（Comal）與聖馬科斯河（San Marcos），而後者正在成為旅遊景點。1991 年 5 月，山巒協會（Sierra Club）與控管這兩個支流的瓜達陸－布蘭科河管理局（Guadalupe-Blanco River Authority），以瀕絕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看來，在乾旱季節，這兩個支流的乾涸將危及四種生存在此的動植物：德州盲螈（Texas blind salamander）、德州野生稻（Texas wild rice），以及泉鏢鱸（fountain darter）與聖馬科斯食蚊魚（San Marcos gambusia）兩種小型魚。

聯邦德州地院法官 Lucius Bunton 在 1993 年 2 月 1 日做出有利於山巒協會的裁決：在乾旱季節，無論聖安東尼奧是否用水短缺，都需有足夠的水從蓄水層流向這兩個支流以保存這些物種。Bunton 法官承認，為了服從裁決，在乾旱季節，聖安東尼奧可能需削減高達 60% 的蓄水層抽水量。這會同時衝擊聖安東尼奧市民與鄰近的農牧場；人類必須受苦，因為在環保人士的世界裡，人類是總是排在最後，遠低於野生稻和泉鏢鱸。

聖安東尼奧市長 Nelson Wolff 對此裁決表示憤怒。他驚呼：「想像你在一個每周只允許洗兩次澡的世界。」「想像你在一個灌溉作物必須得到法官許可的世界。」德州及西南部牛隻飼養者協會（Texas and Southwestern Cattle Raiser Association）主席 John W. Jones 生動地抱怨：法官的裁決把保護德州的昆蟲看得比保護德州的嬰兒重要。

那麼，聯邦法院如何解釋此法？

顯然，如果愛德華蓄水層被視為「河」，那麼它受德州水資源委員會（Texas Water Commission）管轄，而不是聯邦法院。但去年，奧斯丁（Austin）的一位聯邦法官裁定愛德華蓄水層是一個「湖」，把它置於聯邦政府的管轄。

環保人士反對生產與自然資源的使用。聯邦法官尋求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而且，還有另一個連帶在訴訟中的利益需要檢視：政府的瓜達陸－布蘭科河管理局（Guadalupe-Blanco River Authority）。除了希望維持旅遊收入，另外還有一個可能鼓舞當局的隱蔽性豐富收入。

聖安東尼奧市水務局局長 Cliff Morton 提出此觀點。Morton 說，他相信，水管理局會在乾旱時期，把支流增加的水導入水庫，然後出售給陷入困境的聖安東尼奧市，價格遠比這個城市原先從蓄水層取水的價格要高得多。水管理局能夠這樣玩弄權術操縱嗎？Morton 先生是這樣認為的。他傷心地警告著：「這才是訴訟的目的，跟泉鏢鱸沒關係。」

Wolff、Jones 與其他抗議者呼籲國會放寬「瀕絕物種法」的嚴苛規定，但在柯林頓－高爾政府下機會不大。

較長期的解決方案，當然，是將這個國家整個系統的水資源與水權私有化。所有的資源，連同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具有稀有性，都是需要透過競爭來取得的標的。這就是私有財產權與自由交換市場系統出現的原因。如果所有的資源都私有化，它們會在自由價格體系下被分配到最重要的用途，能夠最有效滿足消費者的競爭者，將能在取得這些資源的競爭中，贏過那些較無法滿足消費者的競爭者。

由於這個國家的河流、地下水與一般的水資源被大量國有化，結果是糾纏不清與低效率的不合理定價、大量補貼、部分地區的過度使用與部分地區的未充分使用，以及廣泛的控制與配給網絡。整個用水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只有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可以治癒。

在此期間，如果可以修正甚至是廢除「瀕絕物種法」情況會更好。如果山巒協會或其他環保人士急於保護各種形狀大小的動物、植物或礦物，讓他們用自己和捐助者的資金，自掏腰包購買一些土地或河流來保護。

紐約市最近決定更名「動物園」，改用政治正確的委婉說法：野生動物保護公園。讓山巒協會和其他類似的組織在這些公園裡保存物種，而不是動用資金來控制美國人民的生活。

【譯作】飢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mine

Wed, 1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飢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mine

文：吳莉瑋
圖：Zoriah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Politics of Famine》，Rothbard 說明目前發生在第三世界的飢荒，並非自然因素造成，而是當地政府的統治行為造成。再多的國際援助，都無法解決這種被媒體渲染成人間地獄的景象，問題的癥結點一日沒有解除，國際糧食救濟只會源源不絕地分到統治階級的口袋裡，挨餓的農民仍然被自己的政府剝削。愛心氾濫嗎？或許，在挹注愛心之前可以先花點時間想想，正在填的是哪一窟無底洞，畢竟，人道救援並不是為了讓自己的良心鑲金，而是真心地希望世界上的不幸能少一些。

飢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min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媒體的焦點，首先集中在飢餓兒童的可怕鏡頭上，接著，才開始指責西方政府、衣索比亞政府，或其他任何說得出名字的政府，沒有負起及時救濟那些挨餓人民的責任。在媒體的轟炸中，一些重要且基礎的問題被蒙混。例如，為什麼大自然似乎只讓社會主義國家倒楣？如果問題是乾旱，為什麼雨總不下在社會主義或嚴重集權的國家？為什麼美國從來沒有因為不佳的氣候條件而遭受飢荒威脅？

飢荒的根源不在神或天體運行間，而是人的行為。氣候，不是俄羅斯在共產主義前為重要糧食出口國，但現在的蘇聯卻得仰賴糧食進口的原因。自然不需要對此負責：所有的東非國家與衣索比亞、莫三比克那些馬列主義國家，都是遭遇大規模飢荒的主要國家。因為一些原因而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如果農業被系統化地削弱與利用，糧食生產將面臨崩潰，而飢荒將是結果。

問題的根源是第三世界，在那裡（a）農業絕大多數是最重要的產業，並且（b）人民不夠富裕到在危機中足以向國外購買糧食。因此，對第三世界人民而言，農業是最珍貴的活動，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它不能受到阻礙。然而，有生產的地方，就有寄生於生產者的寄生階級。在我們這個世紀的第三世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最喜歡的適用舞台，充滿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革命、政變或統治。每當新的統治階級上台，並實行中央集權或社會主義制度時，被洗劫一空、被剝削、被壓迫的，一直是主要生產階級：農民。官方數字看來，俄羅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屠殺了數以百萬計富有生產力的農民，其餘的人被迫離開自己的私人土地並加入合作社或國營農場，在那裡，他們的生產力大幅下跌，而糧食產量嚴重下降。

即使是這些國家的土地沒有直接國有化，新興國家的國家機器仍透過徵收重稅、以遠低於市價的價格強迫徵收糧食等方式，站在農民的背上。人為性的廉價食物被用來貼補都市人口的糧食供應，那些新興官僚階級的主要基地。

非洲和亞洲國家的標準模式如下：英國、法國、葡萄牙或任何帝國主義，以「殖民地」雕刻出來的人為邊界，紛紛建立首都來管轄農民群眾。然後，一群階級或高或低的官僚靠著農民稅收生活，並強迫農民廉價出售產品給國家。當帝國政權撤出後，這些新興國家被交到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手上，他們通常在倫敦、巴黎或里斯本受社會主義與集權國家主義的培訓，從而嚴重加劇了問題。

更甚，一個類似於羅馬帝國崩解過程的惡性循環開始。被壓迫、剝削的農民，厭倦了總是被城市洗劫一空，決定離開農村並遷籍到享受國家福利的首都。這讓留在農村的農民生活更糟，僅管有許多殘酷的措施阻止他們離開，仍有更多的人離開農村。這種循環的結果是飢荒。

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政府，強迫農民以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市場價格，將作物出售給國家。衣索比亞的馬列主義政府，更強迫人民加入效率極低的國營農場，並試圖透過殘酷的壓迫讓他們在那裡工作。

解除衣索比亞或其他任何國家的飢荒問題，答案不是國際糧食救濟。因為救濟必然受到受援政府的管控，糧食一般由往農村的路上被改道至排著隊的政府官員口袋，並補貼已經吃得飽的城市人口。飢荒問題的答案，是將第三世界的農民從統治階級的殘暴與剝削中解放。飢荒問題的答案，是私有財產與自由市場。

【譯作】透過水果…｜By Their Fruits…

Tue, 1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透過水果…｜By Their Fruits…

文：吳莉瑋
圖：Thomas Haw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y Their Fruits…》，Rothbard 以加州桃產的最小尺寸標準政策為例，清楚說明將福利國家政府如何以「為消費者、人民好」的名義，實「壟斷、利益分配、傷害市場」之實。這系列討論福利國家各種政策的文章，雖然都是在談美國的情況，但只要內容稍加改名換姓，儼然可適用至其他「福利國家」的現狀，此種權力集中與操弄的技術，其實只是那些政客的跨國式有樣學樣罷了。

透過水果…｜By Their Fruit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羅斯福新政最可怕的特點之一是它的農業政策：以挽救經濟蕭條之名，聯邦政府組織了一個巨大的美國農民卡特爾（壟斷團體）。在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蕭條時期中，聯邦政府強迫農民每畝田只種三分麥，每三隻豬就殺一隻，迫使農產品供應下降進而推動食品價格上漲。左派指責政府強迫農產供應大幅削減造成城市人民挨餓是「美國資本主義」，但問題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由農產相關企業組成的壓力團體，藉由聯邦政府作為組織者與執行農業卡特爾政策的執行者。這一切以幫助「三分之一的國家」為名，因為羅斯福看見國家三分之一的人營養不足、穿不暖、無家可歸。

自 1933 年以來，羅斯福新政農業政策不斷地持續與擴大，為了追求它可怕的邏輯而不惜犧牲這個國家的消費者，年復一年，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也不管日子是好是壞。但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粗暴地破壞糧食的做法，理所當然地引起公怒（如果媒體在意的話）。最近的憤怒發生在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位於嚴重經濟蕭條的加州。

具體的問題是水果，那些種植於加州但尺寸稍小的桃子與油桃。1930 年代以來，農業局局長替桃子與油桃設定了最小尺寸標準。即使在顯微鏡下，任何尺寸稍微小於或輕於政府設定標準的水果都是非法的，農民必須要依法銷毀，否則就得遭受嚴重罰款。

這並不是說這些尺寸稍小的桃子與油桃滯銷。與此相反：大多數人，包括受過訓練的水果收成工，沒辦法目測其差異，所以他們被迫使用昂貴的稱重和分揀機。據估計，在 1992 年的產季，加州果農被迫銷毀至少五千萬磅的「過小水果」。

因此，全世界最大的桃子農場 Gerawan Farming，被指控違反聯邦法律，因為它沒有銷毀「過小水果」，竟敢將部分的「過小水果」販售到洛杉磯的批發商，再轉手賣到小型雜貨店，讓較貧窮的消費者能以較便宜的價錢購買到尺寸稍小的水果。

關鍵當然是便宜。農業部長並不是憑空幻想出這些惡性規定。根據法規，這些最小尺寸標準由生產特定農產的農業委員會決定。農民們被允許利用政府來組織卡特爾，讓較大較昂貴的水果受到保護，不讓較小較便宜的水果與之競爭。這就像，如果凱迪拉克和林肯可以制定汽車的最小尺寸標準，那麼市場上每款小車都將被禁止。

或許，這個系統最令人反感的，是農業委員會領導人解釋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在追求消費者福祉。油桃委員會八人小組的成員之一 Tad Kozuki 表示：「較小的水果不夠吸引眼光，因此，委員會試圖取悅消費者，並認為對我們水果的需求將上升。」

為了讓「取悅消費者」彌天大謊更上層樓，桃子委員會十人小組的主席 John Tos 嚴肅地指出：「我們是依據目標消費者的要求而銷毀這些過小水果。」他補充，這兩個委員會目前正斥資5萬美元，進行消費者水果喜好的詳細研究。

把錢省下來吧，同志。我可以每次都預測出結果：消費者總是喜歡大桃子勝過小桃子，作為選項，他們喜歡凱迪拉克勝過 GEO。鑑於接受禮物的選擇，意思是無需支付兩者間的差額。而價格，當然，是整個買賣交易的重點。小桃子會更便宜，就像 GEO 會更便宜一樣，而消費者應該要被允許在這些不同等級、尺寸和價格之間進行選擇。

農業局市場服務部蔬果處的副主任 Eric Forman，比卡特爾們多了一份坦誠。他說：「消費者願意花更多的錢買較大的水果，那麼，為什麼要破壞農民的高利潤？」換言之，為什麼要允許農民以「競爭」來「破壞」高利潤，顯然是農業界裡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概念。

為水果問題發聲的，是消費者團體與陷入困境的 Gerawan Farming。消費者協會 Consumer Alert 的執行董事 Scott Pattison，正確地呼籲整個政策制定是「離譜的」。他問道：「為什麼是官僚和農民來告訴我們有沒有市場？」「如果消費者真的不會購買小水果，農民終將放棄運送它們。但我認為低收入的母親會歡迎她們能買得起的較小的水果，當成孩子們的午餐。」Gerawan Farming 的負責人 Dan Gerawan 舉起一顆油桃，冷笑地宣布冷笑：「這是邪惡的、非法的水果。」Gerawan 補充說，政府「贊成銷毀那些窮人的水果」。

「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政府以卡特爾團體限制競爭、削減產量、提高價格，尤其傷害低收入消費者，透過那些政府聘來管理福利國家的技術專家所提供的虛假謠言，假惺惺地偽裝成替消費者著想的政策。

【譯作】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The Neocon Welfare State

Tue, 1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The Neocon Welfare State

文：吳莉瑋
圖：wstera2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eocon Welfare State》，分析民主國家中（美國），雖然貌似「政黨競爭」，但實質檢視下，不管是哪一政黨，都走在擴張政府權力、延伸政府干預、增加政府支出、無限舉債與擴大徵稅的大政府之路上。

換句話說，不管是誰執政，大政府的趨勢是不變的，差別只是，說法不同、快慢有異罷了。

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The Neocon Welfare Stat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福利國家從 1930 年代概念成形以來，以下列方式進行。首先，自由派發現了一些社會和經濟問題。任務並不艱鉅：人類一直有這些問題，不過很快就會進入伊甸園。然而，自由派通常需要數百萬美元的基金資助與納稅人資助的佣金，來解決疾病、貧窮、無知、無家可歸等等令人吃驚的發現。

他們大張旗鼓地確定「問題」後，自由派黨呼籲「解決方案」，當然，是由聯邦政府這個我們都知道也深愛的「偉大的解決問題機器」所提供。

不管是什麼複雜的問題，我們都知道「解決方案」始終相同：大量納稅人的錢流到各級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建立出許多專門用來解決「特定問題」且不斷成長的巨大官僚機構。這些資金當然由納稅人提供，此外，也透過會造成通貨膨脹或者是由未來納稅人清償的新設債務。

從一開始，福利國家的每個大躍進都由民主黨的自由派主導。也就是說，自 1930 年代以來，擴大福利國家是民主黨的歷史身分。另一方面，共和黨的身分是不斷抱怨福利國家，然後，當掌權時，他們不但保持民主黨的「發展」還進一步進行擴張，把桎梏緊繫緊在民眾身上。
在共和黨政府執政下，我們最多只能期待福利國家的擴張速度輕微放緩，或是另一個不創新的「創新方案」。

每個大躍進的結果（羅斯福的新政 New Deal、杜魯門的公政 Fair Deal 與詹森的偉大社會 Great Society），顯然都沒有「解決」福利國家宣稱解決的問題。相反地，每個被提出的問題，歷經創新和擴大計劃後，明顯地都比二、三十年前的情況更差。同時，政府「解決問題的機器」：稅收、赤字、支出、法規和官僚作風，遠比從前更巨大、更堅固，更飢渴地洗劫納稅人。

在 1990 年代的現在，我們正處在十字路口。目前的社會是偉大社會計畫和尼克森政策的結果。那些為了杜絕貧困、內陸城市、種族主義、疾病等問題而進行的龐大又昂貴的嘗試，只是把這些問題變得更糟，並伴隨著更大的政府機器：政府控制、支出與官僚。

認識到左派自由主義的失敗，自由民主黨現在自稱「溫和派」，紛紛拿出一貫的「解決方案」：倍增已然龐大的聯邦支出以「幫助」內陸城市、「重建」陳舊的基礎設施、提升衰退產業「競爭力」等。儘管 1950 與 1970 年代的共和黨政府公開自稱「溫和派」或「自由派」，共和黨政府現在至少是在「保守派」指導下運作。

「保守派共和黨」（新保守主義共和黨）對於福利國家與民主黨建議之新大躍進的反應為何？

好消息是，新保守主義的提議，不是另一個略保守於民主黨自由派人士提議的「我也是」。壞消息是，擬議中的「保守福利國家」－新保守主義教父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定義下－糟糕多了。這一次，在新保守主義者的主持下，共和黨正提出天才創新建議。

問題就在這裡：結果是更多的權力與資源，偽裝成偽保守的言論，集中到位在華盛頓的利維坦國家怪獸上。由於保守的公眾總是傾向把重點放在言論內容而非實質內容，使得即將到來的共和黨版本的福利國家更加危險。

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的初期規模，可以從老布希認可教育部長 Lamar Alexander 的提案稍見端倪，此提案由新保守主義的教育工作者 Chester Finn 和 Diane Ravitch 協助與指導。這個國家的教育災難，由聯邦政府大規模資助、控管的大量官僚機構開始，這些機構長久下來從父母手中奪走對孩童的控制，並把這些孩童納到政府的掌控中。

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會完成這項工作：擴大預算、國有化教師和課程，並以惡性的官僚教育對孩童進行全面控制。

另類福利國家的住房與城市規模已由新保守主義者最喜歡的政治家制定完成－住宅暨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部長傑克．坎普（Jack Kemp）。儘管坎普的目標是與老布希政府保持距離，洛杉磯暴動帶來虛擬化的共和黨背書，其結果是老布希不足的「遠見」與自由主義者敲邊鼓的「關懷與同情內陸城市」。

正如傑夫．塔克（Jeff Tucker）在《The Free Market》中所言，坎普提出的「商業區」與「賦權」導致更大程度的福利國家。「商業區」概念最初的意思是在中央集權泥沼中的自由企業島嶼，但被巧妙地轉化為更多的政府福利與平權法案式的補貼。柴契爾夫人想把公屋出售給租戶的想法，透過資助內陸城市、保持租戶對聯邦官僚機構與白宮的依賴，變成擴大公共房屋的另一種方式。

更大規模的新保守主義福利國家要如何籌到資金？新保守派是繼 1930 年代的左派凱因斯主義者之後，聯邦赤字的最熱情粉絲。我們可以期望更大的赤字伴隨著大量創新的藉口。統計將會用來疏浚赤字與國債的影響「沒有想像那麼糟」，比如說，跟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某年相比，或者，以某種深層的黑暗哲學理由而言「它們不存在」。

在稅收問題上，我們或許可以信任新保守主義者會降低較高稅級的所得稅率與削減資本所得稅，但其它部分的稅則沒有任何限制。我們可以期待很多「漏洞關閉」，使房地產市場繼 1986 年的稅改法案後，進入漫長而持續的失控狀態。我們也可以期待消費稅增加，可能是全國銷售稅或增值稅。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闡述了基本的新政策略：「稅收再稅收，支出再支出，選舉再選舉。」他還補充：「控制再控制。」幾十年來，外在形式的華麗外衣不斷改變，以吸引新世代的呆子。但是，不斷擴大的「利維坦」，本質上仍然相同。

【譯作】我們不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我們不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

文：吳莉瑋
圖：brookeduckar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討論柯林頓任內的「社會福利改革」是如何利用轉移焦點的技巧，來達到撫平民眾情緒、填滿自己荷包同時還獲得德政美名的政策技巧，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是 1994 年，距離現在並不遠，但可以看見的，美國目前確實就像 Rothbard 所說的，在往社會主義之路邁進。「花別人錢」跟「願意自己賺錢」，是生存在社會中的兩種偏好，如果一個社會裡，花別人錢的人遠比願意自己賺錢的人數還要多很多，那，整體生產力低落以及接踵而來的惡性循環，不難預料。

我們不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Don’t Know 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福利制度已經成為公開的醜聞，而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也紛紛燃起了合理的憤慨。不幸的是，一如往常地，民眾缺少口齒伶俐的領導，而反對福利的憤怒焦點也已被移位。

民眾的憤怒集中在他們得納稅給懶惰的福利受助者，但人們應該關注的是支付這些福利金的「期限」。聚焦在「懶惰」和「工作」，給了騙子柯林頓他期待已久的漏洞：看起來似乎是追求保守的目標，實際上做的正好相反。不幸的是，「福利改革」的騙局似乎運作良好。

總統承諾結束「我們所知道的福利」，其實並沒有把窩在納稅人背上的福利寄生蟲給移除。相反地，福利改革計畫加入了將提高納稅人負擔的補助，還有攬進他們貪婪口袋的特權。福利受助者將變得更加寄生蟲，和以前一樣地不具生產性，但至少他們不會被「閒置」。

柯林頓計劃的大綱如下：福利受助者有兩年的時間可以「找工作」。除了他們自己缺乏興趣外，沒有人阻止過他們「找工作」，所以，關於「找工作」不用期望太多。「改革」在這一點上介入。聯邦政府將支付私人雇主來僱用這些人，如果沒有找到願意的雇主，那聯邦政府就會自己「聘請」福利受助者做各種「社區服務工作」。後者，當然是非生產性的蠢事，而那些在私營部門沒人願意支付的工作，被 1930 年代新政的公共事業振興署（Federal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稱為「葉耙」。

這些福利受助者，透過由納稅人支付的最低工資，從原來的地方被洗牌到另一個地方，從事其他一些非生產性或反生產性的活動。至於那些被資助的私營企業工作，雇主的企業將因為非生產性或不稱職的工人受到損害。此外，在私營企業的工作，納稅人將補貼「全部」工資，不僅是最低工資（我們可以預期將持續上漲），而是在用人單位與政府之間的任何設定薪資。納稅人負擔了所有的選項。

這還不是全部。除了實際的工作補貼，柯林頓還建議聯邦政府支付以下所列的福利寄生蟲：免費醫療（柯林頓的健保「改革」）、大量的免費糧票、提供符合補助條件的兒童免費兒童照護、免費的公共住房、免費上下班接駁運輸、免費的兒童「營養」計畫，還有為了訓練這些人生產勞動力的「豪華培訓計劃」。

如果這些培訓計劃的模式和現在一樣，那都是冗長又無用的，例如「訓練會話技能」。如果免費又豪華的義務教育系統沒有辦法教會這些人閱讀，怎麼會有人認為政府有資格來「訓練」他們任何其他的技能？除了龐大的福利金直接給付，昂貴的政府官僚機構還會負責開發與指導這些培訓、找工作和工作監督。此外，這些福利受助幼童的母親還不需自付「工作福利金」。

即使是柯林頓福利計劃的支持者，也承認該計劃將大大增加納稅人支付成本。而柯林頓支持者，當然，以政府慣用的方法，把成本低估到剛好入門的高度，但就算採最保守的觀察估計，每年的額外費用也不會低於兩百億美元。而這個數字可能被大幅低估。白宮宣稱只有60萬人需要以工代賑與內部醫療，而勞工局的備忘錄估計數則是不低於230萬，這是柯林頓的官方資料。

當然，柯林頓的說法是，這些巨額增項只是「短期」，從長遠來看，所謂的工作風氣的改善應該會降低納稅人的成本。沒問題。

強制納稅人補貼雇主或創造非生產性的「工作」，比閒置那些福利受助者更糟。工作，除非具有生產性，否則是沒有意義的，納稅人補貼的設定，肯定能保持受助者的非生產性。補貼閒置是不道德且反生產的；但是付錢給這些受助者保持忙碌甚至為了他們創造工作，不僅瘋狂還更昂貴。

比支付薪資更糟的。它把低收入受助者，從原先位於邊緣且一般受到異樣眼光的社會地位，變成主流的職場勞動力。從社會福利轉到工作福利的變化，加速了社會主義劣化以及強制分配收入的平等目標。換句話說，20 世紀的另一部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長征。

【譯作】社會保險詐欺｜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文：吳莉瑋
圖：Carbon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有關社會保險制度的謊言，台灣也是差不多的狀態，同樣地，沒有媒體願意把事實寫出來，其實，騙局不過就是騙局，包了再多紙，總有一天會被燒穿的。

這些政府騙局在燒穿之後的結果倒是挺一致，損失慘重的總是倒楣的納稅人，至於那些辛苦爬到高位的政客，會有人為此打開自己的銀行帳戶來賠償受害者損失嗎？不會的，以國家之名做的所有蠢事，最終還是會用稅金來國賠，完成對倒楣納稅人的二次羞辱。

社會保險詐欺｜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參議員 Daniel P. Moynihan（D-NY），針對社會保險制度的穩定性，為所有的美國人提出指標性的質疑，這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第一次。十年前，民眾開始意識到社會保險即將破產，但他們只在1983年把這個睡了半世紀的計畫送到兩黨共組的格林斯潘委員會，透過增設驚人且不斷上升的社會保險稅「挽救」社會保險。當然，任何政府項目，都可以透過增稅來紓困。

從雷根政府開始，在「工資所得稅」的「削減」已經被增加的「社會保險」部分給抵消。但是，由於公眾一直認為，社會保險不是一種稅，因此，雷根－布希政府以對抗加稅傾向邪惡民主黨而成為減稅英雄的姿態卸任。

然而，羅斯福新政與其繼承者所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則是披著華服的福利國家措施裡，最重大的一擊。美國公眾在被欺瞞的狀態下認為社會保險不是稅，而是一個仁慈的國家「保險」計劃，讓每個人從就業開始支付保費，最後在六十五歲的時候「享受」好處。這個系統多年來都被認為是像私人保險公司那樣收取保費，把資金投資到生產性項目取得利益，然後支付養老年金給幸運的受益者。

然而，現實完全相反。聯邦政府對青年與壯年勞動人口徵稅，把這些錢花在構成聯邦政府每年預算的蠢事上。然後，當被長期徵稅的人到了六十五歲時，政府就轉對在工作的人徵稅，來支付所謂的養老年金。

請放心，任何私人保險公司的高級主管若敢嘗試做這種特技，他們的下半輩子大概就得在監獄裡度過。這整個系統是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差別是在，惡名昭彰的龐氏騙局至少是靠自己的能力來騙受害者，而政府騙子，當然，依靠的是「強迫徵稅」的強力工具。

這只包括了社會保險的其中一個面向。對於用來投資生產性項目的私人保險企業資金而言，「保險給付」是小數目。而私人年金的購買者在某個年齡（例如 65 歲）時會得到一筆給付總額，再用這筆錢替他們賺得進一步的利息。社會保險的受益者只會得到固定的年金給付，而不是一次性給付。當社會保險基金並不存在的時候怎麼有辦法如此？

所謂基金確實存在的概念，建立在一個具有創意的會計小說。是的，該項基金存在紙上，實際上，社會保險把抓了收到的錢後就去買財政部的債券，財政部一貫地把那些債券換來的錢花在蠢事上。

但這還不是全部。社會保險制度是一種「福利」計劃，徵收高額且不斷增加的稅收：（a）只有工資，沒有其他的投資或利息收入；（b）累退制，對於較低收入的投保者打擊遠比高級距的投保者重。因此，年收入超過 51,300 美元的人，依目前費率，將被迫支付年收入的 7.65% 給社會保險制度，稅額最高就到那，因此，一個年收入 200,000 美元的人也只要支付相同的金額（53,100 X 7.65% = 3,924），只佔 2% 的收入。這真是一個福利國家嗎？

過去幾年，政府以兩種方法大幅增加稅收：增加保費計算百分比，以及提高停止稅額計算的最高收入標準。因此，自雷根政府開始，費率從 5.80% 升至 7.65％，最高繳納稅額從每年 1,502 美元變成 3,924 美元。這只是開始。

社會保險詐欺的最後一面是由雷根－格林斯潘公司在 1983 年所貢獻。鑒於高額聯邦赤字，我們兩黨的統治者決定要加稅，然後在不存在的社會保險基金裡假造巨額「盈餘」，從而在紙面上「降低」使人尷尬的赤字，於此同時，卻在現實中繼續保持赤字。因此，1990 年的聯邦赤字預估為 2,060 億美元，但估計有 650 億美元的社會保險基金「盈餘」，把赤字降低到 1,410 億美元，從而安撫了葛蘭姆法（Gramm-Rudman-Hollings Act）的鬼魂。當然，沒有所謂盈餘，那 650 億美元迅速花在國債上，而財政部把那些加到一般性支出：20,000 美元的咖啡機、騙子 S&L 的紓困案，和其餘所謂有價值的事業。

參議員 Moynihan 身為格林斯潘委員會成員之一，雖然也共筆了目前的部分詐欺騙局，但至少把這個詐欺騙局的蓋子吹開了一點。在這一點上，共和黨樂得延用傳統的民主黨反對主張，指責這些殘酷又無情的反對，把倍受國家尊敬的老人扔到陰溝裡。

參議員 Moynihan 建議把社會保險費率稍降至 6.5% 到 5％，至少開啟了整個事情的公開辯論。Moynihan 的動機已被質疑，但是，當從我們從震驚恢復後，考慮到政治家行為都出於政治動機，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欠了 Moynihan 一筆可觀的債。現在問題是，當許多作家和記者都已經明白了這個道理，也開始在媒體披露時，卻都用柔和又高雅的語調，加上大量的統計來呈現。

公眾的認知永遠不會被激起，或要求擺脫這個可怕的系統，直到這些媒體毫不含糊地說實話：換句話說，直到詐欺騙局被稱為詐欺騙局。

【譯作】嬰兒死亡率「危機」｜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嬰兒死亡率「危機」｜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

文：吳莉瑋
圖：Joelstuff V3.5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先是釐清所謂嬰兒死亡率危機是怎麼回事，還有政府或者是福利社會主義，是怎麼把披著「應選民要求出面解決問題」的皮，把納稅人的錢花在圖利特定團體的無效計畫上。

我們總是會不斷地聽到旁邊的人呼籲「政府應該做什麼」，但事實上，大部分時候，政府樂於見到問題發生，更樂於聽到這種民眾呼籲，因為這代表著，順應民意又能夠增加預算，說不定還有油水可撈。

雖然，政府除了做不到最初承諾的效果，同時還增加納稅人負擔，順便圖利特定的團體達到政策買票的效果，但是面對焦點容易被轉移的選民，替自己辯護不需要請到律師。

嬰兒死亡率「危機」｜The Infant Mortality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第一次聽到嬰兒死亡率的問題，是去年夏天我花了整晚和一個討人厭的左派談話時，她聲稱，儘管任何有其他方面的考慮，鑒於美國的高「嬰兒死亡率」，美國的資本主義失敗而蘇聯則是成功的。她的進度超前左翼的學習曲線，自那時以後，媒體用各種文章寫著一樣的教義。

首先，我在蘇聯的時候，從蘇聯經濟學家 Dr. Yuri Maltsev 那裡得知，蘇聯用比起提高醫學技術、改善營養或者調整孕婦行為都還要簡單但有效的方法，已經達到低嬰兒死亡率。即：把死亡的統計數據等到超過「嬰兒時期」後才列入報告。顯然，沒有太多人重視「後嬰兒」的死亡率。

美國嬰兒死亡率的記錄又是如何？在 1915 年，每 1000 名活產嬰兒有 100 名死亡，其後，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1940 年為 4.7%、1970 年為 2%，到了 1988 年已經降至 1%。嬰兒死亡率自 1915 年以來下跌了 90% 的統計似乎沒能讓集體感到罪惡的美國人產生狂歡。

那麼，為什麼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 Dr. Louis W. Sullivan 譴責美國的記錄「可恥且過高」？為什麼布希總統建議需要 1.71 億美元的產前護理計劃，會被一些國會議員降為 1.21 億美元的預算淨增與 0.5 億美元的移用現有預算？為什麼各方面都假設增加政府開支是必要的？

這個問題看來似乎是因為許多國家已經以更快的速度降低了他們的嬰兒死亡率，使得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排名第 22 位，而日本和斯堪地納維亞（北歐地區）的嬰兒死亡率則不到美國的一半。

經濟統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與分析：我們發現，黑人嬰兒死亡率遠高於白人，具體而言， 1988 年，美國的黑人嬰兒死亡率為 17.6%，而白人嬰兒死亡率則是 8.5%。

顯然，嬰兒死亡率的關鍵是低出生體重，黑人嬰兒比白人嬰兒有更高比例的低出生體重率。自 1950 年以來，白人嬰兒的低出生體重率一直保持在約 7%，而黑人嬰兒的低出生體重率一直徘徊約 10% 到 14%。從 1969 年的 14% 開始，黑人嬰兒的出生率被單獨顯示，而黑人嬰兒的低出生體重率自墮胎合法化後下降，直到 1980 年代中期才回升到超過 13%。

因此，關鍵是出生時體重。位於華盛頓的一個左派自由主義「健康宣傳小組」（有誰反對健康？），兒童保護基金會（Children’s Defense Fund）的 Christine Layton，對於最近嬰兒死亡率在 1990 年降至 0.91% 的結果只能勉強歡迎。她指出，自 1988 年以來，這種下降是因為早產兒肺部問題的醫療藥物進步，顯然這不算真的下降，因為它不會「對出生過輕或出生過早的問題產生持久的效果」。

但為什麼黑人的低生育率問題持續了幾十年，儘管聯邦政府從 1972 年開始就花錢不手軟地實施廣受歡迎的 WIC 計畫（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食品補充計畫）？ WIC 每年花費聯邦政府 25 億美元，由聯邦政府額外補貼給州政府。

在左派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中，每一個社會問題都可以用政府開支來治愈，而政府認為，黑人嬰兒出生時體重偏低的原因是營養不良，簡言之，是貧困。因此，WIC 提供貧困的美國婦女大量牛奶、奶酪、雞蛋、穀物和花生醬。WIC 已經提供這些食物給一半以上的孕婦、嬰兒、母親和兒童。符合 WIC 資格的家庭，收入必須低於官方貧窮線標準的 185%，且家庭成員必須被正式判定具有「營養危險」。

那麼，為什麼在這二十年間，這些貧困的黑人母親儘管攝取了聯邦政府資助的營養，卻沒有減少低出生體重率或死亡率的問題？為什麼 WIC 唯一的成就是提供酪農與花生農大量的補貼？（我們先把貧困黑人的肥胖率與膽固醇濃度的問題放在一邊）

答案是營養、低收入顯然不是問題的癥結。根據著名營養師和兒科醫生 Dr. George Graham 在華爾街日報（1991 年 4 月 2 日）的一篇文章所言，在美國，低出生體重的關鍵原因，特別是極低出生體量，其實是早產，而營養不良並不會引起早產。相反地，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低出生體重主要為營養不良與貧困造成，早產不是主要問題。

與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在美國，低出生體重造成的高死亡率是早產問題，而不是營養不良。事實上，在幾乎所有人口都是窮人與黑人的牙買加島，嬰兒死亡率實質上低於華盛頓那些收入較高且三分之二受益於 WIC 計畫的黑人。

早產的原因，不是營養不良，而是孕婦行為。特別是吸煙、攝入可卡因和古柯鹼、過往的人工流產、生殖道與胎兒周圍的黏膜感染，而感染問題往往是性濫交的後果。

這些都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不喜歡聽的事實，顯然聯邦政府的預算也不打算要改善這些情況。左派自由主義者可能會用老是的伎倆「譴責受害者1」來逃避現實。他們錯了。沒有人指責那些嬰兒。

註1：Rothbard 應該是指左派自由主義者，可能會針對他所提出的早產行為主因（吸煙、攝入可卡因和古柯鹼、過往的人工流產、生殖道與胎兒周圍的黏膜感染），以「Rothbard 譴責受害者（孕婦）」來回應。但就如同 Rothbard 所言，在早產問題中，受害者是嬰兒，不是孕婦。

【譯作】十大經濟迷思｜Ten Great Economic Myths

Fri, 28 Dec 2012 00:00:00 +0000

【譯作】十大經濟迷思｜Ten Great Economic Myths

文：吳莉瑋
圖：country_boy_shane via photopin cc

《The Free Market Reader》是許多短文的集錦，該書以自由主義的觀點對許多經濟議題做簡短的討論，書中的文章篇幅適中且大多立論精要，相當值得拿來當睡前讀物，以下為該書首篇文章《Ten Great Economic Myths》的拙譯，有些原文較拗口的部分，會以註解的方式酌增個人理解後的詮釋，該文的作者是 Murray Rothbard，篇幅雖然不長，但是針對許多容易混淆的政策說帖作出了很精闢又容易理解的剖析。

十大經濟迷思｜Ten Great Economic Myth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的國家透過大量的經濟迷思來扭曲公眾對於重要議題的思路，導引我們接受不健全又危險的政府政策。以下介紹這些經濟迷思中最危險的十個並分析這些經濟迷思錯在哪裡。

迷思1：政府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政府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

最近幾十年聯邦政府總是赤字。反對黨對此的一致回應，是譴責那些財政赤字是造成永久通貨膨脹的原因。而執政黨對此的一致回應，則是宣稱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敵對雙方的主張都是迷思。

赤字是指聯邦政府的支出超過它所收取的稅。解決這些赤字的資金來源有兩種方式。如果資金來自政府向公眾銷售的國債，那麼赤字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在這種方式下，沒有「新錢」產生，個人或者是公司行號純粹是用自己的銀行存款支付政府債券，然後讓國庫把這些錢花掉。這些錢只是由購買債卷的公眾手中轉移到國庫，然後再由國庫把這些錢花在其他人民身上。

另一方面，解決赤字的資金也可以透過向銀行體系出售債券取得。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會透過增加銀行存款的數字來創造「新錢」，再用這些「新錢」來購買政府債券。這些以銀行存款形式被創造出來的「新錢」被政府花掉後，就會永久地進入經濟體系的消費流中，提高物價並導致通貨膨脹。透過複雜的過程，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允許商業銀行以十分之一的準備金1來創造「新錢」。因此，如果 A 銀行要購買 100 億美元的新債券來資助赤字，美聯儲會先從 A 銀行手中購買約 10 億美元的舊國債，而美聯儲所購買的 10 億美元舊國債，可以增加 A 銀行 10 億美元的銀行準備金，換句話說，A 銀行可以因為這新增加的 10 億美元銀行準備金，創造 10 倍的新銀行存款（也就是可以拿來購買資助赤字的 100 億美元債券）。簡言之，政府和政府控制的銀行系統實質上「印」了新錢來支付聯邦赤字。

因此，如果赤字的資金來源是銀行體系，那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如果赤字的資金源自公眾，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一些政策制定者指出，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政府赤字加速的同時通貨膨脹速度趨緩，並拿來當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的「統計證據」。但這並不是證據。一般物價的變化受兩個因素影響：錢的供應量與錢的需求量。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美聯儲以每年約 15% 左右的高速創造新錢，大部分的「新錢」都拿去資助不斷擴大的赤字。但另一方面，這兩年對於經濟蕭條下嚴重商業損失的反應，增加了對貨幣的需求（即降低在商品上花錢的慾望）。這種貨幣需求增加的暫時補償效應並沒有讓赤字比較不通膨。事實上，在景氣復甦過程中，消費的增加使得貨幣需求量下降，而花費這些新錢則加速通貨膨脹。

迷思2：赤字對私人投資沒有擠出效應2 。

近年來對於美國偏低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有一些合理的憂慮，其中之一，是巨大的聯邦赤字會把儲蓄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政府開支，從而排擠具生產性的投資項目，可能會造成公眾生活水平的降低等長遠問題。

一些政策制定者再次試圖以統計數據反駁，宣稱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赤字增加但是利率下降，並表示財政赤字沒有擠出效應。

這種主張再次顯示試圖以統計反駁邏輯的謬誤。利率的下降是因為經濟衰退下商業貸款的需求下降，但「真實利率」（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則保持前所未有的高，部分原因是因為公眾預期下一波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擠出效應。在任何情況下，統計數據不能反駁的邏輯，邏輯告訴我們，如果部分儲蓄被轉移到政府債券上，生產性投資可用的儲蓄就會減少，而利率則會比沒有赤字之前還高。如果由赤字資金來源由公眾提供，儲蓄轉移到政府項目是直接且明顯的。如果赤字資金來源為銀行信用擴張，轉移是間接的，擠出效應會發生在政府用「新錢」和民間儲蓄之「舊錢」爭奪有限資源時。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試圖反駁政府赤字的擠出效應，聲稱所有的政府支出，不僅是赤字，都會排擠私人儲蓄和投資。的確，被稅收所抽調的資金本來也可以進入私人儲蓄和投資。但赤字相對於整體政府支出而言有更大擠出效應，因為直接由公眾資助的赤字明顯地減少儲蓄，而稅收則會同時減少公眾的消費與儲蓄。

因此，無論從哪種角度看，赤字都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如果赤字由銀行體系資助，會造成通貨膨脹。即使赤字直接由公眾資助，也會導致嚴重的擠出效應，把儲蓄從更迫切的私人投資項目中轉移到浪費的政府項目上。此外，越多的赤字就必須支付越多的固定利息，造成永久的稅務負擔，通膨赤字帶來的高利率更加劇了這個問題。

迷思3：增稅是治愈赤字的藥方。

不幸的是，這些擔心赤字的人提供了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解決辦法：增加稅收。通過提高稅收來解除赤字相當於為了醫治支氣管炎而開槍射殺病人。「藥方」遠比疾病更糟糕。

原因之一如同許多批評者所指出的，加稅只會給政府更多的錢，讓政客和官僚進一步提高支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指出：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政府願意保持 20% 的赤字，當政府有更高收入時，它會提高消費支出來保持相同比例的赤字。

即使撇開這個精明的政治心理學判斷，為什麼仍有人認為稅收比通貨膨脹好？的確，通貨膨脹是另一種形式的稅收，政府或是較早收到這些「新錢」的成員可以剝奪那些在通貨膨脹晚期才提高收入的其他公眾的財富。不過，至少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人們仍然可以從自願交換的過程獲得一些好處。如果一條麵包上升到 10 美元，這是不幸的，但至少你還是可以吃到麵包。但是，如果稅率上升，你的錢就直接被政客和官僚的利益給徵用，你得不到任何服務或福利。唯一的結果，就是從事生產的大眾所掙來的財富被官僚機構沒收，然後這些官僚機構再用部分沒收來的錢來欺壓、羞辱並傷害公眾。

唯一可以治愈赤字的藥方很簡單卻幾乎沒被提到，那就是削減聯邦預算。怎麼削減？要削減哪裡？任何地方。

迷思4：每次美聯儲收緊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每次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

財經媒體在知道一些經濟學原則後，開始像老鷹一樣盯著每週的貨幣供應數字看，但他們不可避免地以混亂的方式詮釋這些數字。如果貨幣供應量上升，會被解釋成利率降低和通貨膨脹，經常在同一篇文章中，貨幣供應量上升也被解釋為加息。反之亦然。如果美聯儲收緊貨幣增長率，既會被解釋為提高利率，也會被解釋為降息。有時看來，美聯儲的行動不管多麼矛盾，必然導致加息。顯然，這是非常錯誤的。

物價水平的問題在於，有許多偶然因素分別在不同面向上影響利率。如果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它會產生更多的銀行準備金，從而擴大了銀行信貸及銀行存款的供應量。信貸擴張必然意味著信貸市場的供應量增加，從而降低信貸的價格或是利率。另一方面，如果美聯儲限制信用擴張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造成信貸市場的供應減少，導致利率上升。

這種現象會發生在長期性通貨膨脹的前十年到前二十年間。美聯儲擴張信用將降低利率，而限制信用擴張則會加息。但過了這個階段後，公眾和市場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象進行調整。他們開始認識到，貨幣供應量的計畫性擴張將導致長期的通貨膨脹。當他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他們也同時認識到通貨膨脹抹去債權人的利益而對債務人有利。因此，如果有人提供一筆年息 5% 的貸款，而當年通貨膨脹率為 7% 時，債權人將面臨損失而不是獲益。債權人損失 2%，因為他一年後得到的本金加利息已經減少了 7% 的購買力。與此同時，債務人則因通貨膨脹獲利。當債權人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實時，他們會把通貨膨脹估算在利率中，而債務人也將願意支付。因此，從長遠來看，任何提高通膨預期的訊息將會提高（調整後的）利率，而任何減少通膨預期的訊息則會降低（調整後的）利率。在這種情況下，當美聯儲限制擴張時就會傾向於抑制通膨預期並降低利率，而美聯儲擴張信用時將會掀起通膨預期並提高利率。由於有兩個相反的因果關係鏈在作用，因此，美聯儲的信用擴張或緊縮與利率波動的關係，取決於哪一個因果關係鏈的強度較高。

到底會是哪一個因果關係鏈較強？沒有辦法知道肯定答案。在通貨膨脹的前幾十年，不會有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但是在通貨膨脹的後幾十年裡，也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會開始出現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而這種因應通膨調整的溢價強度和反應時間，則取決於公眾的主觀預期，無法被確切預測。這也是經濟預測永遠不確定的原因之一。

迷思5：使用圖表或超級電腦計算模型的經濟學家可以準確地預測未來。

預測利率的問題說明了預測行為的普遍陷阱。相反地，人們的行為並不能被事先準確預測。他們的價值觀、想法、期望和知識總是不斷地以不可預知的方式在改變。有哪個經濟學家可以預測（或預測過）1983 年聖誕節的椰菜兒童熱潮？每一種經濟量、每一個價格、每次採購或是收入數字，都是上千上百萬個不可預知的個人選擇集結後的綜合表現。

許多由經濟學家所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研究，都顯示經濟學家一貫糟糕的預測記錄。氣象預報員經常抱怨說，只要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他們可以做得更好，但在掌握趨勢變化上卻有困難。延續目前的趨勢並外推到不久的將來並沒有竅門，你不需要複雜的超級電腦計算模型，只要用一把尺就可以做的更好更便宜。真正的關鍵是準確預測趨勢的改變和問題預警。沒有一個經濟學家預測出 1981 到 1982 年經濟大蕭條，也沒有人預測到 1983 年的強力復甦。

下次當你在經濟術語或貌似專業的經濟預測上搖擺不定的時候，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他真能預測未來，為什麼要浪費他的時間在推出電子報或當顧問，而不是在股市或商品市場中成為萬億富翁？

迷思6：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間存在權衡。

每當有人呼籲政府放棄通貨膨脹政策時，經濟學家和政客們都警告其結果是嚴重的失業問題。我們因此落入以通貨膨脹來對抗高失業率的陷阱，並被說服必須接受兩者中的部分結果。

這一學說是凱恩斯主義者的退路。剛開始，凱恩斯主義者向我們承諾，通過操縱、微調赤字和政府支出，他們可以在沒有通貨膨脹下帶給我們永久的繁榮和充分就業。接著，當通貨膨脹轉為長期且越發嚴重時，他們轉向警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間的權衡，以削弱任何可能施予政府停止通膨政策、創造新錢的壓力。

權衡理論是基於多年前由英國經濟學家 A.W. Phillips 所發明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菲利普斯把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擺在一起，並聲稱這兩個變量成反比：工資率上升得越高失業率越低。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奇特的學說，因為它挑戰了的邏輯上的常識性理論。理論告訴我們，更高的工資率會造成更大的失業率，反之亦然。如果每個人都去雇主面前堅持要兩倍或三倍的工資，我們馬上會失去工作。然而，這種奇怪的發現卻被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接納為福音。

至此，這個統計發現很明顯地違反事實與邏輯理論。1950 年代的通膨率每年約 1%~2%，失業率則徘徊在 3%~4%，而後失業率介於 8%~11%，而通膨率在 5%~13%。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通膨率和失業率都急劇增加。如果要總結，我們可以歸納出反向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除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之外的任何解釋。

儘管理論家不斷宣稱他們以事實測試自己的理論，但他們很少對事實讓步。為了要保存「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的概念，他們的結論是菲利普斯曲線仍然顯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但是這個曲線莫名其妙地「轉移」到另一組新的權衡。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然，沒有人能反駁任何理論。

事實上，目前的通貨膨脹，即使能利用高漲的物價來降低實質工資而在短期內降低失業率，通貨膨脹的長期結果只會造成更高的失業率。當工資率最終趕上通貨膨脹時，通貨膨脹帶來的經濟衰退和失業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超過二十年的通貨膨脹後，我們現在正處於所謂的「長期階段」。

迷思7：通貨緊縮與價格下跌不可想像，並將導致災難性的蕭條。

公眾的記憶是短暫的。我們忘記從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物價年復一年地普遍下降。這是因為，在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斷增加的產能與和產量使得物價下跌。這並不是蕭條，而是售價隨著成本下修。通常情況下，工資率保持不變但是生活成本下跌，使得「實際工資率」，或者說每個人的生活水平呈現穩定上升。

事實上，在這兩世紀間只有在戰爭時期才發生物價上漲（1812 年的戰爭、南北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因為交戰各國的政府為了支付戰爭的龐大支出，以超出產能增長率的增長速度急速膨脹貨幣供應量。

我們可以從觀察過去幾年的電腦價格，看到沒有政府或央銀通膨負擔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如何運作得宜。過去，即使是簡單又龐大的電腦也需耗資數百萬美元。現在，因為半導體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激增，電腦價格不斷下降。儘管電腦的價格下降，因為成本下降、產能提升，電腦公司仍是成功的。事實上，成本和價格的下降使電腦公司能夠深入大眾市場，進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的蓬勃發展。通貨緊縮並沒有為這個行業帶來災害。

對於其他高增長行業也同樣如此，例如電子計算器、塑料、電視機和錄影機等。通貨緊縮並非帶來災難，而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標誌。

迷思8：最好的稅是單一稅，針對收入採恆定比例，沒有豁免或免稅額。

單一稅的支持者通常認為消除稅務豁免或免稅額將使聯邦政府大幅削減現行稅率。

但這種觀點假設，目前的所得稅豁免或免稅額是不道德的補貼或漏洞，應該為了公眾利益而取消。稅務豁免或免稅額是「漏洞」的這種說法，僅在您認為政府擁有每個人 100% 的收入下才成立，在這前提下，允許一些收入保持免稅才會構成「漏洞」。允許一些人保有自己的收入既不是漏洞也不是補貼。透過取消醫療保健、利息支付，或為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應稅扣除額來降低整體稅率，事實上只是降低一部分人的稅（那些不用支付太多利息、醫療費用或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人），同時提高另一部分需要支付這些費用的人的稅務負擔。

此外，沒有任何安全的保證，一旦取消了豁免和免稅額，政府還會將稅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看看政府過去和現在的記錄，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政府不斷擴大的官僚體制，會再把稅率至少提高到舊水平以課取更多的稅收總額。

（此段有酌增個人之理解說明內容）單一稅制假設推測稅收大致要與市場價格或所得收入類似。但是，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並不成正比（日所得 100 元的人與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買一條相同的麵包都是一樣價錢）。如果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成正比，那將是一個奇特的世界，例如日所得 100 元的人以 1% 的價錢購買一條 1 元的麵包，但是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被迫以同樣 1% 的價錢購買一條麵包－也就是 1,000 元。在這樣的世界裡，收支平等將以一個奇怪且低效的方式執行。如果稅收要類似於市場價格，那應該是每個消費者都相同，而不是與消費者的所得收入成比例。

迷思9：減低所得稅率可以幫助所有人，不僅是納稅人，政府也將從中受益，因為稅收總收入將因稅率減少而上升。

這是由加州經濟學家 Arthur Laffer 所提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它是政客用來化圓為方的一種先進手段，能夠減稅、維持政府支出，並同時平衡預算。這樣一來，公眾可以享受減稅、因預算平衡感到滿意，並同時收到政府相同水平的補貼。

如果稅率由 99% 減到 95%，稅收的確會提高。但是沒有理由去假設這種簡單連接在其他任何狀態下也會出現。事實上，這種關係在地方消費稅上的效果比在全國所得稅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幾年前，哥倫比亞特區政府決定大幅提高了該區的汽油稅來增加稅收。但是，駕駛人可以輕易地把車開過邊界去維吉尼亞州或馬里蘭州以較便宜的價格加油。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汽油稅總稅收最後減少，而懊惱又困惑的官員最後不得不取消汽油稅。

但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在所得稅上。人們不會因為小幅加稅或者是小幅減稅而停止工作或離開國家。

拉弗曲線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拉弗曲線效益要開始運作所需的時間從沒有被明確定義。更重要的是，拉弗假設我們大家都希望可以把政府稅收提到最高。「如果」我們真的處於拉弗曲線的上半部，那麼我們應該都希望把稅率重新設定在“最佳”的點。但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應該希望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把稅收推進到最大，簡言之，就是私人產品可運用的資源份額被政府活動抽走。我想我們更感興趣的應該是減少政府的稅收，把稅率調整至遠低於任何拉弗最佳點的位置。

迷思10：從其他低勞動成本國家的大量進口會導致美國人失業。

這一主張的諸多問題之一，在於它忽視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的工資高而國外的工資低呢？它從一開始就將工資差異當成既定事實，而沒有細究工資差異的成因與意義。基本上，美國的工資高是因為勞動生產率高，而勞動生產率高是因為工人有大量技術先進的資本設備幫助生產。在國外很多國家的工資率較低，是因為資本設備和技術相較原始，沒有資本的幫助，這些地區工人的工作效率遠低於美國。每個國家的工資水平都取決於該國的勞動生產率。因此，美國的高工資並不是對繁榮的威脅，而是繁榮的結果。

但是，為什麼有一些美國產業長期且不斷地大聲抱怨低工資率國家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每個國家的工資率都在產業、職業與地區間相互關聯。所有的工人都互相競爭，如果在 A 產業的工資遠低於其他產業，那麼，工人與那些剛開始進入職場的新鮮人就會選擇離開或拒絕進入 A 產業，並轉移到其他工資率較高的公司或產業。

抱怨工資率高的那些產業，其工資率之所以高，是因為這些產業與在美國的其他產業出價競爭勞動力的結果。如果美國的鋼鐵或紡織產業發現自己難以與國外同行的競爭，並不是因為外國公司支付的工資低，而是因為其他在美國的許多行業，把美國的工資率抬高到鋼鐵和紡織產業付不起的水平。事實是，鋼鐵、紡織和其他類似的公司，相較於美國其他產業的公司，以低效率的方法使用勞動力。關稅或進口配額得以讓這些效率低下的企業或產業保持運作，進而傷害了其他不在這些產業裡的人。他們傷害了美國所有的消費者，保持了高價格、低品質與低競爭，並扭曲了生產進程。關稅或進口配額的做法，相當於為了保持國際運輸服務的人為高價，而強迫關閉一條鐵路或者是一間航空公司。

關稅和進口配額同樣也會傷害到其他試著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的美國產業。從長遠來看，關稅和配額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由政府賦予的壟斷特權，即使是受到保護和補貼的企業也不會成功。正如我們所看的鐵路公司和航空公司的例子，那些無論是透過關稅或者是法規而享受政府壟斷的產業，最終都效率低落且無論如何都賠錢，這些產業只會要求越來越多的政府救助、永久的擴大特權，以求獲得自由競爭下的庇護。

註1：台灣的準備金制度請參考中央銀行法第 23 條，其採用的準備金比例為：支票存款（25%）、活期存款（25%）、儲蓄存款（15%）、定期存款（15%）、其他各種負債（25%）。

註2：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政府部門這邊佔用的資金過多，會使私人部門可佔用的資金減少，經濟學將這種情況，稱為財政的「擠出效應」。

社會保險迷思與政治謊言

Wed, 24 Oct 2012 00:00:00 +0000

社會保險迷思與政治謊言

文：吳莉瑋
圖：live w mcs via photopin cc

最近勞保基金可能破產的話題終於受到關注，事實上，這類由政府承辦的社會保險，從來都不是，也不會成為真正的「保險」，相反地，政府口中負有重要使命的社會保險，實質上是一種冠上空頭支票的強迫徵稅。

以勞保為例，想像一下如果有一間保險公司提出一份不簽契約的保單，保費強迫徵收，但是理賠項目與給付條件隨時可以變動，內容長這樣：

投保費率由保險公司訂定，隨時可能變動。註1
保險費無條件地由投保人稅前薪資裡「強迫」扣除，否則就犯法。註2
理賠項目與給付資格由保險公司訂定，給付規則可能隨時（因修法）而改變。

只要是頭腦還有點理智的人都看的出來，提出這種保單的公司，肯定招不到顧客，即使不倒閉也有敲詐犯罪嫌疑。但政府主辦的社會保險卻沒有這種問題，因為政府擁有執法、立法以及印鈔票等等特權，除了能夠強迫人民付保費，還能隨時通過立法或者是行政命令修改繳費與給付規則，要是真的入不敷出，更可以利用提高稅收、大幅舉債或是新印紙幣等手段完成給付。

其結果就是，所有保險人被強迫收取的費用，實質上等同於另一種強迫徵稅，這些保費首先會進入保險基金供政府花用，當遇到需要支付理賠的狀況時，除了理賠項目和給付規則隨時都會變動等不穩定性，就連好不容易拿到的給付金，也可能是政府運用提高其餘稅收、舉債、新印紙鈔等通膨手段所產生的「新錢」，這些「新錢」在輾轉落到被給付人手中時，實質購買能力早已縮水。

由於國家獨佔許多特權，能無條件地向所有人民收稅，而且也不像一般企業要靠競爭與服務才能存活，人民無從選擇甚至是無法拒絕眾多無效率與不切實際的國家服務，社會保險就是典型的國家制度困局。

這類國家問題並不只在台灣發生，《The Free Market Reader》中的 Lies, Damned Lies, and Social Security 一文，談到美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問題，對照台灣目前的社會保險困境似曾相似，以下為該文的拙譯。

謊言、該死的謊言與社會保險│Lies, Damned Lies, and Social Security

作者：Patrick W. Watson
譯者：吳莉瑋

美國聯邦政府可能會稱呼「社會保險」為退休計畫，但它事實上是不健全、不公平、不可行也不道德的財產重新分配系統。它使美國破產、毀滅而不提供財政安全。

羅斯福在 1936 年推行社會保險。一如往常樂於違憲的國會也保證「社會保險會對所有可能導致貧困的危害提供保障」。但社會保險並沒有為此提供保障，而是提高了導致貧困的危害。

社會保險的負擔，就像地震開始前的小震動一樣，起初幾乎無法察覺。1937 年，稅率為第一個 3000 美元的 1%，最高為每年 30 美元，並由雇主支付。

在戰後幾年，國會和總統逐步增加福利項目使社會保險漸漸成長，直到它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政策買票。國會屢次通過全面性福利增加 7%（1965）、13%（1967）、15%（1969），然後在1972年將福利增加與消費物價指數綁定，產生了一年一度的「生活成本調整」。

社會保險的稅率當然也同步成長。1397 年每年最高稅額為 30 美元。1970 年每年最高稅額變成 374.40 美元，成長超過 1000%。有先見之明的《Social Security Fraud》作者 Abraham Ellis，在 1971 年提出當時被稱為右翼危言聳聽的預測：到 1987 年，稅率將上升至第一個 15000 美元的 5.9% （或 885 美元）。他錯了，實際上，1987 年的稅率為第一個 43800 美元的 7.15% （或 3131 美元）。即使是 Abraham Ellis 這樣的悲觀主義者，也是 300% 過於樂觀。

社會保險計畫剛開始時，每 100 個人支付保險金，只有 3 個人提領福利金。到 1985 年，這 100 個人所支付的保險金，需負擔 32 個人的福利金支出。這一收支比隨著出生率急遽變化，到 2030 年時，每 100 個人支付保險金將負擔 52 個退休人口的支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比由 33:1 變成 3:1，而後更糟。

1987 年 7 月，美國人民的平均年齡為 32.1，達到歷史高點。成長最快速的族群介於 35 到 44 歲：戰後嬰兒潮。到了 2010 年，這一批人口將開始退休。屆時還有福利金可提領嗎？也許吧，但只在其他人的巨大成本下。

社會保險的支付來自於社會保險基金。其運作方式為：你的雇主就像沒有領政府薪水的課稅專員，直接扣除你 7.5% 的薪資，湊足每年 45000 美元後，將這些錢全數送往華盛頓。社會保險管理局將這些收入存放到國庫，得到一些在未來某個才支付的 IOU（國債）。國會和總統接著把這些現金花在菊苣研究或者是其他在職提升計畫。

當這些國債在 20 或 30 年後到期會發生什麼情況呢？美國政府自己當然沒有錢可以支付。它只能透過更多的稅收、更多的國債或者更多的通貨膨脹來償還社會保險基金。這一切都來自於納稅人的皮夾。

第一個在社會保險下退休的人是 Ida Fuller 女士。當她在 1939 年退休時，她只拿到 22 美元。她在 1940 年 1 月 31 日拿到第一張支票：22.54 美金。Ida Fuller 活超過一百歲，而這些支票也如同羅斯福保證的那樣繼續提供。在她共計 34 年的退休時間中，社會保險支付超過 20000 美元。

像 Ida Fuller 這樣長壽的人曾經是少數，但現在長壽已經變成常態。即便有越來越多的人超過 80 或 90 歲，但法定退休年齡始終是 65 歲。為什麼？因為獨裁德國總理俾斯麥在 1880 年代推出的社會保險計畫將退休年齡定為 65。但當時德國的平均壽命為 45。

在美國，1776 年出生的小孩平均壽命為 35 歲。即使到 1950 年，超過 65 歲的人口僅佔 7.7%。但是這個數字目前上升為 12%，預估在 2020 年將成長到 17.3%。

Neil Howe 在《American Spectator》說道，目前沒有可信的預測能夠提出下一世紀的公共醫療保健支出，即使是保守估計的圖表。不過，他認為，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 40 年後，20 或 30% 的工資稅僅夠支付 Medicare 或 Mediaid 等醫療保險，若是加上現金支付，你的稅前收入約將損失一半。沒有人會認真相信將會出現這樣的稅。更有可能的是，我們不是選擇劇烈改變這個系統，就是經歷一場經濟崩潰。

社會保險建立於謊言、偷竊和脅迫。請注意，社會保險的依據為聯邦社會保險捐款法（FICA, 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事實上，社會保險是一種稅。你需要依法支付，如果拒絕，政府可以把你關到監獄。但他們把它叫做「貢獻」，好像我們在捐款給聯合勸募協會一樣。更不用說它有任何「保險」。如果私人保險公司的保險政策像社會保險那樣不健全，賣家會去坐牢。

像龐氏騙局那樣的私人老鼠會是非法的。但是，當政府這樣做的時候，就變成「社會」和「安全」。龐氏騙局是20年代的騙子向人推銷高獲利回報的投資承諾，然後把收集到的資金支付早期客戶，不斷循環。由於這類受騙投資者的供應有限，即是早期投資者能獲得報酬，騙局早晚會出現崩潰點。

社會保險與龐氏騙局的運作模式相像，差別在於「投資者」別無選擇。即便是查爾斯．龐齊（Charles Ponzi）也不會拿著槍強迫人投資。但政府是。法律區分了「詐騙」及「脅迫下的搶劫」。由於國家壟斷立法，並有權力用致命武器來對付那些抗拒它的人，我們能說那些為了社會保險而調用的「投資」亞於搶劫？

這場文字遊戲還沒結束。政府表示，僱員繳納部分社會保險稅，剩下由雇主負擔。但這只是會計把戲。經濟學的現況是，因為名義上由雇主負擔的部分仍然是一種勞動力成本，這些社會保險稅實質上仍全數由僱員支付。

社會保險傷害了國家整體經濟，因此，它傷害所有人。如果因為社會保險而每年流失的數十億美元被投入到生產性項目使用的話，那麼，我們的經濟問題會比今天要少得多。相反地，資本財被浪費在非生產性的政府項目。

凱恩斯主義者告訴我們，政府支出會創造就業機會和刺激經濟。但他們忘了考量若是這些錢挪做他用將會如何。稅務破壞工作機會，社會保險因為對就業者徵稅，不僅造成失業也傷害小型企業。

我們該對這隻恐龍做些什麼呢？有一些計畫被提出。不幸的是，這些計畫都像 Lee Smith 去年在《Fortune》提出的補丁計畫，或 Peter Ferrara 提出的政府應迫使人民不得不在「投資金融安全帳戶」與「留在社會保險體系」裡擇一的漸進計畫。自由市場主義者必須在原則上反對這兩種提案。只有堅持原則的立場才有機會在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對國會的遊說之下倖存。

同時，我們必須照顧好自己並確保自己不需依賴社會保險、支持那些想要「真正」修正社會保險的人、指出現存系統的風險與不道德，並且反對通貨膨脹式的修復計畫和其他所有對經濟的干預。推動基於自由的持久解決方案，是我們廢除像社會保險這類敲詐的唯一機會。

註1：勞工保險條例 §13 …保險費率定為百分之七點五，施行後第三年調高至百分之零點五，其後每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十，並自百分之十當年起，每兩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三。但保險基金餘額足以支付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時，不予調高…

註2：勞工保險條例 §71 勞工違背本條例規定，不參加勞工保險及辦理勞工保險手續者，處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鍰。

反對！專利與著作權

Sat, 29 Sep 2012 00:00:00 +0000

反對！專利與著作權

文：吳莉瑋
圖：Carsten Schertzer via photopin cc

專利（Patent）和著作權（Copyright）是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的其中兩種比較被一般民眾所熟悉的類別，雖然，智慧財產權除了專利與著作權之外，另外還有商標（Trademark）、營業秘密（Trade Secret）等其他申請規則和適用方法大相逕庭的類別，但是，相較於其他同樣以法律造就的人為權利，專利與著作權在網路跟資訊複製技術發達的現代，已經造成許多不可忽視且難以避免的後遺症。

要寫這篇文章之前，花了很多時間、看了一些書、寫了一些文章舖路：在「智慧｜財產權？」中，論述智慧財產權並不是真正的財產權，而是一種各國政府利用法律創造出來的特權；在「財產權的理論規則」中，逐步定義財產權的內容以及符合公平合理的財產權規則。

接下來，在這篇文章裡，我要利用前述的推理基礎，證明人格權理論、勞動成果論、契約保留權利論及實用主張這四個支持理由的不合理，並進一步針對實用主張所提出之觀點，提出反對「專利」與「著作權」的理由。

【專利、著作權與商標、營業秘密等其他智慧財產權的差別】

在說明專利和著作權不具法理基礎前，先解釋專利、著作權與商標、營業秘密等其他智慧財產權的差別，以及本文排除討論商標和營業秘密的原因：

一、商標：

商標是用來保護特定文字與圖案的組合，用以幫助消費者識別和購買某種消費者預期的特定產品或服務。由於商標要先經過註冊程序，太過和前人申請內容相近的可能無法通過審查，採用一般廣泛使用的字彙組合也可能不被核准，雖然有少數幾例把地名或常用單字申請成功的特例，但總歸來說，商標在主張時，只能避免他人利用自己所註冊的標示內容在同樣類別的產品上，侵害商標者也通常都是因為故意使用他人的註冊商標才會被告，如果只是用自己的名字提供同樣的服務並不會產生法律責任。

在我的標準看來，雖然先取了名字就不准別人用的這個概念，實在是有點莫名其妙，但看在除非是刻意引用來企圖欺騙消費者，或者是當局授權了不應該被核准的商標，否則不會誤踩地雷的份上，本文暫時先把商標排除討論。

二、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比較單純，要成為營業秘密的內容必須有明顯的機密標示，且營業秘密的有效範圍類似於契約概念，並不及於未同意保守秘密的第三者，或者是透過獨立研發得到的相同成果，所以並不會造成社會困擾。

三、專利：

專利和著作權就不同了，先來看看專利，「專利權的幾個重要特性」裡面定義：

專利指的是適格申請人向特定區域的專利局，提出申請人認為具有專利價值且符合記載要求的專利申請文件，其申請文件上記載之技術內容經過公開以及前述專利局之審查員的審查，經審查員認為符合「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等專利要件，並進行公告領證等程序後，申請人即獲得可以在特定區域內的特定期間具有特定範圍的專有排他實施權。

換言之，專利權人擁有的是禁止他人使用記載在專利說明書中的文字描述內容，可以對抗第三人，以主張專利權的方法向法院提出禁制令，禁止疑似侵權者在法院判決以前就必須停止使用自己的財產權，這種限制他人處分自己財產的特權，就是產生問題的所在，這樣的特權系統，不僅無法避免個體間的糾紛，更多時候是製造衝突的來源。

四、著作權：

著作權產生的潛在問題更是難以估計，相較於需要註冊、申請的專利系統，被宣傳得至高無上的著作權不僅一樣可以對抗第三人，且沒有地域性限制，也不需要註冊，加上權利客體繁多、著作財產權範圍廣、權利時限超長，在網路資訊發達、資訊內容數位化的時代中，只要接觸網路的使用者都極有可能早就觸犯某個不知名的人的著作權。著作權涵蓋客體與可主張之權利範圍廣泛，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

著作權可保護的客體包括語文、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攝影、圖形、視聽、錄音、健築、電腦程式等原始著作與部分改作，並分為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的內涵包括了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他人以扭曲、變更方式，利用著作損害著作人名譽的權利。著作財產權包括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散布權、出租權等等。

五、專利和著作權能向第三人主張權利：

經過簡單介紹，大概可以理解為什麼專利和著作權這麼具有爭議，因為，他們都不需要個別簽訂契約，就能向第三人主張權利，想像一下，不能用自己擁有的電腦在自己買的紙上用自己擁有的墨水跟印表機印出一篇文章，不能用自己的嘴巴和聲帶在公開的場合唱歌，或者是，不能利用自己擁有的木材跟釘子作出一把梯子。

當然，如果直接通過這種法律是會惹起民怨的，為了要替這類本質上侵犯他人財產權的特權緩頰，同時要說出一套立法理論，許多學者都投入了苦工，提供了一些理論上與實用主義上的主張，甚至，基於實務上的考量，對專利與著作權本身加上許多主張限制，接下來，讓我們來慢慢思考這些支持的理由是否足以彌補前面所談到的諸多不合理。

【主張專利與著作權的憋腳理論】

一般而言，專利與著作權的立法理論有四種，人格權理論、勞動成果論、契約保留權利論及各種實用主張，因為實用主張的各種理由較繁瑣，留待後頭詳談，我們先從看人格權理論、勞動成果論與契約保留權利論這三個主張。

一、人格權理論（Personality Theory）：

人格權理論通常會拿來辯護著作權，主張創作之內容為人格之表現，作者對其創作應該享有人格上的權利，如果他人未經許可地重製，就構成對作者人格權之侵害。

在接受這個理論之前先想一下，什麼是人格權。當個體在宣稱擁有人格之前，必須要先擁有自我所有權，也就是說，人格必須要依附於有形的身體，一個特定個體的人格只能夠表現在該特定個體的身體上，才算是該特定個體的人格。換句話說，在我的標準看來，所謂人格權脫離了宣稱有該人格的身體，就喪失意義。

即便不以財產權角度著手，而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當作者的想法以符號的形式記載於各種媒介，這些想法就會成為一種文本，「文本」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存在」，這個存在需要讀者運用自己的身體感官及固有知識，對於記載在媒介上的著作進行詮釋（或者稱再現），文本此時才具有意義，否則，充其量就只是一些未經解碼的符號而已，然而，經過「詮釋（再現）」的符號，已經變成讀者混合著自身人格的一種理解，這樣的理解，已非作者的人格權範圍。

有關符號、再現、文本等理論，在社會學裡有很多材料可供鑽讀，我在這裡僅引用維基百科介紹 Roland Barthes 網頁裡的一段話作為反駁人格權理論的依據：

所有文本都有很多層次和意義。巴特認為文本和織物是有相似之處的，他認為「文本就是引用的編織」，是從「無數文化與個人經驗中心」而來的。而文本的本質意義是什麼，完全是由讀者的印象決定的，這與作家的「激情」或者「品味」無關。也就是說，一個文本是在讀者那裡獲得統一的。每一部作品都在被閱讀的「此刻」被重寫，因為原著的意義本來就存在於語言本身和讀者的印象與理解中。

二、勞動成果論（Labor Theory of Property）：

勞動成果論主張創作人擁有自身勞動之創作成果的所有權，認為發明或著作屬於人之精神創作，依天賦人權的觀念，屬於創作者的財產，應與其他財產具有同等受保護的地位。

引述「財產權的理論規則」：

創作跟勞動，不是取得財產權的必要條件，它只是一種生產的過程，轉換資源的手段，舉一個大家都能理解也可以接受的例子，雇主支出薪資並提供工具，讓願意接受這項工作任務的與薪資的員工，在上班時間內進行創作或者是進行勞動，不管這個員工是雕岀一座大衛像還是把零件組成一台鋼彈，它都不是這座大衛像或者是這台鋼彈的擁有者。

換言之，創作人擁有自身勞動之創作成果的所有權的前提，必須要創作人已經先行擁有創作成果所需資源的所有權，否則，光是「創作或勞動」，並不能合理取得一個新的財產權。

三、契約保留權利論（Piggy-backing on Rights to Tangible Property）：

契約保留權利論主張創作內容可以是獨立於實體財產的交易客體，與一般有體財產權和人格權不同，屬於一種契約上可定義的獨立客體，因此能夠在訂買賣契約時將此部分客體進行保留，例如說，賣了一本背後印著不能翻印的書。

這個理論無法合理化專利或著作權的原因很簡單，即使，勉強能夠用許多技術手段，達到買賣標的物本身無法被複製之目的，但是，買賣契約的有效約束力，不及於第三人。

舉例來說，甲賣了一個契約明定不准複製的椅子給乙，但是丙去乙家玩的時候看到了這張椅子覺得很喜歡，回家以後就照著記憶中的樣子做出一張一模一樣的椅子，因為丙和甲並沒有契約關係，甲在契約保留權利論之下，並不能禁止丙去使用自己做出來的椅子。

是故，以契約理論來辯護「專利」跟「著作權」這兩個可以對第三人主張權利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採用實用主張的前提】

在分析了支持專利和著作權的三個理論之後，不難發現這些理由並不能夠將專利與著作權制度合理化，相反地，這些理由偏頗地誤用了各種憑空定義的權利，並且讓專利與著作權制度堂而皇之地侵犯財產權規則。

引述「財產權的理論規則」：

「智慧財產權」，可以說是以人為的方式創造了「稀有性」，並且為了符合清楚、合理的權利標示要求，衍生了不同部門的法令，跟不同法令中，各種不仔細鑽研不會眞正清楚的龜毛要求。討論至此，個人對於智慧財產權的看法是，實質上，與其稱之為財產權，它更像是一種各國政府利用法律創造出來的特權。

雖然如此，仍然有許多人公開支持專利與著作權制度，扣除掉未經嚴謹思考就採信前述理論，誤將創作當成財產權甚至是人權的輕信主義者，仍有部份支持智慧財產權的學者在清楚知道專利與著作權制度會侵犯他者的財產權下，採取實用主張替專利與著作權辯護，認為犧牲部份人的財產權，提供創作者一定限制的獨占特權，可以用來增進公眾利益。

在詳細檢視實用主張的理由前，我們要先弄清楚，所謂的實用主張，只是一種假設，假設這樣做可以得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評判一項假設主張是否能夠暫時成立，提出假設的一方必須要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證明假設的內容，否則，我們面對假說，必需要抱著假說隨時可能被新的證據推翻的心理認知，假說不能夠被當成理所當然的定理。

此外，「實用主張」這個想法本身也是差得可以，一旦我們接受「犧牲公平原則來促進社會公益」的概念，一切更糟的事情都可以基於這種概念而應該被接受：抽菸喝酒是不好的，所以國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用自己的財產購買菸酒的自由；假若國家認為某種思想是不好的，依照實用主張的原則，當然也可以立法限制人民閱讀不好的思想。

【未有成效證明的實用主張假設】

實用主張（Utilitarian Concerns）包含許多細節，在這裡僅列舉評論一些比較被常提出來的主張。

**一、發明跟創作是為社會大眾服務、增進社會的技術知識，****國家授與發明跟創作在一定期間內的獨佔權，可以鼓勵、**促進技術的發展與創新研究。

這個主張假設獨占能夠促進創新跟公眾利益，然而，支持者並不能夠證明，到底專利和著作權促進了多少數量的創新或公眾利益，這些支持者更無法提供證據證明，為了導入專利和著作權所花費的社會成本，是否能低於其所宣稱的社會利益增進。

假如要證明這個主張，必須要能提供證據證明下面的算式：

因為專利與著作權而增進的社會財富 - 導入專利與著作權制度的社會成本支出 > 0

式子寫出來了，接下來要分別填入兩個數字，先來看看「因為專利與著作權而增進的社會財富」，我們很快地就遇到困難，即便經濟學家能夠把社會財富的增加計算出來（請注意，這個主張認為社會財富不僅包括物質增加還包括技術知識的累積），也沒有辦法提供證據證明，這些財富增進有百分之多少是專利和著作權制度促進的，例如戰爭、減稅、企業補助、自由貿易協定、新科學理論誕生等等也都能促進技術發展，要怎麼證明單單由專利和著作權制度促進的技術發展量，至今仍沒有學者能提出確切的數字。

好吧，跳過第一個數字來看看第二個，「導入專利與著作權制度的社會成本支出」簡單多了，我們只需要計算國家專利局的年度預算、專利事務所的營收、智財律師的薪水、智財訴訟的費用與賠償金額，可能還可以再加上專利授權金或是訴訟和解金等等。

換言之，在計算假說是否成立的算式中，能夠取得的只有明確知道的成本支出，而所宣稱的額外的公眾利益，毫無可取證據。假若一個假說無法被證明，或者是沒有辦法提出任何支持的證據，基本上，叫做胡說。

二、發明或創作人只有在可以預見未來將因此有所收益才會進行發明或創作活動，因此，專利與著作權可以提高發明或創作意願。

首先，這個假說要能成立的前提，必須要是專利與著作權能使發明或創作具有未來預期收益，但實際上，專利或著作權本身並不是取得收益的來源，法律上僅具有禁止他人使用特定的概念和文字組合內容的效果，若是想藉由主張專利或著作權來取得收入，必須要靠訴訟或者是授權他人實施才有機會，換言之，發明或創作人遇見未來有所收益的前提在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如果一個概念可以取得專利但是在市場上並沒有競爭力，稍微有市場嗅覺的創作人並不會多花成本去取得連訴訟對象都找不到的專利權。

再者，針對這個假說，讓我們來舉出實際的反例，Michele Boldrin 和 David K. Levine 在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一書第 13 頁中，替瓦特的故事，做了簡要的結論：瓦特在發明第一代蒸汽機並取得專利之後，並沒有進一步提出更好得改良，相反地，瓦特和他的合夥人將精力都花在取締侵權跟操作獨佔市場等法律動作中，由於瓦特蒸汽機的專利權範圍廣泛，新一代的機器很難迴避設計，使得更好、效率更高的蒸汽機，只能在瓦特的專利過期後才開始大鳴大放。

The example of James Watt is a case in point: by making use of the legal system, he inhibited competition and prevented his competitors from introducing useful new advances. We shall also see that because there are no countervailing market forces, government-enforced monopolies such as intellectual monopoly are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via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P13

三、授予專利特許，可以讓發明人公開技術內容，避免重複研發造成資源浪費。

針對避免重複研發造成資源浪費的這個主張，我們必須要認清，事實上，各企業花在調查專利、迴避設計、防禦型專利申請、爭議專利訴訟往來等等因為專利制度而衍生的額外資源浪費，早已抵銷甚至超過了所謂的節省重複研發。

【反對專利與著作權的理由】

專利和著作權制度的法律效力違反財產權規則，也無法達到其所主張的促進社會利益發展，相反地，專利與著作權制度的特權運作，造成大量的社會資源浪費，並且阻礙了科技發展。

一、著作權制度嚴重限制資訊跟思想的自由流通：

由於著作權根本不需要註冊，權利期又長得可以，在網路便利的生活中，一篇文章或者是一首歌的權利所有人到底是誰，根本無從分辨，網路使用者隨時有可能因為分享了一篇文章就觸犯著作權法，不僅要面對鉅額爭訟費用、罰款，更可怕的是還得面臨刑責的威脅，因此，著作權制度的最終效果，嚴重地威脅到言論自由。

二、為了迴避設計或是規避專利訴訟所造成的資源浪費與科技延緩：

拜美國權威所賜，目前全世界有加入 WTO 的國家都必須簽訂 TRIPs 條約，被強迫接收美國模式的智慧財產權系統，這個衝擊在電腦軟體、生物科技等新興科技領域中顯得嚴重。

新科技在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各種發現幾乎都是創新的，因此取得專利很簡單，就像瓦特的蒸汽機例子，其後的改良幾乎難以避開創新專利的權利範圍，當所有改良都必須被收取權利金否則要面臨禁制令、爭訟等威脅時，實際上將大幅延緩科技發展。

Rex’s blah blah blah 網站上提供一段長度約半小時且具有中文字幕的紀錄片《軟體專利的荒謬性》，完整的剖析關於軟體專利的問題與各方觀點，節錄 Rex 文中對軟體專利的評論如下：

過去有段時間，時常查閱特定領域的軟體專利，當時即發現幾乎大部份的習知技術 (prior art)都早以含糊不明的文字廣泛的登記為專利了。而且，這些專利註冊者，十有八九並非實際利用其創意經營生意。

於是，你幾乎沒有任何辦法撰寫一套不違反專利的軟體。但你若想經營一套生意，唯一保護你自己的方法是更賣力註冊其他的專利，用更模糊的字眼申請專利，於是你便能在受到威脅時，以攻為守。為了能夠長久在產業中存活，你不得不花費資源投資在專利開發上，而不是提供服務或製造產品。專利制度不再是鼓勵創新，而成為繳交給大企業的變相稅金。

近期的例子，不能不提蘋果電腦的大動作專利戰，Chao-Kuei Hung 在資訊人權貴ㄓ疑網站上整理的「當蘋果也蟑螂: 電子資訊產業轉型為專利訴訟產業」文中提到：

蘋果電腦的經營心法已經從 think different 轉變成 think patent。蘋果積極採取專利戰策略，攻擊其他資訊廠商，而且意不在勒索，而在於逼其他廠商退出市場。這將造成產業生態與就業市場的變遷，促使程式與產品設計等等這些「開發產品」相關的工作機會，逐漸被「專利申請與訴訟」相關的工作機會所取代，連蘋果自己的 iPad 與 iPhone apps 也將因此而提高經營成本。

三、市場由握有多數資源的寡頭獨占：

專利可申請的標的一直隨著科技發展在增加，那是因為，早期進入市場的企業在開始面臨競爭階段時，就會轉向保守並且施壓於政府，期望將自己領域內的技術納入可申請專利的範圍，藉此延長自己在市場上的獨占。

手中握有投入大量專利資源的大公司，除了可以威脅其它競爭者之外，也有的會採用專利池的概念與其他相同領域的公司交互授權，經過大企業們交互授權的談判結果，提高了進入該領域的競爭門檻，形成了特定族群的共同獨占，換句話說，小公司除了付權利金、花更多錢庫存更多談判專利，或者是等著被合併之外，很難才能進入該領域參與競爭，還是老話一句，對於企業來說，獨占絕對是好事，但是對於消費者來說，獨占代表花更多的錢買更差的東西。

Michele Boldrin 和 David K. Levine 在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一書第 50 頁中，提出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 Badische Chemical Factory 在英國取得市場獨占並且利用法律系統將競爭者 Levinstein and Co. 趕出英國，Levinstein and Co. 搬到當時沒有專利制度的荷蘭之後繼續在競爭環境中研發並製造產品，Badische Chemical Factory 不但沒有如預期地更加緊研發，反而被 Levinstein and Co. 的後來產品擠出市場。

Another case in point takes place in England, also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At that time the Badische Chemical Factory held a patent covering practically all chemical-based textile coloring products. Levinstein and Co. developed a new and superior process to deliver the same product. Badische Chemical sued and obtained a court restraint, preventing Levinstein from using the new process to obtain the old product. Did Badische take advantage of this legal victory to introduce the new and superior process in their own business? No, in fact Badische was apparently unable to figure out how the new process worked, and so did not make use of it. Levinstein, on the other hand, moved to the Netherlands, where the patent was not enforced. Badische was less fortunate, as competition from Levinstein eventually put them out of business.

via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P50

四、扭曲科技研究與發展的方向：

另一個我想特別提出來談的，是科技研究與發展方向將會以是否能夠申請專利為主要前提，前面討論了這麼多，相信讀者都很清楚，專利就是一種名稱好聽的特權，謹此而已，但因為被廣泛又曲解地宣傳，使得許多人誤把專利跟競爭力劃上等號，對此，我想引用兩個台灣學界人士的文章，作為引發思考的敲門磚。

清華大學的彭明輝教授，在「學術自由的本意與淪喪」文中寫道：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1920年代經過審慎的評估而決定成立專利委員會，將該校教師與學生的發明申請專利。1970年代的美國開始了學術界與矽谷的密切合作，成功地將學術的創新轉化成創新的企業，並且以此鞏固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競爭力。大學與學術的角色也從服務於政府的需要以及人才的培育轉為全球產業競爭的先鋒部隊（Etzkowitz, 2005; Scott, 2006）。台灣的各大學也滿懷憧憬地設立「創新育成中心」，渴望著將教授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可以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產品。

這樣的轉變過程在全世界都發展出「立意良善，禍害無窮」的發展軌跡。從好的立意來看，大學如果有能力將她的智慧商品化，就有機會以此自籌經費，徹底擺脫外部經費貢獻者的干擾，而達成大學機構完全的獨立。但是，這個想像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要從智慧財產權的買賣來籌措財源，就必須引入擅長買賣的人，使他們先介入買賣，繼而介入決策，終而成為決策者。最後，「買賣」會從財源籌措的手段逐漸變質為學術首要的目標，終而徹底淪喪學術的良知與本務。

Chao-Kuei Hung 在資訊.人.權.貴隨便記網站上整理的扭曲的智財宣導及評鑑制度迫使大學追逐「內耗型競爭力」文中提到：

大學評鑑制度在既有的專利制度之外，給大學教授額外的誘因與壓力，更加鼓勵大學教授拼命申請專利，對社會有利還是有害呢？首先，我們排除那些本來就從事專利發明並加以商業化的教授。這些人不需要評鑑制度的額外鼓勵，早就在從事創新與擴散。其次，原本並未從事專利發明並加以商業化的教授，多數顯然會申請臺灣的專利。如上一段所說，這是內耗型的競爭力：績效越好，申請到臺灣專利數越多的學校，對臺灣的傷害越大。更糟糕的是，一位教授如果是因為評鑑/升等/生存壓力（而非因為商業利益），才投入申請專利，那麼他所申請的 [不打算商業化] 的專利，對社會暫時完全沒有貢獻。如果其他人獨立發明（被這專利覆蓋到的）類似的想法，但同時卻也看到商業應用，那麼不管他原本是否申請專利，現在都將面對更高的擴散（商業化）門檻－他必須取得這位教授的同意，才能讓產品上市。簡單地說，他的專利，已經成為 [創新擴散以便真實助益社會] 的額外門檻。更糟的是，如果這位教授選擇成為專利蟑螂，他可能會等產品先上市，再去勒索 [真正生產商品、透過正當的商業行為讓創新的成果擴散至社會] 的那家公司。

【小結】

身為自由主義者，在原則上，我反對侵害財產權規則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堅持捍衛財產權規則的公平運作。

即使以非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出發，即使是不在乎有多少人的財產權被威脅的人，也應該從實用主張的各種假說都無法被證明的這點，反對「專利與著作權制度」這個不知道可以獲得多少好處但是卻擺明有許多壞處的制度。

不管是哪種立場出發，都找不到應該支持專利與著作權制度的理由，因此，只剩反對。

【後記】

在接觸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而漸漸變成純粹的自由主義者之前，我是一個過著普通生活的憤青，抱著對社會正義有所期待的無畏精神，跟著別人喊著社會正義的口號，激情地參與社會運動，下班後也努力扮演資訊流通站的角色，充當公民新聞網站的翻譯志工。

因緣際會下栽進智財工作圈，剛開始當然也認為自己的工作很偉大，是在促進工商發展，是在作好事積陰德等等，但漸漸地發現，現實並非原先所認為的，我總是覺得，智慧財產權這整件事情不太對勁，這個想法是很惱人的。

為了解決這個令人困擾的想法，我抱著希望找能出說服自己的理由為出發點，閱讀了很多支持與反對智財權的文章和書籍，漸漸開始寫這一系列財產權的文章，最後，僅以這一篇文章作為一路走來尋覓智慧財產權之存在正當性的思考整理與總結。

當然，支持自己從事專利工程師的原因和當初選擇進入這領域的原因已經有點差異，慶幸的是，我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撰寫用來申請專利的說明書，沒有實際參與主動主張專利權的業務範圍，對我而言，協助申請專利這份職掌並沒有侵犯任何人的財產權，也都還能夠在份內工作中找到存在的價值，畢竟，光是取得專利這件事情除了浪費社會資源之外並沒有侵犯任何人的財產，只要專利制度一日未消失，就總是會有撰稿的市場需求。

一份工作只要能夠問心無愧，同時又能養活自己，某種程度上，也就有繼續任職的理由。老實說，多虧這份工作帶給我的疑問，使我誤打誤撞地點進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的網站，開始接觸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就好像在玩很久都無法破關的人生遊戲時突然在地上撿到價值觀攻略一樣，光這一點，讓我對自己的工作際遇總抱持感激。

【延伸閱讀】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ustified? by Markus Krummenacker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Stephan Kinsella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by Michele Boldrin and David K. Levine

PATENTS AND COPYRIGHTS:DO THE BENEFITS EXCEED THE COSTS? by Julio H. Cole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by Tom G. Palmer

五個不贊成「義務」教育的理由

Sat, 04 Aug 2012 00:00:00 +0000

五個不贊成「義務」教育的理由

文：吳莉瑋
圖：Thomas Hawk via photo pin cc

因緣際會下，在TVBS看到「兒女都像蔡岳勳！于小惠苦研「自學」不要第一要才藝」的專題報導，訪問中，于小惠提到：

「他就會常常在學校，有很多的挫折，他會說同學笑他呀，或是他寫字不好呀，或什麼什麼那我就會很生氣，我就說那你問他們，他們會打鼓嗎，他們會做菜嗎，對，可是他就會很受傷，他就會覺得，但是媽媽他們就是覺得我不好呀，所以我到後來，我就說那我們回家呀，我們幹嘛一定要在學校上學。」

因為孩子在學校中遇到挫折，他們決定讓孩子在家裡受教育，做這樣的決定除了需要勇氣之外，還要付出比送小孩子到正規教育機構的父母多很多的教育支出。台灣除了是一個充滿歧視跟偏見的社會，也是價值觀單一的環境，雖然我自己的生命經驗相當平凡，從小進入公立小學、中學，參加公立高中甄試，最後經由聯考的途徑進入公立大學，但有幸因為自己的性向與眾不同，而提早感受到世界不是聽話就過得好，多了一些動機思考「教育」這件事。

義務教育有這麼理所當然嗎？還是，我們只是一如往常地不習慣追究「為什麼」？至少，我就有五個不贊成義務教育的理由，或應該說是，五個台灣中小學義務教育的盲點：

1. 大班制的編制，造成學生學習效率低落。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對於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習途徑也都不盡相同。同一個學習領域中，有的小孩學得快一點，有的慢一點，大班制使得老師沒有辦法兼顧到每個學生的學習需求，學得快的人得多花時間聽老師解釋同一件事情，但是這些多花的時間其實可以拿來做更多學習，學得慢的人除了要趕上政府規定的學習進度倍感吃力，在學期結束後也不一定眞的能夠融會貫通課程所學的填鴨內容，而學得中庸的人更慘，就算再努力也會有一種，為什麼別人那麼簡單就可以做的那麼好，漸漸扼殺了畢業以後繼續自學時最重要的「學習信心」。

2. 義務教育大多時候只是政府政策的廣播站。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蔣介石小時候在河邊看到小魚力爭上游所以自己也力爭上游最後成功變成獨裁軍閥偉大蔣公的故事吧，更早以前，在我父母的年代，反共思想才是在學時間最主要的課程內容，隨著時間推移，類似這樣對真理並沒有太多著墨的教育內容，漸漸被包裝得很精美，但萬變不離其宗，像這樣對於國家幼苗這麼直接地醍醐灌頂，老大哥是不會錯過的。

3. 相較於私立學校，公立學校的社會成本更高。

雖然私立學校的學費高過公立學校，但是，其經費來源結構大不同，公立學校，花的是所有繳稅的人的錢吶！

因為家母是退休國小教師，所以有幸可以知道，學校買的東西永遠是最過時，但是最貴的。公立中小學的校長只對頂頭長官教育部負責而不是學生與家長，所以，當學生權益和政府頒布的政策有所衝突的時候，頭腦清楚的人當然會選擇對自己有生殺大權的政府，錢，當然不會花在「眞正的刀口」上，被政府偷走的納稅人所得，很多都是花在拍政府馬屁的無用建設上，煞有其事的講座很多，參與後教師卻不一定會因此更付出心力在學生身上，此類陋習不勝枚舉，更慘的是，除非所在地的居民都沒有適齡學童，這些學校總能安然存活著。

相反地，私立學校存活的根源除了學費就是募款，所以他們必須滿足能夠主宰生殺大權的主顧們，每一分錢都要花對地方，雖然現在很多私立學校也致力於取得政府補助，但大體而言，不受學生與家長等金主歡迎的私立學校，大多會在市場機制之下被淘汰。

4. 喪失了選擇同儕與成長環境的權力。

孟母如果身在現代，就算遷了一百次，只要小孟還在公立學校，永遠都沒有選擇同學是誰的機會，這樣的困擾並不限於學科能力好的學生，最受困擾的族群，是不喜歡坐在椅子上聽老師訓誡「成績不好以後撿角」的技能者，感謝常態分班加上偽裝成全能教育的智能教育兩者加持，被強迫參加義務教育的學生並非全部都適合每周四十堂課的密集智力訓練，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價值觀下，成績不好就會被貼上標籤，久了信心就不見了，變成認為自己被放棄的一群。

事實上，那是選錯同儕的後遺症，有看過秘密的人都知道，當一個人對生命有熱忱，對宇宙發出正向指令的時候，他的人生就會越來越如魚得水，一直跟比自己強一點的人相處，當然會砥礪自己變得越來越強，但是總是和比自己強很多的人在一起，再怎樣努力都墊底，可是會有反效果的。

5. 每個人都像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不合群便成仁。

像我這樣天性孤僻的孩子，經過義務教育的訓練之後，總算是學會了和陌生人跟群體裝熟絡，把自己掩護在合群的斗篷之下默默生存著，不幸學不會的人呢？

2012/07/26，回應補充：

以上這些不好的理由，都是因為義務教育的「義務性」，除非，監護人選擇符合「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方案的自學管道，或者是進入「政府核可」的私立學校，才能拒絕義務教育，否則，監護人若拒絕將孩子送入義務教育就屬違法。

雖然替代方案相較於義務教育具有多一點的自由度，但是政府依然能透過「自學規章」跟「私立學校法」的規範方法，掌握學齡孩童所受教育的內容控制權，利用公權力強制全民受教育當然是立意良好的出發點，但是這個和限制人民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受何種教育內容的選擇權是兩回事。

現實的狀況是，因為替代方案不僅要花費更多的學費，還要投入許多時間參與，所以，大多數人基於經濟上的考量，送孩子到公立中小學仍然是「最符合需求」的選擇。

對於如何改善目前狀況，我的看法是，目前的中小學教育可以不用改進，只要放寬政府認定「可以取代中小學義務教育之方案」的標準就可以，當有其它不同受教內容的選擇時，目前中小學校的教學內容上或許就會因為要吸引學生就讀否則教師面臨縮編而自體修正。

選擇多了，不一定好，也不一定不好，但起碼是有所選擇。

參考資料：

剛好最近香港政府擬推行國民教育，香港民眾在2012年7月29日上街頭遊行抗議國民教育政策，遊行受訪者陳昕表示：

港府這一舉措將再度激發1997年香港回歸前類似的移民風潮，而她將選擇留下來，守護本應擁有"自由"的香港，去不斷的抗爭：“我不能夠獨善其身，如果你移民走到其他國家，但是其他人和下一代呢，難道我們要永遠放逐自己嗎？這是我們自己生活的地方。我會繼續和孩子一起抗爭。如果他們真的要繼續硬推的話，那種用單一帶有偏見教材的學校我們就不去，然後我們甚至於可以成立自己的學校，用公眾的教育來教育我們的孩子。”

反思是避免進入魁儡慢熱鍋的基本功，共勉之。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網站上有一些文章值得一看，此文部分概念與資料來自於「如果取消公立學校？」與「教育：自由與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