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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Mon, 05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Angela Leese via photopin cc

統計是現代政府的重要必須，儘管統計常常被貶低。政府若沒有統計部門與機構，甚至不能控制、規管，或計畫任何一部分的經濟。若除去政府的統計，政府將變成盲目又無助的巨獸，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做為回應，企業公司也同樣需要統計來運作。但企業所需的統計，不管在質或在量上都遠遠小於政府所需的統計。企業可能需要在自己相關經濟領域裡的統計數據，但僅止於價格與成本；企業很少需要廣泛地蒐集資料，或者是掃描全面性的合計。企業或許可以依靠其私人蒐集的非共享資料。此外，許多經營知識都來自定性，而非定量的資料，而且都是針對特殊時間、範圍與地區。但政府官僚如果被迫限於定性資料，那就什麼也做不了。由於政府機構不受限於利潤與虧損這個效率測試，也不受限於服務消費者的需要，而是直接從納稅人手中徵用資本與運作費用，並且被迫遵守既定的官僚規則，一個缺少了大量統計的現代政府，什麼都做不了。[73]

因此，一戰的重要性，不僅止於提供權貴們集體主義經濟，還大幅加速了政府吸納統計學家與統計機構的發展，許多人士在戰後仍留在政府體系中，替下一次跳入權力核心作準備。

當然，Richard T. Ely支持這種「蒐集並理解」的方式，在事實蒐集的協助下，「打造社會工作的力量並改善現有條件」。[74] 更重要的是，政府將開支增長的主要理由與其統計與經驗資料相結合：「經濟學與統計學的發展，加強了透過集約手段來處理社會問題的信心。這也增加了政府的統計部門與其他政府的事實蒐集活動。」[75] 早在1863年，柏林國際統計大會的美國代表Samuel B. Ruggles，就宣稱「統計就是政府官員的眼睛，讓他能夠以清晰又全面的角度來調查政治、經濟體的整體結構」。[76]

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剝奪了這些視覺手段，政府官員再也不能干預、控制與規畫。

此外，針對不同種類的政府干預，政府顯然需要統計數據。除非政府蒐集失業率的統計數字，否則就不能介入緩和失業率，其他這類政府干預也是如此。美國勞工委員的先驅之一Carroll D. Wright，深受著名統計學家兼歷史法學家Ernst Engel的影響，Ernst Engel是普魯士皇家統計局（Royal Statistical Bureau of Prussia）的頭兒。Wright以「改正產業與社會之不幸關係」為由，蒐集失業相關的統計數據。Engel的一位前學生Henry Carter Adams，就像Ely一樣是個國家主義的進步派「新經濟學家」，成立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的統計部（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他相信「逐漸增加的政府統計活動，將是政府控管產業間自然形成之壟斷的基礎」。另外，耶魯大學教授Irving Fisher，敦促政府穩定價格，他為此寫了《The Making of Index Numbers》來解決指標數字的可靠度問題。「在我們能夠克服這個困難之前，穩定物價很難成為真實。」

Carroll Wright是波士頓人，同時也是一位進步主義改革者。Henry Carter Adams是愛荷華州公理會牧師的兒子，他在他父親的組織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中就學，但很快就放棄這條路。Adams設計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統計部的會計系統。這個系統「將是管制公共實務的典範，由此開始拓展至全世界」。[77]

Irving Fisher是羅德島公理會虔信牧師的兒子，雙親都具老洋基血統，他的母親是嚴格遵守安息日的教徒。正如其子與傳記作家形容他的「十字軍精神」，Fisher是個改革癖，呼籲要徵稅實施無數的進步主義措施，包括世界語、簡化拼字，以及曆法改革。他特別熱衷於「根除文明的惡習，如酒精、茶、咖啡、菸、精製糖，和漂白的麵粉」。[78]

在1920年代，Fisher是所謂經濟與社會之「新時代」（New Era）的領導提倡者。他在1920年代發表了三本書，讚揚崇高的禁酒實驗，他也讚美Benjamin Strong州長與美聯儲，因為他們聽取自己的建議，擴張貨幣供應與信用，從而將整體物價保持在幾乎一致。因為美聯儲成功地採用了Fisher派的物價穩定措施，Fisher確信未來將不再出現蕭條，他在1930年代還出了一本書，宣稱不會出現股市崩盤，股價將很快回彈。Fisher在整個1920年代都堅信，在全面性物價平穩的狀況下，沒有什麼好去擔心個股狂熱。同時，他將自己的理論據以實踐，把妻子所繼承的大量資產投入股市。在股市崩盤後，他耗盡了妻子與其姐妹的資產，並在當時瘋狂地鼓吹聯邦政府通膨貨幣與信用，把股價重新拉抬至1929年的水平。儘管他耗盡了兩家子的財產，Fisher最後還是找到了方法，把崩盤的錯推給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79]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Wesley Clair Mitchell對於政府在一戰期間蓬勃發展統計的重要性中，Mitchell對統計的看法相當關鍵。[80] Mitchell是一位制度主義者，他是Thorstein Veblen的學生，也是現代經濟學統計研究的主要創始人，顯然，Mitchell立志要打好「科學化」政府規畫的基礎。如Dorfman教授，Mitchell的友人兼學生所述：

「顯然，現在最需要的社會干預類型，就是提供確切技術來掌控社會系統，替其社會成員達到最適當的效益。」（引述Mitchell）為了這個目標，他一直在努力延伸、改善、優化資料蒐集與解讀的方法…Mitchell相信，商業週期的分析…可能會指出控制商業活動以達成有序社會的手段。[81]

又或者，如Mitchell的妻子兼共同研究人在回憶錄所述：

他（Mitchell）預見政府在理解經濟與社會問題中能夠發揮的巨大貢獻，但前提是，目前由各聯邦機構各別蒐集的統計數據，可以被系統化並好好規畫，以讓這些資料的相互關係能被好好研究。這種發展社會統計「不僅是一種紀錄，更是社會規畫之基礎」的概念，很早就融入Mitchell的研究中。[82]

一戰期間統計學的擴張活動中，特別重要的是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自由派企業人士所發起的堅持，要求投票性的決策必須逐漸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取代。投票性或立法性決策系統，不僅一團糟、「低效率」，更會導致國家主義被嚴重抑制，就像19世紀民主黨的極盛時期那樣。但如果大量政府決策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所作，不斷膨脹的國家權力就能保持灰色地帶，不被檢驗。自由放任派的民主黨在1896年崩解後，在政府單位留下行政派與社團主義派急於填補的權力真空。

因此，諸如全國公民聯盟（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那樣勢力龐大的社團主義大企業團體，不斷鼓吹政府決策應該交給高效技術人員決定的概念，也就是所謂價值中立的專家。簡言之，政府應該全方面地「去政治化」。而那些戴著經驗主義、精確量化，與非政治化價值中立光環的統計研究，在這波鼓吹風潮中排到前列。在直轄市中，這波進步主義運動，把政治決策從社區選舉的手中，挪到市立專業經理人與學校管理者手中。可以推論，工人階級、德裔路德派與天主教派族群手中的政治權力，不斷地被轉移到上層階級的虔信派企業團體。[83]

當歐洲進入一戰時，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社團主義商人所組成的聯盟，已經準備好要全國性地贊助所謂的客觀統計研究機構與智庫。David Eakins相當貼切地簡述了這群人的觀點：

這些人在1915年作出結論，事實蒐集與政策決定必須要獨立於階級鬥爭，並從政治壓力團體中解放。這些專家相信，帶來工業和平與社會秩序的改革，只會在客觀事實調查者（譬如他們自己）與清醒又可敬之組織（譬如那些只有他們能夠成立的組織）的主持下達成。改善資本主義制度，只能全心仰賴超然於喧囂選票性政治決策的專家。這些宣傳重點都強調著效率，以及選票性政治決策的低效率。這波將全國經濟與社會政策獨立於傳統選票性政治決策體系的風潮，在美國正式加入一戰之前，就已經逐漸興起。[84]

部份社團主義商人與知識分子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資助這些統計研究機構。哈佛大學秘書Jerome D. Greene在1906到1907年間，協助在哈佛建立了周二傍晚俱樂部（Tuesday Evening Club）的精英聚會，討論經濟與社會科學的議題。Greene在1910年升到另一個各具影響力的職位，成為洛克菲勒醫藥研究所的總經理，並在3年後成為有權有勢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CEO。Greene立刻著手，用洛克菲勒基金會來資助建立經濟研究機構，他於1914年3月在紐約召開一個探索小組，由他的經濟學友人兼導師Edwin F. Gay主持，Edwin F. Gay是哈佛商學院的首任院長。這項發展的構想是讓Gay成為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這個新興「科學」與「公正」組織的頭兒，該組織將會用來蒐集統計事實，並由Wesley Mitchell來擔任主任。[85]

然而，John D. Rockefeller, Jr.顧問中的反對派聲音，壓過Greene的勢力，使得這個機構的計畫夭折。[86] Mitchell和Gay努力不懈地持續進行，但這次改由Mitchell的老朋友領頭，這人就是AT&T的副總兼統計長Malcolm C. Rorty。Rorty發聲支持由一群進步主義統計學家與商人所提出的概念，這群人包括芝加哥商業出版商Arch W. Shaw、美國商會的E.H. Goodwin、GE的總裁特助兼統計人員Magnus Alexander（GE跟AT&T一樣是摩根派企業）、Richard T. Ely在威斯康辛州時的副官兼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以及前馬克斯主義統計學家Nahum I. Stone。Nahum I. Stone是「科學管理」運動的領導者，也是Hickey Freeman服裝公司的人事經理。這群人在美國參與一戰之時正在試圖成立「全國收入委員會（Committee on National Income）」，但是他們的計畫被迫暫時擱置。[87] 然而，戰爭結束之後，這群人在1920年成立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88]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直到戰爭結束後才真正成形，但在那之前，另一個由類似立場之族群所成立的組織，成功贏得Greene與Rockefeller的支持。Raymond B. Fosdick在1916年成立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 IGR）。[89] 由於IGR的出身來自於漸進式市政改革與政治科學領域從業人員，IGR所關注的重點和國家經濟研究院那群人有一些不同。漸進式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私人的改革研究機構，作為進步主義技術專家與社會科學家為首的無黨派組織，以效率為訴求，企圖將政策決定權從「腐敗」的民主體制中奪下。主席William Howard Taft，預見預算執行過程中權力將集中在預算執行者身上的潛力，在1910年指派「預算之父」政治科學家Frederick D. Cleveland，擔任經濟與效率委員會（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的頭兒。Cleveland過去是市政研究室紐約分局的頭兒。Cleveland的委員會裡有Frank Goodnow與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Frank Goodnow是政治科學家與市政改革者，除了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公法教授外，同時也是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首任主席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是Ely的學生，人口普查局的助理署長，之後成為美國勞動立法協會的會長。[90] Cleveland的委員會相當興奮地告訴Taft主席他想聽的話，建議執行徹底的行政改革，成立中央行政管理局（Bureau of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提供「統一的信息，成為政府的統計胳膊」。這個新機構的心臟是預算部門，這個預算部門將在主席的授意下，發展並呈報「由國會資助的聯邦政府年度預算」。[91]

當國會拒絕了Cleveland委員會的提議後，新懷不滿的技術人員們決定要在華盛頓成立政府事務研究院來爭取類似改革。有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穩定資助，Goodnow出任IGR主席，Willoughby則擔任理事。[92] Robert S. Brookings則負責籌措資金。

美國宣布參與一戰時，現任與未來的NBER、IGR領導們人都在華盛頓，成為集體化戰爭經濟的關鍵人物與統計人員。

當時，這波在一戰期間新崛起的經濟學家與統計人員中，權勢最大的要屬Edwin F. Gay。而Arch W. Shaw這位戰時經濟規畫的死忠派，在美國一參戰後，就被指派擔任國防委員會（Council for National Defense）新成立之商務經濟委員會（Commercial Economy Board）的頭兒。[93] Shaw就讀於哈佛商學院，也曾任職於校務委員會，他將商務經濟委員會塞滿了哈佛人；他的秘書是哈佛經濟學家Melvin T. Copeland，其他成員則包括Dean Gay。

這個委員會不久後就變身為有權有勢的WIB保存部，透過消除產品多樣性、實施強制性標準化等手段，專注於限制產業競爭，這些動作都用「保存」資源以支持戰爭的名義進行。譬如，服裝業不斷地抱怨因為款式眾多所造成的嚴重競爭，因此，Gay敦促服裝業成立交易協會來跟政府合作，抑制過量競爭。Gay同時也試著組織烘焙業者，讓他們不需要再遵從回收零售業中過期或未出售之麵包的傳統作法。到了1917年底，Gay厭倦了自願性的勸導，改而敦促政府使用強制性措施。

Gay的主要權力來自於1918年初的航運局（Shipping Board），該組織正式國有化所有的海洋運輸，並決定大幅限制民間貿易的船舶使用，將大量的運輸資源用來輸送美國軍隊前往法國。Gay在1918年1月以「特別專家」的身分接受航運局指派，但他在不久後就成為這項限制民間資源並轉為軍用之措施的靈魂人物。Edwin Gay不久之後成為WIB的成員，擔任統計部門的頭兒，負責發行進口允許的有限執照。Gay的頭銜包括：航運局統計司負責人、戰爭貿易委員會的航運局代表、勞動部統計委員會負責人，以及WIB規畫與統計部的負責人。除此之外，他還是新成立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負責人。這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成立於1918年秋，當時威爾遜總統下令WIB主席Bernard Baruch每個月要呈報政府所有戰爭活動的報表。這個「概念」演變為中央規畫與統計局，直接對總統負責。近期的一位歷史學家闡述了這個組織的重要性：

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代表著動員時期統計分部的「高峰」，扮演著「預言家與先知」，在這段時期內統籌上千名員工進行研究，負責讓總統能夠精確地綜觀整個經濟局面，逐漸成為「中央統計委員會」。在戰爭的後期，該機構成立統計工作的訊息交流中心，組織、聯絡所有戰爭委員會旗下的統計員，並且替所有戰時官僚機構集中處理、產出資料。到了戰爭末期，Wesley Mitchell回憶道：「我們當時得以發展聯邦統計首次出現的系統化組織。」[94]

不到一年，Edwin Gay就從特別專家一路爬到聯邦統計機構中無庸置疑的皇帝，擁有超過千名直接聽從他指揮的研究員與統計員。難怪Gay在看到他這麼努力維護的美國勝戰後，並沒有如預期般開心，他將停戰視為將他「拖入泥沼」的「個人打擊」。正當他的統計與管控帝國正要開始凝聚發展成為強大機器的時後，突然就迎頭而來一個「慘淡停戰」。[95] 這可真是一個和平的悲劇。

Gay闊氣地繼續運作這個機器，不斷抱怨著他的助手紛紛被調職，憤恨地譴責那些出於奇怪原因而在停戰後呼籲立即結束戰時控管措施的「餓鬼豺狼」，就連那些曾經親近的外貿與航運人士也是如此。但是骨牌一個接一個地倒，儘管Baruch與許多戰時控管人員努力奔走，WIB與其他戰時機構仍漸漸消失。[96] 曾有那麼一陣子，Gay把他的希望放在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CBPS）上頭，在一場激烈的官僚較量中，Gay試圖要安插關鍵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到凡爾賽和平會議中，作為美國代表的顧問，從而把代表著House上校的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撇到一邊。儘管Gay在這場較量中獲得勝利，一份共8卷的CBPS報告，由CBPS的歐洲小組領頭－戰爭交易委員會的John Foster Dulles，親手送進凡爾賽會議中，最終仍然沒能在條約上發揮什麼影響力。[97]

和平終於不可撤回地到來，Edwin Gay在Mitchell的支持下，盡最大努力要將CBPS保留下來，成為和平時期的永久性機構。Gay主張這個無疑地將由他本人繼續領導的機構，將會繼續提供國際聯盟資訊，除此之外，還能作為總統的工具，打造出像舊塔夫脫委員會（Taft Commission）設想中的行政預算。CBPS成員兼哈佛經濟學家Edmund E. Day，貢獻了一份備忘錄，勾勒出這個組織在解除動員與重建過程中的幾個特定任務，另外還寫著這個組織在和平時期成為永久性政府機構的理由。這些任務中的其中之一，就是從事美國企業狀態的「持續性研究」。就像Gay對威爾遜總統所說的那樣，他用他最喜愛的有機體譬喻，說這個永久性的組織就像「廣大又複雜之政府機構的神經系統，提供控制大腦（總統）必要資訊，以便大腦指導各成員進行高效率地運作」。[98] 儘管總統本人「相當認同」Gay的計畫，但是國會拒絕此項提議，中央規畫與統計局在1919年1月30號與戰爭交易委員會一起正式解散。Edwin Gay這下將不得不從私人或至少半私人的機構中另謀出路。

但Gay與Mitchell並非就此被否定，特別是對Brookings－Willoughby集團而言。後者的目標更為漸進，而且手段稍有不同。在《New York Evening Post》被Gay的友人兼摩根合夥人Thomas W. Lamont收購後，Gay成為改組後《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編輯。Gay也在1920年協助成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Gay出任首屆院長，指派Wesley C. Mitchell擔任研究總監。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也達成其主要目標，於1921年在財政部底下設立預算局（Budget Bureau），IGR的總監William F. Willoughby協助草擬設立預算局的法案。[99] IGR這群人很快地就把經濟學家也納入旗下，由Robert Brookings與耶魯的Arthur T. Hadley領頭，設立了經濟研究所，由經濟學家Harold G. Moulton擔任總監。[100] 這個由卡內基公司資助的經濟研究所，後來與IGR一起合併到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Edwin Gay在成為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這個極具影響力之新機構的財務秘書兼研究委員會主管後，轉而走往對外政策的領域。[101]

在政府統計的領域中，Gay和Mitchell最後找到了一個較為漸進但是也較長線的路，他們和Herbert Hoover合作，也就是不久後的商務部長。Hoover在1921年初獲得部長位置後，他就擴編普查諮詢委員會，將Gay、Mitchell和其他經濟學家納入旗下，並開始實施每個月一次的企業現狀調查（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這份調查的目的是用來提供各合作交易協會相關訊息，透過這些企業訊息的供應，讓這些協會在Hoover的協助下，卡特爾化各自的產業。

商業秘密是競爭力的關建武器，與其相反的是，資訊的公開化與分享，則是卡特爾團體規範其成員的重要工具。企業現狀調查，由合作產業與技術期刊提供生產、銷售與庫存的現狀，讓這些資訊變得容易取得。Hoover同時也希望透過這些服務，到最後，「這些統計專案能夠提供打擊恐慌與投機情況的必要知識與遠見，預防產業病入膏肓，指導決策的作成，達到穩定而非家具商業週期」。[102] 在宣傳卡特爾原則的過程中，Hoover遇到一些阻力，分別來自抵制問卷與共享商業秘密的商人，以及司法部。但是，身為強大的帝國建造者，Herbert Hoover找到辦法攫取到美國財政部的統計服務，建立「節約分部」來整合企業與交易協會，持續進行並擴展戰爭期間的「保存措施」，執行強制性的標準化，並限制具競爭力之產品的數量與種類。Hoover指派了工程師兼公關Frederick Feiker擔任執行這個計畫的助理秘書，Frederick Feiker是Arch Shaw出版帝國的關係人。Hoover另外還挖到了一個頂尖助理兼終生弟子－准將Julius Klein，他是Edwin Gay麾下的人物，負責擔任美國商務局拉丁美洲分部的頭兒。作為商務局的新頭兒，Klein組織了17個新的出口分部，讓人聯想到戰爭集體主義期間的商品分部，每一個出口分部都由來自相應產業的「專家」組成，每一個出口分部都常態性地與相對應的產業諮詢委員會合作。Herbert Hoover在1921年期間發表了一系列的著名演說，強調良好設計下的政府貿易計畫與國內經濟計畫，不但能在重建中扮演「刺激者」，同時也是永久性的「穩定者」，而且還能避免諸如廢除關稅或削減工資這類不幸的措施。而最佳武器，不論是國際或國內貿易，都將是透過政府與產業間「動員合作」的「節約」。[103]

停戰協議後的一個月，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與美國統計協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在維吉尼亞州的Richmond聚會。一群站在政府規畫新世界前沿的人們發表著演說，在社會科學的協助下，目標就在前方不遠處。Wesley Clair Mitchell在其對美國統計協會的演說中，宣稱這場戰爭「促進統計的運用，不僅止於目前已經作過的事，更揭示了未來的規劃應該要怎麼做」。就像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個春季班的期末演說所說的那樣，這場戰爭表明了這個社會希望實現的偉大目標，「不久的將來這些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就能實現」。

他補充：「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麼地迫切需要科學規畫下的社會改變，而用更聰明的方法來實現這些改變的機會，也從來沒有這麼大過。」他認為，和平將會帶來新的問題，不過各國看來「不太可能捨棄他們克敵的那套中央化管理方法，來解決重建家園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但謹慎的經驗主義者與統計學家們也提出警告。大規模的社會規畫需要「對於社會現狀的正確理解」，這些理解只能透過社會科學的耐心研究來提供。就像Mitchell在8年前寫給妻子的信中所強調的那樣，在政府的干預與規畫中，最需要的就是物理科學與工程科學的應用，特別是精確的定量研究與數據。Mitchell對那些統計學家說，與定量的物理科學相比，社會科學還是「不成熟、投機性質，且充滿爭議」與階級鬥爭。但是，透過對於那些「可以用數學公式表達，且能預測族群現象」的那些精確、「客觀」論述的普遍接受程度，讓定量性的知識得以取代這些鬥爭與衝突。Mitchell認為，統計學家的論述「不是對就是錯」，而且也可以簡單地被說明。他勾勒出藍圖，認為在對於事實理解的精確知識下，我們將能夠達到「具有智慧的實驗與細節規畫，而不是社會鼓動與階級鬥爭」。

為了實現這些重要目標，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將會提供關鍵的元素，我們將「越來越仰賴訓練有素的專家來替我們規畫改變，我們必須追蹤他們，並建議調整的方向」。[104]

在相同的脈絡下，1918年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們，對於耶魯經濟學家Irving Fisher富有遠見的演說感到不亦樂乎。Fisher期待迎接一個經濟上的「世界重建」，一個提供經濟學家們發揮建設性所長的大好機會。Fisher也特別提到，階級鬥爭在國家財富分配的過程中必然會持續出現。但是透過設計出「調整」機制，經濟學家將扮演獨立又公正的階級衝突仲裁者，由無私的社會學家們來替公共利益作出重大決策。

簡言之，不管是Mitchell還是Fisher，都巧妙也或許半自覺地，強調在戰後的世界中，他們的公正的科學專業將能超越社會上狹窄的階級鬥爭，成為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客觀」新統治階級，一群哲學意義上的21世紀皇帝。

不可以錯過的是，這些社會科學家在1920年代的新時代運動中，如何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將他們對於社會與經濟的高論，表現在其專題論文與指教中。正如我們所見，Irving Fisher寫了許多書來稱道所謂成功的禁酒主義，即使在1929年之後，Irving Fisher仍堅持物價水平保持穩定的狀態下，就不會出現經濟蕭條或者是股市崩盤。Mitchell則有十年的時間，與Gay及國家統計局一起，舒適地和Herbert Hoover合作，針對美國經濟的大型匆忙研究下指導棋。《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發行於1929年，Hoover總統的第二任期期間，即使在豐富資源、科學與量化之經濟統計的協助下，這份報告裡頭一點也沒有出現任何正在醞釀之經濟崩潰與蕭條的提示。

《Recent Economic Changes》研究由Herbert Hoover發起與組織，其資金來源也是透過Hoover從卡內基公司手上取得。其研究目標，是為了慶祝在商務部長Hoover的社團主義規畫所帶來的經濟榮景，同時研究未來的Hoover總統該如何從中擷取經驗，將這些規畫措施轉變為美國政治結構的其中一個永久部分。報告宣稱，為了維持現有的繁榮，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工程師，以及開明的管理者們，都要一同協作，發展出一套適用於當前經濟的「平衡技巧」。
《Recent Economic Changes》這份「科學」與政治胡扯的紀念碑，總共開了三刷，不僅被廣泛宣傳，還大受各界好評。[105] Hoover規畫活動的長期戰友Edward Eyre Hunt，對於這份報告大感興奮，不斷地歌頌這份報告，以及報告中讚頌美國在1929年與1930年所將經歷的繁榮。[106]

我用一個樸實但發自內心的問題來結束討論政府與統計派的這一章。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在1945年向國會提出另一個政府統計的長期撥款計畫。在保守派民主黨威斯康辛州譯員Frank B. Keefe對勞工統計局局長A. Ford Hinrichs博士的質詢中，提出了一個尚未獲得充分與滿意之回答的大哉問：

擁有許多統計數字當然不是什麼壞事。我只是懷疑我們是否正在開始一個危險計畫，我們不斷地增加這些統計…從1932年以來就不斷地在策畫與取得統計數字，試圖詮釋國內經濟狀況，但我們卻從來沒有真正接近問題。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是國際性問題，在我看來，我們好像花了無數的經費與時間在那些圖表、統計與規畫上。但我的人民所感興趣的，是那些東西背後又代表什麼？我們只想知道我們的目的在哪裡，而你們的目的，又是哪裡？[107]

73 因此，T.W. Hutchison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指出Carl Menger理論中強調諸如自由市場那樣無規劃的社會所帶來之好處，以及「社會自覺」與政府規畫之增長，兩者之間的對比。Hutchison認為社會自覺的關鍵組成，就是政府統計。T.W. Hutchison，《A Review of Economic Doctrines, 1870–1929》，（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3年），頁150–51、427。

74 Fine，《Laissez-Faire》，頁207。

75 Solomon Fabricant，《The Trend of 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2年），頁143。在英國也有著類似的政府工作增長，說法則是「在社會條件、經濟與社會科學發展的相關資訊累積之下，增加了政府進行干預的壓力…隨著統計方法的改良以及投身社會科學之學生的數目倍增，持續存在的條件也變得公開。這些新興知識讓一些具影響力的團體崛起，並讓工人階級運動有了新的武器。」Moses Abramovitz與Vera F. Eliasberg，《The Growth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Great Britain》，（Princet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7年），頁22–23、30。另參M.I. Cullen，《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Barnes & Noble，1975年）

76 參Joseph Dorfman，「The Role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第45刊，（1955年5月），頁18。George Hildebrand談到德國歷史法學派時，註解著「或許這種教學以及最近流行的物理性規畫之概念，兩者間存在某種聯繫」。George H. Hildebrand，「International Flow of Economic Ideas-Discussion」，同上，頁37。

77 Dorfman，《Role》，頁23。有關Wright與Adams的事跡，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 Press，1949年），卷3，頁164–74、123；及Boyer，《Urban Masses》，頁163。此外，美國第一個統計學教授Roland P. Falkner，本身除了是Engel的學生外，也是Engel助理August Meitzen著作的譯者。

78 Irving Norton Fisher，《My Father Irving Fisher》，（New York: Comet Press，1956年），頁146–47。另外，有關Fisher，參其《Irving Fisher, Stabilised Money》，（London: Allen & Unwin，1935年），頁383。

79 Fisher，《My Father》，頁264–67。有關Fisher在這個時期的影響力以及扮演之角色，參Murray N. 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4版，（New York: Richardson & Snyder，1983年）。另參Joseph S. Davis，《The World Between the Wars, 1919–39, An Economist’s View》，（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194；及Melchior Palyi，《The Twilight of Gold, 1914–1936: Myth and Realities》，（Chicago: Henry Regnery，1972年），頁240、249。

80 Wesley C. Mitchell是虔信派老洋基，他的祖父母原先是緬因州的農民，後來搬到西紐約。他的父親追隨許多洋基人的路，移民到伊利諾斯州北部的農地。Mitchell就讀芝加哥大學，並在那裡深受Veblen與John Dewey的影響。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56。

81 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376、361。

82 重點補充。Lucy Sprague Mitchell，《Two Live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53年），頁363。想了解更多有關這個主題的內容，參Murray N. Rothbard，「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Com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4刊，（1960年11月）：659–65。

83 特別參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與Samuel P. Hays，「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59刊（1961年10月），頁157–69。

84 David Eakins，「The Origins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1916–1922: The Political-Economic Expert 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Debate」，收錄於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頁161。

85 Herbert Heaton，《Edwin F. Gay, A Scholar in Ac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年）。Edwin Gay出生於舊英格蘭底特律地區，他的父親出生於波士頓，後來加入其岳父在密歇根州的木材生意。Gay的母親是有錢牧師與木商的女兒。Gay就讀密歇根州大學，深受John Dewey的影響，畢業後到德國留學超過12年，最後在柏林大學取得經濟歷史的博士學位。Gay在德國受Gustav Schmoller與Adolf Wagner的影響最深，Gustav Schmoller是歷史法學派的頭兒，強調經濟學是「演繹科學」。Adolf Wagner也在柏林大學，偏好政府以天主教道德之名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干預。Gay回到哈佛後與波士頓商會合作，成為推廣馬薩諸塞州一項工廠檢驗法案的主要推手。Gay在1911年出成為美國勞動法協會馬薩諸塞分部的負責人，該協會由Richard T. Ely創辦，致力於推廣政府在工會、最低薪資、失業率、公共就業機會與的福利等領域的干預。

86 有關洛克菲勒顧問們在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拉扯戰，參David M. 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the Support of Economic Research, 1913–29」，《Minerva》，22刊（1982年春夏季）：62–72。

87 參Eakins，《Origins》，頁166–67；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頁76–78；Heaton，《Edwin F. Gay》。有關Stone，參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42、60-61；與Samuel Haber，《Efficiency and Uplif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0–192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年），頁152、165。在Stone支持馬克斯主義的期間，他翻譯了Marx的《Poverty of Philosophy》。

88 參Guy Alchon，《The Invisible Hand of Planning: Capitalism,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ate in the 1920’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頁54以後。

89 Collier an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

90 Eakins，《Origins》，頁168。另參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頁282–86。

91 Stephen Skowronek，《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頁187–88。

92 IGR的副主席是Robert S. Brookings，他是退休的聖路易斯商人、伐木商，以及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前校長。IGR的秘書則是James F. Curtis，在Taft下出任財政部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現任美聯儲紐約分行副行長。其他IGR委員會成員包括：鐵路商Frederick A. Delano（Taft前主席，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叔叔，美聯儲委員會成員）、耶魯大學校長兼經濟學家Arthur T. Hadley、威斯康辛州大學的進步主義派校長Charles C. Van Hise（也是Ely的盟友）、具有影響力改革家兼哈佛大學法學教授Felix Frankfurter、AT&T總裁Theodore N. Vail、進步主義派工程師兼商人Herbert C. Hoover，以及金融家R. Fulton Cutting（市政研究紐約分局的官員）。Eakins，《Origins》，頁168–69。

93 有關商業經濟局（Commercial Economy Board），參Grosvenor B.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The Strategy Behind the Line, 1917–1918》，（Boston: Houghton Mifilin，1923年），頁211以後。

9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29。Mitchell領導WIB之物價限定委員會的價格統計部門。

95 Heaton，《Edwin Gay》，頁129。

96 參Rothbard，《War Collectivism》，頁100–12。

97 參Heaton，《Edwin Gay》，頁129以後；以及另一本談論Inquiry的好書，Lawrence E. Gelfand，《The Inquiry: 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 1917–1919》，（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年），頁166–68、177–78。

98 Heaton，《Edwin Gay》，頁135。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35–36。

99 預算局在1939年將會轉移到總統的行政辦公室，從而達成IGR的目標。

100 Moulton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芝加哥商會的副主席。參Eakins，《Origins》，頁172–77；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11、195-97。

101 Gay是由透過創辦人之一Thomas W. Lamont引薦而進入該團體。Gay建議CFR的第一個大型計畫可以從建立一份「權威」期刊開始－《Foreign Affairs》。Gay本人親自挑選編輯群，由他在哈佛的歷史學家同事Archibald Cary Coolidge擔任主編，《New York Post》記者Hamilton Fish Armstrong擔任助理編輯兼CFR的執行總監。參Lawrence H. Shoup與William Minter所著，《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7年），頁16–19、105、110。

102 Ellis W. Hawley，「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1921–22」，收錄於E. Hawley編，《Herbert Hoover a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tudies in New Era Thought and Practice》，（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81年），頁52。

103 Hawley，《Herbert Hoover》，頁53。另參同上，頁42-54。有關Hoover、Gay與Mitchell在1920年代的持續性合作，參Alchon，《Invisible Hand》。

10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39-42；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90。

105 例外之一為《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29年5月18）中的一篇關鍵評論，文中譏諷報告給予讀者「美國繁榮無限」的印象。引述於Davis，《World Between the Wars》，頁144。有關《Recent Economic Changes》以及當時經濟學家的論述，參同上，頁136-51、400-17；David W. Eakins，「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5–1965」，威斯康辛州大學1966年博士論文，頁166-69、205；與Edward Angly編，《Oh Yeah?》，（New York: Viking Press，1931）。

106 Hunt在1930年發行了一冊相當受到歡迎的簡介冊子，《An Audit of America. On Recent Economic Changes》，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129–133、135–142、145–151、213。

107 《1945年勞動部FSA撥款條例草案》撥款前舉辦的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第78屆國會，第二次會議，第一部分，（華盛頓，1945年），頁258等、276等。引述於Rothbard，《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頁665。有關政府部會中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人數增長，特別是在戰爭期間，參Herbert Stein，「The Washington Economics Industry」，《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6》，（1986年5月），頁2-3。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Mon, 07 Ap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New Republic》雜誌創刊於1914年，為進步主義的領導知識器官，也是蓬勃發展之大企業利益聯盟的實例，具體而言，就是摩根家族與數目增長的集體主義知識分子集團。《New Republic》的創辦人兼發行人為Willard W. Straight，同時也是J.P. Morgan & Co.的合夥人，他繼承財富的老婆Dorothy Whitney就是他的金主。這份具影響力之新興周刊的主編Herbert David Croly是集體主義老將，同時也是羅斯福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的理論家。Croly下的兩個編輯分別是Walter Edward Weyl與Walter Lippmann。Walter Edward Weyl也是新民族主義的理論家。年輕的Walter Lippmann則是校際社會主義社會（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野心勃勃的前正式人員，未來的權威人士。儘管《New Republic》一開始偏好羅斯福主義，但是，當威爾遜開始將美國帶入一戰時，《New Republic》就成為戰爭的熱心支持者，簡直就是威爾遜的戰爭工作、戰時集體經濟，與戰爭形成之新社會的發言人。

在高層次理論的領域中，哥倫比亞大學的實用主義者John Dewey教授，無疑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的領導者，不管是一戰前、一戰期間，或者是一戰後。Dewey頻繁地替《New Republic》為文，顯然已是它的主要理論家。Dewey是出生於1859年的洋基人，其父親是Vermont的小鎮雜貨商[42] ，正如Mencken所述，他「擁有Vermont地區的鐵票，同時也是最高節制主義者」。雖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實用主義者與世俗人文主義者，但這個事實鮮為人知，1900年前，Dewey以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的身分出名，透過擴張科學、社群與國家的方式，追求基督化社會與神之國度。1890年代期間，Dewey以密西根大學哲學教授的身分，在一系列基督教學生協會的講座中，闡述了他的後千禧虔信主義願景。Dewey主張，近代科學的發展，使得人類足以在地球上建立神之國度這個聖經概念。一旦人類擺脫了正統基督教的束縛，就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宗教上的神之國度，以協助所有人團結參與這個和諧整體社會為目標」。[43]

宗教由此與科學及民主協作，這些都將打破人類與建立神之王國之間的隔閡。John Dewey的工作在1900年後變得容易，他與該時期的其他後千禧主義知識分子一樣，緩慢但果決地從後千禧進步主義基督教國家中央集權論者，轉變為進步主義的世俗國家中央集權論者。國家中央集權、「社會控制」與規劃的擴張傾向仍然相同，儘管基督徒退出這塊版圖，知識分子與政治活動家仍持續地維持著他們父執輩曾經擁有的散播福音熱情，要來救贖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透過進步主義與國家中央集權，一定仍能獲得救贖。[44]

John Dewey在和平時期為和平主義者，但當美國準備要武力干預歐洲戰爭時，他也將自己轉型為戰爭支持者。首先，在1916年1月的《New Republic》中，Dewey抨擊那些譴責戰爭是「傷感幻想」的「專業和平主義者」，說他們混淆了目的與手段。Dewey宣稱武力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武力手段本身不該被讚揚或譴責。接著，Dewey在4月簽署了支持盟軍的宣言，不僅歡慶著盟軍的勝利，同時還宣稱盟軍「為了保衛這個世界的自由與最高度的文明而奮鬥」。儘管Dewey支持美國參戰的原因是為了對抗德國，「困難但是必須去作的任務」，他對於這場戰爭將替美國國內政體帶來的改變更感興趣。具體而言，戰爭提供了完美的機會，以社會正義之名實施集體主義的社會控制。正如某位歷史學家所言：

因為戰爭對於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為此必須出現前所未有的政府規劃與經濟管制，Dewey眺見美國國內與各國出現永久性社會主義化的願景，永久性取代私有財產制，以公眾社會利益取代個人私欲。[45]

美國參戰後不久，Dewey在《New York World》的訪問中興奮地認為「這場戰爭將是商業的末日」。為了戰爭的需要，「我們生產是為了必要，而不是為了銷售，（在戰爭的面前）資本主義不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與銷售，將被政府收管，「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舊原則會再恢復…私有財產制已經失去其神聖…工業正在民主化」。[46]

簡言之，知識在過去是被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但現在，知識被用來摧毀舊秩序，並創造「民主化管制」的新社會秩序。勞動者將獲得更多權力，科學將被社會動員，大規模的政府管制正在共產化產業。Dewey宣稱，這些進展正是我們正在奮鬥的目標。[47]

此外，John Dewey也看到這場戰爭帶來打開全球化集體主義之大門的機會。對於Dewey而言，美國參戰在這個世界上創造了一個「關口」，一個「透過世界組織以全球利益為名進行跨國界控管」的世界，這個世界將「不再有戰爭」。[48]

《New Republic》的編輯群與Dewey的立場相似，只不過他們比Dewey更早得出這個結論。Herbert Croly在該雜誌1914年1月創刊號中，興高采烈地預言這場戰爭會刺激美國的民族主義精神，並讓美國更接近民主。《New Republic》剛開始的時候對於歐洲的戰時集體主義經濟還有些遲疑，但是，很快就開始支持這項措施，並且敦促美國也跟進歐洲各國社會化經濟與強化國家權力的腳步。

隨著美國準備參戰，《New Republic》檢視了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歡喜地說：「在行政方面，社會主義獲得精湛又引人注目的勝利。」確實，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雖然有點冷酷與專橫，但是歐洲各國從沒害怕過，美國也能用這種手段來達成「民主」的目標。

《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美國的「戰爭精神」，這種精神意味著「以國家與社會的力量來取代和平時期採用的私有武裝機制」。儘管戰爭與社會改革的目標可能會有所差異，但是，到頭來，「這些都是目標，幸運地，具有效率的社會組織對於所有人類都適用」。[49] 確實很幸運。

當美國正準備加入戰局時，《New Republic》熱切地敦促集體化迫在眉睫，因為集體化將理所當然地帶來「國家效率與幸福的立即效果」。在宣戰之後，該雜誌呼籲將這場戰爭當成「具野心的民主工具」。該雜誌問道：「這場戰爭難道不應該被用來當作這個國家引用創新機制的理由？」如此一來，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們就能擔任領導，廢除「半開化競爭資本主義的典型弊端」。

Walter Lippmann深信美國將透過這場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他在美國參戰後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興高采烈地發表他對於最終世界的願景：

我們參加這場戰爭，為了確保由美國發揚的民主不被普魯士專制給終結，並在這個世界生根。我們應該將目光投注於自身的暴政，檢視科羅拉多礦坑、專制的鋼鐵業、血汗工廠與貧民窟。美國的力量太鬆散。那些保守論者沒有辦法緩和這些。我們應該要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50]

確實，Walter Lippmann一直是《New Republic》最重要的鷹派知識份子。他推動Croly支持威爾遜及其武力干預，並且與House上校合作，施壓威爾遜參戰。很快地，Lippmann這個徵兵支持者得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27歲的他擁有極健康的身體，絕對有資格參加入伍徵選，然而，不知怎地，Lippmann未能將理論與實踐合而為一。

年輕的進步主義哈佛法律教授Felix Frankfurter，同時也是《New Republic》的核心編輯，被戰爭部長Baker選拔為特別助理。不知何故，Lippmann認為自己的天分應該要被用來規劃戰後世界，而不是到前線戰壕中打仗，為此，Lippmann寫信給Frankfurter，請求他讓自己到Baker的辦公室上班。Lippmann懇求道：「我想做的，是將我的所有精力，投入研究與預測進入和平時期的趨勢，以及和平時期的反應。您認為我可以因為這項高尚的理由而獲得豁免嗎？」Lippmann接著和Frankfurter擔保這項請求沒有任何「個人因素」，他解釋道：「這些事務事關重大，需要周詳的考慮，絕對不能參雜個人情感。」Lippmann在Frankfurter照會完成後寫信給Baker，他向Baker保證，自己是以申請其它攸關國家利益的工作為由來請求豁免入伍。正如Lippmann的完美行話示範：

我向所有我所尊敬的對象徵詢了建議，他們都敦促我申請豁免。您能清楚地理解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在我盡可能地坦然面對、探尋自己的靈魂後，我相信自己對國家的貢獻能夠比身為一名大兵要來得更有效率。

毫無疑問。

為了錦上添花，Lippmann還寫上一些「非重要訊息」的內容，他苦澀地向Baker說：「我的父親已時日不多，母親將要孤單地獨活於世界，但母親並不知道父親的狀況，而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怕這件事情將會曝光。」顯然，沒有任何的其他人「知道」他父親的情況，包括他父親本人跟他父親的主治醫師，老Lippmann後來成功地又多活了十年。[51]

在爭取到入伍豁免後，Walter Lippmann興奮地跑到華盛頓去幫忙參戰事宜，幾個月後，他參與House上校的秘密會議，與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起設定、規劃戰後世界與未來的和平協議。其他人在戰場上為國捐軀；但Walter Lippmann知道自己的才華在那裏，至少，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可以更好地發揮在即將成形的集體主義國家上。

隨著戰爭的進行，Croly和他的編輯們在Lippmann這個外部支援下，歡慶著每一項邁往控管式戰爭經濟的新發展。鐵路與運輸的國有化、Herbert Hoover食品管理局所實現的整體生產控管、親聯盟政策、高稅賦與徵兵，每一項都被《New Republic》讚譽為擴大用來促進公共利益的民主權力。停戰協議後，《New Republic》回顧戰時的措施，讚揚道：「我們改革了這個社會。」剩下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新的憲制慣例來完成重建美國的工作。[52]

這個改革尚未全數完成。在Bernard Baruch還有其他戰期規劃人員的反對下，政府決定不要永久化大部分的戰時措施。從那時候開始，將一戰系統轉變為美國生活的永久機制，成為Baruch等人的志向。針對一戰所下的評語中，Rexford Guy Tugwell的最為犀利，他是羅斯福新政智囊團中的集體主義者。Tugwell在1927年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道，假若這場戰爭再久一點，偉大的「實驗」就能完成：「和平到來時，我們正快要達成國際性的工業合作，停戰協議阻止了生產、價格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53] Tugwell其實不用這麼苦惱；危機很快會再出現－其它的戰爭。

戰爭結束時，Lippmann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新聞權威人士。在威爾遜政府的嚴厲凡爾賽條約後，Croly發現《New Republic》不再是偉大政治改革的發言人。他於1920年代後期在國外找到國家集體主義領袖的模範－墨索里尼。[54] Croly餘生都是墨索里尼的崇拜者，這並不令人意外，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溺愛下長大，沉浸在孔德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專制社會學說。這些觀點影響著Croly的一生。Herbert的父親David是美國實證主義之父，支持政府擁有支配所有人生活的權力。David Croly青睞將信託與壟斷的擴大做為手段，終結邪惡的個人競爭與「自私」。David Croly跟他的兒子一樣，責備傑佛遜派「對政府的不信任」，並把Hamilton當作抵抗這個趨勢的案例。[55]

另一方面，Dewey教授這個戰時轉戰敲邊鼓的和平主義知識分子又變得如何？在他短暫的出名時期中，John Dewey在1919到1921年間任教於北京大學，並旅行於亞洲地區。中國此時正處於社會動盪，凡爾賽條約將原先德國對山東的管轄權轉給日本。日本在與英法的秘密協議中獲得這項獎賞，做為日本加入對抗德國的條件。

威爾遜政府被撕裂為兩個陣營。一邊是支持協約國的陣營，並寄望以日本來當作抗衡俄國。另一陣營則警覺日本之威脅並對中國有所承諾，大多來自於那些希望擴大在中國勢力範圍之美國新教傳教士的關係人。威爾遜政府從剛開始的親中立場，轉而在1919年支持短暫的凡爾賽條約。

John Dewey投機地跳入這場複雜的狀況中，沒有看見事情的複雜性，也壓根沒想過自己甚至是美國本來可以在這場紛爭中置身事外。Dewey很快就倒向全然支持中國國家主義者立場的陣營，歡呼著中國野心勃勃的新興政治運動，甚至將親新教的中國YMCA譽為「社會工作者」。Deway大聲地說「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武力外交者」，但日本顯然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武力威脅。因此，Deway幾乎從不間斷地支持一場可怕的世界戰爭，甚至開始鋪陳另外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56]

42 H.L. Mencken，「Professor Veblen」，收錄於《Mencken Chrestomathy》，（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49年），頁267。

43 引述於Jean B. Quandt的重要論述「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 The Secularization of Postmillennialism」，《American Quarterly》25刊，（1973年10月）：404。另參John Blewett, S.J.，「Democracy as Religion: Unity in Human Relations」，收錄於Blewett編，《J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60年），頁33–58；及J. Boydstan等人編之《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1882–1989》，（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71年），卷2、3。

44 有關後千禧派虔信教徒在1900年後的世俗化，參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390–409；與James H. Moorhead，「The Erosion of Postmillennialism in American Religious Thought, 1865–1925」，《Church History 53》，（1984年3月）：61-77。

45 Carol S. Gruber，《Mars and Minerva: World War I and the Us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92。

46 引述於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93。另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 Braeman、R. Bremner與E. Walters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6年），頁89。出於類似的原因，「為盈利而生產」與「為使用而生產」這種二分法的先知Thorstein Veblen支持戰爭，並於《New Republic》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公開支持社會主義，該文章後來重新收錄於他自己在1919年發行的《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書中。參Charles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 and World War I」，《Mid-America》45刊，（1963年7月），頁150。另參David Riesman，《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0年），頁30–31。

47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50。

4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

49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2。奇妙的是，對於《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來說，實際存在的個體被貶為「機械體」，而「國家與社會」等虛擬的實體，卻被譽為「有機體」。

50 引述於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7。一小部分的親戰社會主義者從反戰的社會黨中退出，成立社會民主聯盟，加入由威爾遜政府資助與組織的親戰組織－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這些親戰社會主義者將戰爭視為「驚人之集體主義進步」的契機，並認為戰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將會進一步朝向「民主集體主義」發展。這批親戰社會主義者包括John Spargo、Algie Simons、W.J. Ghent、Robert R. LaMonte、Charles Edward Russell、J.G. Phelps Stokes、Upton Sinclair，及William English Walling。出於對戰爭的狂熱，Walling譴責社會黨是專制皇帝的工具，並支持打壓和平主義者與反戰社會主義者的言論自由。參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3。有關Walling，參James Gilbert，《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 1880–1940》，（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72年），頁232–33。有關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及其戰爭工作，參Ronald Radosh，《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年），頁58–71。

51 事實上，Jacob Lippmann在1925年罹患癌症，並在兩年後去世。此外，Lippmann對於他父親無比冷漠，不管是在他生前或是他過世之後。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1981），頁5、116–17。有關Walter Lippmann對徵兵制度的狂熱，至少是對其他人徵兵這件事，參Beaver，《Newton Baker》，頁26–27。

52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8–50。有關《New Republic》與戰爭，特別是有關John Dewey，參Christopher Lasch，《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 1889–1963: 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年），頁181–224，特別參頁202–04。有關《New Republic》的三個編輯，參Charles Forcey，《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 Croly, Weyl, Lippman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192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年）。另參David W. Noble，「The New Republic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1914–1920」，《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1年12月）：387–402。《New Republic》在一本1918年發行的《The End of the War》書評中，Walter Weyl編輯向讀者保證「經濟一旦獲得團結，就不再投降」，引用於Leuchtenburg，「New Deal」，頁90。

53 Rexford Guy Tugwell，「America’s War-Time Socialism」，《The Nation》，（1927年），頁364–65。引用於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0–91。

54 Croly在1927年1月的《New Republic》寫了一篇編輯文章「An Apology for Fascism」，支持「Fascism for the Italians」這篇文章，讚揚其作者是John Dewey弟子兼務實進步主義者的傑出哲學家Horace M. Kallen。Kallen稱讚墨索里尼的務實派態度，特別是墨索里尼在義大利人生活中注入的「élan vital」。Kallen教授承認，法西斯主義確實具脅迫性質，但這肯定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Kallen點出法西斯主義在經濟、教育與行政改革的重大成就，Kallen加註：「法西斯主義改革在這方面跟共產主義改革沒有什麼不同。兩者都是以武力來落實意識形態。一旦起了頭，兩者都應該獲得機會自由發展…」《New Republic》的編輯文章讚揚Kallen的論述，並說「外國評論應該要小心，別扼殺了這場聚集全國道德能量來達成所有人共同目標的政治實驗」。《New Republic》49刊，（1927年1月12號），頁207–13。引述於John Patrick Diggins，「Mussolini’s Italy: The View from America」，南加州大學1964年博士論文，頁214–17。

55 David Croly出生於愛爾蘭，他成為紐約市的傑出新聞工作者後加入《New York World》的編輯群。Croly組織了美國第一次的進步主義者聚會（Positivist Circle），並資助Comtian Henry Edgar在美國的巡迴演講。進步主義者聚會在Croly家舉行，David Croly在1871年發行《A Positivist Primer》。Herbert在1869年出生時，他的父親將他獻給Goddess Humanity，孔德派的中心象徵。參Herbert近期的傳記，David W. Levy著，《Herbert Croly of the New Republic》，（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

56 參Jerry Israel，《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Mon, 07 Ap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ack in the race ✈︎ via photopin cc

一戰也美化了知識份子擔任國家公僕、國家規則之新夥伴等新興概念。在這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新融合中，彼此變成對方的有力支援。知識份子可以替國家擦屁股，並合理化國家的所作所為。國家也需要知識份子來擔任社會、經濟之規劃者與管制者的重要職務。此外，國家也替知識份子提高進入各種專門職業的門檻，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的收入與聲望。一戰期間，歷史學家在提供政府宣傳的工作中尤為重要，幫助政府說服民眾，綜觀歷史及其凱薩式體制，德國是如何特別地邪惡。經濟學家，特別是經驗主義經濟學家與統計經濟學家，則在規劃與管制國家戰時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戰爭宣傳機制中歷史學家的精湛演出已經被廣泛地研究；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角色比較沒那麼亮眼，加上所謂的「中立價值觀」，相對而言受到很少的研究關注。[57]

儘管將19世紀經濟學家統括為自由放任主義是個被用爛的一般化論點，但推論經濟學確實仍是反對政府干預的堅實壁壘。基本上，經濟理論說明了自由市場蘊含的和諧合作與秩序，也說明了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破壞性扭曲與經濟動盪。因此，為了讓國家主義來主導經濟學界，抹黑推論經濟學成為重要工作。要達到抹黑的目的，灌輸新觀念是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所謂「科學」，為了要成為「真正的科學」，經濟學必須要避開概括性的推論式法則，只能單純論究實際上的歷史事實，冀望某天經濟法則就會從這些細節研究中浮現。

因此，歷史法學（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奪下德國經濟學原則的主導權，不只大膽宣言要投入國家主義與政府控管，也宣言反對「抽象」的政治經濟推論法則。Ludwig von Mises後來將這種思想稱為「反經濟學」，而這批人是在經濟專業人士中第一批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歷史法學的領袖Gustav Schmoller驕傲地宣稱他與同事在柏林大學的主要工作，就是塑造「Hohenzollern王朝的知識份子保鑣」。

1880到1890年代期間，歷史與社會科學界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紛紛前往博士之家的德國留學，並取得學位。他們在受到「新」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的薰陶後回到美國，在大學與新成立的學院中任教。那是一門宣揚德國與俾斯麥系統為強大福利戰爭國家的「新」社會科學，國家超越所有社會階層，整個國家變成所謂的和諧整體。這個新的社會與其政治由強大的中央政府掌控，政府卡特爾化、指導、仲裁與控制，一方面是消除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競爭，另一方面則是撲滅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在這個新體系下，接近上位的族群則是新興的知識份子、專業人員，及規劃者；他們指導、任職、協助宣傳，並在統治社會之時「無私地」推廣公共利益。簡言之，因為是在做好事，所以做得很好。對於那些人在美國的進步主義與國家主義知識份子而言，德國的狀態確實是願景。

Richard T. Ely基本上是這群人的領頭者，他是主要的進步主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許多進步主義經濟學家的老師。身為熱血的後千禧論虔信主義者，Ely深信自己服務於上帝與基督。就像其他的虔信主義者，Ely在1854年出生於洋基地區的清教區，狂熱的西紐約。Ely的父親Ezra是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禁止家人在星期天遊戲或是閱讀，他是禁酒主義者，即使自己只是窮困的農民，仍然拒絕栽種大麥，那是會玷汙他土地的作物，因為大麥會被拿去製作萬惡的產品－啤酒。[58] Ely在187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到德國留學，於1879年在海德堡取得他的博士學位。他在Johns Hopkins與威斯康辛州任教了數十年，充滿活力與野心的Ely在美國思想界與政治界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Johns Hopkins期間，他培養出一群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在各領域的社會科學與經濟學中培養一群國家主義門徒。這些門徒由親聯邦的制度派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領頭，團體包括社會控制論社會學家Edward Alsworth Ross與Albion W. Small；紐約市立大學校長John H. Finlay；Albert Shaw教授，他是《Review of Reviews》的編輯，也是Theodore Roosevelt身邊具影響力的智囊與理論家；市政改革家Frederick C. Howe；還有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與J. Franklin Jameson。Newton D. Baker在Hopkins接受Ely訓練，威爾遜總統也是Ely的學生，儘管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證明Ely對他們的思想影響。

Richard Ely在1880年代中期成立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目的是要引導經濟學家成為國家主義者，以對抗在政治經濟俱樂部（Politic Economic Club）中聚集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直到Ely的改革盟友決定要消弱AEA培養國家主義的使命，藉以吸引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加入協會之前，Ely在AEA中擔任會計秘書長達七年。自那時以後，Ely在高度的不滿下離開了AEA。

Ely於1892年在威斯康辛州成立一所新的學校，從事經濟、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由Ely與他以前的學生們創辦，催生了所謂威斯康辛州理念（Wisconsin Idea），在John Commons的幫助下，威斯康辛州通過了一系列的進步主義政府規範措施。Ely等人組成了一群威斯康辛州長Robert M. La Follette身邊的非正式智囊團，Robert M. La Follette在威斯康辛州的政治生涯從禁酒主義者開始。儘管La Follette從來都不是Ely的正式學生，但他一直都將Ely視為自己的老師，譽Ely為威斯康辛州理想的創造者。Theodore Roosevelt曾經稱讚Ely「帶我認識經濟學裡的激進主義，讓我的激進主義更理智」。[59]

Ely也是在那個年代最突出的後先禧派知識份子。他熱切地相信美國是神選之國，神選擇美國作為改革與基督化社會秩序的工具，讓基督最後能夠降臨並終結歷史。Ely宣稱：「這個國家本質上就帶宗教色彩，上帝透過這個國家來更全面性地達成祂的目標，而不是其他的機構。」教會的任務是在這些必要改革中引導、運用這個國家。[60]

作為政治運動的組織老手，Ely在福音派愛國運動（Chautauqua movement）中相當突出，他創辦了「基督教社會學（Christian Sociology）」夏令營，對深具影響力之愛國運動灌輸思想並帶入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人員。Ely是社會福音領導代表Washington Gladden、Walter Rauschenbusch和Josiah Strong等人的私密好友。在Strong和Commons的協助下，Ely組織了基督教社會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Christian Sociology）。[61] Ely還與基督教社會學家W.D.P. Bliss一同擔任教區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of the Episcopal Church）的創辦人與秘書。這些社會運動人士都受後千禧派國家主義的影響，因此，基督教社會聯盟呼籲要呈現上帝的國度，「要將人類的理想社會落實在這個地球」。此外，

Ely將國家視為社會的重要救贖力量。在Ely眼裡，政府是神給的工具，我們必須透過政府來努力。它卓越的傳教機制是基於其改革，一方面是廢除宗教與世俗之分歧，一方面是將國家權力視為公共問題之道德解決方案的實施機制。這種出現在自由派聖職者的宗教融合世俗標誌，讓Ely能夠一方面神學化國家，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化基督教：他將政府當成上帝救贖的主要工具…[62]

當戰爭來臨時，Richard Ely因為某些原因（可能因為他六十幾歲的關係），被排除在華盛頓令人興奮的戰爭工作與經濟規劃外。他酸苦地說道：「我在這場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戰爭，沒有得到比我現在擁有的還要更活躍的工作。」[63] 但是Ely對於他的缺席盡可能地彌補：幾乎打從歐洲戰爭一開始，他歡呼著軍國主義、戰爭、徵兵「紀律」，還有對於異議與「對國不忠」的打壓。Ely終身都是軍國主義者，他曾經自願參加西班牙對美國之戰爭的軍隊，曾經呼籲要鎮壓菲律賓的叛亂，也特別熱衷徵兵制度以及一戰期間針對「遊民」的強制性勞動服務。Ely在1915年煽動強制性軍隊服務，隔年他參加熱心親戰又重度受大企業影響的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他在當時呼籲要解放德國人民於「獨裁政治」。[64] 在擁戴徵兵制度上，Ely聰明地結合了道德、經濟與禁酒主義的主張來合理化徵兵：「徵集街上與沙龍裡的男孩並加以訓練，具有極佳的道德效果，而其經濟效益也同樣有益。」[65] 確實，徵兵制度對於Ely而言簡直就是百病之靈葯。Ely對於一戰經驗的熱愛，讓他在1929年大蕭條時也提出這帖他最愛的百病靈藥作為緩解經濟蕭條的處方。他提議要在和平時期建立永久性的「工業軍隊」，用於公共工作，徵用年輕人從事重度的體力勞動。這項徵用制度將能在美國青年心中種下基本的「軍隊式剛毅與紀律」，那是過去從農場工作中培養的紀律，但不會出現在成長於城市的大批人口身上。這批精實的常規軍隊將能快速吸收大蕭條期間出現的失業人口。在「經濟將軍」的命令下，這個工業軍隊會「以充沛精力、知識資源以及我們在戰時所能運用強壯體力，前往工作並減輕貧困」。[66]

失去在華盛頓的位置後，Ely在自己的家鄉努力掃蕩「不忠」，成為他對戰爭的主要貢獻。他呼籲全面性抑制該時期的學術自由。他宣稱，「所有發表讓我們落入辛苦抗戰之言論」的教授，就算「罪不至死」，也都該被「解雇」。Ely的禁論工作，特別針對他在華盛頓的舊盟友Robert M. La Follette，他因為持續反對美國參戰而被逐出參議院。Ely稱自己對La Follette的「叛逆」及La Follette對戰爭暴利的攻擊感到「熱血沸騰」。Ely投身這場鬥爭後，成立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並擔任該組織的主席，推動驅逐La Follette的運動。[67] 該運動之目的是動員華盛頓的學院來支持Theodore Roosevelt超愛國、超鷹派的行動。Ely寫信給Theodore Roosevelt，說「我們必須粉碎資源La Follette的主張」。在他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的不懈打擊中，Ely咆哮著「La Follette對於專制的幫助遠比25萬人的軍隊還多」。[68] 「經驗主義」蔓生。

威斯康辛州大學的教授受到來自全國與州內的攻擊，說他們未譴責La Follette的這點，證明了他們也是La Follette在州政上的盟友，說明他們也支持La Follette不忠的反戰政策。在Ely、Commons還有其他人的招呼下，威斯康辛州大學成立了戰爭委員會，並發布了一份由校長、所有院長與超過90%教授所簽署的請願書，成為美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服務於國家機器的例子之一。請願書不吝於使用叛國罪的憲法措辭，抗議「參議員La Follette支持德國與其盟軍的言論與行動；痛惜他未能在戰爭期間對政府忠誠」。[69]

Ely在後台努力動員美國的歷史學家來對抗La Follette，企圖證明La Follette提供敵軍援助。Ely招募全國歷史服務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Historical Service），這個戰時的宣傳組織由歷史學家與政府宣傳左右手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所組成。Ely警告著他的工作人員對這項工作保持機密，他動員歷史學家在組織的保護下研究德國與奧地利的新聞與期刊，企圖營造所謂La Follette之影響力的痕跡，「證明他給德國的鼓勵」。歷史學家E. Merton Coulter揭露了這些研究背後的客觀精神：「我理解應該要客觀、公正地研究參議員La Follette的主張及其效應，但我們都知道，這些研究最後只會有一個結論－或多或少的叛國罪。」[70]

Gruber教授很貼切地總結了這場鬥爭La Follette的運動，說這是「學術被來執行特務活動的最佳案例。它遠遠不是一群學者追求真理的行動，它是動員一群學者進行秘密研究，用來找出彈藥，打擊一位美國參議員之政治生涯的活動，而這一切只不過是La Follette對於戰爭的觀點與他們不同。」[71] 沒有任何證據被找出來，這項運動宣告失敗，而威斯康辛州的教授們因為不被忠誠軍團信任而紛紛離開。[72]

萬惡的凱薩專制被消滅後，休戰協議讓Ely教授與他在國安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同胞們，準備進行下一輪的愛國壓制運動。在Ely的反La Follette研究運動期間，他敦促研究「他（La Follette）在俄羅斯所作之反美影響」。Ely指出現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來自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的威脅，Ely稱之為「社會疾病的細菌」，必須採取鎮壓措施應對。

然而，Richard T. Ely的鎮壓職涯到了1924年便宣告結束，此外，出現了稀有的詩意正義，Ely因為自己的攻擊行為而被追究。飽受攻擊的Robert La Follette在1922年重新參選參議員，並阻止進步論者回到華盛頓的權力中心。進步論者在1924年取得雷根政府的內閣控制權，但他們已經切斷自己與前學術盟友及帝國建造者的連結。Ely認為離開華盛頓並將自己的機構移出華盛頓才妥當，移到Northwestern消磨數年的日子，他名氣的全盛時期也宣告結束。

57 對於一戰期間歷史學家之行動的清新酸解，參C. Hartley Grattan，「The Historians Cut Loose」，《American Mercury》，（1927年8月），重新發行於Haw Elmer Barnes，《In Quest of Truth and Justice》，第二版，（Colorado Springs, Colo.: Ralph Myles Publisher，1972年），頁142–64。延伸閱讀，參George T. Blakey，《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年）。Gruber的《Mars and Minerva》中有討論學術人士與社會科學人士，但更專注於歷史學家。James R. Mock與Cedric Larson，《Words that Won the Wa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9年），談論「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的歷史，也就是戰爭期間的官方宣傳部門－公共訊息委員會。

58 參Ely有用的傳記，Benjamin G. Rader著，《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 The Influence of Richard T. Ely in American Life》，（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66年）。

59 Sidney Fine，《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年），頁239–40。

60 Fine，《Laissez Faire》，頁180-181。

61 John Rogers Commons是老洋基人，英格蘭清教徒的後代，出生於俄亥俄州西儲洋基地區，成長於印第安纳州。他的母親是佛蒙特州虔信主義奧柏林學院的畢業生，John被他的母親送到奧柏林學院就讀，希望他能成為一名教長。Commons在大學時，Commons與其母親在反沙龍聯盟的要求下，發行了禁酒主義的出版品。畢業後，Commons進入Johns Hopkins追隨Ely，但是他的研究所沒有畢業。參John R. Commons，《Myself》，（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年）。另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3，頁276–77；Mary O. 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5年），頁198–204。

62 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402–03。Ely從不認為千禧王國遙不可及。他相信大學與社會科學的使命，在於「教導基督徒之社會責任的複雜性，以達成所有人都衷心盼望的新耶路撒冷」。教堂的使命便是打擊邪惡的機構，「直到地球重生，所有城市都成為神之國度」。

63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114。

64 參Rader，《Academic Mind》，頁181–91。有關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領導群的商業盟友，特別是J.P. Morgan與其他摩根派人士。參C. Hartley Grattan，《Why We Fought》，（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9年），頁117–18；與Robert D. Ward，「The Origin and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1914–1919」，《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7刊，（1960年6月）：51–65。

65 美國商務部闡述了徵兵的長期經濟利益，宣稱美國青年「將以有益的紀律替代挫志的自由」。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頁110。有關於美國商會給予該草案的熱烈支持，參Chase C. Mooney、Martha E. Layman，「Some Phases of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Training Movement, 1914–1920」，《Mississippi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2年3月）：640。

66 Richard T. Ely，《Hard Times: The Way in and the Way Out》，（1931年）。引述於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5，頁671；與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4。

67 Ely替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起草了一份超愛國的宣誓書，宣誓其成員旨在「掃蕩不忠」。宣誓書還表達了對《間諜法》（Espionage Act）的無條件支持，並誓言要「打擊La Follette的黨羽及其反戰勢力」。Rader，《Academic Mind》，頁183以後。

6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207。

69 同上，頁207。

70 同上，頁208、208等。

71 同上，頁209–10。在他寫於1938年的自傳中，Richard Ely改寫歷史來掩蓋他在攻擊La Follette運動中的可恥角色。他承認自己簽署了請願書，然後宣稱自己「並不像La Follette想的那樣是遊說請願書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自傳中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反La Follette的秘密研究。

72 有關更多反La Follette的運動，參H.C. Peterson、Gilbert C. Fite，《Opponents of War: 1917–1918》，（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7年），頁68–72；Paul L. Murphy，《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W.W. Norton，1979年），頁120；與Belle Case La Follette、Fola La Follette，《Robert M. LaFollette》，（New York: Macmillan，1953年），卷2。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Tue, 25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Randy Son Of Robert via photopin cc

婦女組織的主要參戰貢獻之一，是為了解救美國士兵免於暴戾與惡魔蘭姆酒之威脅所作的協作努力。除了在國內每個軍事基地的鄰近區域建立嚴格禁酒區之外，1917年5月的《選擇性禁止法》也在軍事基地外大範圍地禁止賣淫活動。為了實行這些規定，陸軍部建立了訓練活動委員會（Commission on Training Camp Activities），美國海軍隨後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這兩個委員會都由Raymond Blaine Fosdick領導，他是這份工作的首選、進步主義紐約客、市政改革者，同時也是Woodrow Wilson的前學生與弟子。

Fosdick的背景、生活與職業生涯，都是當時進步主義學者與政治運動家圈子中的愛國主義者。Fosdick的祖先是來自Massachusetts和Connecticut的洋基客，他的曾祖父是駕車西征到紐約水牛城，成為洋基地區心臟地帶前沿開墾者的先鋒。Fosdick的祖父是浸信會的虔信佈道者，同時也是禁酒主義者，他與牧師的女兒結婚之後，一生都在水牛城從事公立學校教師的工作。Fosdick的祖父後來成為水牛城的督學，終生努力於推廣、強化公立學校體系。

Fosdick的直系血親也沿襲這條脈絡。他的父親也是水牛城的公立學校教師，最後升為高中校長。他的母親則是虔誠的虔信教徒，也是禁酒主義與婦女選舉權的忠實擁護者。Fosdick的父親是虔誠的新教徒與「狂熱」共和黨人，Fosdick的中間名以其父親心目中的英雄為名－緬因州共和黨老將James G. Blaine。Fosdick的三個孩子，長子Harry Emerson、Raymond，與Raymond的雙胞胎妹妹Edith，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也都將畢生投入虔信主義與社會服務。

Fosdick在紐約當局活躍的時期交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朋友－John D. Rockefeller, Jr.。John跟他父親一樣是虔信浸信教徒，他在1910年擔任特殊大陪審團的主席，試圖將掃蕩紐約的所有賣淫活動。對於Rockefeller來說，掃黃成為其畢生的十字軍戰爭。他堅信必須要透過嚴格的手段，移除、隔離並地下化像賣淫這樣的罪。

Rockefeller的十字軍戰爭始於1911年成立的社會衛生局，他在之後的25年間投入五百萬的資金。社會衛生局成立了兩年後，他把Fosdick也拉入參與，當時Fosdick已經是Rockefeller浸信會聖經班年度聚會的講者，他研究如何聯合歐洲警力系統與社會運動來終結「社會惡習」。在Rockefeller的授意下，Fosdick從研究歐洲擴大到美國警力系統，Fosdick震驚於警察工作在美國不被視為「科學議題」，而是「骯髒的」政治議題。[31]

當時，新的戰爭部長－前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長Newton D. Baker，據報動員到德洲墨西哥邊境以對抗墨西哥革命人士Pancho Villa的部隊，軍營附近充斥沙龍與妓院，Baker為此感到困擾，於1916年派出被軍官嘲笑為「牧師」的Fosdick進行調查，Fosdick驚恐地發現軍營附近到處都是沙龍跟妓院，並將他的驚愕回報Baker。在Fosdick的建議下，Baker抨擊軍隊指揮官以及他們對酒精與惡習的鬆管態度。Fosdick則開始發展另一個概念，難道打擊罪惡不能伴隨著鼓勵良善的正面態度，讓我們的孩子能享受那些取代罪惡與酒精的替代品？美國宣布參戰後，Baker很快就指派Fosdick擔任訓練活動委員會的主席。

Raymond Fosdick以聯邦政府的強制性資源，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帝國，其組織從一位秘書擴張到數千名員工，Raymond Fosdick決心執行他的兩個使命：杜絕軍營附近的酒品與惡習，並提供這些美國士兵有益身心的替代品。Fosdick任命Bascom Johnson為訓練活動委員會法律執行科的頭兒，Johnson是美國社會衛生協會的律師。[32] Johnson的軍階為少將，而他下頭40位律師的軍階則為少尉。

Fosdick以衛生與軍隊需求為由，在他的委員會中建立社會衛生科，該分科的口號是「為了對抗而生（Fit to Fight）」。如果出現不遵守命令的頑強城市，Fosdick就半強制地威脅要解除調離該地軍隊，他設定了方向進行掃黃活動，就算不是全面取締賣淫，至少也要掃蕩國內幾個主要的紅燈區。透過這樣的方式，Fosdick和Baker挪用當地警力與聯邦軍警，遠超過他們的法定職權。法律授權總統強制關閉軍事基地周圍5哩內的紅燈區。然而，在110個被軍方關閉的紅燈區中，只有35個位於禁止區內，關閉那另外75個紅燈區的行動在法律上為違法。儘管如此，Fosdick勝利地說：「透過訓練活動委員會的努力，紅燈區已經不再是美國城市生活的特徵之一。」[33] 當然，這種永久性破壞紅燈區的後果，就是將賣淫活動趕到街上，消費者被剝奪了自由市場與法規下的保護。

在某些案例中，聯邦反惡習十字軍遭遇相當程度的阻力。出身北卡羅來納州的進步主義者－海軍總長Josephus Daniels，不得不出動海軍陸戰隊來巡邏反抗中的費城街道，並且在市長的強烈反對下，於1917年11月出動海軍部隊來關閉新紐奧良市傳說中Storyville紅燈區。[34]

帶著這股傲慢，美國軍隊決定將這波反惡習十字軍計畫擴大到海外地區。John J. Pershing將軍向位於法國的美國遠征軍公佈一道官方公告，敦促著「節制性活動是美國遠征軍的責任，不管是為了在戰爭中更具戰力，或者是為了戰後回國美國人民的衛生考量」。Pershing與美國軍方試圖關閉美國遠征軍營地附近的妓院，但這項活動因為法國方面的反對而未成功。Georges Clemenceau總理指出，「全面禁止美軍駐營附近的常規性服務活動」的結果，只是增加「附近地區居民的性病感染」。最後，美國必須要畫清界線並禁止軍隊進入法國平民地區。[35]

Raymond Fosdick的任務中最正向的部分，就是提供士兵們具有建設性的替代品，取代酒精與惡習－「健康的娛樂與夥伴」。正如預期地，婦女委員會與婦女組織們積極地配合。她們遵從戰爭部長Baker的禁令：政府「不能允許這些年輕人被惡習與低落士氣的環境給圍繞，政府也不能不做任何措施來保護年輕人遠離不良的影響與粗鄙的誘惑」。然而，婦女委員會發現到，保護年輕男孩之道德與健康的偉大事業中，她們最大的挑戰卻是組織裡年輕女孩的道德。不幸的一面是，駐紮士兵的問題在於防止女孩們被戰爭與迷人制服的吸引力與浪漫給誤導。幸運的可能是，也許，馬里蘭委員會建議成立的「榮譽愛國聯盟」，能夠啟發女孩們接受對於女性道德與國家忠誠的最高標準。[36]

沒有任何團體比新興社會工作團體更欣賞Fosdick與其軍事訓練委員會的成績。在遊樂場與娛樂協會（Playground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及Russell Sage基金會欽選之助手的圍繞下，Fosdick一夥人試著「在每個軍營附近建立大型設施。從沒有其他軍隊看過這些東西，那正是娛樂與社區組織運動的產物，是那些主張有創意地運用閒暇時間的人的勝利」。[37] 社會工作者將這個計畫視為巨大的成功。具影響力的《Survey》雜誌將這些成果總結為「現代社會工作中最了不起的一塊」。[38]

社會工作者對於禁酒活動也很雀躍。慈善與懲教全國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在1917年時拋棄任何可能抵觸禁酒令且無涉價值觀的主張。（該組織後來更名為社會工作全國會議）紐約慈善組織協會的Edward T. Devine在1917年訪俄回國後，驚呼：「禁酒令後的社會改革甚至比廢除專制的政治改革要來得更為影響深刻。」而大型設施運動的主將兼老牌禁酒主義者Robert A. Woods，在1919年第18號修正案時預測「該法案是史上最偉大的活動，將能減少貧困、掃除賣淫活動與犯罪，並解放長久以來被抑制的人類潛能」。[39]

1917到1918年的社會工作全國會議主席Woods，長久以來譴責酒精為「可憎的惡魔」，他是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相信「基督教政治家」在「該作之事的宣傳下」，能夠在協作與社群的路線下基督化社會秩序，走向神之榮耀。就像許多虔信主義者，Woods並不在乎信仰或教條，他只在乎以公共的方式推動基督教，身為積極的主教，他的「教區」是廣大的社會。在Woods的安置工作中，他偏好以安置住房作為改革核心來隔離「不合群者」，特別是那些「流浪漢、酒鬼、貧民與智能不足者」。「程度加重的酒鬼」得接受嚴厲等級不斷加重的「懲罰」，刑期不斷加長。透過圍捕與囚禁街友來擺脫「流浪惡漢」，那些被逮捕的人會被丟到流浪漢工坊裡進行強迫性勞動。

對於Woods而言，世界大戰是重大事件，促進了「美國化」，一個「在忠誠與信仰下之良好秩序的偉大人性化過程」。[40] 這場戰爭奇妙地釋放了美國人民的能量。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將戰時的氣勢延伸到戰後的世界。Robert Woods讚頌著1918年春季的戰爭集體主義社會，並問出關鍵問題：「難道這個世界不應該一直如此？為什麼不在戰後也沿續這個狀態，這個緊密結合、範圍廣大又蓬勃發展的服務、合作與建設性的創造能量？」[41]

31 參Raymond B. Fosdick，《Chronicle of a Generation: An Autobiography》，（New York: Harper & Bros.，1958年），頁133。另參Peter Collier、Davi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6），頁103–05。Fosdick對於在美國街上叼著雪茄巡邏的警察感到特別吃驚！Fosdick，《Chronicle》，頁135。

32 美國社會衛生協會及其深具影響力的《Social Hygiene》期刊，是「淨化聖戰」的主要組織。這個組織是紐約醫生Dr. Prince A. Marrow受到美國社會衛生與道德預防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Sanitary and Moral Prophylaxis, ASSMP）的啟發而成立，ASSMP成立於1905年，該組織提倡性病防治並偏好法國梅毒論者Jean-Alfred Fournier的可控論。不久後，ASSMP芝加哥分部提出的「社會衛生」與「性愛衛生」等術語在他們的醫藥與科學主張中廣為使用，ASSMP在1910年更名為美國性愛衛生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for Sex Hygiene, AFSH）。最後，AFSH這個醫生協會在1913年底時與全國警惕協會（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合併，組成美國社會衛生協會（American Soc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SHA），全國警惕協會的前身是美國純潔聯盟（American Purity Alliance），宗教人士與社會工作者的組織。

在這波社會衛生運動中，道德與醫學主張如影隨形。因此，Dr. Morrow相當歡迎性病的新知，因為這代表著「性罪惡的懲罰」不再是「之後的事」。

ASHA的首任主席為哈佛大學校長Charles W. Eliot。在他首次會議的談話中，Eliot明確指出全面禁止酒精、菸草，甚至是香料，是反賣淫與淨化聖戰的重要組成。

有關這群醫生、淨化聖戰與ASHA的建立過程，參Ronald Hamowy，「Medicine and the Crimination of Sin: ‘Self-Abuse’ in 19th 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I，（1972年夏）：247–59；James Wunsch，「Prostitution and Public Policy: From Regulation to Suppression, 1858–1920」，芝加哥大學1976年博士論文；Roland R. Wagner，［Virtue Against Vice: A Study of Moral Reformers and Prostitu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有關Morrow，參John C. Burnham，「The Progressive Er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Sex」，《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9，（1973年3月）899；與Paul Boyer，《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 1820–1920》，（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年），頁201。另參Burnham，「Medical Specialists and Movements Toward Social Control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ree Examples」，收錄於J. 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ssays in Associational Activities in Modem America》，（New York: Free Press，1972），頁24–26。

33 於Daniel R. Beaver，《Newton D. Baker and the American War Effort 1917–1919》，（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6年），頁222。另參同上，頁221–24；與C.H. Cramer，《Newton D. Baker: A Biography》，（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1961年），頁99–102。

34 Fosdick，《Chronicle》，頁145–47。當Storyville在1917年禁止賣淫後，與傳說中正好相反，這個城市從來沒有「關閉」沙龍，舞廳依然開放，爵士舞廳從沒有真正在Storyville或新奧爾良被關閉，因此，這些場所從沒真正被迫歇業。有關Storyville關閉事件對爵士史之影響的歷史修正主義觀點，參Tom Bethell，《George Lewis: A Jazzman from New Orlea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年），頁6–7；及Al Rose，《Storyville, New Orleans》，（Montgomer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4年)。此外，Storyville的後期發展，參Boyer，《Urban Masses》，頁218。

35 參Hamowy，《Crimination of Sin》，頁226以後。Clemenceau的引言收錄於Fosdick，《Chronicle》，頁171。Newton Baker的御用傳記作家宣稱Clemenceau的反應展現出「他身為『法國虎』的動物傾向」。Cramer，《Newton Baker》，頁101。

36 Clarke，《American Women》，頁90、87、93。在某些案例中，婦女組織採取攻擊性措施來掃除她們社區中的惡習。1917年時，德州反惡習婦女委員會在所有軍事基地周圍建立「乾淨區域」。該年秋季時，該委員會與德州社會衛生協會合作，一起從事根除妓院與沙龍的工作。San Antonio成為她們最大的問題。Lewis L. Gould，《Progressives and Prohibitionists: Texas Democrats in the Wilson Era》，（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3年），頁227。

37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5。

38 Fosdick，《Chronicle》，頁 144。戰後，Raymond Fosdick的名利接踵而來，首先是國際聯盟的副秘書長，而後畢生都處於John D. Rockefeller身邊的內部集團核心。有了這些，Fosdick一舉成為Rockefeller基金會的頭兒，兼任Rockefeller家族的御用傳記作家。同時，Fosdick的哥哥Rev. Harry Emerson成為Rockefeller欽選的教區主掌，任職於Park Avenue Presbyterian教堂，而後轉任Rockefeller資助的宗派間Riverside Church。Harry Emerson Fosdick成為Rockefeller對抗新教的主要協助，偏好後千禧派、國家主義、「自由派」新教，並反對千禧派基督教，他在一戰的前幾年就以「原教旨主義者」出名。參Collier與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42、151–53。

39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6；Timberlake，《Prohibition》，頁66；Boyer，《Urban Masses》，頁156。

40 Eleanor H. Woods，《Robert A. Woods; Champion of Democracy》，（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29年），頁316。另參同上，頁201–02、頁250以後、頁268以後。

41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7。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Tue, 18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erin leigh mcconnell via photopin cc

第19號修正案是一戰的另一個直接產物，伴隨著禁酒令，但是影響時間更久。國會在1919年提出第19號修正案並在隔年批准，該修正案允許婦女投票。婦女參政運動長久以來一直與禁酒運動結盟。福音派虔信主義者亟欲對抗貌似對他們不利的民意，從而開始呼籲婦女選舉權（並在許多西部洲制定相關草案）。他們之所以這們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虔信派婦女在社會上或政治上都很活躍，相對的，民族派與禮拜式婦女則往往因為文化上與廚房和家庭的羈絆而不太會去投票。因此，婦女選舉權將會大幅提高虔信派的投票實力。禁酒黨在1869年成為第一個支持婦女選舉權的政黨，並且持續保持此一立場。進步黨也同樣熱衷於婦女選舉權；它是第一個出現婦女代表的全國性政黨。基督教聯合戒酒婦女會是婦女選舉權組織的領頭者，該婦女會在1900年時已經達到300,000會員的可觀數目。婦女選舉權組織的主力－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連續三任主席的政治運動生涯都從禁酒主義者開始－Susan B. Anthony、Mrs. Carrie Chapman Catt與Dr. Anna Howard Shaw。Susan B. Anthony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議題：

這個國家有個內敵，敵人就是酒醉。所有和賭場、妓院、車廠工作相關的人都是反對婦女選舉權的鐵票，我的意見是，如果你相信貞潔，如果你相信誠信，那就採取必要的措施，把選票交到婦女手中。[20]

內布拉斯加州德美同盟會（German-American Alliance of Nebraska）針對1914年11月婦女選舉權公投的失敗發出呼籲。呼籲內容為德文，寫著：「我們的德國婦女並不想要投票的權利，而且，因為我們的對手呼籲選舉權的目的是為了要在我們的脖子銬上禁酒的枷鎖，我們應該盡其所能地反對…」[21]

美國加入一戰，提供了克服婦女選舉權之反對勢力的動力，不管是作為禁酒成功後的順理成章推論，或是作為婦女組織在戰爭中效力的回報。為了關閉循環，這些政治活動還包含杜絕色情，以及針對移民族群進行「愛國教育」。

美國宣布參戰後不久，國防委員會就建立了婦女防禦工作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婦女委員會出名。這個委員會的目標是「協作組織化與非組織化的婦女活動與資源，讓她們的力量能夠在被需要時所用，並提供一個讓婦女與政府部門合作的新管道」。[22] 前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之會長Dr. Anna Howard Shaw，轉而擔任婦女委員會主席的全職工作，另一位婦女委員會的主要成員Mrs. Carrie Chapman Catt，同時兼任選舉權團體的主席，同樣也是突出的參政婦女。

婦女委員會很快地就在全國各地設立組織，並於1917年6月19日召集了超過50個全國性婦女組織來討論整合彼此的努力成果。正是在這個會議上，不倦不怠的食品獨裁Herbert Hoover「強加了第一個明確指派給美國婦女的任務」。[23] Hoover以「保存」與消除「浪費」之名，邀請全國婦女一同參與他控制、限制與卡特爾化食品工業的野心計畫。婦女委員會的委員之一Mrs. Ida M. Tarbell慶祝著這項發展，她同時也是進步主義作家與扒糞記者（muckraker）。Mrs. Tarbell稱讚：「公眾越來越能意識到，我們正進行的（美國參戰）計畫是全國性的民主事業，如果個人或者社會想要投入一份心力，就必須要與華盛頓政府協力合作。」Mrs. Tarbell繼續說道：「除了我們正走向中央集權的方向外，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目前全國婦女正通力合作的行動。」[24]

可能因為Mrs. Tarbell是「主導者」之一，而非「被主導者」，而更加熱衷於這些事務。Herbert Hoover在婦女大會中提出，每一位參與分送「食品質押卡」的婦女都是食品保存局的代表。由於公眾對於食品質押的支持沒有預期熱烈，推廣食品質押的教育工作變成為婦女保存運動的重點。婦女委員會任命Mrs. Tarbell為其食品管理局委員會的主席，她不倦地組織活動，並代表該委員會投書各新聞與雜誌。

除了食品管制之外，另一項婦女委員會的重要任務是將全國婦女分配到各式無償或有償的戰備服務。國內每一位超過16歲的女性都被要求要填寫並繳交一份附有相關訊息的註冊卡，揭露個人曾經接受的訓練、工作經驗，以及希望工作的類別。如此一來，政府就會知道每一位婦女的技能狀況，從而讓政府與婦女之間的互助更加緊密。在許多洲內，特別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諾州，洲政府還設立了學校來訓練這些註冊者。儘管婦女委員會不斷聲稱這些註冊都是自願性活動，但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如Ida Clarke所述，洲政府發展了一套「創新又聰明」的方法來促進這項計畫：強制性的婦女註冊。

路易斯安那州長Ruftin G. Pleasant下令1917年10月17號為強制註冊日，並讓一幫子洲政府官員配合這項活動。洲政府的食品委員會則確保所有人都參與食品質押活動，洲學校委員會更將10月17號宣布為假日，讓教師能夠協助這項強制性註冊，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共計有六萬名婦女替路易斯安那州的登記活動工作，她們和洲食品保存局官員、教區的示範人員一起工作。在該洲的法國區，天主教神父在呼籲所有女性教友履行註冊義務上發揮了重要的個人價值。宣傳單在法國區中流傳，挨家挨戶地宣傳，婦女活動家在戲院、學校、教堂與法院等處發表敦促註冊的演講。人們被告知所有的回饋都將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任何阻力被提及。人們也被告知「就連黑人族群也對這個議題相當活躍，在黑人牧師的呼籲下有時也會參與白人的會議」。[25]

另一項婦女註冊與食品管制運動的助力，雖然規模較小卻更險惡，是由國會在1917年1月底於華盛頓舉辦的大型建設性愛國主義會議中成立的戰前婦女組織，也就是所謂的全國婦女服務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Woman’s Service, NLWS），該聯盟所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其職責後來與規模更大的婦女委員會重複。這兩個組織的差異在於，NLWS的組織結構與軍隊很相像。每一個地方工作小組都被稱為「分遣隊（detachment）」，聽命於「分遣隊長（detachment commander）」，區範圍與洲範圍的分遣隊會在年度「營會（encampment）」中集會，每一位女性成員都穿著制服並配戴組織徽章。具體而言，「所有分遣隊都接受標準化與體能化的訓練」。[26]

婦女委員會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愛國主義教育」。政府與婦女委員會認知到移民族群女性最需要受到這類指導，因此設立了教育委員會，由精力充沛的Mrs. Carrie Chapman Catt領導。Mrs. Catt清楚地向婦女委員會解釋這個問題：上百萬的美國民眾並不清楚我們為什麼參戰。Ida Clarke重釋了Mrs. Catt的意思：「我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以保護後代不受無良軍國主義的威脅。」[27] 假設美國「過分周到」的軍國主義不會產生任何問題。

Mrs. Catt接著說，冷漠與無知比比皆是，她提議動員兩千萬美國婦女，那些「社區中的情感凝聚佼佼者」，進行「大規模的教育活動」，來讓婦女們「熱心地參與，推動戰爭盡可能地快速勝利」。Mrs. Catt繼續說道，然而，她澄清自己呼籲支援戰爭之目的，是因為「不管這個國家想不想要」，我們都已經在戰爭中，因此，為了贏得戰爭，「犧牲」是必要的，「不管願意或不願意」。結束時，Mrs. Catt以單一論點作為總結，在所謂的必要性之外，將「終結戰爭視為戰爭」，是勝利的前提。[28]

婦女組織的「愛國教育」運動，主要目標是要「美國化」移民婦女，透過積極地說服她們（a）歸化為美國公民，以及（b）學「本國英語」。該運動搭配「美國第一」的口號，透過敦促移民學習英語、讓女性移民參加下午或晚上的英語班，來達成民族團結。這些愛國婦女組織對於保持這些移民的家庭結構也投以關注。如果孩子學英文，但父母卻沒有學英文，這些孩子將會藐視他們的父母，「父母管教與控制將會失效，整個家庭結構將被削弱。從而導致社區中的重要保守勢力失效」。為了保存「年輕人的家教」，「透過語言來美國化外國婦女成為迫切需要」。在賓州的Erie，婦女俱樂部會推舉「社區保姆（Block Matrons）」，其工作是去了解社區裡的外國家庭，並支援學校單位敦促移民學習英語，以Ida Clarke的話來說，這些社區保姆會「成為鄰居、友人，以及社區中外國婦女的傾訴對象」。大家都會想要聽聽獲得社區保姆關注之對象的意見。

總之，美國化運動的結果，如Ida Clarke的總結：「這個國家的婦女組織扮演了重要角色，將美國塑造為具有共通語言、共通目標、共通美國夢的國家。」[29]

政府與其婦女組織也沒有忽略了進步性的經濟改革。在1917年6月婦女委員會會議中，Mrs. Carrie Catt強調戰爭中的最大問題，在於確保婦女「同工同酬」。會議建議要成立委員會，確保勞動雇用不會違反「道德法則」，並讓限制（「保護」）婦女與兒童的法律能被嚴格執行。顯然，最大化生產力以備戰的這個目標有時候會變得次要。

全國婦聯工會（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s League）主席Mrs. Margaret Dreier Robins讚譽道，婦女委員會正在各洲組織保護婦女與兒童勞工之最低勞動標準的委員會，要求最低薪資並縮短婦女勞工的工時。Mrs. Robins特別警告：「過去有為數廣大的無組織婦女在勞動市場中以低於水準的條件就業，這些婦女多在那些美國化程度低、美國理想中最陌生的產業中工作。」因此，「美國化」以及動員婦女勞工這兩件事得齊頭並進。[30]

20 引述於Alan P. Grimes，《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an Suffrag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頁78。

21 Grimes，《Puritan Ethic》，頁116。

22 Ida Clyde Clarke，《American Women and the World War》，（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1918年），頁19。

23 Clarke，《American Women》，頁27。

24 同上，頁31。事實上，Mrs. Tarbell的扒糞活動，對象僅限Rockefeller與Standard Oil。她相當偏好摩根家族，她在1925年替US Steel的Elbert H. Gary寫的美化傳記，以及1932年替GE的Owen D. Young寫的美化傳記可以作為見證。

25 同上，頁277、275–79、58。

26 同上，頁183。

27 同上，頁103。

28 同上，頁104–05。

29 同上，頁101。

30 同上，頁129。Margaret Dreier Robins和她的丈夫Raymond基本上就是一對愛國主義的進步派夫妻。佛羅里達州出生的Raymond，是白手起家的成功掏金客，在阿拉斯加的荒野經歷神秘體驗後成為虔信佈道者。Raymond後來搬到芝加哥定居，並成為市政改革的領導者。Margaret Dreier和Mary兩姊妹出生於紐約的有錢社會名流，她們的家族資助新興時期的全國婦聯工會。Margaret在1905年嫁給Raymond Robins後搬到芝加哥，很快就成為該工會的長壽主席。Robins一家在芝加哥組織進步主義政治活動超過20年，並在1912年到1916年間成為進步黨的主要領導人物。一戰期間，Raymond Robins以俄國紅十字計畫領導的身分，參與了重要的外交活動。有關Robins一家，參Allen F. Davis，《Spearhead for Reform: Th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890–191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

有關婦女戰時作業與婦女選舉權，參選舉權運動的標準歷史：Eleanor Flexner，《Century of Struggle: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theneum, 1968），頁288–89。有趣的是，國家戰爭勞工局（National War Labor Board，NWLB）直接就接受「同工同酬」的概念，透過增加雇主的成本來達成限制婦女就業之目的。NWLB接受超額雇用婦女的唯一條件，是「雇用女性不再比雇用男性更加有利可圖」。引述於Valerie I. Conner，「‘The Mothers of the Race’ in World War I: The National War Labor Board and Women in Industry」，《Labor History》，21，（1979–80年冬）：34。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Thu, 13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oston Public Library via photopin cc

Higgs教授書中所遺漏的少數關鍵之一，就是後千禧年論虔誠新教在趨使美國走入國家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830年代主導北部的洋基地區後，侵略性的「福音派」虔信主義在1890年代征服了南方的新教，並在20世紀後與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主義中扮演要角。「福音派」虔信主義認為盡可能地讓其他人也獲得救贖是讓自己能夠獲得救贖的必要之一，無可避免地，國家必須變成最大化人類獲得救贖機會的神器。具體而言，國家在排除罪惡、「使美國變得神聖」中扮演樞紐角色。對於這些虔信主義者而言，罪惡被廣泛定義成任何可能會蒙蔽心智而讓人無法達到救贖的事物。尤其重要的是奴隸制（直到內戰之前）、惡魔的蘭姆酒，以及羅馬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羅馬天主教廷。內戰後的幾十年間，虔信主義者用來對抗政敵民主黨的指控，從奴隸制變為「叛亂」。[7] 到了1896年，隨著南方新教的福音式轉變以及聯邦對人煙稀少之虔信派州地區的承認，William Jennings Bryan成功地將這些因素結合，並把民主黨轉變成虔信主義的政黨，永遠終結了該黨曾經引以為榮的理想－禮拜式（天主教派與路德教派）基督教、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體制。[8]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虔信主義者都是後千禧年論者：他們相信基督再臨只會出現在人類努力下於地球建立神之國度的千年之後。因此，後千禧年論者傾向國家主義，將國家視為加速耶穌再臨的器具，排除罪惡並基督教化社會秩序。[9]

Timberlake教授簡練地總結了這種政治與宗教間的衝突：

不像那些將世界視為無救腐敗的極端主義與末日教派，也不像羅馬教廷、聖公會與路得教派那些對於宗教影響文化保持較寬鬆態度的保守教派，福音派新教把克服腐敗視為動態活動，不只說服他人信基督，更透過法律與政治權力基督教化社會秩序。根據這個觀點，基督徒的責任在於使用國家的世俗權力來打造社會，讓社群的信仰保持純潔、讓救贖的工作變得簡單一點。因此，法律的作用不只是限制邪惡，更是教育與拉抬。[10]

禁酒主義與進步主義改革都具虔信主義色彩，而這兩個運動都在1900年擴展之後逐漸交織。曾經只有單一訴求的禁酒黨，在1904年後逐漸演變成進步主義。1900年後的禁酒主義主要活躍成員反沙龍聯盟，也開始大幅投入進步主義改革。該聯盟1905的年會上，Howard H. Russell牧師讚頌進步主義改革運動的進展，並讚揚Theodore Roosevelt，稱他為「英雄楷模的領袖，具有絕對誠實的人格與純潔的人生，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11] 反沙龍聯盟1909的年會上，Purley A. Baker牧師稱讚工會運動是正義與公平交易的神聖十字軍東征。該聯盟1915的年會吸引了上萬人，集結了國家主義、社會服務與好鬥基督徒，這種組合是1912年進步黨成立大會的標誌。[12] 該聯盟1916的年會上，主教Luther B. Wilson申明，在場的所有人對於即將提出的進步主義改革都無異議支持。

在進步主義當政期間，社會福音成為虔信派基督教的主流之一。大多數福音教派的教會都建立社會服務委員會來推廣社會福音，幾乎所有的教派都接受教會委員會與教會聯邦委員會社會服務部在1912年制定的社會信條（Social Creed ）。信條中呼籲廢除童工、建立婦女勞動法、成立工會的權力（即強制性集體談判）、消除貧困，以及「公平」分配國家生產。飲酒問題也是社會議題之一。信條認為，酒精是人類建立神之國度的嚴重障礙，信條主張「保護個人與社會免於酒精這個社會、經濟與道德上的浪費」。[13]

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的領袖們過去都是國家主義的狂熱擁護者。包括Walter Rauschenbusch牧師與Charles Stelzle牧師，在美國參與一戰之後，他們的《Why Prohibition!》透過聯邦教會委員會的禁酒委員會，分送到工會領袖、國會議員、與重要政府官員的手上。Josiah Strong牧師是特別重要的社會福音運動領袖，他透過自己的美國社會服務機構（Ame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Service）發行《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月刊。在1914年7月刊某篇支持禁酒主義的文章中，《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歡呼著進步主義的精神終於終結了「個人自由」：

「個人自由」終於成為被廢黜的無冕王，無人崇敬。社會意識至今已被開發、變得專斷，社會機構與政府必須要留意自身的職責，並且共同分擔。我們不再害怕「父權主義」這個古老的妖怪。我們大膽地聲明，政府的責任就在於父權式的關愛。「沒有人可以置身於一個真正的政府之外。」[14]

身為一個真．十字軍，虔信主義者在替美國除罪化的這條路上並不滿足於此。如果虔信主義者們真的相信美國人是神選之人、美國是神選之地，他們的宗教與道義責任當然不會停止於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世界就像是美國的藏寶地。就像Timberlake所描述的，美國建國的過程就是一次神選之地的映證。

因此，將這些理想與機制向外推廣，成為美國的任務，讓整個世界都成為神之國度。美國新教徒不僅只滿足於在美國境內進行改革，還強迫性地覺得也應該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這麼做。[15]

美國參與一戰替這個新教徒之夢提供了實現的機會。首先，所有的糧食生產都在食品獨裁者Herbert Hoover的控制之下。如果美國政府控制、分配糧食資源，它應該要允許這麼珍貴的穀物供應被所謂「非罪即浪費」的酒品生產給吸收？就算只有低於2%的美國穀物收成用於酒品生產，想想這些穀物可以被用來餵飽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飢童吧。進步色彩的《Independent》周刊煽動地描述。「難道不是『眾人有得食』或『少數人享酒』的二選一？」為了「保存糧食」這個虛偽的目的，美國國會於1917年8月10號修訂食品與燃油管制法，全面禁止糧食投入酒品生產。國會本來大可直接禁止酒品生產，但Wilson總統被反沙龍聯盟給說服，這麼做雖然較慢達到目標，但是可以免於被國會阻撓議案而延宕。然而，進步主義兼禁酒主義者Herbert Hoover，進一步說服Wilson在10月8號下令，大幅降低啤酒的酒精含量並限制可用於酒品生產的糧食數量。[16]

禁酒主義者利用管制法規與戰爭愛國主義來產生良性效應。新墨西哥州的洲長夫人W. E. Lindsey在1917年11月發表有關管制法令的演說，宣稱：

撇開酒品所造成的長串悲劇清單不談，其所造成的經濟浪費在此刻已經不容忽視。在這麼多盟國人民瀕臨飢荒的狀況下，繼續生產威士忌對我們而言簡直就是有罪的忘恩負義。[17]

戰爭期間禁酒主義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保護美國士兵免於酒精對其健康、道德與不朽靈魂的危險。作為其結果，國會在1917年5月18日《選擇性服務法》中，在所有軍事基地區域建立禁酒區，在這些軍事區內，販賣或甚至是餽贈酒品都被視為非法，即便是在私有住宅也是如此。任何飲酒的軍人都會被送交軍事法庭。

反沙龍聯盟提出的憲法第18修正案是走向全國性禁酒主義最重度的推力，該修正提案取締製造、販賣、運輸與進出口所有的烈酒。提案由國會通過，並於1917年12月在各洲生效。那些主張禁酒令無法徹底執行的反禁酒人士，最後都會遇到原則性問題：難道他也要因為謀殺和搶劫無法徹底防治，而反對禁止謀殺與搶劫嗎？而那些主張私有財產會被不正當沒收的論點，也會因為沒收那些對健康、道德與人民安全有害的財產總是不予補償的慣例給刷下。

《禁酒法》把酒品分類成烈酒（禁止）以及啤酒與葡萄酒（限制）後，釀酒業試著要和蒸餾酒這個汙點劃清界線來減少損失。美國釀酒協會堅持：「啤酒屬於低酒精濃度葡萄酒與軟性飲料那類，而不是烈酒那類。」釀酒商們強調他們對於「一次斷絕烈酒對於整體生產力之桎梏」的意願。這種懦弱的態度對釀酒商無益，畢竟，禁酒令的主要目的就在一次打擊所有釀酒商，這些釀酒商的產品正是受到贈恨之德裔美國人的日常習慣飲品，不論是天主教或路德教派，不論是禮拜式教徒或者是飲酒人士。德裔美國人不過是進入一場公平遊戲。難道他們不是邪惡皇帝的代表，一心只想征服整個世界？難道他們不是有意識地持續令人害怕的匈奴「文化」，旨在摧毀美國文明？大部分的釀酒商難道不是德國人嗎？

因此，反沙龍聯盟怒喝道：「這個國家裡的德國釀酒商正在癱瘓成千上萬的人，從而削弱這個共和國在對抗普魯士戰爭中的力量。」顯然，反沙龍聯盟並未注意到，位於德國的德國釀酒商也正在執行可貴的任務，削弱「普魯士軍事力量」。釀酒商被指控支持德國以及接受大眾補貼（顯然，只要是支持英國，或者是接受補貼的非釀酒商，就可被接受）。這些指控的高潮來自於某位禁酒主義者，他警告：「我們在國內也有德國敵人。而這些德國敵人中最糟糕、最危險、最險惡的，就是Pabst、Schlitz、Blatz和Miller。」[18]

在這種氣氛下，釀酒商根本就沒有翻身機會，第18號修正案進入各洲，取締所有型式的酒品。由於先前已經有27個洲實施酒品取締，這意味著只有9個洲需要批准這道修正案，而這直接涉及到聯邦憲法一直以來的警察權力問題。37個洲在1919年1月16號批准第18號修正案，當年2月底，除了新澤西洲、羅德島、康涅狄格州這3洲以外的所有洲，都將酒品視為違憲。技術上而言，該修正案會在隔年1月生效，但是國會透過通過1918年11月11號的《戰爭禁止法》來加快腳步，該法於隔年5月之後禁止酒類生產，並在1919年6月30號之後開始取締所有含酒精飲料的銷售，這項禁令的效力將持續到解除動員為止。因此，全國性的禁酒其實從1919年7月1號就開始，並在半年後由第18號修正案接手。憲法修正還需要國會級的強制執行法，因此，國會提出了《國家禁酒法》，該法案在1919年10月底時壓過Wilson的否決而通過。

隨著對抗惡魔蘭姆酒之戰的主場勝利，這些不安分的虔信禁酒主義者也開始尋找新的征服地點。今天是美國，明天就是全世界。勝利者反沙龍聯盟在1919年6月呼籲於華盛頓召開國際禁酒會議，建立全球抗酒聯盟。但說到底，全球化禁酒需要先達成全球化民主的這個任務。禁酒主義者的目標在Rev. A.C. Bane於1917年反沙龍聯盟年會上的談話中熱情闡述，當時該聯盟在美國境內的勝利已經觸手可及。面對瘋狂歡呼的民眾，Bane大聲地說：

美國將在人類最偉大的（對抗酒精）戰爭中「攻頂」，並在這個國家崇高的進步中設下耀眼的禁酒主義標準。接著，將關注海外姊妹國對我們的招手，他們同樣與古老的敵人掙扎，我們將帶著宣教與十字軍的精神上前，協助將飲酒的惡魔從所有文明中去除。在美國的帶領下，帶著對全能上帝的信仰，以我們愛國的雙手揮舞著象徵純潔公民的不朽旗幟，我們很快就能替人類帶來全球性禁酒的這個無價之禮。[19]

幸運的是，這些禁酒主義者發現世界是個難以對付的對象。

7 1884年競選活動的民主黨人在內戰後第一次當上總統，末期出現憤慨標語－民主黨是「蘭姆、羅馬教派與叛亂」之黨。紐約的新教牧師可以用這個短句來總結虔信主義運動中的政治關注議題。

8 有關美國「民族宗教」政治歷史的文獻介紹，參Paul Kleppner，《The Cross of Culture》，（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0年）；及，作者同上，《The Third Electoral System, 1853–1892》，（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年）。有關共和黨形成虔信主義政黨的最近期研究，反思反奴隸制、禁止主義與反羅馬教廷等虔信主義關注議題之間的關聯，參William E. Gienapp，「Nativism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Majority in the North before the Civil War」，《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2，（1985年12月），529–559。

9 禮拜派追隨的奧古斯丁正統基督教是「無千禧年論」，認為「千禧」只不過是隱喻，耶穌會在基督教會面臨危機時依照自己決定的不定時間再臨，無須人類的協助。21世紀初出現的「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都是「前千禧年論者」，他們相信基督會在千年「磨難」與末世之前再臨，直到歷史真正結束。前千禧年論者或「千禧年論者」並沒有像後千禧年論者那樣的國家主義傾向，相反的，他們專注於預測末日與耶穌再臨。

10 James H. Timberlake，《Prohibition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20》，（New York: Atheneum，1970年），頁7–8。

11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33。

12 進步黨大會融合了進步主義運動的所有主要族群：國家主義經濟學家、技術官僚、社會改革工程師、社會工作者、虔信派宗教人士與J.P. Morgan & Co的生意夥伴。進步黨與會主要代表是社會福音領導者－Lyman Abbon、牧師R. Heber Newton與牧師Washington Gladden。進步黨宣稱自己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宗教精神復興」。Theodore Roosevelt的就職演說被稱為「信仰的自白」，「阿們」被當作標點符號，配上與會代表們不間斷的虔信基督教讚美詩。他們唱《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以及復古主義讚歌《Follow, Follow, We Will Follow Jesus》，把歌中的Jesus換成Roosevelt。大感震驚的《New York Times》把進步主義團體稱為「狂熱大會」，作為這次不尋常經驗的總結。它加註：「這場演說甚至不能說是大會。它是宗教狂熱份子的集會。就像Peter和Hermit主持的一樣。它就像政治版的衛道派營隊。」引用於John Allen Gable，《The Bull Moose Year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ive Party》，（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1978年），頁75。

13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24。

14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27。文章中的斜體字。或，如Rev. Stelzle在《Why Prohibition》所述：「不管是行事、飲食、享受天倫之樂，或甚至是活著，只要是與公共必要法有所牴觸，就不存在所謂絕對的個體權利。」引述於David E. Kyvig，《Repealing National Prohibi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年），頁9。

15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37–38。

16 參David Burner《Herbert Hoover: A Public Life》，（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9年），頁107。

17 James A. Burran，「Prohibition in New Mexico, 1917.」，新墨西哥《Historical Quarterly》48刊，（1973年4月）：140–141。當然，Lindsey女士並不管那些因為英國海軍封鎖而飽受飢餓之苦的德國人、盟軍與歐洲內陸國家人民。新墨西哥州內唯一抵制1917年禁酒運動的地區是西班牙裔天主教區。

18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179。

19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180–181。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照片：Bernard Baruch via Wiki

歷史學者一般將一戰期間的計畫經濟當成因應當下需求的孤立事件，認為它不具深刻的長遠意義。但正好相反，這段戰爭集體主義被當成典範與靈感來源，成為打造20世紀美國歷史的強大勢力。對大型企業而言，戰時經濟成為全國性協作與卡特爾化的範本，穩定生產、價格與利潤，用一套它們能強力操作並能協調各大經濟團體的系統，來取代老式的自由放任競爭。這是一套以標準化之名來廢除競爭多樣性的系統。戰時經濟替Bernard Baruch與Herbert Hoover等商人鍍上一層漂亮的外衣，他們稱商務團體之間的協作「關聯」為1920年代的商務部長（Secretary of Commerce），正是這種關聯主義替羅斯福的AAA與NRA等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主義鋪平了道路。

戰時集體主義也替這個國家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打造出典範；似乎出現可用來取代自由放任系統的體制，不再是暴動與階級憎恨的馬克斯工人主義，而是由一個全新的強大國家以及各主要經濟團體來領導、規劃與組織經濟。這種「混合經濟」並非巧合地正是一種新重商主義，主要的人員配置就是那些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後一點，大企業以及自由派都將戰時模式當成組織與整合勞動階層的方法，一般而言很難掌控的勞動階層，透過相對應之工會領導人的管束，被馴服成企業主義系統裡的一個小老弟。

終其一生，Bernard Mannes Baruch努力要恢復戰時模式的輪廓。為此，他在總結WIB經驗時，Baruch讚美道：

許多商人都在戰爭期間經歷了他們從執業以來第一次遇到的感受，經歷到他們的統合、合作與一致行動，不僅對自己也對普羅大眾所帶來的重大好處…

Baruch呼籲持續維持這樣的合作組織，「開創紀律」來消除「浪費」（也就是競爭）、互換交易訊息、企業間重新分配供應與需求、避免「奢侈的競爭」、重新調配生產的地點。為了完善公司國家的輪廓，Baruch敦促這些組織得由聯邦機構來管理，不是商務部就是聯邦貿易委員會

這個機構的職責是在政府嚴格督導之下鼓勵這樣的合作與整合…[46]

Baruch也設想了一組聯邦委員會來進行戰後的勞動培訓與分配。至少，他也呼籲要合法化戰時之價格管制、企業整合與動員等措施。[47]

在1920到1930年代，Bernard Baruch扮演著趨往公司國家的主要啟發者；此外，這股趨勢的許多領導者都曾於WIB這段激勵人心的時期聽命於Baruch，這些人也持續在全國性事務中扮演著Baruch小弟的角色。在Baruch的協助下，Moline Plow Company的George N. Peek在1920年代初期，倡議由聯邦政府組織之農業卡特爾來補貼農產品價格，這項措施在總統胡佛於1929年組建之聯邦農業委員會（Federal Farm Board，FFB）中達到高峰，隨後在羅斯福的AAA中又上高峰。當然，Peek的農具機生意在這些農業補助中獲得許多好處。胡佛任用的首任FFB主席不外乎是Baruch在一戰期間的頂尖盟友－農業設備龍頭製造商International Harvester的Alexander Legge。當羅斯福創建AAA時，主席的位置直接就先給了Baruch，然後再傳給Baruch的小弟George Peek。

Baruch不僅在提倡公司國家主義上不落人後，他在1930年春提出於和平時期建立類似WIB的組織，作為「產業的最高法院」。隔年9月，GE總裁Gerard Swope，也是Baruch之知己Herbert Bayard Swope的手足，提出一套精心策劃的公司國家系統，該系統基本上就是戰時規劃經濟的複刻版。與此同時，Baruch的其中一個老友－前國務卿William Gibbs McAdoo，提出一套很類似的「和平時期產業委員會」計畫。胡佛否決了這些計畫後，由羅斯福透過NRA來體現這些計畫，羅斯福選任Gerard Swope來協助完成最終草案，並挑選Hugh S. Johnson將軍來主導這個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重要工具，他是Baruch的弟子與一戰盟友，同樣來自Moline Plow Company。Johnson被解任後，由Baruch本人獲得該職位。[48]

其他的NRA主導官員清一色是戰時動員的老兵。Johnson的參謀長是Baruch的老友John Hancock，他在戰爭期間擔任海軍海軍主計總監並替WIB主持航海產業計畫。其他的NRA官員有：Leo Wolman博士，WIB生產統計部的頭兒；Charles F. Homer，戰時自由公債（Liberty Loan）的主導者；Clarence C. Williams將軍，曾任採購總長並負責陸軍的戰時採購事宜。其他在羅斯福新政（New Deal）期間被重用的WIB老兵有：Isador Lubin，任職美國勞工統計專員；WIB條例分部的Leon Henderson上尉；參議員Joseph Guffey，於WIB中負責石油保存事務，負責將戰時燃料管理局的模式套用在新政時期的石油與燃煤管制。[49]

Herbert Clark Hoover是另一個繼戰時規劃者後成為新協作措施推廣者的人。戰爭一結束，Hoover就將「重建美國」與和平時期的協作給扯上邊。他敦促進行全國性規劃，在政府的「中央領導」下，由商人與其他經濟團體進行「自願性」合作。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之目的是替基礎工業籌集資本，進一步消除自由市場競爭下的「浪費」。Hoover在1920年代擔任商務部長的任期內，他鼓勵透過交易聯盟來卡特爾化各產業。Hoover除了在聯邦農業委員會開創現代的農產品補助計畫，他也敦促咖啡採購商組織卡特爾以壓低採購成本，替橡膠產業建立採購卡特爾，引導石油工業以「保存」之名協作產量限制，替煤業不斷嘗試提高價格、限制產量並鼓吹合作社形式的銷售，嘗試要強制紡織業組成全國性卡特爾以限制產量。延續戰時廢除多樣款式與產品競爭的想法，Hoover在1920年代持續針對材料與產品實施標準化與「簡化」。如此一來，Hoover廢除或「簡化」了上千的產品。這種「簡化措施」由商務部與來自各產業的委員協作而達成。[50] Grosvenor Clarkson歡呼著：

在因應戰爭而實施的必要限制後，很有可能不再像戰前那樣充滿各種機器型式與態樣，以及各式昂貴的用品…WIB於戰爭期間構思與實施的概念，在和平時期由商務部實施…[51]

自由派知識份子在戰爭集體主義中是不佔少數的影響力團體。從來沒有這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學者湧入政府機構，協助規劃、管制與動員經濟系統。這些知識分子從事顧問、技術人員、法規起草，以及政府機構的主管。此外，在新特權的獎賞之外，戰爭經濟讓這些知識份子發現另一種改造社會的方式，既非他們藐視的自由放任經濟，也非他們咒罵又害怕的馬克斯工人主義。這種經過規劃的公司經濟，看來似乎能夠在強大的國家引導下協調所有的族群與階級，一個由自由派或者是類自由派主導的國家。Leuchtenburg教授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將戰爭集體主義視為「人類進步過程一個合乎邏輯的方向」。[52] 他展示出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戰爭影響下之社會轉型的激昂。為此，《New Republic》讚譽戰爭是一種社會「改革」的手段；John Dewey歡呼著以「為了使用而生產」取代「為了利潤而生產」與「絕對的私有財產權」。經濟學家們心醉於「戰爭迫使人們專注於集體規劃的力量」，並尋求「將這股殺敵的力量用到重建家園的新目標上」。[53]

抓緊機會要實施社會改造工程的Rexford Guy Tugwell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著戰爭的結束，宣稱「停戰協議阻撓了生產控制、價格控制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因為，在戰爭期間，老舊的產業競爭體系被「民族主義願景的熱度給熔解」。[54]

不只是NRA與AAA，整套羅斯福新政，包括將華盛頓打造成自由派知識份子與規劃者新居，其靈感來源都來自於一戰的戰爭集體主義。1932年由胡佛成立並於羅斯福新政期間擴張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是舊戰爭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的轉世，後者將政府資金放款給彈藥商。此外，胡佛將RFC首任總裁給了Bernard Baruch，WFC的頭兒則是Baruch的老戰友Eugene Meyer, Jr.。許多舊WFC的員工與營運方法都被帶到新機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前身是戰時政府在Muscle Shoals地區的硝酸鹽與發電計畫，事實上，舊有的硝酸廠也正是這個機構的第一份資產。此外，新政中許多公共電力倡導者，都在緊急艦隊公司（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這個戰時機構的電力部門中受訓。甚至，TVA這項創新的政府企業組織形式也是基於戰時先例。[55]

戰時經驗也提供羅斯福新政公共住房運動靈感。一戰期間，為了提供戰爭工作者住房，成立了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United States Housing Corp.）。戰爭建立了公共住房的先例，也訓練了一批像Robert Kohn那樣的建築師，他是美國航運委員會（United States Shipping Board）住房生產部的頭兒。戰後，Kohn讚譽「這場戰爭讓住房『出現在這個國家的地圖上』」；Kohn於1933年接受羅斯福任命，負責羅斯福新政中的第一波公共住房。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以「花園城市」的規劃原則，建立大規模的公共住房社區（Yorkship Village, N.J.、Union Park Gardens, Del.、Black Rock and Crane Tracts, Conn.），這項規劃原則最後在羅斯福新政與其後的政府計畫中持續發揮影響力。[56]

新政的石油與燃煤管制，同樣也是延續戰時燃油管理局的先例。參議員Joseph Guffey是燃煤與石油管制的領頭兒，曾經擔任WIB汽油分部的頭兒。

戰爭期間的「全國一體」與動員程度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羅斯福新政期間設立平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灌輸美國青年重武精神。其概念是動員在街頭打混的男孩以組成新形式的美國遠征軍（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事實上，CCC的營隊由陸軍經營，CCC的新兵會被聚集在陸軍徵兵總部，穿上一戰的制服，配備軍用帳篷。新政支持者讚譽著，CCC以這種新「游擊軍」的型式賦予這個國家青年新的意義。眾議院的發言人Henry T. Rainey如此形容：

他們（CCC新兵）接受相同的軍事訓練…增進其健康、發展其心智、成為更有用的公民…他們將成為陸軍中相當具有價值的核心。[57]

46 Bernard M. Baruch，《American Industry in the War》，（New York: Prentice-Hall，1941年），頁105–06。

47 Coit，《Mr. Baruch》，頁202–03、218。

48 同上，頁440–43。

49 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ohn Braeman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7年），頁122–23。

50 參Herbert Hoover，《Memoirs》，（New York: Macmillan，1952年），卷2，頁27、66–70；有關Hoover與出口工業，參Joseph Brandes，《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Diplomacy》，（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2年）；有關石油產業，參Gerald D. Nash，《United States Oil Policy, 1890-1964》，（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年）；有關煤業，參Ellis W. Hawley，「Secretary Hoover and the Bituminous Coal Problem, 1921–1928」，《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8年秋）：247–70；有關紡織業，參Louis Galambo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年）

51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484–85。

52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84n。

53 同上，頁89。

54 同上，頁90–92。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鑒於相當類似的考量，而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出現暫時性的欣慕，特別是那些《New Republic》的主筆。參John P. Diggins，「Flirtation with Fascism: American Pragmatic Liberals and Mussolini’s Ital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6年1月）：487–506。

55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109–10。

56 同上，頁111–12。

57 同上，頁117。羅斯福任命先前從事戰時勞動的工會領袖Robert Fechner為CCC的頭兒，以替該計畫罩上一層平民偽裝。頁115n。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I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thinkpanama via photopin cc

許多主導人在戰爭結束後對於廢除戰時措施多加阻撓，這點特別可以當作戰爭集體主義深刻足跡的證據。企業領導人在戰後追求兩個目標：第一是讓政府持續進行價格管制，以保護他們免於預期中會出現的戰後通縮，第二則是在和平時期推廣產業卡特爾化。具體而言，企業希望戰時的最高限價（有時是用最低價格）在戰後期間直接轉換成最低限價。此外，延續戰時的配額與生產限制，目的只是要拿來當成和平時期抬高價格的卡特爾手段。

因此，許多WIB委員以及他們的相應WIB分部都呼籲持續維持WIB制度及其限價系統。具體而言，那些害怕戰後將面臨通貨緊縮的產業分部呼籲要持續價格管制，而那些預期將持續繁榮的特定產業則呼籲要回歸自由市場。Himmelberg總結道：

分部領導給予委員會的建議與他們所相對應的產業需求一致，預期價格下降的產業敦促持續保護政策，預期戰後市場繁榮的產業則敦促解除所有管制。[58]

WIN價格管制委員會主席Robert S. Brookings宣稱WIB「在重建期間將像在戰爭期間一樣對於穩定市場有所助益」。[59]

與此同時，大企業界也有所行動，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於1918年10月初向威爾森總統提出一項極具野心的「重建委員會」計畫，範疇涵蓋全國經濟。

WIB配合並呼籲總統在戰後持續維持WIB。Baruch呼籲威爾森至少要持續實施WIB的最低限價政策。然而，當Baruch說戰後的WIB是用來對抗通膨與通縮時，他是在欺騙民眾；他對於設定最高限價以對抗通膨的措施一點興趣也沒有。

這些來自產業界與政府的野心計畫，它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或許是威爾森總統。或許，總統對於自由競爭的理想無法忘懷，讓他對於這些戰後計畫沒有太多青睞，至少在修辭學的層面上。[60] 這種理想訴求主要來自國防部長Newton D. Baker，他在威爾森的顧問群中信仰最接近自由放任社會（laissez-faire）。威爾森於1918年10月間拒絕了所有的提案。Baruch與WIB在11月初公開預測去動員期間WIB將成為必須，以對威爾森施壓來作為回應。《The New York Times》在停戰協議的隔天報導：

WIB官員宣稱該組織將會有更多任務要做。他們預期透過政府緊密掌控戰爭工業與材料就不會出現嚴重的產業資源錯置。[61]

然而，總統的態度仍然強硬，他於11月23號下令WIB在年底前就要完全解散。失望的WIB主事們默默接受這項命令；部分原因來自於國會對於任何持續措施之嘗試的反對，部分原因則來自那些預期戰後繁榮之產業對於控管措施的阻撓。製鞋業特別強烈反對持續進行任何控管。[62] 那些偏好控管的產業，則呼籲WIB至少要在組織解散之前批准「最低限價」以及該年冬季的限產協議。 WIB極欲進行這項最後的掙扎，確實，該委員會能夠合法地在解體之後仍然持續實施這些管制，即使這些管制違反了總統的意願。然而，WIB在酸、鋅與鋼業製造商的壓力下，無奈地於12月11號拒絕了部分請求[63] ，不過，WIB拒絕的只有價格管制計畫，因為WIB害怕這些措施可能會被總檢察長質疑而被法院推翻。

最熱心倡導要維持WIB價格管制的產業之一，就是鋼鐵業。停戰協議的兩天後，U.S. Steel的Judge Gary呼籲WIB持續進行管制，並宣稱「鋼鐵同業都渴望著以適當的方式彼此合作…」。Gary呼籲為期三個月的價格管制以及緩步減產，以避免回到「破壞性」競爭。Baruch則回應他受阻於威爾森的態度，但他個人「相當樂意配合」。[64]

假若WIB這個組織不能存續，或許戰時的卡特爾狀態可以透過其他形式來延續。11月，芝加哥商人Arch W. Shaw與商務部長William Redfield協議提交一項草案，該草案允許製造商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監督下，「為了公眾利益，配合減少非必要浪費之計劃」而相互合作，Arch W. Shaw同時也是WIB保存部的頭兒（該組織的標準化戰時任務被轉移到商務部）。當這個提案告吹時，WIB的排序委員Edwin B. Parker於11月底提出另一項卡特爾草案，該草案允許各產業的龍頭製造商設定該產業所有成員都須遵守的產量配額。Parker的計畫獲得Baruch、Peek以及無數政府官員與商人的贊成，但WIB的法律顧問則警告國會不會通過這種法案。[65] 食品助理管理員Mark Requa提出另一個讓Baruch感到興趣的提案，該提案建議成立美國貿易局（United States Board of Trade）來鼓勵與管制能夠「促進國家利益」的產業協議。[66]

無論原因為何，Bernard Baruch沒能大力提倡這些提案，計畫全數胎死腹中。如果Baruch是敗於未能強調計畫內容，他的合夥人George Peek，同時也是WIB製成品分部的頭兒，可就沒那麼寡言。Peek在1918年12月中寫信給Baruch，認為戰後需要保持「適當合作帶來的益處」。具體而言：

須有適合的法源以允許產業合作，讓我們在戰時的寶貴經驗成為資產…在和平時期…保存；…產品與製程的標準化、特定情況下的價格控制等措施，都應該要在政府配合之下持續進行。[67]

到12月底時，Peek提議立法，項目包括：

某種緊急和平機構（Emergency Peace Bureau）…讓商人能夠與這個機構合作，有機會與國營企業進行會面與協作…[68]

大企業團體擁護著類似的計畫。美國商會在12月初邀請各產業的戰爭服務委員召開「美國產業重建大會」。重建大會呼籲修改《休曼法案》（Sherman Act），允許產業在政府監督之下進行「合理的」交易協定。1919年初的全國性商會公投以高比例票數通過該提案，主席Harry Wheeler呼籲「企業組織誠切地接受」批准企業協議的法規。戰前擁戴競爭的全國製造商大會，也熱烈地改為擁戴同樣的目標。

1919年2月，在戰時卡特爾奄奄一息之下，商務部成立了產業委員會。[69] 美國出口製造商協會前主席－商務部長William C. Redfield，一直以來都認為政府應該促進產業合作。停戰協議不久後，Redfield就看到契機，從轉移WIB保存分部到自己部會轄下開始。Redfield持續鼓勵產業組成協會的戰時策略，最終成立了由前WIB成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George Peek是顧問之一，另一個顧問則是Peek在WIB的助手－俄亥俄州木料執行專員William M. Ritter。事實上，Ritter是產業委員會這個概念的原始發想者。

這個由Ritter在1919年發想並由部長Redfield極力推廣的產業委員會，是個狡詐的詭計。表面上，它被包裝成單純用來確保價格消減，從而降低通膨程度並刺激消費需求的工具，總統威爾森與其他政府官員、國會議員的理解也是如此。也因此，產業委員會這個計畫看起來和先前鼓吹卡特爾的活動不相關，從而獲得總統威爾森的批准，他在2月中成立了這個新的委員會。在Ritter的敦促下，George Peek被任命為產業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包括：Ritter本人、George R. James（Memphis地區乾燥食品主要關係人與前WIB棉與棉製品分部的頭兒）、Lewis B. Reed（U.S. Silica Co.副總與Peek的前助手）、鑄鋼製造商Samuel P. Bush（前WIB設備分部的頭兒）、亞特蘭大地區鋼鐵製造商Thomas Glenn（也是WIB老將），以及勞動局代表與鐵路局代表共兩個「外人」。

產業委員會不久後就開始進行先前被偽裝以來的真正目的，提出：價格不減，而是保持在穩定的現有高價。此外，用以穩定價格的手段正是他們長久憧憬但先前被拒絕的方式：在委員會的運作下批准產業價格協定。產業委員會在3月初確定這項卡特爾政策後，第一個實行計畫就是1919年3月19到20號的鋼鐵業會議，這並不令人意外。George Peek在會議開場致詞時開心地宣布這次行動有「劃時代」意義，特別是這次建立了「政府、產業與勞工之間的真正合作，從而消除了破壞性力量出現的可能性…」。[70] 鋼鐵業界當然也很開心，歡呼著「這是個大好機會…與政府近距離的接觸…」。[71] 產業委員會對鋼鐵業說，任何在這個會議中達成的價格維持協議都免疫於反壟斷法。產業委員會所提供的價格清單，雖然比現價稍減，但仍維持在相當高價的水平；Peek卻同意向大眾宣布鋼價在這一年內將不再降價。Peek向這些鋼鐵業商人說他的聲明將是他們最大的資產；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以前我在自己的生意上得不到這些，讓美國政府替我向消費者說這是你能拿到的最低價格。」[72]

產業委員會的鋼鐵協議將鋼價微減了10-14%。規模小、成本高的鋼鐵生產者對此感到不滿，但大型鋼鐵公司對於這份協議相當歡迎，稍微削減通膨價格以獲得委員會保證一整年的定價。

氣燄高昂的產業委員會在煤業與建材業也舉辦了類似的會議，但很快就飄來兩朵烏雲：政府的鐵路局拒絕支付鋼軌與煤的協議定價，以及司法部對於違反反壟斷法的關注。運作鐵路局的鐵路大佬們反對這項雖然稍有減少但仍相對高昂的定價，他們宣稱自己得被迫以每噸至少高於市價2美元的價格支付鐵軌成本。鐵路局的頭兒Walker D. Hines譴責產業委員會是被鋼鐵與其他產業主導以固定價格的機構，並呼籲廢除產業委員會。權力強大的財政部長Carter Glass也借用了這項呼籲。檢察總長同意產業委員會的政策為非法價格限定並違反了反壟斷法。最後，總統威爾森於1919年5月初解散了產業委員會；戰時的產業規劃終於正式解除，但卡特爾在15年後又重新出現。

戰時集體主義的餘孽仍在。每英斗小麥2.26美元的高額戰時最低限價，也被套用在1919年的收成，並持續到1920年1月。鐵路局是戰時集體主義最重要的延伸：由政府營運全國的鐵路。William Gibbs McAdoo在戰爭結束時辭退鐵路局局長的職務後，局長的位置便由實質上的經營者鐵路大佬Walker D. Hines繼任。沒有出現立即回歸私營的任何聲音，因為鐵路業普遍同意進行激烈的管制來消除「浪費的」鐵路競爭、促進產業協作，固定價格來確保「合理利潤」，透過強制性仲裁程序來排除罷工。這些是鐵路業的普遍聲音。此外，在鐵路局的有效管制下，鐵路業者並不急著要回歸由較不可靠的ICC來監管的私營狀態。儘管McAdoo針對1920年回歸私營提出延緩五年的計畫並未獲得太多支持，國會仍然在1919年間抓緊時間鞏固鐵路壟斷。

在「科學管理」的名義下，參議員Albert Cummins準備讓鐵路業的美夢成真。Cummins的草案受到Hines和鐵路大佬Daniel Willard的認可，要求合併多條鐵路，並以「合理的」固定利潤來設定票價。罷工將被取締，所有的勞資糾紛都透過強制仲裁來調解。鐵路管理人協會提交了一份類似於Cummins草案的立法計畫。鐵路證券持有人全國協會也提出了一份類似的提案，該協會主要由儲蓄銀行與保險公司組成。與這些提案相對比，由獨立鐵路投資人所組成的公民全國鐵路聯盟則提議強制合併成單一國有鐵路公司，並確保這個新公司的最低營收。

這些計畫的設計都會劇烈地改變戰前的平衡狀態，有利於鐵路業者而不利於托運業者，因此，Cummins草案雖然在參議院通過，卻在眾議院遇上麻煩。阻力來自於托運業者，他們要求回歸托運業者主導的ICC來負責鐵路事宜。此外，戰時吃盡苦頭的托運業者與ICC，要求恢復競爭狀態下的高品質鐵路服務，拒絕眾多鐵路法案所造就的龐大卡特爾。軌道企業協會不令人意外地支持Cummins法案，該協會由軌道與軌道設備製造商組成，為非鐵路公司的重要團體之一。眾議院通過Esch草案，該法案基本上是恢復ICC的戰前地位。

為了要讓國會做出決策，總統威爾森威脅要在1920年1月1號讓鐵路回歸私營，以對國會施壓，然而，在亟欲通過Cummins草案的鐵路業者壓力下，總統將限期延到3月1號。最後，國會聯合委員會會議宣布1920年的《交通運輸法》，基本上是Esch草案回歸ICC戰前地位再加上Cummins草案的折衷版，保證鐵路營運在兩年之內保有5.5%利潤的「合理報酬」。此外，在托運業者與鐵路業者的協議下，設定「最低」票價的權力落在ICC手上。鐵路業者渴望設定最低運費，托運業者亟欲在鐵路競爭下保護各鐵路路線，這項協議是最終產品。儘管軌道工會的反對阻止了罷工非法化，仍然成立了用來仲裁勞動糾紛的鐵路勞動局。[73]

隨著鐵路在1920年3月回歸私營，戰爭集體主義看似終於從美國退去，但它並非真的完全退去，戰爭集體主義提供了打造公司國家的模式與靈感，持續引導著胡佛以及其他1920年代的美國領導人，並在羅斯福新政以及二戰經濟中全面回返。事實上，一戰的戰爭集體主義替羅斯福新政想在美國建立的公司壟斷國家（Corporate Monopoly State）提供了大致輪廓。

58 Robert F.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65年6月）：65。

59 同上。

60 同上，頁63–64；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98–99。

61 引述Himmelberg，頁64。

62 那些偏好持續價格控制的產業，大多是化學、鋼鐵、木料以及製程品業。而反對價格控制的產業則包括磨料、機動機具產品與報業。同上，頁62、65、67。

63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306–07。

64 同上，頁294–302。

65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頁70–71。

66 同上，頁72；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頁231–32。

67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頁72。

68 Robert D. Cuff，「A ‘Dollar-a-Year Man’ in Government: George N. Peek an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7年冬）：417。

69 有關產業委員會，參Robert F. Himmelberg，「Business, Antitrust Policy, and the Industrial Board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19」，《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8年春）：1–23。

70 Himmelberg，《Industrial Board》，頁13。

71 Urofsky教授推測，從1919年前幾個月有序的微幅鋼價調降，Robert S. Brookings悄悄地放行給鋼鐵業自行控制價格。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307–08。

72 Himmelberg，《Industrial Board》，頁14n。

73 有關1920年《交通運輸法》，參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128–227。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引言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引言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履行」：政客與知識份子

引言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 J Kelly via photopin cc

相比於傳統歷史學家將一戰視為破壞進步改革的看法，我個人認為一戰其實是美國進步主義的「履行」、集大成與名副其實的典範。[1] 基本上，我將進步主義視為大政府聯合大企業龍頭，並由摩根家族與新興之技術人員、統計知識份子族群所引導，針對經濟與社會進行全面性介入。在這樣的融合之下，這兩個族群的價值觀與利益都透過政府而達成。

大企業可以透過政府來卡特爾化經濟、限制競爭、管制生產與價格，實施軍事性的帝國式外交政策來強制打開國外市場，並以國家的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境外投資。知識份子則能夠利用政府來限制外人進入自己的專業領域，從政府手中獲得替政府掩護、協助規劃、執行政府營運等工作。這兩個族群都相信，在這樣的融合當中，大政府可以被用來協調與詮釋「國家利益」，提供除了「狗咬狗式自由放任」與馬克思工人主義階級衝突這兩種極端之外的「中間路線」。

1830年代後千禧年論虔信新教徒攻下「洋基」地區的北部新教，也同樣賦予這兩個族群進步主義的動力，他們利用地方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來杜絕「罪惡」，推動虔信主義，將美國打造為聖土，讓神的國度降臨世界。衛理教派Bible Christian Church的信眾部隊在189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摧毀了民主黨原先由「禮拜式」羅馬天主教與德國路德教派主導所投入的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理想，並建立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和諧又相對較非意識形態的政黨制度。進入20世紀後，這種發展創造出可以讓數目增長的進步主義技術官僚與行政官員來填滿的意識形態真空。由此，政府的焦點從立法機關（用以確保民主制度的部分），轉移到了由寡頭與技術官僚主導的行政機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替這些進步主義趨勢帶來了全面性的履行。軍事主義、強制徵兵、大舉干涉國內外事務、集體主義式戰爭經濟，這些都在戰爭過程中成真並建立了一套強大的卡特爾系統，從此之後，不分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這套系統的主導者們，將畢生精力都花在重建卡特爾。Robert Higgs教授在他傑出著作《Crisis and Leviath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章節中，將焦點放在戰爭經濟上，並點出這些戰時徵兵的相互關聯。

在此，我將把焦點放在Higgs較未著墨的領域：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族群在戰爭期間靠攏權力核心的過程。[2] 所謂「知識份子」，我指的是F.A. Hayek的廣義描述：不只是理論家與學者，也包含社會作家、記者、傳道人士、科學家、政治活動家等各種Hayek稱「思想二手經銷商」的公眾意見塑造者（opinion-molders）。[3] 大多數這些知識份子，不論其社會地位與職業，不是自認救世主的虔信教徒，就是曾經是虔信教徒，他們出生在信仰虔誠的家庭，儘管已經世俗化，內心仍抱有透過大政府來拯救國家與世界的強烈救世信念。但是，除此之外，奇怪但卻相當典型地，大多數人都結合自己的思想、救世主式道德觀或宗教信仰，投身所謂「價值中立」與嚴謹「科學化」的實證社會科學。不管是結合科學與道德觀而投身於杜絕「罪惡」的醫學專業人士，或者是類似立場的經濟學家或哲學家，都是典型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

我在本文中將探討一些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個人或團體的案例，他們欣喜於美國參與一戰後自己與相同信念者所獲得的地位。由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在此無法全盤點清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在戰爭期間的所有活動；特別遺憾的是，我得省略徵兵運動的精彩案例，那是由高階知識份子與摩根派商人領導的「訓練子弟兵藥方」。[4] 我還得省略全國傳道人士成群結隊的戰爭色彩，以及戰爭所導致的永久性科學研究卡特爾。[5]

有關本文的其他內容，沒有比威爾森總統1917年4月2號宣布參戰後所收到的賀詞更能題詞的了。該篇賀詞來自於威爾森的女婿財政部長William Gibbs McAdoo，他是南部虔信教徒與進步主義者，一生都在紐約地區以產業家的身分活動，紮實的摩根派。McAdoo向Wilson寫道：「您做了一件崇高的好事！我堅信這是神的旨意，美國應替世界各地的人類做出服務，您是祂所選的器具。」[6] 那可不是總統能夠不予同意的情操。

1 本文內容的更早論述出現在1986年10月於加州Menlo Park舉辦之太平洋研究學術會議（Pacific Institute Conference）的「Crisis and Leviathan」研討。書面版本出現在《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9，no. 1（1989年冬）。該文重新發表於John V. Denson編，《The Costs of War: America’s Pyrrhic Victories》，（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本文標題借用James Weinstein傑作的最後一章，《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該書的最後一章起名為「戰爭為『履行』」（War as Fulfillment）。

2 Robert Higgs，《Crisis and Leviath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年），頁123–58。有關我自己對於一戰集體經濟的論述，參Murray N. Rothbard，「War Collectivism in World War I」，收錄於R. Radosh、M. Rothbard等人編，《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 Essays on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State》，（New York: Dutton，1972年），頁66–110。

3 F.A. Hayek，「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年），頁178以後。

4 有關徵兵運動，參Michael Pearlman，《To Make Democracy Safe for America: Patricians and Preparedness in the Progressive Era》，（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4年）。亦參John W. Chambers II，《Conscripting for Colossus: The Adoption of the Draf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I》，哥倫比亞大學1973年博士論文；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a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John Gany Clifford，《The Citizen Soldiers: The Plattsburg Training Camp Movement》，（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2年）。

5 有關部長與戰爭，參Ray H. Abrams，《Preachers Present Arms》，（New York: Round Table Press，1933年）。有關科學動員，參David F. Noble，《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與Ronald C. Tobey，《The American Ideology of National Science, 1919–1930》，（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6 引述於Gerald Edward Markowitz，《Progressive Imperialism: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on Foreign Policy, 1898–1917》，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頁375，在重要議題上被不幸忽略的著作。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

Tue, 11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pasukaru76 via photopin cc

在此，我們沒有足夠篇幅來深談大企業與企業既得利益者在促使美國參與一戰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出口訂單、放款給協約國的貸款（特別是政治實力強大的J.P. Morgan & Co.放款，該公司同時也服務於英法政府），以及那些因為國內訂單與協約國軍事訂單而繁榮的同盟者、那些大企業社群與英法兩國的經濟聯繫在促使美國參戰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整個美東企業社群幾乎全數支持參戰。[2]

撇開大企業推動美國走上戰爭之路的角色不談，企業們對於戰爭顯然會帶來的廣泛經濟計劃與經濟動員可說是熱情支持。因此，美國商業總會（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成為動員戰爭的早期熱情支持者，該會從1912年成立以來，一直都是躲在聯邦政府庇護下以卡特爾化產業的領導者。《The Nation’s Business》在1916年中就已經預視到，經濟動員將會帶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力與職責分享。美國商業總會的理事長於1916年底去函杜邦，信中表明自己預期「彈藥問題將是培養政商合作這個新精神的最大機會」。[3]

產業戰備委員會（Committee on Industrial Preparedness）是第一個起身戰爭經濟動員的組織，該組織於1916年獨立，原屬海軍顧問委員會（Naval Consulting Board），而海軍顧問委員會是一群專門評估海軍擴軍的產業顧問。這個新的產業戰備委員會（CIP）是半官方組織，雖為聯邦政府的分支，但由私人捐獻支撐其財務運作。此外，由於委員會成員愛國地無償服務，因此被允許能夠保留他們的私人職務與收入。CIP的主席為Howard E. Coffin，他是經濟動員的熱情支持者，同時也是底特津重要公司Hudson Motor Co.的副總。在Coffin的主持之下，CIP替彈藥製作列出了一張包含上千產業設備的全國性清單。為了宣傳，該組織的努力成果被命名為「產業戰備」，這使得Coffin能夠動員美國新聞協會（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世界聯合廣告俱樂部（Associated Advertising Clubs of the World）、《紐約時報》，以及龐大數目的美國產業。[4]

CIP在1916年底透過純官方的國防委員會（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獲得成功，該委員會最終由其諮詢委員會實際運作，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為私營企業家（另外也收編了一些內閣成員）。威爾森總統宣布國防委員會（CND）的目的是「以最具效率的方式…組織整體產業機制」。威爾森發現CND特別具有價值，因為它「開啟了企業、科學家以及政府各部門的直接溝通管道」。[5] 他還讚揚了CND的諮詢委員會成員，稱其以空前的規模「讓無黨籍的工程師與專業人士參與美國政府事務」。總統誇張地宣布，這些委員都是志願服務，「效率是他們為一的目的、美國主義是他們唯一的動機」。[6]

受到CND的鼓舞，Howard Coffin在1916年12月寫信給杜邦，稱「這是我們的希望，奠定產業、民間與軍事之間縝密結構的基礎，讓所有美國人都了解到這種結構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相當重要，在和平與商業環境中，其重要度也不亞於可能發生的戰爭」。[7]

對建立CND特別具影響力的是財政部長William Gibbs McAdoo。他是總統的女婿、哈德遜與曼哈頓鐵路的發起人，也是華爾街Ryan利益的關係人。[8] 諮詢委員會的頭兒則是Walter S. Gifford，他是棺材委員會的主導者之一，曾在Morgan關係企業裡的巨型壟斷企業AT&T中擔任首席統計師。其他「非黨員」成員則包括：Baltimore and Ohio Railroad總裁Daniel Willard、華爾街銀行家Bernard M. Baruch、Howard E. Coffin、Sears, Roebuck and Co.總裁Julius Rosenwald、AF of L總裁Samuel Gompers、一位科學家，和一位頂尖外科醫師。

在美國參戰的幾個月前，CND的諮詢委員會設計出一套加入戰備物資採購、糧食控管與媒體審查體系的辦法。諮詢委員會化身各行各業的代表，告訴那些企業該怎麼打造自己以進入體系中將他們的商品賣給政府，並且制定這些商品的價格。毫無意外的，Daniel Willard管鐵路、Howard Coffin管彈藥生產、Bernard Baruch管原料與礦產、Julius Rosenwald管耗材、Samuel Gompers則負責勞動資源。Bernard Baruch發起了建立各行業委員會以「統合資源」的想法。CND商品委員會在他們的操作下，同樣也由各領域的產業家組成，這些委員會與那些產業指定的委員進行協商。[9]

在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下，Herbert Clark Hoover被任命為新成立之食品管理局的頭兒。在1917年的3月底，CND組成採購委員會來整合政府對民間的採購。這個委員會不久後就改名為通用彈藥委員會，Frank A. Scott是頭兒，他是知名製造商，同時也是Warner & Swasey Co.的總裁。

然而，中央動員雖然已在進行，但卻受到官僚牽絆而進度緩慢。美國商會敦促國會讓CND在經濟領域中也獲得其於軍事領域中的權力。[10] 終於，在7月初時，原料、礦產與耗材以新成立之戰爭產業委員會（War Industries Board）之名被兜在一起，由Scott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成為一戰集體主義的中心機構。WIB的功能很快地就變成統整政府採購、商品徵收、價格制定與生產順序規劃。

行政問題一直困擾著WIB，身為這個新組織的頭兒，非得統管整個經濟體才能稱得上是稱職的「獨裁者」。終於，1918年3月初，出現了Bernard Baruch，化身稱職獨裁者。隨著Baruch的到任，以及總統威爾森、國務卿McAdoo的強力呼籲下，戰爭集體主義終於達到最終形式。[11] Baruch要完成這些任務的憑證可說是無懈可擊，他是推動參戰的早期支持者，早在1915年就向總統威爾森提過產業的戰爭動員。

WIB發展出一套龐大的機制，透過產業自己推舉出來的商品分部代表來連結特定產業。WIB的歷史學家興高采烈地讚頌WIB的成立，他本身也是主要參與者之一。

這是一個集中商務、產業以及政府權力的系統，沒有其他國家有此前例…供應協約國陸軍與海軍的部門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如此深度交織，即使它自成一體…它的決定與行動…總是基於整體情況的考量。與此同時，透過商品部門以及相對應之委員會的配置，WIB將它的觸角延伸到產業深處。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涵蓋美國工業、商業與交通的大規模專業集中。這塊土地上的商業活動中從未出現過這樣通往全知的進程。[12]

大企業的領導人們滲透WIB的程度，從委員會本身到其商品部門。因此，副主席Alexander Legge來自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商人Robert S. Brookings則是堅持價格限制的主力、負責製成品的George N. Peek曾經是農用機械領導製造商Deere & Co.的副總。負責生產順序的Robert S. Lovett曾是Union Pacific Railroad的董事長，而主管鋼鐵的J. Leonard Replogle以前是American Vanadium Co的總裁。在WIB的直轄結構之外，Baltimore & Ohio的Daniel Willard負責國家的鐵路，大商人Herbert C. Hoover則是「食品獨裁」。

在取得戰備合約的這方面，沒有所謂投標競爭的瞎扯蛋。對於效率與價格的競爭被擺在一邊，主管產業的WIB將合約交給它認為適任的對象。

任何不喜歡這些操縱與WIB命令的獨行個體主義公司，很快就會被政府以及那些配合組織的同業脅迫給擊垮。Grosvenor Clarkson寫道：

個體主義美國產業家們在理解到產業就像士兵一樣被徵招時，紛紛感到駭然…那些企業統治自己的領域、建立自己的債券、安管自己的轄區。到處都出現苦澀又激烈的抗爭，特別是那些被縮減或暫停的產業…但權力之下已被溫順與產業合作填滿。那些零星的不從者即使逃到委員會那裡，也只會發現自己已經被其他同業給孤立。[13]

WIB的保存部（Conservation Division）是戰時集體主義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樣是一個多由當時大製造商組成的機構。這個保存部的前身是CND的商業經濟委員會（Commercial Economy Board），首任主席是芝加哥商人A.W. Shaw。該委員會（或者該分部）會提供產業顧問，並鼓勵其關注產業建立合作規章。這個委員會的規章理論上為「自願性」，監管產業落實其強制性產業意見的自願。對於「通過壓倒性同意，甚至可說是堅持的做法…同胞們，特別是在緊急時期下承擔愛國標籤的同胞們，這些做法不容被忽視」。[14]

保存部透過這種方式，以戰時「保存」之名，分配、規範、卡特爾化產業，並且期望這些管制在戰後也能永久實行。Arch W. Shaw總結這個分部的任務為以下幾點：大幅降低產業中的產品樣式、尺寸等數量；消除各種款式與型號；標準化尺寸與度量。這種打壓產業競爭的行為不能純粹被當作戰時的措施，Grosvenor Clarkson的這段話清楚說明了這點：

世界大戰是一所最棒的學校…它向我們展示許多事情可以更好，當我們有無盡選擇時反而開始迷失。保存部這個機構展示了，只是簡化交易、多餘的風俗以及那些無用的多樣選擇，就可以重拾世界資本的恰當分配…保存部這個實驗所獲得的大勝利，有太多可能可以在和平時期獲得更多好處。這個世界需要像戰時那樣節約。[15]

展望著未來的卡特爾化，Clarkson宣稱「和平時期的節約…意味著競爭產業間緊密又和睦的連繫，這在被反托拉斯法脅迫下的去中央化商業中很難實現」。

Bernard Baruch的傳記中，總結了強制性「保存」以及標準化的持續性結果：

戰時的保存措施減少了樣式、型號與衣服的顏色。它標準化尺寸…它排除了美國境內250種不同形式的犁、755種的鑽頭…公眾生產與公眾分配成為這塊土地的法則…這也將成為20世紀接下來25年的目標：「標準化美國產業」、將戰時的必要措施視為和平時期的益行。[16]

不只是保存部，戰時集體主義與卡特爾的整體結構，都把統管未來和平時期的經濟視為願景。就像Clarkson的直白陳述：

這也難怪，這些管理全國產業的人，在鄙視著和平時期的龐大混亂與其過猶不及後嘗試調整的無盡循環下沉思。在他們的思考之下，產生有序經濟世界的夢想。

為了掌控世界貿易，他們將美國構想為「商品分部」，他們謹慎地計算世界貿易，並將結果與需求登記在華盛頓，美國的資源就像水龍頭一樣，視情況或開或關。簡言之，這個國家能在面對世界貿易的同時保持自家的商業秩序。[17]

WIB控管產業的中心機制是它所設立的六十幾個商品分部，各委員轄管不同群組的商品，這些委員會的席次幾乎都被相對應的產業大老給坐滿。此外，這些委員身兼美國商會轄下超過三百個「戰爭服務委員會」。在這種舒適的氛圍下，也難怪企業與政府之間達成莫大的和諧。正如Clarkson的欣羨描述：

全心奉獻於政府服務的商人深知產業面臨的問題，但現在，這些代表產業的商人…對於政府的目的亦有同感。[18]

還有：

商品分部是企業為了公眾利益而運作的政府服務…各產業的戰時委員會知悉、了解，也相信這些商品領袖。他們成為了一體。[19]

總而言之，Clarkson高興地形容商品分部為「產業動員與操練，響應、敏銳、齊備的。它們是緊密排列的戰隊」。[20]

美國商會對於戰爭服務委員會的系統更是熱衷，該系統是為了將交易協會的運作也套用在和平時期。身兼芝加哥Union Trust Co.副總的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宣稱：

戰爭服務委員會的設立，為的是提供一個全國性產業機構的基礎，它的醞釀與機會是無可限量的…企業之間的整合，也是全國商會的宗旨，已然在望。戰爭是一位嚴厲的教師，教導我們合作之努力的一課。[21]

這種在各企業間以及官商間之新和諧的結果，是為了提供「合作這個競爭的替代品」。競標政府採購的競爭幾乎已經不存在，而「價格競爭也在政府行動中消彌。產業處於…和諧的黃金年代」，免於嚴酷的企業虧損。[22]

戰爭的關鍵功能之一是由WIB價格制定委員會設定的價格管制。戰時價格管制從鋼鐵與銅礦等關鍵領域開始，隨後延伸到各領域，價格管制被包裝成限制最高價格以保護公眾免於戰時通膨的美意。但事實上，政府在各產業所設定的價格水準保障了高成本製造者的「合理利潤」，也因此授予低成本製造商相當程度的特權與高利潤。[23] Clarkson承認這個系統：

大幅振興大企業、嚴厲對待小企業。規模大且效率高的生產者獲得比平時更多的利潤，許多小企業的利潤則比平常還少。[24]

但是高成本製造者大多都滿足於所謂「合理利潤」的保證。

價格管制委員會主席Robert S. Brookings，同時也是一位退休木材大亨，他對鎳業的說法反映出該委員會的態度：「我們並不是忌妒你們的利潤，如果可以，我們更希望能夠合理化你們的利潤。這是我們處理這些事務的方式。」[25]

紡織業的處境是價格控制的典型操作。1918年4月，主席Brookings曾報告過棉製品委員會決定「要友善地敦促團結」並且嘗試「穩定市場」。Brookings補充了大型紡織商的心情，長期固定的低利潤比稍縱即逝的高利潤要來得好。[26]

商界對於戰爭集體主義體制的普遍熱衷，特別是大企業界，現在可以解釋了。這些熱衷來自於價格穩定、忽略市場波動，以及這些制訂價格通常由政府與各產業代表共同制定的這個事實。難怪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在1917年夏寫下「戰爭給予企業合作並提高美國經濟效率的基礎」。AT&T的頭兒更是讚譽「不只完善政府與企業之間，更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協作」。戰時的合作計畫簡直大成功，事實上，Republic Iron and Steel的董事長在1918年提過，這個計畫應該要延續到和平時期。[27]

鋼鐵業是戰爭集體主義的最佳案例。政府與產業之間的緊密「合作」，是控制鋼鐵業的重要標誌，這項合作由華盛頓政府制定大方向政策，然後由大鋼鐵製造商United States Steel的頭兒Elbert Gary法官來施行。Gary從大製造商中選出一些委員代表來協助自己管理產業。American Vanadium Co.的頭兒J. Leonard Replogle是自願參與的盟友之一，他也是WIB鋼鐵分部的頭兒。Replogle、Gary以及鋼鐵業，長久以來都渴望著卡特爾化鋼鐵業以及友善的聯邦政府盟友。毫無意外地，Gary對於自己能夠指揮鋼鐵產業的新權力感到很高興，並且敦促政府賦予自己「必要時刻可以全面動員產業」的權力。鋼鐵業雜誌《Iron Age》狂喜道：

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替各處經濟帶來了合作的概念，鋼鐵製造商在十年前就想過要將這種概念引入自己的產業。

這是Gary法官與羅斯福總統之間短暫的《友好協議》。[28]

確實，政府與鋼鐵公司在戰爭時期也會有緊張關係，但是這種緊張以及政府強制要求資源的威脅一般都是針對較小型的公司，譬如頑固地拒絕政府合約的Crucible Steel。[29]

事實上，早在戰爭初期就呼籲政府管制價格的鋼鐵業成員是U.S. Steel、 Bethlehem、Republic這些大製造商，他們督促政府有時也感到困惑但最終納入政府計畫的政策。主因在於這些大型製造商對於戰爭需求而抬高的鋼鐵價格感到滿意，他們焦急地要把市場穩定在高價，以確保戰爭期間能享有高利潤。1917年夏天通過的《政府暨鋼鐵業價格限制協議》受到Republic Steel總裁John A. Topping的大力讚揚：

這份鋼鐵協議將帶來健康的效應，因為合作規範的原則已經通過政府核可。當然，現有的非常規利潤未來將在實質上減少，但是市場割喉的情況將被阻止、繁榮將獲延續…此外，未來價值的穩定應該獲得保護。[30]

除此之外，大型鋼鐵公司樂於將限價當成施行工資控制的理由，當時工資也剛開始在喊漲。另一方面，小型的鋼鐵公司通常負擔較高成本，這些小公司的情況不如戰前繁榮，它們反對價格控制的理由是因為它們想要獲得戰爭所帶來的短期高利潤。[31]

在這種情況下，鋼鐵業達到史上最高的利潤水平，戰爭的兩年期間平均每年都有25%。有一些比較小的鋼鐵公司因為資本額較低的關係，獲利幾乎是翻倍。[32]

戰爭期間，最仔細的價格控管並非由WIB執行，而是透過「食品獨裁者」Herbert Clark Hoover主持的食品管理局。官方歷史對於戰爭時期價格控制下了相當正確的評論，寫著食品控制計畫「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價格控制措施」。[33]

Herbert Hoover在美國參戰後不久就接受這個職位，條件是讓他單獨擁有管轄食品的權力，不受委員會或理事會限制。食品管理局在沒有法源根據之下成立，隨後一份Hoover背書的法案被送到國會以取得這個系統的合法地位。Hoover同時也被授予徵用「必需品」、徵收廠房為政府所用、管制或禁止交易等權力。

食品管理局的控管系統，關鍵在於「執照」機制。食品管理局不直接管制食品，而是透過頒發食品業執照以及設立換照條件的絕對權力。每一個批發商、每一個製造商、每一個經銷商，以及每一個食品類的倉庫主，都被Hoover要求要維護其聯邦執照。

Hoover在「食品獨裁」期間的重要特色是廣泛引入公民志工，這些民眾成為積極實行Hoover旨意的廣大參與者。Herbert Hoover可能是美國第一個了解到民意之潛力的政客－透過海量宣傳以及政府志工來動員民眾以施行政府旨意。任何反對Hoover詔書的人都透過動員活動而被塑造成道德意義上的痲瘋病人。因此：

一切的基礎…在於教育工作，食品管理局藉此完成它的管控措施與規則。Hoover先生堅信控制食品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讓全國人民一起投入節約食品…這個國家充斥著設計來教育大眾食品之現狀的無數文宣。華盛頓的那些戰爭委員會沒有一個能像食品管理局那樣達到廣泛宣傳。食品管理局製造了別在外套以及貼在櫥窗、餐廳、火車與家裡的徽章。在學校、教會、婦女俱樂部、公共圖書館、商人協會、兄弟會與其他社會組織的壓力下，不遵守食品管理局聖旨的人被貼上可恥的標籤。[34]

食品管理局透過要求持照商必須有「合理利潤」來控制價格。「合理利潤」被詮釋為扣掉生產成本後的獲利，成本加上「合理利潤」成為每個商家的定價規則。這個計畫在大眾面前被包裝成「降低」利潤與食品價格的措施。雖然當局的主要目的在於穩定價格，但卡特爾化也同樣是重要的目標。官商合作一致以杜絕零星競爭者的脫序行為，價格以保證所有人之「合理利潤」而設定。目標並不在「較低」價格，而在於統一、穩定且非競爭性的價格；遠非「保持低價」，而是「保持高價」。確實，任何透過「降低售價」來提高獲利的貪婪商人都被食品管理局給好好處理了。

我們來看看一戰期間兩項最重要的食品控制計畫：小麥與糖。控制小麥價格，最初是因為小麥價格由於戰爭需求而迅速飆至歷史新高，小麥價格在兩個月內抬高了1美元，達到前所未聞的每英斗3美元。政府因應激烈要求而介入，透過設定小麥的最高限價來打擊「投機者」。然而，在農人的壓力之下，這項計畫最後寫在法條上的並非「最高價格」，而是「最低價格」；1917年的《食品管理法》將明年收成的小麥價格定在最低每英斗2美元。這樣的特殊補助似乎還不夠令人滿意，總統在1918年中時繼續將小麥最低限價由每英斗2美元提高至每英斗26美分，這個價格大概也就是當時的市場價格。這項最低限價的有效期間延續到戰爭結束。也就是說，政府確保了消費者無法透過小麥價格降低獲益。

為了實施這項人為性小麥高價，Herbert Hoover設立了「由產界小麥商領導」的Grain Corporation，該公司以「合理價格」採購大量美國小麥，再用相同價位轉售到全國的麵粉廠。為了讓麵粉廠滿意，Grain Corporation保證麵粉廠在小麥與麵粉等未售庫存的可能損失。此外，每一間麵粉廠都獲得在戰爭期間維持其市場相對地位的保證。如此一來，麵粉產業成功地透過政府機制而卡特爾化。那些膽敢挑戰卡特爾式指令的零星麵粉廠都被食品管理局一一處理；就像Garrett所說的：「他們的營運…都被合理地管控…透過執照要求。」[35]

小麥與麵粉的過高價格，意味著烘焙師也面臨著人為性的高成本。他們則反過來躲在卡特爾舒適的保護傘下，以「保存」的名義，被要求用一定比例的次料混入麵粉中。這些烘焙師當然樂於配合這些製造次貨的規定，因為他們知道競爭對手也被強制實施這些措施。食品管理局強制性規定土司尺寸、禁止透過折扣或退款給特定顧客等方式的降價，削弱競爭－這是所有卡特爾走向內部解體的典型道路。[36]

在糖的這個案例中，由於美國的糖主要來自進口，要保持低價得花上更多精神。Herbert Hoover與其各國政府盟友正式成立了國際糖委員會（International Sugar Committee），該委員會以人為性低價收購各成員國的糖（大多來自於古巴），再將糖原料分配給各式精製商。因此，這些各國政府的角色就像龐大的採購卡特爾，替精製商以較低價格採購原物料。

這個國際糖委員會（ISC）由Herbert Hoover策劃，美國政府則指定了五人委員會中的主要成員。Hoover以主席的身分選了American Sugar Refining Co.總裁Earl Babst，其他的美國籍成員也都來分別代表各精製商的利益。ISC很快就大幅削減糖價：1917年夏，古巴糖原料在紐約的價格，從市場價每磅6.75美分降到每磅6美分。當古巴農民意識到自己的作物遭受這種人為性聯合低價收購時，美國政府與食品管理局便合作脅迫古巴政府加入協議。不知何故地，古巴人不再能夠從食品管理局手上取得向美國進口小麥、煤等物資的進口執照，結果就是古巴的麵包、麵粉與煤的短缺。古巴人最後在1918年6月中投降，那些向美國政府申請的進口執照也快速地發放。[37] 古巴政府也被勸誘禁止向除了ISC以外的對象出口糖原料。

Babst先生顯然替他的American Sugar Refining Company保了額外的保險，美國精製糖業的各公司高層們在國會面前證實，Babst的公司從ISC的活動及其對古巴糖原料的限價中獲益特多。[38]
雖然美國政府把降低糖原料價格設為奉行目標，但也意識到不能將價格逼到「太低」，因為美國政府也得考慮到國內甘蔗與甜菜生產商的「合理回報」。為了同時協作與補貼美國製糖商與糖原料種植者，Hoover設立了糖均價理事會（Sugar Equalization Board），將糖原料的價格保持在美國生產者也有利可圖的相對低價。這個理事會以低價購買古巴糖原料，再用高價轉售給美國精製商，以保持美國糖原料生產者的利潤。[39]

對糖設定人為性低價的結果，無可避免地減少供應、刺激公眾消費需求，造成嚴重的糖品短缺。最終結果是美國政府透過糖品配給來嚴格限制消費。

食品工業對於戰爭期間的控管計畫都很開心，這並不令人意外。Paul Garrett傳神地表達出Herbert Hoover這位戰爭集體主義者的精神：

與交易保持密切關係，就像紅衣主教的政策那樣。那些被選來主管各商品部門的人大多都是商人…各分部的食品管制政策，都在各部門商人的會議中所決定…可以這麼說…整個食品與原物料的控管框架都建立在交易協議上。此外，這些協議的實際執行取決於組成交易之組織的合作與否。整個產業都被營造出得配合執行所有法規與管制的義務感。[40]

鐵路也同樣獨立於WIB之外，相比於其他產業，鐵路產業接受最多的政府指導。事實上，鐵路已被聯邦政府徵用、由聯邦政府直營。

美國參戰後不久，當局就敦促鐵路公司要團結一致，替戰爭貢獻心力。鐵路公司樂於遵從這項建議，很快就成立了鐵路戰爭委員會，滿心承諾要追求他們在和平時期就樂見的目標：減少競爭活動並協同鐵路營運。[41] Baltimore & Ohio Railroad的總裁Daniel Willard，同時也是繼Bernard Baruch之後的WIB頭兒，開心地報告著鐵路公司們已經同意授予戰爭委員會凌駕個別公司之決策權力。在Southern Railroad總裁Fairfax Harrison的運作下，戰爭委員會建立了車輛服務理事會來協調全國的車輛供應。洲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則從旁協助這些整合，它是聯邦政府長久以來針對鐵路的管制實體。又一次，政府推波助瀾的壟斷鼓舞了許多人，讓他們在和平時期繼續追求類似狀態。有好幾年，鐵路業嚷嚷著「科學管理」，那是在ICC以及政府實施之卡特爾評分制度中獲得高評價的方法；不過這些措施受到托運組織等鐵路專業使用者的施壓而胎死腹中。

但現在，就連這些托運業者都被收服。托運組織的首席發言人Max Thelen，同時也是加州鐵路理事會主席與鐵路與公共事業委員會全國協會會長，他同意鐵路的關鍵問題在於「重複」以及鐵路公司之間「非理性地」缺乏合作。而在鐵路領域最有權威的參議員Francis G. Newlands，同時也擔任交通法規聯合委員會的主席，他認為戰時的經驗「打碎了反托拉斯法的舊有觀點」。[42]

然而，這種私人企業的自願性合作無法成功的事實逐漸顯現。不同的鐵道路線堅持競爭；鐵路工會堅持要求工資實質增長；鐵路托運組織則不斷封鎖鐵路業全面抬高票價的要求。所有的利益團體都認為區域協調以及整體效率可以在聯邦政府的操作下達成最佳狀態。托運組織首先提出計畫，作為他們達成協作與壟斷托運價格的方法；工會接著提出從政府手中取得工資調漲的計畫；在總統威爾森保證每條鐵路營運之利潤都維持在1916到1917年間的非尋常高價水準後，鐵路業者也欣然同意。聯邦政府出來扛下令人頭痛的戰時調配與管理，同時又平白授予鐵路業者高額利潤，那些鐵路業者怎麼可能不跳到同意的一方？

政府系統內最熱情支持政府接管鐵路營運的是財政部長McAdoo，他是先前曾在紐約擔任鐵路工作的摩根派，同時也是鐵路債券的主要承銷商與持有者。威爾森在1917年12月28號徵收鐵路之後，McAdoo獲得美國鐵路局局長的獎勵。

由摩根派McAdoo領導的聯邦政府營運，簡直就是全國鐵路公司的大成功。這些鐵路公司不僅透過政府直營而獲得全面壟斷，部分的鐵路公司經營者還發現自己獲得聯邦政府的強制執行權力。McAdoo選出一些大型鐵路商作為自己的即時助理，而ICC制定票價的權力在這段期間則轉移到由鐵路業者主導的鐵路局手上。[43] 這項轉變的具體意義在於，雖然ICC的起始與茁壯是為了鐵路的卡特爾化，卻在戰前十年落入托運組織的控制，這種情況意味著鐵路業者很難透過ICC提高票價，但現在，聯邦政府的戰時控制措施已經把托運業者給甩到一邊兒。[44]

McAdoo厚顏無恥地將鐵路局的高層通通指派給鐵路營運者，幾乎排除了托運業者與學者。托運業者在盛怒之下，於1918年夏對這個體制提出激烈的批判。這波批判在McAdoo對鐵路局的強勢引導下達到高潮，McAdoo將區域主任的位置派給他的鐵路業者助理－Walker D. Hines。托運業者以及ICC的委員們抱怨：

全國的鐵路律師都跑到華盛頓了，他們對那些服務於McAdoo員工的鐵路律師提出自己遭遇的困難後，卻被告知「去隔壁房間想想自己要接受什麼命令」。[45]

就像WIB的案例一樣，這些鐵路執業者以壟斷之姿、罩著「效率」與標準化的外衣，使用手中的政府強制執行權力來解決那些零星的異議與競爭。鐵路局不顧托運業者的反對，下令強制執行火車頭與設備的設計標準化、消除「重複（也就是競爭）」的客運與煤運服務、關閉離峰時段的交管辦公室、命令禁止具競爭性的併貨托運。

這些聖旨都減少了倒楣托運業者可使用的鐵路服務。還有其他的強制性服務削減。其中一項終結托運業者指定路線的特權－也就是終結他們選擇「最便宜」路線的權力。另一項則是推翻鐵路業者擔保貨物毀損的和平時期慣例；求償的舉證責任全數改落在托運業者頭上。「出航日計畫」這項鐵路局措施，命令車廂在裝滿之前不得開出，這也大幅削減了小城鎮托運業者的可用服務。

授予鐵路業主導之鐵路局絕對權力的法源是1918年3月的《聯邦控制法》（Federal Control Act），法案在聯邦政府非法接管之後才合法化該行動。鐵路局和鐵路業遊說者緊密合作，在威爾森總統背書之下，國會通過將票價擬定權從ICC手上轉到鐵路局手上。除此之外，由托運業主導的洲際鐵路委員會被卸除所有權力。

鐵路局迫不及待地行使票價擬定的權力，於1918年春宣布全面調漲25%，該行動讓托運業者對於聯邦直營體制產生永久性敵意。為了在傷口上灑鹽，這次調高票價未曾舉辦公聽會，也沒有向其他相關團體進行諮詢。

2 有關Morgan家族與其他協約國之經濟連繫在導引美國參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參Charles Callan Tansill，《America Goes to War》（Boston: Little, Brown & Co.，1938年），頁32–134。

3 引述Paul A.C. Koistinen， “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7年冬，381刊）

4 一次世界大戰中產業動員的活躍歷史學家，本身也是國防委員會的主要參與者，他輕蔑寫道那些不配合企業核准的零星例外「透露出…缺乏服務國家的團結意願，服務國家最基本的就是將個人主義融入團結一體的國家中」。Grosvenor B.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Boston: Houghton Muffin，1923年），頁13。順道一提，Clarkson的書接受Bernard Baruch的補助，後者是產業戰爭集體主義的頭兒；該書手稿通過Baruch頂尖助手的仔細檢核。Clarkson身為公共關係活躍份子與宣傳執行者，他的努力從引導公眾參與Coffin在1916年策劃之產業戰備中就已開始。參Robert D. Cuff，「Bernard Baruch: Symbol and Myth in Industrial Mobilization」，《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9年夏，116刊）

5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21。

6 同上，頁22。

7 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5。

8 CND的靈感來源來自於Dr. Hollis Godfrey，他是工業職業訓練與管理教育機構Drexel Institute的主席。同樣對建立CND具有影響力的是半軍方身分的Kerner理事會，由陸軍上校Francis J. Kerner領導，非軍方成員包括Benedict Crowell與R. Goodwyn Rhett。Benedict Crowell是Crowell & Little Construction Co. of Clevel的總裁，其後身兼戰時助理國務卿。R. Goodwyn Rhett是People’s Bank of Charleston的主席，他同時也是美國商會的主席。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2、384。

9 案例之一，CND的《銅合作委員會》包括：Anaconda Copper總裁、Calumet and Hecla Mining總裁、Phelps Dodge副總、Kennecott Mines副總、Utah Copper總裁、United Verde Copper總裁，以及身負龐大Guggenheim家族利益的Murray M. Guggenheim。美國鋼鐵協會則提供該行業的從業代表。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496–97；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6。

10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28。

11 Scott與Willard隨後相繼任職主席，這個位置後來換成Homer Ferguson坐，他是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Co.的總裁，之後又變身為美國商會的頭兒。

12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63。

13 同上，頁154、159。

14 同上，頁215。

15 同上，頁230。

16 Margaret L. Coit，《Mr. Baruch》（Boston: Houghton Muffin Co.，1957年），頁219。

17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312。

18 同上，頁303。

19 同上，頁300–01。

20 同上，頁309。有關WIB、商品分部，以及大企業對延續官產合作制度的鋪路，參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9年），頁223與各處。

21 《The Nation’s Business》（1918年8月）引述Koistinen之《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92–93。

22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313。

23 參George P. Adams, Jr.，《Wartime Price Control》，（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1942年），頁57、63–64。參考例：政府將銅FOB紐約的價格設在每磅23.5美分，市場占有率超過8%的Utah Copper Co.每磅生產成本約為11.8美分。如此一來，Utah Copper扣掉成本後幾乎保證有快100%的利潤。同上，頁64n。

24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25 Adams，《Wartime Price Control》，頁57–58。

26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頁224–25。

27 Melvin I.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年），頁152–53。

28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153–57。在Robert Cuff教授對於WIB內官商關係的重要研究中總結道，聯邦政府對於各產業的法規由大企業領袖所塑造，而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在這些產業內特別平順，譬如鋼鐵業，這些產業的領導者已經轉向尋求政府支持的卡特爾。Robert D. Cuff，《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1966年）

29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154。

30 《Iron Age》，（1917年9月）引述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16–17。

31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03–06。另參Robert D. Cuff、Melvin I. Urofsky，「The Steel Industry and Price-Fixing During World War I」，《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70年秋），頁291–06。

32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28–33。

33 Paul Willard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0年），頁42。

34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頁56。

35 同上，頁66。

36 同上，頁73。

37 參Robert F. Smith，《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1960年），頁20–21。

38 同上，頁191。

39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頁78–85。

40 同上，頁55–56。

41 參K. Austin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年），頁44以後。

42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48。

43 McAdoo的「內閣」協助他管理鐵路，包括委員會主席Walker D. Hines、Santa Fe R.R.副總Edward Chambers、Atlantic Coast R.R董事長Henry Walters、Burlington R.R.的Hale Holden、New York Central R.R.總裁A.H. Smith、Chicago Great Western R.R.前法律顧問John Barton Payne，以及貨幣監理John Skelton Williams，Seaboard R.R.的前董事長。Hines是McAdoo的主要助理，Payne是交通部門的頭兒。營運分部由Western Maryland R.R.總裁Carl R. Gray領銜。工會人士W.S. Carter成為勞動分部的頭兒，他是消防員與工程師兄弟會的領袖。

44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14–22。

45 同上，頁80。

【書摘】Planned Chaos｜Ludwig Von Mises

Sat, 06 Jul 2013 00:00:00 +0000

【書摘】Planned Chaos｜Ludwig Von Mises

摘錄：Planned Chaos｜Ludwig Von Mises

文：吳莉瑋
圖：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lanned Chaos》選錄了一些 Ludwig Von Mises 談社會主義的文章，其中，Mises 特別強調所謂政治上的左派右派，不管是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在經濟上都是採種中央計畫制度的「社會主義」。這些文章中談了許多共產主義的發展細節，以及共產主義與納粹或法西斯的比較。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 Mises Institute 網站免費下載閱讀。

正如 Mises 對社會主義的著名評論，社會主義在經濟計算上完全不可行，所以註定失敗。但其實，干預主義更糟糕，集合了眾缺點於一身，也就是我們現行世界中幾乎所有國家正實施的制度。

為什麼世界變成這樣？Mises 的回答是，那些宣傳社會主義美好的每一個知識份子都有責任。這本書裡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在第 77 頁：

What is needed to stop the trend towards socialism and despotism is common sense and moral courage.

【書摘】

Page 7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0:53:51 PM

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is fact to prevent a confusion of socialism and interventionism. The system of the hampered market economy, or interventionism, differs from socialism by the very fact that it is still market economy. The authority seeks to influence the market by the intervention of its coercive power, but it does not want to eliminate the market altogether.

Page 9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0:51:58 PM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ventionists the mere existence of profits is objectionable. They speak of profit without dealing with its corollary, loss. They do not comprehend that profit and loss are the instruments by means of which the consumers keep a tight rein on al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t is profit and loss that make the consumers supreme in the direction of business.

Anti-capitalistic policies sabotage the oper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failure of interventionism does not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of adopting socialism. It merely exposes the futility of interventionism.

Page 10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1:00:46 PM

If the government, faced with this failure of its first intervention, is not prepared to undo its interference with the market and to return to a free economy, it must add to its first measure more and more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Proceeding step by step on this way it finally reaches a point in which all economic freedom of individuals has disappeared. Then socialism of the German pattern, the Zwangswirtschaft of the Nazis, emerges.

Page 12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1:06:32 PM

Price control is contrary to purpose if it is limited to some commodities only. It cannot work satisfactorily within a market economy.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draw from this failure the conclusion that it must abandon all attempts to control prices, it must go further and further until it substitutes socialist all-round planning for the market economy.

Page 13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1:09:43 PM

The market is a democracy in which every penny gives a right to vote. It is true that the various individuals have not the same power to vote. The richer man casts more ballots than the poorer fellow. But to be rich and to earn a higher income is, in the market economy, already the outcome of a previous election. The only means to acquire wealth and to preserve it, in a market economy not adulterated by government-made privileges and restrictions, is to serve the consumers in the best and cheapest way.

It is consumers who make poor people rich and rich people poor. It is the consumers who fix the wages of a movie star and an opera singer at a higher level than those of a welder or an accountant.

Page 26 | Added on Sunday, April 21, 2013 8:48:54 AM

Having emancipated themselves from Marxian determinism, the Russian Marxians were free to discuss the most appropriate tactic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in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no longer bothered with economic problems. They had no longe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 time had come. They had only one task to accomplish, the seizure of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Page 29 | Added on Sunday, April 21, 2013 9:00:21 AM

Those Marxians who did not surrender to the dictator in Moscow called themselves social democrats or, in short, socialists. What characterized them was the belief that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plans to establish socialism, the final goal common to them as well as to the communists, was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ey abandoned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s and tried to adopt democratic methods for the seizure of power.

The communist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y were loyal only to their Russian chief. They expelled from their ranks everybody who was suspected of feeling himself bound by any of his country’s laws. They plotted unceasingly and squandered blood in unsuccessful riots.

Page 48 | Added on Monday, April 22, 2013 10:17:16 PM

It is a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our contemporaries are imbued with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ideas.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unanimous in their proposals f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public control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n the contrary. Each socialist coterie is fanatically opposed to the plans of all other socialist groups. The various socialist sects fight one another most bitterly.

Page 49 | Added on Monday, April 22, 2013 10:19:52 PM

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as abrupt sweeping transformations of human affairs. What is called, in rather misleading terms,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is the coming on the scene of forces which were already for a long time at work behind the scene. New ideologies, which had already long since superseded the old ones, throw off their last veil and even the dullest people become aware of the changes which they did not notice before.

Page 52 | Added on Tuesday, April 23, 2013 10:15:44 PM

It is customary to call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dvocate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social” point of view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dividualistic” and “selfish” point of view of the champions of the rule of law. In fact, however, the supporters of the welfare state are utterly anti-social and intolerant zealots. For their ideology tacitly implie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exactly execute what they themselves deem right and beneficial. They entirely disregar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arise disagreement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right and expedient and what is not.

Th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of these two doctrines, rule of law versus welfare state, was at issue in all the struggles which men fought for liberty. It was a long and hard evolution. Again and again the champions of absolutism triumphed. But finally the rule of law predominated in the realm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Page 53 | Added on Tuesday, April 23, 2013 10:25:14 PM

Thus the socialists resorted to a trick. They continued to discuss the coming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e., the dictatorship of each socialist author’s own ideas, in their esoteric circles. But to the broad public they spoke in a different way. Socialism, they asserted, will bring true and full liberty and democracy. It will remove all kinds of compulsion and coercion. The state will “wither away.”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neither judges and policemen nor prisons and gallows.

Page 56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7:54:47 AM

Fascism and Nazism were both committed to the Soviet principle of dictatorship and violent oppression of dissenters. If one wants to assign Fascism and Nazism to the same class of political systems, one must call this class dictatorial regime and one must not neglect to assign the Soviets to the same class. In recent years the communists’ semantic innovations have gone even further. They call everybody whom they dislike, every advocate of the free enterprise system, a Fascist.

Page 57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9:34:47 PM

Dictatorship and violent oppression of all dissenters are today exclusively socialist institutions. This becomes clear as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Fascism and Nazism.

Page 60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9:51:21 PM

Fascist economic policy did not—at the beginning—essentially differ from those of all other Western nations. It was a policy of interventionism. As the years went on, it more and more approached the Nazi pattern of socialism. When Italy, after the defeat of France, entered the second World War, its economy was by and large already shaped according to the Nazi pattern. The main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Fascists were less efficient and even more corrupt than the Nazis.

Page 61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9:59:04 PM

Fascism was not, as its advocates boasted, an original product of the Italian mind. It began with a split in the ranks of Marxian socialism, which certainly was an imported doctrine. Its economic programme was borrowed from German non-Marxian socialism and its aggressiveness was likewise copied from Germans, the All-deutsche or Pan-German forerunners of the Nazis. Its conduct of government affairs was a replica of Lenin’s dictatorship. Corporativism, its much advertised ideological adornment, was of British origin. The only home-grown ingredient of Fascism was the theatrical style of its

Fascism was not, as its advocates boasted, an original product of the Italian mind. It began with a split in the ranks of Marxian socialism, which certainly was an imported doctrine. Its economic programme was borrowed from German non-Marxian socialism and its aggressiveness was likewise copied from Germans, the All-deutsche or Pan-German forerunners of the Nazis. Its conduct of government affairs was a replica of Lenin’s dictatorship. Corporativism, its much advertised ideological adornment, was of British origin. The only home-grown ingredient of Fascism was the theatrical style of its processions, shows and festivals.

Page 62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00:40 PM

The philosophy of the Nazis, the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Labour Party, is the purest and most consistent manifestation of the anticapitalistic and socialistic spirit of our age.

Page 64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08:03 PM

For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the German professors of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law,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 eagerly imbued their disciples with a hysterical hatred of capitalism, and preached the war of “liberation” against the capitalistic West. The German “socialists of the chair,” much admired in all foreign countries, were the pacemakers of the two World War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the Germans were already radical supporters of socialism and aggressive nationalism. They were then already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Nazism. What was lacking and was added later was only a new term to signify their doctrine.

Hitler was not the founder of Nazism; he was its product. He was, like most of his collaborators, a sadistic gangster. He was uneducated and ignorant; he had failed even in the lower grades of high school. He never had any honest job. It is a fable that he had ever been a paperhanger. His military care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rather mediocre. The First Class Iron Cross was given to him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as a reward for his activities as a political agent. He was a maniac obsessed by megalomania.

Hitler was not the founder of Nazism; he was its product. He was, like most of his collaborators, a sadistic gangster. He was uneducated and ignorant; he had failed even in the lower grades of high school. He never had any honest job. It is a fable that he had ever been a paperhanger. His military care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rather mediocre. The First Class Iron Cross was given to him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as a reward for his activities as a political agent. He was a maniac obsessed by megalomania. But learned professors nourished his self-conceit.

Page 66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19:22 PM

It must be emphasized again: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cientific ought. Which men are superior and which are inferior can only be decided by personal value judgments not liable to Verification or falsification.

The eugenists delude themselves in assuming that they themselves will be called to decide what qualities are to be conserved in the human stock. They are too dull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other people might make the choi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value judgments. [28] In the eyes of the Nazis the brutal killer, the “fair-haired beast,” is the most perfect specimen of mankind.

Page 67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29:27 PM

the experience with which 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 have to deal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It 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 is an experience of complex phenomena, of the joint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operation of a multiplicity of elements.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never in a position to control the conditions of change and to isolate them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way in which the experimenter proceeds in arranging his experiments. They never enjoy the advantage of observ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 change in one element only, other conditions being equal. They are never faced with facts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natural sciences employ this term. Every fact and every experience with which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to deal is open to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Historical fac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can never prove or disprove a statement in the way in which an experiment proves or disprov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ver comments upon itself. It needs to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ories constructed without the aid of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Reference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 can never solve any problem or answer any question.

Page 74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58:09 PM

Freedom of thought and conscience is a sham in a country in which the authorities are free to exile everybody whom they dislike into the Arctic or the desert, and to assign him hard labour for life. The autocrat may always try to justify such arbitrary acts by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motivated exclusively by considerations of public welfare and economic expediency.

Page 75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1:00:06 PM

The truth is that most people lack the 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courage to resist a popular movement, however pernicious and ill-considered.

Page 77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1:15:26 PM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masses are vehemently asking for socialism and that there is no means to resist them. The masses favour socialism because they trust the socialist propaganda of the intellectuals. The intellectuals, not the populace, are moulding public opinion. It is a lame excuse of the intellectuals that they must yield to the masses. They themselves have generated the socialist ideas and indoctrinated the masses with them. No proletarian or son of a proletaria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elabor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ist and socialist programmes. Their authors were all of bourgeois background.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the peoples have produced and propagated the fallacies which are on the point of destroying libert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intellectuals alon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 slaughters whi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 mark of our century. They alone can reverse the trend and pave the way for a resurrection of freedom.

What is needed to stop the trend towards socialism and despotism is common sense and moral courage.

【譯作】《摩登家庭》的軍事化嘗試｜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摩登家庭》的軍事化嘗試｜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

文：吳莉瑋
圖：funadium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Jeffrey A. Tucker回顧了某集《摩登家庭》的情節，總結出《摩登家庭》無法被軍事化的原因，因為全社會上的人都不把政府當一回事的時候，政府也就變不出什麼把戲，人們關心的不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而是生活的改善、家人的相處、和平地合作、自由的文明。

《摩登家庭》的軍事化嘗試｜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某集《摩登家庭》的情節，直接說明了我們目前的困境：把對消費與休閒更有興趣，而非神秘民族精神與國家服務的中產階級社會，進行軍事化的無止盡嘗試。

我們先來回顧劇情設定。《摩登家庭》是Hanna-Barbera在1962到1963年製作的卡通（後期內容沒有之前的那麼好但也沒有差到不行）。這部卡通不同於脫離現實的科幻，它是這個流派中難得的嘗試，而且實際上也成功預測未來。

在《摩登家庭》未來世界中的人們和今天的人們幾乎相同，但是他們有多先進發明與閒暇時間。有家庭、上學的孩子、戀愛中的青少年、抱怨老闆的工人、搖滾明星，也有全職家管。他們喜愛美食，只要完成時間夠快。他們有寵物。他們購物。他們著迷於時尚潮流。他們享受運動。

這就是未來：它是現今社會的延伸，就像現今社會是過去社會的延伸一樣。沒有讓所有規則改變的戲劇性歷史發展，不像那些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其他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想像。《摩登家庭》的內容就是那些新樣貌的老鬥爭。

《摩登家庭》的設定強調了未來作家都沒能強調的一點：科技不會改變人性本質，也不會戲劇性重組限制結構與構成社會秩序的基礎。《摩登家庭》中沒有剝奪自由意志、沒有讓我們服從於超出我們控制的無名力量，也沒有用其它方式改造我們。技術只不過是讓我們能夠更容易達成想做的事，帶來更大程度的繁榮。

如果這麼簡單，為什麼這麼多的天才都忽略它？

《摩登家庭》中的工具，具體而言，都是企業家精神、大幅擴大勞動分工（行星和星系範圍內）和從事自由貿易之競爭性資本主義經濟的成果。那裡沒有中央規劃。他們使用貨幣。人們會受僱也會面臨解僱。他們面對風險：各種發明都可能成功或失敗。

Spacely Sprockets和Cogswell Cogs製造資本品，並將其出售給製造其它商品的生產者，這是一個需要時間與市場的複雜生產結構。這兩間公司互相競爭也互相依賴，Cogs需要Sprockets才能生產，同時，Sprockets也需要Cogs才能生產。

《摩登家庭》中使用的技術，幾乎是目前的趨勢目標。工人坐在螢幕前按按鈕，一邊抱怨工時很長（每天兩小時、每周三天）。《摩登家庭》預測了微技術的未來，所以總是有小東西飛來飛去，但這部卡通並沒有預見微晶片，所以卡通製作者不清楚要怎樣才能把東西壓縮成如此。我們可以經常看到有著排出微量乾淨氣體之小排氣管的小尺寸機器。

飛行的汽車，這當然還沒有發生，但對於中產階級而言飛行已成為常規活動。旅程變得很快（但不是像《Star Trek》裡的那麼神奇）。烹調變得很快。施工速度變得很快。機器人接手大多數人們曾經做過的任務，所以每個人都很努力在尋找需要人力的地方。但人們並不急促。這些高效活動就是為了創造更多的休閒時間。真是棒世界！

《摩登家庭》中國家出現在哪裡？有語氣粗魯的交通警察，也有試圖抓賊的警察。就這樣。哦，是的，有個偶爾會替房地產開發商增加麻煩的特區。但大多數情況下，這是理想的夜警國家。這個世界如何抑制國家，從未被提及，但劇情中不會談到《憲法》，甚至統治者，而這提供了一些線索。

在《家庭智力賽（G.I. Jetson）》這集中，這個通常被企業、技術與對閒暇的追求給推動的中產階級社會，透過荒謬的公民儀式而被隱隱支配：軍事化之太空衛隊的國家服務。

情節從一場噩夢開始，George Jetson的老闆Spacely變成一個在地獄統治所有人的魔鬼。他拿著草叉追著George。George醒來後，Jane問他怎麼了。George回答也許是工作太多。「我昨天工作了2小時」Jane對此回應：「他以為他開的是什麼公司，血汗工廠嗎？」

當天早上，一通電話響起，一個官樣聲音宣布George被抽到籤。他必須立刻離開家並參加太空衛隊的訓練，每個18到80歲的人都可能需要參加這個國家服務。

他的目的地是Nebula營區，他的兒子Elroy說那裡「距離最近的行星有1,000萬哩」。

George回答：「你也知道太空衛隊是怎麼回事。只要是任何在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他們都會建立營地。」

那個好戰的聲音繼續說著無理要求，堅稱嚴格紀律、鍛煉和完全服從，每個人都認為這種要求荒謬又乏味。

在10分鐘的太空移動後（每個人都抗議這個行程很辛苦！），George抵達Nebula營區並發現Spacely先生竟是指揮官，他的噩夢成真。

指揮官的第一個命令是：「把這些人送去改造中心！」講完之後Spacely問：「誰想成為第一個被改造的人？」George當然被選上。改造過程從理髮開始，接著是體檢、眼科檢查。然後是智商測試，因為George能夠把方塊釘入方孔然後把圓塊釘入圓孔，他通過了智商測試。

旁邊的人也進行了同樣的智商測試，因為試圖把方塊塞進圓孔而把機器給搞壞。負責的機器人宣布「原創思考顯示領導潛力」，然後說他是「當官的材料…恭喜」！

每個人都被印上一個數字，譬如「美國核准5106」和「美國核准5107」。有些想要去人性化的嘗試，但毫無意義，因為George的同袍大多也是他的同事。比起任務或任何據稱他們應該奉行但他們很不屑的事，他們更關心彼此。

Spacely先生介紹了他們的訓練官：Uniblab士官長，它是最新的軍用機器人。Spacely指出：「Uniblab花了政府數百萬元，都夠兩個軍官俱樂部用了！」

Uniblab要求他們編隊飛行，這樣飛又那樣飛。訓練大概如此：傻愣中年傢伙懶洋洋地讓自己的噴氣包帶著他們飛來飛去。訓練結束後，Uniblab試圖出售抽獎券，然後又試圖讓這些士兵參加撲克賭局。機器人說：「贏家可以獲得文書工作。」這也點出就算科技進步，也沒能消除軍中的腐敗。

太空衛隊的組織結構是個值得注意的滑稽。它就像是疲軟的階級結構，其中，每個人都可以羞辱位階較低的人，但是又必須對位階較高的人卑躬屈膝。事實上，這似乎是唯一發生的事：大吼大叫、譴責下屬、推脫和畏縮。唯一的動作就是有人升級有人降級，升降級的基礎是誰比較受到上級喜愛。就是這樣。

這集最後，Jetson和Uniblab變成麻吉，但Uniblab最後仍是典型的政府機器（容易損壞），而Spacely先生則在上司的手中掙扎，他的上司又在被其上司制約等等等。George浪費了一兩天在毫無意義的公民儀式上，最後回到溫暖的家。

這一整集都美妙地說明，消費、支出、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社會如何不受軍事化。國家被當成一個毫無意義的機器，只會浪費時間和金錢，有些人會服從國家，但是那些人的心智將被忽略。

《摩登家庭》無法被軍事化，肯定也無法被國有化。但是，為什麼？看來，凝聚公民忠誠感以進行軍事化的過程，缺少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敵人。這一整集都沒提到任何敵人。沒有出現攻擊。沒有報復計劃。事實上，似乎也沒有任何安全威脅。而且思想改造中心甚至懶得去假定威脅。

沒有任何威脅是非常普遍的情況。但這通常不會阻止政府，政府會製造威脅甚至激發威脅來凝聚公民對於國家機器的忠誠，眾所周知。

或許在《摩登家庭》的夜警世界中，政府沒有手段來宣傳威脅。又或者，《摩登家庭》的世界比我們認為的更先進：國家根本懶得嚇唬人，因為它知道，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人會相信國家的宣傳。

有人批評這部卡通將社會過度理想化，以中產階級價值觀、商業、科技與生活小問題為基礎。但對於任何熱愛自由與人類繁榮的人而言，《摩登家庭》中的科技與家庭生活，比起歇斯底里的民族主義與戰爭破壞，更值得追求。或許，這部影集最成功的地方，在於找到方法以卡通呈現精彩的和平中產階級生活。

【譯作】《魔髮奇緣》的政治寓言｜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魔髮奇緣》的政治寓言｜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

文：吳莉瑋
圖：partymonstrrr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Jeffrey A. Tucker巧妙地把這部動畫中的巫婆角色視為政府的寓言故事，似乎也是這樣沒錯。時至今日，我們還在對抗奴役的戰爭中奮鬥。

《魔髮奇緣》的政治寓言｜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2010年的迪斯尼動畫《魔髮奇緣》，主題是長髮姑娘Rapunzel的故事，但內容是比原作好得多的改作。原作內容只有一個噱頭，塔裡的女孩頭髮很長、裝成母親的惡人還有爬上塔相會的情人，這和這部動畫比起來遜色很多。

Rapunzel不像原作中只是個農民，她的身分變成失蹤的公主，在她身上展現出一面想要服從母親但另一面也想體驗世界的衝突。情人不是王子，而是一個名為Flynn Ryder的強盜，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決定放棄原先的痞子生活，陷入愛情。

這個版本也刪掉了一些格林兄弟原作中奇怪的設定，譬如丈夫願意放棄子女養育權以換得自由取用鄰居的菜園。

當然，原作現在已進入公共領域，就像所有迪斯尼大片一樣。並非所有改作都比原作好，但顯然這部電影做到了。有時2.0版本遠遠優於1.0版本，而我們也在此看到智慧財產權的大問題。智慧財產權將原作凍結至少幾個世代，任何改作都違法。只有使用夠古老的故事才不會有這種問題。但為什麼社會得等到100年以後才能獲得比原作更好的改作作品？為什麼我們要有這種人為性減緩進步速度的法律？

回到電影來。我是因為一位臉書上的朋友才去看這部電影，Matt Zietzke說這整部電影可以看成一部「政府壓迫並透過戰術保持自己對於人民的統治地位」的寓言。這個概念是把Gothel這個邪惡的巫婆看成政府，Gothel利用魔法讓自己看來只有四十多歲，但她實際上已經垂垂老矣。

讓我們來看看為何稱為寓言。

巫婆：她偷偷潛入富裕貴族的家裡並偷走他們的孩子。

政府：它偷偷進入我們的銀行賬戶竊取金錢、透過貨幣貶值降低我們的購買力，還透過收買與徵兵來綁架我們的孩子。

巫婆：假裝自己年輕、美麗、把Rapunzel的利益視為最重要的考量；實際上，她醜陋、無力、把Rapunzel關在脫離現實的塔裡以維持魔法的效力。

政府：假裝它是我們的代表，提供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的集體商品；但事實上，政府只服務自己、提供特殊團體利益，費用由我們承擔。

巫婆：不斷說謊來避免Rapunzel走出高塔，這些謊言的基礎都是「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想傷害她的惡人」。

政府：不斷說謊讓我們保持在民族主義狂熱中，所有謊言都基於「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想傷害我們的惡人」的想法。

巫婆：奉承Rapunzel並替她準備受到好評的榛子湯（這有啥好食？），以撫慰她被囚禁的不滿。

政府：奉承人民並提供備受人民讚譽的福利（醫療照護、退休收入、道路），以撫慰我們對專制的不滿。

巫婆：讓Rapunzel害怕自由，讓她對於自己身為公主的真實身分無所意識，避免她跑掉。

政府：讓人民害怕自由，讓人民對於真實的人權無所意識，避免我們支配政府。

巫婆：像寄生蟲一樣維持自己的生命，只要Rapunzel不剪她的頭髮（但她任何時候都能這麼做），巫婆就能依然保持9號尺寸的身材。

政府：像寄生蟲一樣維持並替自己蓋紀念碑，只要我們不停止服從與付出（但我們任何時候都能這麼做），政府官員和官僚就能夠繼續享受高尚生活。

巫婆：一旦Rapunzel剪斷頭髮並打破魔法，就面臨死亡。

政府：一旦人民覺醒並切斷與國家的關聯，就面臨滅亡。

所以，是的，我同意這部電影是個寓言。最後要說的是，這部電影在各方面表現都絕對亮眼。配樂也許在無意間採用了令人捧腹的現代百老匯曲調。這部電影是奴役主題故事的最佳新作，而奴役這個議題是每個世代都必須對抗的永恆問題。

【譯作】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文：吳莉瑋
圖：brizzle born and bre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Jeffrey A. Tucker用政府監管使得洗滌劑、製冰機、通水管劑這些平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漸漸喪失其原先應有的功能，結果當然是生活品質的低落，如果這是那些狂熱環保人士想要的，那的確做到了，因為他們不是透過說服讓其他人追隨，而是透過政治運作讓政府強制執行，逼迫每個人都過上他們想要的生活。

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感謝老天爺，我們現在有全球市場，讓那些禁品或準禁品能夠透過網路一鍵購買。我透過這種方式買到一盒Savogran含磷的Trisodium Phosphate，雖然聽起來好像是爆炸物質，但實際上它在去年以前，存在每個洗碗清潔劑裡。它由磷組成，德國在17世紀從骨灰或尿液中發現的元素。這也是洗碗精曾幾何時能夠完美洗淨、不留殘渣或斑點的原因。

還記得Calgon老廣告中，食物從盤子和玻璃杯滑落之後留下的閃亮亮？那是磷起得作用。

它在餐廳與飯店等營業場所中仍是必須品。但是，目前已有17個州明令禁止該物質存於消費品，這讓幾乎所有洗滌劑製造商將磷移出自己的產品，而這卻大幅降低產品價值。那些洗滌劑製造商看到公告消息後，這次決定要走在監管機器前面，在禁令實際生效之前就配合禁令。

多數消費者都在去年的某個時候發現他們的洗碗機開始失常，但卻對此毫無頭緒。他們叫來修理工，工人撥弄了一會就並宣布修好了一些什麼。但洗碗機沒被修好。玻璃都霧霧的，盤子從洗碗機拿出來後經常得再洗一次。許多家庭換成新機器，或者是乾脆洗兩次。

無磷洗滌劑的誕生是真正原因。正如Jonathan Last在《Weekly Standard》中解釋的，這股反磷的熱潮從華盛頓州開始，試圖要制定《潔淨水域法（Clean Water Act）》來達成讓特定河流可供游泳或垂釣的任務。

過去，在測試中發現了河流存有過多磷酸鹽，這成為問題。州政府為了遵守規定，明令禁止磷酸鹽洗滌劑。當時的時間點是2008年，但由於政治運作，這條禁令一州又一州地傳遞開來，當然，這些都再次以聯邦法律作為後盾。

顯然，這項法律的支持者很清楚結果會變得如何。它將導致洗碗機的使用次數增加，或甚至是讓人們完全拋棄洗碗機，而不管是哪種，最終都會增加更多的水資源與能源使用。換句話說，就算用愚蠢環保主義者的標準來看，這也一點都不節能，甚至適得其反。

禁令之後的研究甚至表明華盛頓州河流的磷含量減少完全是因為新的過濾系統，更進一步地，原來河流中的磷含量打從一開始就不是個問題！

當然，事實並不重要。我們生活上的便利設施，譬如乾淨的盤子還有讓盤子變乾淨的機器，都因為環保主義的錯誤迷信而犧牲。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創新，因為政府被地球之母的巫醫給迷住，遭到反轉，人類因此又得在社會進步的道路上倒退一步。對於潔淨物品的迷信見鬼吧！

製冰機也面臨類似的攻擊。Jeffrey Kluger在《時代》雜誌一篇典型的文章中，聲稱拯救地球的方法之一就是

多買一些製冰盒。在破壞全球氣候的人類發明清單中，除了內燃機、工業時代的工廠以外，還多了自動製冰機。
當然，我們不會因為隨便的理由就去使用製冰機。我們使用製冰機的原因是因為傳統製冰很麻煩，因為我們得小心翼翼地拿著一盤裝了水的製冰盒走過房間，那裡灑出一點這裡又灑出一點，放進冷凍庫時還得仔細地擺好。而且要用冰塊的時候，我們得把它拿出來，手指總是會黏在製冰盒上，然後得轉動製冰盒，把冰塊弄出來後，再把沒用到的冰回去，結果那些沒用到的冰塊在冰櫃裡又通通黏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使用製冰機。

即便如此，能源部仍然恨製冰機。所以能源部警告所有的製冰機製造商，要是繼續生產現有機種就要降低其能源評級。或者，製造商可以透過降級機器本身來繼續製造製冰機，釋出製冰機使用的大部分能源。

這整個思考模型完全忘記明顯的一點：製冰機意味著你有一台在冰箱外面的製冰機，這意味著你不必打開冰箱門去拿冰塊。這無疑就節能。頻繁地開冰箱才是在浪費能源，而這也是製冰機會存在的另一個原因（節省電費）。

再次，事實並不重要。如果有什麼你喜歡的，讓生活更美好的東西，你可以打賭，某個官僚正把目標放到那上面打算摧毀它。「拯救地球」是最方便的藉口。《時代》雜誌要是別再印刷它的出版品或許更能「拯救地球」。

我們可以看到事情會往哪發展。就像人們會囤積舊款馬桶水箱和那些真的用水洗衣服的舊款洗衣機，人們也將囤積那些真的有用的冰箱。我們就像那些珍視1950年代汽車的古巴人一樣，他們持有這些東西，只是為了在政府的攻擊下維護一些文明的元素。

接著，我們來談談通水管劑。每個人都知道，最好的化學通水管劑，是鹼液或氫氧化鈉。它是會侵蝕油脂、頭髮或其它任何東西的邪惡物質。它會燒灼人類皮膚並留下可怕的疤痕。但是若是談到通水管，沒有其它能比得上它。

現在，流到我們家裡的水越來越少（拜攻擊水資源使用的監管所賜），而我們能用的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溫不火（拜攻擊熱水器的監管所賜），水管堵塞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毫不奇怪，這使得鹼液成為不可或缺的日用化工品。

但前提是要你能買得到。主流五金行已經停止販售。雜貨店也是。我問了一圈，以為自己會聽到涉及傷害賠償責任的故事，但沒有：相反的，理由是毒品戰爭。原來這個東西是製造甲基苯丙胺（安非他命）的成分，因此它也爬上監管打擊清單。

幸運的是，你仍然可以透過Amazon購買，但有多少人知道這點呢？有多少人買了通水管劑然後發現一點都沒用？肯定有好幾百萬個實例。截至目前為止，就我所知，主要成分為鹼液的通水管劑，是因為奇怪的理由而從貨架上消失。

所以我們的生活變成這樣：我們必須忍受堵塞的排水溝，更可憐的是水龍頭也留不出多少會留到排水溝的水，我們在淋浴的時候得忍受讓自己站在一池細菌溫床上，而且只能洗冷水。所有人都回到19世紀！

在這三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運作的模型：清教徒與偏執狂和官僚合作，拆散所有市場對文明的貢獻。他們不是透過勸說的方法試圖讓我們相信他們的原始信仰。相反的，他們透過強制的力量，帶我們回到堆肥堆和乾淨河水，最終，那些有幸在政權強制性貧窮之下生存下來的人，得自己狩獵和採集帶回洞穴的食物。

【譯作】政府的反文明效應｜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的反文明效應｜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文：吳莉瑋
圖：leaf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Jeffrey A. Tucker直言回歸原始、鄙棄科技的時髦浪漫想法，事實上是降低生活水平、甚至回到貧困的道路。

假若這一切都是出於個人意願，那也就罷了。畢竟我們處在自由社會，但不幸地，許多強制性回歸原始的作為，都透過「政府」而強迫實施，換言之，我們無可選擇地，被迫走上回到貧困的道路。

Tucker給了一些例子，譬如驅蟲劑、熱水器、垃圾清運系統等等，當然這只是很小一部分，還要忍受多久？希望別太久。

政府的反文明效應｜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喔，緬懷社會主義者還相信物質進步的日子！現在已不再如此。他們現在倡議貧困，並支持那些帶來貧困的政府法規，然後期望我們得為此表達感激。社會主義無法帶來更高的生產力，但是可以滿足「後物質」社會主義者的願望。社會主義的手段可以帶來較低的生活水平。

這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背叛了馬克斯，馬克斯的主要抱怨是資本主義未能提升工人的生活。

現代的工人…生活條件變得比周遭同階級者越來越低。他成為貧困者，貧困化的進展速度遠比人口與財富增長速度要快得多。

列寧的口號是：「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GDP指數是國家自豪的根據，就像太空旅行與軍事技術的重大創新。

對於類似全規模國有化的政府規劃也同樣如此。在進步時代時期，政府的政策目標是抬高全人口的物質水平。以反托拉斯法打破企業壟斷，高唱它們拖累競爭因而拖累經濟增長。央行則被當成拉動經濟增長和進步的工具。

羅斯福新政不過就是對於政府規劃的信心體現，力求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進步的理念嵌入其思想結構。每個農村社區都進行道路鋪設和電力普及。農民離開土地並擁抱工業。落後的農村生活被徹底改變，我們都會擁抱國家帶給我們的現代技術。

走向貧困

在過去50年中的某個地方，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從它無法散播財富的譴責，變成完全相反的譴責。突然之間，資本主義的大罪變成生產過剩、讓我們都變得太物質主義、犧牲其它價值換得經濟增長、傳播中產階級的頹廢，並導致社會太過追趕生產力且過於關注生活水平。

注意到這個戲劇性變化，Murray N. Rothbard認為這個轉淚點可能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8年的作品《The Affluent Society》，該書長篇論述消費主義、中產階級頹廢，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日益增加的一般人。Galbraith宣稱這些都是犧牲公共機構與公共基礎設施而換來。

這本書成為暢銷書。它改變了左派推動政府干預與批評自由市場的方式。這本書是半世紀以來第一本重新補捉到盧梭精神的書，浪漫化工業化之前的世界，玩弄狩獵採集社會的想像空間，想像我們可以從小部落水平的貿易與自給自足中過得更好，還有其他來自原始主義的想法。

狩獵與採集的浪漫

當前用來炫耀生活水平降低與強迫貧困的流行語，叫做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

如果你想要永續發展的定義，定義如下：強制性回滾文明的進步。

快速瀏覽一下以下列表所揭示的文獻標題：

永續設計：改變當前消費文化的顛覆性戰略｜Sustainability by Design: A Subversive Strategy for Transforming Our Consumer Culture
永續發展指標：測量「無法測量」｜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Measuring the Immeasurable
回到永續發展｜Return to Sustainability
永續發展教學的147個秘訣｜147 Tips for Teaching Sustainability
綠色生活：簡單永續發展的實用指南｜Living Green: A Practical Guide to Simple Sustainability
邊緣世界的橋梁：資本主義、環境，及從危機到永續發展的隧道｜The Bridge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the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
永續發展：未來生活的迷人樣貌｜Sustainability: An Amazing Picture of What Life Will Soon Be Like
樸門永續設計：超越可持續性的原則和途徑｜Permaculture: Principles and Pathways Beyond Sustainability
未來場景：社區如何適應石油高峰與氣候變化｜Future Scenarios: How Communities Can Adapt to Peak Oil and Climate Change

最後兩本書的作者是澳大利亞的David Holmgren，他是有趣的人物。他是「我們需要超越永續發展」這個想法的創始者。如果你對於永續發展抱持疑慮，相信我，你不會想超越它。我在YouTube上看著這個漂亮傢伙的訪談。他總是坐在戶外，身邊圍繞自然景觀和鳥鳴，帶有著義大利麵般誘人的風格。

他認為石油、天然氣和各種形式之現代能源的生產即將終結，並將其視為公理，一方面是因為化石燃料將耗盡，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不再容忍地球由於現代化本身而加熱到難以忍受的水平。對於這些基本假設，Holmgren未有質疑。在一次採訪中，Holmgren認為近500年來的技術都走在錯誤的軌道上。

請記住，這些觀點並非全都出於主流。如果我採訪Earth Fare商店裡那些翻找著自由放養雞蛋、香薰耳燭、有機豆芽三明治的購物者，他們幾乎普遍同意Holmgren完全正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時尚思想。

Holmgren在一次採訪中談到他對未來郊區的樂觀看法。他認為它很容易地就能被改造，以適應永續發展新世界。請記住，他說，由瀝青鋪設的停車場，用來收集雨水飲用相當理想。我們的後院可以改造為自給自足的園圃。我們的車庫將變得毫無用處，因為我們不再會有車，所以我們可以將其改造為工作室，用來打造長椅、椅子、桌子等工藝品。

當然，在這個世界願景裡頭也會有一些問題。那裡將不會有任何能用來製造工藝品的釘子，因為釘子的製程令人難以置信地複雜，需要龐大的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那裡也沒有木材，除非你能從後院砍伐，畢竟，正如我們所知，木材工業非常依賴於電動工具、使用化石燃料的運輸，以及橫跨多國的勞動分工與資本累積。

還會有人們得辭掉工作來全日耕作與製作工藝品的問題，但當然，人們不會有選擇，因為化石燃料的終結將導致大規模失業。我不太清楚他要怎麼去計劃不用卡車就能將瀝青停車場中所收集的雨水分到每一戶，或許他有馬車的計劃。當然，你得實際上打造出車廂，然後得餵養馬匹，這又引入其他的問題。

他似乎不明白，自己的計劃並非重新與自然連結的浪漫願景，而是空前規模的大規模死亡處方。在他田園詩話般地500年前，整個地球上只有500萬人活著。這些人的生活可沒有很好。時至今日，地球上有近7億人活著，這意味著，他得想出一些辦法來搞掉那些500年前的技術無法養活的6.5億人。

諷刺的是，我們別忘記，觀看這些訪談的這件事本身，就是現代科技的奇蹟，這甚至在五年或十年前都還不可能辦到。此外，十年前，我不可能只透過按下螢幕顯示的按鈕就買到他的書，不可能將這些書立刻下載到我的電子閱讀器，或在隔天透過卡車運輸而拿到實體書。或許，他的計劃確實有些好處：毫無疑問地，要是計劃被實行，David Holmgren將不再是暢銷作家。

強制性降低生活水平

我們可以將這些人忽視為時尚怪咖。這些人的觀點可以被視為處於富裕環境裡中合理的思想焦躁。

確實，任何人都能自由地選擇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發誓要終身貧困。但是，這種趨勢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政府政策之目的與文化效應造成巨大影響，這是事實。

我們先撇開政府將（透過對我們的更多搶劫、巨額債務、花在任何事物上的政府開支）刺激經濟這個聽了兩年的荒謬主張。所謂的「刺激」實際上名不符實。今日的政府政策的效果正好相反：減緩生產、帶走便利，強迫我們處於更低的生活水平來讓我們變得更道德。

這是我們時代的政治風氣，而它也具有效果。我們不斷被告知要削減支出、減少消費、當地購買、綠能生活、共乘、回收與節約、停止放縱。為此，消費產品每天都不斷地被禁止。我們在各領域中的選擇越來越少，醫藥品、化學品、食品、飲料等等，生活的各方面，一個行業接著一個行業。這些都和我們所知的文明相背而馳，和那些生活更好、更健康、更聰明、更繁榮、更有文化的聯想相背而馳。

譬如，白熾燈的持續戰爭，它本身象徵著迎來文明的光明想法與創新。我們的霸主政府已經決定，由於它們「效率低」，所以我們不再使用，好像官僚才是那個決定哪種產品效率高低的角色，而不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美國最後一間製造白熾燈的工廠在上周關門，替2014年全面禁用白熾燈做準備。

我們被告知，熒光燈也一樣偉大，它能提供的光線差不多，甚至更好，它僅消耗部分能源。

如果這些都是真的，那根本就沒有強迫的理由。那些監管官員可以待在家裡納涼，或者是去做那些在後院耕種或在車庫製造工藝品的事情。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從白熾燈換成熒光燈的過程，就會跟iPhone3G換到4G、Windows XP換到Windows 7沒兩樣。如果真的是這樣，消費者自己就會完成這個過程。

我們不需要政府機構來告訴我們要從Photoshop CS4升級到CS5，或把我們的老車換成Honda最新型號的Accord。從一個產品換成另外一個產品並希望獲得進步，這種過程是透過消費者選擇而自然發生，而選擇取決於資源可用性與經濟優先順序。

但監管官員不信任人的選擇，我不認為如果在此項目中讓人自己選擇就不會看到白熾燈時代的結束。上個假期，我對於找不到任何一串使用正常燈泡的聖誕燈串感到震驚，所有的燈串都用熒光燈。我買下我能買到的燈。令我驚訝的是，裝了這些東西的聖誕樹並未如想像中那樣被照亮。相反的，它看來又怪又不像聖誕節，暗到沒朋友。它看起來像長了斑點，而不是發亮。這種燈在各方面都比較優秀的宣稱，顯然是假的。

在自由市場中，熒光或許會有獲勝的一天。但我嚴重懷移，不然，為什麼全世界的政府都合謀強制消滅白熾燈？對我而言，這顯然是政府故意凌駕消費者喜好、降低生活標準、心存特定意識形態的例子：尋求武力來讓我們過得更差、生活更貧窮、減少物質進展。

臭蟲回返

這是政府政策中一個極其危險的趨勢。我國目前正遭遇後遺症之一。

1920年代曾有個普及的順口溜：「睡香香。臭蟲別來香。」幾代以來都認為這不過是個與現實無關的古早順口溜。

事實上，臭蟲在1950年代幾乎從地球上消失，因為像DDT那樣的現代救世化學品。DDT是一位任職於瑞士私人公司（Novartis）的科學家Paul Hermann Müller所發明，被廣泛地抹黑，但它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在Rachel Carson的《Silent Spring》影響下，DDT在1970年代初被全面禁止，這被指責為全球性災難。

真多虧了這個禁令，現今，瘧疾每年殺死一到三百萬人。這令人震驚，但在歷史上也不完全不尋常。我們可以將昆蟲視為地球上最危險的惡源，被殺害的人數遠遠多於集中營、毒氣室甚至核武。

實際上，昆蟲地球上唯一比政府還要危險的東西。在14世紀，帶疾病的昆蟲殺害了60%的歐洲人口。美國也有黃熱病的嚴重問題。我們不會想到這個，但這只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黑死病，而這主要是資本主義的成就。

今日，我們與流行病等級的臭蟲回返共同生活。國家蟲害管理協會說，幾乎所有的蟲害管理公司都回報自己在全國各地發現的數千筆新蟲報告。甚至還出現追蹤網站：bedbugregistry.com。疫情的情況遭到連《紐約時報》都發出警告，而這與禁用控制臭蟲的化學品有直接關係。

除了DDT以外，也有其他控制臭蟲的化學品，例如propoxur，但美國環保局在2007年禁止於室內使用propoxur。現在，任何在室內使用它的蟲害管理公司，都面臨罰款甚至監禁的威脅。情況相當糟糕，俄亥俄州的農業部不斷央求環保局改變政策，但環保局不會讓步，相反的，它建議人們「減少家中雜物以減少臭蟲的藏身之地」，還建議「消除臭蟲的棲息地」。喔，當然，環保局還強烈建議你「透過教育提高警覺」。

《紐約時報》有篇頭版，報導了臭蟲回返難倒科學家的故事。在文章結尾，內文說化學品可以控制臭蟲，但所有能控制的化學品目前都被禁止。嗯…如果答案擺在我們面前，但我們的政府禁止我們採用問題的答案，或是零售商和滅蟲人員被這種威脅性政治文化給嚇倒而不願冒險，我不認為有什麼理由要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這些人到底對於因果關係有哪裡不懂？

現在，我不想捲入有關化學品及其影響的爭議。有人說DDT不再有效（但DDT黑市仍是充滿活力的行業），或說propoxur也有其缺點，又或者是說有其他有效的天然化學媒介。我不是科學家，也於哪個觀點正確也沒有意見。這些意見都攤在這個問題的地圖上。

我想強調的要點很簡單：市場過程通常允許創新、試驗和錯誤，而所有可用的科學知識積累和實施，已經被政府機構給顛覆，政府機構推定何者最佳，從而集中規劃控制害蟲的化學品使用。這甚至帶來新的化學品市場，需要7年還有大約1億美元才能闖過法規叢林，這些法規叢林中充滿對於進步、資本主義與創新的偏見。我們最終得被迫信任專家，還有那些基於測試結果而非市場競爭的科學主張。

熱水掰掰，垃圾你好

另一個我們所聽到有關防制臭蟲的建議，是要我們用熱水洗床單。嗯…這個建議不錯，只是大多數房屋的水龍頭都不再有熱水。由於政府規定，熱水器的出廠預設溫度頂多只能變溫水。這種後果本身就具毀滅性。我們的衣服洗不乾淨。我們的身體洗不乾淨。我們的碗盤洗不乾淨。要改變這種情況，你得拆開熱水器然後把設定調成最高溫度，但沒有很多人知道這該怎麼做。如果你要求水電工替你這麼做，他會懷疑你是密探，掉頭就走。

接下來我們遇到垃圾問題。政府政策越來越多垃圾收取日的限制，甚至限制垃圾量。我們都知道對於垃圾掩埋場的攻擊與監管。然後還有回收這個主題，在市場環境的特定條件下，回收或許有一些有限優點。但在政府法規下，我們被強迫要篩選自己的垃圾，把分類後的東西交給政府，讓政府可以使用特別為其打造的機器進行後續處理。

現今，有始以來每份回收的研究，都顯示，回收不但不會省錢，反而浪費大量金錢和精力在回收卡車跟回收工廠上。大多數城市都有堆積如山又無法回收的垃圾。對於自願性、有利可圖的回收，沒有哪裡不對，但是讓中央規劃的回收，不但瘋狂又低效。我對此更在意的地方，就是要用雙手去翻垃圾的這種去文明實踐，把這些垃圾從一個地方移到另外一個地方，用更多回收筒來延長這些垃圾的持有時間。

這很噁心又不衛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危險。垃圾處理從遠古時代開始一直都是個問題，而未能成功進行垃圾處理可能也會導致世界範圍的死亡和災難。然而，現在是誰在控制垃圾處理？是政府，完全沒有個好理由。假如是由私營部門處理，這個系統肯定會相當不同。可能會有能讓垃圾瞬間消失的管道，把這些垃圾從我們家裡帶到某些焚化爐。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是否如此，因為政府控制停止了創新的過程，就像政府控制停止了化學創新的過程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我最喜歡的主題之一，供水管道的攻擊。有關資料表明，家庭用水只占生活用水總量的不到1%。這包括我們用來洗澡、洗滌、替草坪澆水等所有用水。然而，政府長達數十年的運動，強行限制我們在自己家裡的用水。作為結果，我們的馬桶沖不乾淨。家裡的水壓很低。政府要求要在所有蓮蓬頭上裝擋水器，所以你甚至無法舒舒服服的洗澡，除非你用鑽頭破解你的蓮蓬頭。

對於計劃下的貧困，我可以繼續說出無數例子。政府對於醫藥的攻擊是相當嚴重的威脅。偽麻黃鹼（pseudoephedrine）是受鼻腔問題困擾之患者的一大福音，他們無法再到藥局購買所需的數量。在我自己的社區中，有位女士面臨20年監禁，只是因為她在12天中從數間藥局買了4包Sudafed，這個行為幾年前還完全合法。你也會發現，那些治療孩童咳嗽與頭痛的藥不再有效。在政府監管醫藥之下，大多數都淪為安慰劑。

政府還攻擊石棉，石棉是完美的防火材，但受到政府禁用，強迫耗資進行拆除。事實證明，將其拆除比起留置不管會帶來更高風險。還有對於含鉛油漆的攻擊。

我們也別忘了，對於汽油車的CAFÉ標準，那是超凡的邪惡攻擊，政府嘲笑較大較安全的車，以稅金資助並強制推動電動車，還有對能源、石油、天然氣的普遍攻擊，以及對風力、水力與電的補貼。有誰能忘記最近BP在墨西哥灣的漏油災難所遭受的瘋狂攻擊？這個不測的原因，是政府對近岸鑽油的限制以及對於石油公司責任的責任限制。石油公司應承擔賠償責任，但讓它徹底摧毀？有病。

如果書籍與學習這些思想的普及分流是文明的基礎，我們會因政府對於網路的所為感到驚恐。歷史上首次出現成立全球性圖書館並網羅所有圖書的可能，讓這些書籍都能從網路取得。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自由化，體現於Google Books計劃。期刊肯定會成為計畫的下一步。但政府卻沒這麼做，政府為了那些援用「智慧財產權」的私人掠奪，創造了道德風險，破壞了這個可能性，阻礙思想的傳播，實現了文學退步。這相當於德國砸毀古登堡的印刷機。這種攻擊正在日益增強。智慧財產權的強制執行，這個永遠不會出現在自由市場的東西，現在成為網路的頭號威脅。

自由給了我們文明

你有看到這些模式嗎？政府規劃從來都不是好手段，但至少曾經有段時間，它被用來追求人類進步。但它是追求正確目標的錯誤方法。現今，政府規劃演變成追求錯誤目標的惡意高效手段：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說是政府的專長，那就是搞破壞。

政府正尋求降低我們的生活標準，驅動文明退步，它實際上正在玩火，釋放未知的邪惡。

不要忘了，文明不是政府給我們的，而是自由。自由產生創新，釋放那些建立城市並擴展全球性勞動分工的人類智慧。自由讓平均壽命變成三倍長。自由給了我們全球經銷的食品、醫藥、音樂和學習。自由創造了財富，這些財富用來資助我們的教會、研究中心、公民協會、舞蹈團體、藝術博物館和自然保護區。自由，讓Mises Institute這樣的機構得以存在並體驗充滿活力的增長。只有自由與富裕的社會，才能帶給每個人繁榮的文明。

Joseph Schumpeter說過，資本主義最大的悲劇，就是它帶來如此豐富的財富，而人們往往視為理所當然，想像自己能夠摧毀這些生產設備而無需面對龐大經濟與社會後果。這正是今日正在發生的事。這種浪漫化貧困、簡單與現代科技缺席之世界的趨勢，成為一種意識型態，驅動今日許多知識分子、政客和官僚的滑稽動作，他們將自己設定為那些促成現今生活水平之物的敵人，也就是說，他們將自己設定為自由的敵人。

特別是現在，我們的稅收所支付的，不是文明，而是毀滅文明。

【譯作】偏好自由企業是不是就意味著偏好「企業」？｜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偏好自由企業是不是就意味著偏好「企業」？｜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

文：吳莉瑋
圖：Thomas Haw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Jeffrey A. Tucker用當代案例說明政治上所謂「親企業」，事實上不過就是政府與大企業壟斷市場、斬斷競爭、扼殺自由，形成寡頭政治聯盟的重新包裝爾爾。

偏好自由企業是不是就意味著偏好「企業」？｜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美國的政治言論似乎有個固定週期，就像時鐘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近好像在重溫柯林頓時期。

故事是這麼說的。抱著左翼思想的民主黨政府當選，用盡全力推動一系列愚蠢的改革，譬如社會化雛形的醫療系統，改革引來反彈後，統治者們重新思考，然後又往右傾，透過讚美成就美國生活之企業部門所作的貢獻，搖身一變成為「中間派」。

大部分這些宏偉的轉變，譬如歐巴馬最近的這套，都是幻覺且毫無意義。這就像是在一台開往預定方向的汽車上潑一道新顏色的油漆，目的是要繼續愚弄人民，讓人民以為那是一台前往不同方向的不同汽車。

讓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左派們的說辭和用法。在他們的想像中，自己遇到麻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太過於偏好政府而不夠偏好「企業」，此處的企業是這些左派所理解的企業。當他們發現「私營部門」或甚至是「資本主義」這類詞彙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改變」。

這一切都是表面工夫，這些改變表明了左派所接受的是資本主義的滑稽模仿：他們相信的資本主義，偏好社會中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資本所有者。所以，如果社會主義的行程開始出了問題，他們就開始以「友好自由企業」之名，把手伸到企業巨頭上。

瞧瞧歐巴馬伸手企業的可悲嘗試。當局聲稱，政府正在審查政府規章，要找到那些成本超過好處的規定。嗯，如果把能源部、教育部和勞工部改成體育館的話，我們可以在此取得一些進展，但政府想的可不是這個。你可以去Regulations.gov網站逛逛然後留下評論，前提是如果你搞得懂這個網站的話。我在上頭看到了一些典型的胡說八道，有關家庭能源升級的空口白話，但毫無疑問的，這個網站比起政府的工作命令還安全一點。

歐巴馬在白宮也成立了一些新東西，譬如就業與競爭力委員會，這個組織據稱代表他的新中心主義。誰是這個組織的頭？可不是我家附近的餐廳老闆，而是GE的執行長Jeff Immelt。這應該代表了某種當局換新血的信號。

在歐巴馬顧問的想像中，歐巴馬形象變差是因為他太親近大政府策略（這種想像打哪來的？），嗯，所以，現在是時候來作跟柯林頓一樣的事，親近企業來扭轉形象，因此，出現了這個新的委員會與任命。

是的，這在許多層面上都是個騙局。在此，第一個大錯是心理習慣，許多人認為大政府和大企業在某種程度上相斥。但美國歷史從開始到現在，都表明事實正好相反。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到高盛集團，仔細看看歷史就會發現，每次主要的政府擴張，背後都有對應部門的大企業施壓與支持。

在19世紀的重商主義中，誰是贏家？誰在伍德羅．威爾遜的社會主義戰爭中竄出頭來？誰是羅斯福新政背後的主要經濟力量？美國生活中的哪個部分，在二戰與冷戰期間變得像土匪？1960與70年代的醫療照護與就業環境法規又如何？企業精英在背後推動每一次的利維坦政府擴張，無一例外。

Thomas DiLorenzo仔細紀錄了19世紀的歷史。Murray Rothbard揭露了企業在一戰中的角色。Butler Shaffer在其巨作《In Restraint of Trade》中記錄了戰後的羅斯福新政。John T. Flynn徹底揭露新政這場喧騰。Robert Higgs傑出的作品《For a New Liberty》表明冷戰與冷戰結束後的激進親企業。而這只是美國的案例：在每一個國家干預接管自由競爭的國家中都是如此。

為了看清為何如此，我們必須瞭解幾塊拼圖。大企業對於盡其所能地擊垮後進有著極高興趣。在自由市場中，他們透過以較低價格提供更好的產品來達成目的。但這可是硬頸生活。要在這場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留在前茅，耗費所有能量。利潤總是以不預期的方式受到威脅。市占率從沒有真正的確定安全。在這個系統中的資本家，簡直就像消費者的奴隸，而且總是會出現新的企業家帶著更好的想法進入市場。就算是龐大的公司也不能肯定自己挺得住這些。

在混合經濟中，政府本身變成罪惡的機會。資本家迫不及待地跳出這場競爭，紛紛攏絡掌權者。他們要幹什麼？授予人情、特權、安全、保護失敗，最重要的是，透過強加大企業已經吸收的成本在那些利潤較少的競爭對手上，打擊競爭。

這就是最低工資、勞健保還有任何強加到整個企業部門法規的緣由：這是市場中的主導者所採取的戰術行動。監管機構要是沒有來自商業利益的壓力與協商，根本就不會有任何動作。

反壟斷是經典案例（保護大企業免於競爭），但勞動、健康、環境還有其它的要求也是如此。專利是如此。巨幅通膨是如此。高稅賦是如此。職場福利是如此。消費者產品法規還有其它所有一切，都是如此。這些都是市場巨頭的卡特爾機制，而對那些小傢伙的說辭僅是政治藉口。

Ludwig Erhard的書對我影響深遠，他是深受Mises影響的德國戰後經濟改革者，他是國家干預主義的熱血對手，所謂德國戰後奇蹟幾乎能全數歸功於他。書中深具耐心又具說服力的論據，支持自由競爭並且呼籲擺脫戰爭期間的卡特爾，德國的企業受益於它。這本書本身就相當傑出，但更有意思的，是它的目標讀者：不是消費者、不是知識份子、不是選民，而是企業。Erhard深知許多人似乎不知道的事，也就是企業部門中支持自由市場的最少。但這是最需要聽取自由市場信息的部門。

GE的案例變得再清楚不過，它就像以往的東印度公司一樣和政府連成一氣。Immelt先生本身就是個例證：他不是自由企業的擁戴者，而是法規、綠能補貼、高能源管制壁壘的熱心支持者，他不支持自由貿易而是出口導向的貿易，他是大聲說話的宣傳隊，因為他的公司最終將受益於干預主義。這個傢伙在權力的殿堂中找到舒適的歸宿，推動所有政府也會喜歡的各種政策。

讓我們回頭看看歐巴馬的新「中間主義」。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這些左派認為這能愚弄所有人。理想左派對於歐巴馬的轉變無疑地感到不悅，但這些人真的天真到相信支持大企業將替所謂大政府沾上汙點？至於那些商界共和黨人，難道他們真的會被愚弄，相信歐巴馬這種新的友善真的是為了私營部門的利益？

Mises在他鼓舞人心的《Liberalism》書中（這些年來本書仍是自由的聖經）寫道，自由不是在指支持企業部門，企業部門往往是最強悍的自由對手。

我們難道沒有從布希與歐巴馬的紓困中學會教訓？這些紓困都被設計用來私有化大企業的利潤，社會化大企業的虧損。這些紓困措施，跟穩定宏觀經濟或社會大眾利益一點關係也沒有，這些紓困不過就是掠奪社會以圖利通用汽車跟AIG這些大銀行和大企業，國家的紓困措施是用來保護國家的朋友，讓它們應付市場的變化。

Mises接著道出自由主義的悲劇。自由主義身為一種學說，它不偏好任何單一特殊利益，當然也不偏好任何政黨。但它長期而言卻是整個社會的利益，事實上，它是文明的源泉。出於這個原因，Mises認為，各行各業都需要獻身支持自由主義。否則，我們最終剩下的都只是虛假變革的無限循環，就像我們透過檢視歷史上的第二任期總統所觀察到的那樣。

【譯作】黑豬與自由企業｜Black Pigs and Free Enterprise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黑豬與自由企業｜Black Pigs and Free Enterprise

文：吳莉瑋
圖：Shirin Winig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Black Pigs and Free Enterprise」，Jeffrey A. Tucker將德州黑豬肆虐與企業取得「公用地役權」相比，可悲的是，對於黑豬，透過自由企業的幫助而能與之對抗，後者卻是打著「自由企業」之名行黑豬行為之實。

黑豬與自由企業｜Black Pigs and Free Enterprise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最近，我目睹了兩個草坪被破壞的社區。西德州社區的草坪因為可怕的黑豬擴散遭到破壞。沒人能肯定這些豬哪來的。有些人說牠們來自墨西哥。有些人說這些是原生種只是最近失控。沒有人會懷疑這是嚴重的問題。

這些豬每頭都有一張桌子那麼大。牠們呈群體遷徙。不只能夠瞬間毀掉草坪，牠們還是肉食動物，會將山羊、貓、狗和雞逼近角落後活吞。牠們肯定比這個地區的原生猯豬還要可怕。

你沒法用點22或來福槍等小型槍械殺死牠們。這些槍的子彈會被厚皮彈開。你需要穿透力強大的獵鹿槍。這些豬被射殺後可以煮來吃，但大多數人光想就會覺得噁心。很少會出現那麼令人害怕又痛恨的入侵者。首選方法是將牠們誘捕到大籠子裡後朝牠們開槍，用鏈鋸分屍後當成垃圾丟掉。

自由企業正在提供協助。黑豬陷阱的製造商和分銷商，兩年前以山寨產業發跡，但他們現在已經發展成德州重要的商業成員。自由企業正拯救我們的生活。市場在這個過程中隨處可見的作用是個奇蹟。需求出現，然後被滿足，遠比政府發現問題的時間點還早得多。這些製造商和分銷商是怎麼來的，對我仍是個謎。但人類歷史告訴我們利潤訊號很管用，企業家不會甘於落後。

另一方面，我自己社區的草坪也慘不忍睹，但不是因為豬。一間新網路服務商在樂勝現有競爭的預期下，正在整個城市鋪設光纖電纜。這間公司開著卡車在人們的院子裡挖洞然後埋入電纜，好像這些地方是自己的物業一樣，但這意味著破壞私人財產。這間公司從沒問過屋主的許可。

就像德州的黑豬事件，這件事讓人們走上街頭揮著拳頭，譴責這間公司的無償破壞性行動。這種事讓自由企業的名聲蒙上一層灰，人們直接指責這間公司，質疑這種財產侵犯怎麼能夠合法。

事實證明，這偏偏就合法。這間公司和市政府談成交易，拿到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公用地役權」，授予這間公司在一定條件下挖掘私有財產的合法權利。市政府用國家徵用權這種特權來吸收「公用地役權」，這其實就是國家凌駕所有私有財產權的好聽說法；你所擁有的是國家授予你的，國家可以隨時收回。

不管合不合法，這都類似動物行為。如果是野豬，我們可以捕殺牠們，努力對抗大自然的殘酷以捍衛我們的權利。但是，當相同形式的破壞來自國家贊助，我們面臨的是純粹人為的殘暴。

你可能會說，這種權力有其必要，因為，如果該公司試圖用購買取得權利，就會出現一些索取異常高價的持有者。這種場景就像那些經濟學家發明出來展示市場失靈的場景一樣。真實世界裡有許多解決方式，包括維持契約隱私、提供屋主某段時間內免費服務等特別條件，或甚至是採用不需要侵犯他人土地的技術。凡有意願，市場就會找到出路。

在這個節骨眼上，市政府已經授予這間網路公司龐大的企業補貼，大多數人直覺上認為這不公平又腐敗。這其實是公私部門混合的案例，就像2008年以來那些紓困案一樣。

這類議題能解釋，儘管事實上市場是我們生活福祉的來源，而人們又是如何轉而反對自由企業。人們轉而將自由企業視為腐敗來源與社會豪奪，歸咎於此。出於這個原因，公私營部門交相賊的最大代價，就是意識形態。

這股拯救我們免於黑豬造成之破壞的力量，在錯誤的法律條件下，本身也能做出像黑豬那樣的行為；當他們開始這樣做的時候，也不用對於公眾想要捕殺並吃了他們的想法感到驚訝。

【譯作】所有法律都有殺傷力｜All Laws Have Teeth

Fri, 31 May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所有法律都有殺傷力｜All Laws Have Teeth

文：吳莉瑋
圖：Jaypeg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All Laws Have Teeth」，Jeffrey A. Tucker討論美國政府因為一般用於舒緩鼻塞的偽麻黃鹼（Pseudoephedrine）成分藥品可以被用來製造安非他命為由，嚴格限制該類藥物的取得，並實施藥量配給，此種動輒得咎的法規造成大量無辜者遭受訴訟纏身，同時也未能真正實現「預防犯罪」。

其實，此類典型的因噎廢食法規，常常在「干預主義民主政府」中見到，要是一一列舉可能清單長長一大掛。譬如，台灣最近想「蠻幹」的「智財局擬修法封鎖境外侵權網站」。

這類由謬誤（或說是特殊利益）所構成法規，可怕的地方不只是政府隨心所致地以「預防犯罪」之名去限制各種「自由」，最令人生寒之處，正如Tucker所言：

人們紛紛譴責受害者。不知怎的，我懷疑，在最糟糕的極權主義國家中，同樣的情緒也無處不在。當人們最終清醒，發現法律還有執法者才是問題根源時，為時已晚。

所有法律都有殺傷力｜All Laws Have Teeth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聯邦政府盯上鼻用血管去充血劑（nasal decongestant）已經近十年。在George Bush任職期間，本來只是文明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一般行為變成犯罪，也就是，到櫃檯購買Sudafed或含有偽麻黃鹼（Pseudoephedrine）的其它產品。你還是可以購買，但是這種產品被嚴格配給。你必須出示駕照，沒有駕照者則無法購買。你可以購買的數量遠低於建議劑量，而且購買者也很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買太多。

這種產品的配給與入罪，為《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的一部分。替代藥物phenylephrine對於華盛頓而言比對鼻子有影響力：製造它的Boehringer Ingelheim公司光2006年就耗資160萬美元在遊說華盛頓，前一年的耗資數目也相同。製造者真正想要的是拓展中國市場。偽麻黃鹼被當成毒品戰爭的討伐對象是因為它能被用來製造安非他命。因為這樣的類禁令，許多跡象顯示此種藥物的產量增加，主要出於墨西哥走私。就算用google快速搜尋也會發現灰色市場正在蓬勃發展。

我對於那些陷入法律糾纏的人深表同情，不少購買者實際上並沒有做錯什麼。但任何試圖購買這種藥的人都被當成犯人，而且也沒有人搞得清楚某個人的購買量是否超過法律限制。在許多我所點出的案例中，那些並非為了製造毒品而購買的消費者遭到誘捕。在其他案例中，人們經常受託替朋友購買，這些人有可能被說是在密謀製毒。還有一些涉及犯罪紀錄或犯罪嫌疑的案例，其名譽則被警方與法官給破壞。

在我看來，每個受到誘捕的人都值得辯護。他們的權利受到侵犯。一位女士面臨20年監禁，只因為她在12天內購買了4盒。新聞報導列出許多原因說明她是個壞人，也因為這個原因，很少有公眾對她同情，就像酒禁情況下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一樣，僅管對這些人開鍘可能出於不同動機（可以是為了稅收或其他原因）。

法律與監獄這種措施，應該被用於懲罰那些真正侵犯人身與財產的人，而不是那些自我用藥的人。如果這位女士是壞人，她應該因為所做錯的事受到懲罰，而不是一些莫須有的理由。

在任何這類愚蠢法律的案例中，無辜者最終都將受害。這真的很奇怪，大多數人都願意在質疑聲浪中偏向警方和法院，然後假裝這個系統在某種程度上知道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任何被抓去坐牢的人總是活該，即使我們不知道具體情況為何。人們應該遠離傷害，這無可非議。只要別玩火就不會引火燒身－人們傾向如此看待這些案件。

人們紛紛譴責受害者。不知怎的，我懷疑，在最糟糕的極權主義國家中，同樣的情緒也無處不在。當人們最終清醒，發現法律還有執法者才是問題根源時，為時已晚。

我在今天早上收到以下email：

我在做網路搜尋時，看到你的「Free the Clogged Nose 25」文章，我想致信表達感謝，你讓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覺得我與丈夫所面臨的情況肯定不少見。我們育養了三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們還住在家裡。今年四月時，他們分別是17歲、16歲和15歲。而我們全家人都苦於可怕的季節性過敏，我們試過任何非處方藥，也試過幾種處方藥。但只有Sudafed或其它類似品可以提供一些舒緩。

所以，你也知道，家裡只有我和丈夫是可以購買Sudafed的人。我首先要承認，為了保持足夠分量的藥，我和丈夫到一間以上的藥房購買。我知道我們的購買超過限額，但我也知道，阿拉巴馬州法寫著「意圖製造」並購買超過每月6克的限額才屬非法。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製造意圖，我並不認為我們這麼做違法。

今年3月時，當地新聞發布了消息，說一項法律已通過，並將創建一個全州範圍的偽麻黃鹼銷售資料庫，讓消費者無法透過不同間藥局購買超過限額。這是新法的新聞稿。約在5月中旬時，我和丈夫切深之痛地瞭解他們在向公眾宣布新法時便宜行事地漏講了重要的部分。顯然，有關偽麻黃鹼購買中的「意圖製造」的條件被移除。我想你可以簡單猜出之後的故事。我們因為「購買／銷售易製毒化學品」遭捕，成為C級輕罪初犯。我的丈夫是一名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所以他有犯罪記錄（酒吧打架等），但他從來沒有碰過毒品。我最多只收過超速罰單，而我大學主修刑事司法。

儘管我們向法官解釋情況，說明我們是守法公民，只不過是想在過敏季節讓自己的孩子過得舒服些，法官仍裁定我們有罪。我們已經提起上訴，12月將開庭。我們並不期望可以用真相來抗爭，顯然，真相並不重要。我只能希望「法律錯誤」的爭點可以替我們平反…或是，我得換一個新的主修科目！

我們被逮捕那時，我們的長女（沒住在家裡）是4.0 GPA大學生，主修法醫調查，我們的次女剛從高中畢業，拿到手球與排球的推薦信，並在Beta俱樂部當秘書，我們的小女兒剛完成10年級的學業，她是A段生，也參加樂旗儀隊，而我們的兒子則完成他的8年級，他是A段生，也是勤奮的校隊橄欖球員。孩子讓我們感到相當自豪，但我們真的很恨，他們不得不因為我們被逮捕而忍受任何負面聯想。但是，他們很懂事！他們知道我們實際上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們頭抬得高高地繼續前進。

正如我所懷疑的，這些都不是孤立案件。多虧了google新聞，我們知道許多這類慘劇。據我們所知，這類案件中，大部分被逮捕的人只不是想舒緩鼻塞的無辜者。但是，即使只有10%的案例涉及不公，都能成為廢除該法的充足理由。我不支持禁止消費或生產安非他命的法律，但是，如果這些法律要被保留，懲罰的應該要是消費或製造安非他命，而不是那些看似與那些非法行為稍微相關的行為。

最終，這種法律跟毒品使用或製造無關，而是和特殊利益有關。它與使用恐懼以及國家權利的擴張與脅迫有關。它與人權及自由有關。我們應該關心這些嗎？是的，如果我們還在乎要從文明的敵人手中拯救文明的話，這個敵人就是國家。

【譯作】美國鋼琴業的終結｜The End of the U.S. Piano Industry

Thu, 23 May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美國鋼琴業的終結｜The End of the U.S. Piano Industry

文：吳莉瑋
圖：Яick Harri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e End of the U.S. Piano Industry」，Jeffrey A. Tucker用美國鋼琴產業的例子，說明所謂「政府應該無條件保護不可或缺的基礎工業」，是個不必要的謬誤。

鋼琴是這樣，汽車也是。

美國鋼琴業的終結｜The End of the U.S. Piano Industry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現今，人們除了住房以外，最貴的東西可能是他們的車子，這個事實讓人們相信我們不可以讓汽車業死亡。要是沒有我們心愛的汽車業，我們就無法成為真正強大的國家，汽車業是我們國家福祉最基本的東西。在任何情況下，這是那些巨頭代言人會說的話。

那麼，汽車出現之前的時代又是如何呢？看看1870到1930年之間。很多人可能會對此感到驚訝，當時每個家庭除了住房之外，會買的最貴的東西就是鋼琴。每個人都得有一台鋼琴，那些沒有鋼琴的人都渴望擁有一台。鋼琴就像是一座獎盃，生活最基本的部分，賣出數億萬台。

以下消息也很新奇。1850年之前的美國人大多進口鋼琴。美國幾乎不存在鋼琴製造業。而1850年以後發生巨大變化，龐大的美國鋼琴業開始蓬勃發展。鍍金時代人口大幅增長。到1890年時，美國占了世界鋼琴市場的一半。1890年到1928年間，鋼琴年銷售額從172,000台到364,000台不等。看起來好像會無盡地驚人增長。

鋼琴被用在各間教室中，當時音樂教育被認為是良好的教育基礎。在錄音技術與iPod出現之前，美國人會在家裡辦演奏會，鋼琴是所有娛樂的基礎。美國人總是買不夠，而民營企業則樂於回應生產。

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是這些鋼琴公司的大本營。一間成立於1823年的公司製造了偉大的克林（Chickering）鋼琴，替全世界帶來悠揚的樂音。波士頓的Hallet and Davis、紐約的J. and C. Fischer，還有芝加哥的Strich and Ziedler、Hazelton、William Knabe、Baldwin、Weber、Mason and Hamlin、Decker and Sons、Wurlizer、Steck跟Kimball，最後還有Steinway。

美國鋼琴業在世界上的規模最大，這並不是因為美國人有想出新的偉大製造技術，雖然確實有些創新，但主因是經濟條件最有利於鋼琴製造。

隨著鋼琴行業崛起，廣告設備大量盛行。鋼琴廣告無處不在，正如一本舊旅遊雜誌所示。人們普遍認為花錢買鋼琴並不是消費，而是一種投資。所支付的錢會被嵌入這個美麗又有用物品上。你總是可以用更高的價格賣掉，事實上也大多如此。因此，人們會為了這些樂器做出很大的犧牲。

隨著鋼琴製造業的爆炸性成長，服務鋼琴市場的上下游商店也隨之而生。鋼琴調音當時是龐大的行業。零售商店無處不在，而樂譜的生意也隨之成長。你有沒有注意到，大城市裡的典型音樂商店，都是40、50甚至100年前成立的家族企業？這是過往工業的尚存餘味。

這些都在1930年再次改變，該年是美國鋼琴風光的最後一年。鋼琴銷售持續不斷下跌，這個曾是美國人鐘愛的行業開始進入困難時期，一個一個地餓肚子。二戰結束後，這個趨勢繼續下去，越來越多的鋼琴移往海外製造。

到了1960年時，出現第一個出來爭奪美國剩餘市場的重大國際挑戰。日本當時的產量已經是美國的一半。到了1970年時，一場革命使得日本的生產超過美國，而美國鋼琴業則一路衰退。1980年時，日本的產量是美國鋼琴產量的兩倍多。而後，鋼琴製造移往韓國。今天，中國是世界的鋼琴生產中心。你可能已經在當地酒吧看過這些中國製造的鋼琴。

而我們曾經鐘愛又不可替代的美國鋼琴業發生了什麼事？Steinway以生產很少有人買得起的豪華樂器生存了下來（有讀者注意到Baldwin也存活至今）。Mason and Hamilin從高階市場捲土重來。其他的不是移往海外、更換擁有者，就是被完全消滅。

有人在乎這些嗎？沒有太多人在乎這個。身為一個國家或身為個人，我們有因此被摧毀嗎？不盡然。這只不過是經濟事實。鋼琴的需求下降，生產鋼琴的成本在別的地方便宜得多。

有些鋼琴愛好者看到這裡會說，老兄，你有夠粗魯。你去聽聽老式克林的聲音，馬上可以聽出差異。它溫暖又美妙，簡直就是交響樂。它的音質圓潤又完美，足以匹配最好的劇目。相較而言，中國鋼琴的音質尖銳，聽起來像個木琴。你完全無法在那種垃圾上彈舒伯特或布拉姆斯。沒有人願意聽那種東西。當鋼琴的聲音聽起來像真的音樂時才會帶回昔日美好時光！

唔…你還是可以得到老式克林的聲音，甚至是紐約製造。你可以買Steinway。當然，你必須支付50,000美元以上，甚至高達120,000美元，但是你可以買。你說是買不起嗎？都是你的話。這只是優先次序的問題罷了。你可以放棄你的房子，住在很小的公寓，然後擁有最華麗的樂器。無論如何，如果你要求要用很低的價格買一架厲害的鋼琴，一點經濟意義都沒有，因為那種現實並不可能。

同樣的，很多人會哀嘆美國汽車業的失落，雄辯1957年雪佛蘭的輝煌歲月還有一些有的沒的。但我們需要承認這些都是過去。經濟學要求的是向前走，我們要面對眼前事實，對成本與價格、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係進行冷靜又實際的評估。我們必須學會去喜歡這些社會動力，因為它們是唯一可以保持我們理性使用資源並好好活著的東西。如果沒有它們，世界只會出現浪費和混亂，最終導致飢餓和死亡。我們根本無法置身於經濟現實之外。

比方說，羅斯福曾經倡議援助鋼琴業甚至採取國有化。這會讓相同的企業幾十年來都製造相同的東西，但這不會阻止日本鋼琴業在1960到1970年代搶攻市占率。美國人會更喜歡購買日本鋼琴，因為它們更便宜。美國鋼琴會因為國有化，品質將會不斷下降到跟1960年代的蘇聯汽車差不多。當然你也可以設定關稅障礙，強迫美國人接受美國鋼琴。但這件事仍阻止不了：需求仍會崩潰。鋼琴還是得要有市場。但就算命令每個人都要擁有一台鋼琴，你也沒辦法讓人們去彈並且重視那些鋼琴。

最後你得捫心自問，這麼多補貼、關稅還有強制手段，只是為了去宣布某個基礎工業還存在，這真的值得嗎？嗯，到最後，就像我們從鋼琴工業所學到的那樣，那並不必要。它來，它去。世界就是這樣。這就是過程。這是自由市場帶動歷史進步的動力。謝天謝地，羅斯福沒有真的要去拯救美國鋼琴業！作為結果，美國人可以從世界各地用自己願意支付的價格買到各種樂器。

今時今日的政府更加囂張又荒謬，竟然相信透過立法程序可以拯救美國汽車業。政府願意補貼任何非經濟的活動，一年多過一年。如果泥巴派被宣布為基礎工業，政府甚至可以付錢給數以百萬計的人去製造泥巴派。你當然可以這麼做，但這些成本與結果又是如何？最終，政府也要面對經濟現實，就像我們每天在面對的那樣。

【譯作】擺脫計劃者｜Ditch the Planners

Fri, 17 May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擺脫計劃者｜Ditch the Planners

文：吳莉瑋
圖：marsmet546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Ditch the Planners」，Jeffrey A. Tucker用實例說明政府是如何干預每個人的生活細節，而我們又是如何誤以為自己活在「自由企業」裡。

他說得很好：

如果有夠多的人拒絕計劃，計劃還會存在嗎？計劃可以存在圖書館書架以及《美國法典》的搜尋引擎上，但在我們的選擇以及我們的生活方式中，我們都可以做出貢獻，讓計劃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不相關。

擺脫計劃者｜Ditch the Planners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土地的法律是什麼？許多美國人的印象還留在《美國憲法》，而《憲法》的原始意義隨著時間可能被不好的修正案、判決或漠視給扭曲（也有可能是好的，取決於你的觀點）。這完全是個迷思。實際的土地法，囊括在政府印務局每六年出版一次的《美國法典》內。

《憲法》頒布後的一百年內沒有人提出過類似《美國法典》這種建議。有的話也應該只會比《憲法》本身篇幅稍長一點。1878年時美國第一次彙編這種法典，但它被冷落，因為沒有人認為它需要更新。1926年時，聯邦政府從禁酒令開始深入管制生活細節，國會讓正式編制《美國法典》。它每六年就印一次。

就這樣，一個機構誕生了，雖然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它。下一版會在2012年出版，但2006年版附有註釋的版本有356卷，每卷都超過一千多頁，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涵蓋生活各方面。下一版光增加的許多新部分可能就超過10萬頁。

這就是美國的中央計劃，可以說是美國版的前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它比任何世界歷史上曾統治管轄社會的法律都要更鉅細靡遺。這個中央計劃的大部分，都以我們沒有注意或是不知道的方式，被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透過上級政府，或者是特定情況下地方呼籲中央計劃的社會風氣，而在州法規與地方法規上再施加一層規定。結果都一樣：生活糾結日益精細複雜的法律叢中。

這是對人類理解力的蔑視，但它沒有人類響應就辦不到這點。它規定了我們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從出生到死亡。我們買的每一件產品，我們使用的每一項服務，每個我們所做的決定早都被這個泥沼給過濾過了。你可以試著自己去搜索引擎找一下任何關鍵字，不管是雞湯還是葬禮，然後觀察國家在這些方面起了什麼作用，又是如何以我們可以想見的細節在管理我們所有的生活。隨便想一個東西搜索，看看你是不是還認為我們享有「自由企業」。

就在昨天，我決定看一下聯邦法律是怎麼管制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的生產與銷售，多虧網際網路，我不用實際跑去法律圖書館。我立刻發現自己立刻陷入不可思議的迷宮，政府決定並要求哪些人在哪些條件下可以生產、他們應該銷售給誰又該銷售多少、什麼時候該繳多少稅、產品上面要標示哪些警告、甚至是可以出口或者是可以進口的外瓶形狀。就算我有這個美國時間去看它，我也不可能讀完就搞懂這些。

當然，這只是開始。我們被告知自己的孩子應該什麼時候開始上學，什麼時候該學習讀寫，什麼時候可以高中畢業，什麼條件才能畢業，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上班，我們應該可以領多少薪水，什麼工作可以接受，我們可以要求他們做什麼。我們在辦公室的言論被控制，得像廣播和電視那些公共場合謹慎用字。每一種家電都受嚴格監管，大多數監管目的是讓它們的效能表現得比製造商所可以做得還差。

床墊該如何製造、該從那裡購買、填裝材料為何、如何標示以及如何分級。其它的雜貨、垃圾收取服務以及生活用水，情形也相同，管制範圍包含製造、分銷與使用。我們的工作與生活細節都受龐大統治：下午茶休息時間、午餐時間、每周工時，以及被允許思考與談論的事物。基本上，生活上每一個方面都以某種方式被這個龐大機制滲透。

在電腦的世界中，那些不再有用，只會拖累程式效能的程式碼，稱為「cruft」。所有的程式設計師都知道，如果想要創造出乾淨又有效率的程式，得先擺脫這些「cruft」。

這也是政府法規的歸宿。它們堵塞社會正常運轉，不管在大方面還是小細節上。它們妨礙了那些本來可能出現的發展。它們以我們難以察覺的方式耗資巨大，正如Bastiat所言，很難去量化那些如果沒有政府監管之下或許會出現的產品與服務對生活的可能影響。

替嚴峻現實更添諷刺的，這種cruft程式往往施加於生活仍受限於有限物理空間與時間的時代。世界已經變了，我們現今重度依賴數位資訊與產品。然而，這些事實並未完整地涵蓋於《美國法典》。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每天醒來，數位世界都比昨天更好，產品改良、更低價格、更好協助，都在為人類服務。

看看周圍的世界經濟，沒有其他部門比這更能反映理想。數位產業是目前生活上受到最少管制的部分，這不是巧合。數位產業是前端科技，讓創新能夠自由測試的自由之地，服務消費者（而非官僚）是進步的驅動力，而考驗成敗的是提供最佳服務的相互競爭。數位產業是一扇窗，讓我們看到國家缺席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這是數位世界比起實體物質世界更讓人快樂也更有用的原因之一。物質世界被我們稱為國家及其廣泛中央計劃機構等過時物給纏住。數位世界（現在）則沒有。其特點之一就是民族國家的邊界不見了，我們在數位世界中是和潛在的70億個體直接交流，不管這些人的所在或政治身分（這兩者是生活在特定國家的實際意義）。

儘管如此，我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還是得生活在物質世界中，每天都在做出影響生活品質的決策。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找到解決辦法。我們必須穿過國家建立的迷霧來找到對自己最好的方式。這不是簡單的事情，這意味著與國家建立在我們周圍的體制格格不入。

例如，我們可能得找能夠家教的方式而不是將孩子送到公立學校。為了做到這點，我們得尋找出相關法律。這可能意味著得花額外努力來重整熱水器、蓮蓬頭或馬桶等家用品。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得從事自營事業而避開一般就業，或者是不敢搬到就業前景較佳但地區偏遠的地方。這可能意味著拒絕福利措施、拒絕在政府告訴我們該退休的年齡退休，或者是擁抱主流之外的信仰。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時，那些認為遵守計劃的生活才不奇怪的人可能稱我們為怪人。

我們需要閱讀那些不在核准名單上的書、探索那些我們的主人不喜歡的藝術形式，粉碎那些預設的模式。我們可能要選擇不在計劃清單中的職業。

事實上，我認為每位真正（在值得尊敬的方面）成功的人，都以某種型式這樣做了。他們不生活在國家計劃中。而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這個世界後，常會猛然發現自己顛覆了權力。訴訟紛湧而來、國會聽證會啟動、媒體瘋狂追逐等等。有些人最終會想出如何在當前計劃下保持自己的行事風格；與此同時，那些不在乎所謂計劃的人已平步青雲。

這是我們都可以做的事，可以從年輕時開始，可以持續終生。但第一步是要看清何謂計劃，這個計劃違反我們的自主，同時也違反整套自由理論（社會不需透過政府管制就能運作良好），不僅如此，這個計劃還導致社會秩序與個人生活上的思想僵化。解決問題沒有什麼預定方式，需要的是創造力再加上大量的反覆試驗。

問題本身點出迷津：如果有夠多的人拒絕計劃，計劃還會存在嗎？計劃可以存在圖書館書架以及《美國法典》的搜尋引擎上，但在我們的選擇以及我們的生活方式中，我們都可以做出貢獻，讓計劃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不相關。

【電子書】自由與財產（Liberty & Property）

Wed, 08 May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自由與財產（Liberty & Property）

《自由與財產》這篇文章最初為 Ludwig von Mises 的一篇演講稿，於 1958 年 10 月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朝聖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第九次會議中發表，你可以在 Mises Institute 找到原文電子書。

Mises 在這篇演講中井然有序地簡要描述他對自由與財產的一些看法：在第一部份中，他介紹了了 liberty 和 freedom 兩種自由的概念來源與意義。接下來，第二部份談到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之前的社會情況（莊園社會與無法負擔的過剩人口），並談談資本主義如何顛覆這種無法供養多餘人口的舊社會，並把經濟主權以及政治主權逐漸帶給大眾。第三、四部份，談到社會主義的對資本主義錯誤批判，以及社會主義背後的邏輯（剝除所有人的自由）。第五部份談到政府的暴力與脅迫本質，強調生產要素的私有財產制是人民掌握經濟與政治主權的重要憑藉，並認為夜警型政府是維護私有財產制的必要之惡。第六部份點破許多人以為削減債權人以及福利國家等政策有利於自己，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有許多身份，絕大多數人同時身兼僱員、消費者、投資者、債務人與債權人。最後，在第七部份中，Mises 提醒我們，這段演講的內容，正是我們得記得永遠要爭取與保護的異議權。

有關 Mises 對於政府為維護私有財產制的手段這點，顯然他很清楚政府對於自由的威脅，雖然他並未進一步主張廢除政府，但在 Mises 之後的許多優秀追隨者，依循 Mises 的理論，已經逐步建構出一套可行也應該要如此的社會架構：無政府資本主義。

這套無政府資本主義的內容，可以在 mises.org 翻到一大堆值得一看的文章與專著，有免費版本的電子書、有聲書、演講、文章，以及付費版本的實體書、線上課程等選擇，當然，還有自由捐款的選項。

其中，有關道德合法性問題，除了 Mises 理論的基礎外，主要由 Rothbard 的《The Ethics of Liberty》貢獻；有關廢除政府後的「保護服務」，Hoppe 的《私有防禦》、Gustave de Molinari 的《The Production of Security》、Morris and Linda Tannehill 的《The Market for Liberty》論證得簡單又清晰；而「道路提供」的難題，Walter Block 的《The Privatization of Roads and Highways》同樣提供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見解（希望之後陸續會翻譯到這本）；另外，貨幣、教育、水電等其他本來就不是由政府開始的商品與服務，更不用去擔心自由市場會搞不定。

說了這麼多，我只想說，實現夢想需要毅力、勇氣還有信念，這些有智慧又正直的前輩，正一個一個努力鋪著這條光榮大道，而我自己，也正當著自由之路上的一小根雜草。

I’m not afraid
they’ll stamp me flat.
Grass stamped flat
soon becomes a path.

–Blaga Dimitrova, “Grass,” quoted in Harold B. Segel,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s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74]),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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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國家解剖學（Anatomy of the State）

Tue, 19 Mar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國家解剖學（Anatomy of the State）

這是一本憾動人心的小書，Murray N. Rothbard 的 Anatomy of the State，原書請至 Mises Institue 網頁免費下載或是購買，中文版也終於在每日辛苦翻譯後集結完成。

我把它翻成《國家解剖學》，先前我在《國家的故事》一文中曾經嘗試要討論的國家成長歷程，在本書中有 Rothbard 大師的完整推導，還加上各種值得深入閱讀的材料。

從國家的產生、國家的性質、國家的各種轉型變種、國家的盟友、國家慣用的蠱惑人心伎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還有我們要怎麼對抗國家等，文章雖短，但卻字字珠璣，值得閱讀。

中文版與本站相同，同樣採用姓名標示的創用CC授權，內容若有任何翻譯失真，請以 email 與我聯絡以利討論修正，最後，若是這本中文版有激起任何火花，歡迎廣為散播，我個人更推薦有興趣的讀者，可到 Mises Institute 豐富的資料庫進行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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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Tue, 05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文：吳莉瑋
圖：Carbon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Rothbard 提出幾個政治上常常採用的「快速修復」解藥，事實上是如何因為專注於狹隘的某一層面而忽略長久的副作用，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如果保守派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有所謂的美德，應該是對公眾政策產生之間接後果的意識，而非只是意識到公眾政策的直接後果。若以 Henry Hazlitt「破窗效應謬論」的精神，他們應該將「三思而後行」的態度帶入政治生活。

相反的，那些本應更具知識的朋友與同事，近幾年來越發追求一些據說能無後遺症地神奇解決問題的「快速修復」噱頭。不幸的是，他們似乎忘了基本的 Mises「政府定律」：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快速修復」，容易讓我們陷入比現狀更糟的混亂。

「快速修復」的基本缺陷，是專注於受政治關注的某方面問題，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問題。因此，教育券計劃將重點擺在公立學校的恐怖，而忽略了更廣泛且更重要的稅賦教育與政府對公私立學校的控制；對福利制度的反對專注於納稅人支付閒置人口，而忽略了稅賦補貼期間（不管受助人是否閒置）這個更廣泛的問題。

這些主流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感謝著災難性的《1986 年稅收改革法》，該法案追求雅各賓式的平等與「公平」，如此成功地關閉稅收「漏洞」而幾乎摧毀住房市場。此外，他們完全忽略了透過消除未保險醫療給付的所得稅抵免，稅制改革將加速柯林頓目前的健康計劃怪獸，從而產生「醫療不保險的問題」。

最近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快速修復」狂熱是死不足惜的《平衡預算修正案（BBA）》。國會似乎每隔幾年就會進入「愚蠢季節」並蹦出這個修正案。不，不僅如此；每個接替的 BBA 化身都比其前任更糟。為了追求通過任何修正案的歇斯底里慾望，增稅的限制正在逐步減弱。最新的《Simon 修訂案》中，國會多數能透過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

BBA 不明智的狹隘焦點，當然，是「赤字」，彷彿赤字是所有財政惡化的根源，必須以「任何必要手段」加以消除似的。但是，更廣泛的大政府問題根源並非赤字；甚至不是 Milton Friedman 長期以來強調的政府總開支；而是依賴三個環環相扣之財政手段的政府行為：赤字、政府開支和稅收。大政府是不斷腫脹與擴大的寄生蟲，它破壞生產性經濟的「私營部門」；而重點必須擺在盡可能地「戲劇性」減少政府預算中這三個因素的規模。

看著 BBA，它只專注於赤字的第一個顯然的不幸後果，是它很可能會確實導致大幅增稅，同時對限制政府開支不起作用。比赤字更糟的是更高的稅賦；實施 BBA 並透過增稅來對抗赤字，就像往病人胸腔開槍來治療支氣管炎一樣。

BBA 還有許多其他的可怕錯誤。它只要五分之三的國會表決通過就可以隨時被覆寫；它忽略了那些新增支出項目可以簡單地列成「預算外」就不受任何限制的事實；它忽略了授權州政府或私人公司的「聯邦政府預算外」支出，能讓預算數字算到這些單位身上而不是聯邦政府身上。

此外，BBA 完全是個騙局；它不會平衡任何預算。自從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聯邦預算程序將重點擺在未來幾年的預估預算，而非任何一年的實際預算。BBA 要求平衡的不是實際的聯邦預算，而是美國國會預估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任何一個傻瓜都知道，你可以很簡單的隨心估計，並透過操弄假設來獲得想要的結果。傳統上，政府總是低估未來行為的費用並高估收入。

因此，BBA 不僅對美國人民增加了沉重的稅賦，它也將犯下殘酷的騙局，那些希望結束赤字的公眾所接受的修正案，將只會粉飾太平，而非解決現實問題並結束赤字。簡言之，BBA 有助舒緩公眾對大政府擴張的反對，而這可能是整件事的最終目的。

最後，備受指責的政治分肥先生（Mr. Pork Barrel）參議員 Senator Robert Byrd（D-W.Va.），同時也是反對 BBA 的領導者，還強調了一個完全被忽視重點。不管他是否參與政治分肥，參議員 Byrd 在一個重要的憲法問題上作出雄辯：國會必須保留它看顧財政的重要權力。國會儘管罪惡，但至少對選民負責，而 BBA 修正案將會把這個權力從國會手上取走，轉交到聯邦法官的手中。聯邦法官不由選舉產生、不對選民負責，而且是長期追求權力擴張又無法將其移除的寡頭勢力。

正如參議員 Byrd 反對 BBA 的意見：「財政權力屬於人民。…它歸屬於代表民意的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法官並非透過人民選舉產生。」

說到「快速修復」，還會出現一個名副其實的噩夢。自由意志論者長期推動政府活動的私有化，但是，正如那些經常發生的事情，即使是私有化的好事也遭到偶像崇拜的磨難：某個備受珍視的思想運動，卻忽略了更廣泛也更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我們已經看到前蘇聯大幅依賴於形式上的「私有化」；舉例而言，如果那些壟斷舊有鋼鐵業、銅業的共產黨管理精英，突然成為這些非經濟複合體的「私人」業主，我們難道應該為此歡呼？

看回家裡發生的事，我們現在發現敬愛的 IRS，受到柯林頓政府的支持而想從事私有化。事實證明，對於財務部而言，將收稅的工作私有化，外包給私人公司將更有效率。嘿，我們真的想透過私有化部分或全部的稅務機關來提高所得稅的徵收效率？

難道我們真的要被 IBM 或麥當勞的「稅務警察」，拿著專橫強制命令破門而入，仔細搜索我們的生活與紀錄？任何人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前現代歐洲最令人贈恨的機制是「稅款承包商」。國王將徵稅的權力（或特權）授權私人的公司或「稅款承包商」，而能迅速得到稅收並省下龐大的官僚機構開支。你能想像那些失去主權或合法性外衣的稅款承包商，是如何受到人們的重度唾棄嗎？

有些人認為，為了挑起公眾的革命性反彈情緒，越糟的暴政越好。好吧，私有化徵稅可能能達到這點。

【譯作】給社會主義陣營的激進處方｜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

Fri, 01 Mar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給社會主義陣營的激進處方｜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

文：吳莉瑋
圖：me and the sysop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Rothbard 提出共產主義國家去社會化與私有化的有效處方：全面取消價格管制、將貨幣變成可兌換的硬通貨、建立完整的股市，並透過「原始占用（homestead）」原則一次性地將現有國有企業私有化。

給社會主義陣營的激進處方｜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東歐內外的人們都普遍認為，擺脫他們加劇赤貧的唯一解決辦法是放棄社會主義與中央計劃，並接受過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經濟。但關鍵問題是西方傳統智慧顧問採用的進度緩慢，「逐步」自由，而非採取受人唾罵的激進全面性社會變革。

漸進主義與逐步改變，始終以冷靜、實用、負責任且具有同情心的改革方式進行，避免突如其來的衝擊、痛苦的錯置，以及失業所帶來的徹底改變。

然而，在此及許多領域中，傳統看法是錯誤的。東歐人從未如此清楚明白，唯一可行又實際且能快速起作用的方法，是全面廢除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

首先，正如我們在蘇聯所見，漸進式改革提供方便的藉口，讓既得利益者、壟斷者與受益於社會主義的低效率懶漢什麼都不用改變。結合這種抵抗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特有的官僚阻力後，原先具有意義的改變被削弱成修辭學和口惠不實的承諾。

更根本而言，因為市場經濟是複雜、相互關聯的無縫網路，僅控制一部分將造成更多的資源錯置，且使這些資源錯置無限延續。

蘇聯是個顯著案例。改革者希望取消價格控制，但他們擔心這個主張在已然通膨的環境下將大幅加劇通貨膨脹。不幸的是，渴望吸收資本主義的東歐人，卻採取西方經濟學的謬誤，專注於等同「通貨膨脹」的物價上漲，而非專注於造成物價上漲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在蘇俄與波蘭，政府將數量龐大的盧布與茲羅提注入流通，從而提高了物價水平。在這兩個國家中，嚴重的價格管制偽裝物價上漲，也創造了大量的物資短缺。許多價格管制的例子中，當局試圖透過嚴格的消費品價格管制來緩和消費，如肥皂、肉品、柑橘類水果或燃料。其必然結果就是，這些寶貴的物資特別地供不應求。

如果政府冷靜下來後取消所有價格控制，確實會有許多商品價格將一次性大幅上升，特別是那些因為物價管制而遭受嚴重短缺的消費品。但這種價格上漲是一次性的，不像擴張性貨幣政策造成的持續性與加速性物價上漲。此外，如果價格便宜但是消費者卻找不到地方購買，這有什麼好值得安慰的？如果可以買到一塊 10 盧布的肥皂，總比從來沒出現過的 2 盧布肥皂好。當然，市場價格（例如 10 盧布）並非武斷的決策，而取決於消費者本身的需求。

整體開放將一舉消除資源錯置與限制，也給出自由市場的空間來讓人民發揮精力、大幅提高產量，並把分配不當的資源重新轉向能讓消費者滿意的事務上。我們永遠不該忘記，西德從二戰結束後的蕭條中「奇蹟復甦」，是因為 Ludwig Erhard 與西德人民在一夜之間一舉廢除價格與工資管制系統，光榮的 1949 年 7 月 7 日。

此外，東歐國家亟需資本以發展經濟，無論資本來自於國內儲蓄或外國投資者，只有在以下情況才會出現：（1）真正的股市，資產股份所有權的市場；和（2）將貨幣變成硬通貨。西德改革的一部分是讓馬克成為硬通貨。

如果所有價格管制立即刪除、貨幣變成可兌換的硬通貨並建立出完整的股市，接下來該怎麼處理社會主義陣營中龐大的國有企業？這是重要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大量資本資產集中於國有企業。

許多東歐人現在都意識到，促使國有企業注意價格、成本或利潤而變得有效率，是個沒望的嘗試。大家都越來越清楚 Ludwig von Mises 是正確的：只有真正的民營企業與生產手段的私人擁有者，才能真正響應利潤與虧損系統的經濟獎勵。而且，只有真正的價格體系能反映成本與獲利機會，而真正的價格體系得由實際市場中產生，也就是私人業主間的物業買賣。

顯然，所有國有企業與營運都應立即私有化，越早越好。但不幸的是，許多投身私有化的東歐國家不願意推動這個補救措施，因為他們抱怨人民沒有錢可以購買這座資本山，而且國家也幾乎不可能將這些資產正確地訂價。

不幸的是，這些自由市場倡導者的思考不充足。不僅是社會主義下的公民沒有足夠資金來購買國有資產，還出現個嚴肅的道德問題，國家該拿這些錢做什麼，而且國家憑什麼能從長期受苦的人民手中積累這筆錢。

再次，私有化的正確方法是激進的：讓當前使用者「原始占用」這些資產，例如，按比例將各公司所有權股份轉讓給工人。在這個一次性的普及私有化之後，市場上的股份價格將會隨著該公司或資產的生產性與成功度而有所波動。

「原始占用」原則的批評者通常都譴責這種想法是收受人「意外收穫」的「贈品」。但事實上，這些原始占用者已經創建或採用這些資源並投入生產，而隨後的任何利得（或損失）將是這些原始占用者生產與企業行動的結果。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文：吳莉瑋
圖：Matthew Fang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fta Myth》，Rothbard 總結了區域性貿易協定的終極目標，就像歐盟一樣是為凱因斯主義世界政府夢想做準備，雖然時至今日仍然前景不明，但是，就像 Rothbard 所言：真相可以讓我們自由，只需要知識份子與領導者有足夠的勇氣說真話。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偉大的史學家 Charles A. Beard 談過在政客與政治制度中廣泛出現在「表面」與「事實」間的鴻溝。但這種鴻溝很少像在痛苦與激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上這般驚人。從表面上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處理一些涵蓋一小部分美國貿易的關稅。那麼，為什麼要作這麼多華麗文章？為什麼柯林頓政府使盡渾身解數，公開且無恥地在國會中買票來孤注一擲？又為什麼體制派全體集結：民主黨、共和黨、大型企業、大型金融、大型媒體、前總統、包括 Henry Kissinger 等國務卿，以及最後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大經濟學家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也許最令人震驚的，是那些自詡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期刊和智囊團的表現。當我們這些人以自由貿易的角度譴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他們肯定可以合理地回覆：「你的擔憂是合理的，但是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自由貿易的好大於壞。」當然，我們期待會有一兩個比較明智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與他的同事們抱持不同意見。但總有一兩個例外，例如這次響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部隊就沒有這種人。

從 Lew Rockwell 在洛杉磯時報（1992年10月19日）首先提出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就掀起了一陣歇斯底里的反應。當競爭企業協會（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CEI）的 Jim Sheehan 與 Matt Hoffman 發表其優秀的分析，以細緻的細節證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過是國家主義對自由貿易的嘲弄時。那些角逐政治的自由市場智囊們，並未被說服或以討論思想的方式清醒地重新考慮自己的意見，而是以惡性的強硬態度進行政治爭吵。他們對 CEI 施加巨大的壓力，不僅要鎮壓 Sheehan-Hoffman 報告還要解僱作者。幸運的是，CEI 的負責人 Fred Smith 堅決抵制這些壓力。

那麼柯林頓、Kissinger 和這些角逐政治的智囊團們在狂熱什麼？這的確跟貿易無關，更別說是「自由」貿易。正如柯林頓政府與其共和黨助劑在投票時所強調的，這場鬥爭是為了美國自二戰後持續奉行的 Woodrow Wilson 全球主義外交政策。這是體制派凱因斯夢想的新世界秩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往此夢想之路的重要步驟。

在政治層面上，這種秩序是美國所致力的世界政府，一個由美國與聯合國的「警察」勢力所稱霸的世界，在全球各地強加合乎我們胃口的機構。在經濟層面上，這種秩序下的全球系統，不為自由貿易而為管理及卡特爾化交易與生產，它是受到大政府、大企業與大學者／媒體等寡頭執政聯盟統治的全球經濟。而這個新世界秩序的重要貨幣預計將履行凱因斯主義夢想：由世界銀行發行世界紙幣，確保所有國家都能一起通貨膨脹並享受寬鬆的貨幣，不會有任何國家的貨幣膨脹速度超過他人而造成匯率下降或流失儲備。國際協調下的法定貨幣通膨是凱因斯主義的目標。

至於陳詞濫調的「自由貿易」，完全是歐威爾式的「自由」。體制派從二戰以來的「自由」貿易概念，是由納稅人資助的出口。這種美國出口特權的概念，無論是透過對外援助或是通貨膨脹，都是提高即將購買美國產品之外國人手中的購買力。美國的體制派商界將接受進口當成施壓外國人購買美國出口的籌碼。

在美國企業圈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出口商與其資助銀行，及遭受進口競爭損失的企業，兩者間的戰爭。這場內銷企業與工會支持者的爭論註定失敗，因為他們譴責競爭與「失去就業」的論點，顯然也在請求特權且在經濟上顯得無知。其結果是出口商和金融家就好像明智的政治家，而他們的對手看來愚蠢又狹隘。

真相是，出口商才是詭辯的騙子；單就一件事，他們陣營中有著口齒伶俐的經濟學家，他們自詡為自由市場倡導者。唔…出口商和他們的銀行家幾十年來都握有金錢與權力。而不幸的是，在這個世界裡，如果他們有足夠的金錢與權力，那些大知識分子、經濟學家還有自由市場倡導者也將跟在他們身後。

另一方面的好消息，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才剛開始。世界新秩序是個烏托邦計畫。它不僅是違反自由貿易與企業的集權主義與卡特爾主義，它還削減廣大民眾的利益與自由。此外，它也削減了自共產主義與蘇聯帝國崩潰後甦醒的猖獗民族主義。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廣大民眾，再加上新興民族主義，足以狠狠踢這個世界新秩序一腳。所有這一切，都只需要知識份子與領導者有足夠的勇氣說真話。

真相可以讓我們自由；而體制派這幾個星期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產生的恐慌，足以說明他們知道只要公眾一被喚醒就會與之對抗。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文：吳莉瑋
圖：Pak Gwei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fta Myth》，Rothbard 警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實質內容和自由貿易一點關係也沒有，事實上，自由貿易並不需要任何條約或政府協商，自由貿易只需要廢除關稅與各種進出口限制，而那些特別以「自由」之名推動與鼓吹的各種政府協定，基本上，我們得小心檢視，通常，不過就是各國當局的利益輸送。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人（至少是美國體制派）可能是地球上最容易上當的人。當 Gorbachev 試圖行銷他膽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時，只有美國體制派歡呼雀躍，蘇聯民眾馬上就發現其虛假且不會存在。當波蘭的斯達林主義者 Oskar Lange 吹捧波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只有美國經濟學家大呼讚嘆，波蘭民眾太瞭解這種虛詞。

看來，對某些人而言，說服他們相信某種東西具有自由企業性質的方式，是貼上「市場」的標籤，所以我們有「市場社會主義者」或「市場自由主義者」這些奇形怪狀的產物。而「自由」這個詞，當然也是一張集卡，所以，在修辭大於實質的時代中，另一種獲得信徒的方式，是簡單地把自己或自己的提案稱為「自由市場」或「自由貿易」。標籤就足以抓住那些呆子。

因此，在自由貿易擁護者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標籤應該獲得絕對的同意。「你怎麼能反對自由貿易？」很簡單。那些帶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把它假稱為「自由貿易」的人，和那些把政府開支稱為「投資」、把稅稱為「捐款」，把增稅叫做「削減赤字」的人是同一批人馬。我們別忘了，共產黨也把他們的系統稱為「自由」。

首先，真正的自由貿易並不需要條約。（或者是「貿易協定」這個變種的條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被稱為貿易協定，從而避免美國憲法條約需通過參議院三分之二批准的規定。）如果體制派真的想要自由貿易，只需要廢除為數眾多的關稅、進口配額、反「傾銷」法律，和其他美國強加的貿易限制。不需要外交政策或外國操縱。

如果真正的自由貿易政策確實出現，我們肯定會被以下方式告知：政府／媒體／大企業的複雜綜合體的全力反對。我們會看到一連串「警告」將回到 19 世紀的專欄文章。媒體專家和學者將提出所有的反自由市場老調，說它是缺少政府「協調」的剝削與無政府主義。體制派實現真正自由貿易的程度，約莫像廢除所得稅那樣。

事實上，兩黨體制派在二戰後鼓吹的「自由貿易」，促進的是真正自由交易的相反面。體制派的目標與策略一直都是自由貿易的宿敵：16 到 18 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實施的「重商主義」。布希總統臭名昭彰的日本行只是其中一例：貿易政策只是迫使外國購買更多美國出口的花招。

真正的自由貿易，關注自由市場與貿易、國內外的消費者（也就是我們所有人）；而 16 世紀或今日的重商主義，則以權力精英及政府聯盟大企業的角度來看待貿易。真正的自由貿易商，把出口當成支付進口的手段，就像出售給消費者的一般商品。但重商主義則是政商精英的特權，犧牲了所有的消費者，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

例如，與日本的談判中，不管是雷根、布希還是柯林頓，重點都是迫使日本買更多美國產品，然後美國再親切但不情願地允許日本把自己的產品賣給美國消費者。進口只是政府讓其他國家接受我們出口的代價。

二戰後體制派在「自由貿易」名義下之貿易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對出口的高額補貼。而最受歡迎的補貼方法則是深受愛戴的外援制度，在「重建歐洲」、「停止共產主義」或「推廣民主」的掩護下，美國納稅人被迫補貼這個制度裡的出口企業與外國政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這種系統的延續代表，徵招美國政府和美國納稅人入伍。

然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只是大型商業貿易協議。而是長期運動的一部分，整合並卡特爾化政府以鞏固其對混合經濟之干預。在歐洲，這種運動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達到高潮，企圖實施單一貨幣與歐洲央行，並迫使相對較自由的經濟體增加管制及福利政策。

在美國，這種運動採取的形式，是將立法與司法權力從地方政府轉移到美國聯邦政府手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則挑戰極限，集中北美政府的權力，進而削弱納稅人阻礙其統治者行動的能力。

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誘惑之歌，和社會主義歐盟官員試圖讓歐洲人臣服於歐盟超政府的花言巧語一樣：讓北美洲成為和歐洲一樣的「自由貿易單位」不完美嗎？真實情況完全不同：由超政府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委員會或布魯塞爾官僚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干預和規劃，不對任何人負責。

正如布魯塞爾政府以「公平」、「相同競爭基礎」和「向上整合」之名，強迫低稅國家將稅率提高到歐洲的平均稅率或擴大它們的福利政策一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委員會也被賦予「向上整合」的權力，橫行於美洲國家政府其他法律之上。

柯林頓總統的貿易代表 Mickey Kantor 樂得合不攏嘴，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永遠沒有任何協議國可以降低它們對環境要求的標準。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下，我們將無法恢復或廢除福利國家的環境與勞動規定，因為該協定將永遠綁定我們。

在《布瑞克憲法修正案（Bricker Amendment）》缺席的當今世界，作為經驗法則，我們最好反對所有條約。1950 年代，偉大的《布瑞克憲法修正案》差點在國會通過，但最後被艾森豪政權擊落。不幸的是，根據《憲法》，每個條約都被認為是「這塊土地的最高法」，而《布瑞克憲法修正案》本來能阻止任何覆寫現有憲法權利的條約。如果我們必須對任何條約保持警惕，我們必須對那些建立超國家結構的條約特別抱持敵意，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最嚴重的問題在柯林頓的附屬協定，它將不幸的布希條約轉換成恐怖的國際中央集權。這些附屬協定讓我們有資格感謝超國家委員會還有它們未來的「向上協調」。這些附屬協定也將推動「自由貿易」騙局的對外援助。讓美國傾倒約 200 億美元到墨西哥，為了美墨邊境的「環境清理」。此外，美國已非正式同意在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將傾注數十億美元到墨西哥政府在世界銀行的庫房。

這些政策都有利於政府及其關連利益，體制派傾全力努力宣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那些智囊甚至組織起來鼓吹中央集權。即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真的那麼值得，這種政府與其盟友源源不絕的努力也引起人們的懷疑。

民眾正確地懷疑這種宣傳努力與墨西哥政府及其盟友花錢遊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有關。這筆錢，可以說是墨西哥人在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搶奪美國納稅人 200 億美元的頭期款。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倡導者們說，我們必須犧牲，以「拯救」墨西哥總統 Carlos Salinas 和他據稱美妙的「自由市場」的政策。可以肯定美國人確實作出永恆的「犧牲」，為了看來對自己沒什麼好處的雲外國度割自己的咽喉。如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失敗，Salinas 和他的政黨可能會下台。但這其實是指，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的單黨惡性統治，在貪污了幾十年後終於面臨結束可能。哪裡錯？為什麼這種命運會撼動我們的「全球民主」？

我們看待據稱尊貴的 Carlos Salinas，應該像看待其他體制派人造英雄的方式相同。有多少美國人知道，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602.3，「自由市場」Salinas 政府「為自己保留」所有勘探、使用、投資、規定、提煉、加工、貿易、運輸與配給石油和天然氣的權力？所有在墨西哥石油與天然氣的私人投資和經營，換句話說，都被禁止。這是美國人必須犧牲來拯救的政府嗎？

大多數英國和德國的保守派都充分認識到布魯塞爾歐盟官員的危險。他們明白，當那些原先致力於推動中央集權的人們和機構突然鼓吹自由的時候，一定有鬼。美國保守派和自由市場倡導者也應該要知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等效危險。

【譯作】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Sat, 23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文：吳莉瑋
圖：gagila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簡要揭穿了一些所謂「自由貿易」的主張，包括（1）自由貿易區；（2）對外援助；及（3）卡特爾化世界紙幣。

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真理從未像在總統選舉年那樣被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掩埋。在 Patrick J. Buchanan 加入總統大選不久後，布希政權在媒體辯護士的協助下，攻擊 Buchanan 是「貿易保護主義」，違反布希人馬所獻身的「自由貿易」。

事實上，國際貿易的神秘學在幾十年來的全國選舉中，從未扮演如此明顯的作用，也許是自 19 世紀以來。布希政府致力於自由貿易的想法顯然非常可笑，它的荒謬在 Lee Iacocca 隨行總統的亞洲之行時更為明顯，Lee Iacocca 坐擁高薪、效率奇低且為專業的鞭笞日本者。

事實上，多年來，當局努力地阻止日本賣給我們高品質但價位溫和的汽車，同時還試圖強迫倒楣的日本人以高價購買他們不想要的美國爛產品。難道這就是「自由貿易」嗎？（布希總統現在改稱「自由和公平貿易」）實際上，這種重視兩國之間貿易逆差的噩夢謬論，在 17 世紀重商主義時就已經被拋棄。

除了這種說謊專利外，還普遍忽視自由貿易會受到關稅或進口配額的妨礙。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自由貿易必須要無管制且無補貼。布希政權除了煽動關稅與配額，還大幅強化管制美國企業以防止它們有效競爭或生產，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不僅如此，這些加重的規定被視為政府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包括實施配額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與美國殘疾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先讓我們把注意力從布希政府轉到那些侵擾媒體的新保守主義專欄作家身上，他們聲稱自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宿敵，並倡導純粹且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以下是這些「自由貿易者」慣有的熱愛政策：

（1）「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區，體現於美加條約還有總統可能提議的墨西哥「快速走道」條約。任何對這些條約抱持懷疑態度的人，都被輕率地認為是可憎的貿易保護主義。然而，這種區域集團可能很危險。歐盟就是一個例子，「自由貿易者」非常引以為豪的崇高廣域自由貿易區榜樣。然而，現實情況正好相反。

對外部而言，歐盟使用其權力提高針對歐盟以外國家的關稅。但即使對內部而言，其結果也增加了集團內部的貿易限制與規定。因此，歐盟在布魯塞爾建立的新興歐洲超政府官僚機構，經常性地增加整個區域的規定。歐盟的其中一個惡性措施，是要求低稅的歐洲國家提高稅收，以確保每個國家享有「公正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樣的，最低工資法還有其他有害的「社會」措施，被強加在歐盟內相對較自由的經濟體中。柴契爾夫人反對英國進入歐盟的廣泛宣傳，並非對高尚「新歐洲」的簡單妄想或盲目抵抗。

同樣的惡魔也會在任何區域貿易集團中降臨美國，並給總統談判的空白支票，強加未來幾乎不會有良兆的條約。

重點是，真正的自由貿易不需要談判、條約、創造超權力或把總統送出國。自由貿易只需要美國削減關稅、配額，以及稅收和法規。是的，單方面。不需要任何其他國家或政府參與。

（2）對外援助

新保守主義和布希人馬的「自由貿易」是大量對外援助計劃，而美國總是援助者。然而，真正的自由貿易需要不對貿易補貼，這些對出口補貼的龐大計劃對自由貿易構成從沒被承認過的巨大干擾，更遑論所謂反貿易保護主義的辯護。

對外援助的論點多年來不斷變化（從「重建」歐洲、阻止共產主義、發展第三世界到人道主義救濟飢荒），但輾轉曲折過程的本質仍然相同：系統性扣押美國納稅人的錢並移交到以下族群：（a）美國政府官僚機構，以手續費的形式；（b）受援外國政府，政府的財富與權力增加，相對於那些不幸的救援目標；及（c）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那些受援外國政府用盜取來的美元所消費的美國出口企業與產業。

除了搶劫你、我與其他美國納稅人來補貼美國出口企業與它們的銀行，在道德上相當可疑外，我們必須認清該系統所帶來的巨大貿易扭曲。

（3）卡特爾化世界紙幣

對於貿易而言，比關稅更危險的是凱因斯主義體制派的殘暴動力。從左派凱因斯主義的民主黨、保守派凱因斯主義的布希人馬到新保守派主義，一致走向世界合作的卡特爾央行，成為世界由世界央行發行世界廉價紙幣的經濟政府。這種凱因斯主義長期以來的夢想一經實現，將使得受到世界央行設計與控制的世界性通膨成為可能。

歐洲單一貨幣只是計劃中的第一步。再說一次：實施全球性貨幣與銀行控制對貿易所造成的扭曲，將比關稅還要危險得多，而且不容易擺脫。

在衡量 Pat Buchanan、總統布希或新保守主義英雄 Jack Kemp 等總統候選人在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光譜的位置時，我們應該考慮 Buchanan 不同其他兩個人，他主張取消對外援助。雖然他從未發表對世界廉價紙幣計劃的意見，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他會強烈反對。

我們也可以考慮 Buchanan 在 Brinkley 節目中，對 George Will 指控其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回覆：「你必須做的是把稅賦與法規的負擔從美國企業與產業身上移除，如此美國才能開始競爭。」還有誰在公眾舞台上比這更接近自由貿易？

【譯作】回到黃金的第一步｜First Step Back to Gold

Fri, 22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回到黃金的第一步｜First Step Back to Gold

文：吳莉瑋
圖：digitalmoneyworl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irst Step Back to Gold》，當時美國眾議員 Ron Paul 努力推動金幣合法化，並成功讓美國民眾能夠再次持有黃金，實為值得歡呼的歷史時刻，雖然，時至今日我們這些黃金貨幣死硬派的理想尚未成功，但就讓我們繼續努力呼籲吧。

回到黃金的第一步｜First Step Back to Gol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1986 年 9 月是美國貨幣政策歷史性的一個月。感謝 Ron Paul 在他四任眾議員任期中的英勇努力，在超過五十年後的第一個月，美國財務部鑄造了真正的金幣。

在 1933 年 Franklin Roosevelt 推翻金本位並沒收美國人民手中的金幣之前，金幣是美國的標準貨幣。在蕭條危機的名義掩護下，不僅金幣被沒收，所有的黃金都被禁止（除了不情願地允許收藏家、牙醫、珠寶商和工業用戶的指定額度外）。

國會在 1970 年代制定美國藏金法律，財務部自己也承認一些自己鑄造的金幣被用於貨幣用途。我們只用了十年走了很長一段路，從鬆綁法律到財務部鑄幣。

確實，新幣的政治動機並不單純。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吸引南非克魯格金幣的金幣業務，這些克魯格金幣因其生產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染上了一些汙點。但最重要的是，至少有部分的黃金回歸貨幣用途，也讓公眾有機會目睹、觀看與投資金幣。

在 1933 年以前，政府削弱金本位的其中一個方法是阻礙黃金以金幣形式廣泛流通，說服公眾將黃金以金條形式藏在銀行更安全而不是以一般用錢的金幣形式。由於美國人在 1933 年已不再直接使用金幣，對政府而言也相對容易在不激起強烈反對的情況下沒收人民的金幣。

這個新的美國鷹幣（American Eagle）在未來可以方便地廣泛使用。它有效重達 1 金衡盎司，正面則掛上聖．高登斯（Augustus Saint-Gaudens）令人熟悉的自由女神設計，從 1907 年到 1933 年的美國金幣都採用自由女神設計。

不過，雖然鑄造新的美國鷹幣是走回穩健貨幣道路的第一步，還有更多的要做的事。重要的是不要滿於目前成就。

首先，即使舊有金幣目前合法，美國政府從未放棄沒收得來的金幣所有權，更不用說把金幣歸回它們的合法擁有者，也就是美元擁有者。所以，將美國的黃金儲備去國家化並返回私人手中，非常重要。

其次，美國鷹幣是財務部對我們作出的可怕玩笑。1993 年以前，一盎司金幣被指定為「法定貨幣」，但只值 50 美元。換句話說，如果你欠別人 500 美元，你可以合法地支付債權人十個一盎司金幣。不過，如果你是白癡才會這麼作，因為目前黃金市價約為每盎司 420 美元。在指定價值的情況下，誰會選擇支付價值 4,200 的黃金給 500 美元債務的債權人？

虛假的人為性黃金低價，當然，是財務部的特別設計，確保沒有人會使用這些金幣來付款與放債。舉例來說，假如政府指定一盎司金硬稍高於市價的 500 美元好了。如此，每個人都會急著把手中的美元換成金幣，黃金將迅速取代美元在市面流通。

這一切當然都是愉快的幻想，但即使採用這種優越系統也不會解決主要的問題：該拿美聯儲與銀行系統如何是好？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只把財務部手中的黃金拿回來是不夠的。還要那些美聯儲在技術層面上擁有並託管於諾克斯堡與其他黃金保管人手上的黃金。此外，美聯儲擁有印製美元的絕對壟斷地位，即使人們開始以美元交換財務部金幣，這種壟斷都將繼續。

將黃金去國有化而從諾克斯堡弄出來交回人民手中的確重要。但其他同樣重要的，是將美元去國有化，即，將「美元」這個名字定義為不可逆轉的固定重量黃金。每一塊位於諾克斯堡的黃金都與美元綁定，只有如此，才能迅速廢除美聯儲系統，並將黃金以美元的固定權重交回公眾手中。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那些希望將國有化黃金與美元從政府手中返還給人民的人，將不得不同意這個固定的重量。

最好的初始定義，是選擇最方便的美元與黃金兌率。當然不是 1 盎司黃金 50 美元。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採用目前高於目前指定價格的市價，甚至將黃金價格調高（美元的定義黃金重調低）到讓美聯儲清算後足夠清償自有債務與所有銀行存款（這需要將黃金價格訂為每盎司約 1,600 美元）。在這些參數中，不管什麼價格被選定都無所謂，只要這些改革盡快生效，並讓這個國家回到穩健貨幣。

【譯作】神秘的美聯儲｜The Mysterious Fed

Fri, 22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神秘的美聯儲｜The Mysterious Fed

文：吳莉瑋
圖：Derrick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Mysterious Fed》，美聯儲主席這個位置既神祕又崇高，但講穿了其實沒什麼，就像一些宗教騙局一樣，美聯儲這個機構存在本身，就是用來誆騙信心的領導人，也因此，美聯儲主席的工作就像宗教詐騙集團的禿驢一般，只是某種信仰的象徵標的，當然，這指的是換誰來當美聯儲主席都沒差。

神秘的美聯儲｜The Mysterious F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Alan Greenspan（艾倫．格林斯潘）已經接受註定的美聯儲主席再次任命，整個金融體系都帶著飄飄然的滿意與滿足。對他們而言，Greenspan 仍在他的天堂，世界還很美好。似乎沒有人懷疑每個美聯儲主席，到底是透過什麼神秘的過程，瞬間被廣泛尊為健全美元、金融體系與經濟繁榮不可缺少的要角。

在偉大 Paul Volcker（保羅．沃爾克）可能不會被重新任命為美聯儲主席的那段時間，金融媒體進入陣痛：不！沒有強大的 Volcker 掌舵，美元、經濟甚至是世界都可能分崩離析。然而，當 Volcker 終於離開該位幾年後，這個國家、經濟以及世界，不知怎地還好好的；事實上，那些曾經圍繞 Volcker 每個機智與智慧而隨之起舞的人，自那以後連 Paul Volcker 還有沒有活著都不太關心。

Volcker 的神秘力量是什麼？是他聳立具威嚴的外貌嗎？他的浮華與魅力？他味道強烈的雪茄？事實證明，這些因素沒起到任何作用，因為，現在據稱不可缺少的 Alan Greenspan，沒有任何類似 Volcker 的人格特質或樣貌。Greenspan 就像個單調的書呆子。那麼，是什麼讓他現在變得不可或缺？他被認為高度「內行」，但當然，還有至少數百個可能的美聯儲主席和他懂的差不多。

因此，如果不是個性或知識，是什麼讓所有的美聯儲主席如此不可或缺而被廣泛讚譽？解答是 Edmond Hilary 爵士被問到為何堅持攀登珠穆朗瑪峰時的著名回答：因為他是美聯儲主席。這個辦公室的存有，使得坐其位的人自動變得美妙、受人尊敬、對這個世界深度重要等等。所有在那個辦公室的人，都會得到幾乎相同的理想化評價。而所有離開那個辦公室的人也幾乎一致地受遺忘，如果 Greenspan 離開美聯儲，他將像從前一樣被忽略。

這真是太糟糕，人們不抱更多疑慮：他們不問取決於某個人存在的經濟體或美元哪裡錯了。問題的答案是錯得可多了。Sony 或 Honda 的健康取決於產品的品質與消費者的持續滿意。沒有人會特別關心公司負責人的個人特質。但是在美聯儲的情況中，主席個人魅力的追隨者，從未探究他除了保持公眾或市場對美元或銀行體系的「信心」外，究竟還做了什麼。

圍繞在美聯儲主席身邊的威嚴與神秘空氣，正是因為沒有人知道美聯儲主席的功能，也沒有人消費美聯儲的「產品」。如果某間公司的總裁和他的公關們，不斷呼籲公眾「拜託拜託。對我們的產品有信心，我們的 Sony、Ford…」，我們會怎麼想？難道我們不會認為這樣的企業有鬼嗎？在市場上，信心源於消費者嘗試與測試產品後的滿意。我們的銀行系統宣稱其重度依賴「信心」的事實表明，這種信心被可悲地放錯地方。

神秘、訴諸信心與大力稱讚主席人格：這些都是詐欺遊戲。Volcker、Greenspan 還有他們的處理程序，都是騙子奧茲魔法師常規的把戲。箇中神秘與技巧都是必要的，因為，美聯儲主席所主持的部分準備金制度銀行是破產的。不只是 S&Ls 和 FDIC 破產，整個銀行體系都是破產的。為什麼？因為，我們以為那些存在銀行帳戶裡的錢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有 10% 左右的錢存在。

美聯儲的神秘與信心把戲依賴於它所扮演的功能：由聯邦政府強制執行，並由美聯儲帶頭的銀行卡特爾組織。美聯儲不斷地進入「開放市場」購買政府債券。美聯儲用什麼支付這些債券？什麼也沒有，只有憑空創造出來的支票賬戶。每當美聯儲創造 100 萬美元的支票貨幣來購買政府債券，這 100 萬美元迅速進入各間銀行的「儲備」，然後這些銀行再金字塔式創造出 1,000 萬美元的銀行存款，無中生有。如果有人理智地想要現金而不是存款簿，為什麼那也沒關係，因為美聯儲只要印一些立即成為標準「美元」（聯邦儲備券）的紙就能支付。但是，即使是這些廉價法幣，也只占銀行存款總額的 10%。

有趣的是，美聯儲統治者對這個通膨性系統唯一的擔心，似乎來自於主要銀行卡特爾圈外的美聯儲地區銀行總裁。美聯儲的地區銀行總裁，由名義上擁有美聯儲的當地銀行家選出。因此，在卡特爾頂層的地區銀行總裁，例如紐約與芝加哥，或是來自舊有金融精英的費城和波士頓，往往為傾向通膨的「鴿派」；而相對較反通膨的「鷹派」，則來自於美聯儲卡特爾主要中心的外圍地區，例如，明尼亞波利斯、里奇蒙、克里夫蘭、達拉斯或聖路易斯。當然，這種力量分配並非偶然。

當然，那些覺得反通膨的「鷹派」地區銀行總裁難以忍受的人，還沒見識過真的「鷹派」。他們等著遇到一些米塞斯的追隨者吧！

【譯作】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少數派報告｜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

Thu, 2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少數派報告｜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

文：吳莉瑋
圖：trackreco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Rothbard 整理了標榜「自由放任的實用主義者」Alan Greenspan 的職業生涯，事實上，一如 Rothbard 所言：

對於 Greenspan 而言，自由放任主義拿來引航的北極星、標準甚至是指導；而只是放在衣櫃裡面的興趣，完全脫離具體的政策結論。

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少數派報告｜Alan Greenspan: A Minority Report on the Fed Chairma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媒體廣泛地讚譽 Alan Greenspan（艾倫．格林斯潘）成為美聯儲主席；左派、右派與中間派經濟學家都懾服於 Alan 的偉大、敏銳，以及對「數字」無與倫比的洞察力。唯一保留似乎是 Alan 可能無法享有前任美聯儲主席的巨大權力與尊敬，因為他沒有籃球員那麼高、不是禿頭，也不抽雪茄。

精明的觀察者可能感覺得到，任何受到體制派一致掌聲的人都不會真的那麼好，在這個例子中，這種感覺是正確的。我 30 年前就知道 Alan 這個人，而且富饒興趣地追蹤他的職涯。

我發現特別精彩的，是近期報導「陶森－格林斯潘經濟顧問公司」可能歇業的新聞，因為事實證明，那間公司賣的不是計量經濟學預測模型或是它著名的數字，它賣的是 Greenspan 這個人，還有他以洛可可式語法及模糊空間作成長篇空洞大論的天賦。

身為卓越的預測員，他悲哀地承認他在幾年前成立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因為缺乏能力實行它所憑藉的預測而關閉：當投資基金上線時。

Greenspan 能獲取信任的真實資格是他從不會晃動體制派的船。他早已將自己定位成經濟領域的極中間派。他就像長期以來的共和黨經濟學家一樣，是個保守派凱因斯主義者，而保守派凱因斯主義近日來幾乎和民主黨陣營的自由派凱因斯主義沒有什麼區別。事實上，他的觀點幾乎與同樣是保守凱因斯主義的 Paul Volcker 相同。意味著他想要適中的赤字與增稅，並在傾倒貨幣供應的時候大聲擔心通貨膨脹。

然而，有件事使 Greenspan 在他那些體制派好友中顯得與眾不同。即，他是 Ayn Rand 的追隨者，因此他「哲學上」相信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甚至是黃金標準。但就像紐約時報和其他重要媒體趕緊向我們保證的那樣，Alan 只在「高度哲學」上相信自由放任主義。在實踐上與他的主張政策中，他就像其他人一樣是個中間派，因為他是「實用主義者」。

身為所謂的「自由放任的實用主義者」，在他主導政治的 21 年職涯中的任何時候，他都不曾倡導過任何疑似自由放任主義甚至是趨近自由放任主義的主張。對於 Greenspan 而言，自由放任主義拿來引航的北極星、標準甚至是指導；而只是放在衣櫃裡面的興趣，完全脫離具體的政策結論。

因此，Greenspan 只在各方面條件都適合時才贊成黃金標準：如果預算平衡、貿易自由、通膨結束、所有人都有正確理念等等。同樣的，他可能會說他只在所有條件都符合時才支持自由貿易：如果預算平衡、工會勢力減弱、黃金標準、我們具有正確理念等等。總之，這個人的「高度哲學」從來都不會實踐於行動。體制派就像吃辣一樣把這個人給納入其陣營。

這些年來，例如，Greenspan 在任職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支持福特總統傻頭傻腦的「打敗通膨」（Whip Inflation Now）。更糟糕的是，這個自由放任主義的「高度哲學」信徒，當公眾開始認識到社會保險計劃的破產，終於遇到機會屠宰這頭偉大的美國政治聖牛時，他在 1982 年保存了敲詐勒索的計劃。Greenspan 臨危受命，擔任「兩黨的」（即保守派與自由中間派）社會安全委員會負責人，以更高的社會保險稅「挽救」破產的社會保險制度。

Alan 是著名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長期成員，該委員會是這個國家政經權力精英 Rockefeller 主導的巔峰之作。當他被提名美聯儲主席時，他離開他體面的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與摩根保證信託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的董事職位。是的，體制派有很好的理由在 Greenspan 掌舵貨幣時睡得香甜。錦上添花的是，他們知道 Greenspan 的「哲學上」Ayn Rand 追隨者身分，無疑會矇騙不少自由市場倡導者，以為自己主張終於坐上權力高位。

【譯作】通貨膨脹與蒙古大夫｜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

Thu, 2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通貨膨脹與蒙古大夫｜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

文：吳莉瑋
圖：Marco F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通貨膨脹的主因是廉價紙幣體系中政府不斷地創造新貨幣（偽造），而身為幫兇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們還奮力為了必然反應貨幣通膨的物價上漲抹飾太平，找出一堆可笑的詐騙理由誆騙、麻痺公眾。

通貨膨脹與蒙古大夫｜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都非常熟悉「蒙古大夫」的現象，那些在每個活動投票、演講或辯論之後，急於向媒體提供恰當「帖子」政治代理人。我們有時沒能認識到政權內部在經濟領域上也有自己蒙古大夫。對於每次的經濟壞消息，都爭先恐後地提供愉快舒緩的解釋。

我們常年偏好永久性通貨膨脹。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太平日子期間，美聯儲和其他貨幣當局認為通膨率達到 2% 以上就是失控。但因為麻痺效應、習慣與遲鈍，現在我們的通膨率到達標準 4% 時就被認為是通膨消失。事實上，其含義是，只要通膨率低於可怕的「兩位數」，我們就沒有必要擔心。和平時期的兩位數通膨率第一次出現於 1970 年代的通膨性經濟衰退。

1990 年 1 月時生活成本指數至少超過兩位數的比例。該月，生活費用上漲了 1.1%，這相當於每年超過 13% 的增長，達到 1970 年代通膨的高峰。有出現任何嚴重的考量嗎？美聯儲和當局有按下恐慌按鈕嗎？

當然沒有，經濟蒙古大夫們迅速地躥出來接手任務。你看，如果你把價格上升最快的食品和能源類目拿走，事情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糟糕。食品在 1 月上升 1.8%，每年上升近 22%；而能源價格當月上升不低於 5.1%，年增長超過 61%。但是，那沒有問題，因為罪魁禍首是 12 月破紀錄的寒流，推動糧食和蔬菜的價格在接下來那個月上升 10.2%（年增長超過 122%），並推高用來取暖的油價增加 26.3%（年增長超過 315%）。

拿掉這些波動（雖然很重要）的食品和能源類目，接著，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核心通膨率」（即減去食品和能源的消費者物價變動），1 月「只」有 0.6%，年增長為 7.5%。體制派承認這肯定會引起人們關注，不過，至少它低於惡性的兩位數水準。

但我們必須記住，冬季常會有寒流，而所謂的天氣隨機效應，在通貨膨脹期間似乎總是比在通貨緊縮期間更強烈。

「核心通膨率」這張帖子合理看來是一種詐騙通則：如果想讓通貨膨脹消失，只要簡單地排除增長最迅速的類目。只要砍掉夠多的價格類目，你可以使它看來永遠沒有通貨膨脹。找一些藉口把所有上升的類目都拿掉，剩下來的叫作「基準通膨率」，說變就變！通貨膨脹永遠死去。

因此，住房價格在雷根政權的最初幾年中上升到令人尷尬的程度，所以住房價格被簡單地取出指數類目，他們的藉口是消費者支付的實際或估算年租，目前尚未趕上住房價格增加。又例如，德國 1923 年惡名昭彰的惡性通膨，受人尊重的體制派經濟學家持論德國沒有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因為（不再能以馬克贖回的）黃金價格下降！

不幸的是，貧困愚昧的消費者總是以較高價格支付消費者物價指數裡的所有商品（甚至更多從沒列入指數的商品，例如名牌產品或書籍），以及住房、食品和能源。我們這些消費者並沒有只需支付「核心」商品的特權，更不幸的是，我們也不能享受以黃金支付的奢侈。

但連核心通膨率都高到令人擔憂，於是體制派經濟學家們開始到處尋找解釋。歸咎候選人的常客之一因此復出，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工資率去年上升到令人不安的 5.0%；但因為物價增長率為傳統的 4.5%，所以這似乎無須太擔心。

工資率增長已落後物價上漲數年。加速通膨的真正元兇是體制派盡力避免指責的候選人：聯邦政府自己創造的貨幣供應量。

經過政府多年的創造新錢並注入經濟體系，人們現在開始花這些錢並因此推動價格上揚。但聯邦政府最不想怪罪的就是自己；此外，印鈔票對創造者及其受益人實在是太過舒適，很難白白放棄。只有把創造貨幣的權力，也就是偽造，把政府手中取走，才能夠讓通貨膨脹的詛咒真正永遠消失。

【譯作】剖析銀行擠兌｜Anatomy Of The Bank Run

Wed, 20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剖析銀行擠兌｜Anatomy Of The Bank Run

文：吳莉瑋
圖：mugle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natomy Of The Bank Run》，銀行擠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合法化的「部份準備金制度」詐欺，由於此種先天性不良，使得幾乎所有銀行都不具清償債務的能力，因此，一旦公眾信心動搖就很容易發生擠兌的銀行倒閉骨牌效應。在自由市場下，銀行擠兌是市場用來檢核不健全銀行的重要工具，但隨著政府介入，為了拯救那些先天不良的銀行，我們都付出了可怕的代價：慢性且無止盡的通貨膨脹。

剖析銀行擠兌｜Anatomy Of The Bank Ru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懷舊愛好者對於以下場景相當熟悉：通宵排隊等待銀行營業（首先是俄亥俄州，接著在馬里蘭州）；華而不實地保證銀行安全並要人們回家；固執的存戶堅持要提領存款；政府隨之關閉銀行的同時，銀行仍被允許持續向其借款人收債。

換句話說，政府並非保護私有財產權與合約履行，而是透過禁止存戶從銀行取回自己的錢而故意侵害存戶的財產權。

所有的一切，當然都是 1930 年代初大規模銀行擠兌的重播。表面上，此弱點是因為這些失敗的銀行由私人或州立存款保險機構擔保，這讓銀行透過改由聯邦政府承保而輕鬆擋住風暴。（FDIC 擔保商業銀行；FSLIC 擔保儲蓄與貸款銀行）

但是，為什麼？聯邦政府有什麼無論是民營企業或州政府都拿不出來的靈丹妙藥？私人保險機構的捍衛者指出，私人保險機構的財務狀況在技術層面上比 FSLIC 或 FDIC 良好，因為他們擁有更高比例的擔保總額美元儲備。為什麼在其他所有業務都遠優於政府的民營企業，在這個領域卻具有這樣的缺陷呢？貨幣到底有何需要聯邦政府管控的特殊之處？

解決這個難題的答案，其實就在因壯觀的劣質貸款而造成操業者數目下挫後，俄亥俄州和馬里蘭州 S&Ls 的痛苦聲明。他們實際上是在抱怨：「真可惜，不健全的銀行將其他健全銀行也拖下水！」

但是，什麼樣「健全」的銀行會因為某些耳語與下跌的公眾信心而迅速倒塌？有什麼其它行業會因為一些謠言或隱喻的質疑就把看來堅固的公司給擊倒？銀行到底有什麼特別，使得公眾信心扮演決定性與壓倒性的重要作用？

答案就在於我們銀行體系的本質，事實上，無論是商業銀行或儲蓄銀行（互助儲蓄及儲蓄與貸款）都系統性採用部份準備金制度：即，他們手頭上的現金比清償債務的需求要小得多。對於商業銀行而言，存款準備金的比例現在是 10% 左右；儲蓄銀行則更少。

這意味著那些認為自己在銀行有 10,000 美元存款的人被誤導了；比例的意思就是，銀行只有 1,000 美元或更少。然而，無論是支票存戶還是儲蓄存戶都認為他們可以隨時依照需要贖回自己的錢。顯然，這種在其它行業被認為是依賴騙局的詐欺系統，靠的是信心的把戲：也就是說，它能運作這麼長的時間只是因為存戶沒有發生恐慌而試圖取出他們的錢。信心至關重要的，也被誤導。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公眾開始恐慌並擠兌銀行後，銀行無法抵抗與停止。

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民營企業承保存款保險業務會表現得如此糟糕。民營企業只在其營運業務合法且有用時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不可能去擔保某間基礎不健全的公司，甚至整個行業。本質上無力清償債務的部份準備金銀行無法投保。

那麼，聯邦政府的神奇藥水為何？為什麼每個人都相信 FDIC 和 FSLIC，即使它們的存款準備金比例低於私人機構，即使它們也只有一小部分的擔保存款總額現金來阻止任何銀行擠兌？答案很簡單，因為每個人都正確地意識到，只有聯邦政府可以印製法定貨幣，而不是州政府或私人公司。大家都知道如果發生銀行擠兌，美國財務部可以簡單地下令美聯儲印出任何存戶想要的足夠現金來擺脫困境。美聯儲有權無限制地印製美元，正是這種通膨的無限權力在背後支撐部分準備金銀行系統。

是的，FDIC 和 FSLIC 可行，但這只是因為無限印鈔的壟斷權力可以用來拯救地球上的任何公司或個人。在 1933 年之前，透過嚴重的銀行擠兌來持續檢核銀行體系，防止任何大量的通貨膨脹。

但現在，銀行擠兌的時代已結束，至少在絕大多數依附聯邦存款保險的銀行，而我們則不斷地付出可怕代價來拯救銀行：慢性且無限制的通貨膨脹。

如果要結束通貨膨脹，不僅要廢除美聯儲還要廢除 FDIC 和 FSLIC。最終，銀行的待遇要像其他行業的任何公司一樣。簡言之，如果它們不能履行合約義務，將被要求破產與清算。看著移除政府工具之後還有多少的銀行能繼續生存，這具有教育意義。

【譯作】問與答：儲蓄與信貸銀行混亂｜Q&A on the S & L Mess

Wed, 20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問與答：儲蓄與信貸銀行混亂｜Q&A on the S & L Mess

文：吳莉瑋
圖：opensourcewa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Q&A on the S & L Mess》，Rothbard 整理了有關S&L危機的一些成因、謬誤與解決方案，這些銀行亂象都是因為政府基於政府利益，大力卡特爾化銀行並合法化「部份準備金」詐騙，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把政府和貨幣事務分開，回歸市場貨幣。

問與答：儲蓄與信貸銀行混亂｜Q&A on the S & L Mes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問：什麼時候稅不是稅？

答：當它是「規費」時。但這個問題只存在於創造性語義學家布希總統開始使用他永不加賦的「讀我的唇」承諾之前（由 Richard Darman 的「實行起來像鴨子走路」帶動）。不幸的是，答案幾個星期後就出現。不，這次不是「增加收入」、「公平」或「關閉漏洞」；它是老點子－「規費」。

當財務部長 Brady 提出命運多舛的存戶「規費」提案來拯救失敗且破產的 S&L 產業時，布希總統把它譬喻成進入黃石公園的聯邦政府門票費。但是，黃石公園不幸地為聯邦政府所有，聯邦政府作為所有者，或許能主張對黃石公園使用者酌收的是規費，而不用貼上「稅」的標籤（僅管在此也可以提出政府不具與私人擁有者相同的哲學或社會地位的質疑）。但是，因為存戶使用自己存放在私人儲蓄與貸款銀行內的錢，而向存戶收取「規費」，是基於什麼基礎？這些「規費」給誰，為了什麼？

不，公眾、政客與政治觀察家一致起身做出令人心頭一暖的抗議聲浪，顯然，對於布希政府以外的所有人而言，這個針對存戶收費的提案，看起來、說起來、實行起來，都非常像一隻稅鴨。

問：什麼時候保險不保險？

答：當你試圖「擔保」已經破產的行業時。當稅不被稱為稅的時後，有時不稱為「規費」，而是「保險費」。當公眾接二連三的抗議使存戶「規費」提案幾乎沉沒時，布希政府開始後退，並轉為建議對其他尚未正式破產的銀行徵稅，這項新稅被稱為較高的「保險費」。

這產生比創造性語義更多的問題。「保險」的概念是謬誤。「擔保」部份準備金銀行，不管是商業銀行或者是儲蓄與貸款銀行的存款，都荒謬又不可能。這就像「擔保」撞上冰上後的鐵達尼號一樣。

保險的概念只適用於某種可測量且能因大量樣本而合併分擔的風險：火災、事故、疾病等。但創業公司或行業不能成為「被保險標的」，因為企業家所承擔的是不能測量或合併分擔的風險，所以無法被擔保。

更別說該產業在本質上與哲學上都將無可避免地破產：部份準備金銀行。部份準備金制度下的 S&L 銀行，是在部分準備金的商業銀行體系下，進行危險的金字塔式膨脹。S&Ls 使用商業銀行存款作為自己的儲備。部份準備金銀行哲學上的破產，是因為他們從事巨大的騙局：假裝你的存款放在銀行且能在任何時間被贖回，但事實上卻被銀行出借以賺取利息。

由於部份準備金制度是巨大的騙局，因此這些銀行完全憑藉於「公眾信心」，這就是為什麼，布希總統趕著向 S&L 存戶保證他們的錢是安全的，他們不應該擔心。

整個行業建立在把公眾騙上賊船，讓他們以為自己的錢是安全的，一切都很好；部份準備金銀行，是這個國家中唯一因為「信心」崩潰就會很快倒塌的行業。一旦公眾意識到這整個行業是一場騙局，開始蜂擁擠兌，它就會轟然倒下；簡言之，這個依靠迷惑的操作，一旦被公眾發現就會分崩離析。

而「保險」的重點不在保險，而是欺騙公眾，建立不應存在的信心。幾年前，私人存款保險因為俄亥俄州和馬里蘭州的大銀行倒閉而破產，因為公眾的信心動搖，開始提領自己（不存在）的錢。而現在，三分之一的 S&L 正式破產卻被允許繼續經營，而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FSLIC）也隨之正式破產，搖搖欲墜的銀行系統只剩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擔保」商業銀行的 FDIC 目前仍具償付能力。然而，FDIC 只比它的姊妹 FSLIC 好一點，因為每個人都感覺到 FDIC 的背後是美聯儲印鈔票的無上權力。

問：為什麼 S&Ls 的鬆管機制會失敗？這難道不是違反自由企業總是比管制好的規則？

答：S&L 行業不是自由市場行業。它幾乎是聯邦政府創造、卡特爾化與資助的產物。剛開始是 1920 年代的小型「建設貸款」，而後儲蓄機構透過早期羅斯福新政的立法程序，完全轉為政府創建與卡特爾化的 S&L 產業。該行業由聯邦房屋貸款銀行（Federal Home Loan Banks）組織，並由聯邦房屋貸款委員會（Federal Home Loan Board）管轄。聯邦房屋貸款委員會透過補貼房地產業的廉價信貸與抵押貸款，卡特爾化整個產業、灌入儲備，並膨脹全國的貨幣供應量。

FSLIC 是聯邦住房局以「保險」形式補貼該行業。此外，S&Ls 說服美聯儲進一步卡特爾化該行業，強制降低他們所需支付那些被欺騙的不幸存戶的最高利率。從 1930 年代到 1970 年代以來，一般人的儲蓄出路不脫 S&Ls 的範圍，因此，他們的儲蓄被強制引導到低利率存款，並保證 S&Ls 在以高利率出借抵押貸款時保有豐厚利潤。透過這種方式，被剝削的存戶被打入冷宮，看著他們的資產價值因為持續通貨膨脹而下降。

然而，水壩在 1970 年代末期決堤，隨著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的出現，使得被屠宰的 S&Ls 存戶成群結隊地提領自己的錢，放到支付市場利率的基金裡。儲蓄銀行開始倒閉，被迫取消卡特爾低利率，否則，它們會在貨幣市場基金的競爭下出局。後來，為了與高收益基金競爭， S&Ls 擺脫低收益的抵押貸款，並進入波動、投機與高風險的資產。

聯邦政府義務性「鬆管」S&Ls 的資產與貸款。但當然，這是假性放鬆管制，因為 FSLIC 持續擔保 S&Ls 的負債：它們的存款。當某個行業發現自己的資產不受管制的同時，其負債還由聯邦政府提供擔保，至少在短期內是皆大歡喜的局面；但這不論如何都不是自由企業產業的例子。近十年的瘋狂投機性貸款，正式破產的 S&L 已經越積越多，至少達 1,000 億美元。

問：聯邦政府要如何籌措資金來紓困 S&Ls 與 FSLIC，還有接下來的 FDIC？

答：聯邦政府有三種方式紓困 S&Ls：增稅、借貸或印鈔票給它們。對存戶收取「規費」的風向球已經送出，這不僅是對公眾粗暴地徵稅來紓困那些剝削者，還是針對儲蓄的巨額稅項，將會進一步降低我們已經相對低迷的儲蓄率。而借貸這條路，政府面臨被大肆宣傳的格拉姆－拉德曼法案障礙，因此，政府利用不被計算在聯邦預算內的浮動特別國債，以借貸來紓困 S&Ls。這是創意會計的一個例子：如果想要平衡預算，花錢的時候不要算進預算裡！

問：那麼，為什麼美聯儲不乾脆印鈔票給 S&Ls？

答：它可以簡單地這樣做，而且美聯儲這種無上權力也被認為是這整個系統的關鍵支持。但這會產生嚴重問題。假設，最終救助計劃需要 2,000 億美元。經過一陣喧囂與危機管理後，在清算 S&Ls 的過程中美聯儲簡單地印了 2,000 億美元並移交給 S&L 存戶。印鈔票這個動作本身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因為此時新增的 2,000 億美元，單純只是頂替消失的 2,000 億美元 S&L 存款。問題出在下一步。

如果公眾拿著這些現金再存進商業銀行體系中，他們很可能會這麼做，銀行會享有 2,000 億美元的儲備增加，接著立刻創造出約 2 兆美元的巨大貨幣供應膨脹。這才是問題。

問：S&L 混亂的解決方案為何？

答：如果政府有膽量，它該做的是坦承 S&L 破產，而其「保險」基金也破產，因此，由於政府沒有從納稅人手中拿到錢，所以 S&L 應該倒閉，而那些存戶則失去本來就不存在的資金。
在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沒有人可以剝削其他人來獲取不遭受損失的絕對保證。

存戶必須要與 S&Ls 同時倒下。這種短暫疼痛會被這些存戶學到的有益教訓抵消：不要相信政府，也不要相信部份準備金銀行。希望部份準備金商業銀行的存戶將因為這個範例受益，並火速提領他們的錢。

所有的評論家都叨念著政府「必須」借貸或徵稅來籌集資金清償 S&L 存戶。這件事沒有什麼「必須」；我們活在一個自由意志與自由選擇的世界。

避免類似混亂的唯一方法，是廢除目前通膨性的卡特爾系統，並轉用真正穩健的貨幣。這意味著，將美元定義為指定重量的黃金，以及 100% 現金或黃金儲備的銀行系統。

【譯作】通貨膨脹終極版｜Inflation Redux

Wed, 20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通貨膨脹終極版｜Inflation Redux

文：吳莉瑋
圖：Johnny Vulka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Inflation Redux》，Rothbard 解釋美聯儲操控的慢性貨幣膨脹，不僅無法避免物價膨脹，還會造成必然的經濟衰退，然而，經濟衰退，其實是市場唯一能夠調整經濟健康，清除不健全投資，促使早日復甦的唯一方法，經濟衰退，應該越早到來越好。當然，更好的情況，是造成經濟衰退的人為性貨幣膨脹從一開始就不該存在。

通貨膨脹終極版｜Inflation Redu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通貨膨脹回來了。由於通膨從沒真正離開過，更確切地說，通貨膨脹帶著復仇又回來了。受到 1981-82 年嚴重經濟衰退的影響下，通貨膨脹率從 1980 年的超過 13% 下滑到 1983 年的 3%，甚至在 1986 年下降到 1%，但隨後物價在過去幾年中已開始加速上揚。在過去的兩年中通膨率回升至 4-5%，而物價通膨終於在 1989 年 1 月進入公眾意識，年通膨率上升到 7.2%。

在過去的幾年裡，奧地利學派與其他硬通貨經濟學家不斷地被斥責：1985 年和 1986 年的貨幣供應量增加約 13%，為什麼物價通膨沒有跟風？原因是，奧地利學派不像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奧地利學派不是機械主義。奧地利學派不相信固定的超前和滯後。貨幣供應量增加後物價並不會自動上升；通貨膨脹的結果取決於個人選擇，取決於公眾的決定是否持有貨幣。這種決策取決於個人見解與期望，而經濟學家沒有辦法預先繪製出這種看法和選擇。

當人們開始花用自己的錢，加上 OPEC 崩潰使得高價美元消失進而影響經濟的特殊因素，通貨膨脹已經開始加速響應。

過去幾年的通貨膨脹恢復與升級，無情地不斷哄抬利率。美聯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膽小怕事，擔心貨幣供應縮得太緊將助力經濟衰退，它允許利率緩慢上升以因應通貨膨脹。此外，Alan Greenspan 一直談論著降低預期通膨從而降低長期債券利息的強硬立場。但隨著持續的漸進主義，美聯儲只是在延長市場痛苦，並確保利率與消費物價在可見的未來內只增不減。多數經濟學家與金融專家一如往常地對通膨加劇措手不及，並未作出有意義的主張。其中較敏銳的反應之一，是喬治亞州立大學的 Donald Ratajczak，Ratajczak 嘲笑道：「美聯儲始終遵循漸進主義，而它永遠不會奏效。你得過段時間再問，難道他們不讀自己的歷史嗎？」

無論美聯儲做了什麼，它準確無誤地使事情變得更糟。首先，它大量注入新資金，但在深度經濟衰退時，物價上的效應緩慢。受到這個「經濟奇蹟」的鼓舞，美聯儲將越來越多的新資金注入系統。然後，當物價終於開始加速上升時，它試圖拖延這個必然結果，從而成功地延緩市場調整。

此外，除了少數例外，經濟學家們在預期新通貨膨脹這方面都是啞彈。事實上，不久前許多經濟學家開始發表意見，認為經濟已經發生了某種神秘的「結構性變化」，而且，其結果是通貨膨脹已經完結。這種看法不久後開始收縮，接著經濟變化掩蓋了宏偉的新學說。

諷刺的是，儘管有美聯儲與其他政府部門的迴旋和干預，一旦通貨膨脹的熱潮開始後，就不可避免的會在通膨性繁榮停止或減緩後產生經濟衰退。就像投資經濟學家 Giulio Martino 說的：「美聯儲無法在不造成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減緩通膨。」

我們從貨幣供應總量可以把問題看得特別清楚，而不是美聯儲發行的各種去除實際意義的統計數據。貨幣供應總量經過幾年的迅速增加後，在 1987 年 4 月到 8 月持平，這段時間足以醞釀 10 月的股市大崩潰。然後，貨幣供應總量以每年約 2.5% 的速度上升，由 1987 年 8 月的 1 兆 9,050 億美元增加到 1988 年 7 月的 1 兆 9,480 億美元。然而 7 月以來，這種溫和的增長開始逆轉，貨幣供應總量保持水平直到該年底，而後大幅下跌至 1989 年 1 月的 1 兆 8,970 億美元。然後，從 1988 年中到 1989 年 1 月底為止，貨幣供應總量以每年不低於 5.2% 速度下跌。貨幣供應總量在 1979 年至 1980 年最後一次大幅下跌，促成最近一次的大衰退。

這並不是在主張美聯儲應於恐慌中再次擴大貨幣供應。恰恰相反。一旦通貨膨脹的熱潮開始，經濟衰退不僅無可避免，它也是糾正扭曲繁榮並恢復經濟健康的唯一方式。經濟衰退來的速度越快越好，它越能履行其糾正工作，全面性經濟復甦就越早開始。

【譯作】回歸市場貨幣｜Taking Money Back

Tue, 19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回歸市場貨幣｜Taking Money Back

文：吳莉瑋
圖：Denis Collett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aking Money Back》，Rothbard 在此文中完整簡介貨幣理論、現有廉價紙幣制度的陷阱，並且最終提供逐步回歸市場貨幣的詳盡建議，非常非常值得仔細思量。

回歸市場貨幣｜Taking Money Back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錢是任何經濟體、任何社會中的重要指揮所。社會衍生於自願交換網路，也被稱為「自由市場經濟」；這些交換行為意味著社會分工，那些雞蛋、鐵釘、馬、木材等有形產品的生產者，與教學、醫療照護、音樂會等無形服務的提供者，拿自己的商品來交換他人的商品。在每次交換行為中，每個參與者都因為交換而獲得無法估量的利益，如果每個人都被迫要自給自足，那這些設法生存的人將被迫減低到可憐的生活水平。

商品和服務的直接交換也被稱為「以貨易貨」，只比最原始的自給自足好一些，事實上，每個「原始」部落都很快發現，把市場上某種特別暢銷的商品，用來當成「間接交換」的「媒介」，能帶來巨大的好處。如果某個特定商品廣泛地在社會中被用來當成媒介，那麼這個一般性的交換媒介就被稱為「錢」。

這個被稱為錢的商品，成為每個市場經濟中無數交換行為的一個項目。我販賣我的教學服務來換錢，並用這筆錢購買食品雜貨、打字機或旅遊住宿；而生產者則轉用這筆錢來支付員工薪資、購買設備和庫存，並支付建物租金。因此，對某些族群而言就產生無時不在的誘惑，來掌握貨幣供應這個重要的經濟功能。

在人類社會中，許多有用的物品都曾被選用為「錢」。非洲用鹽、加勒比地區用糖、新英格蘭殖民地用魚、契沙比克灣（Chesapeake Bay）附近的殖民地則用菸草，還有貝殼、鐵鋤頭和許多其他物品都曾經被當成錢。這些錢不僅被當作交換媒介；它也使得個人與商業企業能夠進行先進經濟體系中的必要「計算」。這些錢在交易與估算過程中，幾乎都以重量作為貨幣單位。例如，菸草以磅重來估算。而其他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則能用菸草的磅重來表示；某匹馬在市場上可能價值 80 磅（的菸草）。而商業公司則能以此計算上個月的利潤或虧損；它可以算出過去一個月的收入是 1000 磅、支出 800 磅，因此淨利為 200 磅。

【黃金或政府文件】

綜觀歷史，有兩種商品在選用為錢的競爭中打敗市場上所有其他商品：黃金與白銀這兩種貴金屬（如果其中一樣無法取得時也會用銅）。黃金和白銀具有我們稱為「可作為錢」的特質，這些特質使它們優於所有其他商品。它們的罕見但充足的供應量，使得它們的價值保持穩定且每單位重量具有高價值；小塊黃金與白銀便於攜帶且在日常交易中方便使用；它們的罕見度使得突然發現巨額供應的可能性較小。它們的耐用度使它們幾乎能永久使用，所以它們能提供替未來準備的「儲存價值」。加上黃金與白銀能被分割，所以，他們可以被分割成小塊，而不會失去其價值；不像鑽石，黃金與白銀等貴金屬具有同質性，所以，某塊一盎司的黃金與其它一盎司的黃金將具有同等價值。

普遍把黃金與白銀當成錢使用的悠久歷史，最早由 14 世紀偉大的法國金融理論家 Jean Buridan 開始，其後出現於各種貨幣討論與金融教科書中，直到西方國家政府在 1930 年代初廢除黃金標準（金本位）。Franklin D. Roosevelt（羅斯福）也在此潮流中於 1933 年廢除美國的金本位。
在自由市場經濟中，金本位遭受到「現代」經濟學家最嚴重的輕蔑和鄙視，不論是坦承中央集權的凱因斯主義或所謂「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不久前才被譽為健全金融體系基礎的黃金，現在經常被指責為「神器」，或是凱因斯說的「野蠻的遺跡」。好吧，黃金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個野蠻的「遺跡」；沒有任何「野蠻人」會接受我們這些風雅現代人被迷惑而採用的虛假紙本及銀行信貸。

「金蟲」不是戀物癖，我們並不符合守財奴擺弄囤積金幣同時陰險咯咯笑的標準形象。黃金之所以有眾多好處，只因為它是人們運行下由自由市場供應的貨幣。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的抉擇總是：金（或銀）或政府。黃金是市場貨幣，是一種必須從土地中挖出來然後經過處理的商品；相反地，政府無中生有地提供幾乎無成本的紙幣或銀行支票。

首先，我們知道，所有的政府運作都是浪費、低效，為官僚服務而非消費者。我們會選擇自由市場上具有競爭力之民營企業所生產的鞋，還是由聯邦政府的巨大壟斷所生產的鞋？提供貨幣的功能，政府也沒能處理得更好，且貨幣供應的情況比鞋或任何其他商品都還糟糕。如果政府生產鞋子，至少它們還能穿，即使價格可能很高、嚴重不合腳也不能滿足消費者期望。

錢和其他所有商品不同：其他的商品都一樣，更多的鞋或發現更多的石油或銅，都有助於減輕資源稀有性而造福社會。但是當某種商品在市場上被當成錢時，市場並不需要更多的錢。因為錢的用途只有交換和計算，更多的美元、英鎊或馬克投入經濟循環並不能視為社會福利：它們只會稀釋現有美元、英鎊或馬克的交換價值。因此，黃金或白銀的稀缺性而提高增加供應的成本，其實是一大福音。

如果政府試圖將紙質票券或銀行信用當成等同於金克或金盎司的錢，而後政府將成為能自由且無成本地依照意願創造貨幣的主導貨幣供應商。其結果就是，膨脹的貨幣供應量會破壞現有美元或英鎊的價值、推動物價上漲、削弱經濟計算，並嚴重損害市場經濟運作。

政府一旦掌管貨幣後，其天性是膨脹並破壞貨幣的價值。為了瞭解這個道理，我們必須深入檢視政府與貨幣創造的本質。綜觀歷史，政府總是長期性的收入短缺。其原因應該很明確：不像你和我，政府並不生產能在市場上出售的有用商品和服務，政府寄生於市場與社會而非生產並銷售服務。不同於社會中的其他個人與機構，政府所獲得的收入來自脅迫：徵稅。在古代與理性時代，確實，國王能夠從自己私人土地與森林的產品，以及高額通行費來獲得足夠的收入。在國家實現正規化的過程中，和平時期的徵稅也經歷數世紀的鬥爭。即使建立了徵稅體系，國王也意識到不能輕易開徵新稅項或提高舊有稅項的稅率；如果這樣做，很容易就會爆發革命。

【控制貨幣供應】

如果稅收永久性地不敷國家支出所需，國家要怎麼補足差額？答案是控制貨幣供應量，講白一點就是「偽造」。在市場經濟下，我們只能透過銷售商品或服務換取黃金，或是接受禮物來獲得錢；唯一獲得錢的其他方式，是從事昂貴的掏金活動。而另一方面，偽造則是竊賊試圖透過假冒來獲利，例如，把一塊黃銅畫得像一枚金幣。如果這種偽造立即被檢測出來就不會產生真正的損害，但只要偽造未被發現，偽造者就不僅僅只是竊取他所購買之商品的生產者。對於偽造者而言，透過將假錢混到經濟體系中，他還能打劫每個人手中握有之貨幣的價值。透過稀釋每盎司黃金或真正美元的價值，偽造的盜竊比真正的強盜更陰險也更具破壞性，因為他搶劫了每個社會上的人，這種搶劫是隱形的，其因果效應關係還能蒙上一層偽裝。

最近我們看到恐慌性標題：「伊朗政府試圖偽造百元美鈔以摧毀美國經濟」。伊斯蘭教的阿亞圖拉們心中是否真的有這種宏偉目標值得懷疑；偽造者不需要隆重的理由就能透過印鈔票來搶奪資源。所有的偽造的確都具顛覆性與破壞性，通貨膨脹也是。

但是，換成政府控制貨幣供應、廢棄金本位並將自己印製的紙定義為唯一貨幣時，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種情況？換句話說，我們要怎麼看待政府成為合法的偽造壟斷者？

被檢測到的不僅是偽造，還是巨額偽造。在美國，身為巨大竊賊與破壞者的聯邦儲備系統，不僅不被人咒罵，還被歡呼與讚譽為統御我們「宏觀經濟」的聰明機制，我們依賴這個機構來避免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確定利率、資本價格和就業。不像往常慣有的扔紅柿和臭雞蛋，不管美聯儲的主席是誰，無論是威風的 Paul Volcker 還是有智慧的 Alan Greenspan，都被普遍譽為經濟與金融體系的「不可或缺先生」。

事實上，識破現代貨幣與銀行系統奧秘的最好方式，是瞭解政府與央行的行為就如同一個大偽造者，兩者對社會與經濟都有非常相似的影響。很多年前，在《紐約客 New Yorker》雜誌的卡通還很有趣的時候，發表了一篇漫畫，畫著一群偽造者急切地看著他們的印刷機印出第一張十元鈔票。其中一個人說：「唉！拿去附近零售商店的消費肯定是一劑強心針。」

是的。偽造者印新的鈔票，其所想要的任何消費支出都將上升：為他們自己所購買的零售商品，以及貸款與其他政府所謂的「公眾福利目標」。但由此產生的「繁榮」是假的；這些現象只是有更多的錢來競爭現有的資源，從而使物價上漲。此外，這些新錢的偽造者還有新錢的早期接受者，把資源從那些後期接受者或甚至是拿不到這些新錢的倒楣蛋手中給吸走。注入經濟體新錢產生不可避免的波及效應，新錢的早期接收者花得更多並哄抬價格，而後期接收者或固定收入者則發現他們必須以莫名其妙上升的物價來購買商品，但自己的收入卻遠遠落後或保持不變。貨幣通膨，換句話說，不僅提高價格並破壞貨幣的單位價值，它也變成偽造者與早期接收者剝削後期接收者的龐大系統。貨幣擴張是隱形財富再分配的龐大計劃。

當政府就是偽造者的時候，這種偽造的過程不僅可以「檢測」，政府還公開地自詡為公共福利貨幣政治家。貨幣擴張變成隱形的稅收計畫，針對那些固定收入族群、遠離政府開支與補貼的族群，還有那些天真地相信手中貨幣單位價值的節儉儲蓄者。

支出與負債被鼓勵；節儉與勤奮工作則被阻礙與懲罰。不僅如此，親近政府的特殊利益集團，可以對政府施加壓力，讓這些新錢花用在自己身上，使得他們收入的上升速度高於物價上漲。政府承包商、與政治有關聯的企業、工會和其他壓力團體將獲利，成本則由不知情且無組織的公眾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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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描述了當代從健全的自由市場貨幣飛躍到國有化通膨性貨幣之過程的部分內容：Franklin Roosevelt 在 1933 年廢除金本位，並將美聯儲發行的廉價紙券當成我們的「貨幣標準」。這個過程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透過 1913 年建立的聯邦儲備系統，將這個國家的銀行卡特爾化。

銀行是經濟體系中特別神秘的部分；問題之一是「銀行」一詞涵蓋了許多不同影響的各種活動。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 Medicis 家族與德國的 Fuggers 家族都是「銀行家」，然而，他們的銀行不僅是私有財產，也至少是從合法、非通貨膨脹且高生產力的活動開始。基本上，這些是「商人銀行（merchantbanker）」，始於傑出的商人。商家在交易過程中開始提供他們的客戶信用貸款，以這些大銀行家族的情況而言，信貸或「銀行」的部分業務最終蓋過他們的商業活動。這些公司把自己的利潤和儲蓄借出，並賺取貸款的利息。因此，他們是自有積蓄的生產性投資管道。

銀行借出自有積蓄或調動他人儲蓄，他們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具生產性且無可指摘。即使在我們目前的商業銀行系統中，如果我買了 10,000 美元可在六個月內贖回的存款證明（certificate of deposit, CD），並獲得某個固定利息回報，我是把自有儲蓄借給銀行，銀行再以較高利率轉貸，而這之間的利率差則是銀行提供信譽良好或具生產性借款人借款管道的盈利。這個過程不存在任何問題。

甚至是 19 世紀工業資本主義下而發展出的「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ing）」情況也相同。投資銀行家會拿自有資本、他人投資之資本或透過借貸而取得之資本，來承銷公司透過出售證券給股東與債權人的公司集資。投資銀行家的問題是主要投資領域之一為承銷政府債券，從而一頭栽入政治，這給他們強大的壓力與動機來操縱政府，讓稅收被分配來支付他們與他們客戶的政府債券。因此，投資銀行家在 19、20 世紀具有強大又惡毒的政治影響力：特別是西歐的 Rothschilds 家族，還有美國的 Jay Cooke 與 Morgan 家族。

19 世紀末期，Morgan 家族率先試圖迫使美國政府卡特爾化他們有興趣的鐵路與製造產業：保護這些行業免於自由競爭，並利用政府權力允許這些行業限產而提高價格。

特別地，投資銀行家為卡特爾化商業銀行的過程中的核心族群。從某種程度上說，商業銀行家借出自有資本與透過存款證明而集資的資金。但大多數商業銀行只是基於巨大騙局的「存款銀行（deposit banking）」：大多數存戶以為他們的錢存在銀行，並能在任何時候以現金贖回。如果 Jim 在當地銀行開立一個 1,000 美元的支票帳戶，Jim 知道這是一筆「活期存款」，即，銀行承諾在他希望取錢時隨時支付他 1,000 美元的現金。很自然的，這個世界裡的 Jim 確信他們的錢安全地存在銀行，他們能在任何時候取出。因此，他們會認為他們的活期帳戶等同於倉儲憑證。如果他們出門旅行前在倉庫裡放把椅子，他們會預期無論何時出示憑證都能取回椅子。不幸的是，銀行靠著倉庫的譬喻系統性地迷惑存戶。存戶的錢並不存在。

誠實的倉庫會確保受託貨物確實存放在庫房或保險室。但銀行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經營，17 世紀阿姆斯特丹與漢堡的存款銀行，確實像倉庫一樣以足夠的資產支持他們發行的存款憑證，例如黃金與白銀。這種誠實的存款銀行或「轉帳」銀行被稱為「100% 準備金」銀行。但從那時起，銀行習慣性地無中生有創造倉儲憑證（剛開始是銀行票據接著是存款）。基本上，他們是現金或標準貨幣倉儲憑證的偽造者，這些偽造憑證在市面上流通，彷彿完全儲備的銀行票據或支票帳戶一般。銀行透過憑空創造貨幣來賺錢，現今是偽造存款而非銀行票據。這種詐欺或偽造以「部份準備金」的術語除罪化，意指銀行只承諾他們儲備銀行存款的一小部份後盾可供贖回。（現在，在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將這個最低儲備比例固定為 10%。）

【部分準備金銀行】

讓我們來看看在沒有央行情況下的部分準備金銀行會如何運作。我成立 Rothbard 銀行並投資 1,000 美元現金（無論是黃金或政府債券都不要緊）。然後，我「借出」10,000 美元給某個人，不管為了消費支出還是投資生意。我怎麼能「借出」遠超過我所有的數目？啊哈，這就是部份準備金所謂「部份」的魔法。我只要開個 10,000 美元的支票帳戶來借給我樂意提供貸款的 Jones。為什麼 Jones 願意向我借錢？唔…只因為我願意收取低於一般儲蓄者所收取的利率。我不用自己存錢，只要簡單的無中生有偽造。（19 世紀時我還能發行自己的銀行票據，但現在銀行票據的發行已被美聯儲壟斷。）由於 Rothbard 銀行的活期存款等同於現金，這個國家的貨幣供應神奇地增加了 10,000 美元。通貨膨脹與偽造的過程正在進行中。

19 世紀英國經濟學家 Thomas Tooke 正確地指出「自由貿易下的銀行無異於自由貿易下的詐騙」。但是，正因為「自由」且沒有政府支持，這個偽造過程或「自由銀行系統」也有一些嚴峻枷鎖。首先：為什麼人們要相信我？為什麼人們要接受 Rothbard 銀行的支票？第二，即使我能找到方法取得輕信，能自由進入銀行系統的競爭事實也產生另一個嚴峻的問題。畢竟，Rothbard 銀行的客戶有限。Jones 借走我的支票存款後他會花掉。其他人為什麼要支付貸款？遲早，他所花用的錢，無論是度假或擴大業務，都會被花到其他銀行客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上，例如 Rockwell 銀行。Rockwell 銀行對於持有我的銀行票據沒有特別興趣；它希望增加自己的儲備以便它可以基於現金儲備進行金字塔式偽造。這樣一來，簡單地說，Rockwell 銀行拿到 Rothbard 銀行 10,000 美元的支票，Rockwell 銀行會向我要求贖回現金以便進行自己的通膨性偽造勾當。但是，我當然付不出這 10,000 美元，所以我完了、破產、被抓包。按理說，我應該被視為貪污犯被關到監獄，至少我的偽造銀行存款使我退場並退出貨幣供應體系。

因此，在自由競爭且沒有政府支持與強制執行下，部份準備金制度的偽造規模有限。銀行可以組成相互支持的卡特爾，但通常沒有政府強制執行也沒有政府協助打擊競爭的卡特爾，在市場上無法運作良好，在這種情況下，會迫使相互競爭的銀行履行支付。

【中央銀行】

因此，銀行家具有相當動機驅使政府透過設立中央銀行來卡特爾化銀行業。中央銀行始於 1690 年代的英國央行，並在 18、19 世紀擴散到其他西方國家，卡特爾們最終在 1913 年把聯邦儲備系統強加給美國。對中央銀行特別熱衷的要屬投資銀行家，例如率先引進卡特爾概念的 Morgan 家族，當時 Morgan 家族的業務也已擴大到商業銀行領域。

近代的中央銀行被授予壟斷銀行票據發行（最初是用手寫或印刷且相當於銀行存款之無形收據的倉儲憑證），現今被視為政府法幣，並因此成為國內的貨幣「標準」。人們花用實體現金與銀行存款。因此，如果我希望從我的支票銀行贖回 1,000 美元的現金，該銀行必須從它在美儲聯的支票帳戶中提取，向美儲聯「購買」1,000 美元的美儲聯銀行票據（也就是現今的美元）。換句話說，美聯儲的角色就像銀行家的銀行。銀行在美聯儲中的支票存款構成它們所謂的儲備，而它們可以在各自的儲備基礎上增加十倍的金字塔式支票貨幣。

以下為今日世界中偽造的進行過程。比方說，美聯儲像往常一樣決定要擴大貨幣供應量（即膨脹）。美聯儲決定進入市場（稱為「開放市場」）並購買資產。購買了什麼資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寫了張支票。美聯儲可以購買任何它想要的資產，包括企業股票、建物或外幣現鈔。事實上，它幾乎都是購買美國政府債券。

假設美聯儲從一些「合格」政府債券承銷商（一小群）的手中購買 1,000 萬美元的美國債券，譬如華爾街的雷曼兄弟公司。美聯儲會寫一張 1,000 萬美元的支票給雷曼兄弟公司，換取 1,000 萬美元的美國債券。美聯儲要去哪裡拿 1,000 萬美元支付雷曼兄弟公司？無中生有。雷曼兄弟公司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支票存入它在商業銀行的支票帳戶，譬如說大通銀行。這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了 1,000 萬美元；沒有任何人的支票帳戶減少。因此產生 1,000 萬美元的淨增加。

這僅是通貨膨脹、偽造過程的開始。大通銀行很高興能取得支票，趕緊再把支票存入它在美聯儲的支票帳戶，現在它在美聯儲的支票帳戶中增加了 1,000 萬美元。而美聯儲的支票帳戶構成大通銀行的「儲備」，此時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增加了 1,000 萬美元。這意味著大通銀行可以基於它的「儲備」創造銀行存款，而且，當這些支票和儲備滲到其他銀行時（就像 Rothbard 銀行存款一般），每間銀行都可以進行膨脹，直到整個銀行系統的活期存款增加1億美元，十倍於美聯儲所購買的資產。銀行體系允許銀行只保持銀行存款 10% 的儲備，這意味著銀行基於其儲備以擴張存款的「貨幣乘數」為 10。美聯儲購買了 1,000 萬美元的資產後，整個銀行體系快速地增加了 10 倍的貨幣供應量：1 億美元。

有趣的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同意這個過程的機制，即使他們理所當然地強烈反對這個過程的道德與經濟結果。不幸的是，一般公眾並不知悉銀行的奧秘，仍然堅信他們的錢「存在銀行」。

因此，美聯儲與其他央行的角色，就像銀行卡特爾中巨大的政府創造者與強制執行者；美聯儲挽救陷入困境的銀行，它集中協調銀行系統，使得所有的銀行能夠同步膨脹，不管是大通銀行、Rothbard 銀行或 Rockwell 銀行。在自由銀行制度下，某個膨脹速度高過其他銀行的銀行，隨時都會面臨破產的危險。但現在，在美聯儲的傘下，所有的銀行都能一起成比例地膨脹。

【存款保險】

但即使有美聯儲的支持，部份儲備銀行制度也被證明搖搖欲墜，因此，1933 年的羅斯福新政增加了「銀行存款保險」的謊言，利用「保險」這個正面用語來掩蓋徹頭徹尾的騙局。當儲蓄和貸款系統（S&L）在 1980 年代末失敗時，聯邦儲蓄和貸款保險公司（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FSLIC）的「存款保險」被揭穿為純粹的欺詐。「保險」只是聯邦政府毫無後盾的煙霧彈術語。可憐的納稅人最終得紓困 S&Ls，我們現在只剩為商業銀行擔保的聖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但現在看來 FDIC 也越來越搖搖欲墜，因為 FDIC 本身只握有它所擔保的巨額銀行存款不到 1% 的資產。

「存款保險」的想法是一個騙局；怎麼能擔保本質上無解，且在公眾識破其詐欺行為時終將崩潰的機構（部份儲備銀行）？假設，美國公眾突然在明天意識到銀行的詐騙行為，通通在早上湧到一致地要求贖回現金。會發生什麼事？銀行會立刻破產，因為他們只能拿出應償欠款的 10%。巨額增稅來挽救每個存戶也無法解決。不：美聯儲唯一有權可以做的，只有印出足夠的新錢來清償所有存戶。不幸的是，以目前銀行系統的現狀，其結果將是立刻陷入恐怖的惡性通貨膨脹。

假設被保險的銀行存款總額為 1.6 兆美元。技術面而言，在銀行擠兌的情況下，美聯儲可以行使緊急權力，印出 1.6 兆美元的現金給 FDIC 清償銀行儲戶。問題是，在此龐大紓困金額的壯膽之下，存戶會再把這新印的 1.6 兆美元存進銀行，使得總銀行儲備增加 1.6 兆美元，進而允許銀行立刻進行十倍的擴張，一口氣增加 16 兆美元的銀行存款總量。隨後就是失控的通貨膨脹與貨幣的徹底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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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拯救我們的經濟免於受到失控通膨的破壞與終極屠殺，我們必須從政府手中取回貨幣供應這項經濟功能。貨幣非常重要，因而不能被掌握在銀行家、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家手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貨幣必須回到市場經濟中，讓貨幣的所有功能限制在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構內。

或許，有許多人都認定政府與貨幣的結合已經施行許久、在經濟體系中太過普遍、對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束縛，所以沒法在不破壞經濟的狀況下廢除。保守派慣於譴責「可怕的簡化者」採取不可行的簡單計畫而把所有事情摧毀。然而，我們的主要問題恰好相反：每當出現一些公眾發言人呼籲大規模減稅與鬆管時，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等統治精英陣營的神秘人就開始諷刺笨蛋群眾「以簡單的方案解決複雜的問題」。唔…在大多數情況下，解決方案確實明確又簡單，但卻被那些我們可以稱為「可怕的複雜化者」故意模糊處理。說實話，將貨幣供應回歸市場其實簡單又直接，比起東歐與前蘇聯那些共產主義國家去國有化、去共產化的艱鉅任務要簡單得多。

我們的目標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貨幣體系私有化，分離政府與貨幣及銀行體系。完成任務的主要手段也很簡單：取消並清算聯邦儲備系統－廢除中央銀行。聯邦儲備系統要怎麼取消？基本上：只要簡單廢除它的法源－1913 年的聯邦儲備法。此外，美聯儲曾經負有償付義務（其票據及存款）－依要求償付黃金。自從 Franklin Roosevelt 在 1993 年的怪異行動後，美聯儲發行的「美元」以及美聯儲和其成員銀行的存款，已經不能贖回黃金。銀行存款能夠贖回美聯儲票據，但美聯儲票據贖不回任何東西，或頂多贖回其它的美聯儲票據。然而，這些美聯儲票據是我們的錢、我們的貨幣「標準」，而所有債權人都必須接受這些廉價紙幣，不管這些紙幣貶值到什麼地步。

除了廢止黃金贖回，羅斯福在 1933 年還參與了其他的犯罪：沒收所有美國人持有的黃金，換成某個專斷定價的「美元」。奇怪的是，儘管美聯儲和政府體制派不斷宣揚黃金貨幣過時且無價值，美聯儲（以及其他央行）仍拼命地握住手中的黃金。我們那些被沒收的黃金仍然由美聯儲所擁有，存放在諾克斯堡與其它黃金保管人的金庫裡。事實上，從 1933 年到 1970 年代，任何美國人擁有任何形式的黃金貨幣都是非法的，無論是金幣或金條，即使只是存放在國內或國外的保險箱。這些措施據說是大蕭條的緊急因應，但一直以羅斯福新政的部份偉大遺產之名持續實施。四十年來，任何流入美國私人手中的黃金都必須存入銀行，而銀行則必須轉存至美聯儲。「合法」的非貨幣性用途，如牙科填料、工業鑽頭或珠寶等目的，都由財務部實施嚴格配給。

幸運的是，由於眾議員 Ron Paul 的英勇努力，美國人現在能合法持有黃金，無論是金幣或金條。但被美聯儲沒收與扣押的黃金仍握在美聯儲手中。要怎麼從美聯儲手中拿回黃金？該如何進行美聯儲黃金儲備的私有化？

【私有化聯邦黃金】

答案是美聯儲曾經承諾以黃金償付其負債。1933 年羅斯福廢除金本位後，該承諾仍為有效默認。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應進行清算，而清算方式就像其它破產企業一樣：資產按比例分配給債權人。1991 年 10 月 30 日列出的美聯儲黃金資產為 111 億美元。而美儲聯截至該日的負債，包括 2,955 億美元的流通美元及 2,440 億美元的成員銀行的存款，合計總共 3,199 億美元。另一方面，美聯儲除了黃金以外的資產，大部分是美國政府債券，總額為 2,625 億美元。這些債券應立即註銷，因為它們比會計把戲還糟糕：納稅人被迫支付美聯儲本金與利息，而美聯儲是聯邦政府自己創造出來的機構。其餘資產中，最大宗的是應該註銷的 210 億美元的財務部貨幣（Treasury Currency），還有僅僅只是國際央行紙上產物的 100 億美元特別提款權，也應取消。我們只剩下（除了美聯儲擁有價值約 350 億美元的各種建物、固定設施等其他資產）111 億美元來支付應償負債總額的 3,199 億美元。

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可怕，111 億美元的美聯儲黃金純粹是個假評估，事實上，這是我們現有詐欺貨幣體系最詭異的方面。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包括 262,900,000 盎司黃金，而其 111 億美元的估值只是政府武斷地將每盎司黃金定義為 42.22 美元的結果。目前黃金市價為每盎司 350 美元左右，這也顯示出現有系統明顯的異常。

【定義和貶值】

42.22 美元的這個數字從何而來？

金本位的基礎，是把美元、法郎、馬克等貨幣單位定義為一定重量的黃金。在金本位制度下，美元和法郎並非只是個別國家央行發行之紙幣的名字，它是某一重量單位黃金的名字。就像「盎司」、「格令」或「公克」等更普遍的重量單位一樣。1933 年以前的一個世紀，「美元」被定義為 23.22 格令的黃金，因為 480 格令等於1盎司，美元也被定義為 0.048 盎司的黃金。換句話說，每盎司黃金被定義為 20.67 美元。

除了廢除美國境內的黃金標準，羅斯福新政還「貶低」美元，將美元重新定義或「減輕重量」為 13.714 格令的黃金，換句話說，定義每盎司黃金為 35 美元。外國央行與政府仍能用較輕重量的美元以每盎司35美元贖回黃金，這使得美國處於混合形式的國際金本位制，直到 1971 年 8 月才由尼克森總統完成徹底鑿沉金本位的任務。美國自 1971 年後進入廉價紙幣標準，並非巧合的是，美國從當時開始遭受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通貨膨脹。自 1971 年以來，美元不再以固定重量與黃金掛鉤，因此，它成為一個獨立於黃金而在世界市場上自由浮動的商品。

在美元與黃金鬆綁那陣子，我們進行了最接近實驗的人類事務。所有體制派經濟學家，從凱因斯主義者到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者，都堅持認為黃金已失去作為貨幣的價值，由於政府「固定」黃金的價值，每盎司黃金最高只達政府賦予的 35 美元。由美元賦予黃金價值而非黃金賦予美元價值，如果黃金和美元鬆綁，我們將看到黃金價格迅速下跌到其所預估每盎司約 6 美元的非貨幣價值（用於首飾、牙科填料等）。與這個獲得全體同意的體制派預測相反，Ludwig von Mises 的追隨者和其他「金蟲」堅持認為，每盎司黃金被低估為 35 美元，並聲稱，黃金價格將可能上升到每盎司高達 70 美元。

事實上，黃金價格從未跌到每盎司 35 美元以下，黃金的價格呈凸拱形，曾經達到每盎司 850 美元，近年來穩定落於每盎司約 350 美元。然而，自 1973 年以來，財務部和美聯儲持續評估他們的黃金儲備，當然不是以過時的 35 美元舊標準，但僅小幅提高到每盎司黃金 42.22 美元。換句話說，如果美國政府像要求其他人評估私有資產的市場價值一樣做出簡單的會計調整，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價值會立即從 111 億美元上升至 920 億美元。

從 1933 到 1971 年間，曾有為數眾多但後來不斷減少的經濟學家，倡導回歸每盎司 35 美元的黃金標準。Mises 與他的追隨者則主張更高的黃金價格，因為每盎司 35 美元的定義不再適用於美國。但大多數人抱持著任何措施或定義一經接受就應堅持的觀點。自從神聖的每盎司 35 美元在 1971 年宣告死亡後，所有打賭都消失了。由於定義被接受後就應永久堅持，沒有什麼初始定義是神聖的，而應選擇最適用的定義。如果我們想恢復金本位，我們可以自由選擇任何最合用的定義；對過時的每盎司 20.67 美元或 35 美元都不再有任何義務。

【廢除聯邦儲備系統】

具體而言，如果我們希望清算聯邦儲備系統，我們可以選擇一個足以清償所有美聯儲負債的新「美元」定義。在上述例子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將「美元」重新定義成 0.394 格令的黃金或每盎司黃金 1,217 美元。在此新定義下，財務部可以將所有聯邦黃金儲備鑄造成金幣，取代現有流通的美聯儲票據，並構成所有商業銀行 244 億美元的總黃金儲量。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將被取消，金幣取代美聯儲發行的票據而進入經濟體系成為交換媒介，並以每盎司黃金 1,217 美元的新利率進行黃金美元的經濟計算。回歸金本位與廢除美聯儲這兩個重要的需求將一舉完成。

下一步，當然是廢除早已破產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的概念是詐欺，你怎麼可能「擔保」本質上無償還能力的整個行業？「存款保險」就像擔保撞到冰山後的鐵達尼號。一些推崇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主張「私有化」存款保險制度，鼓勵民營企業或銀行自己來「承保」個人存款。但是，這會讓我們回到令人厭惡的佛羅倫斯銀行卡特爾，每家銀行都試圖支撐彼此的負債。這不會管用，別忘了 1980 年代在俄亥俄州和馬里蘭州第一個崩潰的 S&L 也享有可疑的「私人」存款保險。

這個問題也顯示許多自由意志論者和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重要錯誤，他們往往相信所有政府活動都應私有化，或是將私有行為推論為合法。但相反的是，欺詐、貪污或偽造等活動不應該被「私有化」，他們應該被廢除。

讓商業銀行仍處在部分準備金狀態。過去，我曾主張直接將黃金價格提高到足以清償 100% 銀行負債的無欺詐銀行。當然，在那之後，將在法律上要求 100% 的銀行儲備金。以目前估計而言，建立商業銀行活期帳戶的 100% 儲備，會使每盎司黃金升為 2,000 美元；如果是所有支票帳戶的 100% 儲備，黃金價格得定成每盎司黃金 3,350 美元；如果是所有支票帳戶與存戶的 100% 儲備（所有人的要求都被視為可贖回），黃金價格得定成每盎司黃金 7,500 美元。

但這樣的解決方案也有問題。其中的小問題，是這個高於目前市價的黃金美元定義將使黃金產量增加。而黃金產量增長將導致溫和的一次性物價通膨。更重要的是道德問題：有哪間銀行值得在清算美聯儲後獲得 100% 儲備的免費禮物？顯然，即使在平順過度到健全貨幣的名義下，也幾乎沒有銀行配得上這樣的良性治療，銀行應該慶幸自己沒有被以貪污罪起訴。此外，目前行政基礎難以強制執行 100% 銀行儲備。透過法院將更輕鬆也更符合自由意志理論。在南北內戰前，那些被遠離於部分準備金發行銀行所在地的不健全銀行票據，會被專業的「貨幣中間商」折價收購，大量銀行票據被帶回發行銀行的所在地，向發行銀行要求贖回黃金。

這在今日將能更有效率地完成，透過先進的電子技術，專業的貨幣中間商為了利潤，會檢測不健全貨幣並逼迫發行銀行就範。我特別偏好反銀行自發聯盟（Anti-Bank Vigilante Leagues）的概念：替銀行上標籤、檢測出錯者，然後上電視宣布不健全的銀行名單並呼籲存戶立即贖回存款。反銀行自發聯盟掀起的歇斯底里與隨之而來的銀行擠兌，越多越好，讓票據持有人及存戶爭相趕在銀行倒閉前取出他們的錢：如此一來，部分儲備銀行將由公眾本身進行嚴格監督，而非僅由政府監督。必須強調的重點是，當銀行露出無力清償其發行票據與存款的跡象時，警察與法院必須強制停止該銀行之業務。沒有同情也沒有紓困的即時正義。

在這樣的制度下，銀行很快就會倒閉或者是將其發行之票據與存款總額縮回 100%。這樣的貨幣緊縮將導致各種調整，顯然能夠將銀行的負債總額下降到總黃金儲備的 100%。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重要區別，是通貨膨脹可以無限提高貨幣供應量與價格，但貨幣緊縮只能下降到標準貨幣總量，在金本位的制度下，標準貨幣總量等於黃金貨幣供應量。黃金構成了通貨緊縮的絕對下限。

這個建議對銀行似乎過於苛刻，但我們必須認識目前銀行系統不管任何情況都將面臨強大崩潰。S&L 崩潰後，我們終於認識到當前銀行系統搖搖欲墜的本質。人們公開談論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破產，還有整個銀行體系的結構崩塌。但如果有人真的從骨子裡認識到這點，他們會構成強大的「銀行擠兌」，試圖從銀行手中把自己的錢放回自己的口袋。銀行將因此轟然倒閉，因為這些錢並不存在。唯一能夠拯救這些銀行免於倒閉的方法，是讓美聯儲印出 1.6 兆美元現金並交給銀行進行償付，如此一來，毀滅性的失控通膨與美元崩潰也被瞬間點燃。

自由主義者喜歡將當前經濟危機歸咎為「1980 年代的貪婪」。但 1980 年代的「貪婪」不會比 1970 年代、1970 前的幾十年，甚至是未來多出多少。1980 年代所發生的事，是政府赤字以及由美聯儲所帶動之銀行信貸擴張的致命情節。隨著美聯儲購買資產並注入大量銀行儲備，銀行也樂得基於自己的儲備以倍數擴張銀行信貸並創造新資金。

劣質銀行貸款一直以來受到很多關注：貸款給破產或浮腫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還有不健全房地產計劃跟不知道在哪裡的商場。但劣質貸款和投資，一直以來都是央行與銀行信貸擴張的副作用。這些我們都太過熟悉的繁榮與蕭條、興奮與崩潰的週期，並非從 1980 年代才開始。它也不是文明或市場經濟的產物。繁榮與蕭條的週期現象，始於中央銀行出現的 18 世紀，並隨著中央銀行控制西方世界經濟體系而蔓延與加劇。只有廢除聯邦儲備系統並回歸金本位，才能終結繁榮與蕭條的週期現象，並消除慢性加速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信貸擴張、商業週期、沉重的政府債務及高額稅收，並非如體制派歷史學家所聲稱的那樣，是資本主義或「現代化」的必然特性。相反的是，這些都是國家干預主義嫁接到經濟系統的反資本主義與寄生贅瘤，以隱形的特權獎勵銀行家和他們的內部客戶，把成本轉嫁到其他人身上。

自由企業與資本主義系統的關鍵是堅定的私有財產權，保障每個人賺取之財產的安全。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資本主義倫理，則是鼓勵並獎勵儲蓄、節儉、勤奮工作與生產性企業，阻止揮霍無度並嚴厲打擊任何對財產權的侵犯。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廉價貨幣還有信貸擴張逐漸侵蝕這些權利與美德。通貨膨脹透過獎勵揮金如土與內部人員顛覆且扭曲了這些美德，並將其嘲弄為過時的「維多利亞時代產物」。

【恢復舊有共和】

恢復美國自由與舊有共和是多層次的任務。它需要將「利維坦國家」這個毒瘤從我們身上切除。它需要拆除位於華盛頓的國家權力中心。它需要恢復 19 世紀的道德觀和美德，救回我們受害於虛無主義的文化，恢復我們文化中的理智與聖潔。從長遠看來，政治、文化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恢復舊有共和需要一個建立在堅固私有財產權上的經濟體系，每個人都有權保有他的所得並有權交換他的勞動成果。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必須回歸市場貨幣，即黃金而非紙幣；將貨幣單位定義為黃金重量，而不是政府隨性發表的紙票名稱。我們必須以市場上的自願儲蓄來投資，而不是以透過不當國家特權之銀行系統發行的偽造貨幣和信貸來投資。簡言之，我們必須廢除中央銀行，並迫使銀行像其他人一樣即時履行自己的義務。貨幣及銀行體系透過神秘化的過程，變得要遵循那些技術精英的指導與操作。但它們並非如此。在貨幣還有許多我們身邊的事務上，我們都被奥兹魔法師給惡意矇騙。貨幣事務，一如我們生活中的其他領域，必須要和恢復舊有共和的努力齊頭並進。

【譯作】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Mon, 18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文：吳莉瑋
圖：nickwheeleroz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cession Explained》，Rothbard 再一次把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拿來驗證美國在1990年代經歷的經濟衰退，除了踢破那些信奉凱因斯或貨幣主義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對於經濟衰退與復甦的可恥失敗預測外，也提出真正健全卻鮮少被實施的政策建議：減稅與削減政府開支。

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經濟衰退時對朋友或熟人說「我早就告訴過你！」可能不太客氣，但在眾多意識形態相衝突時，向他們提醒你的成功預測卻很重要，因為政治冷感者或你的敵人都可能攬走你的工作。

對於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而言，肩負這項任務顯得尤其重要。不只是因為我們思想與方法論的敵人總是迅速以（a）沒有希望的尼安德塔人與反動派，和／或（b）追不上時代等理由迅速埋葬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更因為許多曾經的朋友與追隨者也開始加入合唱團，跟著附和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或許適用於 1930 年代甚至說是 19 世紀，但它肯定不適用於現代經濟。

套用偉大哲學家 Etienne Gilson 的自然法則，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總是生存下來，用來埋葬這些敵人。與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到各種變種理論的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 CW）相反，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最近在以下幾個方面戰勝這些主要批評者：

#1：1980 年代的永久繁榮。隨著 1980 年代推移，CW 大肆宣揚經濟衰退已死，成為無須緬懷地過往。永恆繁榮的新時代到來。政府明智的財務與貨幣政策，結合電腦時代與全球資本市場的結構變化，肯定了我們永遠不會有再次衰退，1981 到 1982 年是最後一次的經濟衰退。

我早就斷言，經濟衰退最好的「領先指標」，就是 CW 開始大似宣告商業週期結束與永久繁榮到來時。果然，這不就是，正如奧地利學派所指出的，繁榮的規模越大、時間越長，銀行信貸擴張所帶來的通膨性繁榮造成之資源扭曲與不良投資的規模也越大，清算這些資源扭曲與不良投資的必要性經濟衰退就會更劇烈也更深刻。

#2：通貨膨脹的終結。在 1980 年代的大繁榮期間，CW 還宣布通貨膨脹成為過去。通貨膨脹已經結束、被封印。還是那句話：政府明智的貨幣和財務政策，加上經濟結構的變化及「高效率市場」，保證了通貨膨脹已經完結。然而，通貨膨脹從來沒有真正消失而是全面回復，且通貨膨脹在深度經濟衰退時比在多數繁榮時期更為強大－這是一個肯定的標誌，不僅通貨膨脹仍在，當復甦開始時它還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3：（#1 和 #2 的必然結果。）他們忘了通膨性經濟衰退。自 1973-74 年後，通貨膨脹發生在每個二戰後的經濟衰退期間，事實上，它真正開始於 1957-58 年經濟衰退後接連幾年的復甦。然而每個人，包括每個體制派經濟學家、金融作家與預測家，通通忘記這個通膨性經濟衰退（也稱為「停滯性通膨」）的新現實，在寫文章或發表言論時，都好像未來幾個月內只能在通貨膨脹或經濟衰退之間二擇一。

市場參與者是否能從經驗中學習，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間長期以來的爭議。無論答案如何（我相信答案是「能」），越來越清楚的是，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媒體似乎無法進行這種簡單的經驗學習。小伙子們看著吧：從現在開始的每個經濟衰退都將伴隨通貨膨脹。

據推測，這種學習故障的原因，是因為它違反凱因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基本理論偏見：我們只會經歷通膨性繁榮或經濟衰退，兩者不會同時發生。確實，在沒有正確理論下沒人能真正了解這些事。但剛好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能預測並解釋為什麼所有的現代世界的經濟衰退都將伴隨通貨膨脹。原因就是：1930 年代廢棄金本位而轉用廉價法幣標準，這意謂著政府或美聯儲能一如所願地隨心所欲創造更多貨幣，不再有任何限制。這種行為並不能消除商業週期；事實上，它使事情變得更糟，在經濟衰退、資產價值下降、破產和失業上頭，再加上通貨膨脹與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

#4：一般大眾都比經濟學家更早之前知道我們是否處於經濟衰退。體制派經濟學家深陷於他們的統計方法，整套統計方法基於精確定義週期波峰與波谷的基礎，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決定確切的波峰月，例如，目前經濟衰退被定義為 1990 年 7 月。這使得經濟學家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來決定是否要告訴我們這個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實：我們處於巨幅經濟衰退。

#5：一般大眾在經濟學家宣稱「復甦」不久後，都知道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在此，經濟學家出現了一個遠比方法論錯誤還難脫其究的失敗。當經濟學家趕緊告訴我們經濟復甦已經開始時，他們很難再跟我們說，我們最終仍處於經濟衰退。籠罩在壯觀錯誤下，體制派經濟學家，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都像當局一樣抱持盲目的樂觀，趕緊向我們保證經濟衰退在 1991 年第三季初已經結束。

在預測復甦時，專業的經濟學警告被可恥地拋到九霄雲外。從1991年中開始，體制派政客與經濟學家拼了命地尋找「復甦的跡象」。「唔…復甦存在，只是很微弱」、「復甦的剛開始總是比較微弱」等等等。最後，到了 11 月，大多數的指數都明顯地越來越差，經濟學家不願意承認他們夏季時的明顯錯誤，開始「雙底衰退」的可能性、「重新陷入衰退的危險」等喃喃自語。看著，我們面對現實吧，把受人尊敬的國家經濟研究院下屬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這個半官方但普遍被讓拱為商業周期的大師們，給通通送上絞刑台吧。

#6：一旦經濟衰退站穩了腳跟，政府沒有辦法用通貨膨脹來逃離經濟衰退；政府只會延緩復甦而不是加速復甦。這是一個只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吸收到的重要真理。一旦經濟衰退開始進行，凱因斯與貨幣主義型的經濟刺激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廉價資金、加速貨幣供應量等。但看看所謂反通膨的「鷹派」Alan Greenspan 和美聯儲做了什麼事：只要經濟衰退一經確認，即使通貨膨脹比以往都更糟，他們仍拋棄過往所謂的反通膨原則，瘋狂地削減利率，輕率又枉然地再次以通膨刺激來醫治病馬。

#7：減稅在經濟衰退，或任何其他時間，都是好的。只對凱因斯主義感到驚艷的愚蠢人類學生，其傳統的建議之一是在經濟衰退期間減稅，卻突然採取保守的貨幣主義立場。在這次經濟衰退中，凱因斯主義者聲明：「的確，減稅在理論（？）上是好的，但卻不會幫助我們走出經濟衰退，因為財務政策將導致不可避免的滯後結果。」他們說減稅只在（他們希望的）復甦已經開始後才會生效。那麼，還等什麼？

減稅在任何時候都是好的，尤其從長遠看來。撇開商業週期不說，美國經濟遭受了二十年的停滯，自 1973 年以來，美國的生活水平甚至略有下降。這是現代美國經濟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特徵。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減稅，越多越好。凱因斯主義主張的減稅，只被用來在經濟衰退其間刺激消費；而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減稅，是用來鬆動政府拖累私營部門與生產部門且近年來穩定惡化的沉重枷鎖。

那又該拿赤字怎麼辦？赤字確實變成失控的怪物，但它不應該也不能用提高稅收或保持高額的方式對待。減稅意味著政府開支將被削減，而削減政府開支是治療赤字唯一健全的方式。事實上，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也主張政府削減開支，以將過度消費的社會開支轉移到經濟急需的儲蓄與投資。與凱因斯主義的神話相反，政府支出並不是「投資」（這是個殘酷的玩笑），它僅僅只是一種浪費的「消費」支出。在這個案例中，「消費者」是那些寄生在生產性私營部門的政客與官員。

【譯作】「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Thu, 0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文：吳莉瑋
圖：pfal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ttacking” The Franc》，Rothbard 為 1993 年歐洲出現的各種「貨幣攻擊事件」中被指責是壞蛋的投機者與德國人平反，此種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歐洲當時對各國所發行法幣進行強制性固定匯率制度，因此，外匯市場對於通膨速度較快的貨幣進行調整，將高估的通膨貨幣（法郎）換成較不通膨的貨幣（馬克或美元），從而使得法郎迅速貶值，可惜目前歐盟已經被「歐元」緊箍咒給套住，但自由的希望之火不會熄滅，就像 Rothbard 多年前的這篇文章所言：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

「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世界媒體的舞台上總是上演令人熟悉的音樂劇。相同的假故事、相同的英雄與惡棍。

法國法郎這個所謂高貴的貨幣「受到了攻擊」。早先前的九月是英鎊受到攻擊，而在此之前則是瑞典克朗。這裡的「攻擊」就像在沿海水域裡鯊魚襲擊一樣激烈而神秘。而英雄是該國總理或財務部長，試圖拼命地「保衛」貨幣價值。

法國總理 Eduard Balladur 承諾捍衛「強勢法郎」（法郎堡壘）至死（辭職）。「捍衛」不是發動飛機大砲，而是花費法國銀行所有的硬通貨儲備，就像德國央行（Bundesbank）以同樣的理由花費數十億美元儲備一樣。在許多情況下，國際機構與美聯儲都會伸出援手，試圖支持「受到威脅」貨幣的價值。

如果國家和國際政治家與政府是英雄，惡棍只有那些投機者，他們所謂的「攻擊」，只是賣出手中的法郎或英鎊，換得自己認為比較健全且有價值的貨幣，在本案例中是德國馬克，在其他案例中是美元。

結果總是相同。經過幾個星期的歇斯底里與譴責，投機者還是贏了，即使總理或財政部長反复承諾貨幣貶值不會發生。瑞典克朗、英鎊或法郎，以各種方式貶值。不再具有原先的官方價值。政府失去大量資金，但承諾的辭職永遠不會發生。總理 Eduard Balladur 仍在，藉由擴大法郎的「允許波動範圍」來保留顏面。

和往常一樣，在歇斯底里過後，法郎、英鎊或瑞典克朗最終仍降低價值，而每個人都奇蹟般獲得新視野，覺得經濟真的變得更好，或至少比成功的邪惡「打擊」前具有更光明的前途。

為什麼貨幣重複地遭受攻擊？為什麼壞人總是贏？為什麼事情似乎總是比「挫敗」前好呢？

這相當簡單。貨幣的價值就像任何商品一樣：供應量越大價值越低；需求量越大價值越高。在 20 世紀之前，各國的貨幣並非獨立的商品，而是被定義成金或銀（不幸的是有時為兩者）的某個重量。20 世紀以來，特別是 1971 年最終淘汰金本位遺跡後，每種貨幣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商品。法郎或美元的供應量取決於任何現存的法郎或美元。持有這些貨幣的「需求」，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期望該貨幣的未來價格或貨幣價值。

政府越是膨脹貨幣，貨幣的「價值」就越低，以兩種方式體現：對商品或服務的購買力，以及相對於其他貨幣的價值。貨幣通膨，會使得貨幣價值受到國內物價上漲，以及與比較不膨脹的貨幣間的匯率下跌打擊。嚴重通膨的貨幣會導致人們逃離該貨幣，因為人們預期未來出現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將手中的嚴重通膨貨幣換成比較不通膨的貨幣。

最好且最不通膨的貨幣形式，是全球性的金本位貨幣。但在缺乏供贖回的黃金量，加上現存廉價紙幣系統的情況下，迄今為止最好的方案當然是允許匯率自由浮動的外匯市場，他們至少能出清市場，確保沒有貨幣短缺或過剩。至少，貨幣價值反映供給和需求。

政府喜歡假裝本國貨幣的價值是高於它的實際價值。如果法國真的想要「法郎堡壘」，央行應該停止在市場上增加法郎供應量。相反地，政府習慣性地想要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較高的物價、較高的政府支出、補助及提供給親政府人士的廉價貸款），又不想遭受任何威信損失。結果就是，政府習慣性地將本國貨幣的估值定得比自由市場估值高。

固定匯率制度，使得他們的本國貨幣變成人為高估（價格下限），而馬克與美元等強勢貨幣則變成人為低估（價格上限）。其結果是「過剩」的法郎或瑞典克朗，以及「短缺」的強勢貨幣。

為了保持這種人為的高估，政府與它的盟友得注入（浪費）足以支撐其價格的數十億美元，這個過程最終必定會花光政府的美元與耐心。此外，受到「攻擊」的貨幣只有一條路可走：貶值到投機者因確信將獲得可觀利益而將手上的強勢貨幣換回被高估的貨幣。

把這些危機歸咎於投機者，就像指責價格管制下的「黑市高價」一樣荒謬。真正的壞人是所謂的「英雄」，那些政府官員想學卡紐特大帝一樣指揮潮流，並維持人為且不健全的估值。

最近這些所謂的英雄變得比平常更可惡。歐洲各國政府自 1979 年以來一直試圖維持彼此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一直試圖取消相較於官方匯率的 ±2.25% 允許波動範圍，為預計 1993 年底由單一歐洲央行發行的單一歐洲貨幣單位（ECU）作準備。

單一歐洲貨幣與歐洲央行被包裝成「自由貿易單位」推銷給世界公眾，但它實際上朝中央集權布魯塞爾政府邁進了一大步。也朝老凱因斯主義的夢想世界踏了一步：由世界政府管理的全球儲備銀行發行統一的紙幣。

幸運的是，馬斯垂克（Maastricht）的抵制、英國從歐洲貨幣體系的撤軍，以及挽救顏面而大幅放寬匯率允許波動範圍的新系統，ECU 和凱因斯夢想的胎死腹中。世界市場再次戰勝凱因斯集權國家主義，僅管權力看似握於體制派手中。

在法國的例子中，還有另一個被所有人譴責的小人。德國央行因為對東德的龐大補貼而擔心德國境內的通膨，一直沒有像法國所希望的那樣進行通貨膨脹。對於法國或英國而言，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又不想面對貨幣貶值的唯一方法，是試圖讓較不通膨的強勢貨幣也跟著膨脹，把這些強勢貨幣拉到通膨貨幣的水平。

幸運的是，雖然德國人稍微膨脹了一下，浪費了數十億美元來支持法郎，其膨脹幅度遠不如法國或英國所希望的。然而，由於追求相對穩健的貨幣主張，德國人被譴責為「自私」，不願為了「歐洲」犧牲一切的，所謂「歐洲」就是凱因斯主義的通貨膨脹與中央集體主義。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

【譯作】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Thu, 07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文：吳莉瑋
圖：Andres Rued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Rothbard 將拋棄真正金本位後的國際貨幣體系做出簡要整理，基本上，變來變去令人眼花撩亂的各種貨幣體系，都是浮動法幣標準與國際協調下的某種形式固定匯率這兩種制度的各種變種與混搭，換湯不換藥。

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西方世界從 1914 年拋棄金本位後，國際貨幣體系從一個不好的制度飆換到另一個不好的制度，從煎鍋跳到火堆裡又跳回來，為了逃避問題尋找替代方案，又發現自己對替代方案深感不滿。基本上，貨幣體系只有兩種替代方案被認為可供選擇：（1）法定貨幣標準，各國央行掌管該國法幣，匯率按照市場供需而相對浮動；及（2）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受國際經濟政策協調。

目前的系統（1）是在 1944 年英美強加給世界的布雷頓森林系統（2）崩潰後，於 1973 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開始。系統（1）是貨幣主義者或傅利曼信奉者的理想，最大程度地將世界貨幣體系分裂成許多個別國家紙幣的內飛地（enclave），大幅增加不確定性並扭曲貨幣系統，還移除了各國央行通貨膨脹傾向的外部紀律檢查。在最壞的情況下，系統（1）提供了不可抗拒的誘惑讓各國政府大舉干預匯率，並促成法幣集團、貿易保護主義集團，以及造成二戰的 1930 年代各國「搶鄰居（begger-my-neighbor）」政策的競爭性貨幣貶值經濟戰。

而從系統（1）轉到系統（2）就像從炒鍋跳入火堆裡。由 1930 年代的國家法幣集團們湧出了系統（2），由於當時英國仍保留虛設的金本位，使得各國都以英磅為標準，並在持續膨脹的英鎊基礎上金字塔式地再膨脹各自的法幣。其後 1930 年代系統被世界美元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取代，各國能在持續膨脹的美元基礎上金字塔式地再膨脹各自的法幣，而美國則維持在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假金本位。

現在的問題是傅利曼系統（1）再加上以誘導方式回歸到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不幸的是，系統（2）甚至比系統（1）還糟，任何成功的協調都會導致遠比個別國家通貨膨脹更糟的全球性通貨膨脹。法幣之間的匯率必須要保持浮動，因為固定匯率將不可避免地造成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的狀況，在此情形下，價值被低估的貨幣將從流通中消失，也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的通貨膨脹允許全球性通貨膨脹，但是這種美元膨脹直到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定義為低估後，要求將美元兌換成黃金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使得該系統崩潰。

如果系統（1）是傅利曼信奉者的理想，那麼凱因斯主義則是系統（2）最致命的變種。凱因斯主義者長期以來的追求，特別是老式伯恩斯坦與特里芬計劃，以及失敗的新貨幣單位「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中，正是讓世界儲備銀行發行新世界紙幣單位以取代黃金。凱因斯把他建議的新單位稱為「bancor」，而美國財務部 Harry Dexter White 的版本叫「unita」。

不管這個新貨幣單元叫什麼名字，這樣一個系統將是十足的災難，它允許銀行家與政客利用世界儲備銀行無限制地 bancor 紙幣，造成協調性的全球通貨膨脹。再也沒有國家的儲備黃金會流到他國，他們可以調整匯率而不用擔心格雷欣法則。最終結果將是終極的全球性通貨膨脹失控，並對整個世界造成可怕後果。

幸運的是，由於市場信心缺乏且難以同時協調幾十個政府，使得我們今日免於淪入這個凱因斯主義理想。但現在，出現了鮮為人知的不安定跡象，試探世界儲備銀行的不祥風向氣球已經浮起。在西德的漢堡，有兩百個銀行家召開國際貨幣會議，敦促消除當前動盪的匯率制度並朝向固定匯率前進。

此次會議的主題由主席 Willard C. Butcher 設定，他是洛克菲勒所有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Butcher 抨擊當前的系統並警告它無法自行解決問題，「必須加強」尋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貨幣體系（1987 年 6 月 23 日紐約時報）。

而不久前負責國際事務的日本副財務部長 Toyoo Gyoten（行天豊雄）講解了此種加速尋找的具體影響。Gyoten 提出一個擁有「至少幾百億美元」的龐大跨國金融機構，並授權它干預世界金融市場以減少波動。

如果這不是世界儲備銀行的開端還會是什麼？難道凱因斯主義者的夢想要成真了嗎？

【譯作】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文：吳莉瑋
圖：Paolo Camer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Rothbard 簡單地將國際貨幣的三個連貫體系進行介紹與分析：真正的金本位、固定匯率法幣與浮動匯率法幣（或者兩者的不倫不類混合體）。

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這個世界永遠都在貨幣危機，但危機會在某段時間內突然急性發作，然後我們喧鬧地從一個有缺陷的貨幣體系換擋到另外一個貨幣體系。我們不斷在連動紙幣匯率與浮動紙幣匯率間來回，並停在融合兩者的混合。每一個新的系統，每一個基礎變化，都被經濟學家、銀行家、財經媒體、政客還有中央銀行，譽為持續貨幣危機的最終與永久解決方案。

然後，若干年後發生必然的崩潰，體制派又丟出另一個玩具，另一個供我們欣賞的貨幣妙方。現在，我們正面臨另一次換擋。

為了制止這種騙局，我們必須先了解騙局。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國際貨幣有三個連貫體系，而其中只有一個健全且不具通貨膨脹性。這種穩健的貨幣是真正的金本位，所謂「真正的」意思，是每種幣值都被定義為某單位重量的黃金，而且可依照定義之重量贖回。

在這種定義下，各種被定義為某重量黃金的幣值間匯率「固定」，例如，美元被定義為 1/20 盎司黃金，而英鎊被定義 0.24 盎司黃金，二者間的匯率就自然會被固定為各自代表的黃金重量比例，即 £1 = $4.87。

其他兩個系統是凱因斯主義的理想，也就是所有幣值都連動至一個獨立的浮動國際單位紙幣。凱因斯想把這個新的世界紙幣單位命名 bancor，但美國財務部長（也是秘密共產主義者）Harry Dexter White 想將它命名為 unita。不管是 bancor 還是 unita，理想中這些新的紙票會交由世界儲備銀行（World Reserve Bank）發行，並成為各國央行的準備金。之後，世界儲備銀行就可以隨心所欲膨脹 bancor，而這些 bancor 會增加美聯儲、英國央行等國家銀行的準備金，讓各自國家對法定貨幣進行金字塔式倍數擴張。

藉此，整個世界都將同步進行貨幣膨脹，而不會發生通膨貨幣國家的黃金儲備或所得被轉移到健全貨幣國家所帶來的不便。所有國家都能透過中央協調的方式同步通膨，而我們將會在不受檢視與阻礙的世界政府與銀行精英的通膨操縱下受苦。這條路的盡頭將是一個可怕的世界性高幅通膨，沒有辦法逃到較健全或較不通膨的貨幣。

幸運的是，各國的競爭阻礙凱因斯主義者實現他們的目標，所以他們不得不接受次佳解決方案：美國和英國在 1944 年強加給世界，並持續到 1971 年崩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取代 bancor 作為國際儲備，而各國可以金字塔式膨脹貨幣與信貸。而美元反而嘲諷性地被綁定於真正的金本位：戰前的面值約為每盎司黃金 35 美元。首先，美元不能像以前那樣兌換成金幣，而只能換成價值數千美元又大又重的金條。接著，只有外國政府與各國央行被允許有限度地用美元贖回黃金。

這個系統似乎良好運行了二十年，美國發行越來越多的美元，然後這些美元被各國央行用來當成通膨各國流通貨幣的基礎。簡言之，多年來，美國可以將「通膨出口」到其他國家，而免於遭受通膨的蹂躪。但最終，不斷膨脹的美元在黃金市場中貶值，而 35 美元就能換得較高價值的一盎司黃金這種誘惑，使得歐洲各央行開始將手中的美元兌換成黃金。這動紙牌作的房子在尼克森總統任職期間倒塌，並可恥地宣告破產，砰的一聲關上兌換黃金的窗口，在 1971 年 8 月告別了殘餘的金本位。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消失，西方列強正試著要建立不僅不穩定還語無倫次的新系統：在沒有黃金或甚至任何國繼貨幣單位可清償的情況下進行固定匯率。西方列強在 1971 年 12 月 18 日簽訂了命運多舛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尼克森總統還將它譽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協議」。但是，如果貨幣變成純粹的法幣，沒有國際貨幣支撐，這些法幣本身將成為一種貨物，固定匯率就勢必違反了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價格。

當時，相較於西歐各國或日本的法幣，膨脹較快的美元被嚴重高估。由於美元匯率被高估，為了擺脫美元而爭購歐洲與日本的法幣。對匯率進行最高價格控制，導致這些硬貨幣的重複「短缺」。最後在 1973 年 3 月出現美元的恐慌性拋售，打破史密森系統。經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及迅速解體的「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協議」，無論是假的金本位或是固定法幣匯率制度，都廣泛且正確地被視為必然失敗。現在世界又開始展開，剛好又搭上一個「新的時代」：世界性浮動法幣。傅利曼的貨幣主義終於要出頭天。

傅利曼的貨幣主義取代凱因斯主義，成為財經新聞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最愛。各國政府與央行就像他們曾經大肆宣揚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開始狂熱地讚譽浮動匯率的穩健與持久。貨幣主義者宣稱，理想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各國幣值之間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浮動匯率，沒有政府試圖透過干預來穩定或調整匯率波動。這樣一來，匯率將確實反映日常供給與需求的波動，就像自由市場上的價格一般。

當然，不久前世界也遭受過強烈法幣波動的災難：1930 年代各國脫離金本位時（美國僅提供給各國央行兌提的假金本位）。問題就出在每個國家都不斷修整自己的匯率，其結果就是這些貨幣集團積極地貶值貨幣，以擴大出口並限制進口，這種經濟戰爭的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貨幣主義者堅持，這個浮動法幣系統必須保持不受政府干預的絕對自由。

但首先，傅利曼計劃在政治上幾乎是天真到不可能付諸實踐。貨幣主義者所做的，實際上，是允許各國政府發行自己的法幣。他們把操縱貨幣的所有權力交給各國政府和央行，然後再對這些絕對權力發出嚴厲告誡：「記住，明智地使用你的權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干預匯率。」但不可避免的，政府會找到很多理由強制干預匯率的上升、下降或穩定，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行使本能來控制和干預。

因此，自 1973 年以來，我們有的是一個語無倫次的「固定」與浮動的混合體，不受阻礙又受阻礙的外匯市場。即便是獻身貨幣主義的 Beryl W. Sprinkel，在擔任雷根第一任期內負責貨幣政策的財務部次長時，被迫從他遊說政府鬆管匯率的早期成就原路折返。就連 Beryl W. Sprinkel 也被迫在「緊急」情況下介入，而雷根在當前的第二任期中，也堅定地走往不斷修正匯率的方向。

自由浮動匯率的問題不僅在政治面。固定匯率的美德之一，特別是金本位或甚至是法幣，都能經常地檢核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而浮動匯率的美德則是透過專斷的幣值定價能防止突然的貨幣危機，但這卻是喜憂參半，因為原本這些危機至少能有效克制國內通貨膨脹。自由的浮動匯率是國內通膨性貨幣貶值的唯一阻尼。然而，各國政府大多希望自己的法幣貶值，正如近期喧騰的軟化美元以補貼出口並限制進口－走後門的保護主義。目前的修整匯率者有個合理的主張：世界性通貨膨脹只在 1970 年代中後期鬆綁固定匯率的紀律後開始猖獗。

這些修整匯率者正走在征途。1985 年 11 月期間，華盛頓召開了重大且廣為人知的國際貨幣會議，該會議由眾議員 Jack Kemp 與參議員 Bill Bradley 組織，與會成員包括美聯儲代表、外國央行代表與華爾街的銀行代表。自由派暨保守派一致同意「修整匯率」的基本目標。但修整本身沒有解決方案；它只帶來銀行的任意估值、布雷頓森林體系與史密森的崩潰。也許我們最終會得出一個類似當前陰險系統的全球性應用版本：歐洲綁定各國法幣並讓允許限定區域內的浮動。但這種沒意義的固定與浮動匯率混合體，只會同時帶來這兩種系統的問題。

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明白，只有真正的金本位會帶來這兩種系統的好處加上更多優點：自由市場、沒有通貨膨脹、不受政府干預而是由黃金市場價決定的固定匯率？

【譯作】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文：吳莉瑋
圖：torbakhopp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ush and the Recession》，Rothbard 將老布希任職美國總統期間遵從凱因斯主義靈藥所為的各種失敗成果，最後提出實現真正自由與繁榮的道路－把凱因斯、馬克斯還有列寧這三個二十世紀的代表符號丟到歷史垃圾堆裡。

老布希與經濟衰退｜Bush and the Recess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不幸的是，John Maynard Keynes（凱因斯）這位激發了 1930 年代以來幾乎整個世界的宏觀經濟（包括西方世界、第三世界、Gorbachev 時代與納粹經濟體系），這位具災難性且不可信的發言人，還活著。老布希總統對當前嚴峻經濟衰退的反應，一直是不令人意外的凱因斯主義，因為他的經濟顧問們是凱因斯主義的核心。

由於凱因斯主義者是通膨性信貸擴張的永恆吹號者，他們當然不會去談論每個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先前由中央銀行主導與控制的過度通膨性銀行信貸，而在美國，主導者為聯邦儲備系統。對凱因斯主義者而言，經濟衰退是因為消費者與投資者的消費突然崩潰。凱因斯主義者認為崩潰是因為凱因斯所謂「動物精神」的下降：人們開始替未來感到擔心、鬱悶與憂慮，所以他們減少投資、借貸與消費。

凱因斯主義者對這種因個人不合理的擔心而帶來「市場失靈」的補救措施，是好好老政府－和藹的什麼都能修好先生（Mr. Fixit）。透過明智又冷靜的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指導，政府有能力恰如其份地充當掌舵的船長，彌補公眾愚蠢的率性，並把經濟帶上合適又理性的航道。

凱因斯主義模式提供政府兩種抗衰退的武器。一個是花更多更多的錢，具體而言是大規模赤字。這個武器的問題大家都太清楚，政府赤字已經變成永久性增加的平流層，不管日子是好是壞。經常性被低估的聯邦赤字，當前（1992 年 2 月）估計已接近每年 5,000 億美元（扣掉在社會保險帳戶裡頭價值 500 億美元的虛假會計「盈餘」）。

如果進一步增加赤字不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政府工具，唯一剩下的就是試圖刺激私人消費。而這個方案的主要原則就是政府把民眾當成愛發牢騷的小孩來阿諛，也就是：刺激信心，讓他們相信目前很好未來還會更好，這樣一來，民眾就會打開錢包和皮夾，借更多，花更多。

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民眾著想」而向民眾撒謊。除了我們這些相信政府說謊只是為了政客自身利益的人外，那些被迷惑的大眾將繼續對他們有信心。因此，老布希政府所有不光彩的迴旋：宣稱我們不處在經濟衰退中長達一年，然後換成我們曾經衰退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復甦，然後又改口「微復甦」，接著變成雙底衰退之類的廢話，以及其他有的沒的。只有當激動的民眾打他的臉時，總統才會承認真的有問題，然後或許該為此做些什麼。

但是，在凱因斯主義的框架裡可以做什麼？首先，美聯儲壓低利率，並期望人們會因此增加借貸與消費。但是，沒有人想在經濟衰退時貸款和借款，所以沒有發生太多成效，除了短期美國國債變得便宜，但這對民營經濟沒什麼作用。但是，混帳，信用卡利率持續偏高，所以老布希想到要說服信用卡利率降低，以刺激更多消費者利用借貸來花費。

由此產生的混亂結果眾所皆知。雄心勃勃的參議員 Al D’Amato (R-N.Y.) 靈光一閃，發現強迫性降低利率比說服他們更有效，要不是銀行的強烈抗議與股市的迷你崩盤恢復了一些理智，國會差點通過這項災難性法案。白宮幕僚長 John Sununu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這個總統」的行動，試圖合理化老布希的限價，聲稱國會錯在試圖脅迫。

但布希想說服信用卡利率下降的想法只比強迫下降稍微不蠢一點。問題關鍵在於，市場價格，包括利率，無法被武斷地設定，或是依照賣家或放貸者的意志，不管是好是壞。價格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力量。

高額信用卡利率並非是銀行家決意要對這個特殊借款族群施加壓力的結果。信用卡利率偏高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身為借款人而不是經濟專家的公眾，不關心這些利率。消費者對於信用卡利率不敏感。

為什麼？因為基本上信用卡用戶有兩種。一種是會負責任地支付信用卡的清醒者，每月利率用對他們來說根本就不重要。另一種是像我這樣的享樂主義者，傾向於借光信用卡額度的極限。但對他們來說，利率也不是那麼重要：為了充分利用低利率信用卡（在國內確實存在），他們將不得不先行支付現有的信用卡，清償過程越慢越好。

老布希暨戴瑪托聯盟（Bush-D’Amato）的意見中，存在著另外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謬誤，而銀行家們迅速對準炮口。利率並不是信用卡的唯一部分，還有信用品質：取得信用卡的難易、保有與維持信用卡的要求，以及年費等等。一如銀行所言，如果用 14% 的利率取代 19% 的利率，能夠獲得信用卡的人要少得多。

悲哀地，老布希總統認為能夠加快經濟復甦唯一的積極行動，是把花錢的速度加快，那就是：擴大政府支出，並假設因為擴大支出而在年初產生的財政赤字，會因為其後的消費速度下降而抵銷。

要不要考慮減稅？在此，老布希政府被困在當前的凱因斯主義觀點，即，赤字已經過高，而每一項減稅都必須透過其他項目的加稅而平衡：也就是所謂「稅收中性」。因此，政府當局認為削減資本所得稅這個正確但瑣碎的呼籲實際效果有限，原因是想必這種削減會因為供給提高而維持總稅收不變。

我們需要勇氣來破除這個謬誤並讓凱因斯主義的範式出局。大規模減稅，特別是所得稅，是必要的（a）減少政府施加在納稅人身上的寄生與反生產負擔，及（b）鼓勵民眾消費但更要儲蓄，因為只有私人儲蓄增加才能帶來更多的生產性投資。

此外，增加的儲蓄將會加速復甦，驗證一些景氣繁榮期間出現的不健全且匱乏儲蓄的投資。首先，大規模減稅能迫使政府減少自己臃腫的開支，從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負擔。第二，如果會讓政府總稅收減少，那就更好了。稅收負擔具有雙重層面：高稅率會削弱儲蓄和投資活動，而高稅收則會將資金從生產性私營部門抽到浪費的政府蠢事裡。供給面學派的麻煩是他們忽略了第二種負擔，因此陷入凱因斯主義者暨老布希聯盟的「稅收中性」陷阱。

最後，如果老布希政府這麼擔心赤字，那就應該盡自己的責任提出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並向公眾證明政府開支不僅對經濟繁榮沒幫助還有反效果。如果國會拒絕這個主張，並不斷增加支出，政府可以把延長經濟衰退的責任歸咎於國會。當然，政府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意味著從根本上打破半世紀以來形成世界宏觀經濟的凱因斯主義範式。

我們將永遠沒法打破經濟停滯或商業周期並實現永久繁榮，直到我們像東歐與蘇聯人民否定馬克斯與列寧一樣，徹底且強烈地否定凱因斯主義。實現自由與繁榮的真正方法，是把這三個二十世紀的代表符號丟到歷史垃圾堆裡。

【譯作】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文：吳莉瑋
圖：DryRo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Rothbard 清楚地分析通貨緊縮有兩種指稱，第一種是自由市場調節下的「物價下跌」，第二種是政府強迫性的「貨幣供應量減少」，前者的三種可能原因都是一種市場調節的新陳代謝，而後者則只會造成更多的災難，諷刺的是，媒體唯一讚譽的通貨緊縮恰恰正是後者－明智的政府緊縮貨幣供應量。

通貨緊縮：自由或強制｜Deflation, Free or Compulsor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經濟思想歷史中，很少有比通貨緊縮更可怕或更受唾罵的概念。即使是精明的硬貨幣理論家 David Ricardo（李嘉圖）也對通貨緊縮採持懷疑態度，而對價格下降的恐懼症則一直是凱因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核心思想。

早期芝加哥學派與 Irving Fisher（歐文．費雪）開出的通膨性消費與信貸處方，以及著名的 Friedman（傅利曼）「潛規則」－貨幣固定增長率，都源於避免價格下降的熾熱渴望，至少長期而言。

正因自由市場與金本位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價格下跌，所以貨幣主義者與凱因斯主義者才要求法定貨幣。然而，奇怪的是，當自由或自願性通貨緊縮不約而同地都遭恐懼渲染時，最近巴西與蘇聯試圖扭轉嚴重通貨膨脹而採用的嚴厲或強制性通貨緊縮措施，卻普遍獲得好評。

但首先，必須對當代貨幣事務相關的模糊語義進行澄清。通常，「通貨緊縮（deflation）」被定義價格普遍下降，但它也可以被定義為貨幣供應量下降，當然，後者往往也會造成價格下降。最重要的，是要區分出這些價格變動或貨幣供應量變動，到底是因為自由市場下個體價值觀與行為的改變所造成，還是因為政府強制性的調整貨幣供應量所造成。

自由市場的價格通縮常常是通縮恐懼症的特別受害者，它被指責造成經濟蕭條、商業活動收縮與失業。造成這種通貨緊縮的可能原因有三個。首先，生產力與商品供應提高將會降低自由市場中的價格。而這確實也是十八世紀中葉針對西方工業革命的一般記述。

這並非令人畏懼且需要防治的問題，透過生產增加造成的價格下降，是放任式資本主義的一個美妙的長期趨勢。西方工業革命的趨勢是價格下降，從而廣泛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平，而成本的下降則維持了企業的盈利能力以及穩健的工資率，從而反映出實質工資率（購買力）的穩定增長。

這個過程應該要受到稱讚與歡迎而不是打壓。不幸的是，二戰以來的通膨性法定貨幣世界，已經使我們忘記這個真理，並且讓我們對危險的通膨經濟習以為常。

第二個可能造成自由市場價格通縮的原因，是普遍性「囤錢」的市場反應，這會使那些現金庫存具有較高的購買力而有較高的實際價值。即使已經接受第一類型通貨緊縮的經濟學家們，也會懼怕第二類型的通貨緊縮，並呼籲政府趕快多印鈔票來防止。

但是，那些想要抬高現金價值的人有什麼錯，又為什麼不讓這些人在自由市場上遭遇挫敗，並讓其他消費者達到滿足？具有精明企業家與自由價格體系的市場，正能快速因應消費者估值的任何變化而調整。

任何「閒置」的資源，都是因為個體無法適應市場，堅持以過高定價或要求工資的結果。如果市場允許自由調整，這種故障很快就會被迅速糾正，換句話說，就是政府與工會不以干預來延緩或削減市場的調整過程。

第三種形式的市場導向價格通縮，源於經濟衰退期間的銀行信貸收縮或銀行擠兌。即使已經接受第一與第二類型通貨緊縮的經濟學家們，也都試著阻止第三種，把這種過程視為貨幣政策與市場外部性。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關鍵：銀行信貸收縮是針對先前干擾市場的銀行信貸膨脹的健康反應。呼籲銀行以現金贖回腫脹的負債所產生的通貨緊縮，正是市場與消費者能重申對銀行系統的控制，並迫使銀行健全營運以避免通貨膨脹的方法。以市場為導向的信貸收縮速度恢復過程可以洗出不健全和不健全的銀行貸款。

諷刺的是，唯一有害且具破壞性的通貨緊縮，卻常常受到媒體青睞：政府的強制性貨幣緊縮。因此，當「自由市場」倡導者 Collor de Mello 在 1990 年 3 月成為巴西總統後，他立即無預警地關閉多數銀行賬戶，阻止這些帳戶所有者贖回或使用它們，從而將貨幣供應量一口氣緊縮了 80%。

這個行為普遍被讚譽為反映「強大」領導力的英雄措施，但它實際上卻給巴西經濟帶來了可怕的連番重擊。由於政府的貨幣與信貸擴張政策，市場價格進入嚴重的惡性通膨，而政府現在卻阻止人們使用自己的錢來造成進一步毀滅。因此，巴西政府兩度強制破壞財產權，第二次還以「自由市場」與「打擊通膨」為名。

事實上，價格上漲不是一種政府該防治的疾病；它只需要政府停止膨脹貨幣供應。當然，所有的政府都不願意這麼做，包括 Collor de Mello 政權。他突如其來的打擊不僅帶來嚴重的經濟衰退，還讓本來在 1990 年 5 月已經下降到 8% 的物價上漲率開始再次攀升。

最後，巴西政府在 12 月時迅速擴大 58% 的貨幣供應量，並把物價通膨率帶到每月高達 20%。在 1 月底時，「自由市場」政府能想到的唯一反應，是實施不曾管用卻具災難性的物價與工資凍結。

而蘇聯總統 Gorbachev 也許想模仿巴西的失敗，為了打擊「盧布過剩」，他突然決定從市場循環中撤出並廢棄大量的盧布鈔票。這樣嚴峻與突發的 33% 貨幣緊縮措施，是為了政府杜絕「黑市」承諾，所謂的「黑市」正是蘇聯唯一能夠防止大規模饑荒的市場機制。

但黑市活動者早就把盧布兌換成美元和黃金，所以 Gorbachev 的大刀大多砍到那些努力工作以儲蓄微薄收入的一般蘇聯公民身上。唯一可以稍微救贖這一舉動的，是至少它沒有藉私有化與自由市場之名；相反地，它是 Gorbachev 最近試圖回到中央集權與中央控制的重要部分。

Gorbachev 應該做的不是擔心公眾手中的盧布，而是不斷湧入蘇聯經濟的新盧布。如果考慮到據稱自由市場改革者的 Gorbachev 個人經濟顧問 Nicholas Petrakov 對此事件的回應，蘇聯的未來甚至是悲觀的。Petrakov 斷言 Gorbachev 的殘酷行動「明智」，還哀怨地補述：「如果未來我們只能繼續印鈔票，一切只是回到原點。」為什麼有人會認為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譯作】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Wed, 06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文：吳莉瑋
圖：_Dinkel_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Lessons of the Recession》，Rothbard 小結了一些有關經濟衰退的教訓（1）你不需要經濟學家；（2）沒有所謂「新時代」；（3）不需要過多庫存就能發生經濟衰退；（4）債務不是關鍵問題；及（5）不用擔心美聯儲的「推繩遊戲」，相當精闢。

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Recess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據官方消息！就在每個美國人都知道我們處於嚴重經濟衰退的若干年後，無限崇高的私營半官方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終於作出了被期待已久的宣言：我們從去年夏天開始一直處於經濟衰退。好了！這裡是一個啟發性的例子，說明為什麼曾經被尊為先知與繁榮科學指南的經濟學專業，在美國民眾心中的地位急速下沉。不會有比這個族群更值得此種評價的了。事實上，當前的經濟衰退，帶給我們一些寶貴的經驗教訓：

教訓 #1：你不需要經濟學家…

1960 年代新左派最喜歡的口號之一是「你不需要氣象預報員來告訴風是怎麼吹」。同樣的，顯然，你不需要經濟學家來告訴你是否處於經濟衰退。那麼，為什麼那些宏觀經濟的內行人，不僅不能預測未來，甚至沒能指出當前狀態，就連回顧過去也顯得勉強？為了還給他們應有的評價，我敢肯定，Robert Hall 教授、Victor Zarnowitz 教授還有那些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的其他傑出梭倫（solon）們，早就知道我們進入經濟衰退，甚至可能比民眾感受到的都早。
問題是國家經濟研究院被自己的培根歸納主義研究方法困住，那些經濟學專業過份推崇的細緻數據收集還有偽科學。

國家經濟研究院過去五十年來，判斷商業週期的整套方法，都仰賴於精確標出每個周期性轉折的高峰月與低谷月。因此，在去年秋天的時候，累計的數據還不足以宣稱「我們在今年夏天進入經濟衰退」。一般常識或奧地利經濟學派都足以瞭解，即使選定的月份與確切的日期只有一個月的些微差異，都會對平均值、參考點、先前、滯後和指標等統計處理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但是這些統計處理是國家經濟研究院所謂「科學」的重要機制。如果你想知道我們是否正處於經濟衰退，最不該找的人是這些經濟學專業組織。

當然，民眾可能善於感受經濟現狀，但他們不善於因果分析，或是搞清楚該如何走出經濟困境。但話又說回來，經濟學專家也沒有做得比較好。

教訓 #2：沒有所謂「新時代」。

每一次長期性景氣繁榮的最後幾年，媒體、經濟學界還有金融作家紛紛忙著宣告經濟衰退已成過去而且經濟產生深度結構性變化，或是經濟學家對於「新時代」到來的共識。那些不好的往日經濟衰退已經結束。我們在 1920 年代第一次聽到，而第一個新時代的高潮是 1929 年；我們在 1960 年代又再次聽到，這導致 1970 年代初的首次大規模通膨性經濟衰退；我們最近一次聽到是在 1980 年代後期。事實上，對於即將到來的重度經濟衰退最好的先行指標，不是國家經濟研究院的指數，而是那些經濟衰退已成歷史的新興想法。

更確切地說，經濟衰退將不斷困擾著我們，只要通膨性信貸擴張仍存在，經濟衰退也會應運而生。

教訓 #3：不需要過多庫存就能發生經濟衰退。

截至目前的數個月經濟衰退，有許多學者宣稱，我們不可能處於經濟衰退，因為企業並未堆積過多庫存。抱歉。它沒有區別，因為通膨性銀行信貸所帶來的錯誤投資，並不一定要以庫存形式存在。正如經濟理論經常發生的錯誤：症狀被誤認為主因。

與上面幾個教訓不同的是，當前的經濟衰退還有一些幾乎不明顯的教訓。其一是：

教訓 #4：債務不是關鍵問題。

大量的私人債務是 1980 年代景氣繁榮的重要特徵，民眾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用來收購企業的浮動高利率（垃圾）債券。然而，債務本身並不是嚴重的經濟問題。

當我購買公司債券時，我將儲蓄轉為投資，和我購買股票是同樣的方式。兩者都難謂不健全。如果某個企業浮動相對於資產過多的債務，這只是所有者或管理者的失算，對整體經濟而言不是大問題。最壞的情況是，如果債務過於龐大，債權人將接管企業並以更有效的管理取代現有管理。債權人以及股東，簡言之，是企業家。

因此，問題是信貸而不是債務，而且，並非所有信貸都有問題，只有透過銀行通膨擴張而非股東或債權人真實儲蓄來融資的銀行信貸，才會產生問題。換句話說，問題不是債務，而是部份準備金制度的銀行貸款。

教訓 #5：不用擔心美聯儲的「推繩遊戲」。

硬通貨的信徒在經濟學界只占一小部分；但有相當多的硬通貨信徒從事投資分析的行業。幾十年來，這些作家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這些術語並非用來倡導政策，而被用在預測未來。

一方面，「通貨膨脹陣營」說擺脫金本位束縛並承諾杜絕可怕通貨緊縮的聯邦政府，政府將在銀行系統中注入足夠的資金，以防止貨幣和價格通貨緊縮發生。

另一方面，「通貨緊縮陣營」主張過多的信貸與債務使得聯邦政府已經難以控制貨幣供應量，美聯儲所增加的準備金不足以導致銀行擴大信貸與貨幣供應量。共同的財經說法，是美聯儲將「推繩」。所以，通貨緊縮陣營說，我們正面臨迫在眉睫、劇烈且必然的債券、貨幣與價格通貨緊縮。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預言三十年來從未實現，或許會干擾通貨緊縮陣營，但沒有，當麻煩開始露出跡象時，特別是經濟衰退，通貨緊縮陣營不約而同地回鍋預測即將到來的通貨緊縮陣營厄運。1990 年時貨幣供應量持平，通貨緊縮陣營確信他們的大日子終於到了。他們聲稱信貸過度，以至於利率不管再怎麼推低都無法誘導企業借貸。

通貨緊縮經常忽略，儘管銀行不太能再進一步刺激貸款，仍可以隨時使用外匯儲備購買抵押資產，再把新錢投入經濟體。關鍵在於銀行是否堆積過多儲備，以致於未能最大幅度地擴大被允許的信貸。重要的是銀行從未堆積過多儲備，不管在 1990 年或在任何時間，1930 年代是唯一例外。（差別在於我們在 1930 年代不僅經歷嚴重蕭條，利率還被壓低到接近零，因此，銀行即使不最大幅度擴大信貸也沒什麼損失。）結論是，美聯儲是在推棒子，而不是繩子。

此外，今年年初，貨幣供應量再次開始向上衝刺，至少從目前來看，結束通貨緊縮者的警告和猜測。

教訓 #6：銀行可能會崩潰。

奇怪的是，在此這種發生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沒有一個通貨緊縮者對這個曾經表示興趣。過去幾年美國輿論產生一個極為重要且永久的巨變。美國公眾從1933年開始，被凱因斯主義者到貨幣主義者等體制派經濟學家的收買、拐騙及宣傳迷得暈頭轉向，相信銀行體系是安全的，之所以安全，是因為聯邦存款保險。

儘管受到聯邦政府的「保險」，S&L 仍然崩潰，這也終結了保險神話，並對所謂最後避難所 FDIC 提出質疑。目前公眾普遍清楚 FDIC 的資金並不足以擔保所有款額，事實上，它也正快速走向破產。

現在傳統的智慧認為 FDIC 最終會受到納稅人救助而被保存。但不管如何：商業銀行可能會失敗的知識已經放在每個美國人的心中供參。即使公眾能再次被哄，而 FDIC 也修補這次經濟衰退，他們也都會永遠記住這個未來危機的事實，整個部份儲備制度搭成的紙牌房子，將會因為一次大規模的銀行擠兌清算而轟然倒塌。為了彌除這種擠兌，只要別再有納稅人紓困就夠了。

但那不會通貨緊縮？幾乎會，但並不會真的很嚴重。因為銀行仍然可以透過美聯儲印鈔票的大規模惡性通膨來救命，誰會反對這種緊急救助呢？

教訓 #7：不會有「康德拉季耶夫週期」。

有許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不錯的硬通貨投資通訊作家，都莫名信奉著 54 年的擴張和收縮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必然出現的想法。最後一個康德拉季耶夫低谷普遍被認為是 1940 年。51 年已經過去，我們仍然在等待的高峰，顯然，不存在這種循環。

許多康德拉季耶夫信徒信心滿滿地預測高峰將出現於 1974年，與上次高峰精確地相隔 54 年，也就是普遍被認定的 1920 年。然而，他們享受到的是 1974 年的景氣衰退，以及快速復甦後的回落。於是他們試圖把整個 1920 年代說成「高原期」來挽救理論，把收縮期或下次出現的高峰期往後推了 9 到 10 年。

康德拉季耶夫信徒首選的收縮開始日期是 1984 年。當然，什麼都沒有發生：現在，7 年後，康德拉季耶夫學說奄奄一息。如果當前的經濟沒有持續衰退，而是在最後結束衰退，那麼再也沒有任何推算空間留給 54 年的說法。而康德拉季耶夫從業者，當然，將和先知或水晶球預知者一樣永遠不會放棄，但據推測，這些人永遠都有市場。

【譯作】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文：吳莉瑋
圖：bitzcel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Rothbard 大膽地宣布文章發表當時（1991年）美國已處於經濟衰退階段，並在文末提出奧地利學派的政策建議：

首先，停止當前危機的通貨膨脹部分，美聯儲可以永久停止進一步購買任何資產或降低準備金比例。這將停止未來所有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第二，政府可以大幅削減稅項：營業稅、消費稅、資本利得稅、醫療費用、社會保險，還有所得稅（包括上、中、下層稅級）。第三，政府可以削減開支，無處不減的巨幅削減：藉此減少赤字並獲得其他好處。這只是開胃菜。

又一次通膨性經濟衰退｜Inflationary Recession, Once Mo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絕非全然的「非主流者」，但我有個非主流的指標－提供經濟衰退的合理「先行預警」：每當體制派經濟學家與金融作家都正歡呼著永久繁榮又不會經濟衰退的勇敢新世界來臨時，我知道巨幅經濟衰退將指日可待。

它永遠不會失敗。在傅利曼主義的原型思想－Irving Fisher（歐文．費雪）的領導下，1920 年代後期進入「新時代（New Era）」，宣稱新的聯邦儲備制度將透過精細的微調，帶來不再衰退的永久繁榮。然後發生 1929 年的大蕭條。

而 1960 年代，凱因斯主義體制派說服我們商業周期只是過去放任政策的遺跡：透過凱因斯主義官員明智的微調，將保證出現沒有通貨膨脹的持續充分就業。這些體制派經濟學家對自己充滿信心，甚至取消了學校裡的「商業周期」課程。

為什麼要繞著前現代世界的古物打轉？相反地，他們被換成「宏觀經濟學」與「經濟增長」等課程。賓果！接著到來的不只是嚴重經濟衰退，而是看似不可能的通膨性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和物價通膨第一次在 1973 到 1975 年間同時發生，接著是 1980 到 1982 年間繼經濟大蕭條後最嚴重的雙重經濟衰退。（過去，這種嚴重經濟衰退經常會被稱為「蕭條（depressions）」，但自從語義學靈藥接管後，「蕭條（depressions）」這個用詞因為太令人鬱悶而被取締。）

而現在，1980 年代中後期，雷根政府開始再次向我們保證新的經濟時代已經到來，雷根減稅（實際上不存在）政策的奇蹟加上全球化的技術先進，都向我們保證絕不會出現任何經濟衰退，除了一些特殊產業或地區無關痛癢的調整外。

另一個更大的經濟衰退來了，果不其然，我們正處其中。這些體制派不僅忘記經濟衰退，還特別忘記戰後的通膨性經濟衰退。兩個最糟的世界相結合：失業、破產與活動衰退伴隨著陡峭上漲的生活成本。經過半世紀的凱因斯主義微調（僅管它們貼上雷根標籤，我們至今仍然受到影響），並沒有治愈通貨膨脹或是經濟衰退；它只成功地完成同一時間帶來兩者的壯舉。

每個人都害怕先行判斷是否正處於經濟衰退；每個人都習慣屏息等待國家經濟研究所（NBER）的宣布，這個倍受尊敬的私營機構，透過少數專家組成的商業周期測定委員會（Dating Committee）篩選數據，判斷（如果有的話）經濟衰退是否已經開始。現在的問題是，國家經濟研究所需要在陷入衰退的數個月後才能下定決心宣布我們處在經濟衰退，但此時經濟衰退幾乎都快結束了。因此明顯始於 1973 年 11 月的巨幅經濟衰退在一年後才正式公布；而公布後 6 個月，也就是 1975 年 3 月，我們已走在復甦之路。大多數的經濟衰退都會在一年或一年半間結束，也許這才是重點：這些體制派要麻醉我們，直到經濟衰退結束。

國家經濟研究所之所以要花這麼長時間來下定決心，是因為它認為它必須精確定義經濟衰退發病的初始月份；而這個精確月份神器（所有理知與常識都知道其實沒差多少）所賦予的苦難，是因為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整套求取商業周期的錯誤方法，仰賴於精確取得「參考月」，再基於這個特定月份取平均、提前與滯後量。截至目前為止，經濟衰退的前一兩個月內，無論怎麼處理數據都會搞砸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所有計算模型。而成功完成國家經濟研究所的計算模型，當然也比盡快搞清楚事實並對外公布來得優先。

看著 1988 年的住房市場、失業、債務清償還有許多其他經濟因素，我願意斷然聲明，我們正處於另一個通膨性經濟衰退。這是什麼意思呢？令人心頭一暖的是看到有一些經濟學家歡迎具有重要功能的經濟衰退，經濟衰退能夠清理不良投資與不健全的債務，從而更快也更持久地替經濟增長鋪平道路。因此，芝加哥大學的 Victor Zarnowitz 說：「經濟承受偶爾的衰退，可能比長期的緩慢增長來得更健康。」泛達管理公司（Van Eck Management Corp.）的經濟學家 David A. Poole，提醒不應出現政府刺激下的迅速復甦，否則「經濟衰退無法獲得足夠的時間進行清算」。歡迎來到奧地利經濟學派！

但目前的體制派（老布希政權加上民主黨的左翼自由派）針對此次經濟衰退所提出的方案為何？異常的是，他們的提案違反所有經濟學派的思想：急劇增加稅收！每個學派：奧地利學派、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或古典主義都會對這種計劃產生驚恐，這種計畫顯然會惡化經濟衰退，它將降低儲蓄、投資與生產性消費（相比於寄生又浪費的政府消費）。增稅對通貨膨脹沒有任何幫助，但是卻會嚴重加劇經濟衰退；它也同時加重了政府施加在經濟上的無謂負擔。

難道加稅不會治好預算赤字？不，它只會給政府藉口（講得好像他們真的需要似的！）進一步增加造成負擔的政府支出。此外，唯一比赤字更糟的是提高稅收；而增稅只會同時帶來兩者。

難道政府沒法做任何事情來緩解目前的通膨性經濟衰退？政府當然可以，而且很快。（不要說奧地利學派總是不能提供積極甚至是短期政策建議。）

首先，停止當前危機的通貨膨脹部分，美聯儲可以永久停止進一步購買任何資產或降低準備金比例。這將停止未來所有的通膨性信貸擴張。第二，政府可以大幅削減稅項：營業稅、消費稅、資本利得稅、醫療費用、社會保險，還有所得稅（包括上、中、下層稅級）。第三，政府可以削減開支，無處不減的巨幅削減：藉此減少赤字並獲得其他好處。這只是開胃菜。您還認為 Newt Gingrich 強硬嗎？

【譯作】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文：吳莉瑋
圖：conorwithone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Rothbard 揭露美國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本質上只是替政客提供掛羊頭賣狗肉的精心偽裝，各種修憲提案版本都具有差不多的重大漏洞，讓政府能夠一如往常地維持巨額支出，而更糟的是，這種不光彩的赤字將受到「平衡預算騙局」的掩護。

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騙局｜The Balanced-Budget Amendment Ho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這是現代社會中一個象徵意義勝過實質內容的指標性勝利：聯邦政府提交了一份美國歷史上最大赤字的預算，而被國會以憲法修正案強制要求提供平衡預算的解決方案。撇開這種提案的諷刺性來源，修憲案販子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導致永久性赤字增長的民主制度壓力，同樣也會在擁有「憲法」獨家解釋權的法院起作用。聯邦法官都由行政系統任命並經國會核准，因此，法院也是政府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普遍性地透過狹義解釋來重寫「憲法」作為治療弊病的靈藥外，各種平衡預算修憲案的版本都存在許多深層問題。最主要的缺陷，是它們只要求未來預估預算的平衡，而不是會計年度結束時的實際預算。大家都應該很清楚，經濟學家與政客們都是專家，專門提交看來漂亮但和未來一年實際現實沒有重大關係的預估預算。對國會而言，平衡預估預算很簡單；然而，實際平衡預算則不是那麼容易。最起碼，這每個修憲案版本都應該要求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平衡實際預算。

第二，透過增稅來平衡預算就像為了治療流感而射殺病人；治療比疾病還糟糕。大多數修憲提案都依稀認識到這個事實，而包括限制聯邦稅收的條款。但不幸的是，他們限制的是稅收占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把「國民收入」的概念納入根本國法很荒謬；因為這樣一來，不會有真正的實體，只有隨著政治風向擺動的統計神器。在這種概念下，要大量涵蓋或排除統計數字都太容易。

第三個缺陷再次彰顯把「預算」當成憲法實體的問題。為了讓赤字看起來不要那麼慘，政府把錢花在「預算外」項目的趨勢增加，這些「預算外」項目不會算入公務開支，因此也不會被加到赤字裡。每個平衡預算修憲案都將提供這種對美國民眾進行大規模掛羊頭賣狗肉的解放日。

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捲土重來的保守派親赤字經濟學家，提議將「資本」項目從聯邦預算中完全排除。這個理論是將政府營運類比民營企業中的「資本」與「營運」預算。人們可能會認為，據稱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不會厚顏無恥到把這種概念套用到政府身上。一旦此提議被採用，政府可以愉快地把錢拿去打水漂，無論理由多麼荒謬，只要政府可以把它稱為「對未來的投資」。這是平衡預算修憲案讓所有政客開心的一個漏洞！

第四個問題，是這些修憲提案都允許國會能輕易凌駕條文內容。假設國會或總統違反了修憲案。怎麼辦呢？最高法院有權發令聯邦警力來封鎖整船人員嗎？問出這個問題就等於回答。（當然，因為平衡的是預估預算而非真實預算，這個問題甚至不會出現，因為要違反該修憲案幾乎不可能。）

但是，難道不是半條麵包總比沒有好？難道擁有不完美的修憲案總比沒有好？半條麵包確實比沒有好，但比沒有任何麵包更糟糕的，是一個精心偽裝來愚弄公眾的系統，它讓公眾以為存在一整條實際上不存在的麵包。或者，混合我們的譬喻：裸體的國王真的穿著衣服。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平衡預算修憲案在多數支持者心中的角色。其目的並非實際平衡預算，因為這會涉及那些體制派、保守派或自由主義者不願考慮的開支大量削減。

其目的是為了欺騙大眾預算正在平衡或是很快就會平衡，然後實際上持續保持赤字。如此一來，將減輕民眾對美元的信心下滑。因此，平衡預算修憲案實際上是供給面學派惡名昭彰的假金本位建議的財政對應版本。在該計劃中，民眾無法以美元贖回金幣，美聯儲將繼續操縱和膨脹，但這些通膨性政策都被籠罩在建立信任感的金斗篷下。

在平衡預算修憲案與假金本位這兩種計劃中，我們會被看似健全的政策主張沖昏頭腦，而一如往常的廉價貨幣與巨額赤字則會在不受檢視的情況下繼續。這兩個案例中，其主導思想似乎就如 P.T. Barnum 所言：「每分鐘都有新的渾蛋出生。」

【譯作】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文：吳莉瑋
圖：delete08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Rothbard 仔細分析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謂「科學結論」的謬論，事實上，透過操作原始數據的統計手法，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

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現在不僅有經濟衰退是否迫在眉睫的混亂，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已經處於經濟衰退中（1988年）。因此，美國商會首席經濟學家 Richard W. Rahn 最近宣布：「經濟放緩並非即將到來：它已經在這，但很快就會消失。」不知道我們是否處於經濟衰退有沒有像聽起來那麼傻。需要一段時間累計數據，然後在計算過後才能結論出某個下降僅是小故障或者構成新趨勢。但這種自然的混亂源於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統計學家與金融作家都無疑引用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每個人都在等官方發言，並在神諭終於做出宣告時毫無疑問地接受。因此，以 1966 年經濟放緩與衰退的程度而言，我個人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但是官方說法是沒有，因為國民生產總值下降時間未達經濟衰退的官方定義，而不幸的是，經濟衰退事實上正進行中。由於我們不處於官方所謂「經濟衰退」，我們在定義上正處於「景氣繁榮」。正因為官方特定又專斷的標準與統計方法，整體經濟不能既非景氣繁榮也非衰退，而只是懶洋洋地進行。它必須是兩個選項的其中一個。

國家經濟研究所犯的錯不言而喻；但事實卻相反，官方聲明被視為神喻。為什麼會這樣？正因為官方機構被巧妙地設計，並被宣布為假定價值觀中立的純「科學」機構。

國家經濟研究所是由一大群協會、機構、企業、工會團體、銀行、基金會與學術團體資助的私人機構，這賦予它高度聲望。它的大量書籍與專著都充滿長篇幅的統計與短篇幅的文本或解釋。其所宣稱的方法是培根歸納法：即，打著無先驗理論的招牌，它收集無數事實與統計數據，而它經過謹慎措辭的結論，則全然由數據本身所推導。因此，它所作出的結論被當成無可爭議的「科學」聖令而接受。

然而，僅管有所謂的自我宣告，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程序本身必然會操縱數據來得出結論。而這些程序並非無先驗理論，事實上，存在許多錯誤且令人質疑的假設理論。因此，所得出的結論遠遠非嚴格的「科學」，而是受到取決於程序本身的扭曲。

具體來說，國家經濟研究所選擇整體經濟中的某些「參考周期」，然後檢視某些價格與生產等項目的「特定周期」，並把這些特定周期與參考週期相比較。不幸的是，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期間採用理論，也就是說，它首先替一般性週期挑選出處於波峰或波谷的月份，然後再替特定周期挑選出低谷與高峰的月份。但是，很有可能在許多情況下，曲線是平坦的，或是幾個波峰或波谷彼此接近。

在這些情況下，國家經濟研究所專斷地，在連續高峰期或是相互靠近的多個波峰或波谷中，選擇最後一個月當作所謂波峰月或波谷月。這不具任何經濟原因；為什麼不將整段期間當成波峰期或波谷期、將數據平均，或任何其他作法？相反地，國家經濟研究所只選擇最後一個月當成波峰或波谷，然後再錯誤地把任意指定的「波峰月」和「波谷月」間切成三等分，並假設「波峰月」與「波谷月」間是一條膨脹或收縮的直線，代表繁榮或是蕭條。

換句話說，在任何現實世界中給定的時間序列裡，例如銅價或加州的新屋開工率，都可能會在低谷附近磨磨蹭蹭，然後迅速上揚，並停在持續高位或連續高峰數個月。但國家經濟研究所的原則下，這些活動被壓縮成單月低谷；依照時間等分的直線式擴展；到達單月波峰；接著往下進行類似線性的鋸齒狀收縮。簡言之，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方法必然迫使經濟被錯誤地看成一系列的鋸齒與向上或向下的直線。宣稱「生活是一系列的鋸齒線」的結論，源於國家經濟研究所處理數據信息的方法。

這種信息已經夠糟了。但國家經濟研究所隨後加劇錯誤，計算所有特殊周期的均值與提前滯後量等等，彷彿數據會再回到某個時期，例如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一般。透過這種方法，全國經濟研究制定出「先行指標」、「同步指標」與「落後指標」，而「先行指標」理論上被用來預測未來。（但不是很成功）

過去幾十年中，這種平均化週期數據的問題在於它假設數據為「同質群體（homogeneous population）」，也就是說，它假設銅價或加州新屋開工率這些週期是同樣的事情，而數十年來都以相同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是個驚人的假設；歷史意味著變化，但這個假設荒謬地認為這些數據的母體（underlying population）都保持不變，這種假設使得平均具有意義。

Arthur F. Burns 與 Wesley C. Mitchell 在 1946 年國家經濟研究所出版的《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書中開始提出這種統計方法，雖然受到計量經濟學家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正確地批評為「沒有理論的測量」，但它仍然被用來實現神喻而迅速地風靡當局。

令人特別氣憤的，是國家經濟研究所聲稱抱持明確商業周期理論的我們片面且專斷，而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發言則出於經驗事實。然而，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認識到經驗事實的獨一無二，特別是那些統計的原始數據。而詮釋數據、平均數據與季節性取出數據等作法，必然使處理後的數據成為偽造的現實。他們所謂的培根歸納法沒能讓他們脫離這個陷阱；它只成功地蒙蔽他們，讓他們任意地操縱數據。

【譯作】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文：吳莉瑋
圖：SEIU Internationa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Budget Crisis》，Rothbard 提出一個社會實驗的藍本，建議將政府資金來源改成自願性匿名捐助，只要試行一年就好，當然，這種建議對於真．自由市場擁戴者是再歡迎不過，但是對於那些政府寄生蟲們可就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是，對於那些口口聲聲說要「改革」的人們，願不願意支持這種有大好無大壞的建議可真是試金石了。

預算危機｜The Budget Crisi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治上的愚蠢季節是秋天而非春天。我們不知看了多少次鬧劇般的危機：當預算執行單位在十月的最後期限前向國會「提交」預算時，那些自由派與中間派為了那些完美、勤奮又敬業的「聯邦雇員」可能「下崗」而發出可憐的慟哭，可惜的是，這並不代表這些人會被丟到沙灘上然後自己想辦法到生產性私營部門找到出路。

這種可怕的休假意味著，被壓迫的納稅人能把自己的錢多留在身邊幾天左右，而那些聯邦雇員則得到難得的機會，在不搶劫納稅人的情況下發揮他們的奉獻精神：但官僚們總是不變地略過這種機會。

是否有許多民眾發現聯邦政府關門幾天也不會世界末日？星星仍在它們的軌道，每個人都跟平常一樣過日子？

我想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給我們一個機會，發現到底「利維坦」聯邦政府對於我們的生存與繁榮有多重要，而我們又真正願意支付多少聯邦政府的照顧和餵養。讓我們嘗試以下偉大的社會實驗：只要一年，令人振奮的歡樂年，我們讓國稅局還有其他財務部增加國庫的職務放無薪假。

也就是說，暫停所有聯邦稅務並停止舉債一年，無論是新發行或是支付現有債券的利息或本金。然後讓我們看看有多少美國民眾仍然願意純自願地投入公共事業。

我們會嚴格讓這些自願捐款保持匿名，因此，不會有任何的個人或組織會因為自願捐獻能取悅聯邦政府而產生激勵。我們不允許任何資金或盈餘結轉，因此，任何年度聯邦開支，包括援助那些可憐但不受歡迎的美國公民的資金，都將嚴格地從明年營收支出。

這將會很有趣，看看有多少美國公眾真心地願意支付，而聯邦政府的真正價值又有多少，又有多少是真的相信這些華而不實的缺點：幽靈道路的分崩離析、癌症治療中心的廢止、為了「共同福利」、「公共利益」、「國家安全」還有經濟學家最喜歡的「公共福利」與「外部性」等技倆的徵用。

更有建設性的話：允許這些匿名捐助者檢視並指定他們希望捐助資金被花在哪些具體服務或機構上。看著官僚間狠毒但真實的競爭廣告更是有趣：「不，不，不要捐給交通部（或其他部門）那些懶惰的糊塗鬼，捐給我們吧。」就這一次，政府宣傳甚至可能是有益又令人愉快的。

已有前例可循：如果能准許且合法化美國總統老布希與他的政府，向日本、德國或其他國家乞求資助我們在波斯灣的軍事冒險，為什麼這些人不能被迫至少在一年內向美國民眾乞求資金，而不是揮舞著他們習用的棍棒？

1990 年的政府休假危機，彰顯了一些針對預算具有建設性但被忽略的思考面向。首先，各方都在談論「公平分擔痛苦」、「承擔痛苦的必要」等等。為什麼只有政府會定期發生這種系統造成的痛苦？

考慮 Sony、P&G 還有其他無數私營公司的活動時，我們曾問過自己他們新的一年將對我們造成多大的痛苦？為什麼只有政府會伴隨著定期的痛苦，就像火腿與雞蛋…或是死亡與稅收？也許我們應該開始問自己，為什麼政府與痛苦就像雙子座雙胞胎，而我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專職徵收並管理痛苦與磨難的機構。沒有更好的做事方法嗎？

另一個值得好奇的要點：現今自由派與體制中間派增稅的信條已被廣為接受，無論我們處於商業週期的哪個階段。這種追求信念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已經處於經濟衰退（有智慧的觀察家不用等國家經濟研究局的追溯報告）的這個事實，也似乎沒有削減增稅的渴望。
然而，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不管是新古典主義、凱因斯主義、貨幣主義或奧地利學派，會在經濟衰退時主張加稅。事實上，無論是凱因斯主義或奧地利學派都主張在經濟衰退時降稅，儘管出於不同原因。

所以，這種對增稅的狂熱獻身精神從何而來？中間自由主義派聲稱其對聯邦赤字的擔心。但這一掛人在不久之前，還嘲笑那些擔心赤字的人是尼安德塔人與反動派，而這批人現在卻粗暴地以荒謬為由打發任何要求削減政府開支的呼籲，這裡有個難謂巧妙隱藏在其工作排程的嫌疑。

即：為了自己著想而增加稅收與政府開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擴大對比於私營部門的國家主義與集體主義。

我們有個方法來測試我們的假設：難道這些新興的赤字擔心者，不應該對我們所提出的，一年內沒有任何赤字或施加痛苦的微薄建議感到高興？想打賭嗎？

【譯作】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Tue, 05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文：吳莉瑋
圖：Richard.Fis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xit The Iron Lady》，Rothbard 談到柴契爾政權與雷根政權的雷同，以及雷聲大雨點小的「親自由市場面具」，最後惋惜柴契爾夫人未能針對歐洲統一貨幣制度明確地提出令人信服的反對理由。

鐵娘子的退出｜Exit The Iron Lad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柴契爾夫人退出英國統治圈的行動相當符合她在位的統治氛圍：嚇唬人的口號（鐵娘子永遠不會退出）加上些微的具體行動（鐵娘子迅速離開）。

她的政策說辭確實替半世紀以來的英國帶回尊敬自由市場的概念，而看到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那些體制派成為英國最負盛名的智囊機構也難能可貴。歸功於柴契爾夫人時代，工黨在此期間往右翼觀點發展並從根本上放棄瘋子左派的觀點，從而使英國以不高於 1% 的失業率決然地擺脫大蕭條後的憂鬱症。

然而，柴契爾夫人不凡成就的背後，卻是非常不同的故事，且政策與觀點魚龍混雜。其積極的一面，是相當數量的非國有化與私有化，包括出售公屋單位給租戶，從而將前工黨選民變成堅定的保守派業主。她的另一個成就則是打破龐大的英國工會力量。

不幸的是，柴契爾夫人這些加分的經濟紀錄大都被有力的事實所抵消，英國經過柴契爾夫人時代的統治後，英國政府對於英國經濟與社會產生的寄生負擔，更甚於她剛上任時的狀態。例如，她從來不敢觸及的聖牛：公費醫療制度－英國健保（National Health Service）。由於諸多原因，英國政府的支出與稅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慷慨。

此外，儘管柴契爾夫人口口聲聲主張貨幣主義，她早期抵禦通貨膨脹的成就已經逆轉，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政府赤字與相應失業率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柴契爾夫人 11 年後在不光彩的通膨性經濟衰退下離開她的辦公室：11% 的通貨膨脹與 9% 的失業率。總之，柴契爾夫人的宏觀經濟紀錄糟糕透頂。

替糟糕攻頂的，是她以平等稅（人頭稅）取代地方財產稅的決定性失誤。與美國相反，英國的中央政府有權控制地方政府，而這些地方政府有許多是由瘋狂消費的左派工黨所統治。平等稅的目的是要制止地方政府大手大腳地花錢。

相反地，可預見的事發生了。地方政府普遍增加支出和稅賦水平，高額的平等稅等於狠狠地攻擊窮人與中產階級，然後實質上把提高稅賦的責任推給柴契爾政權。此外，在此事件的操作中，柴契爾夫人的人馬忘記平等稅的重點是將稅賦大幅降低，讓最貧窮的公民也有能力支付；一個高於舊有物業稅或允許增額的平等稅，是一種經濟與政治上的精神錯亂，柴契爾夫人為這個嚴重的錯誤獲得應有的懲罰。

那麼，為何柴契爾政府不直接以法令降低地區稅率，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實施平等稅呢？如此一來，將獲得英國民眾的歡迎，而不是對人頭稅的抵抗。柴契爾夫人的回答是，中央政府將可能被迫資助當地政府活動，例如教育，而這將提高中央稅額或中央的財政赤字。

但是，這只是將分析往下推了一步：為何不是柴契爾政府準備削減幾乎和美國一樣臃腫的財政支出？顯然，答案要不是柴契爾的人馬並未真正相信自己的說辭，就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膽量提出這個議題。不管是哪種情況，柴契爾夫人對她的最終命運當之無愧。

以宏觀經濟的領域看來，我們為柴契爾夫人的退出感到遺憾：她是唯一反對建立歐洲央行並發行單一歐洲貨幣的聲音。不幸的是，在辭退她的貨幣主義經濟顧問 Alan Walters（亞倫．華特爵士）後，柴契爾夫人沒對這個即將到來的新秩序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反對，只剩不願英國榮耀從屬於歐洲的怪異理由。因此，她把自己變成狹隘的反歐洲妨礙者，反對看似開明且有益的「統一的歐洲」。

幾乎所有對於新歐共體的分析都將國家與社會混為一談。在社會與經濟的範圍內，新歐洲將成為巨大的自由貿易與自由資本投資領域，這一新秩序將全是好處：擴大分工、生產力與所有參與國的國民生活水平。不幸的是，新歐洲的基礎並不是自由貿易區，而是巨大的新國家官僚機構，其總部設於斯特拉斯堡與布魯塞爾，負責控制、調節，以及透過強制增加低稅國家的稅來「平均」所有國家的稅收。

這個統一歐洲最糟糕的地方正是柴契爾夫人注意力所集之處：貨幣與銀行。雖然貨幣主義者們錯誤地推崇歐洲（或世界）範圍的廉價貨幣系統勝過國際金本位制度，他們對於新計劃的危險警告仍然正確。問題就在這個新的貨幣當然不會是市場自然衍生的交換媒介黃金，而是使用新貨幣單位的廉價紙幣。這個新凱因斯主義計劃的結果將是通膨性法定貨幣，而其發行權則掌握在區域央行手上，即，新的區域政府。

此次合作將使美國、英國及日本的中央銀行更容易與新的歐洲央行合作，從而迅速邁向老凱因斯主義的夢想：世界央行發行新的世界廉價紙幣單位。然後，我們會開始起跑，而世界貨幣與宏觀經濟，將全然仰賴於自稱明智的凱因斯主義大師所集中控制的全球性通膨。不幸的是，柴契爾夫人未能將她對新歐洲貨幣的反對以此清晰的方式表達。

【譯作】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文：吳莉瑋
圖：The Aspen Institut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Rothbard 評論一些提出加稅以減少赤字的政客呼籲絕對不是「勇氣」，此外，領用稅金的政客與官僚事實上並沒有像一般人一樣交稅，他們在名目上提繳的稅金不過只是從納稅人口袋中少拿一點的會計把戲，面對赤字的唯一解，只有削減政府支出，從每個看得到的地方開始削減，越多越好。

巴比特與稅：勇氣的展現？｜Babbitry And Taxes: A Profile in Courag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毫無疑問，1988 年初總統選舉季的媒體寵兒是亞利桑那州的前州長 Bruce Babbitt（布魯斯．巴比特）。隨著愛荷華州黨內預選的時間逼近，幾乎體制派媒體的每個專家們都在新聞分析中，把他寫成像斷頭谷中遭受不幸的 Ichabod Crane 警探般，具有榮耀、奇蹟，以及智慧與勇氣的偉人。

令人沮喪地，專家們認為愛荷華州民可能會缺乏感覺與智慧，來理解在電視形象外的政治家。或許美國還算幸運，而專家們的證明也正確，Bruce Babbitt 的選票些微超出他在全國性媒體的忠實粉絲人數。

而 Bruce Babbitt 被媒體大肆宣揚的偉大勇氣是什麼？答案是他以無畏的勇氣，坦率地正視提高稅收以削減聯邦赤字。這令人憶起 1984 年 Walter Mondale（沃爾特．蒙代爾）似曾相似的英勇。與 Mondale 顯然具有較多的可能損失相比，從零支持度開始的 Bruce Babbitt 沒什麼好失去。該問的有趣問題是：這是什麼「勇氣」？

過去，英雄氣概與「勇氣」的意思，是指願意被踢出名單，坦率且毫不畏懼地與強大的專制權力戰鬥。Mondale 或 Babbitt 不過是呼籲那些本來就渴望加稅的州政府，更進一步加重早已離譜地加諸於生產性美國民眾身上並掠奪他們血汗錢的寄生行為，我們真的可以把這稱為「勇氣」嗎？呼籲增稅，在道德上等同於幾年前烏干達理論家們公開呼籲 Idi Amin（伊迪．阿敏）進一步加重掠奪與專制，或者是黑手黨的顧問建議他的頭目把向鄰里商店徵收的「保護費」提高 10% 一樣。我們為這種活動想很多名字，但「勇氣」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或許會有反對意見說，畢竟，要求增稅的政客不僅是加重強加給他人的痛苦，身為納稅人的他也必須承擔與其他公民相同的剝奪。儘管它可能是錯的，難道這不是一種懇求「勒緊褲帶」以共同犧牲的崇高行為？

為了回應這個疑問，我們必須認識一個事實：民眾的稅務負擔長期以來一直被謹慎地加諸其身。即：與精心打造的神話相反，政客與官僚不交稅。舉個例子，政客領收的薪水如果是 80,000 美元，假設他全數申報所得稅並支付 20,000 美元。我們必須理解，他事實上並沒有支付 20,000 美元的稅，相反的，他直接提取 60,000 美元的淨稅收。政客繳納的概念只是簡單的會計把戲，設計來哄騙民眾，讓我們相信他和我們這些人在法律上都站在相同的道義與財務基礎。他什麼都沒有支付，他只是簡單地從我們口袋裡每年提取 60,000 美元。聯合國員工們唯一的美德是他們坦率且公開地具有任何國家的徵稅豁免，這使得他們的立場和一般的國家官僚一樣，只是他們沒有偽裝與修飾。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消費稅、資產稅或任何其他稅項。官僚和政客並不支付這些稅，這些名目只是將官僚和政客從納稅人身上的淨轉移稍減一些。

不幸的是，在當前的美國政治中，我們陷入媒體提供的錯誤選項中進行選擇：一邊是「勇敢」呼籲增稅的政客，另一邊是供給面學派聲稱赤字無關緊要，還要我們學著放鬆並享受赤字。另一種通過試驗、真實且更具有「勇氣」的削減赤字方式似乎被人遺忘：削減政府開支。

瑣碎地提起它實在令人尷尬，除非這種替代選項不知怎地被丟進歐威爾式忘懷洞。那些狡猾的批評問道：「但是，你真的會削減嗎？」，然後把我們大家都陷入令人麻木的細枝末節，例如是否要削減撥給新澤西州前衛劇團的5萬美元款項等問題。

恰當的答案是：所有的支出都要刪減，只有全面大刀闊斧才可能正義地完成此任務。即刻削減所有支出項目的 50%；隨機地廢除政府機構；一條一條將預算減少到某一任總統任期的數額，越久遠越好；這些建議都是很好的開始。重要的是要保持這種思維與精神；而平衡預算將只是接著而來的一部份成果。

【譯作】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文：吳莉瑋
圖：xJason.Rogersx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Rothbard 評論單一稅支持者各種主張的荒謬，以及這些措施即將造成的後果，最後提出相當精闢的譬喻：

我們花錢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身上有個好理由：花在他們身上的錢，並不會比鎖、保險櫃或圍欄更像社會資源浪費。如果沒有犯罪，這種安全措施開支將會是一種浪費，但真實世界中存有犯罪。同樣地，我們付錢給律師和會計師，就像購買圍欄或鎖一樣，因為他們是我們對抗稅收員的守護與盾牌。

打平稅率還是打平納稅人？｜Flat Tax Or Flat Taxpayer?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禱詞和散那（Hosannas）注入不分是左派、右派或中間派的學術界，一致歡呼財政部在 1986 年提出的接近理想「單一稅」的計劃草案。（由於該計劃建議三種等級的所得稅率，因此被稱為「顛簸的單一稅」。）

這種幾乎全面性的同意不應令人驚訝，因為單一稅取悅那些喜歡將人們像棋盤上的棋子般移動的學者們，不論其中心思想為何。偉大的 19 世紀瑞士歷史學家 Jacob Burckhardt（雅各布．布克哈特），稱這些社會工程師學者為「可怕的簡化者」。這個標籤完美適用於單一稅支持者軍團，因為他們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清楚又簡單的單一稅，將取代目前令人迷網的稅法，甚至能「在明信片上寫完」。

不幸的是，這個建議僅僅只是孩子氣的天真，而非偉大智慧的結晶。我們這些可怕的簡化者沒能停下來問自己，為什麼現行稅法如此複雜。沒有人會想要為了複雜而複雜。下面是現有複雜稅法的好理由：它是那些無數個人、團體與企業努力地從癱瘓他們的所得稅中掙脫的結果。

而且，相反於那些嘲笑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在追求特殊利益的單一稅學術界，現行的混亂程序一點錯也沒有。這僅僅是那些令人敬佩的人，努力不讓自己辛苦掙來的錢被稅吏搶到肚子裡。

而這些納稅人也已經發現我們那些單一稅學者似乎並未認識的事：有一些事情比複雜更糟糕，其中之一是支付更多的稅。複雜很好，如果它可以讓自己的錢留得多一點。

以神聖的簡單為名，事實上，我們這些單一稅支持者正高興地為無數的個人與企業在以下方面帶來巨大損失：

提高資本利得稅並把它當成所得收入，這將削弱儲蓄和投資，特別是對那些新興且不斷增長的企業。僅管英國課徵高額所得稅，至今仍保持著英國經濟不完全癱瘓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國沒有資本利得稅。

取消加速折舊（accelerated depreciation），這將破壞 1981 年允許企業迅速折舊並重新投資的良好稅制改革。這種改變將特別重挫那些已經在經濟困境的重資本「煙囪」產業。

取消或限制清償貸款的所得稅扣除額，並將房屋業主視為具有應稅的「估算」租金收入，即，假設他們是租戶而不是房主的話，本來所需支付的租金。這種針對屋主的雙重打擊無異於政治炸彈，因此它可能不會通過，但這完全是單一稅支持者的打算。不幸的是，那些被課徵「估算」應稅收入的人沒法以「估算」的形式繳稅。他們得支付山姆大叔白花花的錢。

取消油耗津貼，這將是把石油工業推入蕭條的整潔方法。單一稅學者堅持折舊支出和油耗津貼是對資本家與石油或礦業公司的「補貼」。然而，這不是補貼，它們允許這些公司留下多一點自己的錢，這是至少那些親企業的學者們應該相信的。此外，只有所得收入應該要被課徵，而不是積累的財富；對損失的資本價值（折舊或損耗）課徵「所得稅」，實際上是對資本或財富徵稅。

取消未投保之醫療費用或天災事故損失的稅前扣除額。是否有人開始瞭解為什麼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無情」？

需要注意的是，與一些福利經濟學家不同，我在任何意義上都非理想「柏拉圖最適」的奴隸（主張政府行動不會造成任何人損失的概念）。我願意提倡可能造成某些人損失但實質上大幅增加自由的激進措施。但這些嚴重的損失只是為了對稱性？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基於「簡單」的主張：單一稅能讓我們所有人都不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或許這個誘惑看來強大，但這很荒謬且在許多層面上都不切實際。首先，那些想要「簡單」的納稅人，現在就可以透過填寫簡化稅表實現願望。有三分之二的美國納稅人現在這樣做。

其餘那些與複雜表格抗爭的人只為了以下的理由：少付點稅。第二，對於那些自己擁有企業，包括專職寫作與演講的自僱者而言，報稅任務的複雜性並未減少；我們仍然得在釐清淨營業收益（或損失）的數額中掙扎。這一切都不會在簡化者的統治下改變。

最後，再次重申，我們花錢在稅務律師與會計師身上有個好理由：花在他們身上的錢，並不會比鎖、保險櫃或圍欄更像社會資源浪費。如果沒有犯罪，這種安全措施開支將會是一種浪費，但真實世界中存有犯罪。同樣地，我們付錢給律師和會計師，就像購買圍欄或鎖一樣，因為他們是我們對抗稅收員的守護與盾牌。

很多年前，我的朋友兼導師 Frank Chodorov（弗蘭克．喬多洛夫）在麥卡錫時代（McCarthy era）曾寫道：「逃離政府工作裡共產主義的方式就是逃離這些工作。」同樣的，擺脫稅務律師與會計師的方法就是取消所得稅。這將是甜蜜的簡單！

【譯作】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文：吳莉瑋
圖：ruSSeLL hiGG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Mrs. Thatcher’s Poll Tax》，Rothbard 分析柴契爾夫人任內所提之「社區收費（community charge）」的失敗原因，拋開人頭稅的概念隱含政府擁有個人的身體的意義不論，此種平等稅制的實施前提，是稅率要普遍下降至每個人都負擔得起（或說願意負擔）的程度，而柴契爾夫人在此處栽的跟斗是她並未強迫地方政府降低總稅收水準，這種作法也導致新的稅率將造成大多數人稅賦增加，其失敗顯得必然，此外，Rothbard 重申幾十年來歐美未出現符合定義的「親自由市場」政權最低標準：全面性削減開支、降低整體稅率和稅收並停止印製貨幣與信貸膨脹。

柴契爾夫人的人頭稅｜Mrs. Thatcher’s Poll T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街頭正在暴亂以對抗討人厭的政府，而警察正逮捕抗議示威者。近日來令人熟悉的故事。但突然間，我們發現這些抗議活動不是針對討人厭的中歐共產黨暴政，而是針對英國的柴契爾政權－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的典範。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東歐的反政府示威者是英勇的自由戰士，但在西歐卻只有瘋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邊緣龐克族？

三月底在倫敦發生一場反政府暴亂，必須指出的是，那是一場反徵稅暴亂，而反對徵稅的運動肯定不全是壞事。但這難道不是基於忌妒而呼籲對富者多徵稅，並敵視柴契爾新平等稅政策的抗議運動？

不盡然。柴契爾夫人新提出的「社區收費（community charge）」毫無疑問是大膽又引人入勝的實驗。許多化身左翼工黨避風港的地方政府議會，近年來一直在從事一次性消費支出。和美國地方政府情況類似，英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基本上來自於物業稅（在英國稱「差餉」），以物業價值的一定比例徵稅。

在美國，保守派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以比例徵稅（特別是所得收入）符合理想與市場「中立」，柴契爾夫人的支持者們顯然明白這種立場的謬誤。在市場上，人們支付商品和服務並非與收入成比例。David Rockefeller（大衛．洛克菲勒）不需要用 1,000 美元買一條其他人只需付 1.5 美元的麵包。相反地，市場強烈地傾向於單一價格：一種產品只有一種價格。確實，如果每個人並非以所得的比例支付稅額，而是每個人都在某時段內支付同樣稅額，將更符合市場「中立」。所有人的稅都應該平等。此外，由於民主的概念是一人一票，看起來這個原則也可以套用到一個人一份稅。平等的投票權，平等的徵稅。

這種對每個人徵稅的概念被稱為「人頭稅」，而柴契爾夫人決定迫使地方議會採取行動，以立法的方式取消地差餉，並以委婉稱為「社區收費」的平等人頭稅取而代之。至少在地方層級上，平等稅取代對富人多徵稅。

但這項新稅有一些深層問題。首先，它仍不具市場中立，關鍵區別在於，市場價格由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自願支付，而稅（或「費」）則是每個人都被強制徵收，即使政府「服務」的價值遠低於收費，甚至是負作用。

不僅如此，人頭稅徵收的基礎是某個人的存有，而這個人必然常常被徵稅追殺。對每個人徵稅的概念，似乎暗示著政府「擁有」所有的徵稅對象，包括其身體與靈魂。

第二個大問題來自於強迫性。柴契爾夫人想取消物業稅並以代表平等的稅收取代當然是英勇的表現。但她似乎搞錯賦予平等稅獨特魅力的重點。平等稅偉大的地方在於，為了使該稅能被合理支付，在實施平等徵收前，稅額必須要大幅降低。

假設，我們目前的聯邦稅突然變成針對每個人課徵的平等稅。這意味著，一般人，特別是低收入者，會突然發現自己的稅額相較於先前增加約 5,000 美元左右。所以，平等稅的巨大魅力在於，它必然會迫使政府大幅降低稅收與支出。因此，如果美國政府提議對每人徵收每年 10 美元，政府稅收總額每年約 20 億美元的普遍性平等稅，我們都會在新稅制下生活得很好，那些平等主義者才懶得抗議這種稅制會對富人收較少的稅。

但柴契爾夫人並沒有大幅降低地方稅額，而是不設限制，讓地方議會保有像以前一樣的總支出與總稅收水準。這些地方議會，不管是保守黨或工黨，都大幅提高稅賦水平，因此，一般的英國公民被迫支付超過原先約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稅。難怪會發生街頭暴亂！唯一令人不解是暴亂竟然沒有更嚴重。

簡言之，平等稅的好處在於它能當成巨額減稅的棒子。為了達到平等而提高稅賦水平是荒謬的：它是逃稅與革命的公開邀請。在實施平等稅的蘇格蘭，逃稅不受處罰，且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公民拒絕支付。在英國，強制執行徵稅的手法很粗糙。在這兩種情況下，也難怪柴契爾夫人的支持率降至新低。現在，柴契爾夫人的人馬正在談論地方稅率上限，但制定上限遠遠不夠：為了保留人頭稅，基於政治與經濟上的考量，都必須要有巨幅稅賦削減。

不幸的是，此種地區性稅務事件正反映柴契爾政權的特徵。柴契爾夫人與雷根主義的過份類似：以自由市場的說辭來掩護中央集權的內容。正當柴契爾夫人正進行部分私有化時，政府支出與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她執政期間仍然增加，而貨幣膨脹也導致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基礎的不滿上升，而增加地區稅賦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在我看來，有資格受到「親自由市場」讚譽的政權，其最低標準是全面性削減開支、降低整體稅率和稅收並停止印製貨幣與信貸膨脹。即使用這種溫和的標準，這幾十年來也沒有任何英國或美國政府能接近資格。

【譯作】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Mon, 04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文：吳莉瑋
圖：Johnny Grim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at Gasoline Tax》，Rothbard 將各種主張燃油稅的主張紛紛擊破，最後帶出左翼自由派對燃油稅特殊情感背後的意識型態－嚮往費邊式社會主義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個人主義的憎恨。

燃油稅｜That Gasoline Ta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壞蛋燃油稅這個左派自由主義者最喜愛的節目之一又回到聚光燈下。柯林頓在競選期間譴責它是中產階級的稅，當選後的他自稱為經濟高峰會中這麼多席次倡導此理念感到意外。

當然，他不應該感到吃驚，因為柯林頓備受讚譽的「多樣性」偏愛顯然沒有延伸到學界。在小石城的經濟高峰會上，參與的經濟學家與商人清一色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他們說我的邀請函被寄丟了）。唯一的問題變成：燃油稅應該要增加多少，是 Tsongas（主流）提議較為「溫和」的每加侖 50 美分，還是由 Rivlin（當局）建議較為嚴峻的每加侖至少 1 美元，以及導入燃油稅的過渡期可以有多少個月或多少年？

徵收燃油稅的官方說法很一般（削減赤字）。為了加冕燃油稅，普遍的說法是，稅收將迫使消費者減少購買因此「節省」更多的汽油。這樣的確會如此，但為什麼迫使人們減少購買燃油會是個好主意？

如果聯邦政府對每套西洋棋組課徵 500 美元的稅，它肯定讓人們大幅減少採購而「保護」這些西洋棋組。但是，為什麼這種獨裁脅迫，這種減低美國消費者生活水準的要求，在自由社會當中要被當成是件好事？

燃油稅支持者最喜歡的答案之一，是消費者會被稅收引導以節約稀有的能源燃料。但是，節約資源是自由價格體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市場經濟不斷被迫選擇：要有多少需要 X 資源的 X 產品或需要 Y 資源的 Y 產品，應該現在被生產，而又該有多少要被「保留」到未來生產？不只是石油和天然氣，而是所有資源：銅、鐵、木材等。

在每個自由市場領域中，這種「保留」與決定如何分配生產的過程都順利且和諧地完成。每個資源和產品的價格都是市場需求的相互作用（最終消費的需求與相對的稀有資源供給）。如果 X 物品現在和不久後的將來的供應預期會下降，則 X 目前的價格將上升。透過這種方式，預期未來供應下降會使現在的價格上漲，這將促使買家縮減購買量，而礦產開採或產品製造則會因應提高的價格而增多（譯註：如此未來供應也就會被調節提高）。您不需要稅收來完成這項分配與互動的任務。

事實上，課稅是面對此問題最笨拙的方式。首先，政府知道的總是比市場少得多，政府無法打中正確的目標；由於政府的強制凌駕市場行為，課稅將「過度保留」，使得生產低於最佳值。第二，不同於價格上升帶給生產者的激勵，課稅不會激勵供應增加或生產力提高。

那又為什麼燃油需要非市場的保護措施？與此相反，在過去的十年中，燃油的真實價格（扣除通貨膨脹）已經下降了 40%；簡言之，因應不斷增加的需求而產生的豐富原油與和天然氣已經證明，沒有必要擔心要保存原油。

主張燃油稅的另一種說法是它會迫使消費者以更「省油」的方式使用燃油。但這整個「燃油效率」的擔心既荒謬又考慮不周。為什麼車輛只需在燃油的方面有效率？還有許多方面的「效率」，包括每人工時效率、輪胎使用效率，還有車輛帶你去想去的地方的效率。市場會以最優化的方式為消費者協調所有這些效率。

為什麼會有燃油迷信？另外，聯邦政府對於每加侖最低使用英里數的規定越來越大，已經大幅提高汽車成本並打擊汽車安全，迫使我們接受重量不斷減輕的汽車。

另一種說法聲稱，調高燃油稅將「減少我們對外國原油的依賴」。首先，燃油稅不僅會阻礙國外原油的使用與生產，同樣也會阻礙國內原油的使用和生產；第二，經過海灣戰爭後，難道我們沒有表現出，即使只嗅出可能的外國原油威脅，也願意使用最可怕的壓迫來對應？此外，自由貿易與國際分工哪裡錯了？

最蠢也最通用的主張，是其他國家的燃油稅更高：美國的燃油稅「只有」零售價的 37%，而西歐的燃油稅平均超過 70%。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國家具有較高的結核病發病率。那我們是否應該也要急著效仿他們呢？這是一種典型兒童主張的荒謬轉用：「吉米的父母讓他熬夜到十一點。」或者幾年後：「吉米的父母給他買了一台更大的車。」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兒童會作出許多這類主張。但我們指向其他比自己更社會主義的國家會得到什麼？

即使是媒體也會發現一些燃油稅的問題。首先，它懲罰了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與西部居民，在那些地區腹地龐大而車輛需要駕駛的距離遠超過東部或都市。對此微弱的回應是，收來的稅將用於「投資」高速公路，所以能夠幫助這些駕駛人。但是，如果稅收會進入高速公路，它要如何幫助減少赤字？

第二個較難處理的觀點，認為燃油稅損害廣泛的中產階層，是一種「倒退」，因此是「不公平的」。這是柯林頓拒絕提高燃油稅的最初理由。但據推測，這種說法可以利用其他的新增稅項或者是花在中產階級身上的支出抵銷（而後者又違反減少赤字之主張）。

當然，燃油稅的普遍說法是將削減赤字；官方估計聲稱每加侖 50 美分的增稅可以削減 500 億美元的赤字。這真是怪了，自由主義者只有在拿來當加稅藉口的時候才會擔心赤字。

為什麼對於唯一可行的削減赤字計劃就沒有這種熱情：削減政府開支？增稅曾幾何時有益削減赤字？是雷根政府下的巨額增稅？還是在老布希政府下的加稅？除了問題之外，這些預估都是亂槍打鳥，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些人在增稅情況下會減少多少支出。

穿過這些似是而非的主張，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左翼自由派對於增加燃油稅的癮頭如此堅持？首先，自由主義的信條是沒有不喜歡的稅收或政府支出。稅收與政府支出這兩者，都是把生產者所賺取的錢與民眾的資源，轉移到政府的肚子裡。

簡言之，稅收與政府支出都雙雙滿足費邊自由主義想將國家轉變成大規模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可以解釋普遍的稅收癮頭，但為什麼長期對燃油稅有特別偏愛呢？

因為，在美國現代生活的所有功能中，自由派特別仇恨汽車。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汽車允許每個人便宜又舒適地以自己的方式旅行。與自由派感到滿意的集體主義、平等及固定時刻表與乘車地點的集體運輸相反，汽車是個人主義的榮耀。

最重要的是，自由派特別地厭惡那些豪華又華麗的高耗油汽車，這些汽車體現且榮耀資產階級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這些富生產性的中產階級，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內心感到深深怨恨，進而渴望削弱與摧毀的非知識分子。

【譯作】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文：吳莉瑋
圖：JD Hancoc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re We Undertaxed?》，Rothbard 批評許多「借鏡」他國所以建議加稅的經濟學家，為什麼不借鏡蘇聯（所有的國家資源都是蘇聯政府的），接著，分析 Galbraith 主張擴大政府的謬誤，並重伸政府支出不是「投資」且不會提高生活水平，最後，建議如果那些「科學的」經濟學家樂於進行擴大政府的實驗，為什麼不嘗試一下「縮小政府的實驗」？

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每天都有更多證據證明 Bill Kauffman 在《Chronicles》雜誌中的妙語：「那些住在美國的人與那些運作美國的人之間存有巨大鴻溝。」我們這些住在美國的人都堅信，我們的稅率太高，政府支出和稅收正在蠶食我們的物質生活，被用來支持不斷增長且充滿騙子和揩油者的寄生性軍隊，這種政府帶來的負擔讓我們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停滯不前。

那些運作美國的統治精英，包括引進「科學」的尖端技術經濟學家，當然，以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待美國的問題。這些經濟學家精英的任務，是替利維坦的統治規則道歉，然後對統治精英發出指導，冷靜地說出自己的反主題：「美國的麻煩是稅收太少。」

相對於這一說法所引起的合理怒喊，精英是進步又「科學」。我們這些典型的土包子狹隘、自私，且貪婪地想從搶劫的收稅員手中保有一些我們自己的錢。而他們那些精英既明智又全知，與我們狹隘又自私的抵抗相比，他們只關心共同利益、全民福利還有公共福祉。如果指出他們版本所謂的共同利益，疑似與那些技術經濟精英狹隘又自私的利益一致，就是把我們自己與當代最糟的用詞相關連：「歷史陰謀論」。

最近出現的許多（如果不是全部）呼籲加稅之經濟學家的帶頭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T 的 Robert M. Solow、哈佛大學的 Benjamin Friedman，以及卡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Charles L. Schultze。（“Economists See Long-Run Need to Raise Taxes,” New York Times, Jan. 27, 1992.）大多數經濟學家使用的常見策略，是指稱歐洲或其他地區的稅收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高於美國。霸凌。如果是那種推理，為什麼不指稱蘇聯的輝煌經濟成就？蘇聯政府的產出吸收且構成了所有的國家資源。

再仔細一看，Solow 等人的主張是重播 Galbraith（加爾布雷斯）的舊論文與他在 1958 年《The Affluent Society（富裕社會）》暢銷書裡的宣傳。《The Affluent Society》提到美國的私營部門繁榮且興旺，而公共部門或「社會」部門則骯髒又混亂。假設繁榮和效率僅取決於所花費的資源，Galbraith 總結：「太多」被用在私營部門，而「太少」用於公共部門。因此，Galbraith 呼籲資源大規模從私人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

這種方案實施了 24 年後，對私營部門課徵越來越多的稅來養活日漸膨脹的公共部門，結果如何呢？追隨 Galbraith 學說的結果是什麼？顯然：公共部門的骯髒加重伴隨著私營部門的邊緣磨損。Solow、Galbraith 和其他人的答案是，我們仍然做得不夠，政府必須徵更多稅、花更多錢。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我們可以預期最終結果是蘇聯在 1991 年的經濟形勢。

這種胡說八道的關鍵謬誤，是假設政府開支與真正的儲蓄和投資相同，並確實是一種相對於私營部門的高級形式儲蓄與投資。Solow 與同夥們同意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認為生活水平的上升只能透過儲蓄和投資的增加，但他們對於儲蓄的想法出於集體主義且只能透過政府支出產生效應。

因此，紐約時報的釋義中，Solow 具有勇氣的結論是：「如果美國人想確保後代的生活比自己更好，他們必須學會減少消費，這意味著不用過的那麼好，增加儲蓄與投資。」不幸的是，由於高額稅收，他們的生活已不如從前，但這種犧牲對於國家的未來或他們的後代幾乎沒有幫助。Solow 的概念跟 Stalin（史達林）很像，國家打劫消費者、課稅，並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都為了永遠不會成真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相反地，在私人儲蓄與投資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沒有人被迫犧牲，那些願意儲蓄與投資的人可以這麼做，而那些順從內心渴望的人也能隨心消費。

接下來，這些經濟精英幾乎把每項政府支出都貼上尊貴的「投資」標籤。但與此相反，政府支出不是「投資」，就只是簡單地把錢花在感覺良好或是那些非生產性的統治精英的擴權。所有的政府支出都遠不比「投資」，實際上是政客與官僚的消費。因此，增加政府預算就是增加消費並減少儲蓄與投資，而削減預算的情況正好相反。

沒有什麼會比 Solow 跟體制派經濟學家主張增稅的呼籲更高貴、公共利益導向與「無私」。恰恰相反。

要怎麼解釋 Galbraith 主張的私人繁榮與公共骯髒差距，現在比 1950 年代更明顯呢？觀察沒有錯，但得出的結論是錯的。如果公共部門是大問題，難道答案一定存在這兩個部門的相對比較？難道答案不是擺脫或至少大幅萎縮公共部門的失敗？

簡言之，私有化公共部門，引人注意的骯髒就會迅速消失。如果任何人對此持懷疑態度，那就讓我們嘗試一段時間。把政府私有化個十年，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偉大的社會實驗」，最大化「科學中立」。大家贊成嗎？

【譯作】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文：吳莉瑋
圖：27147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ar on The Car》，談到柯林頓政府研擬的各種車輛管制，實際上是走向更大程度的集體主義，這種自由的被剝奪總是漸進式的，透過各種美其名的口號作為外衣，行限制人身與財產自由之實。

車輛戰爭｜The War on The Car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當前政治舞台迷人的特點之一是它的苦澀與幾乎前所未有的兩極化。一方面，最近幾個月顯然湧出的激烈基層民眾運動，根深蒂固地厭惡柯林頓總統這個人、他的思想、他的政治主張，以及所有與柯林頓和華盛頓利維坦（Leviathan）政府相關的事物。

這個運動的範圍廣泛，從農村居民到習性溫和的知識分子與教授，並體現在個人意見、基層活動與民意調查中。

柯林頓政府通常在這樣強烈的流行運動下會看準風向並謹慎行事。離奇的是剛好相反，他們橫衝直撞且考慮不周，從而打造出越來越多的虛擬社會危機和馬克思主義說的「革命形勢」。

柯林頓政府一直試圖壓制對手的言論自由。最近兩個明顯的例子：第一是柯林頓計畫推動法案，將遊說（lobbying）的定義擴大到包括幾乎所有的基層政治活動（這將意味著強制註冊、登記等繁瑣的規定）。幸運的是，這個「遊說改革」法案於眾議院通過後在參議院的「阻撓」下胎死腹中。

其次，是住房及城市發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採取系統性法律行動，嚴厲打擊那些反對公共房屋發展的「無家可歸者」在社區的政治言論與集會自由。HUD 將這種自由的基本政治活動視為「歧視」因此「非法」。雖然HUD在備受輿論強力批評下收回對這些公民的法律騷擾，但 HUD 從來沒有承認這麼做是錯誤的。

最近的柯林頓式極權主義尚未被完全釋放。白宮似乎設立了一個叫做「白宮車輛論壇」委員會的諮詢小組，計畫將在 9 月提交建議。「車輛論壇」的需求源於車輛污染的威脅。

汽油中已經去除那些被妖魔化的化學元素鉛這個事實，或者說，聯邦政府已經犧牲汽車安全來提高引擎燃油效率，對這些人一點用也沒有。安撫激進的大規模集體主義社會運動是不可能的：收益或優惠只是鼓勵他們並養大他們的胃口來要求更多。對於車輛論壇的人也是，車輛污染依然如以前那樣具有嚴重威脅。

車輛論壇諮詢小組包括常出現的嫌疑人：柯林頓的政府官員、環保人士、有同情心的經濟學家，和一些車業走狗。除了對「耗油」的車輛徵收更高的稅外（問：有什麼車是小酌汽油而不是狂飲？），還有些創新的想法正研擬中：

提高持有駕照的最低年齡；

強迫超過某個年齡的駕駛人要放棄駕照；

訂定每個家庭擁有車輛數目的最高限額；

強制執行車輛通勤者的選擇性上路日。

簡言之，汽車強制配給、強迫某些群組停止駕駛、強迫他人停止使用那些他們被慷慨允許擁有的車輛。

如果這不是極權主義，那還有什麼有資格？如果美國公眾會被「奪槍者」激怒，那他們也會等到他們認識到利維坦正來奪走他們的車！

現在，當然，討論了這些想法的白宮助手向新聞界承認，一些「狂野想法」將被委員會夭折。難道這是我們保護自由唯一的依靠？

同時，一如往常，唯一公開批評這些思考來自左派，喃喃說著這些車輛論壇參與者行動速度不夠快。山巒協會（Sierra Club）的 Dan Becker 抱怨：「白宮每嘟噥一秒，就有數百加侖的汙染物被送到空中。」誰知道？也許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的萬年局長 Dr. David Kessler 可以發布燃料排放被發現「有毒」，然後政府就可以一夜禁止所有車輛。

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場車輛戰爭並非始於發現汙染。對私家車的憎恨在左翼自由派間流行了幾十年。它首次出現於看來似乎是次要的審美觀抱怨：1950 年代凱迪拉克的魚鰭式尾翼。那些攻擊恐怖尾翼的墨水和精力的數量相當驚人。

但左翼自由派很快就出現無關尾翼或污染的抱怨。他們憎恨的是個性化、舒適，甚至是豪華的私家車運輸方式。

相對於鐵路，汽車解放了美國人在集體主義獨裁下的集體運輸：被迫在巴士或火車上摩肩擦背的「交叉式民主」，與主導的固定時間表及固定車站。相反地，私家車讓每個人擁有「王者之路」，他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沒有義務要為了鄰居或「社區」清掃。

此外，司機和車輛擁有者能舒適又豪華地擁有這些奇蹟，比他的「民主派」同胞幾小時的擁擠時間更愉快。

因此，系統性私家車戰爭開始，並轉入高擋。如果他們不能直接拿走我們的車，他們可以用燃油效率、汙染、鍛鍊身體等名義，甚至是以美學說服並強迫我們使用更貴、更小、更輕，但是安全性較差且豪華與舒適度更低的車。

就算他們勉強讓我們暫時保有車，他們也可以把駕駛變得更困難來懲罰我們。但現在，柯林頓的人馬們從各方面趨向集體主義，從醫療照護、搶奪槍枝到攻擊言論自由與吸煙者的權利等，都證明他們從來沒有放棄。

與歷屆政府不同的是，他們不知疲倦、無情，什麼都不放過。昨天，「如果你讓他們來搶我們煙或槍，接下來他們就會來搶我們的車」的口號看來似乎荒謬得誇張。但現在，這種前景看來變成合理的政治現實寫照。

【譯作】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文：吳莉瑋
圖：Alan Cleav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美國在 1986 年稅收改革法案中提倡關閉漏洞並刪除稅收抵免，造成大多數納稅人的稅額增加，但希望到來，保守派在自由主義者呼籲大幅補助雙薪家庭的托育服務的絕望中，重新召回曾經被自己的改革法案丟到垃圾桶的「稅收抵免」，Rothbard 期望著，如果可以的話，把「漏洞」擴大到整個稅收制度將有多好。

重返稅收抵免｜The Return of the Tax Cred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現代自由主義者以簡單卻有效的方式運作：自由主義者發現問題。這並不是艱鉅的任務，世界上有很多問題等待我們發現。這些問題的根源：我們不活在伊甸園，能實現我們目標的資源是稀有的。因此：65 歲以上有 X（有待社會學研究發現）數量的人患有倒裂刺「問題」，超過兩億美國人有買不起夢想 BMW 的「問題」。發現「問題」後，自由主義研究員檢視它，並擔心它成為全面「危機」。

典型程序如下：自由主義者找到兩三個腳氣病案例。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腳氣病受害者的照片，然後被宣傳要戰勝腳氣病爆發恐懼的直接郵件廣告淹沒。十年後，數十億美元的聯邦稅收投入腳氣病研究、腳氣病治療中心、腳氣病疫苗，以及其他有的沒的，然後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令人不安的潛在事實：腳氣病數量比以前更多。一些認為聯邦用於腳氣病的資助是在浪費時間、金錢甚至反生產性的觀點，被迅速忽略。相反地，自由主義者記取的教訓是腳氣病的威脅比他想得更嚴重，必須要快速增加三倍的聯邦資助。此外，他指出，我們與腳氣病的鬥爭，已有 200,000 名訓練有素的腳氣病專家，正準備將餘生奉獻給豪華聯邦資助的偉大事業。

那些認為政府沒有義務「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被說成「不感性」和「缺乏同情心」。一些保守派抓住精明的尾隨策略。他們只好同意：「是的是的，我們也相信所謂社會危機的緊迫性，我們感謝您的呼籲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我們相信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透過增加政府支出與稅收，而是允許私人和團體以稅收抵免的方式花錢解決問題。」

總之，讓人們保有自己的錢，然後把錢花在倒裂刺、BMW 或防治腳氣病的研究上，社會危機就會得到解決。雖然基本的哲學問題被迴避，至少人們被允許自己花自己的錢，稅會減少而不是增加。雖然人們事實上仍沒能保留他們的錢，但至少稅收抵免是從政府走向私人的值得歡迎的一小步。

然而，一切都在 1986 年改變。保守派加入自由主義者的行列，嘲笑稅收抵免是「補貼」（彷彿讓人們花自己的錢和給他們別人的錢是相同的事情！），並擺稅收抵免當成「漏洞」來拒絕，視為崇高單一稅理想的破口。保守派現在不再試圖盡可能降低稅收，改採統一的「公平」理想，讓每個在社會上的人都受到同樣的痛苦。

1986 年的稅收改革法案，應該要簡化稅收表格並在不改變總收入的情況下帶來公平。但是，當美國人終於穿過稅收表格叢林後，他們發現這一切複雜到連 IRS 都搞不清楚，而且大多數人發現他們繳的稅增加了。而且還沒有稅收抵免來慰藉心靈。

但希望還是有的。自由主義者在 1988 年發現的危機，取代去年的遊民問題還有前年的餓肚子問題，是自由派的骨幹中產階級雙薪家庭無法負擔托育服務。因此，他們呼籲要調用多達數十億的稅金，讓那些收入較低、單薪家庭的納稅人被迫補貼較富裕的雙薪家庭。福利國家正在行動！

在絕望中，保守派並沒有準備要說（a）這個問題跟政府無關，或（b）如果政府廢除最小法定空間、照護執照等規定，托育服務將會更便宜也更豐富間。保守派迎回我們被遺忘的老朋友：稅收抵免。不僅對專業托育服務，也針對選擇在家裡照顧孩子的母親。

讓我們祈禱稅收抵免將全面回歸。然後我們就可以復甦這個失落的策略，不是「關閉漏洞」而是不斷擴大，廣泛地開放，讓每個人都能開著麥克貨車壓過它們，直到整個聯邦稅收制度成為一個巨大漏洞的絕妙時刻。

【譯作】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Fri, 01 Feb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文：吳莉瑋
圖：Dave Dugdal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談到稅制改革中，人民被名目用語轉移注意力，變成相互糾察，想要別人付得比自己更多，而非團結一制關注政府減稅。這種慣用手法雖然老舊，但似乎每次都頗有成效。

最近稅收分配的討論重點被集中在「公平分擔」或所謂「補貼」，是將轉移民眾注意力的聰明手段，真正的問題是：稅收對每個人都是負擔與壓迫。「稅收改革」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盡可能降低每個人的稅額，轉移到確保其他人支付「公平份額」且不受「補貼」的偉大聖戰上。

稅收抵免與補貼｜Deductibility And Subsidy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雷根政府的稅收「改革」中，最有爭議的方面之一（因為它涉及數十億美元），是消除聯邦所得稅中針對州稅與地方稅的稅收抵免。其論點在於，在稅收抵免下，州稅較少的公民「補貼」州稅較多的公民。由於補貼被推定為不幸且非市場中立，刪除稅收抵免被視為追求中立與趨近自由市場運作。對手做出明顯的答复，認為所得稅應針對淨所得課徵，刪除稅收抵免意味人們的同一所得被兩度徵稅；一次是聯邦政府，另一次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

但是，與此同時，補貼的主張並未獲得充分討論。改革支持者正操弄「補貼」的語義。補貼，一直以來都是指某組人被徵稅，並將這筆稅金轉移到另一組人手上，換言之，就是彼得被徵稅來支付保羅。但是，如果被壓迫的紐約市民因為稅收抵免而繳較少的稅，那他們是以什麼方式被「補貼」？這一切都只是紐約市民辛苦掙來的財產受到比原先較少的掠奪罷了。把這種情形說成「補貼」，意思就像強盜在高速公路上毆打了某人後，慷慨地給受害者坐巴士回家的車錢一樣。讓你保有自己的錢，怎麼能稱為「補貼」？

只有一個假設能成立。那些想要消除稅收抵免（不僅州稅或地方稅還有許多「漏洞」）所隱含的假設是，政府擁有我們所有收入與財產，如果讓我們保持部分或者是比以前多一些，才構成非法的「補貼」。或者，更確切地說，聯邦政府要從目標身上收集一定的稅收，該筆金額不知怎地出現在石頭上，而那些付得比這個武斷隨機數字還少的任何人或團體，就會被貼上標籤。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減稅才會等同於補貼。這的確是個奇怪的論點。沒有任何理論能夠證明支付該筆指定數目有那麼重要，甚至能覆寫人身與財產的權利，凌駕人們有權保留所獲財產的概念。

最近稅收分配的討論重點被集中在「公平分擔」或所謂「補貼」，是將轉移民眾注意力的聰明手段，真正的問題是：稅收對每個人都是負擔與壓迫。「稅收改革」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盡可能降低每個人的稅額，轉移到確保其他人支付「公平份額」且不受「補貼」的偉大聖戰上。這樣一來，長期受苦的民眾，被鼓勵自己打自己，努力要讓別人的稅額增加，而不是團結起來一起關注與監督，讓稅額盡可能降低。這種納稅人大聯盟，只能在同一默契下維持，不管誰被減稅或減多少，都沒有人或團體受到增稅影響，所謂的稅是指人民被迫支付政府，不管它們被稱為稅收、費用、貢獻或「關閉漏洞」。

【譯作】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Thu, 3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文：吳莉瑋
圖：ecstaticist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此文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班機壅塞與意外頻傳，原因乃是政府機場服務的不合理定價與空中管制服務壟斷的結果，並揭露呼籲監管的背後動力乃是親卡特爾的主張，再次主張鬆管的自由不能走回頭路，最後也提出解決航空堵塞的建議，私有化機場與空中管制服務。

航空業再監管的幽靈｜The Specter of Airline Re-Regul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沒有理論的經驗主義是在蘆葦上建立搖搖欲墜的自由。如果管制航空系統「不管用」，而放鬆管制似乎有點用，那萬一數據被風吹偏到另一側會發生什麼事？近幾個月來，擁塞、延誤、一些戲劇性意外，航空公司間接二連三的破產與合併，讓那些從沒接受放鬆管制的國家主義者與既得利益者心頭一亮。從而呼籲航空業再監管的叫喊聲已不脛而走。

航空業鬆管始於卡特政權並在雷根手上完成，幅度之大讓民用航空委員會（CAB）不是簡單地削減或限制，而是廢止。CAB從成立之初就開始卡特爾化航空業，一方面設定遠高於自由市場水準的固定費率，另一方面嚴格限制新成員加入航空業與授與少數受青睞公司選擇航線的特權來實施供應配給。一些航空公司獲得政府特權並人為性提高票價，而競爭對手不是被阻止進入該領域，就是收到CAB回絕他們繼續操業的申請而歇業。

放鬆管制有趣的一方面，是專家失敗地預測自由市場的實際運作。沒有運輸經濟學家可以預測到輻射狀交通系統迅速崛起。但一般的市場運作則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市場競爭加劇、票價下降、消費者數量增加，以及航空市場瀰漫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折扣與優惠。幾乎每週都有新的航空公司進入該領域，而舊的與低效的航空公司破產並出現公司合併，航空市場經過幾十年的僵化政府卡特爾後，快速轉移到高效率且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服務。

那為什麼還出現再監管的攪和？（撇開前卡特爾或希望加入特權世界的準卡特爾。）首先，很多人忘了，競爭有益於服務消費者與提高效率，但它讓官僚與低效率無處遁逃。經過幾十年的卡特爾，低效率或那些沒能適應競爭風氣的航空公司不可避免的會倒閉，但這也是好事。

洗牌和兼併也恢復了那些準卡特爾們精心培育的古老謬誤。由於航空公司數目瘋狂地下降，因此，我們正在「回歸」到CAB時期的「壟斷」。難道不需要一個新的CAB來「執行競爭」？但這忽視仰靠政府特權的壟斷或大企業，與在自由競爭下取得主導地位的企業，這兩者間的關鍵區別。政府維護的企業必然低效且是進步的負擔，而自由競爭的「壟斷」企業憑藉的，是相比現有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具有高效率、低價格與更好的服務。就算是荒謬地幻想世界上只剩美國而沒有其他各地航空公司出現自由競爭，避免政府干預這個自由市場公司仍至關重要。

請注意，簡言之，親卡特爾所說的是：他們說政府施加強制性的低效率壟斷非常重要，要避免未來一段時間在自由競爭下可能出現的高效率壟斷。以此觀點著眼，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對那些卡特爾外，呼籲再監管與卡特爾化一點意義也沒有。

事實恰恰相反，現在最重要的是將鬆管擴大到歐洲領域，並結束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這個國際卡特爾。IATA嚴重損害歐洲的內部運輸，把航空公司的票價保持其高無比。

那些飛機壅塞、班機延誤還有意外頻傳等放鬆管制下不受歡迎的副作用呢？首先，典型的競爭會降低票價，並將航空旅行帶到遠比以前廣大的大眾市場。因此，這意味著，我們這些以前只會坐滿飛機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商務旅客，現在要面對的是坐滿飛機的學生、帶著所有財產的遷徙民族，還有喧鬧的嬰兒。但是，如果放鬆管制結束昔日的高尚空中旅行，使空中旅行變得更實惠，那麼，我們這些想要回到舊時代高尚設施的人，只需要支付頭等艙的價錢或者是租賃自己的飛機。

班機延誤、意外事故與事故危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們只是因為鬆管後的自由競爭刺激而造成。這些日益增加的活動已經達到某個瓶頸，這個瓶頸是由政府造成的而不是自由，而這些政府殘留的影響不僅導致還加劇了問題。

主要困難點有兩個。一個是在這個國家中沒有私人擁有與經營的商業機場，這些機場都由各級政府擁有（除了最糟糕的杜勒斯機場和國家機場是由聯邦政府擁有與經營）。政府經營機場的方式就像他們經營其他事項一般：糟。具體而言，政府沒有合理定價的動機。後果就是，政府機場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提供他們的主要服務－飛機降落和起飛的跑道。

結果就是壅塞與尖峰時間的跑道短缺，而它們採先到先得的空間配給政策，更是確保加劇延誤的惡性循環。民營的機場會合理地定價以在最大限度內提高收入，尤其是在尖峰時段，讓航空公司可以購買保證充裕的時隙，並在黃金時段將生產性較低的私人飛機擠出跑道。但是，政府的機場沒有這樣做，為了尊重私人飛機擁有者在政治上的強大遊說，反而繼續補貼跑道的價格。

順利使用航道的第二大障礙，是重要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被聯邦政府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國有化。一如往常，政府提供勞動服務的效率遠低於對消費者需求敏感的民營企業。雷根總統早期去工會化的壯舉，讓人忽略了空中交通管制服務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重要事實，因此，每個空中旅客都面對著不斷增長的安全威脅。

在所有政府控制與監管的情況下，為了自由的治療是更多的自由。只作一半的鬆管措施遠遠不夠。我們必須有敏銳的洞察力與勇氣進行全面性動作：在航空公司這個案例中，私有化商業機場與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譯作】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Thu, 31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文：吳莉瑋
圖：sm. carus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Rothbard 介紹全錄（Xerox）發跡與重新整頓提高競爭力的故事：

全錄的成功故事代表著堅定孤獨的發明家完成的輝煌紀念碑。也是小公司如何創新並競逐巨大公司，而在成為巨大公司後仍能重新思考並追上新興競爭者的活見證。最重要的是，全錄的故事是自由競爭與自由企業的貢獻，簡言之，當人們被允許自由地思考、工作、投資與發揮精力時的成果。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自由齊頭並進。

管用的競爭：全錄25年｜Competition at Work: Xerox at 25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25 年前，在美國社會與全世界的商業圈中發生了一場革命性事件。這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沒有任何人被處決。全錄 914（Xerox 914），世界上第一台完全自動化的普通紙複印機在紐約市公開展出。

在那之前已有笨拙又複雜的影印機，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在特製的粉紅色紙上印出模糊的最終產品。全錄公司的出現正式揭開影印時代，他們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在十年內，「xerox」這個字已經陷入非商標的危機，成為普遍性的通用術語。

許多人甚至是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大型且高度資本化的公司總是能勝過小公司的競爭。沒有什麼能遠離真理。在全錄剛成立前幾年，攝影行業的主導者是巨大的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至少在美國。然而，全錄（Xerox）卻不是柯達、其他大型企業或大規模研究機構所發明或開發。相反地，它是紐約市專利律師切斯特．（Chester Carlson）1938 年時的個人發明。卡爾森在他的公寓廚房內做初步實驗後環顧四周，想要找到企業來商品化他的發明。他首先想到柯達公司，柯達告訴他，這個發明沒有用，它複雜的研發很貴，而且沒有潛在市場很小！其他 21 個大公司包括 IBM 也給卡爾森同樣的回答。他們是「專家」，怎麼可能是錯誤的？

最後，紐約州羅徹斯特的一個小公司在 Xerox 計畫上賭了一把。在 1947 年，一間年營業額少於 700 萬美元的相紙製造商哈羅依德公司（Haloid Co.），向卡爾森購買專利權，並花費 2,000 萬美元與 12 年時間，打造 1959 年發表的致命武器 Xerox 914。Xerox 914 的首席工程師霍勒斯．貝克特（Horace Becket）解釋說：「從技術上說，它看起來不像勝利者…然而我們做到大公司沒辦法做到的事。這和賭骰子沒有差別。」小企業可以競逐大企業，並比巨頭更創新。

哈羅依德公司（Haloid Co.）變成哈羅依德全錄公司（Haloid Xerox Co.），最後變成全錄公司（Xerox），它成為 1960 年代偉大的商業與股市成功故事。到了 1970 年代初，它佔據幾乎所有的新興且巨大的影印機市場，而它在 1983 年營業額為 85 億美元。但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全錄公司（Xerox）也變得越來越龐大、官僚與緩慢，使得日本以 Savin 影印機成功侵略影印市場。透過原創小企業的加速競爭，全錄公司的市占率在 1975 年下降到 75%、1980 年到 47%，並在 1982 年只剩不到 40%。投資分析師評論說：「他們的產品老舊。他們措手不及。」

在商業世界裡，甚至連巨人都不能長期停滯不前地穩站。在困難中，全錄公司以全新改良的 Marathon 影印機系列回擊，並在 1983 年達到自 1970 年以來的第一次市占率上升；而這個記錄在 1984 年顯著提高。

所以，祝全錄生日快樂！全錄的成功故事代表著堅定孤獨的發明家完成的輝煌紀念碑。也是小公司如何創新並競逐巨大公司，而在成為巨大公司後仍能重新思考並追上新興競爭者的活見證。最重要的是，全錄的故事是自由競爭與自由企業的貢獻，簡言之，當人們被允許自由地思考、工作、投資與發揮精力時的成果。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自由齊頭並進。

【譯作】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文：吳莉瑋
圖：vgm8383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Rothbard 把美國從開國的自由放任小政府系統，逐漸走向今日的中央集權大政府的過程，簡單精要地進行回顧。

體制派仍然持續卡特爾、控制、管制、移交政府業務給偏好企業，並紓困拯救他們心愛的騙子和輸家。它仍然在玩「夥伴關係」的老遊戲，當然，犧牲的仍然是我們。

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Government-Business “Partnership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府與企業的夥伴關係」，其實是舊概念的新包裝。我們常常未能理解大政府的意思，正是成立這種有益於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夥伴關係」，或者說，有益於某些受到政治青睞的企業與團體。

我們都知道，十六至十八世紀西歐的「重商主義」，是一種高稅收、龐大官僚與廣泛控制貿易與工業下的大政府經濟體系。但我們往往忽視許多的控制實質上是徵稅，限制消費者與大部分的商人和製造者，授予壟斷、卡特爾，並貼補受政府青睞的團體。

例如，英國國王可能授與 John Jones 壟斷英國境內所有撲克牌的生產與銷售。這意味著，任何試圖生產或銷售，與 Jones 相競爭的行為，都是非法，結果可能會被槍斃，以維護 Jones 的壟斷。

不管 Jones 的這種壟斷，是因為他是國王特別喜愛的表弟，還是因為他在國王授與壟斷期間內為預計可獲利的特權而支付國王款項。早期的現代國王，就像任何情況下的所有國家政府，長期缺錢，而銷售壟斷特權則是一個受青睞的籌資方法。

公眾特別討厭的一種常見特權銷售，是「税款承包（Tax Farming）」。國王，實際上把徵稅的權力「私有化」，並出售在國內的特定年間收稅的權力。想想看：我們怎麼會喜歡它，例如，聯邦政府放棄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把若干年內收取所得稅的權力出售或外包給 IBM 或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我們真的希望被民營企業有效率地徵稅？

考慮到 IBM 或通用動力公司將為了這種特權提前支付可觀費用，這些企業將有充足的經濟動機進行無情的徵稅。你能想像我們會有多討厭這些公司呢？我們對於公眾有多痛恨稅款承包商多少有概念，這些承包商在公眾心目中並不享有主權或王權的神秘感。

在進行私有化的激情中，我們應立即停止，並思考我們是否希望某些政府職能私有化從而提高效率。難道這真的更好？例如，納粹把奧斯威辛或貝爾森集中營發包給克虜伯家族（Krupp）或法本公司（I.G. Farben）？

美國從一開始就比任何歐洲國家相形自由，因為我們是在反抗英國重商主義的控制、壟斷特權和課稅下建國。不幸的是，我們在南北內戰期間開始趕上歐洲。在可怕的自相殘殺衝突中，林肯政府看到國會中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被南部各州的分裂給消滅，他便抓住機遇，推動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與其前身輝格黨（Whig Party）長久以來珍視的國家主義與大政府方案。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整個 19 世紀中，民主黨不管在經濟上或是其他事務，都是自由放任主義與政府（特別是聯邦政府）分權主義的支持者。輝格共和黨則支持政府與企業夥伴關係的「美國制度」。

在南北戰爭的掩護下，林肯政府推行激進的經濟變革：高額保護性進口關稅、高額菸酒消費稅（他們認為是「罪惡稅」）、大量補貼新建橫貫鐵路（龐大鐵路興建與土地取得都透過腐敗的體系供應）、聯邦所得稅、廢止金本位並發行不可兌的法定貨幣（greenbacks）來支付戰爭，以及相對於先前自由銀行系統的準國有化銀行系統－國家銀行系統（National Banking System）。

這樣一來，小政府、自由貿易、無消費稅、金本位以及 1940 到 1950 年代間自由的銀行系統，都被它的反面給取代。這些改變大多是永久的。關稅和消費稅仍在；對非經濟性且過度建設的橫貫鐵路的補貼，結束於 1873 年的經濟大恐慌，但它在失去社會關注的情況下仍在 20 世紀持續影響鐵路。最高法院宣布所得稅違憲（不過被憲法第十六條修正給逆轉）；戰爭結束後花了 14 年才返回金本位。

我們從來沒能擺脫國家銀行系統，在此系統中，只有一些聯邦政府特許的「國家銀行」獲准發行票據。所有民營與州營銀行都必須將儲備金存入國家銀行，允許這些國家銀行進行金字塔式通貨膨脹性信貸。而國家銀行則把儲備金放到政府債券並進行膨脹。

這個系統的總設計師是杰．庫克（Jay Cooke），他是腐敗的共和黨政客薩蒙．蔡斯（Salmon P. Chase）長期的金融靠山。當蔡斯成為林肯政府的財政部長時，他立刻任命贊助人庫克來壟斷承銷所有在戰爭期間發行的政府債券。庫克透過這種壟斷中成為千萬富翁投資銀行家，並被稱為「大亨」，這替他遊說國家銀行法（National Banking Act）增加了許多力道。國家銀行法為庫克的債券提供內建市場，因為國家銀行可以透過債券進行信貸膨脹。

「國家銀行法」在設計上是中央銀行的中繼站，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並進入二十世紀後，這個系統的失敗，使得體制派們進一步推動實施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聯邦儲備系統成為新重商主義、卡特爾化，及政府與產業合作夥伴關係的一部分。從 19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時代，重新實施所得稅、聯邦與州等各級地方政府規章、卡特爾、中央銀行，以及戰爭時期的集體經濟「夥伴關係」。這個舞台是為了我們都非常清楚的中央集權制度所搭建。

老布希政府實行老共和黨傳統：加稅、通貨膨脹、推動廉價紙幣系統、不斷地擴大控制，並通過聯邦儲備系統將通貨膨脹與監管控制延伸至國際貨幣和貨品。

東北佬共和黨體制派仍然持續卡特爾、控制、管制、移交政府業務給偏好企業，並紓困拯救他們心愛的騙子和輸家。它仍然在玩「夥伴關係」的老遊戲，當然，犧牲的仍然是我們。

【譯作】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文：吳莉瑋
圖：badbrot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anic on Wall Street》，提到「內線交易」並沒有真正的受害者，而是自由市場的本質，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知識在市場上進行活動，讓能最大效率運用資源的人獲益，能力不好的人退出，進而達到生活水平提高。

問題就在，此種自由市場活動會讓某些既存的低效率大公司受到威脅，因此，這些權力精英們合作促成「內線交易罪」的概念，這種「罪」，其實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實質上，只是政府與老企業用來打擊威脅到自己地位的競爭者的工具，到處都有「內線交易」，但是真正被「定罪」的總是當代不握有權力的人，可悲的是，眾人還為「公平」而群起歡呼。

華爾街恐慌｜Panic on Wall Stree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正瀰漫猖獗的恐怖統治與眾人歡呼。街上的路人說：「應該把那些傢伙鎖起來然後丟掉鑰匙。沒有什麼足以懲罰他們。」那些傑出的人士正被手銬帶出他們的豪華辦公室。傳世的起訴書與包括監禁的嚴重懲罰。最可惡的這些人會（a）被強迫解職；（b）被罰款億美元；（c）被禁止從操舊業；和（d）可能面臨五年監禁。媒體與幾乎每個人，都對這種過輕制裁感到遺憾。

這些邪惡的罪犯是誰？大屠殺的兇手嗎？強姦犯嗎？蘇聯間諜？轟炸餐廳或綁架無辜的恐怖分子？沒有，顯然地比這些更糟糕。這些危險又險惡的人都犯了「內線交易罪」。一個知識淵博的律師對紐約時報解釋說：「想想，要你是看著導師之一被聯邦執法官帶走的年輕投資銀行家。這將是非常有力的影響，或許會讓你了解，對政府而言，內線交易和持械搶劫一樣嚴重。」

這名律師的說法滑稽可笑，但它實際上仍低估情況。武裝搶劫犯通常都受到我們的司法系統嬌寵。專欄作家和社會工作者擔心他們的青少年身份、他們與父母間的摩擦、他們缺乏正確督導等等。他們得到幾個月的緩刑後繼續搶劫或破壞。但沒有人擔心投資銀行家和內線交易者可能破碎的家庭，也沒有社會工作者在那裡握他們的手。他們接受全部的法律威力直接被送到監獄。

內線交易和其他犯罪的主要區別，是內線交易這種「罪行」沒有受害者。內線交易哪裡可怕？很簡單，它使用卓越知識在股票或其它市場賺錢。這是件可怕的事？但是，這是企業家精神與自由企業制度的主要內容。

我們生活在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世界裡，能力較佳的企業家賺取利潤，而無知的企業家則蒙受損失並退出市場。這不僅在金融市場發生，也發生在一般商業環境中。商人為了避免損失、追求利潤而承擔的風險，是一種商人自己的自願性選擇。這個過程不只是自由市場的本質，而是市場透過獎勵有遠見者，並「懲罰」無知的短視者，讓資本資源落入知識足夠且高效率的操作者手中，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

內線交易，並沒有像搶劫或謀殺那樣的受害者。假設 A 持有 1,000 股 XYZ 公司股票，並希望出售這些股份。B 有「內線消息」，知道 XYZ 將與 Arbus 公司合併，因此每股面值預計將增加。B 因此以每股 50 美元購買 1,000 股；假設 B 是正確的，很快就宣布合併，使 XYZ 每股股價上升到 75 美元。B 售出股票並獲得每股 25 美元或 25,000 美元的利潤。B 因為內線消息而獲利。但是 A 是受害者嗎？當然不是，因為就算沒有內線消息，A 仍然會以每股 50 美元賣掉他的股份。

唯一的區別可能是第三方 C 也可能買到這些股票並獲得 25,000 美元的利潤。當然，不同的是 B 靠的是知識，而 C 只是幸運。但是，對經濟來說，把資本資源讓擁有知識與遠見的人持有，難道不是把資本資源讓剛好只是幸運的人持有更好？再者，A 沒有因為 B 的內線消息而損失一毛錢。

因此，簡言之，內線交易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有的話，內部交易者應該被譽為自由市場的英雄，而不是被逮捕。

但是，你說，一些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知識的人，靠這些知識獲取利潤是「不公平」的。但是，哪種世界觀會把一些人知道得比別人多稱為「不公平」？這是平等主義者的世界觀，認為某人在能力、知識、收入或財富等各方面相對其他人的優勢，是某種「不公平」。但是，人不是螞蟻、蜜蜂或機器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與別人不同，能力、才華與財富也就有所不同。這是值得欽佩與保護而不是破壞的人類特質，破壞這種個體獨特性將會導致自由與文明本身的滅亡。

目前華爾街上空的恐怖統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層面。言論自由與隱私權這兩個珍貴的人類財產已經消失。華爾街的人們害怕彼此交談，因為在喝馬丁尼時嘟囔著「嘿，吉姆，XYZ 看起來像快被收購」，甚至是「Arbus 將要推出熱門新產品」，都很可能意味著起訴書、巨額罰款和監禁。那些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勇敢守護者跑去哪了？

當然，華爾街人士的交談與內線交易根本不可能杜絕，就連擁有至上執法權力的蘇聯，也無法杜絕持異議者或「黑市（自由市場）」外匯交易。將內線交易（或最近投資銀行家被起訴的「貨幣走私」）入罪，作用只是頒給聯邦政府狩獵許可證，獵捕任何不被允許與那些權利精英進行政治與財力鬥爭的個人或公司。（正如取締食物就是狩獵那些不被允許吃東西的人一樣。）起訴書內的那些投資銀行家都是失權者，並不令人意外。

具體而言，現實是，自去年 11 月起，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基德爾皮博迪（Kidder Peabody）和高盛（Goldman Sachs）陸續受到聯邦政府的野蠻毆打。這不是偶然，在這些公司融資的收購出價行為下，得益的是股東，犧牲的是低效的老式企業管理精英。聯邦政府打擊這些相關企業，與老式企業站在同一戰線，然後看著那些忌妒他人聰明與富有，並被破壞性「平等概念」給蒙蔽的美國公眾歡呼。

【譯作】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文：吳莉瑋
圖：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市場失靈」這個詞常伴隨「呼籲政府管制」出沒，更進一步看，呼籲政府管制的這些號召者大多是正受到新興競爭者威脅的既有市場利益者，「呼籲政府管制」形同養小鬼的雙贏策略。不幸的是，「市場失效」的原因恰恰是「政府管制」，不管是價格管制、特許營業證或者是實行強制配給等等形式，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

機場擁塞：市場失靈的案例？｜Airport Congestion: A Case of Market Failur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媒體又一次吹捧沒完沒了的「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成功故事」。傳統的故事結構是，未受檢驗的資本主義貪婪與自私行為造成某個嚴重的問題，然後明智又有遠見的政府機構，以公眾利益為重看得更深層，介入並糾正這個問題，政府的聖人規定為了公眾利益，溫柔但堅定地犧牲私人利益。

最新章節始於 1984 年夏天，媒體揭露公眾正在相比於去年增加 73% 的班機延誤中受苦。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和其他政府機構而言，這個問題的根源顯而易見。因為今年年初解除了航班數量配額限制，回應這種鬆管，短視的航空公司為了追求自己的利潤，在高報酬的尖峰時間中過度增加航班。擁塞與延誤發生在大型或常用機場，集中於尖峰時段的幾個小時。FAA 很快就明確表示，如果是航空公司本身沒有拿出一個可接受的計劃，它威脅要實施詳細的分鐘制最高限額，規定每個機場的起飛和降落數量。在此當頭棒喝下，航空公司想出了一個預計十月底會正式批准的「自願」計劃，並在尖峰時段實行航班限額。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據說再一次取得了勝利。

然而，真正的冒險故事卻不太獲得歡呼。航空業從一開始直到 1978 年，民用航空委員會（CAB）實行強制的卡特爾，讓他們青睞的航空公司瓜分路線並嚴重限制競爭，以保持票價遠高於自由市場價格。由於 CAB 主席兼經濟學家卡恩（Alfred E. Kahn）的努力，在 1978 年通過「航空解除管制法」，鬆管航線、航班和價格，並在 1984 年底取消 CAB。

事情的真象，是 FAA 以前僅限管制國有化空中交通服務，自那時起接棒 CAB 的卡特爾。當雷根總統在 1981 年職業飛航管制人員組織（PATCO）罷工期間解僱幾個飛航管制人員的同時，一個鮮為人知的後果是，FAA 以配給稀少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的名義，強制實施各機場的最大航班數管制。FAA 在 1984 年初 PATCO 危機解除後退出，但現在他們又以「擁塞」之名回來。

此外，配額管制已對六個主要機場生效。帶頭呼籲管制的東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它在甘迺迪機場與拉瓜迪亞機場的服務最近幾年受到新興的人民快捷航空公司（People’s Express）的強力競爭。人民快捷航空公司讓紐華克機場從幽靈機場晉升六大機場之一，與拉瓜迪亞機場、甘迺迪機場、丹佛機場、亞特蘭大機場及芝加哥的奧黑爾機場共列。實行「自願」配額，不意外地會大幅降低紐華克機場的尖峰航班數（從 100 到 68），並在實際上增加甘迺迪機場與拉瓜迪亞機場的尖峰航班數。

不管如何，尖峰時段擁堵難道就是市場失靈？每當經濟學家看到短缺，他們被訓練要立即檢視是否存有低於自由市場價格的限價管制。果然，事情就是如此。我們必須理解這個國家的所有機場都由政府擁有與經營，除了杜勒斯機場和國家機場由聯邦政府經營外，其他都由地方政府經營。政府並不像民營企業一樣，政府對實現最大利潤的合理定價沒有興趣，而是受到其他政治上的考量影響。因此，每個機場收取的「插槽」（跑道上著陸和起飛點）費用，遠低於私有化情況下的市場出清價格。因此，擁塞發生在寶貴的尖峰時段，因為私人公司的小型噴射飛機佔用了大型商業客機的空間。

機場擁堵的正解是市場出清價格，讓尖峰時段的起降費用遠高於非尖峰時段。這個辦法能夠在完成任務的同時鼓勵競爭，而不是像 FAA 那樣透過強制分配價格低估的空間而削弱競爭。但這種合理定價只會出現在機場私有化時，政府退出低效政治控制時。

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領域得進行私有化。FAA 主持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是一種聯邦政府的強制性壟斷。儘管 FAA 承諾要將管制量回到 1983 年罷工前的狀態，但空中交通管制員的人數比罷工前少 19%，而這些人試圖處理比以前多 6% 以上的流量。

再次，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空中交通管制私有化。沒有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飛行員、飛機製造公司和所有其他方面的航空業可以私有化，但是不知怎的，空中交通管制卻必須保持國有化服務。私有化後的空中交通管制，FAA 加入 CAB 所處的被遺忘的歷史垃圾堆中不遠矣。

【譯作】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Wed, 30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文：吳莉瑋
圖：Mechanekto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Rothbard 揭露左派自由主義者還有現存大企業家對於新興的競爭威脅所做出的一致反映，也就是尋求政府制定限制法規，讓那些帶來競爭威脅的對手胎死腹中。

邁可．米爾肯從經營那些風險高、利率高，但是公司前景佳的小公司債券發跡（後來這類債券被媒體抹黑成垃圾債券），這些債券的利率高只是因為它們通常為市場接受度低所以較難籌措資金的新興公司，由於新興公司債券雖然「可能有高風險」，但其產品、公司前景甚至是產業競爭力卻不一定輸給大公司，因此，對效率低落的大公司而言簡直就是致命威脅。

由於米爾肯的高效率操作，不僅讓許多小公司獲得需要的資金，也讓投資人獲得高額利潤，到後期，甚至能夠對大型公司進行「蛇吞象」的槓桿收購，此種作法脫離傳統的銀行體系融資，因此，他也成為大銀行的眼中釘，最後，那些媒體加上權利精英們動員起來把他送進監獄裡。

米爾肯只是替需要資金的小公司找資金，而投資公司也是出於願意承擔風險獲得高收益的出發點進行自願合作，何罪之有？

這些建制派的老式反應很一致，首先，動員媒體刻意進行公共形象抹黑，把他塑造成「貪婪典範」，為立法的「民意基礎」鋪路，接下來，搞定立法部門的口袋，訂立更多有利於建制派的管制法規，最好是帶刑責，搞定一人的同時順便防堵往後的其他競爭威脅，最後，號昭「社會學者」與司法一起進行公審，執行隔離監禁外加輿論撻伐。

邁可．米爾肯與權力精英｜Michael R. Milken vs. The Power Elit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快問快答：以下世界著名男性有什麼共同的特點：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與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一個因寫書譴責富裕而暢銷致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一個賣車輪的億萬富翁，與神話般握有政經大權的洛克菲勒世界帝國，會有些什麼共同價值觀？

你會相信對「資本主義貪婪」與賺錢的憎恨？是的，至少這種憎恨發生在某個賺錢的華爾街債券專家身上：邁可．米爾肯（Michael R. Milken）。在紐約時報八月的一篇文章，放棄了他們珍視的客觀性面紗，出現標題「華爾街也付不起的工資」（1989年4月3日），而上述三位男士每個都賺超過米爾肯在 1987 年所賺的 5.5 億美元。當然，正是加爾布雷斯，聲討現代美國資本主義下的「金融過失過程」。

更有趣的是億萬富翁川普與洛克菲勒。川普坐在自己的高位上，假惺惺地宣布米爾肯的工資「少很多錢也會幸福」，接著表達他的「驚奇」，說他的前雇主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竟然「允許某人如此獲益」。好吧，很容易看出川普的意識形態錯亂。我們可以用經濟術語說，公司基於米爾肯的「邊際價值產品」支付此數額是合理，或簡單地說，米爾肯值得，否則德崇證券不會從 1975 年到今年都愉快地如此安排。

事實上，米爾肯值得，是因為他一直是非常有創意的金融創新者。在 1960 年代，現存的企業權力精英經常以低效率營運他們的企業，這些精英由大衛．洛克菲勒帶頭，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收購要約的威脅。這些收購要約，是外部資金對公司股東進行競購，以對抗現存的無能管理精英。

而現有的企業精英一如往常地要求政府援助與紓困，聯邦政府親切地在 1967 年通過了「威廉姆斯法案（Williams Act）」（以因 Abscam 事件被送進監獄的新澤西參議員命名）。在威廉姆斯法之前，收購的出價可以快速、安靜且不麻煩地進行。然而，1967 年的法案嚴重打擊收購出價，如果某個金融集團積累超過5%的特定公司股票就得停下來，並公開宣布它打算安排收購要約，然後等待一段時間才能繼續進行計劃。米爾肯只是透過發行高收益債券（以下簡稱「槓桿收購」），來復活並蓬勃發展收購的概念。

這種新的收購過程激怒了洛克菲勒型企業精英，並同時使米爾肯與他的雇主變得富有，米爾肯的雇主具有良好的商業意識，在建制派的憤怒下仍支付傭金並雇用米爾肯。在這個過程中，德崇證券從小型的三線投資公司，搖身一變成為華爾街的巨頭之一。

建制派因為許多原因嘗到苦頭。那些與現有低效率企業精英綑綁在一起的大銀行，發現那些竄起的收購新貴可以透過在公開市場上浮動高收益債券來脫離銀行體系。這種競爭，也替發行與交易低收益債券的藍籌股公司帶來不便，這些公司很快地就說服建制派媒體盟友，將那些高收益競爭與「垃圾」債券相關連。

米爾肯等人，除了替自己獲利外，還替整體經濟與消費者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功能。或許有人會認為，據稱贊成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和作家會毫不遲疑地抓住這一事實。在這個案例中，透過這種企業家的行為，可以將資本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從低效率的操作者手上轉往高效率的操作者手上，對所有人都是好事，當然，對那些效率低下的老警衛精英不是，那些宣稱對自由市場的奉獻，並不能阻止他們借用聯邦政府的強制力，試圖抵制或粉碎高效率的競爭者。

我們也應該檢視像加爾布雷斯這樣的左派自由主義者的明顯虛偽。從 1932 年，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合著的《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開始，那些左派自由主義者紛紛替股東的困境落下鱷魚的眼淚，股東控制公司的權利被那些不對消費者也不對股東負責的管理精英給剝奪。這些左派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聲稱，如果由股東控制的資本主義可以恢復，他們將不再傾向社會主義或政府嚴格控制的企業與經濟。

伯利與米恩斯的論文是荒謬的過度緊張，但只要它是正確的，或許有人會認為，左派自由主義者會熱烈歡迎出價收購、槓桿收購和米爾肯。至少，這是個簡單的方法讓股東掌握公司的控制權，把低效或腐敗且減少股東利潤的管理階層踢出去。但是，左派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歡迎米爾肯等人帶來的新財務系統嗎？我們都知道，事實恰恰相反，他們憤怒地譴責這些暴發戶為可怕的「資本主義貪婪典範」。

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對米爾肯的評價更是顯著揭示：「這種非經常性收入，不可避免地令人質疑我們的金融體系是否哪裡不平衡。」洛克菲勒怎麼有種譴責高收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幾年前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富有繼承者或資本高收益者傾向於支持累進所得稅，因為他們不希望那些靠個人工資或薪水發跡的新競爭對手不斷出現。像洛克菲勒或川普那樣的人，很明顯地並不會因為高收入而感到震驚，另他們震驚的是以老方法賺錢，即，透過高額個人工資或薪水。換句話說，透過勞動收入。

是的，洛克菲勒先生，這個震驚司法部與證交會的米爾肯事件已在華爾街進行了好幾年，也提出了許多有關的現行政治與金融體系運作的問題。它揭露的嚴重問題，是現有的金融與企業精英享受著不平衡的政府權力，他們可以說服聯邦政府強制壓迫、削弱，甚至監禁人們，其唯一的「罪刑」是透過將資本轉移到高效率操作者的手中賺錢。富有創造力與生產力的商人受到騷擾和監禁的同時，強姦犯、強盜還有那些殺人犯正享受自由，確實，有些什麼事情錯得很嚴重。

【譯作】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Tue, 29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文：吳莉瑋
圖：Thomas Leutha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Rothbard 提出兩個建議，改善政府債券對資本市場的不良影響，一個是學 19 世紀英國發行不支付本金的永久高息債券（Consol），另一個是政府宣布不認帳不清償。私以為，前者仍然是無底洞（雖然相形於目前的以債養債），而後者則是唯一解，還有加碼往後沒人想借錢給政府優良思想種子。

所羅門兄弟銀行醜聞｜The Salomon Brothers Scanda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金融醜聞總是可口、戲劇性又充滿樂趣，尤其是當醜聞擊垮那些傲慢又具侵略性的社會獅子時－所羅門兄弟銀行的負責人約翰．古弗蘭（John Gutfreund）還有他的員工。加碼這種樂趣的，是觀賞正義英雄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急著進入華爾街，努力地想要挽救世界。巧合的是，他的父親是我的老朋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與親金本位的已故眾議員－霍華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但是，當我們稍歇揶揄古弗蘭先生的慘跌時，我們可能要更深入地思考問題。

首先，所羅門兄弟銀行（Salomon Brothers）做了什麼事情，值得拔下那些別在高階主管肩上的勳章？他們操弄發行規則而大規模取得政府債券這點，似乎不值得這樣歇斯底里。為什麼所羅門只是切割規則就不行？問題是所羅門可能已經暫時壟斷了市場上的新國債？那又如何？為什麼他們不能犧牲競爭對手來賺點錢？

所羅門兄弟銀行（Salomon Brothers）唯一不可接受的行為，是他們未經客戶知情或同意就在債券訂單上簽署客戶的姓名。這肯定是值得譴責的欺詐行為，但是，需要再一次指出，這種欺詐不能當成財政部實施愚蠢的最大採購條例的理由。

如果這一切都是所羅門在搗鬼，是否意味著政府債券市場運作良好？恰恰相反。這種小題大作隱藏了更根源但沒有人譴責的事實：幾十年來，美國財政部授予特權。政府挑選極少數的債券交易商並指定為「一級交易商」。然後，財政部不在公開市場銷售新發行的國債，而是把大批量國債出售給這些一級交易商，再讓他們轉售到市場。

同時，這些接受財政部舒適又持續的特權大債券交易商，聚集成立了具有影響力的遊說卡特爾團體－公共證券協會（Public Securities Association），曾稱為一級交易商協會（Primary Dealers Association）。

當然，財政部聲稱，透過這些指定的一級交易商能更有效率，因此能更便宜地資助發行的債券。但可以肯定的，這個舒適封閉的夥伴關係與利益衝突，更甚於其聲稱的好處，整個過程看起來就像卡特爾特權。一小群大經銷商透過犧牲規模小的競爭對手而獲得利益。

此外，政府債券市場具有更深層的問題。國債曾經在資本市場上只占小部分，但現在卻規模龐大，對所有信貸和資本蒙上不良影響。現在美國公債總額達 3.61 兆美元1，每天有不低於 1,170 億美元的債券經轉手。但是，政府債券市場蓬勃發展代表私人資本和信貸市場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私人儲蓄，從生產性投資中被吸走，丟到政府開支浪費與反生產力的鼠洞裡。

我們真的想要一個平穩運行與高效率的政府債券市場？這值得懷疑。相反地，政府債券市場蕭條，可以少一點儲蓄被丟到鼠洞裡，多一點儲蓄被引導到可以提高生活水平的生產性投資。

關於政府債務對資本市場的不良影響，我們必需嚴謹思考。如果這種債務完全消失豈不是更好？一個有益的改革方法可以參考，19 世紀時，英國龐大的政府債務債期不是半年、五年或二十年，而是永久債務或「金邊債券（Consol）」，永遠都不會到期。

這種金邊債券支付永久利息但不支付本金。如果英國政府希望減少公共債務，它可以用財政盈餘回購並取消一些金邊債券。將目前的債務換成這種金邊債券，意味著政府將不會繼續回到債券市場贖回本金再重新舉債，因此私人信貸與投資的排擠效應會小得多2。當然，因為不贖回本金，政府將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但為了減輕資本市場的債務負擔，這算是小代價。

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另外一種更根本的方法－激進的傑佛遜解決方案：否定債務然後記到帳上。毫無疑問，否定債務將嚴重打擊債券持有人；但另一方面，想想美國納稅人將被取消的負擔！想想儲蓄和生產性投資的激勵！或許有人會說，在這種惡意破產聲明後，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想借錢給財政部。這不是件好事嗎？一個人們以任何原因拒絕信任或投資政府運作的世界，將成為對抗中央集權誘惑的快樂世界。

國會正評估是否要為了所羅門兄弟銀行的醜聞對債券市場進行進一步嚴厲控管。然而，應該先消除政府的市場特權，例如一級交易商的卡特爾還有政府債券的廣泛市場。至於其他地區的經濟，那些追求自由的共產主義國家，政府最好的路線不是規劃新的計畫或法規，而是不淌渾水，越快越好。再次，政府可以為經濟帶來好處的最好方式就是消失。

註 1：原文發表於 1991 年 11 月，2013 年 1 月 10 日時，美國公債總額約 11.577 兆美元。數據來源為維基百科 United States public debt 條目。

註 2：不過隨著赤字擴大，政府也可能不斷發起新的金邊債券。

【譯作】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Tue, 29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文：吳莉瑋
圖：Usonia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Rothbard 破除一些有關股市崩盤的各種說法，並提到這種經濟衰退是政府進行通貨膨漲的必然結果，衰退來得越早，清算過程也就越短，政府唯一需要作的事情，就是什麼都不作。

關於股災的九大迷思｜Nine Myths About The Crash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自從 1987 年 10 月 19 日的黑色星期一後，市民被政客、經濟學家、金融家還有各類專家提供的各種不相關與矛盾的解釋和建議給淹沒。讓我們試著整理並反駁一些有關股災的性質、原因和補救措施的廢話。

迷思 1：這不是股災而是「修正」。

暈倒。市場從八月底開始就處於虛擬的崩潰狀態，從泡沫高峰開始轉跌。而黑色星期一純粹就是九月初以來收縮過程的封印。

迷思 2：股災發生的原因是股價被「高估」，現在這種高估已經被治癒。

迷思 2 替迷思 1 增加哲學謬誤。把股票價格下跌歸因於股價高估，相當於古老的謬誤，把鴉片讓人睡著的原因「解釋」成它有「讓人入睡的力量」一樣。把定義奇蹟般地蛻變成「原因」。根據定義，股價下跌意味著先前被高估。那又怎樣？這個「解釋」不能告訴你為什麼股價被高估或低估，也不能告訴你這個世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迷思 3：這次股災的原因是電腦交易，因為它和股指期貨相關連，造成股市容易波動。因此，任何的電腦交易、股指期貨或這兩者，應受限制（或不合法）。

這是代罪羔羊的變種，用「電腦錯誤」替「人為錯誤」脫罪。它也是勒德謬論（Luddite fallacy）的變種，把人為錯誤怪罪現代技術，並拿著撬棍破壞新機器。人們交易並替電腦寫程式。此外，「磁帶」比「黑色星期一」的動作還晚了數小時，電腦起的作用很小。而股指期貨則提供投資者很好的工具來對沖股價的波動，它值得歡迎而不是被限制，而它是其競爭對手的代罪羔羊－股災真正原因的老線交易。責怪股指期貨或電腦交易，就像射殺帶來市場財經壞消息的使者。這種反應是為了封鎖消息而停止交易的威脅（有時是現實），一個可憐但徒勞無功的嘗試。香港交易所關閉了一個星期，試圖阻止股災，當它重新開放時，結果是更嚴重的股災。

迷思 4：股災的主因是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

胡說八道。貿易逆差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實際上沒有收支逆差，如果美國的進口大於出口，這些差距必須以某種方式支付，而支付的方式是外國人以美元投資，因此，資本將流入美國。如此，巨額貿易逆差導致零收支逆差。

外國人投入大量美元資金在財政部的赤字、房地產與工廠等處已經好幾年了，這是好事，它使美國人比在其他可能的情況下享受更高價值的美元（因此有更便宜的進口）。

迷思 4 的倡導者說，可怕的是，美國在最近幾年成為債務國而不是債權國。這有什麼不好？美國從立國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都是債務國，這伴隨著人類歷史上幅度最大的經濟成長、工業增長，以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迷思 5：預算赤字是股災的主因，我們必須努力減少赤字，透過削減政府開支、增加稅收，或者兩者同時進行。

不幸的預算赤字造成許多經濟問題，但股災不是其中之一。某個政策很糟並不代表所有經濟問題都是它造成的。基本上，預算赤字與股災不太相關，一如巨額預算赤字與 1987 年的股市繁榮不太相關。現在，加稅是自由派與保守派凱因斯主義者最喜愛的補救措施。說到這，有一個原始的（或經典的）凱因斯主義觀點被神奇地忘記了。怎麼能透過加稅來治好崩潰（或衰退）？

加稅顯然會對在崩潰中步履蹣跚的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增加稅收來治癒崩潰，是不被哀悼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計畫主要政策之一。我們想要重播？那些認為加稅能夠「安定」市場的想法顯然是出於雲中天國（Cloud Cuckoo-land）。

迷思 6：應削減預算，但幅度不能太大，因為大減政府支出會引發經濟衰退。

不幸的是，我們不用擔心政府開支會大幅削減。這種削減將有卓效，不僅是因為削減本身，而是因為能減少政府支出所做的那些非生產性的蠢事，因此把社會資源轉到較低比例的消費與較高比例的儲蓄與投資。

增加儲蓄與投資相對於消費的比例，以緩和經濟衰退，是奧地利學派所提出的補救措施，可以減少糾正清算時必然出現的經濟衰退強度，在經濟衰退時期，市場將清算因為通膨性銀行信用擴張所造成的不健全投資。

迷思 7：為了彌補崩潰並避免經濟衰退，我們需要大量的貨幣通膨（委婉說法為「流通性（liquidity）」）和低利率。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的完全正確，在股災發生後大量注入信用額度，並宣布美聯儲將確保銀行、市場與整體經濟具有充足的流通性。（從凱因斯主義者到「自由市場倡導者」，都採用了這個傳統經濟策略的變種。）

在這個模式中，格林斯潘和聯邦政府提出治癒股災與未來衰退的解藥，透過在經濟中注入那些引起這場疾病的病毒（通膨性信貸擴張）。再一次重覆，用通貨膨脹治療通貨膨脹這種事，只會發生在雲中天國。簡單地說：股災的原因是美聯儲過去幾年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造成的信貸繁榮。頭幾年，在通貨膨脹的第一階段，實際價格上漲幅度小於貨幣的通貨膨脹速度。這也是典型的通貨膨脹愉悅期，也是廉價又豐富的貨幣供應伴隨適中物價上漲的「雷根奇蹟」。

到 1986 年時，那些抵消通貨膨脹並保持低物價（美元異常高價與 OPEC 崩解）的主要因素，在經濟調整過程中消失。下一個不可避免的步驟，恢復並加速物價上漲，通膨率從由 1986 年的約 1% 上升至 1987 年的約 5%。

因此，對於預期通膨即將加速的敏感市場，利率在 1987 年開始大幅上升。一旦利率上升（這和預算赤字關係很小），股票市場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之前的股市繁榮，建立在搖搖欲墜的 1982 年低利率基礎。

迷思 8：美聯儲不明智的緊縮貨幣政策，從 1987 年 4 月到崩潰前平緩的貨幣供應量，促成此場股災。

這裡有個重點被完全扭曲。持續六個月的平緩貨幣供應，或許使得經濟衰退不可避免，並增加了股市暴跌。但是，貨幣緊縮是件好事。除了奧地利學派以外，沒有其他學派的經濟思想認識到，一旦通膨性銀行信貸熱潮開始，糾正與清算不健全投資的經濟衰退就不可避免，而且這種清算越早越好。

經濟衰退越早來臨，需要清算的不健全投資就越少，就能越快結束經濟衰退。處理經濟衰退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不干預、不膨脹且不規範，盡快地讓經濟衰退完成清算。試圖干擾經濟衰退，無論是通膨或是管制，都只會延長或惡化衰退，就像 1930 年代一樣。然而，學者、所有學校的經濟學家還有兩黨政客，一致同意地衝到協定政策：通膨與管制。

迷思 9：股災之前主要的危險是通貨膨脹，美聯儲緊縮貨幣是對的。但股災之後，我們必須換擋，經濟衰退變成主要的敵人，因此，美聯儲要開始至少要通貨膨脹到價格迅速通膨為止。

這整個分析，滲透媒體與政府體系，假設了 1970 年代以及過去兩個重大經濟衰退的重要事實與教訓，從來沒有發生過：即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 1970 年代被丟到歐威爾的忘懷洞，政府又再一次丟出凱因斯主義者的菲利普斯曲線，這個菲利普斯曲線說不定是現代經濟學中最重要也最荒謬的錯誤。

菲利普斯曲線假設選擇只有兩種（1）經濟衰退加失業，及（2）嚴重的通貨膨脹。如果有人想用菲利普斯曲線的語法來形容現實，則是相反：這兩種選擇是（1）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更大的經濟衰退，或（2）兩者都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是另一個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而格林斯潘的反應表明，這將是一個彌天大謊。

【譯作】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Mon, 2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文：吳莉瑋
圖：Express Monorai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Eisnerizing Manassas》，Rothbard 分析迪士尼的馬納薩斯樂園爭議，揭露該計畫假借「自由市場」的名義，但實質上為傷害「自由市場」的政府擴權行為。

馬納薩斯戰場為美國南北戰爭的重要歷史地點，該項計畫首先要求當地政府提供龐大的補助支援，在「實際投資」前就以經濟開發之名搶劫納稅人，接著，迪士尼所聘用的馬納薩斯樂園主要顧問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更是惡名昭彰的「反南營」歷史學家，遑論能夠講述馬納薩斯戰場的「真實歷史」。這項馬納薩斯樂園計畫（Disney’s America），後來在各界反對聲浪中，於 1994 年取消計畫。

艾斯納化馬納薩斯｜Eisnerizing Manassa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許多保守派和自由市場倡導者認為，利潤、自由市場、沒有靈魂的資本主義與賺錢，和傳統價值、對於文化的奉獻與歷史名勝之間，存在固有的衝突。一方面，自產階級自誇金錢第一，另一方面，也有人心懷舊念。

資本主義開發與保存舊有價值兩者間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衝突，最近一次是發生在紀念戰爭可怕的神聖馬納薩斯戰場。迪斯尼公司希望建立一個占地三千英畝的主題公園，距離馬納薩斯戰場僅五英里。

支持迪斯尼的是維吉尼亞州當局與「保守」共和黨州長喬治．艾倫（George Allen），把這個新的主題公園當成維吉尼亞州的開發與「創造就業」，並同時將馬納薩斯戰場的歷史教訓故事傳達給數百萬計的遊客。維吉尼亞貴族與歷史學家則為了維護美國的遺產齊聚一堂，環保主義者以及派翠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等舊保守主義者（Paleoconservatism）也群起反對迪士尼主題公園。

難道，這不恰恰顯示出，右翼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意志論者是正確的，而布坎南等舊保守主義者只是經濟進步車輪前的沙子，所以傳統與自由市場經濟不相容？

答案是「不」。的確存在只考慮金錢利益的沒有靈魂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但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倡導者肯定不在其中。「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本身並不是產品，也不會單獨存在。關鍵問題始終是：「效率」是為了追求什麼，或者是符合什麼價值？「成長」又是為了什麼？

在迪士尼的馬納薩斯計畫中，有兩點很重要。首先，不管它是什麼，他都不具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者是自由市場經濟開發的意義。

迪士尼此舉並非全然是購買土地並投資主題樂園。與此相反，迪斯尼要求維吉尼亞州用超過 1.63 億美元的納稅人的錢，提供預定地的周邊道路與其他「基礎設施」。因此，這個計畫並不會提供自由市場增長，而是國家補貼的增長。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要維吉尼亞州的納稅人要提供給迪斯尼公司超過 1.6 億美元的補貼？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自由市場增長，而是補貼、國家主導的相反。

第二個問題是預期由維吉尼亞州納稅人所補貼的主題樂園內容。當華特．迪斯尼（Walt Disney）還活著時，迪斯尼的作品絕大部分是特別針對孩童製作的迷人且有益的內容。自從迪斯尼去世後，迪斯尼被邁克爾．艾斯納（Michael Dammann Eisner）收購，而迪斯尼的作品內容也被庸俗化，變得越來越無益。

此外，由於馬納薩斯是歷史古蹟，而迪斯尼樂園將會講述歷史，重要的是要問什麼維吉尼亞州的納稅人想創造什麼歷史。他們即將資助的歷史，唉，正計算著要讓愛國維吉尼亞人的背脊發涼。這段歷史將不再以傳統迪士尼的方法講述；而是平淡無奇但親美的形式。將是庸俗的歷史、多元文化主義的歷史，跟政治正確的歷史。

這個可悲的事實，從迪士尼選任的歷史學家可以證明：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將擔任馬納薩斯主題樂園的主要顧問，並決定這個樂園要講述的歷史內容。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馬列主義歷史學家，這個國家研究南北內戰與重建時期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沒有人比他更惡名昭彰。

方納（Eric Foner）狂熱地反南營並惡性抹黑南營的主張。他令人難以饒恕地，將偉大的梅爾．布拉福（Mel Bradford）抹黑成膽敢批評林肯（Abraham Lincoln）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種族主義者」與法西斯。

方納（Eric Foner）為惡名昭彰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與運動家的紐約市方納家庭成員之一；菲利普．方納（Philip S. Foner）是共產主義主導的毛皮工人工會領袖；莫．方納（Moe Foner）是共產主義主導的醫藥工人工會領袖；還有兩個是馬列主義歷史學家；菲利普．方納（Philip S. Foner）也是以勞工運動者立場出發，寫述美國勞工歷史的作家。

馬納薩斯的艾斯納化與方納化，在任何層面上，都與自由市場意識型態或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無關。這個詆譭南營的厚顏無恥中央集權計畫應該要停止：以保守主義與純正的自由市場之名。

再次，就像假冒「自由貿易」的名義所推動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一樣，最重要的，是仔細看清楚貼在「自由市場」標籤下的究竟是什麼。通常，實質內容是與「自由市場」完全不同的東西。

【譯作】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Mon, 28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文：吳莉瑋
圖：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Rothbard 列出柯林頓政府如何以偽裝成經濟理論的荒謬謊言來哄騙民眾，同時指出此種普遍性的蕭條原因在於美聯儲的信用擴張，而此種巨幅信用擴張進入股市與債卷市場後，Rothbard 也提出他的預測：面臨衰退與崩潰的股市。此篇文章發表於 1994 年，而 2000 年的網路泡沫崩潰還有 2009 年的金融危機，似乎也可悲地一再重覆證明 Rothbard 預測的「通膨性繁榮崩潰」。

股票、債券與傻瓜的操作｜Stocks, Bonds, And Rule by Fool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政客、編制經濟學家還有那些財經媒體從來沒好過的經濟頭腦，在最近幾年跌落新低。這種混亂、自我矛盾與普遍性地腦殘，從未如此猖獗。現在幾乎任何事件都可以歸咎於任何原因，有些甚至是幾周前還完全相反的理由。

如果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同一個分析師會在說明一件事時提到長期利率將很快提高，並在說明另一件事的時候提到長期利率必然降低：以充滿信心又絕對權威的語氣，宣告每一個充滿矛盾的陳述。公眾沒有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更別提政客）簡直是一大幫傻瓜和騙子而解僱他們，真是一個奇蹟。

在過去的一年半中，柯林頓政府為了讓每一篇財經新聞都充滿樂觀，這種偽經濟的哄騙方式，已經加碼變成編造的胡言亂語。失業率上升？這是好事，你看，因為失業率上升意味著通貨膨脹的威脅減少，通貨膨脹的威脅減少意味著利率將下降，利率將下降意味著失業率將很快下降。而且，我們不再把裁員稱為「失業」，我們叫它「企業瘦身」，這意味著經濟上會得到更多的生產力，所以很快就會降低失業率。

此外，在柯林頓學以前的經濟學，所有的經濟學思想都認為，經濟衰退期間的增稅是「不好的」。但柯林頓在經濟衰退期間的巨大增稅卻變成經濟傑作，你看，因為這將降低赤字，而降低赤字也就會反過來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會帶我們走出經濟衰退。

什麼，你說，不像柯林頓保證的那樣利率下降，利率其實漲了？不過沒關係，因為，你看，高利率會檢核通貨膨脹，然後讓利率下降，所以我們一直是正確的！然後，下降就是上升，上升就是下降，一圈又一圈，沒人知道會停在哪裡。

任何看起來理智的經濟現狀評估都讓問題更糟，因為這些評估都基於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自封「科學」方法紀錄的商業周期，而這些資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被視為聖經。在此架構中，注意力被放在找出精確的商業週期高峰日與低谷日，忽視了這兩個日期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 1992 年某月被正式宣布為「低谷」後，其後的每一個期間在定義上都是「復甦」，僅管這個疲軟的「復甦」只比前一個「蕭條」好一厘米。然而，從常識的觀點看，事實上，假若我們只是比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候好一點點，這並不能被視為是「復甦」。

現在，讓我們嘗試消除當代兩個最常見也最令人震驚的經濟學謬誤。首先是低利率的迷戀。這讓我想起了二戰期間南太平洋地區開始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該地區的土著看到大鐵鳥從天上降下來，帶來了美軍士兵還有食物、衣服、收音機和其他物資。

戰爭結束後，美國軍隊離開了該地區，以前那些充足的物資也消失了。於是當地人運用高科技手段的經驗關連得出的結論，如果這些巨鳥被引誘回來，那些被熱切需要的物資也會一起回來。當地人建造出會搧動翅膀的假鳥，試圖「引誘」那些大鐵鳥回來。

同樣的，17 世紀的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看到荷蘭成為當時歐洲最繁榮的國家。在尋求了荷蘭繁榮的原因後，英國得出是荷蘭享受的低利率導致繁榮的結論。然而，還有更多合理的因果關係可以當成荷蘭繁榮的理論：更少的管制、更自由的市場和更低的稅收。

低利率，只是繁榮的現象，而不是原因。但是，許多英國理論家陶醉在他們發現的因果關係鏈，並呼籲政府強制推低利率來創造繁榮：將利率推到低於「自然」或取決於時間偏好的自由市場利率。然而，由政府強制而低於真正「時間偏好率」的利率，進一步造成嚴重的資源不當分配與市場扭曲。

另一個應該點破的，是金融媒體的全體失憶。在二戰發生前的過去，「經濟衰退」指的是價格、生產與就業的同步減少。然而，自二戰以來的每一個經濟衰退，價格，特別是消費品價格，則不斷上升。

簡言之，二戰後由金本位轉成廉價貨幣所伴隨而來的永久性通貨膨脹，使我們接連遭受幾個「通貨膨脹下的經濟衰退」，我們同時受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的打擊，經歷了這兩種情況的痛苦。然而，當消費者價格（或生活費用）在這半世紀以來從未下降時，最重要的事實「通貨膨脹式經濟衰退」反而被倒入歐威爾式「忘懷洞」，讓所有人都在通貨膨脹時鬆了口氣，因為「至少我們不會有經濟衰退」，或是失業率增加時「至少不存在通膨威脅」。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已經變成永久性的。

而每個人都遵照凱因斯主義的廢話「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即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彷彿那是仍然有效且不證自明的見解。人們什麼時候才會認識到，這種「權衡」的正確度，就像預測 1984 年蘇聯與美國會有相同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生活水平一樣。如果我們定神細看，那些正經歷高度通膨的愚昧國家（俄羅斯、巴西、波蘭），同時也遭受生產降低與失業；另一方面，像瑞士那樣幾乎無通膨的國家，同時享受接近零失業。

最後，總結我們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1980 年代，美聯儲展開了十年的銀行信貸擴張，而美國儲貸公司（Savings & Loans）的信用膨脹則加速此擴張。但是此時溫和上升的實際物價與 1920 年代的通膨性繁榮情況類似。1980 年代與 1920 年代末，美國與全世界都因為通膨性繁榮的「泡沫」破裂，經歷了漫長的經濟衰退，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來清除不健全的投資、降低工業商品的價格，還有重創集中在房地產市場的通膨熱潮。

為了要盡快擺脫衰退，美聯儲虛增銀行存款準備金並進一步推低短期利率：由於銀行信貸擴張速度高於持續處於低迷的工業經濟，結果反而造成股市與債券市場的人工繁榮。這兩年股票和債券價格的上漲顯然超出當前收入，而以下事情將要發生：要不是現實世界中的產業巨幅復甦來擔保高價股票，就是膨脹的金融市場面臨崩潰。

我們這些對不久後會有任何神奇的經濟復甦抱持懷疑態度與批評的人，同樣也懷疑政府操縱利率的可行性，而股票與債卷的持續大幅下跌，則在節目清單中。

【譯作】威士忌暴亂模式：當代適用嗎？｜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

Sun, 27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威士忌暴亂模式：當代適用嗎？｜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

文：吳莉瑋
圖：The National Guar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Rothbard 除了是經濟學家外，同時也是經濟史學家。由於歷史事件需透過主觀性的歷史紀錄來回顧與了解，因此，錯誤地詮釋歷史事件（甚至是扭曲事實）的情況或多或少都會發生。重要的是重新揭露事實，並且盡量以正確的角度詮釋。

威士忌暴亂事件的官方記載內容，在近期研究中被揭露許多錯誤，簡言之，威士忌暴亂並非如官方記載的地區性暴力拒絕納稅犯罪，而是全國性的和平拒絕支付社會運動，此事件的歷史意義，在於美國人民對抗政府掠奪並成功地捍衛自由與財產權。

威士忌暴亂模式：當代適用嗎？｜The Whiskey Rebellion: a Model For Our Tim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最近幾年，美國人的國家象徵、假期與紀念日，一致性地遭受打擊。華盛頓誕辰已經被人遺忘，並把哥倫布詆毀成邪惡的歐洲白人男性，然後強加給我們陌生又抽象的慶典。象徵「受壓迫族群」的英雄代表被製造出來，遊街示眾地擺在我們面前接受歡呼。

這沒有什麼錯，但是，這樣的過程推進中，漸漸掩蓋了一些重要的事，並埋葬了我們的過去。特別是，有個廣泛分佈的族群，不僅受到壓迫，還有越來越多的貶低和蔑視：倒霉的美國納稅人。

今年一個美國重要事件的二百週年：美國納稅人拒絕支付可恨的課稅，在這個例子中，是威士忌的消費稅。歷史學家對威士忌暴亂不陌生，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這場暴亂的真正性質與重要性，被它的朋友與敵人給雙雙扭曲。

威士忌暴亂起因的官方版本，是賓州西部四縣拒絕支付威士忌消費稅，這個威士忌消費稅由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 1791 年春所提議，是他為了解決聯邦所預估的公共債務而提出的聯邦消費稅建議的一部分。

賓州的西部居民無法賦稅，官方觀點說，直到抗議、示威，並遭遇一些加諸於課稅員的違規行為後，華盛頓總統號召了 13,000 人的軍隊，並在 1794 年秋鎮壓暴動。聯邦稅徵收機關擊敗了地區性但戲劇性的挑戰。聯邦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保持安全。

這個官方觀點完全錯誤。首先，我們必須深入了解當時美國人憎恨的「內部稅收」（相較於關稅等「外部稅收」）。內部稅收，指的是可惡的課稅員會在你的臉上與財產上，搜索、審查你的記錄與生活、搶劫及破壞。

英國對美洲徵收過最可惡的稅，是 1765 年的針對所有內部文件與交易所課徵的印花稅：如果英國一直保持這種令人憎惡的稅，美國革命會早十年發生，並受到更大的支持。

此外，美國人從英國反對黨身上繼承了可惡的消費稅；在英國徵收了兩百年的消費稅，尤其是蘋果酒稅，引起了騷亂和示威，人民高舉口號「自由、財產、無消費稅！」。對於一般的美國人而言，聯邦政府預設自己有徵收消費稅的權力，看起來和英國皇室的課稅並沒有很大的不同。

官方意見對於威士忌暴亂的主要失真處，是將拒繳範圍限制在賓州西部四縣。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們知道，當時在美國「偏遠地區」，沒有人繳納這項威士忌稅：這些地區包含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與南卡羅來納州及喬治亞州的邊陲地區，還有整個肯塔基州。

華盛頓總統和漢密爾頓部長選擇在賓州西部上做文章，正是因為在該地區有許多樂於收稅的官員。這樣的官員在其他州的邊陲地區甚至不存在；肯塔基州或其他偏遠地區沒有發生暴力行為，是因為沒有人要當稅吏。

威士忌稅特別受偏遠地區憎恨，是因為威士忌的生產與蒸餾在那些地區相當普遍；威士忌對於多數農家都是自家產品，經常被用來當成交易中的交換媒介，就像貨幣。此外，為了達到漢密爾頓的計劃，稅務著重在小釀酒廠。結果就是，許多大型釀酒廠支持此項稅政，因為它可以削弱規模較小也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

賓州西部僅是冰山一角。問題的關鍵，是所有其他的地區從來沒有支付威士忌稅。反對聯邦消費稅，是新興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以及和傑佛遜政權在 1800 年「改革」的主張。確實，傑佛遜總統在第一任期間的成就之一是廢除聯邦黨人的消費稅。在肯塔基州，那些威士忌稅逃稅犯很明顯地顯示這項稅收本身應被廢除。

相較於威士忌暴亂的地區化與迅速撫平的說法，歷史事實與官方說詞有很大差異。那些美國偏遠地區的公民，都因為非暴力地拒絕支付威士忌稅而被逮捕。當地找不到法官願意為此定罪。威士忌暴亂事實上是廣泛且成功的，因為它最終迫使聯邦政府廢除消費稅。

除了 1812 年的戰爭期間，聯邦政府再不敢徵收國內消費稅，直到北營在南北戰爭期間把美國憲法重新解讀為中央集權的工具。這場戰爭的惡果之一，是針對菸酒進行永久性的聯邦「罪惡稅」，聯邦所得稅則沒什麼好說的，其可惡與暴政更甚消費稅。

難道以前的歷史學家不都知道這種普遍的非暴力反抗嗎？因為雙方都從事掩蓋事實的「陽謀」。顯然，反抗方不想因為他們實際上處於「非法狀態」而受到大量關注。

華盛頓、漢密爾頓和內閣們掩蓋了革命的程度，因為他們不希望宣傳自己的失敗程度。他們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試圖強制執行，或把部隊送到其他偏遠地區，後果是失敗。肯塔基州和其他地區也許會脫離聯盟。兩造雙方高興地掩蓋事實真相，而歷史學家則埋在騙局中。

因此，威士忌暴亂應該被視為自由與私有財產的勝利，而不是對抗聯邦稅收的勝利。這一課也許會激發後一代的美國納稅人，當他們受夠了彷彿舊日天堂威士忌稅或印花稅一般的政府掠奪和壓迫時。

註：對於威士忌暴亂有興趣的讀者，應參照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與 Steven R. Boyd, ed., The Whiskey Rebell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5)。Slaughter 教授據稱，一些在國會中反對漢密爾頓的對手認為：「該稅將解封哈耳庇厄的武器，在稅務署的作業下，刺探每個人的房產與個人事務，就像馬其頓方陣一樣擊垮阻擋在他們面前的對手。」不久後，反對者也預測：「襯衫沒課稅之前不能洗的時候將會來到。」

【譯作】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文：吳莉瑋
圖：focus2capture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opulation “Control”》，除了先談聯合國的各種活動，實際上儼然已經大步邁往另外一個不被任何人監督的專制世界政府，也把人口問題的謬論拿出來刷洗一番，一如政府的老把戲，魔鬼不在細節裡，而在讓所有人都忽略本來這些事情就不應該存在的前提裡。

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大多數人都對聯合國還有它無止盡的活動與會議感到興致缺缺，並認為它們是一些枯燥繁忙的工作，用來維持那些日益增加的免稅官僚、顧問與專家。

這都是真的。但危險在於我們低估了惡意的聯合國活動。在那些乏味的廢話背後，是一個持續又恆久的路程，走向由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傲慢官僚所主導的國際專制政府。費邊式的集體主義仍驅動這些人不屈不撓地爭取權力。

最近的展示是近期的「人口會議」，而明年則緊接著同樣不祥的「婦女大會」。聯合國今年會議的電視宣傳也預告明年的會議，並以幾十年來最白痴的恆真句為梗：「提高對婦女的生活水準會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準。」只要把這句話裡的「婦女」替換成「男人」，它的荒謬平庸就變得明顯。

人口會議的潛在問題與謬誤，已經在墮胎問題的憤怒中失焦。在這個過程中，很少有人質疑這個會議的基本前提：廣泛地主張在世界各地（至少是在不發達的國家）中，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過多。

然後，解決方案被委婉地命名為「人口控制」，而本質上則是利用政府權力，以鼓勵或強迫的方式，限制人口增長或人口上限。當然，從邏輯上講，那些反人類的狂熱分子（畢竟人口不就是人類所組成的？）應該支持由政府規劃大規模屠殺現有人口，特別是在據稱人口過多的發展中國家（或是第三世界這個舊術語）。但他們似乎被什麼給阻止，也許是可能會被指控「種族主義」。於是他們只好專注於限制未來的出生人數。

在反人口氛圍全盛時期的高峰，出現人口零增長（Zero Population Growth, ZPG）運動，呼籲終結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長，包括美國模式的簡單推導，警告在不久的未來，人口數目將增加到地球沒有空間容納的地步。

事實上，美國的人口零增長歇斯底里高峰期出現在 1970 年代初，他們被 1970 年公佈的人口普查打得一敗塗地，該普查顯示，人口零增長支持者實際上已經達到目標，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轉下。

有趣的是，同一批人只用了一點時間，就開始抱怨低人口增長率意謂著人口老化，然後未來誰要來養這些越來越多的老人？從這個時期開始，及早且「尊嚴」的老人死亡成為左派自由主義的教條之一。

人口零增長支持者的標準呼籲是一套強制性的限制，每名婦女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其後需由政府強迫絕育，或對違反規定的婦女進行人工流產。（中國的共產黨一如慣例，做得比人口零增長支持者的標準還好，1970 年代開始強制實施每個婦女只能生育一個嬰兒的限制。）

「自由市場專家」有效率地放緩極權主義的滑稽例子，是反人口狂熱者兼傑出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E. Boulding）的提議。博爾丁給出了典型的經濟學家「改革」。政府不強迫每個生育了兩個孩子的婦女絕育，而是每個婦女有生育兩個嬰兒的權利（出生時就有還是進入青春期才有？）。每個婦女都可以生兩個，每生一個就少一個，或是，如果她想要有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她可以在「嬰兒生育權的自由市場上」，從只想生一個或是不想生孩子的婦女手中購得多的嬰兒生育權。簡潔有力，不是嗎？那麼，如果我們先從原來的人口零增長計劃開始，再引進博爾丁計劃，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變得更好，因此達到「柏拉圖最適」？

雖然這些人口控制狂似乎放棄要控制先進國家的人口，他們在第三世界仍舉足輕重。的確，如果你看看這些國家，會看到很多人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中挨餓。但是，把人口數量看成此種現象的主因，是一個基本的謬論。

事實上，人口數目一般都隨著生活水平移動，而不是影響生活水平。當勞動需求與生活水平提高時，人口會增長，反之亦然。人口上升是一種訊號，隨之而來的是繁榮與經濟發展。例如，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香港，它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亞洲其他地區，包括人煙稀少的中國新疆省。

英國、荷蘭和西歐通常都有相當密集的人口，並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非洲其實人煙稀少。因為它的資本投資水平很低，以至於無法支持太多人口。批評者指出，盧旺達和蒲隆地的人口稠密，但問題是，他們是非洲的例外。羅馬帝國的首都擁有大量高密度人口，但在它崩潰的時期人口大為下降。對羅馬而言人口下降不是一件好事。與此相反，這是羅馬衰弱的一個跡象。

這個世界，甚至是第三世界，並沒有因為人口過多或是增長過快而受苦。事實上，世界人口的總量雖然還沒有下降，但是增長速度已經下降。第三世界的苦難，是因為缺乏經濟發展、缺乏私有財產權、政府強加的生產與控制，還有大量接受外援反而排擠私人投資。其結果是太少生產力儲蓄、投資、創業和市場機會。他們迫切需要不是更多的聯合國控制，無論是人口還是其他任何事，而是國際與國內政府的放任。人口將會自己調整。但是，當然，經濟自由是聯合國或其他官僚都不願意帶來的事。

【譯作】私有化｜Privatization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私有化｜Privatization

文：吳莉瑋
圖：Herr Olse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rivatization》，Rothbard 開心地看到政府開始以出售資產當成平衡預算的手段之一，對於政府難得出現的建設性作為（至少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建議政府應該加速資產私有化的速度，除此之外，我還另外加碼建議，順道解除各種行業的沒用政府管制或獨賣法令吧。

私有化｜Privatization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私有化」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近期的流行語。每一個公民課本裡說只有政府能提供的功能，例如監獄，都正被私人企業成功收購，並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終於，時髦的概念有點意義。

私有化本身是一個偉大且重要的事。它的另一個名字是「去社會化」。私有化能夠逆轉我們進行了將近一世紀的致命性社會主義轉化。把資源從政客與官僚等非生產者的強制性部門手中取出，並把這些資源交給自願性機構的創作者和生產者，是偉大的美德。留在私營生產部門的資源越多，那些寄生在生產者身上且降低消費者生活水準的負擔就越少。

狹義而言，私營部門永遠比政府更有效率，是因為私營部門只能靠高效率地服務消費者來取得收入。效率越高，收入與利潤就越高。相反地，政府部門的收入與效率或者是服務品質無關。政府收入是強制性地從納稅人身上提取，或透過通貨膨脹榨取消費者的口袋。在政府部門裡，消費者不是預計要服務或拉攏的對象，他們並不受歡迎，因為他們會「浪費」由官僚機構擁有或控制的資源。

在私有化過程中一切都是公平的。社會主義者曾爭辯說，他們希望做的事，是把整個經濟變成一個巨大的郵局。在政府壟斷的郵政業務帶來許多羞恥的今時今日，再沒有社會主義敢這麼認為。有個標準的說法是，政府只應做一些「私人公司或公民不能做」的服務。但是，他們不能做什麼？現在由政府所提供的每一種商品或服務，不管是現在或是以前，都成功地由民營企業提供。另一種說法是，有些「過於龐大」的活動，民營企業難以履行。但是，資本市場是巨大的，而且也有許多企業成功地集資進行需要遠比許多政府活動更昂貴的事業。此外，政府並沒有自己的資本，政府擁有的一切都是從私人生產者手中徵稅而來。

「私有化」作為融資鉅額政府赤字的手段，在政治上開始變得流行。的確，赤字不僅可以透過削減開支與增加稅收，也可以透過將資產出售給私營部門來減少。那些曾經嘗試要把政府資產增加來合理化赤字的經濟學家們，現在可以開始要求他們證明（最後市場出價到底有沒有造價來的多），要不就要求他們閉嘴：換句話說，開始出售這些資產來降低赤字。

很好。幾十年來，聯邦政府已經囤積巨額資產。大多數西部州的土地都被聯邦政府限制使用。實際上，聯邦政府扮演著巨大的壟斷者：把大量如土地、水域、礦產與森林等有價值的生產性資產保持隔離。透過資產鎖定，聯邦政府一直在生產率與每個人的生活水準。聯邦政府同時也扮演巨大的土地與自然資源卡特爾集團，限制這些資源的供應量，而將這些資源的價格保持在人為高價。如果政府資產私有化，使得這些資源進入生產系統，那麼，生產力將上升，價格也會下跌，而我們所有的人的實際收入將大大增加。

通過出售資產來減少赤字？當然，讓我們開足馬力。但是，我們必須得不堅持以高價出售這些資產。賣吧賣吧，不管是什麼價格。如果收入不夠結束赤字，那就再賣吧。

幾年前，在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國際集會中，據稱是自由市場倡導者的柴契爾政府工業部部長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被問道，為什麼嘴巴總說私有化，卻沒有對被工黨政府國有化的鋼鐵業進行任何動作？約瑟夫爵士（Keith Joseph）解釋說，鋼鐵業在政府手中正在虧損，「因此」無法放到市場上要價推售。此時，有個著名的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跳了起來，在空中揮舞著一美元的鈔票並喊道：「這裡，我出價一美元買英國鋼鐵業！」

的確。所有的東西都有價格。即使是破產的行業，也很容易能出售其廠房和設備，讓民營企業用於生產。

因此，低廉價格也不能停止政府以私有化來平衡預算。即使以低廉的價格不應該停止在尋求聯邦政府，平衡預算私有化。這些美元將增加，只要給自由與民營企業一個機會。

【譯作】私有化的準備工作｜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私有化的準備工作｜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

文：吳莉瑋
圖：amank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Rothbard 很實際地提出，在進入最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世界之前，我們這些仍然得活在政府的糟糕統治下的一般人，可以怎麼努力（還有不應該怎麼做）。

簡單地說，把學校、道路、圖書館等政府業務盡可能像私營企業一樣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經營。這些努力都沒法像最終真正私有化一樣好，但在此期間，我們這些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至少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比較能承受或比較滿意。

私有化的準備工作｜What to Do Until Privatization Com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很清楚政府服務與營運應該做什麼：私有化。雖然目標很清楚，但是達到目標的過程則有些混亂。除了試圖加快私有化，並透過削減政府部門預算來間接加速這個過程外，在此期間，還有什麼是應該做的？幾乎沒有自由市場倡導者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而思考這個問題則是必須的。

首先，把政府運作分成兩個部份很重要：（a）政府努力（儘管效率低落且方式拙劣）提供商品與服務給私人消費者與生產者；及（b）政府對於公民的直接強制，因此是反生產的。這兩組運作都透過強制徵稅來集資，但至少 A 組提供所需的服務，而 B 組則是直接有害的。

針對 B 組，我們要的是不是私有化，而是取消。難道我們真的要私有化那些監管委員會和執行那些清教徒式藍色法規（blue law）的機構？我們需要非常有效率的公司來執行督稅？當然不是。儘管無法取消，我們可以盡可能地減少他們的預算，讓這些機構的效率越低越好。如果那些美聯儲、證交會等機構的官僚上班的時候都在打混，將最符合公眾利益。

那郵政業務、興建與維護道路、公共圖書館、警察和消防部門，還有公立學校等等 A 組的活動又該如何？該拿它們做什麼？1950年代，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第一個廣為人知的作品《富裕社會 The Affluent Society》中指出，美國的私人富裕與公共骯髒緊緊相依。他得出的結論是，私人資本主義有嚴重錯誤，公共部門應該大幅擴張（用私營部門的錢）。這種擴張經過四十年後，公共骯髒似乎更差，而我們都知道，私人富裕也開始從邊緣崩落。顯然，加爾布雷斯的診斷和解決方案完全是錯誤的：問題在於公共部門本身，而解決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還有取消反生產的部分）。

但在此期間，應該做些什麼？

有兩種可能的理論。第一種，在法院與左派自由主義者的圈子內佔主導地位，也被一些自由意志論者所接受，即，只要任何活動是屬於公領域，公共骯髒就必須最大化。由於一些隱諱的原因，公營部門的營運得像貧民窟而不是一般企業，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因為這些使用公營部門服務的消費者，正代表著不支持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使用這些設施的「權利」。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經常譴責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為「叢林法則」。但這種「平等使用機會」的觀點，把叢林法則帶到每一個領域中，因此也破壞了政府活動的本意。

例如：擁有公立學校的政府，沒有權利像任何私立學校所有者一樣，剔除不可救藥的學生、維持課堂秩序，或者提供父母希望的教育內容。政府，相較於任何私人道路或社區所有人，沒有權利禁止乞討、污染街道，騷擾和威脅無辜的公民；相反地，那些縱火者在公眾場合有「言論自由」，或是更廣義的「表達自由」，當然，他們在真正的私有道路、商場或購物中心裡不會有。

同樣，在新澤西州最近的一個案例中，法院裁定，公共圖書館無權驅逐生活在圖書館的流浪漢，顯然他們不是為了學術目的使用圖書館，還以惡臭與猥褻行為把無辜的公民趕出去。

最後，紐約市立大學，曾經具有高度學術水準的機構，已經因為「開放招生」的政策淪為空殼，因為每個生活在紐約市的白痴都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左翼自由主義急切地推動這些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目標是讓整個社會都加入那個已經被公共部門證實的骯髒叢林中，把所有與公領域相關的私營部門都拖下水。但是，為什麼有些自由意志論者也同樣熱情地支持這種「權利」？

似乎只有兩種方式來解釋自由意志論者投入這種思想的懷抱。那些與左派自由主義者同樣熱情地擁抱叢林的，只是左派自由主義者的另一種變體；或者是那些認為越壞越好，並試圖讓政府活動盡可能地恐怖，恐怖到人們因此被嚇壞而迅速地私有化。如果原因是後者，我只能說，這種策略極度不道德也不可能獲得成功。

這種策略的失德顯而易見，因為政府的恐怖不需要晦澀難懂的道德理論才能讓人看到，美國公眾已經在中央集權下受苦夠久，不需要自由意志論者再火上加油。它也注定要失敗，因為這樣的後果不僅遙遠也難以產生連結，或者是公眾在理解之後，會發現自由意志論者也是釀成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

因此，那些高論的自由意志論者，如此缺乏常識，又不去接觸那些走在路上、使用公共圖書館或送孩子到公立學校的真實人們所關注的問題，他們的不幸收場，就是抹黑自己（這損失其實不大）和自由意志的理論。

那麼，在達到削減預算並實現最終私有化目標之前，什麼是第二種如何執行政府業務比較可取的理論？簡單地說，把學校、道路、圖書館等政府業務盡可能像私營企業一樣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經營。這些努力都沒法像最終真正私有化一樣好，但在此期間，我們這些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至少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比較能承受或比較滿意。

【譯作】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Sat, 26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文：吳莉瑋
圖：alphadesign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透過柯林頓推動槍枝管制的實際案例，Rothbard 上了一小課政府干預經濟學：（1）費用或者是其他有的沒有的替代性名詞，都是稅的委婉說法；（2）提高企業徵稅將導致成本提高，造成供應減少，打擊消費者的購買，最後讓被提高徵稅的產業委縮；（3）營業稅增加會受到大公司歡迎，因為這種全面性措施可以提高企業經營門檻，替競爭力低落的大公司趕走新興小企業，製造卡特爾集團；（4）規模較大的公司，透過鼓吹政府干預、管制，能卡特爾化整個產業；以及（5）福利國家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干預主義理論家與各產業的大公司所組成的致命聯盟。

槍枝管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un Control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最近爭議持續不斷，討論柯林頓總統是「花稅派」老民主黨（社會主義）還是「中間派」新民主黨。中間派的新民主黨概念，一般都被認為很模糊，不過最近有兩個新民主黨的例子，看得出來，到目前為止，新舊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第一個例子，是柯林頓的集體主義「國家服務」計劃，讓納稅人提供大學教育給被選定的青年。作為回報，這些青年得志願參加政府或社區瑣細無用又浪費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這些工作比起讓消費者真正受益的私營部門工作具有更高的道德優越感。

第二個例子，證明柯林頓先生「不新」的主要證據，是他強調對抗犯罪。但他的犯罪控制，似乎包括所有其他的實物，除了真正的問題之外：犯罪者。相反地，他禁止或嚴格限制一些物品，例如象徵性暴力（玩具槍、「暴力」的電玩、卡通動畫片和其他軟體），以及可能會被用於犯罪或自衛的武器。

到目前為止，槍枝是新禁酒主義傾向者最喜歡的目標。接下來我們可以他們開始攻擊刀子、石頭還有棍棒嗎？

柯林頓政府最新的槍支管制計畫，提供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政府干預經濟課程。到今年為止，如果你想成為有牌的槍枝經銷商，你只需要支付每年 10 美元。但是，「布蘭迪法案」將聯邦牌照費一舉提到每年 66 美元，增長超過五倍。即使如此，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還是不滿意，他建議把牌照費提高到十倍以上：每年 600 美元。

牌照費大幅上漲，最引人注意的，是本特森宣佈他很歡迎高額牌照費將會卡特爾化槍枝零售業。本特森根據前者的不當結論，抱怨說，全國有 284,000 的槍枝經銷商，比麥當勞餐廳的數目多上 31 倍。

那又怎樣？這個愚蠢的比較基礎是什麼？為什麼不比較所有餐廳的總數呢？或者所有的零售商店？還有，誰能決定什麼是槍枝經銷商、麥當勞、鞋店還有其他零售店的最佳店數？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是消費者在做出這個決定。本特森或任何其他政府規劃師有什麼資格來告訴我們應該要有多少數目的商業機構？他們又是在什麼基礎下做這些選擇呢？

本特森繼續宣布，這麼多槍經銷商的原因是因為牌照費太便宜。毫無疑問。如果我們對零售商店收許每年一千萬美元的牌照費，我們也許能夠剝奪美國消費者所有的零售商店。

本特森在提案中興高采烈地估計，如果把牌照費提高到每年 600 美元，會有一些經銷商放棄續照，而能減少 70% 到 80% 的現有槍枝經銷商。全國聯邦牌照槍枝經銷商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ederal Licensed Firearms Dealers）報告說，槍枝經銷商因為上漲的牌照費而分成兩個陣營：那些能承受上漲的大經銷商，支持牌照費增加，因為這有利於替他們把規模較小的競爭者趕走。而那些會被趕出市場的小經銷商，當然是反對該計劃。

事實上，本特森計劃明確訂出條款，那些透過零售商店銷售的大經銷商，他們是「正牌」、「合法」的槍枝經銷商，而規模較小而那些在家裡或是在車上銷售的經銷商，在某種程度上是非法的，必須停業。

除了費用增加，財政部還希望擴大它認為比較成功的紐約市試辦計畫。在那裡，城市警察和惡名昭彰的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的凶狠官員，會「訪問」每一個申請槍枝牌照的申請人，解釋法律並詳細詢問銷售業務的細節。這些嚇人的「訪問」，導致 90% 的申請被取消或拒絕，相比於先前的 90% 批准率。

從這個計畫及它的論據中，有幾個教育性的課程。

首先，牌照「費」是一種「稅」的委婉說法，單純又簡單。

第二，增加稅收阻礙產品供應，並導致部份公司倒閉。沒有說出來的推論，當然，是較低的供應量將提高價格，並打擊消費者的購買。

第三，營業稅增加並不像一般假設那樣，一定會受到納稅企業的反對。與此相反，規模較大的公司，特別是競爭力低於規模較小開銷也較低的競爭對手的那些大公司，將因為針對全產業提高的固定費用而受益，因為較小的公司可能無法支付這些費用而被趕出市場。

第四，我們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增加稅收與政府管制的背後勢力：透過這種干預，特別是規模較大的公司，將卡特爾化整個產業。他們希望削減產品供應與供應商數量，從而提高價格和利潤。

在槍枝管制的鬥爭中，這項措施的背後力量是自由主義的反槍理論家與大型槍枝經銷商，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用來解釋福利國家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理論家與各產業的大公司所組成的聯盟。

對於增加費用最荒謬的論點，由本特森還有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所提供，後者莫名其妙地被一些華盛頓的智囊團當成自由市場的冠軍歡呼。他們說，費用必須要提高，以支付政府機構為此措施的花費，去年政府耗資 2,800 萬美金但只有 350 萬美元的費用收入。是的，對於本特森跟布拉德利這突如其來的關懷，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可以節省納稅人的錢：完全取消槍枝經銷商牌照。

【譯作】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文：吳莉瑋
圖：netjcmv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在民主國家中，對於政府提出的複雜計畫，表面上會出現波濤洶湧的輿論討論與兩黨辯論，不過，仔細一分析，大多數的各式議題，不管在怎麼討論，大方向似乎都是不便，因為媒體辯護士們忙著在替正反兩方分析「細節」。

這篇文章的例子是柯林頓的健保計畫，熟悉嗎？當然，最近台灣也有，「證券交易所得稅」就是活生生的近期案例，大家都在討論細節、忙著提出各種「比較不衝擊的版本」，忽略了這種東西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大原則。

健保計劃的惡魔原則｜The Health Plan’s Devilish Principl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對於柯林頓健保計畫，媒體標準的陳詞濫調，取決於你的觀點，上帝或惡魔都「藏在細節裡」。令人訝異的是，柯林頓健保「改革」的支持者與其反對者間，有許多共同觀點。支持者說，該計劃的一般原則挺美好，但細節上有些問題，例如，實際成本多寡、如何籌資、小企業是否能獲得足夠津貼來抵銷提高的成本等等等。

而被指責的批評者也趕緊向我們保證，他們也接受一般原則，但在細節上也有很多問題。通常情況下，批評者會展示他們只比柯林頓計劃稍簡單一點的替代方案，同時還主張他們的計劃比較不具強制性、成本更低，社會主義成份比柯林頓計畫少一些。此外，由於醫療照護花費約佔美國總生產額的七分之一，有足夠的細節讓那些政策書呆子們研究一輩子。

但是，柯林頓計劃的細節再怎麼糟糕，跟那些路西法（Lucifer）真正潛伏的大原則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接受了大原則，然後在細節上戰鬥，忠誠反對黨是在放水，而且，那些細節甚至會在辯論結束之前就被偷偷放行。保守派對柯林頓式改革的批評，在眼花撩亂的細節中失焦，忙著在對手建立大架構範圍下，「負起責任」提出替代方案，替柯林頓的人馬執行一項重要任務：剔除任何明確反對柯林頓大躍進到集體主義式醫療的意見。

讓我們先來檢視柯林頓改革所提出的梅菲斯特式（Mephistophelean）一般原則，然後才來看看保守派的批評。

（1）保證普及（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最近已經談了很多有關於各種商品或服務的「普及」。許多教育「改革」的「自由主義」或「自由市場」支持者，倡導以稅收支持的教育券計劃，提供「使用」私立學校的資源。但是，在自由社會中，有個簡單的東西，讓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任何想像得到的商品或服務，不只是醫療照護、教育或食品。這個東西不是優惠券或柯林頓發的身分證，而是所謂的「錢」。「錢」不僅提供所有商品和服務的普及，還讓持有者依照自己的需求使用。其它的使用憑證，優惠券、健保卡或食品券，都是獨裁、強制、打劫納稅人、低效率且齊頭式平等。

（2）強制性

「保證普及」只能透過稅收的搶劫方式提供，這種勒索的本質，並不會因為把課稅名稱變成費用、保費或貢獻就有所改變。換成任何其他名字的稅，聞起來一樣腐爛，也有類似的後果，即使只有「雇主」被迫支付更高的「保費」。

此外，任何被「保證」使用任何東西的人，都會被強迫參加，無論是在接受它的「好處」，還是要為此支付費用。因此，「保證普及」不只強迫納稅人，還有每個參與者與貢獻者。那些哀嚎全國約三千七百萬人未有健康保險的人，都掩蓋了一個事實：這些沒有保險的人理性地決定自己不想成為「被保險人」，並願意在需要醫療照護時支付市場價格。但他們不會被允許不想接受保險的「好處」，而是強制性參與。我們都將被健康徵招入伍。

（3）平等

普及就是指平等。因此，平等主義的「公平」主題馬上進入這個問題。一旦政府成為所有健保的老闆，不管是柯林頓計劃還是忠誠反對黨的計畫，那麼，讓富人享受比底層民眾更好的醫療服務就似乎「不公平」。這種「公平」策略被認為不言自明，從來沒有受到批評。為什麼雙層級醫療系統（實際上它一直是多層級），比其他任何多層級服裝、食物或交通系統還「不公平」？有些人負擔得起到四季餐廳（The Four Seasons）吃晚餐或是去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度假，其他人只能去麥當勞或在家裡吃飯，至少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人都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為什麼醫療照護有所不同呢？

然而，柯林頓計劃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是把醫療照護領域的現狀縮減為「單層級」的平等主義。

（4）集體主義

為了確保所有人都平等，醫療照護將是集體主義，受到聯邦衛生保健委員會的嚴密監督，政府強制的健康服務與保險進入區域集團與聯盟。私人執業的醫療服務基本上會被趕走，所以，這些集團和健保組織（HMO）將成為消費者唯一的選擇。即使柯林頓的人馬嘗試向美國人保證他們仍然可以「選擇自己的醫生」，但事實上這將越來越不可能。

（5）價格管制

僅管價格管制從來都不曾管用，而一直都是災難，熱衷於掛羊頭賣狗肉語義學的柯林頓政府，堅決否認擬議任何價格管制。但是，健保的嚴重價格管制不僅明顯還很蛋疼，即使戴上「保費上限」、「成本上限」或「支出控制」等面具。這些「成本控制」的承諾也不得不出現，因為它能讓柯林頓的人馬宣稱「稅收幾乎不會提高」的離譜主張。（當然，除非是對雇主。）嚴格的支出控制將由政府強制執行，不僅是控制政府自己的支出，特別還會控制私人消費。

柯林頓計畫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利用消費者來達成這些價格管制，例如，對私人執業醫師支付多出控制價格的部分費用將定為刑事犯罪。因此，柯林頓計劃宣稱「服務提供者將被禁止向病人收取超過聯盟收費表的費用」，否則將以「支付賄賂或酬金」（黑市價格）而「影響健保服務」的罪名，被處以「罰鍰」。

順道一提，為了維護他們的計劃，柯林頓的人馬把許多荒謬的無稽之談放到論點中。該計劃的主要論點是醫療服務「成本太高」，這種論點是基於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最近幾年大幅上升的事實。但是，支出的上升並不等於是成本的增加，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可以很容易做出以下推論：由於過去十年國內生產總值中花在電腦支出的百分比急劇上升，因此，電腦的成本也同樣太高，所以，針對消費者與企業的電腦採購，必須實施嚴厲的價格管制、上限與消費控制。

（6）醫療配給

嚴厲的價格與支出管制，意思當然就是醫療照護必須被嚴格地分配，因為普及與平等的醫療照護「保證」，這些管制和上限將同時到來。事實上，社會主義者總是喜愛配給，因為它賦予官僚權力來強制實施平等主義。

因此，這意味著政府、醫療官僚和下屬機關，將決定誰將得到什麼樣的服務。醫療極權主義，除了我們這些其餘的人以外，都會在美國活得很好。

（7）惱人的消費者

我們一定要記住政府和市場上的企業最大的關鍵差異。企業總是急於討好購買他們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在自由市場中，消費者是國王與王后，而「供應商」則是透過努力提供服務給消費者來賺取利潤。但是，當換成政府提供服務時，消費者的角色就變成討厭鬼，變成「浪費」稀有社會資源的用戶。自由市場是一個和平合作的地方，每個人都受益且沒有人損失；政府提供產品或服務時，每個使用資源的消費者都變成是在犧牲其他人的人。「公共服務」的舞台是狗咬狗的叢林，而不是自由市場。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柯林頓計劃的未來：政府作為極權主義的醫療照護分配者，勉強地在最低程度，平等地發放給每一個被視為浪費害蟲的「客戶」。而且，如果上帝保佑，讓你的健康發生嚴重問題，或者你是老人，或是你所需的治療需要稀有的資源而超過衛生保健委員會認為恰當的程度時，那麼華盛頓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分配者，會在考慮「社會公益」的情況下，給你凱沃基安（Kevorkian）的治療。

（8）大躍進

還有許多其他可笑但幾乎被普遍接受的柯林頓計劃，從變態的「保險」概念，到傻頭傻腦地認為巨幅擴大政府控制後就不需要填寫健康表格。但我只想強調最重要的一點：這個計劃包含進入集體主義的再一次大躍進。

這個論點，由大衛．勞特（David Lauter）在 1993 年 9 月 23 日洛杉磯時報的文章中清楚展示。勞特說：「每隔一段時間，政府就集體抱緊雙膝，深吸一口氣後跳到一個大程度未知的未來。」美國的第一個跳躍是 1930 年代的羅斯福新政，跳到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還有廣泛的聯邦經濟法規。第二次跳躍是 1960 年代的民權革命。而現在，勞特寫著，「另一位新總統提出一個徹底的計劃」我們再次聽見「政治制度再次跳躍前暖身的噪音」。

勞特只忽略了重要的一點：跳躍去哪裡？有意或無意地，他的「跳躍」隱喻了真相，因為它令人回憶起毛澤東極端共產主義的大躍進。

柯林頓健保計劃並不是「改革」也不符合「危機」。穿過虛偽的語義，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進入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正當俄羅斯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都在努力擺脫社會主義與「保證全民醫療照護」所帶來的災難時，柯林頓和他那些奇異的老式左派研究生幕僚們，卻提議用具有先前經歷過的所有政府干預弊病，也是地球上最好的醫療系統，要來破壞我們的經濟與我們的自由。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從根本上反抗柯林頓健保計劃，這也是為什麼撒旦藏在一般原則裡（而不是細節），更是為什麼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不是提供自己版本的 500 頁健康計劃，而是堅持以 Hans-Hermann Hoppe 在 1993 年 4 月的《The Free Market》提出的四步計畫（A Four-Step Health-Care Solution），拆除政府在醫療照護領域的現有干預。

我們能有什麼「積極」建議？當然有：讓凱沃基安（Kevorkian）當柯林頓的家庭醫生怎麼樣？

【譯作】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Fri, 25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文：吳莉瑋
圖：VinothChanda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Price Controls Are Back!》，Rothbard 先列出美國近代以來不斷以慘劇收場的價格管制政策，並表達反對當局（柯林頓政權）正嘗試要對通訊與醫療產業進行的價格管制，最後點出政府進行價格管制的原因並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製造更多讓公眾以為他們非常需要政客來解救的問題。

價格管制回來了！｜Price Controls Are Back!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不可取的想法似乎永遠不會退流行。他們並沒有消失，相反地，他們不斷出現，就像回籠的爛錢或是老日本電影裡的哥斯拉一樣。

價格管制，是把價格控制在低於市場水平，從古羅馬時代就有；在法國大革命中，惡名昭彰的全面限價法令（Law of the Maximum）最該為斷頭台的受害者們負責；在蘇聯，則是殘暴地壓制黑市。在每個時代與每種文化中，價格管制從來都不管用。價格管制總是一場災難。

為什麼蔣介石「失去」中國？其主因從未提及。因為他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然後又試圖通過價格管制來抑制通膨的結果。為了強制實施價格管制，他在上海的公共廣場射殺商人以殺雞儆猴。他因此把最後的支持者推往支持共產黨起義。類似的命運正等著南越政權，他們為了執行價格法令，在胡志明市的公共廣場射殺商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選擇性」價格管制不管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價格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試圖執行的「全面性」價格管制也不管用。尼克森總統在 1971 到 1973 年實行工資與部分物價凍結的價格管制不管用，卡特總統之後試圖執行更具選擇性版本的價格管制，同樣不管用。

我的第一份寫作，是替紐約共和黨青年會撰文的未公開備忘錄，譴責杜魯門總統的肉品價格管制。當時我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畢業，剛剛進入研究所，這份文件是為了1946年的共和黨競選文宣。無數的經濟學家都指出，價格管制從來都不管用，價格管制不會抑制通貨膨脹，只會造成供應短缺、配給、品質下降、黑市，以及可怕的經濟扭曲。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進一步惡化，整體經濟會因應這些惡性管制而調整。

在 1946 年，除了肉價管制外，所有聯邦價格管制都被取消，結果是肉品供應越來越短缺。情況糟到市面上買不到肉，糖尿病患者甚至無法買到肉類衍生產品的胰島素。廣播主持人懇求他們的聽眾寫信給國會議員，要求他們保持肉價管制，他們說，如果沒有價格管制恐怕價格將無限上升。（這個問題被忽略：當消費者連肉都找不到的時候，光價格便宜有什麼用？）

終於，杜魯門總統透過全國性廣播，宣布要終結可怕的肉品危機，他說，實際上，他已認真考慮要把芝加哥的肉品包裝廠國有化，以徵用他們囤積的肉品。但後來他意識到就連肉品包裝廠也找不到肉。然後，在一個很少被評論的發言中，他透露自己曾認真考慮要動員國民兵與軍隊，派兵到中西部的農場裡，捕捉他們所有的雞和牲畜。但後來他無奈地補充道，這個決定「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不錯的委婉說法。要是派兵到農場，杜魯門會在他任內經歷一場革命。農民們會準備好槍對抗專制侵略者，捍衛寶貴的土地和財產。此外，那年是國會選舉年，而民主黨在農業州的選區中深陷困境。事實是，老右派共和黨人以「管制、腐敗與共產主義」的口號，在當年席捲兩院國會。這是右翼共和黨的原則立場，其政治上的勝利亦非巧合。

杜魯門不情願地得出結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取消肉價管制。在他取消肉價管制後過沒幾天，就出現大量供應給消費者與糖尿病患者所需的肉品。肉品危機結束。那價格呢？當然，價格並未漲到無窮大，大概只從不切實際的控制價格漲了 20% 左右。

在這個事件中最應該被突顯的部分反而不為人知：杜魯門總統承認了關鍵點（顯然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短缺」問題純粹就是他執行價格管制的產物。否則要怎麼解釋，他最終得以取消管制來結束這場危機的事實？然而，沒有人提起這次教訓，也沒有啟動彈劾程序。

二十五年後，尼克森總統凍結工資與部分物價，因為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不可接受」的 4.5%。我變得流彈四發，在我能發表的任何地方譴責這項管制。那年冬天，我在位於華盛頓的共和黨俱樂部（Metropolitan Republican Club）前，與總統的經濟顧問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進行了一場辯論。就在我譴責價格管制後，斯坦說，基本上，價格管制是我的錯，而不是他與尼克森總統的錯。

斯坦就像我一樣，知道價格管制的災難與反作用，但我和其他人一樣沒有做好教育美國公眾的工作，所以尼克森政府被輿論「強迫」實施價格管制。不用說，我並沒有被說服我有罪。多年以後，在他的回憶錄中，斯坦寫著他在大衛營規劃價格管制時，感受到來自急性子威權者的壓力。可憐的斯坦：又一個在美國的受害者文化中的「受害者」！

現在，比爾．柯林頓總統準備進行價格管制。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已經下令美國三分之二的有線電視費率需下降 15%，從而以重擊來管制通訊產業。有理由嗎？自 1987 年解禁，有線電視費率漲幅高於一般性通膨率的兩倍。嗯…所謂平均值的意思，就是通常約有一半的數據比它高而另外一半比它低。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建議打擊每個高於通貨膨脹平均值的價格上漲呢？

這確實是柯林頓即將針對醫療照護進行價格管制計劃背後的主因。醫療照護價格的上漲速度超過通貨膨脹。經濟學家們與了解價格管制是怎麼回事的前任價格管制官員們，都對管制醫療照護價格的威脅提出抗議。因此，在 1971 年到 1973 年執行尼克森工資價格管制實驗的傑克森．格雷森（C. Jackson Grayson），警告說：「價格管制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相信我，我一直在那裡…價格管制這招在前四千年中都不管用，而未來也不會。」

格雷森警告說，美國的醫療花費有 24% 是花在政府強加的行政費用。柯林頓的價格管制會導致法規和官僚的增生，它會提高而不是降低醫療成本。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價格管制的主要人物，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也同樣反應：「我不能相信他們（柯林頓政府）要這麼做。我無法相信他們那麼愚蠢。」他指出，醫療照護領域具有活躍且快速的創新產品與服務，若是實行價格管制將會遭到嚴重受創。

但這些反對意見都沒有用。急性子的年輕柯林頓支持者不介意價格管制是否會導致醫療照護短缺。事實上，他們對此前景表示歡迎，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強制實施配給、設定優先次序，並告訴大家多少有多少的醫療照護資源可以使用。此外，就如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發現的，急性子威權者對此感到深深地滿意。我們應該要知道，為什麼這些經濟學家與前任價格管制官員們所做出的合理反對意見都無法阻止他們：只有長期受苦受難的公眾，發起堅定且強烈的抗爭才有用。

【譯作】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Thu, 24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文：吳莉瑋
圖：sskenne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當時柯林頓的任期才剛開始（正是民主黨大躍進階段），有趣的是，Rothbard 對於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輪替預測，確實也在其後的小布希與歐巴馬政黨輪替中又走了一遭，目前美國的政治詐欺球賽正走到歐巴馬時代大躍進的中段，情況和 Rothbard 在多年前的預測相差無幾，而接手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現任長命美聯儲主席班．柏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其通膨的功力相較於他的騙子前輩們，也是不遑多讓（或許更上一層？看看QE∞）。

柯林頓學：展望｜Clintonomics: The Prospec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總統任期內的刺激性提升之一是他的名字以「n」結尾。因此，「omics」加在他的名字後頭成為「-nomics（一門學問、法則）」再適合不過，而我們則會被「柯林頓學（Clintonomics）」的稱謂套牢到他任期結束為止。相比之下，「布希學（Bushonomics）」或「裴洛學（Perotnomics）」就不太合稱。

後虛無主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喜歡不斷地重複他的世界觀－「未來不可知」。事實並非如此。至少我們確切知道，柯林頓總統不會在第一次國會提案中，建議廢除所得稅或取消美聯儲。至於在他任期內的其他方面，或許我們不盡然有相同程度的確定性，但我們可以根據他的提案、他的幕僚還有他們所關切的利益，提供可靠的見解，勾勒出柯林頓式民主的輪廓。

我們知道有一批新興的年輕民主黨鯊魚降臨華盛頓，為了職位、津貼與影響力相互廝殺，取代了曾經肚子餓也曾經年輕但從 1980 以來就被納稅人給餵飽的共和黨鯊魚。那些自認為是比爾的朋友（Friends of Bill, FOB），或是比爾的早期朋友（Early Friends of Bill, EFOB），或許會在此場廝殺中做得不錯。而那些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s）的朋友、同學與同行，例如左翼自由主義的哈佛經濟學家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則會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我們在華盛頓的那些比爾的敵人（Enemies of Bill, EOB）則不會酒池肉林。

大致上，我們必須和另外一個集權主義大躍進搏鬥，這種集權主義大躍進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周期性地出現，事實上，應該從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開始。這種周期循環的工作原理如下：民主黨規畫著政府活動的大躍進，通常伴隨著「進步」、「美國再次向前行」的豪言壯語。大概過十年左右，共和黨以保守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說辭武裝，但事實上只是稍微延緩中央集權進化。再經過十年左右，民眾對自由市場的說辭（而不是現實）感到倦怠，於是又來到另一次大躍進。球員名單有所變動，但現實以及這種虛假的名稱遊戲則保持不變，似乎沒有人從正在進行的騙局中醒來。

雷根與布希政府，一如他們之前的艾森豪、尼克森和福特政府，都是由右翼凱因斯主義者主導，這就是為什麼都是伯恩斯（Arthur Burns）、沃爾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這些同樣的人出現。右翼凱因斯主義者主張高赤字、高稅收，以及預算和貨幣政策操作，試圖在不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實現充分就業。其結果是永久性通貨膨脹加上周期性的嚴峻經濟衰退。

主導民主黨的是左翼凱因斯主義者，抱著（與右翼凱因斯主義）類似的宏觀角度，不同之處在於，比起那些相形保守的對手們，他們喜歡更劇烈的通貨膨脹與更高的稅收。主要的差異變成「微觀經濟政策」，保守的凱因斯主義者傾向於支持自由市場（至少在說法上），而左翼凱因斯主義者則坦率地贊成產業政策、經濟發展戰略，及政府和企業的夥伴關係。

柯林頓政府將把左翼凱因斯主義者中年輕的「積極分子」帶到前線，包括前述的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先進政策學院（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夏畢洛（Robert J. Shapiro），還有那些或許可以稱為「華爾街左派」的人士，包括拉扎德集團（Lazard Freres）的費利克斯．羅哈廷（Felix Rohatyn）、高盛（Goldman）的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及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羅傑．奧特曼（Roger Altman）。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政府會採取措施，進一步削弱與扭曲市場經濟。左翼團體會帶來「社會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以及特別對小公司而言增加成本並破壞生產力的環境法規。萊克（Reich）和「華爾街左派」的微觀性經濟管理將使經濟病入膏肓，而在宏觀領域中，我們可以預期政府會對富人徵高額稅收來「減少赤字」，同時，更高的政府支出則進一步提高赤字。

我們會聽到無止盡的保證，說赤字增加「只是暫時的」，最終會被增加的產量與經濟成長抵消。將有無盡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措施大話，說柯林頓正在幫我們「透過赤字成長」。（想打賭嗎？）將有進一步重新定義赤字的嘗試，把政府支出說成「投資」，並堅持認為大部分的政府開支，是被分配到長遠看來能增加經濟成長與產能的「資本預算」。這一切都詭詐地忽略了一個事實：企業投資是要在未來獲得利潤，而政府「投資」只需要讓那些有償或無償的辯護士們評論「投資成功」就好。

還會有進一步的腐敗企圖，替增加的官僚工作與薪俸提供說帖，以投資生產性「人力資本」的理由，把數十億美元丟入「教育」。「人力資本」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不幸概念。再次，反對把政府開支稱為「投資」的譴責，加上外頭的奴隸制經濟，你不可能賣出你的「人力資本」，所以，它不能被當成具有貨幣價值的經濟概念。

最後，我們可能會看到另一個進入社會化醫療制度的大躍進，已經有許多人，包括人那些支持柯林頓的共和黨領袖，堅持「全民醫療照顧是權利而不是特權」。這些都是不吉利的話，堅持全民免費醫療「權利」的最後一個地方，是在沒有醫療也沒有照護的編制醫療機構下結束的蘇聯。

美國不顧共產主義崩潰的教訓，一頭栽進自己挖的社會主義坑裡，但我們不會稱呼它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享受政府與企業夥伴關係的愛心社會」。

【譯作】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Thu, 24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文：吳莉瑋
圖：The PIX-JOCKEY (= pictures retouch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Clintonomics Revealed》，Rothbard 精闢地把柯林頓式思考方式（或說是宣傳內容）補充到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

柯林頓學是歐威爾式經濟。這是自相矛盾的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在經典的歐威爾式「自由就是奴役」和「戰爭就是和平」之外，柯林頓學還補充了「政府支出就是投資」和「稅收就是貢獻」。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甚至是凱因斯主義）會主張在經濟尚未從衰退中恢復時大幅增稅；但柯林頓會。

柯林頓學揭密｜Clintonomics Reveal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在強調「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競選運動、中產階級減稅，並收到新保守主義學者說比爾．柯林頓是「溫和的新民主黨」的保證後，柯林頓學終於開始在二月十七日的預算訊息還有其他如醫療照護等暗語中悄悄揭幕。比爾與希拉蕊所謂的「溫和」，意思和勃列日涅夫（Brezhnev）比史達林（Stalin）「溫和」，或是說戈林（Göring）比希姆萊（Himmler）「溫和」一樣。各位美國先生與美國女士坐好了：我們正走上非常顛簸的旅程。

每一個近代的政權都有遠比其前輩更糟的「學」。雷根學沒什麼好討價還價，它是四個相衝突的經濟思想派別混合，每個派別都抱著對雷根的忠誠努力地想勝過其他三個競爭者。這四個群組，分別是影響力最小且在雷根第一任期內持續不到一年的古典自由主義或半奧地利經濟學派、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供給面學派，及保守凱因斯主義者。老布希學則是受這四個中最糟的完全主導：保守凱因斯主義者。

（提要：古典自由主義者希望激烈地減支與減稅；供給面學派只想減稅；貨幣主義者壓抑慾望，只要求穩定的貨幣增長率；而保守凱因斯主義者一如往常，追求政府支出與增稅。）

保守凱因斯主義者雖然理論錯誤，至少還是連貫且值得尊敬的經濟學派，也是值得與之進行智力鬥爭的敵人。但這樣的榮譽不能給予「柯林頓學」，它甚至不佩得到「經濟學」的光榮標籤。「柯林頓學」是愛麗絲仙境經濟學、精神分裂經濟學，還有瘋狂調整經濟學。

為什麼說它精神分裂？試想一下：大量地宣傳赤字的恐怖、對未來與下一代的必要「犧牲」，以及幫助縮小赤字的必要。這是用來為消失的中產階層減稅脫罪，並以驚人的中產階級增稅取而代之的藉口。同時，還認為需要巨額增支。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要快速啟動剛走出衰退或是仍在衰退中的經濟；第二，為了「投資」已經停滯二十年而需要更多儲蓄與投資的經濟。

這個提案的精神分裂處，在於它假設經濟（或政治經濟）可以分成兩個互不影響的密封艙。一方面，增加稅收有助縮小赤字，而且不會對脆弱又衰退的經濟出現不好的影響；另一方面，刺激消費的政府支出增加顯然不會對赤字有惡化效果！

一旦我們認識到經濟是相互依存的，而這兩部份將相互影響，柯林頓學的荒謬變得顯而易見。大幅增加的稅收將對經濟帶來當頭棒喝：首先，對企業與高收入族群增稅，將削減儲蓄與投資；第二，透過能源稅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費用」（另一種形式的稅），將提高企業成本。較高的企業成本將提高價格，遠高於消費者所預期的溫和增長。較高的能源成本也將計入每一個需要能源生產的產品，尤其將重創鋁與化工業等製造業，以及航空公司等的運輸業。這些都是經濟衰退時受到嚴重打擊的行業。

注意，提高能源稅的效果不只是提高消費者價格。僅管有那些流行的迷思，但增加的成本並不能簡單地「轉移」到售價。這些措施將減弱美國公司在國外的競爭力，導致利潤下降、產量減少、失業率上升，以及更高的價格。

還有，柯林頓提出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將使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此外，近代的加稅未曾結束赤字。雷根在 1982 年與其後的增稅、布希政府 1990 年惡名昭彰的增稅，都未曾降低赤字。降低赤字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削減政府開支。

政府開支不會「刺激」經濟，政府「投資」也不會減輕疲軟的儲蓄與投資所造成的長期經濟停滯。美國經濟有兩方面問題：短期而言，我們是仍處於經濟衰退或是非常脆弱、微小的經濟復甦；長期來看，我們仍然受到低儲蓄與低投資造成的停滯痛苦。治癒後者需要更多的儲蓄與投資；但是，和凱因斯主義的秘方相反，治癒前者的方法也完全一樣。

1990 年的經濟衰退，是 1980 年代銀行信貸擴張的必然結果（而不是「貪婪」），政府只有兩種政策能加速經濟衰退的調整過程：（a）不以紓困或凱因斯主義的「刺激」，來干預清算不健全投資的健康過程；及（b）大幅削減政府自己的預算與徵稅。

供給面學派，對於減稅比增稅更能走出經濟衰退並邁入長期增長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們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政府開支，不論是短期或長期，都在削弱經濟，政府支出是寄生在生產性民營企業的浪費。民營經濟的負擔越大，復甦需要的真正儲蓄與投資的時間就越長。

柯林頓政權試圖以掛羊頭賣狗肉的語義學來解決這個問題：把政府支出重命名為「投資」，就像他敢把稅收重新打標上「貢獻」一樣。在這種欺瞞下，政府支出只是政客與官僚那些非生產性「客戶」的浪費性開銷。

赤字該怎麼辦呢？柯林頓的人主張赤字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把私人儲蓄從生產性投資中借走。但同樣的一批人希望把長期債務變成短期債務來降低利息，這將更頻繁地把私人投資從資本市場中轉移。事實上，非生產性的擠出效應不僅來自於赤字，還有所有的政府開支，畢竟，比起借貸，稅收甚至更粗魯地擠出與破壞私人儲蓄。問題就在政府的稅收與支出。

因此，柯林頓學是歐威爾式經濟。這是自相矛盾的歐威爾式「雙重思想（doublethink）」；在經典的歐威爾式「自由就是奴役」和「戰爭就是和平」之外，柯林頓學還補充了「政府支出就是投資」和「稅收就是貢獻」。沒有一所學校的經濟思想（甚至是凱因斯主義）會主張在經濟尚未從衰退中恢復時大幅增稅；但柯林頓會。

但是，柯林頓的瘋狂中隱含著深意。穿過所有的謊言和矛盾，有個紅色警戒在閃閃發光：政府把增加權力的成本轉嫁到私人市場上。簡言之，柯林頓學在本質上是美式風格的大躍進，不是毛派共產主義而是民主黨的社會主義，往去除列寧主義後的馬克思主義前進。

到目前為止，被柯林頓的常駐宣傳所淹沒的美國公眾，在有錢人會被迫犧牲更多的保證下，似乎願意接受「犧牲」。然而，從長遠來看，美國人的確會因為富人多被徵稅而感到安慰。

【譯作】社會保險詐欺｜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

Sat, 12 Jan 2013 00:00:00 +0000

文：吳莉瑋
圖：Carbon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有關社會保險制度的謊言，台灣也是差不多的狀態，同樣地，沒有媒體願意把事實寫出來，其實，騙局不過就是騙局，包了再多紙，總有一天會被燒穿的。

這些政府騙局在燒穿之後的結果倒是挺一致，損失慘重的總是倒楣的納稅人，至於那些辛苦爬到高位的政客，會有人為此打開自己的銀行帳戶來賠償受害者損失嗎？不會的，以國家之名做的所有蠢事，最終還是會用稅金來國賠，完成對倒楣納稅人的二次羞辱。

社會保險詐欺｜The Social Security Swindl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參議員 Daniel P. Moynihan（D-NY），針對社會保險制度的穩定性，為所有的美國人提出指標性的質疑，這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第一次。十年前，民眾開始意識到社會保險即將破產，但他們只在1983年把這個睡了半世紀的計畫送到兩黨共組的格林斯潘委員會，透過增設驚人且不斷上升的社會保險稅「挽救」社會保險。當然，任何政府項目，都可以透過增稅來紓困。

從雷根政府開始，在「工資所得稅」的「削減」已經被增加的「社會保險」部分給抵消。但是，由於公眾一直認為，社會保險不是一種稅，因此，雷根－布希政府以對抗加稅傾向邪惡民主黨而成為減稅英雄的姿態卸任。

然而，羅斯福新政與其繼承者所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則是披著華服的福利國家措施裡，最重大的一擊。美國公眾在被欺瞞的狀態下認為社會保險不是稅，而是一個仁慈的國家「保險」計劃，讓每個人從就業開始支付保費，最後在六十五歲的時候「享受」好處。這個系統多年來都被認為是像私人保險公司那樣收取保費，把資金投資到生產性項目取得利益，然後支付養老年金給幸運的受益者。

然而，現實完全相反。聯邦政府對青年與壯年勞動人口徵稅，把這些錢花在構成聯邦政府每年預算的蠢事上。然後，當被長期徵稅的人到了六十五歲時，政府就轉對在工作的人徵稅，來支付所謂的養老年金。

請放心，任何私人保險公司的高級主管若敢嘗試做這種特技，他們的下半輩子大概就得在監獄裡度過。這整個系統是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差別是在，惡名昭彰的龐氏騙局至少是靠自己的能力來騙受害者，而政府騙子，當然，依靠的是「強迫徵稅」的強力工具。

這只包括了社會保險的其中一個面向。對於用來投資生產性項目的私人保險企業資金而言，「保險給付」是小數目。而私人年金的購買者在某個年齡（例如 65 歲）時會得到一筆給付總額，再用這筆錢替他們賺得進一步的利息。社會保險的受益者只會得到固定的年金給付，而不是一次性給付。當社會保險基金並不存在的時候怎麼有辦法如此？

所謂基金確實存在的概念，建立在一個具有創意的會計小說。是的，該項基金存在紙上，實際上，社會保險把抓了收到的錢後就去買財政部的債券，財政部一貫地把那些債券換來的錢花在蠢事上。

但這還不是全部。社會保險制度是一種「福利」計劃，徵收高額且不斷增加的稅收：（a）只有工資，沒有其他的投資或利息收入；（b）累退制，對於較低收入的投保者打擊遠比高級距的投保者重。因此，年收入超過 51,300 美元的人，依目前費率，將被迫支付年收入的 7.65% 給社會保險制度，稅額最高就到那，因此，一個年收入 200,000 美元的人也只要支付相同的金額（53,100 X 7.65% = 3,924），只佔 2% 的收入。這真是一個福利國家嗎？

過去幾年，政府以兩種方法大幅增加稅收：增加保費計算百分比，以及提高停止稅額計算的最高收入標準。因此，自雷根政府開始，費率從 5.80% 升至 7.65％，最高繳納稅額從每年 1,502 美元變成 3,924 美元。這只是開始。

社會保險詐欺的最後一面是由雷根－格林斯潘公司在 1983 年所貢獻。鑒於高額聯邦赤字，我們兩黨的統治者決定要加稅，然後在不存在的社會保險基金裡假造巨額「盈餘」，從而在紙面上「降低」使人尷尬的赤字，於此同時，卻在現實中繼續保持赤字。因此，1990 年的聯邦赤字預估為 2,060 億美元，但估計有 650 億美元的社會保險基金「盈餘」，把赤字降低到 1,410 億美元，從而安撫了葛蘭姆法（Gramm-Rudman-Hollings Act）的鬼魂。當然，沒有所謂盈餘，那 650 億美元迅速花在國債上，而財政部把那些加到一般性支出：20,000 美元的咖啡機、騙子 S&L 的紓困案，和其餘所謂有價值的事業。

參議員 Moynihan 身為格林斯潘委員會成員之一，雖然也共筆了目前的部分詐欺騙局，但至少把這個詐欺騙局的蓋子吹開了一點。在這一點上，共和黨樂得延用傳統的民主黨反對主張，指責這些殘酷又無情的反對，把倍受國家尊敬的老人扔到陰溝裡。

參議員 Moynihan 建議把社會保險費率稍降至 6.5% 到 5％，至少開啟了整個事情的公開辯論。Moynihan 的動機已被質疑，但是，當從我們從震驚恢復後，考慮到政治家行為都出於政治動機，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欠了 Moynihan 一筆可觀的債。現在問題是，當許多作家和記者都已經明白了這個道理，也開始在媒體披露時，卻都用柔和又高雅的語調，加上大量的統計來呈現。

公眾的認知永遠不會被激起，或要求擺脫這個可怕的系統，直到這些媒體毫不含糊地說實話：換句話說，直到詐欺騙局被稱為詐欺騙局。

【譯作】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

Thu, 03 Ja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

文：吳莉瑋
圖：neauthor77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Rothbard 在本文中堅定地補充、重申 Mises 對於人之行為的定義，並且直言不諱地指出部分扭曲 Mises 原意卻以「奧地利經濟學派」為名的主張，例如 Hayek 或其他強調「市場」的理論，是如何將與政府掛勾的特殊利益躲在「理論」之下偷渡通關，從而進一步替「大政府」鋪路。追求真理與賺溫飽是兩條可能交集但也可能相反的道路，若要將賺溫飽冠以「追求真理」的美名，「誠實」是唯一不會被揭穿國王新衣的選擇。

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Intended or Unintend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一些經濟學家堅持奧地利經濟學派只研究「人之行為的無意結果」，或是 18 世紀蘇格蘭社會學家亞當．福格森（Adam Ferguson）到海耶克（F.A. Hayek）以來最受喜愛的短語：「人之行為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

乍看之下，這個經常重複的口號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依靠屠夫或烘培師的恩惠提供我們每天的食物，而是他們追求收入與利潤的自利驅動，這是好事。他們或許有意獲得利潤，但滿足消費者的高效生產與繁榮進步，則是他們行為的無意結果。

但是，進一步分析這個口號卻會發現錯誤。例如，我們怎麼知道屠夫、烘培師或任何商人的意圖為何？我們沒法透視他們的腦袋並說出肯定答案。舉例而言，或許屠夫和烘培師在最大化利潤之餘，也閱讀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並且預知他們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有益於他們的同胞與整體社會。

當他們了解（上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後，他們有意地在最大限度下同時滿足消費者需求與自己的利潤。所以，如果像一些指稱所言，經濟理論只研究人之行為的無意結果，那麼學習了這些理論的商人在成為進行有意行為的市場參與者後，是否會使得這些經濟理論無效？

此外，學習經濟理論實際上可能改變商人在市場上的行為。許多受反資本主義宣傳影響的商人，會因為罪惡感而有意識地限制自己追求利潤的行為，並錯誤地相信他們正在幫助他們的同胞。閱讀與吸收經濟理論分析，則可能會減輕他們的罪惡感並引導他們尋求最大化利潤。總之，現在他們充分認識到經濟學，並且預期其行為的結果將同時導致更高的利潤與社會繁榮。

那麼，「無意結果」的偉大之處為何？為什麼又不能同時研究「有意結果」呢？難道，這些在社會中累積的知識不會把「無意結果」轉變為「有意結果」？

不僅如此，米塞斯（Mises）的人類行為學明確指出：個體有意識地選擇手段，企圖達到所追求的目標。如果人會追求目標，當然就可以用常識推論出，他們預期「達到」（或者說「有意要達到」）他們行為的結果。米塞斯強調，「有意的選擇」使人成為市場或世界上具有理性的有意識行為者。傳統的經濟理論則往往落入一種陷阱：把人當成機器人或者是盲目地受刺激反應的阿米巴原蟲。

奧地利派的方法論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政治後果。或許，這也並不令人意外，那些相信「無意結果」而非「有意結果」的支持者，傾向於粉飾 20 世紀以來的政府擴編。如果行為大多是無意的，這意味著政府擴編就像大象 Topsy 長大一樣，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有意行為結果。強調海耶克的學說，可以把精英團體尋求政府特權的有意自利行為藏在斗篷裡，從而促使政府持續擴編。

推廣奧地利經濟學派有兩種方法。第一條路是以智慧與誠實完善米塞斯的理論，毫不畏懼地高舉旗幟，並且直言不諱地指出有意藏在「公眾利益」與「社會福祉」等政府口號背後的特殊利益。

另一條路是為了尋求意見接納與尊重，小心地避免任何的「爭議」，淡化甚於完備米塞斯的訊息。甚至到了把「自由」從「自由市場」中分離的地步。這條路，只會鞏固大政府。

社會保險迷思與政治謊言

Wed, 24 Oct 2012 00:00:00 +0000

社會保險迷思與政治謊言

文：吳莉瑋
圖：live w mcs via photopin cc

最近勞保基金可能破產的話題終於受到關注，事實上，這類由政府承辦的社會保險，從來都不是，也不會成為真正的「保險」，相反地，政府口中負有重要使命的社會保險，實質上是一種冠上空頭支票的強迫徵稅。

以勞保為例，想像一下如果有一間保險公司提出一份不簽契約的保單，保費強迫徵收，但是理賠項目與給付條件隨時可以變動，內容長這樣：

投保費率由保險公司訂定，隨時可能變動。註1
保險費無條件地由投保人稅前薪資裡「強迫」扣除，否則就犯法。註2
理賠項目與給付資格由保險公司訂定，給付規則可能隨時（因修法）而改變。

只要是頭腦還有點理智的人都看的出來，提出這種保單的公司，肯定招不到顧客，即使不倒閉也有敲詐犯罪嫌疑。但政府主辦的社會保險卻沒有這種問題，因為政府擁有執法、立法以及印鈔票等等特權，除了能夠強迫人民付保費，還能隨時通過立法或者是行政命令修改繳費與給付規則，要是真的入不敷出，更可以利用提高稅收、大幅舉債或是新印紙幣等手段完成給付。

其結果就是，所有保險人被強迫收取的費用，實質上等同於另一種強迫徵稅，這些保費首先會進入保險基金供政府花用，當遇到需要支付理賠的狀況時，除了理賠項目和給付規則隨時都會變動等不穩定性，就連好不容易拿到的給付金，也可能是政府運用提高其餘稅收、舉債、新印紙鈔等通膨手段所產生的「新錢」，這些「新錢」在輾轉落到被給付人手中時，實質購買能力早已縮水。

由於國家獨佔許多特權，能無條件地向所有人民收稅，而且也不像一般企業要靠競爭與服務才能存活，人民無從選擇甚至是無法拒絕眾多無效率與不切實際的國家服務，社會保險就是典型的國家制度困局。

這類國家問題並不只在台灣發生，《The Free Market Reader》中的 Lies, Damned Lies, and Social Security 一文，談到美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問題，對照台灣目前的社會保險困境似曾相似，以下為該文的拙譯。

謊言、該死的謊言與社會保險│Lies, Damned Lies, and Social Security

作者：Patrick W. Watson
譯者：吳莉瑋

美國聯邦政府可能會稱呼「社會保險」為退休計畫，但它事實上是不健全、不公平、不可行也不道德的財產重新分配系統。它使美國破產、毀滅而不提供財政安全。

羅斯福在 1936 年推行社會保險。一如往常樂於違憲的國會也保證「社會保險會對所有可能導致貧困的危害提供保障」。但社會保險並沒有為此提供保障，而是提高了導致貧困的危害。

社會保險的負擔，就像地震開始前的小震動一樣，起初幾乎無法察覺。1937 年，稅率為第一個 3000 美元的 1%，最高為每年 30 美元，並由雇主支付。

在戰後幾年，國會和總統逐步增加福利項目使社會保險漸漸成長，直到它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政策買票。國會屢次通過全面性福利增加 7%（1965）、13%（1967）、15%（1969），然後在1972年將福利增加與消費物價指數綁定，產生了一年一度的「生活成本調整」。

社會保險的稅率當然也同步成長。1397 年每年最高稅額為 30 美元。1970 年每年最高稅額變成 374.40 美元，成長超過 1000%。有先見之明的《Social Security Fraud》作者 Abraham Ellis，在 1971 年提出當時被稱為右翼危言聳聽的預測：到 1987 年，稅率將上升至第一個 15000 美元的 5.9% （或 885 美元）。他錯了，實際上，1987 年的稅率為第一個 43800 美元的 7.15% （或 3131 美元）。即使是 Abraham Ellis 這樣的悲觀主義者，也是 300% 過於樂觀。

社會保險計畫剛開始時，每 100 個人支付保險金，只有 3 個人提領福利金。到 1985 年，這 100 個人所支付的保險金，需負擔 32 個人的福利金支出。這一收支比隨著出生率急遽變化，到 2030 年時，每 100 個人支付保險金將負擔 52 個退休人口的支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比由 33:1 變成 3:1，而後更糟。

1987 年 7 月，美國人民的平均年齡為 32.1，達到歷史高點。成長最快速的族群介於 35 到 44 歲：戰後嬰兒潮。到了 2010 年，這一批人口將開始退休。屆時還有福利金可提領嗎？也許吧，但只在其他人的巨大成本下。

社會保險的支付來自於社會保險基金。其運作方式為：你的雇主就像沒有領政府薪水的課稅專員，直接扣除你 7.5% 的薪資，湊足每年 45000 美元後，將這些錢全數送往華盛頓。社會保險管理局將這些收入存放到國庫，得到一些在未來某個才支付的 IOU（國債）。國會和總統接著把這些現金花在菊苣研究或者是其他在職提升計畫。

當這些國債在 20 或 30 年後到期會發生什麼情況呢？美國政府自己當然沒有錢可以支付。它只能透過更多的稅收、更多的國債或者更多的通貨膨脹來償還社會保險基金。這一切都來自於納稅人的皮夾。

第一個在社會保險下退休的人是 Ida Fuller 女士。當她在 1939 年退休時，她只拿到 22 美元。她在 1940 年 1 月 31 日拿到第一張支票：22.54 美金。Ida Fuller 活超過一百歲，而這些支票也如同羅斯福保證的那樣繼續提供。在她共計 34 年的退休時間中，社會保險支付超過 20000 美元。

像 Ida Fuller 這樣長壽的人曾經是少數，但現在長壽已經變成常態。即便有越來越多的人超過 80 或 90 歲，但法定退休年齡始終是 65 歲。為什麼？因為獨裁德國總理俾斯麥在 1880 年代推出的社會保險計畫將退休年齡定為 65。但當時德國的平均壽命為 45。

在美國，1776 年出生的小孩平均壽命為 35 歲。即使到 1950 年，超過 65 歲的人口僅佔 7.7%。但是這個數字目前上升為 12%，預估在 2020 年將成長到 17.3%。

Neil Howe 在《American Spectator》說道，目前沒有可信的預測能夠提出下一世紀的公共醫療保健支出，即使是保守估計的圖表。不過，他認為，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 40 年後，20 或 30% 的工資稅僅夠支付 Medicare 或 Mediaid 等醫療保險，若是加上現金支付，你的稅前收入約將損失一半。沒有人會認真相信將會出現這樣的稅。更有可能的是，我們不是選擇劇烈改變這個系統，就是經歷一場經濟崩潰。

社會保險建立於謊言、偷竊和脅迫。請注意，社會保險的依據為聯邦社會保險捐款法（FICA, 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事實上，社會保險是一種稅。你需要依法支付，如果拒絕，政府可以把你關到監獄。但他們把它叫做「貢獻」，好像我們在捐款給聯合勸募協會一樣。更不用說它有任何「保險」。如果私人保險公司的保險政策像社會保險那樣不健全，賣家會去坐牢。

像龐氏騙局那樣的私人老鼠會是非法的。但是，當政府這樣做的時候，就變成「社會」和「安全」。龐氏騙局是20年代的騙子向人推銷高獲利回報的投資承諾，然後把收集到的資金支付早期客戶，不斷循環。由於這類受騙投資者的供應有限，即是早期投資者能獲得報酬，騙局早晚會出現崩潰點。

社會保險與龐氏騙局的運作模式相像，差別在於「投資者」別無選擇。即便是查爾斯．龐齊（Charles Ponzi）也不會拿著槍強迫人投資。但政府是。法律區分了「詐騙」及「脅迫下的搶劫」。由於國家壟斷立法，並有權力用致命武器來對付那些抗拒它的人，我們能說那些為了社會保險而調用的「投資」亞於搶劫？

這場文字遊戲還沒結束。政府表示，僱員繳納部分社會保險稅，剩下由雇主負擔。但這只是會計把戲。經濟學的現況是，因為名義上由雇主負擔的部分仍然是一種勞動力成本，這些社會保險稅實質上仍全數由僱員支付。

社會保險傷害了國家整體經濟，因此，它傷害所有人。如果因為社會保險而每年流失的數十億美元被投入到生產性項目使用的話，那麼，我們的經濟問題會比今天要少得多。相反地，資本財被浪費在非生產性的政府項目。

凱恩斯主義者告訴我們，政府支出會創造就業機會和刺激經濟。但他們忘了考量若是這些錢挪做他用將會如何。稅務破壞工作機會，社會保險因為對就業者徵稅，不僅造成失業也傷害小型企業。

我們該對這隻恐龍做些什麼呢？有一些計畫被提出。不幸的是，這些計畫都像 Lee Smith 去年在《Fortune》提出的補丁計畫，或 Peter Ferrara 提出的政府應迫使人民不得不在「投資金融安全帳戶」與「留在社會保險體系」裡擇一的漸進計畫。自由市場主義者必須在原則上反對這兩種提案。只有堅持原則的立場才有機會在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對國會的遊說之下倖存。

同時，我們必須照顧好自己並確保自己不需依賴社會保險、支持那些想要「真正」修正社會保險的人、指出現存系統的風險與不道德，並且反對通貨膨脹式的修復計畫和其他所有對經濟的干預。推動基於自由的持久解決方案，是我們廢除像社會保險這類敲詐的唯一機會。

註1：勞工保險條例 §13 …保險費率定為百分之七點五，施行後第三年調高至百分之零點五，其後每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十，並自百分之十當年起，每兩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三。但保險基金餘額足以支付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時，不予調高…

註2：勞工保險條例 §71 勞工違背本條例規定，不參加勞工保險及辦理勞工保險手續者，處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鍰。

政府 on LW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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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擺脫計劃者｜Ditch the Pl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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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自由與財產（Liberty &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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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國家解剖學（Anatomy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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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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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給社會主義陣營的激進處方｜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 the Socialist B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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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生機？｜Is There Life After Na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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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迷思｜The Nafta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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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透視「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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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回到黃金的第一步｜First Step Back to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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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通貨膨脹與蒙古大夫｜Inflation And The Spin Do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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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問與答：儲蓄與信貸銀行混亂｜Q&A on the S & L M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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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通貨膨脹終極版｜Inflation Red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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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回歸市場貨幣｜Taking Money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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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經濟衰退解釋了…｜The Recession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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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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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新國際貨幣計劃｜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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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世界貨幣危機｜The World Currency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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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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