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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基石】19 奪回語言

Tue, 28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9 奪回語言

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3-language/part-3-19-taking-back-the-language/

在我的上一篇專欄中[^1]，我聲稱語言在爭取自由社會的意識形態戰鬥中很重要。如果我們允許國家主義左派的「朋友」佔據語言制高點，我們就會使自己的戰鬥更加困難。我們必須使用幫助我們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辯護的字彙，而不是對方堅持的字彙。讓我們現在繼續這個為這些目的「解構」語言的過程，再舉一些例子。

骯髒的富人

這個短語是帶著厭惡的態度說出的。其含義是財富總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

當然，這有時是真的但不總是如此。也就是說，確實有些獲取財富的非法方法，例如透過盜竊、謀殺、欺詐，或以無數其他違反自由意志主義不侵犯非侵略者公理的方式，以及它所基於的人身和財產權利。

但這個可惡別號的目標不是罪犯或殺手；絕大多數富人也不是小偷。主要目標是透過豐富客戶生活而賺取巨額財富的商人。那麼，推定是如果一個人富裕，他是誠實地獲得他的財產的。我們應該喝采來表彰富人，而不是詆毀他們。

我們應該考慮減少使用「骯髒的窮人」，不用來描述那些並非由於自己的過錯而貧窮的人，而是那些早期時代的「不值得救濟的窮人」，他們身體健全，但很少自助自己，並且他們盡一切努力將其他人拉低到他們的水準。

特權階級

正確使用時，這個術語適用於那些獲得了普通人所沒有的特殊優勢的人。在舊時代，這個詞會被用來，例如，描述一個可以從事禁止非會員從事的商業的行會成員。

如今，「特權階級」很適用於政府強加的平權行動的受益者；這些人被給予合約、工作、大學錄取等，但這些賦予，卻拒絕給那些具有相同甚至更優秀資格，但膚色、性別或性傾向錯誤的人。

但這根本不是現代蒙昧時代我們的左派評論家、教師、神職人員和社論作者使用這個詞的方式。相反，這個詞被用來描述富人的孩子。

「這個孩子來自斯卡斯代爾（Scarsdale）的一個富裕家庭，」人們說。「他是特權階級。」

但這是荒謬絕倫的。只要斯卡斯代爾孩子的父母誠實地賺錢，他們的孩子就沒有獲得不公平的優勢。僅用「特權階級」來指富裕人士的孩子，只是另一種斷言財富本身就是剝削性的方式。

然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廢話，應該被立即駁回。我們還不如將所有有愛心父母的孩子詆毀為「特權階級」，因為這些孩子擁有虐待兒童受害者所不享受的好處。

非勞動所得

根據友好的稅務局的語言仲裁者，勞動所得來自勞動。非常鮮明的對比是，「非勞動所得」來自利潤、投資、利息等。

這大概是因為額頭出汗的工作是高貴、振奮人心且符合公共利益的，而冒著資本風險通過造福消費者來賺取利潤則恰恰相反。

馬克思主義者什麼時候接管了國稅局？如果蘇聯可以擺脫其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難道不能對我們自己的美國製造的萬惡稅務局做同樣的事情嗎？

自由人

最近，經濟教育基金會的旗艦出版物將其名稱從《自由人》（Freeman）改為《自由的理念》（Ideas on Liberty）。據報導，這樣做是為了將這本雜誌與一個名為「自由人」（The Freemen）的民兵組織區分開來，該組織觸犯了聯邦法律。[^2]

但經濟教育基金會的《自由人》已經出版了幾十年。它長期以來一直是一本光榮的期刊，但在這個決定中，它恰恰說明了在思想鬥爭中不應該做什麼。當然，更好的行動方案是起訴侵犯名稱權。

我們必須保護我們自己的旗幟、徽章和遺產，而不是在第一個困難的跡象出現時就放棄它們。照這個速度，我們有一天會放棄「自由」、「財產」、「自由企業」、「自由意志主義」嗎？如果這種放棄成為先例，我們就會了吧。

極端

有極端的保守派，但令人驚訝的是，卻沒有極端自由派。這些極端自由派都去哪裡了？（應該用那首流行的反戰歌曲的曲調來唱呢？）

「極端」指的是說話者不同意其觀點的人。這就是為什麼特蕾莎修女不是極端慷慨的，但任何在喬治·布希右邊的人都成了極端保守派。是時候了，早就該是時候了，開始在每張床下尋找極端自由派；或者，更好的是，停止這種只適用於走廊一側的極端的謾罵。

Eer 後綴

「eer」後綴的情況也差不多。有「奸商」（profiteers），因為利潤無疑是邪惡和令人厭惡的。問問菲德爾，他會告訴你。但沒有「工資索取者」（wageer）這樣的東西，儘管我們一些頂級運動員和演員的薪水最近已經飆升。這是因為根據第四等級（媒體）的說法，工人總是被壓迫的，從不貪婪。

為焚書辯護

在最近的一篇專欄《康斯托克們試圖在長島捲土重來》[^3]中，格雷戈里·布雷西格（Gregory Bresiger）對一群計劃焚燒弗蘭克·麥考特（Frank McCourt）的《安琪拉的灰燼》（Angela’s Ashes）700本的愛爾蘭人提出了異議。這是作者童年的故事，沒有將愛爾蘭文化置於良好的檢視下。

布雷西格在反對中全力以赴。他引用了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的小說《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甚至引用了麥考特的兄弟馬拉奇·麥考特（Malachy McCourt）關於希特勒德國這一做法的話。他暗示焚書只是通向焚燒人、不寬容和「壓制思想」的道路上的第一步。

反對焚書的一個論點是意外後果：那些從事這些行為的人，有時只會成功地更大程度地普及他們蔑視和仇恨的對象。但這幾乎不能證明稱他們為「鬣狗」或「笨拙的小丑」是正當的。

也沒有任何理由搬出寬容的大炮：伊拉斯謨（Erasmus）、斯賓諾莎（Spinoza）、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因為這裡的關鍵，被布雷西格忽略的，是公共和私人焚書之間的區別。

關於前者，我完全和熱情地支持布雷西格。政府根本沒有理由焚燒書籍，或做任何事情。

然而，私人焚書，例如愛爾蘭人反對弗蘭克·麥考特的《安琪拉的灰燼》所從事的那種，完全是另一回事。焚燒自己的書是私有財產權的一部分。在反對私人焚書、對那些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大肆誹謗時，布雷西格正在踐踏私有財產權違規的邊緣。

如果我擁有一本書，我有權焚燒它。就這樣。雖然布雷西格從未公開表示焚書應該是非法的，但他將這一做法與希特勒、鬣狗和焚燒人聯繫起來，強烈地暗示了這點。

我想知道他對焚燒旗幟的看法是什麼？這裡，就像在焚書中一樣，自由意志主義立場應該是明確的：人們有權焚燒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他們自己的任何私有財產。任何禁止這樣做的法律都是非法的。

經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作為「每日文章」發布在 http：//www.mises.org 網站上。

[^1]：「注意你的語言」。

[^2]：關於這個團體的完整故事，請參見「誰是自由人？」（http：//www.lewrockwell.com/orig/tucker2.html）。

[^3]： http：//www.lewrockwell.com/bresiger/bresiger8.html

【自由的基石】20 詞語觀察

Tue, 28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20 詞語觀察

Photo by Waldemar Brandt on Unsplash

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3-language/part-3-20-word-watch/

利益相關者

一個新詞已經悄悄進入我們的詞典，這要歸功於我們左派的朋友。它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這是對私有財產權的又一次攻擊的敲門磚。

在美好的舊時光，一家公司對其供應商、員工和客戶有合同義務。它對鄰居唯一的義務是我們彼此都有的義務：避免威脅或對他們及其合法擁有的財產進行主動暴力。

但現在這一切都過時了。感謝新的安排，所有這些人以及許多其他人，現在都必須被邀請進入董事會，在那裡與公司的名義所有者一起制定政策。而且，雪上加霜的是，這些「利益相關者」有時甚至可以在投票中勝過股票所有者。

這是如何運作的？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任何與企業有任何聯繫的人，無論多麼微弱，現在都對公司財產擁有準所有權。

因此，這不再是取悅客戶的問題，或者看著他們將業務轉向競爭對手並因此遭受損失的問題。現在，客戶有權實際制定政策。在這種哲學中，員工不僅僅應得誠實工作的誠實薪水；此外，他們有權對決策過程發表意見。鄰居、政客、路人和其他好管閒事的人也是如此。

這種試圖將「經濟民主」強加給毫無戒心的公眾的一個問題是確定這些選區中每一個擁有的票數。除了「一人一票」之外，這個問題似乎沒有明顯的答案。但如果任何阿貓阿狗都可以在不實際投資公司的情況下獲得投票權，為什麼任何心智正常的人會建立一家公司？

更根本的是，這個計劃的問題是它相當於盜竊。如何對一個迫使財產所有者與其他人分享其控制權的計劃進行分類，無論他們是誰，他們沒有參與企業的創建？如果「利益相關者」想要對公司的運作方式有發言權，讓他們投資吧。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他們就不再是利益相關者，而是投資者。另一個困難是「利益相關」似乎是一條單行道。

所有好管閒事的路人似乎在公司中獲得了財產權，但公司的所有者，出於某種只有我們左派朋友知道的奇怪原因，沒有獲得對他們財產的類似權利（這是在假設他們有任何財產的情況下）。但邏輯一致性只是「小心靈的妖怪」，所以也許利益相關不應該是一條雙向道是合理的。為什麼要毀掉一個完美的概念？

不勞而獲

根據一位應該更清楚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說法，「最卑鄙的人類動機之一[是]想要不勞而獲的慾望」。[^1]

現在，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完全無可非議的。例如，盜竊是一種「不勞而獲」的方式，從自由意志主義的角度來看是非法行為的典型案例。

然而，還有其他可能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對這個短語的描述根本不與自由市場哲學不相容。因此，譴責試圖不勞而獲就是過度概括；就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慈善就是一個例子。自願福利的接受者沒有做任何不當的事情。一個人可能運氣不好，或者只是忘了錢包，或者是搶劫的受害者。他向路人要一塊錢買車票，或買一杯咖啡，或要一些零錢打電話，並收到了。他因此「不勞而獲」，但肯定沒有觸犯任何應該保留在法律書上的法律。

當我還是個年輕人第一次見到穆雷·羅斯巴德時，他允許我沐浴在他的存在中。他會邀請我到他家，他和他的妻子喬伊（Joey）會餵食我，我被允許傾聽甚至參與這位偉人的對話。當然，我什麼也沒給他，他卻給了我很多。我遠不是唯一一個被穆雷接納、懷著半生不熟想法的有抱負的年輕自由意志主義者。

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我和所有這些其他人「不勞而獲」。誠然，可以爭辯說，普通的慈善捐贈者，以及穆雷·羅斯巴德，自由意志主義的特蕾莎修女，並沒有從他們的捐贈接受者那裡一無所獲。相反，他們從做好事中獲得了某種滿足感。

然而，訴諸這條論證路線就是默認這樣一個觀念：不是不勞而獲是「一種卑鄙的人類動機」，而是它是不可能的。在這種觀點中，即使是犯罪的受害者也得到了「某些東西」：例如，強盜沒有拿走更多、或者沒有謀殺他的滿足感。

或者舉另一個例子：我手裡拿著一張100美元的鈔票，風把它吹走了，不知道到了哪裡。當然，我從這件事中一無所獲；但如果它飄到別人手中，他就不勞而獲了。否認這種可能性就是進行謬誤的同義反覆推理。不僅可能不勞而獲，這根本不需要是一種卑鄙的人類動機。

不勞而獲的批評者也忽視了消費者和生產者剩餘的概念。雜貨商手頭有數千個橙子。如果他不盡快賣掉它們，它們會腐爛，然後處理它們會花費他金錢（除了購買價格）。對他來說，這些橙子不僅僅是沒有價值的（零價值），它們實際上是一個負擔（負價值）。

我剛跑完馬拉松比賽，那些橙子對我來說看起來像液體黃金。所以雜貨商賣了幾個給我。他不勞而獲（實際上，是負值換正值）。雖然我為每個付了幾分錢，但我的口渴程度如此之大，如果被要求，我會願意為這些橙子支付許多美元。對我來說，我願意支付的金額（較大的價值）和我實際支付的金額（較小的價值）之間的差額就是我的消費者剩餘。沒有其他人能知道這個數額，但對我來說，實際上它是撿來的錢。

或者，換句話說，我剛剛在消費者剩餘方面不勞而獲，正如雜貨商在生產者或賣方剩餘方面不勞而獲一樣。這是「市場魔力」的一部分，不應該被詆毀。

搭便車者

主流經濟學家以恐懼、厭惡和憎惡看待的一個概念是「搭便車者」（free rider）。任何獲得他沒有支付的價值的人（「不勞而獲」的另一個版本）都被新古典經濟學貶到深淵。對他們來說，搭便車者是經濟效率低下的證據，是所謂的「市場失靈」，並被指控犯下了「外部經濟」的罪。

這種恐怖的典型例子是，當一個人從他的鄰居洗車、修剪草坪或維護房屋的良好狀態中受益時。這些行動往往會維持或提升第一個房主財產的房地產價值，並大概增加他對其持有物的享受（例如，景觀改善了）。

為什麼這麼糟糕？有兩個原因之一。我們可以對搭便車者感到憤怒，因為，恐怖的是，他正在不勞而獲。或者，我們可以輕蔑地看待他，因為搭便車的創造者，那個好鄰居，沒有做足夠的事情來美化他自己的房屋，因而「欺騙」了搭便車者，使其無法獲得更大的利益。

無論如何都被詛咒，似乎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座右銘。無論是責怪正外部性的接受者忘恩負義，還是責怪捐贈者沒有為前者做足夠的事情，有一點是清楚的：政府必須介入，因為沒有國家的溫柔關愛，這個社區肯定會走向衰敗。

真是胡說八道。正如穆雷·羅斯巴德（1997年，第178頁）在整個經濟學中最具洞察力的評論之一中所說的，

人們認為，如果A和B能強迫C做某事，他們往往會受益……任何宣稱三個渴望組成弦樂四重奏的鄰居有權利和善意，在刺刀的威脅下強迫第四個鄰居學習和演奏中提琴的論點，幾乎不值得清醒的評論。

如果人們對彼此友善，如果他們對彼此微笑，那很好。如果我們欣賞愛因斯坦和莫扎特給我們的東西，如果我們是他們的「搭便車者」，那也很好。我們都是那些在我們之前的人的受益者。這是文明生活的一部分，不應該引起警惕。

經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作為「每日文章」發布在 http：//www.mises.org 網站上。

[^1]： B. Bradford， Liberty Magazine， May （2000）， p. 7.

【自由的基石】21 繼續注意我們的語言

Tue, 28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21 繼續注意我們的語言

Photo by Clay Banks on Unsplash

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3-language/part-3-21-continuing-to-watch-our-language/

在過去關於注意你的語言的專欄中[^1]，我提出這樣一點：對於我們這些支持自由哲學的人來說，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被推入我們的思想敵人為我們準備的語言角落，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辯護就會更加困難。在這些以前試圖應對這一挑戰的嘗試中，我試圖澄清以下詞語和術語記錄：女士（Ms.）、發展中國家、尋租、社會正義、稅收補貼、財產權、骯髒的富人、特權階級、非勞動所得、自由人、極端、奸商、焚書、利益相關者、不勞而獲、搭便車者、沼澤和偏見。

現在是時候在這個列表中添加一些新術語了。它們如下：機會主義、紅州-藍州、自由派和自由意志主義者。讓我們依次考慮它們。

機會主義

在普通語言中，「機會主義」（opportunism）或「機會主義的」（opportunistic）是相當中性的詞。甚至，可能，略微積極，因為它們表明某人正在採取主動、利用機會等。（在醫學中，這個詞適用於利用機會傳播的致病因子。然而，這有點超出我們的興趣範圍；無論如何，沒有人責怪細菌，所以這個詞幾乎沒有負面含義。[^2]）

另一方面，在主流經濟學中，例如《美國經濟評論》，「機會主義的」現在被用作欺騙或偷懶的同義詞。以下是這一現象的一個例子：

僱傭關係中激勵的經濟模型基於一個特定的動機理論：員工是「理性的騙子」，他們預見其行為的後果，當邊際收益超過成本時就偷懶。我們通過觀察對電話呼叫中心員工監控的實驗誘導變化如何影響機會主義來調查「理性騙子模型」。很大一部分員工的行為符合「理性騙子模型」的預測。然而，相當大比例的員工對監控率的操縱沒有反應。這種異質性與員工對僱主一般待遇的評估差異有關。[^3]

事情甚至發展到這種語言已經滲透到主流流行出版物的地步；例如，參見《經濟學人》，2005年4月2日，第15頁。

這有什麼問題？問題是，就像「尋租」的情況一樣，一個完全中性的，甚至是「好」的詞被用來承載「壞」的包袱。經濟學家使用的尋租，公共選擇學派是這裡的主要罪魁禍首，相當於通過政治過程進行的徹底盜竊。通過將「租金」與「盜竊」聯繫起來，人們用後者的刷子塗抹前者。人們破壞了收取租金這一古老而光榮的做法。誠然，不可否認，以這種方式使用語言的經濟學家心中並沒有房東向租戶收取租金的意思。相反，他們考慮的是經濟租金，例如，棒球運動員作為運動員的薪水與他作為機械師或公共汽車司機的次好工作之間的差額。但這是無關緊要的。為什麼要使用像「租金」這樣完全好的詞來描述合法盜竊？

同樣，利用機會是企業家的標誌。但如果「機會主義」被廣泛混淆為欺騙，那麼企業家精神，以及實際上的追求利潤，就因此受到質疑。但我們需要為這樣的行為獲得一切可能的幫助。因此，我們應該努力不將機會主義等同於欺騙或偷懶。為什麼不為此目的使用「欺騙」或「偷懶」這些詞？為什麼要挑可憐的老機會尋求的毛病？

紅州-藍州

這些詞通常使用時，藍州指的是那些主要位於美國兩個海岸（在東海岸，是北邊的那些）的州，其居民主要投票給民主黨。紅州指的是國家中部（在佔據兩個海岸的人們的話中稱為「飛越國家」）的那些州，這些州主要投票給共和黨。

但這是令人困惑的。每次我聽到以這種方式提到這些短語時，我都必須做一些內部的心理轉換。這是因為紅色是我最聯想到共產主義的顏色，而且，我忍不住，我將民主黨與蘇聯式的政府財產所有權和對經濟的控制聯繫得比共和黨更緊密。因此，我必須告訴自己，即使紅色適用於政治光譜的左側（經濟上講），它仍然指的是偏愛共和黨的州的人們。尷尬。（並不是說戰爭販子、提高關稅和稅收的喬治·布希可以被認為是自由企業家；只是，咽一口口水，如果克里贏了，甚至連掩蓋布希式左傾的自由企業外表都不會有。）

為什麼當權者決定以這種方式切換顏色和政治聯繫？我不確定。我只能推測。我的想法是，這是他們試圖在公眾眼中切斷政治哲學與色調之間的聯繫。而為什麼，反過來，他們想要這樣做？再次，另一個推測；也許他們認為顏色是政治經濟學觀點的簡寫，他們想要減少這樣的提示可能提供的非常有限的額外思想清晰度。

無論如何，顏色與政治視角之間的聯繫是一個有趣的聯繫，即使有些令人困惑。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穿黑襯衫。但希特勒，也許最能代表法西斯主義的人，實際上是一個綠色分子、左翼環保主義者、反吸菸狂人（記住，納粹是國家社會主義黨）。說到現代綠色分子，蓋亞的反市場崇拜者，他們實際上是西瓜：外面是綠色的，但裡面是紅色的。這些人有一種強烈但未實現的願望來控制其他人的生活和財產。有一段時間，他們「成功地」將他們的馬車與共產主義或紅色運動聯繫在一起，但這一切在1989年崩潰了，此時他們將效忠轉向了綠色分子。使事情複雜化的是，根據穆雷·羅斯巴德的說法，十七世紀英格蘭平等派（Levellers）的最愛顏色，第一個自由意志主義政治運動，是綠色。那麼，誰是真正的綠色分子？

回到法西斯主義，藍衫軍（Blueshirts）是1930年代的愛爾蘭法西斯運動，由將軍伊恩·奧達菲（Eoin O’Duffy）領導，何塞·安東尼奧（Jose Antonio）的長槍黨（Falange）也是藍衫軍。所以法西斯主義現在可以聲稱黑色和藍色，這有一定的適當性。另一方面，還有棕色，如棕衫軍（在這方面我們不會提到聯合包裹服務公司），另一個法西斯團體。進一步使事情複雜化的是，紅色、白色和藍色的組合已經代表法西斯主義很長時間了。[^4]

（我想感謝我的幾位朋友在連結顏色和政治運動方面的幫助。他們是湯姆·迪洛倫佐（Tom DiLorenzo）、斯蒂芬·金塞拉（Stephan Kinsella）、大衛·戈登（David Gordon）、盧·洛克威爾（Lew Rockwell）、傑夫·塔克（Jeff Tucker）和拉爾夫·賴科（Ralph Raico）。）

鑑於共產主義是紅色的，沿海州在政治上是粉紅色的，至少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接近紅色，而且投票給布希的國家中部的州更接近法西斯主義，並且有歷史先例將該信仰體系歸類為藍色，那麼這些顏色名稱實際上被拋來拋去的方式就是對此類事情中真相的倒置。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紅色和藍色作為應用於各個州的180度混亂？簡單；與所有這些其他語言濫用案例一樣：拒絕附和。我知道，我知道，如果其他人都稱阿肯色州為紅州而你稱它為藍州，這是令人困惑的。但對於任何這些其他詞來說也是如此：機會主義、女士、發展中國家、尋租、社會正義、稅收補貼、財產權、骯髒的富人、特權階級、非勞動所得、自由人、極端、奸商、焚書、利益相關者、不勞而獲、搭便車者、沼澤和偏見。如果我們不用詞語做出聲明，它們很快就會被從我們這裡奪走。

自由派和自由意志主義者

同樣的事情很久以前就發生在「自由派」（liberal）身上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時代，自由派是相信和平、私有財產權、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人。那個完美的好詞被我們左派的朋友奪走了，現在如果我們想要將自己與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約翰·克里（John Kerry）或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區分開來，我們必須訴諸「古典自由派」或「自由派，歐洲風格」。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快樂」（gay）上，我向喬·索布蘭（Joe Sobran）脫帽致敬，因為他試圖拯救那個特定的詞。我們必須奮鬥、奮鬥、奮鬥，以保持對我們重要的詞彙的控制。

類似的事情現在甚至似乎正在發生在「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這個詞上。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這樣的人可以公開稱自己為「小l自由意志主義者」時[^5]，末日可能不近，但它正在不祥地逼近。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不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大L還是小l都無關緊要。他支持學校代金券、聯邦儲備系統的延續、負所得稅、反壟斷法；他是稅收預扣的父親（儘管公平地說，他後來為此道歉了）、道路社會主義（他反對街道和高速公路的私有化）和法定貨幣（他對金本位制的倡導者嗤之以鼻）。誠然，他在自由貿易、租金管制、最低工資等問題上穩如泰山，但這幾乎不支持對自由意志主義的主張。[^6]

當然，在主要評論家的背景下，弗里德曼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至少，他可能是他們接觸過的任何人中最自由意志主義的。當他們說即使米爾頓·弗里德曼也採取這樣那樣的立場時，它幾乎定義了政治光譜的一個端點。任何比他更自由意志主義的人，天哪，就直接跌出了可敬領域的盡頭。

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該怎麼辦？好吧，盡量保持我們能保持的語言地盤。至少，讓我們意識到這些問題。這是面對它們的必要條件，儘管遠遠不夠充分。

經小盧埃林·H·洛克威爾先生（Mr. Llewellyn H. Rockwell， Jr.）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發布在 http：//www.lewrockwell.com 網站上。

[^1]：參見「注意你的語言」、「奪回語言」和「詞語觀察」。

[^2]：參見 http：//www.aegis.com/topics/oi/

[^3]： http：//ideas.repec.org/a/aea/aecrev/v92y2002i4p850-873.html

[^4]：參見夏洛特·特懷特（Charlotte Twight），《美國新興的法西斯經濟》（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tg/detail/-/0870003178/lewrockwell）。

[^5]：米爾頓·弗里德曼，維基百科。http：//www.self-gov.org/mfriedman.html

[^6]： http：//www.lewrockwell.com/rothbard/rothbard43.html

【自由的基石】22 自願稅收

Tue, 28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22 自願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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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3-language/part-3-22-voluntary-taxes/

（與威廉·巴尼特（William Barnett）合著）

在他2002年3月20日寫給《華爾街日報》的信《印第安納州預算的「硬漢」提議》中，該州州長弗蘭克·奧班農（Frank O’Bannon）呼籲「增加兩項次要的自願稅收——香菸稅和河船入場稅」。

「自願稅收？」「自願稅收」是一個矛盾修辭，如果曾經有過的話；它類似於「巨型蝦」、「重要的瑣事」或「方形的圓」。「自願稅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相矛盾的術語，因為如果說稅收有什麼不是的話，那就是自願的。證據是，如果你不支付，你的財產會被強制沒收和／或你會進監獄。「強制稅收」是一個冗餘，因為一旦你理解了這個短語中的前一個詞，你就知道後一個詞的含義是該理解的組成部分。

這只是——儘管是典型的——政治家濫用語言試圖欺騙人民關於其行為真實性質的一個例子。

這位好州長是說香菸購買者／河船進入者如果不想支付相關稅收就不必支付嗎？還是他的意思是，如果他們不買香菸／不進入河船，他們就不必支付稅收？他不太可能打算前者。如果是前者，那麼，當然，所有稅收都是自願的；例如，人們可以通過無家可歸或不買食物來分別避免住宅財產的財產稅或食品的銷售稅。在後一種情況下，也許一個人可以通過在垃圾桶裡覓食來生存。同樣，他可能的意思是所得稅實際上是自願的，因為你可以選擇不賺取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你就不受稅收的約束。也就是說，因為自願選擇決定了是否適用稅收，所以有問題的徵稅實際上不是強制性的。

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搶劫就不再是犯罪了。搶劫受害者可以簡單地選擇不擁有任何東西。那肯定會挫敗任何想要成為小偷的人。或者，一個預期的謀殺受害者可以被提供選擇:通過折磨緩慢、痛苦地死亡，或給自己服用一劑快速、無痛的毒藥。這將不再是謀殺。相反，利用奧班農州長的「邏輯」，它將成為一種（自願的）自殺。

拜託，州長，饒了我們吧！利用政府的強制力量來剝奪人們辛苦賺來的財富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這個過程中貶低語言（毫無疑問，優質教育是這位人民公僕的首要任務）只會雪上加霜。

經小盧埃林·H·洛克威爾先生（Mr. Llewellyn H. Rockwell， Jr.）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發布在 http:／／www.lewrockwell.com 網站上。威廉·巴尼特二世（William Barnett II）是紐奧良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國際商業蔡斯傑出教授和經濟學教授。

【自由的基石】23 再論語言

Tue, 28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23 再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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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3-language/part-3-23-language-once-again/

內戰

1861年在美國發生的事情不是一場「內戰」。沒有兩支相互競爭的軍隊，每一支都試圖統治另一支。相反，這是一場關於分離的戰爭。

關於真正的內戰的例子，我們可以考慮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在那裡，兩個團體相互戰鬥，每個團體都希望統治整個國家。一方是佛朗哥（Franco）領導下的法西斯分子；另一方是共產主義者。

為什麼稱十九世紀中葉在美國發生的事情為「內戰」？我們都知道，真正的內戰是在兩個相互競爭的政黨之間，每一方都想統治另一方，或者統治由兩個要素組成的整個社會。

在1861年的戰爭中，這完全適用於北方。但南方不想統治北方，也不想統治由兩者組成的整個國家。它只想與北方分離，或從聯邦中分離出去。在我看來，「需要雙方才能共舞」。如果只有一方想要統治另一方，你就不能有內戰。

以下是那場悲劇事件的一些更準確的名稱：

A. 中性 1. 1861年戰爭 2. 北方與南方之間的戰爭 3. 州際戰爭 B. 略帶貶義 1. 南方分離戰爭 2. 南方獨立戰爭 C. 非常貶義 1. 北方侵略戰爭 2. 林肯戰爭 3. 阻止南方獨立戰爭 4. 第二次美國獨立戰爭 5. 第三次美國獨立戰爭 6. 北方對南方的強暴 D. 激進 1. 第一次南方分離戰爭

第一類，A. 中性，包括三個條目，所有這些都是不可辯論的。也就是說，它們高度描述性，並且大概不會冒犯任何人。它們是：1861年戰爭、北方與南方之間的戰爭和州際戰爭。沒有人能理性地反對1861年戰爭，或者也許1861-1865年戰爭。畢竟，這些是戰鬥的無可爭議的年份。地理描述，北方與南方之間的戰爭或州際戰爭，也不能被拒絕。不可否認，它們非常準確，並且沒有爭議。

第二類，B，略帶貶義，因為它明確指責北方引發了這場大火。南方分離戰爭和南方獨立戰爭都表明是北方試圖強迫一個不情願的南方進入它不再想成為其一部分的東西。如果北方和南方是一對已婚夫婦，我們可以說南方想要離婚，而北方不願意給予它一個。我們有一個短語來描述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這種事件：婚內強姦。

但是奴隸制呢，可能有人會反對？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有任何真正的強姦正在發生，那不是北方對南方犯下的。相反，無論字面上還是比喻上，它都更好地描述了南方對奴隸所做的事情。

並非如此，並非如此。因為北方也有奴隸制！以這種方式看待事情給了北方太多信譽。由於國家的兩個部分都犯了奴役無辜人民的罪行[^1]，這種可怕的罪行不能用來區分各方。奴隸制可以說從等式中被抵消了，我們剩下的是一群不再想與另一群人進行政治聯繫的人，但卻被迫違背他們的意願這樣做。

同樣，在1820年代，有幾個新英格蘭州認真討論過分離，作為對奴隸制的抗議，而不是對其的支持，而「進步人士」並沒有大聲疾呼這將是非法的。[^2]

在C類中，我們到達了非常貶義的稱謂，它們非常恰當地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表明了北方的罪責和南方的清白。北方侵略戰爭、林肯戰爭[^3]、阻止南方獨立戰爭、第二次美國獨立戰爭和第三次美國獨立戰爭[^4]都將責任完全歸咎於有罪的一方。北方對南方的強暴更是如此。

南方與北方進行了一場英勇的戰鬥。[^5]不幸的是，後者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大大超過了他們。

在D類中，我們到達了最激進的命名法：第一次南方分離戰爭。其含義是1861年發生的事情將再次發生，只是這次結果會非常不同。一個可能歡迎這種結果的團體是南方聯盟（http：//www.dixienet.org/）。祝他們好運。

包容性語言

當我還是個小夥子時，捕魚的人總是被稱為「漁夫」（fishermen）。如今，執行這項任務的人被稱為「捕魚者」（fishers）。為什麼突然，好吧，不那麼突然，改變了？這顯然源於政治正確這個屬，女性主義這個種。「捕魚者」（Fisher）包括男性和女性，而「漁夫」（fisherman）看似排除了後者。類似的分析適用於「演員」（actor）和「女演員」（actress），以及「消防員」（firefighter）和「消防隊員」（fireman）。這些對中的前兩個，「女演員」和「消防隊員」，儘管使用了數千年，現在已經被放入記憶洞中。過去有「主席」（chairmen）；現在，在禮貌社會中只有「椅子」（chairs）。為什麼？這只能是為了滿足女性主義者的變態慾望。在女性化之前的語言中，男性命名法通常包括兩性。也就是說，儘管女性很少是消防員或漁夫，但就語言而言，她們當然可以是。[^6]

為什麼女性主義者偏愛這種語言？很像貨物崇拜名聲的土著人[^7]，他們覺得如果他們能改變一些膚淺的東西，那麼真正的結果肯定會隨之而來。也就是說，如果所有人都使用包容性語言，男性和女性將得到平等對待。正如貨物崇拜成員沒有意識到飛機運送貨物嚴格限於合法機場有充分和足夠的理由一樣，女性主義者不欣賞有令人信服的經濟和生物學原因，為什麼女性平均賺的錢比男性少。[^8]關於黑人在電視節目和電影中的類似現象似乎也在起作用。他們通常被描繪成醫生、律師、教授、科學家、數學家、工程師，數量遠遠超過他們在這些職業中的實際代表性。這是希望戰勝現實的又一個例子。[^9]

此外，這些創新確實把語言搞得一團糟。[^10]考慮單數和複數之間的以下混亂：

「『如果你愛某人，就放他們自由』（斯汀）；『這足以讓任何人失去他們的理智』（喬治·伯納德·蕭）；『我不應該喜歡懲罰任何人，即使他們冤枉了我』（喬治·艾略特）。」[^11]

擺脫這種不當之處的一種方法是使用複數而不是單數。「例如，與其說『隨著他在他的項目中前進，醫學生有越來越多的臨床工作機會』，不如試試『隨著他們在他們的項目中前進，醫學生有越來越多的臨床工作機會』。」[^12]或者，「每個教授決定他們自己的閱讀清單。」[^13]但是，誰想永遠被限制在使用複數的緊身衣裡。單數做了什麼配得上這樣的命運？

另一個反對意見是基於邏輯。包容性語言取代了它能得到的每一個「man」的使用，並用「human」取而代之。例如，「man」變成「human」，「mankind」被轉換為「humankind」，「straw man」變形為「straw person」，等等。通常用「person」替代。例如，「他去了商店」變成「一個人去了商店」。

這裡的問題是「human」和「person」的最後部分，即「man」和「son」。如果女性主義者在邏輯上一致，她們首先會堅持用「huwoman」而不是「human」。但這也帶來了困難，因為「woman」以可怕的「man」結尾。也許應該使用「hudaughter」而不是「human」，用「perdaughter」代替「person」。

經濟戰爭

評論家習慣於利用戰爭和衝突的語言來描繪經濟關係。這是令人困惑、不理性和誤導性的。因為憂鬱科學處理的是互利，或正和博弈。每當一筆交易、購買、銷售、租賃協議、工作等完成時，所有參與者都會獲益；事前意義上必然如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事後也是如此。

例如，如果我以1美元購買一份報紙，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真理，在那一刻，我對期刊的評價高於我必須支付的錢。否則，天哪，為什麼我願意參與這個商業交易？我預期我會從這筆交易中受益。即使在事後意義上，從後來的角度來看，在幾乎所有這樣的情況下，我和其他處於這種位置的人都會獲益。我或其他任何人後悔購買報紙的情況很少見，理由是畢竟裡面沒有好消息，而這是買家所尋求和期待的。

那麼，在這方面考慮諸如「價格戰」或「敵意收購」之類的概念。在這裡，似乎市場上沒有發生互利，而是一種對抗關係。沒有什麼比這更遠離真相了。

先談後者。這種指控是由企業掠奪者的幽靈推動的，他們俯衝到一家無助的公司，進行「敵意收購」，出售其資產，並解僱所有員工。這裡有許多謬誤。首先，失業是由人為地將工資提高到工人生產力之上造成的。如果最低工資法或工會堅持員工每小時必須支付10美元，但他在生產力方面只值7美元，他將失業，就這樣。這與所謂的敵意收購無關。是的，人們被解僱了，但經歷這種活動的行業中的失業率並不比其他任何行業高。

但企業掠奪者有時不會為了資產而肢解公司嗎？確實如此。然而，只有當這些相同的資產在其他努力領域實際上比它們最初部署的地方更有價值時，他們才能獲利。這意味著如果一個公司失去了工作，它們將在其他公司中被創造出來，到資產現在更有生產力地使用的地方，從而提高工資。

企業掠奪者的另一個對社會有益的影響涉及首席執行官的薪水。許多評論家抱怨CEO薪水已經達到同溫層，構成了對工人的不合理剝削。假設如果CEO薪水「適度」，公司的資本價值將是1億美元，但是，由於驚人的薪酬方案，它現在只值1000萬美元。這樣的公司將成熟，可供企業掠奪者採摘。他會以比如1100萬美元購買這家企業，解僱寄生的CEO，看著公司的價值上升到其「適當的」1億美元，並帶進一筆豐厚的8900萬美元利潤。企業掠奪者對於離譜的CEO薪水，就像金絲雀對於煤礦安全一樣；只是他比鳥做得更好：他不僅警告問題，而且一舉解決了它。然而，政府通過監禁像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 Milken）這樣的人，已經抹殺了這種有益的市場機制。現在他們竟敢抱怨失控的CEO薪酬。

至於「敵意」，股票的買方和賣方之間沒有這樣的東西。唯一「敵意的」人是剝削公司的CEO。但當我們說市場上只有和平合作時，我們指的是那些參與任何特定交易的人；例如，報紙買家和賣家。當然，第三方總是可以敵意的。例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對所有商業感到不滿。他對所有這些都是「敵意的」。那又怎樣？

價格戰呢？這也是一種語言扭曲。例如，當雜貨商或加油站為了吸引顧客而降低價格時，他們與從他們那裡購買的人相距甚遠，沒有「戰爭」。恰恰相反。就這些供應商彼此之間的關係而言，這場「戰爭」的所謂參與者，他們與薪水過高的CEO和企業「掠奪者」處於相同的位置。他們是所有這些交易的第三方，因此，在其中任何一個中都沒有地位。他們不能透露或證明（羅斯巴德1997）他們的敵意。也就是說，當顧客A從賣家a購買雜貨或汽油時，賣家b可能不喜歡它，但他不是這筆交易的一部分。

國民財富

我們經常被告知，最富有的X%的人擁有Y[^14]%的國民財富。正如可以預期的，在並非所有人都擁有完全平等財富的背景下，它通常遠遠超過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但這X%的人口並不擁有任何國民財富。當然，他們可以聲稱擁有他們自己的所有財富，但不能聲稱任何其他人的財富。

以國民財富的方式看待事情，然後注意到它分配不均，是人口中最貧窮元素及其自稱代言人抱怨的一個配方。

這個概念隱含的想法是，實現「公平」的最佳方式，通常定義為幾乎絕對的收入平等，是從富人那裡拿走收入或財富，然後簡單地把它給窮人。人們可以通過實施高度累進的所得稅或財富稅來做到這一點。

任何這樣的行動方案都有許多問題。首先，它減少了富人和窮人賺取收入和富有成效的動機。如果他們生產的東西將被從他們那裡拿走，前者在邊際上就不會那麼努力工作。但這也適用於後者，因為如果他們賺取自己的錢，他們將不會得到那麼多其他人的財富。[^15]其次，「公平」根本不是「平等」的同義詞。第一個術語表示公正，而第二個僅僅表示某種數學關係。但用槍指著從那些賺到錢的人那裡徵用金錢，並把它給那些沒有賺到錢的人，有什麼公正的呢？第三，一個大量從事這種做法的國家很可能接近「平等」，但這將只是每個人都平等挨餓的那種平等。

公平貿易

什麼能比「公平貿易」更公平？表面的答案是沒有什麼能比這更公平了。但對語言的更仔細分析表明，「公平貿易」根本沒有什麼公平的，真正公平的貿易是自由貿易。

讓我們從定義我們的術語開始。「公平貿易」，由於語言的歪曲，是一個阻止人們按照他們希望的方式進行貿易的系統。相反，制定了貿易壁壘，以抵消其他國家流行的環境和勞工標準。[^16]換句話說，如果南美洲或非洲的出口國支付的工資低於第一世界的好管閒事者和行善者認為適當的工資，關稅甚至配額將被放置在來自該來源的進口的道路上。為什麼通過強迫工資高於生產力水平在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創造失業是「公平的」，從來沒有解釋過。

將其推向邏輯結論，我們還能將其推向何處，「公平」貿易實際上是試圖消除這些國家相對於歐洲或北美那些國家可能擁有的任何競爭優勢。如果我們能對這些國家施加與目前國內流行的相同嚴格的勞工和環境立法，來自這些較貧窮地區的出口將不再與當地產品具有競爭力。最終，這將幾乎意味著富國和窮國全球社區之間任何貿易的喪鐘。

這將損害富裕國家的所有人，特別是那裡的不太富裕者。但最大的受害者將是世界較貧窮部門的居民。在較早的世紀，非洲那些與更先進的西方接觸的部分（即海岸上的那些）比那些很少有商人冒險的內陸地區發展得更快，這並非偶然。[^17]大多數全球貿易發生在先進地區內部，而不是在它們與那些遭受極端貧困的地區之間。剝奪世界這些部分目前享有的相對較少的貿易，將是以一種特別惡毒的方式對待窮人。那些最熱衷於促進「公平貿易」的人是侵染西方勞工和左翼環保運動的左派分子，這是偶然的嗎？這遠非那些冒充窮人朋友的人實際上是他們最大敵人的唯一例子。

形成非常鮮明對比的是，自由貿易[^18]是窮人的最後最佳希望，所有國家的窮人，以及促進全球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這使所有貿易夥伴受益，至少在事前意義上如此。

經小盧埃林·H·洛克威爾先生（Mr. Llewellyn H. Rockwell， Jr.）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發布在 http：//www.lewrockwell.com 網站上。

[^1]：關於支持將自願奴隸制合法化的論點，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請參見Block （1999， 2001， 2003， 2004， 2006）。

[^2]：關於分離的辯護，請參見Adams （2000）； Gordon （1998）； Kreptul （2003）； McGee （1994）； Rothbard （1967）。

[^3]： DiLorenzo （2002）為這個稱謂辯護。

[^4]：因為1812年戰爭是第二次。我將這一點歸功於拉里·塞克雷斯特（Larry Sechrest）。

[^5]：參見電影《眾神與將軍》（http：//www.godsandgenerals.com）。

[^6]：誠然，從來沒有「農夫人」（farmerman）這樣的東西。一直以來，而且永遠，只有「農夫」（farmers）。這似乎是一個證明規則的例外。

[^7]：這些前文明人相信，如果他們用稻草或其他方便的材料在叢林中間建造跑道，飛機就會從天而降，向他們運送貨物。（參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go_cult）

[^8]：關於這一主張的詳細說明，請參見本書第12章。

[^9]：對這一現象的另一個解釋是試圖讓大眾對女性和黑人在非傳統高聲望職業中感到舒適和習慣，以支持平權行動政策，這些政策提升了他們在那裡的數量，與在沒有這種不公正項目的情況下相比。我焦急地等待像我這樣的老胖猶太人被虛構地描繪成體育英雄、性感種馬和說唱歌手。

[^10]： http：//www.adoremus.org.

[^11]： http：//www.english.upenn.edu/~cjacobso/gender.html

[^12]：同上。

[^13]： http：//www.marquette.edu/wac/neutral/NeutralInclusiveLanguage.shtml

[^14]：尤金·帕切爾特（Eugene Paczelt）向我建議這個術語有問題。

[^15]：一個流行的保險槓貼紙寫道：「更努力工作。數百萬福利領取者指望著你。」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ir_trade

[^17]： Bauer （1981， 1984）； Bauer and Yamey （1957）.

[^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_trade

【自由的基石】15 分離

Mon, 27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5 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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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2-human-rights/part-2-15-secession/

15 分離

自由結社法則是私有財產權（在物質材料中，以及在我們自己的身體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含義。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在相互自願的基礎上與他人自由結社，我們的財產權在這種程度上就被廢除了。

對人身財產權以及自由結社最嚴重的破壞是謀殺。沒有人支持這種行為（自衛殺人是另一回事），所以這根本不具爭議性。對自由意志主義不侵犯非侵略者及其財產的法則的另一個嚴重違反是奴隸制（或綁架，這是短期奴隸制）。這也是不可辯論的。

然而，有許多制度，實際上受到政治經濟學「受人尊敬的」評論員的青睞，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奴隸制。所有反對「歧視」的法律都是對自由結社的違反，因為它們強迫兩方，其中一方希望與另一方無關，儘管有這些願望仍要互動。當商店老闆被迫違背他的意願向顧客出售商品，並且不能自由地以他選擇的任何種族、性別、宗教等為基礎對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嗤之以鼻時，他在這種程度上就是一個奴隸。這種法律與徹底奴隸制之間的區別只是程度上的：在每種情況下，事情的本質是人們被迫違背他們的意願與他人交往。另一個例子是強制工會制度。我們的勞工立法強迫僱主與他們寧願完全避免的人「公平談判」。

也許對自由結社法則最重要的違反，至少在實用基礎上，發生在政治領域。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其他侵犯，如平權行動、工會立法等，都源於政治來源。如果在平權行動領域的結社自由是歧視的權利，在勞工領域是僱用「工賊」的權利，那麼當涉及政治領域時，它就是分離的權利。

那些不能自由分離的人，實際上是國王的部分奴隸，或者在民主制度下是暴虐多數的部分奴隸。分離也不應與單純的移民權混淆，即使一個人被允許將自己的財產帶出國家。分離意味著留在自己的財產上的權利，要麼將效忠轉移到另一個政治實體，要麼自己建立主權。

為什麼希望從政府分離的人必須騰出他的土地？因為當然，即使在國家主義者的哲學下，也是人民先來的。政府，在最小政府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中，只是由他們建立的，以實現某些目的，後來，在他們擁有自己的財產之後。也就是說，國家是人民的創造物，而不是人民是國家的創造物。但如果一個政府曾經被邀請進來提供某些服務，那麼它也可以被取消邀請，或被邀請離開，或被驅逐。否認這一點就是斷言政府先在那裡，在甚至還有任何人之前。但這怎麼可能呢？政府不是由人類以外的生物組成的無實體實體（儘管，也許，某些人對此可能有合理的懷疑）；相反，它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組成的，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邪惡的人。

那麼，既然分離是一項人權，是自由結社權利的一部分，我們如何描述那些反對這一點的人呢？誰會使用武力和暴力，在所有事情中，以強迫不願意的參與者加入或仍然是他們希望無關的政治實體的一部分？為什麼，作為某種程度上的準奴隸主。當然不是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

因此，發現有些評論員實際上自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但卻反對分離權，這簡直令人驚訝。如果這些人要與這種觀點保持一致，他們將在邏輯上被迫也對工會和反歧視立法表示認可，這無疑是荒謬的歸謬。

所謂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反對分離的理由之一，即在政治上被單獨留下的權利，是那些希望分離的人可能在各個方面都不完全完美。例如，邦聯各州實行奴隸制，這肯定與自由意志主義法則不相容。

讓我們假設掉這個尷尬的歷史事實，即這個「奇特的制度」在北方也在運作。畢竟，我們在做一個哲學觀點，而不是歷史觀點。讓我們假設，為了論證起見，北方與南方對抗時，在奴隸制方面，或者實際上在任何其他偏離自由意志主義法則的方面（例如，關稅、高稅收等），手是完全乾淨的。也就是說，北方是一個完全自由意志主義的實體，南方是一個道德上邪惡的實體。（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為了論證而在這裡說話。）

這個前提是北方實際上奴役南方，從而侵犯其自由結社權利的有效理由嗎？它不會。

如果北方違背南方的意願將其俘虜是正當的，其含義是印度在1948年從英國分離是不合理的，因為前者實行殉葬；非洲國家離開他們的歐洲殖民主人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實行陰蒂切除術；1930年代德國的猶太人不允許離開納粹的管轄，因為他們無疑也在某種方式上是不完美的。

讓我們從宏觀領域轉到微觀領域。如果不完美的人群不能從完美的人群中分離出來，那麼個人呢？如果我們嚴格地將反對邦聯分離的原則應用於個人層面，我們再次遇到各種違反直覺的結果。

例如，離婚。根據這種「邏輯」，如果離開的一方不完美，任何配偶都不能離開另一方。

用克萊德·威爾遜（Clyde Wilson）的話來說：「如果政治社區一部分的分離權受到另一部分的道德批准，那麼實際上就沒有分離權。」要麼你有自由結社和分離的權利，要麼你沒有。

如果分離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正當的，那麼，對於其他國家（例如，在分離領土中）存在殉葬、奴隸制、陰蒂切除術等，正確的自由意志主義回應是什麼？

在自由意志主義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下，如果犯罪發生在那裡，私人防禦機構入侵私有財產將是允許的（如果在這方面犯了錯誤，自由意志主義懲罰理論，改天的主題，就會啟動；在這種類型的社會中，即使是警察也不凌駕於法律之上）。如果 A 將要在 A 的房子裡謀殺 B，當警察踢開他的門以阻止這一卑鄙行為時，A 可能不會正當地反對。因此，自由市場競爭性防禦機構本可以進入南方解放奴隸，但一旦這樣做了，鑑於沒有發生其他犯罪，並且對作惡者施加了應有的懲罰，那將是事情的結束。不會有進一步的互動。然後南方（或在殉葬的情況下的印度）將被允許走自己的路。

在有限政府自由意志主義下，北方政府不會採取措施清除主權邦聯的奴隸制（或印度的殉葬）。在這種哲學中，國家的目的是保護其自己的公民。就這樣。而且，基於（歷史上準確的）假設，即邦聯沒有表現出入侵北方的跡象，只是想被單獨留下處理自己的事務，就北方政府而言，那將是事情的結束。

然而，即使在這些假設下，個人廢奴主義者也將完全自由，而且確實是正當的，手持槍支進入邦聯，意圖清除南方這一邪惡的奴隸制度。但如果事情對他們不利，他們就不能夾著尾巴跑回北方，躲在他們媽媽的裙子後面，因為那將必然使北方政府捲入爭鬥。這將違反有限政府自由意志主義或最小政府主義的不入侵（除非自衛）規定。

不會有「重建」。不會有「不可分割的」美國。相反，現在將有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美國和邦聯。同樣，一旦奴隸制結束，鑑於沒有發生其他犯罪，並且對作惡者施加了應有的懲罰，那將是事情的結束。

經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先生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發布在 http://www.lewrockwell.com 網站上。

【自由的基石】16 現在就讓毒品合法化！

Mon, 27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6 現在就讓毒品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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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現在就讓毒品合法化！合法化毒品的益處分析

（與 Meaghan Cussen 合著）

基本憲法權利

許多人認為，禁毒通過對成癮者的行為施加家長式控制來保護他們免受自身傷害。這種政府強制執行的控制，即反毒品法，嚴格監控成癮者對自己身體的處理。例如，政府決定它想保護弗雷德·布朗免於毀壞他的身體。因此，政府宣布麻醉品為非法，實際上控制了弗雷德的身體。根據美國憲法和反奴隸制法律，這種霸權不應該發生。美國的指導原則，在《獨立宣言》和《憲法》中都有闡述，保護弗雷德「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基本公民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生命和財產權。有了禁令，弗雷德不再擁有這項憲法權利。他不再控制自己的身體。監管剝奪了他的公民自由。弗雷德作為「自己身體的所有者」的角色被剝奪了。實際上，這使他成為了奴隸。

我們將現行毒品法歸類為一種奴役形式是否歇斯底里？不，我們的毒品法相當於部分奴隸制。我們都必須質疑路障、脫衣搜查、尿液檢測、儲物櫃搜查和洗錢法的做法。從哲學上講，禁毒嚴重威脅我們的公民自由，並與反奴隸制哲學和美國的建國文件不一致。毒品合法化將把一項基本公民自由歸還給美國公民，授予他們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

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使所有各方受益。可以假設，如果毒品合法化，從而成為市場的一部分，買方和賣方都會獲益。每次交易發生時，雙方的福利都會得到改善；如果喬以10美元的價格賣給你他的襯衫，他會受益，因為他顯然更看重10美元而不是襯衫。如果他不這樣認為，他就不會交易它。你也會從交易中獲益，因為你顯然更看重襯衫而不是10美元。如果你不這樣認為，那麼你就不會同意這筆交易。毒品市場的自由貿易以同樣的方式運作。如果喬以10美元的價格賣給你大麻，他獲益是因為他更看重錢，而你獲益是因為你更看重毒品。另一個人是否認為你應該更看重毒品不是問題。那第三方不參與交易。毒品給你帶來的快樂量是你購買它的動機。貿易是一個正和遊戲。雙方都獲益，至少在事前意義上是這樣。

不可否認的是，某些第三方會因道德或倫理理由而對毒品交易感到冒犯。然而，試著找到任何不冒犯至少一個人的交易。許多人反對酒精、香煙、避孕藥或動物產品的銷售，但他們的感受或信念並不阻止這些物品的銷售。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任何市場交易，因為他們認為商業活動必然具有剝削性。在市場交易方面，顯然無法取悅每個人。然而，在我們的自由企業經濟中，任何參與市場的人都將從中受益。「對於所有聲稱會因合法化的毒品貿易而受害的第三方，將有更多的人從犯罪減少中受益」（Block 1993）。「第三方可以口頭反對任何給定的交易。但這種反對不能像兩方之間的交易那樣通過市場選擇來揭示，交易表明對交易的積極評價」（Block 1996， p. 434）。所有商品的自由貿易有助於增加獲益者的數量。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市場，因此，在正和交易中有平等的獲益機會。

毒品合法化不僅將保護基本自由並通過自由貿易帶來個人利益，而且還將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利益。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利益是減少犯罪。

減少犯罪

當成癮性毒品合法化時，犯罪將大幅減少，主要有四個原因。首先，麻醉品價格的降低將消除與其高價格相關的盜竊和謀殺。當毒品合法化時，守法的商人將不再被毒品商業的非法性所阻止，並將願意進入市場。隨著這種供應的增加，假設需求的增加不成比例，麻醉品的價格將下降。以前被迫偷竊、謀殺和從事非法就業以賺取足夠的錢來維持習慣的成癮者將能夠負擔得起較低的價格。因此，這些類型的毒品相關犯罪將減少。

其次，與物質相關的糾紛，如幫派戰爭和街頭暴力將減少。毒販將能夠使用法院來解決他們的糾紛，而不是自行執法。毒品業務中的權利侵犯將通過司法系統得到解決，從而減少幫派暴力，並拯救經常陷入交火中的許多無辜生命。

第三，毒品業務為卡特爾創造了巨大利潤。卡特爾通常是國際組織，其中許多支持恐怖主義並增加美國的暴力犯罪。如果麻醉品市場開放，毒品收入將由自由市場力量平等分配，並且支持恐怖組織、犯罪團夥和卡特爾活動和利潤的機會將減少。

最後，也是最明顯的是，隨著運輸、銷售和持有合法化，以前的非法活動現在將成為社會認可的商業交易。犯罪，一種違反法律的行為，在其非常叛亂的本質中導致社會不穩定，將通過毒品交易這一不可避免活動的合法化而大大減少。

1920年代的酒精禁令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例證。這十年的高犯罪率是由於黑市的存在，這是政府強制使酒精非法化所產生的。黑市導致了主要犯罪團夥的形成。酒精的地下市場增長，並引導許多渴望利潤的企業家進入了一種充滿風險的犯罪生活方式。許多人因運輸、銷售和持有而入獄。

當禁令結束時，與酒精相關的犯罪停止了。由非法物質有限供應驅動的利潤氣球被放氣了。黑市消失了，與它相關的所有非法活動也消失了。犯罪團夥被迫解散並尋求其他收入來源。今天有多少犯罪團夥存在以銷售酒精？答案是沒有。原因是合法化。

相比之下，與毒品相關的犯罪正在飆升。正如奧斯特羅夫斯基（Ostrowski 1993， p. 209）指出的，「總統有組織犯罪委員會估計僅在邁阿密每年就有70起毒品市場謀殺案。根據這個數字和聯邦調查局的數據，全國範圍內的合理估計至少為每年750起謀殺案。紐約和華盛頓的最新估計甚至更高。」任何質疑禁令是否對暴力負責的人都應該注意酒精和合法毒品市場中普遍存在的相對和平。

效力效應

禁令的結束也帶來了危險的效力效應的結束。在禁令期間，賣家攜帶更有效的酒精形式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因此，酒精經銷商更有可能攜帶伏特加和其他烈酒而不是啤酒和葡萄酒，因為烈酒具有更大的價值（每單位體積）。因此，人們開始喝伏特加和其他烈酒，由於其高效力，它們比啤酒和葡萄酒更危險。與酒精相關的死亡增加了。這個可怕的結果被稱為效力效應。

在禁令廢除五十年後，效力效應已經逆轉。人均酒精消費量已降至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Hamid 1993， p. 184）。事實上，人們已經開始轉向較弱的酒精替代品，如酒精冷飲和無酒精啤酒。酒精合法化逆轉了效力效應。毒品合法化也將做到這一點。

例如，為了銷售而運輸大麻這種低效力毒品所涉及的風險極高。經銷商攜帶更有效、因此更昂貴的毒品符合他或她的最佳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他或她更有可能攜帶可卡因，因為它具有更大的價值（每單位體積）。因為可卡因更有效，它也更危險。與使用大麻相比，成癮者在使用可卡因時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這些健康風險隨著效力的增加而增長。更強、更危險的毒品，如快克、冰毒和 PCP 被替代為較弱、相對較安全的毒品。結果往往是致命的。

健康益處

毒品合法化將通過確保市場驅動的高質量物質和清潔針頭的可用性來消除嚴重的健康風險。1920年代的禁令創造了廉價版本酒精產品的市場，如浴缸杜松子酒。酒精以經常危險的方式被稀釋或摻假。由於產品質量差，發生了不必要的死亡。那麼，禁毒值得冒健康風險嗎？不可靠的商品不能總是被信任。如果麻醉品合法化，純度幾乎可以得到保證。由客戶負責的藥店將提供安全產品。品牌名稱將為市場帶來競爭，並確保更安全、更好的產品。醫生現在將能夠監控嚴重成癮患者的毒品使用情況。劣質產品將成為過去。

此外，清潔針頭將隨時可用。毒品供應商和醫療保健組織將能夠分別為其客戶和患者提供清潔針頭。今天，針頭被共享是因為它們難以獲得。大約25%的愛滋病病例是通過共享靜脈注射針頭感染的（Boaz 1990， p. 3）。毒品合法化將消除這個問題。「在香港，針頭可以在藥店買到，截至1987年，吸毒者中沒有愛滋病病例」（同上）。

你最後一次聽說糖尿病患者因受污染的針頭感染愛滋病是什麼時候？如果胰島素被禁止，這種情況肯定會變得更糟。

社會利益

非法毒品銷售創造了破壞性氛圍。當犯罪文化出現時，社區就會被撕裂。蓬勃發展的黑市培育了大量犯罪存在。休閒娛樂使用者被迫與罪犯接觸以進行購買，因為禁令使得進行合法交易變得不可能。此外，基本上是好公民的人經常與該地區的罪犯打交道，不幸的是，受到他們的影響（Boaz 1990， p. 2）。

被蓬勃發展的黑市包圍的內城青年，受到毒販賺取的巨額金錢的影響，往往陷入犯罪生活（Boaz 1990， p. 2）。這些年輕人經常看到自己面臨的選擇是留在貧困中，賺取「微薄收入」，或追求犯罪生活並每週賺取數千美元。你認為太多年輕人會選擇哪一個？

黑市的存在往往導致警察和公職人員的腐敗。警察平均每年賺35,000美元。當他們逮捕賺取十倍金額的毒品世界居民時，往往很難不被誘惑進入犯罪生活。

毒品腐敗指控已針對聯邦調查局特工、警察、監獄看守、美國海關檢查員，甚至檢察官提出。1986年，在紐約市第77分局，12名警察因偷竊和販賣毒品而被捕。邁阿密的問題更嚴重。1986年6月，那裡的7名警察因利用他們的工作經營使用謀殺、威脅和賄賂的毒品行動而被起訴。再加上僅在邁阿密過去三年中的另外二十幾起腐敗案件。（Ostrowski 1993， pp. 296–307）

我們必須質疑一項如此頻繁地將警察變成他們被授權繩之以法的罪犯的政策。我們必須質疑一項導致那些願意違反我們社會法律的人取得巨大成功的政策。我們必須質疑一項使犯罪職業對我們的青年和其他誠實公民產生巨大影響的政策。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寫道時說得最好，「毒品對成癮者來說是一個悲劇。但將其使用定為犯罪將悲劇轉化為社會的災難，對使用者和非使用者都是如此」（Friedman 1989）。

禁止犯罪，而非毒品

美國法律禁止對其他公民的暴力行為。這與我們國家的建國原則一致，這些原則允許每個自由個人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國法律不應該禁止僅對個人消費者產生直接影響的麻醉品攝入。如果我攝入毒品，我只是在對自己造成可能的傷害，而沒有對其他人造成傷害。如果我隨後由於我改變的精神狀態而採取暴力行動，只有那時我才對他人造成傷害。是隨後的行動是有害的，而不是吸毒本身。由於我對我的行為負責，只有當我暴力時我才應該被逮捕和懲罰。酒精是合法的，儘管人們在醉酒時犯下強姦、謀殺、毆打和其他暴力犯罪。然而，如果一個人在醉酒時犯下這些罪行，他或她要對它們負責。僅僅一種物質不應該也不能作為暴力行為的藉口。酒精攝入本身不是非法的。同樣的標準應該適用於目前非法毒品的使用。

還應該注意的是，並非每種麻醉品都會將使用者變成能夠進行各種暴力犯罪的瘋狂、憤怒的瘋子。事實上，恰恰相反。大多數毒品會引起嗜睡。請記住，現在非法的鴉片，在英國、中國和美國經常使用，往往會引起昏迷。傳統鴉片製劑的使用不會使使用者變得暴力。事實上，沒有毒品「像酒精那樣與暴力行為密切相關。根據司法部的統計，1983年因暴力犯罪被定罪的所有監獄囚犯中有54%報告在犯罪之前剛剛使用酒精」（Nadelmann 1989， p. 22）。這一統計數據使禁毒而非酒精的禁令成為法律上的不一致。

為美國納稅人節省金錢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數據，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目前每年在毒品執法上花費超過200億美元。1992年，有超過一百萬人因違反毒品法而被捕。1993年，77,000名聯邦囚犯中有60%因毒品相關犯罪而被監禁（Miron and Zwiebel 1995， p. 176）。監獄人滿為患，大量稅款被花費在只會加劇問題的執法努力上。我們可以將花費在為那些因共享針頭而感染愛滋病和其他疾病的人的研究和醫療護理上的金錢加到這個總數上。

通過合法化，花在執法上的稅款將被節省下來。清潔針頭的可用性將降低愛滋病感染率，從而減少在醫療護理上花費的金錢，更不用說人類痛苦的減少。

不要幫助膨脹罪犯的利潤氣球

如果我們繼續採用相同的反毒品政策，我們只是在幫助毒梟變得更富有。每次發生逮捕並且貨物被捕獲和銷毀時，罪犯就會受益。沒收減少了供應並淘汰了一個或多個黑市參與者。根據供求法則，隨著毒品供應的減少，黑市價格將上漲，為供應商創造更大的利潤。因此，每次我們認為我們在戰爭中贏得一場戰鬥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加強敵人而不是削弱它。獲勝的方法不是與鱷魚戰鬥，而是排乾它們的沼澤（Block 1993， p. 696）。通過放氣利潤氣球來摧毀毒梟的生意比以一種（即禁令）只會使他們受益的方式行事要好。「通過從[毒品]中拿走利潤，我們可以一舉做更多的事情來減少他們的權力，而不是幾十年來直接與他們戰鬥」（Holloway and Block 1998， p. 6）。

目前，政府對毒梟的控制，雖然微不足道，但在社會的任何部門都是有效的（Thornton 1991）。想想看，即使在監獄裡，居民的生活完全由政府控制，毒品仍然沒有被消除。如果政府甚至不能控制其自己房子內的毒品貿易，它怎麼能指望在整個國家內控制它？我們要監禁整個公民以嘗試嗎？合法化將從麻醉品行業中拿走利潤。

毒品的需求彈性

許多人認為麻醉品的需求彈性非常高。如果毒品合法化並且價格下降，購買量將大幅增加。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毒品的需求彈性總體上非常低，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麻醉品被吸毒者視為必需品，而非奢侈品。「雖然人們可能會因為價格上漲而嚴重減少對[奢侈品]的需求，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完全放棄它，但這不適用於[必需品]」（Block 1993， p. 696）。這種行為模式表明毒品確實是低彈性商品。事實上，確實沒有充分的理由假設許多美國人即使被給予合法機會也會突然開始攝入或注射麻醉品。

其次，大多數人認識到毒品的危險，無論價格如何都會避免它們。第三，如果毒品合法化，它們將不再需要被推銷。如果它們在櫃檯向成年人出售，罪犯將不再需要將這些商品推銷給無辜的青年。競爭將很激烈，經銷商將沒有理由訴諸這種極端措施。當然，可能會發生市場競爭，這可能導致針對特定年齡組的廣告。然而，與毒販目前針對青年的策略相比，這將產生微不足道的影響。

最後，我們應該意識到合法化將導致效力下降。隨著供應正常化，人們將開始購買較弱、較安全的毒品。這種正常化的供應，加上麻醉品的低需求彈性，只會導致消費量的小幅增加。

政府法規

反毒品立法的主要驅動力是擔心政府會認可一種在許多人眼中被視為不道德和破壞性的活動，被許多人視為罪惡的活動。然而，毒品合法化並不意味著政府和社會會認可其使用。酒精和香煙是合法的，但我們有相當成功的反對這些物質的運動。閒言碎語和打嗝也是合法的，但你從未看到政府贊助的廣告倡導刻薄行為或在公共場合打嗝。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是否要禁止汽車比賽、極限滑雪、攝入冰淇淋和油炸食品，因為它們可能對人類健康產生有害影響？不。與這些活動相關的危險無法衡量。「這種固有的不可量化的變量無法衡量，更不用說相互權衡了。效用的人際比較與有效的經濟分析不相容」（Block 1996， p. 435）。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法律不一致發生。

毒品合法化將消除這些不一致，保證自由，並提高政府反毒品信念的效率和有效性。如果毒品合法化，隨著政府執法支出的消除，稅收可以削減。所有節省下來的錢都可以用來推廣反毒品運動。私人組織可以接管檢查和監管的任務。將規定21歲的最低消費年齡。交易將在藥店進行，與正直的供應商進行。毒品可以安全地在醫院施用，使用清潔針頭，醫療專業人員可以監控和康復成癮者。MADD（反對酒後駕車的母親）是一個成功的反物質濫用運動的好例子。像這樣的私人非營利組織可以幫助打擊毒品濫用。

目前，我們絕不是在贏得毒品戰爭。我們徒勞的執法嘗試只會加劇問題。我們需要降級戰爭，而不是繼續與顯然決心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享受自己的超過2300萬成年美國人作戰（Boaz 1990， p. 5）。我們還必須記住，那些最需要被威懾的人，即核心吸毒者，是最不可能被阻止的（Ostrowski 1993， p. 205）。我們的執法不能遏制和控制反毒品法旨在控制的那些人。毒品戰爭對減少美國的麻醉品使用幾乎沒有作用，因此證明是適得其反的（Holloway and Block 1998， p. 6）。從哲學和實踐角度來說，毒品應該合法化。這一行為將防止我們的公民自由受到威脅，降低犯罪率，逆轉效力效應，改善內城的生活質量，防止疾病傳播，為納稅人節省金錢，並且總體上使個人和整個社會受益。

經 Blackwell Publishing 的好意許可，從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9， no. 3 （2000）： 525–36 重印。Meaghan Cussen 於1998年畢業於美國馬薩諸塞州伍斯特的聖十字學院，並在沃爾特·布洛克博士的指導下作為經濟學學生與他一起撰寫了這篇論文。

【自由的基石】17 自由意志主義與放蕩主義

Mon, 27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7 自由意志主義與放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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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由意志主義與放蕩主義

在整個政治經濟學中，也許沒有比自由意志主義和放蕩主義之間更大的混淆了。說它們通常被當作彼此來看待是最高程度的輕描淡寫。由於幾個原因，很難比較和對比自由意志主義和放蕩主義。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在某些問題上，這兩種觀點確實非常相似，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其次——也許純粹是偶然的，也許是由於詞源學的考慮——這兩個詞不僅聽起來相似，而且拼寫幾乎相同。因此，區分這些詞所代表的非常不同的概念就更加重要了。

自由意志主義

自由意志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它僅關注武力的正當使用。其核心前提是，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威脅或對一個人或其財產發起暴力應該是非法的；武力只有在防禦或報復時才是正當的。簡而言之，就是這樣。其餘的只是解釋、闡述和限定——以及回答被誤解的反對意見。¹

自由意志主義是一種關於什麼應該是非法的理論，而不是關於目前法律所禁止的理論。例如，在某些司法管轄區，禁止收取超過規定租金水平的費用。這些法令並不反駁自由意志主義法則，因為它們關注的是法律是什麼，而不是它應該是什麼。這種自由哲學在技術上也不禁止任何東西；甚至，嚴格來說，對人身或財產的侵犯也不禁止。它僅僅指出，使用武力來懲罰那些通過從事這些行為而違反其限制的人是正當的。假設全能但邪惡的火星人威脅要粉碎整個地球並殺死上面的每個人，除非有人謀殺無辜的喬·布洛格斯。這樣做的人可能被認為行為得當，因為他拯救了整個世界免於毀滅。但根據自由意志主義的教義，他仍然應該犯有罪行，因此應該受到公正的懲罰。從布洛格斯僱用的保鏢的角度來看。當然，他阻止對其客戶的謀殺是正當的。²

請注意，自由意志主義法律法規以暴力的發動來表述。它沒有提到傷害或損傷或破壞。這是因為有太多傷害他人的方式應該是合法的。例如，在已經營業的裁縫店對面開一家裁縫店，並競爭走它的客戶，肯定會冒犯前一家公司；但這並不侵犯其權利。同樣，如果約翰想娶簡，但她同意嫁給喬治，那麼再一次，約翰受到了傷害；但他不應該在法律上對肇事者喬治有任何補救措施。另一種說法是，只有權利侵犯才應該是非法的。由於在這種觀點中，人們只有權免受侵入或對其人身或財產的干涉，法律應該只執行合約，並保護個人和私有財產權。

然後還有「對一個人或其財產」這句話。這也必須解釋，因為如果自由意志主義是基於懲罰未經邀請的邊界越界或侵入，那麼知道你的拳頭在哪裡結束，我的下巴在哪裡開始就至關重要了。假設我們看到 A 把手伸進 B 的口袋，從中拿出一個錢包，然後跑掉了。扒手有罪嗎？只有在錢包的先前持有者是合法所有者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如果 A 是合法所有者，只是重新佔有自己的財產，那麼就沒有犯罪。相反，它發生在昨天，當時 B 抓住了 A 的錢包，他現在正在重新佔有它。

在人體的情況下，分析通常很簡單。是奴役者、綁架者、強姦犯、攻擊者或謀殺者犯有刑事行為，因為受害者是被殘暴或監禁的身體的合法所有者。³ 當然，物質物體呈現出更多的問題；事物在自然界中並不標有「我的」和「你的」。在這裡，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倡導者依靠洛克的開拓理論來確定邊界線。他「將其勞動與」以前無主的自然部分「混合」的人成為其合法所有者。財產正義可以追溯到這些主張，加上所有其他非侵入性的所有權轉讓方法（貿易、禮物等）。

「未經邀請」和「未經許可」也是這一哲學中的重要短語。對外部觀察者來說，輔助自願安樂死可能與謀殺無法區分；自願性交可能在物理上類似於強姦；拳擊比賽可能在運動學上與街頭搶劫相同。然而，這些行為之間存在重大差異：每對中的第一個是或至少可以是相互同意的，因此是合法的；後者則不能。

在奠定了基礎之後，讓我們現在將自由意志主義與賣淫、拉皮條和吸毒的問題聯繫起來。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自由意志主義對文化、風俗、道德或倫理一無所知。重複一遍：它只問一個問題，只給出一個答案。它問，「這種行為必然涉及發動性侵入暴力嗎？」如果是這樣，使用（合法）武力來阻止它或懲罰這種行為是正當的；如果不是，這是不當的。由於上述活動都不涉及「邊界越界」，它們可能不會被合法禁止。而且，作為一個實際問題，正如我在《為不可辯護者辯護》中所堅持的那樣，這些禁令具有各種有害影響。

自由意志主義對這些活動的看法是什麼，我將這些活動標記為「變態」？除了倡導其合法化之外，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對它們根本沒有任何看法。在他對它們採取立場的程度上，他是作為非自由意志主義者這樣做的。

為了完全明確這一點，讓我們考慮一個類比。疾病的細菌理論主張，導致疾病的不是「惡魔」，或「精靈」，或諸神的不悅，而是細菌。那麼，這種疾病理論對隔離受感染個人的適當性有什麼看法？關於化學的電子理論，或天文學？它如何權衡墮胎問題？細菌理論家對巴爾幹戰爭採取什麼立場？對異常性行為？當然根本沒有。並不是那些相信細菌導致疾病的人傾向於這些爭議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無論多麼輕微。細菌理論家也不一定對這些爭議漠不關心。相反，作為細菌理論家的細菌理論家，對這些當今的重要問題根本不採取任何立場。重點是，無論這些其他問題多麼重要，細菌理論對它們來說是完全和完全無關的。

同樣，自由意志主義觀點對正在討論的變態行為絕對不採取任何道德或價值立場。唯一關心的是這些行為是否構成未經邀請的發動性侵略。如果是，自由意志主義立場主張使用武力來阻止它們；不是因為它們的墮落，而是因為它們違反了唯一的自由意志主義公理：不侵犯非侵略者。如果它們不涉及強制武力，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否認可以正當地使用暴力來反對它們，無論它們多麼怪異、異國情調或可鄙。

文化保守主義

關於變態的自由意志主義分析就這麼多。現在讓我們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些行為：道德、文化、美學、倫理或實用的角度。在這裡，當然，沒有合法禁止這些行為的問題，因為我們是根據一個非常不同的標準來評估它們的。

但是，我們如何看待它們仍然是非常有趣的。僅僅因為自由意志主義者可能拒絕監禁變態者，這並不意味著他必須在道德上對這種行為保持中立。那麼，我們是支持還是反對？支持還是抵抗？支持還是反對？在這個維度上，我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這意味著我憎惡同性戀、獸性和虐待狂，以及拉皮條、賣淫、吸毒和其他這種墮落行為。正如我在《自由放任書籍》（Laissez Faire Books 1991年11月）三部分訪談的第一部分中所說的：

自由意志主義的基本主題（是）所有非侵略性行為都應該是合法的；人們及其合法持有的私有財產應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並不意味著非侵略性行為，如販毒、賣淫等，是好的、好的或道德的活動。在我看來，它們不是。這只意味著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不應該監禁人們沉溺於它們。

再次，正如我在同一訪談的第三部分（1992年2月）中所說的：

我不認為自由意志主義是對習俗和道德的攻擊。我認為古自由意志主義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僅僅因為我們不想把色情片商送進監獄，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喜歡他所做的事情。相反，捍衛他從事該職業的權利並仍然憎惡他和他的行為是完全連貫的。

為了更好地確定這個概念，讓我們詢問自由意志主義者與放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已經定義了前一個術語。為了我們在這裡的目的，前者可以定義為一個熱愛、歡欣、參與和/或倡導各種變態行為的道德的人，但同時避開所有侵入性暴力行為。因此，放蕩者將擁護賣淫、吸毒成癮、虐待狂等，甚至可能沉溺於這些做法，但不會強迫任何其他人參與。

自由意志主義者是放蕩者嗎？有些顯然是。如果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是北美男童愛好者協會的成員，他將有資格。⁴ 所有自由意志主義者都是放蕩者嗎？當然不是。大多數自由意志主義者對這種事情感到恐懼。那麼，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與放蕩者之間的確切關係是什麼？很簡單。自由意志主義者是認為放蕩者不應該被監禁的人。他可能激烈反對放蕩主義，他可以大聲反對它，他可以組織抵制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他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並且仍然保持自由意志主義者：他不能主張或參與對這些人使用武力。為什麼？因為無論人們如何看待他們的行為，他們都不會發動物理武力。由於這些行為都不必然這樣做，⁵ 自由意志主義者必須，在某些情況下不情願地，避免要求對那些在同意成年人之間從事變態的人使用物理武力。⁶

自由意志主義者可能憎恨和鄙視放蕩者，或者他可能不會。他不受其自由意志主義的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的約束，就像疾病的細菌理論的持有者不需要對放蕩主義持有任何觀點一樣。作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他只有義務不要求對放蕩者判處監禁。也就是說，他不得要求對非侵略性、非戀童癖的放蕩者監禁，即限制自己於同意成年人行為的人。但自由意志主義者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道德家，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完全自由地認為放蕩主義是變態的，並盡其所能阻止它——除了使用武力。我將自己歸入後一類。

那麼，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我為什麼反對放蕩主義？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不道德的：沒有什麼比這些變態對人類的利益和改善不利更清楚的了。由於這是我的道德標準，因此我會發現這些活動是不道德的。此外，放蕩者炫耀他們做法的「美德」，並對它們自鳴得意。如果「地獄中的低級」為那些太軟弱而無法抵制從事不道德活動的人保留，那麼對於那些不僅實踐它們而且吹噓它們，並積極鼓勵他人效仿的人來說，更低的級別必須被保留。

還可以給出其他原因。考慮傳統。曾經，我會嘲笑僅僅因為傳統而做某事的想法，並避免因為它不是傳統而避免。我的每一個本能都是與傳統的命令完全相反。

但那是在我充分欣賞 F. A. 哈耶克的思想之前。從閱讀他的許多作品（例如，Hayek 1973）中，我意識到具有破壞性和有害的傳統往往會消失，無論是通過自願改變，還是更悲慘的是，通過根據它們行事的社會的消失。大概，如果一個傳統倖存下來，它有一些積極的價值，即使我們看不到它。質疑一切無法立即給出充分理由的東西是一種「致命的自負」（Hayek 1989）。例如，我們還能如何證明「盲目服從」穿領帶和衣領的做法？

然而，傳統只是一個假設，而不是一個要崇拜的神。改變和廢除那些不起作用的傳統仍然是合理的。但這最好以尊重的態度來完成，而不是對多年來一直有效的東西抱有敵意。

宗教信仰提供了反對放蕩主義的另一個理由：很少有社會部門對變態的譴責如此強烈。然而，對我來說，在1970年代初，宗教是戰爭、殺戮和不公正的化身。它是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宗教戰爭、處女祭祀以及在火刑柱上焚燒「女巫」、天文學家、非信徒、自由思想家和其他不方便的人的「不神聖聯盟」。目前，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非常不同。是的，這些事情發生了，自稱為宗教的人確實負責。但肯定有某種歷史訴訟時效，至少鑑於現在的宗教從業者無法正確地對其祖先的行為負責。宗教現在對我來說似乎是社會的最後最佳希望之一，因為它是仍然勇敢地與過度和誇大的政府競爭的主要機構之一。⁷

簡要分析我們目前的困境：我們遭受了太多的國家干預。一種補救措施是對政府應用道德衡量。另一種是更多地依賴「調解」機構，如公司、市場、家庭和社交俱樂部，特別是有組織的宗教。這些組織——基於道德願景和精神價值觀——可以比政治制度更好地滿足人類的需求。

我反對放蕩主義的另一個原因更加個人化。我開始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靈魂，或內在本性，或生動精神，或人格，或純潔，或自尊，或體面，隨便你怎麼稱呼它。我的意見是，一些行為——碰巧正是正在討論的行為——貶低了這個內在實體。它們是一種實施精神和心靈毀滅的方式。這些行為的實際結果，對於那些能夠感受到這些事情的人來說，是空虛和失範。它們最終可能導致身體自殺。這種個人品格的毀滅對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

例子：賣淫和毒品

作為這種個人毀滅的一個例子，考慮賣淫。這種行為的罪惡性——對買方和賣方都是如此——是它是對靈魂的攻擊。在這方面，它類似於某些其他形式的行為：在沒有愛甚至尊重的情況下進行性行為、通姦、通姦和濫交。賣淫被挑出來不是因為它在這方面是獨特的，而是因為它是這種類型最極端的行為。誠然，禁令將這個「職業」推向地下，產生了更有害的結果。誠然，如果妓女是自我所有者（也就是說，她沒有被奴役），她有權以她認為合適的任何非侵入性方式使用她的身體。⁸ 這些可能是合法化的充分理由。然而，僅僅因為我反對禁令並不意味著我必須重視它本身。如果沒有人從事賣淫，那將是一個更好、更好的世界，不是因為對它施加了法律制裁，而是因為人們不希望如此貶低自己。

在道德意義上，在天平的另一端是婚姻，當然是一個受到圍攻的制度。傳統核心家庭現在被自由主義文化精英視為父權制、剝削性的邪惡。然而，在這種模式下長大的孩子不會進行謀殺性憤怒並非偶然。當然，我不是說在婚姻範圍之外的性行為應該被取締。作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我不能，因為這是一種無被害人「犯罪」。然而，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我當然可以注意到婚姻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其結果的弱點對社會來說是不祥的。我可以大聲堅持認為，儘管現實世界的婚姻是不完美的，但它們通常遠遠優於照顧孩子的其他可能替代方案：國家的溫柔憐憫、單親父母、孤兒院等等。⁹

再舉一個例子，考慮吸毒。在我看來，成癮性毒品與賣淫一樣是道德上的可憎之物。它們是靈魂的毀滅者。它們是一種緩慢的，有時是不那麼緩慢的自殺形式。即使活著，成癮者也並不是真正活著；他用一瞬間的「狂喜」換取了專注的意識和能力。這些毒品是對身體、思想和精神的攻擊。使用者變成了毒品的奴隸，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某些方面，這實際上比徹底的奴隸制更糟糕。至少在十九世紀及之前這個「奇特制度」的全盛時期，其受害者仍然可以計劃逃跑。他們當然可以想像自己是自由的。然而，當被成癮性毒品奴役時，自由的意圖往往會萎縮。

我不是在討論現行禁令下成癮者的困境。他現在的處境確實可憐，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毒品定罪。使用者無法獲得醫療建議；毒品本身往往不純，而且非常昂貴，這鼓勵了犯罪，從而完成了惡性循環，等等。相反，我談論的是理想（合法化）條件下使用者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物質便宜、純淨且容易獲得，不需要共享針頭，並且關於「正確」使用和「安全」劑量的醫療建議隨時可得。

當然，這種相當嚴厲的描述有某些例外。大麻可能對青光眼患者有一些改善作用。嗎啡在醫學上被指示為手術中的止痛劑。精神科藥物可以適當地用於對抗抑鬱症。但除了這些情況外，海洛因、可卡因、LSD及其同類的道德、精神和身體傷害是壓倒性和災難性的。

為什麼從事這些活動，或者，就此而言，用酗酒污染自己的大腦是道德叛國？這是因為這是一種微妙的自殺形式，而生命是如此無法估量的有價值，以至於任何從中退縮都是倫理和道德犯罪？生命要珍貴，必須被體驗。毒品、酗酒等是退出生活的方式。如果使用這些受控物質被視為獲得「高」的一種方式，一種令人振奮的存在狀態呢？我的回答是，生活本身應該是一種高潮，至少理想情況下是這樣，使其如此的唯一方法是至少嘗試。但很少有人能在「受影響」的情況下做任何有德的事情。

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在呼籲法律廢除毒品。禁令不僅是一個實際噩夢（它增加了犯罪，它滋生對合法法律的不尊重等），而且在倫理上也是不允許的。成年人應該有法律（而非道德）權利按照他們的意願污染他們的身體（Block 1993； Thornton 1991）。對於這只是一種緩慢的自殺形式的反對意見，我回答說自殺本身應該是合法的。（然而，作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說了這句話之後，我現在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聲明，自殺是一種可悲的行為，一種不值得有道德的人類的行為。¹⁰）

因此，我們得出了一個有點令人驚訝的結論，即儘管成癮性毒品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它們不應該被禁止。不道德的性行為也是如此。儘管第一次閱讀時這可能相當出乎意料，但它不應該引起太大的驚訝。畢竟，有許多類型的行為是合法的但不道德或不當的。除了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那些之外，我們可以包括八卦、當面取笑智障者並對他們的反應大做文章、不給孕婦讓座、在僅供「娛樂」的遊戲中作弊、缺乏禮儀和無端惡意。這些行為在冒犯的嚴重程度上差異很大，但它們都是相當可鄙的，每一個都以自己的方式。然而，在法律上禁止它們是不當的。為什麼不呢？在這方面最有意義的解釋是自由意志主義的解釋：它們都不構成侵入性暴力。

懺悔

以前，當我主張前衛性和毒品實踐合法化時（在《為不可辯護者辯護》第一版中），我對它們的寫作比我現在更積極。為了我自己的辯護，我確實在第一版的引言中以這些話結束：

因此，對妓女、色情片商等的辯護是非常有限的。它僅僅包括他們不對非侵略者發起物理暴力的主張。因此，根據自由意志主義原則，不應該對他們進行任何訪問。這僅僅意味著這些活動不應該被監禁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懲罰。它絕對不意味著這些活動是道德的、正當的或好的。

然而，當涉及實際章節時，我對這些職業的美德過於熱情了。我對「所提供服務的價值」滔滔不絕。我完全忽視了第三方的道德關切。我沒有表現出對文化保守哲學的欣賞。如今，當我重讀這些段落時，我為它們感到遺憾。在我看來，唯一合適的懲罰不是刪除這些章節，而是將它們留在裡面，讓全世界都看到。

婚姻、孩子、二十年的流逝，以及不少的反思，極大地改變了我對本書中討論的一些棘手問題的看法。我目前關於「社會和性變態」的觀點是，雖然法律不應該禁止任何一個，但我強烈建議不要從事其中任何一個。

我大約二十年前為其中幾個辯護的一個原因是，我如此關注發動性暴力的邪惡，以至於我未能充分認識到為這些其他活動辯護的含義。我被這樣一個事實所愚弄：雖然許多這些墮落行為確實與暴力有關，但它們本質上都不是這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想像它們僅限於同意成年人。以盡可能強烈的方式來表達發動性暴力是邪惡的觀點——它確實是——我不幸地忽視了一個事實，即它不是唯一的邪惡。儘管我當然知道法律與道德之間的區別，但我相信唯一的不道德是侵略行為。然而，多年來，我已經完全相信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其他不道德。

我在早期寫作中犯的錯誤，現在對我來說顯而易見，是我不僅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我不僅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我也生活在道德、文化和倫理領域。當時我對自由意志主義願景的輝煌感到如此驚訝（我仍然如此），以至於我忽略了我不僅僅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事實。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我認為這兩個非常不同的話語領域之間的信念沒有不相容之處。

經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的好意許可，從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1， no. 1 （1994）： 117–28 重印。本文最初作為《為不可辯護者辯護》葡萄牙語譯本的引言發表（巴西阿雷格里港：Instituto de Estudos Empresariais 1993）。

如需進一步解釋，請參見 Rothbard （1970， 1978， 1982）、Hoppe （1989， 1990b， 1993a）和 Nozick （1974）。 ↩︎
對於這個例子，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我要感謝默里・N・羅斯巴德。 ↩︎
在宗教觀點中，我們沒有人「擁有」自己的身體。相反，我們是它們的管家，上帝是我們每個人的最終「所有者」。但這只涉及人與神之間的關係。然而，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言，我們擁有自己身體的世俗聲明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它指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的主張；沒有人可以自己奴役另一個人，即使是為了前者的「自身利益」。 ↩︎
兒童問題對於所有政治哲學來說都是一個令人生畏和令人困惑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自由意志主義。但這個特殊案例相當簡單：任何成年同性戀者在與未成年男性（根據定義不能同意）同床時被抓住，應該犯有法定強姦罪；任何允許這種「關係」的父母應該被視為犯有虐待兒童罪。這不僅適用於與兒童的同性戀交往，也適用於異性戀的情況。關於是否以任意年齡截止點來劃分兒童和成年人是最好的方式可能存在問題，但鑑於這樣的法律，法定強姦肯定應該是非法的。這也適用於虐待兒童，儘管這裡也存在連續性問題。 ↩︎
當然，事實上，例如，許多如果不是所有拉皮條者確實會發動不正當的暴力。但他們不必這樣做，因此拉皮條本身不是對權利的侵犯。 ↩︎
我將後一點歸功於 Menlo Smith。 ↩︎
不可否認的是，代表許多宗教的經濟聲明幾乎不是對經濟自由和自由企業的全力支持（見 Block 1986 和 1988）。這將包括美國天主教主教的牧函、加拿大天主教主教會議、教皇通諭以及改革猶太教和許多新教教派關於此類事項的眾多聲明。儘管如此，宗教組織，連同家庭制度，仍然是對抗不斷侵蝕的國家權力的主要堡壘。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扮演這個角色，如果只是通過構成一種替代政府提供的社會安排。 ↩︎
法律權利，但不是道德權利。 ↩︎
關於政府對婚姻和家庭的攻擊分析，請參見 Carlson （1988）和 Murray （1984a）。 ↩︎
也就是說，除了諸如持續的劇烈疼痛、難以解決的心理問題等減輕情節之外。我們已經說過，道德的本質是促進人類的福祉。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想像自殺可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方式。無論如何，對這些不幸的人的反應應該是支持他們，而不是懲罰他們。當然，對企圖（失敗的）自殺施加死刑——在過去的時代實行——將與所需的正好相反。 ↩︎

【自由的基石】18 注意你的語言

Mon, 27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8 注意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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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3-language/part-3-18-watch-your-language/

語言對於清晰的溝通至關重要。它做出區分。沒有語言我們幾乎無法表達自己。我們的思想本身能否被表達出來，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詞彙來達到這一目的。如果說筆比劍更強大，因為它可以決定這種武器瞄準的方向，那麼文字甚至比筆更強大，因為沒有前者，後者就毫無用處。

我們失去了哪些詞語？哪些詞語被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女性主義和政治正確的勢力強加給我們？如果我們要有機會將事情轉向更自由導向的方向，哪些改變是必不可少的？

女士

太太（Mrs.）和小姐（Miss）幾乎已從我們身邊被奪走，取而代之的是可惡的女士（Ms.）。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損失，因為現代語言在這方面掩蓋了，不，是抹殺了女性已婚和未婚狀態之間的區別，而那些「過時的」詞語卻明確地讚揚這種區別。這一改變已經被「包容性」語言運動如此深深地固化，以至於連一些表面上保守的作家和期刊都採用了它。

為什麼這是一場悲劇？因為這是對家庭的偽裝攻擊。無論女性主義者是否接受這一點，幾乎所有的異性配對都是由男性發起的。（有充分和足夠的社會生物學理由說明為什麼會是這種情況。）任何促進這種健康和肯定生命趨勢的東西都必須被視為好事；任何阻礙它的東西都是壞事。如果很容易區分已婚和未婚女性，那麼男性的主動性在這種程度上得到支持；如果不能，那麼結果就是相反的。

如果未婚男性被激勵去接近未婚女性，這支持了婚姻制度和異性戀。在他們接近已婚女性的程度上，這不僅破壞了婚姻這一社會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通過加劇嫉妒和男性間的敵意直接攻擊了文明。

為什麼女性主義者要將女士（Ms.）強加給我們？表面上是因為根據婚姻狀況來區分女性而不區分男性是「不公平的」。如果是這樣，那麼遠比為男性敦促類似的區別先生（Mister）和少爺（Master）來區分已婚和未婚男性要好，而不是失去女性的這種區別。我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時代；任何通過免費給我們更多信息而非更少信息來簡化它的制度，無疑都應該受到讚揚。

但是太太（Mrs.）和小姐（Miss）之間這種區別的軟化，其影響遠遠超出了任何「公平」問題。這可以通過問「誰受益」（Quo bono）來看出？從讓單身女性對異性戀男性不那麼可得中受益的人是同性戀女性，以及所有關心所謂人口過剩問題的人。在經濟學中，當涉及大量人口或其他任何東西時，通常假設至少有一些人處於邊際。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男性處於是否接近女性的邊際，有些女性處於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的邊際。女士（Ms.）將社會在這兩個維度上都推向了與可取相反的方向。

反對拒絕適應這種現代共識的一個論點是，人們應該有權選擇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人想從卡西烏斯·克雷（Cassius Clay）改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或從唐·麥克洛斯基（Don McCloskey）改為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ierdre McCloskey），那是他們的事。有禮貌的人會用他們選擇的名字而非他們的本名來稱呼他們。

但這根本不適用於頭銜。如果我自稱國王布洛克（King Block）或皇帝布洛克（Emperor Block），沒有人需要出於禮節考慮而跟隨。女士（Ms.）是一個頭銜，不是任何人的名字。當有疑問時，總是使用小姐（Miss），而不是太太（Mrs.）。前者是或至少應該是一個尊稱，不應輕易地在無知中授予。

同樣的分析也適用於使用「他」來代表「他」或「她」，或「他」來代表「他」或「她」。我們的寫作已經變得迂迴，單數和複數不再匹配，試圖迎合自稱女性主義者的敏感性。沒有什麼比一本保守雜誌更可悲的了，它試圖對一個女性主義觀念進行批評，卻感到必須使用這種「包容性」語言。

如果我們感到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攻擊，我們能成功地批評馬克思主義嗎？

發展中國家

將世界上的不發達國家稱為「發展中國家」是徹底的左派主義。這是意志和良好意圖對現實的勝利；這些國家中有許多正在倒退，根本不是在發展。為什麼不直言不諱，堅持政治經濟學中的真理？讓我們將「發展中」這個尊稱保留給那些雖然不完美但擁抱了資本主義並因此正在增長的國家，並對那些仍然堅持中央計劃和政府所有權、因而正在退回到石器時代經濟的國家，如北韓或古巴，使用「不發達」或「倒退」。

尋租

在公共選擇學派經濟思想的文獻中，「尋租」（rent-seeking）這個短語被用來描述一種即使對他們來說也相當卑鄙的行為：利用國家權力來獲取通過普通市場交易不會得到的財富。例子包括最低工資、農業補貼、關稅等。

但為什麼要使用相當無害的詞語「租金」來表示實際上是（間接的）盜竊？為什麼不將這種行為描述為尋求戰利品、尋求掠奪品、尋求劫掠、尋求掠奪物、尋求贓物、尋求洗劫、尋求盜竊或通過政府中介進行的純粹搶劫？

這種公共選擇的做法實際上詆毀了一到兩件同名的東西。一個是為土地、房屋或其他財產收取租金而不是徹底出售它們這一古老而光榮的制度。做房東有什麼問題嗎？另一個是經濟租金的概念，它描述了沒有替代選擇的東西。

例如，當倫勃朗畫作的價格上漲時，這不會帶來這些畫作的額外供應；它們的幸運所有者獲得了經濟租金。但為什麼這應該被詆毀？從公正的角度來看，這些特定的人進行了這些投資；為什麼他們不應該從中獲利？就經濟效率而言，這些較高的價格仍然發揮著分配作用。

因此，將這些活動中的任何一個與跑到政府那裡尋求特權以破壞競爭對手混為一談，是對理性語言的無端攻擊。有了這樣的朋友，自由哲學幾乎不需要敵人。

社會正義

對於任何理性的人來說，「社會正義」將表示公正的一個子集，比整個公正概念更狹窄，大概集中於「社會」問題，無論它們是什麼。但在現實世界中，這個短語不是適用於公正的一個子類別，而是適用於對公正的一個特定視角，即由我們左派朋友所闡述的那個。

這將社會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的反對者置於必須說他們反對社會正義的位置。太棒了，真是太棒了。遠比堅持我們的立場、試圖以我們喜歡的方式使用語言要好，而不是讓我們的思想敵人將其強加給我們。

在我看來，我們也應該擁抱「社會正義」。然而，當然，我們不是對這個概念採取平等主義立場，而是利用我們經過驗證的關於個人和私有財產權、消極自由、拓荒等的洞見。

稅收補貼

政府不對教堂徵稅。政府（還）不對網際網路徵稅（並控制它）。這公平嗎？一點也不，有些人維護。這些是稅收補貼。政府正在補貼教堂和電子郵件，迫使我們其餘的人因此支付更多。這是看待事情的一種方式。

另一種方式，一種更合適的方式，是這些根本不是補貼。當我們中的一些人被允許把自己辛苦賺來的錢留在自己的口袋裡，按我們喜歡的方式而不是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主人希望的方式花費時，這幾乎不是補貼。相反，這是私有財產權的一部分。採取相反的立場就是隱含地默認國家真的擁有民眾的全部財富，他們留給我們的任何東西都是慷慨或補貼的行為。

這是荒謬絕倫的。我們是我們所生產的一切的合法所有者，政府沒有一分錢不是先從我們這裡敲詐來的。

湯姆·貝塞爾論財產權

湯姆·貝塞爾（Tom Bethell）正在迅速成為私有財產權主題的「先鋒」。這一聲譽最初是通過他的著作《最高尚的勝利：千年財產與繁榮》（The Noblest Triumph： Proper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 the Ages）的出版而獲得的。

隨後，他在1999年12月27日的《華爾街日報》專欄中發表了題為「財產權、繁榮和千年教訓」的文章。顯然，貝塞爾沒有閱讀，或者至少沒有足夠仔細地閱讀我在1999年秋季《奧地利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的對他著作的批評，因為他又在玩他的老把戲：假裝成為私有財產哲學的倡導者，而實際上卻在破壞它。

引自他的最新文章：

這一千年最偉大的法律創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首先在英格蘭演變。在普通法法庭上，所有人都被視為生而平等。這產生了重大的經濟後果。新的地位平等鼓勵了契約自由和交換經濟的興起。財產的傳遞越來越「橫向」——從賣方到買方——而越來越少「縱向」——從父親到兒子。財富被民主化了。它是由那些憑藉自己的勞動和聰明才智而應得它的人獲得的，而不是繼承它的。契約取代了地位。

現在這不僅僅是奇怪。為什麼貝塞爾認為父親如此努力地工作、存錢、創新等，如果不是為了特別幫助他們的兒子和整個家庭？

縱向與橫向的區別是一個好的區別。是的，貝塞爾也正確地將縱向關係識別為邪惡的關係，與經濟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相違背，而將橫向關係識別為好的關係，與這些要求一致。但聲稱繼承與功績、交換和經濟自由相違背，幾乎是故意顛倒是非。恰恰相反，繼承，以及在此之外，在一生中給予的禮物，都是橫向或自願制度的組成部分。

如果貝塞爾如此強烈地反對繼承，如果他希望以與這種觀點一致的方式行事，那麼他也必須反對父親給孩子生日禮物、結婚禮物、讓他們上學、給他們外語課等。但還有更多。一些父母在睡前給他們的幼兒講故事，讓他們吃得好，一直擁抱和親吻他們，用音樂、藝術、書籍、愛等裝飾他們的家。其他人雖然沒有達到虐待兒童的程度（有時也沒有），卻給了他們的孩子非常不同類型的金錢和非金錢「遺產」。這「公平」嗎？當然不公平。

所有的孩子都應該更仔細地選擇他們的父母。但對於貝塞爾們來說，這大概是需要通過法律的力量來改變的東西。我們必須「民主化」事物，不是嗎？

縱向方向上壓迫者角色的一個更好候選者是政府，奇怪的是我們的私有財產權倡導者沒有提到這一點。這就是哲學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著名地推薦「契約」而非「地位」時所指的內容。在舊的壞時代，政府統治階級的成員不是基於自願貿易，而是通過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強制從平民那裡獲取財富。這就是貝塞爾應該以私有財產權的名義反對的東西，而不是，天哪，自願的禮物贈送。

古巴男孩爭議

六歲的伊利安·岡薩雷斯（Elian Gonzalez）該怎麼辦？克林頓和雷諾的立場很明確。不要把這變成政治足球。讓法院或移民局或確實，幾乎任何其他人來決定，只要他們做出有利於卡斯特羅的決定。我們可以立即拒絕這些韋科殺手的觀點；他們已經太清楚地建立了關於兒童權利的記錄。

自由派的觀點也令人不安地清晰。人們本以為他們會贊成讓古巴男孩留在這個國家。畢竟，他們並不以倡導父母（也就是父親）對孩子的權利而聞名。但這一事件對卡斯特羅來說是一個重大尷尬，顯然自由派對共產主義獨裁者的軟弱點比他們對家庭價值觀的厭惡更強。

女性主義者也沒有表現得很出色。這肯定是宇宙歷史上第一次，她們對父親的願望給予了任何重視，而完全忽視了母親的願望。

那麼古巴裔美國人呢？他們強烈地為這位年輕移民留在美國的權利而奔走呼號。但如果他們真的感覺如此強烈，他們早就把他藏起來了。

唯一對整個事件不確定的群體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我將論證。這是一個各種自由意志主義原則只是間接適用，並且似乎相互衝突的案例。

為什麼？

讓我們從考慮讓伊利安留在美國的理由開始。首先，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男孩的父親真的希望他的兒子被帶回古巴。他當然為此作證了，但在那個島國任何人說的任何話都必須持保留態度；在極權獨裁統治中，所有這些陳述都是在脅迫下做出的。確定父親願望真實性的唯一方法是，如果他在一個相對自由的國家如美國重複這些話。

但即使那樣也不夠。他必須在這裡，在他的整個家人以及確實任何其他可能被菲德爾報復傷害的人的陪同下這樣做。但即使那樣也不足以證明將伊利安送回古巴是正當的。

刑罰學的一個基本公理是，除非某人犯了罪，否則不應被監禁。古巴不過是一個大監獄。要證明這一點，只需看看與伊利安一起逃離的人。還有數千名以類似方式用腳投票的古巴人。監獄是一個人們試圖離開但被獄卒強行阻止的地方。如果古巴不符合這個描述，很難看出為什麼不符合。

當然，伊利安沒有犯罪。因此，將他送入監獄，即使是像古巴這樣大的監獄，也將是對正義的嘲弄。如果他的父親真的希望這個結果，並願意採取行動來達到這個目的，那麼他就犯了虐待兒童罪，應該自己被監禁。

即使對自由派來說，如果不是一個從古巴逃離的古巴男孩，而是一個試圖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男孩，這一點也會非常清楚。沒有人，也許除了美國納粹黨，會主張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對一個孩子背過身去。為什麼有區別？這是因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將共產主義者視為比納粹更仁慈。然而，就被謀殺的公民數量而言，毛澤東（六千萬）和斯大林（兩千萬）遠遠超過希特勒（一千萬）。此外，就被殺害的總人口百分比而言，共產主義者波爾布特是「冠軍」。

現在讓我們考慮將伊利安送回給他父親的理由。自由意志主義的一個基本假設是，父母有權撫養孩子。隨著伊利安母親的不幸去世，這項權利轉移給了父親。當然，有一個警告：如果有任何虐待兒童行為，所有賭注都取消；這些權利，以及更多，都結束了。

問題是，負責任的撫養子女和虐待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裡？當父母在孩子的肚子上熄滅香菸時，這條線顯然被越過了。當父母因為孩子沒做作業或沒刷牙而打孩子時，顯然沒有越過。

那麼，現在的情況呢？在古巴撫養子女本身就是虐待兒童嗎？這意味著現在生活在那個陷入困境的島國的所有父母都犯了這種罪。當這個共產主義國家被解放時，所有家庭的戶主（至少沒有冒著生命危險試圖逃離的人）都應該受到懲罰。這似乎相當牽強，因為，不管你對卡斯特羅怎麼說，就大規模謀殺而言，他不是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或波爾布特。

是的，如果1830年喬治亞州的一個黑人奴隸堅持要把他現在在北方自由的兒子帶回來與他一起生活，或者如果1943年納粹德國的一個猶太人對他安全地生活在例如加拿大的兒子提出同樣的要求，每個人都會合理地被認為犯了虐待兒童罪。但對於古巴相對於美國來說，不能這樣說。

對於那些對此表示懷疑的人，請考慮以下內容。美國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與籃球比賽的球迷相反，我們不是第一名。根據《世界經濟自由1975-1995》[^1]一書中提出的排名，香港、新加坡和紐西蘭都更自由。

假設來自例如紐西蘭的一個遠房表親或叔叔綁架了一個美國孩子，並以他的國家比美國更自由、因此送他回去將是虐待兒童為由把他留在那裡（我把這個例子歸功於傑夫·塔克（Jeff Tucker））。

我們會相信這樣的主張嗎？幾乎不會。我們會對它不屑一顧。同樣，僅僅因為美國無疑是一個比古巴更自由的國家，並不邏輯地意味著在那裡撫養孩子就是虐待兒童。如果不是，那麼，至少對於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父親的願望是至關重要的。

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我們必須確保歸還孩子確實是伊利安唯一倖存的父母的願望。這可以通過允許胡安·米格爾·岡薩雷斯（Juan Miguel Gonzalez）與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來佛羅里達接他來實現。（我假設伊利安太小，無法自己做出這個決定。）然後，他而且只有他應該被允許決定。

經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作為「每日文章」發布在 http：//www.mises.org 網站上。

[^1]： Gwartney， Lawson， and Block （1996）.

【自由的基石】12 社會正義

Thu, 23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2 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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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會正義

在許多大學校園中，存在著推動社會正義的運動。「社會正義」有兩種定義方式。

首先，這個概念可以實質性地定義。在這裡，它通常與左翼或社會主義的分析、政策和處方相關聯。例如，貧困是由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造成的；解決方案是嚴格監管市場，或完全禁止它們。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造成了少數族裔和婦女的相對困境；應該通過法律禁止其行使。需要更多地依賴政府來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由於不合理地依賴私有財產權，地球正面臨環境破壞的巨大危險。稅收太低；應該提高。慈善是對窮人的侮辱，他們必須憑權利而非施捨獲得更多收入。多樣性是公平社會的必要條件。歧視是困擾人類的最大罪惡之一。使用「mankind」這樣的術語是性別歧視，構成仇恨言論。

其次，社會正義可以被視為不是對這些議題的特定觀點，而是在沒有先入之見的情況下研究它們的關注。在這個視角下，對貧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歧視、政府對經濟的監管、自由企業、環保主義、稅收、慈善、多樣性等議題不採取特定立場。相反，唯一的主張是這些主題對通識教育很重要，任何忽視它們的高等教育機構都會危及其自身使命。

為了讓我們在這個區別上絕對清楚，第一種社會正義倡導者可能會聲稱企業本身就是不當的，而以第二種意義追求這項事業的人則會滿足於僅僅主張企業的地位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大學應該致力於推動社會正義嗎？以第一種意義這樣做將是一場災難，而以第二種意義則是不必要的。讓我們依次考慮每個選項。

如果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要求其教職員工支持實質性左翼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它將一舉失去所有學術信譽。因為實際上，它將要求其教授支持社會主義。但這完全不符合學術自由：以開放的心態追求知識，並根據研究、實證證據、邏輯等得出結論的權利，而不是戴著眼罩工作，被迫在所有這些議題上只得出一種觀點。

例如，這將意味著在經濟學(我最熟悉的領域)中，被限制得出結論認為最低工資法是非技術工人的最後最佳希望，並且不斷提高它既公正又有效；自由貿易是有害和剝削性的。非常奇怪的是，大學社區中最沉迷於多樣性的人，在涉及意見、結論、公共政策處方等的分歧時卻無法容忍它。

那麼推動第二種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如何；不是對研究人員強制結論，而僅僅是敦促研究這類問題？

這要麼是誤導的，要麼是不必要的。

在數學、物理、化學、音樂、會計、統計等學科中，這是誤導的，因為這些學科通常不涉及與社會正義相關的議題。處理「T」賬戶、二次方程或計量經濟學迴歸沒有「公正」或「不公正」的方式；只有正確和錯誤的方式來進行這些工作。要求這些領域的教授關注貧困、經濟發展、工資差距或空氣污染，更不用說強制要求，就是讓他們遠離他們的專業領域。這就像要求哲學家教音樂一樣愚蠢，反之亦然。

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特別是在社會科學中，但在人文學科中也是如此。因為如果這些學科的成員還沒有對與社會正義相關的議題(當然，也包括其他事情)進行研究，那麼他們只是在失職。如果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忽視貧困、失業、戰爭、環保主義等，相反的勸告也不太可能改善事情。

因此，學院和大學應該立即停止以這種方式給自己貼標籤，並停止推動所有現有的這類項目。將任何一種觀點強加給其教職員工和學生在這些高度爭議的議題上是不體面的。從自由企業、有限政府、私有財產權的角度這樣做，就像從目前相反方向的立場這樣做一樣不當。關於這些舉措的批評性補充材料，請參見 Michael Novak [^1]。

當然，社會正義可以用第三種方式定義：在「社會」領域支持正義，而不是其他場所。在這裡，所有思想戰士都會支持促進這一價值；唯一的區別是，例如，左翼分子的意思是某種平等主義，而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正義在於維護私有財產權。對於一所大學來說，以這種意義維護社會正義將是非常有問題的，因為這個短語將包含兩種非常不同的東西。

經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先生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發布在 http：//www.lewrockwell.com 網站上。

[^1]： http：//www.firstthings.com/ftissues/ft0012/opinion/novak.html

【自由的基石】13 歧視

Thu, 23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3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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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歧視；跨學科分析

學術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對待歧視問題，彷彿它不適合進行邏輯分析，無論是經濟學、倫理學還是政治學的分析；彷彿僅僅考慮替代觀點就有些不體面。「女性主義」、「人權」、「多元文化主義」和「政治正確」的哲學如此滲透到思想討論中，以至於對主流觀點的批評在一開始就帶有不合法的氣氛，甚至在聽到支持它們的論據之前就是如此。這是非常不幸的。如果沒有別的，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論自由》應該讓我們在對替代觀點關閉心扉之前三思。

在我們最近的歷史中，「有辨別力的」一詞曾經具有積極的價值。這是一種讚美。說一個人有辨別力是說他能夠做出精細的區分。當然，今天，說某人有歧視性就是指控他有偏見。這種現代觀點體現在所謂的社會人權法規中，根據種族、宗教、性別、國籍、殘疾、性取向、年齡等歧視人是非法的。歧視現在帶有法律懲罰——罰款，甚至監禁來支持這種禁令。

古典自由主義

那麼讓我們考慮歧視的另一種哲學處理方式，有時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它只問一個問題：「何時使用（國家）武力是正當的？」並只給出一個答案：「只有在回應先前的權利侵犯時。」因此，這種觀點必須與倫理學理論明確區分開來。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聲稱一個人不應該因從事行為 X 而被監禁或受到法律懲罰，與聲稱行為 X 是道德的，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反對將基於種族、性別、國籍等的歧視定為犯罪，同時宣稱這種行為是不道德和不符合倫理的，這並不矛盾。事實上，這正是本文所持的立場。在這裡，歧視是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上被辯護的，即實施者不應該被監禁、罰款或以其他方式受到政府當局的干涉。然而，本文作者認為這種行為是可憎的，在道德上極其令人厭惡。

古典自由主義基於這樣的前提：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人身；我們對自己擁有主權。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擁有財產權，對我們購買的東西或通過任何其他合法方式獲得的東西擁有財產權，如禮物、繼承、賭博等（Nozick 1974， pp. 149–82）。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的內在特點是存在邊界。我的拳頭到此為止，你的下巴從那裡開始。如果前者在未受邀請的情況下觸及後者，我就侵犯了你。這一哲學的本質是，任何邊界侵犯，如強姦、謀殺、盜竊、侵入或欺詐，都是嚴格禁止的。

相反，在自己的領域內，個人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唯一的條件是他不侵犯他人的權利或邊界。可以想像，人們可能會因友誼或恩惠被拒絕而深受傷害，但拒絕這種利益是個人的權利，因為這種不作為不能被理性地解釋為跨越邊界。只要個人的人身或財產沒有被侵犯，就沒有發生可起訴的罪行，因此，不應該有懲罰——不應該有罰款或監禁。

從這一哲學中衍生出「結社法則」，即自由、主權、獨立個人之間的所有互動都應該是自願的，並基於相互同意。在色情、賣淫、言論自由和毒品問題上，眾所周知的短語「同意成年人之間的任何事情都應該被允許」展示了這一哲學。這一表達的古典自由主義變體，用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74）的巧妙措辭，就是「同意成年人之間的所有資本主義行為」也應該被允許。

所有行為，無論是個人的還是商業的，都應該基於互惠。由此我們得出，歧視也是一種權利，因此，根據自己選擇的任何基礎進行歧視不應該是犯罪行為。但這裡重要的是要強調，「歧視」的含義是非常特定的。它是忽視、避免、迴避、與另一個人無關。它絕對不意味著「權利」去私刑、毆打、奴役或對來自被鄙視群體的某人實施攻擊和毆打。例如，如果我不喜歡戴眼鏡的光頭鬍子人，我不必與他們有任何關係。根據這一哲學，我不應該因為拒絕與他們打交道而被罰款或監禁。另一方面，我不能接近這些人並打他們的鼻子。如果我沉溺於任何這類行為，我應該被監禁。換句話說，我可以對我持有偏見的人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唯一的條件是我不跨越邊界，或侵犯他們的空間（人身和財產權）。我可以「完全無視他們」（在社交和商業上），但我不能對他們施加哪怕最輕微的暴力。

歧視人是「好的」嗎？根據與一小部分樣本的負面經驗來預判整個群體或個人是「合理的」嗎？當然不是 [^1]。在大眾信念中，歧視者因不想與某些群體的人有任何關係而是可恨和邪惡的。同樣，他們被認為是不合邏輯的，因為他們從小樣本過度概括到整個人群 [^2]。然而，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歧視者的道德或科學地位。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個人是否有權以這種方式行事，以及這一哲學的經濟含義，而不是他這樣做是否好或合理。

人權

讓我們根據古典自由主義來檢視「人權」觀點。目前的「人權」立法只適用於商業，有時適用於俱樂部，但不適用於個人互動。這令人困惑，因為這類法律的倡導者通常認為人際關係比商業更重要。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所有異性戀者在選擇性伴侶時都歧視一半的人口。同性戀者也是如此。只有雙性戀者才不會犯這種做法。（但大多數雙性戀者可能會根據其他標準進行歧視：美貌、健康、青春、財富、誠實、幽默感、共同興趣、個性等。）因此，如果我們一貫貫徹反歧視哲學，我們應該懲罰除雙性戀者以外的所有人。或者考慮婚姻模式。相對於總數而言，跨種族、民族和宗教類別的通婚很少。由此可以推斷，種族主義一般或歧視特別在婚姻選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為了與「人權」倡導者的基本哲學保持一致，當人們申請結婚許可時，應該被問到：「你有沒有約會過其他背景的人；你給了他們公平的機會嗎？」如果沒有，就不應該允許結婚。當然，友誼模式是基於各種歧視性模式的。這是錯誤的嗎？也許；很可能是。這應該受到法律懲罰嗎？幾乎不應該。

有些人主張我們應該在商業中執行反歧視立法，但不在個人關係中執行 [^3]，因為商店、辦公室、工廠或工作場所是「向公眾開放的」，而友誼和其他個人關係則不適用這種限制。然而，這種說法很難辯護。一家商店可能只向金髮藍眼睛的公眾開放——建議所有其他人到別處去——或者向左撇子紅髮公眾開放——或者根據它希望採用的任何標準來建立其客戶群。沒有邏輯理由可以將與某些人進行商業互動的提議解釋為與所有人做生意的提議。

其次，「人權」立法以有偏見的方式應用。例如，關於國籍的考慮，許多國家歧視外國投資，對國內投資更加優待。關稅歧視外國人，移民政策也是如此。來自其他國家的大學生通常要為他們的教育支付比東道國公民更多的費用。這些都是基於國籍的歧視形式。然而，人權倡導者和公民自由主義者對這些權利侵犯的回應卻奇怪地沉默。這很難與他們的立場協調，因為在其他情況下，他們特別譴責商業中的歧視。

讓我們考慮一些其他例子。婦女意識提升小組不向男性開放，而法律制裁已被應用於男性專屬的私人俱樂部。黑人穆斯林不允許白人與他們一起祈禱 [^4]。同樣，錫克教徒和正統猶太教徒以及許多其他宗教團體，將他們的祈禱會限制在志同道合的人中。抵制生菜、葡萄和其他此類工會發起的活動肯定歧視那些被鄙視的人，至少在反主流文化的部分人中是如此。女童子軍、女童軍、男童子軍、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希伯來青年協會或希伯來女青年協會，都基於性別進行歧視。

雖然其中一些例子可能看起來無關緊要，但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要提出。不歧視被提出作為一項基本人權。那麼，怎麼會有例外呢？當然，不被強姦是一項基本人權。我們有納入法律的例外嗎？不；這個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不被謀殺同樣是一項基本人權。同樣，沒有例外。我們推斷，如果這是一項基本人權，例外是不能容忍的。禁止歧視的法律的例外不僅可以容忍，而且被廣泛支持，甚至被哲學的捍衛者支持，這一事實表明，不被歧視「受害」根本不是一項基本人權。

同樣，這些區別中的許多都帶有一定程度的虛偽。婦女意識提升小組被廣泛認為應該對男性關閉，但男性專屬的私人俱樂部卻受到政府的強烈壓力要求改變其會員做法。在許多城市，婦女被允許加入基督教青年會，但男性不被允許加入基督教女青年會。在許多大學校園中，為黑人提供專屬宿舍和自助餐廳；為白人提供同樣的設施將被廣泛視為可憎的。在太平洋沿岸的一所主要大學，行政部門組織了同性戀欣賞週；當學生組織異性戀欣賞週時，他們受到大學當局的懲罰。在美國眾議院，有一個被廣泛認可的黑人核心小組；考慮到可能引起的憤怒反應，甚至無法考慮這樣的白人對應小組。「黑人是美麗的」是相當一部分人口的受人尊敬的號召；任何試圖推廣對應的「白人是美麗的」的人都會被立即斥為種族主義者。

對這種狀況的一個可能辯護是，被壓迫和被詆毀的少數群體歧視多數群體是合理的，但後者對前者採取這種行動則不合理。這種回應有一個明顯的困難：它不能與不歧視是基本人權的觀點相容。如果是這樣，那麼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無權以任何理由歧視任何人 [^5]。

要考慮的另一個重要點是少數群體特殊政府待遇所引發的反彈。托馬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 1990， p. 28）指出：「優惠政策明顯不希望和不受控制的後果之一是非優惠群體的反彈。這種反彈的範圍從美國的校園種族事件到斯里蘭卡的血腥內戰。」在加拿大，馬克・勒平進入蒙特利爾大學工程學院，用槍強行將男女學生分開。然後這個人（他以前曾抱怨女性的平權行動好處）冷血地謀殺了十幾名女大學生。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女權主義者一直未能成功地否認這一殘酷和卑鄙的行為與對政府強加給婦女的優惠待遇的怨恨之間的任何聯繫。

為什麼只將種族、宗教、性別、國籍、殘疾、性取向和年齡納入不合法歧視的類別？為什麼不也考慮在這個標題下那些肥胖、酗酒、愚蠢、發臭、醜陋、矮小、禿頭、色盲、音盲或缺乏幽默感的人？對這種荒謬推論的一個回應可能是，目前受法律保護的類別是根據一個人改變的能力來證明的。如果一個人不能改變他的狀況，歧視他就變得不允許；如果他可以，就變得允許。

但這種反駁存在困難。首先，為什麼這在道德上是相關的？即使一個頑固的強姦犯由於某種原因無法改變他沉溺於這種活動的慾望，對他進行身體暴力制裁以使他停止仍然是公正的。其次，這個論證不可能解釋目前在法律上受保護免受歧視的類別和不受保護的類別之間的區別。例如，宗教的改變相對容易結合，至少與身高的改變相比。然而，基於宗教信仰的歧視通常被禁止，但基於身體大小的歧視卻沒有。

另一個回應可能是，這種分類是根據少數群體所遭受的痛苦程度來進行的。但那些肥胖、酗酒、愚蠢、發臭、醜陋、矮小或禿頭的人也被詆毀。當然，這些人從歧視中遭受的痛苦即使不比那些在法律上不被認可為「少數群體」的人多，也與他們一樣多。

許多所謂的人權倡導者會樂意將這些額外的類別添加到歧視為非法的人的名單中。雖然一個皮膚斑駁、戴眼鏡、聲音尖細的矮胖禿頭男人可以對社會做出重要貢獻，但他看起來不像，通常也相應地得到報酬和友誼。也許我們應該將禁止歧視這類人納入法律。然而，如果我們不斷添加到名單中，我們社會中的任何人都將無法在真正自願的基礎上與任何人互動。

歧視造成的傷害？

為什麼「人權」倡導者擁護這些想法？一種可能性是他們認同並希望保護弱者免受痛苦。但對這種觀點有一個強烈的反對意見：弱者並沒有遭受太大的痛苦——至少在經濟意義上——來自私人歧視。當然，成為歧視行為目標的少數群體確實遭受了一些傷害。當然，如果多數群體對他們有利，或至少以冷漠看待他們，這些群體的人會過得更好。但傷害是最小的。考慮到猶太人和華人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們社會中受歧視最嚴重的群體之一，但其收入遠遠超過平均水平，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Sowell 1981a； 1981b； 1983）。

為了理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有必要簡要回顧抵制的經濟學，歧視只是其中的一個特殊案例。抵制幾乎總是相對不成功的原因（即使是代表數百萬人，歷時多年，如南非的情況）是因為必然伴隨它們的防故障機制（Abedian and Standish 1985； Hutt 1964）。在抵制成功的程度上，它惡化了「受害」群體的經濟狀況——至少最初是這樣。例如，如果抵制是通過就業——多數群體不會僱用少數群體——少數群體的工資會降低，和／或他們的失業率會增加。如果多數群體不向他們出售食物，他們願意支付的價格就會上漲。隨著這一過程的繼續，他們的困境惡化。但是，隨著他們的狀況下降，對抵制者和非抵制者而言，與這些歧視行為的目標打交道變得越來越有利可圖，儘管最初的偏見導致了抵制。例如，如果種族偏見導致白人拒絕僱用黑人，從而降低他們的工資水平，「這將意味著一些僱主有機會通過集中僱用這類低工資群體的成員來獲得異常高的利潤。即使所有其他群體的僱主都被偏見蒙蔽而無法抓住這個機會，它也會為屬於同一族裔群體的僱主留下巨大的額外高利潤機會」（Sowell 1975， p. 165）。換句話說，成功的抵制本身就帶有其最終失敗的種子 [^6]。

但在這個過程中少數群體的困境如何？他們在此期間不是受到嚴重傷害嗎？一點也不。這種「防故障」機制運作得如此良好，以至於幾乎不可能找到這種抵制發生的證據。也就是說，無法證明僱用這些少數群體成員可以獲得更大的利潤，如果他們受到歧視性抵制的傷害，就會如此。

僱用收入較低和／或失業率較高的族裔群體成員的僱主的經驗並沒有顯示出顯著的成功，在許多情況下，即使得到大量政府撥款的補貼，精心設計且成本高昂的計劃也只產生了非常微薄的結果。（Sowell 1975， p. 165）

西爾伯曼・阿貝拉（Silberman Abella 1984）聲稱已經證明了歧視對少數群體福祉的有害影響，但她的方法論在幾個方面值得懷疑（Block and Walker 1985）。例如，她將黑人和白人收入之間的整個差異（無法通過可量化的變量在統計上解釋）歸因於歧視，從而忽略了其他無法如此容易量化的可能的社會學和文化差異；也就是說，她將受教育年限視為同質商品，即使跨種族類別接受的教育質量存在巨大差異，即使學科專業大相徑庭——並與收入相關。也就是說，黑人通常集中在平均收入較低的領域。

對這種方法論最好的反駁可能是索威爾（Sowell 1990， p. 25）所寫的：

當兩個群體在某些方面存在差異時——例如在收入方面——並且通過控制某個因素 x（例如受教育年限）消除了該差異的 20%，那麼在純粹定義的意義上，統計學家說因素 x「解釋」了群體之間差異的 20%…

誤導性解釋的潛力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鞋碼無疑與高級數學考試的測試分數相關，在這個意義上，平均而言，穿三號鞋的人可能無法像穿十二號鞋的人那樣正確地回答那麼多問題——前者更可能是幼兒，後者更可能是大一點的孩子或成年人。因此，鞋碼「解釋」了數學分數差異的一部分——在統計學家使用這個詞的特殊意義上。但沒有人能指望通過在考試當天穿更大的鞋子在數學考試中表現更好。從真正意義上講，鞋碼什麼也沒有解釋。

當統計學家在法庭上作證說，他的數據只能通過「控制」年齡、教育、城市化和可能引用的任何其他變量來「解釋」群體之間收入差異的 40% 時，法官和陪審團可能沒有意識到「解釋」和「控制」這兩個詞在這種情況下的意義有多麼小。法官和陪審團可能會得出結論，其他 60% 必定代表歧視。但實際上沒有統計研究可以同時控制所有相關變量，因為深入的數據，特別是沿著質量維度的數據，通常根本無法獲得。通過控制可用變量並隱含地假設未計入的變量在群體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人們可以產生相當大的殘差「無法解釋」的統計差異。將該殘差稱為「歧視」是武斷的。

換一種方式看，具有明顯的、可量化的劣勢的群體通常也有其他不太明顯的、不太可量化的劣勢。如果統計數據設法捕捉到第一種劣勢的影響，第二種劣勢的影響就會成為無法解釋的殘差的一部分。將該殘差等同於歧視是邏輯上的致命飛躍。

「薪酬差距」的經濟學

經常有人反對我們的主張，即遭受私人歧視行為的人並沒有受到傷害。婦女的工資、薪水和收入不是因為對她們的經濟歧視而減少了嗎？所謂的工資差距被作為反對我們論點的證據。事實是，目前女性／男性收入比率約為 0.63。這個比率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非常輕微地上升，但在過去幾十年中顯示出很大的穩定性（Block and Williams 1981； Block and Walker 1985； Paul 1989； Levin 1984， 1987）。男性每賺一美元，女性賺六十五美分。這不是證明了實際傷害不是基於法律或政府或暴力或強制或邊界侵入，而是基於私人歧視嗎？矛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採取這種立場有兩個原因。首先，有統計學解釋。是的，所有女性的平均工資除以所有男性的平均工資是 0.65 ——對此沒有爭議。但這個總統計數據隱藏的比它揭示的更多。事實證明，這種狀況的解釋根本不是對婦女的歧視，而是婚姻制度對男性和女性收入的不對稱影響。婚姻與男性收入增加和女性收入減少密切相關。與工資比率 0.65 相關的所謂「薪酬差距」35% 幾乎完全是由於婚姻的不對稱影響。明擺著的事實是，在大多數婚姻中，家務、育兒、購物、烹飪和其他此類活動的分工非常不平等。同樣，已婚婦女對勞動力市場的依附程度遠低於男性（Hoffmann and Reed 1982； Sowell 1984）。

這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顯示。首先，按婚姻狀況隔離人口，並為每個子類別得出女性／男性收入比率。布洛克和沃克（Block and Walker 1985）將他們的樣本分為曾經結婚和從未結婚。（前一類包括已婚、離婚、分居和喪偶；後者，顧名思義，只包括那些從未結過婚的人。）以這種方式計算時，曾經結婚者的比率降至低於 0.40；從未結婚者的比率上升到統一。換句話說，所有女性的「薪酬差距」從 33% 增加到曾經結婚的女性真正可怕的 60%。相比之下，所有女性的薪酬差距從 35% 的水平下降到從未結婚女性的幾乎為零。這是否意味著僱主對已婚婦女有特別的仇恨？這是唯一與「女權主義」神話一致的解釋。然而，矛盾的是，在這種觀點中，有偏見的男性應該偏愛已婚婦女，當然，前提是她們「赤腳、懷孕並在廚房裡」。他被認為討厭單身女性——那些不結婚的女性，大概是因為她們不尊重男性和父權制度。但統計結果表明恰恰相反。當數據按婚姻狀況分解時，不是單身女性、從未結婚的女性「受苦」。相反，是已婚女性受苦。

加拿大全職僱用的從未結婚者的比率在 82.9 到 109.8 之間，取決於日期（1971 年或 1981 年）和教育背景（Block and Walker 1985， p. 51）。對於 30 歲及以上的從未結婚者，布洛克和沃克（Block and Walker 1982， p. 112）發現 1971 年的女性-男性收入比率為 0.992；對於可比的曾經結婚者，比率為 0.334。對於美國數據，索威爾（Sowell 1984， p. 92）報告：

在 25 至 64 歲的年齡段中，保持單身的女性收入是保持單身的男性收入的 91%。其他 9% 也不能自動歸因於僱主歧視，因為女性通常沒有像數學、科學和工程這樣高薪領域那樣頻繁地接受教育，也沒有被吸引到建築工作、伐木、煤礦開採等體力要求高且薪酬高的領域。此外，未婚母親的增加意味著即使在從未結過婚的女性中，母親身份的經濟約束也沒有完全消除。

碰巧，未婚男性與已婚男性的工資比率與所有女性和所有男性之間的比率大致相同。也就是說，有大約 35% 的「差距」。有趣的是，沒有分析師聲稱這是由於歧視。這一發現是否表明僱主歧視單身漢？不。這是由於不是為經濟分析設計的會計慣例。已婚男性實際上有一個「助手」幫助他賺取那筆收入。確實，支票上只有他的名字，但她也在賺取。她可能幫助他完成大學學業。她從事各種輔助活動，為他的成功做出貢獻。然而，在統計賬戶中，她沒有被記入幫助賺取這筆錢。在許多情況下她花這筆錢，但政府統計機構通常沒有認識到她幫助賺取了這筆錢的事實。

因此，從這些統計數據推斷歧視可以解釋男女工資差異是錯誤的。女性平均只賺男性 65% 的原因，是因為她們的生產力只有他們的 65%。然而，這不一定是由於她們方面的任何固有的經濟弱點。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解釋是婚姻狀況。根據最佳統計估計，從未結婚的女性和從未結婚的男性具有相同的生產力，因此具有相同的工資。平均而言，已婚婦女在市場上的生產力只有男性的 65%，因為她們專注於撫養孩子和照顧家庭。即使那些擁有高級學位或培訓的女性通常也不會跟上她們專業的最新發展；至少，她們不像已婚男性同行那樣勤奮地這樣做。

現在讓我們考慮支持工資「差距」的婚姻不對稱解釋的第二個原因，相對於歧視或剝削假設。注意歧視模型的邏輯含義。假設男性和女性的生產力彼此完全相等。假設兩者的生產力都處於每小時 10 美元的水平 [^7]。進一步假設男性的工資是 10 美元，女性是每小時 6.50 美元，以保持我們 65% 的比率。在這些條件下，就好像女性的翻領上有一個小標誌，上面寫著：「僱用我，如果你這樣做，我會給你帶來純利潤每小時額外 3.50 美元。」如果僱主僱用一名女性，他可以保留這 3.50 美元，無需額外努力。不用說，所有利潤最大化的僱主都會對歧視支持額外回報非常感興趣。毫無疑問，他們會僱用女性。但假設僱主是性別歧視者，僱用了男性。如果是這樣，他往往會破產。他的競爭對手，僱用女性的僱主，將能夠以低價出售並將他逼到牆角。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假設任何類似這樣的情況可以長期持續是荒謬的：僱主可以歧視生產力相同的女性，但仍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經營。然而，這正是歧視假設所暗示的情景。同樣，這種歧視理論的一個含義是，利潤將與女性員工的比例呈正相關，無論是跨公司還是跨行業。也就是說，如果僱主真的可以通過支付更少的工資來剝削女性——由於猖獗的歧視——那麼他們的工資單上女性越多，他們就會賺取更多的利潤。但這也說明了經濟文盲。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利潤往往趨於均等。如果在 A 行業可以獲得 50% 的利潤，在 B 行業可以獲得 1% 的利潤，那麼投資將傾向於離開後者而轉向前者。但隨著資本離開 B，這會提高那裡可獲得的利潤水平；同樣，隨著資金湧入 A 的更綠色牧場，它降低了回報。一項法律要求僱主支付「同工同酬」會產生什麼影響？假設法律要求僱主在女性的生產力平均真正只值 6.50 美元時支付她們每小時 10 美元。僱主會非常不願意僱用這樣的人。如果他這樣做，他將在每個僱用的員工身上虧錢；最終他將被迫破產。結果，婦女的失業率將高於在沒有這種有害立法的情況下的水平。這正是最低工資法的同樣影響。它的作用是將女性從勞動力市場中定價出去。

考慮醜陋秘書和美麗秘書的情況。在現實世界中，美麗的秘書比醜陋的秘書有優勢。在某些圈子裡討論這種經濟現象可能不合適；美貌可能與手頭的工作嚴格無關；這種現象可能對不具吸引力的女性造成傷害，但這就是實際經濟和一般社會的運作方式。有人可能會問，如果幾乎每個人都偏愛美貌，醜陋的秘書如何找到工作？答案是一種用經濟術語表達為「補償性差異」的現象。市場的運作方式使得那些不太幸運的女性可以吸引的工資降低，使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上成為更好的交易。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美貌是首選，但如果其他條件不相等，即工資，那麼即使那些歧視支持它的人也可能不會選擇以這種方式放縱他們的品味。

然而，如果法律規定所有女性都必須支付相同的工資，弱者（不具吸引力的秘書）將受到最大的傷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女性首先更難找到工作。在目前自由靈活的市場工資制度下，至少她們可以找到工作。同樣的分析適用於任何被鄙視的群體，無論是基於性別、種族、國籍、美貌還是年齡受到歧視。

如果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年輕人不能獲得比年長者更低的報酬，這就剝奪了年輕人在市場上的救命之恩，即以稍低的工資工作的能力。在自然界中，弱小的動物有補償性差異。豪豬本來很脆弱，但它有刺；臭鼬無能為力，但它使用氣味作為防禦；鹿很脆弱，但它可以跑得很快。如果這些補償性差異以某種方式被剝奪，這些動物幾乎註定要滅絕。同樣，如果從年輕人那裡剝奪以較低工資工作直到他們可以獲得經驗的能力，他們的失業率就會增加。這正是現代由於最低工資立法而出現的情景。同工同酬立法將對女性做最低工資對青少年所做的事情。所有真正的女權主義者——那些支持有利於婦女的公共政策的人，而不是虔誠地喋喋不休地談論他們這樣做的意圖——因此必須反對這種工資控制。

權利和歧視

如果私人歧視實際上無力傷害其預期受害者，政府歧視（Demsetz 1965； Higgs 1977； Lundahl and Wadensjo 1984； Stiglitz 1973）以及國家和私人暴力則完全是另一回事（Louw and Kendall 1986； Williams 1989）。這兩種表面上相似的現象之間的混淆 [^8] 可能解釋了「人權」立法在支持弱者的人中的受歡迎程度。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美國東南部的黑人確實遭受了私人暴力。三K黨和其他人從事私刑、焚燒十字架和其他恐怖活動。這當然是未經邀請的邊界越界——這些弱勢群體的下巴受到侵略者拳頭的侵犯。然而，這根本不是私人歧視的含義。

因此，在進一步進行之前，必須在公共歧視和私人歧視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在古典自由主義世界觀中，只有私人個人有權歧視。政府不得合法地從事這種行為。我們都繳稅以資助政府服務。如果國家挑出一個群體，例如天主教徒或旁遮普人，並補貼或懲罰他們，這是不公平和不當的。平權行動是政府歧視的一個例子。對該計劃的毀滅性批評，請參見 Levin（1987）、Roberts（1979， 1982）、Sowell（1982， 1990）、Williams（1982a）。

這一前提對公立大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要被州立高等教育機構錄取，必須通過入學考試——通常基於智力和／或知識。用我們現在使用的術語（Hagen 1977），大學歧視支持那些因此被接受為學生的人。但其他人被拒絕了；也就是說，他們因缺乏知識或智力而受到歧視。在正在討論的哲學中，這是不當的，不應該存在。誠然，如果公立大學要採取基於智力敏銳度的嚴格不歧視政策，它們將不再作為高等教育中心存在；如果它們希望繼續在這方面歧視，並合法地這樣做，它們將不得不私有化。

在這方面要做出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是歧視和暴力發動之間的區別。前者是（相對）良性的，後者是惡性的。只有前者與尊重上述個人權利的制度相容；後者當然不是。然而，區分私人歧視和公共歧視也至關重要。這樣做至關重要，因為這兩種現象之間經常存在表面上的相似之處。然而，由於後者而非前者也包含暴力的發動，它而且只有它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是難以解決的。

在這方面考慮那一連串臭名昭著的立法，被稱為吉姆・克勞（Jim Crow）（Williams 1982b）[^9]。在這裡，權利在大規模上受到侵犯，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由於法律要求，黑人必須坐在公共汽車的後面。如果他們試圖在其他任何地方坐下，他們就會被監禁。同樣，他們在洗手間和飲水機設施方面也受到法律限制（Wharton 1947； Welch 1967）。

將此與一個非常不同的情景進行對比。假設這種坐在公共汽車後面的做法不是由法律規定的，而是僅僅是私人歧視的結果。那麼，我們假設在前邦聯的迪克西州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即黑人的適當位置是在公共汽車的後面，這是多數白人的廣泛支持的信念，儘管不是——這是至關重要的——得到支持性國家干預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典型的企業家會對自己說：「鑑於這種情況，我如何才能最大化利潤？」假設黑人想坐在公共汽車的前面，但被現有公共汽車公司的所有者阻止這樣做，這位企業家將開始另一條公共汽車線路，黑人可以在任何他們想要的地方乘坐——前面或後面——只要他們為這一特權付費。

吉姆・克勞南方的問題是這將是非法的。企業家被要求獲得許可證或特許經營權才能開始競爭性公共汽車線路。但禁止黑人坐在公共汽車前面的同樣的國家主義力量也禁止企業家以這種商業競爭方式來拯救少數群體。替代公共汽車公司的運營許可證根本沒有被授予（Wiprud 1945； Moore 1961； Eckert and Hilton 1972）。在這種情況下，弱者無法得到市場的幫助——不是因為私人歧視的任何過錯，而是因為更有害的公共品種 [^10]。

在這件事中，繼續我們的歷史解釋，黑人不得不等待幾十年，直到政治現實變得使大多數選民最終廢除了吉姆・克勞。如果市場一開始就被允許自由運作，這項有害立法的影響本可以在企業家——黑人或白人，無所謂——建立競爭性公共汽車線路所需的短時間內變得無效。換句話說，市場可能是弱勢黑人少數群體的最好朋友。自由企業不是敵人。然而，當它被國家權力否定時，正如在我們正在考慮的案例中不幸發生的那樣，這種幫助仍然只是——一種潛力。

「人權」倡導者如此熱衷於所謂的人們不受歧視的權利，以至於他們忽視了人們從事歧視的真正權利。考慮被迫將孩子送到老師是同性戀的學校的人。父母強烈反感這一點，但往往無法抵抗。為什麼不把這些人視為弱者並捍衛他們的權利？當然，同性戀者有權實踐他們選擇的生活方式。但將自己強加給不願意的接受者幾乎不符合自由結社法則。

還有新斯科舍省學校董事會的案例，該董事會裁定攜帶愛滋病抗體因此可能很容易發展這種可怕疾病的教師應該返回他的六年級教室。想像一下被迫將孩子送到一個他們認為可能有機會感染致命疾病的地方的父母的痛苦 [^11]。很容易證明這些父母是弱者。我們未能捍衛處於這種地位的人源於道德近視——一些人的權利比其他人的權利更重要。

然而，以這種方式表達意味著權利可能相互衝突 [^12]。然而，正確理解，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如果權利之間似乎存在矛盾，其中一個實際上不是真正的權利。人們沒有針對其他人的權利，即他們必須與他們互動，無論他們是否願意，正如所謂的人權哲學所主張的那樣 [^13]。相反，在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中，人們應該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他們喜歡的事情，只要他們不通過侵犯來侵犯其他人的空間。

我們的分析對言論自由有什麼影響？專門針對特定人群的歧視性陳述在公民自由辯論中有悠久的歷史。它們被定性為「仇恨文學」。它們令人不快，甚至是惡意的。但禁止它們明顯違反了言論自由權 [^14]。當然，任何認真對待我們的言論自由權利的哲學都會對司法禁止「種族主義」言論感到極度不舒服。

性別歧視的社會生物學

現在我們已經確定私人性別歧視，就像種族主義一樣，無力極大地損害「受害」群體的經濟福祉（與政府機構追求的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政策，或國家或個人使用的暴力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冒險探索性別歧視首先存在的原因。（本報告中性別歧視的含義是首先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做出區分，然後對兩性成員進行不同的對待。）對此最常見的解釋是人們是惡劣的、反常的和厭世的。這個假設的問題，除了是循環的，是它絲毫沒有處理為什麼無疑是人類狀況一部分的惡劣和反常被引導到「反女性」方向。

性別歧視的社會生物學解釋在這些方面沒有失敗。考慮以下案例：一艘渡輪傾覆，只有一艘救生艇可用。普遍的性別歧視優先順序是婦女（和兒童）優先，然後才是男性，遠遠落後於第二位。為什麼我們有這種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觀念，即婦女應該以這種方式被放在基座上？為什麼不讓女性與男性一起在瘋狂衝向救生艇時碰碰運氣？在廣受歡迎的「女權主義」分析中，這是因為男性認為女性在智力、體力和成熟度方面與兒童相差無幾，如果兒童應該因為他們相對的弱點而首先被拯救，那麼女性也應該如此。

這一事件的社會生物學解釋提供了鮮明的對比（Wilson 1974）。在這種觀點中，婦女和兒童優先規則的出現是因為它確保了我們物種的生存。女性在生物學上比男性珍貴得多，任何不基於這一規則行事的物種因此比那些這樣做的物種生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這就是為什麼騎士精神的觀念如此深深地嵌入我們的心理：人類一直根據這些原則行事已經有很長時間了。那些沒有這樣做的種族部分很久以前就滅絕了。

考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波蘭和蘇聯；這些國家幾乎整整一代男性都被殺害；相對而言，大體上女性的生命得以倖免。每個軍事年齡組的男性中有巨大比例被消滅：育齡女性傾向於生存。德國人、波蘭人和蘇聯人在現代對這一點有很大的注意嗎，在人口統計學含義方面？不。下一代同樣龐大，受教育程度同樣高。這幾乎就像這場悲慘的損失根本沒有發生一樣。將該情景與以下假設情況進行比較。假設蘇聯四分之三的育齡婦女被殺，但幾乎沒有男性，與實際發生的情況完全相反。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統計學結果會是什麼？它們將不亞於災難性的。對於這些國家的下一代不僅會有很大的危險：真正的問題是是否會有下一代！

假設有兩個種族的猿，在其他方面同樣適合生存，對戰爭有不同的習俗。一群猿（稱它們為人類猿）不允許它們的雌性戰鬥：相反，它們試圖盡可能保護它們。當戰鬥發生時，是可消耗的雄性在前線。另一群猿（稱它們為滅絕）要不就將雌性推到戰鬥前線，要不就是平等主義的——在雄性和雌性之間沒有「虛假的」區別，它們都出去平等地戰鬥。哪個群體會生存？顯然，第一組，「人類」猿，因為不管喜歡與否，就物種的生存而言，女性更珍貴。這是因為一隻雄性和 25 隻雌性可以留下與 25 隻雄性和 25 隻雌性能夠產生的後代一樣多的後代。也就是說，24 隻雄性幾乎對這個過程來說是多餘的。擁有它們可能很好——至少它們可以提供額外的保護——但從生物學角度來說，它們的角色對人類物種的生存來說並不像雄蜂對蜜蜂的生存那樣必要。這就是為什麼農民通常為 25 頭母牛養一頭公牛——而不是反過來。無論與「女權主義」的世界觀多麼不相容，這個生物學事實根本無法否認。

這是對為什麼女性被視為比男性珍貴得多的非常有力的解釋。因為她們確實如此。有些人不關心人類的生存，但這是無關緊要的。我們現在正試圖理解為什麼男女之間的歧視如此深深地嵌入人類心理，在社會生物學分析中我們找到了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這是一個積極的事業，真實和虛假適用於此，而不是規範的事業，這涉及好與壞、喜歡與不喜歡的類別。換句話說，這個觀點可能與「女權主義者」的世界觀不相容，但支持它的證據是壓倒性的。

結論

我們對歧視的跨學科解釋——利用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生物學、統計學和歷史學的見解——為我們的公共政策建議提供了可信度：這種行為，儘管在許多情況下是不道德的，但不應該受到法律禁止。善意人士的許多目標——和平、繁榮和寬容——矛盾的是，在允許個人在嚴格自願的基礎上自由結社的法律制度下，比在強制這種互動的制度下更有可能實現。後者往往會適得其反，正如大學校園中的種族暴力，在平權行動和強制性「政治正確」思想之後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現在的社會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其古典自由主義歷史根源的視野，以至於人際關係中的自由案例對某些人來說似乎有些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或其他道德上令人反感。

經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的好意許可，從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no. 4 （1992）： 241–54 重印。

[^1]：布克・T・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在 1897 年 5 月 31 日為雕塑家奧古斯都・聖高登斯（Augustus Saint-Gaudens）為馬薩諸塞州第 54 志願步兵團（第一個參加內戰的黑人戰鬥部隊）建立的紀念碑揭幕時，代表這一觀點做出了非常雄辯的陳述。它是為了紀念其參與奪取瓦格納堡的戰鬥而建造的，在該戰役中該團遭受了重大損失：

不能讓愛和同情流向白人的黑人只有一半自由。關閉商店或工廠以反對尋求誠實謀生機會的黑人的白人只有一半自由。通過反對黑人而阻礙自己發展的白人只有一半自由。瓦格納堡和這座紀念碑所代表的一切的全部成果，只有當每個被黑皮膚覆蓋的人，通過耐心和自然的努力，在工業、財產、智力和道德責任方面成長到這樣的高度時，才會實現：在我們的土地上沒有人會因為拒絕給他的黑人兄弟任何他自己會擁有的機會而貶低自己。（Toronto Globe and Mail， Dec. 15， 1989， p. A 16）

[^2]：如果從詞源學角度考慮「偏見」這個詞，它意味著預先判斷。也就是說，在所有事實都出現之前就對一個問題做出決定。但假設你打開一扇門，走進一個房間，然後在你身後關上門，然後瞧，你面對一隻坐在沙發上的老虎。你是以經驗的、無偏見的方式行事，走到老虎那裡進行仔細檢查，看看這個物種的這個特定成員是否會像它的大多數同伴一樣行事，並開始傷害你？還是你看一眼，然後根據你對這個品種的一般經驗和知識，在你了解這個特定動物的事實之前，迅速前往最近的出口？大多數人在這方面會以有偏見的方式行事，並且不會為此道歉。（我將這個例子歸功於沃爾特・威廉姆斯。）

[^3]：在一些公民自由主義者中有一種傳統（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公民自由協會是一個強有力的例子），即商業自由遠遠不如個人自由。例如，這種情緒在貶低商業言論自由權利（例如，煙草廣告）與在政治或科學領域從事言論自由的權利相比時找到了表達。然而，這一觀點的一個含義是，賦予公共政策聲明「對 XYZ 香煙公司的補貼符合公共利益」或「吸煙對你有益」的法律保護將遠遠強於賦予廣告聲明「購買 XYZ 香煙」的法律保護。相比之下，在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中，沒有維持這種區別。相反，自由被視為一件「無縫外衣」，它的任何方面都不會為了任何其他方面而被貶低。

[^4]：在他最反白人種族主義的日子裡，馬爾科姆・X（Malcolm X）曾經被問到是否有任何白人——活著的或死去的——會被允許加入黑人穆斯林。他回答說約翰・布朗（John Brown）是可以接受的。參見 Breitman（1965， pp. 224–25）。

[^5]：如果我們完全和一致地貫徹這一前提的邏輯，那麼黑人就有權強姦和殺害白人；印第安人可以合法地從非印第安人那裡偷竊；猶太人可以對德國人「開放季節」。

[^6]：這解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對南非的抵制根深蒂固、長期存在，南非經濟仍然表現良好。當大多數文明國家拒絕購買南非產品時，它們的價格下跌，這使得那些對財富最大化感興趣的人幾乎不可能繼續抵制從該國購買。同樣，當大多數文明國家拒絕向南非出售時，可獲得的價格上漲，使繼續抵制的成本越來越高。抵制組織得越好，參與的人越多，其內部矛盾就越快顯現。

類似的經濟分析可以應用於現在從事「反毒品戰爭」的當局面臨的問題。被殺的鴉片生產者越多，被捕獲的海洛因越多，被燒毀的大麻越多，用毒藥噴灑的罌粟田越多，由於供應減少，這些非法毒品的價格就會越高。但價格越高，創造其他供應來源的動機就越大。

[^7]：我們關注生產力——或更嚴格地說是邊際收入產品——因為這就是僱主支付工資的原因——從他們的員工那裡獲得生產力。經濟學中一個眾所周知的公理是工資傾向於反映工人的生產力水平。參見 Samuelson（1970， chap. 20）。

[^8]：一方面是侵入性地使用武力，另一方面是和平但堅定地拒絕互動，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事實上，在整個政治哲學領域，幾乎沒有一個區別比這更重要，也沒有一個更容易做出。然而，對許多人來說，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很難辨別。這更有理由清楚而反覆地做出這一區別。

[^9]：一個經濟上相似的法律制度是南非的種族隔離案例（Williams 1989； Louw and Kendall 1986； Hutt 1964）。

[^10]：如果多數群體拒絕向少數群體出售食物，其他人將躍入空白，以「剝削」相對飢餓的少數群體。他們將被能夠賺取更大利潤的前景所吸引，但這樣做時，他們將降低少數群體必須支付的食品價格。只有當多數群體使用武力或暴力使這些利潤最大化的好撒瑪利亞人遠離少數群體時，這個過程才不會起作用。

[^11]：可以肯定的是，科學證據表明，愛滋病不能通過學童在教室裡可能從事的那種隨意接觸傳播。但這與爭論點幾乎無關，即自由結社的權利。人們可能希望出於最輕浮或科學上錯誤的理由避免與他人接觸。問題是，他們有權這樣做嗎？答案是明確的，至少對那些認真對待個人自由的人來說是這樣。

[^12]：假設一個白人（黑人）女性妓女拒絕與一個黑人（白人）男性潛在客戶做生意。至少在賣淫不被禁止的司法管轄區，可能有人會爭辯說，既然她從事的是明顯的商業冒險，因此可以被解釋為「向公眾開放」，她應該在法律上被迫接待所有能滿足她價格的客戶（並且她不能基於種族進行價格歧視）。但如果她被迫這樣做，這就是對婦女權利的侵犯；如果不是，這構成種族歧視，因此侵犯了少數群體成員的權利。

當然，這種矛盾不會在古典自由主義下出現，它只支持消極權利；例如，不被謀殺、強姦、偷竊的權利（Block 1986）。在這裡，權利不可能發生衝突，因為女性被視為自己身體的唯一所有者，有權完全按照她的意願處置它。這包括與她選擇的任何人發生性關係的權利，出於任何她可以接受的理由。

[^13]：對反歧視法通常做出的例外也會出現類似的分析。例如，在男性和女性之間進行歧視被視為非法，但有分配給男性和女性的單獨（但平等？）洗手間設施。如果這真的是權利問題，這種例外就不會、也不可能被容忍。同樣，在體育領域明顯發生性別歧視，並被「人權」哲學的原本一致的支持者所接受：即在大學、奧運會和職業體育中有男性和女性的單獨部門。例如，男性和女性籃球、網球和排球運動員不互相競爭；田徑運動員也不。（這種情況在種族的情況下幾乎不會被允許；我們能容忍白人和黑人的單獨體育聯盟嗎？猶太人和外邦人？在「人權」世界觀中，這個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然而同樣的原則適用於性別區分。）毫無疑問，如果只有一個向兩性成員開放的體育賽事，幾乎沒有女性代表能夠成功競爭。例如，弗洛倫斯・格里菲斯-喬伊納（Florence Griffith-Joiner）可能保持 100 米短跑的女性世界紀錄，但如果她必須直接與男性競爭，她甚至不會有資格進入奧運會。

[^14]：在古典自由主義中，言論自由權利被解釋為更基本的私有財產權利的一個方面。例如，如果有人在凌晨 3：00 闖入我家，並開始大聲朗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如果我把他用身體扔到街上，他可能不能正確地反對我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權。他沒有言論自由權——在我的財產上。他只有在自己的財產上，或在他從別人那裡租來的財產（大廳、禮堂、報紙廣告等）上才有這樣的權利。

【自由的基石】14 自由移民的自由意志主義論證

Thu, 23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4 自由移民的自由意志主義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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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2-human-rights/part-2-14-a-libertarian-case-for-free-immigration/

14 自由移民的自由意志主義論證

「一個都不要。」——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政府的一位匿名高級官員對「應該允許多少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進入這個國家？」這個問題的回答 ¹

所有商人都應享有安全可靠地離開英格蘭和進入英格蘭的權利，有權在那裡停留，以及通過陸路和水路自由移動的權利，以古老和正當的習俗進行買賣，完全免除一切惡稅，但（在戰爭時期）那些與我們交戰的土地上的商人除外。如果在戰爭開始時發現此類商人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應被扣留，但不得傷害其身體或財物，直到我們或我們的首席大法官收到有關我們土地上的商人在與我們交戰的土地上受到如何對待的信息；如果我們的人在那裡是安全的，其他人在我們的土地上也應該是安全的。²

自由意志主義

自由意志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因此，它是關於武力正當使用的理論。在這裡，武力的合法運用只是防禦性的：人們只能使用武力來擊退侵略，即保護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免受外部物理威脅，而不能出於其他原因。根據默里・N・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說法：

自由意志主義信條建立在一個中心公理之上：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都不得侵犯任何其他人的人身或財產。這可以稱為「非侵犯公理」。「侵犯」被定義為對任何其他人的人身或財產發起使用或威脅使用物理暴力。因此，侵犯與入侵同義。

如果沒有人可以侵犯他人，簡言之，如果每個人都有絕對的權利免於侵犯，那麼這立即意味著自由意志主義者堅定地支持通常所謂的「公民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以及從事……「無被害人犯罪」的自由。³

我將主張，出境、遷移和入境都屬於「無被害人犯罪」的範疇。也就是說，這三者本身都不違反非侵犯公理。⁴ 因此，至少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不應該對這些基本上和平的活動施加任何限制或禁令。在考慮具體細節之前，讓我們先排除一個可能的誤解：自由意志主義者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成為「溫和派」，在某些時候倡導完全開放邊界，在其他場合完全關閉邊界，如果看起來有必要的話，讓邊界稍微開著。通常，這種政策是基於同化的考慮而倡導的，如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以下「直率推理」陳述：

在歷史的各個時期，我們開放，然後輕輕關閉我們的邊界，等待經濟和社會同化。如果有頑固的失業，就沒有明顯的勞動力需求。如果移民群體正在抵制數代以來一直是美國公民身份的溶劑的同化，那麼精力應該用於對抗多元文化主義，而不是鼓勵其增長。⁵

這樣的立場，無論其在其他方面有何優點，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根本不可行，他們要求與羅斯巴德的非侵犯公理保持一致。同化等實用問題不能構成自由意志主義世界觀的任何部分。唯一的問題是：出境、遷移和入境本身是否構成對人身和財產的物理侵犯或其威脅？如果是這樣，那麼自由意志主義者必須完全反對它們；如果不是，他們必須反對對它們的任何和所有限制。似乎沒有任何與自由意志主義一致的中間立場或妥協立場。⁶ 也就是說，如果人口轉移確實構成對自由意志主義公理的違反，就像謀殺、強姦、盜竊等一樣，那麼它必須被完全禁止。不能容忍部分限制的移民，⁷ 就像不能容忍部分限制的謀殺一樣。巴克利式的實用主義應用於謀殺將意味著在某些十年中根本不應該有法律反對這一令人髮指的行為，在其他時代我們應該非常嚴格地禁止它，而在其他時期我們應該採取更溫和的立場，也許只允許一定數量的謀殺。也許我們的選擇應該由預期壽命或人口中老年人的數量決定。⁸ 無論你對這個想法的實用好處怎麼說，它顯然超出了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範圍。

羅斯巴德在另一個背景下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觀點：

那麼，「經濟權力」只不過是自由下拒絕進行交換的權利。每個人都有這種權力。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權利拒絕進行首選交換。

現在，應該變得明顯的是，「中間派」國家主義者，他承認暴力的邪惡，但補充說政府的暴力有時是必要的，以抵消「經濟權力的私人強制」，陷入了不可能的矛盾。A 拒絕與 B 進行交換。如果 B 揮舞著槍，命令 A 進行交換，我們該怎麼說，或者政府該怎麼做？這是關鍵問題。我們對此只能採取兩種立場：要麼 B 正在實施暴力，應該立即被制止，要麼 B 採取這一步驟是完全正當的，因為他只是在「抵消 A 行使的經濟權力的微妙強制」。要麼防衛機構必須趕緊保衛 A，要麼它故意拒絕這樣做，也許還幫助 B（或為 B 做他的工作）。沒有中間立場！⁹

關於遷移，情況完全相同。在這裡，A，即移民，正在和平地來訪問他在另一個國家的朋友或親戚。¹⁰ 於是 B 撲向他，用槍逼他回到他的原籍地。自由意志主義防衛機構應該做什麼？同樣，沒有中間立場！它必須支持 A 或 B。它不可能兩者都支持。

遷移的合法性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問題：要麼遷移本身是合法的，在這種情況下以任何方式干涉它都是不當的，要麼它本身是侵入性的，在這種情況下它應該被禁止，完全和全面地，就像在謀殺和強姦的情況下一樣。

出境

想想鐵幕背後長期存在的出境障礙，以及北韓和古巴等國家仍然存在的出境障礙。所有意識形態傾向的文明人都認為這些是過去的野蠻遺跡——回溯到農奴制或實際奴隸制的時代。一個不允許其公民離開的國家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的監獄，無論囚犯贏得了多少奧運獎牌，無論囚犯發射了多少顆人造衛星。

這樣一個明確的陳述可以基於自由意志主義哲學來做出。因為在這裡，人們絕對擁有自己。他們被國家奴役在道德上是令人憤慨的。限制有時是以潛在出境者受益於政府免費提供的公共教育為理由的。他們被迫支付出境費，或完全被禁止離開，理由是他們將帶走國家給予他們的信息，這些信息仍然是「它的」財產。由於無法在不帶走這種教育的情況下離開，出境者被禁止離境。我們在西方，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把這看作是一個准奴隸制度的藉口——試圖用一層薄薄的合法性和財產權來掩蓋非法監禁。但沒有任何國家向民眾「免費」提供教育。相反，教育首先是從人民那裡通過稅收獲得的資金來資助的。

即使政府以某種方式免費向公民提供教育，政府仍然無權以此為由奴役他們。不，即使可以說與自由意志主義相容的唯一奴隸制也將是由自由簽約方事先同意的奴隸制——一種終身的「契約奴役」。但從未簽署過這樣的合同。因此，沒有理由假設遭受共產主義或納粹主義的不幸人民受到了適當的對待，¹¹ 即使在我們「免費」教育的英勇假設下。

事實上，人們可以沿著這些路線解釋奴隸制這一奇特的歷史制度。¹² 也就是說，動產奴隸制只是缺乏出境自由的一個特殊例子。使其成為奴隸制的是，奴隸不能隨時退出或離開這種情況，只要他想收拾行李離開。如果他可以，那就不是奴隸制，而只是一個奇特的自願僱傭合同。換句話說，出境權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它的缺失意味著徹底的奴隸制。

出境和入境之間還有進一步的聯繫。假設世界上只有一個極權國家，而其他國家都是「自由的」。如果所有其他國家都制定移民禁令，這就等於對人們希望逃離的那個國家的政府施加出境限制。雖然自由意志主義非侵犯公理的一個基本含義是人們有權出境，但至少另一個國家必須允許他們入境，否則這一權利的行使在實際上將變得不可能。

遷移

如果要有第三類，即遷移，與入境和出境不同，那麼它必須僅限於旅行的那個方面，在這個方面，一個人既不受東道國（出境）也不受接收國（入境）的控制。它將適用於海洋，在移民離開原籍國後，例如古巴，或前往北韓和南韓等地之間的那個小的無人區或非軍事區。

對於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真正的困難。冷血地射殺一個逃亡的家庭，無論是哪個國家在進行殺戮，都是謀殺。是否必須說，謀殺違反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侵犯公理？在一定限度內，所涉及的人為什麼逃亡——無論是出於經濟原因，還是為了過更自由的生活，還是因為他們厭倦了極權主義——這一點都無關緊要。¹³

入境

片刻的反思將使任何公正的一方相信，入境不一定是侵入性的。入境只不過是搬到一個外國。對於純粹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國界只是地圖上的線，劃分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不存在合法的民族國家這種東西。根據羅斯巴德的說法：

不可能存在「國際貿易」問題。因為那樣的話，國家可能繼續作為文化表達，但不是作為經濟上有意義的單位。由於國家之間既沒有貿易也沒有其他障礙，也沒有貨幣差異，「國際貿易」將成為空間間貿易一般研究的附屬品。貿易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無關緊要。¹⁴

因此，應該以與國內發生的遷移相同的方式來分析跨越國界的入境。如果瓊斯從米塞斯國的一個地方遷移到該國的另一個地方是非侵入性的，那麼他從羅斯巴德國搬到米塞斯國就不可能是侵入性的。或者，如果跨越國際邊界的遷移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合法的，這也應該適用於國內品種。

只要移民搬到一塊私有財產上，而其所有者願意接納他（也許收費），這樣的交易就沒有什麼不當之處。這與同意成年人之間的所有其他資本主義行為一樣，在自由意志主義世界中必須被認為是有效的。請注意，人本身沒有遷徙自由。這總是取決於東道國財產所有者是否願意接受移民到他們的土地上。羅斯巴德解釋說：

所有街道的私有所有權將解決遷徙自由的「人權」問題。毫無疑問，當前的移民障礙限制的不是「人權」遷徙，而是財產所有者向移民出租或出售財產的權利。不可能有遷徙的人權，因為別人有權踐踏誰的財產？簡言之，如果「普里姆斯」現在希望從其他國家遷移到美國，我們不能說他有絕對的權利遷移到這片土地；因為那些不想讓他在他們財產上的財產所有者怎麼辦？另一方面，可能有，而且無疑有，其他財產所有者會抓住機會向普里姆斯出租或出售財產，而現在的法律通過阻止他們這樣做來侵犯他們的財產權。¹⁵

幾乎可以肯定，事實上總會有「其他財產所有者會抓住機會向」移民「出租或出售財產」。如果這基於常識經驗不是顯而易見的，歧視經濟學也不會得出其他可能的結論。¹⁶ 如果有許多所有者拒絕向移民出租或出售，後者必須支付的價格將會很高。但這將傾向於誘使那些處於邊緣的土地所有者同意接受移民。在一個擁有數百萬財產所有者的國家中，確實很少有一個所有者願意接受新來者，即使是以他們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在這種罕見的情況下，所有堅持自由意志主義的人確實必須團結起來反對移民，¹⁷ 因為，用羅斯巴德的話說，沒有人「在其財產上……其他人有權踐踏」。

但這是一個理論上的好奇心，與現實或公共政策分析無關。在現實世界的國家中，當然包括美國，可以找到成千上萬（如果不是數百萬）的土地所有者願意向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出售或出租空間，無論多麼偏遠。例如，專門從事外國食品的餐館老闆可能希望僱用真正的外國出生的廚師。實際上，一些公民財產所有者，其家庭本身在過去移民過，不可能不對接納他們的同胞感興趣，特別是如果大多數房東不希望與移民打交道時可獲得的非常高的報酬。

允許移民在無主土地上定居的情況同樣清楚。當有處女地時，沒有合法的理由阻止移民（或國內公民）將其帶入富有成果的生產中。羅斯巴德說：「每個人都應該有權佔有以前無主的土地或其他資源作為他的財產。」¹⁸ 「每個人」大概包括移民以及本國的公民或居民。

米塞斯從功利主義而非自然權利自由意志主義立場，認為移民是自由和進步的重要要素：

自18世紀以來逐漸在各地獲得發展的自由原則給予人們遷徙自由。法律安全性的增強促進了資本流動、運輸設施的改善以及生產地點遠離消費點的設置。這與生產整個技術的巨大革命以及將整個地球表面納入世界貿易相吻合——並非偶然。世界正在逐漸接近人員和資本貨物自由流動的狀態。¹⁹

在這個主題下的最後一點。如果入境本身是侵入性的，那麼，也許除了印第安人外，²⁰ 由於我們美國人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我們對這個國家的佔領在法律上將是有問題的。由於沒有移民限制的倡導者曾經表達過任何這樣的保留意見，這裡存在邏輯一致性的問題。

反對意見

現在讓我們處理對上述內容的幾個可能的反對意見。

允許不受限制的移民等同於允許外國軍隊的入侵。

米塞斯說：

在目前的條件下，西方文明國家採取徹底自由放任和自由通行的政策，將等同於無條件向極權國家投降。以遷移障礙為例。無限制地向美洲、澳大利亞和西歐的移民開放大門，今天將等同於向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軍隊的先鋒隊開放大門。²¹

必須記住，這些話首次發表於1944年，並且在此之前的某個時候寫成；因此，也許是對軍事入侵的恐懼。但這似乎是一種特殊的語言使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倡導者從未將這一立場設想為類似於完全和平主義的任何東西。在這個角度來看，不受限制的移民根本不包括允許入侵軍隊對本國進行全權訪問。²² 相反，它指的是在其中和平定居。與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完全一致的是，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入侵軍隊，同時完全向和平定居者敞開大門。

不受限制的移民將創造或加劇失業。

這個反對意見充分說明了經濟文盲。它假設一個國家只有這麼多工作要做，如果移民做更多的工作，現有居民就會少做那麼多。如果這是真的，任何和每一項技術進步都將證明對我們的經濟是可怕的威脅。²³ 例如，與茶匙相比，更不用說赤手空拳的指甲，鎬和鏟子可以做成千上萬人的工作。我們要擺脫這些技術進步以改善我們的經濟並對抗失業嗎？幾乎不會。

不受限制的移民將降低已經居住的工人的實際工資。

這一論點，也許比任何其他論點，都解釋了塞薩爾・查韋斯（Cesar Chavez）等工會領導人傳統上對移民表現出的惡毒反對。²⁴ 然而，這一指控不能被否認；在某些情況下，接收國的工人（以及原籍國的資本和土地）確實會受損，這是事實。²⁵ 相反，接收國的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從更大的勞動力供應的合作中獲益，而留在原籍國的工人從其服務在當地的日益稀缺中獲益。

任何資源的所有者，無論是勞動力還是其他資源，當面對替代生產要素供應增加時，往往會遭受財富損失，至少相對而言是這樣。這些作為生產者的損失可能被作為消費者的收益（由於最終商品價格較低）所抵消，但這根本不必是這樣。個別國內工人的工資損失也可能被其投資財富的收益（例如，他可能有養老基金投資於股票所有權）所抵消，但同樣，這根本不必是這樣。

但正如霍普所表明的，人們只對其財產的物理方面擁有權利，而不對其價值擁有權利。²⁶ 因為後者是由成千上萬人的人類行為在市場上決定的，他們行使對商品的需求並提供商品供應。因此，說 X 對其財產的價值擁有權利，就是說他有權為這成千上萬決定其財產價值的其他人做經濟決策，這是一個明顯的荒謬。

不受限制的移民將增加犯罪。

毫無疑問，如果美國向所有人敞開大門，一些罪犯會利用這個機會。畢竟，這裡有很好的「收穫」可得。

但這實際上是對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的控訴，²⁷ 而不是對開放移民的控訴。如今，自由主義者對犯罪成本大談特談。監禁一名罪犯的費用超過了我們最負盛名的大學的學費。當人們想像成群結隊的移民來到這個國家，犯罪，然後對我們非常有限的監獄供應施加額外壓力時，很容易考慮關閉邊界。

實際上，認真對待犯罪的自由意志主義社會首先不會經歷那麼多犯罪。一方面，它將使毒品合法化。是禁令導致犯罪行為，不是毒品使用本身。由於禁令而產生的非法毒品的非常高的價格，而不是成癮物質本身固有的，成為吸引黑社會的磁鐵。當酒精被禁止時，它與犯罪團伙活動有關；當它合法化時，這種聯繫被切斷了。²⁸

此外，自由意志主義社會將對真正的罪犯更加嚴厲。不會再有配備彩色電視、空調或娛樂室的舒適監獄。如果為罪犯恢復契約奴役，監獄可以由私營企業經營。它們可以獲利，而不是從納稅人那裡榨取大量資金來安置囚犯。

在這樣的制度下，除了他們無疑會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外，成為罪犯的移民不會花費「社會」一分錢。相反，通過他們的汗水和眼淚，他們可以被迫做出積極的貢獻。

不受限制的移民將促進福利主義。

這裡的論點是，移民來到我們的海岸不是為了呼吸經濟自由的令人陶醉的酒，而是為了利用我們極其慷慨的福利制度。這與其說是對移民的爭吵，不如說是對福利的爭吵。霍普在這種情況下說：

透過指出由於福利國家的存在，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福利乞丐的移民，他們即使美國低於最佳人口點，也不會增加而是降低平均生活水平，來攻擊自由移民的論證也是錯誤的。因為這不是反對移民的論證，而是反對福利國家的論證。可以肯定的是，福利國家應該被徹底摧毀。然而，移民和福利問題在分析上是不同的，它們必須相應地處理。²⁹

讓我們大聲而清楚地說：結束所有人的福利，但至少對移民及其後代結束福利，根據定義，移民將不再被吸引到我們的海岸以獲得這些資金。

但這一論點還有另一個問題：它證明得太多了。因為如果移民要被禁止進入這個國家，理由是他們將來可能會進入福利名單，從而實際上從長期受苦的納稅人那裡偷竊，潘多拉的盒子將被大開。如果我們可以對人們未來可能做的事情進行物理侵犯，³⁰ 天空就是極限。當然，我們可以對所有十幾歲的男性——無辜者和有罪者一起——進行預防性拘留，理由是這個群體犯下的罪行超過了其比例份額。但這肯定是極大的不公正。

那麼我們這個偉大國家現有居民的生育呢？不可否認，今天出生的任何孩子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利用我們的福利計劃。但如果我們可以以此為由排除移民的進入，這也適用於生孩子。以這些理由，懷孕應該是犯罪。至少中國共產黨人將人們限制在每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如果完全開放移民的反對者在邏輯上是一致的，理由是他們可能成為福利接受者，他們就必須反對任何生育。³¹

法律上不受限制的移民確實是自由意志主義立場，唯一可能的自由意志主義立場，但在該計劃中的每一個其他條款首先實施之前，不應該實施。

這是對這裡提出的論證的一個非常有力的反對意見。因為假設無限制移民在東道國仍然存在最低工資、工會、福利和對罪犯寬鬆的法律的情況下成為當今的秩序。那麼，可能會堅持認為，東道國將遭受犯罪、福利主義和失業的增加。開放門戶政策將意味著不是經濟自由，而是與世界上所有有足夠錢到達我們海岸的渣滓進行強制融合。

無論這個反對意見多麼強烈，羅斯巴德雖然在另一個背景下爭論，但為我們提供了決定性的反駁。³² 羅斯巴德指出，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年輕時是金本位的強力倡導者，³³ 但作為美聯儲主席，從他那裡從未聽到過一句這樣的話。³⁴ 格林斯潘改變主意了嗎？還是他完全是個偽君子？在羅斯巴德看來，兩者都不是。相反，格林斯潘確實支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黃金，但只是在高哲學層面上，在那裡他不必為此做任何事情。相比之下，他並不將其作為實際問題來擁護，因為那樣他就會被要求展示他信念的一些證據。羅斯巴德說：

然而，有一件事使格林斯潘與眾不同，並使他與建制派分開……那就是他是艾茵・蘭德（Ayn Rand）的追隨者，因此「在哲學上」相信自由放任甚至金本位。但正如《紐約時報》和其他重要媒體急於向我們保證的那樣，艾倫只是「在高哲學層面上」相信自由放任。在實踐中，在他倡導的政策中，他像其他人一樣是一個中間派，因為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³⁵

因此，格林斯潘只有在所有條件都合適的情況下才支持金本位：如果預算平衡、貿易自由、通貨膨脹被制服、每個人都有正確的哲學等。同樣，他可能會說，只有在所有條件都合適的情況下，他才支持自由貿易：如果預算平衡、工會薄弱、我們有金本位、正確的哲學等。簡言之，一個人的「高哲學原則」從未應用於一個人的行為。建制派在其陣營中擁有這個人幾乎是令人愉快的。

必須承認，這是對格林斯潘立場的毀滅性批評。如果是這樣，我們不能避免這樣的結論，即同樣的論證構成了對基於必須達到完全自由企業的每一個其他方面的移民限制辯護的致命打擊。

這些「推遲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立場下有一個特定的模式，這些古自由意志主義者支持完全、自由、開放和不受限制的移民——但只有在實現整個自由意志主義願景之後。這個觀點的基本連貫性是，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嘗試現在在國家主義下實現同樣的結果，就像我們生活在完全自由社會中一樣。

以圖書館裡的流浪漢為例。如果有的話，應該對他做什麼？如果這是一個私人圖書館，那麼純粹的或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將完全同意他的古自由意志主義表親：把流浪漢趕出去！更具體地說，法律應該允許圖書館的所有者在必要時根據自己的判斷強行驅逐這樣的人。將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業主允許這個發臭的人佔據他的場所,他很快就會被迫破產，因為正常的付費客戶會像瘟疫一樣避開他的機構。

但如果是公共圖書館呢？在這裡，古自由意志主義者和他們的自由意志主義同事分道揚鑣。後者會爭辯說，公共圖書館本身是不合法的。因此，它們類似於無主財產。任何佔有者對它們的權利與任何其他人一樣多。如果我們處於革命性的戰爭狀態，那麼第一個開拓者可以奪取控制權。但如果不是，就像目前一樣，那麼，考慮到「正義戰爭」的考慮，任何對公共財產的合理干涉都將是合法的。³⁶

古自由意志主義者或推遲自由意志主義者持截然不同的觀點：應該以盡可能接近它們在完全自由社會中如何使用的方式來對待這些圖書館。由於，在那個快樂的日子，絕大多數可能的情景是它們將由一個擁有「禁止流浪漢」政策的利潤最大化者擁有，³⁷ 這正是公共圖書館現在應該如何對待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應該對公共圖書館裡的流浪漢做的事情正是私人所有者會對他做的事情：把他踢出去。

這個立場存在困難。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完全自由社會中，幾乎所有移民都極有可能被東道國的土地所有者接納。因此，如果古自由意志主義者要與他們自己的立場保持一致，他們應該避開所有立法移民障礙。

其次，即使除此之外，推遲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也容易受到荒謬歸謬法的反駁。如果我們不應該允許不受限制的移民，直到我們實現了自由社會，而是應該限制移民，努力接近在完全自由意志主義社會下會發生的情況，讓我們將這一見解應用於其他爭議領域。

公立學校是一場災難。當然，在本期刊中，沒有必要記錄這樣的主張。³⁸ 既然如此，自由意志主義立場很明確：立即擺脫公共教育，即使我們還沒有在社會的其他部門實現完全自由。

但那些忠於關於移民的古自由意志主義立場的人不能利用這個結論。相反，他們必須問：在自由社會中教育會是什麼樣子？然後他們必須努力盡可能地像這樣對待公立學校。³⁹ 但如果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在自由社會中，教育行業，像所有其他行業一樣，將允許競爭。那麼，如何應用這一原則？簡單。擁抱教育券。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長期倡導這種形式的公立學校競爭的人合作。⁴⁰

這是第二個例子。美國的福利政策是一場災難。自由意志主義立場再次非常明確：立即廢除福利，無論經濟其他部分的狀況如何。⁴¹ 但古自由意志主義者或推遲自由意志主義者再次被排除在接受如此明確、公正和簡單的解決方案之外。如果他們要忠於他們關於移民的立場，他們將不得不這樣推理：目前構成的福利的問題是它有一個內置的100%的邊際稅率。如果救濟金現在是每週500美元，而接受者賺取100美元的工資，這筆付款將減少到400美元，使福利「客戶」在經濟上並不會更好。但由於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負所得稅計劃，⁴² 這個問題可以克服。⁴³

不受限制的移民將攻擊首先使自由社會成為可能的制度。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反對意見，因為不可否認的是，在開放門戶政策下可能進入美國的許多人來自世界上自由不存在、聞所未聞或被詆毀的地方。

然而,自由移民的論證並非沒有回應。首先，美國不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如果它曾經是的話；還有其他幾個國家在這方面擊敗了我們。因此，並非所有移民都可能不如我們有利於自由。⁴⁴ 其次，在我們的歷史上有一些移民極大地改善了我們的自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伊斯雷爾・柯茲納、威廉・赫特、路德維希・拉赫曼、漢斯・霍普、尤里・馬爾採夫、庫爾特・勞布、詹姆斯・阿希亞克波、喬治・阿伊泰、納撒尼爾・布蘭登、芭芭拉・布蘭登、薩姆・康金、哈里・沃森、大衛・亨德森和艾茵・蘭德的名字在這種情況下立即躍入腦海。過去的閉門政策很可能使這些人無法為我們的社會做出貢獻。更不用說所有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移民的子女和孫輩了。考慮到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是「移民的子女和孫輩」，怎麼可能不是這樣呢？

第三，新移民將如何貶低支撐我們自由的風俗、習慣和制度？最可能的方法是通過投票。也就是說，來自其他大陸的成群結隊的人將來到我們的海岸，定居下來，然後投票支持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福利國家主義或諸如此類的東西。不能理性地否認這是一個合理的情景。唯一的問題是，它再次假設了一個真實世界的情況（一個有福利國家、親罪犯刑罰制度等的情況），而不是理想的自由意志主義情況。然而，這樣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是這樣，我們將這些其他問題與移民問題混為一談；我們似乎在反對開放門戶政策，而實際上，我們真正的問題是福利主義、罪犯縱容等。如果我們要產生移民的自由意志主義理論，我們必須以其他條件不變的方式進行論證。⁴⁵

這種情況也是如此。⁴⁶ 真正的困難在於濫投票，而不是可能投「錯誤」票的移民。問題是，即使除了我們國家的新進入者之外，已經是公民的人現在有「權利」投票，不是是否，而是他們可以通過投票箱合法竊取多少他人的財產。這才是對自由的真正威脅。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世界上所有思想錯誤的移民都將無力推翻（我們剩下的）自由制度，因為不可能投票奪取他人的財產。

但假設這些外國成群結隊進入我們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社會，在那裡甚至不允許在政治上考慮這樣的決定，更不用說制定了，然後繼續這樣做。畢竟，在我們歷史上的某個時候，我們比現在自由得多。正是人們——必須承認，其中許多是移民——破壞了我們的自由制度。

一個答案是，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完全自由意志主義的社會。如果我們有，法院將裁定反對任何掠奪財產的倡議或公投。警察將堅決處理共產主義或納粹或福利主義移民從事的任何破壞財產或詆毀的騷亂。假設這些外國人是平民，而不是實際入侵的軍隊，似乎沒有什麼理由相信他們會在他們邪惡的「外國」計劃中成功。

但假設他們確實以某種方式，以完全和平的方式推翻了我們（也許通過他們演說的純粹雄辯），因此對他們的任何物理制裁都將與自由意志主義不相容。那怎麼辦？那麼我們在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侵犯公理和從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觀點來看可能被認為是好社會之間就有了分歧。

但這不應該引起對自由意志主義立場的任何驚訝或尷尬。如果你在假設中塞進足夠多的東西，你可以推翻任何原則，即使是像自由意志主義非侵犯公理這樣完全適當和有效的原則。例如，假設全能的「火星人」威脅說，除非我們殺死無辜的人 A，否則他們將炸毀世界。當然，那麼我們將面臨一個嚴峻的選擇：違反自由意志主義基本前提，或導致所有人類生命的終結。一種回應可能是「正義雖然天塌！」另一種回應可能是說自由意志主義公理是支持生命的，除了這種人為的情況。或者，為了處理功利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可能分歧的更現實的情景，有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我們取締同性戀，或對男性青少年進行預防性拘留，我們無疑會分別減少艾滋病和犯罪的發生率。幸運的是，我們從這種正義的顛倒中退縮，因為基本的體面，例如，堅持自由意志主義非侵犯公理。我們在移民問題上應該做得更少嗎？當然不應該。

結論

如果一個人反對移民，有一些方法可以減少它，這些方法完全符合自由意志主義。首先，單方面宣布與所有國家的完全自由貿易。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貿易是移民的經濟替代品。也就是說，有兩種方法可以糾正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任何不平衡：將勞動力帶到人口低於其最佳規模的地區（移民），並將資本和商品帶到它們低於其最佳規模的地區（資本和商品的自由貿易）。由於前者通常遠比後者便宜，完全自由貿易的制度將消除大部分遷移的經濟動機。

自由意志主義者在出境、遷移和入境問題上是溫和派還是極端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關於遷移的立場並不構成妥協，因為它無疑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主張：要麼遷移完全合法，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該對它有任何干涉，要麼它違反了非侵犯公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完全禁止它。我在本文中論證，前一個立場是唯一正確的立場。

但自由意志主義在其他兩個意義上構成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妥協立場。首先，當且僅當有財產所有者願意贊助（大概是收費，但不一定如此）新進入者時，才允許移民，否則不允許。其次，左右兩派都有人完全反對向和平定居開放的邊界（查韋斯、巴克利），自由意志主義者發現自己安全地站在這個不神聖聯盟的另一邊。

例如，巴克利說：「完全開放邊界的想法——任何想來的人都可以進來——是自由意志主義幻想的東西，很適合艾茵・蘭德等人的抒情詩，但不是很好的國家政策。」⁴⁷

觀點如此鮮明對比的情況並不多見。至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實現了真正的分歧。很明顯，無論這種保守觀點的優點是什麼，它都不是自由意志主義的觀點。巴克利在將這種艾茵・蘭德的觀點標記為自由意志主義方面是絕對正確的——任何不同意它的人在這個程度上都不能自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

經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的好意許可，從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3， no. 2 （1998）： 167–86 重印。

Abella and Troper （1982， p. ix）。我將這個引用歸功於 Phil Bryden 和 Jenny Forbes。 ↩︎
出自《大憲章》第41章，引自 Thorne et al. （1965， p. 133）。我要感謝 Ralph Raico 讓我注意到這段引文。 ↩︎
Rothbard （1978， p. 23）。關於自由意志主義的另一個明確願景，請參見 Hoppe （1993a）。 ↩︎
關於其他幾十種原型的列表，這些原型都不一定違反自由意志主義非侵犯公理，而且都被許多人所唾棄，請參見 Block （1976）。 ↩︎
Buckley （1997， p. 20）。 ↩︎
關於至少在某些問題上自由意志主義立場佔據中間立場或妥協的觀點，請參見 Block （1997， pp. 211–38）。 ↩︎
我們在這裡隱含地假設移民將找到一個願意接納他的私有財產所有者。下面，我們將這個假設進行深入檢驗。 ↩︎
這將構成解決社會保障破產的龐氏騙局要素的「適度建議」。我們可以對退休人員進行「開放季節」，同時保護仍在勞動力中的人的生命。 ↩︎
Rothbard （1970， p. 229），原文強調。 ↩︎
多長時間？誰知道？這是誰的事呢？ ↩︎
關於國家行為可以基於從未簽署的「合同」來證明其合理性的觀點的另一種分析，請參見 Spooner （1966）。 ↩︎
關於奴隸制的徹底分析，請參見 Hummel （1996）。 ↩︎
當然，如果他們自己是謀殺犯，並且正在逃到另一個國家以避免為他們的邪惡行為支付正義的懲罰，或者正在帶著從其合法所有者那裡偷來的私有財產逃跑，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在這裡不再有無辜的人僅僅試圖改善自己的生活。現在，「移民」自己就是罪犯。 ↩︎
Rothbard （1962， p. 550）。另見 Rothbard （1978）和 Mises （1983）。 ↩︎
Rothbard （1982， pp. 119–20）。 ↩︎
關於這個主題，請參見 Becker （1957）和 Sowell （1975， 1983）。 ↩︎
也就是說，完全反對它，作為私有財產權的侵犯。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需要禁止移民的法律，只需要一個一般禁止侵入的法律。 ↩︎
Rothbard （1982， p. 240），強調添加。另見 Hoppe （1993a）。 ↩︎
Mises （1983， p. 58）。 ↩︎
但原住民的祖先也必須來自某個地方。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們也至少間接地「犯有」移民罪。 ↩︎
Mises （1969b， p. 10）。 ↩︎
這也適用於傳染病的攜帶者。實際上，如果不是有意的話，他們是一支「入侵軍隊」，因為如果他們被允許進入接收國，他們將把病菌傳播給無辜的人。 ↩︎
參見 Hazlitt （1979）、Mises （1969b， p. 105）和 Simon （1989）。 ↩︎
參見 Mehlman （1997， p. 30）。 ↩︎
參見 Mises （1966， pp. 377， 627）。 ↩︎
Hoppe （1993a）。 ↩︎
參見 Rothbard （1970； 1978， pp. 215–41）。 ↩︎
關於這一點的更多內容，請參見 Block （1993， pp. 107–18； 1996， pp. 433–36）、Boaz （1990）、Friedman （1989）、Hamowy （1987）、Szasz （1985）和 Thornton （1991）。 ↩︎
Hoppe （1995， p. 25）。 ↩︎
不要誤解：移民障礙是對無辜人民的物理侵犯。例如，來自土耳其的 X 先生，正在和平地進行他的業務，在他的阿肯色州表親的土地上定居。然而，在他到達那裡之前，政府的爪牙干涉了他和平通行的權利，要麼監禁他，要麼強行將他送回他的原籍國。 ↩︎
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富人可以通過例如張貼保證金來逃避這種含義，以便他們的孩子永遠不需要成為福利接受者。這可能有效，也可能無效，取決於未來通貨膨脹、生產力以及這些保證金如何融資等事項。然而，在任何情況下，也可以通過僅要求所有移民簽署協議永不進入福利，和/或通過張貼保證金以便他們的孩子永遠不需要成為福利接受者來消除這一論點。 ↩︎
Rothbard （1987）。 ↩︎
Greenspan （1966）。 ↩︎
儘管參見 Bradford （1997， p. 40）。 ↩︎
Rothbard （1987， p. 3）。 ↩︎
一個人可以用未洗的體臭「臭化」圖書館，或在其中留下垃圾，或「解放」一些書，但不能在場所種植地雷以炸毀無辜的圖書館使用者。 ↩︎
考慮 Body Shop 或 Ben and Jerry’s Ice Cream，或任何其他「倫理導向」公司。即使是他們也以這種方式運作。也就是說，他們可能將部分利潤捐贈給不光彩的企業（從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來看），但他們大概不會在製造產品時僱用「流浪漢」類型的人。 ↩︎
但關於公共教育的一個奇特且非常有限的辯護，請參見 Levin （1977）。 ↩︎
推遲自由意志主義者不能主張將所有公立學校私有化，因為經濟的其他部分尚未完全自由。他們僅限於以盡可能接近它在自由社會中使用方式的方式對待公共財產。 ↩︎
Friedman （1962）。 ↩︎
誠然，在最低工資、反小販法等仍然有效的情況下完全取消福利對窮人來說是嚴酷的。但兩個錯誤不能成為一個對。僅僅因為國家通過使賺錢成為非法，從而使賺錢變得困難，從而使窮人受害，並不意味著政府傷害第二組人，即納稅人，並在槍口下要求他們的錢，以便將他們的一些資金轉移給第一組受害者是對的。無論如何，如果現在完全取消福利，這將建立不可抗拒的力量來結束這種就業障礙。這類似於代表打破福利而消除移民限制的情況。如果成群結隊的貧窮外國人湧入我們的海岸以利用慷慨的福利規定，這將極大地加速它們被取消的日子。 ↩︎
Friedman （1962）。 ↩︎
請記住，這些例子中的每一個都是對古自由意志主義移民立場的歸謬論證。我當然不支持學校券或負所得稅。我的主張只是，如果推遲自由意志主義者忠於他們關於移民的觀點，邏輯將迫使他們也接受這些後來的立場。 ↩︎
限制主義者可能會回答：讓我們將移民限制在那些實際上比我們自己更自由的國家。但來自極權國家的美國的人很可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喜歡這樣的政權。美國自由的許多最強烈支持者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波蘭裔美國人、立陶宛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等。無論如何，這只是一個經驗問題，也許不值得注意。至少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基本的是移民是一種無被害人犯罪，不應該像賣淫或毒品使用那樣被法律禁止。 ↩︎
Rothbard （1978， pp. 238–39）在反駁俄羅斯對無國家美國社會的威脅的反對意見時以這種方式論證。 ↩︎
這個反對意見只是上面考慮的第一個反對意見的變體。只是現在，入侵的「軍隊」不是攜帶步槍，而是在他們歸化後會獲得選票。 ↩︎
Buckely （1997， p. 20）。 ↩︎

【自由的基石】11 自由意志主義、積極義務與財產放棄

Tue, 21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1 自由意志主義、積極義務與財產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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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2-human-rights/part-2-11-libertarianism-positive-obligations-and-property-abandonment/

11 自由意志主義、積極義務與財產放棄：兒童權利

自由意志主義（Cuzán 1979；de Jasay 1985，1997；Friedman 1978；Hoppe 1989；Hummel 1990；Kinsella 1996a；Morriss 1998；Rothbard 1978，1982；Skoble 1995；Sechrest 1999；Stringham 1998；Tinsley 1998）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沒有積極義務。沒有人被迫為慈善事業做出貢獻。強制人們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比如，一個失去意識的人）的好撒瑪利亞人法與自由意志主義不相容。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即使一個人可以用最小的努力將救生圈拋給溺水的人，而他的死亡否則會發生，也不會有法律禁止拒絕這樣做。在這種政治哲學中，只有消極義務。¹ 對任何人或其合法獲得的財產發起甚至威脅暴力是被禁止的，並且是可懲罰的刑事犯罪。

因此，自由意志主義是一種義務論的法律理論。適當的法律制定是支持這一基本前提的（例如，禁止謀殺、強姦、盜竊、欺詐等），而不適當的法律制定是與之衝突的（例如，好撒瑪利亞人法、安全帶要求、強制富人通過諸如依賴兒童援助、福利、對貧困者的補貼等計劃幫助窮人的授權等）。

然而，自由意志主義也聲稱至少在廣義上是功利主義的，也就是說，至少在其支持者看來；遵循這一哲學往往會為人類帶來幸福，而且程度超過任何其他觀點，即使是那些明確功利主義的觀點。當典型案例（允許人們溺水，不幫助失去意識的人）似乎恰恰朝著相反方向發展時，如何能夠論證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侵犯公理將幫助人們？我們依賴兩件事。首先，亞當·斯密（1776/1965）的無形之手洞察，即自利而非公共精神最能促進共同福祉。其次，沒有合法的效用人際比較基礎，人們可以科學地得出結論，即使溺水者繼續活著的利益比拒絕花一點時間救他的路人的利益更重要（Rothbard 1977）。

本文的目的是針對可以對無積極義務這一前提所提出的挑戰性批評來檢驗它。舉遺棄嬰兒為例，遺棄嬰兒的母親是否有積極義務至少將嬰兒「放在教堂台階上」，例如，通知所有其他潛在的照顧者這件事，除非有人站出來接收嬰兒，否則嬰兒將死亡？如果是這樣，那麼在自由意志主義哲學中至少有一個積極義務；如果不是，那麼，至少在一開始，自由意志主義聲稱普遍功利主義的主張必須大大減弱。充其量，現在有個例外，違背了先前不可滲透的無積極義務原則；在最壞的情況下，一個例外往往會導致另一個例外，構成前提將被致命妥協的風險，這可能會破壞這個哲學的根基。

財產權

為了分析母親遺棄嬰兒的情況，我們必須回到財產問題（因為在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中，嬰兒只是財產的一種形式²），它如何被擁有，如何轉讓，以及如何被放棄。也就是說，由於自由意志主義捍衛「合法獲得的財產」，而不是任何舊的財產權，如果我們要做得徹底，必須首先深入研究人類如何首先獲得財產的理論。我們將追蹤財產理論對兒童權利的一般影響，然後將這些應用於遺棄兒童卻不積極通知潛在照顧者的問題。

我們認為，適當的前提是基於洛克-羅斯巴德-霍普（見 Locke 1955，1960；Rothbard 1982；Hoppe 1989，1993a）的勞動理論³的獲得。首先從非人類財產的最基本要素土地開始，通過將勞動與之混合來正當地贏得：耕種它，在其上砍伐原木，清除碎片，進行改進，如小徑、照明、圍欄等。實際上，正是通過在土地上印上我們的印記，我們才擁有它；我們通過「血、汗和淚」來做到這一點，有時，但主要是剛才提到的中間身體分泌物。

當然，關於「將你的勞動與土地混合」的確切含義存在問題。耕作必須有多密集？每平方英尺、碼、米、英畝、英里一株植物？必須種植多少作物才能獲得所有權？從這個角度來看的答案是該類型土地的通常做法。例如，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相對灌溉的土地上，耕作必須更密集；在這條河以西更乾旱的土地上，則不那麼密集。至於拓荒過程必須持續多長時間才能獲得完全的財產權，這也是一個社會和文化問題。

關於人們對自己的所有權，也可以說是對自己身體的所有權，也是類似的發展過程。早期嬰兒期，在意識到來之前，我們很難說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擁有自己；當然，我們還沒有「拓荒」自己。但大約在兩歲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嬰兒對自己的所有權有了感覺。舉例來說，透過拒絕在任何時候都被父母親吻來斷言這點。⁴

「拓荒」對財產所有權的正當性不是一個絕對嚴密的命題。它被迫依賴當地做法、法官裁決等來支持自己的這些具體細節。同樣，它對如何擁有主要價值在於沉思其原貌的處女地的問題的回答，不能被賦予綜合先驗地位。例如，尼亞加拉大瀑布如何從無主狀態轉變為有主的狀態？任何「將勞動與之混合」的嘗試都會降低其價值。⁵ 答案是所有者會在其周圍放置小徑，使遊客和欣賞自然之美的人能夠更好地享受這種便利設施。事物本身保持不變，但通過拓荒者的行動，他和也許更多的人現在能夠享受它。

但如果拓荒理論並非完全沒有輕微偏離絕對完美，這些與其替代方案相比都微不足道。羅斯巴德（1978，第 34 頁）解釋：

如果土地要以任何有效的方式被用作資源，它必須由某人或某個群體擁有或控制，因為我們……面臨著……三個選擇：要麼土地屬於第一個使用者，第一個將其投入生產的人；要麼它屬於一群其他人；要麼它屬於整個世界，每個人擁有地球上每英畝土地的配額部分。

第二個選擇可以被立即駁回：為什麼一群「其他人」應該對第一個使用者帶入經濟關係的土地擁有任何權利？無論這些其他人是國家、路人還是隨機暴徒，他們對所討論土地的所有權論證顯然不如其第一個佔有者。至於第三個選擇，如果有 60 億人，那麼我們每個人將擁有地球上每英畝土地的 60 億分之一。但這無異於絕對災難的配方，最終導致每個人實際上都餓死。無法對任何土地做任何事情，因為在極端情況下，讓 60 億所有者同意任何事情都將是「困難的」。例如，阻礙問題將是無法克服的。⁶

羅斯巴德（1978，第 35 頁）將這個問題放在了正確的角度：

……如果生產者無權獲得其勞動成果，誰有權？很難看出為什麼一個新生的巴基斯坦嬰兒應該對某人剛剛將其轉變為麥田的愛荷華州土地的配額所有權擁有道德主張——當然，反之亦然，對於愛荷華州嬰兒和巴基斯坦農場。

除了羅斯巴德提到的前三個類別之外，實際上還有第四種可能性。也就是說，不是第一種，拓荒者擁有土地，或第二種，其他人，拓荒者以外的人控制它，或者，甚至，第三種，我們所有人共同擁有一切，還有這樣的情景，即由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林地阻止者」的行動，沒有人能夠獲得它。

假設一個人不拓荒一片土地，而是在其周圍放置圍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規定他「混合他的勞動」僅與圍欄所在的狹窄土地帶混合，但程度足以擁有它。那麼，他所做的就是佔有了一個狹窄的土地周邊，圍繞著他不擁有也不主張的財產。換句話說，他拓荒了一個非常薄的環形土地地塊，它環繞著他既不擁有也不主張的財產。本文的主張是，這不是一個合法的拓荒情景。拓荒的整個目的是將迄今為止無主的處女地帶入私有財產所有權。出現在地球上的圓圈將前者分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土地地塊：位於環形區域內的土地，以及位於其外的土地。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假設一個圍繞一平方英里面積的周邊。這將意味著被圍起來的土地將地球分為兩部分，一個是這一平方英里，另一個是除了這一個小區域之外的地球表面的整個其餘部分。就拓荒理論而言，擁有環形區域的人對其一側的土地的主張與另一側的土地的主張一樣多：即根本沒有。他對位於其圍起來的地塊內部或外部的土地沒有主張，因為根據規定，他沒有將他的勞動與其中任何一個混合。

前述的一個含義是，環形所有者不能阻止其他人穿越他的財產（以便進入他實際上正在封鎖的土地）。也就是說，在環形配置假設下，即使所有者已經正式拓荒了他所持有的每平方英寸，他仍然不能聲稱對其整體擁有完全所有權；如果他能夠這樣做，將意味著位於這個區域內部（或外部！）的土地可以永遠保持無主狀態。正如物理現實憎惡真空一樣，自由意志主義拓荒理論也憎惡由於林地阻止者的土地所有權模式而無法主張或擁有的土地。這意味著環形土地的所有者必須至少允許人們穿越它的小徑，以便能夠自己拓荒林地阻止者留下的無人佔領和無主的土地。⁷

但環形區域的所有者是否必須通知其他人在他自己持有的中間有一塊無主土地的事實？不。因為對環形土地所有者施加這種要求將是對他施加積極義務，而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我們被禁止這樣做。

放棄財產

讓我們從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次處理這種環形土地情景。這一次，我們將假設所有者不是只拓荒一個環形地塊，圍繞無主土地，而是，比如說，一個五平方英里的實心持有。然而，現在他希望放棄一平方英里的內部區域，並僅保留剩餘環形地塊的所有權。正如我們從之前的分析中看到的，他現在必須允許通過⁸他仍然擁有的土地；這源於他已經放棄了他土地的中心部分這一事實，如果這真的要被放棄，它現在必須是可拓荒的。如果不是這樣，這違反了自由意志主義公理，即所有土地原則上都必須可供所有權使用。非所有者也不能通過林地阻止而被阻止達到所有權地位。但這塊內部土地只有在環形地塊的所有者允許其他想要成為他被放棄土地所有者的人進入這個內部領土時，才能是可拓荒的。如果他不允許他們這樣進入，他就犯了林地阻止罪。

關於通知呢？希望放棄其土地內部部分的人必須通知其他人他的行為嗎？是的。這不是源於任何積極義務，而是源於放棄某物意味著什麼的邏輯含義。如果你不通知其他人它可供他們自己所有，你就不能（在邏輯上）放棄某物。⁹ 充其量，如果你不進行任何通知，你沒有放棄它，而只是它的缺席所有者。假設你把你的舊毛衣留在你的壁櫥裡。你再也不穿它了。但你不把它捐給當地的善意組織，你也不賣它，你也不對它做任何事情，除了可能不時地沉思它。你（真的）放棄它了嗎？你沒有。相反，你仍然是它的所有者，並且（暫時，目前，甚至在你的餘生）不再使用它。一句話，你還沒有成功地放棄它。換句話說，放棄財產不是你可以僅通過希望它就能獲得的東西；¹⁰ 僅通過不再使用它；僅通過不再對其行使傳統的所有權。不。為了成功地完全或真正放棄你的財產，你必須採取兩個步驟：首先，你必須通知其他人你確實已經放棄了你的財產，其次，你不得設置路障阻止其他人拓荒你現在放棄的財產。如果你的行動不符合這兩個要求，就不能說你已經成功地放棄了你的財產。

整個練習的重點是將處女地掌握在人們手中，以便可以使用它。前者比後者重要得多，以至於只要前者不破壞後者，¹¹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幾乎不重要這是如何完成的，只要它完成了。

因此，在不告訴任何人的情況下放棄土地或商品是對這個目標的破壞。因為如果通過放棄這樣的選擇就可以使所有這些變得無效，那麼擁有將無主轉變為有主財產過程理論的意義是什麼。因此，正如林地阻止是不合法的，因為它破壞了這個過程，這也適用於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放棄財產。這不是積極義務。相反，它是首先擁有財產的權利/責任的一部分。正如土地環形的所有者必須允許物理通過本來會被認為是他的財產的地方，因為否則他將從事土地林地阻止，所以他必須允許通過缺乏信息的迷霧的「心理通過」——例如，他必須通知某人（例如，土地登記處、產權搜索[見 Rothbard 1982]公司）他正在放棄土地。

嬰兒

有了這個介紹，我們現在準備好專注於嬰兒和父母之間適當的自由意志主義關係。實際上，母親在她的身體內「拓荒」嬰兒，父親最初提供了一點幫助。¹² 當然，嬰兒不能以適用於土地或馴養動物的方式被擁有。相反，可以被「擁有」的僅僅是繼續拓荒嬰兒的權利，例如，餵養和照顧它並撫養它。¹³

羅斯巴德（1982）在這方面指出：

……父母——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母親，她是唯一確定和可見的父母——作為嬰兒的創造者成為其所有者。新生嬰兒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是現存的自我所有者。因此，要麼母親，要麼其他某一方或某些方可能是嬰兒的所有者，但聲稱第三方可以聲稱對嬰兒的「所有權」將賦予該人從其自然或「拓荒」所有者，即其母親那裡強行奪取嬰兒的權利。

現在，假設母親或父母雙方希望放棄他們的嬰兒。¹⁴ 與自由意志主義理論一致，他們有幾個選擇。¹⁵ 首先，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孩子交給收養。他們可以在沒有經濟補償的情況下這樣做，或者為了金錢利益（Landes and Posner 1978）。但由於他們不能就嬰兒放棄比他們實際擁有的更多，新父母虐待嬰兒將是不合法的；如果原父母這樣做了，他們將失去繼續撫養它的權利。因為在生下孩子後獲得對孩子的拓荒權的唯一方法是以合理的方式撫養它。如果父母虐待他們的孩子，這根本不符合拓荒它。如果是這樣，他們將失去繼續保留孩子的所有權利。

在這裡，可能會認為在拓荒土地或動物與兒童之間存在另一個不相似之處。在前一種情況下，可能會爭辯說，一個人可以通過虐待或降低其價值來獲得所有權。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通過殺死鹿來擁有鹿，或者通過燒毀其上所有樹木來擁有一片土地。而且，對某些人來說，活的動物比死的動物更有價值，而有樹木的土地比光禿禿的版本更有價值。但奧地利主觀主義經濟學（Barnett 1989；Buchanan and Thirlby 1981；Buchanan 1969；Mises 1966；Rothbard 1962）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人類行動是為了用更優選的事態替代不太令人滿意的事態。如果他燒毀樹林並殺死鹿，我們沒有理由將這解釋為任何事情，除了改進，儘管外部觀察者可能有相反的評估。

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在不選擇收養父母的情況下放棄嬰兒。也就是說，只要他們通知所有人他們打算放棄對嬰兒的權利，並且不阻止任何其他人拓荒孩子，他們就沒有積極義務保留它，甚至確保嬰兒被其他人接收。

在自由意志主義法律下，嬰兒是否可能被其父母遺棄，沒有其他成年人願意照顧和餵養它，而嬰兒被委以死亡？是的。然而，這只能在以下條件下發生，即整個世界實際上都被通知了這個拓荒機會，沒有設置路障阻止新的收養父母接管，但沒有一個成年人站出來承擔這個責任。¹⁶ 由於在自由意志主義詞典中沒有積極義務，¹⁷ 這樣一個悲傷的事件狀態在邏輯上是可能發生的。¹⁸

我們現在到達更具智力挑戰性的情景。首先，假設父母願意通知其他人他們即將遺棄他們的嬰兒，但設置路障阻止任何其他人接管對它的照顧。例如，他們向世界宣布，他們正試圖設置一個歸謬論證來使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尷尬。為此，他們將把嬰兒留在他的嬰兒床上，不餵養或給他換尿布。對那些希望收養這個嬰兒的人，他們說：「嬰兒在他的嬰兒床上。嬰兒床在我們的房子裡。這所房子是私有財產：你不能進入它。」想像數百名想要成為照顧者的人圍繞著這些父母的房子，他們所有人都願意收養嬰兒，但她堅持，基於她在這所住宅中的財產權，所有人都留在外面，而嬰兒餓死。

這個歸謬論證成功了嗎？完全沒有。除了大多數社會中其他人會嚴厲抵制這樣一對夫婦的實用事實之外，還有一點是他們將犯有林地阻止不再擁有的財產（例如，嬰兒）的拓荒罪。這將與監督將處女地帶入所有權的自由意志主義拓荒理論直接而公然矛盾，而不是保護它免受那些希望拓荒它的人的影響。

通常，在林地阻止被放棄土地的新所有權的情況下，不允許新來者為此目的進入自己的財產（環形）將等同於土地盜竊，並相應地受到懲罰。但在目前的情況下，被保護免受拓荒的不是土地，而是嬰兒。這將等同於謀殺，對此負責的人將受到非常嚴厲的對待。¹⁹

其次，採取放棄嬰兒的父母不對想要成為其拓荒者進入他們家的人設置物理障礙，而是未能通知任何人他們的意圖的情況。同樣，類似的結果適用：父母犯有謀殺罪。

他們的立場在智力上是不連貫的。²⁰ 他們聲稱正在放棄嬰兒，但正如我們從上面考慮的毛衣案例中看到的，他們沒有成功做到這樣的事情。相反，他們在嬰兒方面處於這樣的情況，即它仍然在他們的照顧下，但他們沒有照顧它。這是虐待兒童的典型案例，確實是一種嚴重的犯罪，如果它持續到孩子死亡，他們也犯有謀殺罪。

為了徹底和詳盡，我們可以簡要提及第三個選擇，這些「父母」既未能通知他們的嬰兒遺棄，也試圖物理上阻止其他人接管這項工作。由於這些行動中的任何一個本身都會受到嚴厲懲罰，這肯定也適用於它們的組合。

結論

自由意志主義的論證是，嬰兒遺棄者沒有積極義務通知其他人他們的行為；相反，這源於放棄財產，任何財產意味著什麼。當應用於物理財產時，對歸謬論證的自由意志主義拒絕的本質如下：如果你的壁櫥裡有一件毛衣，即使是你不再使用的毛衣，你也沒有放棄它。如果你放棄了它，真的放棄了它（不只是一個缺席所有者，或一個囤積者，或一個打包老鼠），那麼你必須（你被邏輯法則強制）：

通知某人將傳播這方面的消息；並且

避免阻止其他人拓荒它（例如，設置封鎖阻止他們這樣做）。

這是一個邏輯上的必須。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絕對確定性，即在自相矛盾的痛苦下，如果你：不告訴任何人；並阻止其他人拓荒它，你就不能真正放棄財產。如果你搬走，而不放棄你的主張，就像「焦油嬰兒」一樣，它與你粘在一起。如果你返回，即使在缺席數十年之後，只發現在此期間一直在使用你土地的「佔屋者」，你仍然不會失去產權。缺席所有權在自由意志主義詞典中不是矛盾修辭法。

這適用於嬰兒不亞於毛衣或土地。²¹

經 Emerald 的好意許可，從《國際社會經濟學雜誌》第 31 卷第 3 期（2004 年）：275-86 重印。

「權利」的概念本身就是一個「消極的」概念，劃定一個人行動的區域，任何人都不得適當地干涉。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擁有強迫某人做出積極行為的「權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強制侵犯了被脅迫個人的人身或財產權利。

羅斯巴德（1982，第 100 頁）指出： ↩︎
或者，更確切地說，羅斯巴德（1982，第 100 頁）指出，「……即使從出生起，父母的所有權也不是絕對的，而是’受託人’或監護人的所有權。」重要的是要強調，父母擁有的財產權不是對嬰兒本身的權利，而是對繼續撫養它的權利。正如我的洛約拉大學新奧爾良同事比爾·巴內特有力地提醒我的那樣，如果不是這種情況，那麼父母將有權以他希望的任何方式處置他的「財產」，包括殺死它，或收穫其「腎臟或肝臟或心臟」（2001 年 5 月 17 日的私人通信）。不用說，這完全不是自由意志主義者所說的兒童財產權的含義。 ↩︎
這不應與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混淆。 ↩︎
當嬰兒學會「不」這個詞時，事情會迅速走下坡路。 ↩︎
但請參見下面腳註 16 附帶的文本。 ↩︎
可能有人反對說，所有所有者將對每塊土地的使用進行投票，每種情況下的決定都歸多數人所有。僅此一項就構成如此巨大的實際困難，以至於使地球無法居住。此外，為什麼本作者，作為地球上所有土地的 60 億分之一的正式組成部分所有者，應該同意受任何多數人的約束？這個立場的另一個困難是，不站在任何土地上就不可能為此或為其他任何事情投票。但是，如果投票首先是為了解決土地所有權，那麼，所有站在目前無主土地上的選民都是非法行事的，他們的選票必須被視為無效。 ↩︎
這應該與佔屋者明顯區分開來，佔屋者在得到許可的情況下穿過某人的土地，然後後來聲稱即使在所有者反對的情況下也有權繼續使用這條小徑。根據自由意志主義法律代碼，即使所有者允許路人穿過他土地的一角，他也不會完全失去對其土地的權利。 ↩︎
我們正在假設不可能在這個環形土地地塊下挖隧道或在其上建造橋樑，以便為拓荒目的進入它。關於後一種現象，請參見 Block and Block（1996）和 Block（1998）。 ↩︎
根據《塔木德》，在財產可以被視為被放棄之前，必須向 Bet Din（法院）或兩名合格的證人做出公開聲明。參見《塔木德百科全書》（1976，第 58-59 頁）。關於 Hefker 或放棄或放棄所有權的一般概念，請參見《塔木德百科全書》（1976，第 49-98 頁）。也參見邁蒙尼德，Mishna，Nidarini，第 2 章，Halakha，15。我將這個引用歸功於拉比 Lipa Dubrawski。 ↩︎
財產放棄實際上是一種榮譽稱號；它不像從原木上掉下來那麼容易。一個人可以嘗試放棄某物，但除非他通知人們，否則不會在這項任務中成功。有多少人？這是一個連續體問題，自由意志主義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沒有比較優勢。《塔木德》要求「兩名證人」。但這些人必須將消息傳播給許多其他人，如果不是整個社區，如果要滿足自由意志主義的格言。或者，只需通知一個人，例如，如果他是報紙或廣播電台的編輯，然後向所有人廣播這些信息。 ↩︎
羅斯巴德（1982）舉了魯裡塔尼亞國王的例子，他非法地「任意將他王國的整個土地面積分配給他自己和他的親戚的’所有權’」。這將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
這意味著，在他們之間就「擁有」孩子的權利，例如，撫養它的任何爭議中，母親的權利遠遠超過父親的權利。在過去的時代，嬰兒的母親對所有相關人員都是顯而易見的；父親則不然。隨著基因測試的出現，這種情況不再存在。儘管如此，拓荒理論仍然會優先考慮母親而不是父親，因為她在孕育嬰兒方面做的「工作」遠遠多於父親。根據自由意志主義法律代碼，嬰兒的「最佳利益」在確定監護權時不會是最重要的。即使以某種方式確定嬰兒的最佳利益是由富裕的父親而不是貧窮的母親撫養，這個因素也會被忽略，在正義中，由於她在拓荒方面的優先權。母親不會在有爭議的監護權之爭中被給予嬰兒撫養的唯一時候是，如果她被宣布不適合撫養它（例如，她是虐待兒童者等）。 ↩︎
當然，虐待兒童將構成「撫養」嬰兒的完全相反，並且將通過失去本來應該是持續撫養孩子直到成熟的權利來滿足。虐待兒童的確切定義使人們面臨連續體問題，自由意志主義在解決這些問題時相對於其他立場沒有比較優勢。 ↩︎
有關母親放棄嬰兒權利的出色自由意志主義辯護，請參見 Evers（n.d.）。也參見 Evers（1978）。 ↩︎
有關放棄胎兒的自由意志主義分析，例如，墮胎，請參見 Rothbard（1982）。也參見 Block（1978，2005）。 ↩︎
當然，這是極不可能的，至少在經濟發達國家是這樣，因為有許多教會、孤兒院、收養機構，他們準備支持所有無法安置在家庭中的不想要的兒童。 ↩︎
加拿大人羅伯特·拉蒂默用一氧化碳中毒殺死了他嚴重殘疾（腦癱）的女兒特蕾西，十二歲（見 Report Newsmagazine 2001；Vancouver Sun 2001）。他被適當地判處監禁，因為他沒有首先確定地球上沒有其他人願意接受這個孩子的受託責任。 ↩︎
一個有趣的問題出現了。假設沒有人願意照顧嬰兒。整個世界上沒有人。只有兩個選擇：快速慈悲殺戮（我們假設有人願意這樣做），或者讓它死於痛苦的死亡。自由意志主義的立場很明確：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殺死人是謀殺。這個嬰兒太小，無法給予任何這樣的許可。因此，殺死它將是謀殺。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我們沒有積極義務讓它活著，但也不能殺死它。然而，這將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而且，大概，可以對這樣的慈悲殺手給予寬大處理。 ↩︎
關於自由意志主義懲罰理論，請參見 Benson（2001）、Bidinotto（1994）、Evers（1996）、Kinsella（1996 a,b，1998/1999）和 Rothbard（1982）。 ↩︎
採用金塞拉式的語言，他們被「禁止」做任何這樣的事情。關於這一點，請參見 Kinsella（1996 a,b，1998/1999）。 ↩︎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我寧願捏造一個隱含的合同義務，即從土地所有權中產生的通知放棄義務，也不願承認有積極義務通知，我寧願做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也不願允許母親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餓死嬰兒是合法的。令人高興的是，它不會歸結為此。如前所示，自由意志主義對那些希望通過要求它要麼同意餓死嬰兒的合法性，要麼默認積極義務的概念來使這一哲學尷尬的人發起的對它的歸謬論證有一個完全理性的反對。 ↩︎

【自由的基石】10 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侵犯公理

Fri, 17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0 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侵犯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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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2-human-rights/part-2-10-the-nonaggression-axiom-of-libertarianism/

10 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侵犯公理

非侵犯公理是自由意志主義哲學的關鍵。它簡單地陳述，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唯一的條件是他不對他人的人身或合法擁有的財產發起（或威脅）暴力。也就是說，在自由社會中，一個人有權以任何相互同意的條件製造、購買或出售任何商品或服務。因此，將不會有無被害人犯罪禁令、價格控制、政府對經濟的管制等。

如果非侵犯公理是自由意志主義的基本構件，那麼基於（洛克和羅斯巴德式）拓荒原則的私有財產權就是基礎。因為如果 A 伸手進 B 的口袋，拿出他的錢包並帶著它逃跑，我們無法知道 A 是侵略者而 B 是受害者。可能是 A 只是在重新佔有他自己的錢包，即 B 昨天從他那裡偷走的那個。但鑑於財產權的正確基礎，非侵犯公理是思想戰爭中非常強大的工具。因為大多數人相信，而且是狂熱地相信，侵犯他人或其財產是錯誤的。畢竟，誰支持盜竊、謀殺或強姦？以此作為楔子，自由意志主義者可以自由地將這一公理應用於所有人類行為，包括激進地應用於工會、稅收，甚至政府本身。

非侵犯公理及其基礎的私有財產權理論最近受到猛烈攻擊，令人驚訝的是，攻擊來自實際上自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評論者。讓我們考慮這些人提出的兩個案例。

首先，你站在二十五層高樓公寓的陽台上，當你非常沮喪地失去平衡並掉下去。幸運的是，在你向下墜落的過程中，你設法抓住了從下面十層十五樓陽台伸出的旗桿。不幸的是，這間公寓的主人走到她的陽台上，聲稱你通過抓住她的旗桿來抗議，並要求你放手（例如，再掉下十五層樓而死）。你抗議說你只想用手沿著旗桿走下來，進入她的公寓，然後直接走出去，但她很堅決。作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你必須服從她嗎？

第二個案例。你在樹林裡迷路了，凍得要命，沒有食物。沒有避難所和一頓飯你就會死。幸運的是，你發現了一個溫暖的小屋，裡面儲存著主食。你打算吃飯，過夜，留下你的名片，並支付任何合理價格的兩倍。不幸的是，小屋門上貼著一個標誌：「警告。私有財產。禁止侵入。」你會乖乖地走進樹林然後死去嗎？

非侵犯公理的反對者堅持認為，在這兩種情況下，你都沒有義務去死，更不用說以私有財產權的名義了。在他們看來，採用這些概念是為了促進人類生活和福祉，通常情況下，它們確實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在這些特殊情況下，非侵犯標準將與功利主義原則相悖，應該被拋棄。對他們來說，非侵犯原則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法則，有時，很少，應該被忽略。

這些對非侵犯公理的批評存在幾個嚴重的問題。

他們誤解了自由意志主義的本質。這些論證隱含地假設自由意志主義是一種道德哲學，可以說是一種正確行為的指南。旗桿懸掛者應該放手嗎？徒步旅行者應該走開然後死去嗎？但自由意志主義是一種關注基於財產權而非道德的合理使用侵略或暴力的理論。因此，在這個哲學中唯一可以解決的適當問題是這樣的：如果旗桿懸掛者試圖進入公寓，而居住者因侵入而射殺他，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會懲罰房主嗎？或者，如果樹林裡的小屋主人設置了一個陷阱，這樣當有人強行進入他的財產時，他會被獵槍擊中臉部，他會犯法嗎？以這種方式提出時，答案是明確的。在每種情況下，所有者都是對的，侵入者是錯的。如果使用武力來保護財產權，即使是致命武力，所有者也不犯任何合法法律的違反。
這些例子故意試圖讓我們站在侵入罪的犯罪者的立場上。也就是說，我們被邀請同情旗桿懸掛者和徒步旅行者，而不是各自的財產所有者。但讓我們扭轉這個角度。假設十五樓公寓的主人最近被強姦，強姦她的人與現在正用手沿著她的旗桿走下來、即將未經邀請進入她公寓的人屬於同一族裔或種族群體。她難道不可以在他進入她的房屋之前出於自衛而射殺他嗎？或者，假設樹林裡的小屋主人在過去幾個月中多次被闖入，終於決定採取措施保衛他的財產。或者，假設主人自己將他的小屋視為他自己的救生艇。那麼，他難道不可以採取措施保護他的財產嗎？提出這些問題就是回答它們，至少對於一致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是這樣。
對自由意志主義財產權理論的批評將他們的觀點建立在緊急情況哲學的基礎上。非侵犯公理在普通情況下是完全好的，但當出現救生艇情況時，所有賭注都取消了。然而，為特殊緊急情況違反自由意志主義法律的問題在於，這些事件比假設的更常見。現在，世界貧困地區有許多人正在死於飢餓。有些人患有可以廉價治癒的疾病，例如，通過青黴素。我們都讀過援助機構投放的那些廣告：「這是小瑪麗亞。你可以拯救她和她的整個村莊，每月給我們寄一些適度的錢。」

事實上，許多以這些緊急理由攻擊非侵犯公理的所謂自由意志主義者生活在中產階級或更好水平的住房中；駕駛新型汽車；吃得很好；有珠寶；將他們的孩子送到昂貴的大學。如果他們真的相信他們的批評，這一切都不會是真的。因為如果小屋主人和公寓居民要放棄他們的財產權來拯救徒步旅行者和旗桿懸掛者，那麼他們必須為世界上所有容易治癒的病人和飢餓的人放棄他們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沒有這樣做表明他們甚至不認真對待他們自己的論證。

他們的強制福利主義論證的邏輯含義遠比僅僅被要求每月向救濟機構捐贈幾美元要糟糕得多。因為假設他們這樣做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仍然遠遠高於那些因困難處境而瀕臨死亡的人。不，只要這些相對富裕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有足夠的錢使自己免於貧困而死，他們論證的邏輯就迫使他們將他們擁有的高於那個水平的每一分錢都給予緩解瀕危窮人的困境。

經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先生的好意許可印刷。本文最初發布在 http://www.lewrockwell.com 網站上。

【自由的基石】8 公共財與外部性

Thu, 16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8 公共財與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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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1-economics/part-1-08-public-goods-and-externalities/

8 公共財與外部性：道路的案例

當經濟學家討論政府對道路的壟斷時，通常會提出「外部性」論證。這個論證據稱簡單、清晰且無可辯駁。事實上，這些說法都不成立。讓我們仔細審視這個論證。

外部性論證基於私有財貨與服務和公共或集體財貨之間的區別，前者的使用僅使相關消費者受益，而後者的消費必然影響第三方或「外部」當事人的福利。例如，當甲先生粉刷他的房子，鄰居因此受益時，就被認為存在外部性。[^1] 房屋粉刷與完全私有的財貨（如麵包）形成對比，麵包僅使購買和消費它的人受益。

這種區別通常以可排他性來界定：在私有財貨的情況下，消費者能夠排除其他所有人從中受益；而在公共財貨的情況下，他做不到這一點，因此部分利益會「外溢」給第三方。一本典型的教科書這樣解釋：

要使一項財貨、服務或生產要素具有「排他性」，除了該財貨的購買者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必須被排除在它所提供的滿足之外。例如，一雙襪子是符合排他原則的財貨。當你購買襪子時，只有你從穿著中獲得滿足，沒有別人。另一方面，白喉疫苗接種是一種不受排他原則約束的「商品」。雖然接種者確實從接種中獲益，但利益並非專屬於他。由於他對疾病免疫了，他就無法將疾病傳染給其他人。即使其他人沒有付費，即使接種者無法向他們收費，他們也無法被排除在接種的利益之外。[^2]

即使在這個入門層次，也必須提出反對意見。從所謂私有財貨的購買和使用中，會產生許多外部經濟、鄰里效應、外溢效應、對第三方的利益。以私有財貨的典範案例——襪子為例。首先，存在健康問題。不穿襪子的人容易感冒、腳痛、起水泡，甚至可能得肺炎。疾病意味著工作日數減少和生產力下降；意味著可能的傳染（如白喉案例）；可能導致醫療費用上升和其他保單持有人的健康保險費增加。對醫生時間和精力需求的增加將導致其他人獲得的醫療照護減少。此外，還有美學問題：許多人對不穿襪子感到不悅。餐廳經常禁止赤腳，大概是為了保留較敏感的顧客。不穿襪子也被某些人解讀為令人不安的政治聲明，就像焚燒國旗或徵兵卡一樣。許多母親——如果說有第三方的話——在她們「嬉皮」兒子終於穿上鞋襪時會感到欣慰。穿襪子的利益「外溢」給這些母親是不可否認的。

這個問題絕不僅限於襪子的例子，因為所有所謂的私有財貨都會以某種方式影響第二或第三方。我們挑戰讀者思考任何一項物品，其使用和購買不受公共利益影響的，即不會對其他人產生類似外溢效應的。

儘管這個定義可能是錯誤的，外部性論證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許多經濟學家繼續主張，只要存在外部性，就會產生「市場缺陷」，政府行動就有正當理由來糾正這種情況。

外部經濟

暫且撇開這些反對意見，讓我們考慮外部性論證如何應用於道路。這個論證假設道路是正外部性的一個實例。任何建造道路的企業家都必須承擔所有成本（勞力、材料等），就像任何生意一樣，但由於公路是外部經濟，他將無法獲得與所提供利益成比例的報酬。例如，利益會外溢給擁有公路附近土地的人，表現為土地價值的增加（即道路建造者無法向這些受益者收取費用）。其他利益會被那些單純偏好越來越多公路的人免費享受。道路所有者也無法排除那些從運輸成本降低而獲益的人，他們以更低的商品運輸價格獲得利益。

主張認為，私人道路建造者負責所有成本，卻僅能通過收費部分獲得補償，因此會投資不足。因此，邊際資金在公路投資中的回報（如果考慮所有利益）會高於在其他替代用途中的回報。

這個論證有時以社會報酬和私人報酬的形式提出。私人報酬——完全歸於個別企業家的支出與收入之間的差額——據稱低於社會報酬——整個社會的成本與利益之間的差額。在這兩種情況下，建造者——無論是個別企業還是整個社會——都必須支付公路的全部成本；但只有整個社會才可能獲得全部利益。企業家僅限於收取通行費，無法獲取土地價值增加等外溢給其他人口的收益。

鑑於市場在公路投資不足的所謂傾向，外部性論證得出結論，政府有義務通過補貼道路建設，或更可能的是自行建造道路來糾正這種情況。考慮波納維亞提出的以下論證：

國家不干預的極端自由放任主義學說取決於這樣的假設：社會和私人淨報酬是相同的——自利等同於公共福祉。

我們在這裡只關注國家積極干預的一個方面——即通過交通運輸投資。很明顯……國家投資的目的是確保產出，其私人淨報酬低於社會淨報酬，因此往往會少於理想條件下的產出。例如，一條鐵路可能產生高預期社會報酬，但在長期缺乏資本的社區中，其私人報酬可能低於其他產業。那麼，國家可能會發現將社區資源投資於鐵路建設是明智的。[^3]

這個論證是錯誤的，因為其結論並不遵循其前提。即使我們接受私人道路所有權確實會導致投資不足的觀點，也不能在邏輯上得出政府必須介入並彌補赤字的結論。政府應該介入私人經濟的主張是一個道德結論，只有在前提中存在倫理論證時才能得出。但經濟學科學必然是價值中立的。[^4] 因此，任何嚴格的經濟論證都無法確立政府干預經濟領域的正當性。

我們能否將這個論證解釋為，既然市場在外部性存在的情況下會投資不足，政府行動將通過增加道路建設里程來糾正資源錯配？這也行不通。一方面，政府在道路上的投資增加可能會減少私人投資金額，[^5] 因此道路建設總量（私人加公共）可能會低於先前確立的市場水平，從而惡化所謂的道路投資不足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不受任何市場盈利性測試的約束，可能會如此擴大道路建設規模，以至於可能產生過度投資。如果是這樣，就會出現新的錯配，以過度投資取代投資不足。此外，即使政府行動產生了正確的道路總里程，政府對其領域的管理可能如此無能，以至於抵消任何配置收益。如果這些情況中的任何一種發生，而且沒有什麼理由認為不會發生，那麼這個論證就失敗了。

波納維亞觀點的另一個缺陷是：他的「資本長期短缺」概念。經濟體總是缺乏資本，因為人們更願意擁有更多；這是因為資本是一種經濟財。如果資本不短缺，它就變成了免費財，或人類福祉的一般條件，因此不適合經濟分析。然而，如果「資本長期短缺」是為了區分貧窮和富裕的經濟體，那麼它與外部性問題無關。鄰里外溢效應的存在僅與第三方是否受到影響有關，無論社會的財富如何，它們都會發生或不發生。

政府道路的外部性論證雖然在現代廣受讚譽，但絕非最近才有。相反，它是一個古老的傳統。傑克曼在談到1830年代中期的英格蘭時，提到了「[只有]使用道路的人應該[在財務上]支持它們」的論證，他說：

但事實是，從良好道路中獲益的不僅是運輸業者，而是整個公眾，因此道路的維護費用不應該由使用道路的人承擔，而應該由公共財政承擔，因為所有人都從中獲益。因此，收費站遲早會被拆除，採用更公平的方法來實現預期目標是不可避免的。[^6]

美國的亨利·克萊寫道：

資本家將他的錢投資於[收費公路]可能每年無法獲得百分之三的回報；然而社會以其各種形式，實際上可能獲得百分之十五或二十的收益。由私人協會修建的收費公路所產生的利益分配給收取通行費的資本家、公路經過並因此增值的土地，以及因運輸費用降低而價值提高的商品。[^7]

正如我們所見，外部性論證的主要缺陷在於它容易遭受歸謬法的攻擊，因為確實幾乎沒有什麼（如果有的話）不是外部性的例子。除非我們願意遵循這個論證的內在邏輯，認為政府有理由控制我們經濟的幾乎每個方面，否則我們必須從鄰里效應論證的結論中退縮。

加布里埃爾·羅斯關於外部經濟寫道：

有時有人建議道路不應該收費，因為它們提供「外部經濟」，即原則上無法從道路使用者那裡收回的社區利益。例如，據說塞文橋的建設將刺激南威爾斯的經濟活動，這種增加的活動帶來的利益無法反映在橋上收取的通行費中，因此收取通行費毫無意義。

雖然這個論證就其本身而言是好的，但它適用於所有中間財貨和服務的情況。沒有理由認為社區從新的或改進的交通工具中獲得的利益大於從改進的電力或鋼鐵供應中獲得的利益。除非能夠證明道路是一個特例，否則關於道路的「外部經濟」論證……就變成了補貼所有中間財貨和服務的一般論證。[^8] [^9]

肖雷·彼得森是另一位似乎理解這一點的經濟學家，儘管他不願接受其全部含義：

實際上，如果有人願意，很容易賦予許多私人產業巨大的集體意義。沒有比讓人口獲得充足的食物和住房更大的社會利益了。鋼鐵工業對國防至關重要。鐵路履行歸於公路的特定社會功能。問題在於，在我們這樣一個普遍認可個人主義經濟組織的社會中，通常認為一個產業應該響應特定受益者的需求而發展就足夠了，社會利益應該被接受為一種副產品。如果鋼鐵工業在普通需求的刺激下為國防目的充分擴張，那麼因為國防方面而進一步發展將是浪費的……

因此，如果公路在單純響應交通需求時就能充分服務於上述幾個一般利益，那麼就不需要因為這些利益而額外支出。[^10]

一方面，這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聲明，因為它清楚地闡述了必須反對政府干預公路產業的外部性論證的論點。如果我們允許國家在所有具有「巨大集體意義」的領域進行接管，在我們的「個人主義經濟」體系中幾乎不會有任何私人企業剩下。

另一方面，彼得森似乎無法貫徹他自己的邏輯。在上述引文中省略的句子中，他說：「但是，如果像美國商船隊的情況一樣，普通需求被認為無法帶來某些集體目的所需要的東西，那麼就需要在前一個賬戶上進行額外投資。」因此，他幾乎否定了他之前所說的一切，因為總會有某種「集體目的」「需要」國家因外部性而進行額外投資。如果美國商船隊確實需要為「集體目的」進行額外的國家投資，即使它現在已經達到滿意客戶的自願付款所能達到的規模，那麼為什麼政府接管食品和住房產業就不合理呢？畢竟，正如彼得森自己指出的那樣，毫無疑問，食品和住房充滿了公共的、集體的利益。

威廉·鮑莫爾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事實上，他將外部性論證推向幾乎荒謬的程度，主張人口增長本身就是擴大政府運作範圍的理由，因為它帶來的鄰里效應。

因此，人口的增加增加了大都市所有居民行動的外部效應的重要性和擴散程度，從而需要公共部門增加干預，以確保滿足社會需求，並確保外部性不會對社區福利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

事實上，人口增長本身就涉及外部效應。新居民通常需要提供額外的服務和設施——水、污水處理、道路鋪設等，這很可能部分由一般市政預算支付。[^11]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將帶有外部性的政府服務，如水、污水和道路鋪設，挑選出來作為人口增長時需要增長的領域的例子？為什麼不也包括通常在私人市場上提供的服務和商品呢？正如我們從彼得森那裡學到的，「沒有比讓人口獲得充足的食物和住房更大的社會利益了。」不可否認，缺乏食物和住所會產生各種負面外部性。如果一個人口被剝奪這些必需品，疾病、飢荒和死亡很快就會出現，商業會停滯，經濟，實際上是所有外部利益流出的整個社會，很快就會終結。那麼，人口的增加怎麼可能不會產生政府接管農業和住房產業的需求（僅舉兩個例子），甚至在鮑莫爾呼籲的加緊和持續國有化污水和鋪設等微不足道的東西之前？這是否是因為我們都目睹了自1770年代以來美國人口翻倍、再翻倍、再翻倍，而國家的農場或建築公司顯然沒有受到傷害，外部性無礙？這是否是因為我們只是不習慣道路鋪設、水和污水市場的想法？這將是我們的論點。[^12]

歸謬法的獨特力量在於它對鮑莫爾、羅斯和彼得森使用的外部性論證產生了懷疑。如果一個國有化產業可以基於外部性來證明其合理性，但這種現象也適用於沒有人希望看到政府企業擴張的領域，那麼人們可能會質疑其倡導者對自己論證的認真程度。他們不能兩全其美。要麼外部性證明道路和幾乎所有其他產業的國家企業都是合理的，要麼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證明其合理性。在一種情況下應用一個論證，而在所有其他同樣相關的情況下不應用它，是完全不合邏輯的。[^13]

外部不經濟

有一個現象特別激怒那些將外部性視為干預理由的人，即在道路擁擠的情況下，每個額外的駕駛人都會給所有其他人施加額外成本，而他沒有充分考慮這些成本，導致資源的非經濟使用。羅斯這樣陳述這個問題：

交通流量水平將取決於個人根據與道路使用相關的成本和收益所做的決策。但從整體交通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不令人滿意的狀況，因為個別道路使用者在做決定時不會——實際上他不能——考慮他給他人施加的成本。他評估自己的私人成本，但忽略了道路使用、擁堵和社區成本。因此，只要在擁堵條件下的交通量是由每個道路使用者只考慮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來決定的，交通量就會比社會期望的更大，成本也會更高。[^14]

A.A.沃爾特斯這樣表達：

在擁擠的條件下，額外的車輛行程會增加擁堵。車輛會妨礙使用道路的其他車輛，並會導致他們的成本增加，因為他們在交通堵塞中浪費更多時間，在密集交通中每英里產生更高的維護成本。因此，車輛所有者決定使用擁擠的公路會使所有其他使用者承擔增加的運營成本。[^15]

毫無疑問，在目前的條件下，駕駛人確實忽視了他們在過度擁擠方面給其他駕駛人施加的成本。駕駛人經常考慮其他人給他施加的擁堵成本，因為他會盡可能避免陷入交通堵塞。但是，認為通勤者會因為害怕拖慢他人而不開車是荒謬的。城市高峰時段特有的交通堵塞就是這一事實的雄辯證明。

為什麼這種反社會行為會發生在我們的公路上，而不是在其他可能預期會發生的領域？原因是我們的道路網路處於混亂的無所有權狀態，由政府管理，而其他可能預期會出現這種行為但實際並未出現的場所是由私人企業經營的。

例如，我們可以問，為什麼羅斯-沃爾特斯-哈維曼這類經濟學家從不擔心電影觀眾給他人施加的擁擠成本？為什麼這些「外部性經濟學家」不會雄辯地描述個別電影觀眾（或歌劇贊助人、龐克搖滾愛好者、超市購物者、酒店顧客、百貨公司客戶、飛機旅客，或實際上任何同時使用許多其他人積極尋求的資源的人），他們對自己給他人施加的成本表現出冷酷的漠視？

一個原因是在這些其他領域允許私有財產制度[^16]發揮作用，因此所謂的外部性可以內部化。當作為外部性來源的甲和作為接受者的乙在私有財產上互動，並且可以通過所有者丙徵收的費用對外部性進行適當的懲罰或補償時，外部性就被稱為內部化了。在目前道路無所有權的情況下，每個額外的駕駛人甲給所有其他駕駛人乙施加擁堵成本，甲幾乎沒有理由停止。但如果道路是私人擁有的，那麼所有者丙就有可能（實際上有利可圖）通過提高高峰時段使用費來減少諸如擁擠之類的負外部性。丙的盈利潛力與道路的順暢運行成正比，負外部性越少，他的營業場所就越有吸引力，他就能為額外的便利設施收取更多費用。

在道路的情況下，這種關係可能難以察覺，因為我們不習慣從私有所有權的角度考慮道路。那麼，讓我們考慮一個能使這個過程更清楚的例子。一個高聲喧嘩、趾高氣揚的醉漢在公共（無人擁有的）街道上是一種外部不經濟。他嚇唬路人，但只要他不違反任何法律，就沒有任何動機讓他克制。然而，讓這位同樣的人出現在夜總會裡，他就不再是對其他顧客的外部影響了。他不能再對他們產生不利影響並期望不受反制裁。他現在已經轉變為夜總會老闆的「內部」財務負擔。甲不再能夠在不「考慮他給他人施加的這些成本」的情況下行動，因為作為場所所有者的丙有合法權利強迫甲考慮這些負擔，必要時可以將他趕出場所。在私人俱樂部裡，甲的不良行為的受害者（乙）不再承擔全部負擔。儘管他們是甲的過度行為的最初受害者，但離開去更好的夜總會只是片刻之事。真正的輸家是丙，如果他的夜總會因為容忍甲這樣的人而出名，他不僅會失去收入，還會失去全部投資。保鏢和私人保安的存在表明，夜總會老闆認真對待世界上醉漢所造成的外部不經濟威脅。

汽車電影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外部經濟成功內部化的案例。當色情電影首次在公路附近的露天劇院放映時，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一排又一排的拖拉機拖車停在路肩上，操作員坐在駕駛室頂上觀看而不付入場費。這些觀眾乙從劇院老闆甲那裡獲得了正外部性（即觀看銀幕的視野）。如果允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與所有觀眾都被迫支付入場費的情況相比，可能會造成對露天劇院的投資不足。不用說，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很久。很快，相關的所有者就建造了更高的圍欄，迫使所有珍視視野的人為此付費。甲不再向乙提供利益而無法向他收費。隨著圍欄的出現，卡車司機的免費視野被切斷了。乙面臨的選擇是看電影並付費，或者不付費不觀看。如果不可排他性是外部性的標誌，那麼將非付費者排除在利益之外的能力，如這裡由圍欄提供的，就是內部化的關鍵。

有人反對說，私人道路市場會導致投資不足，因為私人開發商將無法從與土地價值增加和運輸商品成本降低相關的努力中獲益。大多數經濟學家拒絕自由企業，而是呼籲對鄰近公路的土地的增加場地價值徵收增加的財產稅，金額相當於道路賦予該財產的增加利益。[^17] 然而，正如我們所見，這個論證是沒有根據的。外部利益不會導致投資不足。相反，未來的道路建造者可以通過內部化潛在的外部性來收回收益。這樣做的容易性在我們反思以下事實時是顯而易見的：在實際建造過程開始之前，企業家是唯一知道道路計劃建在哪裡的人（甚至知道打算建造道路）。未來的建造者需要做的就是以舊的低價買下可能從他的道路中增值的領土，這些價格不反映公路可能帶來的增值。[^18]

這個論證的邏輯並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忽視。例如，庫珀敏銳地指出：

在交通走廊的直接附近，從設施建設開始到設施運營後的一段時間，城市土地價值往往以高得多的速度增長。增長超過現行增長率兩倍甚至三倍的情況很常見。存在一個強有力的理由來支持公共而非私人實現這種土地價值的增長。有人認為，因為納稅人的錢賺得了增值，納稅人應該獲得回報。這個理由可以證明購買比實際設施建設所需更寬的通行權是合理的，從而在模式選擇和設計方面實現更大的靈活性。[^19]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個陳述唯一的問題是庫珀忽視了資本家也可以購買「比實際設施建設所需更寬的通行權」的可能性。如果存在關於哪個機構——私人企業還是政府——能夠更好地預測哪些土地會受益，並在實際購買之前保守計劃秘密等問題，似乎毫無疑問市場會輕鬆獲勝。僅利潤和損失測試就應該確保這一點。

然而，問題更深層。人們普遍聲稱，鑑於外部經濟，市場無法運作。然後有人辯稱，政府可以採取行動以消除正外部性。因此，我們必須得出結論，市場也可以內部化這些外部性，而且更有效。

「邪惡的」搭便車者

對私人道路所有權的指控有時會被顛倒過來。不是指責公路所有者建造不足，而是譴責不用公路卻無償受益的人是「拒絕」為他所獲得的利益付費的「搭便車者」。但他顯然沒有要求這些利益，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聲稱他與之簽訂了合約。

現在讓我們考慮因商品現在可以更容易運輸而受益的最終商品消費者所獲得的收益。如果公路創造的利益中有太大比例是免費提供的，消費者將從較低價格的商品中獲益，但私人企業可能無法彌補其成本。但是，通過外部性內部化的出現，道路所有者將獲得他所提供利益的報酬。這個過程很簡單。道路所有者需要做的就是對公路使用收取大致符合設施所創造的運輸費用節省的價格。道路仍將使其使用者（托運人）及其客戶（最終消費者）受益，但不會有「免費」滲出或外溢的利益。考慮到使卡車司機使用道路仍然有利可圖的價格，這些利益將被支付。布朗利和赫勒如下指出這一點：

公路可能會降低運輸成本，這無疑是真的；但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對不使用公路的人徵收用於公路目的的特別稅是合理的。只要卡車司機為使用公路付費，那些不直接使用公路的人就可以通過價格體系間接幫助支付公路成本。如果對軍方徵收適當的公路使用費，非使用者也將從他們用於公路服務的一般稅收資金中間接支付公路費用。公路對那些不直接使用公路的人的所謂利益主要是由於未能對公路使用者適當收取公路系統提供的服務費用而產生的幻覺。[^20]

如果沒有這種洞察力，人們可能會認為公路必然涉及道路建設公司為其他公眾的利益創造外部利益。根據這種推理，只要公路對國防工作重要，整個人口就能從中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但布朗利-赫勒聲明表明這個論證是錯誤的，因為如果軍方像其他任何人一樣被要求為（潛在的）道路使用付費，那麼道路就不會比軍隊使用的鞋子、鉛、紙張或任何其他材料更具正外部性。

然而，布朗利-赫勒聲明在經濟學文獻中並非沒有受到挑戰。根據威廉·D·羅斯的說法：

從理論上或實際上，公路使用者都不能被評估提供低交通量連接公路和進出道路及街道的全部成本。此類道路的一些利益以直接使用這些道路以外的形式實現，但這些利益不僅僅是「由於未能對公路使用者適當收取公路系統提供的服務費用而產生的幻覺」。如果要為公路改善提供足夠的支持，就需要一些非公路使用者的收入。[^21]

但羅斯的回應並不令人滿意。他未能引用任何理論原因來說明為什麼絕大多數利益（或至少足以使道路建設有利可圖）不能被私人道路所有者以收入形式獲得。我們已經看到企業家如何能夠通過以舊的較低價格購買來獲得土地的增值。同樣的原則可以應用於其他重要的外部性來源。羅斯也沒有成功反駁布朗利-赫勒的主張，即對公路使用收取的價格將終止向間接使用道路的人提供的免費利益。實際上，他忽略了這一點。

羅斯確實指出了一個實際問題：

作為實際問題，除了收費公路這種非常有限的情況外，服務效用或服務價值不能用作向公路使用者定價公路服務的基礎。但電子計數機制和計算機的現代創新已經消除了這個論證的力量，如果它曾經有效的話。我們必須得出結論，在這種情況下的外部利益，用布朗利和赫勒的話說，是「由於未能對公路使用者適當收取公路系統提供的服務費用而產生的幻覺」。

讓我們考慮一個完全不同的案例。一位身穿迷你裙在街上漫步的迷人女性提供了外部利益。[^22] 她讓其他行人感到愉悅，但她無法向他們收取這些觀看樂趣的費用。[^23] 然而，根據這個理論，接受者是「搭便車者」，他們受益卻沒有支付他們的「公平份額」的成本。他們應該被迫付費嗎？儘管那些主張搭便車者應該為所獲利益付費的人所引用的例子通常要嚴肅得多，但迷你裙案例是完全類似的。在所有情況下，所謂搭便車者的利益都是自動找上門來的。如果堅持他為未經邀請的女性腿部觀看付費是荒謬的，那麼堅持通過稅收向他收費以彌補「所有類型的運輸」所伴隨的損失也同樣荒謬。[^24] 將這種強制付款稱為「合理的」，正如經常做的那樣，就明顯違反了「價值中立」或不含價值判斷的經濟學。從嚴格的經濟學假設中，任何價值判斷都不會在邏輯上得出。由於我們在這裡只關注經濟學而非倫理學能教給我們什麼，我們不考慮什麼（如果有的話）能證明從搭便車者那裡強制提取付款是合理的問題。我們必須滿足於這樣的觀察：接受未經請求的服務當然不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搭便車者論證真的有效，它將打開一個真正具有紀念碑意義的潘朵拉魔盒。例如，一個流氓可以接近走在某條街上的任何人，對他微笑，[^25] 然後向微笑的接受者索要任意數額的付款（因為搭便車者所享受的利益價值還沒有被這一觀點的任何支持者確定）。如果誠實的市民拒絕付款，流氓有與斯默克或其代理人政府強迫普通公民為他從「所有類型的運輸」中獲得的利益付費一樣多（或一樣少）的權利。

然而，所謂的搭便車者問題不會僅限於這些幻想的例子，因為我們的生活充滿了這種現象。正如默里·羅斯巴德所寫：

這個論證的困難在於它證明得太多了。因為如果不是我們從他人行動中獲得的外部利益，我們中的哪一個人能賺得接近我們現在實際收入的東西？具體來說，現代資本財的巨大積累是我們祖先所有淨儲蓄的遺產。如果沒有它們，無論我們自己的道德品質如何，我們都會生活在原始叢林中。我們從祖先那裡繼承的貨幣資本當然只是繼承這個資本結構中的股份。因此，我們都是過去的搭便車者。我們也是現在的搭便車者，因為我們從同胞的持續投資和他們在市場上的專業技能中受益。當然，如果可以這樣歸因的話，我們工資的絕大部分將歸功於我們作為搭便車者所享有的這一遺產。地主並不比我們任何人擁有更多的不勞而獲。那麼，我們所有人都要遭受沒收，並為我們的幸福繳稅嗎？那麼誰來接受戰利品呢？我們已故的祖先，他們是投資資本的恩人？[^26]

公共財

對道路自由市場可能性的另一條攻擊路線是圍繞「公共」或「集體」財貨的概念。哈里托斯將純粹的公共財定義為，如露天馬戲團或國防，「所有人共同享受，每個人對此類財貨的消費不會導致任何其他人對該財貨消費的減少。」[^27] 與此完全相反的是純粹的「私人消費品，如麵包，其總量可以在兩個或更多人之間分配，如果一個人多得一條麵包，另一個人就會少一條。」[^28]

薩繆爾森承認這種財貨劃分的兩極方面：「顯然我正在引入一個強烈的兩極案例……細心的經驗主義者會認識到，許多——儘管不是所有——現實的政府活動案例可以富有成效地分析為這兩種極端兩極案例的某種混合」[^29] 正如我們在襪子案例中看到的，這兩個類別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而且，公正的觀察者也沒有客觀區分私有財貨、公共財貨和兩者混合的標準。讓我們考慮三個例子。

首先，就麵包是外部經濟的來源而言，它是公共財而非私有財，因為這些外部利益是「所有人共同享受的」。換句話說，雖然麵包本身可能是私有財，因為如果一個人擁有更多，另一個人必然擁有更少，但麵包加上其不可分割的鄰里效應是集體財，因為使丁先生受益的麵包外部性不會以任何方式減少戊先生所享受的。丁先生從外部性中獲得的收益，再次用哈里托斯的話說，「不會導致任何其他人對該財貨消費的減少」。

其次，與可能假設的相反，露天馬戲團不一定是集體財。如果在慶祝活動周圍建立圍欄並收取入場費，外部利益將不再滲透到普通大眾身上。此外，如果附近沒有人喜歡馬戲團，那麼它根本就不是一種財貨。然而，如果有太多人喜歡馬戲團以至於造成擁擠，那麼一個人對表演的享受不會影響另一個人的說法就不成立了。相反，在爭取良好視野的情況下，一個人的良好位置必然意味著另一個人的糟糕位置，或根本沒有位置。[^30]

第三個案例，國防，是最大的轉移注意力的手法之一。這個案例如此廣為人知，傳統如此古老，以至於幾乎完全未受挑戰。但事實上，國防並不很符合公共財的定義。一個問題源於不同的品味：並非每個人都以同樣的眼光看待國防。用羅斯巴德的話說，「一個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一個完全非暴力的信仰者，生活在[受庇護的]地區，不會認為自己受到保護……或[正在]接受防禦服務。」[^31] 所謂的國防遠非集體財，會被視為負債。此外，國防保護是通過有形的實物財貨和服務的中介提供的，這些財貨和服務的供應肯定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人或地區擁有更多，另一個人或地區必然擁有更少。根據羅斯巴德的說法：「例如，紐約周圍的一圈防禦基地會減少舊金山周圍可能可用的數量。」[^32]

此外，與公共財的定義相反，國防的正外部效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內部化。雖然可能無法將所有非付費者排除在保護之外，但沒有證據表明內部化不能相當好地運作。

這可能如何運作？我們可以根據一個地區的大多數人可能歡迎致力於保護他們免受外國敵人侵害的私人防禦機構的熱情程度將國家劃分為幾個部分。因此，加利福尼亞州的橙縣、亞利桑那州的部分地區、遠西部和舊南方可能被認為對以這種方式保護他們的自由非常感興趣。賓夕法尼亞州中部，和平主義門諾派、阿米什人和其他賓夕法尼亞荷蘭人的家園，以及曼哈頓上西區和密歇根州安娜堡，自由主義和反戰情緒的堡壘，很可能對這樣的企業持不冷不熱的態度。該國其他地區將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

在我們可以稱之為「宏觀層面」的外部性內部化的一種方式是使用限制性契約。人們可以簡單地拒絕將他們的房屋出售（或出租公寓）給那些不同意的人，並且還要求所有未來的所有者同意一份要求向防禦公司付款的合約。儘管可能會有一些頑固者和隱士，但這些地區的大多數人很快就會發現訂閱符合他們的利益。同樣，對此類服務偏好較不發達的國家地區往往會有相應較少的國防供應。

在可以稱為「微觀層面」的情況下，防禦公司可能會在某個時候宣布，那些沒有為服務付費的人將不再受到其人員的保護。當然，該公司將繼續保護自己的繳費會員，並且會擊退對社區的無差別攻擊。任何干擾付費客戶的攻擊都將受到防禦公司的報復。但是，當然，針對非付費者的精確攻擊，如果完全不干擾客戶，將被公司忽視。在這些條件下，防禦服務的提供失去了大部分作為公共財的性質。[^33] 為服務付費的人將獲得服務；其他人則不會。與許多其他案例一樣，集體或公共財的概念是由於缺乏實際市場而產生的幻覺。市場的有效運作取決於可排他性。但重要的一點是，可排他性不是財貨的固有特徵。相反，將非付費者排除在利益之外的能力是可以學習的，如果市場要運作，就必須學習。我們不能首先禁止市場運作（通過政府先發制人），然後得出結論說市場無法運作，因為它無法排除不付費的受益者。當然，對於一個迄今被禁止的市場來說，突然開始有效運作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正如我們所見，設想這樣一個市場的運作要困難得多）。但這個困難不是任何內在因素的結果。這是因為建造更大更好的圍欄、創造更複雜的干擾裝置等，只能通過實踐才能實現；如果沒有市場在運作，就沒有機會對其發展所必需的技能、制度和管理進行實驗。

比什和沃倫斷言，所有「公共或集體財貨……是『不可包裝的』；也就是說，原則上，沒有人可以被排除在消費它們之外。」[^34] 但他們是不正確的。正如我們所見，即使在國防這個集體財的典範案例中，也存在排除非付費者的潛在方法和制度。[^35] 原則上沒有什麼能阻止可排他性——只是缺乏這一領域市場運作的過去歷史，以及經濟學家想像力的有限能力。

查爾斯·M·蒂布特考慮了使用國防作為公共財例子的定義問題的一個有趣側面。蒂布特將國防與廣播進行對比，他認為廣播不是集體財。

公共財的外部經濟方面似乎存在問題。毫無疑問，廣播像國防一樣，具有甲的享受不會使乙變得更糟的屬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從規範意義上講，廣播應該是公共財……國防和廣播之間的區別是微妙但重要的。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存在確定最佳產出水平和相應利益稅水平的問題。然而，在廣播的情況下，即使甲和乙都具有相同的「支付能力」（假設利益是確定的），甲也可能非常願意支付比乙更多的稅。國防是另一個問題。在這裡，甲不滿足於乙應該支付更少。甲做出社會判斷，認為乙的偏好應該是相同的。甲的偏好，表現為每年426.7億美元的國防支出並代表多數人的觀點，從而決定了國防水平。在這裡，甲們可能認為乙們應該支付相同數額的利益稅。[^36]

令人不安和困惑的是將價值判斷引入分析。似乎「公共財」的概念是在科學而非規範意義上提出的。那麼，我們如何理解「從規範意義上講，廣播應該是公共財」這一陳述呢？根據所提供的定義的精神，人們會認為廣播（或任何其他服務或財貨）要麼是公共財，要麼不是，規範判斷與此無關。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在引文的後面我們得知，甲的「社會判斷」就足以證明乙「應該為」國防付費是合理的。但與例如「私人判斷」相反，什麼是「社會判斷」？作為一個普通個人的甲憑什麼權威可以做出「社會判斷」，不管那是什麼？假設甲經過深思熟慮的「社會判斷」是乙應該通過稅收為開罐器付費。這種判斷會自動將這些工具轉變為集體財嗎？此外，為什麼我們需要假設甲滿足於乙為廣播支付較少的稅，但不滿足於國防？我們不能顛倒這一點，假設雖然甲願意乙為國防支付較少，但在廣播方面他不這麼傾向嗎？「廣播」和「國防」這兩種財貨有什麼內在因素排除這種顛倒？如果甲的偏好確實顛倒了，這是否會證明廣播而非國防是「真正的」集體財？

也許我們應該考慮「民主」制度，因為蒂布特引用了對甲的偏好的多數支持。那麼，是多數主義使獲勝方處於將其觀點標記為「社會判斷」的位置。但這與集體財的最初定義相去甚遠。如果他的論證僅此而已，蒂布特不妨省去所有關於外部性、公共財以及甲的享受不會使乙變得更糟這一事實的繁文縟節。他只需要說，如果並且當，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大多數有資格的選民決定任何特定財貨應該由政府提供時，那麼就這樣吧。

路標與「免費」財貨

如果將一種財貨歸類為「公共的」意味著一個人對該財貨的使用不會影響另一個人的使用，那麼將道路定義為「公共財」就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如果在擁擠的公路上，任何一個駕駛人都會給所有其他人施加成本，那麼將道路歸類為公共財就失敗了。相反，如果道路真的是公共財的一個例子，那麼根據定義（但與證據相反），一個駕駛人在過度擁擠的條件下不能給其他人施加成本。

根據薩繆爾森的說法，「沒有分散的定價系統可以最佳地確定[這些]集體消費水平。」為什麼會這樣？「每個人的自私利益都是發出虛假信號，假裝對特定集體消費活動的興趣比他實際的要少。」[^37]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薩瓦斯認為「公共財應該由廣大公眾支付，因為它們的利益無法向個別消費者或小型集體群體收費。」[^38]

為了更詳細地闡述這一觀點，我們轉向哈維曼：

例如，在公路上設置路標是一種公共財。無法拒絕任何在路上行駛的人獲得這些利益。同樣，當一個社會提供國防時，所有公民都會獲得利益。因為一旦城市街道系統建立起來，對其進行配給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它們也是公共財。

因為一旦提供了公共財，就不能在經濟上被排除在利益之外，私人企業沒有動機生產和銷售這些商品。任何潛在買家都會拒絕支付接近該商品對他的價值的金額。事實上，他很可能會表示完全不願意為此支付任何費用。他會推理：「如果我只是坐著不動，拒絕付款，我仍然可能獲得這種財貨的利益，如果某人為自己提供它——畢竟，這是一種公共財。」然而，如果每個買家都這樣推理（大概他會這樣做），這種財貨就不會被提供。只有通過集體行動，通常是通過政府，才會提供公共財。只有通過集體行動，才能確保有價值的公共財的可用性。[^39]

不用說，這個論證存在許多令人信服的問題。正如我們所見，只有當禁止私人所有權且不收取費用時，公路路標才是公共財。一旦外部性被市場內部化，它就變成了私有財。很容易看到這一點。畢竟，沒有人會稱私人擁有的百貨公司裡的路標為公共財。然而，這些路標的利益，通常張貼在每層樓以及電梯和自動扶梯上，指示各樓層的部門位置，「無法拒絕任何在商店裡行走的人」獲得。類比地，有理由讓政府負責告訴人們在哪裡可以找到連衣裙、運動服和家用器具嗎？

現在讓我們轉向顯示偏好的理論。它也有嚴重的缺陷。我們的主張是，除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之外，所有外部利益、外溢效應等都會趨於停止存在，只要它們足夠顯著，使私人企業將其內部化有利可圖。例如，如果在汽車電影院周圍建造高圍欄的成本低於所有者因其建設而預期獲得的額外收入的（折現）價值，那麼他就會建造它。如果成本超過可獲得的利益，他就不會建造圍欄。但如果要獲得的利益如此之低，那麼外部性和外溢效應就不太可能阻止商人首先提供服務。

有人反對說，政府可以免費提供內部化，因此可能比市場更有效率（儘管有利潤和損失激勵）。讓我們構建一個例子。假設在一個有100人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會從提供「公共財」中受益10美元。我們還假設提供該財貨的成本，以放棄的替代品來衡量，只有50美元。因此，總利益為1，000美元，減去50美元的成本，這個企業將有950美元的利潤。唯一的問題是，雖然100人中的每個人無疑會受益10美元，但我們還必須考慮成本——讓我們假設為1，000，000美元——建造一個足以排除這些人免費享受利益的圍欄。因此，這對自由企業來說不是一個有利可圖的主張。但政府會做什麼？國家不會浪費地花費1，000，000美元建造圍欄，而是簡單地通過向100人中的每個人徵稅0.50美元來收回50美元的成本，然後「免費」向所有來者提供服務。

作為嚴格的價值中立經濟學家，我們能否得出結論，政府通過這樣做將最大化效用？我認為我們不能。除非除了迄今為止提出的所有事實之外，我們假設100人中沒有人會因被迫通過強制性稅收為該計劃做出貢獻而感到不滿，否則我們不能這樣做。而這我們沒有理由做。換句話說，即使保持每個人對項目的利益價值為10美元的假設，並且每個人都意識到政府的計劃只會花費他（以及其他所有人）0.50美元，一個人仍然可能如此憤恨被迫做某事，即使「為了他自己的好處」，以至於對他的成本將遠遠超過他有望獲得的9.50美元收益。

否認這種可能性就是對人際效用比較有效性的隱含假設。為了在這種情況下以效用為由證明政府行動的合理性，人們必須假設，就效用而言，所有100人都是相同的，或者至少，九十九人所獲得的利益超過了一個不滿者的心理收入損失。事實上，人際效用比較的假設不僅僅是主流經濟學家思想中的隱含內容。例如，薩繆爾森談到「做出人際判斷的社會福利函數」，[^40] 然後繼續繪製包含兩個或更多不同人的效用的無差異曲線圖。[^41]

然而，這種程序在科學上是無效的，因為沒有可以衡量或比較幸福或效用的單位。在日常話語中，我們可能會說一個孩子比另一個孩子更喜歡泡菜，因此，如果出現任何暫時的家庭短缺，「泡菜愛好者」應該優先獲得。但在這樣說時，我們並沒有任何幸福單位的概念。我們不會想像一個孩子喜歡泡菜的程度為，比如說，48.2個幸福單位，另一個孩子只有24.1個單位，因此第一個孩子喜歡泡菜的程度恰好是另一個的兩倍。

羅斯巴德告訴我們：

永遠不可能測量幸福或滿足的增加或減少。不僅不可能測量或比較不同人的滿足變化；也不可能測量任何給定人的幸福變化。為了使任何測量成為可能，必須有一個永恆固定和客觀給定的單位，其他單位可以與之比較。在人類評價領域中沒有這樣的客觀單位。個人必須主觀地為自己確定他是否因任何變化而變得更好或更糟。他的偏好只能用簡單的選擇或排名來表達。因此，他可以說，「我更好」或「我更快樂」，因為他去了音樂會而不是打橋牌……但對他來說，試圖將單位分配給他的偏好並說：「因為這個選擇，我比打橋牌快樂兩倍半」將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兩倍半什麼？沒有可能用於比較的幸福單位，因此也沒有可以用於加法或乘法的單位。因此，價值無法測量……它們只能被排名為更好或更差。[^42]

那麼，如果不可能進行人際效用比較，作為科學的經濟學家，我們就不能得出結論，政府對「公共財」生產的干預將明確導致福利的增加。

測量不可測量之物

為了避免這些困難，鄰里效應經濟學家試圖測量外部性。然而，並沒有產生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相反，這些經濟學家的工作更像是一種「元測量」，是對任何未來測量的導論；利益測量已經被開發和討論，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提供任何明確的發現，聲稱能夠以任何精確程度衡量所獲得的外部利益。莫林在一個典型的陳述中寫道：「本文中開發的利益測量忽略了外部性——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金錢的還是技術的。我對這一缺陷的基本藉口是傳統的：缺乏對外部性進行美元價值評估所需的數據。」[^43]

確實缺乏對外部性進行美元價值評估的數據。從上述引文來看，這個問題似乎只是一個偶然：經濟學家由於某些（隱含的）不重要的原因，尚未開始實際測量。但在這個統計數據時代，這確實令人費解。肯定應該有一些經濟學家抽出時間來測量如此重要的數據。

實際上，當然，這個問題要棘手得多。那些試圖測量外部性價值的人所提議的只是測量效用。但正如我們所見，這樣的事業是不可能的，因此註定要失敗。效用是一種主觀現象，植根於個人偏好。沒有可以用來測量效用的單位，對於那些想要測量它的人來說，這一事實似乎只是一個輕微的煩惱。

在第二次嘗試中，莫林和哈維茨告訴我們，在公路利益問題上，「完全依賴於經濟學家在試圖對大壩、鋼鐵廠或任何其他生產性投資進行估值時可能使用的理論體系。」[^44] 但這也失敗了。首先，經濟學家，作為經濟學家，在評估房地產、工廠或任何資本財貨方面根本沒有特殊才能。這是商人或企業家的工作，他們的成功取決於他們在做出此類決定時的敏銳度。沒有任何理論經濟學家、實證經濟學家、歷史經濟學家，或任何其他類型的經濟學家，作為經濟學家，具有作為評估師的任何實踐訓練或經驗。其次，經濟學家（或任何其他人）在確定資本資產的價值時，沒有可以使用的「理論體系」。市場對資產的估值取決於人們計劃如何使用它、其互補品和替代品、預期消費者對成品的反應；它取決於新發現和發明的進程、戰爭、飢荒、風暴等等。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預測市場的未來走向；但這樣的人是成功的企業家，而不是經濟學家或其他社會科學家。但斯默克在他關於城市交通的書中還是建議：

外部成本和利益，其中許多是非金錢性質的，應該與項目內部的金錢成本和收入一起權衡。需要考慮的一些外部因素包括：1. 整體行動自由；2. 市中心企業在客戶流量方面的收益或損失；3. 地鐵乘客、一般公共交通乘客和駕駛人在旅行時間方面的收益或損失；4. 房地產價值的收益或損失；5. 對空氣污染和其他便利設施的影響。[^45]

作為測量任務的陳述，斯默克的說法不過如此。它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勸告，要求進行測量，並對要測量的一些方面進行規範。但它並不能幫助我們克服所涉及的任何問題。事實上，它強調了這些問題。例如，我們如何計算增加「整體行動自由」的價值？即使我們選擇忽略缺乏快樂單位和人際效用比較的問題，這個任務也是不可逾越的。他關於以「由此產生的銷售增長」來測量環城公路利益的具體建議[^46] 也沒有多大用處。斯默克似乎是說，我們可以通過注意相關商店在環城公路建設前後的銷售額，並簡單地將差異歸因於道路，來測量環城公路的外部利益。但人類事務中沒有恆定性，其他因素很可能在第一次測量和第二次測量之間介入。品味和時尚、消費者對替代品的知識、替代品和互補品的價格、分區法、法律執行的積極性——所有這些都可能在此期間發生了變化。因此，將所有測量到的變化歸因於環城公路是不合法的。此外，通常用於此類目的的計量經濟學技術是不合適的。[^47] 也許它們最重要的缺點是它們依賴於這樣一個膚淺的假設：離散的、獨特的、不可重複的事件（例如，總統選舉，或在特定時間和地點開設購物中心的經濟影響）可以被抽象出來產生一系列隨機事件（即所有總統選舉，所有道路開通）。這個假設對於計量經濟方程是必要的；但如果適用於任何地方，它們只適用於真正隨機的事件，如拋硬幣或擲骰子。

顯示性偏好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對薩繆爾森-薩瓦斯-哈維曼斷言的第二個批評，即在公共財的情況下市場會失敗，因為經濟行為者無法表達他們的真實偏好。這種處理「顯示性偏好」問題的方法的基本缺陷是觀察決策者的視角。那麼，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經濟學家如何看待拒絕在市場上自願購買公共財的市場參與者上。根據他們的理論，市場參與者會不斷重複「讓喬治去做」。不願意在他可能通過其他人的付款享受的財貨上花費自己的錢，這個人促成了該財貨私人供應的不可能性。

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出現了：經濟學家如何提議確定市場參與者的偏好量表？可能有人建議，每個人通過內省知道自己的偏好排名，我們其他人通過簡單地問他來知道它。然而，兩者都是不正確的。前者，即問卷調查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被拒絕。僅問卷調查和民意調查的經驗不可靠性就應該讓我們停下來思考。此外，人們撒謊的事實清楚地使這種方法作為科學經濟學的良好基礎無效。

儘管如此，可能有人會辯稱，個人自己肯定通過內省知道自己的偏好。我們的答案，再一次，是否定的。衝動購買的證據是壓倒性的。我們中有多少人走在街上，心裡根本沒想過要買一個冰淇淋甜筒，卻發現自己似乎沒有任何有意識的意志，就把手伸進口袋，交出所需的金額，然後狼吞虎嚥地吃起來？這是因為我們「真正」或「無意識地」想到了冰淇淋嗎？雖然這可能是真的，但不一定如此。然而，無論涉及的確切心理機制如何，很明顯，在購買之前，內省很可能無法揭示隱藏的慾望。因此，我們必須得出結論，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個別經濟行為者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價值量表。動機廣告，在其有效的程度上，是進一步的證據，表明內省不一定會挖掘出個人的真實偏好。買家可能認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實際上，根據這個論證，他的一些品味是在麥迪遜大道的召喚下，而不是服從於他自己的意識。

如果真正的價值排名既不能通過內省也不能通過問卷調查科學地發現，那麼如何發現呢？答案是通過市場購買和銷售，或更一般地說，通過觀察人類行動。[^48]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這樣表達這個想法：

習慣上說，行動的人在安排他的行動時，心裡有一個需求或價值的量表。基於這樣的量表，他滿足價值較高的東西，即他更迫切的需求，並讓價值較低的東西，即不太迫切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對這種事態的陳述沒有異議。然而，人們不能忘記，價值或需求的量表只在行動的現實中表現出來。這些量表沒有獨立於個人實際行為的獨立存在。我們關於這些量表的知識的唯一來源是對人的行動的觀察。每一個行動總是與價值或需求的量表完全一致，因為這些量表不過是解釋人的行動的工具。[^49]

在我們之前的例子中，世界上所有先前的內省和問卷調查都不會不可避免地確定買家對冰淇淋的重視程度高於它所花費的錢。正是他的購買行動，確立了至少在購買時，買家實際上對冰淇淋的重視程度高於所花費的錢。[^50]

讓我們考慮對這一觀點的可能挑戰。假設冰淇淋買家實際上是一位意圖證明米塞斯論證錯誤的經濟學家。進一步假設，他討厭巧克力，為了反駁米塞斯的理論，他去糖果店購買巧克力。那麼，他是否通過其隱含的意義——他對討厭的巧克力的重視程度高於為此支付的錢——證明了米塞斯的理論是錯誤的？

處理這一挑戰的方法不止一種。首先，我們可能否認購買者真的討厭巧克力。遵循對米塞斯的嚴格解釋，我們可以推理，無論他過去與這種特定美食的關係如何，他現在的購買揭示了他要麼改變了他的品味，要麼至少他更喜歡它而不是他為之交換的錢。在這種解釋中，他的行動比他所有相反的抗議都更響亮。

其次，也許在目前的情況下更直接，我們可以重新解釋實際購買的財貨。真正購買的不僅是巧克力，而是巧克力加上「證明米塞斯錯誤」的樂趣。如果只是巧克力的問題，一個真正的巧克力厭惡者可能不會以任何正價格購買它。正是試圖反駁論點（即只有人類行動確立價值排序）的補償性樂趣，才遠遠彌補了巧克力的負效用。如果這個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吃了討厭的巧克力，我們的解釋仍然適用，並且完全符合米塞斯的觀點。

薩繆爾森、薩瓦斯和哈維曼提出的顯示性偏好理論的問題在於，它假設普通大眾的偏好排序完全脫離實際選擇和行動。在科學經濟學中，沒有不體現在行動中的「真實偏好」的空間。薩繆爾森可能主張「每個人發出虛假信號符合自私利益」——即低估那個人對集體財的真實價值的信號——但他無法證明他的解釋具有任何科學有效性。這並不是說他的陳述毫無意義。事實上，在有測量和人際效用比較空間的普通話語中，它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我們要保持對嚴格的經濟學紀律的忠誠，我們就必須從我們的詞彙中放棄這種鬆散的說法。根本沒有任何行動可以證明薩繆爾森主張的真實性。薩繆爾森可能會回答，承認他引用的是不行動，而不是行動；是拒絕購買，而不是實際購買。然而，問題在於（暫時的）不行動與太多其他事情一致。沒有人可以從一個人不買某物（一種「公共財」）的事實邏輯地推理出他真的很喜歡所討論的服務並尋求「免費搭便車」的結論。可能是他根本不想要它。我們可以長篇大論地推測人們不買某物的不同原因（厭惡、無知、搭便車的慾望），但作為科學經濟學家，我們不能從不購買的事實得出結論，認為這個人「真的」重視這種財貨。

如果我們可以合法地以這種方式推理，天空將是極限。一旦我們離開在市場行動中顯示的偏好的堅實基礎，想像就可以自由馳騁。有些人主張公園、道路和國防是公共財，在自由市場中會投資不足。但使用同樣的推理，人們可能認為埃德塞爾汽車、泡菜味冰淇淋和煤油燈目前是惡性投資不足的受害者，因為人們秘密地等待其他所有人先購買，以便他們可以成為搭便車者。所有這些主張都具有相同的邏輯地位。每一個都是可以想像的，並且可以在普通話語中表達。但沒有一個得到顯示性偏好的支持。我們必須將它們全部視為科學上無效的。

可分離性

支持政府提供道路的另一個論證，與外部性論證密切相關，可以稱為可分離性條件。根據這種思路，只有當一種財貨或服務的利益可以被分離並歸屬於特定個人時，它才適當地屬於市場的範疇。否則，它的利益被稱為「擴散的」，那麼所討論的財貨就必須由政府提供。正如這一立場的一位倡導者所說：「如果同意公路改善的利益在一個州的居民中如此擴散，以至於不可能分離出個別受益者，……[那麼]公路應該由公共基金支持。」[^51]

這種推理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真的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宣布自己是受益者，那麼是否真的有任何受益者就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正如我們在關於顯示性偏好的討論中所看到的，實際利益的唯一可靠證據是市場行動——消費者為交付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實際付款。如果沒有付款，那麼假設有大量不願意通過市場行動顯示其利益的受益者只是無聊的猜測。

其次，如果一個人可以自由地以這一理由為政府浪費辯護，那麼一個人就可以自由地以同樣的理由為任何國家行動辯護：「X真的使大眾受益，儘管沒有一個人會通過自願付款來證明這一點；問題是收益是擴散的，因此無法分離出受益者。因此，政府參與提供X是合理的。」如果這個論證適用於政府目前沒有參與供應的任何財貨或服務，我們一刻也不會接受它。然而，作為對現狀的辯護，它的缺陷更難看到。

這個論證還可以從第三個角度受到抨擊。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家對經濟學中的連續性現象感到舒適。例如，收入曲線和成本曲線通常被繪製為平滑連續的，大概描繪經濟行動以一系列無限小的步驟進行。「擴散利益」的學說完全符合這一傳統，因為在這裡，無窮小的利益，小到甚至對假定的受益者不明顯，也被視為「真實的」；事實上，它被視為證明政府參與經濟是合理的。

確實，這樣的宇宙概念在使用數學分析工具，特別是微分學方面非常有幫助。這無疑至少部分解釋了平滑曲線的流行性，以及擴散的、無限小收益的可接受性。然而，正如羅斯巴德所說，「我們絕不能為了適應數學的精妙而讓現實被歪曲。事實上，生產（以及類似地，來自他人或自己行動的利益）是一系列離散的替代方案，因為所有人類行動都是離散的，不能平滑連續，即不能以無限小的步驟從一個……水平移動到另一個水平。[^52] 嚴格來說，要麼收益對假定的受益者是明顯的，要麼它根本不是他的人類行動領域的一部分。如果一個人沒有注意到某物，那麼對他來說，它就不是一個可以影響他選擇的元素。如果它不能進入他的經濟決策，它就是無關緊要的。

對政府活動的隱含辯護是，雖然群體中任何一個人的利益都是無限小的，但一旦他們的利益加起來，就變得可觀了。在某些假設下，這在物理學和其他自然科學中可能有效。但在經濟學中，人類行動是試金石，假設對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利益的現象對一群這樣的個人可能具有重大重要性是荒謬的。如果沒有一個人可以證明從這些「擴散利益」中獲益，就不能聲稱整個群體以某種方式獲益。

一個人的佳餚是另一個人的毒藥

現在讓我們考慮公共財觀點中先前提到的一個缺陷：品味不同，一個人可能視為利益的東西，另一個人可能視為應該避免的東西。薩繆爾森對這一反對意見的回應如下：

即使將公共財與私有財進行比較，無差異曲線也以通常的凸向原點繪製。這個假設可以放寬而不會損害理論。事實上，我們可以通過允許無差異曲線向前彎曲來認識到一個人的馬戲團是另一個人的毒藥的可能情況。這不會影響分析，但會回答批評者的小反對意見。[^53]

雖然確實，在形式主義意義上，無差異曲線可以繪製為凹向原點以代表負效用、垃圾或對所討論的「財貨」的負面感覺，[^54] 但這個答案是不夠的。當我們反思薩繆爾森使用公共財概念來證明政府接管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即這種接管將最大化每個人的福利時，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答案的弱點。對於一個財貨或其假定的外部利益實際上是不利的人來說，補貼它實際上會造成損失。例如，對於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來說，為軍事目的支出越來越多億美元會導致負效用增加。雪上加霜的是，薩繆爾森的論證被用來證明對和平主義者徵稅是合理的，據稱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以支付這些不斷增加的支出的成本。那麼，我們所面臨的是一種迫使一個人為他認為是「毒藥」的財貨的供應付費的情況。

對無差異曲線的輕微重新排列無法消除對如此面對的人所造成的傷害。充其量，薩繆爾森允許無差異曲線向前彎曲的建議提供了一種表示問題的方法——陳述困境的幾何方式——但很難說是解決方案。這就好像，為了回應經濟總是處於不均衡狀態的抱怨，薩繆爾森要提議繪製供需曲線，顯示價格不在它們的交點上。這樣的繪圖將是困難的說明，而不是解決方案。如果打算將這些資金花在對他有害的財貨上，就不能認真地堅持通過強行從他那裡提取稅款來改善一個人的命運。不能通過指出一個人的馬戲團是另一個人的毒藥的情況可以通過向前下降的無差異曲線充分描繪來消除這一反對意見。

群體行動是非理性的嗎？

接下來我們考慮曼瑟·奧爾森提出的公共財論證的一個版本。他的主張是「除非一個群體中的個體數量相當小，或者除非有強制或其他一些特殊手段使個體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行動，理性的、自利的個體不會為實現他們的共同或群體利益而行動。」作為推論，只有「由利他個體或非理性個體組成的群體有時可能為群體利益共同行動……即使在一個群體對共同利益和實現它的方法有一致同意時也是如此。」[^55]

奧爾森將他的分析限制在其公開目的是促進其成員經濟福祉的群體：「本研究關注的組織類型預期會促進其成員的利益。」[^56] 像「遊說組織，或確實是工會或任何其他組織，為某個行業中大量公司或工人的利益工作，不會從該行業中理性的、自利的個體那裡得到任何協助。」[^57] 奧爾森通過援引鄰近效應和公共財來解釋這種情況。他寫道：

一些財貨和服務……的性質是，如果群體中的任何人要得到它們，相關群體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得到它們。這些類型的服務本質上不適合市場機制，只有在每個人都被迫支付他分配的份額時才會生產。顯然，許多政府服務都是這種類型。

顯然不可行，即使可能的話，拒絕向那些不自願支付政府成本份額的人提供軍事服務、警察和法院提供的保護，因此稅收是必要的……一個共同的、集體的或公共的財貨在這裡被定義為任何這樣的財貨，如果群體 x1…xi…xn 中的任何人 Xi 消費它，它就不能在可行的情況下從該群體中的其他人那裡扣留。[^58]

進一步說：

當然，對於一些集體財，物理上可以實行排除。但是……排除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並不是必要的；只需要它是不可行的或不經濟的。[^59]

我們已經在我們的數值例子(第 165 頁)中談到了不可行的可排除性案例。在那裡，我們得出結論，價值中立的經濟學家不能合理地推斷出政府行動，儘管「更便宜」，會明確地增加效用。現在我們必須考慮奧爾森的斷言，即經濟理性和市場行動是不相容的。我們必須問，在集體財的情況下，市場行動是否只有在經濟行為者是利他的或非理性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我們必須問，一大群個體是否可以在提供一種財貨方面合作，一旦創造，其利益在可行的情況下不能限於合作成員。

事實上，現在存在的字面上有數百個符合奧爾森定義的群體。工會、慈善機構、商人協會和公民組織是眾多的。對藝術和音樂協會的貢獻很豐富。當我寫這篇文章時，一個當地的非營利廣播電台正在播出「160 小時不間斷的 J.S.巴赫」並請求資金。如果貢獻者慷慨回應，這種節目可以繼續存在。但每個潛在的貢獻者可能會推理，如果許多其他人捐贈，他自己將不會被排除在利益之外。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疾病研究基金會等。

在最近的一年中，僅聯合慈善基金會就為個人和家庭服務、醫院和健康、社會調整和社區組織等目的籌集了 1,039,000,000 美元。美國紅十字會報告收到的捐款總額為 248,700,000 美元，以及 4,262,000 名參與者參與其獻血計劃。而且，在這個政府承擔越來越多以前屬於私人領域的職能的時代，最近一年的私人慈善基金如下：個人 214 億美元；基金會 20 億美元；企業 12 億美元；慈善遺贈 22 億美元。[^60] 人們可能想打折一些企業捐贈，因為它們受到稅收激勵的推動，這無疑確實起了作用。但來自關心個人的慷慨財務支出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證明許多美國人民的慈善衝動。

根據奧爾森的理論，我們是否應該假設沒有理性的、自利的人參與這些企業？我認為不是。相反，很明顯，奧爾森犯了對一些相當滑溜的詞語如「理性」、「自利」、「利他主義」等進行約定性重新定義的錯誤。具體來說，暗示一個理性的、自利的人可能對他人的福利感興趣，以至於他從他們的福利增加中獲得快樂，這與他的理論是不一致的。但為什麼這個建議應該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呢？奧爾森已經在定義上將這種動機排除在理性的領域之外。

可能看起來奧爾森在使用「自利」一詞時站在更堅實的基礎上。畢竟，狄更斯的斯克魯奇並不以他的慈善本能而聞名。但考慮之後，將「自利」一詞限制於只考慮自己幸福而不考慮其他任何人的人似乎是不正確的。當然，這個詞足夠有彈性，可以包括在自己的效用計算中包括周圍其他人(例如他直系家庭成員)福利的人作為「自利」。斯克魯奇爸爸難道從不擔心小斯克魯奇的情況嗎？

如果我們在這個主張上是錯誤的，並且以某種方式證明了真正的自利僅限於考慮自己的快樂而不考慮其他任何人，那麼奧爾森的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即使如此，奧爾森的立場也遠不如他似乎相信的那麼強大，因為我們剩下的只是這樣的論證，即那些嚴格自利的個體將無法凝聚成可以為共同目的工作的群體。但由於真正只考慮自己幸福而不考慮其他任何人的人不可能超過極少數，這似乎只是合作群體順利運作的一個輕微障礙。

奧爾森假設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忽視了企業家的角色。[^61] 當然，很難為集體行動喚起大量個體。很難說服人們為生產任何財貨做出貢獻，無論他們是否做出貢獻，他們都將獲得其利益。然而，企業家並不面臨這個問題。如果企業家看到獲利的機會，他就會抓住它，向消費者呈現既成事實。當然，在「公共財」的情況下，商人首先必須採取措施確保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費用並留下利潤。奧爾森認為，在公共財的情況下，如果群體中的一個人消費服務，那麼它就不能在可行的情況下從其他人那裡扣留。企業家將努力通過將非付款者的排除成本降低到潛在收入保證投資的程度來應對這一挑戰。排除的可行性或不可行性不是預先確定的，而是市場運作的函數。如果迄今為止政府壟斷的市場突然向企業家的領域開放，奧爾森定義適用的財貨和服務數量將大幅減少。

事實上，可排除性的關鍵可能和它顯而易見一樣便宜。我們已經看到，在國防的情況下，簡單地宣布停止對非貢獻者的保護可能會起作用。消防保護可能會落入同樣的模式。只要讓一所房子燒毀，私人消防部門及其設備在現場但拒絕熄滅火焰——這一切都是因為業主不僅沒有讓公司保持留用，而且還拒絕滿足「特殊的緊急價格」——並讓這一事件被媒體廣泛報導，消防保護可能從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奧爾森公共財的例子。

私人道路的歷史

也許反對將外部性和集體財論點應用於道路供應的最有力論據是與之相反的歷史經驗的純粹重量。現在道路通常被認為是公共財的典型案例，因為私人經營道路的可能性被駁回了。然而，在 19 世紀前半期之前，私人道路、公路、收費公路等在世界商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私人擁有和經營的收費公路是 18 和 19 世紀英國公路網絡的支柱。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確切統計數據很難獲得。然而，由於每個新收費公路的成立都需要特定的議會法案，這些法案的數量提供了「一個相當可靠的，儘管粗略的，正在發生的進展的估計。」[^62] 根據傑克曼的說法，從 1751 年到 1770 年的二十年間，整個英國的此類議會法案數量是前五十年通過的數量的兩倍。在北部中部各郡，這個數字從早期時期的 55 個上升到前期的 189 個。從 18 世紀上半葉到世紀中期後的四十年期間，通過的此類法案數量增加了 388%。[^63] 如果百分比增長數字令人印象深刻，基數也不遑多讓。阿爾克·特里普爵士說，「據計算，在 1785 年到 1810 年之間通過了一千多個收費公路法案，總共有四千多個這種性質的法案。」[^64]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很難避免得出私人收費公路是常態的結論。例如，在肖雷·彼得森的觀點中：

但歷史表明，如果兩個顯著的例子確立了一個規則，那麼當公路在運輸中發揮主要作用時，從嚴格的集體術語來看待它們的觀點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崩潰了。這在 18 和 19 世紀初是真實的，當時工業革命不斷增長的商業轉向公共道路以加速和降低運輸成本。地方政府無法照顧交通；具有准私人性質的收費公路信託被設立，以商業基礎利用特爾福德和麥克亞當的發現。按照慣例，收費站可能看起來令人反感，但這個想法有有效的邏輯，即公路服務，與其他基本政府活動不同，可以通過普通投資標準開發，並由特定受益者而不是一般公眾資助。[^65]

當然，如果計算每一條土路、泥濘小徑、狹窄通道和蜿蜒路線，公共公路的實際里程遠遠超過收費公路。傑克曼引用兩份歷史報告，計算出在 1820 年，「在大約 125,000 英里的道路總長度中，只有略多於 20,000 英里，或粗略地說，整體的六分之一，是收費公路；即使到 1838 年，也只有 22,000 英里的收費公路，而普通公路的數量被計算為不少於 104,770 英里。」[^66]

然而，就收費公路系統實際發揮的重要性而言，這些統計數據是誤導性的，因為公路里程不是一種同質商品。英里不能一對一地等同。相反，一些里程在戰略上放置得更好，質量更高，並支持更重要和更有價值的交通。在這些方面中的每一個方面，(准)私人收費公路都超過了公共公路系統。例如，在戰略位置方面，傑克曼告訴我們「當時[1838 年]最大的工業和商業中心實際上是通過連續的收費公路連接起來的。」[^67] 相比之下，該國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地區由教區公路提供服務。儘管這些服務於該國的「大而重要的部分」，但那裡典型的工業化和商業化率較低。此外，與收費公路相比，教區或公共公路「通常處於糟糕的狀態。」[^68] 至於交通質量，「收費公路在立法機關的處理中一直基於這樣的假設，即它們上面的交通比普通公路上的交通更重要。」[^69]

美國早期的私人築路經驗與英國的經驗完全一致。[^70] 針對個人在道路上的投資必須讓位於社會或公共投資的觀點，伍爾德里奇這樣說：

對於 19 世紀的大多數重要道路來說，完全相反的情況占主導地位。從 1800 年到 1830 年，私人投資湧入美國數千英里的收費公路，儘管資本賺取的收益微不足道，數百家收費公路公司修建了將移民之河運送到舊西北部和新定居州產品運回海濱的道路。在本世紀的前三分之一，建造道路——這是與西部大部分地區進行運輸和通信的唯一手段——仍然是私人資本的職能。偶爾的例外，如著名的從馬里蘭州坎伯蘭向西延伸的國道，是偏離常態的。

所有收費公路公司的祖父，即 1792 年特許的費城和蘭開斯特收費公路公司的歷史，與所有其他公司有很多共同之處。賓夕法尼亞州原則上並不希望將其築路計劃委託給私營企業，事實上在特許其第一家收費公路公司之前曾不成功地訴諸於其他幾種權宜之計。這是公司後來繁榮的大多數州的模式；在 1700 年代後期，各州嘗試過彩票、當地土地所有者的強制道路服務、對地方的資助，甚至向承包商提供大片土地，如果他們願意修建通往內陸的道路。所有這些措施都失敗了，以及徵稅並將其花在州公路上的常規權宜之計也失敗了。各州的融資計劃都無法開始提供人們越來越強烈要求的改善所需的資本量，因為他們越來越多地推向西部。經濟學家可能會告訴各州，如果人們如此迫切需要道路，徵收足夠的稅款來支付它們應該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當時和現在一樣，政治現實並不總是有利於經濟模型，特別是當使用道路的人通常使用它們來離開各州時。考慮到在 19 世紀末之前發展起來的關於公共融資道路的持久共識，私人道路公司應該被特許僅僅是因為各州自己不可能籌集足夠的資本來修建每個人似乎都想要的道路，這有點諷刺。[^71]

儘管 19 世紀初是私人築路建設的全盛時期，但類似的努力在很久以後也可以找到。例如，林肯公路是在 20 世紀修建的。[^72] 儘管不是私人擁有，但其推動力和大部分資金來自私人來源。跨越美國的道路的想法最初是由卡爾·費舍爾在 1912 年向一群汽車和相關商人提出的，正如我們可以想像的那樣，他們對公路里程的建設有直接和緊迫的興趣。有幾十個私人捐款，包括固特異的 300,000 美元和帕卡德的 150,000 美元，儘管這些被給予各州政府用於實際建設。

此外，如果外部性的存在被認為是私人道路建設的障礙，那麼美國歷史上私人鐵路的存在必須被視為相反的證據，因為兩種情況下的外部效應實際上是相同的。然而，外部性的存在從未作為私人鐵路建設的障礙。事實上，截至 1950 年，大約有 224,000 英里的鐵路軌道在運營，[^73] 幾乎全部是私人擁有的；這確實是充分的證明，表明聲稱的外部性的存在並沒有干擾大量鐵路里程的建設。

結論

最後，即使外部性-公共財論證支持政府干預是正確的，它也會有問題，因為它很容易導致濫用。各種州活動可以基於同樣的理由，由那些主張政府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人要求。鮑莫爾在他說時警告了這一點：

「外部效應和政府干預增加的其他理由的存在不必構成小官僚和其他人將其美德和良好生活觀念強加給不情願的公眾的許可證。」[^74]

當然，問題是許多政府運作，據稱是基於公共財理由的合理性，即使在這一觀點的支持者看來，實際上也不涉及外部性。例如，彼得森說：

但政府並不將自己限制在純粹屬於這種類型[集體或公共財]的活動，或者，必然地，甚至大致屬於這種類型的活動。出於各種原因，它可能，而且經常確實，進入私人經濟原則可以並且確實在全部或相當程度上運作的領域。當政府承擔供應水、煤氣、電力、有軌電車或公共汽車服務時，當它從公共領域銷售森林或礦產產品時，或者甚至當它提供郵政服務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75]

彼得森可能很好地將公路的供應包括在這方面。薩瓦斯提出了一個不同但相關的觀點：

公共財應該由一般公眾支付，因為它們的利益不能向個別消費者或小型集體群體收費。然而，從這種合理的安排中，很容易跳躍到不合理的暗示，即由公眾通過向公共稅務員付款而支付的公共財必須由公共機構通過公共僱員向公眾提供。支付方式與集體財的最終交付方式之間沒有邏輯原因。[^76]

在這裡，我們再次發現政府，似乎將其行動基於來自外部性的「科學」論證，不知何故超越了這些界限。我們知道這種趨勢是普遍的。正如彼得森所指出的，現代政府已經承擔了與集體財論證(或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任何其他論證)無關的無數任務。正如薩瓦斯所建議的那樣，即使集體財論證確實適用，隨之而來的國家參與也巨大地超越了它所設定的界限。在多少情況下，政府將其活動限制於僅僅確保財貨被生產？恰恰相反，在運輸部門，就像在許多其他部門一樣，政府已經承擔了由公共機構通過公共僱員直接提供服務的任務。

鑑於這種事態，我們有必要質疑集體財論證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正如其支持者隱含地維持的那樣，政府活動的一個智力上健全的辯護嗎？還是它只不過是對無論論證是否可用都會開始的計劃的辯護——而這些計劃實際上在論證被構想之前很久就開始了？

經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的好意許可，從《自由意志主義研究雜誌》第 7 卷第 1 期(1983 年)：1-34 重印。

[^1]：外部性通常分為外部經濟(正外部性)和外部不經濟(負外部性)。儘管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它們實際上是相同的(即，僅僅是同一枚硬幣的對立面)，但在我們看來，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在概念上是不同的，需要單獨處理。參見 Rothbard(1990 年，第 55-99 頁)。

[^2]： Haveman(1970 年，第 25 頁)，Bish 和 Warren(1972 年，第 97-122 頁)根據可排除性定義公共財：「用經濟術語來說，公共或集體財是’不可包裝的’；也就是說，原則上，沒有人可以被排除在消費它們之外。」

[^3]： Bonavia(1954 年，第 48-49 頁)。還要考慮這個陳述：「運輸幾乎總是涉及相當強的……某種或另一種外部性，因此，未補貼的私人運營必然涉及更高的價格，以便收支平衡，這不利於設施的最有效利用」(私人通信，1977 年 9 月 6 日，從 William Vickrey 到本作者)。

[^4]：參見 Rothbard(1962 年，第 883 頁)。也參見 Block(1975 年)。

[^5]：每當政府在市場上競爭時，它對該領域的私人投資都有令人寒心的影響，因為政府可以用稅收收入來承銷其損失，而市場企業不能。在本文中，我們假設私人道路建設市場的合理性。有關進一步的闡述，請參見 Block(1979 年，第 209-38 頁)。

[^6]： Jackman(1916 年，第 261 頁)。

[^7]：引用於 Wooldridge(1970 年，第 129 頁)。

[^8]： Roth(1967 年，第 20-21 頁)。

[^9]：不幸的是，羅斯在幾頁之後自相矛盾。儘管他不願意接受政府參與生產所有「中間財貨和服務」的暗示，但他表示：「由於道路通過為行人和騎自行車者提供設施以及通往不同類型財產的通道而使非駕駛者受益，因此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向非駕駛者收取使用道路的費用」(第 43 頁)。如果羅斯主張有責任支付通行費的非駕駛者僅限於騎自行車者和行人，羅斯就不會有問題。儘管他們當然是非駕駛者，但同樣確定的是，這兩個群體確實使用道路。然而，這種解釋是行不通的，因為羅斯特別提出這一點是為了證明財產稅作為道路資金來源的合理性。但財產稅是由土地所有者支付的，他們不能與駕駛者、行人或騎自行車者混淆(儘管顯然有重疊)。在將道路收費建立在財產所有權基礎上時，羅斯正在使用他早先似乎拒絕的外部性論證。

[^10]： Peterson(1950 年，第 196 頁)。也參見 Mohring(1965 年)。Mohring 表示「經常用於證明對教育、研究和藝術等領域進行補貼的審美、人道主義和其他’非市場利益’論證似乎幾乎不適用於運輸」(第 231-32 頁)。

[^11]： Baumol(1963 年，第 8 頁)。

[^12]：對於同樣的邏輯錯誤，儘管強調略有不同，請參見 Smerk(1965a 年)，他在那裡表示：「提供運輸產生外部經濟。換句話說，有許多收益和成本不是由所討論的企業以貨幣形式實現的，因為運輸的本質賦予非使用者大量利益。假設公共運輸的運作反映了公眾的一般利益，因此，運輸產出似乎最合理地適應於社會成本和利益之間的平衡點，而不是嚴格和單獨遵守以純貨幣形式表達的市場力量。(第 63 頁)」然而，假設旋轉木馬的運作反映了公眾的一般利益，並且假設，正如事實上的情況，這些機制也充滿了外部利益，是否可以得出旋轉木馬的產出因此似乎最合理地適應於公共企業而不是私營企業？如果是這樣，那麼似乎沒有什麼不能為政府運作而主張。

[^13]：接受支持政府道路壟斷的外部性論證——以及所有其他存在外部性的行業的國有化——儘管是荒謬的，但卻是一致的。然而，對於反對的立場，讀者可能會參考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以及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三本書，《官僚主義》、《自由規劃》和《人類行動》。

[^14]： Roth(1967 年，第 34 頁)。Haveman(1970 年，第 34 頁)寫道：「當下一輛半掛卡車駛上高速公路，效果是延遲你和所有其他高速公路駕駛者的到達時，你和你的同行駕駛者就是溢出成本的對象。特點是……受害的人承擔可識別的’成本’，而沒有得到補償。此外……這個人願意付出一些東西來避免承擔溢出成本。」

[^15]： Walters(1968 年，第 11 頁)。

[^16]：如果政府對公路使用收費，這樣的使用費可能會阻止擁堵並導致駕駛者實際上考慮他們強加給他人的擁堵成本。有關為什麼私人擁有的道路系統甚至比政府定價機制更可取的分析，請參見 Block(1979 年)。

[^17]：例如，Winch(1963 年，第 130 頁)呼籲「旨在從財產所有者那裡收回歸因於給該財產帶來利益的交通的道路成本的稅收。」

[^18]：他可能無法或甚至不願意購買所有可能從他的建設中受益的土地，但這不會影響私人道路的生存能力，就像直升機的出現一樣，能夠看過即使是最高的圍欄，也不會贏得戶外電影的私人市場的可能性。

[^19]： Cooper(1971 年，第 23 頁)。

[^20]： Brownlee 和 Heller(1956 年，第 236 頁)。

[^21]： Ross，同上，第 257 頁。

[^22]：對大多數男性來說，也就是說。在競爭女性、同性戀者、也許和嚴格的、原教旨主義神職人員的眼中，據推測，她絕對不是。(我們在第 177 頁處理一個人的佳餚是另一個人的毒藥的問題。)

[^23]：甚至這樣的外部性也可以被時刻警惕和警覺的市場內部化。有關麥斯威爾李子餐廳的管理如何做到這一點的說明，請參見紐約雜誌。1978 年 3 月，以及涉及薩迪餐廳的類似說明，請參見聯合雜誌，1982 年 11 月。

[^24]： Smerk(1965a 年，第 230 頁)寫道：「由於一般公眾從所有類型的運輸供應增加中受益，來自一般公眾的稅收收入可以公正地用於彌補損失。」

[^25]：或者做任何其他事情，無論什麼，可以在理論上被解釋為對搭便車者有益。記住，尚未證明搭便車者必須承認自己是受益者。Smerk 和其他作家願意僅僅假設一般公眾從運輸供應增加中受益。

[^26]： Rothbard(1962 年，第 888-89 頁)。

[^27]： Haritos(1974 年，第 54 頁)。

[^28]： Samuelson(1955 年，第 350 頁)。

[^29]：同上。

[^30]：關於這一點，請參見 Enke(1955 年，第 131-33 頁)、Margolis(1955 年，第 247-49 頁)和 Tiebout(1956 年，第 417 頁)。

[^31]： Rothbard(1962 年，第 884 頁)。

[^32]：同上，第 885 頁。

[^33]：這並不意味著對國防服務自由市場的詳盡簡介。這樣的處理將使我們遠遠超出本文的範圍，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Rothbard(1978 年，第 11、13 章；1970 年，第 1 章)，以及 Wooldridge(1970 年，第 6 章)。

[^34]： Bish 和 Warren(1972 年，第 100 頁)。

[^35]：有關道路使用者可排除性的例子，請參見 Haritos(1974 年，第 55-56 頁)。

[^36]： Tiebout(1956 年，第 417 頁)。

[^37]： Samuelson(1954 年，第 388-89 頁)。

[^38]： Savas(1974 年，第 483 頁)。

[^39]： Haveman(1970 年，第 42-43 頁)。

[^40]： Samuelson(1955 年，第 351 頁)。

[^41]：同上，第 352 頁。

[^42]： Rothbard(1962 年，第 15-16 頁)。也參見 Krutilla(1963 年，第 227 頁)和 Renshaw(1962 年，第 374 頁)。Winch(1963 年，第 38 頁)寫道「除非我們對效用的人際比較做出一些假設，否則經濟學在政策問題如公路規劃方面無法提供幫助。」

[^43]： Mohring(1965 年，第 231 頁)。

[^44]： Mohring 和 Harwitz(1962 年，第 7 頁)。

[^45]： Smerk(1965a 年，第 236 頁)。

[^46]：同上，第 241 頁。

[^47]：參見 Leoni 和 Frola(1977 年，第 101-10 頁)、Mises(1966 年，第 107-15、350-52 頁)和 Rothbard(1962 年，第 277-80 頁)。

[^48]： Mises(1966 年，第 107、110 頁)。

[^49]：同上，第 94-95 頁。

[^50]： Rothbard(1962 年，第 890 頁)問「批評者通過什麼神秘的過程知道[外部利益的]接受者本來想購買’利益’。我們知道偏好量表內容的唯一方法是在具體選擇中看到它們被揭示。由於具體選擇不是購買利益，外人斷言 B 的偏好量表’真的’不同於他的行動所揭示的，是沒有正當理由的。」

[^51]： Netzer(1952 年，第 109 頁)。

[^52]： Rothbard(1962 年，第 643 頁)。

[^53]： Samuelson(1955 年，第 350-51 頁)。Tiebout 試圖重新表述也不行：「對薩繆爾森的一個明確的替代可能只是公共財是應該生產的財，但沒有可行的方法向消費者收費」(第 417 頁)。我們可以問 Tiebout(和薩繆爾森也是)我們如何能知道消費者真的重視一種他們沒有辦法登記需求的財貨。如果沒有可行的方法向消費者收費，那麼他永遠無法表達他的願望。

[^54]：現在不是闡述無差異曲線分析的一般困難的時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過通常的買賣市場程序不可能揭示無差異。因此，基於偏好排序只在人類行動中可見的觀點的經濟學必須完全拒絕無差異曲線分析。有關這一點的完整闡述，以及對無差異作為經濟類別的一般否定，請參見 Rothbard(1962 年，第 265-67 頁)和 Block(1980 年，第 422-37 頁)。

[^55]： Olson(1965 年，第 2 頁)。

[^56]：同上，第 6 頁。

[^57]：同上，第 11 頁。

[^58]：同上，第 94 頁。

[^59]：同上，第 14 頁。

[^6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6 年)。

[^61]：有關企業家重要性的出色闡釋，請參見 Kirzner(1973 年)。

[^62]： Jackman(1916 年，第 233 頁)。

[^63]：同上，第 233-34 頁。

[^64]： Tripp(1950 年，第 43 頁)。根據 Sidney 和 Beatrice Webb(1922 年，第 155-59 頁)，收費道路或收費公路早在 1662 年和 1670 年就已經在運營，但直到 1691 年才達到適度的頻率。然而，記錄上最早的歷史例子似乎要早得多：「權力似乎在 1267 年被授予在格洛斯特郡莊園徵收通行費」(同上，第 157 頁)。

[^65]： Peterson(1950 年，第 192-93 頁)。

[^66]： Jackman(1916 年，第 234 頁)。他引用的兩份報告是「1821 年下議院委員會關於收費公路、道路和公路法案的報告」和「1840 年皇家委員會關於道路狀況的報告」。Webb 和 Webb(1922 年，第 152 頁)粗略支持這些估計，指出在 1835 年，收費公路信託管理了 23，000 英里的道路。他們補充說，同一年，1，100 家收費公路公司集體徵收了超過 150 萬英鎊的年收入，並有 700 萬英鎊的債務。

[^67]： Jackman(1916 年，第 234 頁)。

[^68]： Brit. Mus.， T. 1157 (4)， “Highways Improved，” p. 2，引用於同上。

[^69]： Scholefield 和 Cockburn(1932 年，第 467 頁)，引用於 Tripp(1950 年，第 43 頁)。

[^70]：也參見 Bonavia(1954 年，第 53 頁)，關於意大利私人道路或 autostrade 的經驗。

[^71]： Wooldridge(1970 年，第 129-30 頁)。

[^72]：參見 Lincoln Highway Association(1935 年)。

[^73]： 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6 年，第 604 頁)。

[^74]： Baumol(1963 年，第 14 頁)。

[^75]： Peterson(1950 年，第 192 頁)。

[^76]： Savas(1974 年，第 483 頁)。

【自由的基石】9 金本位制

Thu, 16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9 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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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1-economics/part-1-09-the-gold-standard/

9 金本位制：從自由企業角度批判傅利曼、蒙代爾、海耶克和格林斯潘

這是一篇以自由企業制度作為出發點的文章。然後，它試圖評估四位傑出學者對貨幣理論的貢獻，特別是對金本位制的評估。我認為市場、競爭、經濟自由的一般論證是理所當然的。¹ 標題中提到的四位人士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他們被廣泛認為是這種有限政府、自由市場政治哲學的典範——同時也是金本位制的反對者。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檢驗這個命題。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嘗試，看看他們對貨幣理論的貢獻與他們所表達的自由企業原則有多大的一致性。

哪種貨幣制度與自由企業哲學一致？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明確這個政治經濟理論的含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意味著經濟自由和私有財產權。只要這些得到尊重，一個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沒有經濟法規，政府僅限於通過法院、軍隊和警察保護人員和財產。人們在這些法律約束內「自由選擇」（Friedman and Friedman 1980）。

我的論點是，金本位制是唯一與這種願景相容的金融安排（Mises 1966，第 471-78 頁）。這是因為金本位制的全部含義就是那些由自由選擇的個人達成的貨幣安排。然而，這是一個歷史事實，每當社會在這方面「自由選擇」時（Menger 1950，第 257-85 頁），他們總是演變為黃金。²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經濟學領域內產生了一個實際的誤稱：雖然「金本位制」似乎暗示黃色金屬與貨幣安排有關，但這並不完全正確。事實上，「金本位制」這個短語現在表示從市場力量的自由相互作用中作為貨幣出現的任何商品。例如，如果白銀、鉑金或其他一些商品因自由市場力量而成為貨幣，沒有一個「金本位制」的倡導者會失望；這是事實，因為，從字面上講，這就是這個短語在我們語言中的功能方式：它指的是自由市場貨幣，無論其化學性質如何。

這使我們的探索同時變得更加困難和更加容易。現在，聲明所有反對金本位制（如上所定義）的人都不可能倡導自由企業變得簡單，至少在這一個領域是如此。這源於定義本身。如果金本位制的全部含義就是市場貨幣，而一個人反對金本位制，那麼他就不能在沒有矛盾痛苦的情況下斷言他支持市場的自由運作。但它也更加困難，即使僅僅出於心理原因；這個論點的反對者會感到被不當行為所傷害；他們會指控定義上的把戲。

但這種矛盾是無法迴避的。金本位制的倡導者用這個術語的意思無非就是「自由市場貨幣」。這一點的證據在於，他對任何其他金屬（或商品）的熱烈擁抱，這些金屬或商品在沒有任何政府強制的情況下被用作貨幣媒介。然而，為了公平對待批評者，我們現在轉向仔細考慮他們對我們論點的幾個反對意見。我們不採納那些來自馬克思主義者、凱恩斯主義者或其他自稱經濟自由的敵人的反對意見。相反，我們審視與這同一觀點相關的學者所撰寫的批評。不僅上述四位學者與之相關：他們被所有人視為領導倡導者，作為經濟自由的最重要發言人。因此，更令人失望的是，這四位都拒絕了市場在這方面的選擇，而支持一系列特殊的干預主義貨幣計劃。

米爾頓·傅利曼

傅利曼（1960，第 4 頁）以一個高調開始，充分證明了他在這個領域的領導地位。他指出：

（古典）自由主義者懷疑賦予政府任何可以通過市場執行的職能，既因為這在相關領域用強制取代了自願合作，又因為通過賦予政府更大的作用，它威脅了其他領域的自由。對貨幣和銀行安排的控制是一項特別危險的權力，不能託付給政府，因為它對整個經濟活動的影響深遠——正如從古代到現在以及全球各地的眾多事件悲慘地證明的那樣。[強調已添加]

在發出這一對貨幣自由的響亮認可之後，人們幾乎可以推斷他支持金本位制。畢竟，他讚揚市場和自由競爭的美德，而且正如我們所知，正是通過這一過程，黃金「擊敗」了所有其他競爭對手。他直截了當地區分了自願合作和強制，³ 這也暗示了金本位制，這是唯一通過市場自願合作產生的貨幣制度。⁴ 傅利曼不滿足於僅僅對金本位制的美德進行理論說明，似乎還通過實證歷史註釋來支持他的論點，證明了政府（例如，非金本位制）控制的悲慘歷史。在如此簡短的陳述中，還能為黃金說些什麼呢？什麼都沒有。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感到悲哀地失望。因為在如此有希望的開始之後，我們對這只是對市場貨幣的號召前奏的合理期望被粉碎了。傅利曼（1962，第 40 頁）說：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商品本位制（讀作金本位制）的根本缺陷是，它需要使用真實資源來增加貨幣存量。人們必須努力工作才能在南非挖掘黃金——以便將其重新埋葬在諾克斯堡或類似的地方。使用真實資源來運作商品本位制的必要性為人們尋找在不使用這些資源的情況下實現相同結果的方法建立了強烈的激勵。如果人們願意接受上面印有「我承諾支付 ___ 商品本位制單位」的紙片作為貨幣，這些紙片可以執行與黃金或白銀實物片相同的功能，並且生產它們所需的資源要少得多。[強調已添加]

至少可以說，這非常令人失望。這裡在上述兩個引文中呈現的論證相當於以下三段論：

對自由的響亮認可

意識到這種自由將花費真實資源

結論是我們畢竟不應該沉溺於這種自由，因為它是有代價的；相反，有一個支持強制的選項，實際上，我們被告知要忘記所有關於「用自願合作代替強制」的事情。

讓我們暫時假設，正如傅利曼所說，自由需要真實資源，至少在貨幣領域是如此。這仍然沒有邏輯地暗示任何類似於（3）他論證的結論。因為這些命題有非常不同的替代解決方案，這些方案至少與他自己的方案一樣有意義。例如，「即使天塌下來也要正義」怎麼樣？「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財富和我們神聖的榮譽」變成了什麼？還有「國防花費數百萬，不為貢獻花一分錢」去哪兒了？這些作為傅利曼前提的結論同樣有效。他沒有採納其中任何一個與他作為實證經濟學家的技能無關，但就他對前提（1）和（2）重要性的排名而言，這說明了很多。

我們也不需要僅僅訴諸自由的哲學概念。即使沒有這些論證，也不能因為金本位制有代價，就認為它不值得，因此應該避免。汽車、房屋和帆船都需要「真實資源」。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永遠不應該購買它們？完全不是。解決這類問題的通常方法是考慮它們的成本以及收益。

那麼，黃金作為貨幣的價值是什麼？為什麼人們在「自由選擇」時選擇它？⁵ 為什麼這是他們的選擇，即使它「需要真實資源」，而且有所有這些潛在可用的廉價替代品？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實際上就是回答它。他們選擇黃金，他們一直選擇黃金，因為即使它更昂貴，⁶ 獲得的收益也遠遠超過了支出。黃金相對於其他商品本位制提供的優勢（可鍛性、可攜性、單位重量和體積的高價值等）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它在與法定紙幣比較時的優越性。在這裡，記錄是清楚的。縱觀歷史，即使在現代，數百萬人已經成為政府法定貨幣通貨膨脹的受害者，⁷ 正如傅利曼本人在上面所述。

重點是，黃金就像一份保險單。正如鎖、柵欄和門被用來防止盜竊損失——即使它們僅以真實資源為代價，黃金的昂貴使用也獲得了一些可取的東西，即保護免受國家主義貨幣掠奪。⁸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假設（2）的真實性。現在是時候質疑這個假設了。與傅利曼的斷言完全相反，金本位制即使在財務方面也不會是借方，這根本不是真的。在南非和其他地方挖掘黃金，並將其埋葬在諾克斯堡或類似地方，無論黃金是否是貨幣媒介，都會發生。⁹ 這種金屬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無論它是否被用作貨幣，都會被追求。¹⁰

現在讓我們談談傅利曼分析中的其他幾個問題。首先，從誰的角度來選擇貨幣媒介？傅利曼大概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的。這裡明顯的反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只有個人選擇，而不是整個社會，每當個人可以自由選擇時，他們從所有市場可能性中選擇了黃金。當然，法定貨幣已經被強加給社會，但從未被自由選擇。

傅利曼言論的唯一邏輯上連貫的解釋是，選擇貨幣制度不是從經濟角度來實現的，而是從政治角度來實現的。如果這是正確的含義，那麼他的陳述的真實性就不能被否認。我們確實通過政治制度選擇了紙幣；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民主選舉的代表選擇取消黃金的市場選擇，並強加法定貨幣來代替它。但這與自由有什麼關係？僅僅因為大多數人選舉了選擇某條道路的代表，並不意味著這條道路增強了自由。事實上，人們可能會走得更遠，捍衛完全相反的論點：如果民主選舉的政府做出了給定的決定——無論什麼類型或種類——它可能對自由適得其反。

其次，傅利曼斷言「人們有強烈的激勵」來尋找黃金貨幣的替代品，因為它需要真實資源。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說法前半部分的謬誤，但前者也是有問題的。它暗示人民大眾通過市場更喜歡美鈔而不是黃金。然而，實際上，這樣的決定從未以這種方式做出；相反，這是從上面強加的，是政治性的。

第三，他談到「人們接受上面印有’我承諾支付 ___ 商品本位制單位’的紙片作為貨幣」。但這完全是不真誠的。當然，在法定貨幣法要求這樣做之後，以及在黃金實際上已被禁止作為貨幣之後，他們將接受國家主義的交換媒介。但這與傅利曼在第一個（1960 年）引文中所討論的問題完全不同。在那裡，他談論的是用強制取代自願合作，大概允許關於貨幣物質的決定從市場中產生；在這裡，他談論的是在一個強制這種行為並禁止替代方案的政治制度下「接受」紙幣作為支付。

更糟糕的是，這個陳述與金本位制完全相容！因為沒有人以這樣的方式定義這種制度安排，以排除人們在錢包裡攜帶這種金屬特定數量的倉庫收據。例如，在一個完整而強健的 100% 金本位制下，人們仍然可以用支票、塑料信用卡或可折疊的貨幣或任何其他方便的替代品進行商業活動。重點是，所有這些交易都將以黃金為單位；即使其實際使用主要是隱含的，這種金屬也將是所有商業互動的基礎。根據這種解釋，傅利曼不可理解地通過讚揚金本位制的一個特定方面來攻擊金本位制。¹¹ 因此，如果他腦子裡想的只是節約資源，我們的經濟自由就不需要被掠奪來完成這項任務。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啟動金本位制，並滿足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各種貨幣替代品無疑將被用作它的屬性，從而避免了挖掘過多黃金的需要。

除了作為金本位制的反對者而獲得的名聲之外，傅利曼還對不同貨幣之間的靈活匯率採取了高姿態支持。

相比之下，一個完整的全球金本位制意味著固定匯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貨幣的名稱僅僅表示其中體現的貴金屬的不同克數。例如，英鎊可能是 4 克黃金，美元是 2 克，日元是 1 克。如果是這樣，它們之間有一個明確的、完全「固定」的匯率：4:2:1 的比率。也就是說，英鎊的價值是美元的兩倍，而美元又值 2 日元；當然，4 日元兌換 1 英鎊。

有時有人反對說，這類似於價格控制，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以另一種商品或貨幣「固定」。但沒有什麼比這更遠離真相了。價格控制中的「固定性」原因是由於立法法令。如果白銀必須以 16 比 1 的比率與黃金交換，這是因為不明智和侵入性的法律，而不是任何自然要求。但固定的黃金匯率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而產生的。這是因為各國貨幣只是不同數量黃金的名稱；這裡的固定性是由這一事實產生的，而不是人為法律。這就像鎳幣、角幣和四分之一美元以固定利率相互交易一樣自然，就像英尺、碼和英里都以固定比例不可避免地聯繫在一起一樣。前者顯然是對市場自由的侵犯；後者則不然。

因此，靈活匯率的一個問題是，它們不能與需要固定性而不是靈活性的全球金本位制相容。另一個問題是它們降低了對抗通貨膨脹的障礙。當然，黃金是卓越的通貨膨脹戰士。由於幾乎不可能偽造這種金屬，至少在現代是如此，在這種標準下的貨幣存量是固定的，除了新的礦山生產。這一點是真實的，除了這個考慮。即使在沒有純粹金本位制的情況下，固定匯率也提供了一些對抗通貨膨脹的保險，而靈活制度則沒有提供。在固定性下，如果一個國家通貨膨脹，它就會成為國際收支危機的受害者。如果並且當它耗盡外匯儲備時，它必須貶值，這是一個相對困難的過程，充滿了對所涉及的政治領導人的危險。相比之下，在靈活性下，通貨膨脹不會帶來國際收支危機，也不需要政治上令人尷尬的貶值。相反，有一個相對無痛的本國（或通貨膨脹）貨幣相對於其外國對應貨幣的貶值。¹²

羅伯特·蒙代爾

羅伯特·蒙代爾如何融入金本位制的圖景？嚴格來說，他根本不適合。他並不特別以他對這個主題的觀點而聞名，並且在這方面花費很少的智力資本。這並不是說他完全迴避它；相反，他在這方面的觀點是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的典型：他拒絕黃金的貨幣化，滿足於試圖為一個早已被從市場手中奪走並交給政治制度的溫柔憐憫的制度帶來更大的問責制。在他的特定情況下，他主張「黃金價格規則」，這在效果和意圖上類似於傅利曼對聯準會的 3% 「規則」。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試圖避免政府通貨膨脹的自然傾向的嘗試，而不是建立一個如純金本位制下那樣存在的貨幣與國家的分離。如果僅此而已，他就不會被納入本研究。

他值得這種可疑榮譽的原因——除了像其他三位一樣，他以代表經濟自由的一般立場而聞名——是他在最優貨幣區理論（Mundell 1961）方面的工作。¹³ 也就是說，什麼地理區域適合每種類型的貨幣的問題。

在他看來，「最優貨幣區」不是整個世界。相反，它包含的領土遠遠少於此。一開始，這就使他與金本位制觀點發生衝突，當然，金本位制觀點認為黃金的最優貨幣區是整個地球。因此，對於蒙代爾來說，世界不僅不應該使用金本位制，它也不應該在任何一種貨幣的基礎上運作，無論它是什麼，無論它是否是黃金。我們需要，在他的分析中，許多貨幣。但不是競爭性的貨幣，即海耶克的觀點。相反，每一種都應該在自己的地區內至高無上。

他如何得出這個結論？他從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初始假設開始。然後，他假設需求發生轉移，比如從國家 B 到國家 A（Mundell 1961，第 658 頁）。在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這會導致 B 的失業和 A 的通貨膨脹。¹⁴ 結果，資金將從 B 流向 A；B 將處於國際收支赤字，A 處於盈餘。

為了糾正 B 的失業，應該增加其貨幣供應。¹⁵ 但這會加劇 A 的通貨膨脹。因此，在那裡需要較慢或零貨幣增長。或者，最好的是，B 的貨幣價值下降，A 的貨幣價值上升。

對於頑固不化的凱恩斯主義者來說，這沒有問題。憑藉他們對宏觀經濟學、貨幣操縱、微調、靈活匯率運作的敏銳洞察，一切都解決了。

現在假設世界只包括美國和加拿大（Mundell 1961，第 659 頁）。同樣，蒙代爾假設了一個充分就業的初始情況，以及這次兩國不同地區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和以前一樣，他然後假設需求發生轉移。這不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而是從兩國西部生產的商品到東部生產的商品。

分析沿著熟悉的管道流動：由於這種需求轉移，西部將出現失業，東部將出現通貨膨脹。銀行準備金將從西部流向東部。西部將處於（內部）國際收支赤字，東部處於盈餘。為了糾正西部的失業，需要增加貨幣供應。但這只會加劇東部的通貨膨脹。與先前的情況不同，蒙代爾沒有解決方案。除非，也就是說，如果貨幣是為經濟上重要的地區量身定制的，而不是國家，國家不一定總是如此。也就是說，如果東部和西部區域各自擁有自己單獨的貨幣，就有一個解決方案。然後，失業和通貨膨脹的雙重禍害可以像以前一樣，通過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靈活匯率來解決。

在呈現了這個模型之後，讓我們現在考慮它的一些缺點。首先，地區如何定義？蒙代爾根據內部有要素流動性而外部沒有的地方來定義這一點。但如此定義的地區不斷變化。¹⁶

也就是說，相對價格、新發現、創新、互補品和替代品的供需在現實世界中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如果每個地區都要有單獨的貨幣，而地區不斷變化，那麼這意味著貨幣也應該不斷改變。然而，這似乎更像是一個混亂的配方，而不是對新貨幣政策的嚴肅建議。

此外，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是要素不流動性的主要或唯一來源。國家，憑藉其法規、所需規格、「本地購買」要求、許可安排——更不用說對貿易的明確干預——是生產要素不如其本來那樣流動的主要原因。在過去的時代，運輸成本本來是主要的解釋，但考慮到這裡取得的所有技術進步，這在我們現代「縮小的世界」中遠不那麼重要了。如果是這樣，那麼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下，幾乎不會有要素不流動性。鑑於這些假設甚至是近似真實的，蒙代爾地區就變成了整個地球——正如在金本位制下一樣。（這裡要素不流動性被定義為本質上政府對貿易的禁止。）

然而，要素流動性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意義。位於與前一個光譜相反的一端，這裡它由成本（主要是運輸成本）使要素在地理上不流動的事實組成。基於這個假設，每個個人都必須被定義為一個單獨的地區。這是因為根據定義，他是內部有流動性而外部沒有流動性的地區。這第二個模型的含義是什麼？如果應該有與地區一樣多的不同類型的貨幣，而如果每個人都是一個地區，那麼就必須有與人一樣多的貨幣——每個人都有一種單獨類型的貨幣。當然，這個問題是，這將是我們所知的貨幣的終結。一個擁有 60 億不同貨幣的世界實際上是一個根本沒有貨幣的世界。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將退回到易貨的情況。

蒙代爾本人看到了這個問題。¹⁷ 但他沒有對任何一種情況（尤其是前者）感到恐懼，而是提出了新古典學派所有聲譽良好的經濟學家都會提出的建議——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主要目標是經濟穩定，那麼貨幣的數量應該更大；如果是使用貨幣作為交換媒介，那麼不同數量的貨幣越少越好。那麼，世界的最優貨幣數量是多少？蒙代爾沒有給我們一個對這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的具體答案。從字裡行間閱讀，人們感覺對於蒙代爾來說，這個數字應該在幾十到幾百之間的某個地方，但由於他從未指定，這充其量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猜測。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接受了穩定論證；貨幣和財政政策可以引導我們走向應許之地的古怪凱恩斯主義概念。然而，實際上，凱恩斯主義在腦袋以上已經死了的指控很難抵抗。它被通貨膨脹衰退的幽靈殺死了。因為在這種世界觀中，通貨膨脹的解毒劑是減少支出，無論是通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另一方面，失業的治療方法是增加一般支出。如果系統中同時存在失業和通貨膨脹會發生什麼？踩油門將解決後一個問題，但會加劇前者；踩剎車將產生相反的效果。這件事的奇怪之處不在於凱恩斯主義在這一特定的淺灘上擱淺了，而在於儘管有前述情況，它仍然繼續享有一種幽靈般的存在。盡心盡力，貨幣和財政政策都不能勝任這項工作。官僚對市場的干預不是反週期的，而是順週期的。¹⁸ 我們也不能依賴世界上最好的意願，正如公共選擇學派（Buchanan 1975b；Buchanan and Tullock 1971）如此英勇地教導我們的那樣。因為不僅私營企業家，公務員也可以預期會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進行「尋租」。¹⁹

蒙代爾模型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對可能的荒謬反駁是開放的。目前，沒有人擔心紐約州和紐澤西州之間的「國際收支」問題。加州和緬因州之間，或奧勒岡州和佛羅里達州之間也沒有。但隨著蒙代爾觀點的到來，這將不再是真的。現在，我們可以將這種擔憂添加到困擾人類的所有其他擔憂之中。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

海耶克（1976）反對金本位制。這確實令人困惑，因為他對這個系統有幾件好話要說：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繁榮的現代工業系統的興起和金本位制的統治期間，在大約兩百年的時間裡……價格在最後大約在它們開始時的位置。[強調已添加]（1976，第 9 頁）

除了金本位制的 200 年期間外，歷史上幾乎所有政府都使用其獨家發行貨幣的權力來欺詐和掠奪人民。（1976，第 16 頁）

為什麼拒絕？似乎這是出於絕望的建議。並不是說他特別反對這樣的制度，更多的是基於一種恐懼，即由於政治現實，它將不被允許發揮作用：

我不相信我們現在可以通過構建一些新的國際貨幣秩序來補救這種狀況，……或者甚至通過國際協議來採用特定的機制或政策制度，例如古典金本位制。我相當確信，現在任何通過國際協議重新建立金本位制的嘗試都會在短時間內崩潰，並且只會使國際金本位制的理想信譽掃地更長時間。（1976，第 15 頁）

不幸的是，海耶克沒有意識到，金本位制的政治不可能性——部分是由於對通貨膨脹政策的尋租慾望——往往會因為同樣的原因適用於任何其他針對這一目的的計劃。也就是說，如果政治上強大的人渴望通貨膨脹，並且能夠在這個基礎上壓制金本位制，那麼他們很可能能夠避免任何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制度，例如海耶克現在提出的制度。

另一個問題是，海耶克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像他這樣本來會倡導黃金的人（但由於其預期的政治不可能性）在這個基礎上不這樣做，那麼他們自己就會使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降低。

海耶克（1976）出於這些原因拒絕黃金，這些原因也許最好被描述為心理上的。也就是說，他暗示「使國際金本位制的理想信譽掃地」有問題，而且它只會因為缺乏廣泛的欣賞而崩潰。

但在他 1990 年的著作中，他以更尖銳和有力的理由拒絕黃金：政府不能被信任來運行這個制度，而且它首先不值得被運行。他指出（1990，第 110 頁）：

因此，大多數人現在相信，只有回到金屬（或其他商品）本位制才能得到解脫。但金屬貨幣不僅也暴露在政府欺詐的風險中；即使在其最佳狀態下，它也永遠不會像由一個其整個業務建立在成功提供公眾偏好的貨幣的機構發行的貨幣那樣好。儘管黃金是一個錨——而且任何錨都比留給政府自由裁量的貨幣要好——它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錨。如果大多數國家試圖運行自己的金本位制，它肯定無法承受壓力。根本沒有足夠的黃金。

這個分析有幾個問題。首先，雖然「金屬貨幣（也）暴露在政府欺詐的風險中」無疑是真實的，²⁰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金屬貨幣遠不如其他任何東西——特別是海耶克自己建議的法定貨幣市場籃子——面臨貶值的危險。貶值可能在幾個世紀前對國王有效，但考慮到現代冶金科學，就這種騙局而言，財政部可能會被束縛住。

其次，海耶克錯誤地暗示黃金不是「由一個其整個業務建立在成功提供公眾偏好的貨幣的機構發行的」。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大概認為金本位制必須由政府管理。然而，沒有什麼比這更遠離真相了。雖然當然不能否認，歷史上國家確實已經實現了對所謂金本位制的控制，但這絕不是必要的。也就是說，整個行業——從採礦到鑄造，從銀行到倉儲，從認證到提供品牌名稱——完全有可能並且合理地私人運營。這正是他的「競爭貨幣」制度的公共政策替代方案。

第三，關於可用於作為貨幣的黃金盎司數量，沒有最低要求。因此，如果不僅大多數國家，而且整個世界，再加上火星和金星以供充分衡量，決定擁抱金本位制，就沒有「無法承受」的「壓力」。所有會發生的事情是，每盎司黃金的價值都會上升，直到在平衡狀態下，整個社區的貨幣需求可以得到滿足。

海耶克提議²¹取消法定貨幣法（1976，第 17-19 頁），而不是金本位制，加上現有國家主義貨幣之間的競爭，以及一種稱為「達克特」的新貨幣（1990，第 46 頁）。

任何支持貨幣領域自由的人都不能不同意海耶克結束法定貨幣法的呼籲。這些是對我們契約權利的侮辱。如果我從你那裡購買一頭牛，並承諾支付你兩盎司黃金，根據這項法令，我可以違反我們的協議，並強迫你接受一些王國的法定硬幣，這些硬幣是所有公共和私人債務的法定貨幣。根據嚴格的法定貨幣法，你沒有權利堅持我履行我們的合同並用黃金償還你。²²

但這一步驟只是貨幣自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而且，碰巧的是，實現它對最終目標的幫助很小。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這項公共政策建議未能納入米塞斯（1912）回歸定理的見解。²³ 在這種觀點中，貨幣最初必須是一種商品，由於其進行交易業務的能力以外的原因而受到高度重視。它最初被接受為貨幣以換取商品或服務，僅僅是因為有充分理由的期望，即當接受者希望轉身購買他剛收到的商品的其他物品時，他將能夠做到這一點。沒有這種保證，沒有人會首先接受該物品作為支付來放棄所討論的商品或服務。是什麼解釋了這種信任或可接受性模式？這一事實是，（即將成為貨幣的）商品是基於其作為消費品的自身優點而被廣泛使用的。²⁴

羅斯巴德（1981-1982，第 9 頁）指出：

海耶克的計劃忽略了米塞斯回歸定理最基本的部分：沒有任何東西會憑空成為貨幣；它只能作為有用的市場生產商品的重量單位而作為貨幣出現；幾乎總是黃金或白銀。一旦公眾習慣於將美元或英鎊作為黃金重量的單位，那麼政府就可以將習慣的名稱與其在市場生產商品中的基礎分離，並抓住作為法定貨幣供應它的壟斷權——結果我們在 20 世紀太熟悉了。

貨幣的關鍵要素（「貨幣性」）是這種信任或可接受性模式。沒有它，什麼都不能成為貨幣，無論它有多麼吸引人，無論印有多少王子或總統的人物。有了它，實際上任何東西²⁵都可以成為貨幣，無論多麼謙虛和不起眼。一旦建立了這種信念或信用，就很難打破它。²⁶

法定貨幣法和其他國家主義法律無疑在過去對於打破商品黃金與它曾經擁有的「貨幣性」之間的聯繫起了重要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現在廢除這項法律將成功地使時光倒流。相反，一旦法定貨幣的可接受性以這種方式獲得，法定貨幣法就不再需要維持它了。在這方面，除非有特殊情況，例如惡性通貨膨脹，否則貨幣有其自身的生命。

我們今天都接受美國貨幣的原因不是由於法定貨幣法。這是因為它目前的「貨幣性」：我們都堅信，如果我們接受它，當我們花錢的時候，其他人也會接受。如果法定貨幣法明天被廢除，美國貨幣可能仍然會作為貨幣流通。

現在讓我們考慮海耶克提議的第二個方面，法定貨幣之間的競爭，包括「達克特」，一個其他法定貨幣的籃子。當然，競爭沒有錯。如果有的話，這種寶貴活動太少了，更多可以優於更少。但需要的是市場競爭，而不是法定貨幣之間的競爭。因為經濟自由包括私人個體相互競爭；它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或國家主義制度（如法定貨幣）無關。

羅斯巴德（1981-1982，第 9 頁）指出：

[這是]海耶克計劃的主要缺陷：不僅沒有人會注意這些貨幣，而且該計劃將真正重要的當前貨幣，美元、英鎊等，留在壟斷政府手中。海耶克的「非國有化」貨幣可能允許自由生產諸如「海耶克」和「羅斯巴德」（「達克特」）之類的瑣碎紙票，但它將災難性地將真正的貨幣：美元、英鎊等安全地國有化並壟斷在政府手中。因此，通貨膨脹將不受阻礙地繼續進行。

不能否認，天主教的輔助性、分權主義或聯邦主義概念有其作用；但僅限於政治機構內部。也就是說，對於任何給定水平的政府干預，最好在地方層面而不是中央層面進行。這是因為如果一個城市或州變得濫用，人們總是可以「用腳投票」，但如果在那個層面受到傷害，就會發現搬到另一個國家要困難得多。

例如，如果政府創建第二個完全擁有的郵局與第一個競爭，它將不會增強自由。客戶可能會獲得更好的服務，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這同樣適用於學校憑證計劃，其唯一效果是促進公立學校系統內的競爭。同樣，從這樣的企業可能會有效率的提升，但這與自由市場無關，因為根據定義，這些制度絕不涉及。

海耶克的建議受到與靈活匯率相同的批評。相似之處在於，在這兩種情況下，貿易和競爭都得到支持。但這些現象對於自由市場來說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還需要一套基礎的合法財產權。人們也可以提倡贓物貿易。這也會增加效用，就福利經濟學中使用這個術語的意義而言。但它不會增強自由。相反，提高的效率會降低它；因為如果這個世界上必須有盜竊，至少它應該被允許盡可能低效。重點是，法定貨幣本身不是市場的方面；它們不是從同意經濟行為者的自願選擇中衍生出來的，也不能衍生出來。相反，它們是由政治制度從上面強加的。因此，無論在其他理由上多麼有益，對它們的貿易都不能被視為經濟自由的一個方面。

海耶克的競爭達克特制度在某些實際方面可能比目前的制度安排更可取。它不會增加自由，但可能會提高消費者滿意度。但顯然，在這兩方面它都不如黃金。這種金屬是被選擇的，而不是通過法令強加的；因此它與自由企業相容。而黃金通過競爭的市場測試這一事實——這是任何其他替代方案都無法說的——表明它僅在實用主義基礎上也更可取。

艾倫·格林斯潘

這位經濟學家對我們的論點提出了最大的挑戰：本文標題中提到的四位學者在金本位制方面沒有始終如一地維持他們對自由市場原則的堅持。困難的原因是格林斯潘（1966）似乎是金本位制的熱心支持者。根據直接引文，他在黃金方面做得盡可能好，至少從嚴格的經濟角度來看是這樣。值得大量引用他關於這一點的話，以表明他對金本位制的讚賞有多熱切，以及它與黃金和自由之間的聯繫：

對金本位制幾乎歇斯底里的敵意是一個將所有說服力的國家主義者團結起來的問題。他們似乎意識到——也許比許多自由放任的一致捍衛者更清楚和更微妙——黃金和經濟自由是不可分離的，金本位制是自由放任的工具，每一個都暗示並需要另一個。（第 96 頁）

當黃金被大多數或所有國家接受為交換媒介時，一個不受阻礙的自由國際金本位制有助於促進全球勞動分工和最廣泛的國際貿易。儘管交換單位（美元、英鎊、法郎等）因國家而異，但當所有這些都以黃金定義時，不同國家的經濟就像一個整體一樣——只要沒有對貿易或資本流動的限制。（第 98 頁）

但是，來自越來越多的福利國家倡導者對任何形式的金本位制的反對是由一個更微妙的洞察所促使的：認識到金本位制與長期赤字支出（福利國家的標誌）不相容。（第 100 頁）

這是福利國家主義者對黃金的抨擊的骯髒秘密。赤字支出只是「隱藏」財富沒收的計劃。黃金阻礙了這個陰險的過程。它作為財產權的保護者。如果一個人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國家主義者對金本位制的敵意。（第 101 頁）

也許可以找到對金本位制更響亮的認可，特別是它與經濟自由之間更緊密的聯繫，但必須深入文獻才能找到它。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我們可以將他的陳述視為相當明確：金本位制增強經濟福祉，對經濟自由是必要的，並且被反對自由和繁榮的人真誠地憎恨和厭惡，正是出於這些原因。

那麼，我們如何解釋格林斯潘多年來一直擔任聯邦儲備系統主席，而我們不僅還沒有金本位制，我們也完全沒有朝那個方向移動這一事實？²⁷

在這種背景下，羅斯巴德（1987）對這一令人困惑的情況的分析具有真理的響亮。在他看來，格林斯潘確實支持黃金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但只是在一個高哲學層面上，在那裡他不必對此做任何事情；相反，他不作為實際問題倡導它，因為那樣他將被要求至少顯示他信仰的一些證據。羅斯巴德（第 3 頁）指出：

格林斯潘的真正資格是他可以被信任永遠不會動搖建制派的船。他長期以來一直將自己定位在經濟光譜的正中間。他像大多數其他長期共和黨經濟學家一樣，是一個保守的凱恩斯主義者，在這些日子裡幾乎與民主黨陣營中的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者沒有區別……這意味著他想要適度的赤字和增稅，並且會在他增加貨幣供應時大聲擔心通貨膨脹。

然而，有一件事使格林斯潘與眾不同，並使他與建制派區別開來……那就是他是安·蘭德的追隨者，因此「哲學上」相信自由放任甚至金本位制。但正如《紐約時報》和其他重要媒體急於向我們保證的那樣，艾倫只相信「在高哲學層面上」的自由放任。在他倡導的政策實踐中，他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是一個中間派，因為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因此，格林斯潘只有在所有條件都合適的情況下才支持金本位制：如果預算平衡，貿易自由，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每個人都有正確的哲學等等。同樣，他可能會說，只有在所有條件都合適的情況下，他才支持自由貿易：如果預算平衡，工會薄弱，我們有金本位制，正確的哲學等等。簡而言之，一個人的「高哲學原則」從未應用於一個人的行動。建制派在其陣營中有這個人幾乎是有趣的。

當然，還有其他可能的解釋這種現象的方法：格林斯潘改變了他對黃金功效的想法（但那麼，為什麼不與世界分享他的新推理？）；他仍然倡導這種貨幣標準，但認為它在政治上如此不正確以至於甚至不可行嘗試實施它（但誰比聯準會主席更適合做這件事？）；他已經受到華盛頓圈內人士的影響；他把他早期對黃金的調情視為年輕時的輕率。但所有這些都是猜測。也許他的自傳有一天會澄清這件事。

結論

我們已經考慮了通常與自由企業制度相關的四位經濟學家的觀點。我們發現，儘管有這種背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始終如一地將該理論應用於貨幣媒介的問題。也就是說，所有人都拒絕了金本位制——在一個或另一個層面上。

在質疑他們的立場之前，我們必須解決另一個問題：是否有任何昔日的資本主義倡導者看到了將這些原則應用於貨幣的明確方法？如果沒有，那麼這四個人的失敗也許更可以理解；也許黃金有一些東西使通常的資本主義原則在某種程度上不適用。

不幸的是，對於這個論點，確實有經濟學家在其他領域倡導市場，並且在貨幣政策方面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他們支持它，不是作為理論好奇心，而是作為政治經濟的一個活生生、有呼吸的重要方面。

經 Emerald 的好意許可，從《管理財務》第 25 卷第 5 期（1999 年）：15-33 重印。

有關這一立場的辯護，請參見 Friedman（1962，1979）；Mises（1966）；Rothbard（1962）。 ↩︎
有時也用白銀，用於較小的面額。 ↩︎
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區別，不幸的是，許多該領域的評論者忽略了這一點。 ↩︎
參見 Mises（1981）關於法定貨幣必須通過強制產生的觀點。 ↩︎
這是米爾頓·傅利曼悖論性地普及的一個短語。悖論性的是，他拒絕將其應用於貨幣領域。 ↩︎
我們將在下面挑戰這個假設或約定。 ↩︎
1920 年代的德國惡性通貨膨脹也許只是最令人震驚的例子。參見 Friedman 和 Schwartz（1963）、Mises（1966）、Rothbard（1983）和 Hoppe（1993b）。 ↩︎
我們的推理是否違反了合成謬誤？對這裡闡述的論點的反對可能如下提出：「是的，是的，你已經表明金本位制作為對抗政府貨幣無節制的保險單具有真正的好處，不幸的是，這種無節制幾乎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有特點。然而，這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問題。整個社會使用金本位制會更好。但就每個個人而言，他沒有這樣的理由支持’野蠻遺物’。相反，典型的經濟行為者理性地更喜歡法定紙幣而不是商品黃金。」回答非常直接。如果這個指控是真的，市場永遠不會最初遷移到金本位制。相反，我們會直接轉向法定貨幣。 ↩︎
我將這一點歸功於 Roger Garrison。 ↩︎
確實，作為交換媒介將使其價值超過純粹金屬用途（珠寶、牙科等）的價值。但這不能用來否認這樣的命題，即無論黃金是否被用作貨幣，仍然會挖掘並重新埋葬大量的黃色金屬。這不僅假設黃金不被用作貨幣，而且也不期望將來用於此目的。此外，如果黃金的「貨幣性」完全結束，至少暫時會結束這種金屬的開採，因為現在地上的約 135,000 噸可以用於其他目的。（我將後兩點歸功於 Lawrence M. Parks。） ↩︎
為了公平對待他，必須承認，替代品的使用實際上與任何貨幣制度都相容。但不能否認，這也適用於黃金。 ↩︎
確實，這也有其政治和經濟成本，特別是對於那些看到國家威望與其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價值之間聯繫的人來說。然而，這些成本並不尖銳和痛苦；它們不構成「危機」。 ↩︎
他在這裡的目的是批評靈活匯率，而不是金本位制，但他的分析仍然與我們目前的關注相關。 ↩︎
有關凱恩斯主義制度的批評，請參見 Hazlitt（1959）。 ↩︎
可能會對這是凱恩斯主義而不是「貨幣主義」的主張提出異議。儘管在專業文獻中關於這個和相關主題的大多數辯論都是在這兩個所謂的思想學派之間進行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但貨幣主義者和財政主義者都使用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模型。因此，這些爭議更像是一場內訌，而不是兩種不同哲學之間的分歧。正如傅利曼本人所說，「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引用於 Samuelson 1970，第 193 頁）。碰巧，傅利曼反對他被斷章取義（私人通信）。他關於這件事的完整陳述如下：「如果你所說的凱恩斯主義是指大政府預算、赤字支出等的公共政策處方，那麼我們貨幣主義者和凱恩斯主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如果你的意思是利用相同的經濟分析工具，那麼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釋義，基於個人對話）。出於某些目的，人們傾向於在他與薩繆爾森的爭論中支持傅利曼方面。但出於我們的公共政策目的，替代觀點有其吸引力。 ↩︎
Mundell（1961，第 662 頁）將此視為一個問題，但滿足於訴諸「常識」。他的分析的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多少「地區」，因此存在多少貨幣的決定不是由市場做出的。相反，未說出口的含義是它將由蒙代爾或一群經濟學家或政治家或可能由整個經濟學專業做出。如果選擇歸結為市場或政治決定，蒙代爾可能會選擇前者。 ↩︎
Mundell（1961，第 660 頁）指出，「最優貨幣區的概念幫助我們看到衝突……在 Meade 之間，他看到需要更多的貨幣，以及 Scitovsky，他看到需要更少的貨幣……減少為實證而不是理論問題。」 ↩︎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傅利曼寫下了他著名的格言，「規則，而不是權威，在貨幣政策中」，作為他的公共政策建議的一部分，即聯準會應限於每年將貨幣供應增加 3%。也參見 Simons（1936）。 ↩︎
參見 Krueger（1974）；Posner（1975）；Tullock（1967，1980）。 ↩︎
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免於這種特定的風險。 ↩︎
也參見 Hayek（1948）。 ↩︎
時不時地，黃金條款變得合法，允許黃金交付的期貨合約也是如此。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情況複雜化。（我將這一點歸功於 Lawrence M. Parks）。 ↩︎
有關這個定理的批評，請參見 Patinkin（1965）、Anderson（1917）和 Ellis（1934）；有關回覆，請參見 Mises（1966，第 405-19 頁）和 Rothbard（1991）。 ↩︎
這就是為什麼早期貨幣通常由鹽、糖、乾魚或類似物組成。有關這個過程的討論，請參見 Menger（1950，第 257-85 頁）。 ↩︎
Radford（1945）講述了香菸在戰俘營中被用作貨幣的故事。 ↩︎
惡性通貨膨脹有時可能足以使經濟擺脫其貨幣，但很少有其他東西可以。 ↩︎
為了公平對待格林斯潘，他公開支持金本位制。例如，參見他於 1997 年 1 月 14 日在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的演講。（有關對此的評論，請參見 Parks 1998。）但這樣的努力很難與對這個制度的嚴肅公共政策支持一致。當然，金本位制的強烈倡導者會使這成為其政府的核心；甚至可能會威脅說，如果不實施它，就辭職，更不用說認真研究以期實施了。 ↩︎

【自由的基石】6 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嗎？

Sat, 04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6 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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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1-economics/part-1-06-is-there-a-right-to-unionize/

6 組織工會的權利？

我反對「組織工會的權利」這種說法，或者更糟的是，認為工會組織是自由結社權利的延伸。理論上，勞工組織確實可以將自己侷限在組織大規模罷工，取得他們想要的條件。這確實是自由結社法則的延伸。

但我熟悉的每一個工會都保留對競爭工人（例如罷工破壞者）使用暴力的權利，無論是以「藍領方式」毆打他們，還是以「白領方式」通過法律迫使雇主與他們打交道，而不是與罷工破壞者打交道。（有人知道反例嗎？如果你知道任何反例，我很樂意聽到。我曾經以為我找到了一個：加拿大基督教勞工協會。但根據對他們的採訪，我可以說，雖然他們避免「藍領」侵犯，但他們支持「白領」版本）。

但是，有許多反例：工會實際上並未參與發起暴力。此外，甚至有些與有組織勞工相關多年的人從未目睹過實際暴力的爆發。

讓我澄清我的立場。我反對的不僅僅是暴力，而是「暴力或暴力威脅」。我的立場是，如果威脅足夠嚴重，通常不需要實際暴力，我認為，至少在美國和加拿大實踐的工會主義下，這種情況總是存在。

美國國稅局（IRS）在其整個歷史中可能從未真正使用過身體暴力。（它主要由書呆子組成，而不是物理具侵略性的人。）這是因為它依賴於美國政府的法院和警察，他們擁有壓倒性的權力。但如果認為美國國稅局沒有參與「暴力或暴力威脅」，那就太膚淺了。這也適用於攔下你並給你開罰單的州警。他們非常有禮貌，並且接受過這樣的訓練。然而，「暴力或暴力威脅」滲透到他們與你的整個關係中。

此外，我並不否認，有時管理層也參與「暴力或暴力威脅」。我唯一的主張是，可以指出許多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案例，而對於有組織的勞工來說，至少在我討論的國家中，這是不可能的。

在我看來，來自工會的威脅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在過去的藍領時代，威脅是任何競爭工人，即「罷工破壞者」，如果他試圖越過糾察線，就會被毆打；在現代白領時代，此威脅是任何解僱罷工工會成員並以替代工人作為永久僱用的雇主，將被舉發違反各種勞動法。（順便說一句，為什麼將願意接受較低工資並與工會勞工競爭的工人稱為「罷工破壞者」這事，不被認為是「歧視性」和「仇恨性」的？這難道不應該被視為與對黑人使用「N」字或對猶太人使用「K」字一樣嗎？）

假設一個瘦小的搶劫犯面對一個高大魁梧的足球運動員類型的人，要求他的錢，威脅說如果大個子不交出來，小個子就會踢他的屁股。我稱之為客觀威脅，我不在乎大個子是否笑得要死。第二種情況。與第一種情況相同，只是這次小個子掏出手槍，威脅說如果大個子不交出錢，就開槍射擊他。

現在，有兩種大個子。一種會感到威脅，並交出他的錢。第二種會攻擊小個子（我認為這是自衛）。也許他感覺無所不能。也許他穿著防彈背心。這都不重要。威脅就是威脅，無論大個子的反應如何，無論他內心的心理反應如何。

現在讓我們回到勞資關係。工會客觀上威脅罷工破壞者和僱用他們的雇主。如今，這純粹是法律問題，而不是任何人的心理感受。相比之下，雖然不能否認有時雇主會對工人發起暴力，但他們不一定要這樣做，作為雇主。（然而，這種暴力通常是自衛。）

這類似於我在《為不可辯護者辯護》一書中關於皮條客的觀點：為了這個目的，我不在乎每個皮條客是否實際上發起了暴力。他們是否每小時都這樣做也無關緊要。這不是成為皮條客的必要特徵。即使不存在非暴力皮條客，我們仍然可以想像這樣一個。即使所有雇主總是對員工發起暴力，我們仍然可以想像不這樣做的雇主。確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於他們都支持的勞動立法，我們甚至無法想像不威脅發起暴力的工會勞工。

Murray N. Rothbard 強烈反對工會。這源於兩個來源。首先，作為自由意志主義理論家，因為有組織的勞工必然威脅暴力。¹ 其次，基於他的家人在他們手中遭受的個人傷害。²

我們絕不能屈服於工會暴徒的誘惑。

經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先生的許可印刷。本文最初發表於 http://www.lewrockwell.com 網站。

參見 Rothbard (1962, 頁 620–32)。 ↩︎
參見 Raimondo (2000, 頁 59–61)。 ↩︎

【自由的基石】7 自由市場交通運輸

Sat, 04 Oct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7 自由市場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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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由市場交通運輸：道路去國有化

如果政府要求每年犧牲 46,700 名公民¹，毫無疑問，憤怒的公眾會起義。如果一個有組織的宗教計劃在十年內焚燒 523,335 名信徒²，毫無疑問它會被推翻。如果有一個曼森式的邪教組織謀殺 790 人來慶祝陣亡將士紀念日，770 人來迎接國慶日，915 人來紀念勞動節，960 人在感恩節，並用 355 人的死亡來慶祝聖誕節³，《紐約時報》肯定會對這場大屠殺發表雄辯的文章，呼籲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大的追捕行動。如果 Dr. Spock 發現一種每年殺死 2,077 名五歲以下兒童的疾病⁴，或者紐約市的 Andrew Stein 發現一家每年導致 7,346 名老年人死亡的養老院⁵，他們將不遺餘力地與敵人作戰。更可怕的是，如果私營企業對這場屠殺負責，將會引發災難性的反應：調查小組將被任命，司法部將尋找反托拉斯違規行為，公司高管將被監禁，並且會出現憤怒的國有化呼聲。

然而，現實是政府要對這種屠殺負責——我國道路上的傷亡。無論是地方、州、地區還是國家層面，都是政府建設、運營、管理、管理、維修和規劃道路網絡。政府不需要接管；它已經完全掌控，而且是報復性的。我相信有更好的方法：市場。解釋自由市場如何提供道路和高速公路服務，就像它為我們提供幾乎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是本文的目標。

在駁斥這個想法不可能之前，請考慮政府道路管理的可怕故事。自 1925 年以來，每年都有超過 20,000 人死亡。自 1929 年以來，每年的死亡人數從未低於 30,000 人。1962 年，機動車死亡人數首次達到 40,000 人的水平，此後再也沒有低於這個水平。為了暗示高速公路當局對人類生命的冷酷無情，請考慮以下關於政府高速公路設計和規劃早期的陳述：

當務之急是讓國家擺脫泥濘，建立一個連接的鋪砌道路系統，將所有縣城和人口中心與無泥、無塵的道路連接起來。這些是開拓年代。安全、交通量和交通運營不被認為是問題。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人們開始覺醒並認識到這些因素對高速公路系統的高效和安全運營至關重要。補充⁶

確實，到「三十年代中期」，近五十萬人已經成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⁷

政府對道路和高速公路的管理是公認的既定事實，而不是引起公眾的憤慨。除了 Ralph Nader，他只是抨擊不安全的車輛（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幾乎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政府似乎逃脫了指責，因為大多數人將交通事故歸咎於政府管理不善以外的一系列因素：酗酒、超速、缺乏謹慎、機械故障等。典型的是 Sam Peltzman⁸ 所做的處理，他列出了不少於十三種可能導致事故率的原因，甚至沒有一次提到政府所有權和管理的事實。

車速…酒精消費…年輕駕駛員的數量…駕駛員收入的變化…事故的金錢成本…汽車的平均年齡…新車與所有汽車的比率（因為有人認為，當駕駛員熟悉他們的新車時，事故風險可能會增加）…交通密度…州高速公路巡邏隊在交通法執行上的支出…道路支出…進口車與總汽車的比率（因為有證據表明，如果發生事故，小型車比大型車更致命）…人口的教育…以及醫院護理的可用性（如果發生傷害，這可能會減少死亡）。

此外，David M. Winch 引用了公眾冷漠的另一個原因：認為「許多在道路上被殺的人對他們的死亡負有部分責任。」⁹ 確實，許多道路事故的受害者負有部分責任。但這絲毫不能解釋公眾對他們死亡的冷漠。因為在深夜時分在紐約市中央公園被殺的人，也至少對自己的死亡負有部分責任；進行這樣的散步需要極度的漠不關心、無所不能的感覺、心不在焉或無知。然而，受害者受到同情，要求更多警察，並且通常會提出抗議。

對高速公路管理不善的冷漠最合理的解釋似乎是，人們根本看不到政府所有權的任何替代方案。正如沒有人「反對」或「抗議」被認為超出人類控制的火山一樣，很少有人反對政府道路控制。與死亡和稅收一樣，州高速公路管理似乎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即使沒有說出來。政府機構規劃、建設、管理和維護我們的高速公路網絡已經很長時間了，以至於很少有人能想像任何其他可行的可能性。雖然 Peltzman 指出了高速公路事故的直接原因，例如超速和酒精，但他忽略了政府這個機構，它已經將自己設立為道路設施的管理者。這類似於將餐廳的混亂歸咎於烤箱熄火，或服務員在光滑的地板上摔倒並帶著裝滿食物的托盤。當然，顧客不滿意的直接原因是未煮熟的肉或食物灑在他們的腿上。然而，如何能責怪這些因素，而忽略餐廳管理的部分？餐廳經理的工作是確保烤箱運行良好，地板得到適當維護。如果他失敗了，責任就在他的肩上，而不是在烤箱或地板上。我們追究扣動扳機的人對謀殺負責，而不是子彈。

高速公路也是如此。速度和酒精可能對安全駕駛有害；但道路管理者的任務是確定在這些安全方面保持適當的標準。如果在私人多層停車場、購物中心或百貨公司的過道中存在不安全的條件，相關企業家將被追究責任。除非情況得到清理，否則他會失去收入。將事故的責任歸咎於不安全的條件，而忽略有責任改善這些因素的管理者，在邏輯上是謬誤的。我的主張是，實際上消除高速公路死亡所需要的只是一個非烏托邦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在我們目前的知識狀態下，如果社會願意改變它可以控制的東西，它現在就可以發生：管理國家高速公路的制度安排。

回應「不可能」的指控

在我解釋完全自由的道路市場如何運作之前，似乎有必要討論這種處理可能無法得到公平聽證的原因。

完全私有的道路、街道和高速公路市場很可能會被立即拒絕，首先是出於心理原因。大多數人的初步反應如下：

為什麼，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這樣做。交通事故中會有數百萬人喪生；從未見過的交通擁堵將成為日常事件；駕駛者將不得不每二十五英尺停下來，並在每個小老太太的收費箱中放入百分之一便士。如果沒有徵收權，就會有各種阻礙者在最奇怪的地方設置路障。混亂、無政府狀態將占上風。隨著整個經濟結構在我們耳邊崩潰，交通將嘎然而止。

如果我們將這樣的陳述分為認知和心理（或情感）元素，必須在一開始就指出，智力挑戰本身並沒有任何應受譴責的地方。遠非如此。事實上，如果這些指控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回答，私人道路的整個想法將不得不被視為失敗。

但也有一個情感元素，也許不是反對的內容，而是反對通常表達的歇斯底里方式，甚至不願意考慮這個案例。心理成分源於這樣一種感覺，即政府道路管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任何其他替代方案都是不可想像的。必須斷然拒絕這種情感因素。

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因為政府一直¹⁰建設和管理道路網絡，這並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最有效的程序，甚至是合理的。相反，從邏輯上講，過去的狀況幾乎完全無關緊要。僅僅因為「我們『總是』用掃帚驅魔來治療疾病」並不意味著這是最好的方法。

我們必須不斷努力擺脫現狀的束縛。為了幫助擺脫「歷史的盲目」，請考慮 William C. Wooldridge 的這段話：

幾年前，我是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學生，我發現打電話構成了環境中最大的挑戰之一。私人電話太貴了，不常見，所以潛在的打電話者首先必須為他想要撥打的每個電話積累四便士，這個項目因為沒有任何附近的商業機構在六點或七點以後營業而變得複雜。接下來，必須引起接線員的注意，這本身有時是一項令人沮喪的工作，我不知道是因為人力不足還是交換機上的熱情不足。最後，由於鎮上向陸地一側的電話顯然不比向海一側的多，即使連接成功，通常也要等很長時間，而接聽電話的人會找出電話的目標對象。這種例行公事的幾次重複完全打破了我的電話習慣，我和我的同學們一樣，在可行的情況下親自或通過留言進行交流，在不可行的情況下根本不交流。

儘管如此，這種經歷讓我感到不快，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在前主教住所的地窖裡提出了這個話題，該地窖現在容納了學生會的啤酒吧。為什麼電話被社會化了？為什麼它們不是私有公用事業，因為通過去國有化在服務方面幾乎沒有什麼損失？

反應不像預期的那樣具有防禦性，而是絕對的居高臨下。對於即使是一個沙文主義的美國人來說，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像電話系統這樣重要的服務不能委託給私營企業。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可能為任何其他目的運營它。誰聽說過私人電話公司？

在對 Mother Bell（當時比今天更年輕，風濕病更少）進行粗略介紹之後，這種懷疑只是稍微減弱了一點，但至少美國公司的例子表明，社會化電話服務並不是宇宙方程式中不變的既定事實。我的朋友們仍然認為私人電話的想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荒謬的，但它不能再被認為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坐在主教地下室的一張桌子旁談論它。它已經完成了。它可能——上帝禁止——再次完成。談話必然從可能性轉向可取性，轉向律師所說的案件的是非曲直。

像聖安德魯斯的學生一樣，美國人表現出接受我們政府的習慣職能作為政府的必然專屬領域的傾向；當市政廳一直在做某事時，很難想像其他人在做這件事。

當一項活動首次進行時，例如 Telstar 通信衛星的運行，人們會敏銳地感受到並激烈地討論他們對公共或私人所有權的選擇。對每種替代方案的成本和優勢的討論伴隨著最終選擇。但是，一旦做出選擇並且時間稍縱即逝，不可避免的光環就會籠罩現狀，任何替代方案的意識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

今天，大多數美國人可能覺得電報自然屬於私人領域，很少有人懷疑郵局自然應該是公共壟斷。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然地」只意味著這就是我們記得的樣子，這是 Pope 宣言「無論什麼是對的」的美國化版本。然而，很少有人能想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先驗理由來區分郵政和電報通信模式。至少有一位郵政局長不能：在 1845 年的年度報告中，他預言電報會帶來無法容忍的競爭，並建議可能適當地將其交給政府。在其歷史的早期階段，電報可能已經成為政府壟斷，原因與郵局已經存在的原因相同，但僅僅時間的流逝就抹殺了對它們是好理由還是壞理由的任何考慮。¹¹

在倡導道路自由市場時，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只是在爭論交通運輸沒有什麼獨特之處；我們在幾乎所有其他人類經驗領域理所當然地接受的經濟原則也適用於這裡。或者至少，我們不能假設普通的經濟法則不適用於道路運輸，直到詳細考慮了這個問題之後。

Gabriel Roth 說：

解決交通擁堵問題有一種方法——經濟方法——它提供了一個理性和實用的解決方案…第一步是認識到道路空間是稀缺資源。第二步，將我們認為有助於製造和分配其他稀缺資源（如電力、汽車或汽油）的經濟原則應用於它。這些原則並不新穎或不尋常，也不是特別困難。困難的是將它們應用於道路，可能是因為我們都被培養成將道路視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的社區資產。困難不在於事情的技術性，而在於道路可以有用地被視為房地產塊的想法。¹²

不幸的是，即使是像 Roth 這樣明確呼籲考慮道路與其他商品之間相似性的經濟學家，也不願意將這種類比推進到其邏輯結論：自由企業高速公路和街道。相反，他們將自己限制在倡導道路定價，但總是由政府當局管理。

為什麼要倡導高速公路行業的自由市場方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政府所有權和管理已經失敗。死亡人數、城市高峰時段的窒息以及高速公路存量的糟糕維修狀態，都雄辯地證明了政府控制統治期間缺乏成功。其次，也許更重要的是，這種狀況的原因。政府運營被證明是一場災難，而私營企業可以在政府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這絕非偶然。

這不僅僅是因為政府配備了無能的人。道路當局有時配備了有能力的管理人員。也不能否認，至少有些在私營企業界取得高級職位的人是無能的。市場享有的優勢是利潤和損失施加的自動獎懲系統。當客戶滿意時，他們會繼續光顧那些為他們服務良好的商人。因此，這些企業被允許賺取利潤。他們可以繁榮和擴張。另一方面，未能滿足的企業家很快就會被迫破產。

這是一個日復一日重複的持續過程。市場上總是有獎勵有能力者和威懾無效率者的趨勢。從未達到完美，但持續削弱無效率者並獎勵有能力者，帶來了任何其他系統都無法比擬的管理技能水平。無論政治領域可以說什麼，它都是完全缺乏這種市場過程的領域。儘管有能力崛起的案例，但沒有持續的過程來促進這一點。

因為這是眾所周知的，甚至是基本的，我們已經委託市場生產我們的大部分消費品和資本設備。難以看到的是，這種分析適用於道路的提供，就像適用於鋼筆、飛盤或魚條一樣。

道路的自由市場

現在讓我們考慮道路的自由市場如何運作。¹³ 一路走來，我們將注意到並反駁對這種系統的智力反對。所有交通通道都將是私有的：不僅是在其上行駛的車輛、公共汽車、火車、汽車、電車等，而且是旅程發生的道路、高速公路、小路、街道、人行道、橋樑、隧道本身。交通走廊將像我們的快餐業一樣私有。

因此，私營企業的所有通常利益和責任都會影響道路。公司或個人想要建造或購買已經存在的道路的原因與任何其他業務相同——賺取利潤。籌集必要資金的方式類似——通過發行股票、借貸或從所有者過去的儲蓄中獲得。風險是相同的——吸引客戶並繁榮，或未能這樣做並破產。定價政策也是如此；正如私營企業很少免費贈送漢堡一樣，使用道路空間需要付款。道路企業將面臨與其他企業共享的幾乎所有問題：吸引勞動力、分包、保持客戶滿意、滿足競爭對手的價格、創新、借錢、擴張等。因此，高速公路或街道所有者將像任何其他商人一樣，面臨大致相同的問題、機會和風險。

此外，就像在其他業務中一樣，這個特定行業會有獨特的方面。道路企業家必須嘗試控制擁堵，減少交通事故，與已經存在的高速公路以及其他人的新擴張計劃協調規劃和設計新設施。他必須制定「道路規則」，以最好地實現這些和其他目標。道路行業將被期望執行公共道路當局現在承擔的每一項任務：填補坑洞、安裝道路標誌、護欄、維護車道標記、修理交通信號燈，以及保持交通暢通的無數「道路家具」。

將利潤和損失的概念應用於道路行業，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私有化幾乎肯定意味著與目前的國有化道路管理系統相比的收益。

就安全而言，目前沒有道路管理者會因為「他的」收費公路上的事故率增加或高於其他類似的運輸途徑而在經濟上蒙受損失。公務員無論其管轄範圍內的事故損失如何，都會領取年薪。但是，如果他是相關道路的私人所有者，與眾多其他公路公司（以及航空公司、火車、船隻等其他運輸方式）競爭，完全依賴滿意客戶的自願付款來維持經濟，那麼如果他的道路編制了糟糕的安全記錄（假設客戶渴望並願意為安全付費），他確實會輸掉。然後，他將有各種動機嘗試減少事故，無論是通過技術創新、更好的道路規則、改進篩選醉酒和其他不受歡迎的駕駛員的方法等。如果他失敗了，或者做得不如他的競爭對手好，他最終將被免除職位。正如我們現在期望從獎勵成功和懲罰失敗的私營企業系統中獲得更好的捕鼠器一樣，我們也可以指望私有所有權設置來改善高速公路安全。因此，作為對私有所有權意味著數百萬人在交通事故中喪生的挑戰的部分答案，我們回答：「目前，我國高速公路上已經有數百萬人被屠殺；由於競爭力量，轉向企業系統將導致死亡和受傷率急劇下降。」

對私人道路的另一個常見反對意見是必須每隔幾英尺停下來並向收費箱投擲硬幣的幽靈。這在市場上根本不會發生。要了解為什麼不會，想像一個商業高爾夫球場以類似的程序運作：強迫高爾夫球手在每個洞排隊，或要求他們每次擊球時付款。很容易看出這種愚蠢的管理企業會發生什麼：它會非常迅速地失去客戶並破產。

如果道路是私有的，同樣的過程會發生。任何每英里有 500 個收費站的道路都會像瘟疫一樣被客戶避開，他們會很樂意光顧障礙物較少的道路，即使每英里的金錢成本更高。這將是規模經濟的經典案例，企業家將從數百萬持有者那裡購買收費收集權，以便將系統合理化為一個收費門較少阻礙道路的系統。能夠如此組織的街道將作為通道繁榮；其他則不會。因此，即使系統以這種拼湊的方式開始，市場力量也會發揮作用，減輕極端的低效率。

然而，沒有理由以這種方式開始市場實驗。與其任意分配街區上每棟房子與其臨街面積乘以其前面街道寬度的一半相等的道路份額（前面的例子大概是在某人的噩夢願景中產生的方式），還有其他更符合歷史現實和自由意志主義財產權理論的方法。

一種情況將遵循購物中心模式：單一所有者-建設者將購買一塊領土，建造道路，並在其前面建造房屋。正如許多購物中心建設者保持對停車場、購物中心和其他「公共」區域的控制一樣，企業家將繼續運營公共區域，如道路、人行道等。主要住宅街道可能以蜿蜒曲折的方式建造，充滿死胡同，以阻止過境交通。居民、客人和送貨的通行費可能設定在較低水平，或完全缺乏（如現代購物中心的情況），而過境交通可能以禁止性費率收費。站在幕後，確保所有者有效履行其責任的，將是利潤和損失系統。

現在考慮一條主要功能是促進過境交通的道路。如果它由一個人或公司擁有，該人或公司要麼建造了它，要麼從以前的所有者那裡購買了通行權，那麼他每英里安裝幾十個收費站是愚蠢的。事實上，收費站可能根本不是道路所有者採用的收集方式。現在存在高度廉價的電氣設備¹⁴，可以記錄汽車通過道路上任何固定點的通過情況。如果在每輛道路車輛的表面上附加合適的識別電子膠帶，就不需要浪費時間、勞動成本高昂的收費收集點系統。相反，當車輛通過檢查站時，產生的電脈衝可以傳輸到計算機，該計算機可以為使用的所有道路生成一份月度賬單，甚至可以自動郵寄出去。道路支付可以像現在的公用事業賬單一樣以不顯眼的方式促進。

然後是徵收權挑戰：聲稱如果沒有政府施加的徵收權法律的中介，道路就無法有效建設，而私營企業無法使用這些法律。這個論點沒有根據。

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即使有徵收權，在政府道路建設系統下，新道路的位置仍然有限制。即使是政府，如果決定拆除芝加哥環路的所有摩天大樓以便為另一條高速公路讓路，也無法持續很長時間。這種限制的邏輯是顯而易見的：更換這些宏偉建築將花費數十億美元；在這些建築附近修建一條新高速公路，但不必摧毀它們，可能同樣有價值，但成本只是極小的一部分。

因此，有或沒有徵收權，這樣的道路都無法建造。私營企業負擔不起這樣做，因為將道路選址在有價值建築物的屍體上的收益會不值得；政府也無法完成這項任務，因為仍有一些常識禁止它完全在任何經濟範圍之外運作。

確實，其他人通常認為毫無價值的土地的所有者將能夠向意圖建造筆直道路的開發商要求其他過高的價格。其中一些土地所有者會因為心理依戀（例如，珍愛的老家園）而要求高價；其他人則完全是因為他們知道建築計劃需要他們的特定地塊，並且他們決心獲得盡可能多的收入。

但是，私人道路開發商並非沒有防禦手段，所有這些都將傾向於降低他必須支付的價格。首先，沒有必要建造絕對筆直的道路，甚至沒有必要建造遵循土地自然輪廓的道路。儘管人們可能出於技術原因更喜歡路徑 A，但通常可以利用路徑 B…Z，所有這些都以不同的更高成本。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些替代方案中最便宜的為路徑 A 沿線的所有者可以為其財產收取的費用提供了上限。例如，炸穿無人居住的山可能比支付山谷農民的過高價格更便宜；這一事實往往對山谷農民的要價設置了限制。

其次，道路開發商知道他將對五條軌跡中的任何一條感到滿意，可以購買沿每個站點購買土地的選擇權。如果在任何一條路線上出現頑固的阻礙者，他可以轉向他的第二、第三、第四或第五選擇。這些通道中每條通道沿線的所有者之間的競爭將傾向於降低價格。

第三，在擁有絕對必要地域的頑固阻礙者的罕見情況下，總是可以在這塊土地上建造橋樑或在下面挖隧道。土地所有權不包括到天空或到地球核心的財產權；所有者不能禁止飛機從頭頂飛過，也不能禁止在他的土地上建造橋樑，只要它不干擾他對土地的使用。儘管比地面道路貴得多，但這些選擇再次對阻礙者可以堅持的價格設置了上限。

還有一個事實是，土地價值通常受到其鄰里的影響。對住宅價值有貢獻的是鄰近房屋的存在，這些房屋提供鄰居、朋友、陪伴。同樣，商業企業的價值因其他企業、客戶、聯繫人，甚至競爭對手的接近而得到增強。在紐約市，股票經紀公司、花卉批發商、珠寶交易所、服裝區等的並置，都證明了位於競爭對手附近的價值。如果一條 150 英尺寬的道路橫掃而過，完全破壞了這種「鄰里關係」，那麼頑固土地所有者財產的大部分價值就會消散。再次被孤立的風險對可能要求的價格設置了限制。

在偏僻的農村環境中，預計的道路可能不會吸引足夠多的現金客戶來支持阻礙者財產的奢華支出。然而，在人煙稀少的地區，更容易找到替代路線。城市地點呈現相反的問題：更難找到低成本替代方案，但預計承載數百萬乘客的道路的預期收益可能證明對初始組裝的更高付款是合理的。

當然，徵收權是一個偉大的促進者；它簡化了土地購買過程。似乎，土地塊以極低的成本連接在一起。但是，組裝的實際成本因此被隱藏了。土地所有者被迫以聯邦官僚機構確定為「公平」的價格放棄其財產，而不是以他們自願同意的價格。雖然看起來私營企業必須支付比政府更多的費用，但這是不正確的。市場將不得不支付完整的自願價格，但這將矛盾地少於政府的實際付款（其貨幣支付加上它從原始所有者那裡強行奪取的價值）。這是真的，因為降低成本的利潤動機在國家「企業」中完全缺乏。此外，政府以賄賂、操縱投標、成本加成合同等形式承擔的額外成本，往往會使甚至有限的政府貨幣支出超過私人道路開發商的全部成本。

對私人道路系統的另一個反對意見是被孤立的危險。典型的噩夢願景如下：

一個男人買了一塊土地。他在上面建了一所房子。他在裡面儲存食物，然後帶他的家人加入。當他們都愉快地安頓下來時，他們得知他們小屋前面的道路被一家不道德的街道所有公司購買，該公司不允許他或他的家人以任何價格使用道路，除了無限高的價格。家庭可能「從此幸福地生活」，但只要他們留在自己的房子裡。由於家庭太窮買不起直升機，陰謀詭計的道路所有者完全掌握了家庭。如果他願意，他可以餓死他們。

這確實看起來很可怕，但只是因為我們不習慣處理這樣的問題。它在目前的系統下不可能存在，所以很難看出自由市場機構如何解決它。然而，答案很簡單：沒有人會在沒有首先確保他有權隨意進出的情況下購買任何地塊。¹⁵

類似的契約現在在市場上很常見，它們不會引起這樣的封鎖問題。跳蚤市場經常向單獨的商人出租桌子；黃金和鑽石交易所通常將攤位分租給個人小商人；辦公桌空間有時可供負擔不起整個辦公室的人使用。認為這些合同不可行或不可行的建議，理由是財產所有者可能禁止其分租戶進入，只能被認為是荒謬的。任何允許客戶簽署沒有事先指定進入權的租約的律師都將被立即解僱，如果不被取消律師資格的話。這在目前是真實的，在私人道路時代也適用。

幾乎不可能預測目前不存在的行業的確切未來輪廓。這項任務大致相當於在萊特兄弟在 Kitty Hawk 進行實驗後立即預測航空業的組成。會有多少家公司？每家公司會擁有多少架飛機？他們會在哪裡降落？誰來訓練飛行員？在哪裡可以購買機票？飛行中會提供食物和電影嗎？空姐會穿什麼樣的制服？資金從哪裡來？這些都是當時不僅不可能回答，而且幾乎不可能提出的問題。如果早期倡導「私營航空業」的人被要求詳細指出所有答案，以捍衛他的想法是合理的這一主張，他將不得不失敗。

同樣，自由市場道路的倡導者無法為未來的私人交通市場制定藍圖。他們無法說出會有多少道路所有者，他們將制定什麼樣的道路規則，每英里的成本是多少，企業家將如何尋求減少交通事故，道路路肩將是更寬還是更窄，或者將採取哪些步驟來減少擁堵。我們也無法回答可能出現的數千個這樣的問題中的許多。

一方面，這些不是可以預先以任何精度回答的問題，而且不僅在交通運輸方面。早期嘗試在計算機、電視或任何其他行業中指定工業設置將面臨同樣的限制。不可能預測工業事件的未來，因為在自由市場情況下，它們是整個合作經濟的行動的結果，即使這些行動可能不是任何個人行動者所意圖的。¹⁶ 每個人都根據他所掌握的有限知識來行動。

儘管如此，我們將嘗試一個情景，儘管不是為了永遠描繪未來道路市場的形狀。我們意識到這樣的模式必須從數百萬市場參與者的行動中產生，並且對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來說都是事先未知的。然而，如果我們要明智地考慮對道路市場的反對意見，我們必須提出這樣一個市場可能如何運作的一般概述。我們現在將考慮道路市場可能出現的一些問題和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

誰將決定道路規則？

這個問題似乎很重要，因為我們習慣於政府確定道路規則。有些人甚至走得更遠，以某人必須制定高速公路規則為由來證明政府存在的合理性，而政府似乎是唯一的候選者。

在自由市場中，每個道路所有者將決定其客戶要遵循的規則，就像現在某些地點的適當行為規則在很大程度上由相關財產所有者決定一樣。因此，溜冰場決定其顧客何時何地可以穿著或不穿著溜冰鞋四處走動。保齡球館通常需要特殊的保齡球鞋，並禁止越過某條線以擊倒球瓶。餐廳要求食客與服務員和服務生溝通，而不是進入廚房與廚師商量。

沒有「上帝賜予的」道路規則。雖然如果摩西被給予十條最佳道路規則清單會很方便，但他沒有。立法者也沒有從天上獲得任何特殊的豁免。因此，人類的命運是發現什麼規則可以最好地最小化成本和事故，並最大化速度和舒適度。沒有比競爭過程更好的發現手段。Glumph 高速公路公司的 Glumph 先生決定了一套規則。他的每個競爭對手都決定了（略有）不同的版本。然後，消費者通過選擇光顧或不光顧來支持一個或另一個。在他光顧 Glumph 並避開他的競爭對手的程度上，他支持並支持 Glumph 的原始決定。如果 Glumph 失去太多客戶，他將被迫改變他的規則（或其他做法）或面臨破產。通過這種方式，市場力量將被釋放出來，在幫助發現過程中發揮作用。我們可能永遠無法達到最大化所有可想像目標的實現的全完美規則集，但朝著這個目標的趨勢將始終運作。

如果允許道路自由市場並發生破產，將如何處理為依賴它們的人創造的混亂？

破產的道路公司很可能是市場運作的結果。經濟的每個領域都存在破產，這種詛咒不太可能繞過道路部門。然而，破產遠非災難，矛盾的是，它是健康經濟的標誌。

破產有一個功能。源於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管理錯誤，破產有幾個有益的影響。它們可能是一個信號，表明消費者不再能夠從用作高速公路的一段土地中獲得最大利益；可能有一個排名更高的替代用途。儘管在公共管理下這個問題可能永遠不會出現，但在過去的十個世紀中肯定有時候建造了不應該建造的道路；或者，即使它們最初值得建造，也早已超過了它們的用處。我們希望我們的系統有能力承認錯誤，然後採取行動糾正它們。與之相比，公共所有權制度是有缺陷的，恰恰是因為破產和轉換為更有價值的用途從來不作為嚴肅的替代方案存在。相反，錯誤被「凍結在混凝土中」，永遠不會改變。

我們真的想將目前政府道路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非破產制度應用於任何其他行業嗎？永遠維護每一家曾經建造的雜貨店會更有效率嗎？當然不會。這是雜貨業健康的一部分，允許不再需要的商店消失，為需求更大的商店騰出空間。道路行業也不例外。正如允許死細胞消失對身體功能很重要，為新生命讓路一樣，允許一些道路消失對我們道路網絡的正常運作也是必要的。

破產可能有第二個目的。企業可能失敗不是因為不再需要道路，而是因為私人管理如此無能，以至於無法吸引和保留足夠的乘客來滿足所有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破產程序的作用將是解除無效的道路所有者，將其置於債權人手中，隨後置於更好的管理手中。

自由市場將如何應對交通混亂？

如果一個城鎮整個部分的道路（例如，曼哈頓上東區），或一個小城市的所有街道完全由一家公司控制，交通擁堵將不會出現新問題。這與目前安排的唯一區別是，私人公司而不是政府道路當局將負責。因此，我們只能期望競爭力量改善事情。

例如，一個經常阻礙交通的因素，而且絕不有助於駕駛者的整體運動，是在燈改變時被困在十字路口的汽車。這種情況源於進入交叉的橫街，希望能夠穿過，以便當燈改變時，人們將領先於從那條街轉彎的車輛。在下面的圖 1（見下文）中，駕駛者沿著 Side Street 向西行駛。儘管 Side Street 在 Main Street 以西塞滿了汽車，他仍然進入 Main Street 和 Side Street 之間的十字路口；他希望，到 Main Street 再次享有綠燈時，他前面的汽車將向前移動，為他離開十字路口留出空間。

圖 1

然而，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他前面的 Side Street 上的交通保持靜止，駕駛者被困在十字路口中間。然後，即使交通信號燈指示在 Main Street 向北移動，它也不能；由於我們駕駛者的不耐煩，他和他的同伴現在被困在十字路口，阻礙了北行交通。如果這個過程在圍繞一個城市街區的四個十字路口重複（見圖 2），它可以（並且確實）使整個周圍地區的交通幾乎陷入停頓。

圖 2

目前，政府法規禁止在另一側沒有空間時進入十字路口。這條規則無關緊要。問題不在於交通系統在法律上是否要求某些行動，而在於這條規則是否成功。如果僅僅通過法律就足夠了，那麼回到伊甸園所需要的只是「授權立法」。除了適當的道路規則之外，還需要駕駛者實際遵守這些規則。就這個問題而言，私人道路公司比政府具有比較優勢。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如果政府在這種任務中失敗了，沒有過程可以解除其職責；而讓私營企業失敗，以破產形式的報復將是迅速而徹底的。另一家街道公司，如果需要，還有另一家，將通過市場過程發展，以改善事情。

預先說出私人街道公司將採用什麼手段來擺脫其領土上的這種威脅是不可能的。

正如私立大學、體育場館等現在執行其目的是設施順利運作的規則一樣，道路所有者也可能徵收罰款以確保遵守規則。例如，被困在十字路口的汽車可以由道路的計算機監控系統註冊，並在逐項賬單上為此駕駛違規行為收取額外費用。¹⁷

如果每條街道由單獨的公司或個人擁有，會出現什麼問題？

似乎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每個所有者似乎都有動機鼓勵他自己街道上的駕駛者盡可能努力地到達下一個街區，完全無視橫街上的交通。（通過的車輛越多，可以徵收的費用就越多。）在這種情況下，Main Street 將敦促其顧客向北行駛，進入它與 Side Street 之間的十字路口，以便在下一個燈改變時通過。Side Street 管理部門也會這樣做：鼓勵向西行駛的駕駛者試圖穿過 Main Street，無論另一側是否有空間。在這種觀點中，每個街道所有者都會採取極其狹隘的立場；他會試圖最大化自己的利潤，而不會過分關心將成本強加給其他人。

這個困境的答案是，它永遠不可能在基於指定個人私有財產權的自由市場中發生。因為在這樣的系統中，道路的所有方面都是擁有的，包括十字路口本身：在事物的本質中，在一個完整的私有財產系統中，十字路口必須由 Main Street Company、Side Street Company 或某個第三方擁有。一旦兩條街道之間十字路口的財產權被完全指定（以這三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所有這些問題和困境都停止了。

假設 Main Street Company 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然後它是被稱為 Main Street 的不間斷財產鏈的完整所有者。不久之後，Side Street Company 考慮建造。現在，前一家公司很清楚 Main Street 的所有部分都是私有財產。建造一條橫穿 Main Street 財產的橫街是不合理的。然而，Main Street Company 有各種動機歡迎 Side Street，如果不是自己建造一個的話，因為如果顧客可以使用它到達其他地方，新街道將增強其自身財產。沒有橫街選擇的城市街道並不真正起到通道的作用；它更像是城市中間的限制通道高速公路。兩家公司必須達成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安排。大概，Side Street Company 將不得不為建造橫街的權利付費。另一方面，如果 Main Street 的所有者打算將其用作限制通道高速公路，那麼 Side Street Company 將不得不在其上方建造，在其下方建造，或繞過它，但不能穿過它。（作為雙方之間合同的一部分，必須就汽車被困在十字路口達成協議。大概這將被禁止。）

由於 Side Street Company 的原始所有權在分析上與我們剛剛考慮的情況相同，但公司名稱顛倒了，我們可以繼續考慮第三方的所有權。

如果兩條街道的十字路口由局外人擁有，那麼就是他決定兩家道路公司之間的衝突。由於他的利益最好通過交通順暢來服務，因此假定十字路口所有者將採取行動，以最小化來自任一街道的駕駛者在交通燈改變時被孤立在十字路口的機會。

對橫街及其十字路口所有權情況的分析將使我們能夠回答其他幾個可能令人困惑的問題。

在自由企業下如何分配綠燈時間？

當然，如果大多數街道所有者有選擇，他們會更喜歡他們的街道 100％的時間都有綠燈。然而，這將等同於限制通道高速公路。如果它要成為城市街道，道路必須滿足於更少。每條街道應該分配多少紅綠燈？

如果一個社區的所有街道都由一家公司擁有，那麼它決定這個問題，大概是為了最大化其利潤。再次，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可以期望這樣的「私人」所有者比市政府機構更有效的工作。

在第三方擁有十字路口的情況下，兩個橫街所有者將競標綠燈時間。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假定是擁有較大街道交通量的街道所有者將成功競標更多的綠燈時間。如果較大交通量街道的所有者拒絕競標高比例的綠燈時間，他的客戶將傾向於光顧競爭對手——他們可以提供更多的綠燈，因此旅程更快。

兩個街道所有者會出現類似的結果，無論財產分散如何。¹⁸ 如果較大的街道公司擁有十字路口，很容易看到這一點。較大的公司將簡單地為自己保留高比例（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或者甚至五分之四）的綠燈時間，僅將剩餘的小部分出售給相交的側街。但是，如果較小的道路擁有共同的十字路口，也會出現大致相同的結果！儘管相對輕度行駛的道路公司可能想為自己保留綠燈的大部分份額，但它會發現它無法負擔這樣做。交通較繁忙的街道，代表一個總體上願意並能夠為綠燈特權支付更多費用的客戶群，將使小街道所有者接受大量付款以放棄其大部分綠燈時間變得極具誘惑力。換句話說，主街的客戶將通過主街所有者的間接付款，從使用次要街道的較少數量的客戶那裡競標時間。這一原則在商業中得到了很好的確立，並且每次公司分租空間時都會得到說明，它本可以用來滿足自己的客戶，因為它從分租中獲得的收入比保留場所供自己使用更多。

交錯交通燈的提供（例如，當以二十五英里每小時前進的汽車接近它們時，燈不斷變綠）可能會帶來一些概念上的困難，但同樣，它們很容易克服。當然，如果一家公司擁有所有道路，或者如果主幹道（要交錯的道路）是連續擁有的，幾乎沒有問題。唯一的問題出現在側街是連續擁有的，而主要大道要接收交錯燈的時候。（我們假設交錯不能有效地為南北和相交的東西街道同時進行，並且交錯最好放置在主要道路上而不是側街上。）

在這些條件下，有幾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一方面，主要大道能夠更好地利用交錯系統，可能只是購買（或租用）編程燈的權利，以便在主要道路上進行交錯。側路，即使作為十字路口的所有者，也只對每分鐘其燈可以保持綠色的比例感興趣；他們對交錯的必要性無動於衷。由於這正是主要道路所希望的，似乎可以達成一些雙方都有利的協議。

另一種可能性是，主要道路能夠更好地利用十字路口所有權賦予的交錯能力（也許能夠更好地利用賦予其所有者的其他優勢），將簡單地安排直接購買十字路口。如果是這樣，模式將從側街公司擁有十字路口的模式變為這些由主街公司擁有的模式。

另一種選擇是所有權整合。我們不知道道路公司的最佳規模（單個街區、單條道路、連續道路、小城市等），因此這方面的想法只能被認為是推測性的。然而，就協調交錯燈系統的便利性而言，更大可能更好。如果是這樣，將有市場合併趨勢，直到這些經濟性耗盡。

讓我們重述一下。我們首先指出了目前政府對道路的管理不善。我們聲稱，在政府管理的現狀下，改進不太可能足夠。我們簡要探討了一種替代方案——道路所有權和管理的自由市場——並展示了它如何處理一系列問題，並拒絕了一些不成熟的反對意見。我們現在準備詳細研究私人道路所有者實際上如何在市場上競爭。

私人道路所有者如何競爭

在極少數情況下，當主流經濟學家考慮私人道路所有權的可行性時，它已被立即拒絕，基於私人道路所有者之間競爭的不可能性。將這一點視為幾乎直觀明顯，經濟學家沒有進行冗長的推理鏈來反駁。因此，Smerk 說，相當簡短地，「高速公路不能很好地以競爭為基礎提供，因此它們由各級政府提供。」¹⁹

然而，經濟學家願意詳細闡述完美競爭條件的需要，如果私營部門要保持效率。私營企業道路理念未被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聲稱完美競爭不能存在於這個領域。

這種思維的一個典型例子是 Haveman。²⁰ 他說：

如果經濟的私營部門——市場系統——要有效運作，就必須滿足一些條件。事實上，如果私營部門要為公共利益服務，這些條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這些條件的缺失，往往引起對公共部門[政府]行動的需求。

這些完美競爭的條件是眾所周知的：眾多買家和賣家，以至於他們中沒有一個足夠大以「影響價格」；同質商品；和完美信息。嚴格要求一個行業滿足這些條件的一個問題，否則就被分配給政府運營，是在現實生活經濟中幾乎沒有行業會留在私營部門！如果遵循 Haveman 的隱含計劃，幾乎每個行業都必須國有化。一旦我們意識到這些條件是多麼真正限制性的，這很容易看出。僅同質性要求就足以排除現代複雜經濟中的大多數商品和服務。除了圖釘、橡皮筋、迴紋針和其他幾種類似的東西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商品在大多數消費者眼中沒有（即使輕微）差異。完美信息甚至禁止農產品主食被包括在完美競爭的範疇內。這可以在健康、運作良好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中看到。如果所有人都能獲得完整信息，就不可能有這樣的商品市場。

不「影響價格」也存在困難。無論單個個人在總市場中所佔的份額多麼小，他總是可以堅持略高於普遍流行的價格。鑑於缺乏完美信息，通常（但並非總是）會有人願意以更高的價格購買。

因此，以私人道路與完美競爭不一致為由反對私人道路是站不住腳的。確實，這個行業無法維持完美競爭所需的嚴格標準，但大多數行業也不能。在指出完美競爭不能適用於道路時，我們絕不是承認不同道路所有者之間的競爭不會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競爭過程。相反，如果我們允許完美競爭可以適用於道路，那麼我們將不得不撤回我們的聲明，即激烈的競爭也可以隨之而來。因為完美競爭和該詞通常意義上的競爭（暗示競爭、試圖將客戶從彼此身邊吸引走）是對立的，彼此不一致。²¹

在完美競爭模型中，每個賣家都可以以給定的市場價格出售他想要的所有東西。（這是每個完美競爭者面臨完美彈性需求曲線的假設。）Stonier 和 Hague 提供了這種觀點的典型表述：²²

單個公司的收入曲線[需求曲線]的形狀將取決於公司銷售其產品的市場條件。廣義地說，競爭對手的競爭越激烈，其產品的相當接近的替代品數量越多，公司的平均收入曲線就越有彈性。像往常一樣，可以精確地說明極限情況。一種極限情況將在有這麼多競爭者生產如此接近的替代品[完美競爭模型]時發生，以至於每個單個公司的產品需求是無限彈性的，其平均收入曲線是水平直線。這將意味著公司可以以統治市場價格銷售其產品的任何數量。如果公司提高價格，那麼，由於從競爭對手那裡可以輕鬆購買相同或非常相似的產品，它將失去所有客戶。如果公司降低價格，它將被希望利用其降價的客戶的訂單淹沒。對其產品的需求——和需求彈性——將是無限的。

在這些條件下，通常意義上的競爭、對抗、競爭等將完全缺乏。如果每個所謂的「競爭者」都可以「以統治市場價格銷售其產品的任何數量」，為什麼還需要將其他公司的客戶吸引到自己身上？如果保證得到所有可能想要的客戶，為什麼要出去競爭？如果「競爭」應該表示競爭行為，人們會認為「完美競爭」將表示一種超級競爭。相反，通過誤導性定義，它意味著完全相反的東西：一種高度被動的存在，公司不必出去積極尋求客戶。

再次，我們可以看到，拒絕道路行業完美競爭的可能性絕不等於承認不同道路所有者之間不可能存在競爭性競爭。矛盾的是，只有如果完美競爭適用於道路，我們才可能不得不考慮競爭過程可能不適應高速公路的可能性。

與過去幾十年在經濟學界占據中心舞台的被動完美競爭概念相反，有一種新的競爭理解，在市場過程意義上，現在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市場過程觀點不是專注於目標的最大化，假設給定的稀缺手段，就像 Robbinsian²³ 完美競爭概念那樣，而是做出現實的假設，即手段儘管稀缺，但絕不是給定的；相反，必須積極尋求對它們的了解。當手段和目的已知時，稀缺手段在競爭目的之間的分配是一個被動程序。所有需要做的都可以由適當編程的計算機完成。但是，首先積極尋求目的和手段是一項只能由企業家才能完成的任務；主動，而不是被動。企業家在完美競爭世界觀中被剝奪了他的關鍵角色，在市場過程概念中占據中心舞台。

企業家不僅僅是節約，而是尋求新的和迄今未知的利潤機會；不滿足於將給定手段分配給已經選定的目的，商人開闢新的道路，不斷尋找新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Israel Kirzner²⁴ 是以這種方式看待我們經濟的開拓者之一，他說：

我們已經看到，市場通過企業家競爭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獲利機會：他們感知價格差異（在同一商品的買家和賣家提供和要求的價格之間，或買家為產品提供的價格與賣家為必要資源要求的價格之間），並通過其企業家的買賣來為自己捕獲差異。在這個過程中，競爭在於感知向其他市場參與者提供比目前可用的更具吸引力的機會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本質上競爭性的過程…[它]…不在於決策者對其競爭對手可能的未來反應的關注，而在於他們意識到在做出現在的決定時，他們自己處於比競爭對手準備為市場做得更好的位置；它不在於市場參與者被動地對給定條件做出反應，而在於他們積極地通過積極改變現有條件來抓住利潤機會。

正是這種競爭性市場過程可以應用於道路行業。高速公路企業家可以不斷尋求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更新更好的方法。街道公司沒有理由不應該積極與其他此類公司競爭以獲得其顧客的持續和增加的通行費。在每一個可能的位置可能沒有數百萬買家和賣家的道路運輸服務（也沒有任何行業），但這並不排除市場參與者之間的激烈競爭，無論有多少。

這可能如何運作？

為了簡單起見，讓我們考慮一個佈置成六十四個街區的小鎮，就像棋盤一樣（見圖 3）。我們可以方便地將南北或垂直大道標記為 A 到 I，將東西或水平街道標記為第一到第九。如果一個人想從 First Street 和 Avenue A 的交叉點到 Ninth Street 和 Avenue I，他可以採取幾條路徑。他可能沿著 First Street 向東到 Avenue I，然後沿著 Avenue I 向北到 Ninth Street，一條水平然後垂直的旅程。或者他可以先向北到 Ninth Street，然後沿著 Ninth Street 向東到 Avenue I。或者，他可以遵循任意數量的之字形路徑：沿著 First Street 向東到 Avenue B；沿著 Avenue B 向北到 Second Street；再向東，沿著 Second Street 到 Avenue C；在 C 向北到 Third Street…等。此外，在純之字形和一個轉彎之間還有許多中間路徑。

圖 3

這些可能性並沒有開闢無限多的路徑，正如完美競爭的要求可能需要的那樣。然而，它們足夠多，可以作為競爭性競爭的基礎，其中一個道路企業家或一組企業家試圖提供比其他人更好和更便宜的交通渠道。

讓我們考慮希望從 First Street 和 Avenue D 的交叉點到 Ninth Street 和 Avenue D 的交通。（交叉點可以被視為整個城鎮或城市，街道可以被視為實際或潛在的高速公路。）如果 Avenue D 由一家公司擁有，可能會認為這裡不可能有競爭。因為最佳路線顯然是從 First 到 Ninth Street 直達 Avenue D。儘管這是真的，但仍有來自 Avenues C 和 E（甚至來自 B 和 F）的潛在競爭。如果 Avenue D Corporation 收取離譜的價格，客戶可以使用 C 或 E 的替代路徑（或者，在緊要關頭，到 B 或 F，甚至如果需要，A 或 G）。第二個潛在競爭來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來自在相關道路上方建造另一條道路或在其下挖掘隧道的可能性。再次考慮收取離譜高價格的 Avenue D 管理部門。除了附近道路提供的競爭外，競爭還可能由道路的雙層、三層或四層提供。

運輸文獻並非不知道道路雙層、隧道或增加高架匝道的可能性。例如，Wilfred Owens²⁵ 告訴我們：

紐約港務局公共汽車總站有助於緩解曼哈頓中城交通擁堵。大約 90％的城際公共汽車出發和城際公共汽車乘客從曼哈頓中城始發於這個總站。從總站到林肯隧道的高架匝道上的交通分流相當於增加了三條橫街。

John Burchard 讚揚雙層如下：

在東河大道[紐約市]的一個短跨度上，有草地平台運載在交通車道上，一直延伸到東河邊緣，這對附近的公寓居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福利。這個解決方案可能是由於建築線和河流之間的空間如此狹窄，以至於迫使南北車道的疊加而觸發的。但這不過是暗示了機會。掌握它的人值得鼓掌，但那些在有好例子可見的情況下如此一貫忽視它的人則沒有。[補充]²⁶

從 Burchard 的有限視角來看，確實是一個謎，一些人應該採取這一步驟，一旦採取並證明成功，就不應該被模仿。從道路市場的有利位置來看，謎團消失了：一位官僚出於必要偶然發現了一個好計劃。由於沒有成本最小化的經濟動機，沒有其他人認為適合擴大這一創新。在市場上，鑑於雙層是經濟的，將有強大的力量傾向於這一結果：利潤和損失系統。

Charles M. Noble 做出了對雙層的權威參考，他是俄亥俄州公路部門的前主任和新澤西收費公路管理局的總工程師：

看起來很清楚，最終，許多城市高速公路將成為雙層或三層設施，上層承載較長距離的交通量，可能具有可逆車道，並且可能以新的立交橋運行，以避免現有立交橋和連接街道的泛濫。²⁷

不可能準確預測這種通過多層競爭可能在現實世界中如何運作。也許一家公司將承擔建造和維護道路，以及支撐所有不同層的橋樑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道路層所有者可能會分租每個單獨的層，就像購物中心的建造者不自己經營任何商店，而是更喜歡將它們分租給其他人一樣。或者，主要所有者-建設者可能決定為自己保留一條道路，將其他層次出租給不同的道路公司。這將遵循購物中心的模式，購物中心為自己建造大型設施，但出租剩餘空間。

無論所有權模式如何，在同一個「地方」將有幾家，而不僅僅是一家道路公司；它們可以相互競爭。如果 Avenue D 如我們之前的例子所示，成為多層，那麼從 First Street 和 Avenue D 到 Ninth Street 和 Avenue D 的旅行不需要沿著 Avenue C 或 E 進行，以利用競爭。人們還可以在 w、x、y、z 層之間進行選擇，所有這些都在 Avenue D 上運行！

讓我們考慮 Z. Haritos 的反對意見：

具有不同需求函數的消費者共同消費道路。道路不像鋼鐵那樣好，鋼鐵可以根據質量和尺寸的不同規格生產。經濟特性使得必須為任何給定地點的所有用戶生產一種道路。²⁸

這種說法與我們剛才所說的不一致。在我們看來，道路的雙層或三層允許沿任何給定道路生產至少幾種道路。然後，我們將被迫拒絕 Haritos 的主張。爭論的一個焦點是他對「地方」一詞的模棱兩可使用。

因為在某種意義上，Haritos 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將「地方」定義為兩個不同的東西不可能存在的實體，那麼邏輯迫使我們得出結論，兩條不同的道路不能存在於同一個地方。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鋼鐵。與 Haritos 相反，道路與鋼鐵佔據相同的邏輯位置。如果道路不能在任何給定地點生產不同規格的質量和尺寸，那麼鋼鐵也不能。

但是，如果我們顛倒事情，以這樣的方式使用「地方」一詞，即兩個不同的東西（兩個不同的鋼片，具有不同的規格）可以存在於一個地方（並排，或彼此靠近），那麼鋼鐵確實可以在任何給定地點生產不同的規格，但道路也可以！因為通過多層技術，許多不同的道路可以沿著相同的路徑流動，或存在於相同的「地方」。

另一個反對意見指控道路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將涉及浪費性的重複。George M. Smerk 說：「公共交通公司之間的競爭，特別是具有固定設施的公共交通公司，將需要昂貴且不受歡迎的工廠重複。」²⁹

這是對許多領域市場競爭的流行反對意見；特別是鐵路「過度建設」在這方面受到了不少批評。然而，它是謬誤和誤導的。

我們必須首先區分「事前投資」和「事後投資」。從「事前」意義上說，所有投資都是為了賺取利潤而進行的。浪費性的過度建設或不必要的重複在事前意義上不可能存在；沒有人在投資開始時打算它應該是浪費的或無利可圖的。事前投資必須必然是非浪費的。

事後觀點是另一回事。我們存在的明顯事實是計劃經常失敗；投資經常出錯。從歷史的有利位置來看，投資可能經常被判斷為不明智、浪費和不必要的重複。但這並不構成對私人道路的有效論據！因為重點是所有投資者都容易犯錯。除非有人聲稱政府企業在某種程度上不太可能犯錯，而企業家一直受到市場過程的利潤和損失的持續測試，否則這個論點沒有什麼意義。（很少有人如此大膽地聲稱政府官僚是比私營商人更好的企業家。）

對市場的批評，例如道路所有者方面的浪費性重複指控，通常源於對完美競爭模型的關注。從這個有利位置看世界可能會極其令人失望。該模型假設完整和完美的信息，在完美知識的世界中，當然不可能存在浪費性重複這樣的事情。事後決策將與事前決策一樣成功。相比之下，在這方面，現實世界排名第二。也許可以理解，通過完美競爭色調的太陽鏡觀察現實世界的人應該對實際投資的不明智或不必要的重複感到深深的不滿。

然而，這種失望並不是對道路市場的有效反對。必須拒絕的不是私人道路公司有時錯誤的投資，而是沒有空間容納人為錯誤的完美競爭模型。

Gabriel Roth 對道路競爭可能性採取了中間立場。他說：

雖然可以設想在連接相距甚遠的點的道路提供中存在競爭——就像早期的鐵路上發生的那樣——但不可能設想在城鎮和村莊的通道道路提供中存在競爭，因為大多數地方只有一條道路提供服務。實際上，公路管理局處於壟斷地位。如果其任何道路獲得巨額利潤，我們不能期望其他道路供應商急於填補空白。如果某些道路出現虧損，就沒有道路供應商關閉它們並將資源轉移到經濟的其他部門。³⁰

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幾個爭論問題。首先，只有一條道路、小路或牛道為之服務的小鎮或村莊是罕見的。大多數地方至少有幾條。但即使允許在許多農村社區只有一條可用的道路，讓我們注意 Roth 在道路和其他服務之間的差異。大多數當地城鎮和村莊也只有一個雜貨商、屠夫、麵包師等提供服務。然而，Roth 幾乎不會主張因此這些領域不能存在競爭。他知道，儘管鎮上只有一個雜貨商，但來自路邊或下一個城鎮的雜貨商仍有潛在的，如果不是實際的競爭。

道路的情況是相同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如果已建立的道路被證明非常受歡迎和有利可圖，總是有可能在第一條道路旁邊建造另一條道路。還有在第一條道路上方建造另一條道路或在第一條道路下挖隧道的可能性。此外，競爭也通過其他運輸行業引入。可能有一條電車線、鐵路或地鐵將這個城鎮與外部世界連接起來。如果沒有，第一條已建立的道路非常有利可圖，這種競爭在自由市場中總是開放的。

最後，我們來到這句話，「如果某些道路出現虧損，就沒有道路供應商關閉它們並將資源轉移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我們同意，因為道路通常在地理上是固定的。企業家不會「移動」一條不再有利可圖的道路，就像他不會在物理上移動同樣無利可圖的農場或森林一樣。更重要的是，即使以某種方式在經濟上可行地將無利可圖的道路「移動」到更好的地方，也沒有這樣的道路供應商，僅僅是因為現在禁止私人道路所有權。

隨著 Roth 的陳述，我們也來到壟斷的幽靈，以及聲稱私人道路市場必須以壟斷方式運作。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聲明？通常有兩個原因。首先，不可分性——許多生產要素在低產出水平下無法有效利用的事實。鋼廠或汽車工廠不能被切成兩半，然後被要求生產它以前生產的一半產出。

Mohring 說，「但在提供運輸設施方面確實存在不可分性。每條鐵路軌道必須有兩條鐵軌，每條高速公路或鄉間道路必須至少與使用它的車輛一樣寬。」³¹ 在類似的脈絡中，Haritos 說，「要從 A 到 B，你需要整條車道，而不僅僅是一半，整個距離，而不是一半。」³² 用 Winch 的話說，「高速公路的不可分性使得擁有競爭性道路系統是不切實際的，因此負責的機構必須是壟斷。」³³

我們不相信不可分性的存在足以保證壟斷，許多人將其定義為商品只有一個賣家的情況。每個行業和所有生活領域都存在不可分性。錘子和釘子、自行車和手推車、機車和電梯、拖拉機和鋼廠、教授和足病醫生、芭蕾舞演員和磚工、音樂家和駕駛者、船隻和拖鞋、水桶和掃帚，它們都不能被切成兩半（無成本地）並被期望生產它們以前生產的一半。鐵路需要兩條鐵軌（當然，單軌鐵路除外），而不是一條，或其任何分數。此外，為了連接 A 和 B 點，它必須完全從一個點延伸到另一個點。它可能不會在它們之間的中途結束，並提供兩點之間運輸的可能性。

這是否確立了政府接管鐵路的必要性？當然不是。然而，它們與道路和高速公路一樣展示了不可分性的概念。如果不可分性證明政府參與道路是合理的，那麼它們應該證明在所有其他可以找到不可分性的情況下也是合理的。由於不可分性論證的倡導者不願意將其擴展到掃帚、拖鞋、鋼廠和幾乎太陽底下的所有其他商品和商品，邏輯迫使他們在高速公路的情況下撤回它。

結論

那麼我們得出什麼結論？在駁斥私人道路所有權不是「不可能的」這一概念，事實上，它可能為目前的系統提供各種令人興奮的替代方案之後，我們回到為什麼甚至應該考慮它的問題。在那裡，我們再次面對面地面對安全問題。比目前政府道路管理者所做的工作更糟糕的工作很難想像。我們只需要考慮當其他形式的運輸中質疑安全時會發生什麼，就可以看到相關性。當航空公司遭遇事故時，它通常會經歷乘客的明顯下降。擁有出色安全記錄並進行調查的航空公司發現，公眾意識到安全，並將根據它做出選擇。

同樣，私人道路所有者將處於建立法規和實踐以確保其道路安全的位置。他們可以影響駕駛員、車輛和道路——高速公路安全的關鍵要素。他們可以比政府官僚機構更快地對禁止「爆炸 Pintos」等車輛做出反應。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以及所有類似的政府系統在確保車輛缺陷方面的主要問題是，不允許競爭。再次，在自由市場體系中，創新方法解決安全問題的機會將開放。如果更嚴厲的處罰被證明在減少不安全車輛和做法方面不成功，激勵系統可能是答案。我們無法從目前的有利位置描繪未來的所有細節。但我們確實知道「必須有更好的方法」。

經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的許可從《自由意志主義研究期刊》3, no. 2 (1979): 209–38 轉載。

1976 年機動車事故受害者人數，見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1977, 頁 13)。 ↩︎
1967-1976 十年間道路和高速公路死亡人數，同上。 ↩︎
1968 年數據，同上，頁 57。 ↩︎
1969 年數據，同上，頁 60。 ↩︎
Charles M. Noble 的陳述，傑出的交通工程師，曾任俄亥俄州公路部門主任、新澤西收費公路總工程師，並獲得 Matson 紀念獎以表彰對交通工程進步的傑出貢獻。「Highwa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Traffic Operations and Safety」，交通季刊（1971 年 11 月，頁 534）。 ↩︎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1977, 頁 13)。 ↩︎
Regulation and Automobile Safety (1975, 頁 8–9)。 ↩︎
Winch (1963, 頁 87)。 ↩︎
嚴格來說，這遠非事實。在十九世紀之前，英格蘭和美國的大多數道路和橋樑都是由準私人股份公司建造的。 ↩︎
Wooldridge (1970, 頁 7–9)。 ↩︎
Roth (1967, 頁 16)。另見：通過形象化高速公路問題與經濟學家應用了一些相當古老的想法的一系列可比問題之間的相似性，可以大大改善高速公路狀況：即「良好的舊供需分析」的想法。(Brownlee and Heller 1956, 頁 233) 高速公路的提供基本上涉及與任何其他經濟活動相同的問題。稀缺資源必須用於通過提供商品和服務來滿足人類需求，並且必須決定我們將多少資源用於一項特定服務，以及誰將做出必要的犧牲。(Winch, 頁 141) 許多被認為使運輸「不同」的特徵實際上也在其他行業中發現，並且…在其他行業中適用的相同形式的分析也可以用於運輸。因此，互補性，或聯合生產，如前後運載之間，在同一動物的皮革和肉的聯合生產中有其對應物。易腐性比新鮮農產品更大，但在許多情況下比報紙少。擁堵發生在超市，外部性或「鄰里效應」無處不在。客戶時間成本涉及理髮。(Vickrey, 未發表的手稿) ↩︎
本作者希望表達對這一主題的兩位開拓者的感謝：Wollstein (1974) 和 Rothbard (1978, 頁 202–18)。 ↩︎
Vickrey (1963, 頁 452; 1974, 頁 24)。 ↩︎
Rothbard (1978, 頁 205) 說：答案是，在自由意志主義社會中，每個人在購買房屋或街道服務時，都會確保購買或租賃合同提供任何規定的年期的完全通行權。通過合同預先提供這種「地役權」，不允許這種突然的封鎖，因為這將是對土地所有者財產權的侵犯。 ↩︎
Hayek (1960, 頁 160)。 ↩︎
我將這一點歸功於 Hull 大學社會學系的 David Ramsay Steele。 ↩︎
我們在這裡假設不存在心理收入現象。見 Block (1977, 頁 111)。 ↩︎
Smerk (1965a, 頁 228)。 ↩︎
Haveman (1970, 頁 23)。關於「控制價格」混淆的有力批評，見 Rothbard (1962, 頁 87–90)。 ↩︎
參見 Kirzner (1973)。 ↩︎
Stonier and Hague (1964, 頁 104)。 ↩︎
見 Robbins (1932)。 ↩︎
Kirzner (1973, 頁 122–23)。 ↩︎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56, 頁 119)。 ↩︎
Burchard (1970, 頁 245)。 ↩︎
Noble (1971, 頁 546–47)。 ↩︎
Haritos (1974, 頁 57)。 ↩︎
Smerk (1965a, 頁 228)。 ↩︎
即使有人出於某種原因打算故意投資於「虧損」主張，我們仍然會否認，事前，他打算惡化自己的地位。人們採取行動是為了使自己受益，這是經濟學的公理。如果一個人打算通過投資虧損，那只能是因為，通過這樣做，他認為他將通過足夠多的心理收入來增加，以補償他的金錢損失。簡而言之，他正在從事慈善事業。 ↩︎
Mahring (1965, 頁 240)。 ↩︎
Haritos (1974, 頁 56)。 ↩︎
Winch (1963, 頁 3)。 ↩︎
關於「壟斷」作為政府授予的獨家特權的解釋，見 Rothbard (1962, 頁 586–619)。 ↩︎

【自由的基石】5 勞資關係、工會與集體談判：政治經濟學分析

Sun, 26 Jan 2025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5 勞資關係、工會與集體談判：政治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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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1-economics/part-1-05-labor-relations-unions-and-collective-bargaining/

5 勞資關係、工會與集體談判：政治經濟學分析

要證明我們社會中許多群體推崇工會主義的美德不困難。有些人認為工會是促進就業的手段。其他人則認為「社會正義」足以成為這個奇特制度的保證。工會是合法機構的概念深植於我們的既定印象之中，許多主流宗教組織甚至會邀請工會組織他們自己的教會員工 - 他們認為這是基於道德理由。簡單來說，大多數專家心中，工會在社會中扮演著合法角色。否則我們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參與暴力罷工的組織勞工團伙不僅逍遙法外，還因其勇氣和信念而廣受讚揚？如果其他任何群體以類似方式干擾他人的生命和財產，他們肯定會被立即關進監獄，並被視為恐懼、厭惡、嘲笑和同情的對象，這也是大多數人對罪犯活動的反應。

複雜性

然而，與普遍觀念相反，工會主義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它包含自願和強制兩個面向。自由企業的哲學完全符合自願工會主義，但與強制工會主義背道而馳。所有類型的工會主義，無論是強制性還是自願性的，都有什麼共同點？工會是員工的組織，其目的是與雇主談判以增加工資。¹

那麼，侵犯性工會和非侵犯性工會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後者遵守自由意志主義的不侵犯無侵犯者公理；前者則否。換句話說，合法工會將自己限制在不侵犯他人權利的加薪手段；非法工會則不會如此自我約束。

一些專家宣稱他們「完全支持勞工工會中的自由和自願結社原則」。如果這構成對自願工會的道德認可，並譴責強制性工會，那很好。但如果這是要應用於現有的勞工組織，這種說法就是虛偽的。這甚至不是現代世界中有組織勞工如何運作 - 並且仍然繼續運作 - 的粗略近似。

強制

我們來對這種區別搞得更清楚，因為這是任何準確評估工會主義的根本。有些勞工組織會盡其所能提高其成員的工資和工作條件 - 除了不會通過對他人發起暴力來侵犯他人的（消極）權利。這些可以被恰當地稱為「自願工會」。但有一些工會，不僅通過合法的非侵權行為來促進其成員的福利，還使用針對無侵犯者的身體暴力。

關於這種「強制工會」的活動，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指出：

工會實際上已經獲得了使用暴力的特權。政府已經放棄了政府最重要的屬性 - 使用強制和壓迫的專有權力和權利 - 而將其讓給了工會。當然，將任何公民訴諸暴力行為(除自衛外)定為刑事犯罪的法律並未被正式廢除或修改。

然而，實際的工會暴力在很大範圍內是被容忍的。工會實際上可以自由地使用武力阻止任何人違抗他們關於工資率和其他勞動條件的命令。他們可以自由地對罷工破壞者和雇用罷工破壞者的企業家施加身體傷害而不受懲罰。他們可以自由地破壞這些雇主的財產，甚至傷害光顧其商店的顧客。當局在輿論的支持下縱容這些行為……在過分的情況下，如果暴力行為太過分，會有一些軟弱無力的鎮壓和預防嘗試。

但通常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工會領袖和「親工會」立法諧美地稱之為集體談判的，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是槍口下的談判。這是一個手持武器、準備使用武器的一方，與受脅迫的手無寸鐵的一方之間的談判。這不是市場交易。這是強加於雇主身上的命令…它造成了制度性失業。

輿論和大量偽經濟學著作對所涉問題的處理完全具有誤導性。問題不在於結社的權利。而是在於是否應該授予任何私人公民組織可以不受懲罰地訴諸暴力行為的特權。

從「罷工權」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不正確。問題不在於罷工權，而在於通過恐嚇或暴力迫使他人罷工的權利，以及進一步阻止任何人在工會已經宣布罷工的工廠工作的權利。（米塞斯 1966, 777-79頁）

而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觀點中：

我們不能過分強調，工會被允許違反所有法治原則而行使的強制，主要是對同行工人的強制。不管工會對雇主可能擁有什麼真正的強制力，都是這種對其他工人的主要強制力的結果；如果工會被剝奪了這種強制不願支持的力量，對雇主的強制就會失去其大部分令人反感的性質。工人之間的自願協議權，甚至他們共同扣留服務的權利都不在質疑之列。(F. A. von Hayek 1960, 269頁)²

鑑於存在合法和非法的勞工組織形式，因此，健全的公共政策包括維護前者和消除後者。用法律術語來說，這意味著呼籲廢除促進侵犯性行為的立法，並擴大對非侵犯性行為的法律保護。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工會可以做任何公民有權做的事，並且必須避免做所有禁止公民做的活動。換句話說，勞動法應該只是應用於勞資關係的普通法治原則（Hayek 1973; Leoni 1961, 59-76頁）。

這引導我們進入一個重要問題。有組織勞工的哪些手段是侵犯性的，哪些不是？讓我們先提到幾個工會使用的合法技術，然後再看看工會參與的非法行為。

合法工會主義

大規模罷工

首先是大規模罷工：除非滿足工資要求,否則威脅或組織大規模罷工。³這不侵犯任何人的權利，因為在沒有合約的情況下，雇主不能強迫人們以他們認為太低的工資為他工作。工人採取一致、團結或「共謀」行動也不是任何有效的反對理由。當然他們會這樣做。但如果一個工人有權辭職，那麼所有工人一起，⁴就有權這樣做。⁵所有共謀法都應該廢除，只要協議是要做一件個人做起來合法的事。

與自由意志主義者相比，有許多保守派認為反托拉斯和反聯合法應該適用於工會。⁶因此，即使是我們所描述的自願工會對他們來說也是非法的，因為他們聲稱工會的「串謀行為」在違反消費者主權⁷時「剝削整個社會」。⁸但這只表明支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家與支持國家或州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家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

強制復工立法

同樣，自由意志主義者會在政府是否有權制定法律強迫工會復工的問題上與許多「右翼」保守派意見不同，尤其是當工會罷工威脅破壞經濟的廣泛部門並損害與爭議無關的無辜方時。自由意志主義觀點認為政府沒有這樣的權利，這源於自由意志主義自我所有權的基本前提。用默里・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1978, 83-84頁）的話說：

1971年10月4日，尼克森總統援引塔夫特-哈特利法獲得法院禁令，強制暫停碼頭罷工八十天…對飽受困擾的公眾來說，避免罷工的破壞無疑是方便的。然而，強加的「解決方案」純粹是強迫勞動：工人被強迫違背自己的意願復工。在一個宣稱反對奴隸制、並已將非自願勞役定為非法的社會中，任何禁止罷工或監禁不遵守的工會領袖的法律或司法行動都沒有道德藉口。

傳統保守派傾向於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因此右翼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

抵制

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合法的另一項活動是抵制，無論是一級還是二級抵制。抵制只是一個人拒絕與另一個人打交道。⁹自由社會中的所有互動必須建立在互利基礎上，但不存在任何特定互動必須發生的假設。作為自由結社法則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因其認為充分的任何理由拒絕與他人結社。由於抵制僅僅是有組織地拒絕與他人打交道，而每個人都有權這樣做，那麼人們也可以一致地這樣做。「熱令」，即工會宣布有組織勞工禁止處理某些產品，是抵制的一個特例。

只要沒有與這種聲明不相容的有效合約，它也是一個完全合法的活動。羅斯巴德（1982, 131頁）在這方面說：

抵制是試圖說服其他人在社交上或同意不購買該公司的產品方面與某個特定的人或公司沒有任何關係。從道德上來說，抵制可能用於荒謬的、應受譴責的、值得稱讚的或中性的目標。例如，它可以用來試圖說服人們不要購買非工會葡萄或不要購買工會葡萄。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關於抵制的重要之處在於它純粹是自願的，是一種試圖說服的行為，因此它是一個完全合法和合理的行動工具…抵制可能會減少公司的客戶，因此削減其財產價值；但這種行為仍然是完全合法地行使言論自由和財產權。我們是否希望任何特定的抵制成功與否取決於我們的道德價值觀和對具體目標或活動的態度。但抵制本身是合法的。如果我們認為某個抵制在道德上應受譴責，那麼持這種觀點的人有權組織反抵制來說服消費者，或抵制抵制者。這一切都是在私有財產權框架內傳播信息和意見的過程的一部分。

此外，「二級」抵制也是合法的，儘管根據我們目前的勞動法，它們是非法的。在二級抵制中，工會試圖說服消費者不要從與非工會(一級被抵制)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購買。同樣，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他們應該有權嘗試這種說服，就像他們的對手有權以相反的抵制來對抗一樣。

索倫森案例

這個原則的一個例證發生在加拿大。北溫哥華市議員比爾·索倫森投票支持將市政垃圾收集服務外包給私營企業。而且,至少在加拿大公共雇員工會(CUPE)第389分會看來 - 他投票支持涵蓋所有市政雇員的工資凍結更是雪上加霜。

工會很快就報復了。

事實上，索倫森是北岸社區信用合作社（一家當地銀行機構）的業務經理。CUPE第389分會在這個信用合作社有存款。作為對索倫森在市議會投票的回應，工會從雇用索倫森的銀行提取了25,000元資金。

這個提款決定絕非巧合。這是出於惡意 - 試圖通過攻擊他作為私人公民的身份來報復一個兼職政治家。

由於這一行為，索倫森辭去了市議會的席位 - 不清楚他是否被迫這樣做以保住工作。

據專家稱，這一令人遺憾的景象是對民主的威脅。一位評論家說：「這是工會採取的一種卑鄙、低級的策略，不值得整個勞工運動為之驕傲。」

卑鄙？是的。低級？是的。小氣？再次確認是的。讓我們把事情放在正確的角度來看。工會和所有其他存款人一樣，完全有權在任何時候以任何他們認為充分的理由提取資金。畢竟這就是活期存款的含義。這種安排是存款人和貸款機構這兩個相互同意的當事人之間合約的體現。選擇提取25,000元，即使是出於這種惡意的原因，CUPE第389分會也完全在其道德和法律權利範圍內。這25,000元歸工會所有。只有工會有唯一的權利決定其投資地點。無論是索倫森先生還是他工作的信用合作社都無權決定這筆錢應該在哪裡、如何或是否投資。當然，合法擁有者¹⁰決定從銀行提取資金並沒有侵犯他們的權利。

工會不僅有權基於這個理由提取資金，而且社會上的其他群體的行為也是一樣的 - 卻沒有遭受到對CUPE的哀號和咬牙切齒。

有任何人質疑過公司是否根據他們認為的自身最佳利益來存取資金嗎？當然，教會團體和其他機構已公開從投資南非或支持「生態不健全」公司的銀行提取資金。消費者是否不斷根據抵制使他們不悅的商家（有時基於最主觀的理由）來選擇光顧的商店？為什麼單單針對工會對其自有資金的管理指責呢？

然後是在法律上禁止這種行為的困難。政府如何在不決定如何花費和投資私有財產的情況下，制止這種做法？任何試圖制止這種做法的嘗試，肯定會讓我們陷入喬治・奧威爾在其《一九八四》一書中警告過的情景。

與政治評論家相反，這種抵制行為是工會的一種溫和回應，當然與有組織勞工慣常的行為相比更是如此。加拿大工會，以及美國的工會，作為一種制度安排，通常被允許援引政府的強制力來追求其商業目標。這是它們的定義特徵，因為有組織勞工是我們社會中少數被允許使用罰款和/或監禁威脅來禁止競爭的機構之一。

這當然是指非工會工人與工會競爭工作時受到的待遇。他們被貼上破壞工會者和賤民的標籤。加拿大法律強迫雇主與工會「公平談判」，從而禁止他與那些會與有組織工人競爭工作的人打交道。即使雇主和「破壞工會者」之間可能就被罷工工人拒絕的工作和工資標準達成互利協議，勞動法也禁止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一個不侵犯任何權利的工會抵制，卻被評論家大肆譴責。另一方面，工會限制就業准入的做法明顯侵犯了每個非工會競爭者對這些工作的權利。然而，這種不道德的做法幾乎沒有人譴責，甚至享有現代法律的威望和保護。

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大的司法歪曲。

非法工會主義

糾察

現在讓我們考慮幾個非法的工會活動。這些是強制工會會進行但非強制工會完全避免的行為。例如，糾察在道德上是非法的並且應該被禁止，因為它等同於威脅或發起暴力。¹¹這種活動必須與抵制明確區分。在糾察中，目的是強制並經常以物理方式阻止那些願意與被罷工雇主打交道的人（供應商、顧客、競爭勞工—「工賊」或罷工破壞者）。相比之下，抵制的目的是動員那些已經同意罷工的人拒絕相關購買。誠然，工會可能試圖說服中立方，但在抵制中，這樣做的手段嚴格限於非侵犯性技術。一旦涉及身體侵犯，抵制就變成了糾察。

有人將糾察描述為僅僅是「提供資訊」。為了看清這種說法的問題所在，試想像如果麥當勞派其代理人（數百人，帶著大棒子和貼有標語的牌子）包圍漢堡王或溫蒂餐廳的場所，向其顧客或供應商提供「資訊」，我們會作何反應。同樣地，我們不允許赫茲租車去糾察艾維斯，或通用汽車去糾察福特。毫無疑問，這類活動將被正確地解讀為恐嚇行為。如果這些公司想傳達資訊，他們可以透過其他管道：廣告、直接郵件、比賽、贈品、折扣等。這同樣適用於工會。如果它想溝通，就必須限制在這些活動範圍內。

不過，人們仍然不斷宣稱，糾察者只是為了傳達罷工正在進行的資訊；然而，他們「承認」當看到任何人試圖與被罷工的雇主進行商業活動時，糾察者會變得憤怒。這種說法試圖主張這些「干擾」（人們試圖進行正常業務，想無視罷工）應對糾察線上普遍出現的暴力負責。但這種說法站不住腳。要麼只是在提供知識，要麼就不是。如果只是提供知識，那麼如何解釋暴力普遍出現在糾察行為？糾察者是特別「敏感」嗎？但這都不是重點。即使糾察線從未出現暴力，這只能證明其恐嚇如此成功以至於不需要暴力。自由意志主義不侵犯原則排除了實際發起暴力和暴力威脅；因此，即使是（到目前為止）非暴力的糾察，也是對所有想要越過糾察線者的威脅。

更準確的解讀是將糾察（無論是一級還是二級）視為滋擾或騷擾，如同發生在任何其他商業或個人領域一樣。

假設一個人離開房東A的房產，轉而光顧房東B。如果A與其家人、朋友和商業夥伴開始因為「不公平」而糾察這位房客，法院肯定會嚴厲譴責這種行為。或者考慮另一種情況。假設一個男人與配偶離婚，然後與他的所有朋友一起「糾察」前妻的住所，警告潛在的追求者。這會被視為一種行使言論自由權的資訊活動嗎？顯然不會。相反，這種行為會被清楚地視為騷擾，並被國內任何法院立即禁止。

我們在勞資關係中能採用較寬鬆的正義定義嗎？

然而，這裡有一個複雜問題。它涉及進行糾察的區域的法律地位。如果糾察線在私有財產上運作，從自由意志主義的觀點來看，分析是清晰和直截了當的：這種活動只能在所有者許可的情況下進行。否則，如我們所見，它必須被解釋為壓迫性的。不幸的是，在一系列涉及糾察和發放傳單權利的案例中，法院通過認定這些區域是「公共場所」，削弱了購物中心街道和通道的私有財產地位。但這些都是私人建造、私人經營和維護的，因此應該被視為私有部門的一部分—其使用應由其所有者決定。

確定公共街道和人行道的適當使用要困難得多。對自由意志主義理論家來說，這些區域是一個難題。鑑於政府最初將其國有化在道德上是不當的，且在經濟上是無效率的（Block 1979），很難確定是否應該允許在雇主場所前的公共人行道上進行糾察。決定是否允許任何公共集會（例如遊行）干擾政府街道上的正常交通模式，本質上是一個任意的決定。這取決於公眾影響力，而不是哲學上確定的權利。在這種道德真空中，也許最好的行動方案是按照他們所大聲宣稱的那樣，將糾察者視為僅僅是提供資訊。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類比是那些攜帶三明治板廣告牌在街上走動為當地商家做廣告的人。法院會允許一個甚至兩個這樣的移動廣告牌嗎？當然會，只要他們彼此保持一定距離，不干擾路人。法院會允許數十個緊密排列的三明治板廣告攜帶者阻礙正常交通流動嗎?當然不會。根據這些考慮,我們得出結論:使用「公共財產」的罷工工會成員應該得到與任何其他試圖宣傳資訊的群體完全相同的對待。如果法院允許一兩個三明治板廣告者使用公共人行道，他們就應該給予提供資訊的工會糾察者同樣的權利。在他們會拒絕數十或數百個三明治板廣告者的情況下，他們必須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有組織勞工。

工賊

誰是強制工會暴力通常針對的無辜者？這些人是就業階梯底層的人；我們中最弱勢、最後進和最失落的人，如果我們對窮人有任何關心，我們應該特別關注他們的福利。他們，簡而言之，就是「工賊」。

工賊在媒體上一直受到非常負面的評價。甚至賦予他們的稱謂本身就是貶義的。但當所有鬆散和不準確的措辭被剝去時，工賊不過是一個窮人，往往是沒有技能、沒有受過教育、就業不足或失業的人，或許是少數群體的成員，他們只不過是尋求在勞動市場上競爭，並在那裡向出價最高的人提供服務。

事實上，將工賊視為經濟上的麻風病人並不誇張。而我們都知道道德和教會權威敦促我們對麻風病人應採取的態度。

在他們支持（強制）工會的立場上，工會捍衛者暴露出他們對美國和加拿大天主教主教會議¹²所闡述的窮人優先選擇這一道德公理性原則的不忠實。這種情況下的「窮人」不是組織成龐大、強大和強制性工會的勞工貴族。相反，他們是受蔑視、被壓迫和被詆毀的工賊。¹³

暴力

最近，加拿大工會議主席丹尼斯‧麥克德莫特 27 歲的兒子派屈克・麥克德莫特遭遇一件奇怪的事。年輕的派屈克在安大略省北約克郊區乘坐公車時，目睹了街頭毆打事件。42 歲的黛安娜・麥金泰爾正被一名男子毆打——於是我們的英雄跳下公車，前來援救這位受困女士，卻因此被該名惡棍的四名同夥摔倒在地，並在倒地時遭到拳打腳踢。

你說「沒什麼大不了的」？「每天都在發生」？是的，不幸的是，街頭暴力似乎已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加拿大也日益增多。但這個案例很特別。受害的女性是在帝國商業銀行主要 Visa 信用卡中心的糾察線上遭到襲擊，而那五名惡棍是銀行員工，正在對這家金融機構進行罷工。對於派屈克‧麥克德莫特來說，這是多麼尷尬的處境啊！他本人是堅定的工會支持者，而且是即將卸任的加拿大工會議主席的兒子！

年輕的麥克德莫特先生試圖忠於他的原則。也就是說，同時忠於兩個原則：一方面是騎士精神和保護無辜者免受毆打，另一方面是工會主義。儘管在與有組織勞工的爪牙對抗中手臂受傷、肋骨瘀傷、嘴唇破裂，他仍表示「我仍然相信罷工和這個事業，但當涉及暴徒毆打手無寸鐵的婦女時，這必須停止。那個人應該被開除出工會。」

然而，這個說法太過簡單。西方民主國家所實踐的工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暴力、對抗性和身體侵略性的制度。年輕的麥克德莫特先生不能兩者兼得。他必須要麼放棄「事業」，要麼放棄他認為暴徒不應該毆打無辜者的原則。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一個廣受尊重的機構——有組織勞工——必然對非侵犯者發起暴力？

原因很直接。實際的工會做法，以及支撐它的國家勞動法規，都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競爭，不管在經濟其他領域運作得多好，都不適合勞動市場。而且不僅是不適合，還應該受到法律懲罰。勞動法規通常要求雇主與工會「公平談判」，而他最想做的可能是完全無視他的罷工員工，並僱用競爭性的工人（即「工賊」）來代替他們。一些加拿大省份（如魁北克）阻止管理層在勞資糾紛期間僱用臨時替代工；其他省份允許這樣做，但堅持公司不得給這些工人比其工會化勞動力更優厚的待遇。如果雇主拒絕受這些限制約束，他就要面臨罰款甚至監禁——這當然等同於對一個人僅僅因為鼓勵勞動市場競爭而施加暴力。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工會暴力針對雇主，或像麥金泰爾女士這樣的人通過穿越糾察線支持工賊時，警察和法院會視而不見——甚至表示同情。「如果政府無論如何都會以物理方式禁止勞動市場競爭，為什麼要懲罰有組織勞工做同樣的事？」似乎是普遍的觀點。

稍加思考就會讓我們確信，這種做法——工會暴力或政府暴力針對雇主和／或工賊——是完全不合理的。非就業競爭工人（工賊）與罷工工會成員一樣，都有權競爭雇主提供的工作。任何其他結論都會設立兩個具有不同權利類型的人群——工會成員和工賊。但所有人都擁有相同的人權來競爭就業，而不應受到來自工會成員或警察的身體暴力侵害。

至於對派屈克‧麥克德莫特和黛安娜‧麥金泰爾實施的毆打，工會發言人稱這起事件「很小」，並表示不打算對傷害他們的糾察者採取紀律處分！當然，警察對這種街頭暴力也無所作為，儘管如果這種狀況發生在勞資糾紛以外的情境，他們和所有公民都會感到憤怒。

法治的崩解

理解這種工會暴力被廣泛接受的現象的一種方式，是關注警察的角色。畢竟，他們應該是社會反對暴力的最後防線。然而，問題在於，這個機構也受到了「將工會視為合法」的病毒侵害。¹⁴

根據加拿大最大城市之一溫哥華的警察局長鮑勃・斯圖爾特先生的說法，他的警員在勞資糾紛中使用暴力是不適當的。值得慶幸的是，這個人不是完全的和平主義者；這種觀點似乎只適用於工會動亂。他在對大西洋警察局長講話時表示：「警官的角色是維持和平與秩序，而不是被視為偏袒某一方。」¹⁵這種低調的原因，據稱是勞資糾紛實際上是兩方之間的合約糾紛，而不是與警察的糾紛。理解這種立場背後的動機很容易。加拿大將自己視為一個非常穩定、有禮貌和文明的社會，而工會-管理層的對抗是潛在的火藥桶。他們最不願看到的就是助長在地球其他角落不幸爆發的暴力之火。

然而這種觀點存在嚴重缺陷。如果這番話來自其他人，而不是來自國家執法階層如此崇高地位的人，就可以輕易駁回。但當它由高級警官發表時就有極大的危害能力。首先，罷工可能變得更加暴力，而不是更少。如果警察事先宣布他們不會積極制止勞工暴力，這可能會鼓勵衝動分子釋放他們更卑劣的本能。第二，除非警官喬裝（這種情況也非常罕見），否則確實很少有人直接與警察發生衝突。通常，當兩方發生糾紛時才需要警察的服務，而這兩方都沒有與警察直接發生衝突。但當兩個人在公共街道上打鬥，或當一個人毆打另一個人時，我們期望警察介入，必要時使用武力，即使糾紛與他們沒有直接關係。畢竟，我們這些公民是為了得到警察保護而納稅的，我們期望這些服務在我們受到攻擊時提供，而不是僅僅在他們受到攻擊時才提供。

第三，這種哲學立場嚴重忽視了罷工期間實際發生的事情。表面上看，這是雇主與工會之間的對抗，他們是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曾經是勞動合約的締約方。但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工會化的工人才會攻擊他們雇主的工廠或雇主本人；畢竟，他們在那裡工作，當糾紛解決時，他們通常希望有一個可以回去工作的工廠。相反，罷工幾乎總是在合約上無關的各方之間的糾紛。也就是說，是在有組織勞工和替代工人或罷工破壞者之間。工會將這些人貼上「工賊」的標籤，然後對那些只因為敢於競爭工會成員目前聲稱的工作而「有罪」的人發起暴力。

此外，兩個爭議者是否有合約關係並不重要。即使他們有，警察仍然有職責阻止——必要時使用武力——任何一方對另一方發起暴力。

一位加拿大警察局長，有意在這種情況下採取「低調」態度，只表明他不真正理解自己工作的目的或意義。

工作所有權

工作所有權是另一個替糾察與隨之而來的暴力辯護的理由，承認這是一種身體侵犯活動，但聲稱這不是發起強制，而是保衛私有財產權－即罷工工會成員的工作。這個回應有一定的表面可信度。然而，「工賊」並不是在偷取罷工的強制工會成員的工作。「工作」本質上不能被任何一個人所擁有。

相反的，它是兩個同意方之間協議的體現。在罷工的情況下，有組織勞工對雇主的提議不滿意。他們公開拒絕這個提議。因此不能說這些工人仍然「擁有」這些工作。¹⁶在自由放任制度下，所有人都被允許在自由勞動市場中競爭工作。認為對於任何特定工廠的就業，有兩群人：擁有或有權擁有工作的強制工會成員，以及必須避免競標這些工作的所有其他人，這種想法是行會制度的殘餘。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被我們用來描述這種情況的語言本身所迷惑。我們談論「我的」工作，或「你的」工作，或「他的」工作，或「她的」工作；這種所有格代詞的使用確實似乎表明真正的佔有或所有權。

我們也說「我的」裁縫師，或「我的」員工，或「我的」客戶，然而將所有權賦予這些關係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極其荒謬的。所有這些都建立在互惠基礎上，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所有權上。這種「我的」一詞的使用並不意味著所有權。如果是這樣，我就可以禁止「我的」員工辭職。如果是「我的」客戶，我就可以阻止他把生意轉到競爭對手那裡。如果是「我的」裁縫師，那麼他搬到另一個城市、退休或進入新職業就會侵犯我的權利。

工作是雇員和雇主這兩個同意方之間協議的體現。它不可能是其中一方的所有物。工人不會比丈夫擁有「他的」妻子更擁有「他的」工作。強行阻止雇主僱用替代工人的罷工工會，就像一個丈夫與妻子離婚——然後威脅要毆打她和任何潛在的新追求者——如果她試圖再婚的話。正如現在一方可以因任何原因或無原因而離婚，雇主應該能夠解雇員工而不被迫證明「理由」。我們的法律不強迫工人為辭職決定辯護，而且雇傭關係應該是完全對稱的。

血汗工廠

那麼，關於如果沒有糾察，強制工會將變得幾乎無力，而且在缺乏強大的強制勞工組織的情況下，工人將被迫回到「血汗工廠」的說法呢？首先，即使這種說法是真實的，糾察仍然是不正當的，並且違反了自由意志主義的基本反對發起暴力的前提。其次，即使強制工會是血汗工廠和其成員當前生活條件之間的唯一屏障，也不能因此得出糾察會改善工人生活的結論。因為這種活動的目標不是雇主，而是競爭工人，即罷工破壞者。事實上，強制工會成員用來描述他的術語「工賊」就表明了他們對他的極度蔑視。但這些人也是工人。而且，如我們所指出的，他們幾乎總是比罷工的強制工會成員更窮¹⁷。這從「工賊」通常非常樂意接受被罷工者拒絕的工作條件這一事實可以看出。所以如果有誰需要被保護免於「血汗工廠」的威脅，不是強制工會成員，而是工賊。

第三，相信現代工資水平依賴於強制工會活動是一個重大錯誤。正如任何入門經濟學教科書所明確指出的¹⁸，工資取決於勞動生產力。如果工資高於生產力水平，就會導致破產和隨之而來的失業。¹⁹如果工資以某種方式低於邊際收入生產力率，其他雇主可以通過從目前的雇主那裡搶走這些工人來賺取利潤——透過不斷改善工作條件直到工資和生產力水平持平為止。

有大量證據支持這樣的觀點：強制工會不能被歸功於工資和生活水平的飛躍。首先，現代強制勞工運動在本世紀才出現，而且只是在 1930 年代（在美國）隨著特殊立法的出現才獲得了大部分力量，當時其在勞動力中的比例從 5％上升到 20％（Rothbard 1978，84 頁）。然而在此之前的數百年，工資、福利和生活水準一直在上升。其次，東南亞國家如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的經濟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在蓬勃發展，而這些地方幾乎沒有工會，無論是強制性還是自願性的（Novak 1986）。同樣，在有強大勞工運動的國家中，完全未組織的產業也出現了工資的大幅上漲。例如包括銀行業、電腦業，甚至家政清潔工。

美國和加拿大的比較也很有啟發性。1960 年，兩國的（強制）工會化部門都約為 30％；到 1988 年，勞工組織在加拿大勞動力中的比例超過 40％，但在美國卻低於 15％。如果工會是所有繁榮的源泉這一假設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會注意到美國向血汗工廠勞動條件滑落，而加拿大則進入極度富裕的時期。不用說，這完全不是實際情況。²⁰

在家工作

一個人的家可能是他的城堡，但就在那裡工作而言則不然——至少根據限制在自己住所進行商業活動的立法是這樣。最初，這類法律的制定是為了支持有關童工和強制最低工資的立法。同時，工會也大聲抗議說在家工作者將很難組織，結果將是回到血汗工廠。

然而，在現代，希望在家工作的人更可能是相對富裕的婦女，她們希望賺取一些額外的零用錢。例如，在新英格蘭州有幾百名婦女編織雪手套和滑雪帽引起了「騷動」，她們以「企業自由」為由為這種做法辯護。而且，為了表明政治確實會產生奇怪的盟友，她們還以婦女解放為由為自己辯護。能夠在家工作對她們中的許多人來說是唯一可以工作的方式——同時繼續照看孩子。

關於家庭編織工的爭論實際上只是茶壺裡的風暴。最多涉及幾千名女裁縫，而這個行業多年來一直處於被技術取代的邊緣。統計上更具意義的將是文書工作者從辦公室到家庭的可能轉移。這現在剛剛開始因電腦和文字處理器的技術突破而成為可能，因此到目前為止只是涓涓細流。然而，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這條小溪可能會變成潮水。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工會關於家庭工業等同於血汗工廠條件的論點將會得到更廣泛的宣傳。這是不正確的，基於這種論點的公共政策將因此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我們不能再容忍這樣的想法：工會化是勞工與血汗工廠之間的唯一屏障。因此，無論家庭工作變得多麼普遍，都沒有理由干預這種產業組織制度。

完全有道德理由允許這種新形式的產業組織。人們有自然權利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只要他們的行為不侵犯他人做完全相同事情的權利。那些同時支持工會主義和婦女解放的人將不得不做出選擇：二者選其一。正如這個例子所示，他們不能兩全其美。

不平等的談判力量

一些評論家對工會的不恰當支持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雇主在談判工資協議時經常擁有比員工更大的談判力量。據稱，這種不平等的力量可能迫使工人在過低工資和無工資之間做選擇。

但這相當嚴重地誤解了工資決定的過程。在自由勞動市場中，工資基本上是由員工的邊際收入生產力決定的——而不是基於談判力量、企業規模或勞動單位的大小。如果談判力量解釋工資率是正確的，那麼報酬將與集中度比率呈負相關；也就是說，雇主較少的行業會支付比雇主較多的行業更低的工資——而且工資與教育程度等生產力指標無關。不用說，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一論點。

假設存在不平等談判力量²¹的典型原因是員工比雇主多。²²如果是這樣，這遠遠不足以證明這種說法。讓我們假設談判力量的定義方式是，當對工資有分歧或爭議時，擁有較大談判力量的人比擁有較小談判力量的人更有可能達到目標。²³但實際上，在談判情況下達到目標的可能性幾乎完全取決於工資是高於、低於還是等於均衡，例如生產力水平（Hutt 1973，第 5 章）。

在第一種情況下，雇主會有更多「談判力量」，因為工資無論如何都會下跌；在第二種情況下，員工會有更多「談判力量」，因為市場會要求工資上漲。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說在第三種情況下「談判力量」是平等的，因為工資傾向於不變。但根據奧卡姆剃刀原則，完全摒棄談判力量²⁴的概念會更具科學性，而將我們的視野限制在勞動市場的基本供需分析上。

談判力量的概念也有錯誤，因為它忽視了在自由市場中工資趨向於與生產力水平持平這一基本經濟原理。如果工資高於工人生產力，企業傾向於破產；如果低於，公司會遭遇高離職率，因為員工會被其他雇主吸引離開。只有當工資和生產力相等時，才沒有自動的市場變動推動力（Hazlitt 1979）。

韋勒嘲諷地將這種觀點稱為「複雜的經濟分析」，因此是一種「有點浪漫的概念」，某種程度上與工人和他們的雇主所「一直認為直觀明顯的」不相符。韋勒（1980，26-27頁）繼續說道：

在現實生活中，勞動市場是出了名的不完善。沒有中央交易所為勞動力設定拍賣價格。工人對替代工作和比較薪酬瞭解不足。一旦普通員工將其職業生涯的重要部分投入到一份工作中，他就面臨著實質性和心理上的流動障礙。因此雇主實際上有能力報出他們願意為勞動力支付的價格，並使該價格堅持下去。

仔細檢視，後面這種說法聽起來更像馬克思主義者的狂言，而不是對勞動市場的冷靜評論。韋勒繼續聲稱「通常，雇主（不會）將這些工資率設定在剝削水平」，但這只是加重了謬誤。為什麼，如果他們有能力這樣做，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會克制不「剝削」勞工呢？

這個分析的其他部分也經不起檢視。勞動市場的順暢運作既不需要中央交易所，也不需要工人掌握信息。只要雇主之間存在競爭，且市場至少一方掌握工資信息（例如雇主），市場就會必然地將報酬和生產力水平趨於一致。此外，如果長期員工在工作轉換時面臨心理成本，這是因為他們通過留在目前崗位獲得了心理利潤。如果他們不願離開，這是因為他們通過留在原地獲得了超出實際工資的非貨幣收入。²⁵

勞動法規

從我們對強制工會主義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們目前的大部分勞動法規，都是惡意且誤導的。如果自願結社和相互同意是就業的唯一合法基礎；如果應該嚴格禁止一群工人強行阻止另一群人（「工賊」）競爭工作；那麼與這些原則不一致的政府制定的法律也同樣與自由意志主義的法律準則不相容。例如，不應該有強迫雇主與任何一組員工「善意談判」的法律；他應該被允許與任何他希望的人打交道。此外，所有禁止雇主解雇罷工工人，並永久性地僱用替代工人的法律都應該廢除。羅斯巴德（1978，84-85頁）說：

確實，罷工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工作停止。罷工者不僅僅是辭職；他們還聲稱，以某種形而上學的意義，他們仍然「擁有」他們的工作並且有權擁有這些工作，並打算在問題解決後回到這些工作。但對這種自相矛盾政策的補救辦法，以及對勞工工會破壞性力量的補救辦法，不是通過法律來禁止罷工；補救辦法，是移除並廢除賦予勞工工會特殊政府特權的實質性的聯邦、州和地方法律。對於自由意志主義原則和健康的經濟而言，所需要的只是移除和廢除這些特殊特權。

這些特權已被寫入聯邦法律——特別是 1935 年最初通過的瓦格納-塔夫特-哈特利法案，以及 1931 年的諾里斯-拉瓜迪亞法案。前者禁止法院在即將發生工會暴力的情況下發出禁制令；後者強迫雇主與任何在聯邦政府任意定義的工作單位中贏得多數票的工會「善意談判」——並且還禁止雇主歧視工會組織者⋯⋯此外，地方和州法律經常保護工會免受起訴，並限制雇主僱用罷工破壞工人；警察經常被指示不干涉工會糾察對罷工破壞者使用暴力。取消這些特殊特權⋯⋯

令人深思的是，當普遍對工會的憤怒導致 1947 年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時，政府並沒有廢除任何這些特殊特權。相反，它增加了對工會的特殊限制，以限制政府自己創造的權力⋯⋯政府在工會問題上看似矛盾的政策首先是為了擴大政府對勞資關係的權力，其次是培養一個適當整合的、具有建制思維的工會主義作為政府在經濟中角色的初級合作夥伴。

結論

審視現有勞動法規，以期修訂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方面。過去，這類嘗試都是膚淺的；它們對一個需要重大手術的身體採用了口香糖、OK 蹦和透明膠帶解決方案。這一次，我們的立法代表必須直面問題核心，因為經濟正義、法治和經濟健康都取決於此。在勞資關係領域，最重要的問題是罷工。實際上，這是一個用詞不當，因為它指的不是一個行為，而是兩個。罷工首先是相關有組織員工一致從雇主那裡撤回勞動力。對此不能有異議。如果一個人有權撤回勞動服務或辭職，他不會僅僅因為其他人選擇同時行使其權利而失去這種權利。

然而，罷工還有第二個方面。這個要素是惡毒的、陰險的，且完全不恰當：工會試圖使被罷工的雇主，無法與急於競爭工會成員剛剛放棄的工作的替代勞動力來源打交道。

因此，一個適當修訂的勞動法規，會允許大規模拒絕工作或一致辭職意義上的罷工。它會將這種行為作為自由人基本權利的一部分加以確立。但它會將工會活動限制在這個選項上。因此，它會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禁止任何和所有干擾替代員工（「工賊」）競爭工會成員所持工作權利的行為。它將永遠終結所有糾察和其他此類威脅或實際暴力形式。

儘管許多人認為糾察針對的是被罷工的雇主，但它們實際上是對競爭工人（「工賊」）的攻擊。就像我們的法律不應該允許企業透過糾察來干擾供應商、競爭對手或顧客的場所一樣，任何工人群體都不應該能夠通過糾察來強行禁止另一群工人——幾乎總是更貧窮的工人——競爭工作。因此，一個適當的勞動法規會將「合法工會」定義為嚴格將其行動限制在組織大規模辭職的工會。一個「合法工會」會避免糾察、暴力和所有其他相對於非工會化競爭者的特殊優勢——無論是立法的還是其他方面的。這將一勞永逸地結束這種法律虛構：已經離開工作的工人仍然可以保留這些職位的任何就業地位權利。

我們必須得出結論：在任何對工會的分析中，關鍵的區別在於那些從事強制的工會——無論是直接還是通過不正當法律的中介。而健全的公共政策，從最佳的意義上說，不在於允許非法工會活動，同時通過強制無記名投票等來限制它們，而是剝奪它們的所有強制權力。唯一正義的工會是那些將其活動限制在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從事的抵制、大規模罷工和其他此類活動的工會。當勞工組織超越這些限制時，如果要實現經濟正義，就必須對它們加以約束。

經社會經濟研究理事會（Counci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友情允許轉載，原文發表於《社會、政治與經濟研究期刊》第 16 卷，第 4 期（1991）：477-507。

由於貨幣工資是員工帶回家的資金，而工作條件體現了至少部分為員工在工作時所花費的資金，這裡實際上有兩個理想目標。其一是貨幣工資和工作條件的總和，其二是兩者之間的分配。在自由市場上，雇主有很大的動機根據員工的意願來分配這兩種工資支出。例如，如果他工廠的工人更傾向於以帶回家的薪資形式獲得大部分工資，而很少用於工作場所的設施支出，那麼忽視這種意願的雇主（或者同樣地，未能發現這些資訊）將面臨更高的離職率——否則他就必須增加總工資待遇，以便與其他能更好地了解員工喜好的雇主競爭。 ↩︎
Reynolds（1984，第50頁）說：「用棒球棒打人頭的行為，如果是由有組織的（即工會化的）工人在勞資糾紛中做出，被視為犯罪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另見 Hutt（1989）。 ↩︎
這是基於當時沒有有效的僱傭合約禁止此類行為的這個假設。 ↩︎
這直接來自於對自願社會主義的辯護，相對於強制性自願工會主義只是前者的一個面向。關於這一點的詳細闡述，請參見 Block（1990c）。 ↩︎
這並不違反組合法則，也不是這種謬誤的實際案例。對正文陳述的唯一嚴重挑戰，是傷害可累加的情況。例如，如果一個人輕輕觸碰另一個人不是權利侵犯，因為沒有造成傷害，而如果一百萬人這樣做，受害者確實會受到傷害，因此這裡存在權利侵犯。然而，這種論證的困難在於，即使是第一次輕微的觸碰，只由一個人做出，也是一種非法行為，即使傷害很輕微，甚至不存在，只要受害者的人身受到干擾即可。 ↩︎
相比之下，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反托拉斯和反聯合立法，不應該適用於任何人，無論是工會還是企業。參見 Armentano（1972，1982）。 ↩︎
關於對 Hutt 的批評，參見 Rothbard（1970，第561-66頁）。 ↩︎
Hutt（1973，第3頁；1989）；Schmidt（1973）；Simons（1948）。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關於自由意志主義分析維護有組織勞工威脅或一致罷工的權利，參見 Petro（1957）；Reynolds（1984）。 ↩︎
因此，所有反歧視法都與自由意志主義法律準則不相容。關於表明此類立法本身就是權利侵犯，而自由市場是自由的最佳保護者的分析，參見 Friedman（1985），Sowell（1983），Williams（1982b）。主張人們沒有相互歧視的權利，但有抵制的權利是邏輯上不一致的，因為抵制僅僅是對某些個人或群體的有組織歧視。 ↩︎
我們暫時假設，實際上，CUPE 是一個合法或非強制性的工會組織。不幸的是，情況並非如此。然而，他們的非法性並非源於他們決定抵制 Sorenson 的銀行；而是源於他們未能放棄使用主動暴力作為經營方式。 ↩︎
在這個主題的典型法律分析中，只討論了次級糾察（不是直接針對雇主，而是針對第三方，以此方式更有效地影響雇主）。這種分析暗含著主要糾察是合法活動的理解。例如，參見 Gall（1984）。 ↩︎
關於這些文件的批評，參見 Block（1983，1986）。 ↩︎
這裡所說的並不違背自願工會的合法性，這些工會將自己限制在集體罷工和其他非侵犯性活動中。唯一的困難是，據本文作者所知，目前在北美，這樣的實體是不存在的。 ↩︎
關於工會主義的道德和宗教辯護，參見 Novak（1984），美國主教（1984）；關於批評，參見 Block（1986）。 ↩︎
溫哥華太陽報，1987年7月8日。 ↩︎
我們必須假設雇主和員工之間不再存在有效的僱傭合約。如果存在，那麼工人確實「擁有」這些工作，但這只是因為合約（假設最初是在沒有脅迫的情況下達成的），而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工會階層成員可能聲稱的任何優越地位。 ↩︎
加拿大和美國主教支持「優先照顧窮人的選擇」。然而，他們矛盾地支持強制性工會主義而反對「工賊」，後者是他們的主要受害者。然而，工賊可以被視為麻風病人的經濟等價物。但教會和聖經當局敦促我們要善待麻風病人。因此，他們自己對工賊的分析是不合邏輯的。 ↩︎
即使是那些對自由企業制度並不同情的作者所寫的。例如，參見 Samuelson（1970，第29章）。 ↩︎
這就是西維吉尼亞的命運，它成為了 John L. Lewis 和煤礦區組織勞工活動的受害者。 ↩︎
Grubel 和 Bonnici（1986，第40-43頁）。除了不同的工會化率外，這兩個國家在失業保險政策上也有很大差異。1970年，美國和加拿大都將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約0.9%用於失業保險福利：到1983年，美國保持在之前的0.9%水平，但加拿大上升到3.4%，增加了277%！（第44-47頁）。這兩個事件對這兩個北美鄰國的失業率產生了深遠影響。傳統上，美國和加拿大的失業率在較小範圍內同步變動。例如，在1963年，它們都略低於6%。但隨著不同的工會化和失業政策開始生效，加拿大的失業率開始超過美國。在1980年代初期，出現了約4%的差距（第2頁）。 ↩︎
關於這種觀點特別不成熟的版本，參見 Weiler（1980，第96頁），他指出：工人意識到，他們在個人基礎上與雇主打交道時沒有真正的籌碼。確實，任何一個員工都可能威脅說如果不加薪就辭職。但任何規模較大的雇主，更不用說全國性銀行，總能在沒有那個個別員工的情況下運作，因為他的能力和貢獻是可替代的，如果他離職了，很容易被替換。相比之下，員工會發現他離不開雇主，因為他需要工作來謀生，而工作可能不太充足。 ↩︎
這個論點的其他嘗試性理由是，雇主通常比員工更富有，前者更容易替換後者。 ↩︎
以相反的方式定義談判力（即擁有更大談判力的人或群體在工資爭議中傾向於失敗）將使論證變得荒謬。 ↩︎
顧客比商人多（白人比黑人多，右撇子比左撇子多，深色頭髮的人比金髮的人多）。這是否意味著當兩者陷入競爭，或在貿易條件的爭議中，前者比後者有更多的「談判力」？非也。當價格目前高於均衡時，也就是當商品出現盈餘時，顧客比商人有更多的「談判力」，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價格傾向於下跌。同樣，當價格低於均衡時，即當相關商品出現短缺時，商人比消費者有更多的「談判力」，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價格傾向於上漲。 ↩︎
Weiler（1980，第27頁）在沒有引用的情況下維持，「對缺乏集體談判的勞動力市場的實證研究表明，在具有可比技能、可比工作、可比行業和地區的工人中，工資率存在顯著差異——這都與競爭市場的假設相反，這些市場據稱受到工會主義的破壞。」但「顯著」有多大？誰來決定技能、行業和地區是真正可比的？象牙塔裡的研究者？這些未具名的研究，也不能考慮非貨幣的工作心理收入，正如 Weiler 自己假設的，這是通過長期任職獲得的。 ↩︎

【自由的基石】3 環保主義與經濟自由：私有財產權的案例

Sun, 11 Feb 2024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3 環保主義與經濟自由：私有財產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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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1-economics/part-1-03-environmentalism-and-economic-freedom/

3 環保主義與經濟自由：私有財產權的案例

本文嘗試協調環保主義與經濟自由。

在進行這個看似不切實際的嘗試前，我們必須清楚兩個概念。環保主義無懸念可被定義為一種哲學，它認為乾淨的空氣和水與降低物種滅絕率有很大的好處。環保主義者特別關注樹木、大象、犀牛和鯨魚等瀕危物種的生存和增長，關注噪音和灰塵污染、石油泄漏、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的消耗。注意，上述版本的環保主義非常溫和，而且完全目標導向。它根本上不暗示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從**這個角度**看，環保主義原則上與自由企業兼容，也跟自由企業與中央集權政府控制相對。

經濟自由有個直截了當的定義。經濟自由是指人們合法擁有自己和通過開墾而從自然界「捕獲」的財產¹，人們也能合法透過交易自身透過勞動擁有之財產，從而進一步獲得額外財產的這個想法²。經濟自由有時被稱為自由意志主義，在此觀點中，唯一不當的人類活動是「對他人或其財產發起威脅或使用武力」。這也是法律的唯一理由。防止謀殺、盜竊、強姦、非法侵入、詐騙、縱火，以及所有其他此類侵犯之行為，是制定法律的唯一合適場域。

乍看之下，環保主義和自由之間的關係似乎直接且明確：一方的增加導致另一方的減少；反之亦然。實際上，也確實有著有力證據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反向關係。

舉例而言，一些環保關切的倡導者有馬克思主義甚至共產主義背景³。這樣背景的人加入生態運動帶著目的。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權力：控制他人的生活，不管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好處，為了社會的好處，還是為了不可阻擋的「歷史力量」的好處。在俄羅斯和東歐，他們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幾十年來一直在向馬克思主義中讓所有權力歸「無產階級」的願景邁進。但是到了 1989 年，由於共產主義的內在矛盾（Mises 1969a），他們的世界變得天翻地覆。一些人轉戰仍完全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如古巴、北韓；其他人不氣餒，換了包裝繼續他們的老路：選擇了環保主義作為實現他們目標的更好手段。他們可以被形容為「西瓜」，因為雖然外表是綠色的但內心仍然是紅色的。

然而，還是有所謂真正的綠色人士。他們不是將環保主義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將其視為目標本身。其中的激進派非常坦率，他們將人類視為自然的敵人，如果可能的話，他們願意為了拯救後者而摧毀前者。一位在美國國家公園服務的研究生物學家 States Graber（1989年，第9頁）他說：「在人類決定重新加入自然之前，我們中的一些人只希望人類中出現正確的病毒。」在 Earth First! 共同創始人⁴ 與荒野社會前遊說者 Foreman（1990年，第48頁）的觀點為「我們是自然界的癌症」。Mills（1989年，第106頁）描述她自己所屬之物種的其他成員為「墮落的人類原生質」⁵。

有些人只是沒那麼激進，他們不渴望終結人類。相反地，他們認為動物有權利：樹木有權利，微生物有權利。據說甘地有時會戴著外科口罩，以免不小心吸入微生物而殺死它。如果是這樣，那麼這種做法肯定符合這一哲學。

有些人是關切生態極端主義者的下一個檔次，將地球的毀滅歸咎於市場、自由企業、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我們需要遏制這些惡性慾望，回歸到「溫和、友好」的政府干預主義。例如，關於紐約市受污染的海灘，紐約市的衛生專員在加拿大公共電視上（1988年7月30日）表示：

我認為動機是貪婪，你知道，不關心地球，不關心海洋，不關心生活在地球上並使用海洋的人們 — 貪婪。

環保主義者 Renate Kroisa 在 CTV 報導中（1989年3月15日）對紙漿廠的觀點：

他們寧願強暴環境也要為自己賺取大量的金錢，而不是友善環境、清理環境等行動之餘保持競爭力。這些工廠的存在是為了賺取利潤，他們以環境為代價賺取了大量的利潤。⁶

Commoner 說⁷：

環境危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資本主義，即生產技術的選擇完全由私人利益中的利潤最大化來決定。

這種觀點的其他陳述包括 Porrit 和 Winner（1988年，第11頁）：「危險不在於偶爾濫用污染的工廠、行業或技術，而在於…工業本身」；Bookchin（1970年，第14頁）：「市場對人類精神的掠奪與對地球的掠奪相呼應」；以及自由市場「將生命的神聖性剝奪，因為有價格的東西不能有神聖性」（Schumacher 1973年，第45頁）。⁸

也有那些不僅反對市場競爭還希望禁止市場制度可能製造之特定產品的人。例如，有呼籲禁止 747 飛機（Rifkin 1980年，第216頁）、汽車（Sale 1989年，第33頁）、眼鏡（Mills 1989年，第106頁）、私人洗衣機（Bookchin 1989年，第22頁）、定製服裝（Schumacher 1973年，第57-58頁）和衛生紙（Mills 1989年，第167-168頁）。

奇怪的是，這些觀點的合理性，紅色人士相較於綠色人士程度高得多。確實，前者殺害了數百萬人（Conquest 1986、1990年）。但至少他們的目標、目的、意圖、結局是幫助人類。他們選擇悲劇性錯誤方式來實現目標，一種世界人民仍然在承受其後果的哲學。必須承認，對於那些沒有那麼激進的綠色人士而言，他們沒有背叛自己的物種⁹，不能否認至少到目前為止，除了一些不幸的伐木工，綠色人士沒有殺死或傷害很多人。但如果他們自己公開表達的意圖是可信的，鑑於他們可能擁有的權力，他們可能比共產主義者對人類種族構成更大的危隩。¹⁰

簡單來說，這是環保主義和自由之間存在反向關係的理由。然而，這樣的理由並非直接且明確：一方的增加不總是導致另一方的減少，反之亦然。

例外會是什麼？如何統整與調和環保主義和經濟自由¹¹？簡單！只需要證明自由企業是實現環境保護目標的最佳手段。鑑於多數環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偏好和對資本主義的憎恨，這似乎是艱鉅任務。解法之暗示來自以下事實：嚴格反對侵犯或越界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許多環境悲劇，從空氣污染到石油泄漏，都可以合理地以這種方式解釋。因此，環境損害的原因是政府未能保護（或是說遺漏了）財產權，加上國家對於私人財產權的規範或是禁止。讓我們做一些案例探討。

空氣污染

根據主流的經濟分析，自由意志主義是錯的。空氣污染的問題不是因為政府未能保護私有財產權，而是「市場失敗」，也是自由企的基本缺陷。Pigou（1912年，第159頁）給出這個觀點的經典陳述：

大城市的霧霾給社區造成了重大損失…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沒有辦法讓個別污染者承擔社會成本。

Samuelson（1956年，1970年）以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的差異來表達相同的論述。Lange 和 Taylor（1938年，第103頁）是兩位社會主義者，他們提出了一個互補的觀點：

區別社會主義於私人企業經濟的一個特點，是社會主義之價格體系的全面性。

換句話說，出於某種神奇的神秘原因，自由放任下的資本家在排放霧霾過程中，被免除了考慮他們對他人財產之傷害的考慮。相反地，在社會主義下，中央計劃者會考慮到這點，從而在污染問題萌芽過程中就獲得解決。

上述情境很多吐槽點。我們從經驗觀察開始。如果以上陳述對市場的批評為真，那麼人們可以期望，蘇聯人即使無法成功運行經濟至少也可以在環境方面被信任。實際事實完全相反。

「案例 A」是咸海和裏海的消失，由於大規模且未受控制的污染、樹木過度砍伐帶來的沙漠化。接著是導致數百甚至數千人死亡的車諾比核災¹²。還有伏爾加河上的禁菸渡輪。禁菸之原因並非像西方的健康考量，而是因為這條河重度污染，充滿了石油和易燃物質，人們擔心如果將煙蒂丟到船外會導致整個水域起火。此外，在共產主義下，波蘭幾乎沒有對污水進行管制，克拉科夫的西吉斯蒙德教堂屋頂因酸雨而腐蝕，東德大部分地區有深棕色的霧霾，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氧化硫濃度是美國平均的八倍（DiLorenzo 1990年）。

問題不在蘇聯缺乏民主，民主美國政府的生態記錄也不怎麼樣。美國國防部傾倒 40 萬噸危險廢物，超過了五大化學公司之總和。洛磯山軍械庫粗心處置神經毒氣、芥子彈、反作物噴霧劑 TX 和燃燒裝置。臭名昭著的黃石公園森林大火，當局援引生態考慮而拒絕撲滅¹³；TVA 的 59 個燃煤電廠；土地管理局對土地的低廉定價與過度使用；政府透過修建伐木道路而補貼過度砍伐森林。

這些不是市場失敗的例子。相反地，這些是政府失敗的例子：直接控制，加上無法或不願維護私有財產權。

Pigou 和 Samuelson 對負面外部性或外部非經濟的誤導效應看法呢？同樣也是錯的。

直到 1820 和 1830 年代，英國和美國的司法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侵犯視角（Coase 1960；Horwitz 1977）。

典型案例：農民抱怨火車發出的火花點燃他的乾草堆或其他作物、婦女指控工廠空污弄髒她在晾衣繩上掛的乾淨衣服，或是人們反對在未經同意下吸入廢氣。通常，法院認可這些對原告權利的侵犯¹⁴，在這個時期的典型結果是禁令外加賠償金。

與 Pigou 和 Samuelson 之觀點相反，製造商、鑄造廠、鐵路等公司並非在對其他人造成傷害的成本毫不重要的無人之境中運作。我們曾經有「迫使私人污染者承擔他造成之社會成本」的方法：起訴他們，讓他們為其侵權行為付出代價，並獲得法院禁止他們持續進行這種侵犯。

以這種方式維護財產權有幾個有益影響。首先，這會促進使用相較高硫煤稍貴但比較環保的無煙煤，以減少訴訟風險。第二，促進安裝過濾器和其他減少污染排放的技術。第三，外部成本內部化後，會有動力從事更新更好的研究和開發。第四，出現使用更好的煙囪或防煙裝置的趨勢。第五，初期污染鑑識行業正在開發¹⁵。第六，製造工廠的選址決策受到深刻影響。法規暗示在人煙稀少地區建廠更加有利可圖：例如，在住宅區設立工廠會讓公司面臨導致破產的訴訟。¹⁶

然而 1840 年和 1850 年代新的法律哲學佔據了主導地位，不再維護私有財產權，而是有更重要的考量：公共利益。在新的體制中，公共利益由「美國經濟的增長和進步」組成。為了實現公共利益這個目標，1820 到 1830 年代的法律實踐是不必要的放縱。因此，在這個新體制下，環保問題的原告在法庭中被草草對待。原告會被告知，他的私有財產權正在被侵犯，但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有比自私的、個人主義的財產權更重要的東西：鼓勵製造的「公共利益」。¹⁷

在這樣的法律慣例下，之前體制的所有經濟性激勵都被翻轉。幹嘛要使用更乾淨但略貴的無煙煤，而不是便宜但較污染的高硫煤？幹嘛要安裝過濾器或其他減少污染排放的技術？幹嘛從事環境研究和開發、使用更好的煙囪和其他防煙裝置，或是設廠選址時去盡可能影響更少人？不用說，污染鑑識行業被扼殺在搖籃中。

那些不想弄髒地球大氣的「綠色」製造商，或是出於對他人財產的不正當侵犯而拒絕這樣做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呢？這些人有一個名字，那就是「破產」¹⁸。在不再要求這樣做的法律體制下，從事環境友好的商業實踐，給自己帶來了競爭劣勢。在其他條件相同下，這麽做會保證破產。

從 1850 年到 1970 年，私人企業造成的污染不會收到罰款。這就是 Pigou 所謂「無法迫使污染者承擔其造成的社會成本」，這就是 Samuelson 信眾說的「公眾和私有成本的分歧」。這不是市場的失敗，這是政府未能透過保護私有財產權之法律體系來維護自由企業的失敗。

1970 年代「發現」空氣品質對人類和其他生物有害。政府自己造成問題後，開始透過一系列讓事情更糟的法規來解決問題。要求電動汽車，要求汽油每加侖的最大里程，為風能、水能、太陽能和核能¹⁹提供補貼，對煤炭、石油、天然氣和其他此類燃料徵稅，隨意削減排放到空氣中的污染物的允許數量。出於生態考慮而非安全考量實施全境限速 55 英里。在東部「高硫媒」戰勝西部「無煙煤」的爭奪中，「尋租效應」起了作用。前者希望強制使用過濾器，後者希望強制對手使用自己的無煙煤。

據稱自由市場導向的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又是什麼呢？他們沒有回到私有財產權的體系，而是敦促「更有效」的國家規定。他們不提倡禁令和控制，而是提倡可交易的排放權（TERs）。在這個系統中（Hahn 1989；Hahn 和 Stavins 1991；Hahn 和 Hester 1989），不會強迫每個污染者都減少三分之一，而是要求所有人最後總結達到目標。為什麼這有益？對一些公司來說，將污染量從 150 噸減少到 100 噸可能既困難又昂貴，但對其他公司來說，可能既容易又便宜。在 TERs 下，一些公司可以不用減少三分之一的污染（甚至更低），他們實際上透過支付其他人來減少污染排放量。透過這種方式實現「排放污染」之權利，以及一個可以買賣這些權利的組織化市場。

這個計劃對自由的影響是明確的。Anderson（1989年）說：

幸運的是，有一種簡單有效的方法，長期受到讚賞但使用不足。一種基於…私有財產權的方法。

從根本上說，所有的污染都是某種形式的垃圾處置。問題的本質是我們的司法體制未能跟上工業、技術和科學爆炸性增長所產生的廢物。

如果你拿著一袋垃圾扔到鄰居的草坪上，我們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你的鄰居會報警，你很快就會發現，處置你的垃圾是你的責任，而且必須以不侵犯任何人的財產權的方式進行。

但是如果你把同樣一袋垃圾放在後院燒，煤灰飄到鄰居家，問題就變得複雜。侵犯財產權很明顯，但保護它們比較困難。當垃圾非肉眼可見，像許多空氣和水污染那樣，問題似乎難以克服。

我們嘗試過許多補救措施。試圖透過罰款、政府計劃（讓所有人支付清理少數人產生之垃圾的費用）、一系列控制污染程度的詳細規定來阻止污染者。甚至有人認真提議應該有經濟激勵措施，向污染者收取污染費 — 污染越多支付的費用就越多。但這就像對竊賊徵稅一樣，透過經濟激勵措施來阻止人們竊取你的財產，令人不齒。

消除嚴重污染的唯一有效方式是將其看作是垃圾。就像一個人沒有權利將一袋垃圾扔到鄰居的草坪一樣，如果這樣做以任何方式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他也沒有權利將任何垃圾放在空氣、水或地球上。

我們需要的是更嚴格的環境法規，這些法規不是透過經濟激勵措施，而是通過刑期。

嚴格適用私有財產權觀念會增加垃圾處置的成本。這種成本增加將反映在製造過程中會產生垃圾的商品和服務之價格。這就是應該做的，處置廢料的成本包含在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中，只有從製造垃圾中受益的人才為其處置支付費用。²⁰

因此，經濟自由意味著回到早期對待污染的法律，也不必擔心調整過程造成的過度經濟困難和混亂。除了已經透過禁令與法規限制的污染，環境鑑識的發展至少需要幾年時間，這段期間工業需要進行更基本的變革。

當然也有反對「回到 1820 年代」的意見，人們擔心如果我們允許任何人因污染而起訴他人將意味著工業的完全終結，不僅是工業和現代文明生活，這也將結束生命本身。嚴格來說，呼吸產生二氧化碳也可以被視為污染物而被禁止。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不成立。首先，儘管 1830 年代的工業與現代時代相比不怎麼樣，但它也不像這個反對意見所暗示的那樣不存在。第二，這是有原因的：原告負有舉證責任，因此只有嚴重的污染才有可訴動機，因此輕度污染的訴訟會受控制。²¹

另一個更合理的反對意見：允許污染訴訟就算不會讓工業完全停擺也會造成破壞。也許有個十年的等待或警告期，在實施嚴厲的措施之前讓工業有調整期。

這個選項確實聽起來更務實，但它存在問題。我們說過污染相當於侵權，假設有人可以立即停止某種侵犯，例如奴隸制，但卻出於太「破壞性」或「不切實際」的原因拒絕這樣做十年，無論是否出於務實的考量，都不能認為這增強了自由。

幸運的是魚與熊掌可兼得。可以立即允許環境訴訟，也可以在任何情況下有個「等待期」，也許是十年左右。從 1845 到 1995 約 150 年間，環境鑑識學因法規的不利環境而未能發展²²。如果環境鑑識學在過去 150 年中一直在發展，但因為某種原因沒有實施，我們突然在當下允許環境訴訟，確實會使工業立即停擺²³，在這個假設下，原告的舉證責任很容易滿足。此外，大量的侵入性污染都可以找到有罪的人。

在（早期）嚴格控制排放的情況下，工業發展沿著非污染密集的路線進行。相比之下，（後期）排放上完全放任的情況下，工業以污染密集的路線發展。因此，從幾乎合法化污染（1845-1970）的體制轉變為嚴格控制（像在 1845 年前）的體制，需要對工業進行基本重組。

讓我試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私有財產權理論處理環保議題有個困難點。如果我們突然實施，例如在這些問題還沒有引起公眾想象之前的 1960 年代這樣做，我們是冒著讓工業停擺的風險，在務實考量上值得抵制；但另一方面，如果提供了十年的等待期，在此期間可以進行環境訴訟，那麼在這十年內就是在違反自由意志主義的規則。幸運的是我們可以避免這種兩難。首先，我們盡可能早地允許訴訟，從而減緩了第二個（破壞工業）困境，同時克服第一個困境，原告想在訴訟中成功就必須證明某個特定的污染者侵犯他的人或財產。但鑑於這篇文章寫作當下的環境鑑識學的慘狀，這需要時間，合理地說，這與工業在沒有任何重大中斷的情況下結束其錯誤的方式所需的時間一樣多。也就是說，假設工業需要十年時間來調整到 1830 年代的法律規定也不會對經濟造成假設中的傷害，因為可能需要差不多的時間來確定到底是誰在污染誰。²⁴

垃圾處理

紙張、塑膠袋和保麗龍包裝之間的爭論也對經濟自由有影響。

1980 年代後期麥當勞在莫斯科開業。某個層面上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當時 Ray Kroc 的漢堡王國已經在其他許多國家開展業務，但這同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當時俄羅斯仍然受到共產主義的控制，允許私營公司在野獸的心臟地帶開展業務，暴露蘇聯極權主義的弱點，還有比這更大的裂縫嗎？

麥當勞是資本主義企業的典範。它僱用了數千人，特別是年輕人、少數族裔成員和移民。它為數百萬顧客帶來了快樂，幾乎難以置信地銷售了數十億個漢堡。它是品質的象徵。你幾乎可以在全世界吃到跟他們在堪薩斯提供的一樣類型的餐點。這個連鎖店（和其他模仿者）對窮人來說是一種福音。在它誕生之前，窮人很難享受餐廳餐點；多虧了連鎖速食店，對於收入較低的人來說，外出就餐成為家常便飯。總的來說，麥當勞作為與共產主義爭奪世界政治經濟的未來籌碼，不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但是，在麥當勞進駐鐵幕的同一時間，回到「自由之邦和勇者之家」的家園，它遇到了限制和障礙。我們這片偉大土地上的幾十個城鎮議會，拒絕發給麥當勞許可開設新店。為什麼？蘇聯第五縱隊接管？美好老美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不。這一切都來自左翼環保主義。

為什麼綠色人士如此強烈反對開設更多漢堡店？因為它們包裝在保麗龍和其他塑膠包裝中，如果有什麼幾乎可以保證讓一個環保主義者中風，那就是這些材料。

讓我們為了論證的目的，假設生態學家對塑膠袋和保麗龍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與紙相比，這些物質對環境不友好，不可生物降解，不可回收，不可重複使用，不能返回自然。當它們被埋在地下時，會在未來作為危險廢物回來困擾我們。結果就是，任何丟棄這些廢棄物的愚人都會破壞土地，讓土地無法用於後續的農業、住房、工廠、購物中心等。

在這些前提下，讓我們探究市場傳遞「紙好棒棒；塑膠袋壞壞」這個知識讓經濟納入考量的能力。畢竟，這是價格體系據稱之能力，價格就像路標，路標指導我們在地理空間中移動，價格則對經濟施加方向。

乍看之下，價格似乎可以在經濟中完成它們的任務，但在環境問題上卻慘敗。想像一下你在超市結帳櫃檯。你剛剛選好了雜貨，收銀員已收費。付款後，你被問到那個不可避免、命運般的 $64,000 美元問題：紙袋還是塑膠袋？

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環境健康的紙，避開有毒的塑膠袋，唯一的原因是仁慈。我們假設對你來說每次成本是 $0.01 美元。在某些情況下，這顯而易見，不管是什麼選擇，你為每一個支付一分錢。在其他情況下則較隱晦：你不為袋子付費，無論是紙還是塑膠；而是包含在雜貨的價格中，就像商店的照明、清潔或廣告一樣。對地球或你的同胞的仁慈，是你選擇紙而非有毒塑膠的唯一可能動機；因為經濟考慮是相等的。每個一分錢。

我們都知道 Smith（1776年）對仁慈的看法。屠夫、麵包師和燭台製造商與我們分享他們的貨物不是出於仁慈，而是出於對自身利益。鑑於塑膠的危害，仁慈是一根脆弱的蘆葦，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希望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上。這不是仁慈與自私的問題。鑑於擺脫這些有害物質的重要性，我們最好動員兩種動機，不能僅靠一種。

仁慈遠遠不夠。假設所有工業家中，有一半具有自由意志主義的特蕾莎修女的性格，即使法律允許也自發拒絕污染，他們會發生什麼事？他們會破產，因為他們會給自己帶來競爭劣勢。如果所有工業家的能力大致相等，但有些選擇排放污染，而另一些則花錢在煙霧預防裝置上，顯然看不見的手會掐住我們而不是幫助我們。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將法律改為維護財產權，以便不再給侵犯者特權。

為什麼價格系統似乎失敗？這難道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嘮叨的「市場失敗」之一嗎？一點也不。失敗不是來自自由放任，而是來自國家禁止。具體來說，政府國有化或市政化了廢物管理行業。

現在，我們不為垃圾處理額外支付一分錢。相反地，我們被政府強迫繳納稅款，然後免費獲得這些服務。換句話說，這項服務是按照社會化醫療的方式運行的。服務也是「免費」提供的，由我們的稅款支付。

這些系統有幾個缺點²⁵。首先是「道德風險」，向人們收取非常低甚至零元的價格，人們將購買遠多於正常價格的東西，進而傾向「浪費」這種商品或服務²⁶。這點可從社會化醫療讓疑病狂的夢想成真，以及消費者購買大包裝商品這些事實中看出。家庭主婦不必為包裝容器的處置付費，製造商幾乎沒有動力節省容器。²⁷

私營垃圾處理市場將如何運作？一切都私有化。卡車從業主家中收垃圾到垃圾場。不會有強制回收的要求²⁸，只會有禁止將廢物排放到他人私有財產上的反侵權法律。

價格將如何確定？假設對環境無害的紙每個只需一分錢，塑膠如此有害所以每處置一個會造成五美元損害²⁹。鑑於競爭力，沒有垃圾場老闆可以收超過五美元的費用來埋葬一個塑膠袋，否則額外的利潤將吸引競爭者進入該行業。同樣，價格也不會低，因為如果過低將使人破產。例如，如果一個私人垃圾場老闆同意以四美元的價格在他的土地上處置塑膠袋，將在那筆交易上損失一美元。將這個乘以幾輛卡車，他將無法繼續經營。³⁰

讓我們回到我們的超市結帳的場景。但這次，在完全私有化下，我們做出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經濟計算。

以前，選擇紙袋還是塑膠袋沒有差別，每個成本 $0.01，就這樣。現在情況不同。我們不僅購買袋子還要自費處置。紙袋的處置成本為一分錢，塑膠袋為五美元，總成本很容易計算出來：紙袋為兩美分，塑膠袋為五美元零一分。

問題將在這些經濟條件一掃而光，有人有疑問嗎？幾乎沒有消費者會選擇對環境不友善的塑膠。成本簡直是禁止性的。每個人都會「做環保的正確事情」而選擇紙袋。

這並不意味著塑膠會被完全禁止。它們仍然會被使用，但只有當它們對用戶的價值大於 5.01 美元時。例如，血液、靜脈注射溶液和其他醫療液體可能仍然使用塑膠容器。

多虧了市場的「魔力」，我們魚與熊掌兼得。在完全私有財產權制度下沒有理由立法禁止麥當勞。如果塑膠和保麗龍真的對地球有害，它們將替垃圾場老闆帶來巨大成本，成本被轉嫁給消費者。如果麥當勞繼續堅持使用塑膠和保麗龍，這家公司將輸給其他更關心顧客錢包的競爭對手，漢堡王、溫蒂、必勝客、塔可鐘、A&W 等。在目前的假設下，沒有必要為了保護地球而減少自由。兩者可以並行。

現在是時候質疑關於塑膠和保麗龍對地球危害的假設了。根據「垃圾學家」³¹ Rathje（1989年）的說法，塑膠對地球的危害不大，塑膠是惰性的。如果說有什麼對地球有害那就是紙；不是以紙袋的形式，而是電話簿。電話簿經過多年的埋藏會釋放甲烷氣體和其他危險物質。如果是這樣看，也許紙和塑膠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平等地競爭。

這是實證問題，不能只靠經濟理論來決定。這個問題可以安全地留給私人垃圾場企業處理，因為這些企業家與環保官僚不同，如果他們收取的價格與對他們自身財產或整體環境的實際危害不一致，將損害他們自己的個人財富。

結論

我試圖在空氣污染和垃圾處理兩個案例中，展示環保主義者和經濟自由支持者的關切可以得到協調。然而，有一位匿名留言說我的論點存在「基本結構性缺陷」，因為這兩個案例的公共政策結論似乎非常不同：

一方面，我讚揚 1850 年之前執行私有財產權的法律體系。但在讓市場控制垃圾處理的論點中沒有明確指出環境法律將扮演什麼角色。

我非常感謝這位留言者，他給了我機會進一步闡述自由意志主義環保理論，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調和。在空氣污染的情況下，法律允許污染者侵犯經濟自由和私有財產權，侵犯其他人的土地，更不用說他們的肺部。在垃圾處理的情況下，對經濟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的侵犯同樣明顯，但以完全不同的形式。

侵犯行為包括國有化（市政化）原本是私有的垃圾場。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對自由企業倫理的違背。資本主義導向的環保主義者都會倡導回歸市場原則。在第一種情況下，包括終結法律上的侵權；在第二種情況下，包括垃圾處理的私有化。沒有「結構性缺陷」，實際上，這個分析沒有任何不一致。

我以不同的方式說明這點。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收入差異和私人醫療。對於前者，他們提倡財富再分配；對於後者，他們提倡社會化醫療。這兩件事表面上看似非常不同，但實際上，它們都是同一個願景的體現。

禁止空污侵犯和私有化傾倒場，表面上看似非常不同，實際上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因為它們都源自同一哲學原則。

最後一點。對污染的典型處理方式是「外部化」，到目前為止，應該很清楚我完全拒絕這種方法。外部化是指 A 對 B 造成傷害，B 既不能求償也不能禁止 A 的行為，為什麼 B 如此無助？我認為，污染受害者的無助完全是因為法律的不足。在 1850 年之前，根本就沒有污染外部化，只有「政府未能」執行反侵權的法律，而不是據稱外部化的「市場失敗」。

經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的許可，轉載自《商業倫理學報》17卷，第6期（1998年）：1887-99。

有關宅地的評論，參考 Stroup (1988)，對其之答辯，參考 Block (1990a)。另參 Hoppe (1993a) 對宅地的論述。 ↩︎
關於私有財產自由企業制度的一般解釋，請參 Rothbard (1978)、Hoppe (1989)。對於有時與此願景混淆的政治經濟學觀點，請參 Hayek（1973）和 Nozick（1974）。關於這些的駁斥，請參見 Rothbard（1982）。 ↩︎
在這方面，我想到的名字包括 Tom Hayden、Jane Fonda、Helen Caldicott、Jeremy Rifkin、Kirkpatrick Sale 和 E.F. Schumacher。關於這現象的討論，請參見 Horowitz（1991）、Bramwell （1989）、Rubin（1994）和 Kaufman（1994）。 ↩︎
這是一個提倡在樹上安裝釘子的團體；在樹上放置金屬釘，當伐木工人的鏈鋸遇到它時，就會導致他受傷甚至死亡，他們的口號是「回到洪積世」。 ↩︎
Goodman、Stroup 等人引用了這些觀點。（1991 年，第 3 頁）。 ↩︎
報告於《On Balance II》，第 9 期。（1989） ↩︎
引自 DiLorenzo （1990）。 ↩︎
引自 Goodman、Stroup 等人（1991 年，第 4 頁）。 ↩︎
基於這個理由，共產主義者可能比納粹好一些。除了雅利安國的成員之外，納粹實際上確實計畫也成功地殺害了大量的人。但從實際死亡人數來看，情況恰恰相反。 ↩︎
行動勝於雄辯，在此基礎上，綠色人士甚至不值得相提並論。但另一方面，儘管意圖不如實際行為重要，但前者在道德上並非無關緊要。 ↩︎
關於試圖做到這一點的書籍，請參閱 Block（1990a）。 ↩︎
確實，美國三哩島發生核子外洩事故。流行了一陣子的保險桿貼紙從某種角度對此進行闡述，寫道：Chappaquidick 的死亡人數比三哩島的死亡人數還要多。（Chappaquidick 是指參議員 Ted Kennedy 駕車撞死 Mary Jo Kopechne 的事件）當然，重點是，沒有人（沒有明確的個人）在三哩島喪生。 ↩︎
事實證明，森林火災是「自然的」，不能做任何干擾自然的事情。 ↩︎
當時被稱為「滋擾訴訟」，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環境投訴。 ↩︎
因為謀殺和強姦是違法的，才會出現法醫行業的需求，該行業能夠基於精液、血液、毛髮、DNA 等事證確定罪行。如果這些活動是合法的，這些學科就不會發展。同樣，當可以因污染提起訴訟時，確定有罪或無罪極為重要；因此，環境鑑識學也會隨之建立。 ↩︎
當然，「主動受滋擾」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說，不能先在排污者附近建造住宅，然後再以污染為由提起訴訟。關於這一點，請參見 Rothbard（1990）。 ↩︎
作為對原告的安撫，法規被修改，調高對煙囪的最低高度要求。這樣一來，當地的侵入性污染不再對當地的原告產生負面影響。當然，這只不過是把問題掩蓋起來，更確切地說，把問題拋到了雲端。因為如果污染者 A 不再影響 A 的投訴人，他就會影響其他人。而污染者 B、C、D 以前沒有傷害 A，現在也開始這麼做了。 ↩︎
這與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正好相反。通常，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中，自私地追求利潤會帶來公共利益，例如，人們會投資供應非常短缺且大眾需要的商品，並賺取最大可能的利潤。而以這個案例，如果企業以對環境負責的方式行事，他就會破產。 ↩︎
《普賴斯·安德森法案》（Price Anderson Act）保護公司免受事故法律責任，是前者中最令人震驚的案例。 ↩︎
關於可交易排放權的另一個批評，請參見 McGee 和 Block（1994）。 ↩︎
參 Rothbard（1990） ↩︎
大約從 1845 到 1970 年，污染者可以自由支配大氣、他人的財產和肺部。大約從 1970 到 1995 年，人們對空汙與水質污染感到擔憂，但只有指揮和控制（以及過去幾年的可交易排放權計畫）法規。截至 1995 年撰寫本文時，環境訴訟的規定實際上仍然不存在。參見 Horwitz (1977)、Block (1990a，第 282-85 頁)。 ↩︎
如果法律理論要強而有力，它就不能依賴時間或地點的偶然性。也就是說，它必須適用於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由於我聲稱自由主義符合這項要求，因此我有責任展示它如何適用，不僅當環境問題已納入法律時，還適用環境問題未納入法律時。 ↩︎
我很感謝匿名留言者促使我澄清我對這點的陳述。 ↩︎
強迫人們為不想購買的東西付費是不道德行為，無論是否透過民主投票（Spooner 1966）。 ↩︎
如果我們像垃圾處理和醫療一樣開展社會化牛奶計劃，人們可能會打「奶槍」（而不是水槍），用牛奶洗車，洗牛奶浴。 ↩︎
除了包裝材料數量過多之外，我們的零價格政策也導致了包裝材料中不同材料的組合，例如紙、塑膠、錫和其他金屬、紙板等。所有這些都使得包裝材料變得更複雜。回收費用昂貴。 ↩︎
這是對經濟自由的進一步侵犯。 ↩︎
科學目前無法精確地確定可能造成的損害程度（匿名留言指出這點）。然而，這沒有對創業精神造成哲學挑戰。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預測最接近現實的垃圾場老闆生意會做得起來，至少與預測失準的業者相比。請不要誤會：考慮到我們現在推論所依據的假設，收紙垃圾也肯定會損害垃圾場，至少在經濟方面是如此。重申一下，我們假設埋藏塑膠與有毒廢物具有大致相同的效果。那些允許將這些物品儲存在其土地下的垃圾場所有者，土地在垃圾掩埋用途之後會降低其經濟價值。 ↩︎
我隱含假設掩埋單一塑膠袋的當前價格是 5.00 美元。顯然，如果這項服務只收取 4 美元的費用，這筆交易就會賠錢。 ↩︎
垃圾學家對於成堆的廢棄物就像考古學家對於古代遺址一樣。每個人都渴望「弄清楚」各自主題的真相。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來分析它們。 ↩︎

【自由的基石】4 教育企業化

Sun, 11 Feb 2024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4 教育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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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1-economics/part-1-04-enterprising-education/

4 教育企業化：廢除公立學校制度

與 Andrew Young 合著

除了國防之外，沒有任何政府提供的服務像公立教育那樣免受審查。即使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如 Milton Friedman，也支持政府資助教育至高中：

我們為所有人都能廣泛接受教育而自豪，公立學校在促進移民融入社會、防止分裂，以及融合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們等方面發揮了作用。（Friedman and Friedman 1979，頁 140-141）

建議政府完全從教育領域中撤出，不是被視為不理智與惡意，就是被視為愚蠢和不切實際。考慮到公立教育現狀的批評者出現在政治光譜的兩端，這似乎非常奇怪。無論是普羅大眾還是學術界都普遍認為，儘管公立教育可能需要改革，但它仍應由政府保證「免費」提供給所有人。

本文將提出，教育就像任何其他政府服務一樣，無法比市場更有效率。此外，與大多數主張「私有化」學校的現代論點不同，本文不以政府與私營公司合作、政府發放教育代金券，或直接透過自由市場資助私立機構視為解決方案¹。相反，本文將探討徹底取消政府與初等教育的所有連結。

首先，從小學到高中的初等教育就像其他服務一樣，可以透過市場和價格體系分配。一般來說，父母希望為孩子提供教育。教師、管理員和學校的所有者為這些孩子提供這項服務，只要勞動得到補償。當父母接觸學習機構時，他們會評價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為了盈利進入教育產業的學校²，提供服務時會產生成本，它只會接受等於或高於這些成本的價格。同樣，父母只會支付等於或小於他對教育服務之價值評估的價格。如果確定了雙方都滿意的價格，交易就會發生，孩子就會得到這項服務。這種方式對每個經濟學家來說都是熟悉的，對幾乎所有其他人來說都是直觀的，市場可以提供初等教育，就像它提供理髮、汽車維修和人們協商提供和接受的無數其他服務一樣。

儘管道理幾乎無處不在，要說明政府提供初等教育應該被私有替代品取代並不容易³。教育是一項服務，市場在任何時刻都有無數服務正在提供。政府從人民身上徵稅以資助初等教育，必須有理由。這個理由需要令人滿意的闡述，政府提供初等教育才是合法的。

支持政府提供初等教育的論點有哪些？（1）它是民主之必要，諷刺的是，公民必須為這個體系納稅以確保自己的自由（2）市場無法為每個人提供平等且有品質的初等教育機會，以及（3）教育是一個外部經濟的例子，由市場提供無法最佳化。讓我們逐一考慮這些論點。

（1）多年來，公共系統應該為所有人提供初等教育的觀點，與共和社會的概念密不可分。Pierce (1964, 頁 3-4) 提供歷史示範：

Thomas Jefferson 認為，除非人們受過教育，否則他們無法成功地自我治理…這個概念經歷了幾個演變階段：Jefferson 認為如果人們要明智地投票，他們必須受過教育，教育是人們在意識形態的競爭世界中生存的手段。⁴

將教育視為成功民主政府催化劑的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成教育是自由的必要條件。為了支持這種擴張，自由的含義需要修改。正如 Graham（1963, 頁 45-46）所述，人們可能錯誤地「將自由解釋為他們批評和選擇主人的權利 — 他們的老闆、指導公共事務的政治家、影響思考的報紙、書籍、演講和電視節目」。但更正確的定義是「民主社會認識到社會團體中權威之需要，並將自由視為參與權力之權利」（Graham 1963, 頁 45-46）。為了參與權力（即美國政府的議員代表），公民必須擁有訊息，因此教育是國家的合法職能。⁵

然而，這種自由的觀點值得質疑。考慮美國革命的主要哲學影響之一 John Locke 提倡的自由觀：

人根據自己意願行動的自由，建立在他擁有理性的基礎上，理性能夠指導他遵循治理自己的法律，並使人知道自由意志留有多少空間。（Locke 1960, 頁 3）

根據 Locke，自由基於人的理性。因為擁有理性，人有能力和責任統治自己。這種自由觀在早期美國透過 Cato 的信件傳播（Rothbard 1978, 頁 4）。這種自由觀也是 John Stuart Mill 在 19 世紀後期所寫的：「…表示意見應該也基於相同理由享有自由，個體應該被允許，不應受干擾，用自己的資源將其意見付諸實踐」（Mill 1956, 頁 23）。⁶

此外，儘管受過教育的公民可能更有能力在共和政府中行使影響力，但讓國家來教育公民如何運營國家，這本身就有些扭曲。正如 Lieberman (1989, 頁 11) 所指出的：

簡而言之，公共選擇理論斷言，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與私人經濟事務中的管理行為，可以用相同的原則來解釋。前者，人們通常以增強他們自身利益而行動…公職人員的行動旨在連任或提高他們的薪酬、津貼和地位。

如果提供公立學校的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有能力選擇國家運營者的公民，那麼，決定教育內容和方式的權力，當然不應該落在執政者手中。

正如 Boaz (1991, 頁 19) 所觀察到的：即使是基本學科，所有學校都只教授一種方法也是有危險的。公立學校系統的國家壟斷性質，促進了我們不樂見的課程單一化。Williams (1978) 準確地描述公立教育系統：對教育的許多屬性做出集體決定，無論其父母是否同意所有屬性，都將教育提供給所有人⁷。掌權者控制孩子們在歷史、政府、經濟學等方面的所學內容，結果就是由國家運營者來教人民如何選擇國家運營者！當然，計劃和指導課程的那些政府代理人很可能是出於善意的人⁸，但正如 Ludwig von Mises（1952，頁 47）指出的：沒有一個規劃者足夠精明，能夠將政府之計畫與自己的計劃分清楚。換句話說，無論計劃者多麼真誠地為他人的利益而規劃，最終計劃，仍然是他自己的。

此外，應該意識到，儘管 Thomas Jefferson 的談話高尚理想，美國政府保障公民的「自由」，美國公立初等教育的實現伴著相當不光彩的動機而引入。正如 Rothbard (1978, 頁 125) 所寫：19 世紀中葉美國的一大批「教育改革者」建立現代公立學校系統的主要動機，是用它來破壞移民帶入美國的文化、語言與生活，並將移民塑造成教育改革者 Samuel Lewis 所說的「一個民族」。美國教育改革的目標，特別針對德國人和愛爾蘭人。Monroe (1940, 頁 224) 以令人安心的平和語氣，闡述他對移民及其帶來之文化的看法：

超過一百五十萬的愛爾蘭人和類似數量的德國人被添加到人口中。我們也有大量的英國人和威爾士人，但前兩個國籍的人分佈集中，使他們的種族氣質和社會習俗成為我們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新因素…這些因素凸顯了教育問題，政治和社會結構所承受的考驗，引起了本土人口對教育重要性的關注。

注意，跟主流美國信仰較兼容的英國和威爾士文化只是順便提及，較具異國情調的愛爾蘭人和德國人是「政治和社會結構必須承受」的因素，創造了一個「教育問題」。此外，美國給予公民的個人自由，促使人們反對所有形式的政府約束，導致了如此過度的行為，以至於自我治理的成功受到了嚴重質疑。大多數對這種接近無政府狀態的責任，普遍歸咎於未受訓練和放縱的異國因素…（Monroe 1940, 頁 223-224）。移民文化被視為美國社會的癌症，與美國自由不相容。矛盾的是，讓移民享受自由的解決方案是剝奪他們接受教育的自由，強迫他們無論是否願意都要為公立學校付費。

1846 年康乃狄克學校委員會秘書，對現有學校系統問題的研究，指出了許多缺陷：第十個缺陷是存在許多私立學校（Monroe 1940, 頁 244）。私立學校的存在，對於愛爾蘭天主教徒尤其麻煩。正如 Rothbard (1978, 頁 125) 所寫：摧毀天主教區的學校系統是盎格魯撒克遜多數派的渴望。無差別徵稅以資助教育，從而迫使那些選擇私立教育的個體付出雙倍成本（一次在稅收中，二次在私立學校的學費中）是打壓私立教育的方法。更直接的是 1920 年代俄勒岡州試圖禁止私立學校的嘗試（Rothbard 1978, 頁 126）。一項禁止私立初等教育的法律通過，強迫所有兒童就讀公立學校。幸運的是，在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1925) 一案中，最高法院裁決該法律違憲。

（2）市場的批評者回應說，無論原始動機是什麼，目前政府確保了平等的受教機會。激進批評者甚至認為缺乏「免費」的公立教育違憲（Pierce 1964, 頁 12）。市場提供的教育系統不保證教育服務對每個人都是可得的，不可否認，在市場系統下，教育不是一項權利。如果不支付，就不會獲得⁹。只要支付了，就會獲得教育。

因此，他們注意到的問題並不是未能替所有人提供教育。這很明顯，在市場提供的體系下，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某種品質的教育，但他們無法保證獲得高品質的教育，也無法保證與其他人獲得相同的教育¹⁰。正如美國教育部聲稱：我們的使命是確保全國範圍內平等進入教育並促進教育卓越¹¹。

這個修改後的論點仍然是不可否認的。市場系統將不會為所有人提供平等、高品質的教育；但為了證明國家提供的教育確實為所有人提供了更平等和更高品質的教育，必須證明國家所提供的教育圖文相符。

就平等這個目標，國家系統做得非常糟糕。即使最激進的支持者也很少會聲稱公立學校提供了平等品質的教育。Jencks（1985）稱：在繁榮的郊區，每個學生的年度支出通常至少比同一都市區的貧民窟多出五十個百分點…納稅人每年為貧民窟兒童的正式教育花費通常不到 5,000 美元，對郊區兒童則超過 10,000 美元。國家系統也未能在種族的角度平等化初等教育。Coleman 和 Hoffer（1987, 頁 xxiv）在私立學校中發現比公立學校更少的種族隔離。

公立教育的品質，即使是算平均，也離高品質不近。全國教育進步評估報告稱，美國 50% 的高中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關於 87% 的 10 以下哪項是真的？（a）大於 10（b）小於 10（c）等於 10（d）無法判斷（Boaz 1991, 頁 2）。NAEP 還報告說，美國只有 7% 的 17 歲學生「擁有被認為足以完成大學課程所需的先決知識和技能」（Boaz 1991, 頁 3）。此外，1989 年一項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調查發現，54% 的大學高年級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公立學校系統）無法確定內戰發生的時間，58% 無法說出《理想國》的作者是柏拉圖，23% 錯誤地將馬克思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放在美國憲法的文本中（Bacon 1989）。

公立學校系統的品質不僅令人震驚，成本還極高。1989 年美國的公立初等學校平均每名學生花費 5,246 美元¹²，相當於一個 25 名學生的課堂花費 130,000 美元¹³。這比許多私立學校還要高，在 1989 年花費的 2 億多美元教育經費中¹⁴，只有 40% 用於教師工資（West 1983）¹⁵。其他的 1,000 億美元花去哪了？太多用於管理人員和官僚。Boaz (1991, 頁 17) 寫道：

如此龐大的官僚機構將稀缺資源從真正的教育活動中轉移，剝奪了校長和教師的權威和獨立性，並創造難以穿透的壁壘，阻止公民改變學校系統的努力。

Graham（1963, 頁 57）聲稱，現代教育替學童在民主社會中生活所做的主要準備，是其強調「合作解決問題」，但當一個系統在官僚身上花費的錢是實際教師的兩倍多時，就不可能有太多合作發生，而且沒有被解決的問題，是對納稅人資源的不可原諒的浪費。

解決這種資源浪費且目標未實現的問題，方法就是市場。公立教育系統浪費資源，就像所有社會主義事業一樣，它在沒有價格和私有財產權的情況下無法合理計算（Mises 1981；Hoppe 1989）。在市場系統下，企業從消費者接收選擇購買或不購買的訊號。公立教育從消費者（作為選民）獲得部分信號，每隔幾年選舉一次官員，由於選民的訊號不只有教育議題，而是眾多議題的判斷，信號被弄得一團糟。相較之下，私校的消費者在選擇是否為孩子報名時發出了極清晰、即時的信號。

市場系統提供的清晰、即時信號，對教育（或任何其他）公司提高生產力是必要的。在私人系統中，教師、校長和管理人員對消費者負責。Boaz（1991, 頁 28）寫道，在公立學校系統中，沒有校長或教師會因吸引更多學生而獲得加薪。同樣重要的是，校長和教師在公立系統中很少因為沒有提供卓越教育，被解雇或受到譴責。Lieberman（1989, 頁 62）注意到加州的情況：

如果學區想要停職一名教師，即使只是一天，必須遵循的流程，與解雇一名有終身職位的教師相同。學區和教員各自任命一人到三人委員會進行停職聽證，另一名成員是州任命的聽證員。如果學區輸了，必須支付教員損失的任何補償和教員的聽證費用。不足為奇的是，加州每年只有大約一萬分之一的教師被停職。

公務員缺乏正面與負面的激勵機制，提供讓買單（繳稅）的父母滿意的方式教育他們的孩子。

沒有內建反饋機制來激勵政府雇員設計生產力高、成本效益高的學校，適應他們的「顧客」的獨特偏好。例如，貧困家庭可能會放棄雇用體育和藝術教師，這些課程孩子在學校之外的時間就會自己活動了。然而，在公立系統下，管理人員沒有動機去挑戰主流學校結構。如果他們這樣做，稅制也不會立即受到影響，父母只會看到他們的孩子失去服務但教育價格沒有下降；創新管理者的薪水也不會增加。公立學校系統的支持者，一旦放棄市場力量作為學校生產力的驅動力，只能依靠學區、州或聯邦官僚機構來監管。

恢復高品質教育系統的正確激勵機制只有一種方式，就是將控制權從國家手中奪回。正如 Mises（1952, 頁 45）所觀察到的，要不讓「個人選擇他們想要如何在社會分工中合作，以及企業應該生產什麼」，要不就讓「政府選擇並透過強制和強迫的手段實施其決定」。

（3）支持政府提供初等教育的最後一個論點：初等教育是公共財。公共財是一種非排他性的集體消費財。非排他性意味著產品只要生產出來，阻止人們消費產品的行為會產生成本。集體消費財是指產品為一個人生產出來之後，其他的人可以在沒有額外成本的情況下消費該產品。根據公共財論點，初等教育是非排他性的。初等教育相關的外部性導致了未支付的消費者個體獲得利益¹⁶。Peterson (1991, 頁 345-46) 寫道：

在家庭層面上，父母的教育應該對孩子有益…受過教育的父母，孩子更有可能上大學…父母在學校年代獲得的部分知識傾向會傳遞給他們的孩子…在社區層面上，個人的教育使社區成為一個更適合所有人居住的地方。例如，受教程度與收入低的社區，被搶劫的機會比在大多數人受教程度高和富裕的地方更高…人們的教育水準提高也減少對彼此的恐懼和懷疑…教育幫助我們對與我們不同的人更加寬容。

因為學校是非排他性的，它以低於最佳的水平提供。未支付的個體免費使用學校的服務。由於這些人沒有支付教學，教育提供者未從教育需求的全部範疇中獲得支付。因此，教育提供者將提供較少的教育。根據公共財論點，解決方案是必須讓服務使用者為初等教育付費（即對其徵稅），以便最優地提供教育。

這個公共財論點有很多問題。最明顯應該立即指出的，是假設教育確實不能透過私人手段以最佳水準提供，那如何讓人相信政府可以更好地確定最佳化呢？Buchanan（1975a）正確指出，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他們一旦辨識出某個公共財，就忽略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公共選擇的替代方案是某個外部來源獨立提供，政府供應商和生產者的行為不會有問題。努力設計出社會選擇流程的 Tideman 和 Tullock（1976）承認：這個流程不會治愈癌症或者成功地處理許多其他問題。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也思考一下政治流程有幾次成功將經濟理論轉化為政策現實，在競選、利益團體和妥協的政治世界中，答案是很少，如果有的話。因此，我們不能假設政府有能力做出有效率的配置。

公共財論點的另一個問題（與上述問題並不完全獨立），是國家運營學校動機，並非出於對教育最佳化。上面已經證明，公立學校一開始是作為攻擊某些移民群體文化而創立的。正如 Holcombe（1997）所觀察到的：

政府有動機在其培養公民過程中，創造政府之行動合法的印象…透過創造宣傳，對公民進行洗腦，使他們尊重政府機構和流程。

政府渴望教育，因為政府教育可以培養順從和忠誠的公民。

人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獨裁政府對大眾媒體實施政府控制，或者新聞自由被視為對政府權力的根本制衡…如果政府控制教育系統，政府可以不控制大眾媒體，仍然做到控制思想流動。（Holcombe 1997）

公立學校的公共財論點禁不起檢視，它假設政府可以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提供最好的服務。該論點假設國家出於創造最高品質教育的動機，然而，政府有著與公共財論點假設之動機相反的動機。

支持公立初等教育的所有論點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國家未能向所有人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使公立初等教育失去了合法性；資源的巨大浪費和對消費者願望的拒絕，使公立教育幾乎變得不道德。如果受教育的公民被認為是共和政府運作之必須，卻由官員作為提供教育者，這是不可原諒的利益衝突。此外，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的論點未能支持社會主義教育的案例。提供初等教育的唯一道德、合理的系統是自由市場。

經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的許可，轉載自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alue-Based Management 12, no. 3 (1999): 195–207。Andrew T. Young 畢業於馬薩諸塞州伍斯特的聖十字學院，並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埃默里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現在是密西西比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

有關這些和其他偽私有化改革的討論，參見 Lieberman (1989, 頁 6-9)。 ↩︎
市場的批評者和支持者都經常忽視的一點，儘管在市場運作中充滿了實際應用：利潤不限於金錢上，也可以是情感或心理上的。討厭孩子並獲得每堂 100 美元費用的老師，跟熱愛教育但只獲得每堂 75 美元的老師，誰獲利比較多？這無法確定。在市場社會中，對人類的愛通常不被視為經濟活動背後的主導力量，然而，忽視人性中許多善意，是對自利和市場經濟中慈善潛力的不公正描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有趣評論，請參見 Friedman (1978, 第 3 章)。 ↩︎
此外，對於為什麼政府選擇提供某些「教育」，沒有簡單的解釋。教育涉及無數個人生活和學習的經驗，例如，閱讀書籍和報紙、看電視，以及與其他人交談和辯論。課堂是有限的學習管道。值得注意的是，市場負責提供所有其他教育經驗。 ↩︎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Jefferson 確實高度重視教育，但他是否贊成公立教育系統並非無疑。我們的第二任總統是早期美國的小政府思想倡議者之一，最終被聯邦主義者阻止。有關 Jefferson 在早期美國的影響的描述，請參見 Rothbard (1978, 頁 7)。 ↩︎
這種將自由通過強制實現的矛盾，儘使是由公民代表執行，也似乎更接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不是美國開國時的自由傳統。將 Graham 的自由觀與 Peter Kropotkin 的聲明進行比較，Peter Kropotkin 是一位沙皇王子與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人民自己將廢除私有財產…以整個社區的名義佔有過去幾代人勞動積累的所有財富…從來沒有人像這一天那樣工作，當勞動變得自由時，工人所完成的一切都將成為整個公社的福祉之源。（參見 Peter Kropotkin 1970, 頁 128） ↩︎
儘管 Graham 的自由觀並非美國開國時的概念，它很可能已經成為主流觀念。幸運的是，最近對自由的基本觀念進行了探索和擴展。請參見 Hayek (1960)。 ↩︎
Brown（1992）主張，一致性實際上是初等教育消費者所想要的。他認為：學校中觀察到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透過不確定性來解釋…人們希望透過選擇具有一致性的學校來多樣化他們的學校選擇。基本上這個論點稱傳統學校課程是所有領域（數學、歷史、英語、科學等）的混合，考慮到將每個科目視為單獨的投資，消費者正在多樣化他們的教育投資組合，因此，無論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課程在學校之間的一致性將存在。Brown 引用了私立學校提供基本相同的核心課程的事實，並被迫相反地在宗教培訓等次要特徵上競爭。然而，Brown 以兩種方式犯了錯誤。首先，他忽略了學校無論是私立還是公立，經常提供相同的基本科目，私立學校可以在如何教授科目以及教授科目的結果（學生學到了多少）方面進行競爭。其次，Brown 在將私立學校的當前課程視為市場結果時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將私立學校與可以和透過徵稅補助的國家壟斷相競爭。 ↩︎
當然，「最有可能」並不意味著「總是」。考慮 1946 年的國家午餐法案。顯然，這項立法背後對美國兒童只能有好意。實際上，該法案有兩個目的：第一是「保障兒童的健康和福祉」，第二是「鼓勵國內消費…農業商品」。誰會想到這樣一項看似善良的法案背後是對美國農民的補貼？學校午餐計劃在 1954 年由農業法案補充，該法案旨在透過學校（當然是用納稅人的錢）的牛奶購買來增加牛奶的消費。見 Pierce (1964, 頁 35)。這個計劃的另一個問題是，它是對家庭的隱性攻擊（這也適用於後來的學校早餐計劃）。國家將家庭視為一個競爭性機構。任何削弱後者的事物都會加強前者，反之亦然，這就是為什麼蘇聯政府鼓勵兒童「告發」他們的父母。有什麼比「鼓勵讓下一代的物質維持被移交給公共部門的系統」更好的方式，使年輕一代從他們的父母中斷奶並進入國家的全愛懷抱？ ↩︎
這個陳述排除了慈善贈與（獎學金）作為教育，就價格系統而言，它確實如此。當然，慈善確實存在，但為了論證的目的，我在這裡忽略它，以顯示即使在最冷酷的利己主義上，本文的提議也與之兼容。此外，作為旁註，通常獎學金（教育慈善）是為某種成就而頒發的。因此，獎學金的接受者已經透過他們對學術、運動等的奉獻支付了他們的教育。獎學金的提供者，認為展示某些特質值得免費或以較低價格提供教育服務，也實際上為教育支付了（心理收入）。也許有些情況下，獎學金的接受者沒有做任何事情來賺取它們，例如有些獎學金是基於族裔背景的，但仍然，提供者某種意義上獲得支付，接受者仍然「提供」獎學金提供者所重視的特質，即正確的膚色。 ↩︎
在現行制度下，最貧窮的人可以從他們的福利支票中節省足夠的錢，每年為他們的孩子買四五本書；或者支付一些高中生坐下來和他們做基本數學家教。顯然，這是非常低品質的教育，但它證明了問題不是為所有人提供教育。而是品質和平等問題。 ↩︎
美國教育部網站：www.ed.gov (1997 年 3 月 31 日)。 ↩︎
社會主義者 Richard Rothstein 注意到，1967 年美國學校平均每名學生只花費 687 美元。然後他寫道：然而，使用 CPI-U 將過去和現在的支出做比較，可能導致學校誇大支出增長。換句話說，自 1960 年代以來，美國實際上並沒有對初等教育的支出上進行大幅增加（Rothstein 1996）。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觀點是 CPI-U 至少高估了通脹一個百分點（Belton 1996）所以，實際上，使用 CPI-U 低估了政府在教育支出上的增加。 ↩︎
《1989 年返校預測》教育部新聞稿，1989 年 8 月 24 日。 ↩︎
同上。 ↩︎
實際統計數據是 1970-1971 年為 49.2%，1980-1981 年為 38.7%。如果趨勢持續，1989 年的百分比可能更接近 35%，40% 是給予信任的餘地。 ↩︎
應該注意的是，如果非排他性是政府提供教育的理由，那麼政府的職能非常多！例如，麵包店必須是政府的職能。幾乎沒有人需要支付他經過麵包店從麵包氣味中獲得的愉悅。對麵包師傅來說，禁止路人聞到麵包的成本幾乎肯定是禁止性的。因此，新鮮麵包肯定是以低於最佳水準生產的。 ↩︎

【自由的基石】2 通用性自由意志主義武器管制理論

Sat, 01 Apr 2023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2 通用性自由意志主義武器管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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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用性自由意志主義槍枝（武器）管制理論：空間與地理性分析

與 Matthew Block 合著

沒有一個理性的人會去質疑化學家得在道德雷區做抉擇這事。直接或者間接地，納粹的特性體現在該行業的從業人員。不能否認生物學家也經常面臨道德困境，例如容易想到的基因複製和細菌戰。醫生（Mengele 博士和 Kevorkian 博士就是例子）[^1]、獸醫（動物的道德治療問題）、物理學家（炸彈）也是如此。

地理學家呢？他們免受這種道德風險嗎？一點也不。他們與其他人一樣，暴露於其職能中的可能因道德錯誤所隱含的危險。簡單一例，要說源自地理知識的地圖資訊系統與戰爭完全無關，情況是恰恰相反。投入開發此類系統的空間科學家，其行為方式與倫理問題密切相關。大約兩千年前，Strabo（trans. 1949, p. 31）在這方面評論：「地理學對軍事指揮官的活動有直接影響。」[^2]

另一方面，本文的主題涉及對槍支及武器控制的空間、政治、環境與地理分析。美國的第二憲法修正案也涉及道德問題。正如我們將要討論的，槍支管制分析中採取的地點、空間、環境和地理等假設，對於所得出的結論，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事實上，考慮自由意志主義的政治經濟的前提（我們將以此為基礎進行論證），除了地理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考慮因素。

自由意志主義

古今中外的自由意志主義就如同Occam的剃刀般簡潔。它只規定一件事，即不得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來侵犯一個人或他合法擁有的財產。財產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合法獲得，一是佔用不曾有過主人的物品，二是透過貿易或贈與等不涉及侵害的行為（Spooner 1966; Rothbard 1970, 1978, 1982; Tannehill and Tannehill 1970; Woolridge 1970; Nozick 1974; Oppenheimer 1975; Machan 1982 1990; Benson 1989; Hoppe 1989, 1993; Block 1976, 1994; McGee 1991; Boaz 1997; Murray 1997）。除此之外的所有內容，都是在解釋、澄清、語義和證明。

自由意志主義者對美國憲法中第二修正案持什麼立場？乍看之下，這種哲學與任何槍支管制立法都不相容，因為光擁有和持有來福槍或手槍，並不構成不請自來的越線或侵略性暴力，它們甚至不構成威脅。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的情況，一是強行展示武器，一是將武器鎖在家中抽屜、車上或在屁股口袋甚至藏在肩帶中。前者違反了非侵略原則，而後者則沒有。是的，私人擁有與使用槍支存在潛在危險[^3]，但如果我們禁止所有這樣的事件，我們就必須禁止汽車、刀具、剪刀、拆信刀、拳擊手的手臂和空手道家的腿等。

然後還有滑坡反對意見：如果手槍本身並不是侵犯權利的物品，那麼步槍、機槍、火箭炮、榴彈炮、坦克、戰艦、噴射戰鬥機，甚至核彈也不是。

對此，古典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回應，是持有人能否單純以防禦角度使用這些武器，如果能夠純粹用來防禦的話，就不能因為反對它們。以火箭炮為例。這種武器的力量能夠限制只對瞄準對象造成傷害嗎？可以。因此，它可以純粹用於自衛目的，擁有它不違背古典自由主義的戒律。如果無法將武器造成的物理傷害限制在預期目標上則必然波及無辜群眾，那就必須從合法的軍械庫中淘汰這種武器。從這個角度來看，除了熱核裝置之外，以上提到的所有武器都可以找到方式[^4]，將其破壞力限制在「壞人」身上。因此，擁有前面的任何一種都是合法的，但擁有後者則不是。[^5]

坦白說，這就是當今自由意志主義者對槍支管制提出的共同立場。然而，當我們從更廣泛的角度去看待此議題時，它就會面對批評。想像一下隕石對地球造成嚴重損害，然後利用核能源爆炸方式做出防禦，就像電影《世界末日》中一樣。或者像 Robert Heinlein (1959) 的小說《星艦士兵》及同名電影中的那樣，外星生物侵襲地球。在這種不限於地球的天文背景下，氫彈，甚至是許多氫彈合在一起也可以被純粹用來防禦，或是正當地被使用：例如在隕石撞擊地球前引爆氫彈，或者是在攻擊我們的遙遠星球上殺死巨型敵人外星蟲。[^6]

那麼，自由意志主義者對於那些持反對意見者提出的居住區核武憂慮，該做出什麼回應呢？這種簡化論證的嘗試，或許在考慮地球的情況下就已能被打破；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炸彈引爆後至少會侵犯到一個人的權利，所以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7]

然而，當與外星生物或隕石有關時，氫彈就不能因為自身的侵略性而被禁止。因為在這個脈絡當下，氫彈具有防禦目的或至少可被用作防禦。然而，讓一個像 Jeff Dahmer 或 Ted Kaczynski 那樣的人來管理氫彈，即使是極端自由意志主義者也會稍做考慮。這個問題在製造這類物品所需技能與知識被廣泛散播，且材料雖貴但不是無法到手的情況下，更為棘手。

這個矛盾的可能解釋之一，是自由意志主義針對核武被禁止是因為具有必然入侵性的立場，對任何在地球範圍內的合理情況都足夠了。彗星、敵對外星人等都是科幻小說的東西，不是現實情況，自由意志主義僅關心前者而不是後者。這個角度也提供了接下來的回應：

如果地球被彗星不斷威脅，我們對核武的合法性原則會完全不同。在我們的世界裡，認為這些核武有絕對入侵性而應該被禁止的觀點較強，在另一個宇宙中則會可能弱一些。換句話說，在世界末日的假想世界中，核武器不全然是攻擊性，而在（全球）自我防禦中發揮了合法作用。

這個回應的難處在於，自由意志主義至少在理想狀態下應該盡可能廣泛地應用：適用不同時間、地點、所有可能的宇宙。如果事實不是這樣，哲學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就會降低。

幸運的是，我們現在有更好地辯護論點的方法。核武只在外太空活動中才被用作防禦武器。[^8] 因此，擁有核器的人必須具備發射武器來攻擊敵方星球或接近地球的流星的能力。這種技術成本數十億美元，因此這個問題足以避免許多地下室或閣樓中擁有核武的現象。[^9]

再次強調，自由意志主義反對禁止一般的武器，因為一般武器本身不違反「非侵略原則」這個基本原則。當我們只關注地球問題時，自由意志哲學支持禁核武；因為無法限制它們的力量，核武的使用必然違反自由主義原則。然而，當我們將整個宇宙以及科幻情節納入分析時，核彈就不能被禁止，因為它們有防禦用途。

比例主義

這些考量引發了一個可稱為地理、空間或比例主義的命題。我們聲稱，在古典自由意志主義法則下，人口密度與被允許持有的武器之間存在著反比關係。宇宙中的人口密度非常小，大規模武器是合法的；地球上的人口密度相對高得多，因此只允許小型武器，不允許使用原子彈或更具規模的武器。兩種情況下，合法性的關鍵是能夠定位或限制武器的破壞力。其他條件相同時，人口密度越低，就越容易限制武器破壞力；因此產生了比例主義。

也許透過一系列人口密度逐漸減少的例子，有助於理解這點。就整個宇宙而言，一個人可以擁有任意數量的氫彈，因為在這個寬廣的領域中，以防禦為目的去利用它們是可能的。假設木星只有 1,000 人居住，而這些人均勻分布在整個星球上。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擁有一枚放在地下室的原子彈似乎是合理的。由於涉及的人口密度較低，即使核爆後果的破壞力也可以輕易地被限制在敵人身上，因此這種裝置不再構成古典自由意志主義立場的論證，不會對無辜的第三方產生負面影響。由於存在防禦性使用的可能性，因此不存在古典自由主義原則的違反。低人口密度的下一個層級可能是地球上像撒哈拉或南極洲這樣的地方，在這些相對空曠的地區中，可能也沒有擁有核彈的古典自由主義正當理由，因為爆炸會影響到幾個無辜的人。但在這種荒涼的地方，人們可以想像擁有一枚低污染核彈或大量 TNT，但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則難以想像。[^10]

比例主義論題可以通過圖表（圖 1 ）來說明。Y 軸表示武器的威力，氫彈最高，指甲最低。X 軸為人口密度，空曠地區人口少，城市人口多。

兩者之間的關係可用任何向下傾斜的曲線來描述；這表是越擁擠的情況下，符合古典自由主義標準的武器威力越小。如果威力和人口密度可以有意義地相互結合（這裡並沒有聲稱絕對如此），暗示了這條向下傾斜的曲線是矩形雙曲線，表示兩個變量相乘將產生相同的總和，即「威力乘以人口密度」的結果將位於合法和非法之間的分界線上。

「cpb」是什麼意思？在這個 X 軸上的度量衡中，人口密集到像是「擠滿人的公用電話亭（crowded phone booth）」。在這些極端的 Malthusian 假設下，什麼是適當的槍支管制政策呢？出乎意料地與我們認為的傳統自由主義理論相反，比例主義產生了非常不同的含意，也就是禁止槍支。然而，這裡的差異在於先前對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而不在於自由主義原則本身。換句話說，我們提出了一個主張，即比例主義造就比以前更符合自由主義基本立場的結論。矛盾的是，這是因為它更符合前提，只要武器的力量可以被限制在只影響壞人，其目的可以被限制為防禦，那麼它就不是本質上具侵略性，因此必須是合法的。

圖 1。地理大小和合法武器類型之間的關係。

然而，在過於擁擠的世界中[^11]，不只一把手槍，甚至是一把刀，都不可能在不影響無辜者的情況下使用。如果是這樣，那麼它可能會像今天我們在城市中禁止擁有核彈一樣被禁止。

這個新觀點只會在人口密度極低或極高的兩端得出結論。在低端廣闊的空間中允許擁有熱核裝置，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則不會允許。在高端「擁擠電話亭」的世界中禁止槍支和刀具，而傳統自由主義理論會認為這些武器是合法的。這些改變並非來自自由主義理論的改變，自由主義理論本身並未變化。不同的結論源自對世界（或宇宙）不同的假設。

反對意見

最後，讓我們檢視一下其他反對禁止氫彈的意見，這些人不是為了暴力而想擁有氫彈，而是出於沉思、美學、科學，或作為博物館藏品等原因。有一種回答是「藝術家」可以將核彈收在他位於的城市地下室，但只有外部輪廓，也就是只有外殼不是真的核裝置。這應該足夠進行單純的藝術沉思。

然而，假設這不會產生預期中的藝術「震撼」，只有真的武器的裝置才能創造震撼。從自由主義者的角度來看，這太糟糕了，因為無法將這個武器造成的傷害局限於擁有者本人或一個「壞人」。

相比之下，如果核電站爆炸，它的負面影響也無法這樣被限制，但在自由主義原則下這是合法的。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於一個是武器，另一個不是。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需要禁止所有破壞後果無法限制在特定人員及其持有物的裝置，那我們就須禁止所有飛行器和實驗致命病毒的實驗室等所有設備。這甚至適用於沒有蓋頂的棒球場（脫出的全壘打球可能會打破窗戶）。這些和「藝術家」原子彈之間的區別在於核彈是武器，其他不是。

Rothbard（1990，243 頁）概述了在這方面可以做出公正決定的原則：

基本的自由主義原則是每個人都應該被允許做任何他正在做的事情，除非他正在對其他人進行明顯的攻擊行為。但是對於不清楚某個人是否在進行攻擊行為的情況怎麼辦？在這些情況下，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唯一程序是什麼都不做；盡最大努力確保司法機構不會迫使無辜的人⋯⋯每個案件的推定⋯⋯除非被證明有罪，否則每個被告人都是無罪的，而且舉證責任必須完全落在原告身上。

到目前為止，Rothbard 似乎傾向支持希望能以沈思目的在空曠地區的自家地下室放核彈的「藝術家」。但這只是第一個猜想。犯罪行為的證明責任歸屬於藝術家的鄰居，這些原告如何履行他們的責任？

Rothbard（1990，244 頁）指出：

⋯⋯任何罪行證明的最佳標準是刑事案件常使用的標準：證明需「超出合理的懷疑範圍」。顯然，評估人們的行為時，某些懷疑幾乎總是存在，因此「超出任何懷疑」這樣的標準相當不現實。但是，懷疑必須夠小到讓任何一個「理性人」會相信被告有罪。建立「超出合理懷疑」的有罪定罪標準，似乎是最符合古典自由主義原則的標準。[12]

對此論點的明顯反駁是「這與奧地利經濟主觀主義的概念相衝突」（Rothbard 1962, 1973, 1977, 1989; Mises 1966; Buchanan 1969; Buchanan and Thirlby 1981）。這種觀點重視個人的人類行為主觀感知：對於某些人來說氫彈可能只是一個歷史思考的對象。問題是，我們是否必須扭曲奧地利主觀主義，以便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主張氫彈不能合法地存放在城市藝術畫廊？

不必然，根據古典自由主義者的規範，只要我們接受人們對現實的主觀評估（不是「理性人」標準）的準則，那麽，受威脅的受害者主觀評估才是關鍵，不是施害者的主觀評估。

假設 A 拿著一把刀，舉高衝向 B 同時用嗜血的方式喊「殺！」，隨後 B 拔出手槍射殺 A。後來證明 A 只是一名演員在練習角色，刀子就像大多數道具一樣是由橡膠製成的。B 有謀殺罪嗎？一點也沒有。相反的，B 應被判定沒有超過行使自衛權利。即使是「理性人」也會做出一樣結論。

同樣，如果我們考慮自由主義法律問題時納入主觀因素，那將不是擁有炸彈的深思者為主要考量；相反的，他的鄰居的主觀感受才是關鍵，他們可能對這種裝置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那麼，飛機的邏輯推論又可能是什麼？這些裝置偶爾會墜毀，殺死乘客與地面上沒有同意承擔不預期風險的人。如我們所見，捅刀案是由受害者而不是犯罪者作為決定情況的關鍵。為什麼我們不允許飛機墜毀的潛在受害者決定飛行器是否為侵入性武器（從地面上被它們墜毀時致傷的人的角度來看，它們確實是）？如果做出這樣的決定，理所當然會結束整個航空產業。

答案是沒有正常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的，飛機有時會墜毀，但除了二戰中日本神風特攻隊使用的飛機外，它們在任何想像中都不能被認為是武器。相比之下，位於數百萬無辜人民同一地理區域的核武器，在任何合理的解釋下都會被理解為武器，盡管沈思者有多少辯解。

到目前為止，我們從宏觀地理角度看待槍支管制。為了確定適當的武器限制，我們必須了解地理環境。如果我們談論地球，能夠摧毀整個星球和居住該星球所有人的「末日」熱核裝置本身就是攻擊性的。它的威力不可能僅限於有罪者。因此，擁有這樣的武器是一種犯罪，可以被禁止，但在浩瀚空間則不是。同樣地，在超級擁擠的「電話亭」世界中，手槍必須被禁止，因為根據規定，它的攻擊力無法在那裡被限制；相反，在現實世界中，左輪手槍是允許的，因為它們肯定可以被精確瞄準。

現在，我們從所謂的微觀地理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作為結論。假設現在有一個會爆炸的核彈，但是其觸發器與其他組件相距一英里之外。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考慮到我們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這樣的狀態是否應被立法禁止？如果距離是 100 碼？ 10 英尺？ 1 英寸？ 1 毫米？[^13] 問題在於，如果觸發器和炸彈的其餘部分非常接近，那麼只要有人打噴嚏，裝置就可能爆炸。這可能會促使我們要求在組裝後會變成非法的炸彈構件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另一方面，一英里的距離可以被有決心的壞人輕易克服。進一步使分析變得複雜的是，至少現在，炸彈的不同元素（例如銅、鋅和鈾等）可以比較容易地組裝起來，如果我們想要防止非法持有原子彈，似乎就會走向一條滑坡，將禁止儲存所有這類原料。

這實際上是一個連續問題，這個微觀地理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方案。當 A 的拳頭離 B 的鼻子多遠時，B 才有權發動防禦性的反擊措施？再次強調，也許沒有比依賴上下文和「理性人」的意見更好的答案了。儘管這不如一個明確答案在哲學上那麼令人滿意，但由於問題源於現實的（連續性）本質，因此這是可以給出的最好的答案。

本文經由 Taylor & Francis Group 的同意，轉載自《Ethics, Place and Environment》第 3 期第 3 卷（2000年）289-298 頁。Matthew Block 於 2001 年畢業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西蒙菲莎大學，並以電腦科學為主修，畢業時獲得榮譽學位。他現在從事軟體產業，並擁有該領域的數個專利。他居住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德市。

[^1] 此處並未隱含兩者都有不當行為，只是指兩者的行為充滿道德意義。事實上，根據自由主義原則（見下文），後者採取了完全合法的行動，不是前者。

[^2] 此引用來自匿名審查人員。

[^3] 當然，公共領域擁有武器也是有危險性的。然而，由於純正的自由主義不承認這兩個領域之間的差異（只有私人，其中一些私人非法聲稱他們與「政府」的關係使他們享有私人對手不可得的特權），因此我們不會在這裡深入探討此問題。

[^4] 某些「智慧」導彈在最近的戰爭條件下根本不準確，它們本身就不合法的嗎？在自由主義哲學中，完全無法瞄準、隨機地落在地理環境中的飛彈當然不能被認為是合法的。然而，這裡存在著一個連續性。因為沒有任何武器－不管是手槍、步槍、棒球棍、刀子，甚至是指甲－都沒有完美準確度的保證。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都可能出現失誤。斷定不能使用任何防禦性武器是有點嚴厲的，因為所有武器都是不完美的。相比之下，我們採用了一個更不嚴格的標準：只要有可能瞄準一個武器，並且至少在原則上將其負面影響限制在惡棍身上，那麼對這樣的工具就沒有本質上的反對。我們感謝匿名審稿人將這一點帶到我們的考量中。

[^5] 自由主義是一種原則性的理論，而非功利主義或效益主義的理論。「盡管蒼天塌下，也要追求正義」這句話是這個哲學的恰當比喻。因此，在本文中，我們不關心槍支管制的影響，只關心它在純粹的自由主義立場上的正當性。對於反對槍支管制的功利主義論據，請參閱Kates (1984, 1986, 1990, 1991, 1992), Kates et al. (1995), Barnett and Kates (1996), Halbrook (1995), Kleck (1991), Kleck and Patterson (1993), Mauser (1992), Mauser and Holmes (1992), Polsby and Kates (1998), Lott (1998), and Lott and Mustard (1997)。

[^6] Rothbard (1982, 頁190–91) 已經預見了這一點。他寫道：雖然弓箭甚至步槍都可以根據需要精確瞄準真正的罪犯，但現代核武器則無法。這是一種重要的不同之處。當然，弓箭也可以用於攻擊，但它也可以被定位為僅用於對付攻擊者。核武器，甚至是「常規」空中炸彈，都不能做到這一點。這些武器本質上是不加區分的大規模破壞的工具。（唯一的例外是當一群罪犯居住在一個廣闊的地理區域時。）現在我們只是增加了另外一個例外情況：所有壞人都居住在另一個星球上。

[^7] 另一方面，如果在撒哈拉沙漠、內華達沙漠或地下引爆了一個極小的「戰術」核武器而沒有侵犯權利，那麼就沒有理由禁止將其存放在這樣的地方。

[^8] 我們在這裡從 Rothhard’s 的「極其罕見案例」中抽像出一個「廣闊地理區域」完全由犯罪分子佔據。

[^9] 至少目前是這樣。當然，在遙遠的未來，鑑於我們在這樣的時代依賴自由企業，新技術有可能使大多數人擁有星際火箭。屆時，核能力過多的幽靈可能會再次回來困擾我們。不過，在這樣一個高科技的世界裡，防禦能力也可能會增強，從而減少這個問題。

[^10] 這是 Rothbard 的例外情況，因為這類地區只居住著罪犯。

[^11] 對這一假設的虛構引用是星際迷航劇集「基甸的印記」中的行星基甸。（這個例子要歸功於 Daniel L. Schmutter）這與星河戰隊中的長眼怪獸場景一樣，並沒有作為可能的場景提出。相反，就像在那種情況下，它被考慮只是為了追溯自由主義理論的最終結論。對於我們正在或可能會變得過度擁擠這一論點的反駁，請參見 Bauer (1987), Block (1989a), Block and Coffey (1999), and Simon (1981, 1989, 1990)。

[^12] 在舉證的標準方面，我們跟隨 Rothbard 用「理性人」標準。然而，關於無罪或有罪，我們再次效仿 Rothbard 避開「通情達理的人」標準，支持嚴格責任。關於前者，參見 Rothbard (1990)。

[^13] 類似的考慮適用於「擁擠的電話亭」世界中的 Smith and Wesson 及其子彈。為了被認為是合法的，它們必須彼此相距多遠？

【自由的基石】1 有關財產與剝削

Sat, 06 Nov 2021 00:00:00 +0000

【自由的基石】1 有關財產與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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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發表於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docs/part-1-economics/part-1-01-on-property-and-exploitation/

1 有關財產與剝削 #

與 Hans-Hermann Hoppe 合著

1 #

每我說「我擁有一間房子」，通常意思是：我有權處置這個描述中的物件，在不侵犯他人同樣的物品所有權之下，我可以用任何理由自由使用這個描述中的物件。我同樣有權希望我的物件，也就是我的房子，不受他人支配其所有物的行為影響。所有權一般來說都是特定物理對象的延伸屬性。這些物品是經濟商品，因此有價值，否則沒有人會主張擁有。但擁有並非擁有這個物品所延伸的價值，擁有只適用在物品本身。我不擁有我的房子的價值。我擁有一間物理上存在的特定房子，我有權期望其他人不會損壞它。

2 #

儘管這種財產理論合理1，但在當代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中，對於財產權涉及的是物品的價值還是物品本身，充斥著困惑。2因此，有必要澄清，為什麼將財產權僅適用到物品本身是對的；以及，為什麼產權概念延伸到物品價值是有缺陷的。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這些理論是互不相容的。人的每個行為都可能改變另一個人財產的價值（或價格），這點很容易認知。如果 A 進入勞動力或婚姻市場，可能會損害 B 在這些市場中的價值。如果 A 改變了對啤酒和麵包的相對評價，或者 A 決定成為釀酒師或麵包師，就可能會改變其他釀酒師和麵包師所擁有的財產價值。根據價值損害即構成侵權的觀點，A 的行為代表應受懲罰的罪行。如果 A 有罪，那麼 B 和釀酒商或麵包師必須有權抵禦 A 的行為。但他們為抵禦的權利只能架構在他們（或他們的代理人）可以對 A 及其財產進行攻擊或限制的狀態上，即，B 必須有權阻止 A 進入勞動力或婚姻市場，也必須允許其他釀酒商或麵包師阻礙 A 隨心所欲地消費自己的錢（使用自己的財產經營啤酒廠或麵包店）。根據價值損害構成侵權理論，對他人財產的物理損害或限制使用顯然不能說構成侵權，對私有財產的物理性攻擊和物理性限制必須歸類為合法防禦。假若物理攻擊和物理財產限制會構成侵權，那麼 B 和釀酒商或麵包師就不能抵禦 A 的行為。

這兩種財產理論不僅不相容。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價值（或價格）或稀缺物品，在「人類行為學上」也是不可行的3，這是一種即使我們想要也無法實施的理論；它在爭論上也站不住腳。

雖然，原則上，每個人都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是否導致他人財產的物理屬性發生變化，但自己的行為是否會影響他人財產的價值取決於他人及其評價。因此，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個人的計劃行動是否被允許。如果要做到事前允許，必須先問過所有的人，以確保自己的計劃行為不會損害任何其他人的財產價值；同樣邏輯下，人們對於允許誰用什麼、做什麼事，都必須達成普遍一致。在這一切實現之前，人類早就死了。因此，該理論是不可實行。

此外，「擁有物品價值」的這個命題涉及內部矛盾。要支持這個理論，就得先假定此論點的支持者被允許行動（act）。他必須在出聲支持或是尋求他人同意所提出之物品價值侵權保護手段的意見時，就需要被允許行動。他沒有辦法在獲得共識之前延遲行動；相反地，他必須在發聲當下至少被允許支配自己的身體，否則連提出意見都不可能。然而，如果要在不陷入矛盾的情況下，人可以被允許提出自己的意見，只有財產的客觀（且有形）邊界存在時才有可能做到。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識別出這些邊界，無需和其他人的價值觀或主觀意見達成一致。在提出財產理論的智力活動之前，根據行為學的基礎，必須先有物理定義上的人的行動（如說話）。價值、協議或合約，這些當代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家作為其正義或財產理論之基礎，都以物理上存在獨立決策單位為前提。同時，也預設了財產只與有形資源相關，否則沒有人能對任何事情進行估值或達成協議。任何物理定義之外的財產理論，光是「提出主張」這件事就會跟其主張相矛盾。如果「價值財產論」是正確的，支持者甚至不能張嘴；而且他確實透過張嘴的事實，反駁了自己的主張。4

3 #

價值產權作為正當適用於人類的規則系統，在行為學上是不可能實行的。價值產權只有在被當作剝削理論的時候才可行，透過犧牲非特權族群為代價來賦予一個人或一群人特權，至少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如果每個人都擁有附屬於自有物品的「價值」，那麼就沒有人可以採取任何行動。

然而，如果讓 B 擁有目前可支配的資源的「價值」，並且讓 B 有權決定其他人能否使用他們所支配的資源，以求不損害 B 的財產「價值」，那麼行動就是可行的。包括強制 A 將 A 目前擁有的資源補償性地交付給 B。也就是說，只要對 B 有利，A 在未取得 B 的同意之下，既不擁有物品的價值也不擁有物品本身。儘管在行為學上是可行的，但這樣的規則系統甚至不符合人類倫理，因為它不符合普遍性標準。採用這個系統創造了兩種適用於不同「法則」的人：超人或剝削者如 B 和次等人或被剝削者如 A。因此，要當成普遍性被接受的人類倫理法則，這個理論一開始就失敗了。價值財產論的這個概念，若要普遍適用於所有人，則在行為學上不可行，若要行為學上可行，則是不人道的。

4 #

這個理論的深遠影響如下：（1）歧視（2）誹謗（3）價值比較與同工同酬政策，及（4）「前情人因為不再被愛而訴求賠償」在扭曲的法律與正義之下得被視毀謗。（5）執照法（6）城市規劃法（7）反托拉斯法（8）內線交易法，則是價值財產理論的法律產物。

最終，這些都涉及透過擴大 B 對特定資源的控制來限制 A 對特定資源的控制。即使 A 在處分自有物時，沒有對 B 的任何財產造成物理損壞。 B 對 A 的索賠不是基於 A 造成的物理損失，而是完全基於 B 的假設：A 的行為如果不受限制會給他帶來價值損失。在價值財產理論中，B 擁有其財產的價值，因此有權對 A 的行為施加物理限制來確保 B 財產價值的完整性。生命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卻被用來以犧牲一個人為代價來充實另一個人。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說明這些法律在實行上的剝削性。

歧視 #

嚴格來說，歧視是拒絕與他人打交道、交易、住在附近、購買、出售或從事任何商業或非商業活動。A 在歧視 B 時，與 A 沒有歧視 B 相比，A 無疑會降低對 B 的經濟條件5。B 財產的價值以及他的「人力資本」6會低於原本可達到的水平。然而，由於 B 只能擁有他的身體跟他的有形財產，他不能因為 A 躲避他而對 A 提出正當要求。

A 的行為屬於抵制行為，不構成人身侵犯7。不幸的是，許多評論家未能做出這個重要的區分。例如，人們常常認為強暴和歧視婦女是一體的，或者認為私刑與歧視黑人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但稍作反思就會發現，這些行為彼此之間是白天和黑夜。B 對 A 的物理性攻擊（作為對 A 先前歧視行為的「報復」）總是涉及價值方面的損失，也暫時或永久地剝奪了 A 彌補此類損失的方法。相比之下，雖然歧視可能同樣令人不快，但在不損害 B 的有形財產的情況下，嚴格限制了 B 的價值損失。例如，如果沒有人雇用�醜陋的女性擔任秘書，她們的工資就會下降。但在較低的薪資水平下，這些女性的身體完整性和工作技能沒有受到損害，而是在勞動力市場上變得更加討價還價。這很可能抵銷歧視的負面影響。他們不會就此失業，而是會找到工作，雖然普遍薪資比沒有歧視的情況低。然而，一旦進入職場，他們將能夠展示他們「真正」的生產力（甚至可能超過更漂亮的競爭對手），並且可以透過這種方式至少部分彌補他們最初的工資損失。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如果受到的歧視是物理性的侵犯（或者是針對長得漂亮的競爭對手的報復行動），這些平衡反應都不會發揮作用。8

誹謗 #

大多數評論家認為，人對自己的名譽具有法律上的所有權，事實並非如此。原因很簡單，一個人的名譽由其他人的思想組成9。也就是說，A 的名譽僅由 B、C、D 的思想，B 的名譽則由 A、C、D、…的思想組成，以此類推。既然沒有人可以擁有其他人的想法，那麼人便不能擁有自己的名譽。

雖然人對於名譽沒有普遍的權利，誹謗本身並不構成侵權，但從事誹謗行為並非不受限制。即使每個人都有不受限制的思想權利，但言論自由並不是絕對的。例如，沒有人有權告訴另一個人「除非你把錢包給我，否則我就開槍射你」。這種言論在私有化社會中是被嚴格禁止的，因為這是一種開啟暴力的威脅。同樣，任何人，包括我的任何批評者，都無權到我家客廳來給我演講或告訴我他對我的看法。在我的財產上，入侵者沒有任何言論自由的權利。所謂的言論自由權，其實只是私有財產權的一個例子。我可以在我的財產上說任何我想說的，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財產上說任何想說的話，包括任何誹謗者。

價值比較與同工同酬政策 #

同工同酬法案的多數倡導者認為，這些法規對於打擊雇主性別歧視是必要的。雇主的性別歧視沒有什麼法律上的不妥，因為女性只擁有自己的勞動力，而不是他人賦予的價值。假若女性擁有勞動力的價值，正如我們先前所討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行動，以免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影響任何女性的勞動力價值。

女性收入低於男性並非因為雇主歧視。相反的，這種狀況是來自婚姻的不對稱影響：婚姻提高了男性的工資，降低了女性的工資。由於一般家庭在照顧孩子、購物、清潔、洗衣服、做飯和一系列家事活動方面的責任不平等，普通妻子只能賺取丈夫工資的 40% 左右。相比之下，從未接觸過婚姻制度的女性和男性之間完全沒有薪酬差距，未婚者的工資幾乎相同。備受女權主義者關注和譴責的 60% 至 75% 收入差距，實際上是這兩種不同人群經歷的綜合結果。10

與女權主義者的觀點相反，私有財產和市場是卓越的制度，它保證了同工同酬。舉例說明，假設某個男性和某個女性的生產力是每小時 20 美元，男性得到了這個數額的待遇11，假設女性只得到 12 美元，即男性工資的 60%，也就是所謂的歧視性「薪酬差距」。這種情況就像某個男性的工資低於生產力水平一樣，會創造雇主難以抗拒的利潤機會。任何以 20 美元雇用男性，而不是以 12 美元雇用同等生產力之女性的「男性沙文主義」雇主，都會使自己處於嚴重的競爭劣勢。他將是破產的主要候選人。

同工同酬希望拉平具有相同生產力之男性和女性的工資。女性的收入僅為男性的 60% 左右，因為，平均而言她們的生產力只有男性的 60%（可能主要是由於婚姻不對稱）。同工同酬已經在市場上實現，不存在歧視性工資差距。

但這根本不是薪酬「公平」倡導者所要求的。他們的觀點建構在人們不僅對自己的人身和有形財產擁有權利，人們也擁有這些有形資產的價值，即，儘管生產力存在差異，但男性和女性應獲得相同的薪資。想像一下，他們的願望若得到滿足，假設法律要求一名生產力為每小時 20 美元的男性和一名生產力為 12 美元的女性，都需支付相同金額。在這樣的情況下，激勵機制將全部扭轉。公司現在將「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領導，不惜一切代價避開女性，而非因為僱用女性獲得經濟利益。結果將大幅提高婦女失業率，只要法律在市場之外將生產力做人為地定價，就會出現這種結果。

感情的確認之訴 #

大多數人都可以看穿因感情疏遠而尋求損害賠償的訴訟，這些被恰當地視為醜聞和恥辱。人不能擁有別人的愛，這個概念是矛盾的。真正的感情必須自願給予，而所有權意味著有權從另一個人那裡獲得它，無論他是否願意給予。因此，這類訴訟也是對有形財產所有權與財產價值混淆的一個例子。一個人向對他不再有情的追求者尋求經濟補償，這實際上是在斷言他有權控制對方的感情。如果真是這樣，他對自己的所有權就無效了，因為他甚至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對象。

執照法 #

執照法試圖限制他人行為以提高或穩定自己的財產價值。如果可以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該行業，那麼一個人的財富就會增加。自然地，真實的動機會被偽裝，隱藏在「公共利益」背後。因此，掛牌計程車司機雄辯計程車執照系統可以減少交通擁堵，美國醫學協會的成員因為協會提高了醫療服務的質量而自豪。但這是空話。計程車牌照售價數千美元，證明了政府強加之壟斷的價值，而不是交通順暢的便利性。醫生的薪資水平與國家整體健康關係不大；如果有的話，關係正好相反12。試想當時世界上最好的維也納醫生在 1930 年代來到美國以逃避國家社會主義的蹂躪，但美國醫學協會當時竭盡全力阻礙他們從醫的過程，這並非巧合。美國醫學協會對於任醫約誓的堅持與照顧病人無關；他們要求熟悉英語，好似美國沒有說德語的病人，也沒有翻譯；他們要求居住期限，看起來就是為了防止非必要競爭的公然嘗試13。

但是，如果要維持或提高計程車、醫療服務的價值，執照法遠遠不夠。嚴格來說，需求端也應該要可以要求。也就是說，空車的計程車司機應該可以在街上強迫路人坐車，並在需要時將他載回停靠點，以保自己的收入。如果收入下降，就應該允許醫生給無辜的人帶來疾病，這樣他們就可以向他們收取治療費用。畢竟，沒有生病或是拒絕坐計程車的人，根據價值理論的財產，是從醫生和計程車司機那裡偷東西（偷走他們財產的價值）。

城市規劃法 #

誰沒有曾經想過要提高或至少保持自己不動產價值？一種方法是透過創業性行動（包括保險），例如，在大型社區開發案中購買房屋，所有業主都不得參與任何可能會降低財產價值的活動（用把房子粉刷上點點，拆了它再丟回水泥廠），或者也可以跟鄰居簽署限制性契約以達到相同目的。

但這需要金錢、時間和精力，涉及「交易」成本。通常，透過政治力要容易得多。如果通過一項法律，要求單戶住宅的土地面積至少為一英畝，則可以將一批「不受歡迎的人」拒之門外。因為窮人能成功與富人在同區中抗衡的唯一機會是以多套住宅的形式，透過更密集地在同一區土地上定居來「抵禦」富人。但是，如果都市規劃法排除這個可能，窮人就無法使用這種方式。更好的是，透過零新增哲學，表面上為了環境目的，阻礙不管出於什麼目的的任何新建築，來保持財產價值。當立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為什麼還要依賴「不完美」的市場？14

城市規劃者（由於城市規劃法的存在而獲得就業）爭辯說，該系統將彼此「不兼容」的土地用途。私有產權也可以達到同樣目的，不需要使用武力和強制15。加油站不設在死胡同的原因是那裡的交通流量太低，無法支撐生意。同樣，出於市場考慮，水泥廠也被不會在市區設廠，高地價使得工廠設立在都市外圍。當土地使用的官僚犯錯，他們會在全市範圍內大規模犯錯。他們替市民招致數百萬美元的損失，但他們自己的個人資產卻沒有損失一分錢。透過市場機制達到城市分區的好處，正如蘇聯經濟體系失敗的鮮明演示，私人投資者他們用自己的錢冒險，往往會更加小心。中央計劃的缺點既適用於城市，也適用於國家。

反托拉斯法 #

反托拉斯法有多種用途。從法律和經濟學專家的角度來看，反托拉斯法起了充分就業法案的作用，需要高額鐘點費專家花數百萬小時作證。從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它提供了機會，透過平均邊際成本與收入曲線、「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es）」和「資源分配不當」，展示靈巧手段來讓天真學生眼花撩亂。對於政治理論家來說，反托拉斯法所依據的壟斷理論，替所謂的「市場失靈」提供了「科學的合法性」，它是一根棍子，可以用來毆打私有財產（資本主義）制度。

對我們而言，反托拉斯法是根據價值而非物品的標準來定義財產的另一個例子。如果 A 公司出售更好的產品，或以更低的價格出售相同的產品，它要如何「傷害」其競爭對手？所謂的傷害只在價值層面，而不是物理層面。

與宗教裁判所期間的巫術或異端邪說一樣，沒有針對壟斷的辯護。促進消費者福利不是辯護；事實上，這是起訴書的一部分。以低於競爭對手的價格來銷售是殘酷競爭的初步證據；高價出售則是壟斷暴利；用與其他人相同的價格出售則是勾結的證據。由於沒有第四種選擇，任何公司理論上都是有罪的，無論行為如何。銷售數量的判定也是類似，銷售太多是先發製人，太少是壟斷性扣留，和其他人一樣是合謀瓜分市場。反托拉斯部門、聯邦貿易委員會獲勝；商業考量獲敗16。

內線交易法 #

我們討論價值財產論的最後一個例子，是禁止「內線交易」的法律。此類法律的擁護者抱怨，某人所擁有的知識，使得他在商業活動中採取行動時侵犯了他人的權利。之前我們曾斷言「如果每個人都擁有他對所有物所認為的價值，那麼沒有人可以採取行動」。通過內線交易，我們看到了典型案例17。

這裡論點是，行動者的知識狀態能讓原本合法的股票購買行為變成非法，如果其行動所依據的訊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訊息。由於所有人都知道的訊息不存在，幾乎任何與股票和債券有關的商業活動都可能被視為非法。

情況確實比那更糟。嚴格遵守內線交易禁令的「邏輯」可能會被用來排除任何市場交易。

難道一個人買傘是因為他聽到新聞廣播說明天會下雨嗎？除非每個人都收聽相同的天氣節目，也像他一樣專心聆聽，否則這會讓他相較其他人有不公平的優勢。參加過股票和債券經營講座的人呢？這樣的講座肯定會給學生一些「內軌」，相比那些沒有參加的人。如果過度訊息罪18可以適用於雨傘、股票和債券，那麼它可以適用於任何事物：房地產、飯店設施、人力資本、製造原料。此外，這個學說質疑了任何的知識獲取（除非它在整個世界的社群中均勻傳播）。那些風險特別高的族群，包括醫生、律師、經濟學家、大學教授和諾貝爾獎得主。

經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慷慨授權轉載，來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alue-Based Management 15, no. 3 (2002)：225-36》。Hans-Hermann Hoppe 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與自由意志主義／無政府資本主義哲學家，他是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大學經濟學教授、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傑出研究員、The Property and Freedom Society 創始人兼主席、《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編輯。

參 Alchian (1977, pp. 131–32); notes Alchian 儘管，私有財產權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他人選擇產生物理性影響，但不表示財產的價值也不被影響⋯⋯我的認知是，私有財產權並不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在沒有其他人「受傷」的情況下以自認合適的方式使用他的財產，相反地，私有財產權是指可以用任何方式使用（或轉讓）所有物的權利，只要其他人私有財產在物理上或是用途上不受影響。私有財產權替不受他人干擾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
價值財產的概念是以 John Rawls 的「差異原則」為基礎，即，人們之間的不平等都必須對每個人都有利，無論它們是如何產生的（Rawls 1971, pp. 60, 75n, 83）；Robert Nozick 主張「主責保護機構」有權取締競爭者，不論競爭者實際行為如何，其相關主張「非生產性交易」稱如果一方不存在可以讓另一方可能受益，不管這種交易是否涉及物理性入侵，都能被取締（Nozick 1974, pp. 55n, 83–86）。 ↩︎
關於「行為學」的概念，以及將經濟理論系統性重構為一系列「行為之邏輯」，參 Mises (1966, 1985)。 ↩︎
參 Hoppe (1989, chap. 7; 1993, part II; 1990, esp. pp. 260–63; 2001)。 ↩︎
除了 A 獲得的精神滿足，A 也減少了他自己的經濟收入，而精神上的滿足就是 A 以這種方式放縱自己主觀偏好的理由。 ↩︎
Becker (1964)。 ↩︎
參 Block (1992)。 ↩︎
必須區分私有財產所有者的歧視和國家的歧視。在前一種情況下，私有財產法保證「受害者」的價值之損失可以回復，但這不適用於政府從事歧視行為的情況。如果公務部門歧視長得醜的秘書，他們的工資就會下降，但這不會讓他們對於官僚機構而言更具吸引力，因為官僚機構從公民獲得強制性徵稅，不需考量決策的經濟效益。在政府涉入的歧視中，受害者的處境比發生在私營部門的歧視要糟糕得多。 ↩︎
參 Rothbard (1970, 1978, 1982)。同參 Block (1976)。 ↩︎
參 Sowell (1983)。同參 Block (1982, pp. 101–25; 1985)、Levin (1987)、Epstein (1992)。 ↩︎
工資通常與生產力相等，這是所有經濟學中最可靠的命題之一。如果一個人的生產力是 20 美元，他的工資高於這個數字，比如說 25 美元，雇用他的公司每小時將損失 5 美元。如果他們堅持這種行為，特別是也將這種行為應用於其他工人，公司就會破產。另一方面，如果工資低於這個水平，比如 12 美元，那麼就有 8 美元的盈利機會。任何競爭者都會樂於以 12.25 美元的價格，將這些工人從他現在的雇主那裡吸引過來。但是，如果一家公司提供 12.25 美元，另一家公司會將賭注提高到 12.50 美元。這個招標過程將在哪裡結束？在尋找和轉換成本允許的情況下，會結束在盡可能接近 20 美元。 ↩︎
參 Friedman (1962, chap. 9)、Hamowy (1984)、Henderson (2001, chap. 15)。 ↩︎
逃離卡斯特羅的古巴醫生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AMA 也為他們在美國執業的嘗試設置了障礙。 ↩︎
參 Tucker (1990)。 ↩︎
參 Siegan (1972)。 ↩︎
參 Anderson 等人 (2001, pp. 287–302)。 ↩︎
參 Manne (1966a, 1966b)。同參 Block 與 McGee (1989, pp. 1–35)。 ↩︎
干預主義者熱愛的另一個「市場失靈」是「缺乏完美的訊息」。讓我們看看這個主張。訊息太少是不行的，違反了完美訊息的條件。太多的訊息是有問題的，它與對內線交易的限制不符。「和其他人一樣的信息量」怎麼樣？啊哈！理論中的漏洞。到目前為止，據本作者所知，這種情況尚未受到法律禁止。但誰知道呢？理論上的突破可能潛伏在這些知識分子群中。 ↩︎

【電子書】自由的基石（Building Blocks Liberty）

Fri, 29 Oct 2021 00:00:00 +0000

【電子書】自由的基石（Building Blocks Liberty）

Walter Block 是人類歷史上最多產和大膽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之一。本書填補了他的寫作文庫中的重要空白：前衛主題的系列文章。他對道路、教育、勞工、國家分裂、禁藥和貨幣的研究與著作常見於學術期刊，這些研究精簡後，設計成具說服力的形式，呈現在你面前。

因此，這本書將自由的邏輯擴展到新的方向，幫助讀者徹底了解經濟自由對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影響。在處理傳統的反對意見時，他的頭腦非常精明。

Block 甚至觸及用語調整如何微妙影響著自由在我們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著手一個 Hayek 在 1970 年代就開始的專案。Block 似乎已經看到了這類分析的優點，並將其擴展到政治正確的時代。

一開始看來是針對前衛話題之不預期觀點的古怪集合，最後化為自由邏輯適用到日常周遭一系列實際問題上，令人信服的展示。

人們可能會將《自由的基石》這本書，視為自由主義邏輯解決日常問題能力的有力介紹。

相中了這本 Building Blocks Liberty 來重拾翻譯習慣。

新的翻譯流程目前透過 GitHub Page 做發布，做成雙語的：

https://raviwu.github.io/books-building-blocks-liberty/

來不及等我胡亂翻譯的話，切到英文版本看也是很愉悅的。

【譯文】「廢止權」的起源

Thu, 26 Nov 2015 00:00:00 +0000

【譯文】「廢止權」的起源

組織犯罪｜17. 「廢止權」的起源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I Said No Housekeeping! via photopin (license)

集權政府的捍衛者鄙視傑佛遜追隨者的「無效（nullification）」概念，「無效（nullification）」概念是指州民或者州政府對於聯邦法律的合憲性問題應有發言權，對於那些被該州認定違憲的聯邦法律，應該具有「廢止權」。

這個概念在美國殖民者間廣為流行，特別是那些與傑佛遜和詹姆士．麥迪遜親近的殖民者，兩位《肯塔基及佛吉尼亞決議案》（Virginia and Kentucky Resolutions of 1798）的作者。傑佛遜因應肯塔基州友人的請求撰寫《肯塔基及佛吉尼亞決議案》，作為州政府宣告約翰．亞當斯施行之《懲治煽動叛亂法案》（Sedition Act）無效的工具。該法案將「批評聯邦政府」視為非法。

聯邦黨於華盛頓退休後取得權力，不久後便公然地違背第一修正案，取締政治言論自由。點燃這波集權主義之火的導火線，是富蘭克林外孫 Benjamin Franklin Bache 在《費城極光報》的專欄。Bache 是傑佛遜與民主黨的追隨者，高調反對經濟國家主義的各種聯邦計劃，即保護關稅、中央銀行、企業福利、高稅率與大額公債。Bache 在一篇文章中形容約翰．亞當斯為「老、牢騷、光頭、瞎眼、殘廢、無齒的亞當斯」。

阿比蓋爾．亞當斯對於 Bache 形容自己丈夫的遣詞大為光火，她與親政府媒體開始呼籲 Bache 應該受到懲罰。《懲治煽動叛亂法案》是這波運動的結果。該法案於 1798 年 7 月 14 日頒布，將「公開發表反政府與其官員的錯誤、誹謗與惡意寫作」視為非法。當然，構成不正當與非法言論的標準，由政府自己決定，就像在那些極權社會的情況一樣。該法案只在約翰．亞當斯任期內有效，所以，只會被用來對付那些傑佛遜黨的成員及其支持者。

對於亞當斯家族所表現出來的皇室態度，許多傑佛遜派感到不滿，且相當直言不諱。1798 年 David Brown 在馬薩諸塞州的 Dedham 豎起旗幟，寫著「沒有印花稅、沒有煽動法、沒有移民法、沒有土地稅。美國暴君下台；總統和平退位；副總統（傑佛遜）萬歲。」David Brown 因此被罰款，還坐了 18 個月的牢。

許多支持傑佛遜的報刊作者，因為批判政府，以違反《煽動法》而被逮捕。此外，聯邦黨也經常攻擊那些對民主黨施以同情或者是批評約翰．亞當斯的報社與其編輯。聯邦黨國會議員 Roger Griswold 在眾議院內用拐杖攻擊他的議員同事 Mathew Lyon，因為 Mathew Lyon 批評聯邦黨人「違反十分之九選民的利益與意見」。

Mathew Lyon 在報紙上稱「亞當斯對荒謬的排場、愚蠢的阿諛奉承與自私貪婪有著無盡渴望」不久後，亞當斯政府召開大陪審團會議並起訴 Mathew Lyon。這位革命戰爭的老兵被迫銬上腳鍊走在自己家鄉的路上，鋃鐺入獄。他在服刑期間參選，贏得輕而易舉。

這些事件促使傑佛遜起草《肯塔基及佛吉尼亞決議案》，這份著名「決議案」的第一段如下：

決議，構成美利堅合眾國的各州，並非基於賦予聯邦政府無限權力而結合，而是在憲法與各修正案之下，基於特殊目的而構成廣義的政府，各州委託聯邦政府明確的權力範圍，同時保留各州的最大自治權，當這個廣義政府逾越了原始的授權範圍時，其行為當屬無效…在此框架下成立的政府，不對其行為有效與否擁有最終裁判權，否則將使得政府權力不受憲法衡量。此與其它沒有共同裁判的情況一樣，每一方都具有裁判內部事務的平等權力，包含違例行為的判定與補救措施。

麥迪遜的決議內容也很類似。傑佛遜當選總統後，《懲治煽動叛亂法案》的效期已終止，這位新任總統立即中止那些因為該法案而被起訴或受刑的案件，包括議員 Lyon。

在傑佛遜任職期間，新英格蘭的聯邦黨人以《肯塔基及佛吉尼亞決議案》來宣布傑佛遜的《禁運法案》無效（英國海軍當時竊取美國船隻並脅迫美國船員效命於英國的對法戰爭）。馬薩諸塞州議會在 1809 年 2 月 5 號宣布該州的州民不受《禁運法案》約束，並譴責該法案「不公正、壓迫且違憲」（引述 James J. Kilpatrick 著《 The Sovereign States 》）。所有新英格蘭地區的州紛紛宣布《禁運法案》無效。

《 1812 年戰爭》爆發時，新英格蘭的聯邦黨人因為拒絕參與戰爭而脫離聯邦。他們的反戰工具正是「廢止權」，引述 Kilpatrick 形容的康涅狄格州議會發言：

必須記得，康涅狄格州是「主權獨立的州」，美利堅合眾國是聯邦而非統一的共和國。「州政府作為獨立自主的主權政府」，州長被賦予「維護自州合法權益」的莊嚴任務，正如「州長具有支持美國憲法的義務」，而支持後者［美國憲法］的前提就是前者［維護自州權益］。假若大樓所依靠的支柱被破壞，大樓也無法繼續佇立。

這種說法呼應了傑佛遜將美國憲法解釋為各州聯邦的［州權］詮釋。類似的說法也出現在南卡羅萊納州宣布《 1828 年厭惡關稅》（Tariff of Abominations）無效時，出現在俄亥俄州人反對美國銀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企圖干預該州分行事務時，出現在威斯康星州和其他幾個州政府撤銷《 1850 年逃奴法案》時。「廢止權」從來都不是那些說謊又失職的歷史學家所錯誤斷言的「奴隸主用來自圓其說的詭計」。

【譯文】七月四日的真正意義

Thu, 26 Nov 2015 00:00:00 +0000

【譯文】七月四日的真正意義

組織犯罪｜18. 七月四日的真正意義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Flag via photopin (license)

許多美國人好像沒有意識到，他們最愛的假日之一：七月四日，是在慶祝透過暴力手段的國家分裂行動。「獨立日」是在慶祝美國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的控制，也就是美國第一次獨立戰爭。

美國最傑出的分裂主義者－傑佛遜－在起草《獨立宣言》時相當清楚自己在說什麼：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當這種同意被撤回的時候，人民的有責任也有權利「改變或廢除」政府，並「建立新政府」。

傑佛遜總統在第一次就職演說中更進一步捍衛「與國家分裂的權利」：「我們之中如果有人想解散聯邦或改變共和政體，就讓他安然地不受侵犯，只要理性能自由地去抗衡，就算是錯誤的言論也可以被容忍的。」［註：演說節錄翻譯來自《「悅」讀美國史的二十四堂課》，涂成吉著］國家分裂的辯論是可被接受的，傑佛遜心中從沒出現過要用暴力來阻止這些分裂國家的辯論。（對比林肯在第一次就職演說中對企圖分裂的人發出「入侵」與「流血事件」的威脅。）

隨著時間推移，傑佛遜從未改變過他將分裂權視為自由之工具的看法。他認為所有的美國人，不管身於何處，都是同一家人，決不會訴諸暴力來反對任何想從聯邦分裂的人。他在 1804 年 1 月 29 日一封給 Dr. Joseph Priestly 的信裡寫道：

不管我們維持單一聯邦，又或者是各自成立大西洋聯邦與密西西比聯邦，這對人民福祉都不是太重要的事。西部的聯邦在未來也將被視為平等的國家，對於我所預見的未來分裂，我感到更多的責任與熱忱，共同推進東部與西部的利益，做一切有利於未來家庭中兩個組成的事情…

傑佛遜在另一封 1803 年 8 月 12 日寫給 John C. Breckenridge 的信中再次重申這個議題，當時新英格蘭的聯邦黨人試圖以分裂並建立新聯邦作為強烈反對路易斯安那購地（Louisiana Purchase）的回應。傑佛遜寫道：「如果真的『分裂』，上帝會祝福所有人，如果留在同一聯邦是好的，上帝會讓他們留在同一聯邦，但如果分開會更好，上帝會讓他們分離。」

美國聯邦的起源是基於自由且獨立之主權州政府的自願結合。美國不是透過暴力、恐嚇、審查與軍事入侵而構成的聯邦。蘇聯是後者，而美國在 1865 年以後也成為後者。

【譯文】自由與聯邦制

Mon, 03 Nov 2014 00:00:00 +0000

【譯文】自由與聯邦制

組織犯罪｜16. 自由與聯邦制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jypsygen via photopin cc

美國人建立並維繫自由社會的重要手段「聯邦制或州權」已被剝奪，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大概都差不多。聯邦制被丟入記憶洞又或者被貶低為種族主義工具，並非只是意外。傑佛遜式的州權傳統，是理解為何傑佛遜認為政府管越少越好的關鍵，而且最小範圍的憲政政府也確實可行。自由的敵人們偏好政治壟斷，總是到處反對去集權化。

州權是什麼？

州權的概念與傑佛遜流的政治思想緊密相關。傑佛遜本人從未擺弄「州政府具有權利」的稻草人論點。「州政府」當然不具有權利，只有活生生的個體才具有權利。傑佛遜的基本想法認為，如果人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政府的奴隸，那人們就必須擁有能夠控制政府的機制。在傳統傑佛遜流思想中，這種機制就是州與地方層級的政治社群。人們足以監督、控制、管束他們自己的政府，必要的時候甚至能夠解散。

畢竟，傑佛遜寫下獨立宣言，寫下「政府權力的正當性基於人民的同意，一旦政府凌駕人民的生命權、自由權與其追求幸福的權利，人民有責任該解散政府，並以其他政府取代之」。為了實現到這個目標，當時的人們透過各州的政治協議來施行憲法。美國開國之初，每一州都被視為於獨立的國家，像大英帝國與法國一樣的獨立國家。獨立宣言中，州政府「自由且獨立」，獨立的程度就像其他國家一樣，可以徵稅與發動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傑佛遜的政治後進與 19 世紀中的南方民主黨，都舉辦州範圍的政治會議（與普選），決定是否要繼續留在開國元老們所創建的自願性聯邦。新英格蘭州的聯邦黨人曾經在 1814 年於哈特佛舉辦政治會議，考慮是否退出聯邦，最終提案被駁回。美國憲法第七條，各州可以透過州內各社群代表召開的政治會議（不限指州立法機關），決定是否參加聯邦，在保有獨立宣言的承諾下，各州社群代表有權透過投票來退出現有政府並創造新政府。

傑佛遜不僅起草美國退出大英帝國的獨立宣言，他在 1798 年肯塔基決議中主張州法無效一事違憲，並相信憲法第十修正案為完善憲法的基石（「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傑佛遜是「狹義釋憲派」，認為要盡一切努力迫使中央政府只能擁有拿些第八章第一條所賦予的權力。

州權或者是聯邦制，並不代表州政府的政客就比較具有道德、智慧，或者是比聯邦政府的政客更不腐敗一點。一直以來，這個概念只有兩個重點：第一，人民可以較容易地監控距離自己較近的政府。第二，由無數相互競爭的州所組成的分權化聯邦體系，可以讓人民從較集權或較政治壟斷的州逃離。舉例而言，如果馬薩諸塞州建立政教合一的政府，那些不想留在政教合一政體（或神權政治）下生活的人就可以逃到弗吉尼亞州、賓州，或其他州。傑佛遜創建的州權概念，並非像當代政治學家所稱的「政策實驗室」。「政策實驗室」這種說法就像是把人當成同一個籠子裡的白老鼠，傑佛遜也不太可能會這樣看待自己。

分裂或是分裂威脅，一直以來都被視為維繫美國聯邦與憲政政府的手段之一。中央政府如果了解到頒布違憲的法令可能會導致分裂或者無效，那麼就能夠迫使中央政府只提初合憲的法令。法令無效以及分裂威脅的效果相同。這就是為什麼偉大的自由主義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在 1866 年 11 月 4 號去信 Robert E. Lee 的原因，寫於將軍在 Appomattox 投降的 17 個月後：

我認為州權是絕對主權意志的唯一檢核手段，分裂讓我重新看到希望，不是破壞，而是民主的復興。因為那些被邦聯憲法巧妙修正的舊有憲法漏洞，讓您的共和國機制〔指邦聯憲法〕沒能解放舊世界。我相信，這樣偉大的改革將賜福全人類，清除共和國的固有的危險與失序，建立真正的自由。我認為，您為了我們的自由、進步與文明而戰，我對那些在 Richmond 陣亡者的哀悼，更甚看到 Waterloo 獲救者的欣喜。

除了將分裂視為人們阻止殘暴政府的「唯一手段」，阿克頓勳爵也指出邦聯憲法消除了美國憲法中的「福利條款」： 6 年總統單一任期、禁止保護性關稅與企業福利（除了疏浚港口的經費以外），以及普遍而言更加去集權化的政府系統。當然，那套系統從未實現，因為邦聯遭受當時世界上火力最強大的軍隊入侵，侵略軍隊做了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總會做的事：徵收資源並進行權利集中，以對抗防禦性戰爭。

Lee 將軍理解阿克頓勳爵所言，並同意他的看法。將軍在 1866 年 12 月 15 號的回信中寫道：

我仍然認為，僅讓政府擁有帶保留的憲法權力是和平與安全的基石，我還相信憲法未授予的權力由各州與人民保留。不只是整體系統的調整與平衡，也保障自由政府的延續。我將這點視為我們政體穩定的主要來源，但將各州凝聚成龐大的共和國勢必會導致其侵略性，這將成為最終毀滅的前導。

阿克頓勳爵與 Lee 將軍的書信往來別具洞見：政府權力集中是 19 世紀末的政治標記，並帶來 20 世紀的人類文明瘟疫，權力集中是採納法西斯主義及所有其他形式之社會主義的前提，包括共產主義。

【譯文】政府的媒體走狗

Mon, 03 Nov 2014 00:00:00 +0000

【譯文】政府的媒體走狗

組織犯罪｜15. 政府的媒體走狗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the measure of mike via photopin cc

羅切斯特大學經濟學家 William Meckling 與 Michael Jensen 在 1970 年代末，嚴謹地探討媒體追求自身利益，加上分析政府在媒體利益中所扮演之角色，提出媒體「自由」偏見理論。簡言之，他們的論文認為政府規模龐大，使得一般記者所報導的內容來源，大多仰賴於政府、政客、官僚、以及特殊利益團體。舉例來說，如果是環保議題記者，他就得花心思經營自己與政府環保部門官僚的關係，因為他們是環保政策的主要消息來源。如果是勞工議題記者，就給和美國勞動部的人交關，因為他們是勞動政策的最新消息來源。以此類推。

相對的，任何對於政府政策下嚴厲評論的記者，也就面臨消息來源被封鎖的風險，而消息來源是記者的職業命脈。因此，記者在追求記者生涯發展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會變成政府的走狗與喉舌。他們會容忍政府的政策，偶爾發表一些無關緊要的評論，但大多時候都忙著妖魔化批判政府政策的評論者。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愚弄民眾，讓民眾相信華盛頓還存在所謂的公共政策辯論。

每當出現像 Ron Paul 議員那樣挑戰國家中央規劃機構存在之本質的人（譬如美聯儲），媒體會忽略或者是妖魔化所有抱持類似看法的人。

Jensen 與 Meckling 的理論基本上沒什麼錯，但他們忽略了媒體的國家主義偏見根源這個重要元素。 Murray Rothbard 的《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與《國家解剖學》填補了這點空白。 Rothbard 寫道，所有的政府都仰賴「政府仁慈與偉大」的神話，搭配「萬惡」自由、自願主義、私有企業與公民社會的謊言與迷思。各式各樣的學術與媒體機構傳播這些迷思，更甚政府官僚。那些學術界的「史官」不斷發表著自願主義與自由市場的「失靈故事」，呼籲政府加重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干預。凱因斯派經濟學家正是這種現象的最佳例，紐約時報的民主黨評論員 Paul Krugman 則是史官的最佳代表。

媒體忽略像 Ron Paul 議員那樣的人，其實還有別的原因。在少數例外下，媒體花了許多年精神把自己訓練成福利國家、戰爭主義國家的職業喉舌。他們實際上跟政府機構或者政客一樣，是政府體系的一部分。媒體是政府愚化人民的基本工具，讓人民和平地接受無止盡的政府權力擴張以及政府相關工作人員的致富，特別是媒體的致富。政府的權力擴張，總是要透過削減一般人民的繁榮與自由才能達成。

許多「主流媒體」的成員，其實是領薪水的說謊者，不斷重複著荒謬的胡說八道，如：「加稅與政府支出增加可以替我們帶來更多繁榮」、「替每個通過機場的人照 X 光合乎憲法」、「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無須與任何人諮詢就可以轟炸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權力，特別是國會議員」、「開國元老認為將每個人的自由交到五位終身職政府律師的手上是個好主意」、「醫療照護社會主義可以讓醫療成本下降」、「經濟衰退與蕭條是因為貪婪與『動物精神』而造成」、「資本家透過販賣那些會害死人的商品而致富」、「如果某位美國公民被政府認為有『敵方戰鬥人員』嫌疑，憲法賦予美國總統下令謀殺該公民的權力」等等﹍

媒體終其一生在散播這些荒謬的謊言，當出現一位像 Ron Paul 議員那樣受過良好教育、口條清晰又具知識的人出現時，「主流媒體」肯定嚇壞了，因為這樣的人將揭露媒體的本質，揭露媒體身為自由社會之敵人的真相。這也說明了政府以及那些主流媒體對於網際網路的敵意，特別是支持自由主義的網站。這種少了看門人的通訊與訊息來源，嚴重威脅著國家權力所仰賴的謊言帝國。

【譯文】策動主義的詛咒

Mon, 03 Nov 2014 00:00:00 +0000

【譯文】策動主義的詛咒

組織犯罪｜14. 策動主義的詛咒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Mr Jaded via photopin cc

共和黨在 2011 到 2012 年間所有的候選人中，只有 Ron Paul 擁護 Washington 和 Jefferson 的美國外交哲學。為此， Ron Paul 和過去七十年中抱有類似思想的國會議員一樣，被誤導、抹黑成「孤立主義」。這種「孤立主義」的指稱，完全是歐威爾主義（維基百科註：指現代政權藉宣傳、誤報、否認事實、操縱過去，來執行社會控制）。 Ron Paul 提倡和平與自由貿易，只支持正當的防禦性戰爭，他所支持的是世界上人際互動的最大化。

人類文明的起源正是國際勞動分工與商務自由。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享受與使用的商品及服務，都是世界上無數專業人士透過自利之激勵而作的結果，不管是麵包、牛肉、啤酒或者是其它所有東西。貿易限制才是真正的「孤立主義」，沒有什麼比戰爭更加阻擋國際間的互利性互動。戰爭導致孤立主義。人們在自由市場中進行和平且互利的互動，但若情境換作是戰爭，同一批人可能會互相殺戮。

經濟學的中心原則在於，只要私有財產與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場存在，個體為了追求自我利益，會把自己的所能發揮極致，銷售自己擅長生產的東西給別人，然後再向別人購買那些自己不擅長生產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窮困的人也依然能生存下來，並改善自己的生活。自由市場中沒有所謂「最適者生存」。窮困者不需要自己生產食物、建造自己的房子或者縫製自己的衣物（其他人也不需要這樣）：國際勞動分工讓他們得以依賴他人提供這些物品，讓自己的可以持續生活。

然而，另一方面，戰爭則將這樣的國際分工「四分五裂」，正如 Ludwig von Mises 在其大作《 Human Action 》中所述。舉例而言，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工業革命大幅增進平均生活水平，增進程度簡直讓上一代人無法想像。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讓一般人得以享受國際分工的果實，在每週工時不斷減少的同時，還能持續提高生活水平（也要歸功於資本主義下的資本投資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戰毀掉了這一切，讓一個一個的國家回到孤立主義，打亂了國際勞動分工。曾經在無數方面得益於陌生人努力工作成果的人們，因為受到孤立而與這些獲益隔離，他們的生活水平也跟著每況愈下。各國為了戰爭而組成政治聯盟，卻遠離了國際貿所帶來的受益。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相反詞，其結果只有成千上萬的死亡與大規模的資本損失。

當然，從戰爭中獲益的總是那些人：君主、獨裁者，以及那些沉浸在「帝國榮譽」的「政治家」。正如漢密爾頓所言：親政府者透過國防合約獲益；替政府籌劃親戰宣傳的學者與「記者」獲得名聲、地位與財富；政府本身也從戰爭中獲益。戰爭是政府的命根子，沒有什麼比戰爭更能膨脹政府與其機能。作為推論，沒有什麼比非防禦性戰爭更能摧毀自由與繁榮。 Murray Rothbard 在他《 Just War 》一文中指出，美國史上真正的正當防禦性戰爭只有兩場：美國獨立戰爭；南方抵抗共和黨在 1861-1865 年間發動之侵戰的反戰。

真正旨在破壞人們和平協作的「孤立主義者」，是一群可以被稱為「策動者」的人。他們是一些透過謊言、縱容與操弄手段來策動戰爭的自大狂與尋租者。這些人一般從未親身參與戰爭，甚至連在和平時期也跟軍隊扯不上關係，被許多評論家貼上「懦弱鷹派」的標籤簡直適得其所。

林肯對南方奴隸制的最強烈辯護，出現在他首任總統的就職演說，在他承諾遵守憲法的同時，以戰爭來威脅徵稅。由於他根本沒有想要解放奴隸，加上為了徵稅而發動戰爭會讓自己變成國際戰犯，林肯得杜撰侵略自己國土的理由（順道一提，林肯的所為正是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三條中所述之叛國罪的定義）。他編造了「永久聯邦（ perpetual union ）」的概念。林肯暗示美國開國者們同意，如果有任何團體企圖離開開國者們創建的「自願性聯邦」，中央政府有「權利」侵略那些想要脫離聯邦的州、謀殺成千上百的州民、轟炸他們的城市、燒毀他們的土地、掠奪他們的財富。當然，這正是林肯軍隊的所作所為，一切都以保全七十年歷史之政體為名。至於薩姆特堡事件，林肯在（無人傷亡）事件過後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海軍司令 Gustavus Fox ，感謝他唆使南方卡羅萊納州開出第一槍並策動戰爭。

美西戰爭純粹就是帝國主義戰爭，對於一般的美國人沒有帶來任何好處。 19 世紀末偉大的自由主義學者 William Graham Sumner 在其著名《 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 》中寫道，美西戰爭讓美國變成像西班牙一樣的帝國，取代了開國元老創建的憲政共和國。但像 Teddy Roosevelt 那樣討人厭的自大狂，卻從這種瘋狂的冒險中開創政治生涯。

一次世界大戰是 20 世紀最慘痛的災難，但一般美國人跟干預一戰扯不上任何關係。如 Jim Powell 在《 Wilson’s War 》所述，這場戰爭「成功地」鞏固了蘇聯共產主義者手上的權力，並讓德國的納粹主義興起。許多政客與其支持者從中獲得權力、地位與財富。國防合約承包商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會變得那麼有錢；原先卑微的政府官員搖身一變成為經濟獨裁者；國家主義知識份子甚至把自己當成偉大的社會工程師。幾乎所有自稱的進步主義都親戰，因為他們相信：第一，政府有能力也應該要在美國與歐洲建立天堂；第二，美國採用的蘇聯式戰期經濟規劃，戰爭結束後，可以作為和平時期導入蘇聯式中央經濟規劃的範本。

羅斯福與經濟大蕭條奮鬥了八年後，其重度干預主義政策甚至雪上加霜，他轉而策動日本侵襲珍珠港，詳情請見 Robert Stinnett 在他《 Day of Deceit: The Truth about FDR and Pearl Harbor 》書中的詳盡揭露。在羅斯福眼中，美國參戰可以成為龐大政府計畫的金雞母，就算不能終結經濟蕭條，至少也能將民眾的注意力從他無底的失敗中轉移。畢竟，羅斯福的聲譽當時正受到莫大威脅。（戰爭並未終結經濟大蕭條，充其量只有提高就業，那也是因為國家徵召了超過一千萬人入伍，但 1930 年代美國失業人數大概只有五百萬人上下。）

策動主義派編謊促使美國參與越戰，這場戰爭造成 55,000 名美國人與成千上萬越南人不必要也沒有意義的死亡。接著而來的伊拉克戰爭是策動主義者最近期的「勝利」，就連中情局自己都承認該場戰爭是因謊言而起： Saddam Hussein 握有威脅美國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上千的美國士兵戰亡、上萬美國士兵終身殘廢、無數伊拉克人被殺害。政府這一切作為都與一般美國納稅人在意的事情無關。

下次你再看到那些虛情假意的政客敦促入侵伊朗、敘利亞、北韓或任何他認為美國炸彈應該轟炸的地方時，記得想想策動主義病態的歷史。

【譯文】權貴資本主義之父

Mon, 13 Oct 2014 00:00:00 +0000

【譯文】權貴資本主義之父

組織犯罪｜13. 權貴資本主義之父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kevin dooley via photopin cc

大蕭條發生後的前幾年，聯邦政府宣布對華爾街富豪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救助計畫，救助計畫的捍衛者立馬提出他們所認為的秘密武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為美國資本主義之父。他們口中批准救助計畫的漢密爾頓，同時也是提倡替「新生產業」提出保護性關稅的第一人，他將歐洲風格重商主義引入美國，還替各類產業提出無數的補貼與「懸賞」。（漢密爾頓在他著名的《 Report on Manufactures 》這麼做。）

華爾街機制之一的《 Forbes 》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VS 羅恩．保羅」的文章，認為自由意志主義對企業福利的批評應該被忽視，因為漢密爾頓和議員保羅與其同道支持者相比，是個傑出的政治家與經濟天才。

《華爾街日報》也加入漢密爾頓崇拜，由商業史學家 John Steele Gordon 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央銀行的集權程度不足，美國需要更高程度的聯邦規劃，而不是更少。 Gordon 呼籲要有個經濟強人來指導、監管金融市場，他支持救助計畫，並把金融危機歸咎在 Thomas Jefferson 身上！

Jefferson 反對漢密爾頓所支持的美國第一個中央銀行－美國銀行，他主張硬通貨、不相信政客的貨幣主張。據 Gordon 所言，這種思想正是大蕭條的主因。事實上，美聯儲年復一年地追求零利率，再加上強迫出貸者將數十億美元出借給不合格之貸款人的聯邦政策（由房利美與房地美擔保），才是房地產泡沫的主因。

這些瘋狂的漢密爾頓崇拜，正展現出漢密爾頓的中央經濟規劃天才，他透過大量公債及中央銀行的合法偽幣來資助美國偽資本主義的思想基石。（譯註：有關中央銀行系統的合法偽造行為，請參考拙作搞懂經濟之回歸市場貨幣）造成經濟大蕭條的，正是這種偽資本主義系統，而不是 Gordon 那掛人所指責的［資本主義］。

實際上的漢密爾頓

當時有一群人想將英國重商主義與帝國主義帶入美國，漢密爾頓為其領袖。當他們身為英國重商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支付者時，他們不惜發起革命來反對。但如果是作為收受者，這可是完全不同的事。正如喜劇演員 Mel Brooks 說的：當國王有什麼不好。

漢密爾頓用「美國體制」這個名詞來形容企業福利、保護關稅、中央銀行與巨額公債，據他所言，這些都是「天佑美國」。漢密爾頓不像他的政治剋星 Thomas Jefferso 那樣研讀過亞當斯密、 John Baptiste Say 、 Richard Cantill 等人的思想，受過完整的經濟學教育。漢密爾頓要不是忽略、反駁，就是完全不瞭解經濟學方面的知識。相反地，他散播那些由公共關係家 James Steuart 發明來替英國重商主義解套的重商主義迷思。

漢密爾頓倡導巨額公債目的不在建立美國政府優良信用或是資助任何特殊政府計畫，而在試著提高政府經濟利益與財富的權謀原因。他主張，由於購買政府債券的人會變得富有，所以這些人自然而然地會形成遊說提高政府課稅與大政府的強大政治勢力。他們之所以願意這麼做，都是為了確保政府財務部能獲得足夠稅收，以支付他們手中政府債券的利息。漢密爾頓是對的：政府債券持有者還有那些行銷政府債券的銀行家，一直以來都支持大政府。這就是為什麼經濟蕭條一旦發生，華爾街的投資銀行總是第一個被排到救助名單中。國家照顧自己的小弟，就像黑幫集團會做的那樣。

漢密爾頓青睞權貴資本主義的主要論點，出現在他的《 Report on Manufactures 》。 William Graham Sumner 在其 1905 年的《漢密爾頓傳》中寫道，漢密爾頓的報告支持「英國學派重商主義的老系統，並改造該系統來適應美國的情況」。 Jefferson 曾經寫道漢密爾頓的保護主義、企業福利與中央銀行等「計畫」，是「將腐敗的英國政府體制引入美國的手段」。 Sumner 和 Jefferson 是對的。

漢密爾頓式的重商主義，基本上就是美國好幾代人所處的經濟與政治系統：國王般的總統透過行政命令來統治國家並忽略憲法對總統權力的限制、州政府不過就是中央政府的魁儡、企業福利橫行、政府公債幾十億兆地不斷累積，還有因為美聯儲那些中央規劃者之操作所造成的恆久性繁榮與蕭條周期（加上周期性地價格上漲）。這些都是漢密爾頓對美國的詛咒，如果美國有想要復興自由與繁榮，這個詛咒必須被驅除。

【譯文】農企搶匪

Mon, 15 Sep 2014 00:00:00 +0000

【譯文】農企搶匪

組織犯罪｜12. 農企搶匪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Profound Whatever via photopin cc

柯林頓總統在 1996 年簽署了「農業自由」法案，該法案宗旨是要終結大部分的政府農業補助。當時農業補助的主要形式為價格支持－由國家強制實施、高於自由市場水平之最低價格。

取消價格支持無疑能夠讓農業市場更具效率，但政府出面主動取消讓那些具權勢之農企獲益的補助計畫，不僅罕見，還有點古怪。真實情況是，這些補助只不過是換過一種形式，並未真正終結。

公共選擇經濟學的一個原則是，政客總是竭盡所能地掩飾其對普遍不太受到讚揚之團體的補貼，譬如富有農企。透過保護主義或者價格支持等方案來補貼，取代直接寫支票給那些農企，總是比較受到政客青睞，因為後者很容易就會被納稅大眾發現事有蹊翹。然而，價格管制在農產市場所造成的扭曲相當嚴重，顯然連政府也意識到該是時候擺脫這種扭曲。政府的所謂「過渡支付」，據稱是要用來暫時協助可憐富農失去政府高於市價之收購所承受的陣痛。

這只是政府透過「誘餌與轉換」手法來唬弄大眾的案例之一。過渡支付不會是真的過渡，可能打從設計之初就不打算要是過渡。農場說客的勢力從未消失，這些說客立即投入遊說，增加其他的永久性補助項目，而且他們成功了。每年都有「補充開支法案」，美國納稅人每年得扛上數百億美元的擔子來消化這些農企福利的增加。

國會把這些計畫灌上「過渡性」的招牌，藉此來向農企榨取穩定的競選獻金，農企透過遊說手段年復一年地投入百萬美元現金，只是為了換取這些過渡性法案的延展。

《 USA Today 》 2005 年 2 月 1 號的一篇文章，解釋了德州棉花農企的這種打劫機制。該文關注當年棉收 4,000 標準包的 Eugene Bednarz 。 2005 年的預估棉收超過 7,500 萬標準包，創 50 年來的新高。

這也代表著企農偷取納稅人所得的歷史，可能超過了半世紀。新系統的運作方法如下，如果棉花市場價格低於政府定的支持價格，政府就會用納稅人的錢，支付棉花企農市場價格與法定價格之間的價差。

當時，棉花市場價格為每磅 35 美分，法定價格為每磅 52 美分。每一標準包大概是 500 磅，因此， Bednarz 先生獲得每磅 17 美分的補助，政府發給他一張 340,000 美金的支票，但是沒有任何納稅人或者消費者因為這種補助而獲益。德州的棉農透過這種機制，當年獲益 637,500,000 美元。

棉花、小麥、玉米、黃豆，以及稻農都透過類似方式打劫，而其它作物的農企，打劫納稅人的方式稍有不同。以製糖原料農企為例，他們透過政府操作的壓低供應，將國內糖價推高到世界均價的三到四倍。其他需用到糖的商品也因此變得昂貴。

幾乎所有政府的所為都在抬高價格，從而增加生活成本。然而，多數的美國人仍然相信童話，相信自由市場導致價格上漲，相信透過全能政府與其無所不知的監管可以「拯救」我們。

【譯文】價格詐欺：真正問題所在

Mon, 15 Sep 2014 00:00:00 +0000

【譯文】價格詐欺：真正問題所在

組織犯罪｜11. 價格詐欺：真正問題所在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Poster Boy NYC via photopin cc

在 1980 年代最重要的租稅改革主要有兩點，一是根據通膨調整的聯邦所得稅指數化，二是將 15 個稅級減少為 3 個稅級。在那之前，一般中產階級光是因為貼補生活費用提高的加薪，就已經被推到較高稅級。由於連續幾年基本生活費用的上漲，使得一般人繳完稅後可以帶回家的收入減少，肥了政府，一般公民的日子反而更苦。

在這樣腐敗的劇本下，美聯儲會印製超量貨幣來創造價格通膨。價格通膨會提高生活開銷［因為生活開銷提高而普遍會補償性加薪］，最終會導致「稅級爬升」與納稅總額提高。當納稅人受苦時，聯邦政府的預算反而獲得膨脹。政客不會去主張加稅來獲得選票，通貨膨脹就可以達到相同效果。這種效應簡直是無形的加稅（這並不表示有形的加稅比較好）。

多虧了所得稅指數化，聯邦政府不再能用通貨膨脹這種方式掠奪中產階級。但是州與地方政府仍能透過房地產稅達到效果。不需要任何政客呼籲加稅，只要房地產價值上升，房地產稅額自然會上升，就像 20 世紀這前 7 年一樣。房地產稅替政客們完成這類見不得人的工作。

因此，當美聯儲的貨幣擴張政策造成房地產泡沫時，房地產大幅增值的同時房地產稅也跟著大幅增加。（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總稅收［房產價值與稅率相乘之結果］，房地產泡沫崩解後渴望能增加房地產稅率。）

舉例而言，馬里蘭州政府宣布該州 2005 年的房地產稅收較 2000 年增加了 35% 。這並不表示在此期間州政府的「服務」質量改善了 35% ，市民不過就是多付了 35% 的稅來維持相同［或更糟］的政府「服務」。

【譯文】美聯儲暨 ACORN 之罪

Tue, 19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美聯儲暨 ACORN 之罪

組織犯罪｜10. 美聯儲暨 ACORN 之罪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Truthout.org via photopin cc

幾年前，社區組織改革協會（ ACORN ）這個雇用剛從法學院畢業之歐巴馬的左翼政治團體，因為旗下一名「稅務輔導員」提供兩名冒充為妓女與皮條客的人逃稅諮詢且被拍攝記錄下來，鬧上新聞版面。這兩位臥底告訴「輔導員」，他們希望利用政府補助貸款來開一間妓院，容納幾十個他們從中美洲非法偷渡來美的少女。影片中，這名「輔導員」高興地告訴他們該怎麼申請政府貸款又不被當局發現自己真正的目的。

這段故事固然低俗，但和 ACORN 過去三十年的主要作為相比，仍相形見絀。在美聯儲委員會、貨幣監理署與其他政府機構管理下的合法勒索活動中， ACORN 可是個大咖。這些合法勒索始於 Jimmy Carter 總統 1977 年的《社區再投資法（ CRA ）》，該法案授權像 ACORN 那樣的「社區團體」高效地敲詐銀行數十億美元。《社區再投資法》讓這些團體可以「抗議」銀行的擴張或併購議程。這些團體會像美聯儲申訴，同時要求那些想要合併或擴張的銀行必須提供 ACORN 那類團體數十億美元，讓社區團體可以放貸給次貸借款人。當然， ACORN 得到資金後，大部分都用在組織支薪與開銷上頭。已破產的華盛頓互惠銀行（ WaMu Bank ）曾經吹噓自己的 CRA 放貸額高達 3,750 億美金，全國銀行（ Countrywide Bank ）也在提供了 6,000 億資金給 CRA 貸款後受到美聯儲的褒獎，後者在 2008-09 年金融海嘯的次級房貸危機中破產。

ACORN 及許多類似左翼「社區團體」從銀行拿到的大部分資金都用於政治活動，例如民主黨的選民登記、支持各級政府中的左翼候選人（越左越好）、組織集會與抗議活動，以及用所謂「人民平台」之名進行各種遊說等。 ACORN 「人民平台」曾經承諾：「直到美國走向齊心之路、共享財富以前，我們將持續奮鬥…」換句話說，就是社會主義。

CRA 本身就是個謊言－銀行光是拿出數十億美元等著出借給低收入戶與少數族裔社區就可以獲利。銀行家理應被偏見蒙蔽，銀行被政府強迫要在次級房貸市場中利用這數十億美元獲利。

現實情況是，美聯儲以 CRA 強迫借出貸款的金融機構把數十億美元出借給不合格的貸款者。當《 Forbes 》雜誌專欄作家 Peter Brimelow 與 Leslie Spence 審問波士頓美聯儲官員 Alicia Munnell 有關美聯儲所謂 1990 年代初期系統性放貸歧視的主張時， Munnell 被迫承認其實她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美聯儲的主張。她和其他的美聯儲官員（與柯林頓政府）埋頭加強 CRA 的執行。這也表明， CRA 的目的一直都是財富的強制重新分配，而不是打擊種族歧視。歧視的指控，只不過是恐嚇那些不合作之放貸者的詭計。

【譯文】社會化醫療與經濟法則

Mon, 18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社會化醫療與經濟法則

組織犯罪｜8. 社會化醫療與經濟法則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bitzcelt via photopin cc

美國政府漸進地接管醫療體系的核心，是歐巴馬政府所通過的某項法案，最終不是將私營健保產業給趕出市場，就是把它轉變為「事實上」的國有產業。該法案在私營健康保險公司身上加了額外的稅項與成本，同時又成立表面上要和私營公司「競爭」的健康「保險」官僚機構。這些措施只是實現美國醫藥國有化這個社會主義夢想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實行得可好的。就像所有的政府壟斷，國營健保會以國稅局的惻隱之心加上國有郵局的效率來運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lton Friedman 若干年前針對美國的醫療供應史做了研究。胡佛研究所在 1992 年發表的《 Input and Output in Health Care 》研究中， Friedman 點出美國在 1910 年時有 56% 的醫院為私立的營利醫院。但在政府開始資助公立醫院的數十年後，這個比例〔由 56% 〕掉到 10% 。雖然花了數十年，但政府最終在 1990 年初期掌管了幾乎整個醫療產業。極少數維持私營的醫院，因為受到大幅度的政府監管，也可以被視為是政府的附屬品。「私立」醫院經營者絕大多數的決策，都遵循著政府官僚法令，而不是照護病患這件事。

Friedman 的關鍵結論在於，政府擁有或者受政府控制的醫療照護，就像所有官僚體系一樣，會在器材、基礎建設、專業人員支薪等「輸入」增加的同時，造成醫療照護質量之「輸出」的減少。例如，醫療支出從 1965 年到 1989 年增加了 224% ，但每千人口的病床數「跌」了 44% ，病床使用率則減少了 15% 。在 Friedman 研究的 1945 到 1989 年期間，即使將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每一病患的均日醫療成本仍提高了幾乎 24 倍。政府對於醫療照護的干預增加，不僅減少了服務，還增加了天文數字的成本。

所有政府營運的官僚機構中都可以發現這種結果，因為市場反應機制在政府機構中缺席。因為政府不將獲利納入考慮，也就不會有獎勵優良績效與懲罰不良績效的可靠機制。事實上，在所有的公營企業中，與上述相反之情況真實上演：績效不良的單位在承諾他們會用更多錢來「做得更好」之後，一般都會收到預算增加的「獎勵」。

只要政府開始干涉，成本就會呈現爆炸性飆高，所有產業都是如此。政府在 1970 年預估 Medicare 的醫院保險（ hospital insurance ）每年「只會」佔 29 億美金。實際的支出為 53 億，政府低估了 79% 的成本。政府在 1980 年預估醫療保險成本為 55 億，實際支出超過預估額的四倍－ 256 億。但是，政府在開始要接管任何產業時，總是承諾要「減少」成本。

政府為了應對自己制定之政策所造成的成本爆炸，進一步賦予自己在醫療照護產業中更多的權力，在 Medicare 的前三十年內就實施了 23 項新稅（參 Ronald Hamoway ，「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re 」，收錄於 Roger D. Feldman 編，《 American Health Care 》）。

所有的政府醫療壟斷都經歷成本與需求的爆炸性成長，不管是加拿大、英國或是古巴，需求爆量是因為這些國家的醫療照護「免費」（當然，這些事實上並非「免費」，成本都被隱藏在稅單裡。）。當某樣商品的價格為零的時候，消費者需求為出現戲劇性成長，醫療照護也不例外。與此同時，官僚作風的惡習也會造成逐年增加的龐大低效。當成本開始失控，讓那些原本承諾「減少」成本的官員臉上無光時，我們可以預期政客在那種情況下的通常作為：以「總額預算控制」之類的偽裝來對該產業實施最高限價。

最高限價總是在刺激需求的同時減少供給，從而造成短缺。無關價格的配給制度成為必要。這也意味著，政府官僚將無可避免地取代個人與其醫生，決定受照護之醫療資格、可供之醫療技術、醫護人員供給數等各種醫療資源之分配。換句話說，政府官僚以極權主義控制了產業。

所有實行社會化醫療的國家，都飽受價格控制下的醫療短缺之苦。譬如，某位加拿大公民因為車禍造成的三度灼傷而需要整形外科重建手術，平均手術等待時間快五個月。骨科手術的輪候時間也快五個月；神經外科手術是三個月；心臟手術要等超過一個月。（參 Baccus Barua 、 Mark Rovere 和 Brett J. Skinner 著，由菲沙研究所發行的《 Waiting Your Turn: 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 2011 Report 》）這就是美國醫院多年來湧入許多急需醫療照護、手頭較為寬裕之加拿大人的原因。

《紐約時報》在 2000 年 1 月 16 日一篇由 James Brooke 報導的「 Full Hospitals Make Canadians Wait and Look South 」中，提出許多加拿大社會化醫療體系造成之嚴重且危及生命的醫療短缺案例。例如，一位等待心臟手術的 58 歲奶奶，她與其他 66 位病人在蒙特利爾醫院的走廊上一起等待，電動門整夜開開關關，從零度以下的室外不斷帶進結霜。當時，她被列在心臟手術的「五年候診清單」上。

在多倫多，因為醫師短缺的關係，全市 25 所醫院一天之內就有 23 所醫院拒收救護車帶來的病患。在溫哥華，救護車還一度在停車場「堵塞」了好幾小時，當時救護車內還載著心臟病發而等待救護的病患。為了躲避工資管制，至少有一千名加拿大醫生與數千名加拿大護士離開加拿大到美國工作。 James Brooke 在《紐約時報》寫道：「很少有加拿大人認為加拿大的體制可以做為出口模範。」

加拿大因為價格管制所造成之短缺，也讓加拿大人難以取得醫療技術。以人均計算，美國有八倍的 MRI 儀器、七倍的癌症放射性治療單位、六倍以上的碎石儀器、三倍以上的心臟手術單位。光是人口約五百萬的華盛頓特區， MRI 儀器的數量就超過人口超過三千萬的加拿大（參 John Goodman 與 Gerald Musgrave ，《 Patient Power: Solving America’s Health Care Crisis 》）。如果美國繼續走這條社會化醫療的路，加拿大的現狀就是前景。

【譯文】想玩就乖乖付錢：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Mon, 18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想玩就乖乖付錢：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組織犯罪｜9. 想玩就乖乖付錢：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kevin dooley via photopin cc

華盛頓體制派跟全國性媒體，在 2009 年對伊利諾伊州州長 Rod Blagojevich 販賣政治人情一事紛紛佯裝憤怒。 Barack Obama 當選總統後空下來的參議員席次，該州州長被授權指派繼任者， Rod Blagojevich 顯然藉此「兜售」這個位置。聯邦檢察官 Patrick Fitzgerald 聲稱如果林肯知道芝加哥政治人物從事這種羞恥行為恐怕會從墓裡跳出來，這種說法簡直是這場事件的最大笑料。

事實上，林肯可能會對檢察官這種愚蠢說法大翻白眼。普利策獎得主的林肯傳記作者 David Donald 曾經提出，林肯在總統競選期間是伊利諾伊州的政治後台高手。當時年輕的林肯說自己的目標是要成為「伊利諾伊州的 DeWitt Clinton 」， DeWitt Clinton 被認為是發明且完善「腐敗政黨分肥制」的前紐約州長。

林肯成為總統後的第一件事，是讓國會在 1861 年 6 月召開特別議期來討論《太平洋鐵路法案》，該法案將醞釀出當時美國史上最龐大的政治貪腐醜聞（動產信用公司醜聞 Credit Mobilier scandal ）。林肯個人也因為總統身分的關係獲益於該法案，因為該法案讓總統決定政府對於橫貫鐵路的東部補助起點，他選擇首先補助自己在 1857 年大量購置地產的愛荷華州 Council Bluffs 地區。林肯的許多共和黨同志，從 Thaddeus Stevens 到 Justin Morrill 與 Oakes Ames，甚至包含 Sherman 將軍，都因為《太平洋鐵路法案》而累積了財富。

兜售政治人情可以說是華盛頓政治圈（還有美國的所有其他政治圈）的寫造－包括政府官職的指派。只有近幾十年來國會議員 Ron Paul 例外，幾乎所有華盛頓政客都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兜售政治人情。立法與監管，被用來「交換」政治獻金、回扣、親友的高薪工作、私有公司職位的就業保證與金錢等回報。這就是政治人物的工作，也是政治的本質。 Blagojevich 州長不過就是在作政治人物典型的白賊日常工作。

政府相當善於推銷政治人情，甚至被寫入學術專著，成為一門政治勒索科學。 Fred S. McChesney 的《 Money for Nothing: Politicians, Rent Extraction, and Political Extortion 》就是例子。政府對於企業與利益團體之「政治獻金」的政治性回報，已有許多人著墨， McChesney 特別關注更為險惡的現象：政客以實施監管或新稅等名目，作為提高企業與產業成本之手段，威脅企業和產業界「捐助」自己的政治活動。 McChesney 將這種行為稱為「政治敲詐或勒索的一種形式」。

舉例來說，政治敲詐或勒索會以實施價格控管，或收回現有執照、法人資格與建照等手段做為威脅。也可以透過將提高企業營運成本的特別稅項或者是耗資龐大的監管法規來威脅企業。這類威脅的目的是要讓受威脅企業乖乖掏出腰包來「捐助」政治活動。政客甚至有特殊術語來形容這類政治敲詐與勒索。他們把這類法案稱為「擠奶法案」，因為他們從那些被政客稱為「現今奶牛」的企業身上，「擠出」政治獻金。

另外還有用來「榨乾」受威脅企業的「榨汁機法案」、用來向受威脅企業之說客「擋鋃」的「擋鋃法案」。 McChesney 舉出的例子是：

• 提議產品責任法，目的是向辯論兩方陣營擋鋃。
• 提議立法限制期貨交易，目的是向期貨交易者擋鋃。
• 提議藥價管制，製藥產業被擠出上百萬美元。
• 提議有線電視價格管制，得到同樣的效果。
• 提議全面禁菸或者是針對菸草商品施加更重的稅，總是可以藉此跟菸草公司擋鋃上百萬。
• 提議增加酒精飲品的消費稅，貨真價實是榨汁機法案。
• 提議課徵「富人稅」來「讓富人付該付的那一份」，擋鋃立法的經典案例。

在每個案例中，一旦這些受威脅的產業、公司或團體被擋出「足夠」數量的鋃時，原先來勢洶洶的立法就突然被擱置。換句話說，這就像黑社會在地盤上收取「保護金」沒兩樣。最後被判處 14 年徒刑的 Blagojevich 州長，其實只是被 2009 年遷往白宮那批芝加哥政治機器給利用的代罪羔羊。他們搞垮一個跟自己搞政治之方法相同的 Blagojevich ，顯然是為了欺騙大眾，企圖讓大眾相信其實芝加哥政客不是大多數人認為的一群小偷和騙子。

【譯文】反壟斷勒德分子

Fri, 15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反壟斷勒德分子

組織犯罪｜7. 反壟斷勒德分子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CJ Isherwood via photopin cc

所謂「勒德分子」是 19 世紀的英國紡織工人，他們以損壞機器的方式來抗議當時開始引進的紡織機，並且以神話中舍伍德森林的勒德王為名，譴責這項新科技。這些勒德分子以及現今的新勒德分子們，都沒能理解「節省勞力」會帶來成本與價格降低，使得消費需求增加，整體而言，這將使得工作機會「更多」，而不是減少。

歐巴馬政府在 2011 年阻止 AT&T 與 T-Mobile 併購案時，出現了新勒德運動。根據 2011 年 8 月 31 號的《紐約時報》，阻止併購能「拯救美國勞工的工作」。反壟斷部門的副檢察長 James M. Cole 說：「〔歐巴馬〕政府認為，透過創新與競爭，我們創造工作。併購會『消除冗餘』，一般而言大多會減少工作機會。因此，我們認為政府這項措施將有助於維持經濟體中的就業機會。」在歐巴馬政府的眼裡，創造美國就業機會的公式，就是在必要的時候，保護與擴張增加成本的「冗餘」。美國產業的外國競爭者想必正在替歐巴馬政府歡呼。

然而，事實正好與歐巴馬政府的「經濟分析」相反，企業「減少冗餘」是「降低成本並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另一種說法。當企業透過這種方式變得更成功，它的市占率將擴張，「該公司將出現更多的工作機會」。

「創新」確實可以創造工作機會。歐巴馬政府沒能認識到像 AT&T 與 T-Mobile 那樣的併購結盟也是一項創新。併購是減少電信服務成本的創新提案。在像電信業那樣高度競爭的產業中，不斷創新是必要的。

歐巴馬政府在該併購案中的立場，是勒德主義與重商主義的綜合體。 18 世紀的重商主義迷信，認為財富不是透過生產來創造，而是透過囤積黃金。顯然，歐巴馬政府將現有的工作機會比作黃金，認為需要保存現有工作機會，他們沒能認清經濟是動態的，創新與改良的產業與企業不斷地淘汰過時且服務消費者又低效的對手，工作機會也同時不斷地被創造與消除。

如同以往的反壟斷案件，歐巴馬政府聲稱併購案某種程度會減少競爭。但是，怎麼可能？在當時，美國有超過 180 間電信公司，美國之外還有好幾百個美國市場的潛在競爭者。 AT&T 和 T-Mobile 根本不可能抬高價格，更不可能因為併購就晉升壟斷階級，數以百計的競爭對手正伺機而動，等著他們做出愚蠢的定價策略。

另一個拿來反對併購的理由是成本降低可以提高利潤。但商業世界沒有「肯定」這回事，即使併購也不一定代表他們可以做到提高利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歐巴馬政府阻止了這兩間公司的併購案，也就阻止了這兩間公司想變得更具競爭力、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嘗試。

【譯文】反壟斷、反真相

Thu, 14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反壟斷、反真相

組織犯罪｜6. 反壟斷、反真相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Funky64 (www.lucarossato.com) via photopin cc

當美國政府在 1990 年代起訴微軟時（經過十年的「調查」仍未發現任何違法），司法部反壟斷部門主管 Joel Klein 說這場訴訟是在維持美國自 1890 年《謝爾曼法》以來保護消費者的優良傳統。事實上，反壟斷法的歷史，其實是打擊美國最具競爭力、最創新之企業的政治獵殺史，通常由那些酸葡萄心理的競爭者發動。

我在 1985 年發刊的《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中提到，被參議員 John Sherman 一夥人指控的「壟斷」產業，在《謝爾曼法》出現之前的十年內，其生產規模的擴張速度大概是整體經濟的四倍（有些甚至是十倍）。在那十年的通貨緊縮期間，這些產業價格下降的速度也比當時的均價下降速度要快得多。這種「壟斷」可視為政治攻擊，因為這些產業持續製造價格更低廉的產品，讓那些在政治領域占一席之地的低效競爭對手難堪。打從一開始，反壟斷就是保護主義者的把戲。

微軟反壟斷案的法官之一 Thomas Penfield Jackson 因為過於偏見，被指派他的三位聯邦法官調離該案（也就是被解雇的意思）。例子之一是他在一篇雜誌訪談中將 Bill Gates 與 John D. Rockfeller 、 Al Capone 相提並論。 Jackson 法官將 Bill Gates 與 Capone 相比確實大錯特錯，不過和 Rockefeller 相比反倒錯得並不離譜。正如 Dominick Armentano 在其《 Antitrust and Monopoly: 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 》書中所做的說明， Rockefeller 的標準石油公司透過無數的新產品與產業創新，讓精製石油每加侖的價格從 1869 年超過 30 美分，降到 1897 年的 5.9 美分。因為這樣， Rockefeller 被起訴、被迫分割他的公司，儘管當時他有超過三百個競爭對手，他還是被認為「壟斷」石油產業。

Dominick Armentano 在他的經典《 Antitrust and Monopoly 》中仔細地分析了 55 件美國歷史中著名的反壟斷案件，他的結論是：每一間被起訴的公司都「調降」價格、「擴大」生產、創新、開發新產品、普遍而言讓「消費者受益」。受害的並不是消費者，而是那些效率低落、酸葡萄心理的競爭對手。舉例而言，美國菸草公司在 1911 年被裁定「壟斷」，即使該公司每一千支的香菸價格從 1895 年的 2.77 美金降到 1907 年的 2.2 美金，而且原料價格還上漲了 40% 。

反壟斷史中最無厘頭的案例，大概就是 1944 年 Learned Hand 法官判的 Alcoa 案，法官認為 Alcoa 「具卓越遠見與技能」，「搶先」那些比較沒有技能又較無遠見之競爭對手，因此裁定 Alcoa 「壟斷」鋁錠市場。法官譴責 Alcoa 善於預測並供應市場需求，從而「排擠」價格較高的競爭對手。

Hand 法官說 Alcoa 以「卓越」組織「擁抱每個新機會」，組織中充滿「商業精英」，這種「罪行」必須受到處罰。

政府在 1962 年禁止市占率只有 1% 的 Brown Shoe Company 收購 Kinney Shoes ， Kinney Shoes 當時的市占率大概也就差不多 1% 。政府可笑地聲稱市占率 2% 的公司將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威脅。

1969 年，聯邦政府起訴當時市占率約 65% 的 IBM 壟斷電腦產業。在政府最後放棄訴訟之前， IBM 被這件官司纏了 13 年。於此期間， IBM 因為英特爾、微軟與其他公司而黯然失色。政府對於 IBM 的這場攻擊，無疑削弱了該公司的實力。

1962 年，政府強迫 Schwinn Bicycle Company 終結其與經銷商的合作網。國外競爭接踵而來， Schwinn 最後以破產收場。

通用汽車從來都沒有因違反《反壟斷法》而遭到起訴，但該公司擔心受到起訴，從 1937 年到 1956 年間一直採取保守政策，不敢讓自己的市場佔有率打破「三大」汽車公司或超過 45% 。這種政策造成通用汽車面對國外車廠的競爭力低落，特別是日本車廠。

反壟斷監管人員禁止 RCA 向美國持權者收取特許權費，因此 RCA 改而將自己的產品授權給日本公司。此一事件直接導致日本電子業在美國市場上具有壓倒性優勢。

反壟斷法禁止泛美航空公司收購國內航線。沒有了這些「航線收入」來維持國際班機的營運，該公司最後也宣告破產。

〔真正的〕自由市場不可能會有壟斷。政府的專營權、保護性關稅、許可法、「必要證照」還有其它像反壟斷法那樣的壟斷監管噱頭，才是壟斷的真正來源。

【譯文】我們的極權監管官僚

Thu, 14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我們的極權監管官僚

組織犯罪｜5. 我們的極權監管官僚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quinet via photopin cc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F.A. Hayek 在他 1944 年發行之經典《 The Road to Serfdom 》的第五章中，警告國家不可像極權控制全國經濟那般，直接掌控所有的生產手段。他舉 1928 年的德國為例，當時「中央與地方政府直接掌控 53% 的德國經濟」。除此之外， Hayek 寫道，私營企業受到嚴格控管，德國「間接」控制了「幾乎全國的經濟活動」。正是因為這樣的極權控制，德國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如 Hayek 進一步陳述：「由於社會成員鮮少能獨立於國家作為而不受影響，引導政府活動的『社會價值觀尺度』必須考慮到所有的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政府監管無處不在，原先由消費者偏好所驅動的利潤追求機制，大多被監管當局的率性而為給取代。

對於某些人而言，這或許很令人震驚，但以國家干預並控管經濟活動的程度而言，現代美國已經可以和 1930 年代的法西斯德國相比。首先，政府支出約佔國民總收入的 40% ，雖然每年的確切數字有些許差異，但最近幾年大概都落在 40% 左右。前述比例並不包括政府預算外的聯邦、州、地方政府機關，正如 James Bennett 和我在我們《 Underground Government: The Off-Budget Public Sector 》書中討論的那樣。如果要將預算外的政府機構也納入計算，政府支出會佔國民總收入的 45-50% ，這個數字已經跟 Hayek 所提之納粹德國的 53% 相差不遠。

談到政府監管，美國有 9 個內閣級聯邦機構分別監管與控制住房、交通、醫療、教育、能源、礦業、農業、勞動與商業。除了幾十個聯邦級政府監管機構，州政府也推出一堆管制法規。譬如，阿拉巴馬州網站上面就羅列州政府所成立的各監管機構與委員會：退休、地質、公共衛生、教育、保育、天然資源、工業關係、農業、高齡市民、觀光、差旅、退伍軍人、環境管理、鑑定科學、商業發展、受刑期滿再社會化、銀行、保險、勞動、交通、青少年服務、兒童事務、影片製作、港務、殘疾人士、藝術、房地產、石油與天然氣、森林、道德、露天採礦、酒精飲品、拍賣，與「出於信念之舉措」。阿拉巴馬其實是比較偏保守派的州，其他的州大概會有更落落長的監管清單。

因為民主國家的政府計畫必然會遭遇失敗， Hayek 寫道：「在效率管理的信念之下，計畫必須『去政治化』，計畫權要交到專家類終身職官員或者是獨立自治機構的手中。」更進一步地，「呼籲政府領導經濟的主張，是走向〔中央〕計畫整體經濟的階段性特徵。」這確實可以形容政府監管職能，特別是那些填滿聯邦政府各行政部門的「沙皇」。截至 2010 年，「沙皇」等級的政治監管者分別被指派到下述的經濟領域：阿富汗事務、愛滋病防治、汽車修復、邊界、加州水源、汽車、中東事務、海灣國家事務、巴基斯坦事務、南亞事務、氣候、家庭暴力、毒品、經濟、能源、環境、出於信念之舉措、政府績效、五大湖、綠色就業、關塔那摩灣基地關閉事務、醫療照護、資訊、智財、科學、經濟振興法案、支付、監管、蘇丹事務、 TARP 不良資產救助計畫、技術、恐怖主義、城市事務、武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戰爭、石油、製造、網路安全、學校安全與伊朗事務。

當今美國經濟受到重度控制、監管與，程度更甚 Hayek 寫下《 The Road to Serfdom 》時的納粹德國，這點讓人很難辯駁。美國人已經在通往奴役之路上走了好幾里路，自欺欺人地認為民主之神會拯救眾人免於被國家奴役之苦。正如 Hayek 警告的：「沒有理由相信凡是透過民主程序獲得的權力就不會被濫用…」

【譯文】政府管制與股市

Tue, 12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政府管制與股市

組織犯罪｜4. 政府管制與股市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Devin_Smith via photopin cc

如果不是因為政府監管，使得企業得將資源與時間用來迎合政府官員，而不是用來創造新產品、改良現有產品與服務、減少成本與價格，道瓊工業指數可以比現在還要再高個幾千點。由於股票價格取決於未來預估獲利，政府監管破壞了股票價值。

政府監管已經將美國企業從具創業精神之企業轉變為遲鈍的官僚巨獸。正如 Ludwig von Mises 在《 Liberalism 》所言：

我們今天在私有企業中所見到的官僚作風，純粹就是政府干預主義的產物，企業被迫考慮那些遠離營運業務主軸的政策制定。一旦決策過程必須留意政治偏見與情感，以避免來自各種國家機制的不斷騷擾時，企業將很快地發現其計算基準已不再純然基於獲利與虧損。

Mises 在 1962 年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政府干涉的範圍與今天的利維坦政府相比，簡直微乎其微。法院與監管機構透過監管法規，洗劫資本主義的三個最重要的組成：私有財產權、契約自由、結社自由。多虧了那些幾乎影響美國所有企業的監管控制，現代的商業社會中已經不存在所謂真正的私有財產權。

政府對企業的監管範圍簡直令人頭腦發麻。華盛頓的競爭企業協會（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每年都會發行《 Ten Thousand Commandments 》（由 Clyde Wayne Crews, Jr. 主編），紀錄聯邦政府的監管範圍。該刊的 2011 年版表明，企業為了遵守聯邦政府的法規所付出的成本，估計約為 1.752 兆美元。這個數字幾乎等同聯邦政府該年百分之五十的聯邦總預算，超過了全美企業的總稅前利潤，幾乎是該年所得稅收總額的兩倍。此外，《 The Federal Register 》上所列出的細節法規，總計印刷頁數超過 80,000 頁，超過 58 個聯邦監管機構正專職於每年再增加數千頁的法條。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為了執行這些法令，另外還有數以萬計的細節執行法規。

顯然，除了上兆的美元，美國企業還得花上許多時間來應付政府文書、規範與管制，而不是把精力花在製造更好、更便宜的產品上。利潤被降低、工作機會減少或甚至打從一開始就胎死腹中，股票價格遭受扼殺。因為政府法條與規定不斷變動，有時候根本是無中生有，這種因政府監管所直接造成的產權不穩定性，使得投資人對於合約的估值更加不確定。

大部分的政府監管，對於其聲稱所要保護的消費者建樹甚少（如果有的話），這已經成為一種定律。前述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nald Coase 所做出的結論，他以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的身分擔任著名期刊《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的主編多年，該期刊在當時發表了上百篇有關政府管制的學術研究。在編輯與發行了數百篇類似研究後， Coase 教授在 J.F. Weston 的《 Large Corpor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中總結道：

綜觀歷史，過去十五年來，出現許多政府監管之影響的大型研究，特別在美國。這些研究有定量也有定性…而研究結果也很清楚：這些研究都傾向政府監管低效率、成效些微，有些甚至造成不好的影響，結果，因為這些監管，消費者不是獲得品質更差的產品，就是獲得價格更高的產品，又或者是兩者兼具。事實上，這些研究發現如此一致，反而創造謎題：人們期望在這些研究之中，總會發現一些利大於弊的政府計畫。

大學商學院很少教授「企業家精神」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美德」，但是卻提供無數的「企業法」、「行政法」、「企業道德」、「企業社會責任」等課程。這些課程都在教學生官僚作風、迎合國家的眾多官僚機構，忽視營利。就連會計課程，也都在證卷交易委員會的指導下教授。國家對企業的管制越來越多，許多大企業的執行長具有律師、說客或是政治背景，企業成為政府操縱的工具，而不是製造與工程的工具。

政府監管也摧毀了商業世界的言論自由。出於對監管處罰、稅務審計或任何其他形式政府騷擾的恐懼，鮮少商業人士會公然反對政府監管。許多美國企業受到來自國家監管的恐嚇，反而資助政治團體數十億美元，讓他們遊說政府實行更多的管制與干預主義。據華盛頓國會研究中心估計，在美國，企業每捐一塊美金給像 Mises Institute 那樣的親自由組織時，反企業自由組織就會收到三塊的捐款。顯然，部分捐獻者相信自己是在「買取」監管者的青睞，但事實上，他們正在送出讓國家可以在經濟上「吊」死他們的「繩子」。部分捐獻者則純粹是左翼激進團體敲詐的受害者。

聯邦官僚機構連自己的預算都沒有能力管理，更何況是成千上萬私營企業的預算管理。公營企業的懶惰、散漫、低效率與貪腐，臭名遠播。讓這些人來干涉成千上萬私營企業之企業決策，這種想法簡直就是摧毀美國資本主義的鬧劇。

【譯文】誰來管制這些監管人員？

Mon, 11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誰來管制這些監管人員？

組織犯罪｜3. 誰來管制這些監管人員？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satanoid via photopin cc

對政府部門來說，失敗就是成功。這就是我提出的政府第一定律。當福利國家的政府官僚沒能減少貧困的時候，反而會因此得到更多的稅金與職責等「獎勵」。當公立學校沒能教育好孩子的時候，反而得到更多稅款、更多染指教育之權力的回報。當 NASA 炸掉一架太空船時，反而會得到一大筆預算追加（不像一般遇到這種狀況很可能就會破產的私人航空公司）。當美聯儲在 2007 年造成繼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最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時，其權力反而獲得大肆擴張。

我的政府第二定律：政客對於糟糕政策所造成的問題，從來都不需要真正負責。社會中，沒有任何一種團體比政治人物還要不負責任。當然偶有零星例外，但整體而言，他們總是將經濟問題怪罪在資本主義身上，儘管我們現在的經濟系統也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用經濟法西斯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比較能精確形容現有狀態）。明知後果的情況下，將越來越多的中央經濟計劃加諸於我們僅存的經濟成長動力上，沒有什麼比這種行為還要更不負責的了，即使冠了一個可笑的「公共利益監管」也一樣。

我的政府第三定律：政客都是慣性說謊者，極少數例外。而所謂的「監察媒體」其實應該是「哈巴狗媒體」，因為指出政客的謊言正是記者想要終結職涯的最佳捷徑。如果你這麼做，你的消息來源大概就準備要殺過來砍你了。

政府最大的謊言之一，就是「金融市場未受監管，亟需更多的政府中央規劃」。自由放任主義被說成是大蕭條的主因。美聯儲的官員到處遊說，以建立一個據說可以解決問題的超級監管機構。這些都是謊言，根據美聯儲自己的出版物《聯邦儲備機制：目標與功能》，美聯儲已被授權許多「監督與監管範圍」，以下列表只是「部分」的監管範圍：銀行控股公司、國家特許銀行、會員銀行的國外分支、邊緣法與協議公司、美國國家授權之銀行分支、外資銀行的機構或代表辦公室、外資銀行的非銀行業務、國有銀行、儲蓄銀行、銀行控股公司的非銀行子公司、儲蓄機構監管局、銀行財務報告程序、銀行會計政策、緊急經濟情況下的企業「存續」、消費者保護法、銀行證券交易、銀行使用的信息技術、銀行的國外投資、銀行的國外貸款、銀行分行、銀行併購、銀行持有資格、資本「充足率標準」、證券購買時的信用評估、平等機會貸款、抵押信息揭露、儲備金準備率、電子資金轉帳、銀行間負債、社區再投資法（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次級貸款「要求」、所有國際銀行業務、消費租賃、消費者財務訊息隱私、活期存款支付、「公平信用」報告、會員銀行及其隸屬機構之間的交易、貸款條件，以及儲蓄條件。

此外，美聯儲還從事利率法的制定，透過「公開市場操作」製造價格通膨，還有繁榮－蕭條的商業週期。再者，金融市場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貨幣監理局、儲蓄機構監管局，以及許多州政府機構的嚴格監管。這些都是華盛頓所謂金融市場「自由放任」的定義。

我的政府第四定律：政治人物只有在學術顧問團其建議保證會增加國家權力、財富與影響力的時候，才會採用其建議，即使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些建議對於社會弊大於利。學者們樂於參與這種貪腐的遊戲，因為這也會增加他們的名聲與財富。這種現象的明顯案例：大蕭條之後，留下大量有關政府過去一世紀以「公共利益」為名而推行之監管所造成的失敗紀錄文獻，但政府官方、媒體、相關財經作者對此幾乎沒有任何的相關討論。

美國的經濟活動或多或少都有受到政府監管，但聯邦監管機構是在 1877 年最高法院的 Munn v. Illinois 判決中才取得第一次的權力擴張。 Munn 兄弟經營穀倉生意，但是他們州內有權有勢的農場說客，想要透過立法實施穀倉最高租價的方式來偷取他們的財產。這類法律以往會被認定為違反憲法中保障的合約權，但這次土豪農主占了上風，而這項判決更被國家主義者讚頌為「公共利益」的勝利。「公共利益監管」的第一起主要案例，犧牲公眾利益來讓特殊利益團體合法獲益，其實，公眾在自由市場中能夠獲益更多。

不管是無知還是腐敗（或兩者兼具），當時的國家主義學者們唱起了「公共利益」的高歌、創造市場總是「失敗」的迷思，倡議由無所不能的政府管制來把持公共利益。這些學者忽略身邊處處充滿政府管制、幾乎所有政府活動都存在特殊利益的事實。

正如歷史學家 Gabriel Kolko 在他 1963 年的著作《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中所述，二十世紀初的大企業開始尋求與政府監管合作，因為「政府監管不可避免地將由產業領導者主導，由產業領導者來決定什麼是可接受、什麼是不可接受」。政府監管通常被用來加強控制那些早已受到監管的領域。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規制俘虜理論（ 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 ）」。

大多數的學術派經濟學家以政府顧問的身分獲得聲譽、就業與資助，不但忽略經濟事實，從一次大戰到 1960 年代左右，反而花上快 50 年的時間，憑空捏造「市場失靈」的空洞理論。當時的流行讀物為 Francis Bator 的《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 》，該書以欺詐的伎倆為基礎，首先將現實世界與烏托邦式的「完全競爭」理論世界相比較，接著批判現實世界「不完美」，最後「預設」政府監管可以完美地「糾正」這些缺陷。經濟學家 Harold Demsetz 將這種手法稱為「聖盃謬誤」，將現實世界與「完美」相比，不管是誰都會在比較過後得出市場「不完美」的結論。市場失靈理論家從來不會將政府干預主義納入同樣的批判標準，拿政府監管結果與「完美」相比較。奧地利學派是唯一一脈從未參與過這場鬧劇的經濟學派。

值得稱道的是，芝加哥學派在這一方面也加入奧地利學派，揭露許多市場失靈／管制之謬誤。數以百計的學術論文陸續發表，紛紛重新發現這個古老真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eorge Stigler 在 1971 年所寫的那樣，「作為規管，產業所接受的管制通常都被設計來服務於產業利益」。

近年來這類研究範疇不斷擴張，揭露大企業通常支持並遊說政府實施「安全」與環境規管，因為大企業心知肚明，企業要符合這些法規所費不貲，那些規模較小的競爭者可能因此面臨破產，此外，還可以嚇唬那些想要踏入這個領域的其他對手。企業早就發現，由政府強制執行的卡特爾協議，才是唯一可以長久運作的卡特爾。私有的卡特爾協議總會因為卡特爾成員之間的欺瞞而分解。舉例來說，鐵路與貨運產業就透過聯邦商業委員會（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而取得幾十年來的卡特爾。 ICC 在這些產業中制訂壟斷價格，並且禁止競爭。民航委員會（ Civil Aeronautics Board ）直到 1970 年代末被解散之前，都透過禁止價格競爭來卡特爾化民航產業。二十世紀初，美國境內的電力產業競爭激烈，但在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紛紛成立壟斷機構之後，競爭宣告終止。 AT&T 也享受了好幾十年政府核准的壟斷。

就在政府核准之壟斷日益漸增的期間，美聯儲的成立是為了卡特爾化銀行產業。正如 Murray Rothbard 在《 A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中所述：

這個國家的金融菁英們該為美聯儲制度負責，美聯儲為政府創造與核准的卡特爾機制，讓這個國家的銀行得以通膨貨幣供應…同時又不會受到存戶與票據持有者要求兌現的壓力。

換句話說，賦予美聯儲更多的監管權，就像給酒鬼再一瓶威士忌、給謀殺犯再一把槍、給銀行搶匪多一副面具一樣。事情只會更糟，不會更好。

【譯文】另一種戰爭

Fri, 08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另一種戰爭

組織犯罪｜2. 另一種戰爭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Curtis Gregory Perry via photopin cc

作者的一位前 MBA 學生在大型醫院擔任急診科主任，他曾經說過自己跟同事有 90% 的時間是在處理販毒幫派份子的火拼刀槍傷。他對這類傷害的治療經驗，從戰爭時期擔任外科醫生便開始累積，他說這類傷患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這類傷患耗費了幾乎所有大型醫院的龐大資源。美國許多城市的這種暴力，其實是美國向毒品宣戰的直接結果，而這種情況也只有在「戰爭」結束後才有可能消失。

在自由又合法的市場中，任何企業之間或者是買賣方之間所發生的糾紛，都可以透過協商來處理，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透過法院來解決。如果有人認為自己遭受欺騙或詐欺，他可以向法院尋求保護其財產。當然，他也可以選擇不再和可疑對象繼續交易，甚至呼籲其他所有人都跟他一樣這麼做。這些事情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當政府經某些商品或服務定義為非法的時候，這種相對文明的糾紛處理方式就不再存在。販毒者沒有辦法去法官面前申述：「法官大人，我運了一噸的可卡因給這裡的史密斯先生，但是他拒絕支付貨款。我希望您可以強制他履行我們的合約。」相反的，毒販就像禁酒期間的酒販一樣，他們只能用唯一有效的方式來強制執行他們的交易協定－暴力。

在此也產生了另外一股更不詳的動力。一旦暴力成為非法市場中的成功手段，市場中的龐大利潤將會吸引那些具有暴力與兇惡優勢的人參與競爭。越暴力的人越容易爬到高位。

販毒幫派其實只是商業合夥關係，但是他們不像其他合法市場中的合夥關係，他們透過暴力手段來擊垮競爭對手。在合法市場中，只能透過生產更好或更便宜的產品來「摧毀」競爭對手。但在非法市場中，競爭對手通常都是直接被謀殺。借用經濟學術語，謀殺被用來製造「進入市場的門檻」。

警察在這種謀殺與混亂之中，大多扮演「同夥」角色，因為幫派人士具有能力賄賂警察，甚至成為「線人」，提供警察任何新冒出頭的毒販消息。透過這種方式，警察甚至協助逮捕他們的競爭對手。

在合法市場中，需要多年不斷地提供高品質與（或）低價格，同時又可獲利的商品，才能慢慢建立品牌名聲。但在非法市場中，品牌名聲是透過特別殘酷的暴力行為來建立。在販毒生意中，恐嚇對手的能力是他們的「品牌」。

更糟的是，暴力行為也有所謂的經濟規模。如果某個販毒集團在洛杉磯特別惡名昭彰，這種惡名反而會讓這個販毒集團更容易進入主導芝加哥、紐約、邁阿密或其他城市的非法毒品市場。

這種在非法毒品市場中使用暴力來創造壟斷、賺取可觀利潤的方式，也吸引了許多孩子紛紛投入。這些孩子的工作，大多是「把風」，或者是遞送毒品到吸毒消費者手上的「跑腿」。大多數的州法中， 18 歲以下的兒童犯了毒品相關犯罪後可以獲得緩刑，在某些州刑期時間甚至不可以超過 17 歲。由於參與毒品交易的負面影響並不是真的很嚴重，這些孩子長大之後就成為美國社會中最兇狠、暴力的犯罪份子。

結束這種對毒品的宣戰，可以讓美國城市的暴力事件產生戲劇性的下降。與毒品相關的醫療支出也將直線下降，醫院可以把資源用在其他的醫療服務上，特別是戰後嬰兒潮一代已屆退休年齡之時，未來將更為仰賴醫療照護。唯一的輸家，只有那些因毒品戰爭而存在的無數政府官僚機構，當然，還有販毒集團們。

【譯文】四千年歷史的價格管制

Fri, 08 Aug 2014 00:00:00 +0000

【譯文】四千年歷史的價格管制

組織犯罪｜1. 四千年歷史的價格管制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Victoria Nevland via photopin cc

供給與需求的作用被允許在能源產業中運作，這使得石油價格時高時低。但只要石油價格漲到某個高點，石化產業就不可避免地會收到來自國會的價格控制威脅，這種威脅被委婉地稱作「反價格詐欺法」或者是其他的同義詞。

這種價格控制的手段已經行之百年，不管政客們用哪種標籤改稱。透過人為地刺激需求，同時除去部分原可獲利的供給，價格控制必然造成短缺。而短缺使得政府進一步採取的配給措施，則是雪上加霜。

然而，價格控制並非只是學術理論，並非只存在經濟學課本上。因為價格控制而接二連三導致的慘劇，已有四千年的歷史。這些歷史在《 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書中被清楚紀錄，該書由 Robert Schuettinger 與 Eamon Butler 首度於 1979 年發表。

Robert Schuettinger 與 Eamon Butler 引述《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作者 Jean-Philippe Levy 的話作為開場，點出埃及在西元 3 世紀時，「國家對於糧食的生產與分配控管無所不入」。「所有的價格都被固定限制，甚至成立督察團，其控制手段進入可怕的境界。」埃及農民對於價格督察的介入感到憤怒，許多人乾脆離開農地。到了該世紀末，「埃及經濟連同其政治穩定性一同潰堤」。

四千年前，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簡直就是價格管制的迷宮。國家規定「如果雇用農工，地主每年要分給農工 8 古爾（ gur ）的穀物」、「如果雇用牧民，每年要給 6 古爾（ gur ）的穀物」、「如果租用 60 噸級的船，一天要給六分之一的銀元」。諸如此類的規定不勝枚舉。這種法律「扼殺了帝國好幾世紀的經濟發展」，正如歷史所揭示的那樣。這些法律被廢除後，「人民的生活獲得顯著的改善」。

古希臘同樣也對穀物實施價格管制，「成立穀物督察團以便讓雅典政府設定出所謂合理的價格」。希臘的價格管制不可避免地導致短缺，但古代企業家透過黑市來規避這種不合理的法律，讓成千上萬的人免於飢荒。儘管「違反價格監管將被處以死刑」，但是這種法律「幾乎無法真正施行」。因為希臘政府實施價格管制而產生的短缺，讓黑市取得造福公眾的機會。

到了西元 284 年，羅馬皇帝戴克里先將過多貨幣流入市場，先是造成通貨膨脹，接著又「頒布牛肉、穀物、雞蛋、衣物以及其他商品的最高賣價，並規定違反最高限價的人將被處以死刑」。其結果正如　Schuettinger 與 Butler　所解釋的，套用一句古歷史學家的話，「人們不再把商品拿到市場上兜售，因為這些商品無法在市場上賣出合理價格，這使得糧食短缺攀升迅速，最後造成許多死亡，法律也被擱置一旁」。

到了更近代，因為賓州與其他殖民地政府進行糧食價格管制的關係，華盛頓的革命軍幾乎快要餓死。賓州甚至特別規定「軍需品」的價格控管，這造成軍隊需要的幾乎所有商品都面臨嚴重短缺。大陸會議於 1778 年 6 月 4 號明智地通過反價格管制法：

從過往經驗，對於商品的價格管制，不僅無法達到管制初衷，還會產生諸多嚴重的惡果，建議州政府廢除或暫停所有限制或規管商品價格的法律。

Scheuttinger 與 Butler 寫道：「 1778 年秋，革命軍獲得充分的物資，其所帶來的政治革命為直接成果。」

法國政客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 1793 年頒布「最高價法」，首先限制穀物價格，接著也對其他一長列的商品清單進行限制。可以預見，「在一些〔法國〕城市，人們遭受嚴重饑荒，因為營養不良而崩倒在路上」。各省代表團致函巴黎政府，寫道，限價法律頒布之前「市場供給充分，但是當小麥與黑麥的價格被限制之後，市場上再也看不到這些穀物。只有其他不受價格限制的商品才會被帶到市場上交易」。法國政府在餓死了數千人之後，被迫取消這項災難性的價格控制法律。當 Robespierre 走在前往處決場的巴黎路上時，民眾在兩旁吼著「活該那可惡的最高價！」。

二戰快要結束之際，美國的中央規劃者對於經濟政策的態度，顯然抱持著像納粹那樣的極權主義。戰後，占領德國的美國規劃者其實更喜歡包括價格管制的納粹式經濟控制，因此，戰後這些措施仍被保留施行。惡名昭彰的納粹戈林（ Hermann Goering ）甚至向美國戰地記者 Henry Taylor 談論這種〔經濟管制〕政策有多愚蠢！在 Schuettinger 和 Butler 的轉述中，戈林說道：

你們這些美國佬，正在經濟領域上做那些我們早就發現會釀成大禍的事。你們試著控制人們的工資、定價人們的勞動。如果非要這麼做，那就得控制人們的生活。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做到這樣。我試過，可是失敗了。我的國家也沒有辦法照我的方式去做。我試過推行，但也同樣失敗。你們的規劃能力沒有比我們好多少。我認為你們的經濟學家應該好好讀一下我們這裡發生過什麼事。

德國的價格管制最後在 1948 年的一個星期天，由經濟部長 Ludwig Erhard 宣告結束，當時美國駐德官員不在辦公室裡所以無法阻止他。結束價格管制催生了「德國經濟奇蹟」，當然，這根本不是什麼奇蹟，只不過是回歸常道，允許市場機制、不讓官員去設定價格。

價格管制造成美國 1970 年代以及加州 1990 年代的能源危機。在這超過四千年的歷史中，各式各樣的獨裁者、國王、暴君與政客，都將價格管制視為對人民的終極「輕而易舉」承諾。但四千多年來，結果都一樣：短缺、產品品質下降、黑道營運的黑市蔓延、賄賂、破壞國家生產力、經濟混亂、大量價格管制官僚機構與警察國家，還有握在價格管制者手中的危險集權權力。

【譯文】什麼不是個人主義｜What Individualism Is Not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文】什麼不是個人主義｜What Individualism Is Not

什麼不是個人主義｜What Individualism Is Not

作者：Frank Chodorov（原文連結）
譯者：吳莉瑋
圖片：fisserman via photopin cc

個人主義現在被貼上自由意志主義的標籤，不過瓶子裡頭並沒有裝什麼新東西，其實就是從19世紀到羅斯福時期這段期間的自由主義—支持有限政府與自由經濟。（仔細想想，你會發現這個主張有點多話，畢竟一個權力有限的政府也不會有什麼機會可以干預經濟。）自由派備受尊崇的自由主義老字號，被那些毫無原則的社會主義者與親社會主義者給搶走，他們對於具威望之名詞的親近可是無國界的。也因為如此，在被迫得尋找其他有所差別的用語來標記思想的情況下，出現了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 ）—雖然還不錯，不過不太好念。

本來他們可以採用歷史更悠久也更具有意義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過個人主義也因為早就被對手給玷污，所以只好忍痛捨棄了…

這場口水戰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不過近期最為人知的對戰，發生在本世紀初，那些親政府的揭弊名嘴替個人主義灌上了一個具價值觀的形容詞—強烈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這個形容詞本身並沒有什麼道德含意，當它被用來形容山的時候，純粹就是敘述性用語，當它被用來形容運動員的時候，甚至算是一種褒獎。但是，在那些名嘴的用法中，（rugged）指的是一般人所說的使詐（skulduggery）。這個形容詞除了不雅行為之外沒有什麼哲學上的意義。所以，威脅債務人如果不把女兒嫁給自己就要提前收回對方抵押之房子的債主，被形容為「強烈個人主義者」；那些利用股市來打劫「寡婦與孤兒」的投機者，也是「強烈個人主義者」；那些把鑽石撒在情婦身上的癡肥財主，也是「強烈個人主義者」。簡言之，「強烈個人主義者」就是那些對於奪取金錢的欲望豪不遮掩，也沒有任何道德標準會抑制其取財之欲望的人。如果一般的盜賊和強烈個人主義者之間要說出個差別，那就只有後者會將自己的行為維持在合法範圍內，即使所謂的合法是要改寫法律…

強烈個人主義被用來當成宣傳戰的用語。要把榨取富人（soak-the-rich）運動升到沸點，這個用語最好用。

這個用語在調平狂熱（leveling mania）打入美國傳統的過程中舉足輕重，政府在新通過之所得稅法下，盡數施展這個剛拿到手的權力，抓著每個個體的後頸，塑造出一個新的社會人。詭異的是，社會主義者和強烈個人主義者，都同意使用政府手段來做「好事」；兩者的差別只在於政府的「好事」該要怎麼做，又該幫哪些人的看法不同。我很懷疑，就所得稅這點，那些強盜資本家（強烈個人主義的同義詞）是否真的像社會主義者那樣透過政府獲得成功。總之，「強烈」的瑕疵一直持續著，以至於那些應該要懂得更多的集體主義「知識份子」，也分不出來偷竊和個人主義之間的不同。

抹黑始祖

然而，抹黑個人主義，早在近代以前就有了很好的開始。最早的抹黑者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國家主義者，那些特權權貴，那些19世紀的重商主義者。他們反對的原因，是因為個人主義傾向蓬勃發展的自由市場與自由放任經濟原則，這些發展將直接挑戰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這些人尋求抹黑的老錦囊，掏出了兩個抹黑新詞：自私與功利。就像之後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們毫無顧忌地扭曲真相來支持自己的主張。

自由放任經濟（Laissez-faire）—也就是沒有政治干預與補助的經濟—認為生產力的動機來自於自利。所有東西都由勞動生產，而勞動力是人們最珍視的東西之一；如果一個人可以不用花力氣就能滿足自己的欲望，他會很樂意地免除勞動。這就是為什麼人類發明了節省勞力的裝置。但是每一次欲望被滿足後，就會帶來新的欲望，於是人們又會開始把省下來的勞動拿去投資在新的發明。人永遠不會滿足。原本在曠野中看起來就像皇宮的小木屋，一旦人在累積了夠多的必要物資之後，原本的生活就顯得有些簡陋，然後人們就開始想要擁有窗簾、掛畫、室內管路、學校又或者是教堂，更不要說還有棒球跟貝多芬。自利的動機讓人們克服對勞動的厭惡，讓人們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拓展自己的水平…

在自由市場中，自利能夠獲得最充分的表現機會，這就是個人主義的基礎觀點。如果市場被定期搜刮，不管是被強盜搜刮還是被政府搜刮，人們私有財產的安全將會受損，個體就會失去生產的動力，人們生活的物資也開始縮水。因此，讓自利在經濟中能不受阻礙地充分發揮，將對社會有益。

但是，自利並不等同於自私。自利會促使製造者改良自己的產出來吸引交易，但是自私卻會讓人尋求特權以及政府幫助，而後者的作法最終將會破壞原先自己賴以維生的經濟體。那些試著提昇能力來提供更好服務的工人，不能被說是自私；自私這種形容詞，比較像在形容那些拿錢不做事的人。那些尋求補貼的人都是自私的，還有那些利用法律來獲得利益，成本卻由其他人來承擔的人，也都是自私的。

自由市場

接著還有「功利」這項指控。當然，自由放任經濟的理論是財富累積；如果人們想要擁有很多物資，取得這些物資的方式就是透過自由生產與交換。就這個層面而言，或許可以稱為「物質主義」。但是，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並不會以經濟學的身份去質疑或評估人們的欲望，他們對於人們「應該」要有什麼願望沒有任何意見。不管人們喜歡文化剩餘物質，又或者是看重排場更甚於心靈層面的事務，這都不是經濟學家所關心的事；他所堅持的自由市場是機械化且不涉及道德判斷。舉例而言，假如某個人偏好閒暇時光，他能透過豐沛的物資來滿足他對閒暇的欲望；由於物資豐沛，他能更便宜、更容易去取得所需，也才能夠放任自己享受假期。吃飽飽的唯美主義者，比飢腸轆轆的人更能享受音樂會。不管是什麼情況，經濟學家都不對人們的偏好進行評論；不管人們想要的是什麼，比起一個受政客指揮的環境，他們能在自由市場中取得更多。

但是19世紀的批評者避重就輕地略過這點不談，近代社會主義者也同樣忽視這點。他們都把攻擊焦點放在自由經濟的道德層面…

就事實而言，自由市場本身只是一種價值觀中立的機制，不管人們的欲望為何，都不會被評斷，自由市場的基礎是對純粹精神概念的默認，也就是：人有著以自由意志做出選擇的能力。如果不是因為這種人性，就不會有市場，而人也就跟鳥獸沒什麼兩樣。自由放任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努力地想要解釋這項哲學與理論觀點，但必須承認的是，所有的主張都基於自由意志這個不證自明的公理，儘管不同的經濟學家可能會有不同的用語。而自由意志這個公理肯定不是物質主義；任何有關自由意志的討論，無可避免地都得考慮到心靈。

讓我們來對比一下，社會主義者（不管那一派）才是那個得把自己的主張建立在反對自由意志的人。社會主義理論把個體形容成社會的一個純粹物質組成。社會主義者必須要把所謂的自由意志，解釋成一連串對於環境條件的反射…

「享樂主義」（Hedonism）

回到對個人主義的毀謗，另一個仍然被使用的貶義詞就是「享樂主義」。（至少某位近代作家認為基督徒不該是個人主義者，看來相當支持19世紀對於個人主義的批評。）這張標籤，源於部份個人主義者以及亞當斯密的弟子抱持著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道德信條；其中最有名的是 Jeremy Bentham、James Mill 和 John Stuart Mill。這項信條的基本原則，認為人是受避免傷痛且尋求快樂而驅使。因此，論人之本性，唯一符合道德的行為就是滿足這類追求。但問題來了，哲學家認為的享受，對於笨蛋而言可能覺得很痛苦。這個學派的創始人 Bentham 對於立法的興趣遠大於哲學，他畫了一張粗略的快樂微積分圖來解決這個問題，並基於這張圖來闡述法則：追求最大量的快樂，就是道德意義上的善。

就一個出身於反對特權且支持小政府之陣營的學派而言，這種最大化快樂的原則是很奇怪的異常。如果立法的道德衡量標準是快樂的最大化，那麼順著這個標準推論下來，少數人的快樂就是不道德的。這種結論很難符合個人主義的基礎，也就是人有自由從事可能不被大眾認同之事務的權利…

個人主義的原則

形而上學地，個人主義認為，每個人都獨一無二，人不只是某個族群的樣本，人的獨特與忠誠，是針對造物者（Creator），而不是針對環境。由於人的起源與存在，人被賦予不可剝奪的權利，這種權利必須受他人尊重，而他也必須尊重他人的這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自由與財產。在這些前提下，即使用提高人類生存環境當藉口，社會也無權侵犯這些權利，政府除了保護公民享受這些權利免於被他人侵犯之外，再無可用之處。在經濟學的領域中（自由意志主義者明智地關注這個領域，因為經濟是政府侵權的缺口），政府沒有任何多餘的能力，政府只能做好保護人民免於侵犯之權利的本分，讓個人能保留自己所生產的成果，在（市場）中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這麼簡單。

【譯文】自由意志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bertarianism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文】自由意志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bertarianism

自由意志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bertarianism

作者：Llewellyn H. Rockwell Jr.（原文連結）
譯者：吳莉瑋
圖片：Kalexanderson via photopin cc

馬克斯主義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瑣碎差異之各派系的明爭暗鬥。一群人會從其中一派脫離，扭曲原先那派的文字語言，然後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純粹的馬克斯主義。這個新的派系會宣稱舊派系是法西斯陰謀的一部分，打壓即將到來的工人勝利，但是就連專家都分不太出來這兩派到底有啥不同。

最近自由意志主義社群中出現非正式的辯論，討論「重」自由意志論者和「輕」自由意志論者的不同特徵。這種辯論直擊自由意志主義的核心。

「輕」自由意志論者相信互不侵犯原則，認為不可以主動侵犯他人，不替自己貼上額外的標籤。而許多「重」自由意志論者雖然也同樣相信互不侵犯原則，但是他們相信為了爭取自由的一致性，自由意志論者也必須要接受他人的觀點。

在開始之前，讓我先來回答一下可能出現的異議。我難道不該把我的時間花在攻擊國家，而不是浪費時間在批評其他的自由意志論者？

首先，在多年的工作中，我想盡一切辦法揭露國家的罪惡和謊言，並建立一套自由意志的另類選擇。事實上，我即將發行一本新書來延續這個傳統：《Against the State: An Anarcho-Capitalist Manifesto》。

其次，被某些人所貶低的「內訌」，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一個學派的發展，正來自於這樣互相尊重的意見交換。我同意 Tom Woods 的看法：許多聲稱自由意志論者是唯一出現歧異之族群的說法，是錯的。你去看看民主黨人、共和黨人、你的大樓管理委員會、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或甚至是所有人。

「重」自由意志主義的支持者認為自由意志論者要捍衛的遠不止互不侵犯原則，而且自由意志主義所涉及的承諾也不僅只於此。某位這派的支持者最近說：「我很難說服自己相信自由意志哲學只關心武力是否被恰當使用。」但不管這位人士有多難相信這點，這就是自由意志主義的核心，以及全部。

正如自由意志論先生 Murray Rothbard 曾經的解釋：

有些自由意志主義者，確實是享樂主義信徒，而且也投身在這種另類生活方式中。有些自由意志主義者，則是嚴守傳統「布爾喬亞」或者是宗教道德的信徒。有自由意志主義浪子，也有堅守自然法則或是宗教法則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有些自由意志主義者，除了互不侵犯原則之外幾乎沒有任何道德標準。這都是因為，自由意志主義本身並沒有一套一般性或個人的道德理論。

自由意志論並不提供一種生活方式，它只提供自由。因此，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在自己的價值觀與道德原則之下過生活。自由意志論者同意阿克頓勳爵所說的，「自由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但卻不一定是每個人個人標準或價值觀的最高目的。

最近幾個月，有些自由意志論者談論著，雖然自由意志主義的內容就是互不侵犯原則與私有財產制，但那只是反抗壓迫這個大計畫的其中一部份，不管這些壓迫是否來自於國家。「重」自由意志主義有兩個含義。首先，反對國家並不夠，一個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必須要反對所有形式的壓迫，即使那些壓迫並不涉及肢體上的侵犯。其次，自由意志主義應該獲得支持，因為降低國家規模或甚至廢除國家之後，許多「重」自由意志主義者所支持的事務將會大為發展：規模較小的公司、更多勞工合作社、更多經濟平等…。

讓我們來一一檢視這些含義。

「自由意志主義不能光反對侵犯」的這個宣稱，本身就已經違反了自由意志主義，並且將古典自由主義變成現代自由主義。想想，18、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是如何轉變成20、21世紀對癡迷於國家之現代自由主義的呢？可敬的自由主義，一開始到底是怎麼被扭曲的？答案就來自於「重主張」。21世紀的自由派會說，自己當然支持自由，但是，消極自由（對國家的限制）並不能夠有效帶來平等的結果，我們需要做的更多。除了限制某些國家活動之外，還要擴張某些形式的國家活動。

畢竟，這些新自由派都說了，國家壓迫並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壓迫形式。這個世界還有貧窮，貧窮限制了人們選擇生活的能力。這個世界還有私有財產，私有財產的制度限制了人們表達自己的能力。這個世界還有歧視，歧視限制了人們能夠獲得的機會。這個世界還有毀謗，毀謗會讓人感到難過。這些新自由派說，把焦點只放在國家，就會錯過其他形式的危害。

耳熟嗎？這不就是「重」自由意志主義者正在說的嗎？攻擊國家還不夠，我們聽到他們這樣說。我們還要攻擊「父權制度」、階級制度、不平等…這些「重」自由意志主義者，雖然彼此之間對於自由主義者該遵奉的附加承諾有所歧異，但是他們都同意自由意志主義不可以單純地專注於消除主動性的武力侵犯。

如果這些自由意志論者想要將這個社會變得更符合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們當然有這麼做的自由。錯就錯在，他們將自己的主張綁上自由意志主義的招牌，質疑那些將自己定位為古典自由主義的人，暗示那些不能共享其他意識形態的人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或者是說任何不能夠支持他們的人都「不太可能」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這群人還抱怨著「社會不包容」，這真是最大的諷刺。

因此，重自由意志主義的危險，並不在於許多美國人沒能通過他們的入學考，也不是沒能跟上 MSNBC 每隔十分鐘發表的行為教條。真正的危險在於，重自由意志理論會把許多他們自己也承認與主動使用武力無關的主張，融入自由意志主義中。這將會把我們努力捍衛多個世代的這套直覺又簡單的道德與社會系統，轉變為一套全然不同的東西。

讓我們接著談第二個含義，反對國家的理由是因為可以帶來平等的結果。（當然，廢除國家本身就可以增加政府官員與一般公民之間的平等；政府官員可以夾帶國家權威來合法侵犯他人，但一般公民卻得遵守反對竊盜與侵犯的傳統教條，這種不平等在廢除國家之後就會消失。）但如果結果不如預期呢？「自由市場中公司規模會較小，政府政策鼓勵大企業」的這種主張，是對複雜現狀的一種過於簡單的表述。如果廢除國家後，企業規模沒有改變、雇員關係沒有改變、財富平等也沒有改變呢？

到了這個節骨眼，問題就會變成重自由意志主義更支持那一種原則，支持互不侵犯原則或者是平等主義？萬一他們必須要二選一呢？

同樣的，某些仇視教會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主張沒收教會資產並限制各種形式的教會活動。當問題變成「對自由的信念」碰上「對教會的私人厭惡情感」時，個人情感最後勝出，而他們所謂的反對武力原則則被暫時擱置。

人們是怎麼得出自由意志主義的過程也並不重要。許多思想學派中都蘊含互不侵犯原則。我們當然可以在絕不允許侵犯的大框架下，探討個案當中構成侵犯的要件，以及許多基礎的問題。但是如果你所處的學派只主張部份的互不侵犯，那並不代表你發現了另一種更佳形式的自由意志主義，那代表只有部份的你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而不代表你是另一種自由意志主義者。

撇開那些認為自衛原則是「種族主義」、比特幣是「種族主義」，又或者自由意志主義論者應該拋開「白人特權」的主張，這些主張都已經超出互不侵犯原則的範圍，各派的重自由意志主義論者正在混淆我們的信念。這些主張根本和自由意志主義一點關係也沒。

這些附加主張都只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從中心思想轉移：只要你反對主動性的武力侵犯，你就是自由意志論者。這有什麼好覺得難懂的？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吳莉瑋

**年輕人的經濟課 -**1.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是什麼意思。
經濟學家能協助解答什麼類型的問題。
為什麼對每個人而言瞭解基本經濟學很重要。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這本書是一本用新方式看待世界的手冊。掌握了這些課程內容後，你瞭解事件的眼光，將是那些未受訓練的同儕可能會忽略的。你會發現那些他們忽略的模式。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的能力，是此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運用健全的經濟思想，才能搞懂世界是如何運作。為了能在宏大政治理念、你的職業還有生活上的家庭財務狀況做出負責任的決定，你必須先學習基本的經濟學。

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許多具有創意且謹慎的思想家，已經發展出了研習這個世界的一些原則。每個原則（或學科）都像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歷史，提供了自己的觀點。在完整的教育中，學生必須熟悉每個領域中最重要的發現。經濟學已經證明了自己值得被普遍研究。一個全方位的青年不僅習知代數、但丁和光合作用，還能夠解釋價格上漲的原因。

你所研習的每一門學科，都包含學科內自認重要的知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用的實際應用。例如，每個學生都應對天文學有基本了解，因為它說明了偉大的宇宙；但當帆船運動員在失去航向時，基本天文學知識也可以派上用場。另一個不同的例子，譬如數學。研究先進微積分可以獲得純粹的優雅作為回報（雖然有些學生覺得這可能不足以獎勵所需的辛苦！）。但每個人都需要知道基本的數學運算以在社會中正常運作。

我們在經濟學學科中將看到同樣的模式。一方面，學習能夠解釋任何經濟體運作的一套原則或「法則」，無論是古羅馬時期、蘇聯或在愛達荷州波夕的一個園遊會，本身就很迷人。然而，經濟學也可以在很多日常事務上提供實際的指導。經濟學的知識本身不會使你致富，但是，忽略這本書的課程內容將讓你保持貧窮，可能是個不錯的打賭。

經濟學家以獨特的方式看世界。看到一張圖片上頭人們排隊等待遊樂園裡受歡迎的雲霄飛車時。生物學家瀏覽此景象可能會注意到快要輪到自己的人會開始出汗。物理學家可能會注意到第一次的爬升軌道最高。社會學家可能會注意到不同種族的乘客被安排在一起。經濟學家可能會注意到第一車和最後一車的排隊隊伍比其他的長，可能是因為人們雖然不喜歡等待，但他們更喜歡坐在最前面或最後面。

經濟學角度並非在每種情況下都有用。本書的課程內容在足球場或舞會就顯得不相關。但在生活中，你會遇到許多至關重要的情況，需要以健全的經濟學知識輔助決策。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經濟學家。但每個人都學習如何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卻非常重要。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嗎？

在本書中，我們採取經濟學構成獨立科學的看法，就像化學和生物學一樣是不同的研究領域。我們會以科學的方法逐漸導入課程，這指的是，我們將使用一組客觀的分析「工具」，不依賴於特定的道德或文化假設。不管是共和黨員還是共產黨員，也不管是住在紐西蘭還是索馬利亞，經濟學的原則或法則都是相同的。

警告！當我們說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時，並不是指我們將像核物理學家研究原子在加速器的碰撞結果那樣，進行實驗以測試經濟法則。像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與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之間，存在重要區別。我們會在第2課中更詳細地解釋這點，但現在我們只是想提醒你，透過心理推理就能發現基本的經濟原則。想要「測試」這些經濟法則是沒有意義的，就像想要拿尺出去「測試」各種幾何學的證據一樣沒有任何意義。本書的課程內容將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會有因為明日的新實驗發現就遭受推翻的危險。實務上，專業經濟學家做出的各種猜測，其中有許多被證明錯誤。但經濟理論的核心－本書涵蓋的法則與概念－並不可測試；它只是一個觀察世界的方式。

儘管可能會將經濟科學與自然科學混淆，我們仍採用科學這個詞，因為強調確實存在經濟客觀法則相當重要。當政客們無視經濟學的教導，他們的計劃最終會變成災難，想像一下NASA忽略物理定律會造成的混亂！

經濟科學的範疇與界限

人們經常誤解「經濟學是錢的研究」。是的，經濟學明顯有許多錢的討論，而事實上經濟學的基本目的是要解釋市場上出售的各種商品與服務的不同價格，這些價格以貨幣單位呈現。
與這個普遍的誤解相反，經濟學比單純的錢的研究更廣泛。經濟學最廣泛的範疇，可以被定義為交換的研究。這將包括所有正常市場條件下的交換，賣方提供實際物品或服務，換來買方提供的恰當數量的錢。但經濟學也同樣研究以物易物，交換者直接相互交換商品或服務而不使用錢。

將範疇推到極致，經濟學甚至也有很多對於被孤立之個體採取行動以改善自身狀況的討論。這通常被稱為「魯賓遜經濟學」，以遇到船難而漂流到（顯然是）荒島上的虛構人物魯賓遜為名。我們將在第4課中研究魯賓遜經濟學。顯然，即使是孤立個體的行為仍具有「經濟性」，因為他運用自然賦予的東西，並換成他希望能過得比較舒適的環境。

貫穿所有交換案例的共同主題是稀有性概念。稀有性可以簡單地透過有限資源與無窮慾望的觀察解釋。即使是比爾．蓋茨也面臨權衡的選擇，他不能隨便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如果他帶著妻子到一家豪華餐廳用餐，他已經減少了自己的選擇（即使只有一點點），並降低了他在未來購買其他東西的能力。我們可以如此形容這個情況：比爾．蓋茨需要節約自己的資源，因為它們是有限的。

稀有性產生了人們普遍稱為「經濟問題」的情況：在社會中，我們應該怎麼決定，以我們手中掌握的有限資源，哪些商品跟服務要被生產？在第5課中，我們將看到私有財產制度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的根源來自於稀有性。

警告！經濟學不研究只關心物質財富或獲利的假設性「經濟人（economic man）」。這又是另一個對經濟學內容常見的誤解。不幸的是，這種刻板印象有部分是真的，因為很多經濟學家實際上建立充滿虛構人物的經濟模型，這些虛構人物都很自私，只會在被強迫的時候才會採取無私行為。但在本書中，你將不會學到任何那類的理論。相反的，本書的課程內容不限於那些吝嗇鬼；我們所發展的法則適用於德雷莎修女，也適用於唐納．川普。

在這本書中所教授的經濟科學，並沒有告訴工人應該接受工資最高的工作，也沒有告訴企業主在營運業務時只考慮財務問題。這些要點將在隨後的課程中闡述得更清楚，但我們必須先強調往後的書頁中不存在「經濟人」；我們所討論的原則，總是在解釋真實世界的人們（real people）在面對稀有性時的選擇。這些原則包含資源有限但慾望無窮的事實，而這些原則也廣泛到足以涵蓋任何形式的慾望。

真人經濟學

經濟學處理真實個人的實際行為。它的法則既不涉及理想人或完人、不涉及無稽的「經濟人」妖怪，也不涉及統計觀念的「平均人」。具有弱點與限度的人，他生活的每個行為，都是（經濟學）的題材。

－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8年，頁646-47

經濟學研究並試圖解釋人們如何進行交換。一個遇到船難的水手想要以木棒和兩顆石頭「交換」一堆營火，傳教士想要用自己的閒暇時間「交換」成到一個居民從未見過《聖經》的遙遠密林的艱苦旅行。一個完整的交換學理論，必須包括這些種類的案例，而不只是股票經紀人以100股交換2,000美元這種更熟悉的例子。

為什麼要研習經濟學？

研習經濟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本身就很有趣。當你停下來，想想現代經濟中的每天都發生了些什麼事，將會令你屏息。想想曼哈頓這個繁華大都市，數以百萬計的人擠在不到23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工作。顯然這個小島本身無法生產足夠的糧食養活這群人。有些讀者開始不理解這種說法：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餐廳都在曼哈頓！這些精緻的餐廳依賴供應商所提供的原料來產出昂貴的菜餚。如果火星來的入侵者放一個塑膠罩把曼哈頓給圍住（留下一些小孔用來通風），不到兩個月，成千上萬的紐約客將死於飢餓。

然而，現實世界中沒有火星人的塑膠罩妨礙貿易，每天都有農產品、汽油成品和其他物品被運到曼哈頓，讓這些居民不僅維持生存，實際上還茁壯成長。曼哈頓小島上的工人將手上資源轉換成一些地球上最有價值的商品與服務，想想那些昂貴的首飾、服裝、金融服務、法律服務，還有曼哈頓「產出」的百老匯演出。當你想想這些過程中令人難以置信的複雜性時，這些操作完美到我們當成理所當然真是個奇蹟。本書的課程內容透露了一些關於市場經濟如何日復一日地實現這種壯舉。

另一個研習經濟學的原因，是它會幫助你在個人生活與職涯中的決策。當然，在這本書的課程內容本身不能讓你致富。而是會給你一個框架，幫助你分析計劃，使你更容易實現自己的目標。譬如，學習幾何學本身不會讓你成為專業工程師或設計出四條車道的橋樑。但沒有人會想要把車開到對幾何學無知的人所設計的橋上。

除了它的內在美與適用到實際生活的應用，由於我們生活在受到政府活動干擾的社會中，經濟是個重要的議題。不像其他科學學科，為了維護社會本身，經濟學的基本真理必須讓夠多的人知悉。如果街上某個人認為量子力學是個騙局，這不會有什麼問題；物理學家不需要這個平凡人的批准就能繼續他們的研究。但是，如果大多數人認為最低工資法能幫助窮人，或者是低利率能治癒經濟衰退，那麼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也無助於避免這些政策對社會造成的損害。

出於這個原因，學習基本經濟學是每個青年的責任。本書的課程會告訴你如何學習。

課程小結…

本書將教你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不同的學科（化學或生物等）提供了看待世界的不同觀點。在某些情況下，有些觀點比其他觀點有用。經濟學是門獨特的領域或科學，它對於社會世界是如何運作有重要的見解。
經濟學研究交換。在現代經濟中，最常見的交換涉及貨幣，但經濟原則適用於任何類型的交換。
因為忽略本書課程內容的破壞性政府政策所帶來的危險，每個公民都應了解基本的經濟學。

新的術語

以物易物（barter）：人們直接交換商品與服務，而不是用貨幣當成交換媒介。
稀有性（scarcity）：形容慾望超過可用來滿足慾望的資源。稀有性是個普遍事實，它讓人們進行交換。
權衡（tradeoffs）：人們每作出一個選擇時其它選擇就會減少的不幸事實（稀有性所造成的）。

問題研究

經濟學能讓你富裕嗎？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嗎？為什麼是或為什麼不是呢？
稀有性影響每個人嗎？
經濟法則也在高度戒備的監獄裡運作嗎？
*了解粒子物理學對於一般人來說難道不也同樣重要，因為這項研究的資金大多來自政府補助？

*困難題材。
**具挑戰性題材。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0.收入、儲蓄與投資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0.收入、儲蓄與投資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401(K) 2013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0.收入、儲蓄與投資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貨幣經濟中，收入、儲蓄與投資的定義。
儲蓄與投資如何增加個人的未來收入。
儲蓄與投資如何增加經濟體的未來產出。

收入、儲蓄與投資

在第4課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像魯賓遜那樣獨自流落荒島，沒有任何人（自然除外）可以交換時，也能將他的行為分類到收入、儲蓄和投資的概念下。

在多數人使用貨幣的現代經濟中，其概念也類似，但定義則更簡單。對於個人而言，收入通常指透過出售勞動服務與財產所得，而在一定期間內能夠消費的貨幣數額。對於企業而言，收入（或收益）被定義成營業額減去支出。回想前一課，營業額是客戶支付企業商品和服務的貨幣總額，支出是企業花在生產這些商品與服務的貨幣總額。[1]

當個人在一定期間內的消費低於收入，這個數額差距就成為儲蓄。（如果儲蓄為負值，意味著個人消費多於收入，而稱之為借貸或負儲蓄。）當個人花用部分儲蓄以產生更多未來收入時，就稱之為投資。[2],[3]

投資增加未來收入

儲蓄（與投資）的缺點是減少現下可享受的消費。另一方面，儲蓄（與投資）的優點是增加未來可享受的消費。我們透過下表中浪子保羅和摳門弗雷迪這兩名假設角色，說明投資的利弊。

浪子保羅的財務狀況

摳門弗雷迪的財務狀況

表格追蹤了保羅和弗雷迪一生的財務活動。他們各任職具有5萬美元穩定年收入的工作。這兩個人都儲蓄部分收入並投資年息5%的資產。我們會在第12課中更詳細地討論債務與利息支付，你現在只需要知道，在任何給定的一年中，除了各自的工資外，保羅和弗雷迪還賺取其投資之資產總市值5%的利息。

保羅和弗雷迪各方面都很像，除了他們的儲蓄比例之外。浪子保羅的儲蓄只占收入的5%，其他都花到餐館、華麗珠寶、大溪地度假等消費。另一方面，摳門弗雷迪把收入的30%都投入金融資產。

表格說明了不同儲蓄決策所造就的生活方式。前期階段，保羅的消費多於弗雷迪。他能參加聚會、穿漂亮的衣服，享有更多樂趣。然而，隨著時光流逝，兩個男人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雖然摳門弗雷迪的消費比例總是較低，但他收入本身的增長速度遠超過浪子保羅。事實上，在第26年時，弗雷迪的消費為50,783美元，大於保羅的50,560美元消費。從這點開始，弗雷迪能夠負擔比保羅更多的即時享受。請記住，這兩名男子透過勞動服務每年獲得相同的收入，他們藉由工作獲得相同的薪水。但弗雷迪的中年更加優渥，因為他在工作早期一直保持節儉。

最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弗雷迪在職業生涯的第48年，金融資產突破百萬美元大關。在很多人的標準中，只有「有錢人」手上才有百萬美元。但如表所示，就算是年收入只有5萬美元的人，透過適度投資安全資產，最終也可以只因習慣性儲蓄大部分收入而成為百萬富翁－至少在沒有稅的世界！

退休

接下來，我們看看保羅和弗雷迪停止工作後會發生什麼事，他們的工資下降到零。（我們假設這種發生他們進入職場52年後。）這兩個人現在開始負儲蓄，意思是他們的年消費超過他們的年收入。[4] 這有可能，因為他們已經積累一些金融資產儲備。他們不僅可以花用這些資產的利息收益，也可以花用出售部分資產的所得款項。（也就是所謂的降低資產或儲蓄的本金。）

我們在此確實看到弗雷迪相對節儉的好處。他退休後可以輕鬆負擔每年7萬元的穩定消費水平。這比他退休之前低一點，但仍然是相當舒適的生活，這是他在職薪水的140%以上！

相對的，浪子保羅一旦停止工作後就得大幅削減消費。他的年消費降至1.5萬美元。保羅退休後如此拮据的原因，是他才積累了約13.6萬美元的資產，而摳門弗雷迪則有110萬美元。因此，弗雷迪在退休後，不僅有較多的投資年收益，他也有更多的儲備資產可供「提取」以資助他的退休生活。

如表所示，保羅真正的危機是在第64年。此時，他甚至無法維持他1.5萬的年消費，因為他已經用盡所有金融資產。困苦地在5,384美元預算下生活了一年後，保羅幾乎破產。如果他不想回去工作，他得向親戚、教會甚至慈善組織借錢消費。（我們仍在描述純粹市場經濟，所以沒有政府的救濟程序。）

摳門弗雷迪則形成鮮明對比，他可以繼續他的舒適退休生活，直到他開始工作的第75年後，我們假定他在該年去世。弗雷迪的節儉不僅讓他擁有一筆資助退休生活的退休資金，無需依賴他人的慷慨，他甚至還能留下一筆約59.2萬美元的遺產給他的繼承人。

儲蓄與投資如何增加經濟體的未來產出

每個握有工作與銀行帳戶的人，都理解推遲現下的消費能夠獲得未來更多消費享受的潛在利益。然而，許多人會將這種儲蓄者的收入增加，解釋成與經濟體中其他借貸者的收入減少相抵銷。

當然，這是一種可能性。例如，如果比爾（借貸者）星期一忘記帶午餐錢，他可能會問他的同事莎莉（儲蓄者）：「可以借給我10美元嗎？我明天會付你11美元。」如果莎莉同意，顯然，莎莉個人貸款所獲得的1美元利息，與比爾當月的收入減少相抵銷。換句話說，如果比爾當月預計工資為5,000美元，那麼他事實上只有4,999美元可用，因為那麼他當月向莎莉「購買貸款」的1美元支出。同時，如果莎莉正常的薪水也是5,000美元，那麼這個月她實際上有5,001美元可用，因為提供「貸款服務」給比爾而賺取的1美元收入。

上述情況，是比爾透過莎莉而「提前」資助他的消費。比爾在星期一將錢包忘在家裡，而莎莉的口袋裡必須要有足夠的閒錢來借給比爾10美元。也許這會讓她得重新安排當天的支出計畫，又或許這只是意味著莎莉當天錢包裡的現金比原先預期的少。不管是什麼情況，莎莉提供比爾一定的服務。由於比爾的疏失，雙方從自願性貸款交易中受益。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像比爾損失而莎莉獲益，但事實上雙方都從中受益。比爾當月的總消費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降低，但他寧願少1美元，以獲得這個特定星期一的慣常10美元午餐。對於比爾決定支付莎莉貸款服務1美元的決策而言，沒有不理性或「不合算」的問題。

借款者透過貸款以資助當前消費（犧牲未來消費），確實是目前市場經濟中的部分活動，也構成大部分的信用卡業務。然而，你不該結論出所有儲蓄與投資都是此種性質。想想前一節列出的生涯儲蓄計劃，並不需要有一個或多個借款者因此陷入利滾利的債務中。事實上，每個市場經濟中的人，都可能透過工作生涯中的儲蓄與投資，而獲得舒適的退休生活。

這怎麼可能呢？對於每個像莎莉一樣儲蓄並賺取不斷增長之利息收入的人，難道不需要有一個像比爾那樣借貸並支付不斷增長之利息支出的人嗎？是的，沒有。關鍵就在於貸款或投資能被用於生產性企業，而不是簡單地借給增加當前消費的個人。如果儲蓄被引導至擴大生產（而非僅是資金消耗）的部門，「總產出」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成長，理論上就能使每一個社會成員享有更多收入。

在第12課中，我們將以數據更嚴謹地說明信用與債務的機制，但現在，我們只需要了解，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突然決定儲蓄大部分的收入時，會發生什麼事。為了儲蓄更多，每個人都會減少消費。這意味著人們會減少高檔餐廳、跑車、電子產品、設計師衣服等消費。同時，人們增加出借與投資企業的份額，不管是直接（透過購買公司股票或債券）或間接（透過將錢存入銀行，銀行再將資金借給企業）。

人們大幅改變收入分配，把消費部分移至投資部分，最終將導引直接消費行業的工人與其他資源，轉而投入長期生產的行業。例如，高級零售業與珠寶店看到生意一落千丈，可能會裁員並削減庫存。而高檔餐廳也同樣會裁員並關閉一些營業點。

這些失業工人將轉而在其他行業尋找工作，這股新興競爭將推低這些部門的工資率。企業則願意以較低的工資水平僱用這些失業工人。失業工人以外的其他資源，也將同樣被重新改用至新用途。例如，目前閒置建物（曾經出租給服裝店與其他零售商）的業主將會降低租金要價，使得其他企業能以較低價格進駐，而更容易拓展營運規模。

如果我們忽視現實世界在過渡期間可能出現的干擾，那麼，即使儲蓄率突然大幅增加，也不會影響「總支出」。確實，消費性支出（剛開始）要降低，但企業的投資性支出將相應增加。就業總人數（最終）也將相同，因為失業的服務生與商場員工，會改到生產鑽床與挖土機的工廠裡工作。

基本的觀點是突然增加的儲蓄使得經濟產出從消費品轉移到資本品。正如魯賓遜能透過明智地儲蓄與投資，最終提高他的生產力一樣，即使他在島上找不到「借貸者」，同樣的，人們也能透過分配較多資源到機器與工具的生產，而提高所有人的生產力。此處不存在任何「作弊」，當資本品的儲備越來越多時，每個人都能透過生產力的增加而收入漸漲。

我們將在第12課中給出如何確定利率的詳細解釋。這是非常複雜的領域。例如，資本品的累積將直接透過較高工資而提高工人的收入（因為在較佳工具輔助下，每小時的工作能有更多產出）。在本課中，我們只說重點，透過儲蓄讓每個人變得更富有是可能的。而貸款人只有在借款人變窮時才會富有，這是錯的。

1 因為我們在本書的這個部份仍然在描述純粹市場經濟，因此不會在此討論稅收。在現實世界中，有各種計算稅前與稅後收入的定義。

2 商業公司也可以透過投資以提高未來盈利。然而，我們不在本文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種討論很快就會出現許多會計的技術性細節，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

3 在任何一段時間內，投資不能高於儲蓄。然而，一些經濟學家會說，投資可以低於儲蓄。例如，如果有人的收入為100,000美元、消費80,000美元，並投資15,000美元的股票，那麼，一些經濟學家會說剩下在銀行帳戶裡的5,000美元是儲蓄的一部分，而不是投資的一部分。不過，其他經濟學家認為，投資必然總是等於儲蓄。在我們的例子中，他們會說，這個人的儲蓄總額為20,000美元，其中15,000美元投資股票，另外5,000美元是現金。當經濟學家在討論經濟是否會因為儲蓄高於投資而停滯時，這種吹毛求疵的爭論變得重要。

4 表格中的括號為會計慣例，表示負數。

課程小結…

因為利息，個人可以透過儲蓄與投資，提高未來的收入。當下微小的消費削減，可能獲致未來更多的可消費量。
當許多個人都儲蓄和投資時，經濟體會開始轉變。不再將勞動力和其他資源投入電視機和DVD的生產，而是被重新定位到工具與設備的生產。雖然減少了當下的消費品生產量，但這些新製造的工具提高了工人未來的生產力。
某個人的儲蓄與投資，不會迫使他人進入債務。每個在經濟體中的人，都能透過大量節省而享受更高的未來收入。

新的術語

收入（個人）（income (individual)）：透過出售勞動服務與財產所得（例如股票），而在一定期間內能夠消費的貨幣數額。
收入／盈利（企業）（income / earnings (business)）：營業額減去支出。
儲蓄（savings）：收入大於消費。
借貸／負儲蓄（borrowing / dissaving）：消費大於收入。
投資（investment）：花用在預期增加未來收入的儲蓄。
利息（interest）：透過將儲蓄在特定期間內借貸給他人所賺取的收入。利息通常以本金（初始借貸金額）的一定比例報價。例如，如果有人今天借出1,000美元，並在12個月後支付1,050美元，本金就是1,000美元，賺取的利息為50美元，利率為5%。

問題研究

投資能否在不儲蓄的情況下發生？
儲蓄高比例的收入有何優缺點？
儲蓄和退休之間有什麼關係？
如果有人用借貸以資助當下消費而非等待支付現金，這是不經濟的行為嗎？
*每個社會成員都透過累積資產替退休做準備是否可行，還是，某個人的財富增長將轉化為另一個人的債務加劇？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1.供給與需求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1.供給與需求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Ed Yourdon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1.供給與需求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供給與需求的定義。
供給的法則與需求的法則。
經濟學家如何利用供需來解釋市場價格。

供給與需求：目的

有個老笑話是這麼說的：如果你教一隻鸚鵡說「供給和需求」，牠就可以回答任何經濟問題。這幾乎完全正確，但為了成為真正優秀的經濟學家，這隻鸚鵡也需要接受培訓，才能與其他大半鸚鵡的意見相左。

在本書中，這一課旨在提供堅實的經濟思想基礎。你不會看到其他典型經濟學教科書中會出現的大量圖表。而這條規則唯一的例外是著名的供需曲線圖。除了隱含在圖中的基本概念，我們也提供能讓你更容易掌握重點的圖。然而，你永遠不該給予我們在這課與隨後課程中將利用的特定供需曲線圖太多重視。它們只是提供具體案例來說明要點的便利方法，就像我們在前面課程的故事中所採用的具體數字一樣，這些具體數字對於我們所說明的經濟原則而言並非重要關鍵。

請記住，經濟學家並不依賴於供需理論，而是將其當成工具。供需的概念是觀察世界的一種方法，讓經濟學家將經濟中不同的力量或原因分為兩類，從而對於世界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市場價格的影響，進行明確且系統性地思考。

由於供給和需求只是概念工具，而不是經驗理論，所以永遠不會有證據能夠證明「供給與需求」是錯的。只可能會出現未來經濟學家認為「供給與需求」不再是思考價格最有用的方法。但現在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用供給與需求來解釋市場價格，因為更優越的工具尚未被發現。

需求：定義及其法則

需求是「某個商品或服務的各種假設市場價格」以及「消費者在每個假定價格下希望購買的商品單位總數」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經濟學家為了提醒我們需求不是一個具體數字，而是許多數字間的關係，他們經常使用需求表（Demand Schedule）這個術語。需求表可以建基於單一個人或很多個人。下表說明了珍妮佛的汽油需求表。

這個需求表列出珍妮佛在各種假設價格下可能購買的汽油量。我們一直強調，這個表只是某個瞬間的快照，例如，在某個特定的週二下午。記住，某人對於某樣商品或服務的需求，無時不刻都在變化，取決於個人主觀偏好以及其他因素，這很重要。

我們假設珍妮佛的車快沒油了，打算在下班回家路上停在路邊加油的情況，並擬出這些假想數字。如果汽油每加侖高於4美元，珍妮佛將不會購買任何汽油，因為這對她而言是異常高價，她寧願隔天開到其他加油站去加油。為了擬出其它數字，我們進一步假設，珍妮佛錢包裡只有16美元，而（幾乎是空的）油箱容量是15加侖。珍妮佛在每加侖3.5美元與3美元的價格下，只會購買剛好撐過第二天上班來回路程的少量汽油（雖然她在較低價格下願意增加汽油餘量）。在每加侖2.5美元下，她會因為交易條件變好而購買更多汽油，如果是每加侖2美元與1.5美元，她會用光全部現金加油。最後，如果每加侖汽油要價1美元與0.5美元，她會想盡辦法把油箱加滿。

需求表遵循的唯一「規則」就是需求法則，需求法則指出，在其他因素的影響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較低的價格將使消費者購買相同或更多量的商品或服務。[1]

在下面的表格中，我們保留珍妮佛的需求，並增加其他幾個人的需求表：

同樣，上表唯一遵循的規則是需求法則。因為它在個人的情況下為真，由於「市場」單純是由許多個人組成，需求法則也適用於汽油市場需求。表中唯一的解釋性備註，是漢克正進行商務旅行，他的差旅費可向報銷，所以不管在多少汽油價格下都會填滿油箱。吉兒沒有自己的車，所以汽油不管是什麼價格她都不會購買。

一旦我們有了市場需求表，將其繪製成市場需求曲線圖變得很簡單：

上面的圖看起來不是很漂亮。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家在使用通用需求曲線圖時稍微作弊，繪成下圖：

通用需求曲線圖

或

供給：定義及其法則

一旦了解需求之後，供給變得很容易解釋：供給是「某個商品或服務的各種假設市場價格」以及「製造商在每個假定價格下希望銷售的商品單位總數」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如需求一般，我們可以建構出某個供給表與供給曲線，說明基於某個人或某團體在特定瞬間的這種關係。下表顯示假定社區（在相同的週二下午）的供給表，而後為與其對應的供給曲線。

上列數字的背後故事如下，鎮上共有「快客」和「滿加」兩間單泵加油站。業主會替地下儲油槽安排定期補給，其中一間的容量為50加侖，另一間為200加侖，並預設市場價格界於每加侖2.5美元和3美元之間。如果價格降得太低，他們只需關閉加油站，並希望不久後能回到更好的交易條件。隨著價格上漲，他們使用各種方法來增加銷售，例如午餐時間不休息以延長營業時間，替顧客加油而不收取額外服務費用（也替下一位潛在客戶清理油槍）。在每加侖6美元以上時，農人吉姆認為值得進入市場。他手頭握有運轉農用設備的備份汽油，而且汽油價格高到足以讓他離開農場工作，設立路邊攤並販賣汽油給一些過路客。

這些假想數字僅服從供給法則，供給法則指出，隨著市場的商品或服務價格上升，生產商會願意提供同樣或更大量的商品單位數。以下是通用供給曲線的樣子：

通用供給曲線

或

利用供需來解釋市場價格

供需概念之目的只是為了讓我們整理思緒，思考在不同變化下如何影響市場價格。某些變化，如消費者口味或特定資源獲取難易度，可以透過有條不紊地分析特定商品或服務的供需影響，衡量其對市場價格的最終影響。但在舉例之前（下一節），你先得看一下標準示範，說明穩定的供需曲線如何提供市場價格之標的或錨點。

讓我們先完成上述汽油市場案例。在下表中，我們結合整個市場需求表與供給表，並替每個假定價格新增兩個計算量：

汽油市場（週二下午）

盈餘（或「過剩」），發生於在某特定價格下，「生產商試圖出售的商品或服務單位量」多於「消費者想購買的單位量」。短缺，發生於在某特定價格下，「生產商試圖出售的商品或服務單位量」少於「消費者想購買的單位量」。在這種情況下，平衡價格（或市場出清價格）就是供給量恰好等於需求量的價格。如果市場處於平衡狀態，沒有盈餘，也沒有短缺。
在我們的例子中，市場平衡價格是每加侖汽油2.5美元。這個價格之所以處於平衡狀態，是因為它平衡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壓力。（在物理學中，安置桌上的球處於平衡狀態，因為下拉的重力被桌子上推的反作用力準確抵消。）我們的概念是，如果出於某種原因，使得價格高於每加侖2.5美元，市場會推動價格下降。

例如，如果生產商評估周二下午的市場價格將為3.5美元，他們會計劃出售共130加侖的汽油。但是，在這個公告價格下，消費者的購買總額只會有21.5加侖。如果「快客」和「滿加」的業主堅持3.50美元的價格，他們會有108.5加侖的無法售出的盈餘。供給的定義，是假定在實際收取之不同價格下，生產商願意出售的單位量。加油站業主很快就會認識到自己錯估市場，意味著無法以每加侖3.5美元出售130加侖，他們會修正野心勃勃的銷售預測並減低汽油的公告價格。[2]

另一方面，如果市場價格在本週二下午剛好在2.5美元以下，市場會傾向推動價格上揚。具體而言，業主會發現消費者購買量高於業主在較低價格下的計畫銷售量。因此，業主會提高公告價格，一方面賺取更多的利潤，另一方面，也避免因售罄而被迫提早關店，造成客人撲空的尷尬。

我們的直觀論據，顯示出汽油唯一的「穩定」或平衡價格為每加侖2.5美元。特別是，如果我們的假設供需表在虛擬社區中保持穩定，我們預期實際的市場價格將是每加侖2.5美元（或非常接近）。在這個價位上，生產商希望銷售的加侖數，恰好等於消費者希望購買的加侖數－在本例中為36加侖。這就是平衡量。

在通用供需曲線圖中，平衡價格和平衡量出現於曲線的交點，如下所示。在很多教科書中，這些項目以P*和Q*表示。

我們也可以使用通用圖來表示盈餘（過高價格PH ）和短缺（過低價格PL ）。盈餘量與短缺量也表示於相應的括號內。

利用供需來了解價格變動

未受過經濟思考訓練的人，在嘗試分析一些世界事件及其對價格的影響時，經常把自己弄糊塗。例如，如果OPEC國家宣布減少石油輸出，很多人（有時甚至是報紙記者！）會出下如下胡說八道：

「OPEC的宣布意味著石油供給減少，這將提高價格。然而，在更高價格下，將減少石油需求，這將降低價格。」

因此，我們似乎得出這樣的結論：OPEC的聲明將同時提高和降低油價！現在，你裝備了供需分析的工具，能避免這種愚蠢。我們將先分析兩個供給面變化的例子，再分析兩個需求面變化的例子。第五個例子則同時涉及供需變化。

例1：供給減少

第一個例子，讓我們來分析前不久討論的汽油案例。假設OPEC國家宣布他們每天會減產幾十萬桶原油。這個改變將如何影響石油市場？

如果我們想弄清楚（平衡）價格和數量的變化方向，我們可以利用通用供需曲線。（這將是我們分析這節中剩下之例子的策略。）我們先畫兩條任意曲線，並得出恰巧在OPEC聲明前一刻的P*和Q*：

石油市場

現在，我們來看看OPEC聲明的影響。他們的決策會影響供給曲線、需求曲線，或兩者都有？
OPEC的執政者們顯然正減少石油供給。我們可以將他們的聲明如此轉譯：「先前我們取決於不同價格，有著相對願意出售的石油數量。現在我們改變主意，針對每個假設價格，我們將賣得比昨天願意賣的數量來得少。」經濟學家稱此為供給減少或供給曲線左移。後者的原因很簡單：供給減少會使得圖形化的供給曲線向左移動。事實上我們繪製了新的曲線，但視覺上這條新曲線看來像是舊曲線「左移」。

在畫出新圖形之前，我們應該問：OPEC的聲明是否會影響石油需求呢？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小心。當你在考慮「需求」時，記住，需求是針對假設價格與數量兩者的整體關係，而非一個簡單的數字。（想想需求表，整個表格保持不變。）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OPEC的聲明肯定會影響購買油品的平衡量，但這種平衡量改變並不意味著需求改變。絕大多數的油品買家不會直接關心OPEC生產多少桶原油。這種訊息對他們而言之所以相關，是因為他們從基本經濟學知道OPEC的決策將影響石油價格。但談到他們願意在各種假設價格下所願意購買的數量，也就是他們的需求表，OPEC的聲明可能不會有太多影響。[3] 所以在下圖中，我們保持相同的需求曲線。

如下圖所示，供給曲線的左移，會導致更高的（平衡）石油價格，及較低的（平衡）石油生產與購買量。精確地說，經濟學家們會說石油的需求不變，但需求量下降。另一種描述這個關鍵區別的方式，是說我們移動供給曲線，同時保持同樣的需求曲線。上述的假想記者，最終得出OPEC的聲明將同時導致較高與較低油價的結論，是因為他在基本重點上搞糊塗了，他將需求曲線混淆成隨著供給曲線的移動而移動。

石油市場

我們看到仔細地定義供給與需求所獲得的巨大好處。基本上，經濟學家首先取出任何可能改變生產商在不同價格下預期出售量的影響。這種影響原因的列表可能很龐大，包括天氣、生產商對未來客戶行為的預測，甚至是內戰的可能性。在得出所有可能影響供給表的因素後，經濟學家假定除了價格變動外，每個影響供給表的因素都不變。供給表（與供給曲線）可以在這種思想實驗後繪製出來，只有價格改變，其它因素保持不變。如此重複，經濟學家們並非認為價格是唯一影響供給量的因素，而是，當經濟學家在列出供給表或繪製供給曲線時，將所有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以便孤立出價格變化的影響。

同樣的，需求表（與需求曲線）也可以在思想實驗後繪製出來，經濟學家將其它可能影響消費者對於某樣商品採購量的因素保持不變，只有價格改變。透過將其中一項因素設為變數，而其它因素保持不變，使得經濟學家得以建構出商品的需求圖。

當我們試圖分析某些變化的影響時，我們所做的是試圖找出這些變化屬於哪個因素列表。這個變化將影響生產商，以及他們願意販售的商品量嗎？這個變化將影響消費者願意購買的商品量嗎？還是兩者都有？讓我們看看下一個例子。

例2：供給增加

假設風調雨順使得柳橙異常豐收。這將對柳橙價格造成什麼影響？

氣候狀況出奇良好，意味著農民在採收期後將有比平常更大量的柳橙。因此，相比於一般天氣狀況下，他們可能會願意在各種假設價格下出售更多的柳橙。換言之，供給增加，意味著供給曲線右移。

同時，天氣本身可能不太影響消費者在不同價格下的購買柳橙意願。基於實務目的，我們可以說不尋常的天氣不會影響柳橙需求。

如圖所示，供給右移再加上穩定的需求，導致較低的（平衡）價格和較高的（平衡）數量：

柳橙市場

例3：需求減少

繼續上面的例子，假設佛羅里達州的好天氣使得柳橙大豐收。如果假設蘋果園今年採收狀況正常的情形下，柳橙大豐收又會對蘋果市場價格造成什麼影響？

假設佛羅里達州完美的陽光和雨量，並沒有造成各主要果園的蘋果樹豐收。由於柳橙大豐收不太會直接影響蘋果的供給表，所以我們假設蘋果供給表保持不變。

但是，認為佛羅里達州的天氣將影響消費者和他們對蘋果的需求表，卻有一定道理。對於許多消費者而言，蘋果和柳橙可以相互替代，意思是不管哪個都能滿足消費者的最終目標（此例是對水果的慾望）。[4] 當某商品的價格下降時，其替代品的需求也會同時下降。在此例中，因果關係如下：異常天氣導致佛羅里達州的柳橙大豐收，增加柳橙供給，但不影響柳橙需求。這意味著柳橙的價格下降。柳橙的較低價格不影響蘋果的供給，但它會影響蘋果的需求，使得蘋果的需求左移。

這個微小要點對許多初入經濟思維的人而言，有時相當容易混淆。請記住，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將價格保持變動，但其它因素保持不變。而「其它因素」的其中之一，就是其它商品的價格。換句話說：當蘋果價格變化時，並不會影響蘋果的需求表，我們只是沿著蘋果的需求曲線移動。然而，當柳橙的價格變化時，的確會移動整個蘋果的需求曲線（左移）。

下圖表示通用需求減少而供給保持不變的效果：

蘋果市場

例4：需求增長

假設演員羅伯特住進某棟公寓。這將如何影響該公寓的租金價格？

此例的分析直截了當。公寓供給保持不變，房東無法租出比實際存有更多的單位數，而假設羅伯特租用其中一單位的決策，也不會減少房東想要租出去的單位數。另一方面，有大量的消費者（主要是女性）願意和暮光之城的明星住在同一棟樓。羅伯特住進公寓的事實，增加了該公寓的市場需求：

公寓單位的市場

圖中唯一複雜處是奇形怪狀的供給曲線。我們利用這個例子的機會說明需求增加的影響，也同時展示供給固定（不變）的可能性。典型的供給曲線中，需求增長會使得價格與數量增加，但在我們的例子中，只有價格會有所增加，因為公寓的數量不能增加，至少不會隨時增加。[5]

上圖也顯示出，如果價格降得太低，房東甚至懶得出租任何單位給租戶。相反的，他寧願保持閒置，避免那些處理客戶抱怨沒有熱水、吵鬧聚會等等麻煩。但因為擁有建物就是為了賺錢，即使是在相對較低的價格下，房東也願意將所有單位出租。

例5：供給和需求的同時變化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們已經分析了某個變化顯然對供給或需求其中一者有大幅影響，但對另一者只有輕微影響。當變化將同時大幅影響供給與需求時，會發生什麼情況？

例如，假設一份新的醫學報告顯示，那些頻繁接觸皮鞋的人會有嚴重的健康風險。皮鞋的平衡價格和平衡量會發生什麼事？

這份新報告最終將導致皮鞋的供給曲線左移。[6] 如果企業家直接遞交皮鞋，他們不會像以前那樣殷勤地遞交皮鞋。但即使他們僱用別人來銷售皮鞋，也將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資，因為工人寧願從事其他更安全的工作。更高的工資將提高賣鞋的費用，使得供給曲線左移。
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醫學報告也將顯著地影響皮鞋需求左移。在此例中，我們可以自信地說平均量將有所下降，但我們不知道皮鞋的平衡價格會發生什麼事。供給左移往往會提高價格，但需求左移往往會降低價格。只有當我們掌握確切數字時，才能判斷哪個效應較大。一般而言，同時減少供給和需求，可能造成平衡價格上升或下降：

皮鞋市場

或

皮鞋市場

在這節課的練習中你將看到其他供需同時變化的組合。在每種情況下，價格或數量的其中一者無疑將朝某方向移動，但另外一者則保持不確定。[7]

1 一些經濟學將「需求法則」看成一種經驗趨勢，類似於物理學家指出「重力往往使得物品下落」。這種觀點認為偶爾會有需求法則的例外，我們可以想像有人會因為銀條或者名牌包的價格過低而減少購買，因為它不再是一種身份象徵。其他經濟學家則將需求法則視為－法則。對他們而言，它不是經驗趨勢，而是實體物品與銷售數字。相反的，他們透過經濟行為的邏輯推理，證明需求法則為真。當消費者買更多單位的商品時，每個單元本身變得比較不重要，很自然的，那些消費目的是為了滿足最重要目標的消費者，在價格下降時一定會購買至少相同單位的商品。而那些顯然的反例則被解釋為「不同的商品」，因為名牌包對於消費者而言，重點並非是實體的物理性質，而是主觀的幸福感。在這本書中，我們不會對此爭議採取立場，為了避免混淆，我們讓所有的供需表與曲線都服從各自的「法則」。

2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不同的市場有著不同程度的價格「粘性」。加油站可以迅速改變價格，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可以每分鐘就改一次。其他市場，例如住房，其價格變化的速度通常較慢。同樣的原則適用在住房市場時，賣家可能在幾個月後都找不到買家而降低要價。

3 現實中，我們能一些複雜的故事，解釋一些石油購買者會因為OPEC的宣告而修改自己的需求表，特別是那些根據未來估價而囤油的投機者。然而，這種微妙機制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顯然，OPEC的公告，對於供給移動的影響多於對需求移動的影響。

4 另一方面，輔助品是會一起出現的東西。例如，花生醬是果凍的輔助品，如果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果凍價格下降將增加花生醬的需求。因此，輔助品的價格與需求連結與替代品的情況相反。

5 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通常會區分短期供給曲線與長期供給曲線。我們不會繼續往下進行，因為這將涉及更多圖表分析。

6 我們說供給曲線最終將左移，因為可能會有偏執的皮鞋商試著把庫存留到公告當日才拋售，不管到時候價格變成多少。這樣一來，技術上會使得供給曲線右移。但在本文中，我們專注於更恆久的態勢，把焦點放在那些希望在公告後還能留在產業裡繼續賣鞋的生產者。

7 換句話說，在某個給定的條件下，你可以判斷（a）數量肯定上升，但你不會知道價格以哪種方式移動，（b）數量肯定下降，但你不會知道價格如何，（c）價格肯定上升，但你不會知道數量怎麼移動，或（d）價格肯定下降，但你將無法確定數量的移動方式。

課程小結…

經濟學家用供給和需求來解釋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格與數量。供給與需求並非「理論」，而是提供一個心理框架，理解經濟中的變化如何影響價格和數量。
供給和需求表（以及圖形或「曲線」），顯示其他影響因素不變只有價格改變之下的假設性效應。再說一遍，這不是什麼在經濟中影響著人們的「理論」，它只是一個經濟學家整理思緒的框架。
供給法則說，如果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價格的增加會導致生產商出售更多的商品單位，而價格下跌將導致生產商出售較少的商品單位。需求法則說，如果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價格上漲會導致消費者購買較少的商品單位，而價格下跌將導致他們購買更多的商品單位。

新的術語

需求（demand）：「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以及「消費者在某個假定價格下的購買單位數」兩者間的關係。
需求表（demand schedule）：說明個人或團體需求關係的表格。
需求法則（Law of Demand）：如果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較低的價格會導致消費者購買更多的商品或服務單位，而較高的價格將導致他們購買較少的商品或服務單位。
需求曲線（demand curve）：需求關係的圖形化說明，價格擺在縱軸，數量擺在橫軸。有時，通用需求曲線被繪製成平滑曲線，甚至是簡單直線。需求曲線「向下傾斜」，意思是從左上角開始向下並向右延伸。
供給（supply）：「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以及「生產者在某個假定價格下的預期出售單位數」兩者間的關係。
供給表（supply schedule）：說明個人生產者或團體生產者供給關係的表格。
供給曲線（supply curve）：供給關係的圖形化說明，價格擺在縱軸，數量擺在橫軸。有時，通用供給曲線被繪製成平滑曲線，甚至是簡單直線。供給曲線「向上傾斜」，意思是從左下角開始向上並向右延伸。
供給法則（Law of Supply）：如果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較高的價格會導致生產者銷售更多的商品或服務單位，而較低的價格將導致他們銷售較少的商品或服務單位。
盈餘／過剩（surplus / glut）：生產者希望銷售的數量，大於消費者希望購買的數量。發生於實際價格高於市場出清價格時。
短缺（shortage）：消費者希望購買的數量，大於生產者希望銷售的數量。發生於實際價格低於市場出清價格時。
平衡價格／市場出清價格（equilibrium price / market-clearing price）：在此價格下，生產者希望銷售的單位數量，恰好等於消費者希望購買的單位數量。在圖表上，平衡價格出現於供給和需求曲線的交點。
平衡量（equilibrium quantity）：在平衡價格下，生產者欲出售與消費者欲購買的數量。從圖表看，平衡量出現於供給和需求曲線的交點。
供給減少／供給曲線左移（reduction in supply / leftward shift in the supply curve）：因為一些除了商品或服務價格以外的因素變化，使得生產者減少在每個可能的假定價格下欲出售的數量。在圖表上，這種變化會導致供給曲線左移。（類似地，供給增加或供給曲線右移，發生於生產商因某些因素變化而增加在每個可能的假定價格下欲出售的數量。）
需求減少／需求曲線左移（reduction in demand / leftward shift in the demand curve）：因為一些除了商品或服務價格以外的因素變化，使得消費者減少在每個可能的假定價格下欲購買的數量。在圖表上，這種變化會導致需求曲線左移。
替代品（substitutes）：消費者用於類似目的之商品（或服務）。例如，如果某個人走進商店買汽水，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可能互相為替代品。商品的價格變化，往往導致其替代品的需求以相同方向變化。（可口可樂的價格下降可能會導致百事可樂的需求減少。）
輔助品（complements）：消費者一起使用的商品（或服務）。例如，如果某個人走進商店準備野餐食品，熱狗和芥末可能互相為輔助品。商品的價格變化，往往導致其替代品的需求以相反方向變化。（熱狗的價格下降可能會導致芥末的需求增加。）

問題研究

為什麼說供給和需求永遠無法被證偽？
為什麼說需求是某個瞬間的快照？
如何從個人的需求或供給表，衍生至市場的需求和供給表？
說明市場過程如何推動價格朝平衡水平移動。
如果供給增加而需求減少，我們可以如何形容（平衡）價格的變化？（平衡）量的變化又是如何？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2.利息、信用與債務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2.利息、信用與債務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bitzcelt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2.利息、信用與債務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利息在市場經濟中的功能。
常見的信用交易類型。
舉債的優點與缺點。

利息：都跟時間有關

正如我們在第10課學到的，利息是借款人所支付之超出本金返回的金額。例如，如果有人借出1,000元，並於一年後回收1,080美元，其本金為1,000美元，而放款人獲取80美元的利息。通常人們所討論的利率，就是以本金百分比表示的利息，而且通常以年為計算單位。在我們的例子中，此筆貸款的利率為每年8%。

利息這個主題，以及解釋市場如何確定具體利率，可能是經濟理論中最複雜的部分之一。在本課程中，我們顯然只會涵蓋基礎知識。基本上，利息需隨著時間推移。放款人必須獲得利息做為補償，讓他們當下放棄取用自己的錢，換成未來再回收這筆錢的承諾。另一方面，借款人願意支付利息，是因為他們更看重當下的錢（以及當下能買到的東西），而不是推遲到未來再購買。正值利率與時間偏好齊頭並進，時間偏好是享受商品宜早不宜遲的慾望（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利率告訴我們，現下美元相較於未來美元的市場價格為何。當下100美鈔的「市場價格」，唔…是100美元。但在一年之後履行支付100美鈔的保證，當下值多少呢？肯定不是100美元，除了在極不尋常的情況下，沒有人會在今天放棄100美元的鈔票，換來12個月後收到相同的100美元鈔票。我們知道，在實務上，人們當下只需支付少於100美元，以獲得未來收回100美元的承諾，甚至是可靠借款人的承諾。市場利率向我們展示了未來美元的貼現，或（等同於）當前美元的溢價。例如，在5%利率下，人們在當下支付約95.24美元，以獲得在一年後拿回100美元付款的鐵定保證。[1]

從某種意義上說，利率是貨幣之間的匯率，只是這兩種貨幣叫做「當下美元」與「未來美元」。一般的匯率顯示多少美元可以換得1歐元或1墨西哥比索，如果當前年份是2010年的話，利率則顯示多少「2010年的美元」可以換得1張「2011年的美元」。

商業公司如果在數個國家境內營運的話，需要使用匯率來將它的帳戶保持在一個共同分母上。例如，如果某個企業購買某些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零件，並支付比索給墨西哥工人以將零件組裝為成品，最終將產品銷往美國而獲得美元，那麼，該企業的會計師需要將這三個幣值換算成一個共同的分母（假設是美元）貨幣，然後才得出企業是否獲利的結論。

同樣的道理，不同期間或到期日的利率，讓企業能夠計算追蹤他們在幾年之間（而不是國家）的運作。如果企業在2010年從美國供應商那裡購買原料，並於2011年支付美國工人處理原料，而最終製成品則逐漸在2012年期間銷售，該企業的會計師不能忽略各種支出與收入的時間因素。2010年的原料支出及2011年的勞動支出，相較於2012年由客戶手中獲得的美元，有較高的市場價值，所以會計師需要將較後期的錢貼現。市場利率幫助他們採用適當的貼現率，而能回顧為期3年的營運操作，並判斷「我們是否獲利」？

利率越高，企業會越器重當前營運，指出這點很重要。如果項目的所需時間很長，需要在成品出現前投入許多年的勞動力與原料，利率越高，這類項目的盈利就越少。因為執行這類項目的企業家，需在當下與未來許多年內投錢，並希望在遙遠的未來獲得收入。利率越高，項目持續時間越長就會遭到越大的「懲罰」，而市場給予企業家投入資源迅速產出最終成品的鼓勵也就越強。

另一方面，低利率則提供「綠燈」，讓企業家開啟較長期的生產過程。即使我們將所有原料與最終產品的價格保持不變，一個給定的項目可能會在高利率時無利可圖，但在低利率時盈利。像所有其他的市場價格一樣，利率引導企業家有效率地投資有限資源。

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

還記得我們在第10課中，看到儲蓄的增加是如何允許更多投資與更快的經濟增長。而我們現在要展示市場利率如何幫助這一過程。

首先，假設一個初始利率為8%的情景。我們可以用供需曲線（第11課中討論的內容），來說明可貸資金市場的最初平衡利率：

可貸資金市場

請注意，X軸是指正被借用的資金（被需求）與借出的資金（被供給）的總額。Y軸是指貸款的價格，也就是利率。有人說利率是「貨幣的價格」，但這並不精確；利率是「借錢的價格」。在我們的例子中，借一年的100美元，價錢為8美元；當借款人借用並償還貸款本金後，他還是得掏錢購買額外的8美元費用。

平衡利率均等借款需求量與放款供給量。如果利率太高，那麼放款人將要借出的資金，超過借款人想要借款的資金。（說服自己，在較高利率時，和其他商品一樣，放款人會想要放出更多資金，而借款人則會縮小需求。）另一方面，如果上圖中利率低於8%，則會出現可貸資金短缺，借款人會想借的（美元總額），比放款人願意提供的來得多。如供需曲線圖所示，只有8%的利率才會平衡，此時，放款人想提供的錢等於借款人希望借的錢。

如果，社會上大部分人決定增加儲蓄，會發生什麼事？在供需的框架下，我們會把這種變化表示成可貸資金的供給曲線右移，因為，在每個假設利率（價格）下，供應者願意提供更多儲蓄到市場上借出給借款人。假設社會上漸增的儲蓄意願導致利率下降（貸款的價格）到6%，而借出與借入的美元總金額則增加。

可貸資金市場

我們現在對於第10課描述的過程有更完整的理解。當某個社會普遍增加儲蓄，將推動利率下降並增加更多的可貸資金總額。低利率發出信號，讓企業家從事在低利率的情況下可實現獲利的長期項目。在第10課中，我們已經看到，當社會上的人們平均地減少目前消費（餐廳用餐、度假、電子產品等消費），這種節儉所釋放出來的物質資源，使得機械、工具與其他資本品的投資增加，最終將提高未來產出。我們現在看到市場利率起了重要作用，幫助企業家調整到客戶的新偏好，並引導他們將生產結構移往更具未來性的方向。

常見的信用交易

在簡單的信用交易中，一方拿出自己所儲蓄的錢，換得另一方的聲明（或承諾），可能是在未來某指定日期支付特定款項，或在各特定日期的分期付款。[2]

在本節討論的例子中，信用交易並未創造貨幣，而只是把錢從某個人手中移到另一個人手中。[3] 當某人買了一包口香糖時，並沒有創造出新錢；買家只是用錢換取口香糖。同樣的，簡單的信用交易也不會創造貨幣，放款人將手中的錢交出，以換取一張借款人的欠條。基於這個事實，信用交易本身並不像大多數人所相信的那樣會傾向於「推動價格上漲」。雖然借款人能花用的數額確實比原先可用數額增加，但放款人可以花的也相對地等量減少。借款人在還款時必須限制支出以支付本金（加利息），而這筆錢則提供放款人更多消費力。

債券

當某間公司希望借錢時，它會銷售債券，債券是一種法律請求權，賦予債券持有人享有債券發行人（即公司）支付現金流的權利。「發行」債券的背後一點也不神秘；它只是一只公司向社會上其他人借錢的標準化合約。「買債券的人」事實上只是將錢（債券價格）借出，換得該公司定期支付利息且最終歸還本金的正式承諾。

銀行

當某人想借錢時，他可以和其他的人達成協議。然而，許多情況下，借款人會使用像銀行那樣的信用中介服務。銀行是市場上最終放款人與借款人之間的中介。首先，銀行扮演借款人角色，存戶提供資金給銀行（並賺取存款的特定利率）。接著，銀行利用這些資金變成放款人角色，放款給市場上希望從銀行借錢的人（並支付比銀行付出之利率高的特定利率）。

一個成功的銀行，能夠賺到足夠的價差（從支付存戶的利率與放款所收取之利率差），支付僱員、其他開支及營運銀行之企業家的收入。而銀行能夠如此保持價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同借款人有不同程度的信用風險。

想想，一對年輕夫婦想要一筆按揭貸款來購買200,000美元的新房。最終，他們從各個分散在社會中的存戶儲蓄中借到錢。但是，如果這對準借款人去一個一個敲門，試圖找到200個願意放款1,000美元的人，並換取這對夫婦簽名的貸款合約，他們可能沒法找到願意接受的人，就算有，利率也可能相當高。問題就在，這些個人存戶並不是非常了解這對夫妻，即使這對夫妻勤勞又誠實，遭受裁員或突發醫療狀況也可能使他們拖欠貸款。

現在我們明白像銀行這樣的信用中介所扮演的功能。社會上的人們普遍願意將自己的錢存入銀行，因為存入銀行比借出給單一借款人要來得安全。因此，他們願意收取較低利率，相比於他們直接與該對夫婦簽訂的貸款合約利率。另一方面，銀行也能負擔借錢給這對夫妻，因為銀行有評估這對夫婦是否能按時間還款的專家。銀行透過不只放款給一對夫婦，而是放款給數百或數千名購房者，而能降低任何特定貸款違約所造成的傷害。因此，只要銀行正確地估計各個借款人的信用風險，銀行能吸收拖欠與違約的預期數量，成為做生意的部分成本。而銀行對各種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所收取的不同合約利率，則已反映各借款人的風險水平。

當社會中的儲戶透過信用中介機構（如銀行）向借款人提供貸款時，就能讓風險被集中並均勻分擔。如果說，有1%的夫妻借錢購屋但最後拖欠付款，這個損失不會完全落在那些失去畢生積蓄的倒霉1%的借款人身上。相反的，假設銀行確實做好工作，這種按揭付款合約的損失，會被平均分擔到所有借款人身上，並反映到這些借款人從銀行獲取的較低利率上，相比於借款人直接借款給最終借款人。

信用卡

現今流行的信用交易型式包括信用卡使用。例如當客戶在商場內刷卡購買一雙鞋時，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信用卡公司支付錢給商店，並將此筆貸款記錄到客戶的帳戶上。正如上面討論的其他交易，這裡也沒有新錢被創造出來。原則上，這種交易等同於信用卡公司的代表走進店裡，拿出錢來換取客戶允諾支付利息的簽名，然後客戶再用新借來的錢交給店員。我們所熟悉的塑膠卡只是為了便利，讓這些繁瑣的兩步驟過程在幾秒鐘內執行完成。

正如其它借款者，信用卡公司在借錢給借款人時一定要謹慎。當某人申請信用卡時，發卡公司將審查申請人的信用記錄，以判斷申請人能否支付借款。有些公司提供追蹤借款人債務與還款紀錄的服務。這些公司出售每個申請人的「分數」給放款人，讓他們更容易判斷借款人是否能夠按時還款。「信用良好」（意思是高信用評分）的申請人證明自己負責任，能被信任足以還清信用卡款項。另一方面，若是申請人背著其他公司的高額債務，並有付款缺失的記錄，將獲得「信用不佳」（即低信用評分）的評語，並可能不會獲准新卡，或只有低信用額度的卡。諷刺的是，有些從沒有過信用卡或借款過的人，會發現自己很難獲得高信用額度的卡，只因為信用卡發行公司未能找到檢視申請人如何處理債務的紀錄。

舉債的優點和缺點

有些人合理地警告「你永遠不該陷入債務」，並說：「如果你不能支付現金購買的東西，你可以買不起它。」這樣的警告確實很有道理，也有很多人願意作證過多的信用卡債務毀了他們的生活。在自由市場中，如果消費者選擇購買信貸，這是自願行為，消費者在購買當下，認為即刻購買的好處大於未來償還貸款（含利息）的成本。因此，當那些人在批評賒購時，他們依賴的是人們經常後悔先前的自願選擇這個事實。

當涉及到消費者購買信貸時，就產生了有抵押貸款與無抵押貸款兩者間的重要區別。抵押貸款具有抵押品支持，通常是此筆貸款的購買。典型的抵押貸款，包括將房子（和坐落的土地）作為房貸抵押品，或將車輛作為車貸抵押品。雖然這些都是信用交易，但如果可被收購的有價資產，確實會改變了我們對大幅舉債的評價。例如，如果有人借了10,000美元去乘坐郵輪，沒有任何東西（除了回憶）可以拿出來變賣，而某人借了10,000美元去買輛新車，如果情況改變時，他可以賣掉汽車並支付剩餘債務。[4]

生產性債務的最明顯例子，則是企業家借錢以擴大經營業務時。例如，某家大公司決定發行1,000萬美元的新債券，以資助建造新工廠。只要一切按計劃進行，該公司會從社會上借用1,000萬美元，並使用借來資金購買原料、設備和工人的勞動服務。當工廠建成並開始運行後，該公司的總營收將增加，而由此產生的盈餘，能讓公司定期支付利息給新債券持有人，並最終支付本金以消除債務。在許多方面上，債務企業用來資助投資開支的簡單集資方法，另一種方法是我們會在第14課談到的股票發行。

個人同樣也能借用生產性債務，如果他們是替大學或醫學院的學費貸款。生產性債務的基本特徵，是借來的錢會投入提高借款人未來收入的投資，所以償還貸款不會成為負擔。

1 你可以驗算$95.24x1.05=$100.00。

2 注意，如果商家允許客戶用「賒帳方式」購買商品，你可以把這整筆交易分成兩個部分：首先，商家借了固定額度的錢給客戶，而客戶使用這些借來的錢來向商家購買商品。

3 近代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已經合法化部分準備金制度銀行，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推動貸款時就在創造新錢。這是一個複雜的話題，我們不在這本入門書中討論。

4 嚴格來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的區別，並沒有和不同類型的借貸行為完美匹配。例如，有人可以用他（以前用現金購買）的車作為抵押品來獲得抵押貸款，然後用這筆錢去資助遊輪度假。另一方面，牙醫可以用個人信用卡去購買新電腦，供診所接待員使用。然而，信用報告仍會針對無抵押貸款的數額進行較多減項，因為這些債務沒有資產「擔保」。

課程小結…

在市場經濟中，利率能協調消費者對於當前消費或未來消費的偏好，以及生產商對於較短或較長時間項目的投資。如果人們沒有耐性，利率將升高，生產商將投資於相對快速的項目。如果人們願意推遲享受並儲蓄，利率將降低，讓生產商足以進行較長時間項目的投資。
常見的信用交易，包含公司透過發行債券借錢、購屋者向銀行貸款及個人使用信用卡支付購買。
舉債有其優缺點。從積極面看，債務允許借款人更早購買。從消極面看，高額債務負擔會迫使借款人投入更多收入，向放款人支付利息（或「財務費用」），減少未來可享受的收入。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借來的錢花在投資，而不是花在立即享受時，舉債可以具「生產性」。

新的術語

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人們寧願馬上享受而非推遲享受的程度；人們對於享受不願久等程度的量器。
貼現（discount）：貨幣單位因為直到未來之前都無法花用，其價值減少的百分比。
匯率（exchange rate）：某種貨幣以另一種貨幣計價的「價格」，或多少單位的某種貨幣可以換取一個單位的另一種貨幣。
到期日（maturity）：特定貸款的持續時間以及適用利率。（貸款和其相應的債券可以有或長或短的到期日。）
可貸資金市場（loanable funds market）：放款人以商定利率把錢借給借款人的市場。
信用交易（credit transaction）：交換行為中，其中一方放棄一些商品（譬如錢），而另一方承諾在未來放棄一些商品（譬如錢）。
債券（bond）：公司的欠條，其償還所借本金加上利息的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債券持有者當下將錢給公司，希望在未來收回本金加利息。
部分準備金銀行（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銀行的典型做法，不將所有客戶存款留存金庫。換句話說，銀行帳戶裡的錢比銀行金庫中的錢多。
信用中介（credit intermediary）：放款人與借款人之間的「中介」個人或組織。
銀行（bank）：常見的信用中介角色，從許多不同放款人手中取得存款，並放款給許多不同的借款人。
儲戶（depositors）：將錢交給銀行的人。
價差（spread）：信用中介機構（如銀行）對借款人收取的利率，與它支付給放款人或存款的利率，兩者之間的利率差異。正值價差使得信用中介從其經營活動中獲利，只要信用中介正確地估計其借款人違約的可能性。
信貸風險（credit risk）：借款人無法償還貸款的可能性。
按揭貸款（mortgage）：特殊的貸款類型，借款人以借來資金購房（或其他不動產）。通常情況下，物業將作為按揭貸款的抵押品。
違約（default）：借款人停止償還貸款的情況。
拖欠（delinquencies）：借款人對放款人（如銀行）而言信用不佳，因為他們沒有即時支付應付款項。
信用卡（credit card）：讓借款人在購買時能獲得發卡公司即時貸款的一種裝置。
信用記錄（credit history）：個人的借款與還款行為記錄。
信用評分（credit score）：某個機構基於個人信用紀錄的評分，有助於潛在放款人對於放款給該個人的風險度決策。
信用額度（credit limit）：從預先核准資源（如信用卡）中，可借貸的最高總額。
抵押貸款（secured loan）：以資產（如房子、汽車等）作抵押品的貸款，以備借款人違約的情況發生。對借款人的好處是，利率將低於相似款項的無抵押貸款。
無抵押貸款（unsecured loan）：沒有抵押品支持的貸款。如果借款人違約，放款人沒有其他選擇。對借款人的好處是，資產不會在違約的情況下被奪取（或「收回」）。
抵押品（collateral）：借款人在申請貸款時「提交」的資產。如果借款人違約，放款人可以擁有抵押品作為補償。（例如，如果借款人想要借錢買房或買車，這些物品本身也可以作為抵押品，這意味著如果借款人未能按期付款，放款人可以取走抵押房屋或汽車。）
生產性債務（productive debt）：用於資助投資的債務。理想的情況下，投資支出所產生的額外收入，能夠讓借款人支付債務增加的利息，使得額外借款「替自己支付」。

問題研究

為什麼是第一節標題是「利息：都跟時間有關」？
*什麼是利率和匯率之間的連接呢？
為什麼低利率提供長期生產過程「綠燈訊號」？
信貸交易中，是什麼被交換了呢？
什麼是「生產性債務」？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3.損益會計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3.損益會計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reynermedia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3.損益會計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利息和利潤之間的區別。
損益會計的社會功能。
損益會計的限制。

利潤與虧損引導企業家

在前面的課程中，我們說明了市場價格在市場經濟中引導每個人的行為。例如，如果某個突如其來的寒流衝擊柳橙作物，柳橙供給量的突然下降會導致柳橙和橘汁的價格上漲[1] ，這種價格上漲會讓消費者少買一些柳橙和橘汁。另一個不同的例子，如果人們越來越多關心牙齒的整齊度，矯正牙套的需求將上升，這最終將導致更多的學生選擇牙醫作為職業。[2] 市場價格是客觀物理世界與主觀個人偏好兩者變化的信號，讓人們能夠因應新的現實調整自己的行為。

企業家並非對某種具體價格作出反應，而是對於某些價差作出反應。具體而言，企業家評估所需花費的輸入成本（僱用工人、原料、電費等），然後預測銷售最終商品或服務時可能會從客戶手中獲取的總營收。簡言之，企業家評估自己計劃的行動是獲得利潤或遭致虧損，而這種計算則涉及當前與未來的市場價格。

一般而言，可以產生高（貨幣）利潤的活動將吸引更多企業家投入，而那些會造成損失的活動將受企業家排斥。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中，隨著企業家不斷調整自己以符合現況，貨幣利潤和虧損有隨著時間推移被削弱的傾向。當更多企業家湧入高獲利活動時，他們購買必要投入的努力將導致價格上漲，而最終成品或服務的輸出增加，則會降低消費者價格。這兩組價格間的差距，推動原先的高獲利趨於萎縮，使貨幣利潤隨之減少。

當某活動經常遭受虧損時，則會發生相反傾向。新企業家將迴避該領域，而原在該領域的企業家則將縮減或放棄原先業務，並轉移到不同的工作項目上。企業家對於必要投入的總需求下降，導致勞動力、原料與其它用於此特定活動的物品價格降低。另一方面，最終成品或服務的供應降低，則傾向於提高消費者的必須支付價格。這個過程會持續，直到成品價格漲得夠高，而投入價格降得夠低，從而使剩下的企業家不再因生產該商品或服務而蒙受損失。

利息與利潤

我們已經解釋了，當某個企業家在計算生意是否盈利時，他必須考慮到活動過程中各種投入的價格。例如，經營一家生產電視的工廠必須考慮：（a）支付給產線工人的薪水，（b）購買散裝金屬與塑料的價格，甚至（c）因營運所需電力而支付給電力公司的款項。只有銷售電視的總營收大到足以負擔這些費用時，這項活動才有利可圖。

然而，直至目前為止，我們都忽略任何長期操作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投入」：其金融資本投資及這筆投資以利息計價的「價格」。利息支付因素要如何算入盈利考量，用具體例子說明最為簡單。

假如某人可以在1月時以10,000美元購買一塊包含聖誕樹苗的土地。只需要等到12月，就能以平均每株30美元賣出100顆成熟的聖誕樹。等樹木全部售出後，還能以7,300美元賣出裸地。從聖誕樹與裸地的總營收中，這位企業家可以把原先10,000美元的投資變成3,000+7,300=10,300美元，確實比原先的多。我們能作出這個聖誕樹投資可盈利的結論嗎？

在回答問題前，聖誕樹企業家還需要考慮利息支付。舉例而言，如果這筆10,000美元是以年利率5%從某人手中借來的，那麼，這筆投資事實上是賠錢的。以10,300美元試圖還清債權人的借款，最後還欠200美元。[3]

就算這位聖誕樹企業家用自己的儲蓄，如果有高於其隱含之3%回報率的其他較高回報（較低風險）投資選擇，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是會說企業家在這筆交易上「虧損」。例如，如果此人可以在1月時以10,000美元的積蓄購買5%的企業債券，而且也認為此項投資至少和花錢買育有樹苗的地同樣「安全」的話，在某種程度上，此人若選擇投資樹苗將虧損200美元。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貨幣「虧損」將不會顯示於正式會計記錄上，因為這500美元的公司債券利息損失是機會成本，而不是從口袋中支付的開支。

在第12課中，我們了解人們通常附與當前美元（或其他型式的貨幣）相較於未來美元更高的價值，這意味著利率為正。在討論競爭及其對利潤影響時，我們需要記住這個事實。即使從長遠看來，競爭也不能完全削平企業家銷售商品或服務的收入，與支付勞動與原料等投入的支出，兩者間的差距。因為有一部分的所謂毛利（或會計利潤），必須用於支付投資在營運上之資本的利息。當我們說豐厚利潤吸引更多企業家投入某產業時，更精確地說，我們的意思是高淨利（或經濟利潤），即，將資本投資利息計入營運「投入」後的利潤。[4]

損益會計的社會功能

許多天真的市場經濟觀察者都帶著純粹武斷的社會公約來斥責。對於這些批評者而言，藥廠或鞋廠老闆決定在某一最大化利潤的情況下停產，似乎毫無道理。再生產多一些阿斯匹靈或多一些3T尺寸的鞋，顯然是可能的，但工廠老闆決定不這麼做，因為這麼做會「賠錢」。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中每天生產許多顯然多餘的工具與無用的奢侈品，因為這些商品有利可圖。那些因這個系統感到憤怒的觀察者，可能會接受「為人生產而非為利潤生產！」這個口號。

這些批評者並不欣賞損益測試提供市場經濟成員不可或缺的服務。不管是什麼社會制度，都存在令人遺憾的事實：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生產人們想要的所有商品與服務。稀有性使得每個經濟決策都涉及權衡。例如，當稀有資源投入於生產更多阿司匹靈時，拿來生產其他東西的必要資源就會減少。光問「如果有更多的藥世界會不會更好」還不夠。重要的是問：「如果有更多的藥，且其它因生產更多藥而被犧牲的商品與服務則減少，世界會不會更好？」

在標準入門教科書中，通常將經濟問題定義成「如何將稀有資源分配到特定商品與服務之生產的社會決策」。在現實中，「社會」不會作出任何決策，而是個別的社會成員做決策，這些決策互動會決定人類所有資源處置的最終命運。在我們本節正研究的純粹市場經濟中，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服從私有財產的規則，也就是每特定單位資源的所有權。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價格會在個體間從事自願交換時形成。而價格結果反過來提供企業家計算（估計）各種可能活動之損益的能力。財產所有者自願交換的交流「確定」什麼商品與服務該被生產，而由市場價格所提供的信號以及其損益計算結果，則協助財產所有者作出明智決定。

退一步綜觀全貌可能有用。企業家提供資金給勞動服務、資本品與自然資源的所有者。然後再使用這些投入來生產商品與服務，並出售給消費者以換取資金。

消費者永遠是對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真正的老闆是消費者。他們透過購買與拒買決定誰該擁有資本運行企業。他們決定什麼該被製造，決定該製造多少與多好。他們的態度會對企業家產生獲利或虧損的結果。他們使窮人變富，使富人變窮。他們是難搞的老闆。他們充滿率性與幻想，多變又不可預知。他們不關心過去的成就，只要提供給他們的東西更討喜或更便宜，他們就會離開原先的承辦商。

－Ludwig von Mises，《Bureaucracy》，頁227

當某特定企業「倒閉」時，最終的意義是消費者不願意對其產出成品花足夠的錢，使其足以支付企業家為了競爭產出這些成品所必要之稀有性投入的支出。

為了更具體地搞懂這個原則，讓我們來看個愚蠢的例子。假設有個成功建商身亡，並把生意傳給他的蠢兒子。他的兒子想到個好主意，蓋一棟純金的新公寓建物。他正確地估計出，電梯、走廊甚至廚櫃都鋪設純金的公寓，將有高需求。而他還能以相比於同區一般公寓較高的價位出租他的公寓。

全貌：企業家購買投入並製造提供給消費者的商品與服務

當然，故事還沒完。儘管他的收入非常高，這個笨兒子的生產成本是天文數字。除了勞動力、木材、混凝土和其他物品之外，他還必須花費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大量購買黃金。他的會計師告訴他，儘管有更高的收入，他正因替公寓鍍金的決策而失去難以置信的大量現金。如果他沒有趕快變聰明的話，他會散盡家財。無論如何，他都無法蓋出一棟鍍金公寓。

現在，如果我們採訪他並問發生了什麼事，他可能會說：「我的生意用不起黃金。」但是，請注意，這並不適用於所有企業家。畢竟，黃金昂貴的原因是購買者正支付如此高的價格。例如，珠寶商仍然覺得購買黃金作成項鍊和耳環有利可圖，而牙醫仍然覺得使用黃金作為填料有利可圖。沒有珠寶商會說：「我的生意用不起黃金。」

粗略地講，在資源所有者與企業家決定將多少資源分配到每條潛在生產線時，損益系統能傳達消費者的期望。最終，並非金礦業主或產業領袖，來決定黃金將如何用於市場經濟。相反的，這些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所引導。「正常公寓勝於鍍金公寓」的消費者需求，結合「鍍金項鍊勝於銀項鍊」的消費者需求，導致鍍金公寓滑稽地無利可圖，而鍍金項鍊則全然合理的結果。

損益測試提供自由企業系統一個架構。人們可以自由地開創企業，並能自由地將自己的資源（包含自己身體的勞動服務）出售給任何人。在一個基於私有財產制的市場中，當企業家將具有特定市場價值的資源，轉換成具有更高市場價值的成品（或服務）時，就會出現利潤。獲利企業家在經濟體中提供他人明確的服務，這層意義很重要。要是沒有損益計算的回饋，企業家就不知道他們是否經濟地使用營運資源。

利潤的社會功能

「在自由經濟中，工資、成本與各種價格由市場競爭自由發揮，而是否獲利的前景，則決定什麼被製造與製造多少，以及什麼不被製造。如果製造某樣東西沒有利潤，這是勞動與資本錯誤投入這項生產的訊號：這些資源的價值，必須被用在比這些資源本身價值更高物品生產上。」

「簡言之，利潤的功能，就是要依據數以千計不同產品間的相對產出，引導生產要素的分配。沒有任何官僚，無論其有多睿智，能以武斷解決這個問題。」

－Henry Hazlitt，《Economics In One Lesson》，New York: Crown Trade Paperbacks，1979年，頁161–62

損益會計的限制

損益計算並不會決定市場經濟中人的行為，僅會引導他們。會計核算的規則是一種精神上的工具，類似算術的基本工具。年輕學生們被迫背誦乘法表，但多數人都理解這些「規則」並不武斷，它們只是一種表達現實客觀真理的快捷方式。如果想要的話，成年人也可以忽略乘法，但他們可能不會在生活中過得很好。如果有太多的人決定不再「相信」算術，文明會崩塌。

類似的，企業家（或會計師或設計他們商務軟體的程式設計師）必須學會正確地構造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來瞭解企業是否盈利。這些技巧並不專斷，也表達了物理世界與他人（主觀）偏好的真理。如果願意，任何企業家都可以選擇忽略這個底線，但他就無法長期經營。如果太多企業家走這條路，很快就會發生大規模飢荒。

儘管算術與財務會計這些精神工具有著巨大的重要性，其效用仍有限制。畢竟，年輕學生學到的比數學更多，取決於他們的背景，他們可能也記住十誡、讀亞里斯多德，並研究法國大革命，以成為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算術（或更普遍的數學）有助於引導人們決策，但顯然，這種知識到目前為止的作用，只在於表達。

類似的限制也適用於財務會計與損益測試。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並非利潤最大化的奴隸；企業家可以在聖誕節前夕到新年期間關店，和家人一起過年。企業家也能自由地給予長者折扣或免費服務窮人，表現得就像慈善行為。這些決定沒有什麼「不合算」或「低效」。

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財務會計讓企業家理解這些決定的要價。電影院老板可能不會在節日期間關店，因為具有可觀的潛在收入。[5] 然而，利潤動機「驅使」一些商人甚至在聖誕節也工作，這個看似可悲的事實，實際上只是反映消費者有多喜歡在放假時看電影。

就社會制度而言，私有財產（及其市場價格與損益會計黨羽）對人類非常有益，因為它提供經濟活動連貫性。承認這個事實並不是在說「利潤就是對的」。舉個例子，許多消費者可能願意將大筆錢花在不道德的事情上，但生產這些商品或服務的盈利能力並不能洗掉它們的瑕疵。經濟學並沒有說：「電影製片廠必須製作暴力電影，如果它能賺最多錢。」實際上，企業家很有可能會進入某個行業並生產那些具有最高利潤的東西，但嚴格來說，經濟科學並沒有指示企業家們奉獻生命以盡可能地累積財富。

即使在許多人認為某些有利可圖活動不道德的情況下，利潤動機本身並沒有錯，錯在消費者對於罪惡目的之需求。例如，確實有大量耕地被用於種植菸草而非西紅柿。但最終並非資本主義制度「迫使」農民種植這麼多菸草，而是有許多消費者願意將自己的錢花在香菸而非沙拉上。要批評這種不健康的結果，問題不在私有財產本身，而是吸菸者的自願選擇。

美好的生活並非只有獲利，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錢解決。然而，市場經濟所形成的貨幣價格，可以讓人們評估自己的事務，瞭解當他們以特定方式使用財產時，忽略了多少其它願望。

1 粗略地講，技術層面上，寒流本身並不會導致價格上漲，甚至是實物供應的減少也不會引起價格上漲。更準確地說，我們應該說寒流改變了柳橙生產者的情況，然後生產者的主觀評價與市場上消費者原先的主觀評價相互交流，使得柳橙的平衡價格比以前高。顯然，說「供給下降所以價格上漲」更簡單。

2 一如以往，這些例子應該解釋為一種傾向，而且只在其它因素仍然相等的情況下才會導致實際變化。如果柳橙供給下降時還出現一份新的報告指稱橙汁致癌，那麼橙汁價格可能最終會下降。另一方面，即使牙醫的收入因為牙齒矯正需求增加而上升，還是有可能會有學生因為某部受歡迎的電影描述牙醫工作的不堪而決定不進入該領域。

3 我們忽略提前支付本金的複雜性，在這種提前償還本金的情況下，利息開支就不會到500美元。

4 大多數經濟學家會把企業家「付給自己的工資」從會計利潤中扣除，以計算淨利潤或經濟利潤。但在聖誕樹的例子中，我們假設業主除了花12個月等待樹木成熟之外，沒有做任何工作。

5 當然，僱主可能聘請員工來運作電影院，而他自己則和家人待在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明白，為什麼工人覺得不能和家人一起過聖誕節的這種班表「有利可圖」。

課程小結…

利息是指將某筆儲蓄進行放款或投資於某項目的正常回報，而投資於其他項目也差不多能夠獲得同樣的回報。經濟利潤是指企業家從某特定項目中獲得的額外回報，超過所投入之資本可從其它類似項目中賺取的正常利息回報。
獲利與虧損，有助於引導企業家以最能滿足客戶偏好的方式使用稀有性資源。如果某項活動有利可圖，這是一個信號，讓企業家把資源轉化為更高價值的商品與服務。如果某個企業家正遭受虧損，這也是一個信號，消費者偏好停止將資源投入虧損操作上，而將資源投到其他創造更有價值的商品與服務的地方上。
損益會計只能反映某項操作的貨幣層面。企業家可能會繼續經營「虧損」業務，只因為個人從中獲得成就感，此種決策並沒有什麼「不合算」的地方。即便如此，精確的損益會計讓企業家能作出使用稀有資源的明智決定，它讓企業家也考慮他人對於該如何使用這些資源的偏好。

新的術語

毛利／會計利潤（gross profit / accounting profit）：超過支出總額的收入。報紙上說某企業在某期間的「利潤」時，指的是毛利。
淨利／經濟利潤（net profit / economic profit）：在毛利之中，超過所投資之資本的正常利息回報的部分。
經濟問題（economic problem）：如何分配社會上的稀有性資源（包括勞動力），以生產最能滿足人們偏好的商品與服務組合。

問題研究

請解釋：「企業家並非對特定價格有所反應，而是對特定價差有所反應。」
請說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中，隨著企業家不斷調整自己以符合現況，貨幣利潤和虧損有隨著時間推移被削弱的傾向。」
*利息如何與利潤相關連，特別是會計利潤與經濟利潤間的差異？
在何種意義上，引導市場經濟中生產決策的，不是「行業領袖」，而是消費者？
市場經濟是否迫使企業家無所不用其極地最大化利潤？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4.股票市場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4.股票市場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rednuht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4.股票市場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股票市場的定義。
企業債券與企業股權的差別。
股票投機的社會功能。

股票市場

在日常對話中，人們經常提到「市場」，並問說市場是「上漲或下跌」。他們的意思並非整體市場經濟，而是股票市場。股市是一種特殊市場，買家和賣家在其中交易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是能夠合法轉讓的公司部分所有權轉。例如，如果有人擁有50股的Acme公司股票，而Acme公司共發行1,000股，那麼這個人就擁有5%的Acme公司。這個人與其他股東按比例擁有Acme公司的資產與收入。

股份買賣出現於交易所，如紐約證券交易所（位於紐約華爾街11號）或倫敦證券交易所。你或許看過瘋狂交易員對出現在超大螢幕上的股價競標。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對於一般人而言，買賣股票（通過股票經紀）變得更加容易，而不必實際到訪證券交易所。

當人們提及某隻特定股票的價格時，他們通常是指最後一筆交易的價格。在許多與股市不相關的場景中，賣方會先定價並等待一段時間，觀察賣出多少後再調整價格。例如，一對想要賣房子的夫婦，可能會先掛上售價後等上至少一個月，才會考慮減價。雜貨店可能會較頻繁地更新牛奶或雞蛋的價格，但即使如此，購物者通常不會看到這些項目的價格每過一個小時就改變。股市的情況就不同了，每天都有數十億的個股易手，其價格可能非常波動，時時刻刻都隨著衝擊「市場」的新訊息而變化。

為什麼發行股票？（債務與股權）

在第12課中，我們了解，企業家有時向別人借錢以加速業務擴展。如果是獨資企業，想要獲得外部資金的個人經營者可能會向朋友或家人貸款，依靠非正式的契約以及債主對其人格的信任。

而另一種集資方法，則是販售企業的所有權。在這種情況下，現有業主可以透過首次公開募股（IPO），公開發行販售給他人的股份。或者，現有公司也可以透過出售額外股份的股票以籌集更多資金（從而稀釋原股東的所有權）。

基於各種不同規定、法律與稅務原因，股份公司相較於其它型式的公司較為有利。在本課中，我們的目標只在於了解公司透過發行債券與發行股票來籌資，這兩者之間的基本差異。後者也被稱為發行股權，因為它賦予了該公司的所有權。

舉個具體案例，假設Acme公司做得很不錯，並希望籌集1億美元以擴大營運。其方法之一是出售新債券給放款人，承諾支付（譬如）每年5%的利息，並在十年後返還本金。在這個方法中，Acme立刻就獲得所需的1億美元，在償付1億美元以撤銷債券之前，必須連續十年支付500萬美元年息。（如果Acme不希望在未來拿出1億美元的話，它當然可以透過發行新債券來以債償債，就像屋主再融資一樣。）

Acme透過發行新債來集資，有其優缺點。如果事情按計劃發展，這1億美元的新資金（花在新工廠、廣告與招募高手經理人等），將提高Acme每年超過500萬美元的收入，這意味著所發行的債務將「自償」。也就是說，Acme的收入增加且足以負擔利息支付，因此，長期而言，Acme的所有人（即股東）將因發行債券的決策而變得更富有。無論這個決策最後獲得良好結果或是被證實只是個美好幻想，Acme都仍得支付其借款的5%固定利息。

承擔額外債務的缺點，就是無論舉債結果是否有利可圖，Acme都需支付債權人（即債券持有人）。如果這1億美元的新資金沒讓Acme（平均）每年至少增加500萬美元的利潤，Acme的所有者將因其錯誤決策而變窮。如果他們能正確地預測Acme公司的命運，就不會同意以5%的利率借錢，然而，一旦售出債券後，他們就無法閃避合約義務。他們被鎖死在每年高達500萬美元的利息支付，無論Acme的營運狀況如何。[1]

若不發行新債券，Acme公司可以販售新發行的股票。例如，假設原本Acme有200萬股，分別由社會中的不同的所有。如果Acme以每股面值50元發行200萬股新股，這將提供擴張所需的1億美元新資金。但現在，Acme的股數上升至400萬股，原股東的所有權比例被稀釋了。譬如，如果比爾擁有20萬股，他原先擁有10%的Acme，但在發行新股後，比爾原先擁有的20萬股，現在只占5%的Acme（400萬分之20萬）。[2]

通過擴大Acme本身的所有權股數，這些新股並不等於Acme的固定支付承諾（債券就有）。身為部分所有人，如果擴張進展順利而公司具有實質收益，這些新股東能共享「好處」，但另一方面，如果Acme未來幾年表現不佳，他們也蒙受呈比例的損失。因為股東為剩餘索取權人（Residual Claimant），股票所賦予的Acme資產所有權份額，為償付其他債權人之後的剩餘部分。例如，在某年的營收中，Acme必須先支付合約利息給債券持有人，才向股東發送股息。

經濟學家和其他金融分析師有著不同的理論與經驗法則，來解釋某個給定公司對於債務與股權之間的理想平衡。以本書目的而言，已足以讓你了解新發行的債務（而不是股權），增加現有股東回報的可能性，但有更高風險。相反的，如果現有股東發行更多股票，並將讓更多人擁有部分的公司所有權，雖然高回報的範圍減少，但同時也可以與更多的人分擔虧損。

某公司的槓桿比率，是指其債務與股權的相對大小。若公司槓桿比率較高，所有者有更高的潛在回報，但也有更高的破產潛力。在金融市場世界中，企業會採取不同的槓桿比率。某些投資者購買槓桿比率較低之保守公司的股票（或放款給保守公司），而其他更積極的投資者，則對高債務負擔但擁有健全商業計畫的公司較感興趣。

股票投機的社會功能

從個人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公司股票是一種個人儲蓄的特殊投資途徑。投資者不將錢藏在床墊下或借給銀行，而可以選擇購買一間或數間公司的股票。投資者期望自己投資的市場價值隨時間推移而增長，無論是因為公司定期支付的股息（公司將部分獲利分配給股東的份額），或是因為股票的市場價格上升。很多人會將至少一部分的儲蓄投資於公司股票，因為公司股票通常比債券提供更高的回報率。[3]

儘管其實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人們往往認為股票投資者不同於股市投機者。投機者買入股票並非看在公司長期的增長潛力，而是期望不久後的股價上升。投機者不尋找健全公司來投資，而是尋找被低估的股票以達到快速獲利。[4] 在許多人眼裡，股票投資是市場經濟中一個非常值得尊敬也確實至關重要的功能，而股票投機則被認為不道德且有害。

這種對股票投機的譴責，未能體會這種活動的真正貢獻。在第13課中，我們了解到，成功的企業家以低價購買資源，將其轉換成商品與服務，以獲取更高價格。企業家獲得的利潤越高，這種資源與消費品價格的差距就越大。而企業家則提供重要的社會功能，將稀有資源引導至那些（粗略地說）最具附加市場價值的活動上。

股票投機者僅是企業家的某特定類型。畢竟，投機者的座右銘是「低買高賣」。精明的投機者在其它人發現之前，識別出被錯誤定價的股票，並獲得相對應的好處，而後其他投資者才開始看到投機者看到的東西。例如，假設Acme公司股價為每股40美元，但投機者山姆認為這個價格過低，而股價將在周末一份新報導出爐後，上漲到45美元。（該報導帶來的好消息，會讓許多投資者修正他們對Acme未來收入的期望。這些期望變化，將導致投資者現下競標Acme股票，因為這些股份代表Acme公司未來盈利的部分索取權。）基於這種升值的預期，山姆購買了10,000股的Acme。如果他的直覺正確，該報導讓股價上升到45美元，山姆就可以賣掉股份，並因他的投機而獲得50,000美元進袋。當然，如果山姆搞錯，Acme的股價下跌到35美元，若是他在此價格下賣掉持有股份，則將虧損50,000美元。

許多觀察家將股票投機與純粹賭博相連結，但這兩者間有個本質上的差別：當有人在輪盤對紅區下注1,000美元，這個動作並不會影響輪盤的運轉，至少在誠實賭場內不會！然而，當投機者山姆認為40元為低估價格而購買10,000股Acme時，這個行為往往會推高Acme的股價。畢竟，Acme的股票需求突然增加，而股票供給不變，所以，在其他條件相同下，Acme的股價將上升。所以，我們看到，當投機者相信某股票在未來會上漲時，他們試圖從預測中獲利的嘗試，將導致價值被低估的股票上漲。

另一方面，如果投機者相信某股票被高估，那麼他們的行為往往會推低價格。例如，假設Acme的股東認為40美元的股價為高估。他可以賣掉10,000股，然後在股價下降至38美元時再考慮買回來。最終他擁有相同數量的Acme股份在手，但他同時也因投機動作而獲得額外的20,000美元。[5] 同樣，在這種情況下，投機者為獲得個人利益的努力，將導致股價最終往正確的方向移動，因為（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他在40美元時的賣出往往會推低Acme的股價。

綜上所述，成功的股票投機者能辨識且糾正被錯誤定價的股票。雖然動機大多是個人經濟利益，但這些行為也在幾個層面上對社會有用。首先，也是最明顯的，投機者如果成功，實際上會減少股價波動。畢竟，他們的行為會在價格過低時拉高價格，並在價格過高時壓低價格。投機者能使股價不會偏離其「應有價格」太遠，而能減少股價的日常波動。投機者的存在，使得股市整體對於普通投資者而言更加有序也更安全，而無需擔心某隻股票在某個「意外消息」後股價下跌30%，因為投機者通常在事情發生的幾週前就有所感，並讓股價移動到相對應的價格。

更根本而言，股票需要準確定價，這很重要，因為股票代表實際上的公司部分所有權，也就是稀有性有形資產與其替客戶生產的商品與服務。回想一下，黃金的較高市價是一種訊號，告訴企業家們：「我只能用在消費者願意因為使用黃金而支付更多的重要計畫上。」以類似的方式，一間非常有價值的公司，需要有非常高的市場價格（即每股價格乘以總股數），以確保它落於最嚴謹的所有者手中，並做出影響公司命運的正確決策。

舉個蠢例：如果基於某種原因，微軟的股價突然暴跌，投資者可以用1美元買到1百萬股，那麼，將意味著可能只花大概9,000美元買到微軟。如此一來，數以億計的PC用戶命運，將受到任何一個擁有9,000美元且覺得「自己可以把微軟營運得更好」的人所擺佈。在現實中，當然，微軟市值（在撰寫本文時）有幾千億美元。其主要股東可能會在組成董事會或決定其他議題時作出關鍵的錯誤決策，但高股價確保決策者會嚴謹的為其決策負責。[6]

最後，回想一下上節所學：公司籌集新資金的方法之一是發行新股。投機者透過提高股價準確度，能夠幫助讓新的儲蓄流入公司，讓那些具有最佳前景的公司能具有較高股價，因而獲得更多用於擴張的資金。

1 我們忽略了Acme提早贖回債券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依照合約Acme有權提早償還1億美元，從而避免被鎖定5%的利息。

2 注意，比爾持有之股票的市場價值很可能會因為該筆交易增加，儘管他的Acme持有比例已經下降。確實，Acme的資產要（粗略地說）分成4百萬份而不是2百萬份，在此層面上，每股市場價格將預期下降。另一方面，Acme的經營者打算用新股發行帶來的額外1億美元來使公司更具生產力，這往往會哄抬股價，因此，比爾持有的200,000股市場價值也會上升。只有時間會告訴我們Acme的決定是否明智，我們只是要解釋，當公司發行新股時，現有股東的財務利益並不一定會受到傷害。不幸的是，當現實世界中的企業發行新股時，金融新聞報導往往會給出這種印象。

3 當然，公司股票比債券更具風險。股票的市場價格可能會非常波動，而債券收益則依合約固定，這意味著投資者（放款人）必須面對債券發行人違約的風險。（債券投資者也面臨著利率風險，也就是市場利率改變而影顯手中持有之債券市值的風險。但只要投資者持有債券至到期日，所獲得的支付流量默認是固定的。）

4 即使在此，區別也很模糊。有人可能會認為股票被低估的原因是因為該公司「基本面」堅強，而可能在未來享受強勁盈利。這種人可以被歸類為投機者，如果他買股票的原因，不是因為股息，而是因為他預計其他投資者很快就會看到自己看到的東西而哄抬股票價格。

5 即使是那些剛開始不擁有任何Acme股份的投機者，也能透過察覺到Acme股價高估而獲利，他們可以向原Acme股票持有者借來股票，並以目前市場價格40美元賣出，然後再以較低價格買回股票並還給原來的股票持有者。

6 非常富有的投資者可能會持有微軟的一小部分，如果他們不具備電腦產業的知識，相較於持有該公司大部分股份（以及影響軟體開發重要決策的投票權等等），這些投資者可能會把自己的儲蓄分散到許多公司股票上，但卻不是任何特定行業的專家。

課程小結…

股票市場（位於實際存在的交易所與電腦網路）匯集企業所有權股份的買家與賣家。股市決定了哪些人是公司的實際擁有者，而這些人則對公司的營運狀況負起最終責任。
當公司發行債務，出售債券以從放款人手中借入資金時。不管公司成功與否，它都需依照合約金額償付利息及本金。另一方面，當公司發行股票，出售股份以從投資人手中籌集資金時。這些投資人享有該公司的部份盈利，並與該公司的成功（或失敗）相連。
股票投機者試圖「低買高賣」（或「高賣低買」）。成功投機者能修復「錯誤估價」的股票，因為他們的行為能推高被低估之股票的價格，並推低被高估之股票的價格。

新的術語

股票市場（stock market）：一種特殊類型的市場，買家和賣家在其中交易公司股份。
公司股票（corporate stock）：某公司的部分所有權。如果該公司總共有100,000股，握有5,000股的人就擁有5%的該公司。
證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s）：買賣股票的特殊地點或場所。最著名的例子是位於華爾街的紐約證券交易所。
股票經紀公司（stock brokerages）：幫助個人買賣股票的公司。股票經紀將代表客戶執行其買賣股份的指令。
獨資企業（sole proprietorship）：由單一個人擁有的企業。
集資（raise capital）：增長中的企業透過向外部投資人銷售其部分所有權的過程。
上市（going public）：讓廣大民眾都能購買公司股票，相較於那些受到原擁有者特別邀請的有限所有權。
股份有限公司（incorporation）：將所有權配發給各組成股份的公司形式。
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企業決定上市後的第一次公開拍賣股份。
發行債券（issuing debt）：透過向放款人出售債券以集資。
發行股票／發行股權（issuing stock / issuing equity）：透過向投資人出售股份以集資。
以債償債（rolling over debt）：透過發行新債券來償付舊債券持有人。
按揭貸款再融資（refinancing a mortgage）：這種情況發生在房主從銀行手中獲得新的按揭貸款（也許是較低利率或較低月付額），並用來支付目前的按揭貸款。
可贖回債券（callable bond）：債券發行人（借款人）有權提前還清的債券。
剩餘索取權人（residual claimant）：指擁有某公司償付其債權人後之部分盈利所有權的股東。
股息（dividend）：某公司向股東支付的部分淨盈利。
槓桿（leverage）：使用借來的錢來增加某投資的潛在回報。
破產（bankrupt）：企業負債大於資產。
投機者（speculator）：某人因預期價格將上升而購買某資產（如公司股票），或因預期價格將下降而出售某資產。
利率風險（interest rate risk）：債券持有人面臨的風險，因為利率上升將降低手中債券的市場價值。
賣空（short sale）：某人向原所有人借用資產（如股票），目的在於以現有價格出售。最終必須將資產買回，並返還原所有人。

問題研究

如果吉姆擁有某公司的200股，我們可以算出吉姆擁有多少比例的該公司嗎？
公司集資的兩個基本的選擇是什麼？
誰會先分得公司收益，債券持有人或股東？
如果某公司高度槓桿化，其股票將吸引保守投資者，或積極投資者？
*成功的投機者如何減少股價波動？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5.社會主義的失敗－理論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5.社會主義的失敗－理論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Délirante bestiole [la poésie des goupils]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5.社會主義的失敗－理論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社會主義與命令經濟的定義。
社會主義的激勵問題。
社會主義的計算問題。

純粹社會主義的願景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我們解釋了純粹市場經濟的基本結構和運作。在這一課中，我們將解釋純粹命令經濟的概念，也稱命令與控制經濟。請記住，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中，資源的所有權分散於各個公民之間，而經濟成果則取決於資源所有者所採取之行為的結合。相反的，在純粹的命令經濟中，政府擁有所有資源，並作出以其生產何物的所有決定。不同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提出政府官員作成這些決策的不同方法，也許會將工人慾望與消費者偏好納入考慮。但在純粹命令經濟裡，最終是由政府指派工作給工人並下單給工廠與農民。

僅管授與政府官員這種權力[1] 可能會嚇壞許多讀者，但命令經濟的歷來主張，都認為它可能可以避免以私有財產為基礎之系統看似不公平的結果。確實，術語本身已被加載情緒：市場經濟被稱為資本主義，而命令經濟被稱為社會主義。這種標籤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少數資本家（即大宗產權持有人）的利益，而命令經濟則據稱能組織出服務全社會利益的生產結構。正如政治革命掃除有利於少數精英的君主與貴族權力結構，社會主義者所進行的是經濟上的民主改革，讓重要的經濟決策落到人民手上（以政府官員為代表），而非那些擁有多數（私人）財產的少數富人手上。

儘管許多社會主義改革者懷抱善意，他們的提議中仍存有嚴重的缺陷。在本課中，我們將解釋社會放棄私有財產制度，並試圖以設會主義取而代之，所產生的主要理論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將運用經濟學知識，簡單地透過想像社會主義概念，點出實現這種概念可能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

在下一課中，我們將簡要地檢視歷史紀錄，看看試圖推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國家，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其結果落於不良到可怕之間，且有助於驗證我們以下作出的理論論據。

社會主義的激勵問題

社會主義的最明顯的問題，是它改變生產者與消費者所面臨的激勵動機，而這可能削弱任何社會的經濟表現。如果政府真的試圖實現馬克斯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口號，可能大多數人最終都不會像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一樣地努力工作。

純粹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分離生產與消費，這意味著工人會先使用資源生產一堆輸出，然後政府再將這些商品（如住宅），依照被認為是公平的標準（如家庭規模），分發給不同的收受人。許多觀察家會說，人在替幫助整體社會而工作時，不若能保留勞動成果時的勤奮，這是人的本性。如果這些批評正確，那麼社會主義制度或許能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公平地」依照改革者的標準而分配商品，但能被分配的商品則少得多。

誰去撿垃圾？

如何哄騙工人長時間勞動的問題，與不討喜職業的問題相關。簡單地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誰去撿垃圾，又是誰去打掃公廁？在市場經濟中，能夠調整特定職業的工資，以吸引更多工人。確實，8歲的小孩不會宣布說「我長大後想變成看門的」，但某些人之所以從事看門工作，是因為其工資多於其它需要類似教育背景與工作經驗的工作。

在純粹社會主義下，至少在馬克斯的著名口號中，人們所消費的應該與其所生產的無關。這讓社會主義政府少了一個找到「自願者」以執行不討喜工作的顯著方法。當然，社會主義理論家們提出其他類型的補償計劃，例如獎勵礦場工作的同志們更多的年假或更長的午休時間。

這可能有所幫助，但它仍會導致稀有勞動力的荒謬使用。例如，市場經濟可能引導某個城市內的100名男性，自願設好鬧鐘一早起床後連續收8小時的垃圾，因為他們拿到足夠的錢，可以過上好生活。從本質上講，市場經濟的其他成員與其達成交易，例如：「如果你每周都會處理我的垃圾，我就生產醫療服務／替你準備牛排晚餐／教你的孩子代數等。」

重複，如果社會主義領袖真的想拋棄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的方法，就不存在這種類型的自願交易。如果個人消費量並非基於個人對於整體輸出的貢獻，換句話說，如果工人被獎勵的方法不同於資本主義下的情況，那麼，社會主義領袖得修補職務的其它特徵，才能替每種職位找到足夠的自願者。例如，社會主義制度不是讓100個人來撿垃圾，並賺到足夠的錢來買一輛好車，而可能需要200個人致力於撿垃圾，每天只工作4小時，然後開著和其他工人一模一樣的車。雖然透過削減工時可以解決撿垃圾的問題，但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領袖現在少了100個可擔任其他職位的工人。這只是廣泛問題的一個具體示例，在社會主義下，很有可能大多數工人不再勤奮工作，相比於生活水平與工作績效緊密相關的資本主義系統。

當然，解決卸責與不良工作表現的「方案」之一，是政府強迫人民完成特定任務。正如社會主義領袖有權決定哪塊地該種什麼作物，原則上，他們也可以告訴每「單位」的勞動，該在整體經濟的生產計畫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從歷史上看，一些比較天真的改革者認為，社會主義政府可以保留工人選擇職業的權利，但是，其他思想家則坦白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工人職責。

然而，即使我們允許使用處罰，社會主義政府仍然因眾多工人間缺乏合作，而面臨整體輸出下降的問題。在市場經濟下，龐大經濟回報的誘惑讓那些最好的人才冒出頭，展示自己的才華和野心。即使社會主義統治者願意使用嚴厲處罰，也很難看著一群混雜著比爾．蓋茲的20歲的小夥子中，辨識出比爾．蓋茲的潛在產出。就算他們可以威脅年輕的蓋茨，如果每小時沒有處理足夠的統計報告就會遭鞭打或監禁，他們也不會想到要說：「你最好想出一些顛覆世界的電腦概念，否則我們就殺了你的家人。」因為，直到他挺身而出並在市場經濟上嶄露頭角之前，沒有人知道年輕比爾．蓋茲是個天才（還有愛迪生、亨利．福特等等）。

分配「資本」到新「企業」

談到社會主義下工人與卸責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一眼看出潛在的激勵問題。而同樣重要的但不太明顯的激勵問題，則涉及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分配「資本」給新「企業」。我們將術語打上引號，因為嚴格來說，純粹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所謂資本，也沒有獨立的公司。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大量收集自然資源、資本品以及各種技能的工人，而政府規劃者必須以此為出發點，制定複雜的整體經濟藍圖。

即便如此，社會主義的規劃者也將面臨挑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挑戰透過金融市場獲得解決。例如，在市場經濟中，受僱某石油公司的科學家可能會說服他們的經理，值得花上20億美元來發展位於墨西哥灣上的鑽油平台（及避免BP漏油事件重演的額外安全性措施）。他們的經理會再向上級報告，直到最後獲得股東或隱或顯的批准。如果公司沒有足夠的閒錢，就不得不發行更多債券或股票以資助該計畫。然而，不管該計畫透過內部或外部資助，最終私人資本家都得把自己的儲蓄資金攤在風險下，並希望這個計畫能替石油市場帶來足夠的原油，以攤平龐大的支出。

請注意，這種鑽油平台的潛在風險與回報，在社會主義下仍然存在，它們並非純粹市場經濟的產物。社會主義的規劃者並非無所不知，他們也得依賴科學家和其他專家，來評估這個提案將替未來的經濟規畫提供多少桶原油。然而，我們現在看到問題的癥結：社會主義的規劃者如何在成千上萬的競爭提案中，負責任地挑出「中獎」計畫？畢竟，規劃者手中還有許多能提供更多原油，甚至是其它能源的其它方式，但規劃者顯然無法「資助」所有計畫，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當涉及到哪些風險投資該批准，哪些又該否決的問題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不同激勵機制又再次顯示。

為了瞭解原因，我們假設政府規劃者決定天真地資助那些保證有最多現有標準化資源回報的計劃，不管是萬桶原油、小貨車或牛奶等。這只會給計畫管理者帶來誇大提案優點的激勵。需要注意的是，他們甚至不一定會說謊，雖然某些顯然會說謊，而不說謊的那些，會合理地引用對提案最有利的研究，同時也不會要求工作人員花時間找出提案中可能存在的缺陷。稀有資源被動員到依據最狂妄和／或魯莽之發起人所規劃的中央計劃上，結果將導致社會稀有資源的浪費。

另一方面，政府規劃者也將面臨建立出扼殺創造力和冒險精神之激勵機制的危險。例如，規劃者可能遵循程序，並根據程序採用受過正式訓練之科學家和其他各種專家的意見，但如果有誰的預測竟產生可怕的錯誤，那麼，規畫者絕不會讓這個專家再次影響宏偉的經濟計劃。這種規則肯定會擺脫油嘴滑舌的推銷員，但它同樣會導致這些合法顧問過於保守。懷有大膽想法的人害怕挑戰同儕共識，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大膽計劃成功機率很低的時候。

當然，社會主義規畫者可以試著避免這兩種極端，建立既鼓勵明智冒險又能淘汰不適任者的激勵機制。例如，規劃者可以把計畫投入「新開發」的資源總量，並基於各專家的過往紀錄，將部分的資源指定給個別的專家負責。單一的特定錯誤並不會取消專家的資格，只要其所獲得的成功多於其失敗。為了激勵專家，在他們相信有龐大回報機會時願意承擔風險，規劃者還可以規定，專家們的生活水準將與他們處理社會稀有資源的整體過往記錄成正比。

我們希望你已經注意到發生了什麼事。在以各種方式糾正實現社會主義之缺陷的努力之中，我們這位假想中的中央規劃者，正一步一步地重建…資本主義。[2]

單一壟斷巨頭

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社會主義政府所面臨的激勵問題，集中於如何激勵其公民積極參與經濟計劃。但激勵問題在另一方面上還有更嚴重的隱憂。具體而言，政府官員在制定偉大經濟計畫時，不太會有動力去考慮參與公民（包括工人和消費者）的偏好。諷刺的是，許多社會主義改革者警告資本主義「壟斷」特定行業的危險，但與此同時，他們的提議則會建立單一壟斷巨頭，讓政府控制所有行業。

即使是現今名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原則正起作用。例如，機動車輛管理局（DMV）沒一個員工友善，是常見的笑話。許多城市的地鐵設施都年久失修。政府設立之榮民醫院的環境，更別提精神病院，可說是徹底的醜聞。再舉最後一個例子，注意一下，在炎熱的夏季時，啤酒公司和空調技師都張開雙臂歡迎龐大的業務量，而政府監管的公用事業則是責備客戶使用太多電或水。

這些不可否認的模式都有個簡單的解釋：當政府機構（或其偏愛的私營組織）向公眾提供商品與服務時，他們不會被解僱。人們不得不去DMV換牌照等等；而無法改去員工較為友善的公司辦理所需事務。雜貨店經理肯定有動機讓陰沉員工離客人遠一點，但DMV的某個分局長幾乎沒有相同動機。如果他的上司真的在乎客戶滿意度，他們可以建立補償機制，讓特定城市的分局長依照居民交辦「事務」的數目比例而獲得獎金。但這只是將問題推回上一步：在眾多需要關心的事情中，分局長的上司為什麼要在乎駕駛人開不開心？DMV的員工變得友善而讓更多人成為駕駛人，並不會增加市政府的收入。[3]

可以肯定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可以用選票選出下屆政府官員，如果他們生活在民主國家，又或者，不管是哪種形式的國家，最終都能採用武裝革命。所有的政府官員，無論是主持市場經濟的小政府，還是由獨裁者統治的極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而言，都想讓公民保持快樂。即便如此，純粹市場經濟與純粹命令經濟的「掌權者」，兩者所面對的激勵動機，仍有巨大差異。資本主義「暴君」能做的最壞的事，不過就是開除你（如果你是僱員）或拒絕出售商品給你（如果你是客戶）。相反的，如果讓政府決定整體經濟中的所有聘僱，並控制所有商店，它可以相當有效地恐嚇批評者，不管是送他們去西伯利亞勞改還是讓他們挨餓。不要指望報紙或其他媒體會指責政府濫權，政府也擁有媒體。

社會主義的計算問題

在社會主義的歷史爭論中，反對者會提出上述的激勵問題（或其他形式），而支持者的通常回應，則是爭論在社會主義天堂成長的人們，將學會為了鄰居的利益而工作。他們聲稱會出現無私的「社會主義人」，不像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那樣。其中心思想是，人的天性仁慈且無私，只是受到私有財產制度的制約，才變得貪婪又無情。社會主義者爭辯說，或許，如果工人不再需要為了餵飽家庭而擔心，他們會毫不遲疑地每天去工廠替共同利益服務。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的反對者發展出一套更根本的批評。[4] 就算社會主義沒有出現激勵問題，工人愉快地執行被分配到的任何任務，而且規劃者也無私地服務於公民，社會主義仍然做不好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工作。

因為，社會主義政府擁有所有資源，因此，不再會有任何市場。換句話說，人們不再用貨幣交換拖拉機、農地、原油等等。這意味著，在純粹社會主義中，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品都不具價格。沒有這些輸入品的價格，社會主義規劃者就沒有辦法評估計劃的總貨幣成本。因此，他們不會知道，某項計畫是否善用了所消耗的資源，或者，關閉這項計畫並將資源拿來生產別的東西是否有益於公民。

回想一下，市場經濟中的會計師，可以利用市場價格來確定某特定操作是有利可圖或正遭受虧損。這項措施提供信號，說明了其它資源所有者是否（隱性）同意企業家利用稀有資源來進行這項操作的決策。獲利，就表示客戶願意支付的輸出成品價格，多於企業家生產成品所需的輸入價格。相比之下，虧損，則表示客戶把較多的錢花在其他類型的商品上，並讓企業家哄抬所需輸入的價格，且「懲罰」持續進行虧損操作的企業家。綜上所述，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持續地接收損益測試的引導與反饋，而這只在所有輸入都具市場價格時才可能發生。

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劃者則沒有這種引導。工程師、化學家和其他專家，可以向規劃者解釋，使用現有輸入來生產各種商品與服務組合的技術可行性。然而，儘管規劃者知道某個計畫技術上可行，他們也不知道這個計畫是否具有經濟效益。由於無法將每單元的輸入與輸出標上市場價格，規劃者無法將總投入和總產出放在同一個比較基準，看看這整個計畫究竟是增加還是減損財富。因此，即使我們拋開巨大的激勵問題，社會主義規劃者也將面臨無法克服的計算問題。

為了掌握計算問題的本質，你應該花幾分鐘，回想夢幻般複雜的現代經濟。在制定宏偉經濟計劃的第一天，社會主義領袖將處置數百萬計各具不同技能的工人；油、煤、鑽石和其他礦產；各種工廠、倉庫、研究實驗室與教育中心；幾十億台拖拉機、手工具和其他不同折舊程度的設備；最後還有各種基礎設施，包括電力網路、通信網路、公路和橋樑。記得，為了制定連貫的經濟計劃，社會主義領袖需要的不只簡單地列一張各種處置資源的表格。他們還需要知道每單位資源的位置。例如，如果計畫要讓一些技師在星期二早上修復一些陳舊拖拉機的輪胎，那麼，技師、新輪胎還有拖拉機，都需要在星期二早晨位於同一個城市！

然而，即使規劃者能以某種方式處理這些訊息，而且規劃速度也足以因應情況變化而作出即時反應，他們仍將無法克服計算問題。在與專家協商後，他們可以得出手中輸入能夠生產的不同輸出組合。然而，就算他們心中除了盡可能讓公民過得幸福之外別無所求，他們該如何決定採用哪種組合呢？

社會主義者批評著市場經濟的某些「濫用」，並認為專家小組可以改善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散成果。打擊這些批評則被視為大逆不道，例如，有些人擁有10輛跑車和1艘遊艇，而其他人則挨餓。但這種道德感不足以設計出備用經濟計劃。我們可以承認，社會主義規劃者運用社會資源的方式，不會產生公民生活水平中的巨大不平等現象。就算公平，問題也還在，每個人應該獲得什麼樣的商品與服務組合呢？就算規劃者決定每個人都將擁有相同數量的汽車，或許會因應家庭成員的年齡範圍與工作地點而有些調整，他們仍需決定總共得生產多少汽車，而且這些汽車該配備何種規格。畢竟，人們想要舒適地駕駛、安全氣囊、空調以及高品質的音響。但在這方面投注較多資源，對讓其它人民也將獲得享受之方面的資源減少，像是DVD播放機、更大的房子或更多的配送中心（市場經濟中的「商店」）。

「規劃」這個負載術語…

「規劃」的謬論，是缺乏經濟計算的情況下就無法規劃。所謂計劃經濟，其本質上並非經濟，不過是個在黑暗中摸索的系統。無疑的，人們以理性選擇實現終極目標的可能最佳方式。而所謂有意識的規劃，等同於消除具目的之有意識行為。

－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頁696

解決計算問題？

當然，社會主義規劃者可以廣徵意見來設計更能服務人民的方法。其中一種創新，是讓個體或家庭擁有一些影響宏偉經濟計劃的手段。顯然，替每個人生產完全相同的商品與服務組合將是一種浪費，因為素食者對牛肉不感興趣，而非吸菸者也不想要香菸配給。然而，為了避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平等，規劃者仍然會想一些辦法，來確保每個人或每個家庭都有相同的消費品「量」，無論定義為何。

例如，他們可能會分配給每個人或每個家庭在每個月中有特定的投票點數配額，用來指定不同的商品與服務。電視機或休旅車這類商品會扣掉比較多的投票點數，相比於汽水或麵包等商品，因為生產前者需要「更多」資源。（換句話說，如果某個家庭可以用投票點數收到10套電視，而另一個家庭則用相同點數收到10個鮪魚罐頭，顯然，前者的資源消耗比後者多。）為了替每種類型的商品挑出「正確的」所需點數，規劃者得依賴於配送中心經理的回饋。如果貨架上滿是電視但鮪魚罐頭的供應變少，規劃者減少換得電視所需點數，同時提高換得鮪魚罐頭的所需點數。如此一來，可以清掉多餘的電視庫存，並防止鮪魚罐頭供應耗盡。

不幸的是，這種類型的把戲只能在生產過後，用來處理過剩或短缺的物資。為了展望未來，規劃者仍然需要修補其宏偉的經濟計劃，並決定下一階段該生產更多或更少的電視（或鮪魚罐頭）。從配送中心經理的回饋意見中，他們可以知道在不同所需點數下會有多少的總電視需求。但這仍然無法告訴他們哪個才是正確決定，不管是（a）下一階段生產更多電視，並為它們分配較低所需點數，或（b）下一階段生產較少電視，並為它們分配較高所需點數。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規劃者可能會試著把投票系統更推進一步。他們可能會給各工廠經理點數，讓他們換得不同數量的工人、汽油、電力等等。正如家庭獲得投票點數來換得不同的商品組合一樣，電視生產者和鮪魚罐頭生產者也將用手中的投票點數換得不同的輸入組合。這將有助於確保電視生產者不會不公平地「占用」資源，而犧牲了鮪魚罐頭生產者。

但規劃者很快就會了解，這也不能完全解決計算問題。雖然分配給每個人相同點數，以強迫每個人消費相同的「量」，看來似乎適當，但是，讓每個工廠經理得到相同的資源量顯然是荒謬的堅持。換句話說，如果規劃者每個月授予相同的投票點數給鮪魚罐頭與電視生產者，他們將確保社會投入同樣的資源生產電視跟鮪魚罐頭。但是，就利用社會稀有資源盡可能地讓人民幸福而言，為什麼這是對的決定？

為了取得一個連貫且客觀的方式來解決這個棘手的併發症，規劃者可以讓每個工廠經理的點數，與人民在配送中心中換取其所生產之商品的點數成正比。換句話說，如果人民用來換電視的點數，比用來換鮪魚罐頭的點數高了五倍，那麼，社會主義規劃者在下一階段會給電視生產者五倍於鮪魚罐頭生產者的點數。如此一來，這個規則可以讓規劃者獲得人民的回饋意見，不只針對已被生產出來的庫存，還有未來該生產多少單位之每種商品的決策上。

現在，你可能已經意識到我們的討論會走往哪個方向。社會主義規劃者解決計算問題的方法，是讓他們的系統運作得越來越像…資本主義。

1 還有一些社會主義思想家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者，這意味著他們提倡廢除私有財產並取消國家。顯然，這類社會主義不提倡讓政府掌控所有資源。為了簡單起見，本文中我們假設政府將掌控資源，但許多經濟分析也適用於「無政府社會主義」的建議。然而，你應該知道，許多自稱社會主義者會否認他們的系統讓國家權力凌駕工人。

2 偉大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Ludwig von Mises在他的經典之作《Socialism》提出這個論點，該書最初於1922年寫於德國（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81年，頁192–94）。

3 即使實現這種情況，那些負責補償DMV分行管理者的人，也不會因為發放更多許可證而獲得額外收入。

4 我們將於文中總結Ludwig von Mises於1920年的文章中系統性闡述的計算問題異議。

課程小結…

純粹社會主義的願景，是政府擁有所有資源，並按照統一的中央經濟計劃引導所有工人。社會主義者認為，這個系統將比「無政府」、無組織狀態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
社會主義存在激勵問題，當個人所得不依賴於個人表現時，多數人都不太可能同樣地努力工作。如果政府實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規則，整體輸出量可能會大幅萎縮。
社會主義也存在計算問題。一旦沒有用於生產之各種資源與勞動的市場價格時，社會主義規劃者無法得知這些資源是否被有效使用。這些資源也可以轉移到其它人民更想要之商品與服務的生產項目上，但不會有足夠的回饋意見來引導規劃者。

新的術語

命令經濟／命令與控制經濟／社會主義（command economy / command-and-control economy / socialism）：政府擁有所有主要資源並依照統一的中央計畫指導工人的體制。
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民主）社會主義者經常用來合理化社會主義的政治譬喻。大多數人不喜歡由少數精英決定所有政治決策的貴族系統，而會喜歡「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的計劃是將這個邏輯適用於經濟舞台，將權力從一小群富裕資本家手中拿走，並分配給廣大人民。
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認為不應該有政府的人。
卸責（shirking）：有意使勞動量低於自身潛力。
計算問題（calculation problem）：米塞斯用以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社會主義規劃者因為缺乏資源的市場價格，他們無法確定某特定項目所消耗的資源是否多於其所生產的商品與服務。即使規劃者都是天使，他們也無法知道其使用稀有資源的方法是否有效地服務於人民。

問題研究

解釋命令經濟這個名詞。
隱含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口號的激勵問題為何？
社會主義政府能否使用懲罰來克服工人之間的卸責問題？
啤酒公司與電力公司和社會主義有何相關？
*為何市場經濟不像社會主義規劃者那般遭受同樣的計算問題？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6.社會主義的失敗－歷史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6.社會主義的失敗－歷史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magro_kr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6.社會主義的失敗－歷史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歷史證據與經濟理論的關連。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經濟相似性。
許多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極端貧困與死亡。

經濟理論與歷史

在第2課中，我們解釋了經濟學與物理或化學等「硬」自然科學的區別。在經濟學中，基本理論並非透過以經驗觀察來證偽或證實假說的過程而發展。與此相反，本書中的基本原則主要是邏輯演練，並透過一系列思考練習而開展。基本的經濟分析，並非一組從實驗室或鑽研價格數據後發現的一組關係。相反的，本書的課程給你一個解釋價格數據與其他歷史證據的心理框架。

本著這種精神，本課中我們並未試圖「測試」在第15課所發展的社會主義分析。嚴格來說，假設我們的推理沒有錯，就算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紀錄，我們在上一課中討論的經濟論點仍然有效。然而，儘管我們的推論結果有效，但這些推論總有可能不起重要作用。例如，社會主義統治者在決策國家資源之最佳用途時遭受計算問題為真，而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不會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樣努力工作，也同樣為真。

但如果這些因素，只意味著從純粹資本主義轉換成純粹社會主義後，一般人民的生活只會變差1%呢？又或者，假設我們所注意到的社會主義問題都正確，但是，這些問題被一些我們討論中所忽略的社會主義美德所抵消。我們或許會懷疑，這本書用了一整課討論社會主義主題而不是掀馬桶蓋經濟學，是否有效地利用資源。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歷史記錄表明，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要先說明的是，證據並不確鑿，它只在某種意義上有利於經濟理論，但即使如此，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第15課的論據「顯然」正確。請記住，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或法則是一種趨勢；在討論某特定變化將如何影響經濟時，我們必須把「其他事情保持相同」。

談到歷史記錄與經濟理論時，某個國家在實施社會主義政策後經歷大規模饑荒的事實，並不能證明社會主義是不好的經濟體系。畢竟，社會主義政策可能真的能帶來前所未有的財富，只是工人革命剛好和一場毀滅性地震或火山爆發恰巧同時發生。

但你會看到，歷史記錄遠比某特定社會主義政權經歷臨時災難更為廣泛。20世紀的歷史紀錄相當明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地區未能成功實現其承諾，從不平等社會特權中解放之人民，他們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與此相反，社會主義政府的蔓延，與一些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齊頭並進。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在典型的政治討論中，某政權或其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可被置於由左到右的政治頻譜中。最左邊的是史達林與毛澤東等共產主義者，而最右邊的是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根據這個標準框架，其他的意識形態與領導人都不太極端，所以落在這些端點之間。例如，美國總統歐巴馬會比史達林右邊一點，但比雷根左邊一點，而雷根若和希特勒相比，將是個「左派」。

雖然有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分類方式，這個標準的左／右頻譜並沒有太大的經濟意義。儘管在其它重要方面上有所不同，共產主義與（極端）法西斯主義都是社會主義的形式之一。共產主義旨在透過工人階級革命，建立擁有所有生產手段所有權的政府。法西斯主義也同樣尋求建立政府控制生產手段的絕對控制權，雖然象徵性地保留了私有財產制度。然而，極端法西斯主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因為政府明確規定了如何使用「私有」財產的規則。事實上，納粹（Nazis）這個術語本身就代表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這個術語表示共產主義和納粹兩者間的差異，不在神聖的私有財產權，而是統治者操舵經濟以服務集體利益的理念。共產主義者傾向關心國際階級鬥爭，而法西斯則關心各自的國家實力（納粹則特別關注種族的血統純度）。

評估各種意識形態的成果時，蘇俄與納粹德國的恐怖可以替社會主義奠基。不管純粹市場經濟下再怎麼不平等與冷酷無情，大屠殺不會發生在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裡。明智的政治思想家們一直警告著，如果統治者有著做好事的大權，他們也同時有著做壞事的大權。20世紀的經驗表明，「左翼」與「右翼」極權主義都證明這個警告絕非空言。

社會主義的死亡總數

在這最後一節中，我們將簡要回顧一些各種20世紀社會主義制度中被視為謀殺的統計。確實，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也參與大規模殺戮，最有名的是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與長崎，以及盟軍常規轟炸德國與日本城市，使得成千上萬的平民死亡。資本主義國家也參與了歷史上的不當行為，像非洲的奴隸貿易、滅絕土著與剝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當然，純粹市場經濟的支持者正確地指出，這些行為不是保護財產與生命的必要自衛措施，就是偏離私有財產權原則，因此，不能用來指控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如果我們開釋資本主義旗幟下所犯下的罪行，為什麼我們不給社會主義同樣的禮遇？畢竟，沒有一個哈佛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會希望俄羅斯人民遭受史達林的大清洗。社會主義學者可以簡單地主張，事實上，蘇聯統治者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罪行，兩者間的重要差異之一，至少對於評估經濟系統表現而言，這點很重要，即，資本主義制度主要為外部受害者，而我們將列出社會主義的罹難者，都是社會主義政權人口。如果某特定族群，譬如，若有1,000萬個人民，要在私有財產制度與將自己的命運託付給專家的經濟計劃這兩者間抉擇時，他們可能會特別有興趣想知道，歷史是否有任何跡象，可以看出這些統治者轉頭屠殺他們之中50萬人的可能性。確實，人們可能會落實保障，並舉出一些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屠殺自己人民的歷史，但社會主義制度所允許的這種可能性，肯定是這群人給出最終答案前重要的思考點。

這些制度之犯罪記錄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純粹的數量差距。許多「左翼」思想家會說，智利的資本家獨裁者皮諾切特，就跟馬克思獨裁者一樣，在推翻民選的社會主義後，採用芝加哥大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所提出之建議，進行「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然而，即使我們同意如此比較，歷史記錄仍有利於資本主義。即便皮諾切特政權野蠻又兇殘，它也沒有像共產主義者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一樣，四年之內減少了四分之一的總人口。

當然，每個被政府故意殺害的人，都是受害者。本章內容並非用來替聲稱維護私有財產與自由市場的政府機構所犯之罪行和暴力，提供開脫的藉口。然而，很多人從未聽聞或者是意識到，20世紀集權社會主義制度成為大規模的內部殺人機制，這個事實使得它們被擺在與眾不同的類別中。

粗估數字

無疑地，你很熟悉希特勒領導之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的暴行。但你可能沒有意識到，就數字而言，共產主義政權實際上更糟糕。《共產主義黑皮書》是由受人尊敬的哈佛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散文集。許多作者都是詳細紀錄共產主義政權活動的前共產主義歷史學家，這些檔案在蘇聯解體後被公諸於眾。為了讓你有個概念，我們引用了三段編輯介紹中的摘錄：

共產主義政權超越個人犯罪與小規模的特設屠殺，它們為了鞏固權力，將大規模犯罪變成政府的成熟系統。恐怖經歷一段期間後逐漸褪色，範圍從東歐的幾年到蘇聯與中國的幾十年不等，這些地區建立出常規的鎮壓管理措施、審查所有通信管道、控制邊界，並驅逐異議者。

然而，恐怖的記憶繼續維持鎮壓威脅的名聲，從而維持其效力。目前的西方共產政權幾乎沒有一個例外於這個規則；「偉大舵手」領導的中國沒有例外；金日成領導的朝鮮沒有例外；「老好人胡志明」領導的越南也沒有例外；甚至是強硬派切．格瓦拉的同志卡斯特羅領導下的古巴也不例外。（頁2-3）

我們把針對平民的罪行當成恐怖現象的本質。儘管實際上這些罪行因不同政權而相異，但仍具可識別的模式。該模式包括各種手段的處決，如行刑隊、絞刑、溺斃、毆打，某些案例是毒氣、投藥或「意外車禍」；透過人為饑荒、食物沒收或兩者兼併地餓死人民；流放路程中的死亡或是強迫勞動的過勞死亡。而那些被描述為「內戰」期間的時代則更複雜，很難區分出究竟是統治者與反政府武裝間的戰鬥事件，還是針對平民的大屠殺事件。

然而，我們必須找到出發點。以下是根據非官方估計的粗估，足以一探這些罪行的規模與嚴重性：

蘇聯：2,000萬人死亡

中國：6,500萬人死亡

越南：100萬人死亡

朝鮮：200萬人死亡

柬埔寨：200萬人死亡

東歐：100萬人死亡

拉丁美洲：15萬人死亡

非洲：170萬人死亡

阿富汗：150萬人死亡（頁4）

許多共產政權的具體特徵之一，就是系統性地使用饑荒作為武器。這些政權控制食物總量，並精心設計了根據「功過」的配給制度。這種政策是創造大規模飢荒的方法。請記住，在1918年之後，只有共產主義國家經歷過導致數以萬計死亡甚至是數百萬人死亡的飢荒。而在1980年代時，只有衣索比亞與莫三比克這兩個自稱是馬列主義的國家，遭受這種致命的飢荒。（頁8）

接近控制實驗

正如我們在本課程一開始的聲明中指出，事實上一般社會科學中很難有真正的控制實驗，特別是經濟學。人無法完全被實驗者控制，因此，不可能重複進行特定實驗，設定相同初始條件並進行變因微調。

當談到共產主義政權的可怕遺產時，一些辯護士會主張，這些犯罪是某個暴力者或受壓迫人民所造成的結果。例如，一些人認為，經過了沙皇這麼長時間的壓迫，難怪布爾什維克革命者在取得權力後過於激進。社會主義者可以聲稱，如果是在文明的民主社會中所實現的全面社會主義，事情將大大不同。

我們能夠最接近地測試這種說法的方式，是檢視除了體制框架之外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的不同政權。這類例子之一是冷戰時期的東柏林與西柏林。因為這是因戰爭因素而被隔離的同一城市，顯然，「鐵幕」兩側的初始風俗習慣、語言、宗教觀點都相當類似。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幅增長，資本主義社會超越另一邊的共產主義社會。就像許多冷戰時代的犬儒主義者所言，東柏林與西柏林之間的差異之一，就是蘇聯警衛的工作是讓人民留在表面上的工人天堂，而資本主義國家邊境警衛的工作則是驅逐非法移民。

韓國的情況，則更明顯地說明極端社會主義與溫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二次大戰後，蘇聯與朝鮮共產主義密切往來，而美國軍隊則留在南韓。）記者芭芭拉．德米克基於對朝鮮的叛逃者的採訪，在《我們最幸福》中提供令人信服的傳聞證據。以下為首章摘錄：

如果你看看遠東地區的夜間衛星照片，你會看到塊奇怪的無光黑點。這個黑暗的區域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而在這個神秘黑洞的旁邊，則是南韓、日本與閃著象徵繁榮之微光的現代中國。從數百英里的距離往下看，廣告牌、車燈、路燈與快餐連鎖店的霓虹燈，都變成白色小圓點，象徵著21世紀能源消費者的業務繁忙。而其中出現一大片跟英國差不多大的無垠黑暗。這個國家的23億人是如何處於這片像海洋一般的空白之中，令人費解。朝鮮簡直是一片空白。

朝鮮在1990年代初變黑。隨著提供舊共產盟有便宜燃油的蘇聯瓦解，朝鮮低效率的脆弱經濟也崩潰。發電站鏽成廢墟。電燈熄滅。飢餓的人們爬上電線桿竊取銅線以交換食物。當太陽下山後，大地一片灰暗，矮小的小房子被夜晚吞噬。整個村莊消失於暮色。即使走在首都平壤展示區的主要街道上，晚上也看不到兩旁建築。

當外人看著朝鮮，他們會以為是非洲或東南亞等電力的文明之手還未觸及的偏遠村莊。但朝鮮不是未開發國家，它是一個跌出已開發世界行列的國家。你可以看到那些曾經輝煌的證據，現今朝鮮任何一條重要道路上都盪著生鏽電線，那是曾經覆蓋整個國家的電網。

中年以後的朝鮮人都記得很清楚，他們曾有比其親美之南韓兄弟更多的電力（還有食品），而今只能屈辱地坐在黑暗中。如果朝鮮願意在1990年代時放棄核武計劃，美國願意幫助其能源需求。但交易最終告吹，布希政府指責朝鮮違背諾言。朝鮮人民不滿於生活在黑暗中，他們將此歸咎於美國的制裁。他們不能晚上看書。他們不能看電視。一位身材魁梧的朝鮮保安員曾經忿忿然地告訴我：「沒有電，我們沒有文化可言。」

但黑暗也有其自身優勢。特別是那些偷偷約會的十幾歲青年。

當大人上床休息後，冬季有時甚至是晚上七點，溜出家門變得很容易。黑暗賦予朝鮮人民來之不易的隱私和自由，這和電力一樣珍貴。裹在隱形的神奇斗篷下，可以做任何喜歡的事，不用擔心父母、鄰居或秘密警察的窺探。

我遇到許多朝鮮人跟我說他們如何學會喜歡黑夜，其中，一個十幾歲女孩和她男友的故事最讓我印象深刻。她在12歲那年遇到一位大她3歲的鄰鎮年輕人。她的家庭在朝鮮的社會控制體系中屬於低等級。若一起在公開場合露面，就會破壞男孩的職業前景以及她良家少女的聲譽。因此，他們的約會幾乎都是暗夜漫步。反正也沒有別的事可做，他們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約會，因為缺乏電力，沒有任何餐廳或電影院在營業。[1]

德米克在國家公共電台談自己的書時轉述了一位叛逃者的故事，諷刺的是，這位叛逃者是在看到政府對於南韓鄰居的宣傳後，才決定離開朝鮮。宣傳照片上是南韓工人的抗議罷工，出發點是要展示資本主義社會剝削下，勞動者的悲慘狀況。但這位朝鮮人告訴德米克他在照片中看到的三樣東西，這也使他最終冒著生命危險逃離這個國家。

第一，照片可以看出南韓人普遍都有車，朝鮮並非如此。第二，照片中的罷工工人雖然憤怒地揮舞拳頭，但襯衫口袋裡插著一支筆，這在當時對一般的朝鮮人而言也是前所未聞。第三，抗議的事實表明，南韓工人被允許抗議，這對朝鮮人而言也是陌生的概念。

朝鮮的例子，或許能最清楚地展示出社會主義的力量足以拖垮整個經濟，並活活餓死（無論是有意或無意）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我們在第15課中所提出的理論問題，不僅真實，還非常重要。瞭解健全的經濟理論至關重要，因為文明本身瀕臨危險。

致命的自負

「1980年代時，金日成或他受寵的兒子金正日，曾『現場指導』如何解決國家困境，金正日隨後逐漸接管父親的職責。這對父子是一切事物的絕對專家，無論是地質學或農業。在金正日參觀一處清津附近的山羊養殖場後，朝鮮中央通訊社報導道：『金正日的現場指導與溫熱的仁慈，將替山羊養殖與乳製品產量帶來偉大的進步。』他會在某天下令國家主食從大米改為馬鈴薯；隔天他認為養鴕鳥是朝鮮糧食短缺問題的特效藥。這個國家總是從一個輕率計劃轉入另一個輕率計畫。」

－Barbara Demick，《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New York: Spiegel & Grau，2009年，頁65

1 Barbara Demick，《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New York: Spiegel & Grau，2009年，頁3-5。

課程小結…

歷史證據不能證實或證偽經濟法則。然而，儘管我們以健全的推理發展出一套準確的經濟法則或原則，在實務上，其影響力可能其它在推理中忽略的因素還要小。這就是為什麼用實例來補充我們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批判很有用。
標準的政治理論將共產主義置於頻譜的「極左」，而將法西斯主義放在相對的「極右」。然而，就本書所提供的經濟學角度而言，不管是納粹德國還是史達林主義的俄羅斯，都是社會主義政權，其中，私有財產權服從獨裁者的意志。
在20世紀期間，共產主義政權害死了數以千百萬的自己人，這些數字不包括與國外戰爭的傷亡。這些政權的辯護士可能將死因歸咎於飢荒，但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出現這種大規模飢餓，有充足的證據表明，這些「飢荒」是鞏固政權的意識形態政治工具。即使以東西柏林及南北韓等初始條件相當類似的地區進行比較，其中一邊在落入共產主義手中後，生活水平急劇分化。

新的術語

共產主義（communism）：一種政治與經濟的意識形態，透過暴力革命讓政府獲取生產手段（以工人為名）。
法西斯主義（fascism）：一種政治與經濟的意識形態，政府以服務集體利益之名，監管所有生產手段，但法西斯主義（不像共產主義）允許個人保留工廠或其它資本品的形式所有權。

問題研究

*歷史記錄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個有缺陷的經濟體系？
傳統的「左右頻譜」說史達林與希特勒截然相反，錯在哪裡？
聲稱支持資本主義的政府，有殺害無辜人民的歷史紀錄嗎？
根據課文，那種政府屠殺的平民人數最多？
*請說明這個副標題：「接近控制實驗」。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7.價格管制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7.價格管制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christian.senger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7.價格管制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干預主義的定義。
價格上限與價格下限的案例及後果。
如何利用供需表分析價格管制。

干預主義的願景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我們解釋了純粹市場經濟的基本結構和運作。在第三部分中，我們對純粹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進行檢視，並記錄一些實務上的社會主義制度慘狀。

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我們將研究干預主義一些最流行的內容，所謂干預主義，是一種避免純粹資本主義與純粹社會主義中被指稱之缺陷的經濟政策。干預主義政府不會容忍純粹自由市場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完全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干預政策的目標是保留自由企業制度的明顯優勢，且同時透過各種糾正措施緩和純「過度的」資本主義。

以下的經驗將證明，進入市場經濟的政府干預將會導致意想不到的後果，即使依照官方干預目標所進行的所謂「治療」，往往比疾病本身更糟糕。你可能會驚訝地瞭解，許多現代社會的問題源於政府干預，或者是被政府干預所加劇。本課的案例為價格管制，也就是政府強制執行各種不同於市場出清之均衡價格的價格管制。我們將討論分為價格上限與價格下限。

價格上限

價格上限是政府針對某特定商品或服務，制定其於市場中的法定最高價格，也就是法律不允許價格上升至任何高於「上限」的價格。官方對於一般價格上限的典型理由，是讓窮人買得起重要的物資；而典型的例子，則是住房的租金上限，也就是政府對於特定類型的公寓實施最高租金限制。在特定情況下，政府會以暫時的價格上限，來防止公眾在危難時期被「欺詐」。例如，天災過後，當地或州政府可能實施瓶裝水、發電機或汽油等商品的價格管制，努力地防止商家「趁火打劫」。

儘管民眾廣泛地讚賞此類限制，如果這些措施不受歡迎也不會如此普遍，但我們所擁有的市場運作知識，將展示出，受害於這些價格上限措施的人，恰好就是那些原先應該受益的人。以下的列表並不詳盡，但已指出價格上限的一些最具破壞性的後果：

立即短缺

價格上限只會在低於市場價格時產生影響。但在一般情況下，實際市場價格將趨接於市場出清價格，也就是（回想第11課）供給量等於需求量的價格。如果政府透過實行價格上限來強制降低價格，就會造成商品與服務短缺的問題。如下圖所示：

公寓單位市場

在上圖中，原來的800美元價格是在郊區租房的均衡價格。在此價格下，消費者總共想租10,000個公寓單位，而業主共想出租10,000個公寓單位。市場出清，所有參與者都在此價格的交易下獲得各自所需。

但是，政府後來聲稱「普通人負擔不起」這種高額租金，從而實施650元的價格上限，並揚言要重罰任何被抓到收取超過這個價格上限的房東。在較低價格下，公寓單元的需求量上升到12,000，而供給量下降至9,000。[1] 現在，產生了3,000個單位的短缺，這意味著有3,000個想以此價格租下公寓單位的人，找不到任何可租用的公寓單位。

短缺是嚴重的問題，因為短缺讓原先應該獲益於價格上限的人，現在找不到任何商品與服務。確實，那些仍然擁有公寓的9,000人，可能正慶幸每個月省下150美元的租金（即使他們完全不知道以下將提到的其它層面）。然而，現在卻有1,000個原先可以在市場價格下租到公寓的人，因為價格上限而找不到可租用的公寓單位。我們知道，這些人願意用800美元來租用公寓，更甚於無任何公寓可租用（因為800美元的價格下將有10,000單位的總需求量），顯然，這些人的情況比租金價格上限之前更糟。[2]

因此，在分析的第一步中，我們必須評估這9,000名租戶（每月省下150美元）的收益，相比於那些在800美元價格下有屋可住但現在無家可歸之1,000人的損失。即使我們完全忽略房東因為租金上限顯然變差的命運，並專注於幫助租戶，我們仍然不能確定，價格上限實際上是否讓這些租戶族群整體變得更好。

這種權衡在其他價格上限的情況下更為驚人。例如，假設一場颶風襲擊某個城市，癱瘓電力並造成飲用水汙染。順其發展的情況下，因為急遽增加的需求相比於固定的供給，瓶裝水與罐頭食品的市場價格將有扶搖上漲的傾向。如果當地政府因應此種緊急狀況，通過法令禁止商人提高「必需品」的價格，這並不會讓每個人（包括窮人）都獲得商品。相反的，事情會演變成，最先進入商店的人掃空貨架，並以災難發生前的價格買光瓶裝水和罐頭食品。而隨後進入商店的人則找不到任何水或食物。對於這些可憐的靈魂而言，合理的官方價格只是個小小安慰。他們寧可以每瓶5美元的價格買個10瓶水，更甚於讓家人喝上一整個星期的可樂。

另一個例證是汽油。那些住在颶風登陸之岸邊區域的人們，會想帶著自己的孩子往內陸地區避難。因此，沿海城市對於汽油的需求將暫時暴增，這通常會導致價格的急劇上升，例如，上升到每加侖7美元。這種不尋常的高價格，會讓那些想逃出家園的居民們只購買足以開到州際公路上的汽油，他們將在那裡尋找其他收費較低的加油站。這種較高的市場價格，能把（颶風即將襲擊之消息當下）全市的汽油供給，有效地分配到每一個試圖離開城市的人手中。

然而，如果當地政府以「哄抬物價」的名義，威脅對加油站業主罰款甚至監禁，那麼，第一波開到加油站的駕駛人，將會加滿油箱並清空加油站。動作較慢的駕駛人，將會繞遍全市卻只看到所有加油站都掛上「售罄」標誌。他們不得不在低油量的狀態下開上州際公路，且很有可能會在半路上沒油。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讓越多順利逃離颶風登陸的路徑越好，實行汽油價格上限將是個可怕的想法。

抑制長期供給

除了短期供給的立即下降之外，隨著企業家和投資者因應價格上限這個新現實的調整，並努力想把資源轉移到其它不受價格管制的生產上，價格上限也將抑制長期供給。例如，如果在主要市區實施租金管制法，將會立即造成短缺。然而，問題將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得更糟，因為城市人口逐漸增長，但投資者卻不認為便宜的公寓單位是非常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

舉個不同的例子，那些位於經常淹水之小鎮的商家們，如果知道政府將在他們可能提高三倍價格下的情況實施價格上限時，就不會大量庫存瓶裝水和其他商品。因此，這種對價格管制的預期，削弱了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徵，企業家可以預見潛在危機（缺水），也知道如何加以改善（正常情況下庫存更多瓶裝水），但他們不會因為這種先見之明而採取行動，因為政府剝奪了市場對於這種行為的通常回報。

非價格機制的配給制度

（不受干擾之）市場價格的功能之一，是將某樣商品的供給，有效地分配給競爭性需求。從本質上講，如果某人希望有更多單位的某商品，他必須對其支付更高的價格。當然，許多觀察者將此視為不公平，因為富者具有明顯優勢。

然而，政府無法透過價格上限消除資源稀有性的事實；價格上限下的需求總是比供給多。因此，產生了非價格機制的配給制度，實際上，非價格機制的配給所造成的最終後果，可能是剛開始那些反對價格配給機制的價格管制支持者，更不想看到的結果。

例如，在租金控制下的房東在選擇租戶時可以變得更挑剔。他們可能會堅持要看到好幾個月租金的財力證明、檢查申請人的身家背景，並要求看到先前房東的推薦信。他們也可能會要求申請人與自己來自同樣社會階層、或來自同樣社會族群，不管是出自於房東的偏見，或是房東潛意識地偏好將房子租給與自己出入同個教堂的申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少數民族和新進移民，特別是那些不熟悉本地語言的人，將處於巨大劣勢，而且很難找到地方居住。這種結果完全與大多數租金控制支持者所期望的相反。

品質下降

價格上限的另一個可怕效果，是降低受到價格管制之商品或服務的品質。當價格上限迫使賣家售出每單位商品所獲得的金額較少時，他們對於改良商品或服務的激勵就會降低。

例如，租金管制法將增加惡質房東的數目，也就是那些陰險又殘酷的低收入公寓單位業主。在正常市場下，習慣性粗魯對待客戶且惡意不履行合約義務的商家，將很快倒閉。但在租金管制之下，業主取悅客戶的競爭壓力被壓低。就算住在3A的租戶因不堪忍受而離開，房東也知道還有一堆急著入住的潛在租戶正排著隊。

基本上，價格上限提供賣家降低商品或服務品質但卻不減少其總銷售收入的空間。在上述租金控制的例子中，房東可以將公寓單位的品質減少，只要租戶仍然願意支付650美元的租金。房東可能很慢才會換掉燒壞的走廊燈、讓油漆龜裂剝離而不是經常上新漆，他們當然也不會半夜起床去處理租客壞掉的熱水器。因此，在公寓單位市場供需曲線圖的討論中，說那9,000名原先得付800美元但現在只需付650美元的租戶過得更好，並不完全準確，這是因為，這9,000名租戶在這兩種價格之下所租到的並非「相同條件」的公寓。

價格下限

價格上限是法定最低價格，政府不允許特定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下降至任何低於「下限」的價格。那些被抓到支付低於價格下限的買家，將面臨罰款或其他形式的處罰。價格下限的公開理由，是某些賣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應該有著高於純粹市場經濟下所獲得的價格。
在現代西方國家中，勞動力是價格下限的主要接收者。[3] 具體而言，政府實施最低工資，使得支付工人低於某特定時薪的雇主成為非法。由於最低薪資是最流行也最可辨認的價格下限案例，本課剩下的篇幅將集中精力討論最低薪資。[4] 這樣的分析也同樣適用於其它的商品與服務。

與價格上限相同，價格下限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這也應該能讓最低工資的支持者重新考慮自己是否真的在幫助非技術勞工。其後果包括：

立即盈餘（或過剩）

在非技術勞動力的市場出清價格（工資）下，僱主需求的數量等同於非技術勞工的供給量。如果政府設置了高於市場出清價格水平的下限，這將導致非技術勞動力的盈餘。供給過剩，意味著在某工資水平下，尋找工作的工人數目多於僱主希望聘請的工人數目。這種情況普遍稱為失業。下圖說明了最低工資法的影響。

低技術勞動服務市場

圖中的均衡工資為時薪5美元。在這個工資下，僱主想要僱用100,000名工人，而同時有100,000個人想任職這類低技術工作。當政府進行干預並人為地將工資水平提高為時薪8美元時，求職工人數目上升到120,000人，但需求量下降至80,000。因此，會有40,000名工人面臨工作短缺。這40,000名非技術勞工都願意在時薪8美元的條件下工作，但無論他們填寫多少份求職申請，都無法找到工作。

即使在此階段，仍看不出來最低工資法明顯地幫助了非技術勞工。確實，有80,000人以每小時多3美元的時薪保住飯碗，但現在，有20,000名原先樂意在時薪5美元條件下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此外，還有20,000名願意在時薪8美元下工作的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沮喪，但這些人並不願意在時薪5美元的情況下工作。

重要的是，要瞭解，最低工資法並不能強迫僱主去僱用低技術求職者。它只是讓以低於最低工資僱用求職者的行為變成非法。最低工資法並不懲罰拒絕僱用，而是增加僱主提供就業機會的負擔。

在排除慈善事業或其他非營利組織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招用工人，是希望工人帶來足夠支付酬勞的額外營收。（如果僱主不認為僱員能夠帶來多於支付工資的營收，他就會在此筆僱傭交易上賠錢，因而失去僱用員工的動機。）透過人為地提高最低工資的障礙，政府相當有效地讓那些低於某水平生產力的人，無法得到工作。

請記住，某一些非技術勞工根本無法在每小時生產出額外的8美元輸出。如果某些工人每小時只生產7美元，那麼8美元的最低工資，將迫使僱主每小時在這個員工身上損失1美元。如果這名僱主想要最大化自己的利潤，乾脆不要僱用這個人會是比較聰明的做法。

抑制長期需求

如果政府在僱主措手不及的情況下頒布最低工資法，他們會立即以裁員作為反應。[5] 從長遠來看（只要他們預期最低工資保有效力），僱主將調整營業性質以減少勞動力需求。[6] 例如，僱主可以增設更多設備與更好的工具，增加每個留下來之員工的職責。這將提高員工的邊際生產力；如果工作環境有更多設備，工人每小時就可以生產更多輸出。

例如，現代化的快餐店可以只僱用極少數員工，就能在單一值班時段內供應數百頓餐點，若以同樣的供餐規模，1950年代的快餐店可得僱用更多員工才行。這些差異的部分原因，是過去60年來的自動化巨大進步。一個訓練有素的員工，可以按下按鈕以填裝汽水、使用專用器具將薯條裝入專用紙盒，同時透過耳機聆聽得來速客人的點餐內容並鍵入點單以結帳。如果消費者需要找零，員工甚至不需要另外計算，收銀機會自動算出該找多少個不同幣值的銅板組合。

因此，僱主不會以時薪8美元僱用8名員工在舊設備下工作，而會選擇花費數千美元安裝最新設備或更新作業環境規劃。這項投資讓僱主只需僱用5名員工就能達到相同輸出，從而每小時節省了24美元。在數百回值班時段過後，重新規劃餐廳的這項投資將回收成本。[7] 而在這種翻新過後，餐廳需要的員工數將永久性減少。

非工資競爭

最低工資法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勞動力需求沒有高到讓所有求職者都能找到滿意的給薪。透過制定最低工資，政府並不會改變這個基本現實。工人仍然需要互相競爭每個職位，而最低工資只是移除其中一個談判的方法。諷刺的是，最低工資法的這項功能，傷害到的是那些最需要就業也最脆弱的族群。

例如，一個不熟悉當地語言也沒有工作經驗的20歲移民，不可能在同樣工資水平下，和一個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且和僱主光顧同個家庭健身房的大學生，爭奪某間工廠的職缺。但是，如果允許這個移民的工資報價低於本地大學生，他就可以得到這份工作。僱主可能願意提供機會，用時薪4美元聘請這個語言不通的移民，如果他夠勤奮又容易訓練。但如果政府要求，所有新受聘員工的時薪從第一天開始就得為8美元，這位移民永遠無法落地生根並取得（合法的）工作記錄，而這些都是讓工作等級再爬上一階的要素。

最低工資法排除低技術工人透過降低工資要求的就業競爭力。因此，僱主將依據其它（較窄的）標準來填補的職缺，需要「關係」才能得到工作。而無法達到這些標準的工人，大部分都剛好是那些最低工資支持者認為自己正在幫助的人。

工作條件品質下降

最低工資法迫使僱主支付更高時薪，並確保每個潛在職缺的求職者清單，最低工資法鼓勵僱主減少該職缺在其它方面的吸引力。例如，僱主可能會減少休息時間、停止提供免費食物，在夏天調高空調溫度並在冬天調低空調溫度。僱主可能久久才汰換燈管，而（在辦公室環境）花更少的錢在辦公家具上。也許廁所會換上便宜的衛生紙或聞起來有藥水味的洗手皂。

最低工資法事與願違地帶走那些讓僱主與僱員更快樂的潛在安排。假設有3,000人，以時薪8美元在一個只用電扇降溫的炎熱工廠工作。僱主進行員工調查的結果，員工一致同意，如果安裝中央空調，他們寧願賺取時薪7.5美元。工廠老闆估計，工廠平均每班會有1,000人在現場，而員工提議的減薪每小時將省下500美元的勞動成本。工廠老闆做了一些研究，認為自己能夠安裝中央空調，並支付每小時約450美元的較高電費，從而願意考慮可行性。

顯然，這聽起來像是個雙贏方案。工人是真的輕微減薪，但他們寧願收取較低薪資，也不想要每天8小時都在流汗。另一方面，僱主將不得不在一開始掏出數千美元安裝空調，但隨著時間推移，較低的工資支付將攤平初始費用（以及更高的水電費）。但是，如果最低工資是時薪8美元，這個明智建議將不會出現，因為它非法。因此，工人們揮汗如雨地穿著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工作，而工廠老闆每小時少了50美元的收入。雖然最後這個例子也有點做作，但它說明了最低工資法的一個重大缺陷：一份工作的吸引力有很多原因，薪水只是其中之一。專斷地設定最低工資，政府可能反而導致其他工作因素下降，即使那些保住飯碗的工人最終也受到傷害，更不用說那些根本得不到工作的工人。

1 雖然（在短期內）實際上存在的公寓單位數量並沒有縮水，但市場上可租用的公寓數量肯定會因為新的租金管制法而下降。最明顯的例子是，那些願意以月租800美元出租的房東，若只能以650美元出租，他們可能寧願把房子空著（留著出外求學的孩子回家住或者是讓來訪的客人暫住）。即使這些屋主在較低價格下仍願意租出部分公寓，也會對潛在租戶作更嚴格的背景調查。

2 這裡也出現額外2,000人因為短缺感到沮喪，但某種程度上他們並未真的損失（除了他們花在尋找公寓卻一無所獲的頭痛時間）。如果價格可以上升至市場出清水平，這些人會離開市場而不會在這種情況下租用公寓。

3 農夫是價格補助的受益者，政府確定某些農產品的最低保證價格。然而，政府通常使用納稅人的錢建立這種價格下限，人為地提振特權農產品的需求。政府並未懲罰支付每蒲式耳低於10美元的小麥買家，而是每當價格低於10美元就介入市場並以最低價格購買小麥（存入倉儲）。這種類型的「價格下限」分析，和我們在本文所分析的情況有很大不同。

4 我們在此對政府強制執行的工資下限分析，適用於工會以暴力或破壞財產等威脅來將工會成員的薪資提高於市場出清水平。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一種政府干預，不像懲罰其它打擾自願交易行為那樣（例如勞資談判期間的雇主所為），政府通常不懲罰工會的刑事恐嚇。然而，本文我們將討論限制於直接來自政府的干預。

5 或至少會想要這樣做，只要合約義務允許的話。實務上可能還有其他限制，例如因應最低工資上調而裁員10%將造成員工士氣減損。然而，在其他事情不變而最低工資上漲情況下，會降低企業中（低技術）員工的利潤最大化的數量。

6 需求長期下降（而不只是需求量），意味著兩件事情：首先，在恆定的最低工資下，可以找到工作的工人數將下降。其次，即使政府最終取消最低工資，此時，受僱工人的平衡數量，也會比未實施最低工資前的平衡數量低。

7 注意到原始工資為每小時5美元，翻新只會替業主省下每小時15美元的勞動成本。取決於裝修的費用（恰當計入利息及新設備折舊），最低工資法可能會讓餐廳僱用8名員工與5名員工之間變得有所差異。

課程小結…

干預主義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個人保留大部分資源的所有權頭銜，但政府管制這些「財產」的使用。
價格上限導致短缺、抑制長期供給、非價格機制的配給制度，及品質下降。價格下限導致過剩、抑制長期需求、非價格機制的競爭，及非貨幣性因素的買方條件。
供需圖有效地說明了價格上限與價格下限引起的短缺與過剩。

新的術語

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混合經濟的哲學，政府大力干預資本主義制度，以規範個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
價格管制（price control）：懲罰那些超出政府規定價格範圍交易商品與服務的政策。
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價格管制的一種，針對特定商品或服務，設定買家可支付賣家的最高金額。
租金管制（rent control）：公寓租金的價格上限。
惡質房東（slumlord）：形容那些不願維持公寓品質且又恣意妄為之房東的貶語。
價格下限（price floor）：價格管制的一種，針對特定商品或服務，設定買家可支付賣家的最低金額。
最低工資（minimum wage）：支付工人薪酬的價格下限。
價格支持（price support）：政府維持最低價格的一種政策，政府不威脅那些支付較少的買家，相反的，政府直接以指定的最低價格購買商品或服務，不論其市場價格是否遠低於這個政府指定的最低價格。（價格支持與價格下限造成的影響不相同。）
失業（unemployment）：勞動市場的盈餘或過剩，這意味著，一些工人無法找到工作，即使他們願意以同樣薪資受僱於同樣工作。

問題研究

混合經濟這個術語中，「混合」了什麼？
公寓的供給量為何在短期內也下降？難道不是在任何給定期間內都有固定數量的公寓單位嗎？
價格上限是如何妨礙可能遭受颶風侵襲之城市的疏散？
*最低工資法是如何減少長期的勞動需求（不只是短期需求）？
最低工資是如何在實際上傷害那些保住飯碗的人？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8.銷售稅與所得稅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8.銷售稅與所得稅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JD Hancock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8.銷售稅與所得稅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政府支出的一般性影響。
政府支付其開支的三種典型方式。
銷售稅與所得稅的具體影響。

政府支出

政府改變自由市場經濟結果的其中一個影響最深遠的方式，就是透過政府的支出計劃。在這一課中，我們將運用純粹市場經濟如何運作的知識，研究一些政府活動如何扭曲經濟的過程。千萬要記住，經濟分析本身不能決定政府政策是好是壞，然而，客觀的經濟分析可以告訴我們，那些干預政策的典型理由是無效的。這是因為，干預行為的本身，將導致一些讓支持干預之理由變得更糟的結果。

無論政府如何獲得資金，政府支出必定會將資源從私營部門中移出，轉而投入政府當局所選擇的活動。例如，如果政府花1億美元建一座橋，即使我們不知道這1億美元來自何處，我們也知道這將影響經濟。為了建一座橋，政府必須僱用工人、購買混凝土和鋼材等材料。一旦這些稀有的勞動力和材料被用於建設橋樑，就無法再被私營部門所用。某個特定的工人，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內，現身於替某私營公司建設廠房，又替政府建橋合約工作。顯然，那些混凝土和鋼材若被用於橋梁結構，就不可能同時又被用於民營企業家的建物。

如果政治當局宣布，政府資金就花在政府覺得開心的地方，那麼經濟學對此無話可說。畢竟，當迪士尼樂園的老闆決定搭建一座橋樑，連接主題公園內的兩個區域，他們所使用的資源也無法被經濟的其它部分所用。那麼，為什麼政府做一樣的事情時，就會產生問題呢？

關鍵的區別，在於迪士尼樂園的老闆處於自願的市場經濟下，所以承受損益測試。如果他們斥資1億美元花在個人消費（例如豪宅或跑車），但此筆支出是為了讓客戶更滿意迪士尼樂園，他們會得到客觀的回饋。他們的會計師很快地就會告訴他們，這些新車或其它新投資，是否帶來更多遊客（因此增加收入）。[1] 請記得，引導企業家細心呵護社會上稀有資源的，是依賴於市場價格的損益測試。

相比之下，政府無法依賴於市場價格的客觀回饋，因為政府活動（至少部分）處於市場之外。無可否認，干預主義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物，因此，（部分）干預將患有社會主義的缺陷，其缺陷程度，則取決於政府由私營部門購買了多少資源（而非簡單地命令工人無償建設橋梁或依政府目的沒收混凝土和鋼材），政府預算提供了政府將由私營部門中抽出多少資源的極限。（在純粹社會主義中，經濟中的所有資源都掌握於政治統治者手中。）

然而，由於政府不是企業，它並不從服務「消費者」來取得自願性資金。因此，即使干預經濟下的政府當局，因為每單位所用資源的市場價格，而能知悉政府所動用之資源的相對重要性，他們也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去瞭解公民是否從這些支出中受益。如果沒有這種回饋，就算當局滿心只想幫助公民，他們仍是「盲目飛行」的無頭蒼蠅，或充其量，用一隻眼睛飛行。
例如，假設政府決定打造一座公共圖書館，並向社會提供免費書籍與網路。因為政府的預算有限，政府也不會做出一些可笑浪費，例如替牆壁鍍金，或者是在書架上放極其珍貴的史坦貝克與海明威初版小說。假設政府試著謹慎行事，[2] 將此項目對幾個有信譽的承包商公開招標，最後決定花40萬美元建造一個中等的圖書館。

然而，即使外部審計員或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找不到任何貪汙或弊端，問題依然存在：是否值得花40萬美元在這個特定地點建設這座特定圖書館？關鍵就在，我們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企業家認為，像圖書館那樣透過收取借書費用而賺錢的機制有利可圖。我們知道這點，因為，直到政府運用政府資金建設之前，圖書館並不存在！

思考政府支出的方式之一，是政府支出會生產一些私營部門認為無利可圖的商品或服務。[3] 政府支出會把資源從那些私人支出所引導的地方，轉而投入到那些若改由民營企業家的自願性集資生產就無利可圖的項目上。[4]

因此，干預經濟的政府當局面臨一半的社會主義計算問題。就算我們以「富人對於資源使用的偏好無足輕重」的理由而忽略上述考量，政府當局仍然面臨如何最佳地幫助窮人、弱勢團體等族群的問題。例如，該把錢花在40萬美元的公共圖書館，還是該把錢花在替貧困兒童施打免費流感疫苗？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本質上是個慈善捐款的大宗分配者。即使是那些擁戴這個概念的公民，都應該問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得透過政治程序來分配我們的捐款？為什麼不下放權力，讓每個人都能把自己的資金捐到各自認為最值得的慈善事業？

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干預的支持者可以針對這些問題，提供（技術方面的）答覆。[5] 即便如此，在最好的情況下，不過就是尋找比較不差的解決方案。儘管政府開支可能帶來好處，它仍受到社會主義的計算問題困擾。這種系統，讓某組特定的政府當局凌駕於個人，指定他們的（部分）財產如何被用於引導資源到各種項目中。對於那些主張干預主義是增進「公眾福利」的人而言，這是個很嚴重的缺陷，不管所謂「公眾福利」的定義為何。

為什麼官僚們的名聲這麼差

官僚人員與非官僚人員的不同之處，在於官僚人員是在一個不可能以金錢作為努力成果之獎勵的工作環境。

—Ludwig von Mises，《Bureaucracy》，頁53

政府如何資助其開支

除了政府支出本身所造成經濟扭曲（相對於純粹市場結果），其它政府對經濟的額外扭曲，取決於政府的收入來源。傳統上，政府有三大籌集資金的方法：徵稅、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當政府徵稅時，它下令個人及企業必須按照一定規則付錢給政府。當政府操作赤字時，它透過銷售債券，向個人、企業、或其他政府機構借錢。而政府具有連本帶利支付這些貸款的法律義務。最後，當政府透過通貨膨脹籌集資金時，它（憑空）創建新貨幣，並用這些新貨幣來資助政府開支。

我們在接下來的課程中會處理政府赤字與通貨膨脹。而本課接下來的篇幅，將集中討論政府稅收的兩個主要來源：銷售稅與所得稅。

在開始之前，再次強調，下面所討論的經濟扭曲，是除了政府透過政治程序將資源從（受損益回饋機制牽引的）民營企業家手中轉出所造成的經濟扭曲外，額外再附加的經濟扭曲。我們將展示，政府不只在花錢的時候扭曲經濟，政府在透過徵稅集資時，就已經開始扭曲經濟。

為了看到箇中差異，想像一下這個極端情況：政府徵收200%所得稅，這意味著，你賺的每1塊錢都須依法繳給國稅局2塊錢的稅！在如此可笑的情況下，顯然，很少會有人想工作，或者，至少很少會有人在「檯面上」工作並在報稅的時候向政府報告所得。因此，政府只能收到很少稅收，也沒法花多少錢把資源從最有利可圖的用途上拉走。當然，若把這種狀態總結成政府干預對這個假想經濟僅產生輕微扭曲，肯定是錯的。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已經退出正式的工作並被迫離開曾經生活過的土地，或者是在可以隱瞞當局的黑市裡工作。因為這種懲罰性稅制，經濟將陷入極端窮困，儘管政府並未因此提高稅收也不會有寬裕預算。

綜上所述，不管是花錢或者是籌集資金，政府都扭曲了經濟（相對於純粹市場結果）。我們現在開始檢視政府透過銷售稅與所得稅收集資金時，所造成的具體扭曲。

銷售稅

政府以銷售稅為名，占有每筆交易的部分支付額。例如，如果針對所有餐廳實施5%的銷售稅，那些菜單上未稅價格選購價值100美元餐點的客人，除了要支付餐廳100美元外，還要再付5美元給政府。實務上，餐廳會在結帳時收取105美元，並預留5美元以定期送交政府。

銷售稅迫使消費者面對不正確的價格，因而扭曲了經濟。在餐廳的例子中，客人最終必須支付105美元以購得想要的餐飲組合，但實際上，餐廳只需要收取100美元，就足以支付生產此份餐點所需的勞動力、肉品、汽水糖漿還有其他原物料的費用。如果政府對某些特定項目徵收高比例銷售稅，同時又對某些項目豁免銷售稅，在這種情況下，扭曲顯而易見，例如對含酒精飲料徵收高比例銷售稅，而免除雜貨店水果的銷售稅。這種銷售稅的稅率不平衡，導致遭受懲罰之商品出現人為高價，這種誘因使消費者減少購買受懲罰的商品，並增加購買免稅商品。

當然，許多改革者會說：「這就是重點！我們要阻止人們飲酒。」但這種論斷的依據，正是把改革者的自身偏好，看得比把自己的錢花在市場上的消費者偏好要來得重要。經濟學不能判斷這種家長作風是好是壞，但經濟學可以指出，消費者自己會判斷自己變得更糟，至少在狹義上。對酒類徵收高稅率只是帶走消費者的選擇。那些想吃得健康的人們，就算沒有政府人為性提高酒品價格，也還是可以選擇不把錢花在酒上。

許多實務經濟學家建議政府採取統一的低比例銷售稅，以盡量減少這類扭曲。例如，大多數經濟學家不會建議對市場上一半的商品徵收10%銷售稅，而會建議政府對市場上所有商品徵收5%銷售稅。這種轉變所帶來的稅收大致相同，[6] 但能夠消除政府扭曲特定經濟部門的缺點。

然而，我們應該記住，在純粹市場經濟中，價格具有意義，它們是實際稀有性的指標。因此，就算政府對所有商品和服務徵收統一的「公平」單一銷售稅，仍然會扭曲經濟，因為消費者仍會有乾脆一開始就別賺那麼多收入的動機。要看到這點，讓我們來看個可笑的例子，假設政府對市場上每個項目徵收統一的100%銷售稅。雖然每個部門都遭受稅制打擊，顯然，這並沒有達到「全面效果」。消費者最終將減少總購買數量，因為減少消費，使得他們不需要這麼多收入，因而能工作少一些（並享受多點閒暇）。除了這個顯見的衝擊外，還有另一個微妙點，使得真正的統一所得稅不可能開徵。例如，100%銷售稅，會讓1美元的口香糖變成2美元，但5萬美元的跑車卻會變成10萬美元。口香糖的銷售下降量可能會比跑車的銷售下降量少。

到現在為止，我們假設每個在社會上的人都服從政府的稅法。但現實上，隨著銷售稅率提高且適用於越來越多的項目，有更多商家和消費者會在黑市進行交易，這意味著他們將自願從事不向政府報告或繳稅的交易。這種反應是另一種銷售稅所造成的扭曲，因為某些項目（如香菸）比其他項目（如汽車），更容易在黑市上交易。

所得稅

政府徵收所得稅時，政府要求個人與企業將他們特定時期內的部分所得轉移給政府。所得稅通常以累進式百分比表示，這意味著同一個人的不同（稅前）收入範圍按不同稅率繳稅。例如，假設所得稅共有兩個級距，未達10,000美元的收入為10%，10,000美元以上的收入為20%。因此，某個稅前收入為100,000美元的人，需要繳給政府（10%×$10,000+20%×$90,000）=$1,000+$18,000=$19,000。[7]

所得稅在一定程度上會豁免一些特定收入來源，這會導致這些部門之間的扭曲。例如，由購買地方政府發行之市政債券所賺取的利息收入可能免稅，而企業債券的利息收入將被徵稅。這會導致投資者將借給地方政府較多的錢，而借給企業較少的錢，其他條件相同保持相同，這就扭曲了資金分配。

這類扭曲的另一個例子是美國的醫療服務。根據美國目前的所得稅制，當僱員的工作契約中包括醫療保險時，這種福利不計入應稅所得。但是，如果僱主把這些本來就是要花在醫療保險的費用，直接以薪資支票的形式交給僱員，這些費用就變成應稅，意思就是僱員最後無法得到支票全額。換句話說，取決於相關的所得稅率，僱主替僱員購買醫療保險，比僱員自己去購買醫療保險便宜。這也就是為什麼，工作契約中通常包括醫療保險，但人們會選擇另外用薪水去購買車險或火險。

除了豁免特定收入來源，所得稅的又一重大扭曲，是將特定開支排除（或扣除）於應稅所得。例如，屋主可以將支付房貸利息的支出從應稅所得中扣除。因此，某個稅前收入為100,000美元但支付5,000美元房貸利息的人，只需要向國稅局報告自己的應稅所得為95,000美元。而後套用的稅率級距，則以這個較低的95,000美元應稅所得為準，而不是真正的100,000美元收入。這種所得稅制中的「漏洞」，按理說，整體而言可以讓經濟更貼近市場結果（透過限制所得稅扭曲的適用性），但它顯然會造成個別部門之間的巨大扭曲，特別是在高邊際所得稅率的情況下。在抵押貸款利息可扣除的例子中，這種扭曲造成延長貸款期間的人為性激勵，讓人們優先把錢花在其他投資，而不是盡快償付銀行貸款。[8]

而所得稅帶來的最大扭曲，則在人們設定收入目標之時。最明顯的，如果工作的獎勵（即貨幣收入）被徵重稅，人們將工作得較少。大學生可能會延長教育，年紀較大的工人提前退休。就經濟整體而言，因為激勵機制的變化，工作總小時數將下降，特別是假期期間的「雙倍薪資加給」。不管是因為人們會的工作的較少（享有更多休閒），還是人們在「檯面下」或「賬外」工作而不向政府報告收入，都會發生。由於某些形式的收入比其他形式更容易隱瞞，這種對黑市活動的鼓勵也會扭曲經濟（相對純粹市場結果）。

最後，我們將討論許多分析者忽視的稅制影響。有些人認為，適度加稅不會對經濟活動有顯著的影響，因為「人還是要工作」。例如，假設政府原本沒有所得稅，但因為政府需要更多收入，就對80,000美元以上收入開徵20%的所得稅。許多觀察家會認為這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不大，因為那些收入超過80,000美元的人，肯定不會因為新稅而停止工作！

然而，這種分析忽略了貨幣收入只是工作的其中一個吸引力這個事實。假設某人是中西部沉寂小鎮裡一間會計師事務所的頂尖會計師，每年賺80,000美元。而他又向一間大型紐約公司申請了一份年薪140,000美元的工作。然而這份新工作的缺點，是這個人不得不經歷搬家的麻煩、支付較高價格的住房或公寓租金、大型企業中較緊張的工作壓力，以及每天額外多出的兩小時通勤。在所得稅出現之前，這個人評估這每年額外的60,000美元是否足以補償這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弊端。

但在新所得稅生效後，這份紐約工作的優勢明顯下降。如果這個人接受這份工作，他的稅前年薪會跳到140,000美元，但他被迫付給政府12,000美元。因此，他的稅後收入將只有128,000美元，相比於目前工作的80,000美元（正好落在稅線以下）。現在這個人得決定，這每年額外的48,000美元是否能補償搬家、昂貴住房、高工作壓力、通勤時間等麻煩，而非60,000美元。就算這個人最後下定決心接受這份紐約的工作，顯然，數以百萬計工人組成的經濟中，高所得稅扭曲了接受工作與否的決策。因此，所得稅，尤其最高稅率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干擾了市場經濟利用高薪資吸引工人進入恰當職務的功能。企業家競爭勞動力的「信號」，受到稅法干擾。

徵稅抑制生產

「當個人所得稅率達50%、60%或70%時，將產生〔抑制〕效果，人們開始問自己，為什麼他們一整年下來得替政府工作六、八、九個月，而只有六、四或三個月是為了自己與家人。如果他們得承受所有虧損，但只能留下一小部分獲得［因為稅〕，他們會覺得用自己的資本承擔風險顯得愚蠢。此外，可用於冒險的資本總額本身急遽縮小。這些資本從可累積的部門被稅吸走。簡言之，那些提供新私營部門就業機會的資本從一開始就被扼殺，而那些逃過徵稅並進入私營部門的部分，則對創建新企業望之卻步。政府支出創造出自稱要解決的失業問題。」

－Henry Hazlitt，《Economics in One Lesson》，頁38

1 嚴格來說，會計無法將某特定盈利（或虧損）歸屬為某具體決策的結果。例如，假設某賭博醜聞斷送了米老鼠的名聲，同一時間，迪士尼樂園蓋了新設施。新設施開始營運後門票收入下降10%，很可能原先會下降20%，但新設施部分抵銷米老鼠醜聞的影響。即便如此，會計師仍能客觀地宣布損益的絕對數額。

2 我們承認我們違反只有個體可以行為的規則：在現實中，不是「政府」建立圖書館。相反的，是某些人在做決定，這些人的決定在社會中造成一定迴響，因為社會上其他人服從那些決策者的命令。為簡便起見，我們往往會說「政府」支出、提高稅收等。

3 個體經常因為預測政府即將介入而暫止投資。例如，如果政府資助興建新體育場，人們往往會說「要是沒有政府資助就不會蓋成」。然而，私人投資者「需要」政府資助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支出負擔能分擔到納稅人的肩上。

4 記住，私營部門組織可以依靠慈善捐款，不只是商業銷售收入。純粹市場經濟和慈善晚餐、收容所等組織不起衝突。關鍵區別在於，純粹市場經濟中，這些機構需要募求自願捐款，而不是接受非純粹自願方式集資的政府資金。

5 例如，民營企業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被視為不當，如提供軍事防禦。在一些情況下，只要每個人都受到類似強制，我們可以想像大多數人會同意被「迫」出錢出力。例如，如果地方政府每年收取10美元來提供「免費」垃圾桶與路燈，大多數城市居民可能把這當成「竊盜」。出於這類考量，許多經濟學家知道政府開支仍保有一定政府採購範圍的破綻。

6 事實上「扁平化」銷售稅此舉可能會帶來更多的總稅收，因為在更低稅率下將有更多銷售發生，在原先方案中，消費者可能不會買10%稅率的商品而改買免稅商品。因此，在新形勢下（所有商品的稅率統一為5%），相對於原先方案，實際應稅項目的銷售數可能會增加一倍以上，這將超過抵消稅率減半的結果。（請注意，我們只討論一般趨勢；我們也可以舉出具體數例，讓5%的「扁平化」銷售稅收入少於某特定項目的10%銷售稅收入，例如，如果10%稅率最初用於食品與香煙，而0%稅率最初用於遊艇與鑽石耳環，切換到5%的扁平化銷售稅後就可能減少總稅收。）

7 注意，20%稅率僅適用於落在第二稅級內的90,000美元收入，而非全數的100,000美元收入。這就是為什麼（正常情況下），加薪並「把你推入更高稅級後」，你實際上不會看到拿回家的薪水下降。

8 人們常說按揭貸款利息的扣除項可以提供買房動機而非租房，但價格往往會調整到消除這種影響。如果某企業家買了一個房子然後租給租戶，任何貸款利息都是業務費用，因此可扣除。租屋市場中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往往會壓低租金，以反映出此稅制的特徵。與此同時，如果屋主無法扣除按揭利息的話，住房價格可能會變高，儘管人們通常認為按揭貸款利息的扣除可以讓購屋動機大於租屋，但這個決策影響並沒有看起來那麼重大。

課程小結…

不管政府如何集資，政府支出總是把資源從私營部門的項目中移走，並投入透過政治過程而選擇的項目。
政府通常透過稅收、借貸與通貨膨脹來支付其支出。
相對於自由市場結果，所有的稅都會扭曲經濟。如果銷售稅的稅率不一，銷售稅有利於某些商品。即使是單一銷售稅，也會減少工作回報，從而人為地鼓勵人們選擇休閒。所得稅則更直接地懲罰工作，人為地鼓勵人們選擇具有非貨幣性優勢的工作。

新的術語

徵稅（taxation）：政府占有部分個人收入或其他資產所有權的過程。
預算赤字（budget deficits）：政府的支出超出稅收。赤字是政府在某給定時期內必須透過借貸來支付賬單的金額。
通貨膨脹（inflation）：創造更多的錢，從而推動價格上漲。
黑市（black market）：違反政府法規之非法交易的系統。
銷售稅（sales tax）：對於銷售給顧客之商品與服務課徵的稅。銷售稅通常以稅前金額的百分比適用之。
家長作風（paternalism）：認為他人沒有能力做出正確決定，因而以自己的意見凌駕他人的願望。
所得稅（income tax）：對於個人或公司之盈利課徵的稅。所得稅通常以稅前收入的百分比適用之。
累進所得稅（graduated income tax）：較高收入適用較高稅率的所得稅制。
所得稅級距（income tax brackets）：徵收不同稅率的收入範圍。例如，最低稅級範圍可能從0元到10,000元的收入範圍，稅率3%，而下一級距範圍可能從10,001元到20,000元，稅率5%。
扣除（tax deduction）：稅法規定中，允許某些特定費用（如醫療支出或購買新太陽能電池板）從個人的應稅所得額中扣除。這意味著這些可扣除項目是以「稅前金額」支付，這能讓個人用其收入購買更多可扣除項目。
應稅所得（taxable income）：實際適用於官方稅級稅率的收入金額。應稅所得是原始所得減去所有可扣除項目及其他調整後的結果。

問題研究

*經濟學是否能做出政府支出是好是壞的結論？
我們如何知道政府支出將資源由私營部門轉移？政府如何獲取資金有差嗎？
**如果政府建立圖書館，能否知道私營部門會不會建立圖書館？
如果政府只能從稅收籌集少量資金，能否知道稅負是輕是重？
只要人們繼續工作，所得稅對經濟的影響就不大？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9.關稅與配額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19.關稅與配額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enigmabadger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19.關稅與配額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重商主義的定義。
一般情況下的自由貿易。
關稅與配額如何讓國家變得更糟。

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是一種經濟理念或學說，認為透過鼓勵出口（賣給國外的商品與服務），以及抑制進口（向國外購買的商品與服務），國家可以變得富有。根據重商主義，貿易順差（出口大於進口）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好的，而貿易逆差（進口大於出口）則是壞的。如果重商主義真的正確，那麼，國家獲得成功的辦法，只有實施以鄰為壑政策，因為，某些國家的貿易順差勢必會使得某些國家出現逆差。換句話說，每個國家的出口都大於進口，這是不可能的。[1 ]當政府官員受重商主義思想影響，他們會將其他國家視為自己國家利益的潛在威脅。在這樣的心態下，國際貿易是零和遊戲，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利益必須來自於其他國家的損失。

重商主義是16世紀到18世紀間世界主要大國的主導理念。在此期間，各國使用黃金和白銀作為交易基礎，貿易順差會讓國家變得富裕，看來似乎很直觀。畢竟，若不斷有更多的出口大於進口，國家的黃金和白銀儲備量會隨之增加，因為這些出口與進口的「多」或「少」，是以黃金和白銀來衡量。[2] 表面上，認為國家富有的方法是累積錢，看來很有道理，特別是所謂的錢為實體黃金與白銀時。

著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休謨及亞當．斯密，分別以他們的著作摧毀重商主義政策的理論基礎。（我們將在下面的章節中回顧一些重商主義的問題。）你可能會驚訝地得知，當時的掌權者都跟隨這股智慧。這個世界在19世紀時享受了一段相對自由的貿易，政府大幅退出先前阻礙進口並鼓勵出口的政策。

正如你可能瞭解的，當代的政府並不支持真正的自由貿易。儘管各國簽署貿易協定而在表面上獲得貿易好處，但實際上，世界各地商品流動仍存在龐大障礙。政治領導人不會公開提倡重商主義，但仍然支持與其類似的保護主義政策，這些保護主義政策有利於（某些）國內產業更甚外國競爭者。由於各國不再使用黃金與白銀作為共同貨幣，當代用來修飾貿易限制的用語，變成「保留受保護之國內產業的就業機會」（而不是物質財富的積累）。

一般情況下的自由貿易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特別是亞當．斯密於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拆解了重商主義的想法，並開始建立自由貿易的強大理論基礎。多年來，經濟思想家將這些主張一般化，並設計出簡單又直觀的方法，來解釋國際自由貿易的優點。在本節中，我們將回顧自由貿易背後的基本理念，並在隨後探討關稅與進口配額這兩種貿易限制類型的具體問題。

從經濟層面而言，因為政治邊界而把商品分成「洋貨」與「國貨」，沒有什麼重大意義。國際貿易就像某個美國人和另外一個美國人交換食物、衣服、修車服務、醫療服務等等交易相同，在美國與日本的貿易中，沒有什麼「不合算」。

事實上，隱含在保護主義謬論的主要混淆之處，就是「『美國』從『日本』進口」的觀點。在現實中，是美國的個人買家向日本的個人賣家購買商品；所謂「美國進口」只不過是這些個人購買的加總。當我們說「美國對日本產生貿易逆差」，意思只是「美國個人向日本個人的購買總量」少於「日本個人向美國個人的購買總量」。這種情況，和「德州人向佛羅里達州人的購買總量」少於「佛羅里達州人向德州人的購買總量」的情況相比，不會有比較多的潛在危險或不可持續等「問題」。然而，我們沒有聽過德州人搥胸頓足地說著他們與佛羅里達州的「貿易逆差」。

確實，貿易保護主義的論據中存在不同複雜程度的障礙。例如，有人可能會因為具體貨幣政策或相對低廉的勞動力而擔心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卻不會因為國內洲際間的貿易逆差而失眠。在這本書中，我們不會著重在這些貿易限制的具體理由，在此，我們只是試圖讓你看到自由貿易背後的一般邏輯，並讓你了解為什麼貿易逆差本身不成問題。（貿易逆差這個術語本身是個負載詞！）

回想一下第8課討論的專業化好處與比較優勢概念，這些概念適用於純粹市場經濟中的個人之間。而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則只是這些一般原則的應用。限制從日本進口汽車是為了替底特律的美國工人「創造就業機會」的這種主張，就像一個男人拒絕去看牙醫是為了替得幫他潔牙與檢查牙齒的妻子「創造工作」，兩者一樣都是胡說八道。

在第8課中，我們探討專業化的常識，個人可以透過專注於特定活動，並用生產剩餘來向其他專業人士交換而提高生活水平。透過專注於自己的（相對）優勢，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可以藉由自願交易的好處來享受更多的商品與服務。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國家。相比於在國內（即國家疆界範圍內）產生所有東西，每個國家的人（平均下來）都可以透過選擇和其他國家的人進行買賣而變得富裕。由於各自不同的自然資源，從原油或鑽石蘊藏到平均降雨量與日照程度等，世界上的不同地區各有生產不同商品的比較優勢。除了自然資源外，各地區也有較隱晦的差異。例如，基於各種歷史原因，紐約和倫敦成為吸引大型金融機構的主要金融中心。由於這些現實條件，世界上大部分的金融交易流向這些地區，這很自然的（也有效率），就像沙烏地阿拉伯向世界其他國家銷售石油一樣。

由於各個地區之間自然、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透過各地區專注於自己的比較優勢（石油、柳橙、小麥、汽車、晶片等），並生產出多於各地居民需求量的商品，世界總產量（即人均產出）可以因此獲得最大化。這些各地區的剩餘產出隨後出口到其它地區，而其它地區也出口自己的剩餘產出。儘管個別國家可能相對於另外一個國家會有貿易逆差，但整體而言，世界貿易總是處於平衡狀態，個別的逆差與順差加總必然為零。世界上所有國家對於商品與服務的總購買量，總是等於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總銷售量。[3]

如果我們將全球自由貿易想像為初始情況，然後再進一步去想像個別國家決定「保護」國內產業與「保留就業機會」而阻止外國商品越過邊界，它的居民（平均）會窮得多。[4] 這就像生活在同個房子的大家長突然宣布不准家庭成員向非家庭成員購買商品時，這個家庭將陷入極端貧困的生活一樣。

有時候，人們沒看清「國際貿易」與「國內個人之間的貿易」這兩者的關連。確實，限制國外進口不會像父親限制家庭成員對外購買一樣具毀滅性。但這不過是量的差別，而不是質的差別。在某種程度上，生活在同一國家的人就像生活在同個龐大家庭的人一樣，因為成員夠多，這個家庭的大家長（即政府）宣布禁止與非家庭成員貿易時才未癱瘓整個家庭。

用另一種方式來看，這個假想中的家長幾乎禁止孩子們與整個地球的人口交易。相反的，如果美國總統封鎖邊境又取締進口，他只會阻止美國人和那些美國以外的人交易。專業化和比較優勢的好處，仍然可以透過生活在美國境內的龐大人口之間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極端的國家貿易限制，也不會像那些強加在單一家庭的限制那麼具破壞性。不過，如果你可以瞭解若這位假想家長能允許孩子與其他人交易將獲得什麼好處，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美國政府允許其公民不受約束地與外國人貿易能帶來好處。[5]

在檢視特定的保護主義措施（即關稅與配額）之前，我們應該強調一個重點：經濟的自由貿易是單方面的[6] 。換句話說，自由貿易並不是說「國家可從減少貿易壁壘中獲得好處，但前提是其它國家也必須允許進口該國商品」。不。上述討論明確地指出，當政府架設貿易壁壘時是在剝奪本國人民的貿易選擇。因此，消除這些貿易壁壘是在賦予公民有利於交易的更多機會，讓人民（平均）過得更好。當然，如果外國政府也廢除其進口限制，讓外國消費者也有更多選擇，事情會變得更好。但不管外國政府採取什麼貿易政策，任何一個政府都可以透過消除貿易壁壘並單方面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讓自己的人民過得更好。

確實，如果中國維持對美國出口的貿易壁壘，會讓美國人過得較差。但這與美國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進口貿易壁壘是兩碼子事。如果美國實施單方面自由貿易政策，美國人（人均）將過得更好，世界各地的人們也是，因為人們現在有更多貿易機會。[7] 無論其它政府是否效仿自由貿易政策並移除貿易壁壘，這種說法都為屬實。美國單方面拆除自身貿易壁壘，可能會提供強大外交壓力讓其他國家紛紛效仿，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美國人也會因此獲益。自由貿易的主張中，並不需要其他國家的「報恩」，因為美國移除貿易壁壘並非是個「恩惠」。是的，自由貿易會讓外國人過得更好，但它也會讓美國人過得更好。

現在，我們已經概述了自由貿易的一般情況，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政府限制跨國貿易的典型手段。

關稅

關稅是政府對於外國進口徵收的稅項。雖然政府徵收關稅的目的可能只是想要增加稅收，但通常新徵關稅項目的官方理由（或加重現有關稅），是關稅有助於生產同類商品的國內生產者。我們將在本節研究進口關稅有助於受保護產業之本國工人的這個主張。

為了讓分析較容易進行，我們使用美國與日本的具體案例，並將數字換成較簡單的假想數據。假設兩國間的初始情況是完全自由的貿易，而一台汽車的市場均衡價格為10,000美元。在這個價格下，美國汽車生產商可以生產汽車而盈利，但美國生產商的汽車供給不足以滿足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其餘的汽車由日本生產商提供，因此，美國消費者可以用10,000元的價格買到想要的汽車。

美國汽車生產商把他們說客送入華盛頓。他們解釋日本的勞動成本較低、日本政府提供不公平補貼給日本汽車製造商等等，而要求華盛頓「讓競爭環境變得公平」。如果聯邦政府對日本進口開徵10%的關稅，美國生產商就有利可圖，從而能擴大營運並為美國工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政客們恭敬不如從命，立刻對進入美國市場的日本汽車徵收10%的關稅。這意味著，如果美國消費者現在想購買日本汽車，就必須支付11,000美元：10,000美元進入日本汽車生產商的口袋（跟以前一樣），[8] 剩下的1,000美元則以關稅的形式進入華盛頓的口袋。由於美國消費者現在被迫以11,000美元支付日本汽車，這意味著美國生產商現在可以抬高自己的價格。你瞧，說客是正確的！在較高的11,000美元價格下，美國生產商沿著供給曲線移動，進而在美國的工廠中由美國工人生產出較多的汽車。底特律和其他汽車工業城市的就業率提高，就像說客所預測的那樣。所以，這項新關稅是一種經濟上的成功？

大多數經濟學家會說「不」。的確，美國汽車行業的工人與股東受益於新關稅，但美國汽車的消費者卻受到傷害。畢竟，以前想買車的美國人只要花10,000美元，但現在他們必須支付11,000美元，他們顯然因為這種改變而變得更糟。即便是那些「愛國貨」的忠實消費者也受到傷害，因為美國製汽車價格也漲了1,000元。在普遍的假設下，很容易可以看出汽車生產商的好處還不夠抵銷汽車消費者的損失。[9] 因此，關稅讓美國人過得更差。

在像本書這樣的入門讀物中，我們不會詳細點出這項主張的每個細節。相反的，我們試著用三種直觀的方法來證明實施新關稅會使得國家平均變得更差。

關稅是對國內居民徵收的稅

要瞭解關稅如何讓國家變得更差，最明顯方式是理解關稅是對國內居民徵收的稅，而不是對外國生產商徵收的稅。在我們的例子中，說「美國政府對日本汽車生產商徵收稅」實際上有誤導之嫌，因為這種稅事實上是對美國汽車消費者所收的稅。所有美國政府透過這項新關稅所收集的稅收，都來自於美國人的荷包。[10]

我們在第18課提到的銷售稅扭曲效應，在這裡也同樣適用，因為關稅其實是針對國外生產貨物的銷售稅。原先10,000美元的汽車市場價格訊號，引導著消費者與生產者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資源。關稅則干擾了這個價格訊號，讓美國人生產汽車的能力彷彿比世界上其它地方更差一樣。那些主張關稅壁壘以「保護」美國工業的人，事實上是在說「對美國人加稅是走上繁榮之路」。

關稅不會增加就業而只是重新組合

或許，保護主義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相信新的關稅會增加總就業人數。這種信念是錯的，因為某項新關稅並不會憑空創造出新的工人。在我們的例子中，如果這項新關稅讓美國汽車業擴大產出並僱用更多工人，那麼美國的其他產業勢必縮小輸出而僱用較少工人來生產。[11]

那些認為關稅會提振經濟的人，通常狹窄地關注於受保護部門所「創造」的工作機會，然後再進一步理所當然地認為那些新工作機會所僱用之工人所進行的消費，會「創造」出商場、餐廳等等額外工作機會。不可否認，在我們的例子中，不僅美國汽車工廠的就業增加，工廠周遭的商機也會因新關稅而增加。

然而，這種短視分析所忽略的，是那些分散在全國各地其他行業中被銷毀的工作。這項新關稅讓消費者得多花1,000美元來買車，那些多花1,000美元來買車的人，花在其住家附近餐廳、電影院等處的消費就會變少，所以在這些消費者住家附近的商家遭受打擊。

一些聰明的保護主義者可能會指出我們把重點放在芝麻綠豆的小事上，他們說重點在於從日本生產商手上轉到美國生產商手上的商機。換句話說，重點不在於汽車價格增加了1,000美元，因為美國汽車消費者每「多付」1,000美元，美國汽車生產商就「多收」1,000美元[12]，我們應該將重點放在每一台由美國工人所額外生產出來的汽車，這10,000美元被「留在國內」而非被「送往日本」。因此，這種效應肯定很關鍵，並顯示出國家整體而言因為新關稅而受益，對不對？

不對。這些聰明保護主義者的分析仍然忽略了一個巨大的關稅效應：關稅在懲罰進口的同時，也懲罰了其它美國的出口。具體而言，美國消費者向底特律每買一台汽車，而不向日本生產者購買，意味著日本人民對美國製造的商品消費就少了10,000美元。因此，美國汽車生產商的額外業務，被小麥、軟體與其它美國出口的銷量下滑而抵銷。

關鍵原則是要記住，國家最終是以出口支付進口。就像單一家庭（從長遠看來）無法持續從外部購買商品與服務而不生產任何商品，同樣的道理，國家無法源源不絕地進口汽車、電子產品、毛衣和各種商品，除非該國出口商品與服務。[13] 講白一點：保護主義隱含地假設，日本汽車生產商是白痴，願意用盡稀有資源替美國人製造漂亮的新車，只為了換來一堆印有美國總統圖案的綠色紙片。

在結束本節之前，我們應該強調一個重點：關注於美元金額可能會產生誤導，因為最終是由實際的商品與服務構成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上面的段落中，我們「採用錢的說法」，只是為了說明典型的保護主義論點忽視了那些他們通常會忘記的生產者。在現實中，關稅的意義不在於它對美鈔數量產生的效果，美鈔的數量不會因為關稅而有所改變，而最終也不是那些綠色紙片來決定美國人是富有還是窮困。決定美國人是富有還是窮困的，是美國人能用勞動與資源生產多少商品，以及他們能夠消費多少商品，不管是這種消費是向國內生產者購買，還是用生產盈餘向外國人貿易。

新的關稅會將美國的勞動力與其它資源，從具有相對優勢的產業中移到不具相對優勢的產業，並阻礙國際間專業化分工的好處。正如互惠互利的交易會讓交易雙方變得更好，國際間的自由貿易也會讓所有參與國變得更好。當政府透過徵收新關稅來干擾這種純市場結果時，不僅傷害外國，同時還傷害國內人口。

如果關稅壁壘有益，海上封鎖會不會更好？

或許，證明關稅壁壘荒謬之處最簡單的方法，來自於亨利．喬治。他觀察到國家在和平期間，會對自己實施關稅以期阻礙外國商品，但國家卻會在戰爭期間對它國實施海上封鎖，以阻礙他國進口國外商品。如果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張正確，難道海上封鎖敵國不會讓敵國更繁榮？

進口配額

進口配額是另一個政府干預國際貿易的普遍手段。在這種安排下，政府不直接干預進口商品的價格，而是限制進口數量。

例如，政府不對日本汽車徵收10%關稅並將進口數量留給（扭曲的）市場決定，政府可以改採100,000台汽車的進口配額。日本生產商只被允許在美國市場上銷售100,000台汽車，並獲得（扭曲的）市場價格，其中沒有任何支出流入美國政府的國庫。但是，若進口配額已滿，任何額外進入美國市場銷售的日本汽車都將成為非法。

進口配額的主要影響與關稅相同。如果美國立法者事先知道導入10%關稅後日本汽車需求量會變多少，原則上，立法者可以設置相同數額的進口配額，也能達到與施加關稅大致相同的經濟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進口配額的主要經濟效果與上一節的分析內容大致相同。

然而，事實上，進口配額可能比關稅更危險，一方面，因為這對外國生產者造成的負擔似乎大於對國內公民造成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因為進口配額相對於純粹市場結果會造成多少損害並不明顯。出於這些原因，政客可能會較偏好施加繁重的進口配額，而不是等價的關稅。

想想：在50%的關稅下，政府懲罰外國生產者且獎勵（部分的）國內生產者，顯而易見。人們會知道原始進口商品的價格，也理解自己正支付額外的50%給政府。但如果政府只是施加進口配額，人們很難去釐清這種規定相較於純粹市場結果產生了多少扭曲，特別是隨著時間推移與條件變化。例如，在關稅的情況下，如果外國生產者因為創新而能夠大幅降價，美國消費者仍然會受益，因為稅後價格也會隨之下降。但如果政府實施強硬的進口配額，美國消費者就難以受益於這種創新帶來的成本削減。

1 當然，國家本身不會進出口貨物，而是國家裡的人在進出口貨物。但如果不將各國當成貿易單位，很難傳達重商主義的精髓。

2 例如，如果法國出口價值100盎司黃金的葡萄酒到英國，而只從英國進口價值80盎司黃金的書籍，如果這是唯一的交易，英國將流出20盎司黃金的淨流量到法國。

3 如果你是進階讀者，我們應該指出，技術層面上，某個給定國家（如美國）可以與另一國家（如中國）產生貿易逆差，但同時與其它國家（如澳大利亞）產生貿易順差。然而，對於任何具體國家而言，這種逆差與順差不需要抵銷。例如，因為美國以外的人可以投資美國資產，使得美國有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淨貿易逆差。譬如，如果日本投資者購買IBM發行的公司債券，這項購買讓「美元返回美國」，並有助於平衡因為商品與服務貿易逆差所產生的美元淨流出。（需要注意的是股票與債券等金融資產不構成國家的出口。）

4 我們增加了「平均」的限定詞，因為，技術層面而言，實施貿易壁壘可以讓部分國內人民變得更好，即，那些與進口相競爭的人現在受到處罰。但我們在下一節會看到，那些受保護者所獲得的利益，將被國家裡的其他人遭受的損失所抵銷。

5 要澄清的是，我們在此側重於反對自由貿易的一般經濟論點。如果有人說美國的彈道導彈生產者不應該被允許和生活在朝鮮的人進行交易，這不是一個純粹經濟主張，而是軍事主張。在文中我們所處理的是廣為流行但被誤導的貿易壁壘信念，也就是認為貿易壁壘會讓國家更富有並刺激國內經濟。

6 我們回想自由貿易的經濟情況以與其他類型主張做區別。例如，精通自然法理論的人可能會聲稱，即使自由貿易使各國較差，但仍然是正確的政策，因為政府沒有權利限制人們如何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

7 我們增加了「人均」的限定詞，因為理論上我們可以想像具體的個人因為消除貿易壁壘而受損。我們知道，如果中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中國的生產總量和消費量將上升，這意味著在中國的一般人將受益。但有一些受益於貿易壁壘的生產者可能被進口品競逐，這些生產者的損失可能大於他們身為消費者因為選擇變多（價格變低）的收益。我們強調這點，主要是讓你更能理解自由貿易的經濟情況。在現實世界中，完全移往自由貿易，而消除各別障礙，可能會讓每個人都變得更好，尤其是從長遠看來。

8 技術備註：從日本生產商的角度看來，美國對他們的汽車需求已經下降。也就是說，日本車的價格同樣是10,000美元，但關稅實施後，美國人的購買量不像以前那麼多。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假設這種美國需求下降不會降低日本車在世界市場上的10,000美元平衡價格。如果你去研究更進階的經濟學，你會了解到，理論上，像美國這種大國「最佳化關稅」的可能性，透過戰略性地使用低關稅可以讓自己獲利（同時傷害其它國家）。在實務上，這是一個滑頭的說法，沒有理由相信政客會堅持「最佳化」關稅結構。但如果你要研讀經濟學，你應該知道這個技術問題。

9 新的關稅也會傷害美國其他生產商，我們將在文中看到。

10 實務上，如果新關稅造成日本車的（稅前）市場價格下跌，那麼，在某種意義上，關稅由美國消費者與日本生產商共同分擔，因為美國消費者多拿出來的錢不若關稅增加的那麼多。即使如此，仍值得強調美國消費者實際上支付了部分關稅。

11 有一個可能的例外是失業率下降。換句話說，某一個行業擴大，而其他行業保持原就業水平，而這些新僱用的工人來自原失業行列（或來自將補充失業工人數的部門）。在第23課中，我們將探討商業週期，而這種複雜過程並不改變上文的結論。

12 如果每台日本車得多花1,000美元的關稅，而美國人仍然決定購買呢？好吧，如果政府花用這筆錢，就構成額外的扭曲純粹市場結果，原因於第18課已提及。保護主義者的最好假設是政府使用關稅收入來降低其它稅收。本文我們忽略此過程，並把重點放在新關稅所造成的其他扭曲。

13 我們增加了「從長遠看來」的限定詞，因為個人可以透過舉債而使得消費高於產出，至少短期內。同樣的道理，如果外國人願意投資某國金融資產（如購買該國企業股票或債券），該國就能維持淨貿易逆差。但在此，實際上是貿易逆差的國家借用了自己的未來產出。

課程小結…

重商主義是一種將金錢累積視為國家繁榮之道的經濟理念。重商主義的目的在於鼓勵出口與限制進口，以將錢留在國內並替國內產業提供就業。
國際自由貿易是一般自由市場情況的簡單應用。同一群人會受益於選擇增加。自由貿易並不強迫人們從外國生產者那裡進口商品，它只是移除障礙。對於個人而言，從事專門職業並用生產盈餘和其它個人貿易，這很合理；世界上不同地區分別專注於某些活動，並用生產盈餘與其它地區進行貿易，也同樣合理。
關稅與配額是政府針對國外進口採取的人為限制。而其效果與支持者的主張相反，關稅與配額會讓國家的人民平均過得更差。（關稅或配額可能會讓國內特定的個人受益，但這些收益小於其他人所受到的傷害。）從長遠看來，關稅與配額不會「創造就業機會」，它們只是把工人從高效率產業重新安排到低效率產業。

新的術語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將財富積累視為國家繁榮之道的經濟理論。鼓勵出口並抑制進口。
出口（export）：某國人民出售給外國人的商品（與服務）。
進口（import）：某國人民向外國人購買的商品（與服務）。
貿易順差（trade surplus）：出口多於進口的數量，以貨幣計量。
貿易逆差（trade deficit）：進口多於出口的數量，以貨幣計量。
以鄰為壑政策（beggar-thy-neighbor policies）：試圖讓自己的國家富有而使得其它國家變窮的政策（通常涉及貨幣與貿易限制）。
零和遊戲（zero-sum game）：某個人（或國家）的獲益對應於另一個人（或國家）的損失。在零和遊戲中，不可能有互利與雙贏的結果。只有贏家與輸家。
自由貿易（free trade）：政府不對公民與外國人的交易施加人為限制的環境。
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採用政府貿易限制手段試圖幫助本地工人的理念。其基本原理是，透過限制外國進口，政府將鼓勵消費者「購買國貨」，從而替本地工人提供就業機會。
關稅（tariff / duty）：針對外國進口商品徵收的稅。
進口配額（import quota）：在某特定期間內，某個特定商品的最高進口限額。

問題研究

*能否讓每個政府都成功推行重商主義政策？
亞當．斯密在重商主義方面發揮了什麼歷史作用？
解釋這一說法的意思（不是原因）：「去年美國對日本為貿易逆差。」
解釋：「經濟的自由貿易是單方面的。」
解釋：「關稅不會增加就業，而只是重新組合。」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我們如何發展經濟原則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我們如何發展經濟原則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ramnath bhat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2.我們如何發展經濟原則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具目的之行為與無意識之行動間的差異。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的差異。
為什麼發展基本經濟學所採用的方法，不同於物理或化學所使用的方法。

具目的之行為與無意識之行動

當我們在看著世界並嘗試從某種意義上搞懂世界時，我們所作出最基本也最關鍵的區別之一，是具目的之行為與無意識之行動間的差異，通常這甚至是在無意識下完成。在描述一顆棒球的軌跡時，我們可能會提到重量、速度、空氣摩擦力等東西。我們不會說棒球「想要像以拋物線作動」，或棒球「厭倦了飛行而想回歸地面」。這些對現代人而言都是胡說八道，還會被攻擊非常不科學。但是，若不是在討論棒球，而是在描述噴射機議案。在後者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接受飛行員「想要避免動盪」或他「認為燃油不足因此決定著路」等說法。

我們解釋這兩個事件的差異，反映出我們詮釋周遭世界的基本決定。當我們觀察事件時，我們可以把原因歸結到自然法則，或者我們可以用某個有意識生物的意圖來解釋（至少部分）這些事件。總之，我們可以選擇是否相信另一個心智正在起作用。

我們在此接觸到一些很深刻的哲學問題，顯然，我們不會在這個簡短課程中給你「最終定論」。但為了稍微感受經濟理論，並給它堅實的基礎，我們必須認識到具目的之行為與無意識之行動間的差異。經濟法則適用於前者而不是後者。我們將在第3課看到，經濟學總是涉及至少一個心智的作用，這意味著一個智能生物，具備有意識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將採取影響物質世界的措施。

具目的之行為與無意識之行動間的差異，並非簡單的人類與「無生命體」間的差異。許多人類身體的各種動作也可以是無意識行動的例子。例如，如果我告訴你「如果你抬高右腿我會給你20美元」，然後我們會解釋你的後續行為是一個有意識的反應，你具有目的地移動你的腿，因為你想要錢。但是，如果你的醫生用槌子敲你的右膝來測試你的反應，你的腿因此作動將不會是具目的之行為的例子。雖然你的神經系統與大腦參與其中，我們也不會真的說你的心智也參與其中。（請注意，大腦和心智非常不同，而這種差異對這一課至關重要。）

本書的課程內容，適用於具意識的人因為心中的目標而進行有目的行為。有時「有意識行為」與「反射行動」兩者間的邊界模糊，但這不會真的減損本書中的原則。確實，外野手在把棒球扔到二壘時，他可能並不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心智運作。但他肯定試著封殺跑者，因為他希望他的球隊贏得比賽。即使他「失算」而把球扔過二壘，本書中的所有課程都仍適用他具意圖的行為，因為他有意識地試著以某個情況來交換另外一個他認為更可取的情況。

本書中的經濟原則並不局限於「完全理性的人」。書裡的內容適用於那些每天在現實生活中利用心智進行交換的真正的人。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意思是它研究人以及與社會因素。其他的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另一方面，自然科學則研究自然世界。自然科學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和氣象學。

因為它們各自不同的研究主題，社會科學關注於具目的之行為，正如上節所述，而自然科學則關注於無意識之行動。社會科學家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解釋與理論，至少含蓄地依賴於其他心智正影響事件的假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生物學是個顯著的例外，自然科學家通常不會在專長領域中引用具意識的心智來解釋事件。

對於其它心智的認知，以及思考的個體各自具有個人動機的事實，已經滲透到社會科學中。而這種認知並不局限於形成解釋事件的理論：即使是社會科學的原始「事實」資料，其本身就是精神事件而不是純粹的自然或物理事件。例如，社會學家可能得出某個犯罪率增加與離婚率增加相關的理論。但社會學家為了收集數據來測試這個理論，她首先需要到「進入其他心智」以便知道哪些事件應該被列為犯罪或離婚；這些都不是自然的殘酷事實。

即使是社會科學「事實」也與心智相關

想想工具、食品、藥品、武器、單字、文句、通信和生產行為…我相信這些都是社會科學裡經常出現的人類活動一般物品。很容易看到這些概念…並非指稱一些客觀物品的物性或能讓觀察者透過觀察獲知，而是其他人對於事物所持有的看法。這些對象甚至沒法以物理術語定義，因為其中任何一類的成員間都沒有一個統一物理性質…這些只能以三個術語之間的關係做定義：目的、某個具有這個目的的個體、此個體認為能符合其目的之合適手段的物品。

－Friedrich A. 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年，頁59-60

例如，如果莎莉開車撞到喬，使喬因此死亡，這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一件兇殺案。如果莎莉在車禍前五秒心臟病發作，那麼這個事件可能不構成犯罪，而僅是意外。另一方面，如果警察到達現場後聽到莎莉吼著「這是你最後一次騙我！」，那麼，警察可能會開始宣讀莎莉的權利。請注意，作出最終差異的是莎莉的心智；社會學家需要猜測莎莉的意圖才能知道是否發生犯罪。再多的物理描述都無法決定，只有揭示莎莉撞到喬的當下在想什麼的描述可以決定。她的精神意志可以把普通的汽車轉變成殺人兇器。最後一次再強調這點：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沒有任何物理變化；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找不到汽車的組成分子發生任何事。相反的，當我們說莎莉「把汽車變成殺人凶器」時，我們正在對無形且無法直接觀測的莎莉心智做出判斷。莎莉控制汽車時的手腳動作並不是問題關鍵，是她的意圖決定了我們是否會再增一例謀殺案。

正如莎莉開車撞到喬的例子，即使是社會科學的「原始事實」都與我們對他人心智的瞭解相關。與此相反，通常在自然科學中，不管是原始事實還是解釋事實的理論，都不依賴於解讀他人的思維。自然科學家可以透過觀察物理世界，得出其「無意識之行動」的解釋。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成功之道

在物理學、化學與生物學等科學以及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科學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人們認為前者比較「硬」而後者比較「軟」，尤其是那些硬科學的科學家們！而普遍的感覺，則是所謂硬科學相比於所謂軟科學更嚴謹也的確更「科學」。一般來說，世界上最聰明也最有名的科學家都來自於硬科學；此外愛因斯坦、費曼與史蒂芬．霍金等標誌也擄獲大眾目光。與此相比，心理學則很難獲得如此榮譽，甚至很少有人能說出上個世紀的絕頂社會學家。雖然有些人可能會譴責粒子物理學家協助創造核武，即便如此，仍有絕大多數人支持物理學本身。而另一個鮮明的對比，則是很多人都對社會科學持懷疑態度，甚至敵視，特別是經濟學和精神病學。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如果我們不知道答案，我們可能會期待輿論崇敬研究人類的科學家，而不是研究無意識粒子的科學家。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社會科學合理化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例如，對那些被監禁的人進行違反他們意願的電擊療法，還有美國政府在大蕭條期間不管人民挨餓而資助屠殺數以百萬計的豬隻。或許是許多這類事件使得人們不信任精神病學家和經濟學家。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因為廣島事件責備物理學家，或者是因為火藥而責備化學家？

我們提議其原因是強大武器背後的物理學與化學是正確的。物理學家對軍隊說：「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從飛機上丟下去，就會誘發裂變反應並釋放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熱量。」而物理學家的預測完全準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心理醫生告訴法院：「賦予我們權力監禁那些我們認為精神異常的患者，並允許我們對其注射藥物與進行其他實驗。這會讓他們變好，調整後的人將不會表現出異常與反社會行為而對社會有益。」許多所謂頂尖的經濟學家，也在20世紀和21世紀告訴各國政府：「給我們的印鈔機的控制鈕，我們將不遺餘力地讓世界免於蕭條肆虐與猖獗的物價通膨。」很顯然，精神科醫生和那些最有影響力之經濟學家們的紀錄，幾乎沒有自然科學家那麼值得稱道。

出於某種原因，似乎即使是最多才多藝的天才，在社會科學中也可能把他們的學科帶入死胡同，越來越多領域中的專家（以及公眾）開始懷疑「現有技術」是在浪費時間。很多人都會同意「精神病學曾經發展得不錯…直到弗洛伊德」，或者「經濟學在凱因斯出現時轉錯了大方向」。但幾乎沒有人會說：「牛頓做了很多偉大的物理工作，直到瘋子愛因斯坦出現然後毀掉一切。」

自然科學獲得的成功與名望，以及社會科學的平庸結果與公眾敵意，這兩者之間的鴻溝成因之一，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相當簡單，這些研究對象的行為似乎遵循一組簡明的規則。因此，硬科學（通常）可以依靠控制實驗來評估他們的理論。這就是為什麼物理學不太會走入死胡同，不像大多數人看待弗洛伊德心理學與凱因斯主義經濟學那樣。物理理論預測物質世界中的對象。新奇但最終低劣的理論將很難掃蕩專業的硬科學（如物理），因為理論的低劣將透過實驗反復證明。愛因斯坦抵制量子理論的哲學意義是出了名的，但沒有物理學家（包括他自己）會去爭論該理論對亞原子粒子實驗測量的預測準確性。

由於亞原子粒子沒有心智（據我們所知），為了理解它們的行為以「解釋」亞原子粒子，對物理學理論而言，除了準確地預測這些粒子在各種情況下的行為以外，沒有別的要求。我們應該指出的是，在物理實務上，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某個理論可能針對某些實驗能有更好的預測，而另一種理論可能更簡單也更優雅。一些物理學家可能會「相信」更完美的理論，並尋找那些質疑其首選理論的實驗中可能出現的瑕疵。即便如此，硬科學理論在長期運作之下，能夠系統地產生毫不含糊之較佳預測的理論，最終將取代它的對手。

許多社會科學的專業人士也認為同樣的「科學方法」也應使用在各自的領域。然而，問題就在他們的研究對象各自具有心智。要發展出一套簡潔法則來預測人們在各種情況下的行為，已被證明極其困難。在社會科學中，特別是經濟學，事情的複雜度很高，以至於在很多情況下根本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控制實驗。

為了說明自然科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重要區別，首先我們假設有兩組物理學家正在爭論某個粒子的電荷強度。就在導入一個巧妙的新技術進行實驗後，其中位於澳洲的那組人宣布，以前的預測需要修改。然而，其對手物理學家小組則認為，澳洲團隊的實驗有瑕疵，因為實驗室位置接近南極進而扭曲測量結果。他們透過在不同的緯度進行相同實驗來解決爭端，看看在靠近赤道的實驗室所做出的測量結果是否較為接近先前預測。這些研究背後的關鍵假設，是這些粒子行為都遵循同樣的法則，而且每次實驗都能控制其它（相關）的變因，將影響粒子的變因局限於地球磁極的磁荷影響。這個故事讓我們理解為什麼物理學看來如此「管用」；它們多年來具有充足理由讓我們假定如此，而物理學家也將發展出更準確預測物理世界如何運行的理論。

但當兩組經濟學家爭論某個重要理論時，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例如，一組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大蕭條的原因「總需求」崩潰所造成，胡佛總統和羅斯福總統應該透過大規模政府赤字，花用舉債的錢來抵消衰退。另一批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則強烈反對，並認為1929年開始的蕭條是因為先前美聯儲操作的「繁榮」所造成。依照奧地利學派的說法，胡佛和羅斯福的誤導性干預主義政策，使得這個蕭條被拖長了超過十年。奧地利學派爭論凱因斯的赤字理論，並指出，胡佛和羅斯福掌權期間的預算赤字保持在紀錄高點（和平時期），正逢美國經濟史中最緩慢也最痛苦的復甦。凱因斯主義者則對此回應道，即使赤字如此龐大，揮之不去的失業，證明了政府「顯然」還沒有借夠錢來花。

在本書的早期階段，我們尚未掌握能進一步演進這個實際爭議的概念。（在後面的課程中，你會學到理解雙方說法所需的工具。）僅管專業經濟學家爭論「大蕭條」的成因已超過七十年，時至今日，該爭議仍未獲得解決。這種論戰永遠不會結束，因為1920年代末世界經濟的各種確切條件都是獨一無二的。經濟學家沒有辦法測試凱因斯主義的理論，譬如，除了倍增1932年的聯邦財政赤字之外將所有其他變因維持不變，然後觀察對失業率的影響。

聯邦預算赤字與失業，1930年－1939年

資料來源：美國總統計畫（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budget. php）與勞工統計局

經濟學家無法一致同意正確處方

蕭條期間對政府的適當禁制令，就是削減政府預算並嚴格遠離於經濟體。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Murray Rothbard

正如我們因為儲蓄而進入蕭條，我們必須揮霍來脫離它。

－《商業周刊》經濟學家Virgil Jordan，寫於1932年

引述Robert P. Murphy，《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Guide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Washington, D.C.: Regnery，2009年，頁52-57

確實，毫無疑問的，那些無論出於道德或政治原因而支持大規模政府支出的經濟學家，往往也傾向接受凱因斯主義對大蕭條成因的觀點。同樣的，反對「大政府」的人，往往傾向於那些強調低稅率與精簡政府預算好處的經濟理論。正是因為控制實驗的不可行，使得這種截然相反的經濟理論長久性存在，兩方陣營都堅定地認為自己正確而對手則不誠實或草率。這類激情在硬科學領域中被緊緊限制，因為相比於社會科學，在硬科學的領域中，事實更會「替自己說話」。

幸運的是，我們並未失去一切。即使可運用於經濟學的自然科學方法有限，我們還有一些發展經濟原則與法則的其他方法，這些方法依賴於物理學家或化學家無法取用的技巧。在你掌握了本書課程後，你會逐漸建立一個解釋世界的新框架。以前看來語無倫次的事情，現在似乎有了意義。而你也會看到，本書的課程將不依賴實驗甚至是歷史結果來以證明其有效性。一旦你抓住每節課的要點，它們將永遠屬於你。你可以決定這些概念有用或沒用，但你永遠不需要擔心新發表的經濟研究會推翻這些概念。這怎麼可能？我們在下一節中解釋。

我們如何發展基本經濟學

正如我們上面所討論的，經濟學理論家面臨兩個巨大問題：他們的研究對象有自己的心智，也比化學等自然科學更難以執行經濟的控制實驗。這些差異也能部分解釋，為什麼所謂硬科學比包括經濟等軟科學，享有較好的客觀性聲譽與成功。

然而，經濟學家擁有比自然科學家更巨大的優勢：經濟理論家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心智及意識目標的生物。因為他擁有經濟行為中的內部觀點，經濟學家可以更容易理解經濟體中其他行為者的動機與約束。與此相反，粒子物理學家沒有辦法知道「當一個夸克是什麼感覺」，物理學家必須完全依賴於熟練的經驗技術來深入了解夸克的行為。

本課稍早我們關注於具目的之行為與無意識之行動間的重要差異，因為這種差異是發展有用經濟原則的關鍵。這本書所發展的經濟原則，為基於「具有心智的個人試著達成自我目標」這個事實的邏輯推演。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這些社會科學家提出包含其他心智運作的「理論」時，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體驗自己的心理意識，那麼，「理論」會開始陸續吐出其他的衍生知識。你進入第3課時可能會感到驚訝，許多經濟事實能被包裝在「約翰的行為具有目的」的簡單觀察中。我們現在還不會列出這些結果，你應該能在研習第3課的過程中開始瞭解這些。

相較於從物理學或化學中找尋如何發展良好經濟原則的指引，幾何學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模範。在標準（歐氏）幾何學中，我們從一些合理的基本定義與假設開始。例如，我們定義「點」與「線」，然後解釋「角度」是兩條線的交叉等等。

一旦我們有了一些初始定義與假設，就可以用它們開始建立「定理」，定理是我們用原來的定義與假設進行邏輯推演之後的奇特結果。幾何學的教科書會從最基本的定理開始，然後使用每個新結果去推斷出一些更複雜的內容。例如，簡單的定理可能像這樣：「如果我們從形成矩形的四條線開始，我們可以劃出一個新的第五號線，將這個矩形分割成兩個相同的三角形。」一旦這個（很簡單的）定理被證明，它就可以被加到工具箱裡，並隨後調用這些早期定理發展出更困難的定理。

我們在本書中建構基本經濟原則的方法，相當類似於幾何學方法。在下一課中，我們將定義某些概念（如利潤與成本），並顯示出它們與基本假設之間的關係，我們的基本假設是，社會事件的驅動是有目的之行為。隨著課程進行，我們將繼續在先前課程的基礎上，透過引入適用於先前結果的新情況來添加新的見解。

在此階段，你應該發現有關幾何學例子的兩個重要觀察。首先，請注意，要求數學家走出書房並「測試」幾何學教科書裡的定理一點意義也沒有。例如，畢氏定理，這可能是最有名的幾何學結論。畢氏定理說，如果你有一個直角三角形，並在每個邊上標記一個字母，那麼下面的公式將會成立：

a2 + b2 = c2

一旦你看到一個畢氏定理的實證，你就會明白這個定理為真。為了來點娛樂，你可以拿把尺和指南針（用於測量角度）以劃在紙上的三角形來「測試」這個定理。但你會發現，實務上定理將不會完全正確；你可能會發現方程式的左邊總和為10.2英寸，而右邊總和為10.1英寸。然而，如果你得到這種定理的「證偽」然後把它們擺到數學家面前，他會解釋說，你測量的三角形實際上不是精確的90度（也許是89.9度），而且你用來測量線條的尺也是不精確的工具，因為它有缺口加上你實際上是用「目測」來得出長度。重點是，數學家知道畢氏定理為真，因為它可以從最初的假設進行不容置疑的逐步邏輯推理而獲得證明。

這是對我們如何得出經濟原則或法則的良好譬喻。我們從一些定義以及心智起作用的假設開始，然後邏輯推導出進一步結果。一旦我們證明了一個特定的經濟原則或法則，我們就可以把它到口袋裡，並在未來用它來幫助證明更困難的結果。如果有人問我們，數據是否「證實或否定」我們的經濟原則，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是無稽之談。一個看來明顯的經濟法則「證偽」，其實只是沒有滿足初始假設。例如，我們將在第11課學習「需求法則」，其中規定「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價格上漲將導致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數量下降」。如果我們現在試著「測試」這個「需求法則」，我們肯定拿得出歷史證據說明有時某些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反而購買更多商品。這種發現並無法推翻「需求法則」，經濟學家簡單地總結說：「好吧，『其他的變因』一定不相同。」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個你應該從幾何學討論中得出的重要觀察：正因為這些結果是基於早期定義與假設（有時也稱為公理）的邏輯推演，其結論仍可能含有對真實世界重要且有用的訊息。我們得強調這點，因為很多人認為，某個研究領域只有其命題能至少在原則上透過實驗或測量而反駁時，才稱為「科學」並「提供真實世界的訊息」。這種要求顯然不能滿足幾何學的案例，但每個人都同意學習幾何學肯定有益。搭建橋梁的工程師，如果能掌握那些在幾何學中以邏輯推演證明的公理，他會做得更好，僅管這些課本上的公理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隱含在初始假設的訊息。

這對本書中的經濟原則與法則也同樣為真（我們希望！）。你不需要去測試這些命題是否為真，因為所有的證偽都只是意味著在「測試」時缺乏了特定的假設。不過，你會發現，透過認真的反省與邏輯推理而獲得這種「不切實際知識」的過程中，將能讓你更能瞭解現實世界中的複雜性。一旦你掌握了本書中的邏輯性（不可測試的）課程後，你能更好地駕馭經濟並理解其結果。

課程小結…

有目的之行為是由某個具有意識的心智試圖達到目標的所為。無意識之行動是指在物理世界的運動，是「純粹自然」的結果，而不是另一個具思考能力的心智意圖。
自然科學的領域包括物理學、化學及氣象學。這些研究自然世界，並嘗試演繹「自然法則」。社會科學則包括社會學、心理學及經濟學等領域，研究人類行為的不同層面，包括我們與社會中他人的互動。
自然科學試著發展能夠更好更準確地預測無意識對象的理論。它們享有成功，因為這些對象似乎服從一個簡單的恆定規則，還因為在許多情況下都能進行的控制實驗。在包括經濟學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其研究對象有自己的心智，控制實驗更加難以執行。為了發展經濟原則，經濟學家依靠自己對於具目的之行為的經驗，並加以推導出邏輯含義。在這方面，經濟學較接近幾何學而不是物理學。

新的術語

具目的之行為（purposeful action）：在有意識的原因下進行的活動；具有目標的行為。
凱因斯主義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一種思想學派（由凱因斯啟發），將政府預算赤字當成提振經濟以走出衰退並恢復充分就業的藥方。
預算赤字（budget deficit）：當政府支出多於稅收與其他財政收入時，需要進行借貸的數目。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Austrian economics）：一種思想學派（由門格爾和其他人剛好也是奧地利人的學者所啟發），將經濟衰退歸咎於政府干預，並建議在經濟衰退時期削減稅收與開支以幫助經濟。
邏輯推演（logical deduction）：推理的一種形式，從一個或多個公理開始一步一步地得出結論。
公理（axioms）：邏輯推演系統中的初始假設或基礎。例如，「兩點構成一線」可以是幾何教科書的公理。公理並未得到證實，而是被假設為真，以證明其它不太顯而易見的陳述。

問題研究

如果有人因為灑到臉上的胡椒而打噴嚏，這是一個具目的之行為嗎？
「具目的之行為」是否包括錯誤？
*「大腦」和「心智」是可以換用的術語嗎？
我們能用控制實驗來檢驗經濟理論嗎？
**你會把智能設計理論（Intelligent Design）分類成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0.禁毒經濟學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0.禁毒經濟學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Tim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20.禁毒經濟學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禁毒的定義。
為什麼禁毒助長腐敗和暴力集團。
為什麼禁毒降低產品安全性。

禁毒

「禁毒」是指政府對於產銷與消費某些特定藥物施加的嚴厲懲罰。禁毒與「罪惡稅」具有本質上的不同，罪惡稅是目前美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為了阻止菸酒消費而施加的高額銷售稅。而美國現代制度中的禁毒，將擁有或銷售古柯鹼與海洛因等藥物視為犯罪行為，不僅處以巨額罰款，還有冗長的刑期。

正如標題所言，我們將在這一課討論禁毒經濟學。利用本書所開發的工具，我們將能瞭解為什麼禁毒將導致我們所熟悉之結果的模式。相比之下，對於經濟學一無所知的人則無法解釋這些模式，對於這些人而言，這些禁毒的結果看來像是與政府政策無關的隨機事件。

在開始之前，我們應該強調，經濟分析本身不能判斷禁毒政策是好是壞。譬如，在判斷政府對販售古柯鹼處以25年徒刑是否恰當之前，公民與決策者應該協作各自的價值判斷。然而，為了讓公民與決策者做出明智的決定，他們必須了解禁毒的全部後果。

當涉及毒品時，問題不再是：「生活在一個有古柯鹼的社會比較好，還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古柯鹼的社會比較好？」這種問題並不重要，因為政府無法完全杜絕古柯鹼。相反的，關鍵問題是：「生活在一個嚴懲古柯鹼使用的社會比較好，還是生活在一個不嚴懲古柯鹼使用的社會比較好？」為了想像這兩種不同條件的社會，瞭解禁毒影響的經濟分析相當重要。請記住，說「某件事非法」或「某件事不道德」，這兩者之間有所區別。如果有人認為不應該對外遇處以刑期，並不等於那個人就縱容外遇。

另一個投入分析之前的最後警告：我們在本課中將把重點放在禁毒（通常被忽視）的負面結果。這樣做是因為禁毒的正面結果顯而易見：不少人認為某些藥物使用對個人與社會具有破壞性，所以他們得出結論，政府強力阻止這些行為（還有其它均等行為）的政策有益。以下分析是用來顯示，當政府從事禁毒時，其它事情也起變化。減少和／或污名化使用特定藥物的好處，必須和警察腐敗、幫派鬥爭、過量使用致死等大多數人也認為對個人與社會具破壞性的壞處相比較。[1]

禁毒使政府官員腐敗

在本文中，「腐敗」是指政府官員不履行法定職責，私下收受原先應打擊之毒品貿易成員的賄賂。大多數美國人都清楚墨西哥與哥倫比亞政府普遍的腐敗現象，但許多美國人會驚悉美國法院與警察部門也有著（比較不嚴重）的腐敗問題。

連結禁毒與腐敗的簡單解釋，是禁令將使得製毒業產生巨大的貨幣利潤，讓製毒者有能力（當然還有動機）支付龐大的行賄政府官員開銷。簡單的經濟分析可以說明此現象。

通常情況下，政府試圖透過嚴懲毒販而非用毒者，以杜絕毒品。主要有兩個原因：（1）如果目標是限制毒品消費總量，打擊一個主要供應商比打擊數以千計的潛在客戶，能較佳地利用有限的警力資源，及（2）公眾不會對嚴厲懲罰毒販感到同情，但會阻止對偶發性用毒者的嚴厲處罰。這兩個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麼政府通常對毒販經銷商制定較嚴重的處罰，而不是那些攜有數量僅供個人使用的人。

除了對毒販處以相較於用毒者較嚴重的處罰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實際上，專業毒販被捕的可能性也高於一般用毒者。[2] 畢竟，專業毒販，尤其是那些大規模操作，必須與許多販毒成員交涉，不管是更高級別的供應商或更低級別的零售商。例如，一個從哥倫比亞購買古柯鹼的毒品「批發商」，可能僱用墨西哥的卡車司機跨越美國邊境進行走私，再分銷給加州各地區的販毒頭頭。如果哥倫比亞、墨西哥或美國的禁毒部隊可以滲透這個過程的任一部分，這個批發商就很有可能被逮捕。他的所有工作內容都涉及違反禁毒法令。相比之下，用毒者冒的風險只在需要購買更多產品的時候，但也只需要與地區經銷商的「小魚」交涉。政府對於用毒者的懲罰，對其生活上的破壞要小得多。

警察腐敗：不只是墨西哥的問題

以下摘錄2008年一篇討論FBI在芝加哥一次釣魚行動的新聞文章，該文說明了強制執行禁毒與警察腐敗之間的連結：

共17人受到起訴，罪名為替大規模毒販提供武裝保全，這17人中包括15名南部郊區的執法人員。這些執法人員顯然以為自己保護的是毒販，但其實他們保護的是FBI探員。

根據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新聞稿，這17人在遭逮捕後的週二凌晨，分別以8份獨立刑事起訴書，被控串謀攜有與分銷以公斤計的古柯鹼和／或海洛因。

10名任職於監獄與居留所的懲戒人員被控刑事共謀。根據聯邦調查局，這10名懲戒人員與4名哈維的警官及1名芝加哥員警在此次FBI釣魚行動中被捕。

美國聯邦檢察官Patrick Fitzgerald說：「與FBI臥底探員交涉的不是1個或2個，而是15個不同的執法人員，他們貪婪地出賣自己的徽章來協助毒販營利。」

檢方人員說這些人拿了4,000美元的賄賂，在他們以為的大型毒品交易中充當把風與保全的工作。

根據新聞稿，8份起訴書中的7份以一份61頁的FBI臥底探員宣誓書作為基礎，該宣誓書概述執法人員涉及保護高賭注撲克遊戲、保護運送大量現金、2名執法人員實際從事銷售粉狀海洛因，及常規性替古柯鹼交易提供保全等臥底調查報告。

根據新聞稿，一架載著6名乘客的雙螺旋槳飛機於5月13日飛抵西部郊區的杜佩奇機場，3名男子在那裡等待它的到來，其中2名為陪同交易的保全，他們以為自己保護的是大規模毒販，但實際上為FBI臥底。3人登上飛機後夥同另外2名FBI臥底，開始點清4袋旅行袋中據稱至少80公斤的古柯鹼。

宣誓書稱，這2名庫克縣的懲戒人員與該臥底，將旅行袋帶離飛機後，通過機場大廳並把旅行袋放入位於停車場的車內。這2名懲戒人員開著另一部車跟著臥底探員到附近的另一處停車場，臥底探員停下車後鑽入懲戒人員的車內。這3人看著另一個臥底到達停車場拿走旅行袋後開車離開。冒充毒販的臥底探員支付每位懲戒人員4,000美元，據稱是他們與這名臥底在這至少一年以上的腐敗合作關係中，拿到最多錢的一次。

根據宣誓書，17個被告中，有10位庫克縣的懲教人員、4位哈維的警官、1位芝加哥員警。據稱，他們接受400美元到4,000美元不等的金額，提供單次或多次把風工作，並準備在其它執法人員企圖干擾毒販交易古柯鹼和海洛因時介入。

美國聯邦檢察官Patrick Fitzgerald在新聞稿中說道：「理想情況下，應該很難找到腐敗的執法人員，更不應該找到15個涉嫌利用保護人民的槍與警徽，來保護毒販，而不是逮捕毒販。而他們參與這些知悉的大量毒品運輸行為，更是令人震驚。」

新聞來源：「15 Cops Charged in FBI Sting, Drug Dealing Probe」，《CBS 2》，2008年12月2日，http://cbs2chicago.com/local/harvey.police.raid.2.877798.html。

由於毒販與用毒者所面臨的懲罰嚴重度有所差距，相較於初始情況下不受管制的市場，毒品供給下降的速度遠超過需求下降的速度。這會推高毒品的新平衡價格，這意味著貨幣「利潤」，也就是生產毒品的實際開支與最終用毒者支付的毒品價格間的差距，變得很高。下圖說明假想中不受限制以及禁用情況下的古柯鹼市場。

古柯鹼市場

在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最初不受限制時，古柯鹼的市場價格為每克1美元。在此價格下，生產者想賣1百萬克的古柯鹼，而消費者希望購買1百萬克的古柯鹼。

實施嚴格的禁毒法令後，古柯鹼的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都向左移。也就是說，在每個給定古柯鹼價格下，生產者願意提供的數量比以前少（因為他們現在可能會被關），消費者也不願意買得像以前那麼多。然而，供給左移的幅度比需求左移的幅度要大得多。這就是為什麼在禁毒情況下，新的平衡市場價格是每克100美元，在此價格下，平衡數量降為1萬克。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即使在禁毒法令實施數年後，貨幣利潤仍將維持高位。上圖中的供給曲線左移是因為營運古柯鹼生意的非貨幣風險。而客戶額外支付的價格並不會讓種植古柯的哥倫比亞農民賺得多一點，這種龐大的利潤是為了（在一些人的眼裡）讓古柯鹼生意即使面對重大懲罰風險也能繼續維持。

在這個新的平衡中，說「現在成為古柯鹼經銷商比以前更具吸引力」並不正確。人們基於許多因素選擇職業，賺多少錢只是其中一個。更準確的說，因為新的政府懲罰（還有相應而生的社會恥辱），為了彌補毒販這個職業的新缺點，毒販的「薪水」扶搖直上。這個原則不只適用於毒品，煤礦工人和（常常被搶的）計程車司機的收入也同樣支付這類職業風險的危險津貼。不同的是，毒品經銷商的危險並非來自於自然或歹徒，而是政府的司法系統。

「無受害人犯罪」的意義

注意，由於禁毒造成的政府腐敗，範圍遠大於殺人搶劫等傳統犯罪造成的腐敗，這很重要。事實上，在美國，「骯髒警察」幾乎是拿毒販錢的代名詞，沒有人把這個詞用在一個接受殺手賄賂而讓殺手能肆無忌憚地殺人的警察。然而，犯罪集團卻常規性地對員警與其他官員行賄，並獲得販毒行動的官方保護。

要理解這個差距，我們需要反思毒品交易是「無受害人犯罪」的這個常見說法。禁毒法的支持者自然會用這句話不精確來反對，如果失業父親用毒成癮而對孩子施暴，孩子們當然是受害者。但說毒品製造與使用，相較於殺人、強姦與搶劫等傳統犯罪，比較沒有受害者，有一定的意義。差別在於，在「無受害人犯罪」中，參與者都是自願的，在美國，「無受害人犯罪」不僅包括毒品交易，還有賭博與賣淫等活動。這個特徵有兩個重大影響，而這兩個重大影響也有助於解釋禁毒與腐敗間的連結。

第一，員警、法官與其它政府官員，對於向自願支付之客戶提供所需商品這事抱有「別的看法」，這不會讓他們像疏職於防止非自願的人身或財產危害那般有產生罪惡感，這是個簡單的事實。

第二，毒品交易畢竟只是個生意。美國有數百萬計的人願意定期把錢花在毒品上。根據國家毒品管制局2007年的調查顯示，6%的年輕人過去一年內使用過古柯鹼、2%在過去一個月內使用過古柯鹼。[3] 毒品生意比殺手或搶劫銀行的「生意」更有利可圖，這很簡單，因為無受害人犯罪定義中的重要意義，讓毒品交易更容易保持沉默，那些有明確受害者的犯罪，人們可能會報警（然後可能抓到一些不是罪犯的人）或是對媒體抱怨。

我們所提的這些差異，是用來處理「如果我們因為腐敗而合法化毒品，為什麼不合法化謀殺」這個典型辯護。正如我們所言，由於禁毒造成的腐敗範圍遠大於傳統犯罪，其差異源於毒品犯罪的「無受害人」特性。這種差異本身並不能證明毒品應該合法化，但它確實表明禁止不像其它犯罪那麼嚴重的毒品所產生的問題。

腐敗為因也為果

大多數人厭惡系統性的政府腐敗，因為這打破傳統對法律的尊重，也使公民更容易犯罪。然而，以禁毒的情況而言，有個特定的循環。政府腐敗同時是非法販毒的原因與後果。

循環如下：我們已經看到，禁毒通常會使得（新的非法）毒品市場價格暴漲，因為供給曲線左移幅度遠超過需求曲線。這種價格暴漲讓企業家每年可賺數百萬美元，讓他們有足夠的資金來賄賂政府官員，不然這些官員有權逮捕他們。這是非法販毒造成的政府腐敗後果。

然而，事實上，腐敗是非法販毒的必要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腐敗是一個原因。在真正的高壓政權下，毒品交易可以被政府扼殺，例如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如果懲罰夠重也都能貫徹執行，就有可能讓供給和需求大幅減少到，譬如，古柯鹼的新市場平衡量為零。然而，實際上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因為政府本身無法監督自己的員工，而這些員工每年坐收薪俸並努力推卸自己的職責。

普遍的腐敗，讓毒品犯罪分子可以逃避法律規定的嚴重懲罰，因此，毒品供給曲線不若腐敗未發生前那樣向左移動那麼多。簡單地說，相較於自由市場，毒品供給曲線在禁毒情況下會往左移動，直到出現夠高的新市場出清價格，足以讓剩下的生產者們負擔那些緝毒人員與法官等新增的非農夫就業人口。

禁毒促進暴力

大家都知道，毒品交易總伴隨著暴力，通常以幫派鬥爭的形式出現。更糟的是，無辜旁觀者常常在毒販間爭奪地盤時遭受損害。漫不經心的觀察者可能做出結論，認為像古柯鹼和海洛因這類藥物本質上就是在暴力中交手的壞東西。然而，這種解釋是錯的。經濟理論與美國的歷史證明，禁毒導致暴力，而不是毒品本身。

美國的酒禁

歷史證據足以清楚說明禁酒的情況。1920到1933年間，根據《憲法第18條修正案》，[4] 銷售、製造、運輸（用於消費目的之）酒品在美國非法。然而，儘管違法，酒品仍透過走私生產與經銷，飲酒者仍可以在非法經營者手中購買酒品。

禁酒令沒有完全消除酒品使用，卻把整個產業納入組織犯罪的控制之下。在這個通常被稱為「高貴實驗」的禁酒期間，非法酒品交易成為像艾爾．卡彭（總部設在芝加哥）這類暴徒的重要收入，這些收入被用來賄賂政府官員，並聘請其犯罪網路的「戰士」和其他心腹。

就我們的討論而言，禁酒令的重要特徵，是它讓酒品交易像今日的海洛因或古柯鹼交易一樣暴力。1929年情人節大屠殺是一場幫派火拼，艾爾．卡彭的黨羽當街槍殺7名瘋子莫蘭領導之幫派的份子。歷史學家舉出各種兇殺動機，但大家都同意卡彭與莫蘭成為敵人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在非法販酒業務上的競爭。

如果你看過一些禁酒時期黑幫犯罪的電影或真實犯罪紀錄，這些歷史事件並不陌生也不會造成任何困惑。然而，相互競爭的企業家竟然為了酒品而殺害對方這點看來令人驚訝，你能想像明天打開電視看到百威的經銷商下令暗殺海尼根的經銷商嗎？這種事難以想像。

酒品不再受組織犯罪的控制，而是在合法商人的控制下。由於目前飲酒合法，生產商會透過提高品質或削減價格來獲得市占率，根本不會使用暴力來贏得更多的客戶。

另一方面，什麼樣的活動控制在犯罪組織手中？海洛因與古柯鹼等毒品、賣淫、賭博還有短期高利貸款。[5] 簡單地說，就是那些不像已廢禁之酒品那樣，目前仍遭禁止或由政府嚴格監管的領域。

酒禁的歷史紀錄提供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我們目前的毒品暴力，原因是政府禁令，而非產品本身。在本節的其餘部分，我們將以經濟推理解釋這個不可否認的連結。

禁毒提高暴力的邊際效益

我們已經看到禁毒是如何提高毒販的貨幣收入。這種價格上漲，大幅提高了增加銷售量與零售市場占有率所獲得的好處。

在正規的合法市場中，競爭往往會將價格壓低到使其貨幣利潤與其他項目差不多的水平。因為生產費用與零售價之間的小幅「利潤」，合法經營的企業無法光從競爭對手那裡挖走幾個客戶就能讓貨幣利潤顯著增加。

相反的，如果古柯鹼經銷商可以從對手那裡挖來幾個常規客戶，他可以預期收入將大幅增長。這是因為他的營運費用大多固定，這意味著，不管他一天賣10克還是100克古柯鹼，成本都相同。注意，這種特性在相當程度上被禁令本身給放大，因為，當經銷古柯鹼非法時，主要的「營運費用」變成精神上的，即，蹲監獄或是被競爭對手殺害的風險。

因為增加個人客戶變得更有利可圖，禁毒會增加使用暴力來恐嚇或實際殺害競爭對手所獲得的（邊際）效益。這是為什麼違禁品產業往往充斥著暴力而合法商人幾乎不會將暴力當作競爭手段的主要解釋之一。

在典型的禁毒經濟學分析中，作者往往會解釋，違禁品產業的生產者無法依靠警力保護與執行合約，所以必須訴諸私人暴力來保護商品。這類解釋往往認為，毒品產業是因為遭受「政府忽視」，而落入無狀態幫派暴力之流。

這類解釋有些落後。許多日常生活中的商業關係並不受政府法院保護。透過eBay、亞馬遜和其他機制，美國人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向可能生活在全國各地的陌生人購買商品，通常都是高價值商品。原則上，這些人可以利用訴訟解決欺詐事件，但在實務中，這些交易主要是「自我監管」，透過私營部門主事者的協調以及他們所開發的複雜聲譽系統。[6]

違禁品產業缺乏警察和司法監督這種看法與事實完全相反，這些產業往往最受到政府關注！警方忽略毒販的這個說法是錯的，即便是在內陸城市。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在這些區域的毒品市場價格會下降到（接近）貨幣生產成本，那些青少年會發現當毒販的回報沒有比當送報員好。那些毒品猖獗地區的警方，並不光是友善的公僕，他們肯定執行了禁毒法律，這就是為什麼市場價格維持高價，讓毒販能夠買得起豪華轎車和昂貴珠寶。

鑑於毒販圈內普遍存在的暴力事實，想進入這個行業並賺取大量金錢的任何人，都必須自己讓自己全副武裝，最好是有著殘酷的名聲，因為他無法向警方尋求保護。但這只是附帶觀察。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毒品產業總是充斥著暴力。乾洗店的老闆不用去擔心來自全國各地的競爭對手拿著機槍到店裡掃射，他在這方面的信心，不能夠簡單地總結為因為他可以報警並懲罰掃射兇手。

乾洗店不使用暴力競爭的真正原因，是因為這麼做不值得。相比之下，禁毒使得古柯鹼生產商相互廝殺變得「值得」。

禁毒降低暴力的邊際成本

另一個連結暴力與禁毒的因素，是禁毒降低每一次暴力行為的邊際成本。考慮這種情況：百威經銷商不會去找殺手斃了海尼根經銷商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種舉動可能會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身為合法商人，他可以享受社會威望，假設他沒有逃漏稅，他也不會面臨坐牢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謀殺犯罪的風險極高。

相比之下，一個古柯鹼分銷網絡的頭頭，本來就可能因為付不出賄賂，或是變成那些無法被賄賂之政府官員的頭號目標，遲早要去吃牢飯。因為他必須經常與這些不法分子交涉，他幾乎不用擔心再多一個暴力行為會對自己的社會名聲造成多少影響，當他決定成為毒販時，就已經遺棄社會名聲這個選項。

另一個重要考量是毒品經銷商必須發展出一套犯罪關係網，這使得招「兵」或安排專業殺手去暴力攻擊對手變得更容易。相比之下，合法商人可能不知道該怎麼找到不會失手的殺手，他不會去相信在谷歌搜尋「專業殺手」出現的最高點擊率。

最後，黑市的本質使得暴力成為實用的選擇。如果古柯鹼和其他毒品可以合法銷售，零售商店即使在最嚴苛的條件下，也可以使用安全措施而安全地營運，例如用防彈玻璃區分客戶和員工。相比之下，禁毒情況下的「打工仔」往往在街上交易，這讓競爭對手弊掉他們的成本大幅降低。

暴力的迴圈

正如腐敗一樣，暴力也有特定循環，暴力引起毒品交易中的暴力。透過我們剛剛討論的使用暴力之效益與成本變化，看來好像不管毒品是否違法，都是同一批人在生產販賣，政府政策改變的，只不過是使得一些性情較溫和的人變成無情的犯罪老闆。

顯然，這不是真實的故事。實際上是禁毒令把一些誠實與非暴力的人趕出這個產業。隨著越來越多人離開，（非法）毒品的供給進一步縮小，從而哄抬價格。然而，這將創造新創業者進入市場的機會。他們不一定是傳統定義上最好的商人，很可能無法在正常的市場競爭中爬到頂。然而，他們善於智取或以暴力屈服競爭對手，以及腐化政府官員。在毒品產業裡，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技能。那些在其他行業中一事無成的人們，突然出現一個展現「天份」賺大錢的機會。

由於禁止毒品交易，將吸引一些貪圖眼前回報且不顧長其後果的暴力份子，這也難怪，隨著時日推移，禁毒造就了幫派文化。

消費者的暴力

到目前為止，我們關注於毒品交易生產者的暴力。但值得一提的是，禁毒也將使得消費者的暴力趨於上升，原因是價格巨幅上漲。當吸毒者願意做任何事情來取得下一劑毒品時，公民應該先考慮清楚，才建議政府採取會將古柯鹼價格提高1,000倍以上的政策。

禁毒降低產品安全性

然而，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禁毒後果，是產品雜質或消費者誤用所造成的受傷或死亡增加。例如，在開始禁酒的1920年，美國因酒精中毒死亡的人數為1,064。五年後，酒精中毒死亡人數翻了兩倍，達到4,154。這種結果讓威爾．羅傑斯諷刺道：「政府以前用子彈殺人。現在是酒。」[7]

這個模式的經濟解釋很簡單。在「禁止」的情況下，業餘愛好者往往在自己家裡製作產品（實際製作地點依不同毒品有所差異）。這使得品質控制變得困難，而且降低產品純度。另一個問題是，非法毒品通常以通用包裝運輸。不會有像泰諾止痛藥那樣保證內容物安全的加蓋密封瓶，也不會有解釋適當劑量的清楚說明。由於難以建立品牌知名度，真正安全的（違禁）藥品生產商在禁毒情況下，無法取得在自由市場中可取得的市場占有率。因此，消費者只能冒著風險，希望他們買的東西不會殺了他們。

解釋過量使用上升的另一個因素，是違禁毒品的消費者傾向於尋求更有力的劑量。為了盡量減少非法購買的次數且更容易隱蔽，酒禁期間的飲酒者可能會換喝威士忌而不是啤酒。這種效應也同樣發生於生產者，或許影響更大。例如，一些在衣櫃裡種植大麻的人，工作空間就只能有這麼多。他將傾向於種植那些藥效最強市場價格也最高的品種。打個比方，如果政府決定禁止銷售與食用蝦子，黑市中出現「巨無霸」蝦的比例可能會增加，相比於零售商可以用大冰箱儲存蝦子的合法市場情況。

禁酒的意外後果

歐文．費雪是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同時也是酒禁的強力支持者。然而，費雪說過：「我獲悉一個令人信服的消息，保守推算，私酒與藥用酒精相比，有毒影響程度約為十比一，也就是說，私酒只需要酒禁前之白酒的十分之一用量，就能達到相同的酒醉程度。究其原因，當然，私酒比起單純酒精，不僅濃度較高，也幾乎無一例外地包含其他更致命的毒藥。」

－Irving Fisher，quoted in Mark Thornton，「Alcohol Prohibition Was a Failure」，《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No. 157，1991年7月17日

1 正如我們分析其它類型的政府干預，在這一課中，我們透過檢視毒品管制的後果來探討實務論據。我們忽略基於道德因素的主張（或反對），或是政府行動的適當範疇或財產權等觀點。這些觀點固然重要，但它們不在基本經濟學教科書的範圍內。

2 我們應該澄清，如果沒有定期向警方支付賄賂（「保護費」），專業毒販被逮捕可能性遠高於其客戶。我們正試圖了解禁毒如何改變市場結果，而後就會看到腐敗範疇。

3 見http://www.whitehousedrugpolicy.gov/drugfact/cocaine/cocaineff.html#extentofuse。至於大麻，一項2006年到2007年間進行的調查發現，超過10%的美國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內曾使用大麻。見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09/08/11/drug-use-across-the-united-states-or-rhode-island-needs-more-rehab/。

4 《憲法第18條修正案》實際上於1919年批准，但禁酒令直到1920年都尚未生效。

5 高利貸是指對短期貸款收取高額利率（可能觸犯高利貸法），而且普遍採取體罰以確保還款。

6 確實，如果毒販可能透過信譽良好的第三方電子支付機制進行重大交易，毒品交易暴力的數量將直線下降。不再需要半夜帶著現金手提箱（還有全副武裝的保鏢）到停車場，古柯鹼零售商將百萬美元存入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當零售商收到貨物後再由金融機構將此筆款項轉給哥倫比亞的批發商。（如果哥倫比亞人想確保自己沒有被騙，這個過程可以分階段展開。）毒販不採此種運作的原因並非他們害怕被銀行出賣又不能報警處理。只要有這種情況發生，沒有人會再和該銀行進行交易，甚至是那些跟販毒無關的使用者。現實生活中毒販不能使用我們所描述的簡單機制，是因為政府會以「販毒資金」為名沒收這筆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是因為政府忽視，而是因為政府禁毒，使得毒品交易夾雜更多暴力。

7 死亡統計與威爾．羅傑斯的引言，來自Mark Thornton，《Alcohol Prohibition Was a Failure》，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157，1991年7月17日，參http://www.cato.org/pubs/pas/pal57.pdf。

課程小結…

不道德的行為與非法行為，這兩者間有個重要區別。以禁毒而言，支持毒品合法化的同時譴責使用毒品，兩者立場沒有衝突。（正如有些人認為外遇不應處以刑期，但他並不縱容外遇。）
禁毒提高市場價格，從而導致貨幣上的巨額（會計）利潤。因為非法毒品交易如此有利可圖，也因為它是「無受害人犯罪」，禁毒會導致執法人員的腐敗。
禁毒提高毒販對競爭對手使用暴力的邊際收益，並降低使用暴力的邊際成本。此外，禁毒會讓生產者與消費者偏好「強效」毒品，從而導致更多的過量使用與其他健康問題。

新的術語

禁毒（drug prohibition）：政府對於特定藥物的消費、生產與銷售施以嚴厲懲罰，特別是生產與銷售。
罪惡稅（sin taxes）：針對菸酒等商品徵收高額銷售稅，目的不僅是提高稅收，同時也鼓勵人們減少購買這些商品。
腐敗（corruption）：在毒品交易的背景下，執行公務的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員未能履行職責，不管是收受毒販賄賂或是自身投入販運毒品。在某些情況下，警察在明知毒販沒有辦法拒絕的情況下直接搶劫毒販（或現金）。
危險津貼（hazard pay）：為了吸引工人進入高危險行業必要的高收入。
高利貸（loan sharking）：以高利率放款並用非法手段取得還款的做法。
高利貸法（usury laws）：利率的價格上限。
固定成本（fixed costs）：增加輸出時不會增加的貨幣費用。例如，理髮店每個月的水費將大致相同，不管一天提供1次理髮服務還是100次理髮服務，所以這是固定成本。

問題研究

在禁毒分析中，經濟學扮演什麼角色？
在何種意義上，古柯鹼經銷商在禁毒情況下賺取危險津貼？
*什麼是「腐敗」與經銷古柯鹼這類「無受害人犯罪」之間的連結？
禁毒如何提高毒販使用暴力的邊際效益？
禁毒如何導致致命的過量使用？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1.通貨膨脹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1.通貨膨脹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AdamSelwood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21.通貨膨脹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之間的差異。
政府干預如何導致價格上升。
價格通膨的害處。

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

人們總是在說通貨膨脹，但他們並非總是一致同意這個詞的意思。由歷史看來，通貨膨脹指的是經濟中錢的增加。[1] 然而，隨著20世紀過去，通貨膨脹慢慢被用來指經濟中商品與服務價格的普遍上升。為了避免混淆，在本章中，我們將使用更具體術語：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

轉移焦點的老把戲

「通貨膨脹」這個詞最初僅用於貨幣數量，意思是錢被吹浮、過度膨脹。但堅持將這個詞用於指稱本意並非只是學究迂腐。用這個詞來表示「價格上漲」，是把注意力從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與治癒方法上移開。

－Henry Hazlitt，《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Inflation》，New York: D. Van Nostrand，1965年，頁2

貨幣存量增加[2] 與價格普遍上漲，這兩種現象通常齊頭並進。事實上，在研究了全球跨世紀的歷史相關記錄後，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以「任何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這句名言來概括他的研究。

傅利曼指的是，在他的研究中，無論在何時何地發現長期的價格上漲，都還會發現貨幣數量的快速增長。人們經常將價格通膨歸咎於貪婪的公司、激進的工會或政府債務。但傅利曼的體系中，由歷史看來，長期的價格通膨只會在經濟體裡的貨幣數量也同樣增長時才出現。

為了瞭解傅利曼（還有其它人）發現之「貨幣存量」與「大多數商品與服務價格」之間的關係，在下一節中，我們將討論物價通膨的基本經濟學。我們應該強調的是，貨幣與價格之間並沒有精確的一對一連結。例如，如果貨幣存量在一年內增加10%，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假設所有（或甚至大部分）的商品與服務價格也將上升同樣百分比。我們的主張較保守，綜觀歷史與各國，只要有過某段長期的價格上漲，同樣的經濟體中，也會有長期的貨幣存量擴張。
下圖顯示過去50年間，美國貨幣與價格間的關係：

在上圖中，灰線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一個用來衡量價格變動的標準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取出一些美國消費者典型消費品（如食品、汽油等）的平均價格，以便於比較不同年間的粗略「價格水平」。圖中的黑線是M1，一種具體的貨幣供應量測量方式，包括實際流通紙幣以及美國所有支票帳戶的總金額。

圖表的縱軸單位是指數，將1960年1月的CPI與Ml值設為100。該圖顯示，第一個24年（1960年至1984年），CPI與ML呈類似比例增長。貨幣量增長快了一點，從1960年初到1975年底翻了一倍，而價格直到1977年初才翻一倍，但這兩者間的連結似乎相當密切。

注意，1970年代後期價格快速上漲至與貨幣量相匹配。具體而言，1975年1月到1980年1月，CPI上漲49%，而M1上漲40%。為了確保你了解這些數字的意思，我們的意思是說，一般情況下，某個在1975年初成本10美元的東西，在五年後的1975年初將花上15美元，平均下來這五年間的平均年價格膨脹率上漲超過8%。[3]

現在，我們想像有個經濟學家，在1983年時專精於美國貨幣史（以M1計）與價格。由1983年回溯到1960年，他可能會相信M1與CPI間具有緊密連結。當然，有時其中一者上升速度比另一者快，但這種增長率差異隨著時間推移趨於平衡，所以，23年過去後，這兩者幾乎以相同比例增加。有些認為經濟學就是仔細測量與統計相關性的人，可能會認為自己就像發現電子一樣，發展出一套經濟學。

然而，上圖接著顯示出之後發生的事。1980年代中期以來，以具體M1計量的貨幣量，上漲速度（以百分比計算）遠高於以CPI衡量的價格。當然，這兩者間的連結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完全被打破，M1大幅增加而CPI則下跌。

我們以上圖的討論，來確保你了解用實證方式來研究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的限制。縱觀歷史，每當有重大的價格通膨，尤其是像百分之一百萬（或更多！）這種不可思議之年上漲幅度的惡性價格通膨時，我們總是會發現，同一時期中貨幣量的大幅上升。

然而，該圖也清楚顯示，價格與貨幣量之間並沒有機械式的連結規則。經濟中的最終發生的一切，都取決於每位個別參與者的行動，而這些行動都受個人主觀價值與信念的引導。如果人們對於某些事情的評值與信念在幾年內基本上保持不變，那麼統計人員可能會發現許多連結各種經濟量的明顯「法則」。但是，如果這些行為個體改變自己的偏好或對未來的信念時，這些統計發現的法則就可能瞬間破滅。

身為入門書，我們不會試圖在本書解釋上圖中的確切經濟模式。然而，在下一節中，你將學習到基本經濟學工具如何應用於貨幣與價格分析，至少對於全面性瞭解提供思考框架。

政府如何讓價格上漲

在第7課中，我們對純粹市場經濟中的貨幣（錢）提出一般性解釋。我們看到，同樣的經濟學原則也適用於變成貨幣的黃金與白銀等商品，即，被廣泛接受的交換媒介。

你可能會對此感到驚訝，縱觀歷史，政府統治者從未放任「貨幣市場」，相反的，各時期的政府都系統性地貶低貨幣價值，也就是說，他們減少每單位貨幣的市場價值，同時不斷讓自己變得更富裕。

例如，古羅馬的凱撒就這麼做：他們融掉那些人民用來付稅的金幣，然後，在這些黃金之中增加一些賤金屬，重新鑄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硬幣，並將這些硬幣的官方幣值保持相同。隨著時間推移，這個過程讓這些硬幣的含金量逐漸減少。[4] 而商人在認知到這點後也將相對應地調整自己的價格，使得原先只要「一枚金幣」的東西最後得花「好幾枚金幣」才買得到。

這種操作的重點，當然，就是至少在剛開始，這些商人還沒因硬幣價值減低而調整價格前，羅馬政府能夠以尚未貶值的硬幣購買更多的東西。例如，如果政府最初收集1,000個金幣的稅收，在不貶值（減少硬幣含金量）的情況下，政府能買得起…價值1,000個金幣的商品。但透過上述過程，如果政府把原來的1,000個硬幣重新鑄成看起來一樣的1,100個硬幣，那麼顯然，政府可以從生產者手中獲取更多的商品與服務。

一旦商家開始察覺到這個騙局，就會開始與政府賽跑。商家可以依照預估未來貶值幅度而提高他們的價格，但無法阻止羅馬政府加快稀釋黃金含量的速度。其必然將導致羅馬帝國物價快速增長的結果。

廉價貨幣的崛起

正如你可能意識到，各國政府都逐漸遠離貴金屬貨幣體系。目前所有主要經濟體都以廉價貨幣為基礎，政府的法定貨幣背後沒有任何市場上的商品「支撐」。例如，美國的官方貨幣是美元。美國政府與其央行美聯儲，嚴格控制不同面值的美鈔以及（在較小程度上）所有以美元計價之支票帳戶的總額。但美元的價值並沒有什麼「擔保」。

美元就只是美元。美元沒有賦予持有人權利，它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約，無法以任何方式要求美國政府償付。如果你拿著20塊美鈔去美國財政部或美聯儲，問說：「我可以換得什麼？」他們會告訴你：「2張10塊美鈔、4張5塊美鈔或者是20張1塊美鈔，你想換哪種？」

當你細想後就會發現這很奇怪。人們願意整天在炎熱的工廠裡艱苦地工作、搶劫銀行，甚至互相殘殺，都只是為了拿到這些本質上沒有價值的綠色紙片。也就是說，即使是100塊美鈔，除了可以當書籤以外本身並不是一種商品，就算拿來當書籤也是一張佈滿細菌的書籤。因此，從表面上看，這些小張綠紙片竟是地球上最令人垂涎的東西之一，真的非常奇怪。

當然，工人之所以願意為了美鈔而放棄閒暇，商家之所以願意為了美鈔而出售商品，這很簡單，就是…他們預期其他人也會在未來做同樣的事。換句話說，一個人之所以願意一周花上40個小時聽令於一個他難以忍受的人，是因為可以他用自己的服務換得一堆美元。然後，他預期其它人也因為他手中的美元而願意聽令於他。他可以走進建物裡，受到關注，坐上替他準備好的桌子，替他送上各種美味食物與可口飲料。會有個人殷勤地介紹自己的名字然後說自己會替他服務。他會說「給我拿幾個雞蛋」，你瞧，那個建物裡的人會服從於他。那些他收藏的綠色紙片可以讓他變成老大，這也是他願意聽令於大嗓門老闆的原因。

顯然，創造出這些綠色紙片的人操作得相當漂亮。美國政府可以很輕鬆地印出更多美鈔；成本不過就是買紙和墨水的幾便士，政府甚至可以在紙上多印幾個零，額外產生的費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權力真是太棒了，而看看事情如何進展到這種程度也是件有趣的事。

雖然現代經濟都基於廉價貨幣而開展，但事情並非總是如此。在第7課中，我們了解市場上的商品（如黃金和白銀），如何從最初的以物易物經濟中自發湧現，並最終成為貨幣。在這種情況下，確實，人們為了一盎司黃金而努力工作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其它人也會在未來為了同樣一盎司黃金而努力工作。但除此之外，黃金、白銀和其他商品貨幣本身就是市場上的實體商品，而且，在成為貨幣之前就已經取得人們主觀價值中的地位。在純粹市場經濟中，沒有任何負責管「錢」的單一機構，沒有。例如，金礦可以被不同的人各自擁有，因此，經濟體中的貨幣總量是透過公開市場上的供給與需求而決定，就像市場上的腳踏車總量不是由政府機構決定一樣。

從歷史上看，政府採取的控制步驟是先發行綁定於黃金和／或白銀的紙幣。例如，從1834年1933年（期間有少數例外），美國人都知道20.67美元代表一盎司黃金，這不僅是美國民眾的預期，而是政府具有依照美鈔交出實體黃金的法律義務。因此，紙幣本身並不是真正的貨幣，而只是證書，賦予持有人贖回真正的錢（即黃金）的權利。[5]

1933年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谷底正式就職後，結束政府讓美國人民用美元贖回黃金的承諾。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他國政府（與央行）仍然可以用美元贖回黃金，但尼克森於1971年正式切斷美元與黃金的關聯。從此開始，美元成為真正的沒有任何實體價值支撐的廉價貨幣。由於此時其它主要貨幣都與美元相綁定，這也意味著整個世界經濟都進入廉價貨幣系統。

在基本經濟學中，廉價貨幣相較於商品貨幣的重要意義，在於經濟體中的廉價貨幣數量可以輕易地增加。如果每個人都使用真正的黃金當成貨幣，極端的價格通膨非常不可能發生，原因是要挖出更多黃金本來就有實際上的困難。另一方面，使用廉價貨幣的政府，有能力在很短時間內增加一百萬倍的貨幣量，實際上，他們在現代電子銀行中只需要按個按鈕就可以做到。所有歷史上由於極速貶值而使得貨幣崩潰的惡性通貨膨脹，都是因為政府落入印刷更多貨幣以支付價格不斷上漲之帳單這個惡性循環所造成。

典型的「貨幣政策」爭論忽略這個自1971年以來世界的重要特徵：那些負責掌控國家貨幣的人擁有一夕之間摧毀貨幣的權力。當然，實際上這不太會發生，因為政府官員大概不會有興趣去破壞自己國家的經濟（儘管你從他們所作之決定中可能看不出來這點）。但大多數人可能不會授予一個或少數人這種權力，譬如，只需按個按鈕就能消滅全國藏書，或是銷毀所有電腦硬碟檔案。然而，目前世界中，或許最重要的一樣東西確是如此：貨幣。

由供給和需求決定的貨幣價格

不管是像黃金那樣的商品貨幣，或是像現今美元的廉價貨幣，貨幣的價格都由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當然，在商品貨幣的情況下，市場供給包括所有的個人以及不同私營部門的生產者。相比之下，在現代廉價貨幣的情況下，是由政府（或政府指定之機構）決定美元、歐元、比索等等貨幣的數量。[6] 儘管有這種差異，相同的供給與需求分析工具，可以解釋每盎司黃金的價格，也可以解釋印有富蘭克林肖像的綠色矩形紙片的價格。

本課中的供需分析要點，是貨幣「價格」的表現和我們以前所思考的其它價格的表現，正好相反。例如，假設我們分析某個城市的汽車市場。在初始供需情況下，想像平衡價格為20,000美元，而平衡數量為1,000輛汽車。而後出現一間新的經銷商，使得汽車的供給曲線右移。在新的平衡下，平衡價格落至15,000元，而汽車的平衡數量翻了一倍變成2,000輛。這些都是基本的複習。

現在，如果我們分析相同的市場，但是從貨幣的角度出發，事情會變成怎麼樣？畢竟，就算是廉價貨幣，它也是一種經濟商品，所以也應該適用於我們的分析工具。問題就出在我們想要標出美元的「價格」。以汽車市場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說，最初情況下，1張1元美鈔的價格為1/20,000輛汽車，但在出現新的經銷商後，1張1元美鈔的價格上升到1/15,000輛汽車。
所以我們看到，貨幣價格的變動與汽車價格的變動方向相反。換句話說，如果買一輛車所需的鈔票量變少，那麼，也就是在說需要用更多的車才能買同樣的鈔票量。這種用語剛開始可能會讓你覺得很怪，但本質上，汽車經銷商是銷售汽車來購買美元，而汽車經銷商的客戶則站在交易的另一邊，拋售美元以購買汽車。

如果美鈔與汽車是經濟體中唯二的商品，分析就此結束。然而，握有貨幣的全部意義，在於貨幣位於每一筆涉及成千上萬種不同類型之商品交易中的其中一側。因此，光說1元美鈔的價格是1/20,000或1/15,000輛汽車並不精確。我們也必須考慮到需用多少美鈔才能換得1包口香糖、1加侖汽油、1工時的木作等等。

例如，假設1包口香糖最初要25美分，但隨後1包口香糖的價格加倍至50美分。與前述相同的表達，是說1元美鈔的價格本來是4包口香糖，而後跌了一半變成2包口香糖。關鍵在於：當某個商品或服務（以美元計價）的價格上升時，就是等同於在說美元的市場價值下降。當商品的「貨幣價格」下降時，這意味著，以其它商品計價的美元的價格上升。

在現實世界中，各種商品與服務的價格不會一次就全部上升到相同程度，事實上，某些價格會在其他價格下降時上升。這就是為什麼去定義所謂「貨幣的價格」相當有爭議。經濟學家們設計出各種商品「組合」來提供粗略的概念，其中，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就是一項這類措施。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以貨幣計價的）價格上漲，就等於在說，貨幣的「購買力」價值下降。

一旦我們理解常規的價格與「貨幣的價格」之間的連結，我們能夠輕易看出導致物價通膨的原因：任何可以導致貨幣的價格下降的因素。若用我們的供需標準工具來分析，導致經濟中的商品與服務價格普遍上升可能有兩種原因：（1）貨幣供給增加，和／或（2）貨幣需求下降。

有了這種認識，我們可以回到本課稍早提到的一些要點。例如，一些貨幣的徹底崩潰，也就是貨幣購買力或價格下降到幾乎為零的狀況，會在政府開始大量創造新貨幣（即供給增加）時迅速地發生。這個過程一旦開始，民眾會開始懷疑這個貨幣在未來購買商品與服務的能力，所以他們並不想持有太久，因此貨幣需求開始下降。這個雪球會滾到貨幣的價格幾乎為零，這意味著貨幣（如德國馬克）無法在市場上購得商品。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解釋美國在1980年代中期發生了什麼事。在本課稍早提出的圖中，（由統計量M1計算的）貨幣量增長速度非常快，而（以CPI計算的）物價的上升幅度則沒有那麼多。換句話說，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的貨幣量大量增加，但這些貨幣的價格只有小幅下降。這種模式的一般解釋很簡單：美元供給增加，但需求也同樣增加。而美元需求增加的具體原因，可能包括美國經濟走強，並成功打敗1970年代末所謂危險水平的物價通膨率，但這超出本課的討論範圍。重點是記住，不可以只看美鈔的數量，就進行機械式計算去預估物價會發生什麼事，因為貨幣的市場價值是由供給和需求所決定。

政府所導致之物價通膨的危險

物價通膨並非政府干預的獨家產品。即使在使用黃金的純粹市場經濟中，大量湧入的黃金（新發現的金礦或外國土地上新發現黃金），也會導致大多數商品與服務（以黃金計價的）價格上升。從理論上講，如果中世紀的煉金術士成功想出辦法把鉛變成黃金，那麼黃金的市場價格會一路下降，直到煉金術士的利潤變得和其他行業差不多。換句話說，（取決於確切的煉金術過程）黃金價格可能會下降到接近鉛的價格。在這個特別的場景中，純粹市場經濟中的人可能換成另外一種貨幣，出於同樣的原因，歷史上人們從未把鉛當成一種商品貨幣。[7]

然而，在實務上，穩定物價的巨大威脅並非來自於以市場為基礎的商品貨幣，而是來自於政府控制的貨幣，特別是廉價貨幣。[8] 例如，當美元牢牢綁定於黃金時，每20.67美元相等於1盎司的黃金，美元的購買力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穩定。雖然美元的購買力可能會在戰爭下降或在經濟危機期間上升，但一般來說，美元在當年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幾十年前差不多。例如在美國歷史上可說是最繁榮的十年期間，CPI從1922年到1929年幾乎持平。儘管經濟蓬勃發展，美國消費者在這個時期內並未看到牛奶、雞蛋與肉品等價格的巨幅變動。

情況已不再如此。特別是尼克森在1971年關閉「黃金窗口」並正式斷絕美元與黃金的聯繫之後，美元的購買力持續穩定且幾乎未間斷地下降。換句話說，隨著經濟從商品貨幣（黃金）轉為廉價貨幣後，美國的商品與服務價格不斷上升。現今的年輕人得容忍父母和祖父母說著「我小時候東西有多便宜」等無聊話題。而這些年輕人，甚至他們的父母與祖父母，都沒能瞭解這種美元的不斷侵蝕並非自然因素，而是政府干預經濟的結果，政府壟斷廉價貨幣發行，以及政府持續將新美元注入經濟的決策。

除了產生那些爺爺的無聊故事之外，持續物價通膨所造成的危害結果，與使用貨幣之初始目的背道而馳。請記住，貨幣的巨大功能是幫助人們做出計劃，並協調人們在市場上的活動。企業家加總購入之投入的貨幣價格，並把這個投入總價與他們出售給客戶之輸出的貨幣總價相比較，來檢視生意成不成功。工人要替是否接受另一個城市的工作邀約作出明智決策，就是透過觀察兩地食物與住房等重要物資的典型價格，並比較這兩地的工資差異。正在策劃豪華歐洲度假的退休夫婦，可以透過諮詢理財規劃師，預留足夠的資金投資以避免二十年後的挨餓受凍。健全的貨幣，意味著貨幣價值不會大幅波動也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喪失購買力，讓這些經濟活動更井然有序。雖然不健全的廉價貨幣（通常）也聊勝於無，但在政府的極端操作下，很可能使得該國貨幣的價值蕩然無存，而人民會乾脆放棄該國貨幣並尋求其它商品作為交換媒介。

美聯儲（美國政府建立的央行）的官方職責之一是維持物價穩定。美聯儲自1913年成立以來，美元已經失去了大約95%的購買力。用另一種角度來說，1913年市場上要花1美元的東西，現今大概要花上22美元。但除了這種美元「價格」（和大多數商品與服務相比）持續下跌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下跌幅度劇烈波動的事實。物價在一次大戰期間上漲得非常快，而後在1920年與1921年塌下，並於1920年代再次穩定，然後在大蕭條早期又再次塌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物價穩步上升，但增長步伐一直不規則。特別是，物價在1970年代末上漲快速，而在1980年代則放緩增長。

目前（2010年），美國投資者對未來物價上漲的預期並不一致。一些人預期物價會比照大蕭條初期那樣塌下，而其他人則預期物價將比照最近辛巴威案例[9] 那樣激增（雖然不會那麼極端）。由於未來美元購買力是重要的考量層面，在這種未來美元購買力的高度不確定性下，美國人還有世界上的其他人，總是會在經營企業、陪孩子玩、看功夫電影的時候不斷分心，因為他們得研究美聯儲的會議，然後經常性地重省自己的金融投資組合，看是要多買一些黃金還是債券。在美聯儲穩定物價之官方使命的歷史紀錄不佳狀況下，這些活動對於個人而言具有意義，但對於整體經濟而言，這些活動相當浪費。在具有健全貨幣的純粹市場經濟中，人們可以專注於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如功夫電影）。

物價通膨包含了對未來的預測？

有些人對物價通膨的有害影響嗤之以鼻。他們承認，要是所有人都對價格上漲感到驚訝，那麼這的確會是個問題。但有人會說，隨著時間推移，大家都知道美元（及其他廉價貨幣）的購買力將下降。當企業在借錢或工人在決定退休時，他們會把這種現象也納入考慮。更重要的是，現代經濟中有許多複雜的金融工具，讓投資者透過各種手段保護自己免受物價通膨所害。總之，當政府介入貨幣供給量時，混合經濟中的人們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會用其他市場經濟的方法應對並保護自己。

不錯，但請注意，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政府隨機將病毒注入人體或隨機放火燒人們的房子。人們不會坐以待斃被動地接受新現實，相反的，他們將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施打疫苗、更多的煙霧報警器等），並透過醫療保險和火災保險購買更多的財務保障。不過，要說這些防禦措施能完全中和我們假設之政府注射病毒與縱火的有害影響，是胡說八道。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政府的物價通膨。的確，這些危害可以透過市場的防禦反應而緩解。但與政府不插手貨幣的情況相比，政府干預貨幣下的社會最終還是會變得比較差。

無論如何，相對於純粹市場的結果，政府的貨幣通膨一定會扭曲經濟。這是因為政府和央行將不約而同地使用新錢買東西，無論是有形商品（如戰爭期間的坦克和轟炸機）或金融資產（如2008年金融海嘯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

我們已經在第18課中看到，當政府將資源從私人手中取走並交到地方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下時，政府扭曲了經濟。這種有害過程必然發生在政府創造新錢時，即，貨幣通膨。

當政府控制印鈔機時，不管公眾有何反應，都不能防止政府吸走實際的商品和資產（石油、公司債券等）。在廉價貨幣制度下，政府所印100美元新鈔，法定價值等同在普通人民皮夾裡的其它鈔票一樣。出於這個原因，即使特定的貨幣通膨不會即時導致物價通膨，[10] 相對於純粹市場結果，政府干預仍然扭曲了經濟。

1 一些經濟學家會說通貨膨脹是指在經濟中的貨幣與信貸量擴張。這是一個非常技術性的問題，事實上，銀行能夠合法發放多於金庫中實際現金的信貸，也就是所謂部分準備金銀行制度。我們將忽略此複雜狀況。

2 本章將使用貨幣存量，而非更常見的貨幣供給量，以避免混淆。當人們在比較貨幣與價格時，幾乎都是意味著實際在經濟體中的貨幣單位而非「貨幣供給曲線」，這種貨幣供給曲線的概念在現代經濟中實際上很難定義，因為政府重度介入地區貨幣。

3 如果你是數學神童，我們所計算已是平均複合年增長率。換句話說，我們不是將總成長率除以5，而是將年成長納入計算（百分比乘以百分比）。

4 注意，即使沒有貶值，金幣也不會是純金，因為純金不好鍛鑄。為了維持貨幣的耐用度，金幣中得添加一定數量的賤金屬。

5 美國早期的黃金與白銀歷史相當複雜，超出這本入門書的範圍之外。重要是，在憲法寫成以前，殖民者就已使用黃金和白銀作為貨幣。美國人開始使用美國政府發行的紙片，只是因為這些紙片最初是實際存在之商品貨幣的存票。

6 嚴格來說，如果我們將支票帳戶餘額也納入計算，美國政府和美聯儲不會完全控制美元數量，商業銀行放款意願與個人借款意願在此起了重要作用。但就實際目的而言，美國政府與美聯儲控制「美元的供給曲線」。

7 黃金貨幣的「崩潰」將是喜憂參半，而非純然災難。確實，如果黃金因為突發金礦或是化學家的新發現而瞬間價值大跌，這將對使用黃金當貨幣的世界經濟產生破壞。另一方面，這些化學家製造的新黃金也會是好事，除了美麗珠寶價格將下降，消費者也將受益於更便宜的牙科治療（金牙等）、關節炎治療（注入人體的黃金），以及工業應用。不同於法定貨幣，以市場為基礎的商品貨幣，實際上除了交換媒介以外還有其它作用，因此，突然增加的供給在這方面將有益。

8 我們應該指出，從技術上說，經濟學家甚至在純粹市場經濟中也能想像廉價貨幣，並撰寫出描述這類系統機制的書籍與文章。在本文中我們將忽略此種複雜，並假設廉價貨幣始終是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結果，這在理論上是否為真即使在經濟學家之間仍有爭議，但在實務上，政府肯定與廉價貨幣相關連。

9 辛巴威的情況荒謬到其央行得發行100兆面值的鈔票。在一場2010年春天會議上，有人幽默地遞給本書作者一張辛巴威央行發行之「5兆元」的「小費」。他在eBay上以很低的價格收購這張上面寫著5跟13個零的貨幣。根據史帝夫．漢克，辛巴威在2008年11月的每月物價通膨率高達百分之796億，以這種不可思議的速度，辛巴威的物價每25小時就翻倍！（見http://www.cato.org/zimbabwe）

10 記住，政府注入新資金可能提高本來會下降的價格。例如，政府可能會打印新錢購買那些（私營部門）需求已經下降的商品。在這種情況下，貨幣通膨仍會導致物價上漲，但是起點比原來的低。因此，最後觀察到的價格可能不漲，但是說貨幣通膨不對物價產生影響是錯誤的結論。

課程小結…

貨幣通膨是指貨幣擴張；在我們的經濟中，此術語指的是美元的總數增加。物價通膨是指商品和服務的以貨幣計價的價格普遍上升。
政府干預導致系統性的通貨膨脹。所有的主要政府都使用各種手段，迫使人們停用以市場為基礎的商品貨幣（如黃金和白銀），並改用廉價貨幣。相比於開採更多黃金與白銀，擴張廉價貨幣相當容易。
大規模且持續性的通貨膨脹可以摧毀經濟。當貨幣購買力迅速受侵蝕且波動時，就限制了使用貨幣的好處，並讓社會退回以物易物的狀態。若沒有健全的貨幣，人們儲蓄與決定長期投資的動機變得較少。

新的術語

通貨膨脹（inflation）：原指貨幣通膨，但現在往往是指物價通膨。
貨幣通膨（monetary inflation）：經濟體中貨幣總量的擴張。
價格通膨（price inflation）：商品和服務以貨幣計價的價格普遍上升。物價通膨與貨幣購買力下降是同一件事。
貨幣存量（stock of money）：在某一特定時間下經濟體中的貨幣總量。
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勞工統計局的統計度量，用來衡量影響一般家庭的「物價水平」。CPI是汽油、食品，和其他常見商品的價格平均（依商品重要性加權）。
狹義貨幣供應量（M1）：計算總貨幣量的一種流行的方式。M1包括由公眾持有的實際流通貨幣（在錢包、皮夾與收銀員的抽屜裡），還有支票賬戶餘額的總額。（因為銀行的部分準備金制度，M1的數額大於那些印在綠色紙片上的數字總額，如果在同一時間每個人都試圖撤回銀行裡的支票帳戶，將沒有足夠的貨幣可供領出。這就是為什麼M1標示的貨幣總額不僅是紙幣的數量。）
惡性通膨（hyperinflation）：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與惡性通膨之間並沒有確切的界線，但在惡性通膨中，貨幣每時每刻都在流失價值，人們為了拋售手中握有的貨幣而開始購買可購買的任何物資。
貶值（debasement）：政府削弱貨幣的政策。當硬幣因貴金屬含量而具有價值時，貶值意味著重鑄數量更多且混雜賤金屬的硬幣。在廉價貨幣下，貶值涉及快速創造新貨幣，從而降低每單位的貨幣價值。
廉價貨幣（fiat money）：不以任何東西「擔保」的紙幣。人們在貿易中接受廉價貨幣的唯一原因，是他們預期這些廉價貨幣在未來具有購買力。
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美國的中央銀行，成立於1913年。「美聯儲」負責美國的貨幣政策，肩負提供穩定經濟增長（意味著充分就業）與低度物價通膨的雙重任務。

問題研究

什麼是通貨膨脹這個術語的兩個含義？
貨幣擴張與物價上漲間是否有嚴格的關係？
為什麼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得一些本質上無用處的廉價貨幣？
如果貨幣存量增加，其他條件相同，「貨幣的價格」會發生什麼事？這意味著商品與服務的價格發生什麼事？
政府導致的物價通膨會造成什麼危害？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2.政府債務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2.政府債務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neauthor77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22.政府債務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政府赤字與政府債務之間的區別。
政府債務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連結。
政府債務如何讓後代變得更加貧困。

政府赤字與政府債務

政府就像私營公司一樣，需要用收入來支付開支。私營公司可能會在某段時間內費用高於收入，政府也是。在任何特定的預算期間內，政府想在社會計畫、軍事等等項目上花費的總數，可能大於政府稅收、國家公園門票等收入總數。當政府所花用的數目大於其收入時，就會產生預算赤字。

在大多數的金融報導與評論中，政府赤字以年度為基礎。例如，批評雷根的評論家可能會說：「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在1980年代幾乎翻三倍，從1980年的約740億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約2,210億美元。」[1] 嚴格來說，這句話只告訴我們兩個年度的聯邦財務狀況：1980年的預算赤字是該年財政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異，而1990年的預算赤字則是這兩者十年後的差距。

有時記者會用馬虎的語言報導新的政府計劃。例如，他們可能會說：「這項新的衛生改革法，將會增加9,000億美元的聯邦支出，而同時只增加8,000億美元的稅收，從而將在未來十年增加1,000億美元的赤字。」因為大多數人使用的赤字時，是指單年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距，記者的這句話造成混淆。這就像是棒球播報員說，本壘上的打擊者在他進入大聯盟的第一個十年內的打擊數為3,000。

政府赤字計算某特定期間內支出與收入間的差異；是在某段時間（如一年）內的收入與支出的流量變數。相比之下，政府債務指政府欠其他組織或個人的債務貨幣總額。[2] 債務是存量變數，也就是任何一個時間點都有確定的價值。例如，問「截至周一中午為止政府債務總額為何？」有意義，但是問「截至周一中午為止政府預算赤字多少？」則沒有意義，除非，你內心中其實有個計算初始點，而事實上你真正問的是：「從初始點到周一中午這段時間，政府花了多少又徵收了多少稅？」

當政府發生赤字時，可以像公司一樣發行債務來彌補缺口，這意味著，政府向外部投資者出售國債。[3]

「國家債務」的利息

當政府透過出售政府債券向放款人借錢時，政府必須支付利息。具體情況如下，投資者支付金額低於債券面額，[4] 而這種差異則成為債券的隱含利率回報（或收益）。例如，如果投資者購買一張美國政府承諾一年後支付10,000美元的欠條，但投資者只需要支付（大約）9,524美元就可以購買，此時，投資者賺取約5%的回報，因為$9,524×1.05=$10,000（概算）。

隨著聯邦預算赤字的增長，（典型）債券的利息支付也隨之增長。[5] 當人們談論龐大國債時，幾乎總是在說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人們可能會抱怨，利息支付是最大的消費類別之一，讓可用於其它政府計畫的錢變少。

下表勾勒出一份虛擬的三年期間政府財政狀況。透過檢視這份表格，你可以更了解政府赤字、債務與利息支付。

上表包含大量訊息，但如果你花幾分鐘時間來了解它如何運作，就能掌握政府以債務進行融資的機制。以下是一些一般性要點：

在任何給定的一年中（每個垂直欄位），稅收為1兆美元，而支出則有所不同。然而，支出總是等於軍事、社會計劃與債務利息等當年花費的總和。
如果稅收高於支出，就會有盈餘。如果稅收較低，就會有赤字。如果兩者相等，預算平衡。
政府債務的變化取決於該年的盈餘或赤字。
當政府發行債務時，稅收的一部分將支付債務利息。如果政府背著先前債務，即使政府在某一年平衡預算，可用於軍事與社會計畫的支出就會變少。
如果政府重新發行債券或結轉到期債券將不計入政府開支。在該表中，這種情況發生在2011年。即使技術層面上，政府必須支付1.1兆而稅收只有1兆，政府預算仍平衡。2011年時，政府必須支付2010年購買債券的持有人共1,050億美元，但只有50億美元以利息支付為名被計入支出。其他的1,000億美元只是翻了個身重新被發行，政府發出新的同樣債務總額的一年期債券。
在任何給定的時間上，未償還的政府債務是公眾持有之政府債券的目前市場價值。這個數字低於所有未償還債券的面額總和，因為政府在到期日之前沒有義務支付全額面值。由於債券到期為未來事件，政府的合約義務以貼現率打折（在我們的例子中為5%）。

在我們的例子中，政府債務全數由一年期債券組成。在現實世界中，政府將債務分散到不同期間的債券上（1個月、3個月、6個月、1年、5年等等）。這讓政府可以透過超過一年的長期債券來「鎖住」利率，以更準確地規劃財政計劃。

政府債務與通貨膨脹

一般公眾甚至是金融分析師，很常將物價上漲與政府債務相關聯。例如，每當美國政府預算赤字特高時，很多人會說：「這將損及美元，並導致〔價格〕通貨膨脹。」

這種流行見解中肯定有些道理，而美國聯邦債務與CPI之間，也確實有歷史相關性（雖然遠非緊密關聯）：

然而，即使政府債務和物價上漲顯然有一般性關聯，運用我們健全的經濟理論來瞭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相當重要。第一個重點是，政府預算赤字本身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當政府出現赤字並透過發行新債券借錢時，政府沒有在經濟中創造新錢。相反的，如果政府出現（比如說）2,000億美元的赤字，這意味著經濟體中的其他人少了同樣這麼多的錢，這些人交出2,000億美元給政府，換來美國政府發行的欠條，也就是市場流通性很高的金融資產－債券。這些債券並不是錢。就此狹義而言，政府預算赤字和私營公司決定向公眾借錢一樣不具通膨性。

但故事還沒完。我們剛剛已經說明預算赤字本身不會創造新錢，因此不會對美國的商品與服務價格造成直接的影響。然而，實際上，政府預算赤字提供美聯儲創造更多新錢的動機。首先，物價通膨可以減輕「真實」債務負擔。透過創造新錢而提高經濟體的價格，包括工資與薪水，美聯儲可以間接地提高聯邦政府的稅收。這讓政府能夠更輕鬆地負擔債務的固定支出，特別是許多年前發行的長期債券。[6]

而政府債務與通貨膨脹的基礎連結很簡單：當政府想要花用龐大費用時，例如世界大戰期間，政府可以透過稅收集資，不夠的話，政府會透過借貸籌集，再不夠，政府就會轉向印鈔機。

假設政府想要支出6兆美元，但只有2兆美元的稅收。原則上政府可以借4兆美元，但投資者可能會對這筆龐大數目感到緊張，並可能要求高於正常利率的回報。此外，人民可能會反對巨額赤字（總預算的一小部分），並堅持政府削減開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能只會借1兆美元，然後創造額外3兆美元的新錢來支付賬單。政府將利用壟斷貨幣發行的權力，進行等同私營部門的造假行為。

在美國現今的金融體系中，政府實際上沒有如此公然行為。相反的，如果政府希望使用控制印鈔機的權力來彌補赤字，會透過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首先，政府會對私營部門發行足以支付赤字數額的債券。那些私營債券經銷商則樂於吞下這些低利率的龐大貸款金額，因為美聯儲將迅速從債券經銷商手中買入這些新發行的國債。美聯儲並非用過去的積蓄來購買，而是憑空創造新錢。

當這些動作完成後，美聯儲最終在帳面上持有這些新國債，而私營債券經銷商則回到原來的位置（再加上一點交易佣金）。如果我們退後一步綜觀這個宏偉計劃，並忽略中介商（即私營債券經銷商），事實上是美聯儲創造新錢並借給政府，然後政府再把新錢花在各種計畫上。[7] 因此，儘管這個過程令人費解，政府控制貨幣及銀行體系的權力，讓政府擁有創造新錢來關閉預算短缺的選項。這是政府赤字最後導致貨幣通膨與物價通膨的一個重要機制。

政府債務與後代子孫

在主流討論中，政府赤字的反對者往往聲稱赤字是對未出生後代的偷竊。其想法是，如果政府額外花1,000億美元來讓選民高興，但沒有透過增稅「支付」，那麼，目前這一代人就先得到額外1,000億美元的享受，而由未來的納稅人償付。這個典型的主張真的正確嗎？

就像流行的政府債務與通貨膨脹相關的主張一樣，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微妙：是的，政府債務確實讓後代更加貧困，但原因並非大多數人相信的那樣表面。

在思考任何債務時，無論是政府或私人債務，記住，所有的商品都得從現有資源生產。沒有時間機器可以讓今天的人們去偷走50年後人們手中的比薩和DVD。如果政府花額外1,000億美元並直接分給每個選民，讓這些選民拿去花在商場，這種開支是透過增稅還是借貸並不重要。無論是哪種方式，都是現在這一代人（集體）支付。

當然，這個負擔實際上如何分擔在這一代人身上，會讓事情有所不同，而這也就是預算赤字出現的全部原因。如果政府提高每個人的稅只是為了把這些錢送回去給大家用，這一點意義也沒有。但如果政府從一小群投資者手中借來1,000億美元，然後把這些錢送給其他人花用，就可以讓普通選民感覺變富有。

打破「我們犧牲後代來享受」這個謬誤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認識到，今日的投資者將把持有的政府債券遺贈給自己的孩子。確實，政府債務越高，意謂著未來的美國人將負擔越重的稅（償付債券的必要支出）。但同樣的道理，更高的赤字意味著未來美國人將從他們的父母手中繼承更多的金融資產（那些政府債券），這些債券賦予他們的利息與本金的支付流。[8]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龐大的政府赤字沒什麼？不，不是這樣。批評是對的：政府赤字會讓後代變得更加貧困。但真實原因比高債務導致未來高利息支付這個明顯事實更為微妙，因為（正如我們剛才解釋），這些利息會支付到未來幾代人的口袋。政府赤字從長遠看來會讓國家變窮有兩個主要原因：

排擠效應。當政府預算赤字時，可貸資金的總需求曲線右移。這將推高市場利率，導致一些人增加儲蓄（沿著可貸資金的供給曲線），但也意味著借款人最終可用資金變少。[9] 實際上，政府與其他潛在借款人競爭稀有的可貸資金。經濟學家會說，政府借貸排擠私人投資。在高利率情況下，企業家投入較少資源到新工廠、購買較少設備等等。我們合理假設政府將這些錢花用到生產性項目的程度不若私營借款那麼多，這意味著未來後代將繼承到較少工廠、設備等資本品。這是為什麼政府赤字會導致未來貧困的主要因素。
政府轉移支付是負和遊戲。政府債務讓後代更加貧困的另一種方式，就是未來稅收必須支付債務的這種有害效應。例如，如果政府因為今天的赤字而必須在30年後支付1,000億美元給債權人，這的確會讓國家到時候變窮。但問題不在這1,000億美元本身，這1,000億美元來自納稅人的口袋，並丟入那些債券繼承人的口袋。相反的，問題在於政府為了籌集這1,000億美元，可能會提高稅收（而不是削減開支），這個行為可能會導致經濟上的資源錯位，更甚於簡單吸取收入。[10]
借貸的空間導致更高的支出。政府赤字的另一個危險是讓政府傾向超出預算。回想一下第18課，不管籌資管道為何，所有的政府支出都將稀有資源從企業家手中抽走，並投入政府官員挑選的計畫。政府透過更高赤字支付新的政府支出時，比較不會受到人民的強力抵制，因此，比起政府被迫平衡運算，發行債券的選項，將導致政府支出提高（造成更多與純粹市場結果相比的資源分配不當）。

所以我們看到，政府赤字確實讓大家（平均）都變差，但因果機制比起簡單的美聯儲增加債務更隱晦。但正如上述要點表明，解決這些赤字問題的方式是削減開支，而不是對目前這一代加稅！換句話說，如果政府赤字的真正的問題在於，將資源從目前的資本市場中抽離，而且讓政府更容易調高未來稅率，那麼，透過當下增稅來關閉赤字並非「解決方案」，而是比疾病更糟的治療。

1 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通常以會計年度計算，而會計年度與日曆年度不同。例如，1990年財政年度從1989年10月1日至1990年9月30日。2,210億美元的赤字，指的是這兩個日期之間的聯邦收入與支出的差距。

2 有許多不同項目可以包括在這個圖表中，而將使「聯邦債務」更大或更小。例如，較小數字的債務可能專指由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實際債券。高得多的債務數字將包括不只債券，還有聯邦政府的預計未來負債，像是社會保險這類預期支出將在某些時候超過工人「貢獻」，從而拖累整體稅收並增加政府整體債務的計畫。

3 美國財政部是聯邦政府的財務分支。財政部徵稅並支付資金。當聯邦政府產生赤字時，財政部出售債券向放款人借錢。

4 在本文中，我們將注意力擺在「零息債券」，也就是一年期或低於一年期的短期國債。如果政府（或其他實體）發行長期債務，往往會涉及定期支付利息（「息票」）。在這種情況下，放款人支付債券面值的金額，因為利息收益另案處理。（如果是那些沒有息票支付的債券，投資者必須透過初始購買之折價來取得債券利息。）

5 如果利率下降，即使政府債務增長，仍能享受較低的利息支付。

6 確實，投資者在借錢給政府時會將這種情況納入考慮，當他們知道貨幣購買力將隨時間減少時，他們會堅持較高的收益率（利率）。即便如此，美聯儲進行通貨膨脹時，可以減輕聯邦政府的現有債務負擔。如果美聯儲突然完全停止通貨膨脹，相較於預期情況，政府將較難履行債務義務。

7 如果你是敏銳的讀者，你可能會認為印新錢不只是為了關閉預算短缺，因為聯邦政府仍欠國債持有者本金與利息。但你猜怎麼著？美聯儲將會是這些款項的接受者（因為美聯儲向私人經銷商購買債券），按照標準作業程序，美聯儲的超額收益將全部匯付財政部。換句話說，美聯儲在支付電費、工資等開銷後，有任何多餘的錢，都要匯回給財政部。因此，即使技術層面上國庫沒有得到這些新錢，實際上已達目的，因為美聯儲持有的債務利息支付（大多）會馬上繳回財政部，而且美聯儲也傾向於翻新未償還的持有國債。譬如，當你的消費多於薪水時，如果你（以某合約利率）從父母手上借錢，而你也知道自己永遠不需支付本金，父母也總是會在生日或聖誕節時把「利息支付」當成禮物送給你，那麼所謂貸款合約不過是一場鬧劇。你會像莽夫一樣地花錢，這正是華盛頓的政客們一直以來在做的事。

8 如果我們考慮外國投資者可能也會資助美國國債時，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在這種情況下，現在的美國人可以過得比較好，而這種操作則使得未來的美國人過得比較差。但如果我們將「現代」指稱所有人類，而「後代」指稱未來的所有人類時，我們就會回到課文中的分析。

9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在大情勢下政府赤字無關緊要，因為理性的納稅人將認識到自己需要預留更多的錢以支付未來的債務。換句話說，這些經濟學家說，當政府移動可貸資金需求時，私營部門也會理性地移動供給曲線。因此市場利率保持不變，而政府從右手拿給納稅人的錢，將用左手從納稅人手中借回來。然而，這種觀點在實務上不可能正確，否則赤字開支就不會像現在那樣這麼受歡迎。

10 回想我們在第18課的思想實驗：如果政府頒布高得離譜的所得稅與銷售稅，幾乎所有經濟活動都轉入地下經營，政府將收不到稅收。顯然，這些政策將對經濟十分有害，不管對於那些稅款接收者的「負擔」有多低。這個原理解釋每額外多徵收1,000億美元的稅款（為了支付政府債務），造成的代價遠大於單純從納稅人手中吸走這筆錢。

課程小結…

政府預算赤字，是在某期間內（如2010年），政府支出高於政府稅收。整體債務總額，則是政府在某個特定時刻（如2010年5月14日）積欠借款人的總額。債務是先前所有盈餘與赤字的累積結果。
政府赤字本身並不會創造新錢，並未直接推動價格上漲。然而，透過微妙的操作，政府赤字使得美聯儲購買更多國債，而這種做法就是通貨膨脹。
政府赤字讓後代變貧困的方式並非多數人相信的那麼簡單。如果政府今天借了500億美元來打造坦克，這些資源（鋼鐵、晶片、勞動工時等）是由目前這一代所提供，而非由後代透過時空旅行所「支付」。然而，政府赤字將把實際資源從私營部門投資中轉移，結果就是後代所繼承的資產縮小。從這點看來，相比於沒有赤字的狀況下，今天的赤字會讓後代變得更加貧困。

新的術語

流量變數（flow variable）：某段時間內的測量概念。例如，某根灌溉管的流速可能是每分鐘100加侖。這種測量並不是指整根管子裡所包含的總量，而是每個特定截取部分中每分鐘流過流量。
存量變數（stock variable）：某個時刻的測量概念。例如，某人在2010年5月11日上午9點的體重可能是150磅。這種測量並不是指這個人最近減少或增加多少磅，而是指在那一刻的體重。
債券面值（face value of a bond）：債券到期後債券發行人承諾支付債券持有人的金額。
國債／公債（national debt / public debt）：通常是指由美國財政部發行之債券的未償還總額。截至2010年5月，「公債」幾乎達13兆美元，這些債券大部分由其他政府機構持有（如社會保障局的「信託基金」）。當經濟學家在比較各國政府的債務水平時，通常扣除「政府內部持有」，只計入由公眾持有的政府債務。截至2010年5月，這個數字幾乎達8.5兆美元。（見http://www.treasurydirect.gov/govt/reports/pd/mspd/2010/opds052010.pdf）
排擠效應（crowding out）：因為政府赤字支出所造成的私營部門投資減少。政府的借貸增加了可貸資金的需求，使得平衡利率增加。在較高利率下，私營部門的企業將減少用借貸來資助投資。

問題研究

*說明：「政府赤字為流量變數，而債務是存量變數。」
當政府花費超過稅收時，我們會怎麼形容預算？
*政府是否有可能在預算盈餘的狀況下發行新債券？
政府預算赤字會直接導致通貨膨脹嗎？
*透過增稅來關閉預算赤字是否有助於後代？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3.商業週期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23.商業週期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marsmet526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23.商業週期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商業週期的典型元素。
政府干預如何導致商業週期。
大規模失業的原因。

商業週期

商業周期也被稱為繁榮與蕭條週期，指的是似乎困擾著市場經濟的週期性節奏。出於某種原因，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的人們，並未享受著不間斷的增長，而是經歷繁榮和衰退階段的交替。在商業週期的繁榮階段，企業擴張並僱用工人，工資和價格上升、股市飛漲，有一種普遍的亢奮。然而，出於某種原因，經濟總是開始飛濺，最終進入衰退，工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業務銷售與工資大幅下跌，股市下跌甚至崩潰。

大多數人，甚至包括許多資本主義迷，都認為商業週期是純粹市場經濟的固有屬性。事實上，也因為這種普遍的看法，也很流行讓政府從事反週期政策以馴服所謂極端的市場。例如，許多分析師說，社會福利計劃和累進所得稅除了它們其它可能的優點外，還能夠「緩解」不受監管的商業週期跌宕起伏。在繁榮時期，人們被推入更高稅級（因為收入增加），因此政府收入增加，額外的稅收在衰退時期可作為緩衝，同時也能「降溫」當前「過熱」經濟。[1]

然後，當衰退發生時，失業救濟和食品券等政府項目就會自動進場，並提供那些失業者的生活必須。根據普遍的認知，透過這種方式，可以讓衰退的經濟活動，不至於進入失業者導致消費減退從而傷害企業收入等等的惡性循環。反週期政策概念反映在傳統經濟政策討論主題之一，即，政府（美聯儲）應該使用各種權力，導引經濟通過繁榮與衰退的波濤。在這個流行的觀點中，政府和美聯儲的目標或職責是提供公民據稱會發生在純粹自由市場的穩定生活水平及平穩增長。

本書看到這裡，你應該對這些政府干預能夠「修復」經濟的典型主張抱著存疑態度。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由政府干預而非自由市場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包括惡質房東、販毒集團暴力、城市公寓短缺等。

事實上，當涉及宏觀經濟時，也就是對整體經濟而非單獨產品或勞動市場的研究，另一種觀點是將商業周期歸咎於政府干預。根據這個學派的思想，[2] 當政府人為地將利率壓到低於自由市場的水平時，可以造就虛假的繁榮時期。但幻覺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棟經濟紙牌屋會在某些時候倒塌，並導致那些讓我們聯想到「衰退」的事情。

我們在這本入門書中只能提供你這個商業週期解釋的大概。將此主題留到最後一課討論，是因為它將需要一些早期課程中的概念。儘管有些材料可能對你而言過於進階，我們仍建議你盡量消化本課的內容，因為瞭解商業週期的成因對於公民而言至關重要。如果在接下來的篇幅中出現的理論正確，就意味著政府不只引起商業週期，那些政府在衰退期間提供的「藥」，事實上是「毒」。

政府如何引起商業週期

為了瞭解政府干預如何引起令人熟悉的商業週期跌宕，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純粹市場經濟中的消費者決定增加儲蓄時，經濟會發生什麼事。

可持續發展、市場導向的經濟增長

在第4課中，我們解釋獨自流落荒島的可憐魯賓遜，如何能透過紀律與遠見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透過儲蓄（而非消費），魯賓遜用赤手收集的椰子建立出庫存，最終使他可以開始把自己的時間以及其它島上的資源，投資在資本品上，例如打椰子的長棍。長棍和其它資本品，使得魯賓遜的勞動生產力將在未來大幅增強，如此一來，相較於剛漂到島上的情況，他可以享受更多椰子、魚、住屋品質與休閒時間。

在第10課中，我們將魯賓遜世界的這些基本見解應用到現代市場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可以透過削減目前消費、儲蓄與投資，提高未來的生活水平。

回想一下利率在這個過程中所發揮的具體作用：當經濟中的大多數人為了安排退休計畫（或提供更多遺產），而決定削減當前開支，就會導致利率下降。[3] 較低的利率提供信號，讓企業家借更多錢並投資在長期計畫上。這是因為，那些在販售輸出品以取得「收入」前必須要「投入」資金的投資項目，會因為利率高低而影響投資獲利與否。隨著市場利率下降，被（時間）懲罰的長期投資項目越來越少，而企業家看到投資的綠燈，開始僱用工人、購買原料來進行投資計畫。

關鍵是要記住，在可持續與市場導向的擴張中，利率下降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減少消費並增加儲蓄，因當前銷售下降而縮減營運規模所省下的資源就會流入新的投資項目。例如，如果消費者削減餐廳用餐與購買DVD的消費，然後每個月儲蓄更多到賬戶，那麼，餐館可能得裁員，一些生產DVD的工廠可能被迫關閉。這些工人和資源會被「釋放」，而後被吸收到不斷擴大的其它行業，即，那些因為較低利率而正在成長的行業。

在可持續與市場導向的擴張中，工人以及其它資源被重新調配，從目前的消費品轉而投入資本品。就像魯賓遜不將勞動投入採集椰子而去打造長棍一樣。當然，在這兩種情況下，終極目標都是為了享受更多消費品。但礙於稀有性，會出現暫時性的權衡，減少當前消費以資助更多的資本品。最終，這種禁慾的成果將超過付出本身，重點是要記住，可持續的繁榮與經濟增長，仰賴於紀律與耐心。在沒有新技術發明或發現新自然資源供給的狀況下，沒有什麼神奇方法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來讓每個人都可以在增加消費的同時增加未來的可消費額度。

不可持續、政府導向的經濟增長

現在，我們假設政府官員沒有可持續增長經濟所需的那種耐心；他們想獲得更多投資帶來的好處，又不想經歷提高儲蓄帶來的痛苦（即降低消費）。為此，央行（美國的話是美聯儲）推動利率降到低於自由市場水平。美聯儲使用具體機制具有相當技術性，但你可以簡單想像美聯儲印了新的百元美鈔並丟入可貸資金市場，並用低於市場利率的水平借出這些新錢。實際上，美聯儲成為（從印鈔機生出來的）可貸資金供應商，並使供給曲線右移。

可貸資金市場

從表面上看，這種操作的結果類似市場導向的擴張。在較低利率下，企業家們開始投資在原先利率下將會虧損的長期項目。由於美聯儲提供的「廉價貸款」，他們開始購買那些本來無法負擔的投入、僱用工人並購買原料。

然而，不同於市場導向的擴張，政府導向的擴張並沒有相對應的餐館、DVD和其他零售行業消費下降。相反的，這些企業正享受銷售額增加，因為較低的利率減少人們儲蓄的動機，所以人們花更多的錢在當前享受上。換句話說，當資本品行業的企業家正經歷熱潮時，消費品行業也同樣經歷熱潮。因此，看來似乎每個部門都開始增長。僱用新員工的競爭導致工資率上升，這又進一步貢獻了繁榮的感覺。

但我們知道這種感覺一定是幻覺。政府並沒有研究出新科學配方或者偶然發現未知的油田，政府所做的只是印出一些綠色紙片然後交到企業家手上。這個行為本身不會改變稀有性這個事實。物理上不可能讓經濟中的同一批工人、同量原料與設備，同時生產出更多拖拉機與更多電視機。在市場導向的擴張中，為了生產更多拖拉機，消費者得削減電視機（和其他消費品）的消費。然而，在政府導向的擴張中，初步看來像是魚與熊掌兼得，不需要任何等待期就可以同時生產更多資本品與更多消費品。這是怎麼回事呢？

答案是政府扭曲的利率誤導企業家。請記住，自由市場價格的功能之一是提供協調經濟活動的信號。政府透過人為性壓低借入資金，（嚴格地說）政府愚弄了投資者，讓投資者表現得像是有比實際存在更多的儲蓄。因此，經濟中各部份的企業家運用資源的方式無法匹配，也沒有人的計畫能與消費者分配薪水的期望相匹配。

你可能會認為，這種混淆與離間會立刻在實際經濟事實中顯露。畢竟，如果NASA使用錯誤的物理或工程「法則」建造火箭，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錯誤。然而，當問題涉及政府引起的虛假繁榮時，有的時候得花上好幾年才會開始顯露事實。

這種延遲的反應可能是因為資本的消耗。換句話說，實際上有可能可以突然同時生產更多資本品[4]（拖拉機、鑽床、角材）和消費品（電視、音樂播放器、自行車），至少短期上。如果企業家忽視現有資本存量的折舊，這個權衡可以被暫時推遲。

為了生產，不管是消費品還是資本品，企業家需要使用現有工具與設備。經常性的使用將造成折舊，磨損或消耗這些物品。就算魯賓遜在最初的儲蓄和投資已見成效後，他仍必須定期維護他的長棍，或逐步打造新長棍，來取代變得破爛的舊長棍。現在市場經濟也同樣如此。為了維持目前的生活水平，每年也必須投入部分的產出來維護與更換那些用於生產的資本品。

現在，你應該能夠理解錯誤的政府導向擴張或繁榮的大致輪廓。注入金融市場的新錢資金所導致的虛假價格，誤導企業家，讓他們在沒有實際儲蓄的狀態下，不知不覺中開始進行長期項目。這種猜謎遊戲可能會持續多年，透過「吃老本」而非將足夠資源投入維持現有經濟結構的方式，讓每個人都好像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當然，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創紀錄的利潤與企業增加的價值，都只發生在紙上。一旦衰退開始，市場價格快速回落到較真實的水平時，每個人都會意識到他們在繁榮時期的表現有多愚蠢。

人為性繁榮後的必然衰退

在典型的商業週期中，一旦物價通膨使得央行提高利率時，（表面上的）繁榮時期就會開始衰退。回想一下，在第21課中，我們了解到，貨幣通膨（其他條件相同下）會導致物價上漲。不管新貨幣的創造目的為何，這個因果關係都存在。當央行（美聯儲）創造新錢以增加可貸資金供給時，主要會產生兩個扭曲：（1）低利率給出（錯誤的）儲蓄增加訊號造成人為性繁榮，以及（2）價格上漲。

隨著繁榮時期的發展，如果希望保持「刺激」，央行一般會繼續注入新資金到可貸資金市場。開始所注入的一次性新錢，譬如10億美元，過了一個禮拜後會迅速透過可貸資金市場進入經濟中流通。利率會下降，但只是暫時的，為了將利率持續保持在低於市場利率的水平，央行必須要持續送入新錢。

然而，連續注入的新錢可能會迅速失去推動經濟繁榮的功能，因為企業家將因應新情勢而調整，這些新錢的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在企業家們的計算中被抵銷。還有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隨著時間推移以及貨幣存量增長，某筆給定的新錢所造成的影響將越來越少。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隨著不可持續的擴張帶來的「真正」問題開始浮現，隱藏日益失衡的生產結構需要越來越大量的貨幣通膨。

出於這些原因，若是央行希望保持明顯的經濟繁榮，通常需要不斷地注入金額越來越多的新錢。但這最終將導致不同價格陸續出現令人擔憂的峰值，也許這會先打擊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但最終會體現在零售店的價格上。隨著物價逐漸上漲，越來越多的分析師和廣大民眾開始質疑央行的「寬鬆貨幣」與「廉價信貸」政策。

因此，央行也許會在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幾年後的某個時間點開始退場，至少減緩將新錢注入可貸資金市場的速度。這使得利率開始上升，貼近真正的自由市場水平。由於市場價格變得更加準確，許多企業家看著那些半成品以及顯然不應該啟動的宏偉計畫，意識到自己幹了蠢事。這些企業家會開始做一些補救措施，有些企業需要立即停止、解僱工人，並把設備與存貨賣給出價最高的投標者，把這些資源納入那些不全然是虛假繁榮的企業。有一些企業可以撐著，但會蒙受巨大損失，並經歷一段縮緊開支的時期。

大規模失業的原因

商業週期最重要的一個層面是經濟衰退階段的大規模失業。然而，諷刺的是，那些多數人建議用來「幫助」就業的政府政策，反而延長了經濟衰退，並且播下未來再次出現之不可持續繁榮的種子。

政府推低利率的干預政策，刺激出人為性繁榮的經濟繁榮時期。「虛假的」借貸價格導致企業家借得比實際儲蓄多。還記得，第12課提到純粹市場利率可以將儲蓄分配給所有相互競爭的借款人，這個過程並不僅限於貨幣，同時也有實體資源參與其中。如果工人與原料被投入於預計兩年內完成的新汽車製造廠，那麼這些資源就會被「鎖定」在該項目裡至少兩年，直到開始以新車的形式「享用果實」。

在人為性繁榮期間，因為虛假利率相當寬鬆，許多這類長期項目因而啟動。但是，單純的印新鈔實際上不會創造出更多工人或者是資源。如果建立新的汽車廠，仍然會吸走本來可以用在其它地方的資源。如果在繁榮的早期階段啟動太多這類計畫，實際上不可能把它們全部完成。央行越早退場越好，讓利率回歸到適當的水平，讓企業家能及早發現錯誤，並停止繼續深入進行那些錯誤的投資項目。

當熱潮崩潰並進入衰退時，震驚於自己在繁榮時期所犯下之錯誤計畫的每個人都需要重新評估自己的情況，市場上會出現一段混亂時期。如果我們退一步思考這個調整過程，經濟在返回可持續增長的道路時，必須如此：那些在繁榮時期被捲入無利可圖之計劃或部門的資源，現在需要重定位到其他地方。這個過程也包括勞動力資源，意味著一旦經濟開始衰退後，那些剛好處於極其無利可圖（但在繁榮時期盈利）之行業的人，將失去他們的工作。

例如，建造新車廠的工作已經進行了6個月，還剩下18個月才完成，但（依據市場新訊息）不會有足夠的購車者可以支撐這項計畫，顯然，立即停止建設是明智的決定。從整體經濟的角度來看，政府為了防止建築工人失業，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工廠，並「創造就業」去生產沒有人要買的汽車，這不能說是「富有同情心」。不，應該讓那些工人以及其他（可再利用）資源，流往事實上有利可圖的其它計劃或部門，這才是正確的。

這種由「嚴厲之愛」所提供之建議所產生的問題，當然，就是經濟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在人為性繁榮熱潮後平衡，尤其是那些持續多年的人為性繁榮。因此，在經濟復甦期間，那些失業工人有可能會在幾個月內或甚至更久，無法在經濟中找到一份具有生產力的職位。許多人不願等待「自由放任治療」開始見效，而偏好政府干預並提供即時援助。

然而，即使情況如此，瞭解長時間的大規模失業所發揮的實際功能，相當重要。還記得，徹底的中央計劃，即純粹社會主義的關鍵缺陷：如果沒有市場價格與損益測試，中央計劃者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可供處置的資源。例如，若是在現代美國，中央計劃者不知道有多少人「應該」去當腦外科醫生、建築工人或學校教師，更不用說美國的每個特定城市應該各居住多少人。

同樣的道理，沒有人，甚至也沒有任何專家小組，可能會知道經濟衰退期間該如何調整經濟的「正確」方式。例如，想想那些在2000年到2006年房地產熱期間，在拉斯維加斯蓋房子的建築工人，顯然，有太多的工人（和木材與釘子等其它資源）在這些年間投入拉斯維加斯的房地產業，事實證明，這些人應該用這些勞動時間去做別的事才「正確」。

但是，要做什麼？每個在拉斯維加斯地區的建築工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有著不同的技能、興趣與個人情況。可能有人應該坐巴士去德州煉油廠工作才「正確」。可能有人該回去學校取得文學博士學位才正確。可能有人應該要忍受減薪並等待房地產市場復甦，因為他的妻子是一位成功拉斯維加斯律師的私人助理。

現在，我們開始對問題的範疇有些概念，我們瞭解純粹市場經濟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在繁榮倒塌後，許多工人都瞭解到，自己無法再像以前一樣拿到那麼多工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經濟繁榮的那些年只是幻覺，人們並不像他們以為中的那麼富有。現在，那些失業工人開始找工作，希望新的工作提供的薪水還有條件不要比舊工作差太多，也不用搬到其它城市。

讓人們去找新工作需要時間。失業工人尋找工作的時間越長，他的新工作條件可能就會越好。然而，長時間的找工作的缺點，是這名工人在這段期間內不直接對經濟體系產出貢獻，不得不依賴他人的產出過生活。

請注意，在純粹市場經濟中，這些問題的責任都由每個人各自承擔。失業工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情況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新工作；沒有任何政府官員去決定哪位工人「應該走了」。同時，這些人不會延遲去找新工作，因為沒有政府的失業計劃，說白一點，政府的失業計劃支付那些不去找新工作的人。

正如我們在本書中不斷強調的，經濟分析本身不能決定政府政策是好是壞。但它可以揭示特定政策的結果，讓公民和政府官員可以做出明智決定。在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中，問題不單純是殘酷或慈悲。例如，透過失業補助制度，政府減少了受僱工人的收入，也讓那些獲利企業不太有動機在經濟衰退期間擴大業務。

政府並不創造資源或財富，政府只是重新分配它們。如果沒有正式的政府失業保險計劃，個人和企業仍然有選擇的自由，用較多的薪水和利潤（因為不再需要貢獻給失業基金）建立自己的積蓄，以緩衝經濟困難時期。也許這個自由市場的緩衝，在實務上規模可能小於政府設立的持續失業救濟，但再次強調，經濟學讓我們瞭解的是有何權衡存在。失業救濟應該持續多久事實上並不是工程或化學問題；這顯然是個經濟問題。

例如，如果政府規定任何失業者，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都可以收到先前工資的95%長達20年，顯然，這是浪費。即使是最熱心的失業救濟倡導者都會承認，這種假設性的政策將是災難，實際上會傷害工人（考慮所有因素下）。但是，一旦我們承認這種失業福利可能會太「慷慨」，我們的基本經濟學知識，讓我們很難去合理化政府提供超出自願純粹市場經濟所會出現的福利政策。

最後，如果政府真的有興趣幫助失業者，政府就會停止利用央行來人為地壓低利率。如果政府和公眾可以抗拒在經濟衰退期間插手的衝動，讓正確的市場價格重新將工人跟資源定位到該去的地方，就不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移位。不幸的是，在現實中，央行經常為了要「治療」經濟衰退，反而助長了另一次不可持續的繁榮發生。

1 在通用譬喻中，經濟就像引擎，「過熱」意味著高度價格通膨，以及顯然不合理的股票價格與其它資產增加。

2 如果想要延伸閱讀，我們在此所提的是「奧地利學派商業週期理論」的基本知識，由Ludwig von Mises所發展，並由Friedrich Hayek闡述。

3 在圖中，可貸資金的供給曲線右移，推動平衡利率下降。

4 嚴格來說，如果虛假繁榮可以增加消費，那麼（正確測量下的）總投資必須下降，因為印鈔機沒有替社會創造更多商品與服務的能力。然而，「總投資額」是一種微妙的概念，需要市場價格來計算。在人為性不可持續的繁榮中，許多資本品的生產商可以看到自己的產出增加，儘管經濟體中的投資不足以抵銷資本結構的折舊。例如，工廠老闆可能暫停以往每月例常停機保養的做法，因為「帳面上」他在賺取更多訂單利潤。然而幾個月後，當設備因為重度使用而損耗，需要購買耗品更換時，他會發現設備價格飛漲而受衝擊。直到此刻，工廠老闆會以為他的財富與「資本存量」增加，但事實上他在消耗資本，因為資本品的產量增加（工廠的產品）不足以抵消他疏於維護設備的損失。

課程小結…

商業週期是一種市場經濟的規律。商業週期中會有幾年的「繁榮」，其特徵在於低失業率、工資上漲、企業盈利，及許多企業擴張。在「繁榮」後接著會「蕭條」或衰退，出現高失業率、工資與企業盈利停滯甚至下降，及許多企業破產。
政府透過中央銀行採取行動干預市場利率，導致繁榮與蕭條週期。當中央銀行創造新錢並釋放到信貸市場，從而人為地降低利率，給企業家帶來虛假信號，讓企業家擴大業務並投資於長期項目。人們在繁榮時期感覺變得富有，但人為性繁榮是一種錯覺，因為它不基於真實的儲蓄，而是通貨膨脹。不可避免的崩潰，實際上是市場基於現實的調整。
在不可持續的繁榮（源於信貸市場通膨）期間，許多工人和資源被引導到錯誤的行業。經濟開始衰退後，市場必須重新將其分配到適當位置。這種工人的洗牌需要時間，從而出現高失業率。政府發支票給失業者這種「幫助」，延長了高失業率的期間。

新的術語

商業週期／繁榮與蕭條週期（business cycle / boom-bust cycle）：市場經濟的規律，在低失業率與經濟景氣的「繁榮」時期後，隨之而來的是高失業率與企業倒閉的「蕭條」或衰退時期。
反週期政策（countercyclical policy）：標準的政府與美聯儲政策，目標是抵消自由市場的變動。例如，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合理化經濟衰退期間的政府赤字，認為政府赤字是刺激消費與促進就業的一種方式。
宏觀經濟（macroeconomics）：經濟學的分支，專注於整體經濟問題，例如價格通膨與商業週期。
資本消耗（capital consumption）：生活水平因為沒有投入足夠的資源來維護資本品而（暫時）提高標準。可以用「吃老本」作為譬喻。

問題研究

為什麼商業週期有時也被稱為繁榮與蕭條週期？
說明：「在可持續與市場導向的擴張中，利率下降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減少消費並增加儲蓄，因當前銷售下降而縮減營運規模所省下的資源就會流入新的投資項目。」
*央行通常實施價格上限來壓低利率（類似於租金管制）？
*資本消耗如何產生魚與熊掌兼得的錯覺？
不可持續的繁榮如何導致大規模失業？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3.行為隱含的經濟概念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3.行為隱含的經濟概念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tantek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3.行為隱含的經濟概念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為什麼只有個體可以作出選擇，集體無法。
經濟學家如何使用偏好來解釋個體選擇。
思考偏好的正確方式。

介紹

在前面的課程中，我們強調有目的之行為與無意識之行動之間的區別。經濟學研究前者，經濟學中的所有事項最終都與這個事實相關連：身為外步分析者的我們試圖描述經濟事件其背後具有意識的動機。我們甚至無法將某個物件歸類為「錢」，更不用說解釋其購買力，除非我們瞭解傳播這些物件的人「腦子裡的想法」。（畢竟，人們也傳播細菌，但我們並沒有將細菌歸類為錢！）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交換的科學或方法。在本書中「交換」的意義，無疑是一種具目的之行為。在這一課中，我們將推出一些有關選擇的邏輯蘊含用以研究交換。重複先前課程的訊息：請注意，我們不會從我們認為人具有意識地交換之「理論」中提出一堆預測，然後到真實世界中測試我們對這些對象的預測。你只會看到我們在這一課中拆解早已蘊含在「具目的之行為」先決概念中的知識。如果你接受我們能夠有效地描述他人從事尋求目標之行為的說法，那麼你自然就會理解我們將在這一課中對這個概念的闡述。另一方面，如果你試圖將本課的這些概念，應用在如石頭掉下懸崖等純粹的機械性過程時，它會變成無稽之談，因為有目的之行為看來無助於解釋石頭的動作。

只有個體能夠行為

作為經濟學家，如果我們透過有目的之行為來解釋事件，這顯然意味著會有一些個體進行這個行為。畢竟，當我們說具有意識的心智影響某些事件時，意味著這些心智必須屬於一些智人。

我們現在並不需要真的知道個體的確切身份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個體採取了具目的之行為。偵探可以廚房裡的血漬說：「有人殺了這個可憐的女人，但因為某些奇怪的原因，屠刀沒有刺過她。」偵探可以用某個具有心智的個體有意識地殺害被害人的這個假設，來解釋這個廚房的物理排列組合。這是一個完美的假設，即使偵探（還）不知道任何有關兇手的其它事實。但他確實知道兇手的心中具有目的，如果兇手說：「當然，事情發生時我拿著刀，但相信我，這是一個意外。」不管是什麼情有可原的情況下，都沒有人會相信他。

為了確保你真的理解這個概念，我們需注意行為背後的「個體」並不一定是某個人。有很多人聲稱形容他們遭遇的最好解釋，是他們被外星人綁架並遭受到各種不愉快經驗。再次，我們的規則認為：這些人並非將其遭遇歸咎於「自然」，而是歸咎於智能個體的影響。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外星人的目標是綁架在深夜開著卡車回家的比利，而外星人在此目標之下行為。再舉一個不同的例子，宗教人士可能會把自身癌症的突然緩解，解釋為神的干預。在這個案例中，她同樣是以具有智能之個體的具目的之行為，來解釋現實世界中所發生的事件，只是這個案例中的個體是無形的。

當我們決定把某事件解釋為具目的之行為時，我們必須要假設某個具有心智的個體進行這些行為。（沒有行為者就不會有行為。）所以，將行為與行為者相連結是「具目的之行為」這個概念的一個合乎邏輯的推演。而我們在實務上把特定行為連結到特定行為者的嘗試，不過是基於簡單的邏輯。例如，當偵探判定「這是一宗兇殺案」時，邏輯上意味著一定有（至少一個）兇手。但他可能會使用錯誤的DNA測試，最終逮捕了錯誤的傢伙。所以，我們會看到，試著逮捕實際兇手的過程，包含的不只是邏輯推演。但我們要提出的重點，是當偵探決定將血腥廚房當成犯罪現場時，必然意味著存在至少一個兇手。但從這個邏輯結論推導到下一個步驟，也就是識別特定兇手時，需要的不只是單純的邏輯。

為了分辨邏輯與經驗推理之間微妙的相互聯繫，我們可以考慮一些更奇特的例子。假設心理醫生看到他的病人的左手抓起一支筆並開始在支票上寫下墨水。這個心理醫生把此現象分類為具目的之行為，從而，在邏輯上，他也必須相信具有意識的個體在執行這項行為。然而，心理醫生可能會認為「這是我的貼心病人莎莉，因為我這星期幫助她處理人格分裂症所支付的報酬」，但事實是莎莉的另一個人格在支票上寫著「你太愛管閒事！」。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必須對邏輯推理的限制保持警戒。一旦心理醫生決定將手和筆的移動解釋成具目的之行為，而非單純的反射動作時，那麼他必然會作出邏輯結論：某個具有動機的智能個體為了實現一些目的而作出這些行為。然而，如果心裡醫生的結論，是把智能個體當成他認識的「莎莉」，並認為她動筆是為了支付他所提供之服務的報酬，此時，這個心理醫生已經跳脫出邏輯推理的範圍，他可能是錯的。

正如這些例子所說明的，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我們決定以有目的之行為來解釋事件時，我們不只簡單地依賴邏輯推理。我們還會用各種經驗證據，來改進對於觀察到之事實的理解。但經濟學理論關注於那些可以僅由「具目的之行為」推導出來的知識，而不需要特定情況下的經驗證據。經驗證據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引導我們推導出充分的解釋。

如果沒有多重人格或催眠控制等特殊情況下，一般而言，我們將每個身體與一個特定心智相關連（反之亦然）。所以，當我們看到比爾的身體從其喉嚨汲取了一瓶汽水，我們很自然地會形容成「比爾渴了，所以他決定喝點東西」。我們通常不會停下來想這個：當我們這麼說的時候，我們是指一個被稱為「比爾」的無形有意識的心智，試著透過影響被稱為「比爾的身體」的細胞組成體，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我們再次進入深層次的哲學問題，這遠遠超出經濟學原理的範疇。在本節中，我們只需再強調另一個要點：因為具目的之行為與某個單一個體（即行為者）相關連，這意味著，當經濟學家試圖以具目的之行為來解釋事件時，他最終必須把事件分解成所涉及之個體的動機或目標。這句話聽起來很理所當然，但一般人，甚至是受人尊敬的社會科學家，經常令人驚訝地忽視這個規則。

例如，歷史學家可能會寫「日本在1941年偷襲美國」。嚴格來說，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日本」不是一個人，因此也不能採取具目的之行為（如轟炸珍珠港）。個別的日本飛行員駕駛飛機攻擊屬於美國海軍的船隻。「史達林占領東德」這個聲明至少算合理（因為史達林是個人），但照字面上解釋它仍具誤導性。真正的情況是，史達林吩咐他的下屬，這些人又將命令轉達給他們的下屬等等，很多很多的士兵選擇服從這些命令，並採取具目的之行為，結果就是東德地區居民所經歷的（可怕）新政治情況。

大多數情況下，這種語言的草率使用不會有什麼問題；運動迷在辦公桌大喊「芝加哥剛剛射門得分扳平了比數！」並不會產生危險的誤解。每個人都知道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沒有人會被誤導，從而相信某個沒有生命的地理位置，不知怎的竟能阻擋那些狀漢，進而將橄欖球踢入門柱。

只有個體能行為

關於人之行為的首要真理，是只有個別的「行為者」能夠採取行為。只有個體具有目標，並能採取行為來達成這些目標。「族群」、「集體」或「國家」不會有這種目標或行為，這些眾多個別個體的集結並不能算是行為。「社會」或「族群」不會單獨存在於其個別成員的行為之外。因此，當我們說「政府」行為時只不過是個譬喻；事實上，是某些相較於其他人具有特定關係的個體，其行為被他們與其他人視為「政府」。

－Murray Rothbard，《Man, Economy and State》，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4年，頁2-3

然而，許多情況中這種語言的草率使用非常危險，會引導人們得出看待這個世界的錯誤結論。例如，很多人都會同意以下聲明：「我們的政府無能又愚蠢！一方面支付農民種植菸草，另一方面，支付廣告機構宣傳反菸運動。拿定主意吧！」

事實上，沒有所謂擁有自己想法並進行具目的之行為的「政府」。相反的，只有政客、法官、政府官員等屬於政府機構的個體，因為他們的身分而享有特權。組成這個政府的不同個體組合，分別作出具意識的決策，把稅收用於菸農與反菸運動。簡單地把這些計畫看成「政府的行為」，不僅技術上不精確，實務上還是危險的誤導。閱讀本書課程後，你會理解這些政府官員的行為具有完全合理的原因。他們的行為往往與他們給的官方理由不相稱，但對此也有個簡單的解釋：政府官員經常說謊。（請注意，說謊本身也是一種具目的之行為。）

個體具有偏好

除了（明顯的）行為需要行為者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作出引申。當我們說某個個體進行具目的之行為時，我們的意思是他的心中具有目的或目標。請記住，我們不說棒球「想要落回地面」。但我們會說：「飛行員讓直升機著陸，因為他想去上廁所。」

所以我們看到，當我們討論他人具目的或意識的行為時，我們也在含蓄地指稱，他們對於世界應然如何具有看法或慾望。在經濟學中，我們使用「偏好」這個詞來形容這些感受；人們如此行為，是因為他們喜歡這個世界的某個樣子更甚於另一種樣子。例如，當我們說「比爾因為口渴所以喝汽水」，我們也同時表達了（即使我們沒有真的說出來）「比爾不喜歡口渴」。畢竟，說「比爾因為2+2=4所以要喝汽水」沒有太大的意義。說「比爾因為口渴所以喝汽水」之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為我們可以在字裡行間，讀到比爾不滿於口渴狀態的隱含條件。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們包裝在「比爾咕嚕咕嚕喝汽水」這個陳述中，另外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理。當我們決定將他的行為歸類具目的之行動時，我們也決定了比爾本人必須相信喝汽水能解渴。畢竟，如果這罐汽水是從飛機上掉出去並落到某個原始部落時，發現這罐汽水的人可能不會知道，刺破堅硬的外殼後把裡頭的黑色液體灌到嘴巴裡可以緩解不愉快的口渴情緒。（他們當然也不知道這個黑色液體會腐爛牙齒。）相反的，他們可能會認為這個罐子很神聖（因為它從他們從未見過的巨大飛行物體掉下來），或者，他們的音樂家可能將這個罐子拿來作其他形式的具目的之行為，跟止渴無關。

以下的認知很重要：某個人的信仰可能錯誤，但仍能激勵具目的之行為。例如，如果我們回到過去並觀察19世紀將水蛭放到患者身上的醫生時，我們會說：「他們這樣做具有目的，因為他們想要患者健康而不是生病，而且他們認為放血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另一方面，某個具備更精確之醫療知識的人，可能把水蛭放到敵人身上，因為他想讓敵人變弱，而他認為放血會實現這個目標。）[1]

我們會在下一課中充分發展這點，但在此我們提到人們運用世界的部分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哲學家會將此描述為人們使用手段來達到目的。經濟學家則將此描述為人們使用商品與服務以滿足自己的偏好。

偏好是主觀的

因為偏好綁定於特定的個體，我們會說偏好是主觀的。粗略而言，某個主觀陳述與客觀陳述之間的區別，類似於意見與事實之間的區別。「瑪麗喜歡香草冰淇淋勝於巧克力冰淇淋，但約翰喜歡巧克力冰淇淋勝於香草冰淇淋」的說法具有意義。這兩個陳述可以完全兼容，因為偏好（在此例中是冰淇淋的口味喜好）是主觀的，因人而異。

相反的，「這個冰淇淋對於瑪麗而言是300卡，但對於約翰而言是280卡」這個陳述沒有任何意義。每份冰淇淋的卡路里量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會因人而異。瑪麗和約翰可能不會同意對方所認為的卡路里量，但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其中一者錯了。然而，如果瑪麗說「香草的味道比巧克力更好」而約翰持相反說法時，他們可能同時「正確」。再說一次，瑪麗和約翰可以不同意對方的冰淇淋口味偏好，沒有人是錯的，因為偏好是主觀的。並沒有關於冰淇淋的哪個口味最好的「事實真相」，但肯定有個客觀的方式來展示每份冰淇淋有多少卡路里。
警告！許多批評經濟學的人，完全誤解經濟學家所謂「偏好是主觀的」的意思，不管是進步論「左翼」還是篤信宗教的「右翼」。這些批評者認為，經濟學家在某種程度上贊同道德相對主義，或者認為經濟學家說沒有人能判斷他人的行為。但這些抱怨都是沒有根據的，因為經濟學家沒有說過這些！

記住，我們只是追蹤「將觀察之事件歸類到具目的之行為」這個決定的邏輯推演。如果我們看到瑪麗去櫃檯選了香草冰淇淋，而看到約翰去櫃檯選了巧克力口味，除非我們理解瑪麗與約翰對冰淇淋口味的不同偏好，否則我們對於這個事件不會有什麼進一步認識。我們將在第6課更清楚地看到，唯一令人滿意的解釋市場價格方法，就是先認識到偏好是主觀的。這種認知並不等同於縱容任何特定個體的偏好。

例如，如果經濟學家不承認有些人喜歡把錢花在菸上而非其他產品，他就幾乎無法解釋菸草的價格。經濟學家就算指出這個事實，當他抓到自己十幾歲的兒子和他的流氓朋友在車庫裡抽菸時也大可關他兒子緊閉，仍然能夠保持完美的一致性。如果你尚未瞭解專業分析與個人信念之間的區別，暫時忘記經濟學，想想FBI分析員。為了追查連環殺手，分析員需要「像殺手一樣思考」，試著去了解是什麼慾望造成殺手如此行為。顯然，這並不意味著分析員對於殺手所採取的行為保持中性看法，或認為謀殺是「個人選擇」。

總結：當人們從事具目的之行動時，他們的動機因人而異。為了解釋交換行為，經濟學家必須認識到偏好是主觀的。

偏好是排序，不是量化的測量

因為人們的交換行為與偏好緊密相關，偏好只能揭示目標的排序。當瑪麗選擇香草冰淇淋而非巧克力冰淇淋時，這種具目的之行為表示，她比較喜歡香草冰淇淋。我們不能確定瑪麗對香草冰淇淋的喜歡比對巧克力冰淇淋的喜歡「高多少」，事實上，這種說法在嚴格的經濟學邏輯中甚至不具意義。

在日常會話中，我們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瑪麗真的喜歡香草冰淇淋更甚於巧克力冰淇淋，但她的姐姐珍只是稍微喜歡香草冰淇淋多一點。」但對你而言，認識到這種類型的談話對於我們用於經濟推理的「偏好」沒有任何意義，相當重要。[2]

畢竟，這種陳述的真正含義，從純粹的經濟邏輯角度看來，只是在說瑪麗對於香草冰淇淋的偏好高於巧克力冰淇淋。在面對這兩種口味之間的抉擇時，瑪麗會選香草。而我們也同樣能用這個陳述來形容她姊姊珍的例子，即使珍只「輕微」偏愛香草。珍在面臨同樣的抉擇時，也會選擇香草。因此，在個體具目的之行為的邏輯推理中，身為經濟學家，我們只能說這兩個女孩都表現喜歡香草冰淇淋更甚巧克力冰淇淋的偏好。

我們可以把這種思維訓練帶回本課內容。即使珍宣布「我只喜歡香草甚於巧克力多一點點！」，這也不會經濟學家得出，珍對香草冰淇淋之偏好「輕於」瑪麗對香草冰淇淋之偏好這個結論。不，它只是讓經濟學家得出結論，知道珍喜歡嚷嚷特定的句子，更甚於大呼小叫其他事情或是閉嘴。記住，我們使用個體偏好具主觀性的概念來解釋個體所採取的具體行為。如果某個人提出聲明讓經濟學家知道他的偏好，這沒什麼不好，但提出聲明本身就是一種具目的之行為！[3]

為了幫助你記住這課的要點，我們以友誼來譬喻。例如，莎莉可能有三個朋友，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她的心中，她有對這三個人的友情。我們可以進一步請莎莉替朋友排名。她可能會說，比爾是她最好的朋友，瑪麗是她第二好的朋友，而喬則是她第三好的朋友。這個說法是完全具有意義。

但是，如果我們問莎莉，跟比爾的交情比跟瑪麗的交情好多少呢？現在，事情開始聽起來有點怪。如果我們問她「難道和比爾的友誼比和喬的友誼至少低30%嗎？」，我們就進入荒謬的境界。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替友誼排名具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也不會有什麼背後的客觀「友誼單位」來推動這個排名。

這種現象對於偏好而言也同樣為真，至少在我們會在討論經濟時使用它們。你在即將到來的課程中，會學習到理解與描述交換行為，我們需要假設人對於目標或目的也具有排名。人們行為，以滿足他們最重要的喜好，或實現自己最高的目標。我們不必說人們心中有個尋求最大化的數學「效用函數」，然而這種談話在其他經濟學教科書中司空見慣。這種替代方法僅適用於造作數值計算問題的具體答案，它實際上並沒能讓你更清楚了解交換的過程。其實，在學習基本經濟原則時，數學的效用函數反而相當有害，它常使學生忘記要把偏好的概念擺在首位。

另外的觀點

即使是專業經濟學家，也非總是聽從偏好為排名而非測量的原則。例如，經濟學家們經常使用「效用」這個術語，來形容某個人在某個特定情況下得到多少滿足。因此，他們可能會將我們的場景描述成：「瑪麗選擇了香草冰淇淋，因為它給她更多的效用，更甚於巧克力冰淇淋給她的效用。」

到目前為止一切良好。然而，許多經濟學教科書進一步開始分配測量數字給「效用」，例如，瑪麗從香草冰淇淋獲得「55 utils」，但只從巧克力冰淇淋獲得「34 utils」等，為了「效用最大化」，她顯然選擇了香草冰淇淋。如果你正參與博士級課程，教科書會解釋說：「utils」並不真的存在，不像重量的客觀單位「公斤」或是長度的客觀單位「公尺」。博士級教科書會解釋，經濟學家把數學效用函數拿來當成描述偏好排名的便捷工具。因此，如果函數分配「55 utils」給一碗香草冰淇淋，但只有「34 utils」給巧克力冰淇淋，它真正的意思是說，瑪麗會選擇前者勝於後者。同樣意思的效用函數也可以分配「18.7 utils」給香草口味而「2.3 utils」給巧克力口味，最重要的是，瑪麗的行為「好像是」她將這個專斷的數學函數最大化。

本書中我們不會使用令人混淆的「utils」術語，我們也不會像其他經濟學教科書一樣進行「效用函數」的演算。這些做法雖然很普遍，但事實上很危險，這可能會誤導你，讓你以為我們在測量個體從具體行為中獲得的滿足感。

或許會有一天，神經科學家提出客觀方法來量化滿足感，藉此他們可以說瑪麗的「滿足感三倍於」比爾。就算這種情況真的發生，我們在此的觀點仍然相同：在經濟領域中，這種討論沒有意義。在經濟學中，我們使用「偏好」這個術語，來解釋或描述個體具目的之行為。當有人選擇某個東西而非其它東西，我們得出的結論只有，此人偏好被選上的東西更甚於被放棄的東西。心理學家或神經科學家（甚至常識）或許會更清楚這個選擇事件的內容，但經濟邏輯推演不能再往前走。經濟學家並未聲稱擁有所有答案，差得遠了！經濟學家對此謙虛地承認經濟推理對某個給定事件的限制。在第6課中，我們將看到主觀的偏好排名是如何相互作用，從而產生客觀的市場價格。屆時你會更理解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課中強調這些要點。

不同個體的偏好不能合併

如果偏好對每個人都是主觀的，甚至不能測量或量化，顯然，想把個人偏好匯總成「社會」偏好便毫無意義。不幸的是，即使是專業經濟學家也經常從事這類推理。許多人（嘗試）合理化累進稅制，例如，聲稱「窮人的一元比富人的一元多」。這種概念是認為，從比爾．蓋茨身上拿走100萬美元不會降低太多他的效用，而發放1,000元給一千個不同的無家可歸者將大大提高他們的效用。因此，典型的論調是，「社會」總效用因為重新分配比爾．蓋茨的財富而增加了一些。

在第18課中，我們將研究累進稅制帶來的後果。現在我們只點出典型的論調很荒謬。你不能加總不同個體的效用。事實上，如果你使用的偏好這個替代說法，為什麼結合不同個體的偏好是不可能的任務，答案將更加明顯。問「人口總重量多少」或「人口平均年齡多少」，合理。但是問「人口的總偏好是什麼」或「人均效用為何」，沒有意義。

為了確保你明白，想把不同個體的偏好加總進行數學運算的嘗試有多荒謬，我們再一次切換到友誼排名的譬喻。假設莎莉和賴瑞有以下的「友誼排名」：

友誼排名

在繼續之前，請確保你了解這個表格：莎莉共有五個朋友。她最要好的是比爾，第二最好是瑪麗等。另一方面，賴瑞只有兩個朋友。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喬，而比爾是他第二個要好的朋友。請注意，即使有共同的朋友，莎莉和賴瑞的排名順序也不同。莎莉認為比爾是個比喬更要好的朋友，而拉里認為他和喬比他和比爾更要好。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偏好是主觀的。[4]

現在，假設有個愛管閒事的學校管理員走過來，並說：「這太可怕了！可憐的賴瑞沒有像受歡迎的莎莉有那麼多朋友！我有個偉大的想法，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公平。我會偽造莎莉的筆跡寫張『你好臭！』的紙條，然後放在安德里安的便當袋裡。這會讓安德里安和莎莉大吵一架，這樣他就不再是她的朋友。然後，我會把安德里安的校車座位排在賴瑞的附近。他們最終會成為朋友。我不能預測安德里安會變成賴瑞第一、二還是第三要好的朋友，但不管怎樣，他在賴瑞朋友中的排名會比在莎莉朋友中的排名要高。透過我的王道干預，我將增加這群孩子間的友誼總量。」

顯然，上面的故事是很愚蠢。但這個無聊的故事，可以表現想把主觀的個人偏好加總有多愚蠢。希望你現在可以清楚，試圖想把錢從富人身上拿走並交給窮人以增加「社會效用」，簡直是胡說八道。累進稅制的支持者或許可以用其它理由合理化，但主張偏好（或效用）這種經濟概念並不管用。

1 目前有少數現代醫生將放血視為有效的治療方法，但這種情況顯然很罕見，早先的醫學實務上一般不認為放血對病人有好處。

2 我們並不是在說日常交談中人們總是使用草率的語言，只是指出「偏好」這個術語在經濟學中有精確意義，就像「功」這個物理術語具有特別的科學意義一樣，而術語的意思與日常用語中的意義並不會完全重疊。

3 在本書的此階段，這些例子可能顯得單調乏味，但在我們隨後解釋價格如何形成的課程之前，現在先掌握這些要點很重要。

4 我們甚至不需要假設喬和比爾在莎莉跟賴瑞面前表現不同，就可以解釋友誼排名的名次差異。就算喬和比爾在莎莉跟賴瑞面前的表現都是「同一個人」，名次不同也很合理，因為偏好是主觀的。也許喬總是發出噪聲，莎莉覺得這很討厭，但賴瑞覺得這樣很熱鬧。

課程小結…

一旦我們決定把某些事件視為具目的之行為，我們可以做出進一步邏輯推理。例如，對於每個行為都必須有一個行為人，也就是執行這個行為的智人。儘管人們可以和其他人一起行為，但任何特定的動作僅會由一個人進行。
我們透過偏好來解釋他人的行為。這些偏好是某人試圖透過行為來實現的目標。
經濟學家說偏好是主觀的，這意味著它們因人而異。認為偏好是主觀的並不等於縱容或鼓勵它們，這不過就是每個人有不同口味的認知。

新的術語

偏好（preferences）：個體的目標或慾望。經濟學家將某個人的行為解釋成滿足偏好的企圖。
商品（goods）：個體認為有價值的稀有性有形物品，因為它們有助於滿足個體偏好。
服務（service）：某個人對於另一個人認為有價值之任務的表現，因為它有助於滿足偏好。服務是人們透過自有勞動力創造的「商品」。
主觀性（subjective）：因人而異；「情人眼裡出西施。」
效用（utility）：經濟學教科書中，用來形容某個人從商品或服務中獲得多少價值的通用術語。
累進稅制（progressive income taxation）：一種對較高收入之個人或公司收取較高稅率的稅制。

問題研究

為什麼「德國進攻法國」的說法有疑慮？
為什麼針對某個人之行為的陳述（隱含地）涉及信念呢？
具目的之行動能夠基於某個錯誤信念嗎？請舉例說明。
經濟學家們說偏好是主觀的，是什麼意思呢？
*經濟學有說你不該把錢捐給慈善機構嗎？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4.「魯賓遜漂流記」經濟學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4.「魯賓遜漂流記」經濟學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 Lucky Cavey **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4.「魯賓遜漂流記」經濟學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孤立個體如何能說明經濟學的概念與範疇。
儲蓄和投資的重要性。
經濟學家如何解釋個體選擇。

介紹

在前三課中，你學到經濟學研究的是交換，你也知道，將人類行為歸類成「具目的之行為」這個看似簡單的決定，是如何推導出許多有助於我們解釋現代市場經濟運作的見解。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將開始，對買家與賣家使用貨幣進行交易的市場經濟，進行完整分析。這或許是大多數人認為經濟學書籍應該做的事！

然而，在我們潛入深水之前，本課是最後的「基礎部分」，我們將勾勒一些基本的經濟真理，這些經濟真理也適用於漂流到偏遠島嶼的孤立個體這種簡單的例子。我們在這極其有限的情況下，也可以作出數量驚人的結論。

多年來，許多批評家嘲笑這個以丹尼爾．笛福之名作命名的「魯賓遜漂流記」經濟學。[1] 我們顯然並不認為孤立個體可以用來準確描述現代經濟，相反的，我們認為在分析一個包含數十億相互作用之個體的經濟體之前，我們應該從單一個體開始分析，確保我們理解是什麼讓他運作。

你將在這一課看到，我們從個體面臨稀有性所採取的具目的之行為，發展出一般原則。就算魯賓遜獲救而回到文明世界，這些一般規則仍然適用。為了避免在第一步就搞得學生暈頭轉向，我們從簡單的魯賓遜案例開始，他在給定的環境下必須採取行動來改善處境。

魯賓遜以他的心智能力創造商品

獨自一人漂到熱帶島嶼，魯賓遜很快就意識到自己不樂見的事情正在發展。他的肚子開始發出咕嚕咕嚕聲、他的喉嚨乾燥發癢，他也沒看不到任何自然庇護所可以抵擋這個島上肯定會出現的任何可怕暴雨。魯賓遜拒絕向命運低頭，他決定採取行動來改變可見的歷史，讓事情的發展方向符合他的意思。

在他作出事情該怎麼進行的明智決策之前，魯賓遜首先要搞清他的處境。他爬上一座小山並觀察這個島嶼。魯賓遜注意到有許多椰子樹，遠處還有一些小河流。有幾個大小不一的岩石以及堅固的藤蔓。魯賓遜的心裡開始盤算著要從什麼開始著手。

我們在此先暫停一下，把這些處境轉換成經濟概念的術語。你或許已經理解，為什麼上段文字中提及的物品，對魯賓遜的處境至關重要，如果你是魯賓遜，你也會考慮這些現實。以經濟術語來說，魯賓遜在盤點他的庫存。也就是說，他在評估可供自己運用的稀有性儲備物品。

畢竟，魯賓遜可以如實說：「嗯…這個島具有地心引力，這意味著我不會漂到外太空凍死。這裡有充足的氧氣供應，這意味著我不會窒息。傳遞聲波的介質非常好，這樣我可以聽到暴風雨來臨。」這些島嶼的屬性雖然對魯賓遜也非常有用，也有助於實現他的目標。但魯賓遜在制定計畫的時候，不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它們身上，因為它們並不稀有。魯賓遜不需要經濟地使用這些普遍的背景條件，但他需要以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管理這些椰子樹、藤蔓等。

稀有性的明顯標誌是權衡。直到他找到其他食物來源之前（如打造一些捕魚工具後），魯賓遜需要確保自己不會太快吃完他的椰子。（他也不會只為了好玩就燒掉一堆椰子樹。）如果他決定使用一些岩石來蓋個庇護所，那麼他就不能同時使用相同的岩石來生火。即使藤蔓無處不在，他在割下來編漁網的時候也會考慮一番，因為這會讓他往後得深入叢林以取得更多藤蔓。

這些例子都展示出，魯賓遜在考慮涉及岩石、藤蔓、椰子等計畫時，得思考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結果。這些物品是稀有的，魯賓遜以後可能會後悔，因為稀有物品的減少將會減少他滿足未來目標的能力。那些有助於實現目標，而且如果數量夠多還可能有助於達成更大目標的物品，我們稱作商品。相反的，重力和氧氣等背景條件在經濟意義上並非（典型的）商品，因為，不管魯賓遜做什麼，都不會降低它們對於實現目標的有用程度。魯賓遜並不需要擔心跑得太快而「用光所有氧氣」，他依靠重力讓被棍子打到的椰子落下時也不會面臨權衡。[2] 此外，魯賓遜也無法完成「更多的氧氣」或「更多的重力」等目標，因此，儘管氧氣與重力是他生存的必要條件，魯賓遜也不需要節約使用，它們不被列為經濟商品。

物品會因為被某個人納入計畫而變成商品，這種認知很重要。熱帶島嶼上的椰子不是因為它的物理性質變成商品，而是因為（a）它可以用來減輕飢餓；（b）魯賓遜不喜歡感到飢餓；及（c）魯賓遜認知到（a）點。如果魯賓遜並未認知到椰子可食用的事實，那麼他可能不會把椰子當成商品。舉一個不同的例子，或許有些島上的植物有藥用價值，但如果魯賓遜不知道，這些植物就不會變成經濟商品。

消費品與生產品

我們現在了解廣泛的商品，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做一些區別。一方面，魯賓遜認識到某些稀有性物件能夠直接幫助他實現目標。例如，河裡的水可以直接解渴，椰子可以直接解飢。經濟學家稱它們為消費品。

另一方面，有些物品肯定有用，如果魯賓遜有夠多這類物品將有助於實現目標，因此，它們是商品，但它們並不是直接對他有用。它們只是間接有用，因為它們有助於魯賓遜獲得更多消費品。例如，長棍本身對魯賓遜而言沒有作用，如果它是島上唯一的物品，魯賓遜也不會把它當成商品。但因為椰子掛在樹上，其中有一些魯賓遜搆不到，突然間，這根長棍獲得間接價值。魯賓遜現在覺得長棍是商品，僅管它無法直接充飢，但它能間接幫助他實現目標。經濟學家把假設中的長棍這類物品，稱為生產品、生產要素或生產手段。

對於商品而言，消費品與生產品之間的區別只存在行為人的心中。例如，如果綠巨人浩克也漂流到魯賓遜的島上，浩克可能會認為長棍是美妙的用具，讓他可以抓到肩胛骨之間搔不到的癢處。對於浩克而言，同樣的一根長棍會變成消費品。

土地、勞動力與資本品

即使在生產品的類別中，我們也還能再做區別。那些大自然直接餽贈的生產品，通常稱為土地或自然資源，包括河流裡的水或持續長出來的椰子等永久性物品，也包括有限資源，例如魯賓遜可以用來作成平底鍋或魚鈎的少量錫礦。

而魯賓遜的勞動力是最重要也最靈活的生產品，也就是魯賓遜用身體提供的生產性服務。就經濟原則的邏輯而言，把勞動力和其它提供無限服務的自然資源（妥善維護的話）列成同一組，相當合理。然而，經濟學家們一直以來都給予勞動力特殊待遇，一方面因為勞動力是每個人都擁有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也因為勞動力是每個生產過程中的必需生產品。當魯賓遜將身體用於間接滿足目標時，他就在從事勞動。另一方面，如果他透過控制手、腦等身體部位來直接滿足目標時，經濟學家會把這稱為休閒。魯賓遜會把「體力」分配給勞動與休閒，以滿足他認為最重要的目標。歷史上，經濟學家們將此稱為勞動的負效用，強調個體會直接享受休閒，而只有在勞動能夠（間接）實現一些比被犧牲掉的休閒更重要的目標時，才會把寶貴的時間分給勞動。[3]

最後，資本品是那些人們創造出來的生產要素。[4] 每個資本品都由（至少一個）自然資源與勞動力相結合。大部分的資本品也由（現存）資本品所生產。[5] 在魯賓遜的小島上，他用藤蔓加上勞動力所製造的漁網，以及他用岩石、樹枝、泥巴、樹葉加上勞動力所打造庇護所，就是資本品的例子。

收入、儲蓄與投資

我們現在知道，魯賓遜可以將他所處世界中的各種稀有物品，分成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品與消費品（包括休閒）等類別。而把這些串連起來的，則是流動的時間，以及魯賓遜對於自身行為將如何改善未來幸福的理解。具體而言，魯賓遜可以為了提高未來收入，選擇在今天儲蓄與投資。

收入是指個人在一定時間內可能獲得的消費品（與服務）。[6] 儲蓄則出現於某人的消費少於其收入時；也就是「量入為出」。投資則是將部分生產用於未來收入而非直接消費。

在第10課中，我們將更詳細地討論收入、儲蓄與投資在現代市場經濟裡的關係，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大部分的交易都涉及金錢。現在，我們快速說明，即使在簡單的魯賓遜經濟學中也會出現的這些先進概念的相似品。

用算例來說明會比較簡單。顯然，選用下述數字只是為了簡化，讓情況看來具體到足以使你感受魯賓遜所面臨的權衡。假設，魯賓遜找到一顆適合的樹，讓他每小時能徒手打下1顆椰子。如果魯賓遜每天投入10小時勞動，其餘時間留給休閒（包括睡眠），這意味著他的原始勞動力，能夠讓他每天從島上自然資源中獲得10個椰子。幸運的是，魯賓遜只需要每天吃10顆椰子就有充足營養保持健康。但是，每天勞動10個小時，沒有週末，這很難稱為理想的生活方式。除了這種艱苦的時間表，魯賓遜也知道，在做多少吃多少的脆弱生存情況下，萬一他生病或受傷，很容易就會面臨死亡。

解決方案有的。魯賓遜是個具有紀律且足智多謀的人，他也理解到儲蓄與投資能夠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在他評估了目前狀況後，魯賓遜開始儲蓄每日收入的20%。換句話說，魯賓遜每天持續勞動10小時，每天收集（收入）10顆椰子，日復一日。但他每天只吃（消費）8顆椰子，因此，他在每天的收入中忽略（儲蓄）2顆椰子。

魯賓遜量入為出了25天後，累積了50顆儲備椰子。自此他又恢復每天10顆椰子的進食量，每天都消費完他的全部收入。魯賓遜停止累積椰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發現椰子從樹上掉下來5天以後就會開始走味。因此，魯賓遜設定了一個日常規律，他每天挑選10顆新的椰子，並把它們放到庫存的其中一邊，而從庫存另一邊最舊的椰子開始吃。有了這個周期後，魯賓遜每天仍然能吃到整整10顆椰子（味道還不錯），而且還有50顆儲備椰子可以應急。例如，如果魯賓遜因為生病無法勞動時，他能在食量減半的情況下有十天的存糧。[7] 因為他願意辛勤工作並儲蓄果實，跟剛開始相比，魯賓遜大幅提高他的生活水平。他不再處於飢餓邊緣，魯賓遜現在有十天的緩衝時間。

儲蓄並累積消費品的簡單行為很有用，但魯賓遜意識到自己可以做的更好。在評估手頭資源後，魯賓遜把自己的儲蓄投資在長期計畫，他希望透過這個計畫能夠永久性增加他在未來的每日收入。仗著他的50顆儲備椰子，魯賓遜決定暫時休息兩天不去收集新椰子。

但我們的英雄並不是在放假！與此相反，魯賓遜把他第一天的10小時都花在島上遊蕩，收集合適長度與厚度的樹枝。這個過程很緩慢，因為魯賓遜看到合適的樹枝時，他需要用鋒利石頭先稍微鋸開，樹枝才不會在折下來的時候被折壞。[8] 魯賓遜在第一天吃掉10顆椰子，他的庫存減少至40顆椰子。儘管他工作了一整天，卻沒有獲得新椰子。相反的，他只有一堆堅固的長樹枝，他把它們從原來的形狀和地點轉換成現狀。

魯賓遜在第二天時又花了5小時用鋒利的石頭準備更多樹枝。然後，他花了2個小時切下一些藤蔓並拖回營地。最後，第二個工作日的剩下3個小時，魯賓遜把樹枝攤在地上對接，然後用藤蔓把樹枝對接的重疊處緊緊捆住。第二天結束時，魯賓遜的庫存降至30顆椰子。但是，除了（減少）的儲蓄儲備外，魯賓遜還多了新的資本品：一根又長又堅固的棍子。

隔天，魯賓遜帶著他的資本品出去兜風。他滿意地發現，透過這個新資本品的協助，他可以用1小時的勞動取得5顆椰子。因為他的生產力巨幅增加，魯賓遜認為他現在做太多了！魯賓遜現在每天只要花4小時採集食物，而不是10小時。現在他每天都有20顆新椰子，比他的徒手「收入」還多了兩倍。魯賓遜重新補充他的庫存，儲備最多數量的可口椰子，他在幾周內持續從他的新收入中儲蓄，直到他的庫存增加至100顆椰子。[9] 他再次回到全食量的5日儲備，不同的是，現在「全食量」指的是每天20椰子。在這個新平衡狀態下，魯賓遜每天花4個小時打下20顆新椰子並補充儲備。而同一天，他吃掉20顆最舊（最成熟）的儲備椰子。

魯賓遜先生的前景顯然看好。在此之前，他得密集地每日工作10小時；一整天爬樹是很困難的。這些辛苦的勞動，換來每天10顆椰子的報酬。但因為他打造資本品的明智投資，魯賓遜現在每天只要花4小時用長棍打椰子，這可比徒手爬樹輕鬆得多。而且他每天還能夠享受比以前多一倍的椰子，而坦白說這也是他每天對椰子的食慾上限了。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細節。如果魯賓遜想永遠保持他生活水平新高，他不能夠耽溺於享受每天20小時的休閒。不，除了每天花4個小時收集新椰子的勞動之外，魯賓遜也必須奉獻一些寶貴時間來維護他的長棍。例如，假設長棍使用了整整一星期後，樹枝組接處開始脫結，長棍兩端磨損嚴重。這意味著魯賓遜在使用了新資本品7天以後，他得花一些時間來替換首尾兩端的樹枝，還得用新的藤蔓重新綁緊長棍。

如果魯賓遜每天只勞動4小時來收集椰子，他只能怠惰7天。魯賓遜在第8日上午會發現長棍沒那麼好用，然後他得在這天花（譬如）7小時，收集新的藤蔓和兩截樹枝，並重新組裝長棍。此外，除了得工作那麼長時間，魯賓遜還得動用他的椰子儲備，因為他那天無法收集任何新椰子。

相較於這種動盪的時間表，輕鬆工作7天取得大量椰子，但在第8天緊張兮兮地辛苦工作還得不到任何椰子，魯賓遜可以把生活安排得較平順一些。在這個新平衡的典型日常生活中，他可以花4個小時收集20顆新椰子並加到庫存（當然他吃了100顆庫存裡最成熟的20顆）。但他每天多花了1個小時維護他的資本品。這樣一來，在典型日程過了一周後，魯賓遜已經進行了7個小時的勞動，對因使用而有所損耗的長棍進行必要修復。[10]

我們可以用經濟學術語，來退一步描述魯賓遜的所為。魯賓遜透過低於收入的消費（量入為出），他儲蓄了一些椰子，建立防範未來收入中斷的基金。此外，魯賓遜還投資他的資源，拿來製造能大幅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資本品。長棍完成後，魯賓遜每天只消費淨收入，他將總收入的一部分投資在平衡資本品的折舊。

商品以單位估價

經濟理論中最重要的進展之一，就是理解人們以單位評估商品價值，而不是以整個商品類別互相比較。用經濟學的行話來講，他們現在說人們基於商品的邊際效用對商品估價。

這種新思考方式的典型例子是所謂「水與鑽石悖論」。乍看之下似乎很奇怪，水的價格這麼低（有些餐廳甚至免費提供！），但鑽石的價格則如此高。（試著跟服務生要一杯填滿的免費鑽石。）如果經濟學家認為，商品的價值最終與人類滿足主觀目標的企圖相關，鑽石怎麼可能比水更有價值？畢竟，如果你渴死那就別說要滿足其它目標了。

三位不同的經濟學家分別在1870年代初分別獨立找出這個問題的解答：是的，解釋物品價值的方法，得理解那些對物品估值的人抱有什麼目標。但是，真實世界中，這個人在做選擇時，從未面臨「全部的水」與「全部的鑽石」這種權衡。如果真得選擇，那麼，這個人很可能會選水。但在日常生活中，水的取得很容易，所以每加侖水的價值很低。相反的，鑽石沒有多到足以滿足所有人對鑽石的需求。這就是為什麼鑽石相當有價值。經濟學家們說，鑽石比水還稀有。

這種以單位對商品估值的原則，同樣適用於魯賓遜的世界。例如，假設有天晚上魯賓遜不小心睡著了但他的營火還沒燃盡。有陣風剛好把火花帶到魯賓遜用藤蔓、樹枝跟樹葉搭建的簡陋庇護所。等到魯賓遜睡醒時，整個小屋都陷入火海。

魯賓遜知道他得趕快在它倒塌砸到自己之前跑出去，而他剛好有時間帶著一樣東西一起逃出地獄。庇護所裡的東西只有1顆新鮮椰子和1只他以前在船上戴的手錶。他該選擇什麼樣東西一起逃出火海？

膚淺的猜測可能會說：「魯賓遜應該選椰子，避免飢餓比保留一個無用的文明紀念品更重要。」

但這個答案是錯的。少了這顆椰子並不意味著飢餓與飽足之間的差別。事實上，魯賓遜還有99顆遠離火場的椰子儲備。最糟糕的情況下，魯賓遜唯一的犧牲是某個特定的一天只能吃19個椰子（甚至不一定是隔天），而不是平常的20顆椰子。事實上，魯賓遜可能會決定在某天額外工作12分鐘[11] ，打下21顆椰子來彌補火災的損失。

普遍的原則是，魯賓遜將以單位評估商品價值。當他要決定某個特定的椰子相比於某只特定的手表珍貴多少時，他會考慮他的目標將如何受到這些特定物品影響。對魯賓遜而言，100顆椰子比100只手錶更有價值並不重要；這不是他在面對著火小屋時所面臨的問題。他必須要決定的是1顆椰子是不是比1只手錶更有價值。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損失1顆椰子不會世界末日。它只意味著，魯賓遜將不得不在某些時候少吃一點，或多工作一點。經濟學家們說，椰子的邊際損失微不足道。這就是為什麼魯賓遜選擇手錶很合理，因為他是基於情感因素估值。

最後一塊拼圖：魯賓遜該拿自己怎麼辦？

我們終於準備好如何解釋魯賓遜的行為。簡單地說，魯賓遜所做的決定，是為了達到他最重要的目標。以經濟學語言來說，魯賓遜採取行為以實現排名最高的偏好；某些經濟學家會說魯賓遜會「最大化他的效用」。

然而，在此有個重要警告。當魯賓遜在做選擇時，他不能單純考慮他主觀上認為的收益，他還必須考慮成本。某項決定的成本，是魯賓遜因為此項決定而無法達成的次重要目標（相比於該項決定所欲達成的最重要目標）。經濟學家經常用「機會成本」來形容這種情況，他們將此定義成因為選擇而被犧牲掉之次要目標的主觀價值。

本課截至目前為止，已經解釋了魯賓遜在日常決策中所面對的權衡。如果不理解他各個選擇間的連繫，我們就無法獲知魯賓遜決策的實際意義。例如，讓我們重新思考魯賓遜逃出著火小屋這個行為。我們說過，魯賓遜面臨在1顆椰子與1只手錶間的權衡。但實際上，我們作了一點弊，劇情快轉到需要權衡的瞬間。現實生活中，魯賓遜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選擇。他可以不要帶走椰子或手錶，而決定用雙手猛打自己的臉。或者他可以拿起椰子，然後把椰子水倒在燃燒的屋頂上。事實上，我們只是理所當然地認為，魯賓遜會把逃離小屋擺在首位。他當然也可以選擇在吸入過多濃煙暈倒之前，從容地待在小屋裡吃掉他那顆最後的椰子。

討論魯賓遜愚蠢地讓自己的小屋著火後會採取什麼行動時，我們沒有考慮到剛才提到的那些笨選項。我們知道，魯賓遜會先挽救自己的生命，選擇逃離小屋，因為（我們假設），他把自我保護擺在偏好名單上的高位。（譬如，遠高於多睡幾分鐘。）我們從描述得知，他面臨只能帶一樣東西一起逃的實質決策。我們沒有比較搶救手錶的好處跟不能用手打臉的機會成本。因為那甚至不是他行為的真實成本，因為「打臉的快樂」被假設不在魯賓遜的偏好名單高位上。

相反的，在試圖理解魯賓遜真正面臨的決定時，我們會看什麼是最好的選擇，以及他決定搶救手錶後會因此犧牲什麼。在我們的故事中，我們假設魯賓遜的下一個最佳選擇是搶救椰子。[12] 經濟學家會如此解釋魯賓遜的行：魯賓遜認為擁有手錶的好處大於少了1顆椰子的成本。換言之：魯賓遜可以用1只手錶和99顆椰子實現的目標，比他沒有任何手錶但有100顆椰子能達到的目標，更重要。

魯賓遜的另一個決策就比較複雜，但基本原理相同：魯賓遜總是選擇好處（收益）超過成本的選項。例如，當魯賓遜決定在某天多工作1小時以收集更多藤蔓，那是因為他認為收益大於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好處是（最終）在未來消費較多椰子的額外享受。（記住，他需要這些藤蔓讓長棍保持在良好狀態以打下椰子。）成本則是魯賓遜因為多工作1小時而無法實現之次重要目標的價值。例如，假設他去砍藤蔓的路上，看到一堆因為瘋狂雷擊而被打落的藤蔓，完美地散亂在地上。在這種情況下，魯賓遜決定多享受1小時的休閒。這意味著他原先決策（花1小時砍藤蔓）的機會成本，是當天有20小時的休閒，而不是19小時。[13]

本課的最後要點是魯賓遜的所有行為都受到他的期望所引導，也就是他對未來的預測。當魯賓遜作出某個具體決策時，他選擇的是這個決策結果帶來的預期收益大於成本。他很可能是錯的。例如，魯賓遜可能會花費數週時間收集樹枝和其他材料來建造一艘木筏。他認為他能用它來逃到外海，希望會有人會經過那裡而因此獲救。對魯賓遜而言，這個渺小的逃生機會帶來的好處，比他建造木筏時犧牲的休閒更重要。

然而，經過多次的嘗試，魯賓遜認識到這片大海讓他沒法只用木筏逃離小島。不幸的是，他在島上找不到可以拿來當大帆的東西。他遺憾地發現花在木筏上的努力完全是浪費時間。或者更準確地說，完整浪費了他的休閒時間。

儘管魯賓遜犯了錯，身為經濟學家的我們，仍然會把他原來的選擇，解釋成魯賓遜認為出海帶來的好處大於那些閒暇時間的成本。雖然這並未涉及真正的權衡，但最終，是魯賓遜的信念（與偏好）引導他的決定。

1 現代的讀者可能想到2000年電影《浩劫重生》裡湯姆．漢克扮演的角色。

2 如果魯賓遜把長棍當成火把用，他就不能再用同一根長棍去打椰子。但不管他的行為如何，重力的作用仍然相同。

3 請注意，休閒並不一定是指在海灘上閒逛，勞動（工作）並不一定是指消耗體力。魯賓遜可能喜歡在海裡游泳，這種活動是很好的體力鍛煉，甚至會讓肌肉隔天痠痛。但在享受這個活動之前，他得先從事無聊至極而且對體力要求不高的收集營火用樹枝的任務。

4 定義中的各元素都很重要。如果魯賓遜所創造的商品並非生產要素，那就不是資本品，而是消費品。如果魯賓遜擁有一項生產要素的商品，但並不是自己生產的，那麼，它也不算是資本品，而是天然資源。

5 就邏輯而言，人類歷史上生產出來的第一件資本品，必須是某個人用勞動將原始大自然資源改造成生產要素。

6 就技術層面而言，總收入是指特定期間的最大消費額，而淨收入則是在投資足夠維持未來相同總收入之後的最大的可供消費額。

7 我們可以假設椰子從樹上打下來的第十天後，味道雖然變差但仍可食用。

8 請注意，鋒利的岩石是一種天然資源，魯賓遜把它再加上自己的勞動來鋸斷樹枝，以生產出資本品。

9 在魯賓遜第一天使用長棍時，有30顆椰子庫存。如果魯賓遜每天打下來的20顆椰子中只吃15顆，要將庫存累積到100顆得花上2個禮拜。在那之後，也就是第15天開始，他就能夠吃每天打下的椰子量，也就是20顆椰子。

10 為了讓故事合理，魯賓遜在技術層面上得使用第七個工作天的第五個工時，以及下周開始的第一個工作天的第一個工時，來換下長棍頭尾的樹枝並重新用藤蔓綁上樹枝。這是因為，就算魯賓遜要花7小時來維護長棍，他也不能將這些工作平均分攤到七天，根據描述，換下頭尾樹枝並綑上新樹枝的這項工作，一個小時做不完。如果你是純粹主義者，想要確切描述出魯賓遜每天工作的循環，請記住，魯賓遜可以選擇投入多於4小時來收集椰子（同時只消耗20顆椰子），暫時讓庫存超過100顆。然後，如果之後魯賓遜需要更多時間來維護長棍時，他可以動用椰子儲備。透過適當的規劃，庫存可以不低於100顆，而魯賓遜也永遠不需要吃放超過5天的椰子。

11 記得魯賓遜用長棍可以在每小時打下5顆椰子，這意味著他每12分鐘可以收集1顆椰子。

12 換句話說，如果手錶不在屋內，魯賓遜會選擇搶救椰子。

13 還記得，魯賓遜得花4小時時間收集椰子，因此，他每天還剩20小時。如果他繼續工作第5個小時的話，他的休閒就只剩19小時，包括睡眠。

課程小結…

我們可以透過研究只包含一個人的想像「經濟體」，從中學到很多基本的經濟概念與原理。在簡化場景中學習掌握這些工具後，我們可以把這些工具應用到涉及許多人的複雜現實情況。
個體所作的重要決策之一，就是要把時間和其它資源投入現在還是未來。透過儲蓄與投資，人們犧牲當前的享受，但是能在未來取得更大的享受。
經濟學家們說，假如主觀收益大於成本，個體將從事越多「單位」的行為。

新的術語

經濟地使用（economize）：小心使用資源的行為，因為資源稀有，只能滿足有限數量的目標或偏好。
消費品和服務（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直接滿足個體偏好的稀有性有形物品或服務。
生產品／生產要素／生產手段（producer goods / factors of production / means of production）：間接滿足個體偏好的稀有性有形物品或服務，因為它們可以被用來生產消費品和服務。
土地／自然資源（land / natural resources）：大自然饋贈的生產要素。
勞動力（labor）：個體之身體對於生產的貢獻。
休閒（leisure）：一種特殊類型的消費品，個體使用身體（和時間）直接滿足偏好，而不是從事勞動的結果。
勞動負效用（disutility of labor）：經濟學家用來描述人們喜歡休閒更甚於勞動此一事實的術語。人們只會為了其間接回報而從事勞動。
資本品（capital goods）：人造的生產品；並非直接來自於大自然的禮物。
收入（income）：某個特定期間內，個體預期能新增的消費品和服務。
儲蓄（saving）：消費少於收入；量入為出。
投資（investment）：把資源投入預期將增加未來收入的計劃。
生產力（productivity）：某個生產要素在某段期間的生產量，通常用來作為勞動力的參考。
均衡（equilibrium）：干擾或變化平息後的穩定狀態。
折舊（depreciation）：資本品在生產過程中的磨損或「耗盡」。
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經濟學術語，指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商品或服務所能增加的主觀享受。
收益（benefits）：行為帶來的主觀享受。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因為某個行為而犧牲之次佳選擇的收益。
預期（expectations）：個體對未來的預測，涉及其對於「世界如何運作」的認知，進而引導其當前行為。

問題研究

經濟學是否假設個體的行為孤立於社會？
說魯賓遜用他的「心智能力」創造商品是什麼意思？
休閒有可能比勞動需要更多的體力嗎？
為什麼魯賓遜需要擔心他的資本品折舊？
預期是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決定？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5.私有財產制度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5.私有財產制度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Ravages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5.私有財產制度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社會需要制度來處理稀有性的原因。
三個本書將運用至經濟分析的主要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也被稱為市場經濟。

社會需要規則

本書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解釋了經濟學研究交換，而基礎的經濟學則是具目的之行為的邏輯推導。在第4課中，我們定義了一些經濟學基本概念，並將它們應用到漂流荒島的魯賓遜身上。我們替魯賓遜發展的法則或原則，同樣也適用於其他人，不管是在荒島還是繁華大都市。但在一些更複雜的情況下，經濟學還會讓我們看到一些在魯賓遜的簡單場景中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模式。

然而，一旦我們從孤立個體進入到兩個或更多人組成的世界時，我們的分析會出現波折：如果有兩個人同時都想要使用同樣一個商品，但確無法兼容時，會發生什麼事？在有一個新的皺紋在我們的分析：當兩個人要使用同一個單位的一個很好的方法不兼容，會出現什麼情況？在魯賓遜的案例中，我們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他和大自然「交換」。例如，魯賓遜放棄每天5個小時的休閒，大自然回報給他每天20顆椰子。這座島嶼天然的物理環境，提供給魯賓遜「就業」。

在抽象的層面上，就算魯賓遜獲救回到文明世界，情況仍然相同。他環顧四周，發現一些可以交換的機會，並繼續做出選擇，選擇那些相對於成本可獲得最高收益的選項。但與此同時，經濟學說其他人也都在作同樣的事。當魯賓遜獨自一人處於荒島時，他是唯一的心智，只有魯賓遜在評估那些椰子、石頭、藤蔓等物品的價值。

在大城市中，所有能夠滿足人類目標的有形物品，同時會有數以百萬計不同的心智對其評價。如果有個人看到1顆椰子，問題不只是那顆椰子是否值得辛苦取得這麼簡單。如果那顆椰子已經是別人儲備的一部分，這兩個人的目標就不可能同時達成。

在社會中，經濟上的稀有性問題導致衝突。沒有足夠的商品來滿足每個人的目標或偏好。除了「自然」賦加的權衡與限制之外，在社會裡，每個人都在對彼此互相施加額外限制。我們在這本書會將重點放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三個不同制度，這些制度被用來處理因為經濟稀有性造成的社會衝突。

在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把經濟學的見解應用至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所謂市場經濟。在第三部分，我們將簡要探討透過社會主義處理稀有性的嘗試，也就是政府擁有所有商品或至少是所有的生產品。最後，在第四部分，我們將用經濟學來分析一下所謂的混合經濟，也就是將市場經濟作為背景舞台，而政府為了改善所謂的短缺問題積極干預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這是私人財產

資本主義一詞本來是馬克思用來抹黑的用語，他想表達它是用來服務資本家狹隘利益的系統。然而，我們在以後的課程中會看到，資本主義制度將讓所有成員都可能變得富裕，而社會主義制度則把焦點集中於特權精英手中握持的不可思議力量。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私有財產。在這個制度中，商品和服務由私人公民或這些私人公民組成的團體擁有。在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中，不只是每間房與每台車，就連每部拖拉機、每畝農田或每條生產線，都分別由私人公民擁有，有時他們也組織成團體。商品的擁有者，具有決定這個商品應該如何使用的合法權力。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當某個人發現一個椰子時，他不被（法律）允許使用它，除非他是擁有者，或除非他得到擁有者的許可。[1]

財產是基石

財產的存在不是因為法律，法律之所以存在卻是因為財產。

－Frédéric Bastiat，《Property and Law》，1848年，http://bastiat.org/en/property_law.html

不要輕信我們的話

「不可偷盜。」

－主神，引用自《埃及記》20:15

事實上，真實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除了私營部門之外，現今的各主要經濟體都有個公共（政府）部門。同時，由於蘇聯瓦解，現今也沒有大經濟體宣稱自己是純粹的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與私營部門不同相對範圍的政治頻譜。

政治理論家和經濟學家廣泛地爭論這個政治頻譜的最佳位置，包括位於兩端的純粹資本主義與純粹社會主義。因為這本書是基本經濟學而不是政治哲學，我們只會簡單地描述這個頻譜的三個點：兩端與中點。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將談談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所有商品和服務都由私人擁有，並在市場上進行交換。我們將簡單地假定市場參與者尊重這些私有財產界線。在現實世界中，為了維護對私有財產廣泛的尊重，有些司法、警察與軍事服務可能是必要的，你可以找到其他書籍所提供的經濟分析，幫助你形成政府在這些服務中該扮演什麼角色的看法。

市場經濟與自由企業

經濟學家經常把「市場」講得好像它是個能獨立思考的生命。例如，那些質疑政治干預的經濟學家可能會說：「那些官僚管好自己的事就夠了，把決策留給市場！」

然而，市場或市場經濟，意思只是個體交換私有財產的網路。當經濟學家說「市場會引導更多的教師進入學齡人口增長的城鎮」，這只是在簡要地說，基於私有財產的社會激勵機制，使得個別的教師選擇搬遷到特定的城鎮。在隨後的課程中，你會學到這些激勵機制如何在市場經濟中運作，但我們現在應該重申，「市場」不是一個人或甚至一個地方，而是指私人財產擁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

人們常常描述資本主義制度具有自由企業。它的意思是，個體（或一群個體）可以自由地進入任何他們選擇從事的工作。在中世紀時期，每個行業都受到同業工會的嚴格監管。例如，不能簡單地宣布自己是比鎮內其他人更好的裁縫或木匠，並試著競逐他們。但在市場經濟中，任何想要進入某個行業的人都可以這麼做。當然，他需要尊重他人的私有財產權：如果他要經營商店，他需要租用或購買空間。而且，如果他想當個成功的裁縫，他需要說服潛在客戶自願與他交易，以他的產品和服務換取他們的錢。自由企業的關鍵要素，就是想成為裁縫的人不會有額外障礙，他需要做的只是說服其他私有財產的所有者，而他們都可以相互受益於他的裁縫身份。

最後，我們需指明的是，最重要的財產就是你自己的身體。無論是荒島上的魯賓遜，還是大城市裡的腦外科醫生，經濟體中部分最有價值的商品是由人類所提供的服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商品也必須分配給私營業主。奴隸制只會在某人合法擁有他人身體（和他們提供之服務）時會出現。無論是道德還是現實考量，奴隸制不構成純粹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部分。在市場經濟中，工人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雇主，或是替自己工作，這是他們擁有自己身體所有權的自然結果。

1 「私有財產」有時意味著「離開！」，至少在美國是如此。例如，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在樹林散步時遇到鐵絲網，上頭的標誌寫著「離開！私有財產」，你可能不會想要惹到貼上這個標誌的傢伙。但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情況下，雖然某些商場的停車場是「私有財產」，但是商場所有者直接授權給所有逛商場的潛在客戶使用他們的財產。當然，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在停車場遊蕩並在商場客戶停車時騷擾客戶，商場所有者有合法的權利把你從他們的財產上趕出去。

課程小結…

社會需要建立規則和程序的制度，讓人們可以和平地相互交流，避免稀有資源產生的衝突。
本書將研究三個主要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混合經濟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也被稱為市場經濟，其特徵是資源的私人所有權。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並開創任何想作的事業，但是任何使用到的資源都必須透過購買或向其業主租用。

新的術語

制度（institutions）：讓人們能夠相互交流的社會關係與實踐。制度提供一個可預測的社會框架。
資本主義制度（capitalism）：一種經濟制度，基於私有財產與自由企業。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團體控制整個系統。
社會主義制度（socialism）：一種經濟制度，由政府官員決定哪些資源該被用於生產哪些特定商品或服務。
混合經濟制度（mixed economy）：一種經濟制度，允許公民合法擁有資源，但政府官員制定規則，限制資源的合法擁有者處置財產的選擇。
資本家（capitalists）：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控制（大量）財富的人。非常富有的資本家高程度地控制眾多企業。
私有財產制（private property）：除了政府以外的個人可以擁有資源的制度。
業主、擁有者（owner）：合法擁有決定某個特定資源或商品應該如何使用之權力的人。業主通常能夠將所有權轉讓給其他人。
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經濟體中由政府以外的人所控制的部分。（例如，雜貨店歸屬於私營部門。）
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經濟體中由政府所控制的部分。（例如，當地派出歸屬於公共部門）。
市場／市場經濟（market / market economy）：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代名詞。它也指涉資本主義制度下自願交換行為的集合。
自由企業（free enterprise）：個人能自由地選擇職業或者是開創任何事業。不需要特別許可，任何人都可以進入某個行業。
同業工會（guilds）：在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的中世紀時期，由職業人員所組成的組織。任何想成為鐵匠或木匠的人，都要先被工會其他人員所接受。
奴隸制（slavery）：某些人被視為他人合法財產的制度。

問題研究

魯賓遜需要私有財產制嗎？
為什麼經濟稀有性導致潛在的社會衝突？
我們在本課程中會學到哪三個主要制度？
純粹的市場經濟是美國的寫實描繪嗎？
經濟學家說的「我們應該讓市場來決定」，是什麼意思呢？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6.直接交換與易貨價格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6.直接交換與易貨價格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jpotisch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6.直接交換與易貨價格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為什麼人們相互交換（貿易）。
直接交換以及以物易物的定義。
以物易物如何形成價格。

為什麼人們相互交換（貿易）？

我們在第4課從研究魯賓遜與他和自然的「交換」中，學到很多經濟學。然而，真正的經濟學，研究超過一個人的交換。要了解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先了解兩個人之間的交換，因為個體間的交換是整個市場經濟的基石。

對於魯賓遜而言，他與自然的每次「交換」，目的都是要造福自己。魯賓遜只會選擇經判斷後認為收益大於成本的選項。

當交換對象不是自然，而是另一個人時，也同樣如此。由於我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假設一個具有安全財產權的市場經濟，我們知道交換雙方只在收益大於成本時才會自願交換。換句話說，雙方都預期交換之後的情況會比交換之前好。

這怎麼可能？資本主義的一些批評者認為，如果一個人因交換而收益，另一個人就必須因此犧牲，他們認為，一個人的收益轉化成另一個人的損失。但是，這些批評是錯的！記住，偏好是主觀的。假設，蒂娜帶著柳橙來學校，而山姆帶著蘋果來學校。要是蒂娜喜歡蘋果勝於柳橙，而山姆喜歡柳橙勝於蘋果，這一點都不奇怪。如果蒂娜和山姆瞭解對方的困境，他們將樂於交換。

在預測什麼會讓自己更高興時，人們常常犯錯。例如，也許山姆體內的酸性物質過多，吃了柳橙後產生燒灼感，所以吃完兩口後就把它扔了。在這種情況下，山姆會後悔稍早和蒂娜的交換。但即使是這樣，重點是，交換的那刻，雙方（預期）會從自願交易中受益。只要交換自願且誠實，換句話說，只要不是被強迫或欺騙，人們可以透過選擇將自己的財產與他人的財產交換，來實現更多目標。

直接交換／以物易物

我們最終想解釋涉及貨幣的交換。對於多數讀者而言，這意味著解釋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因為它們被用來交換成美元、歐元、日元等。我們將在下一課解釋這些原則。剩下的這課中將解釋不涉及貨幣之交換背後的原則。具體而言，我們將重點放在（經濟學家所稱之）直接交換，或稱以物易物。

在直接交換中，雙方當事人會「直接」使用他們交換得來的東西。蒂娜和山姆的故事涉及直接交換，因為這兩位學生都想消費對方的水果。

直接交換（或以物易物），不僅涉及消費品，也涉及生產品。（如果不記得這兩者的差異，請參閱第4課。）例如，農夫布朗可能給農夫瓊斯一磅培根，換來一包番茄種子。農夫瓊斯把培根當成消費品，他會炒來當成早餐吃。但是，農夫布朗不想吃那些換來的番茄種子！不，對他而言，它們是生產品，因為他會把番茄種子和其它東西（如土壤和肥料）混合，以便在未來生產番茄。不要混淆：即使你可能會說農夫布朗沒有「直接」受益於番茄種子，此次交換仍算是「直接交換」（或以物以物），因為這兩位農夫都會親身使用這些換得的物品。

我們只在人們不打算親身使用這些交換過程中取得的物品時，將其歸類為間接交換，無論是消費品或生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計劃未來再用這些物品和其他人交換其它東西。這正是涉及貨幣的交換情況。當你售出4個小時的休閒替鄰居剪草坪換來20美元時，你正從事間接交換。你沒有吃了這20美元鈔票的打算，也不會把它拿來與其他材料結合以製造一些東西。你認為它有價值的原因，是預期能用它（在未來）和別人交換對你有直接價值的東西。我們會在下一課發展間接交換的理論。在此，我們解釋直接交換（或以物易物），雙方打算直接把交換對象當成消費品或生產品（而不是為了往後的交換）。

價格

在任何市場交換中，某單位的某種商品（或服務）會交換成某單位的另一種商品（或服務）。價格則為這些單位的比率。例如，如果一片DVD的價格是20美元，這意味著買方必須給予20個單位的美元，而賣家則給出1個單位的DVD。

在以物易物中，這種熟悉的買方與賣方的區別消失了，因為沒有交換不涉及錢。例如，當農夫布朗給出1磅培根，以換取農夫瓊斯的（譬如）100個番茄種子，布朗同時是種子的買方，也是培根的賣方。（當然，瓊斯則相反：培根的買方以及種子的賣方。）我們也可以說，1磅培根的價格是100個番茄種子，或1個番茄種子的價格是1/100磅培根。

我們會在下一課看到，貨幣經濟的部分迷人之處，就是我們不再需要使用以物易物的價格，在經濟體中的每種商品（和服務）都有完整的交換率列表。例如，如果有20種不同類型的商品參與交換，在純粹以物易物經濟體中的交易者，（原則上）需要追蹤(20×19)/2=190種不同的交換率（或以貨易貨價格）。但如果有某個商品涉及每一次交換，也就是貨幣的功能，那麼交易者只需要追蹤20種價格：這20種商品與貨幣單位的交換率。但在我們能夠（在下一課）開始探索「涉入每次交換的貨幣如何形成價格」的這個特例之前，我們必要先了解以物易物這個更普遍的情況。下一節中將探討這個主題。

以物易物如何形成價格

這節課的剩下內容，我們將用具體的算例來說明，為什麼以物易物會出現具體價格。當然，我們所選的數字沒有什麼神奇之處，只是想提供具體的例子，確保你可以想像更一般的原則。[1]

我們的例子將圍繞愛麗絲、比利和克莉絲汀這三個手足之間開展，他們剛從萬聖節的不給糖就搗蛋活動回到家。他們每個人都從不同數量的士力架和瑪氏巧克力棒開始。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因為各自不同的持有物，還有不同的口味偏好，孩子們將能夠交換中獲得收益。換句話說，通過自願交換，孩子們在離開這個「小市場」時，都比之前更快樂。在我們假設的例子中，我們希望在最後能顯示士力架和瑪氏之間出現特定交換率的原因。換言之，我們想了解，孩子們的初始持有以及他們的偏好，會如何引導出一個特定的瑪氏的「士力架價格」，或（相等於）士力架的「瑪氏價格」。

為了說明此例，我們首先需要用方便的方法表示資訊。下表是愛麗絲對於士力架（S）和瑪氏（M）巧克力棒不同組合的偏好排名。為了便於管理，我們只考慮孩子們每類型的巧克力棒最多可以擁有四個。這意味著在我們的例子中，每個孩子有25種可能的組合。（一種可能是4個士力架4個瑪氏。第二個可能是有3個士力架和0個瑪氏。第三種可能是1個士力架和2個瑪氏等等，總共25個可能。）

在開始之前，讓我們確保你了解表中資訊。我們選擇的組合讓愛麗絲總是「喜歡士力架勝過瑪氏」。例如，若愛麗絲最初沒有任何巧克力而她只能選擇一個，她會選擇士力架。下面的表格告訴我們這一點，因為「0士力架、0瑪氏」的組合排名最低，而「1士力架、0瑪氏」的組合排名23，在「0士力架、1瑪氏」的組合之上，「0士力架、1瑪氏」的組合則位於倒數第二。

然而，記得人們以商品單位（或「邊際」）來替商品估值，這很重要。確實，若愛麗絲最初沒有任何巧克力，她會比較想拿到士力架勝於瑪氏。然而，假設愛麗絲從1個士力架開始。如果現在有人提供她在多1個士力架和瑪氏間選擇，她會選擇瑪氏。這是，因為愛麗絲將「1士力架、1瑪氏」排在17名，比21名的「2士力架、0瑪氏」高得多。

我們建構出愛麗絲的排名系統，她基本上喜歡士力架勝過瑪氏，但她同時也喜歡更多巧克力棒。但請注意，愛麗絲也喜歡多樣化。例如，她將「1士力架、1瑪氏」排在17位，而將「3士力架、0瑪氏」排在19位。在這個特別的比較中，乍看之下愛麗絲似乎違反了她的口味「規則」，她選擇更少的巧克力棒和更少的士力架！但這沒什麼好奇怪。排名17的組合給她平均的士力架與瑪氏，而19名的組合雖然多一個巧克力棒，但卻全都是士力架。愛麗絲更偏好每種巧克力各一個，這並不奇怪或「非理性」。正如我們不能說人們重視水更甚鑽石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不能說愛麗絲對士力架（或更多巧克力棒）的估值，高於她對瑪氏（或更少巧克力棒）的估值。這一切都取決於愛麗絲在面臨具體抉擇時，手中握有各多少單位的每個商品。

如果你花了些時間研究上面的表格，你會看到她的喜好模式。在現實世界中，人們的偏好並非機械地服從一套簡單的「規則」，但我們選擇一些常識下的排名，讓你更容易理解這個例子。

我們現在了解愛麗絲和她的偏好，接著可以將比利加入組合。我們將假設比利的口味和愛麗絲相同。由於孩子手上巧克力棒的初始組合不同，他們仍能從貿易中獲益。總結於下表。

要重申的是，我們特意假設比利的偏好排名與愛麗絲相同，只是為了展示出擁有不同初始巧克力棒組合之下的效果。當然，在現實世界中，人們的偏好排名因人而異，特別是偏好組合不只25種，而是由數量龐大各式商品和服務的組合時。

雖然孩子們對於不同組合的士力架和瑪氏有相同的偏好，但他們在萬聖節活動回家後各自獲得不同的組合。愛麗絲的談判桌上有4個士力架和0個瑪氏，而她的哥哥有0個士力架和4個瑪氏。可以從表中簡單觀察出他們的偏好排名顯示了各自從貿易中獲益。換句話說，透過重新安排他們的財產，愛麗絲和比利在交換結束後都能獲得比交換之前更滿意的士力架與瑪氏巧克力棒組合。

然而，純粹的經濟邏輯不會跟我們說愛麗絲和比利會同意哪個具體的交換條件。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假設他們不會折斷巧克力棒，每次只會交換一整條巧克力棒。關於表中給定的資訊，我們可以對他們的交易做出什麼觀察？

愛麗絲和比利之間可能進行的士力架與瑪氏交易

首先要記住的第一個原則是，在自願交易中，雙方都受益。如果我們假設他們不會偷對方的糖果（這可能是個不切實際的假設！），我們知道，任何的交換都必須讓愛麗絲和比利都更好。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排除愛麗絲交換結束後處於排名17至25的任意組合，並排除比利交換結束後處於排名19至25的狀態。選擇不交換，直接吃從萬聖節活動中獲得的巧克力棒，始終是個選項，所以，每個人在交易後至少都會和交易之前一樣開心。

因為我們的案例相當簡單，所以能夠很快試出不同「價格」下的可能交易結果。假設愛麗絲和比利用1:1的交換率來交換士力架和瑪氏。雙方最終是否獲益於這個價格？

首先來看看愛麗絲的偏好。她從排名16的組合開始（4士力架、0瑪氏）。所以，問題是：愛麗絲願意拿1個士力架換取來等量的瑪氏嗎？我們可以從表中看到，答案是肯定的。她會用1個士力架換1個瑪氏，最終結束於排名12的組合（3S、1M）。但她可以獲得更多滿足，再交易另一個單位，移到排名11的組合（2S、2M）。

而對比利的分析也類似。他能透過用1個瑪氏換來1個士力架，從排名18的組合移到排名13的組合。但他也可以透過再交易一個單位而獲得更多滿足，移到排名11的偏好組合。

在目前課程中，我們不會陷入過多具體的交易過程。你可以想像愛麗絲會先給比利1個士力架換他的1個瑪氏，然後他們會先暫停交易進行重新評估。或者你也能想像愛麗絲直接拿出2個士力架要和比利換2個瑪氏。重點在於，如果我們把價格設定成1:1時，那麼唯一穩定的停止點，也就是唯一的均衡位置，是在愛麗絲和比利將他們的巧克力棒重新安排成每種各兩個的狀態。愛麗絲不會再給出第3個士力架來換多1個瑪氏，因為那會移回排名13的組合（1S、3M）。

請注意！看來好像我們「證明」了愛麗絲和比利的交易會停止於每個人各有兩個不同巧克力棒，但我們只顯示出，如果將士力架與瑪氏的交換率（價格）設成1:1時，他們會停在這個組合。其實還有其它價格可以讓他們進行互惠的交換。

例如，假設愛麗絲對比利說：「如果你給我2個瑪氏，我會給你1個士力架，這是我唯一願意的交換。不接受拉倒。」這是好交易嗎？這對愛麗絲而言當然是個好交易。會讓她結束在3個士力架和2個瑪氏，偏好排名中的第7位。[2]

而這個交換會也讓比利更滿足。他會結束於1個士力架和2個瑪氏，比他不交換前的排名要前進了三位。但比利不願再進行第二次同樣的交易，因為那樣的話，他會剩下（2S、OM）排名比，比交換之前的排名還低。

另一方面，比利可以對愛麗絲發出最後通牒，他用1個瑪氏換2個士力架，否則他會拿著萬聖節戰利品摔門進房間。如果愛麗絲相信他的威脅，她也能透過接受條件而提高偏好排名。表中暗灰色的格子標示出2:1價格之下的最終組合。

另外還有第四種可能。假設愛麗絲特別冷酷，要3個瑪氏才能換到她1個士力架。正如白色格子所標示，這也是一個可能性，如果比利真的相信這是「好價格」，他仍然能把組合排名從最初的18提高到17。

你可以檢查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行價格，如果我們繼續假設孩子們只會相互交換整條巧克力棒。請注意，儘管1:3的價格比可行，反過來可不然：愛麗絲寧願保持原來的組合，而不會可憐地用3個士力架換1個瑪氏，所以比利永遠無法成功推行這種條件。

總結起來，我們學到什麼？我們已經看到，透過列表的偏好排名和初始組合，可以讓我們辨識出四個不同的停止點，或說平衡位置。另一種描述我們研究成果的方式，是說我們已經辨識出四個不同的貿易收益耗盡結果。我們還指出這四個位置中的每個都有不同的價格。

單就經濟邏輯還有這些具體數字，沒有辦法告訴我們究竟愛麗絲和比利交易結束後的狀態為何。我們無法確定他們以士力架換瑪氏的交換比是1:1、2:1、1:2或1:3。實際的結果取決於簡單偏好排名與初始組合以外的因素。

例如，如果愛麗絲「殺價很兇」而比利比較溫和，那麼很有可能她用1個士力架換到2個或3個比利的瑪氏巧克力棒。另一方面，如果愛麗絲和比利同樣熟練於談判的藝術，也許甚至會出現折斷後的巧克力棒交換。

在現實世界中，很有可能愛麗絲和比利不會交換，即使上面的表格正確地描述其偏好與持有組合。假設愛麗絲說：「給我2個瑪氏，我給你1個士力架，否則我就離開。」然而比利認為她在虛張聲勢，並說：「不，我最好的條件是一個換一個。」在這種情況下，愛麗絲當然可能瞬間離開來增加她的威脅。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會說這不是一個「平衡」的結果，因為仍有貿易收益的可能，愛麗絲和比利仍然可以透過交換財產而同時變得更好。因此，小心不要把經濟的平衡概念當成理所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失衡總是存在！

增加新的交換者以縮小價格範圍

儘管很複雜，上述例子展示了一些基本原則，闡述以物易物如何形成市場價格。在最後一節中，我們將展示，加入另一名交易者將會淘汰一些價格可能。關於這個新轉折，請看下面的表格，除了再現愛麗絲和比利的偏好排名外，還增加了第三個萬聖節搗蛋者克莉絲汀的資訊：

新增第三個孩子可以減少穩定結果數

請注意，克莉絲汀的偏好排名和愛麗絲或比利不同。克莉絲汀和他們一樣，喜歡數量多甚於少，她也同樣喜歡多樣化甚於單調。然而，在日常用語中，人們會說，克莉絲汀「喜歡士力架的程度比愛麗絲和比利多很多」。例如，克莉絲汀寧願只有1個士力架更甚於4個瑪氏！（看看她的排名20和21。）

當然，受過經濟思考訓練的你，會知道克莉絲汀在某些情況下放棄士力架來換瑪氏。例如，如果她開始時有4個士力架，她就願意放棄2個士力架來換得2個瑪氏，正如她的排名11與12所示。拿克莉絲汀的偏好排名與愛麗絲或比利的偏好排名相比，很清楚地，一般人會說「克莉絲汀比其他人更喜歡士力架」，或許說「克莉絲汀沒有其他人那麼喜歡瑪氏」。

在上一節中，我們看到只有愛麗絲和比利兩人的情況下，以物易物的各種可能結果。如果克莉絲汀在任何交易成交之前，拿著1個士力架和4個瑪氏來到談判桌前，會發生什麼事？

在開始分析之前，我們先奠定一些基本規則，說明我們如何想像談判過程。為了將事情盡可能保持簡單，我們想要找出對所有交換者都適用的單一價格，換句話說，愛麗絲不能要求克莉絲汀比要求比利還多的瑪氏。我們也將排除其中一個孩子反對但其它人獲益的任何交易。因此，當克莉絲汀進入交易時，一些先前所討論的可能「平衡位置」會消失。

例如，假設愛麗絲和比利本來打算用1:1的價格交換。如果克莉絲汀從來沒出現，我們可以確定愛麗絲和比利會結束於每人擁有各兩個不同巧克力棒。在1:1的價格下，克莉絲汀會很樂意參加交易。在比利和愛麗絲交換2個士力架和2個瑪氏後，克莉絲汀可能會說：「太好了，我想用3個瑪氏和你們兩個換3個士力架。」（這個交易可以讓克莉絲汀從原有排名13一舉跳到排名9、7和6。）

當愛麗絲和比利回答說，他們已經用1:1的比例完成所有交易時，克莉絲汀簡直傷透了心。她可以向愛麗絲解釋：「為什麼要用這麼低的價格交換士力架？我可以出兩倍於比利的價格。」

就我們本課的分析目的而言，我們會說，這種情況尚未形成穩定的結果或平衡。如果愛麗絲和比利以原先1:1的價格在只有兩個人交換的情況下完成交易，很有可能愛麗絲和克莉絲汀都會對結果感到懊悔。粗略地講，我們會說，克莉絲汀出現並「打破」1:1的價格。

類似的推理也會「打破」原來其它的穩定結果，也就是愛麗絲以2個士力架換1個瑪氏。在克莉絲汀願意提供較好條件下，愛麗絲一定是瘋了才會和比利進行這種吃虧的交換。

另外兩個價格在克莉絲汀到來後「存留」下來。在1:3的價格下，克莉絲汀仍是旁觀者。她看到愛麗絲說要用1個士力架換比利的3個瑪氏。比利有點動心，總比沒有好，但他轉向克莉絲汀問道：「你有比愛麗絲更好的條件嗎？」克莉絲汀的答案是沒有，她不願意用唯一的士力架換2個瑪氏。（因為表格空間限制，我們沒有把排名遠低於（1S、4M）的（0S、6M）列入表中。）還有，在和比利完成交換後，愛麗絲可能會問克莉絲汀「我很願意用另一個士力架跟妳換3個瑪氏」，但克莉絲汀將拒絕這個提議。所以我們看到，1:3仍然是穩定的均衡價格，但克莉絲汀在這個價格下將「離開市場」，直接吃掉她從萬聖節活動中收集到的糖果。

真正有趣的場景出現在1:2價格時。假設克莉絲汀出現，並觀察到愛麗絲要用1個士力架交換2個比利的瑪氏。克莉絲汀可以說「我可以只拿1個士力架！」，愛麗絲則會樂於交換。在交易完成後，愛麗絲結束於排名第6的組合、比利結束於排名第15的組合，克莉絲汀則結束於排名第11的組合。一旦巧克力棒以這種方式被重新分配後，就不再有更多的貿易收益。

在最後的場景中，「平衡價格」是1個士力架換2個瑪氏。在這個價格中：（a）愛麗絲售出2個士力架並購買4個瑪氏，（b）比利賣了2個瑪氏，買了1個士力架，及（c）克莉絲汀賣了2個瑪氏，買了1個士力架。請注意，士力架出售的總數等於士力架被購買的總數，瑪氏也相同。還要注意的是，在平衡價格中，每個孩子都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完成交易。[3]

正如只有兩個孩子的分析，我們在此也無法單就經濟邏輯就判定什麼是士力架：瑪氏的價格。我們基於這些具體數據，只能說，克莉絲汀的存在打破了可能的價格範圍。直觀地說，克莉絲汀顯示出瑪氏的大量供應與士力架的強勁需求，結果就是排除了一些原先較便宜的士力架可能價格（1:1或2:1）。

顯然，這個萬聖節例子在許多方面不切實際，也有許多現實世界的考量被忽略。我們先專注於以後課程中將出現的重要原則，即將引入貨幣並專注於市場中的供給需求。一般而言，在一個充滿買家與賣家的大型市場中，如我們上述所討論的平衡價格區間將相當狹窄。為了簡化，我們通常只說「某個」平衡價格，取決於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偏好與初始持有。我們透過本課中的萬聖節案例，向你展示出一些標準經濟學演示的基礎，也就是以貨幣計價之供給需求曲線的基礎。

1 你可能會發現本節中的一些內容很難全面了解。如果是這樣，你只需閱讀並盡可能地吸收。這裡所揭示的重點並不是讓你確切知道經濟學家如何解釋實際的以物易物價格，只是讓你知道，如果經濟學家們知道潛在交易者的偏好排名（並作一些假設）時，他們能夠解釋以物易物價格。

2 愛麗絲也想用這些條件參與交易，這會讓她移到排名第6的偏好組合，2個士力架和4個瑪氏。從比利的角度分析，我們知道這不會實現。有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說1個士力架換2個瑪氏的價格無法導致真正的平衡，因為愛麗絲在這種價格下的交易只能完成部分願望。（類似的推理也適用於比利在2個士力架換1個瑪氏的假想價格情況。）在你研究第11課的供需曲線後，你能夠更理解這種複雜。

3 我們在這點上也必須小心，因為愛麗絲在1個士力架換3個瑪氏的價格下也只能完成部分願望。僅管我們因為篇幅關係而沒有列出所有組合，愛麗絲可能更喜歡（2S、6M）更甚（3S、3M）的組合，這意味著她可能會想以灰色的平衡價格再進行一次交易。

課程小結…

人們因為預期從交易中獲益而相互交易。
只要貿易基於自願且誠實，雙方都將預期受益。交易形成雙贏結果。
如果經濟學家知悉某組潛在交易者的偏好排名，他就可以描述他們將如何設定交換條件。

新的術語

貨幣、錢（money）：經濟體中每次交易的其中一方所接受的商品。
直接交換／以物易物（direct exchange / barter）：人們交換具有直接價值之商品的交易。
間接交換（indirect exchange）：至少其中一方不親身使用交換之商品而打算在未來換成其它東西的交易。
價格（price）：交易的條件，意味著用多少單位的某商品換成多少單位的另一商品。
貿易收益（gains from trade）：參與財產交換的雙方都能同時獲得（主觀）利益的情況。
平衡位置（equilibrium position）：沒有進一步貿易收益的穩定局面。
失衡（disequilibrium）：至少其中兩個人能獲得額外貿易收益的不穩定局面。

問題研究

交換雙方如何同時受益於相同的交換行為？
*如果生產品只提供間接利益，生產品能透過直接交換取得嗎？
假設經濟體中只有四種商品：蘋果、柳橙、香蕉、葡萄。在以物易物貿易中，會有多少獨立的價格比存在？（例如，蘋果：柳橙比不會獨立於柳橙：蘋果。）
如果愛麗絲喜歡士力架甚於瑪氏，這是否意味著她在士力架與瑪氏擇一的抉擇中，將永遠選擇士力架？
*在何種意義上，克莉絲汀的到來「打破」了一些原先形成於愛麗絲與比利之間的可能平衡價格？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7.間接交換與貨幣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7.間接交換與貨幣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ramnath bhat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7.間接交換與貨幣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直接交換的限制。
間接交換與貨幣的優點。
貨幣的起源。

直接交換的限制

在第6課中，我們學到直接交換帶來的巨大利益。因為人們往往有不同口味（或偏好），也因為他們經常握有不同數量的各種商品，因此具有貿易收益。人們可以透過自願交換彼此財產，讓每個人在交換後都擁有比交換前更具價值的財產組合。

然而，僅管直接交換使每個參與者都受益，直接交換的效率仍有所限制。事實上，相較於間接交換（將在下節討論），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人們只從事直接交換的世界。但為了看出箇中差異，讓我們試想一下，一個人們只進行直接交換的世界。

請記住，在直接交換中，每個人都必須直接使用換得的商品。所以，我們排除任何想把自己擁有的東西拿來換成打算之後再和其他人換其他東西的情況。事實證明，這種限制相當嚴格。

例如，假設某個農人進城想修理他破爛的鞋子，順便買件新衣服。他有幾十顆雞蛋，希望進行交易。這個可憐的農人除了得找到能夠修復鞋子的修鞋匠，還得找到一個當天剛好也需要雞蛋的修鞋匠。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買衣服時。他需要找到一個擁有衣服的人，農人也剛好喜歡這件衣服的款式，對方還得願意用衣服（以可接受的價格）換取農人的雞蛋。

如果你以為農人的處境已經夠艱難了，生產馬車者的處境甚至更糟。當他完成一輛馬車並帶到市場時，他預計要以這個珍貴的商品換得種類繁多的其他商品和服務。但如果這個世界被直接交換所限制，他很可能沒法找到合適的貿易夥伴。這個馬車製造商，不僅需要找到某個擁有他想用馬車換來之物品集合的人，擁有肉品、雞蛋、衣服、牛奶、彈藥等，這個特定的人還得同時「在市場上」尋求一輛馬車。可能性會有多高？

事實上，被直接交換限制的世界裡，甚至可能不會出現馬車生產商或修鞋匠。人們無法專注於某些職業，這太危險了。例如，學校教師可以指導孩童算術跟文法，以換取牛奶、麵包、煤油等各種家長願意提供的商品。但是，如果剛好有一年沒有任何屠夫的小孩適齡受教，這個教師將整整一年換不到肉吃！

所以，我們看到，在直接交換的世界中，人們可能會像魯賓遜一樣過著基本生活。在預設情況下，他們得直接提供自己生活所需，獲取自己的食物、織造自己的衣服、建造自己的住房等等。雖然他們的生活水平能夠透過互利的交換而提高，但不會有密集的專業化與規模化生產。

間接交換的優點

我們已經看到直接交換的限制。這些限制可以透過間接交換來克服。在間接交換中，至少有一方提供商品的目的，是計劃在未來用換來的商品再換成其他東西。一旦我們允許這種可能性，直接交換的限制就消失了。

例如，回想那位拿著幾十顆雞蛋進城，想修鞋順道買件新衣服的農人。假設城裡唯一的鞋匠告訴他：「對不起，我不需要任何雞蛋。」在直接交換的世界裡，故事就此結束。

然而，當間接交換成為可能時，農民可以問：「請問你願意用修鞋服務換得什麼呢？」假設鞋匠回答說：「如果可以給我至少6磅牛油，或4條法式麵包，或1磅培根，我就願意替你修鞋。這是我現在想要的東西。」

這讓農人出現希望。他現在可以穿著破鞋在城裡晃，尋找願意用牛油或法式麵包或培根換得雞蛋的人。農人不需要找到完美的交易對象，不用找到剛好在那天也需要雞蛋的鞋匠，農人現在可以多加三個可能達成目標的潛在候選人。

事實上，取決於農人願意為了計劃花費多少時間，他可以採取進一步行動。假設他發現某個屠夫剛好有多餘的培根想售出，但屠夫跟鞋匠一樣那天不需要更多雞蛋。而屠夫提到他確實想要一些魚。幾分鐘後，農人遇到一位剛出海回來的漁夫，正好渴望一個超大煎蛋卷。如果你有玩過角色扮演電腦遊戲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再逐字說出呈現在農人面前的機會。

在直接交換中，農人需要找到完美的交易對象，即，一個想要雞蛋的鞋匠。而間接交換則開闢了廣闊的互惠交易範圍，特別是如果交易者願意進行多幾個「深層次」的間接交換操作時。間接交換的巨大優點是它有利於多數個體間的財產重新安排，並讓參與者都變得更好，即使任一個單一交換都可能被其中的參與者否決。如下圖說明：

為了簡單起見，上圖中我們省略漁夫，假設農人找到一個想用培根換雞蛋的屠夫。如圖所示，這三個人都變得更好：（1）鞋匠修好農人的鞋，（2）農人把雞蛋給屠夫，和（3）屠夫把培根給鞋匠。我們都知道他們比交換之前更好，因為他們從排名第二的位置移到排名第一的位置。（原始財產以網底標示。）

但是，請注意，這種互利的財產（與服務提供）重新安排，無法在直接交換的情形下發生。我們從故事中知道，鞋匠和農人間無法從直接交換中互利；圖表反映了這個事實，因為鞋匠認為休閒的價值高於農人提供的雞蛋。圖表還顯示出屠夫重視自己的培根甚於鞋匠的修鞋服務，所以屠夫與鞋匠間也不會有互利的直接交換。最後，農人與屠夫間同樣也沒有互利的直接交換，因為農人對培根的直接需求排名第三。如果單只有農人和屠夫涉及交換，農人也不會同意這種貿易。

間接交換的美，在於它允許互利的財產（和服務）交換，而能解決直接交換所施加的「瓶頸」。在我們假設的農人說明例中，間接交換使得每個人最終都獲得比原先更高的偏好排名狀態，雖然他們會暫時握有用來在未來進行交易的（直接）商品，並因為這些商品在自己的偏好排名中較低而經歷暫時的「衝擊」。但談到財產重新安排所帶來的好處，間接交換有利於「退一步進兩步」的原則。

貨幣的優點

我們已經看到直接交換的優點，甚至是間接交換所帶來的更多優點。然而，即使人們開始接受在貿易過程中針對最終目標進行計畫性間接交換，這個過程仍然相當麻煩。要知道為什麼，只要回想農人踏著破鞋的畫面：僅管最終可行，農人還是得走遍城裡，找到販賣鞋匠想要之商品的人。

除了體力的消耗外，我們還應指出交易商所花的心力，他不得不追蹤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可能的重要價格比。例如，讓我們重新審視農人的例子，農人得找到雞蛋買家讓他能提供鞋匠足夠的培根來修鞋。在我們上述的故事版本中，我們簡單地認為農人可以遇到漁夫，然後故事結束。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農人可能可以進行更好的交易。如果漁夫願意用3條魚換6顆雞蛋，而屠夫願意用1磅培根換3條魚，那麼農民將發現「唔，我最終可以用6顆雞蛋換得修鞋服務」。
如果這是他唯一的選擇，農人會認為這個價格非常值得。但是，萬一城市規模很大，而且有許多不同的商人和專業人士呢？假如農人可以找到想用4條法式麵包換5顆雞蛋的麵包師。在這種情況下，農人會發現：「唔，我最終可以用5顆雞蛋換得修鞋服務。」請注意，這樣一來比起用雞蛋換魚的方法，便宜了1顆雞蛋。

你可能已經迷失在這些細節中。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人們開始跟踪各種商品的交換率，以了解他們是否在任何特定交換中取得「好交易」。我們看到，間接交換的可能性，會因此變成祝福或詛咒：它讓許多人能進行複雜地（互利）財產重新組合而成為福音。但它也可以同時是種詛咒，因為人們現在面臨是否交易或交易多少的問題時，不能僅考慮自己對直接價值商品的偏好。在作出可能會後悔的交易前，他們首先要問：「如果我等下一個買家能多獲益多少？」

讓問題變得困難的，是交易者需要釐清兩個、三個或甚至更多步驟，才能在知悉想要商品的最終「價格」。看看事情變得多複雜，在農人的故事中，只不過出現幾個提供不同條件的交易者。理論上，對農人而言，若要確保他用最低可能價格（以雞蛋計價）獲得鞋匠的修鞋服務，他需要調查整個城市，寫下每個人買賣各種商品的條件。然後，他需要一個數學高手來幫他解決這個複雜問題，列出一張（可能很長的）個別交換鏈，透過它，農人可以用最少的雞蛋，最終換得6磅牛油、4條法式麵包或1磅培根（鞋匠堅持修鞋前要收到的商品）。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我們沒有辦法在每次想交換時進行這種精神體操。相反的，我們用貨幣，我們可以將它正式定義為「被廣泛接受的交換媒介」。簡單地說，貨幣是（幾乎）每筆交易的其中一方。人們不相互直接交換商品，人們先賣出商品以獲得貨幣，然後用這些貨幣購買自己想要的商品。

當人們在社群內使用貨幣時，他們保留了間接交換的所有優點，並大大降低它的缺點。貨幣交易者不再需要追蹤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不同人提供之不同商品的價格比，他們只需要追蹤他們所感興趣之商品以貨幣計價的最高與最低價格。

例如，如果故事中城市使用白銀作為貨幣，踏著破鞋的農人現在的任務就簡單多了。當他到城裡後，首先他尋找願意用最多盎司白銀換取他的雞蛋的人，然後用手上白銀尋找願意收費最少盎司白銀的修鞋匠。只要城裡的大家都用白銀買賣，上述過程就能確保農人以最少雞蛋的代價修鞋（和其他任何想要的商品）。他不再需要記每個人的交換條件，也不用在乎其它人最後想要什麼，也不再需要數學高手來解決複雜的優化難題。[1]

誰發明了貨幣？

簡短的回答是「沒有人」。就像穿過森林的泥路、英文、搖滾樂、西洋棋規則還有1980年代的髮型一樣，沒有某個人在某天就突然發明了貨幣。相反的，貨幣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眾多人之行為，才逐漸出現的累積結果。貨幣制度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海耶克典型的自發秩序，意思是貨幣使用相當複雜但很有益，即使它並非由某個專家或甚至一群專家所策劃。海耶克引用蘇格蘭道德哲學家亞當．福格森的話，稱自發秩序（包括貨幣與語言）為「人之行為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

現在幾乎地球上的每個人都認為貨幣是由政府所發行的紙票。然而，並非總是如此。從歷史上看，貨幣首先出現於市場，並在貿易商的自願交易中流行。國王和其他統治者看到這項可收割的戰利品，才逐漸接管這個市場所建立的機制，我們將在第21課更詳細解釋。

但若沒有睿智國王的干預，社會是如何接受貨幣使用的呢？大家如何決定要用什麼？畢竟，研究者告訴我們，綜觀歷史，不同文化採用各種不同物品當成貨幣：貝殼、石頭、牛、鹽、菸草、黃金、白銀，甚至香煙（二戰戰俘營內）。在沒有政治程序下，一群人將如何決定用某一特定商品作為貨幣？

答案是，它可能是許多交易者努力下的自然產物，就像我們故事中想修好鞋的農人所作的努力。回想一下，雖然農人並不直接使用任何魚或培根，也不是為了這些才去城裡，他仍然把一些雞蛋換成魚，以便於用這些魚換成培根，最後再用這些培根換來修鞋服務。請注意，從漁夫和屠夫的角度看來，他們的產品因為間接交換而獲得市場增長。換句話說，除了那些想要直接使用魚的人之外，漁夫還有一些像農人那樣想將魚當成間接交換媒介的潛在客戶。

這種過程可能會像滾雪球。剛開始時，人們處於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換狀態，某些商品（雞、蛋、鹽等）可能在交易中被廣泛接受，而其他商品（望遠鏡、魚子醬、大鍵琴等）則很少有人會接受。隨著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間接交換的優點，這些較暢銷的商品會變得更暢銷。即使是那些剛開始時並沒有直接想要使用這些暢銷商品的人，仍會願意在交易中接受它們，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暢銷商品將很容易可以換成自己最終想要的商品。如果這個滾雪球的過程，達到某樣特定商品幾乎能被社群中的每次交易所接受時，也就標誌著貨幣的誕生－「被廣泛接受的交換媒介」。

要理解為什麼歷史上某些商品變成貨幣而另一些則沒有，我們可以列出一些實際考量，如（1）便於運輸，（2）可分性，（3）耐用性，及（4）方便的市場價值。當我們考慮這四個標準時，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黃金和白銀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優秀貨幣候選人。例如，牛不是很實用，牠們聞起來很臭又佔用了大量空間，而且也不能簡單地在交易中砍成一半來「找零」。冰棒也不會是經得起考驗的貨幣，它們若沒有適當的照顧就會融化。最後，雖然像銅那樣的金屬，與黃金與白銀有著類似的優良貨幣特性，但因為銅的產量豐富，其市場價值低得多。這意味著交易者在購買昂貴商品時，相比於同樣價值的黃金和白銀，他得在口袋（或拖車）裡準備大量的銅。

經濟學並沒有說黃金和白銀是唯一「自然」形式的貨幣。在自願交易的市場中，交易商最終會接受最適合自己需求的貨幣或貨幣種類。我們只是解釋了為什麼，從歷史上看，黃金和白銀通常被成熟的商人接受為貨幣。

1 嚴格來說，精明的商人會把注意力擺在套利機會上，在貨幣經濟中，這種計算會比在未出現涉及每次交換之單一交換媒介的經濟體中簡單。教師手冊的其中一個練習闡明這種差異。

課程小結…

雖然能構成雙贏局面的直接交換非常有用，但它仍有所限制，因為交易者需要找到一個剛好擁有自己所需而對方也剛好需要交易者之商品的人。這種限制將使得人們很難專注於職業：想要肉品的牙醫給剛好找到一個牙痛的屠夫。
間接交換擴大互利交易的機會。更複雜的商品重新組合將會出現，讓每個參與者變得更好。而間接交換最終導致貨幣的使用，貨幣使得人們更容易規劃他們的交易活動。
沒有人發明貨幣。它幾乎是自發性的「意外」產物，因為那些想要改善交易條件的眾多交換者行為而生。

新的術語

貨幣、錢（money）：廣為經濟體中每次交易的其中一方所接受的商品。以經濟學術語而言，它是一個廣泛或普遍被接受的交換媒介。
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非為任何人所計畫的可預測模式。例子包括英文的文法規則、1970年代迪斯可風格的服裝，和貨幣的使用。
套利機會（arbitrage opportunity）：某樣商品在同時擁有不同價格時，產生可獲取「確定利潤」的可能。
交換媒介（medium of exchange）：在交易中被接受的物品，交換者並非直接使用它，而打算在未來用它再交換成其它東西。每次間接交換都需要交換媒介，直到最終交換產生。（同樣，聲波需要介質傳播以達到你的耳朵。聲波的介質通常是空氣，但如果你的頭在游泳水面下時，聲波的介質也可以是水。）

問題研究

直接交換和間接交換的區別是什麼？
為什麼專業化在受到直接交換限制的世界中不切實際？
間接交換如何促進「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
缺乏貨幣的間接交換具有什麼缺點？
*請描述出人們進行間接交換，但尚未出現貨幣的社會。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8.勞動分工與專業化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8.勞動分工與專業化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Mark Nye, ClubofHumanBeings.com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8.勞動分工與專業化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勞動分工（專業化）與勞動生產力的定義。
勞動分工的優點。
比較優勢原則。

勞動分工與專業化

我們在上一課中學到間接交換，特別是間接交換的做法合乎邏輯地出現貨幣使用的結論，大幅增加了互利交易的範疇。然而，貨幣經濟不僅便於重新組合已經存在的商品。它的主要好處之一是促進勞動分工，意味著人們可以專注於不同商品生產過程的不同任務。

換句話說，我們在上一課理所當然地認為，會出現專注於肉品生產與銷售的「屠夫」，與整天都在銷售鞋子（與提供修鞋服務）的「鞋匠」。然而，這是倒因為果，若是沒有間接交換，特別是貨幣的使用，交換的選擇將非常有限，人們將被迫在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也就是說，如果某個社群只從事直接交換，那麼沒有任何人負擔得起成為鞋匠，他可能因為數個月都沒有賣菜者需要修鞋而得到壞血病。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貨幣的使用克服了這些限制。能夠安排相當複雜的生產與交易鏈，在每一階段中，賣家都能將商品換成貨幣，然後再以買家的角色尋求所需商品的最低價格。鞋匠可以向幾十個專業人士購買商品和服務，即使有些人可能不需要鞋匠的服務。實際上，貨幣的使用，讓鞋匠能夠「幫助」第三方（例如牙醫），然後牙醫「幫助」屠夫（治療他的牙齒），而屠夫再「幫助」鞋匠（提供培根）。只有透過使用貨幣，才會出現高度複雜的「互助交換」，這使得人們能夠進行必要的「勞動劃分」，允許個人專注於特定任務。

要理解分工的重要性，只要想像一下沒有分工的世界。人們不再各自從事不同職業並生產多於己需的商品，而是試著完全自給自足。每個人（或至少每個家庭）將各自種植所需食物、編織所需衣服、打造所需家具、治療自己的疾病等等。顯然，在這樣的世界裡，大部分的現存人口會在一兩個月內死亡，而存活下來的少數倖存者則會處於原始生存狀態，特別是他們所使用的工具磨耗、機器損壞也不再有汽油供應後。

為什麼現代文明會因分工消失而崩潰？快速答案是勞動生產力會直線下降。回想一下，獨自漂流荒島的魯賓遜透過勞動來轉換環境，進而實現他認為更舒適的生活。我們看到，透過儲蓄和投資（用樹枝和藤蔓打造長棍），魯賓遜可以大幅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這意味著他可以增加每小時勞動所能獲得的椰子數。

儲蓄與投資只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其中一種方法。另一種方法是透過勞動分工，將「工作」劃分成不同類型的任務，而個體則專注於一個或少數幾個任務。不再各自種植自己的食物、編織自己的衣服、治療自己的牙科等，而是有些人專門種植食物，而有些人專注於治療牙齒等工作。在我們的社會中，這兩個群體的人的特殊名稱為：農夫和牙醫。

當勞動開始以這種方式「分工」後，勞動生產力能大幅提高。簡單地說，當人們專注於自己的任務，而非每個人都試著生產少量的所有物品時，人們能夠產生更多物品。透過某部分人專心成為農夫、某部分人專心成為牙醫，相較於沒有分工的情況下，每年的食物總生產量以及接受口腔治療的人數都可能增加。因為有更多的商品被生產出來，在勞動分工下，每個人都有更多食物可以吃、更多衣服可以穿等。

為什麼專業化讓勞動更具生產力

大多數人都同意，如果他們被迫自己種植糧食、自己做衣服等，他們將陷入赤貧。雖然結論看來具有道理，但具體列出一些專業化讓勞動更具生產力的原因仍有必要：

**減少浪費在任務切換之間的時間。**想像一下三個孩子在晚餐後清理餐桌的簡單畫面。最有可能出現的畫面是，孩子們透過專心完成分工任務而更快完成工作，原因很簡單，減少不必要的行走。例如，第一個孩子將餐盤上的廚餘刮進垃圾桶並丟入水槽，第二個孩子負責洗餐盤，而第三個孩子則負責擦乾。比起每個孩子都分別將廚餘刮進垃圾桶、拿到水槽清洗，並將餐盤擦乾後歸位，分工更有效率。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其他生產活動。
**促進自動化。**透過將複雜任務分成其組成部分，勞動分工能夠促進自動化（機械）使用。如果每個人都在後院種植自己的食物，開發拖拉機顯得沒有意義。即使我們只考慮某間特定工廠，如果工人專注於自己的任務，其產出將會增加，因為工人能更熟悉幫助他們的機器與工具。
**規模經濟。**這是前兩個原則的概括。對於許多生產活動來說，規模經濟至少能提高一定程度的產出。這個原則的意思是，增加一倍的投入會增加一倍以上的產出。例如，如果廚師從餵飽1個人變成餵飽50個人，他花在準備食材與煮水等步驟的時間肯定不會增加50倍。這個原則也解釋了，為什麼室友輪流做飯而不是每人每天都替自己烹飪用餐具有道理。另一個規模經濟的日常案例是煮咖啡，不管是作1杯咖啡還是4杯咖啡，準備工作通常都一樣，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經常問：「我在煮咖啡，有人想來一杯嗎？」
**天生能力傾向。**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原則都顯示出，即使全世界都充滿一模一樣的人，專業化仍具優勢。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每個人有所不同。有些人天生就是比別人更好的農夫，這種天生優勢也包括地理因素。例如，某個愛達荷州的強壯男孩，可能會比另一個體弱多病又臥床不起的愛達荷州男孩，每年能種出更多馬鈴薯，但在同一時間，一個在佛羅里達州的強壯男孩，可能會比在愛達荷州的強壯男孩，每年能種出更多柳橙。而愛達荷州的臥床男孩可能天賦驚人的語言能力，讓他比任何適合當農夫的健康男孩都更適合成為一位文字編輯或小說家。
**後天能力培養。**勞動分工的真正優點，就在人們透過訓練、練習、練習再練習，培養並發展自己的天生才能時。那些在學校就「對數字靈敏」的人，可能比那些為數學所困的人，更適合在高中畢業後進入會計師事務所。但是，如果那些具有良好數學技能的學生進入大學研習會計，他的優勢將更加明顯。最後，如果我們追蹤同一個人到他50歲，花了28年的時間擔任會計師的工作，那麼很顯然，他將更熟練他的工作，這意味著他的勞動，比起任何其他沒有同樣背景的人，將更具效率。

上述列表用意並非鉅細無遺，但它提出一些勞動分工透過專業化而更具生產力的主要原因。

著眼於比較優勢，讓每個人都更富裕

只有在人們能夠相互交換時，才能享有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好處，這點相當重要。有些人專注於生產糧食，另一些人專注於建造住房，這只在農人能用多餘糧食換取工人所建造的多餘住房的情況下才可行。否則這些農人將受凍，而這些工人將挨餓。經濟體中若沒能讓商品流動，那麼分工可能帶來的「總產量」巨額增長，只不過是空洞的勝利。

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到兩個在不同專業領域中的人因專業化與貿易而互利。例如，如果喬善於種植與收割小麥，而比爾是裁縫專家，顯然，如果喬專注於生產小麥，比爾專注於生產褲子，這兩個人都能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

經濟學家們發現，這個原則也適用於單一個人在某種特定方式下更有效率的情況。在經濟學術語中，我們可以說，即使某個人在每種生產活動中都擁有絕對優勢，他仍能透過專注於自己的相對優勢領域而獲益，所謂相對優勢領域是指相比於其它領域較為優越的領域。

比較優勢原則，傳統上用於說明兩國間自由貿易的好處，但我們可以透過貨幣經濟中兩個個體的案例來簡單說明。請看下表：

我們在上表中，看到約翰（僱員）和瑪西亞（僱主）在商場服裝店裡的假想工作表現時間表。正如數字表明，瑪西亞不管在說服銷售或在打烊後整理店面準備隔日開店，這兩個工作項目的時間表現都較佳。

由於瑪西亞在銷售與整理都有絕對優勢，你可能會先覺得她把工作時間分到兩個任務會最有效率，而不是讓約翰也一起工作。但那是錯的。透過僱用約翰，讓他專注於每天打烊後的倒垃圾、拖地板等，瑪西亞能夠專注於她的比較優勢項目，也就是銷售。換句話說，瑪西亞能夠拉長顧客留在店內的時間（因此產生更多銷售），是因為她委託約翰進行必要的整理工作。

如果瑪西亞的生意採貨幣經濟，她很簡單就能判斷出是否要聘請幫手（約翰），或是她應該提早打烊以便於自行整理店面。例如，假設典型客戶的消費會替瑪西亞帶來淨盈利20美元。[1 ] 這意味著瑪西亞每花15分鐘協助客戶選購，她就平均為自己帶來額外20美元。如果瑪西亞提早將客戶趕出店門，讓自己多出至少30分鐘整理店面，她會因此損失平均40美元的潛在營業收入。

瑪西亞是否應該聘請約翰協助店內的清掃？這取決約翰的服務收費。只要他願意以低於40美元的代價協助瑪西亞在每天打烊後清理店面，瑪西亞就該僱用約翰而把這些簡單任務委託給約翰。約翰只是個沒有特殊技能的年輕人，他很樂意以15美元的時薪工作。這些假設的數字說明瑪西亞與約翰的交換產生大幅收益：任何低於40美元替瑪西亞整理店面的服務都值得，而約翰則很樂意以任何高於15美元的報酬來作這花不到半小時就能完成的工作。在這範圍內的任何價格，對瑪西亞與約翰而言都具有相當吸引力。

只是為了完整討論，請注意，瑪西亞聘請約翰來協助銷售，或者是約翰辭退工作並進入服裝零售業，都不適合。相比於瑪西亞，約翰是個能力差的銷售員，他每兩小時（120分鐘）才能完成一次典型銷售。這意味著，如果約翰想要仿效瑪西亞的生意也去賣衣服，他的淨盈利大概只有平均兩小時20美元，或者說每小時10美元。他打掃都比這個賺得多。

我們的例子說明了比較優勢原理：雖然瑪西亞在銷售與整理這兩方面都比約翰更有效率，她仍能透過和約翰合作而獲得好處。瑪西亞在這兩個任務上都具絕對優勢，而在銷售上具比較優勢。（約翰在這兩方面都不具絕對優勢，但他確實在整理上具比較優勢。）

專業化與貿易讓所有參與者都受益，即使其中一人比其他人能力都更好。我們將在第19課看到，比較優勢原則適用於國際貿易，正如瑪西亞與約翰的例子。[2] 像美國那樣富有且具生產力的國家，也能透過和所有生產都不具絕對優勢的「落後」國家貿易而受益。

1 例如，瑪西亞的服裝零售價可能為50美元，而成本為30美元，包括批發價、租用存儲空間的開銷、支付電費等費用等。你可以在更進階的教科書中，學習到企業處理各種支出以計算某一筆特定銷售之收入的精確方式。

2 教師手冊裡有一項練習，明確說明第19課中將比較優勢應用於國際貿易的情況。

課程小結…

使用貨幣的優點之一是讓人們專注於不同的職業。
勞動分工（專業化）巨幅提高勞動生產力。某些人專注於生產糧食、某些人專注於建造房屋，而某些人專注於治療疾病等等，總產出將會因此增加。
即使在所有生產活動中都最具生產力的人，仍能受益於與較低生產力者之間的交易。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應著重於兩者在哪些領域具有相對優勢（比較優勢），並交換在比較優勢方面的產出。

新的術語

勞動分工／專業化（division of labor / specialization）：每個人專注於單一或少數幾個任務，然後交換他人所生產的東西。
勞動生產力（productivity of labor）：某個人在某特定期間的產量。
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產出的增加比例多於投入的增加比例。例如，若投入量增加一倍能獲致三倍產出量，則存在規模經濟。
絕對優勢（absolute advantage）：某個人在某特定任務中每小時產出的單位多於他人。
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某個人在所有任務中，對其中一個任務最具生產力。（即使瑪麗有絕對優勢，吉姆在特定任務中仍具有比較優勢，因為瑪麗可能在其它方面具有更大的絕對優勢。）

問題研究

專業化和勞動生產力之間有什麼關係？
*如果這個世界充滿一模一樣的人，專業化仍然有用嗎？
為什麼貿易對於勞動分工而言很重要？
*解釋這句話：「絕對優勢情況下的貿易收益顯而易見，但在比較優勢的情況下則顯得微妙。」
為什麼僱主瑪西亞願意支付高達40美元聘請人員在打烊後整理店面？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9.企業家精神與競爭

Sat, 10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年輕人的經濟課 - 9.企業家精神與競爭

作者：Robert P. Murphy
譯者：吳莉瑋（電子書下載）
圖片：pinkpurse via photopin cc

年輕人的經濟課 - 9.企業家精神與競爭

在這一課中，你將學習：

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
競爭如何引導企業家。
為什麼工人們的報酬具有趨近其貢獻之全部價值的傾向。

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驅動力。企業家會判斷市場仍缺少東西，並決定創立新業務或開發新產品。創業者使用儲蓄（無論是個人或從資本家手中借用[1] ）來僱用工人、租用土地和設備，並購買原物料、電力、半成品和其他投入品。然後，企業家指示僱員如何使用工具、機械設備與投入品，並生產即將出售給客戶的產品與服務。

某個特定行業的客戶，可能是其它行業的企業家或者是最終消費者。例如，某個企業家可能會開設麵包店，他使用大型烤箱、麵粉、水和一些青少年，提供當地家庭法式香脆麵包。但還有另一個企業家，從事工業烤箱的生意，他的客戶則是其它的企業家，像是麵包師或餐廳老闆。

客戶支付給企業家提供之商品與服務的貨幣數額，稱為營業額。而企業家支付員工、供應商、房東及其它為了持續生產商品與服務的項目的貨幣數額，稱為支出。當營業額大於支出時，企業家賺取貨幣利潤；若是支出大於營業額，企業家就會遭致貨幣虧損。僅管企業家的動機可能是貨幣利潤與虧損以外的因素，但人們提及「成功企業」時，他們的意思是獲利企業。[2]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年復一年地持續遭受看似無止盡的貨幣虧損，這可能比較像嗜好或慈善機構，而不是真正的企業，這個準企業家實際上是消費者。[3]

企業家的貢獻

「成功企業家與發起人與他人不同之處，正是因為他們不讓自己受過往經驗的引導，而是按照自己關於未來的見解而行事。他對過去與現在看到的和其他人一樣；但他以不同的方式判斷未來。」

－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頁582

競爭保護消費者

如果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驅動力，競爭則規範並激勵他們。競爭確保企業家不斷努力，以最低價格提供讓消費者滿意的商品與服務品質。

在純粹市場經濟中，每次交易都是自願的。無論企業家變得多富有，他也不能強迫消費者購買產品。消費者總是可以選擇在其他地方消費，這意味著，即使是最成功的企業家，也必須不斷地贏得消費者青睞。

競爭的過程透過模仿與創新而開展。有見地的企業家，發現改善目前其他企業家提供給客戶之服務現狀的好點子。這個點子可能很宏大，例如全新的產品發明。但大部分創新往往十分有限，例如將番茄醬罐換成（打不破的）塑膠瓶，或改變航空公司的航班座位系統。許多創新也發生在生產方面，例如企業家發現更便宜的原料，或發現能再生利用過往須丟棄的產品。當經營大幅規模化時，即使是微小的開支削減，也可以轉化為巨大的利潤增加。

故事還沒結束。當某個特定企業家作出成功的創新，他所賺取的利潤就相對較高。其他企業家看到他的成功，就會開始模仿，同時尋找更多方法略作修改，引入更多創新。商業的世界永遠不會休息。即使是那些在各自領域中的「頂尖」企業，都不斷研究新的方法，以保持競爭中的領先地位。隨著時間推移，企業傾向於提高品質並降低價格。

這個競爭過程的最終受益者並非企業家，而是他們的客戶。當特定企業家造就成功創新並賺取驚人利潤時，這種成功只是暫時的。隨著時間推移，他的競爭對手也會像他一樣，發現如何降低支出或提高品質。許多市場經濟批評者都震驚於偶爾出現的龐大「加成」，意思是企業家制定的產品價格與生產所需的支出之間具有大幅差距。但只要競爭存在，貨幣利潤（「加成」）也將因此被削減，競爭者試圖透過提供稍低價格的類似產品，以獲得更多市占率。企業家只有透過不斷引進創新，才能享受穩定的貨幣利潤。

在實務上，大多數企業家的動機都是賺取貨幣利潤的慾望。然而，在市場經濟中，賺取利潤唯一的辦法是服務客戶（同時保持費用下降）。市場經濟最美妙的特徵之一，就是它利用一些社會上最自利、具事業心又有才華的人，在他們因擔心自己的直接經濟利益而取悅他人。企業家驅動市場經濟，而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則讓他們保持誠實。

競爭保護工人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看到競爭能保護消費者免於專斷的高額價格。如果某個企業家向客戶收取高額加成，在自由市場中，他不能阻止競爭對手以稍微低價提供相同產品並贏得他的客戶。長期而言，競爭確保消費者不會為了想要的商品或服務而「多付」。消費者支付「公平的」價格以取得商品和服務，在銷售的當下，這些社會中的聰明人還沒想出以更低價格提供同樣商品的方法，僅管他們會因此獲得經濟收益。[4]

另一方面，競爭能保護工人免於專斷的低額工資。確實，「議價能力」不高的工人，特別是那些需要扶養家庭的工人，可能得在唯一的聘僱機會下接受非常低額的工資。然而，在純粹市場經濟中，吝嗇的僱主不能阻止競爭對手挖角並競逐自己。從長遠來看，競爭確保僱主不會「低付」那些營運企業必要的勞動服務與其他資源。

為了判斷僱員是否獲得「公平的」工資報酬，我們需要了解僱員的實際貢獻。[5] 畢竟，有些員工比別人更具生產力（因此更有價值），所以工資因人而異具有道理。那麼，僱主如何決定他願意支付給潛在新員工多少工資呢？

經濟學家們說，僱主應當嘗試計算潛在新員工的邊際生產力。意思就是，僱主應比較僱用該員工前後的總產出。然後利用這個資訊來計算這個額外產出會帶來多少額外營業額。這個計算提供了僱主所願意支付新員工的上限。

當然，僱主事實上會試著支付低於邊際生產力的工資，正如他將盡可能地向客戶收取最高加成。但競爭能確保僱主不能長時間「低付」工資，就像競爭讓他無法長期收取客戶「高價」一樣。

例如，假設麗塔擁有一間非常繁忙的餐廳。麗塔注意到營運的一大瓶頸是客戶離席後的桌面清理。在任何時段中都有許多桌面尚未清理，這意味著，服務生在帶位之前得讓客人等個幾分鐘。麗塔意識到，僱用更多打雜工來協助清理桌面，使桌面保持備用狀態，似乎可行。

麗塔找到候選人鮑伯，具有繁忙餐廳打雜的經驗，看來也似乎非常有禮貌又負責。麗塔估計，如果她提供鮑伯打雜職位，在過一週適應期後，他能讓餐廳平均每小時多出2桌可用座位。（也許現在不是4桌未清理座位而是3桌，而每組客人點餐與用餐時間平均為半小時。）如果每桌的典型消費為26美元，不計入鮑伯薪資的備餐支出為20美元，那麼麗塔最高將願意支付鮑伯時薪12美元。

當然，麗塔會希望以低於時薪12美元來聘請鮑伯。但如果她只付4美元，鮑伯肯定能找到競爭對手的餐廳願意支付他，比如，每小時5美元。最終，唯一合乎邏輯的停止點，在於鮑伯的薪水依據，是他的服務能替僱主帶來多少額外營業額之時。[6] 企業家之間的競爭，使得工人的報酬傾向於他的貢獻。

1 在現實世界中，企業家與資本家間的區別不明顯。如果某企業的貸款完全沒有風險，那麼資本家透過放貸賺取回報的行為是一種「服務」，就像電力公司以商定價格出售電力給企業家一樣。然而，事實上，那些放款給新創企業的資本家，無論合約條件為何，都承擔了部分風險。生意總是可能會失敗，而資本家則會失去一切。

2 我們用貨幣損益的名詞來避免與主觀（或心靈上）廣義的損益相混淆，而前者才是企業家最終關心的事。例如，如果某個企業家每周花60個小時將心力投入新的生意，但每個月只有100美元的貨幣利潤，他可能會放棄該項業務。就算他取得的貨幣收入比投入的多，他花在這項事業之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也相當高。這個企業家可以把生意收掉，去替別的更成功的企業家工作，每個月賺得可以遠高於100美元。

3 再強調一次，這些角色之間的界線在現實世界中是模糊的。例如，一個退休的人可能會經營一座小型棒球場，向孩子收取足以支付裁判與購買球衣等適當的費用，而這整件事對他而言可能是個娛樂，因為他是棒球愛好者。如果這個人的小型棒球場是自家後院改造的，那麼，這顯然不是一個真正的營利事業，而這個人也不尋求他的投資要有金錢回報。

4 我們把「公平」掛上引號，因為，在純粹市場經濟中，每一筆交易都是自願而且公平的，這很重要。即使企業家以遠高於生產費用的售價出售產品，那些購買產品的消費者仍然認為產品本身比自己付出的錢更值得，企業家與消費者都從這筆交易中獲得主觀收益。

5 再次，我們把「公平」掛上引號，在自由市場中，每一份勞動合約都是公平的，因為這是自願行為，可獲得之工資在僱員心中的主觀價值，高於接受工作所放棄之休閒在心中的主觀價值。

6 事情不全然像文字描述中的那麼簡單。在某些情況下，為了產出最終輸出，有些因素不可或缺，因此，我們很難去孤立出任何一個因素的「邊際生產力」。（披頭四要怎麼分開計算演唱會表演和唱片合約的收益？「如果保羅．麥卡尼沒有演出的話銷售會下降多少」這種問題無解，因為麥卡尼和藍儂似乎各自值得一半以上的所得。）另一個問題是，額外的工人會改變原來工人的邊際生產力，這意味著，如果先前支付的是「公平」工資，競爭將改變他們的工資。最後一個細節是工人在不同企業會有不同的邊際生產力。例如，如果打雜的鮑勃可以替麗塔的餐廳增加12美元，但隔壁餐廳只需要一位可以增加10美元的打雜工，那麼，競爭只會確保鮑勃至少得到10美元。你需要參酌其它更進階的經濟學論述來解決這些疑難。

課程小結…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驅動力。他們僱用工人且購買資源，以生產出售給消費者的商品和服務。
競爭推動企業家生產消費者認為有價值的商品與服務，並在客戶的期望品質之下盡可能收取低價。
競爭也推動企業家支付工人對企業之貢獻的全部價值。如果他們低付，另一個想賺取更多利潤的雇主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資挖角。

新的術語

企業家（entrepreneur）：市場經濟中，僱用工人且購買資源以生產商品和服務的人。
營業額（revenues）：客戶在特定期間內支付某企業家之產出的貨幣數額。
支出（expenses）：企業家在特定期間內支付勞動力、原物料和其他投入品的貨幣數額。
貨幣利潤（monetary profit）：營業額大於支出。
貨幣虧損（monetary loss）：支出大於營業額。
競爭（competition）：企業家之間的對抗，他們想僱用相同工人與購買相同資源，以生產想出售給相同客戶的商品和服務。
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因為僱用額外工人而增加的營業額。

問題研究

為什麼企業家是市場經濟中的「驅動力」？
*在現實世界中，為什麼所有的資本家也同時是企業家？
是什麼激勵並調控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
競爭過程如何透過「模仿與創新」開展？
競爭如何保護工人？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歷史競賽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歷史競賽

國家解剖學｜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歷史競賽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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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兩個基本相互關係，不是和平合作的生產，就是強制剝削的掠奪，因此，人類的歷史，特別是經濟史，可視為這兩個原則間的較量。一方面，是充滿創意的生產力、和平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則是對社會關係的強制命令與捕食。Albert Jay Nock稱這兩股力量為「社會力量」和「國家力量」。[41] 社會力量為人面對自然的力量，透過對自然規則的理解轉換與改造自然資源，使得所有參與個體都獲益。社會力量戰勝自然，人們透過相互交流增進彼此生活水平。國家力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對生產的脅迫與寄生獲取，榨乾社會果實以滋養非生產性（事實上是反生產性）的統治者。如果說社會力量是對自然的權力，那麼國家力量就是是對人類的權力。綜觀歷史，人類的生產力與創造力，一次又一次，不斷演變出為了人類利益改造自然的新方法。這是社會力量領先國家力量，而國家對社會侵占程度較低的時期。但國家力量總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延遲之後，轉移到這些新領域，再次削弱並沒收社會力量。[42] 如果17到19世紀，是西方許多國家加速社會力量，並帶來自由、和平與物質福利增加的必然結果，那麼，20世紀便是國家力量追趕的時代，從而帶回奴役、戰爭與破壞。[43]

在本世紀中，人類再度面臨國家的惡毒統治，國家以人類創造力的果實武裝自己，並為了自身利益與目的進行沒收與濫用。過去幾個世紀，人們試圖加諸國家《憲法》及其他限制，最後發現，這些限制和所有其它嘗試都失敗了。幾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無數的政府形式，各種嘗試過的概念與制度，沒有一個能夠成功地保持國家受檢核。顯然，距離國家問題的解決方案甚至離更遠。如果想要獲得成功解決國家問題的最終方案，或許應該探索新的道路。[44]

41 有關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概念，參：Albert J. Nock，《Our Enemy the State》，Caldwell, Idaho: Caxton Printers，1946年。另參：Nock，《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New York: Harpers，1943年；Frank Chodorov，《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ety》，New York: Devin-Adair，1959年。

42 不論是膨脹或收縮，國家始終確保自己能攫取並保留某些重要的經濟與社會「指揮所」。這些指揮壟斷暴力、壟斷終極司法權力、意見表述管道與交通（郵局、公路、河流、航線）、東方專制主義的灌溉用水，與未來公民的教育。在現代經濟中，貨幣扮演關鍵指揮所角色。

43 Karl Marx公開主張這種「追趕」的寄生過程，他承認社會主義必須建立於扣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積累的資本。

44 當然，這種解決方案不可缺少的必須得離間知識分子與國家間的聯盟，透過建立各種知識分子的教育中心，將知識分子獨立於國家力量。Christopher Dawson指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等取得偉大成功的思想運動，都是在思想頑固的大學之外進行的，有時甚至是與之對抗。這些新的學術思想透過獨立追隨者而建立。參：Christopher Dawson，The Crisis of Western Education，New York: Sheed and Ward，1961年。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不是什麼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不是什麼

**國家解剖學｜**國家不是什麼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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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普遍性地被認為是一種社會服務機構。一些理論家褒獎國家為社會典範；其他人則把它當成和藹可親但往往效率不高的組織，用以實現社會目標；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它是人類實現這些目標的必要手段，在與「私營部門」的資源競爭中經常獲勝。隨著民主崛起，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倍增，常常會聽到幾乎違反所有理性與常識信條的意見，例如「我們就是政府」。「我們」是個好用的集體主義用語，它讓現實政治生活罩上一層意識形態的偽裝。如果「我們就是政府」，那麼，任何政府對個體的行為不只可稱正當與非獨裁，同時還能說是相關個體的「自願」。如果政府產生龐大的公債，這筆債必須由部分納稅人的稅金支付，而會讓另一部分的人受益，但這個事實包袱被「我們欠自己的債」給遮蔽；如果政府徵昭某人入伍，或把不同政見者關進監獄，這些人都是「對自己做這些事」，因此，沒有任何不愉快發生。在這個理由之下，那些被納粹政府謀殺的猶太人並不是被謀殺；相反的，他們必須是「自殺」，因為他們就是政府（納粹政府透過民主選舉產生），因此，政府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他們自願的。有些人認為沒有必要痛打這點，但有大量群眾或多或少持有這種謬論。

因此，我們必須強調，「我們」不是政府，政府不是「我們」。政府不以任何準確的意義「代表」廣大群眾。[1] 但是，即使它真的「代表」廣大群眾，即使有70%的人口決定謀殺剩下的30%的人口，這仍然是謀殺，而不是那些少數被屠殺者的自願自殺。[2] 沒有任何整體主義比喻或「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等說詞，可以掩蓋這個基本事實。

那麼，如果「國家」不是「我們」，如果它不是聚在一起替共同問題做決定的「人類家庭」，如果它不是一個兄弟會或鄉村俱樂部，它是什麼？簡單地說，國家是一種試圖在某特定疆域範圍內壟斷武力與暴力使用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它是社會中唯一不靠自願捐款或提供服務取得支付，而靠強制手段取得收入的組織。社會上的個人或機構生產商品與服務，並將這些商品與服務透過和平且自願交易的方式出售給其他人以得到收入；「國家」則使用義務來獲得收入，也就是說，透過使用或威脅使用監獄與刺刀。[3] 因為「國家」使用武力與暴力來獲得收入，它將普遍性地規範與命令其目標個體的其他行動。有些人認為只要簡單觀察全球歷史上的所有國家就足以證明這個說法，但這個掩蓋國家活動的神話瘴氣由來已久，詳細闡述仍是必要的。

最初發表於Murray N. Rothbard，《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 Against Nature and Other Essays》，Auburn, Ala.: Mises Institute，2000年［1974年］，頁55-88。

1 我們無法在本章細細闡述許多「民主」的問題與謬誤。在這裡我只想說，某個人的真正代理人或「代表」總是聽令於那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被解僱，也不能違反委託人的利益或願望。顯然，民主國家的「代表」永遠不能滿足這種代理人的職能，只有在自由意志主義社會中才能兼容。

2 社會民主主義經常反駁道，由多數選擇出統治者的民主，在邏輯上意味著，多數必須留給少數一定的自由，因為少數可能有一天會成為多數。撇開其他缺陷不談，少數成為多數的這種說法顯然不成立，例如，當這些少數是不同於多數的種族或民族。

3 Joseph A. Schumpeter，《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and Bros.，1942年，頁198。

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摩擦與對抗日益加劇，首先體現於這個事實…「國家」的收入，仰賴於透過政治力量將私人部門的生產活動偏離於原先的私人目的。整個稅收理論建構於會員會費或購買服務的譬喻上，也就是說，學者唯一證明它為社會科學的是科學性思維習慣。
另參Murray N. Rothbard，「The Fallacy of the ‘Public Sector’」，《New Individualist Review》，1961年夏季，頁3以後。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之間怎麼互動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之間怎麼互動

國家解剖學｜國家之間怎麼互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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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球上的領土面積被不同國家瓜分，國際關係肯定佔用了國家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國家自然傾向於擴大自己的權力，而這種擴張的外部表現則體現於領土征服。除非這片領土不受國家統治或無人居住，任何國家擴張都會帶來現有國家統治者之間的固有利益衝突。只有一組統治者可以獲得在任何給定領土面積上的脅迫壟斷，X國只能透過驅逐Y國獲得某一時段中某個疆域的完全統治權。戰爭雖然有風險，但其打斷和平時期、轉移聯盟並合併不同國家，仍是不斷體現的趨勢。

我們已經看到從「內部」或「內政」限制國家的企圖，經過17到19世紀的發展，演進到最顯著的憲政形式。而「外部」或「外交」的對應發展則是《國際法》，尤其《戰爭法》和「中立國權利」等形式。[37] 部分的國際法起源於純粹的私法，因為有越來越多商人需要保護私有財產與仲裁糾紛，例如《海事法》和《商事法》。政府統治者間自願性地不施加任何高於各別國家的世界政府。《戰爭法》的目標是用來限制國家之間對國家機器本身的破壞，從而保護無辜「平民」大眾遭受屠殺與戰爭破壞。中立國權利發展的目標是保護私人國際貿易免於被交戰國家之一奪取，甚至是與「敵國」的貿易。最重要的是限制戰爭規模，特別是限制對中立國民眾甚至是交戰國民眾的破壞。

法學家F.J.P. Veale動人地將其描述為15世紀義大利短暫蓬勃發展的「文明戰爭」：

中世紀的義大利富有民眾與商人忙著賺錢與享受生活，他們不想肩負防禦自己這個辛苦又危險的任務。因此，他們聘僱傭兵替他們戰鬥，節儉又務實的公眾在不需要傭兵的服務時，就會解僱這些傭兵。當時的戰爭，是受僱於交戰雙方的傭兵團間的戰鬥。…這是第一次，軍人變成合理且相對無害的職業。這一時期的將領使用精湛的技藝互相對抗，但當某方贏得優勢時，他的對手一般會撤退或投降。公認的規則是，只有反抗的城市會被攻擊：它們總是可以透過支付贖金獲得戰爭免疫。…其自然的結果，從來沒有城市進行抵抗，明顯的，人民收回對無法提供保護之政府的忠誠。平民對於戰爭並不很擔心，因為戰爭是職業軍人的事。[38]

Nef也點出了18世紀歐洲這種平民與國家間戰爭脫離的情況：

就連郵政通信也不會在戰爭期間被成功地限制。信件的流通不受任何審查，這是令20世紀心靈感到驚訝的自由。…交戰國的國民會在見面時彼此交談，當他們不能見面的時候，他們之間的對應關係不像敵人而像朋友。現代幾乎不存在這種概念…任何敵對國家的國民僅為他們統治者的好戰行為部分負責。沒有任何戰時統治者能有效禁止與敵國人民的通信。將宗教崇拜與信仰和間諜活動連結的老式訊問不再，甚至也沒有政治或經濟思想交流的文字獄。護照最早是用來在戰爭時期提供安全保障。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很少會有歐洲人放棄他到敵國的旅行。[39]

貿易漸漸被發現到對雙方都有利，許多18世紀的戰爭被相當數量的「通敵貿易」抵消。[40]

國家在本世紀將文明戰爭的規則又推進了多遠，在此無須多言。當今時代的總體戰爭，加上完全毀滅技術的發展，把戰爭局限於國家機器的這個想法，看來似乎比美國原始《憲法》還過時。

當國家不處於戰爭狀態時，往往需要協議來將摩擦保持在最低限度。其中一個詭異地獲得廣泛接受的理論，是所謂的「神聖條約」。這個概念被看作與「神聖合約」相對應。但條約與真正的合約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合約以精確的方式轉移私有財產的所有權。由於政府在任何意義上並不擁有「自己的」疆域，它所作的任何協議並沒有授予相對的財產權。例如，如果瓊斯將他的土地銷售或贈與給史密斯，瓊斯的繼承人不能合法地驅逐史密斯的繼承人並聲稱該土地屬於他。財產的所有權已經轉移。老瓊斯的合約自動綁定在年輕瓊斯身上，因為前者已轉讓財產；因此，年輕瓊斯沒有財產權。年輕瓊斯的財產權僅限於繼承自老瓊斯的部分，而老瓊斯只遺贈他仍擁有的財產。但如果政府在某個特定日期，例如，魯里坦尼亞國被沃達維亞國政府脅迫甚至是賄賂進而放棄部分領土，這兩國政府或人民以神聖條約為由永遠禁止魯里坦尼亞國統一是個荒謬的主張。這兩個政府並不擁有任何位於北魯里坦尼亞國的人民或是土地。依推論，政府當然可以不因為條約而被前政府綁定。同樣，一個推翻魯里坦尼亞國王的革命政府，也很難被認為該為魯里坦尼亞國王的行為或債務負責，政府不是孩子，不是一個前任財產所有者的真正「繼承人」。

37 這些要與現代國際法加以區別，現代國際法透過像「集體安全」等概念擴大戰爭的規模。

38 F.J.P. Veale，《Advance to Barbarism》，Appleton, Wis.: C.C. Nelson，1953年，頁63。同樣，Nef教授描述18世紀法國、西班牙與撒丁島對抗奧地利的義大利唐卡洛斯戰爭：

盟國進攻米蘭並於幾周後進攻帕爾馬…敵對雙方的軍隊在城外進行激烈戰鬥。沒有任何一處對於其中一方抱持同情。他們唯一的擔心是軍隊進城掠奪。但這種擔心被證明毫無根據。帕爾馬市民甚至跑到城牆觀戰。（John U. Nef，《War and Human Progres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年，頁158。

另參：Hoffman Nickerson，《Can We Limit War?》，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1934年。）

39 Nef，《War and Human Progress》，頁162。

40 同上，頁161。有關美國革命領導人倡導通敵貿易，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 Press，1946年，卷1，頁210-211。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如何超越自身限制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如何超越自身限制

國家解剖學｜國家如何超越自身限制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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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Bertrand de Jouvenel嚴肅地指出，經過幾個世紀後，人們形成限制並檢核政府統治活動的概念；然而，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利用其知識分子盟友，將把這些概念轉化成合法化並美化政府法令與行動的知性橡皮章。起初，在西歐，神的全權（divine sovereignty）概念認為君王只能依照神的法則統治；但君主把這個概念變成批准自己所有行為的橡皮章。議會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的概念後來開始流行，用來檢核專制君權統治；當國會基本上也變成國家的一部分且其行為完全自主時，這個概念已死。如de Jouvenel的結論：

許多主權理論的作家研究出…這些限制政府的措施。但最終，每個理論或遲或早都會失去原有目的，幾乎變成權力的跳板，為任何能成功自認的無形主權提供了強大的援助。[20]

John Locke和《權利法案》中與之類似但有更具體原則的「天賦人權」；功利主義者把它從自由的主張轉變成抵禦國家侵略自由行為的主張等等。

當然，至今限制國家權力最雄心勃勃的企圖，莫過於《權利法案》與《美國憲法》的部分限制，在這些限制國家的成文法中，詮釋基本法的司法部門理應獨立於政府其他部門。所有的美國人都對上世紀《憲法》限制不斷被擴張的過程相當熟悉。但少數人能像Charles Black教授一樣，看到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大量轉換司法意見，將本來用來限制政府權力的措施，變成另一個意識形態上合法化政府活動的工具。如果「違憲」被視為政府權力的強力檢核，那麼，隱晦或公開的「合憲」判決，就會變成促進公眾接受政府權力不斷擴張的強大武器。

Black教授在分析一開始就指出「合法性」是國家延續的關鍵必要，「合法化」象徵基本的多數民眾接受政府及其活動。[21] 讓民眾接受政府的合法性就成了美國這類國家的關鍵問題，因為這些地方的「政府理論內建了實質性限制」。Black補述，政府還需要一個確保民眾相信政府權力確實「合憲」的措施。他的結論是，這種措施就是司法審查的主要歷史作用。
讓Black替我們說明這個問題：

對於政府而言，最大的風險在於廣大民眾之間蔓延的不滿與憤怒以及政府道德權威的喪失，不管這個政府是透過武力、慣性或缺少吸引人的立即替代品而存在。幾乎每個人都生活在有限權力的政府下，遲早會遇到一些他認為超出政府權力或者是政府被禁止的政府活動。人民被管制，僅管在《憲法》中找不到相關法條。…農民被告知種植小麥的上限；農民相信並找到其他受人尊敬的律師也同樣相信，政府規定他能種多少小麥的權力不會比規定他的女兒要嫁給誰要來得多。人民因為說出自己的想望而被送入聯邦監獄，在牢房中重覆說著…「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自由的法律」。…商人被告知能夠購買也必須購買多少數量的酪乳。

危險變得真實，因為這些人（有誰不是這些人之一？）將面對限制政府的概念以及政府實際上（他所看到的）明目張膽地擴權，並得出政府地位與合法性的明顯結論。[22]

而國家透過設立某個擁有最終裁決是否合憲的機構來避免這種危險，分析到最後，這個最終裁決機構必須是聯邦政府的一部分。[23] 這個表面上獨立的聯邦司法機構扮演重要角色，它的行為被大多數人奉為「聖經」，而事實上，司法機構是政府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行政與立法部門任命。Black坦承這意味著國家正在任命自己當法官，這違反了旨在公正判決的基本法律原則。他斷然拒絕任何其他的可能解釋。[24]

Black補充道：

接下來的問題是要設計出一種政府機制，（希望）讓裁決結果把反對政府做自己法官的意見降低到可接受的最低強度。如果這點被做到了，你的反對意見，僅管理論上仍然站得住腳（我劃上斜體字），但實際上卻失去力量，因為合法化的裁決機構會贏得接受。[25]

分析的最後，Black發現這種國家永遠自主裁決下所謂的正義與合法性成就，是「一個奇蹟」。[26]

Black教授將他的論點套用至著名的最高法院與羅斯福新政衝突，他敏銳地斥責他那些親新政的同事們譴責司法阻撓的短視：

羅斯福新政與法院間的標準版故事，僅管內容精確旦卻錯置重點。…把焦點集中在困難上；然後幾乎忘記整個事情是怎麼開始。其結果的問題是（這是我想強調的），在猶豫不決了24個月後…最高法院並未修改任何一條草案，或者，事實上，它替羅斯福新政以及全新概念的美國政府蓋上合法性的印章。[27]

這樣一來，最高法院的意志能平息大量強烈反對新政並認為其違憲的美國民眾：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憲法》諭知的自由放任查理小王子，仍然擾動那些住在虛幻蘇格蘭高地的狂熱分子的心。但對於國會具有憲法權力處理國家經濟這事，不再會有任何重大或危險的公眾疑問…。

除了最高法院以外，沒有其他辦法賦予新政的合法性。[28]

Black認知到將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最終詮釋權交給最高法院是個極大漏洞，而另一個更早認知到此事實的政治理論家是John C. Calhoun。Calhoun並不將這視為「奇蹟」，而對《憲法》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在他的專題論文中，Calhoun演示出國家突破此種《憲法》限制的內在傾向：

成文的憲法肯定有許多優勢，但假設光是這些規定就能限制政府權力是個極大錯誤，因為沒有加入強制遵守這些規定且足以防止執政黨濫用權力的保護（我劃上斜體字）。執政黨，對於為了保護社會而使得政府成為必要的《憲法》，傾向於贊成《憲法》賦予的權力並反抗《憲法》所施加的限制。…而在野黨或少數黨，相反的，則會採取對立的立場，把它們（《憲法》限制）當成對抗執政黨的重要保護。…但他們沒有任何辦法迫使執政黨遵守限制，唯一的救命稻草是嚴格式《憲法》重建。…執政黨將提出自由式重建與之對抗。…使它成為對抗重建的重建－不是收縮政府權力，而是最大可能地擴大政府權力。但執政黨擁有幾乎所有資源來實施它的自由式重建，而在野黨則被剝奪強制執行嚴格式重建的手段時，在野黨的嚴格式重建還有什麼辦法可以用來與執政黨的自由式重建對抗？如此不平等的較量，結果無庸置疑。贊同限制的黨將被擊敗。…比賽結束後《憲法》將被顛覆…限制最終被廢止，而政府被轉換成一個無限權力。[29]

J. Allen Smith教授是少數讚賞Calhoun《憲法》分析的政治科學家。Smith指出《憲法》設計了檢核與制衡來限制任何政府權力，但並未發展出最高法院的最終解釋權壟斷。如果聯邦政府是為了檢核州政府是否侵犯獨立個人的自由，那誰來檢核聯邦政府的權力？Smith認為，《憲法》隱含的檢核與平衡概念，意思是沒有任何府分支擁有最終解釋權：「人們假設新政府不被允許確定自己的權力限制，因為這種自我設限使得新政府至高無上，而非《憲法》。」[30]

Calhoun（本世紀Smith扮演此角色）的解決方案是著名的「同步多數（concurrent majority）」原則。如果在這個國家中有任何實質上的少數族群，特別是州政府，認為聯邦政府濫用權力並侵害少數時，這些少數族群將能以該項措施違憲行使否決權。適用在州政府時，這個理論也暗示聯邦法律或裁決對州政府司法管轄具有「無效」權。

理論上，這樣能夠確保憲政系統檢核聯邦政府對任何州政府或個人的侵害，因為州政府能夠檢核聯邦政府濫用權力。然而，雖然這樣的限制將比現有狀態更有效率，Calhoun的理論仍有許多困難與問題。如果，次族群對於與己相關的議題擁有否決權，為什麼要把這種權力停在州政府？為什麼不讓縣政府、市政府或區政府也有這種否決權？此外，相關利益人並非全都是地區性的，也可能是職業性、社群性等等。為什麼不讓烘培師、計程車司機或其他任何職業者擁有否決權？難道他們對於自身相關的議題沒有否決權？這種將無效理論局限於政府機構本身具有一個重點。我們別忘了，聯邦政府、州政府還有其他相關分支，都同樣是國家機構，同樣都受到國家利益考量支配，而非民眾的個人利益。如果Calhoun理論被拿來反用，專制的州政府只在聯邦政府干預其專制的時候才實施否決權呢？或州政府默認聯邦政府的專制？要怎麼避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組成利益聯盟，共同剝削民眾？如果某些私營部分的職位被賦予某種形式的政府代表「功能」，要怎麼避免這些人利用國家獲得補助與特權，甚至是實施強制性卡特爾呢？

簡言之，Calhoun沒有把他的開創性理論延伸得夠遠：他沒有把這個理論推論到像他一樣的個體。畢竟，如果最終保護的是個體權利，那麼同步多數的一致理論也應該適用於每個獨立個體；也就是某種形式的「一致同意原則（unanimity principle）」。當Calhoun寫道「政府不應該在未獲得同步多數同意時繼續或進行活動」時，他也許在不知不覺中，暗示了這樣一個結論。[31] 但這種猜測讓我們偏離主題，順著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的，是一個很難被稱為「國家」的政治制度。[32] 舉個例子，州政府的無效權邏輯上意味著從國家分裂出去的權利，因此，個體的無效權也就意謂著任何個體都有權從他所生活的州「分裂出去」。[33]

因此，國家總是表現出驚人的天賦，將權力擴大到任何強加給它的限制之上。由於國家必然仰賴對私人資本的強制沒收，也因此，它的擴張必然涉及對私人與民營企業越來越大範圍的侵害，我們必須斷言國家在深層本質上反資本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格言的相反，馬克思說國家統治階級是所謂資本家的「執行委員會」。相反的，國家這個政治手段的組織，構成並發源「統治階級」（或該說統治貴族），並且是永久性地反對真正的私人資本。因此，我們可以用de Jouvenel的話說：

只有那些只知道自己的事而不清楚「權力」在幾千年來所作所為的人，才會把這些程序（國有化、所得稅等）視為原則理論的成果。這些事實上只是權力的一般表現，和亨利八世沒收修道院的行為本質上沒什麼差別。同樣的原理在發揮作用；對權威、資源的飢渴；這些都以同樣的特質操作，包括迅速分享戰利品。無論是不是社會主義者，「權力」總是在與資本家戰爭並掠奪資本家累積的財富；這麼做不過就是遵循天性。[34]

20 De Jouvenel，《On Power》，頁27以後。

21 Charles L. Black. Jr.，《The People and the Court》，New York: Macmillan，1960年，頁35以後。

22 同上，第42-43。

23 同上，頁52：

（最高）法院的首要與主要任務是確認（validation），而不是無效（invalidation）。一個有限權力政府所需要的，從頭到尾，都是滿足民眾以為它已盡可能地待在現有權力範圍。這是政府合法性的條件，而它的合法性，長期而言，也就是它存在的條件。而法院在歷史上都扮演合法化政府的角色。

24 對Black而言，這個「解決方案」的矛盾不言自明：

國家的最終權力…必須停在法律要求其停止處。而誰來設定這個限制、強制執行這個停止，並對抗強大的權力？為什麼是國家自己扮演這個角色，當然，它透過法官和法律。誰控制溫度？誰教育那些知識分子？（同上，頁32-33。）

而且：

在主權國家的政府權力問題上，找不到除了政府以外的裁判。每個國家的政府，只要它還是個政府，就有自身權力範圍的最終發言權。（同上，頁48-49。）

25 同上，頁49。

26 這個政府化腐朽為神奇的手法，讓人想起James Burnham形容政府的神秘主義和非理性理由：

在遠古時代，科學幻想尚未破壞傳統智慧之前，城市的創始人被認為是神或半神半人。…不管是政府的起源或是合法性都沒有辦法以理性術語解釋…為什麼我要接受世襲、民主或其他合法性原則？為什麼某個原則能夠證明我被某個人統治的合法性？…我接受原則，嗯…只是因為我接受，因為事情就是這樣。

James Burnham，《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Chicago: Regnery，1959年，頁3-8。但是，如果有人不接受這些原則呢？還有什麼其他「路」可走？

27 Black，《The People and the Court》，頁64。

28 同上，頁65。

29 John C. Calhoun，《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1953年，頁25-27。另參：Murray N. Rothbard，「Conservatism and Freedom: A Libertarian Comment」，《Modern Age》，1961年春季：219。

30 J. Allen Smith，《The Growth and Decad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New York: Henry Holt，1930年，頁88。Smith補述：

顯然，《憲法》的條款目的是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如果解釋與執行《憲法》的權力交到它原先設計來抑制的當局手上，《憲法》很快就會無效。很明顯，常識都知道沒有任何政府機關應該要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權力。

這很清楚，常識和「奇蹟」主宰著如何看待政府的迥異觀點（頁87）。

31 Calhoun，《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頁20-21。

32 近年來，一致同意原則（unanimity principle）經歷了被高度稀釋的復興，尤其是James Buchanan教授的著作。然而，將一致同意原則注入目前狀態，僅將它適用於對現狀的改變而不涵蓋現有法律，其結果只不過是另外一個避免政府搶劫的有限概念。如果一致同意原則只適用於對法律與法令的改變，這個「原始出發點」的不同性質會造成相當不同的結果。另參：James Buchanan與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年，各處。

33 參照：Herbert Spencer，「The Right to Ignore the State」，《Social Statics》，New York: D. Appleton ，1890年，頁229-239。

34 De Jouvenel，《On Power》，頁171。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的恐懼為何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的恐懼為何

國家解剖學｜國家的恐懼為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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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擔心的，當然，是對自身權力還有存在的根本威脅。國家的滅亡主要透過兩種方式：（a）被另外一個國家征服，或（b）被自己的人民革命性推翻－簡言之，就是戰爭或革命。戰爭和革命這兩個基本威脅，總是引起國家統治者最多努力與對人民的宣傳。如上所述，不管是什麼方法，始終都是用來動員群眾替國家防衛，並讓他們以為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當這種徵昭降臨在那些拒絕「捍衛自己」的人時，這個概念的荒謬變得明顯，他們被迫加入國家軍隊：更不用說，他們不被允許「抵抗」「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戰爭期間，國家以「防禦」和「緊急」等口號，將國家權力推到極端，並強加那些在和平時期可能會被公開抵制的暴政。戰爭從而提供了國家許多好處，事實上，每次的現代戰爭都留給交戰人民國家對社會的永久性負擔增加。此外，戰爭提供誘人的機會，讓國家能征服更多行使壟斷權的土地面積。Randolph Bourne的「戰爭是國家的健康之道」肯定正確，但對任何國家而言，戰爭也可能意味著破壞健康或是嚴重傷害。[35]

對於國家主要是在保護自己而不是它所聲稱的人民的這個假設，有個方法可供測試：國家對於哪些罪名特別追究且懲罰最重－是那些侵犯民眾還是那些侵犯國家的？在國家的字典中，最嚴重的罪通常不是對個人或私有財產的侵害，而是對國家本身的威脅，例如：叛國、逃亡、拒絕兵役、顛覆國家政權、暗殺統治者，還有偽鈔或逃避所得稅等對抗國家的經濟犯罪。或者，比較一下國家追究私人襲警的認真程度，以及國家賠償受侵害民眾的程度。奇怪了，國家公開地將自身防禦優先於公眾，並以不符合國家存在目的為由打擊少數人。[36]

35 我們已經看到知識分子的支持對國家至關重要，而這種支持也包括反對兩個嚴重的國家威脅。因此，美國在進入一次大戰時美國知識分子的作用，參見Randolph Bourne，「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s」，《The History of a Literary Radical and Other Papers》，New York: S.A. Russell，1956年，頁205-222。如Bourne所述，知識分子普遍用來替國家行動爭取支持的工具，是把任何管道中所討論的範圍侷限於政策內容，並阻止任何根本上對政策基本框架的批判。

36 如Mencken以他獨特的方式所述：

這個幫派（「剝削者構成的政府」）對於懲罰早就免疫。嚴重勒索甚至是公開替私人牟利，在我們的法律中都沒有一定的懲罰。這個共和國開張的前幾天，只有不到幾十個成員被彈劾，最後只有少數走下坡的人被送進監獄。為反抗政府勒索而坐在亞特蘭大和萊溫芙絲鎮抗議的人，總是比那些譴責政府壓迫納稅人自肥的政府官員要多出10倍。（Mencken，《A Mencken Chrestomathy》，頁147-148。）

有關個人免於被其「保護者」侵害之保護措施缺乏的生動描述，參照：H.L. Mencken，「The Nature of Liberty」，《Prejudices: A Selection》，New York: Vintage Books，1958年，頁138-143。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leg0fenris via photopin cc

一旦某個國家被建立，統治集團或「貴族」的問題變成如何維護自己的統治。7由於武力是他們的手段，他們的長期的基本問題在於思想。為了繼續留任，任何政府（不只「民主」政府）都必須獲得多數統治民眾支持。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支持不必是主動的熱情；它也可以被當成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而被動接受。但它必須在某種意義上受到某種形式的支持，否則少數的國家統治者最終會被積極的多數反抗群眾給推翻。由於掠奪仰賴生產盈餘的支持，構成「國家」的全職官僚（與貴族）必須要占疆域總人口的相對少數，僅管它們會透過收買疆域內的主要族群結成盟友關係。因此，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始終都是確保自己被廣大的民眾主動或被動接受。[8], [9]

當然，獲得支持的方法之一就是創造既得利益。因此，只有國王一個人是無法統治社會的；他必須要有數量龐大的追隨者作為統治的先決條件，例如全職官僚或體制派貴族等國家機器的成員。[10] 但這只確保了少數的積極支持者，甚至連用補貼或其它特權等政策收買手段都難以獲得多數人同意。為了獲得這個重要的支持，多數民眾必須被說服，相信他們的政府良好、明智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肯定比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好得多。在民眾間宣傳這種意識形態是「知識分子」重要的社會任務。大部分的民眾不會自己創造想法，或甚至獨立思考這些想法；他們被動地追隨那些被知識分子接受並傳播的思想。因此，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上的「意見塑造者」。而國家最迫切需要的正是「意見塑造者」，這個國家暨知識分子歷史悠久的聯盟關係變得清晰。

很明顯的，國家需要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需要國家的理由卻不是那麼明顯。簡言之，我們或許可以說，知識分子在自由市場上從沒得到穩定的生活；知識分子必須依賴於其追隨群眾的價值觀與選擇，而普羅大眾的特性之一就是對知識問題一般不感興趣。但另一方面，國家願意在國家機器中提供這些知識分子安全又永久的職位，換句話說就是穩定的收入跟社會威望。知識分子提供國家統治者重要的社會功能而得到豐厚回報，他們現在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11]

這種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盟，以19世紀柏林大學的教授們爭相成為「霍亨索倫王朝的學者保鏢」作為象徵。在此揭露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對Wittfogel的古代東方專制批判研究所做的評論：「Wittfogel教授狠狠挖苦的文明，讓詩人與學者成為官員。」[12] 我們可以在無數的例子中，舉出近期發展的策略「科學」是為了替政府的主要暴力手臂服務：軍隊。[13] 此外，官方或「御用」歷史學家這個受人尊敬的機構，致力於大力推廣統治者對於自身或其前人所為的觀點。[14]

國家與其知識分子以眾多說詞誘導臣民支持他們的統治。基本說法可歸納如下：（a）國家統治者是個偉大又明智的人（「神權統治」、他們是人中「貴族」、他們是「科學專家」），總之比那些良好但是相對頭腦簡單的臣民更偉大也更明智，及（b）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管制不可避免、絕對必要，總比它垮台後隨之而來無法形容的災難要好得多。教會暨國家聯盟就是歷史最悠久也最成功的思想機器。統治者要不是被神指派，就是像許多東方專制主義的極權統治情況一樣，統治者自己就是神，因此，任何對統治者的反抗都是褻瀆。國家祭司就扮演了獲取民眾支持的基本知識份子功能，甚至是製造對統治者的崇拜。[15]

另一個成功的手段是灌輸民眾對任何其他統治系統或非統治狀態的恐懼。現有的統治者提供公民應該為此感激流涕的基本服務：對抗零星罪犯與掠奪者的保護。對國家而言，為了維護自己的掠奪壟斷，它確實瞭解得把私人、非系統性的犯罪保持在最低限度；國家總是覬覦於自己的領地。特別是近幾個世紀以來，國家成功地灌輸了人民對他國統治者的恐懼。由於全世界的土地大都被特定國家給瓜分，國家的基本教義就是要確定自己的管轄領土。由於多數人往往偏愛自己的祖國，這種人民對土地以及同胞的認同感造就了對國家有利的愛國主義。如果「魯里坦尼亞國」被「沃達維亞國」攻擊，國家和其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服他們的人民，這次襲擊的目標是他們，而不僅是魯里坦尼亞國的統治貴族。這樣一來，統治者之間的戰爭就被轉化成人民之間的戰爭，人民捍衛他們的統治者，因為他們誤以為統治者是在替他們防守。這種「國家主義」的手段在近幾世紀的西方文明中相當成功；但其實不久以前，民眾將戰爭視為不同貴族間的戰鬥，與己無關。

國家在幾世紀以來運用了許多微妙的思想武器。其中一個武器是「傳統」。國家維持統治的時間越久，這項武器就越強大；如此，X王朝或Y國家會因為幾百年的傳統而顯得有份量。[16] 對於自己祖先的崇拜，被轉變成對古老統治者的崇拜。國家最大的危險是獨立知識分子的批評；再沒有比褻瀆祖先智慧更理想的工具，可以用來壓制批評、孤立意見或任何新興的質疑。另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是抨擊社會上的個人主義並發揚集體主義。因為所有現有政權都意謂著主流群眾的支持，任何對統治者造成威脅的思想都只會從一個或少數幾個獨立思考的個體開始。新的思想，以及少得多的關鍵思想，都必須從少數意見開始；因此，國家必須透過嘲笑違抗多數意見的觀點來扼殺危險的思想新芽。「只聽哥哥的話」或「適應社會」因而成為摧毀個體異議的思想武器。[17] 透過這些措施，廣大民眾永遠不會認知到他們的國王穿的新衣並不存在。[18] 對於國家而言，讓統治看似不可避免也至關重要；即使它的統治並不受歡迎，它仍能獲得被動的接受支持，變成「唯獨死亡和繳稅不可避免」的見證者。方法之一是引進與自由意志論抗衡的歷史決定論。如果X王朝統治我們，它就成為無情的歷史法則（或神的意志、絕對統治或唯物史觀），任何渺小的個人都無法改變這個不可避免的諭令。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國家任務，是誘導人民厭惡「歷史陰謀論」；因為探尋「陰謀」意謂著探尋國家誤導歷史的動機與責任。如果有任何由國家實施的專制、賄賂或侵略戰爭，都不是國家統治者所造成的，而是神祕的「社會驅動力」或不完美的國家或世界，有的時候是每個人都要為此負責（如「我們都是謀殺者」口號），藉此，人民沒有理由憤怒並反抗這些劣跡。此外，攻擊「陰謀論」，意謂著讓那些人民變得輕信國家拿來替專制脫罪的「共同利益」。「陰謀論」透過動搖人民對國家思想宣傳的信任，進而顛覆整個系統。

另一個強迫人民服從國家意志的方法是誘導人民的「罪惡感」，屢試不爽。任何私人財產的增加都可以用「不合理的貪婪」、「唯物主義」或「過度富裕」來攻擊，而獲取利潤則被攻擊為「剝削」和「高利貸」，雙方互惠的交換行為被指責為「自私」，還有不知怎地出現應該有更多資源從私人部門挪用至「公共部門」的結論。導入罪惡感讓人民更願意服從國家。個人往往沉迷於「自私貪婪」，而國家統治者在交易行為上的失敗，反而變成他們奉獻給更崇高目標的象徵－相比於和平且具生產性的工作，寄生性的掠奪顯然更符合道德要求。

在現今更加世俗化的時代中，國家的神聖權利被新興的科學之神補全。國家現在透過宣稱自己超科學的專家規畫所統治。雖然「理性」比過去幾世紀以來更受強調，但這不是個體與自由意志的理性，它仍然是集體主義與宿命論，仍然意謂著統治者強制操弄被動的人民。

頻繁使用科學術語，讓國家的知識分子能夠用蒙昧主義編織對國家統治的辯解，這種事在以前較簡單的時代中只會受到民眾的譏笑。如果有強盜說自己正在幫助受害者，因為他的消費有助於刺激零售貿易，這種說法肯定沒什麼信徒；但如果用凱因斯主義的方程式還有他令人印象深刻文獻中的「乘數效應」來偽裝，不幸地將帶來許多信徒。其結果是被拿來攻擊常識，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方式執行這個任務。

因此，思想支持對國家非常重要，它必須不斷試著讓公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認可它的「合法性」，用來區別國家活動與單純盜竊。這種攻擊常識的不懈決心不令人意外，Mencken生動地主張：

一般人不管再怎麼錯，至少都能清楚看到政府是與他和他的同胞不同的存在的：政府是一個分開、獨立的敵對勢力，只有少部分會受到他控制但卻能對他造成大量傷害。搶劫政府在無處不被視為比搶劫個人或甚至企業更輕微的犯罪難道不是事實？…這些想法背後，我相信，是政府與其人民深層的根本對立。可以理解的是，被選來掌舵公共事業的人不會是公民個體，而是獨立且自主的法人團體，主要致力於剝削大眾並為自己的成員謀利。… 當某個普通公民被搶劫時，意味著某個有價值的人被剝奪其勤儉的成果；當政府被搶劫時，最糟的不過是某些流氓和懶漢手上的錢比以前少。他們賺取這些錢的概念永遠不會被擁戴；對大多數明智的人而言，這顯得荒唐可笑。[19]

7 「貴族」是透過國家強制授權或實施的特權族群。有關「貴族」與馬克思的社會「階級」概念的關鍵區別，請參：Ludwig von Mises，《Theory and History》，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年，頁112以後。

8 這種接受並不意味著該國的規則成為「自願」；即使受到多數人的積極支持與渴望，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一致的支持。

9 Étienne de la Boétie、David Hume和Ludwig von Mises等尖銳的政治理論家都展示出：不管政府對公民如何「獨裁」，每個政府都必須確保獲得這種支持。參照：David Hume，「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Essays, Literary, Moral and Political》，London: Ward, Locke, and Taylor，頁23；Étienne de la Boétie，《Anti-Dictato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2年，頁8-9；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uburn, Ala.: Mises Institute，1998年，頁188以後。其他la Boétie對於國家分析有所貢獻的內容，參：Oscar Jaszi與John D. Lewis，《Against the Tyrant》，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1957年，頁55-57。

10 La Boétie，《Anti-Dictator》，頁43-44：

每當某個統治者因利慾薰心變得貪婪非凡並成為獨裁者時，那些聚集在他周圍支持他的人，都是為了分一杯羹，當個大暴君下的小酋長。

11 這決不意味著所有知識分子都會與國家聯合起來。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聯盟的敘述，參照：Bertrand de Jouvenel，「The Attitude of the Intellectuals to the Market Society」，《The Owl》，1951年1月，頁19-27；同上，F.A. Hayek編，「The Treatment of Capitalism by Continental Intellectuals」，《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年，頁93-123；再版於George B. de Huszar，《The Intellectuals》，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1960年，頁389-399；以及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 Meridian Books，1975年，頁143-155。

12 Joseph Needham，「Review of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Science and Society》，1958年，頁65。Needham在頁61還寫道「成功的（中國）皇帝身旁有數目龐大且具有仁德、無私的士大夫支持」。Wittfogel指出，光耀統治階級的儒家學說廣受君子士大夫官員的接受，而這些人注定會成為對百姓發號施令的專業統治者。Karl A.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年，頁320-321與各處。與Needham不同態度的意見，參照：John Lukacs，「Intellectual Class or Intellectual Profession?」，de Huszar，《The Intellectuals》，頁521-522。

13 Jeanne Ribs，「The War Plotters」，《Liberation》，1961年8月：13。「策略家堅持認為，他們的軍事專業應得到相當於學術專業的尊嚴。」另參：Marcus Raskin，「The Megadeath Intellectual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63年11月14日：6-7。

14 因此，史學家Conyers Read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主張鎮壓的歷史事實是為了服務「民主」與國家價值觀。Read宣稱：「總體戰爭，無論是熱或冷，都須徵集所有人並呼籲大家發揮自己的作用。歷史學家對此的義務並沒有比物理學家少。」Read，「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istoria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1年，頁283以後。對Read的批評以及其他歷史主張，參照：Howard K. Beale，「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53年8月，頁227-255。另參照：Herbert Butterfield，「Official History: Its Pitfalls and Criteria」，《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52年，頁182-224；及Harry Elmer Barnes，《The Court Historians Versus Revisionism》，頁2以後。

15 參照：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頁87-100。有關宗教在古代中國與日本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參：Norman Jacobs，《The Origin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58年，頁161-194。

16 De Jouvenel，《On Power》，頁22：

服從的根本原因是它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權力變成既成事實。從最早出現的歷史記載開始，它總是主宰人類命運…統治（社會）的政權及其累積在人民心中的影響力，在將其特權移交給下一任之前，不會消失。而繼任的政府在隨後幾百年中統治同一個社會，可以視為持續增生的相關政府。

17 中國運用宗教的手法，請參Norman Jacobs，各處。

18 H.L. Mencken，《A Mencken Chrestomathy》，New York: Knopf，1949年，頁145：

所有的（政府）都知道，每個原始的想法都是潛在的變化，也可能是對目前特權的入侵。對任何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是那些能夠獨立思考而不受迷信與禁忌約束的人。幾乎不可避免的，這些人會得出結論，認為目前的政府不誠實、瘋狂且難以忍受，所以，如果他是浪漫主義者，他會試圖改變現狀。即使他不是浪漫主義者，他也很容易讓那些浪漫主義者感染到這種不滿情緒。

19 同上，頁146-147。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是什麼

Tue, 06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是什麼

國家解剖學｜國家是什麼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Dunechaser via photopin cc

人光著屁股來到這個世界，需要用頭腦學習如何取得資源，並將這些資源轉換（例如「資本」投資）到可以滿足需求並提高生活水平的形狀、型式與用途。為了做到這點，唯一方法得透過人的頭腦與精力來轉換資源（生產），並把這些產品拿去交換成他人生產的產品。人們已經發現，透過自願性的交換過程，參與交換者的生產力以及生活水平都能大幅提升。因此，透過使用自己的頭腦與精力從事生產與交換，是人們生存與創造財富的唯一「天賦人權」。作法如下：首先要尋找天然資源，然後透過轉換（如Locke所說的「加上自己的勞動力」）把這些資源變成他的個人財產，接著把這些財產拿去交換成同樣以類似過程產生的他人財產。因此，人類天性所構成的社會軌道，是「財產權」與贈與或交換這些財產的「自由市場」。透過這條軌道，人們學習到如何避免A犧牲B以取得稀有資源的「叢林式」競爭，而是大規模地以和平且和諧的方式生產並交換這些資源。

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Franz Oppenheimer指出，取得財富的方式只有兩種，而這兩種方式相互排斥；一種是上述的生產與交換方式，他稱之為「經濟手段」。另一種方法較簡單，因為它不需要生產力；也就是透過使用武力或暴力扣押他人的商品或服務。這種方式是一種片面沒收與竊取他人財產。Oppenheimer將這種方式稱為取得財富的「政治手段」。顯然，和平使用理性與精力進行生產是人類「自然的」軌道：是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生存與繁榮的手段。同樣明顯的，強制性、剝削性的手段違背自然法則；它具寄生性，不增加生產反而減損生產。「政治手段」虹吸生產給具寄生性與破壞性的個人或團體；這種虹吸效應不僅減損生產，還降低生產者積極生產多於自己生活所需的生產意願。長期而言，強盜因為不斷減少或消除其供應源而破壞了自己的生活。不僅如此，即使是短期而言，侵略者也正進行著違反人類天性的行為。

我們現在能夠更充分地回答這個問題：國家是什麼？「國家」正如Oppenheimer所言，是一種政治手段的組織；它在某特定疆域內進行系統化掠奪。[4] 犯罪頂多是零星與不確定的；而寄生則是短暫的，強加的寄生蟲可能在任何時間因為受害者抵抗而被移除。而「國家」則替掠奪私人財產提供了一個合法、有序且系統性的管道；它提供社會中的寄生者確定、安全且相對「和平」的生命線。[5] 由於生產必須先行於掠奪，自由市場的出現早於國家。「國家」從不是透過「社會契約」產生；它生於征服與剝削。經典範例是，征服者部落暫停自己搶劫與謀殺被征服部落的悠久歷史，然後發現，如果允許這些被征服部落活命並繼續生產，征服者就能夠變身統治者並獲得穩定的貢金，如此一來，掠奪的時間範圍會變得更長、更安全也更愉快。[6] 「國家」誕生的方法之一說明如下：在魯里坦尼亞國的南部丘陵地區，有一群強盜集團實際控制並管理某個疆域，最後這個強盜集團的首領宣稱自己是「南魯里坦尼亞國獨立主權政府的國王」；如果他和他的手下有足夠力量長久維持這條規則，揮揮魔棒！一個新的國家就此加入「國際大家庭」，先前的強盜領袖搖身一變，變成該疆域的合法貴族。

4 Franz Oppenheimer，《The State》，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6年，頁24-27：

人類有兩種根本上相斥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它們是工作與搶劫，前者是自己的勞動，後者是強行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我建議在以下的討論中，把使用自己的勞動並等價交換他人的勞動成果稱為「經濟手段」，而使用他人勞動成果滿足需求但不作對應回報則稱為「政治手段」。…「國家」是一種政治手段的組織。因此，在經濟手段創造出一定規模的生產並滿足好戰掠奪者的需求之前，「國家」不會出現。

5 Albert Jay Nock生動地寫道：

「國家」主張並壟斷犯罪。…它禁止私人謀殺，但它自己組織大規模謀殺。它懲罰私人竊賊，但它自己肆無忌憚地拿它想要的任何東西，不管是公民或外國人的財產。

Nock，《On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Harper and Bros.，1929年，頁143；引述於Jack Schwartzman，「Albert Jay Nock - A Superfluous Man」，《Faith and Freedom》，1953年12月，第11刊。

6 Oppenheimer，《The State》，頁15：

那麼，國家是社會學概念嗎？國家在它創始之初…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群勝利者以武力擊敗一群失敗者，唯一的目的是讓這群勝利者統治這群失敗者，並保護自己免於來自內部的起義或外部的攻擊。就目的論而言，這種統治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經濟剝削相差無幾。

而de Jouvenel寫道：「國家在本質上是一群山賊征服並統治其他較小社會的成就結果。」Bertrand de Jouvenel，《On Power》，New York: Viking Press，1949年，頁100-101。

【電子書】戰爭集體主義｜War Collectivism

Mon, 05 May 2014 00:00:00 +0000

【電子書】戰爭集體主義｜War Collectivism

文／圖：吳莉瑋
封面照片來源：Peter E. Lee via photopin cc

Rothbard 簡明整理出美國如何從建國時的「自由放任經濟」轉變成如今由政府與大企業聯手統治的「混合經濟」，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這些轉變的重要分水嶺。

透過戰爭這個催化劑，大企業既得利益者與政府緊密合作，再搭配所謂「新自由主義」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鼓吹與宣傳，裹著糖衣的重商主義就這麼重新粉墨登場，遺毒直至今日、影響範圍遍及全球。

書中分成兩部份，第一部分討論政府與大企業間的合縱連橫，Rothbard 首先整理一戰前後龍頭企業如何透過政府組織實行產業卡特爾化以消除同業競爭的脈絡，從積極促使美國參戰到熱情與統籌支持各種戰備委員會，這些急欲擺脫自由經濟下嚴酷競爭的大企業領導人，以愛國與效率之名實施合作壟斷之實。

第二部分，點出宗教人士、婦女團體，以及學者等知識份子，在塑造輿論以及思想宣傳戰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與政府還有大企業合作，替集體主義打造理論、尋覓開脫理由，其中，我讀得最興致盎然的部份，要屬學者們以學術中立的學者身份來包裝自己，到政府部門中跪求鐵飯碗的軼事。

很久沒有成冊譯文集結，所以這次花了些時間來替久違的心血排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 mises.org 上下載原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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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Mon, 05 May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Angela Leese via photopin cc

統計是現代政府的重要必須，儘管統計常常被貶低。政府若沒有統計部門與機構，甚至不能控制、規管，或計畫任何一部分的經濟。若除去政府的統計，政府將變成盲目又無助的巨獸，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做為回應，企業公司也同樣需要統計來運作。但企業所需的統計，不管在質或在量上都遠遠小於政府所需的統計。企業可能需要在自己相關經濟領域裡的統計數據，但僅止於價格與成本；企業很少需要廣泛地蒐集資料，或者是掃描全面性的合計。企業或許可以依靠其私人蒐集的非共享資料。此外，許多經營知識都來自定性，而非定量的資料，而且都是針對特殊時間、範圍與地區。但政府官僚如果被迫限於定性資料，那就什麼也做不了。由於政府機構不受限於利潤與虧損這個效率測試，也不受限於服務消費者的需要，而是直接從納稅人手中徵用資本與運作費用，並且被迫遵守既定的官僚規則，一個缺少了大量統計的現代政府，什麼都做不了。[73]

因此，一戰的重要性，不僅止於提供權貴們集體主義經濟，還大幅加速了政府吸納統計學家與統計機構的發展，許多人士在戰後仍留在政府體系中，替下一次跳入權力核心作準備。

當然，Richard T. Ely支持這種「蒐集並理解」的方式，在事實蒐集的協助下，「打造社會工作的力量並改善現有條件」。[74] 更重要的是，政府將開支增長的主要理由與其統計與經驗資料相結合：「經濟學與統計學的發展，加強了透過集約手段來處理社會問題的信心。這也增加了政府的統計部門與其他政府的事實蒐集活動。」[75] 早在1863年，柏林國際統計大會的美國代表Samuel B. Ruggles，就宣稱「統計就是政府官員的眼睛，讓他能夠以清晰又全面的角度來調查政治、經濟體的整體結構」。[76]

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剝奪了這些視覺手段，政府官員再也不能干預、控制與規畫。

此外，針對不同種類的政府干預，政府顯然需要統計數據。除非政府蒐集失業率的統計數字，否則就不能介入緩和失業率，其他這類政府干預也是如此。美國勞工委員的先驅之一Carroll D. Wright，深受著名統計學家兼歷史法學家Ernst Engel的影響，Ernst Engel是普魯士皇家統計局（Royal Statistical Bureau of Prussia）的頭兒。Wright以「改正產業與社會之不幸關係」為由，蒐集失業相關的統計數據。Engel的一位前學生Henry Carter Adams，就像Ely一樣是個國家主義的進步派「新經濟學家」，成立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的統計部（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他相信「逐漸增加的政府統計活動，將是政府控管產業間自然形成之壟斷的基礎」。另外，耶魯大學教授Irving Fisher，敦促政府穩定價格，他為此寫了《The Making of Index Numbers》來解決指標數字的可靠度問題。「在我們能夠克服這個困難之前，穩定物價很難成為真實。」

Carroll Wright是波士頓人，同時也是一位進步主義改革者。Henry Carter Adams是愛荷華州公理會牧師的兒子，他在他父親的組織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中就學，但很快就放棄這條路。Adams設計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統計部的會計系統。這個系統「將是管制公共實務的典範，由此開始拓展至全世界」。[77]

Irving Fisher是羅德島公理會虔信牧師的兒子，雙親都具老洋基血統，他的母親是嚴格遵守安息日的教徒。正如其子與傳記作家形容他的「十字軍精神」，Fisher是個改革癖，呼籲要徵稅實施無數的進步主義措施，包括世界語、簡化拼字，以及曆法改革。他特別熱衷於「根除文明的惡習，如酒精、茶、咖啡、菸、精製糖，和漂白的麵粉」。[78]

在1920年代，Fisher是所謂經濟與社會之「新時代」（New Era）的領導提倡者。他在1920年代發表了三本書，讚揚崇高的禁酒實驗，他也讚美Benjamin Strong州長與美聯儲，因為他們聽取自己的建議，擴張貨幣供應與信用，從而將整體物價保持在幾乎一致。因為美聯儲成功地採用了Fisher派的物價穩定措施，Fisher確信未來將不再出現蕭條，他在1930年代還出了一本書，宣稱不會出現股市崩盤，股價將很快回彈。Fisher在整個1920年代都堅信，在全面性物價平穩的狀況下，沒有什麼好去擔心個股狂熱。同時，他將自己的理論據以實踐，把妻子所繼承的大量資產投入股市。在股市崩盤後，他耗盡了妻子與其姐妹的資產，並在當時瘋狂地鼓吹聯邦政府通膨貨幣與信用，把股價重新拉抬至1929年的水平。儘管他耗盡了兩家子的財產，Fisher最後還是找到了方法，把崩盤的錯推給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79]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Wesley Clair Mitchell對於政府在一戰期間蓬勃發展統計的重要性中，Mitchell對統計的看法相當關鍵。[80] Mitchell是一位制度主義者，他是Thorstein Veblen的學生，也是現代經濟學統計研究的主要創始人，顯然，Mitchell立志要打好「科學化」政府規畫的基礎。如Dorfman教授，Mitchell的友人兼學生所述：

「顯然，現在最需要的社會干預類型，就是提供確切技術來掌控社會系統，替其社會成員達到最適當的效益。」（引述Mitchell）為了這個目標，他一直在努力延伸、改善、優化資料蒐集與解讀的方法…Mitchell相信，商業週期的分析…可能會指出控制商業活動以達成有序社會的手段。[81]

又或者，如Mitchell的妻子兼共同研究人在回憶錄所述：

他（Mitchell）預見政府在理解經濟與社會問題中能夠發揮的巨大貢獻，但前提是，目前由各聯邦機構各別蒐集的統計數據，可以被系統化並好好規畫，以讓這些資料的相互關係能被好好研究。這種發展社會統計「不僅是一種紀錄，更是社會規畫之基礎」的概念，很早就融入Mitchell的研究中。[82]

一戰期間統計學的擴張活動中，特別重要的是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自由派企業人士所發起的堅持，要求投票性的決策必須逐漸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取代。投票性或立法性決策系統，不僅一團糟、「低效率」，更會導致國家主義被嚴重抑制，就像19世紀民主黨的極盛時期那樣。但如果大量政府決策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所作，不斷膨脹的國家權力就能保持灰色地帶，不被檢驗。自由放任派的民主黨在1896年崩解後，在政府單位留下行政派與社團主義派急於填補的權力真空。

因此，諸如全國公民聯盟（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那樣勢力龐大的社團主義大企業團體，不斷鼓吹政府決策應該交給高效技術人員決定的概念，也就是所謂價值中立的專家。簡言之，政府應該全方面地「去政治化」。而那些戴著經驗主義、精確量化，與非政治化價值中立光環的統計研究，在這波鼓吹風潮中排到前列。在直轄市中，這波進步主義運動，把政治決策從社區選舉的手中，挪到市立專業經理人與學校管理者手中。可以推論，工人階級、德裔路德派與天主教派族群手中的政治權力，不斷地被轉移到上層階級的虔信派企業團體。[83]

當歐洲進入一戰時，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社團主義商人所組成的聯盟，已經準備好要全國性地贊助所謂的客觀統計研究機構與智庫。David Eakins相當貼切地簡述了這群人的觀點：

這些人在1915年作出結論，事實蒐集與政策決定必須要獨立於階級鬥爭，並從政治壓力團體中解放。這些專家相信，帶來工業和平與社會秩序的改革，只會在客觀事實調查者（譬如他們自己）與清醒又可敬之組織（譬如那些只有他們能夠成立的組織）的主持下達成。改善資本主義制度，只能全心仰賴超然於喧囂選票性政治決策的專家。這些宣傳重點都強調著效率，以及選票性政治決策的低效率。這波將全國經濟與社會政策獨立於傳統選票性政治決策體系的風潮，在美國正式加入一戰之前，就已經逐漸興起。[84]

部份社團主義商人與知識分子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資助這些統計研究機構。哈佛大學秘書Jerome D. Greene在1906到1907年間，協助在哈佛建立了周二傍晚俱樂部（Tuesday Evening Club）的精英聚會，討論經濟與社會科學的議題。Greene在1910年升到另一個各具影響力的職位，成為洛克菲勒醫藥研究所的總經理，並在3年後成為有權有勢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CEO。Greene立刻著手，用洛克菲勒基金會來資助建立經濟研究機構，他於1914年3月在紐約召開一個探索小組，由他的經濟學友人兼導師Edwin F. Gay主持，Edwin F. Gay是哈佛商學院的首任院長。這項發展的構想是讓Gay成為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這個新興「科學」與「公正」組織的頭兒，該組織將會用來蒐集統計事實，並由Wesley Mitchell來擔任主任。[85]

然而，John D. Rockefeller, Jr.顧問中的反對派聲音，壓過Greene的勢力，使得這個機構的計畫夭折。[86] Mitchell和Gay努力不懈地持續進行，但這次改由Mitchell的老朋友領頭，這人就是AT&T的副總兼統計長Malcolm C. Rorty。Rorty發聲支持由一群進步主義統計學家與商人所提出的概念，這群人包括芝加哥商業出版商Arch W. Shaw、美國商會的E.H. Goodwin、GE的總裁特助兼統計人員Magnus Alexander（GE跟AT&T一樣是摩根派企業）、Richard T. Ely在威斯康辛州時的副官兼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以及前馬克斯主義統計學家Nahum I. Stone。Nahum I. Stone是「科學管理」運動的領導者，也是Hickey Freeman服裝公司的人事經理。這群人在美國參與一戰之時正在試圖成立「全國收入委員會（Committee on National Income）」，但是他們的計畫被迫暫時擱置。[87] 然而，戰爭結束之後，這群人在1920年成立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88]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直到戰爭結束後才真正成形，但在那之前，另一個由類似立場之族群所成立的組織，成功贏得Greene與Rockefeller的支持。Raymond B. Fosdick在1916年成立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 IGR）。[89] 由於IGR的出身來自於漸進式市政改革與政治科學領域從業人員，IGR所關注的重點和國家經濟研究院那群人有一些不同。漸進式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私人的改革研究機構，作為進步主義技術專家與社會科學家為首的無黨派組織，以效率為訴求，企圖將政策決定權從「腐敗」的民主體制中奪下。主席William Howard Taft，預見預算執行過程中權力將集中在預算執行者身上的潛力，在1910年指派「預算之父」政治科學家Frederick D. Cleveland，擔任經濟與效率委員會（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的頭兒。Cleveland過去是市政研究室紐約分局的頭兒。Cleveland的委員會裡有Frank Goodnow與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Frank Goodnow是政治科學家與市政改革者，除了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公法教授外，同時也是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首任主席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是Ely的學生，人口普查局的助理署長，之後成為美國勞動立法協會的會長。[90] Cleveland的委員會相當興奮地告訴Taft主席他想聽的話，建議執行徹底的行政改革，成立中央行政管理局（Bureau of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提供「統一的信息，成為政府的統計胳膊」。這個新機構的心臟是預算部門，這個預算部門將在主席的授意下，發展並呈報「由國會資助的聯邦政府年度預算」。[91]

當國會拒絕了Cleveland委員會的提議後，新懷不滿的技術人員們決定要在華盛頓成立政府事務研究院來爭取類似改革。有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穩定資助，Goodnow出任IGR主席，Willoughby則擔任理事。[92] Robert S. Brookings則負責籌措資金。

美國宣布參與一戰時，現任與未來的NBER、IGR領導們人都在華盛頓，成為集體化戰爭經濟的關鍵人物與統計人員。

當時，這波在一戰期間新崛起的經濟學家與統計人員中，權勢最大的要屬Edwin F. Gay。而Arch W. Shaw這位戰時經濟規畫的死忠派，在美國一參戰後，就被指派擔任國防委員會（Council for National Defense）新成立之商務經濟委員會（Commercial Economy Board）的頭兒。[93] Shaw就讀於哈佛商學院，也曾任職於校務委員會，他將商務經濟委員會塞滿了哈佛人；他的秘書是哈佛經濟學家Melvin T. Copeland，其他成員則包括Dean Gay。

這個委員會不久後就變身為有權有勢的WIB保存部，透過消除產品多樣性、實施強制性標準化等手段，專注於限制產業競爭，這些動作都用「保存」資源以支持戰爭的名義進行。譬如，服裝業不斷地抱怨因為款式眾多所造成的嚴重競爭，因此，Gay敦促服裝業成立交易協會來跟政府合作，抑制過量競爭。Gay同時也試著組織烘焙業者，讓他們不需要再遵從回收零售業中過期或未出售之麵包的傳統作法。到了1917年底，Gay厭倦了自願性的勸導，改而敦促政府使用強制性措施。

Gay的主要權力來自於1918年初的航運局（Shipping Board），該組織正式國有化所有的海洋運輸，並決定大幅限制民間貿易的船舶使用，將大量的運輸資源用來輸送美國軍隊前往法國。Gay在1918年1月以「特別專家」的身分接受航運局指派，但他在不久後就成為這項限制民間資源並轉為軍用之措施的靈魂人物。Edwin Gay不久之後成為WIB的成員，擔任統計部門的頭兒，負責發行進口允許的有限執照。Gay的頭銜包括：航運局統計司負責人、戰爭貿易委員會的航運局代表、勞動部統計委員會負責人，以及WIB規畫與統計部的負責人。除此之外，他還是新成立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負責人。這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成立於1918年秋，當時威爾遜總統下令WIB主席Bernard Baruch每個月要呈報政府所有戰爭活動的報表。這個「概念」演變為中央規畫與統計局，直接對總統負責。近期的一位歷史學家闡述了這個組織的重要性：

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代表著動員時期統計分部的「高峰」，扮演著「預言家與先知」，在這段時期內統籌上千名員工進行研究，負責讓總統能夠精確地綜觀整個經濟局面，逐漸成為「中央統計委員會」。在戰爭的後期，該機構成立統計工作的訊息交流中心，組織、聯絡所有戰爭委員會旗下的統計員，並且替所有戰時官僚機構集中處理、產出資料。到了戰爭末期，Wesley Mitchell回憶道：「我們當時得以發展聯邦統計首次出現的系統化組織。」[94]

不到一年，Edwin Gay就從特別專家一路爬到聯邦統計機構中無庸置疑的皇帝，擁有超過千名直接聽從他指揮的研究員與統計員。難怪Gay在看到他這麼努力維護的美國勝戰後，並沒有如預期般開心，他將停戰視為將他「拖入泥沼」的「個人打擊」。正當他的統計與管控帝國正要開始凝聚發展成為強大機器的時後，突然就迎頭而來一個「慘淡停戰」。[95] 這可真是一個和平的悲劇。

Gay闊氣地繼續運作這個機器，不斷抱怨著他的助手紛紛被調職，憤恨地譴責那些出於奇怪原因而在停戰後呼籲立即結束戰時控管措施的「餓鬼豺狼」，就連那些曾經親近的外貿與航運人士也是如此。但是骨牌一個接一個地倒，儘管Baruch與許多戰時控管人員努力奔走，WIB與其他戰時機構仍漸漸消失。[96] 曾有那麼一陣子，Gay把他的希望放在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CBPS）上頭，在一場激烈的官僚較量中，Gay試圖要安插關鍵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到凡爾賽和平會議中，作為美國代表的顧問，從而把代表著House上校的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撇到一邊。儘管Gay在這場較量中獲得勝利，一份共8卷的CBPS報告，由CBPS的歐洲小組領頭－戰爭交易委員會的John Foster Dulles，親手送進凡爾賽會議中，最終仍然沒能在條約上發揮什麼影響力。[97]

和平終於不可撤回地到來，Edwin Gay在Mitchell的支持下，盡最大努力要將CBPS保留下來，成為和平時期的永久性機構。Gay主張這個無疑地將由他本人繼續領導的機構，將會繼續提供國際聯盟資訊，除此之外，還能作為總統的工具，打造出像舊塔夫脫委員會（Taft Commission）設想中的行政預算。CBPS成員兼哈佛經濟學家Edmund E. Day，貢獻了一份備忘錄，勾勒出這個組織在解除動員與重建過程中的幾個特定任務，另外還寫著這個組織在和平時期成為永久性政府機構的理由。這些任務中的其中之一，就是從事美國企業狀態的「持續性研究」。就像Gay對威爾遜總統所說的那樣，他用他最喜愛的有機體譬喻，說這個永久性的組織就像「廣大又複雜之政府機構的神經系統，提供控制大腦（總統）必要資訊，以便大腦指導各成員進行高效率地運作」。[98] 儘管總統本人「相當認同」Gay的計畫，但是國會拒絕此項提議，中央規畫與統計局在1919年1月30號與戰爭交易委員會一起正式解散。Edwin Gay這下將不得不從私人或至少半私人的機構中另謀出路。

但Gay與Mitchell並非就此被否定，特別是對Brookings－Willoughby集團而言。後者的目標更為漸進，而且手段稍有不同。在《New York Evening Post》被Gay的友人兼摩根合夥人Thomas W. Lamont收購後，Gay成為改組後《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編輯。Gay也在1920年協助成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Gay出任首屆院長，指派Wesley C. Mitchell擔任研究總監。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也達成其主要目標，於1921年在財政部底下設立預算局（Budget Bureau），IGR的總監William F. Willoughby協助草擬設立預算局的法案。[99] IGR這群人很快地就把經濟學家也納入旗下，由Robert Brookings與耶魯的Arthur T. Hadley領頭，設立了經濟研究所，由經濟學家Harold G. Moulton擔任總監。[100] 這個由卡內基公司資助的經濟研究所，後來與IGR一起合併到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Edwin Gay在成為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這個極具影響力之新機構的財務秘書兼研究委員會主管後，轉而走往對外政策的領域。[101]

在政府統計的領域中，Gay和Mitchell最後找到了一個較為漸進但是也較長線的路，他們和Herbert Hoover合作，也就是不久後的商務部長。Hoover在1921年初獲得部長位置後，他就擴編普查諮詢委員會，將Gay、Mitchell和其他經濟學家納入旗下，並開始實施每個月一次的企業現狀調查（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這份調查的目的是用來提供各合作交易協會相關訊息，透過這些企業訊息的供應，讓這些協會在Hoover的協助下，卡特爾化各自的產業。

商業秘密是競爭力的關建武器，與其相反的是，資訊的公開化與分享，則是卡特爾團體規範其成員的重要工具。企業現狀調查，由合作產業與技術期刊提供生產、銷售與庫存的現狀，讓這些資訊變得容易取得。Hoover同時也希望透過這些服務，到最後，「這些統計專案能夠提供打擊恐慌與投機情況的必要知識與遠見，預防產業病入膏肓，指導決策的作成，達到穩定而非家具商業週期」。[102] 在宣傳卡特爾原則的過程中，Hoover遇到一些阻力，分別來自抵制問卷與共享商業秘密的商人，以及司法部。但是，身為強大的帝國建造者，Herbert Hoover找到辦法攫取到美國財政部的統計服務，建立「節約分部」來整合企業與交易協會，持續進行並擴展戰爭期間的「保存措施」，執行強制性的標準化，並限制具競爭力之產品的數量與種類。Hoover指派了工程師兼公關Frederick Feiker擔任執行這個計畫的助理秘書，Frederick Feiker是Arch Shaw出版帝國的關係人。Hoover另外還挖到了一個頂尖助理兼終生弟子－准將Julius Klein，他是Edwin Gay麾下的人物，負責擔任美國商務局拉丁美洲分部的頭兒。作為商務局的新頭兒，Klein組織了17個新的出口分部，讓人聯想到戰爭集體主義期間的商品分部，每一個出口分部都由來自相應產業的「專家」組成，每一個出口分部都常態性地與相對應的產業諮詢委員會合作。Herbert Hoover在1921年期間發表了一系列的著名演說，強調良好設計下的政府貿易計畫與國內經濟計畫，不但能在重建中扮演「刺激者」，同時也是永久性的「穩定者」，而且還能避免諸如廢除關稅或削減工資這類不幸的措施。而最佳武器，不論是國際或國內貿易，都將是透過政府與產業間「動員合作」的「節約」。[103]

停戰協議後的一個月，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與美國統計協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在維吉尼亞州的Richmond聚會。一群站在政府規畫新世界前沿的人們發表著演說，在社會科學的協助下，目標就在前方不遠處。Wesley Clair Mitchell在其對美國統計協會的演說中，宣稱這場戰爭「促進統計的運用，不僅止於目前已經作過的事，更揭示了未來的規劃應該要怎麼做」。就像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個春季班的期末演說所說的那樣，這場戰爭表明了這個社會希望實現的偉大目標，「不久的將來這些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就能實現」。

他補充：「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麼地迫切需要科學規畫下的社會改變，而用更聰明的方法來實現這些改變的機會，也從來沒有這麼大過。」他認為，和平將會帶來新的問題，不過各國看來「不太可能捨棄他們克敵的那套中央化管理方法，來解決重建家園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但謹慎的經驗主義者與統計學家們也提出警告。大規模的社會規畫需要「對於社會現狀的正確理解」，這些理解只能透過社會科學的耐心研究來提供。就像Mitchell在8年前寫給妻子的信中所強調的那樣，在政府的干預與規畫中，最需要的就是物理科學與工程科學的應用，特別是精確的定量研究與數據。Mitchell對那些統計學家說，與定量的物理科學相比，社會科學還是「不成熟、投機性質，且充滿爭議」與階級鬥爭。但是，透過對於那些「可以用數學公式表達，且能預測族群現象」的那些精確、「客觀」論述的普遍接受程度，讓定量性的知識得以取代這些鬥爭與衝突。Mitchell認為，統計學家的論述「不是對就是錯」，而且也可以簡單地被說明。他勾勒出藍圖，認為在對於事實理解的精確知識下，我們將能夠達到「具有智慧的實驗與細節規畫，而不是社會鼓動與階級鬥爭」。

為了實現這些重要目標，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將會提供關鍵的元素，我們將「越來越仰賴訓練有素的專家來替我們規畫改變，我們必須追蹤他們，並建議調整的方向」。[104]

在相同的脈絡下，1918年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們，對於耶魯經濟學家Irving Fisher富有遠見的演說感到不亦樂乎。Fisher期待迎接一個經濟上的「世界重建」，一個提供經濟學家們發揮建設性所長的大好機會。Fisher也特別提到，階級鬥爭在國家財富分配的過程中必然會持續出現。但是透過設計出「調整」機制，經濟學家將扮演獨立又公正的階級衝突仲裁者，由無私的社會學家們來替公共利益作出重大決策。

簡言之，不管是Mitchell還是Fisher，都巧妙也或許半自覺地，強調在戰後的世界中，他們的公正的科學專業將能超越社會上狹窄的階級鬥爭，成為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客觀」新統治階級，一群哲學意義上的21世紀皇帝。

不可以錯過的是，這些社會科學家在1920年代的新時代運動中，如何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將他們對於社會與經濟的高論，表現在其專題論文與指教中。正如我們所見，Irving Fisher寫了許多書來稱道所謂成功的禁酒主義，即使在1929年之後，Irving Fisher仍堅持物價水平保持穩定的狀態下，就不會出現經濟蕭條或者是股市崩盤。Mitchell則有十年的時間，與Gay及國家統計局一起，舒適地和Herbert Hoover合作，針對美國經濟的大型匆忙研究下指導棋。《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發行於1929年，Hoover總統的第二任期期間，即使在豐富資源、科學與量化之經濟統計的協助下，這份報告裡頭一點也沒有出現任何正在醞釀之經濟崩潰與蕭條的提示。

《Recent Economic Changes》研究由Herbert Hoover發起與組織，其資金來源也是透過Hoover從卡內基公司手上取得。其研究目標，是為了慶祝在商務部長Hoover的社團主義規畫所帶來的經濟榮景，同時研究未來的Hoover總統該如何從中擷取經驗，將這些規畫措施轉變為美國政治結構的其中一個永久部分。報告宣稱，為了維持現有的繁榮，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工程師，以及開明的管理者們，都要一同協作，發展出一套適用於當前經濟的「平衡技巧」。
《Recent Economic Changes》這份「科學」與政治胡扯的紀念碑，總共開了三刷，不僅被廣泛宣傳，還大受各界好評。[105] Hoover規畫活動的長期戰友Edward Eyre Hunt，對於這份報告大感興奮，不斷地歌頌這份報告，以及報告中讚頌美國在1929年與1930年所將經歷的繁榮。[106]

我用一個樸實但發自內心的問題來結束討論政府與統計派的這一章。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在1945年向國會提出另一個政府統計的長期撥款計畫。在保守派民主黨威斯康辛州譯員Frank B. Keefe對勞工統計局局長A. Ford Hinrichs博士的質詢中，提出了一個尚未獲得充分與滿意之回答的大哉問：

擁有許多統計數字當然不是什麼壞事。我只是懷疑我們是否正在開始一個危險計畫，我們不斷地增加這些統計…從1932年以來就不斷地在策畫與取得統計數字，試圖詮釋國內經濟狀況，但我們卻從來沒有真正接近問題。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是國際性問題，在我看來，我們好像花了無數的經費與時間在那些圖表、統計與規畫上。但我的人民所感興趣的，是那些東西背後又代表什麼？我們只想知道我們的目的在哪裡，而你們的目的，又是哪裡？[107]

73 因此，T.W. Hutchison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指出Carl Menger理論中強調諸如自由市場那樣無規劃的社會所帶來之好處，以及「社會自覺」與政府規畫之增長，兩者之間的對比。Hutchison認為社會自覺的關鍵組成，就是政府統計。T.W. Hutchison，《A Review of Economic Doctrines, 1870–1929》，（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3年），頁150–51、427。

74 Fine，《Laissez-Faire》，頁207。

75 Solomon Fabricant，《The Trend of 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2年），頁143。在英國也有著類似的政府工作增長，說法則是「在社會條件、經濟與社會科學發展的相關資訊累積之下，增加了政府進行干預的壓力…隨著統計方法的改良以及投身社會科學之學生的數目倍增，持續存在的條件也變得公開。這些新興知識讓一些具影響力的團體崛起，並讓工人階級運動有了新的武器。」Moses Abramovitz與Vera F. Eliasberg，《The Growth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Great Britain》，（Princet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7年），頁22–23、30。另參M.I. Cullen，《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Barnes & Noble，1975年）

76 參Joseph Dorfman，「The Role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第45刊，（1955年5月），頁18。George Hildebrand談到德國歷史法學派時，註解著「或許這種教學以及最近流行的物理性規畫之概念，兩者間存在某種聯繫」。George H. Hildebrand，「International Flow of Economic Ideas-Discussion」，同上，頁37。

77 Dorfman，《Role》，頁23。有關Wright與Adams的事跡，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 Press，1949年），卷3，頁164–74、123；及Boyer，《Urban Masses》，頁163。此外，美國第一個統計學教授Roland P. Falkner，本身除了是Engel的學生外，也是Engel助理August Meitzen著作的譯者。

78 Irving Norton Fisher，《My Father Irving Fisher》，（New York: Comet Press，1956年），頁146–47。另外，有關Fisher，參其《Irving Fisher, Stabilised Money》，（London: Allen & Unwin，1935年），頁383。

79 Fisher，《My Father》，頁264–67。有關Fisher在這個時期的影響力以及扮演之角色，參Murray N. 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4版，（New York: Richardson & Snyder，1983年）。另參Joseph S. Davis，《The World Between the Wars, 1919–39, An Economist’s View》，（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194；及Melchior Palyi，《The Twilight of Gold, 1914–1936: Myth and Realities》，（Chicago: Henry Regnery，1972年），頁240、249。

80 Wesley C. Mitchell是虔信派老洋基，他的祖父母原先是緬因州的農民，後來搬到西紐約。他的父親追隨許多洋基人的路，移民到伊利諾斯州北部的農地。Mitchell就讀芝加哥大學，並在那裡深受Veblen與John Dewey的影響。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56。

81 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376、361。

82 重點補充。Lucy Sprague Mitchell，《Two Live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53年），頁363。想了解更多有關這個主題的內容，參Murray N. Rothbard，「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Com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4刊，（1960年11月）：659–65。

83 特別參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與Samuel P. Hays，「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59刊（1961年10月），頁157–69。

84 David Eakins，「The Origins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1916–1922: The Political-Economic Expert 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Debate」，收錄於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頁161。

85 Herbert Heaton，《Edwin F. Gay, A Scholar in Ac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年）。Edwin Gay出生於舊英格蘭底特律地區，他的父親出生於波士頓，後來加入其岳父在密歇根州的木材生意。Gay的母親是有錢牧師與木商的女兒。Gay就讀密歇根州大學，深受John Dewey的影響，畢業後到德國留學超過12年，最後在柏林大學取得經濟歷史的博士學位。Gay在德國受Gustav Schmoller與Adolf Wagner的影響最深，Gustav Schmoller是歷史法學派的頭兒，強調經濟學是「演繹科學」。Adolf Wagner也在柏林大學，偏好政府以天主教道德之名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干預。Gay回到哈佛後與波士頓商會合作，成為推廣馬薩諸塞州一項工廠檢驗法案的主要推手。Gay在1911年出成為美國勞動法協會馬薩諸塞分部的負責人，該協會由Richard T. Ely創辦，致力於推廣政府在工會、最低薪資、失業率、公共就業機會與的福利等領域的干預。

86 有關洛克菲勒顧問們在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拉扯戰，參David M. 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the Support of Economic Research, 1913–29」，《Minerva》，22刊（1982年春夏季）：62–72。

87 參Eakins，《Origins》，頁166–67；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頁76–78；Heaton，《Edwin F. Gay》。有關Stone，參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42、60-61；與Samuel Haber，《Efficiency and Uplif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0–192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年），頁152、165。在Stone支持馬克斯主義的期間，他翻譯了Marx的《Poverty of Philosophy》。

88 參Guy Alchon，《The Invisible Hand of Planning: Capitalism,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ate in the 1920’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頁54以後。

89 Collier an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

90 Eakins，《Origins》，頁168。另參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頁282–86。

91 Stephen Skowronek，《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頁187–88。

92 IGR的副主席是Robert S. Brookings，他是退休的聖路易斯商人、伐木商，以及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前校長。IGR的秘書則是James F. Curtis，在Taft下出任財政部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現任美聯儲紐約分行副行長。其他IGR委員會成員包括：鐵路商Frederick A. Delano（Taft前主席，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叔叔，美聯儲委員會成員）、耶魯大學校長兼經濟學家Arthur T. Hadley、威斯康辛州大學的進步主義派校長Charles C. Van Hise（也是Ely的盟友）、具有影響力改革家兼哈佛大學法學教授Felix Frankfurter、AT&T總裁Theodore N. Vail、進步主義派工程師兼商人Herbert C. Hoover，以及金融家R. Fulton Cutting（市政研究紐約分局的官員）。Eakins，《Origins》，頁168–69。

93 有關商業經濟局（Commercial Economy Board），參Grosvenor B.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The Strategy Behind the Line, 1917–1918》，（Boston: Houghton Mifilin，1923年），頁211以後。

9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29。Mitchell領導WIB之物價限定委員會的價格統計部門。

95 Heaton，《Edwin Gay》，頁129。

96 參Rothbard，《War Collectivism》，頁100–12。

97 參Heaton，《Edwin Gay》，頁129以後；以及另一本談論Inquiry的好書，Lawrence E. Gelfand，《The Inquiry: 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 1917–1919》，（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年），頁166–68、177–78。

98 Heaton，《Edwin Gay》，頁135。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35–36。

99 預算局在1939年將會轉移到總統的行政辦公室，從而達成IGR的目標。

100 Moulton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芝加哥商會的副主席。參Eakins，《Origins》，頁172–77；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11、195-97。

101 Gay是由透過創辦人之一Thomas W. Lamont引薦而進入該團體。Gay建議CFR的第一個大型計畫可以從建立一份「權威」期刊開始－《Foreign Affairs》。Gay本人親自挑選編輯群，由他在哈佛的歷史學家同事Archibald Cary Coolidge擔任主編，《New York Post》記者Hamilton Fish Armstrong擔任助理編輯兼CFR的執行總監。參Lawrence H. Shoup與William Minter所著，《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7年），頁16–19、105、110。

102 Ellis W. Hawley，「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1921–22」，收錄於E. Hawley編，《Herbert Hoover a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tudies in New Era Thought and Practice》，（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81年），頁52。

103 Hawley，《Herbert Hoover》，頁53。另參同上，頁42-54。有關Hoover、Gay與Mitchell在1920年代的持續性合作，參Alchon，《Invisible Hand》。

10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39-42；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90。

105 例外之一為《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29年5月18）中的一篇關鍵評論，文中譏諷報告給予讀者「美國繁榮無限」的印象。引述於Davis，《World Between the Wars》，頁144。有關《Recent Economic Changes》以及當時經濟學家的論述，參同上，頁136-51、400-17；David W. Eakins，「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5–1965」，威斯康辛州大學1966年博士論文，頁166-69、205；與Edward Angly編，《Oh Yeah?》，（New York: Viking Press，1931）。

106 Hunt在1930年發行了一冊相當受到歡迎的簡介冊子，《An Audit of America. On Recent Economic Changes》，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129–133、135–142、145–151、213。

107 《1945年勞動部FSA撥款條例草案》撥款前舉辦的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第78屆國會，第二次會議，第一部分，（華盛頓，1945年），頁258等、276等。引述於Rothbard，《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頁665。有關政府部會中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人數增長，特別是在戰爭期間，參Herbert Stein，「The Washington Economics Industry」，《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6》，（1986年5月），頁2-3。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Mon, 07 Ap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New Republic》雜誌創刊於1914年，為進步主義的領導知識器官，也是蓬勃發展之大企業利益聯盟的實例，具體而言，就是摩根家族與數目增長的集體主義知識分子集團。《New Republic》的創辦人兼發行人為Willard W. Straight，同時也是J.P. Morgan & Co.的合夥人，他繼承財富的老婆Dorothy Whitney就是他的金主。這份具影響力之新興周刊的主編Herbert David Croly是集體主義老將，同時也是羅斯福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的理論家。Croly下的兩個編輯分別是Walter Edward Weyl與Walter Lippmann。Walter Edward Weyl也是新民族主義的理論家。年輕的Walter Lippmann則是校際社會主義社會（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野心勃勃的前正式人員，未來的權威人士。儘管《New Republic》一開始偏好羅斯福主義，但是，當威爾遜開始將美國帶入一戰時，《New Republic》就成為戰爭的熱心支持者，簡直就是威爾遜的戰爭工作、戰時集體經濟，與戰爭形成之新社會的發言人。

在高層次理論的領域中，哥倫比亞大學的實用主義者John Dewey教授，無疑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的領導者，不管是一戰前、一戰期間，或者是一戰後。Dewey頻繁地替《New Republic》為文，顯然已是它的主要理論家。Dewey是出生於1859年的洋基人，其父親是Vermont的小鎮雜貨商[42] ，正如Mencken所述，他「擁有Vermont地區的鐵票，同時也是最高節制主義者」。雖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實用主義者與世俗人文主義者，但這個事實鮮為人知，1900年前，Dewey以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的身分出名，透過擴張科學、社群與國家的方式，追求基督化社會與神之國度。1890年代期間，Dewey以密西根大學哲學教授的身分，在一系列基督教學生協會的講座中，闡述了他的後千禧虔信主義願景。Dewey主張，近代科學的發展，使得人類足以在地球上建立神之國度這個聖經概念。一旦人類擺脫了正統基督教的束縛，就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宗教上的神之國度，以協助所有人團結參與這個和諧整體社會為目標」。[43]

宗教由此與科學及民主協作，這些都將打破人類與建立神之王國之間的隔閡。John Dewey的工作在1900年後變得容易，他與該時期的其他後千禧主義知識分子一樣，緩慢但果決地從後千禧進步主義基督教國家中央集權論者，轉變為進步主義的世俗國家中央集權論者。國家中央集權、「社會控制」與規劃的擴張傾向仍然相同，儘管基督徒退出這塊版圖，知識分子與政治活動家仍持續地維持著他們父執輩曾經擁有的散播福音熱情，要來救贖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透過進步主義與國家中央集權，一定仍能獲得救贖。[44]

John Dewey在和平時期為和平主義者，但當美國準備要武力干預歐洲戰爭時，他也將自己轉型為戰爭支持者。首先，在1916年1月的《New Republic》中，Dewey抨擊那些譴責戰爭是「傷感幻想」的「專業和平主義者」，說他們混淆了目的與手段。Dewey宣稱武力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武力手段本身不該被讚揚或譴責。接著，Dewey在4月簽署了支持盟軍的宣言，不僅歡慶著盟軍的勝利，同時還宣稱盟軍「為了保衛這個世界的自由與最高度的文明而奮鬥」。儘管Dewey支持美國參戰的原因是為了對抗德國，「困難但是必須去作的任務」，他對於這場戰爭將替美國國內政體帶來的改變更感興趣。具體而言，戰爭提供了完美的機會，以社會正義之名實施集體主義的社會控制。正如某位歷史學家所言：

因為戰爭對於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為此必須出現前所未有的政府規劃與經濟管制，Dewey眺見美國國內與各國出現永久性社會主義化的願景，永久性取代私有財產制，以公眾社會利益取代個人私欲。[45]

美國參戰後不久，Dewey在《New York World》的訪問中興奮地認為「這場戰爭將是商業的末日」。為了戰爭的需要，「我們生產是為了必要，而不是為了銷售，（在戰爭的面前）資本主義不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與銷售，將被政府收管，「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舊原則會再恢復…私有財產制已經失去其神聖…工業正在民主化」。[46]

簡言之，知識在過去是被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但現在，知識被用來摧毀舊秩序，並創造「民主化管制」的新社會秩序。勞動者將獲得更多權力，科學將被社會動員，大規模的政府管制正在共產化產業。Dewey宣稱，這些進展正是我們正在奮鬥的目標。[47]

此外，John Dewey也看到這場戰爭帶來打開全球化集體主義之大門的機會。對於Dewey而言，美國參戰在這個世界上創造了一個「關口」，一個「透過世界組織以全球利益為名進行跨國界控管」的世界，這個世界將「不再有戰爭」。[48]

《New Republic》的編輯群與Dewey的立場相似，只不過他們比Dewey更早得出這個結論。Herbert Croly在該雜誌1914年1月創刊號中，興高采烈地預言這場戰爭會刺激美國的民族主義精神，並讓美國更接近民主。《New Republic》剛開始的時候對於歐洲的戰時集體主義經濟還有些遲疑，但是，很快就開始支持這項措施，並且敦促美國也跟進歐洲各國社會化經濟與強化國家權力的腳步。

隨著美國準備參戰，《New Republic》檢視了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歡喜地說：「在行政方面，社會主義獲得精湛又引人注目的勝利。」確實，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雖然有點冷酷與專橫，但是歐洲各國從沒害怕過，美國也能用這種手段來達成「民主」的目標。

《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美國的「戰爭精神」，這種精神意味著「以國家與社會的力量來取代和平時期採用的私有武裝機制」。儘管戰爭與社會改革的目標可能會有所差異，但是，到頭來，「這些都是目標，幸運地，具有效率的社會組織對於所有人類都適用」。[49] 確實很幸運。

當美國正準備加入戰局時，《New Republic》熱切地敦促集體化迫在眉睫，因為集體化將理所當然地帶來「國家效率與幸福的立即效果」。在宣戰之後，該雜誌呼籲將這場戰爭當成「具野心的民主工具」。該雜誌問道：「這場戰爭難道不應該被用來當作這個國家引用創新機制的理由？」如此一來，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們就能擔任領導，廢除「半開化競爭資本主義的典型弊端」。

Walter Lippmann深信美國將透過這場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他在美國參戰後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興高采烈地發表他對於最終世界的願景：

我們參加這場戰爭，為了確保由美國發揚的民主不被普魯士專制給終結，並在這個世界生根。我們應該將目光投注於自身的暴政，檢視科羅拉多礦坑、專制的鋼鐵業、血汗工廠與貧民窟。美國的力量太鬆散。那些保守論者沒有辦法緩和這些。我們應該要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50]

確實，Walter Lippmann一直是《New Republic》最重要的鷹派知識份子。他推動Croly支持威爾遜及其武力干預，並且與House上校合作，施壓威爾遜參戰。很快地，Lippmann這個徵兵支持者得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27歲的他擁有極健康的身體，絕對有資格參加入伍徵選，然而，不知怎地，Lippmann未能將理論與實踐合而為一。

年輕的進步主義哈佛法律教授Felix Frankfurter，同時也是《New Republic》的核心編輯，被戰爭部長Baker選拔為特別助理。不知何故，Lippmann認為自己的天分應該要被用來規劃戰後世界，而不是到前線戰壕中打仗，為此，Lippmann寫信給Frankfurter，請求他讓自己到Baker的辦公室上班。Lippmann懇求道：「我想做的，是將我的所有精力，投入研究與預測進入和平時期的趨勢，以及和平時期的反應。您認為我可以因為這項高尚的理由而獲得豁免嗎？」Lippmann接著和Frankfurter擔保這項請求沒有任何「個人因素」，他解釋道：「這些事務事關重大，需要周詳的考慮，絕對不能參雜個人情感。」Lippmann在Frankfurter照會完成後寫信給Baker，他向Baker保證，自己是以申請其它攸關國家利益的工作為由來請求豁免入伍。正如Lippmann的完美行話示範：

我向所有我所尊敬的對象徵詢了建議，他們都敦促我申請豁免。您能清楚地理解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在我盡可能地坦然面對、探尋自己的靈魂後，我相信自己對國家的貢獻能夠比身為一名大兵要來得更有效率。

毫無疑問。

為了錦上添花，Lippmann還寫上一些「非重要訊息」的內容，他苦澀地向Baker說：「我的父親已時日不多，母親將要孤單地獨活於世界，但母親並不知道父親的狀況，而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怕這件事情將會曝光。」顯然，沒有任何的其他人「知道」他父親的情況，包括他父親本人跟他父親的主治醫師，老Lippmann後來成功地又多活了十年。[51]

在爭取到入伍豁免後，Walter Lippmann興奮地跑到華盛頓去幫忙參戰事宜，幾個月後，他參與House上校的秘密會議，與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起設定、規劃戰後世界與未來的和平協議。其他人在戰場上為國捐軀；但Walter Lippmann知道自己的才華在那裏，至少，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可以更好地發揮在即將成形的集體主義國家上。

隨著戰爭的進行，Croly和他的編輯們在Lippmann這個外部支援下，歡慶著每一項邁往控管式戰爭經濟的新發展。鐵路與運輸的國有化、Herbert Hoover食品管理局所實現的整體生產控管、親聯盟政策、高稅賦與徵兵，每一項都被《New Republic》讚譽為擴大用來促進公共利益的民主權力。停戰協議後，《New Republic》回顧戰時的措施，讚揚道：「我們改革了這個社會。」剩下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新的憲制慣例來完成重建美國的工作。[52]

這個改革尚未全數完成。在Bernard Baruch還有其他戰期規劃人員的反對下，政府決定不要永久化大部分的戰時措施。從那時候開始，將一戰系統轉變為美國生活的永久機制，成為Baruch等人的志向。針對一戰所下的評語中，Rexford Guy Tugwell的最為犀利，他是羅斯福新政智囊團中的集體主義者。Tugwell在1927年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道，假若這場戰爭再久一點，偉大的「實驗」就能完成：「和平到來時，我們正快要達成國際性的工業合作，停戰協議阻止了生產、價格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53] Tugwell其實不用這麼苦惱；危機很快會再出現－其它的戰爭。

戰爭結束時，Lippmann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新聞權威人士。在威爾遜政府的嚴厲凡爾賽條約後，Croly發現《New Republic》不再是偉大政治改革的發言人。他於1920年代後期在國外找到國家集體主義領袖的模範－墨索里尼。[54] Croly餘生都是墨索里尼的崇拜者，這並不令人意外，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溺愛下長大，沉浸在孔德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專制社會學說。這些觀點影響著Croly的一生。Herbert的父親David是美國實證主義之父，支持政府擁有支配所有人生活的權力。David Croly青睞將信託與壟斷的擴大做為手段，終結邪惡的個人競爭與「自私」。David Croly跟他的兒子一樣，責備傑佛遜派「對政府的不信任」，並把Hamilton當作抵抗這個趨勢的案例。[55]

另一方面，Dewey教授這個戰時轉戰敲邊鼓的和平主義知識分子又變得如何？在他短暫的出名時期中，John Dewey在1919到1921年間任教於北京大學，並旅行於亞洲地區。中國此時正處於社會動盪，凡爾賽條約將原先德國對山東的管轄權轉給日本。日本在與英法的秘密協議中獲得這項獎賞，做為日本加入對抗德國的條件。

威爾遜政府被撕裂為兩個陣營。一邊是支持協約國的陣營，並寄望以日本來當作抗衡俄國。另一陣營則警覺日本之威脅並對中國有所承諾，大多來自於那些希望擴大在中國勢力範圍之美國新教傳教士的關係人。威爾遜政府從剛開始的親中立場，轉而在1919年支持短暫的凡爾賽條約。

John Dewey投機地跳入這場複雜的狀況中，沒有看見事情的複雜性，也壓根沒想過自己甚至是美國本來可以在這場紛爭中置身事外。Dewey很快就倒向全然支持中國國家主義者立場的陣營，歡呼著中國野心勃勃的新興政治運動，甚至將親新教的中國YMCA譽為「社會工作者」。Deway大聲地說「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武力外交者」，但日本顯然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武力威脅。因此，Deway幾乎從不間斷地支持一場可怕的世界戰爭，甚至開始鋪陳另外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56]

42 H.L. Mencken，「Professor Veblen」，收錄於《Mencken Chrestomathy》，（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49年），頁267。

43 引述於Jean B. Quandt的重要論述「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 The Secularization of Postmillennialism」，《American Quarterly》25刊，（1973年10月）：404。另參John Blewett, S.J.，「Democracy as Religion: Unity in Human Relations」，收錄於Blewett編，《J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60年），頁33–58；及J. Boydstan等人編之《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1882–1989》，（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71年），卷2、3。

44 有關後千禧派虔信教徒在1900年後的世俗化，參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390–409；與James H. Moorhead，「The Erosion of Postmillennialism in American Religious Thought, 1865–1925」，《Church History 53》，（1984年3月）：61-77。

45 Carol S. Gruber，《Mars and Minerva: World War I and the Us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92。

46 引述於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93。另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 Braeman、R. Bremner與E. Walters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6年），頁89。出於類似的原因，「為盈利而生產」與「為使用而生產」這種二分法的先知Thorstein Veblen支持戰爭，並於《New Republic》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公開支持社會主義，該文章後來重新收錄於他自己在1919年發行的《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書中。參Charles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 and World War I」，《Mid-America》45刊，（1963年7月），頁150。另參David Riesman，《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0年），頁30–31。

47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50。

4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

49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2。奇妙的是，對於《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來說，實際存在的個體被貶為「機械體」，而「國家與社會」等虛擬的實體，卻被譽為「有機體」。

50 引述於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7。一小部分的親戰社會主義者從反戰的社會黨中退出，成立社會民主聯盟，加入由威爾遜政府資助與組織的親戰組織－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這些親戰社會主義者將戰爭視為「驚人之集體主義進步」的契機，並認為戰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將會進一步朝向「民主集體主義」發展。這批親戰社會主義者包括John Spargo、Algie Simons、W.J. Ghent、Robert R. LaMonte、Charles Edward Russell、J.G. Phelps Stokes、Upton Sinclair，及William English Walling。出於對戰爭的狂熱，Walling譴責社會黨是專制皇帝的工具，並支持打壓和平主義者與反戰社會主義者的言論自由。參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3。有關Walling，參James Gilbert，《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 1880–1940》，（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72年），頁232–33。有關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及其戰爭工作，參Ronald Radosh，《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年），頁58–71。

51 事實上，Jacob Lippmann在1925年罹患癌症，並在兩年後去世。此外，Lippmann對於他父親無比冷漠，不管是在他生前或是他過世之後。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1981），頁5、116–17。有關Walter Lippmann對徵兵制度的狂熱，至少是對其他人徵兵這件事，參Beaver，《Newton Baker》，頁26–27。

52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8–50。有關《New Republic》與戰爭，特別是有關John Dewey，參Christopher Lasch，《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 1889–1963: 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年），頁181–224，特別參頁202–04。有關《New Republic》的三個編輯，參Charles Forcey，《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 Croly, Weyl, Lippman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192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年）。另參David W. Noble，「The New Republic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1914–1920」，《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1年12月）：387–402。《New Republic》在一本1918年發行的《The End of the War》書評中，Walter Weyl編輯向讀者保證「經濟一旦獲得團結，就不再投降」，引用於Leuchtenburg，「New Deal」，頁90。

53 Rexford Guy Tugwell，「America’s War-Time Socialism」，《The Nation》，（1927年），頁364–65。引用於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0–91。

54 Croly在1927年1月的《New Republic》寫了一篇編輯文章「An Apology for Fascism」，支持「Fascism for the Italians」這篇文章，讚揚其作者是John Dewey弟子兼務實進步主義者的傑出哲學家Horace M. Kallen。Kallen稱讚墨索里尼的務實派態度，特別是墨索里尼在義大利人生活中注入的「élan vital」。Kallen教授承認，法西斯主義確實具脅迫性質，但這肯定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Kallen點出法西斯主義在經濟、教育與行政改革的重大成就，Kallen加註：「法西斯主義改革在這方面跟共產主義改革沒有什麼不同。兩者都是以武力來落實意識形態。一旦起了頭，兩者都應該獲得機會自由發展…」《New Republic》的編輯文章讚揚Kallen的論述，並說「外國評論應該要小心，別扼殺了這場聚集全國道德能量來達成所有人共同目標的政治實驗」。《New Republic》49刊，（1927年1月12號），頁207–13。引述於John Patrick Diggins，「Mussolini’s Italy: The View from America」，南加州大學1964年博士論文，頁214–17。

55 David Croly出生於愛爾蘭，他成為紐約市的傑出新聞工作者後加入《New York World》的編輯群。Croly組織了美國第一次的進步主義者聚會（Positivist Circle），並資助Comtian Henry Edgar在美國的巡迴演講。進步主義者聚會在Croly家舉行，David Croly在1871年發行《A Positivist Primer》。Herbert在1869年出生時，他的父親將他獻給Goddess Humanity，孔德派的中心象徵。參Herbert近期的傳記，David W. Levy著，《Herbert Croly of the New Republic》，（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

56 參Jerry Israel，《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Mon, 07 Ap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ack in the race ✈︎ via photopin cc

一戰也美化了知識份子擔任國家公僕、國家規則之新夥伴等新興概念。在這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新融合中，彼此變成對方的有力支援。知識份子可以替國家擦屁股，並合理化國家的所作所為。國家也需要知識份子來擔任社會、經濟之規劃者與管制者的重要職務。此外，國家也替知識份子提高進入各種專門職業的門檻，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的收入與聲望。一戰期間，歷史學家在提供政府宣傳的工作中尤為重要，幫助政府說服民眾，綜觀歷史及其凱薩式體制，德國是如何特別地邪惡。經濟學家，特別是經驗主義經濟學家與統計經濟學家，則在規劃與管制國家戰時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戰爭宣傳機制中歷史學家的精湛演出已經被廣泛地研究；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角色比較沒那麼亮眼，加上所謂的「中立價值觀」，相對而言受到很少的研究關注。[57]

儘管將19世紀經濟學家統括為自由放任主義是個被用爛的一般化論點，但推論經濟學確實仍是反對政府干預的堅實壁壘。基本上，經濟理論說明了自由市場蘊含的和諧合作與秩序，也說明了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破壞性扭曲與經濟動盪。因此，為了讓國家主義來主導經濟學界，抹黑推論經濟學成為重要工作。要達到抹黑的目的，灌輸新觀念是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所謂「科學」，為了要成為「真正的科學」，經濟學必須要避開概括性的推論式法則，只能單純論究實際上的歷史事實，冀望某天經濟法則就會從這些細節研究中浮現。

因此，歷史法學（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奪下德國經濟學原則的主導權，不只大膽宣言要投入國家主義與政府控管，也宣言反對「抽象」的政治經濟推論法則。Ludwig von Mises後來將這種思想稱為「反經濟學」，而這批人是在經濟專業人士中第一批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歷史法學的領袖Gustav Schmoller驕傲地宣稱他與同事在柏林大學的主要工作，就是塑造「Hohenzollern王朝的知識份子保鑣」。

1880到1890年代期間，歷史與社會科學界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紛紛前往博士之家的德國留學，並取得學位。他們在受到「新」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的薰陶後回到美國，在大學與新成立的學院中任教。那是一門宣揚德國與俾斯麥系統為強大福利戰爭國家的「新」社會科學，國家超越所有社會階層，整個國家變成所謂的和諧整體。這個新的社會與其政治由強大的中央政府掌控，政府卡特爾化、指導、仲裁與控制，一方面是消除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競爭，另一方面則是撲滅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在這個新體系下，接近上位的族群則是新興的知識份子、專業人員，及規劃者；他們指導、任職、協助宣傳，並在統治社會之時「無私地」推廣公共利益。簡言之，因為是在做好事，所以做得很好。對於那些人在美國的進步主義與國家主義知識份子而言，德國的狀態確實是願景。

Richard T. Ely基本上是這群人的領頭者，他是主要的進步主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許多進步主義經濟學家的老師。身為熱血的後千禧論虔信主義者，Ely深信自己服務於上帝與基督。就像其他的虔信主義者，Ely在1854年出生於洋基地區的清教區，狂熱的西紐約。Ely的父親Ezra是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禁止家人在星期天遊戲或是閱讀，他是禁酒主義者，即使自己只是窮困的農民，仍然拒絕栽種大麥，那是會玷汙他土地的作物，因為大麥會被拿去製作萬惡的產品－啤酒。[58] Ely在187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到德國留學，於1879年在海德堡取得他的博士學位。他在Johns Hopkins與威斯康辛州任教了數十年，充滿活力與野心的Ely在美國思想界與政治界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Johns Hopkins期間，他培養出一群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在各領域的社會科學與經濟學中培養一群國家主義門徒。這些門徒由親聯邦的制度派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領頭，團體包括社會控制論社會學家Edward Alsworth Ross與Albion W. Small；紐約市立大學校長John H. Finlay；Albert Shaw教授，他是《Review of Reviews》的編輯，也是Theodore Roosevelt身邊具影響力的智囊與理論家；市政改革家Frederick C. Howe；還有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與J. Franklin Jameson。Newton D. Baker在Hopkins接受Ely訓練，威爾遜總統也是Ely的學生，儘管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證明Ely對他們的思想影響。

Richard Ely在1880年代中期成立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目的是要引導經濟學家成為國家主義者，以對抗在政治經濟俱樂部（Politic Economic Club）中聚集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直到Ely的改革盟友決定要消弱AEA培養國家主義的使命，藉以吸引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加入協會之前，Ely在AEA中擔任會計秘書長達七年。自那時以後，Ely在高度的不滿下離開了AEA。

Ely於1892年在威斯康辛州成立一所新的學校，從事經濟、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由Ely與他以前的學生們創辦，催生了所謂威斯康辛州理念（Wisconsin Idea），在John Commons的幫助下，威斯康辛州通過了一系列的進步主義政府規範措施。Ely等人組成了一群威斯康辛州長Robert M. La Follette身邊的非正式智囊團，Robert M. La Follette在威斯康辛州的政治生涯從禁酒主義者開始。儘管La Follette從來都不是Ely的正式學生，但他一直都將Ely視為自己的老師，譽Ely為威斯康辛州理想的創造者。Theodore Roosevelt曾經稱讚Ely「帶我認識經濟學裡的激進主義，讓我的激進主義更理智」。[59]

Ely也是在那個年代最突出的後先禧派知識份子。他熱切地相信美國是神選之國，神選擇美國作為改革與基督化社會秩序的工具，讓基督最後能夠降臨並終結歷史。Ely宣稱：「這個國家本質上就帶宗教色彩，上帝透過這個國家來更全面性地達成祂的目標，而不是其他的機構。」教會的任務是在這些必要改革中引導、運用這個國家。[60]

作為政治運動的組織老手，Ely在福音派愛國運動（Chautauqua movement）中相當突出，他創辦了「基督教社會學（Christian Sociology）」夏令營，對深具影響力之愛國運動灌輸思想並帶入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人員。Ely是社會福音領導代表Washington Gladden、Walter Rauschenbusch和Josiah Strong等人的私密好友。在Strong和Commons的協助下，Ely組織了基督教社會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Christian Sociology）。[61] Ely還與基督教社會學家W.D.P. Bliss一同擔任教區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of the Episcopal Church）的創辦人與秘書。這些社會運動人士都受後千禧派國家主義的影響，因此，基督教社會聯盟呼籲要呈現上帝的國度，「要將人類的理想社會落實在這個地球」。此外，

Ely將國家視為社會的重要救贖力量。在Ely眼裡，政府是神給的工具，我們必須透過政府來努力。它卓越的傳教機制是基於其改革，一方面是廢除宗教與世俗之分歧，一方面是將國家權力視為公共問題之道德解決方案的實施機制。這種出現在自由派聖職者的宗教融合世俗標誌，讓Ely能夠一方面神學化國家，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化基督教：他將政府當成上帝救贖的主要工具…[62]

當戰爭來臨時，Richard Ely因為某些原因（可能因為他六十幾歲的關係），被排除在華盛頓令人興奮的戰爭工作與經濟規劃外。他酸苦地說道：「我在這場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戰爭，沒有得到比我現在擁有的還要更活躍的工作。」[63] 但是Ely對於他的缺席盡可能地彌補：幾乎打從歐洲戰爭一開始，他歡呼著軍國主義、戰爭、徵兵「紀律」，還有對於異議與「對國不忠」的打壓。Ely終身都是軍國主義者，他曾經自願參加西班牙對美國之戰爭的軍隊，曾經呼籲要鎮壓菲律賓的叛亂，也特別熱衷徵兵制度以及一戰期間針對「遊民」的強制性勞動服務。Ely在1915年煽動強制性軍隊服務，隔年他參加熱心親戰又重度受大企業影響的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他在當時呼籲要解放德國人民於「獨裁政治」。[64] 在擁戴徵兵制度上，Ely聰明地結合了道德、經濟與禁酒主義的主張來合理化徵兵：「徵集街上與沙龍裡的男孩並加以訓練，具有極佳的道德效果，而其經濟效益也同樣有益。」[65] 確實，徵兵制度對於Ely而言簡直就是百病之靈葯。Ely對於一戰經驗的熱愛，讓他在1929年大蕭條時也提出這帖他最愛的百病靈藥作為緩解經濟蕭條的處方。他提議要在和平時期建立永久性的「工業軍隊」，用於公共工作，徵用年輕人從事重度的體力勞動。這項徵用制度將能在美國青年心中種下基本的「軍隊式剛毅與紀律」，那是過去從農場工作中培養的紀律，但不會出現在成長於城市的大批人口身上。這批精實的常規軍隊將能快速吸收大蕭條期間出現的失業人口。在「經濟將軍」的命令下，這個工業軍隊會「以充沛精力、知識資源以及我們在戰時所能運用強壯體力，前往工作並減輕貧困」。[66]

失去在華盛頓的位置後，Ely在自己的家鄉努力掃蕩「不忠」，成為他對戰爭的主要貢獻。他呼籲全面性抑制該時期的學術自由。他宣稱，「所有發表讓我們落入辛苦抗戰之言論」的教授，就算「罪不至死」，也都該被「解雇」。Ely的禁論工作，特別針對他在華盛頓的舊盟友Robert M. La Follette，他因為持續反對美國參戰而被逐出參議院。Ely稱自己對La Follette的「叛逆」及La Follette對戰爭暴利的攻擊感到「熱血沸騰」。Ely投身這場鬥爭後，成立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並擔任該組織的主席，推動驅逐La Follette的運動。[67] 該運動之目的是動員華盛頓的學院來支持Theodore Roosevelt超愛國、超鷹派的行動。Ely寫信給Theodore Roosevelt，說「我們必須粉碎資源La Follette的主張」。在他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的不懈打擊中，Ely咆哮著「La Follette對於專制的幫助遠比25萬人的軍隊還多」。[68] 「經驗主義」蔓生。

威斯康辛州大學的教授受到來自全國與州內的攻擊，說他們未譴責La Follette的這點，證明了他們也是La Follette在州政上的盟友，說明他們也支持La Follette不忠的反戰政策。在Ely、Commons還有其他人的招呼下，威斯康辛州大學成立了戰爭委員會，並發布了一份由校長、所有院長與超過90%教授所簽署的請願書，成為美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服務於國家機器的例子之一。請願書不吝於使用叛國罪的憲法措辭，抗議「參議員La Follette支持德國與其盟軍的言論與行動；痛惜他未能在戰爭期間對政府忠誠」。[69]

Ely在後台努力動員美國的歷史學家來對抗La Follette，企圖證明La Follette提供敵軍援助。Ely招募全國歷史服務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Historical Service），這個戰時的宣傳組織由歷史學家與政府宣傳左右手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所組成。Ely警告著他的工作人員對這項工作保持機密，他動員歷史學家在組織的保護下研究德國與奧地利的新聞與期刊，企圖營造所謂La Follette之影響力的痕跡，「證明他給德國的鼓勵」。歷史學家E. Merton Coulter揭露了這些研究背後的客觀精神：「我理解應該要客觀、公正地研究參議員La Follette的主張及其效應，但我們都知道，這些研究最後只會有一個結論－或多或少的叛國罪。」[70]

Gruber教授很貼切地總結了這場鬥爭La Follette的運動，說這是「學術被來執行特務活動的最佳案例。它遠遠不是一群學者追求真理的行動，它是動員一群學者進行秘密研究，用來找出彈藥，打擊一位美國參議員之政治生涯的活動，而這一切只不過是La Follette對於戰爭的觀點與他們不同。」[71] 沒有任何證據被找出來，這項運動宣告失敗，而威斯康辛州的教授們因為不被忠誠軍團信任而紛紛離開。[72]

萬惡的凱薩專制被消滅後，休戰協議讓Ely教授與他在國安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同胞們，準備進行下一輪的愛國壓制運動。在Ely的反La Follette研究運動期間，他敦促研究「他（La Follette）在俄羅斯所作之反美影響」。Ely指出現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來自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的威脅，Ely稱之為「社會疾病的細菌」，必須採取鎮壓措施應對。

然而，Richard T. Ely的鎮壓職涯到了1924年便宣告結束，此外，出現了稀有的詩意正義，Ely因為自己的攻擊行為而被追究。飽受攻擊的Robert La Follette在1922年重新參選參議員，並阻止進步論者回到華盛頓的權力中心。進步論者在1924年取得雷根政府的內閣控制權，但他們已經切斷自己與前學術盟友及帝國建造者的連結。Ely認為離開華盛頓並將自己的機構移出華盛頓才妥當，移到Northwestern消磨數年的日子，他名氣的全盛時期也宣告結束。

57 對於一戰期間歷史學家之行動的清新酸解，參C. Hartley Grattan，「The Historians Cut Loose」，《American Mercury》，（1927年8月），重新發行於Haw Elmer Barnes，《In Quest of Truth and Justice》，第二版，（Colorado Springs, Colo.: Ralph Myles Publisher，1972年），頁142–64。延伸閱讀，參George T. Blakey，《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年）。Gruber的《Mars and Minerva》中有討論學術人士與社會科學人士，但更專注於歷史學家。James R. Mock與Cedric Larson，《Words that Won the Wa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9年），談論「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的歷史，也就是戰爭期間的官方宣傳部門－公共訊息委員會。

58 參Ely有用的傳記，Benjamin G. Rader著，《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 The Influence of Richard T. Ely in American Life》，（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66年）。

59 Sidney Fine，《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年），頁239–40。

60 Fine，《Laissez Faire》，頁180-181。

61 John Rogers Commons是老洋基人，英格蘭清教徒的後代，出生於俄亥俄州西儲洋基地區，成長於印第安纳州。他的母親是佛蒙特州虔信主義奧柏林學院的畢業生，John被他的母親送到奧柏林學院就讀，希望他能成為一名教長。Commons在大學時，Commons與其母親在反沙龍聯盟的要求下，發行了禁酒主義的出版品。畢業後，Commons進入Johns Hopkins追隨Ely，但是他的研究所沒有畢業。參John R. Commons，《Myself》，（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年）。另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3，頁276–77；Mary O. 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5年），頁198–204。

62 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402–03。Ely從不認為千禧王國遙不可及。他相信大學與社會科學的使命，在於「教導基督徒之社會責任的複雜性，以達成所有人都衷心盼望的新耶路撒冷」。教堂的使命便是打擊邪惡的機構，「直到地球重生，所有城市都成為神之國度」。

63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114。

64 參Rader，《Academic Mind》，頁181–91。有關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領導群的商業盟友，特別是J.P. Morgan與其他摩根派人士。參C. Hartley Grattan，《Why We Fought》，（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9年），頁117–18；與Robert D. Ward，「The Origin and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1914–1919」，《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7刊，（1960年6月）：51–65。

65 美國商務部闡述了徵兵的長期經濟利益，宣稱美國青年「將以有益的紀律替代挫志的自由」。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頁110。有關於美國商會給予該草案的熱烈支持，參Chase C. Mooney、Martha E. Layman，「Some Phases of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Training Movement, 1914–1920」，《Mississippi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2年3月）：640。

66 Richard T. Ely，《Hard Times: The Way in and the Way Out》，（1931年）。引述於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5，頁671；與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4。

67 Ely替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起草了一份超愛國的宣誓書，宣誓其成員旨在「掃蕩不忠」。宣誓書還表達了對《間諜法》（Espionage Act）的無條件支持，並誓言要「打擊La Follette的黨羽及其反戰勢力」。Rader，《Academic Mind》，頁183以後。

6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207。

69 同上，頁207。

70 同上，頁208、208等。

71 同上，頁209–10。在他寫於1938年的自傳中，Richard Ely改寫歷史來掩蓋他在攻擊La Follette運動中的可恥角色。他承認自己簽署了請願書，然後宣稱自己「並不像La Follette想的那樣是遊說請願書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自傳中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反La Follette的秘密研究。

72 有關更多反La Follette的運動，參H.C. Peterson、Gilbert C. Fite，《Opponents of War: 1917–1918》，（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7年），頁68–72；Paul L. Murphy，《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W.W. Norton，1979年），頁120；與Belle Case La Follette、Fola La Follette，《Robert M. LaFollette》，（New York: Macmillan，1953年），卷2。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Tue, 25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Randy Son Of Robert via photopin cc

婦女組織的主要參戰貢獻之一，是為了解救美國士兵免於暴戾與惡魔蘭姆酒之威脅所作的協作努力。除了在國內每個軍事基地的鄰近區域建立嚴格禁酒區之外，1917年5月的《選擇性禁止法》也在軍事基地外大範圍地禁止賣淫活動。為了實行這些規定，陸軍部建立了訓練活動委員會（Commission on Training Camp Activities），美國海軍隨後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這兩個委員會都由Raymond Blaine Fosdick領導，他是這份工作的首選、進步主義紐約客、市政改革者，同時也是Woodrow Wilson的前學生與弟子。

Fosdick的背景、生活與職業生涯，都是當時進步主義學者與政治運動家圈子中的愛國主義者。Fosdick的祖先是來自Massachusetts和Connecticut的洋基客，他的曾祖父是駕車西征到紐約水牛城，成為洋基地區心臟地帶前沿開墾者的先鋒。Fosdick的祖父是浸信會的虔信佈道者，同時也是禁酒主義者，他與牧師的女兒結婚之後，一生都在水牛城從事公立學校教師的工作。Fosdick的祖父後來成為水牛城的督學，終生努力於推廣、強化公立學校體系。

Fosdick的直系血親也沿襲這條脈絡。他的父親也是水牛城的公立學校教師，最後升為高中校長。他的母親則是虔誠的虔信教徒，也是禁酒主義與婦女選舉權的忠實擁護者。Fosdick的父親是虔誠的新教徒與「狂熱」共和黨人，Fosdick的中間名以其父親心目中的英雄為名－緬因州共和黨老將James G. Blaine。Fosdick的三個孩子，長子Harry Emerson、Raymond，與Raymond的雙胞胎妹妹Edith，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也都將畢生投入虔信主義與社會服務。

Fosdick在紐約當局活躍的時期交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朋友－John D. Rockefeller, Jr.。John跟他父親一樣是虔信浸信教徒，他在1910年擔任特殊大陪審團的主席，試圖將掃蕩紐約的所有賣淫活動。對於Rockefeller來說，掃黃成為其畢生的十字軍戰爭。他堅信必須要透過嚴格的手段，移除、隔離並地下化像賣淫這樣的罪。

Rockefeller的十字軍戰爭始於1911年成立的社會衛生局，他在之後的25年間投入五百萬的資金。社會衛生局成立了兩年後，他把Fosdick也拉入參與，當時Fosdick已經是Rockefeller浸信會聖經班年度聚會的講者，他研究如何聯合歐洲警力系統與社會運動來終結「社會惡習」。在Rockefeller的授意下，Fosdick從研究歐洲擴大到美國警力系統，Fosdick震驚於警察工作在美國不被視為「科學議題」，而是「骯髒的」政治議題。[31]

當時，新的戰爭部長－前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長Newton D. Baker，據報動員到德洲墨西哥邊境以對抗墨西哥革命人士Pancho Villa的部隊，軍營附近充斥沙龍與妓院，Baker為此感到困擾，於1916年派出被軍官嘲笑為「牧師」的Fosdick進行調查，Fosdick驚恐地發現軍營附近到處都是沙龍跟妓院，並將他的驚愕回報Baker。在Fosdick的建議下，Baker抨擊軍隊指揮官以及他們對酒精與惡習的鬆管態度。Fosdick則開始發展另一個概念，難道打擊罪惡不能伴隨著鼓勵良善的正面態度，讓我們的孩子能享受那些取代罪惡與酒精的替代品？美國宣布參戰後，Baker很快就指派Fosdick擔任訓練活動委員會的主席。

Raymond Fosdick以聯邦政府的強制性資源，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帝國，其組織從一位秘書擴張到數千名員工，Raymond Fosdick決心執行他的兩個使命：杜絕軍營附近的酒品與惡習，並提供這些美國士兵有益身心的替代品。Fosdick任命Bascom Johnson為訓練活動委員會法律執行科的頭兒，Johnson是美國社會衛生協會的律師。[32] Johnson的軍階為少將，而他下頭40位律師的軍階則為少尉。

Fosdick以衛生與軍隊需求為由，在他的委員會中建立社會衛生科，該分科的口號是「為了對抗而生（Fit to Fight）」。如果出現不遵守命令的頑強城市，Fosdick就半強制地威脅要解除調離該地軍隊，他設定了方向進行掃黃活動，就算不是全面取締賣淫，至少也要掃蕩國內幾個主要的紅燈區。透過這樣的方式，Fosdick和Baker挪用當地警力與聯邦軍警，遠超過他們的法定職權。法律授權總統強制關閉軍事基地周圍5哩內的紅燈區。然而，在110個被軍方關閉的紅燈區中，只有35個位於禁止區內，關閉那另外75個紅燈區的行動在法律上為違法。儘管如此，Fosdick勝利地說：「透過訓練活動委員會的努力，紅燈區已經不再是美國城市生活的特徵之一。」[33] 當然，這種永久性破壞紅燈區的後果，就是將賣淫活動趕到街上，消費者被剝奪了自由市場與法規下的保護。

在某些案例中，聯邦反惡習十字軍遭遇相當程度的阻力。出身北卡羅來納州的進步主義者－海軍總長Josephus Daniels，不得不出動海軍陸戰隊來巡邏反抗中的費城街道，並且在市長的強烈反對下，於1917年11月出動海軍部隊來關閉新紐奧良市傳說中Storyville紅燈區。[34]

帶著這股傲慢，美國軍隊決定將這波反惡習十字軍計畫擴大到海外地區。John J. Pershing將軍向位於法國的美國遠征軍公佈一道官方公告，敦促著「節制性活動是美國遠征軍的責任，不管是為了在戰爭中更具戰力，或者是為了戰後回國美國人民的衛生考量」。Pershing與美國軍方試圖關閉美國遠征軍營地附近的妓院，但這項活動因為法國方面的反對而未成功。Georges Clemenceau總理指出，「全面禁止美軍駐營附近的常規性服務活動」的結果，只是增加「附近地區居民的性病感染」。最後，美國必須要畫清界線並禁止軍隊進入法國平民地區。[35]

Raymond Fosdick的任務中最正向的部分，就是提供士兵們具有建設性的替代品，取代酒精與惡習－「健康的娛樂與夥伴」。正如預期地，婦女委員會與婦女組織們積極地配合。她們遵從戰爭部長Baker的禁令：政府「不能允許這些年輕人被惡習與低落士氣的環境給圍繞，政府也不能不做任何措施來保護年輕人遠離不良的影響與粗鄙的誘惑」。然而，婦女委員會發現到，保護年輕男孩之道德與健康的偉大事業中，她們最大的挑戰卻是組織裡年輕女孩的道德。不幸的一面是，駐紮士兵的問題在於防止女孩們被戰爭與迷人制服的吸引力與浪漫給誤導。幸運的可能是，也許，馬里蘭委員會建議成立的「榮譽愛國聯盟」，能夠啟發女孩們接受對於女性道德與國家忠誠的最高標準。[36]

沒有任何團體比新興社會工作團體更欣賞Fosdick與其軍事訓練委員會的成績。在遊樂場與娛樂協會（Playground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及Russell Sage基金會欽選之助手的圍繞下，Fosdick一夥人試著「在每個軍營附近建立大型設施。從沒有其他軍隊看過這些東西，那正是娛樂與社區組織運動的產物，是那些主張有創意地運用閒暇時間的人的勝利」。[37] 社會工作者將這個計畫視為巨大的成功。具影響力的《Survey》雜誌將這些成果總結為「現代社會工作中最了不起的一塊」。[38]

社會工作者對於禁酒活動也很雀躍。慈善與懲教全國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在1917年時拋棄任何可能抵觸禁酒令且無涉價值觀的主張。（該組織後來更名為社會工作全國會議）紐約慈善組織協會的Edward T. Devine在1917年訪俄回國後，驚呼：「禁酒令後的社會改革甚至比廢除專制的政治改革要來得更為影響深刻。」而大型設施運動的主將兼老牌禁酒主義者Robert A. Woods，在1919年第18號修正案時預測「該法案是史上最偉大的活動，將能減少貧困、掃除賣淫活動與犯罪，並解放長久以來被抑制的人類潛能」。[39]

1917到1918年的社會工作全國會議主席Woods，長久以來譴責酒精為「可憎的惡魔」，他是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相信「基督教政治家」在「該作之事的宣傳下」，能夠在協作與社群的路線下基督化社會秩序，走向神之榮耀。就像許多虔信主義者，Woods並不在乎信仰或教條，他只在乎以公共的方式推動基督教，身為積極的主教，他的「教區」是廣大的社會。在Woods的安置工作中，他偏好以安置住房作為改革核心來隔離「不合群者」，特別是那些「流浪漢、酒鬼、貧民與智能不足者」。「程度加重的酒鬼」得接受嚴厲等級不斷加重的「懲罰」，刑期不斷加長。透過圍捕與囚禁街友來擺脫「流浪惡漢」，那些被逮捕的人會被丟到流浪漢工坊裡進行強迫性勞動。

對於Woods而言，世界大戰是重大事件，促進了「美國化」，一個「在忠誠與信仰下之良好秩序的偉大人性化過程」。[40] 這場戰爭奇妙地釋放了美國人民的能量。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將戰時的氣勢延伸到戰後的世界。Robert Woods讚頌著1918年春季的戰爭集體主義社會，並問出關鍵問題：「難道這個世界不應該一直如此？為什麼不在戰後也沿續這個狀態，這個緊密結合、範圍廣大又蓬勃發展的服務、合作與建設性的創造能量？」[41]

31 參Raymond B. Fosdick，《Chronicle of a Generation: An Autobiography》，（New York: Harper & Bros.，1958年），頁133。另參Peter Collier、Davi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6），頁103–05。Fosdick對於在美國街上叼著雪茄巡邏的警察感到特別吃驚！Fosdick，《Chronicle》，頁135。

32 美國社會衛生協會及其深具影響力的《Social Hygiene》期刊，是「淨化聖戰」的主要組織。這個組織是紐約醫生Dr. Prince A. Marrow受到美國社會衛生與道德預防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Sanitary and Moral Prophylaxis, ASSMP）的啟發而成立，ASSMP成立於1905年，該組織提倡性病防治並偏好法國梅毒論者Jean-Alfred Fournier的可控論。不久後，ASSMP芝加哥分部提出的「社會衛生」與「性愛衛生」等術語在他們的醫藥與科學主張中廣為使用，ASSMP在1910年更名為美國性愛衛生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for Sex Hygiene, AFSH）。最後，AFSH這個醫生協會在1913年底時與全國警惕協會（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合併，組成美國社會衛生協會（American Soc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SHA），全國警惕協會的前身是美國純潔聯盟（American Purity Alliance），宗教人士與社會工作者的組織。

在這波社會衛生運動中，道德與醫學主張如影隨形。因此，Dr. Morrow相當歡迎性病的新知，因為這代表著「性罪惡的懲罰」不再是「之後的事」。

ASHA的首任主席為哈佛大學校長Charles W. Eliot。在他首次會議的談話中，Eliot明確指出全面禁止酒精、菸草，甚至是香料，是反賣淫與淨化聖戰的重要組成。

有關這群醫生、淨化聖戰與ASHA的建立過程，參Ronald Hamowy，「Medicine and the Crimination of Sin: ‘Self-Abuse’ in 19th 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I，（1972年夏）：247–59；James Wunsch，「Prostitution and Public Policy: From Regulation to Suppression, 1858–1920」，芝加哥大學1976年博士論文；Roland R. Wagner，［Virtue Against Vice: A Study of Moral Reformers and Prostitu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有關Morrow，參John C. Burnham，「The Progressive Er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Sex」，《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9，（1973年3月）899；與Paul Boyer，《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 1820–1920》，（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年），頁201。另參Burnham，「Medical Specialists and Movements Toward Social Control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ree Examples」，收錄於J. 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ssays in Associational Activities in Modem America》，（New York: Free Press，1972），頁24–26。

33 於Daniel R. Beaver，《Newton D. Baker and the American War Effort 1917–1919》，（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6年），頁222。另參同上，頁221–24；與C.H. Cramer，《Newton D. Baker: A Biography》，（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1961年），頁99–102。

34 Fosdick，《Chronicle》，頁145–47。當Storyville在1917年禁止賣淫後，與傳說中正好相反，這個城市從來沒有「關閉」沙龍，舞廳依然開放，爵士舞廳從沒有真正在Storyville或新奧爾良被關閉，因此，這些場所從沒真正被迫歇業。有關Storyville關閉事件對爵士史之影響的歷史修正主義觀點，參Tom Bethell，《George Lewis: A Jazzman from New Orlea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年），頁6–7；及Al Rose，《Storyville, New Orleans》，（Montgomer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4年)。此外，Storyville的後期發展，參Boyer，《Urban Masses》，頁218。

35 參Hamowy，《Crimination of Sin》，頁226以後。Clemenceau的引言收錄於Fosdick，《Chronicle》，頁171。Newton Baker的御用傳記作家宣稱Clemenceau的反應展現出「他身為『法國虎』的動物傾向」。Cramer，《Newton Baker》，頁101。

36 Clarke，《American Women》，頁90、87、93。在某些案例中，婦女組織採取攻擊性措施來掃除她們社區中的惡習。1917年時，德州反惡習婦女委員會在所有軍事基地周圍建立「乾淨區域」。該年秋季時，該委員會與德州社會衛生協會合作，一起從事根除妓院與沙龍的工作。San Antonio成為她們最大的問題。Lewis L. Gould，《Progressives and Prohibitionists: Texas Democrats in the Wilson Era》，（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3年），頁227。

37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5。

38 Fosdick，《Chronicle》，頁 144。戰後，Raymond Fosdick的名利接踵而來，首先是國際聯盟的副秘書長，而後畢生都處於John D. Rockefeller身邊的內部集團核心。有了這些，Fosdick一舉成為Rockefeller基金會的頭兒，兼任Rockefeller家族的御用傳記作家。同時，Fosdick的哥哥Rev. Harry Emerson成為Rockefeller欽選的教區主掌，任職於Park Avenue Presbyterian教堂，而後轉任Rockefeller資助的宗派間Riverside Church。Harry Emerson Fosdick成為Rockefeller對抗新教的主要協助，偏好後千禧派、國家主義、「自由派」新教，並反對千禧派基督教，他在一戰的前幾年就以「原教旨主義者」出名。參Collier與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42、151–53。

39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6；Timberlake，《Prohibition》，頁66；Boyer，《Urban Masses》，頁156。

40 Eleanor H. Woods，《Robert A. Woods; Champion of Democracy》，（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29年），頁316。另參同上，頁201–02、頁250以後、頁268以後。

41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7。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Tue, 18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erin leigh mcconnell via photopin cc

第19號修正案是一戰的另一個直接產物，伴隨著禁酒令，但是影響時間更久。國會在1919年提出第19號修正案並在隔年批准，該修正案允許婦女投票。婦女參政運動長久以來一直與禁酒運動結盟。福音派虔信主義者亟欲對抗貌似對他們不利的民意，從而開始呼籲婦女選舉權（並在許多西部洲制定相關草案）。他們之所以這們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虔信派婦女在社會上或政治上都很活躍，相對的，民族派與禮拜式婦女則往往因為文化上與廚房和家庭的羈絆而不太會去投票。因此，婦女選舉權將會大幅提高虔信派的投票實力。禁酒黨在1869年成為第一個支持婦女選舉權的政黨，並且持續保持此一立場。進步黨也同樣熱衷於婦女選舉權；它是第一個出現婦女代表的全國性政黨。基督教聯合戒酒婦女會是婦女選舉權組織的領頭者，該婦女會在1900年時已經達到300,000會員的可觀數目。婦女選舉權組織的主力－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連續三任主席的政治運動生涯都從禁酒主義者開始－Susan B. Anthony、Mrs. Carrie Chapman Catt與Dr. Anna Howard Shaw。Susan B. Anthony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議題：

這個國家有個內敵，敵人就是酒醉。所有和賭場、妓院、車廠工作相關的人都是反對婦女選舉權的鐵票，我的意見是，如果你相信貞潔，如果你相信誠信，那就採取必要的措施，把選票交到婦女手中。[20]

內布拉斯加州德美同盟會（German-American Alliance of Nebraska）針對1914年11月婦女選舉權公投的失敗發出呼籲。呼籲內容為德文，寫著：「我們的德國婦女並不想要投票的權利，而且，因為我們的對手呼籲選舉權的目的是為了要在我們的脖子銬上禁酒的枷鎖，我們應該盡其所能地反對…」[21]

美國加入一戰，提供了克服婦女選舉權之反對勢力的動力，不管是作為禁酒成功後的順理成章推論，或是作為婦女組織在戰爭中效力的回報。為了關閉循環，這些政治活動還包含杜絕色情，以及針對移民族群進行「愛國教育」。

美國宣布參戰後不久，國防委員會就建立了婦女防禦工作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婦女委員會出名。這個委員會的目標是「協作組織化與非組織化的婦女活動與資源，讓她們的力量能夠在被需要時所用，並提供一個讓婦女與政府部門合作的新管道」。[22] 前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之會長Dr. Anna Howard Shaw，轉而擔任婦女委員會主席的全職工作，另一位婦女委員會的主要成員Mrs. Carrie Chapman Catt，同時兼任選舉權團體的主席，同樣也是突出的參政婦女。

婦女委員會很快地就在全國各地設立組織，並於1917年6月19日召集了超過50個全國性婦女組織來討論整合彼此的努力成果。正是在這個會議上，不倦不怠的食品獨裁Herbert Hoover「強加了第一個明確指派給美國婦女的任務」。[23] Hoover以「保存」與消除「浪費」之名，邀請全國婦女一同參與他控制、限制與卡特爾化食品工業的野心計畫。婦女委員會的委員之一Mrs. Ida M. Tarbell慶祝著這項發展，她同時也是進步主義作家與扒糞記者（muckraker）。Mrs. Tarbell稱讚：「公眾越來越能意識到，我們正進行的（美國參戰）計畫是全國性的民主事業，如果個人或者社會想要投入一份心力，就必須要與華盛頓政府協力合作。」Mrs. Tarbell繼續說道：「除了我們正走向中央集權的方向外，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目前全國婦女正通力合作的行動。」[24]

可能因為Mrs. Tarbell是「主導者」之一，而非「被主導者」，而更加熱衷於這些事務。Herbert Hoover在婦女大會中提出，每一位參與分送「食品質押卡」的婦女都是食品保存局的代表。由於公眾對於食品質押的支持沒有預期熱烈，推廣食品質押的教育工作變成為婦女保存運動的重點。婦女委員會任命Mrs. Tarbell為其食品管理局委員會的主席，她不倦地組織活動，並代表該委員會投書各新聞與雜誌。

除了食品管制之外，另一項婦女委員會的重要任務是將全國婦女分配到各式無償或有償的戰備服務。國內每一位超過16歲的女性都被要求要填寫並繳交一份附有相關訊息的註冊卡，揭露個人曾經接受的訓練、工作經驗，以及希望工作的類別。如此一來，政府就會知道每一位婦女的技能狀況，從而讓政府與婦女之間的互助更加緊密。在許多洲內，特別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諾州，洲政府還設立了學校來訓練這些註冊者。儘管婦女委員會不斷聲稱這些註冊都是自願性活動，但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如Ida Clarke所述，洲政府發展了一套「創新又聰明」的方法來促進這項計畫：強制性的婦女註冊。

路易斯安那州長Ruftin G. Pleasant下令1917年10月17號為強制註冊日，並讓一幫子洲政府官員配合這項活動。洲政府的食品委員會則確保所有人都參與食品質押活動，洲學校委員會更將10月17號宣布為假日，讓教師能夠協助這項強制性註冊，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共計有六萬名婦女替路易斯安那州的登記活動工作，她們和洲食品保存局官員、教區的示範人員一起工作。在該洲的法國區，天主教神父在呼籲所有女性教友履行註冊義務上發揮了重要的個人價值。宣傳單在法國區中流傳，挨家挨戶地宣傳，婦女活動家在戲院、學校、教堂與法院等處發表敦促註冊的演講。人們被告知所有的回饋都將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任何阻力被提及。人們也被告知「就連黑人族群也對這個議題相當活躍，在黑人牧師的呼籲下有時也會參與白人的會議」。[25]

另一項婦女註冊與食品管制運動的助力，雖然規模較小卻更險惡，是由國會在1917年1月底於華盛頓舉辦的大型建設性愛國主義會議中成立的戰前婦女組織，也就是所謂的全國婦女服務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Woman’s Service, NLWS），該聯盟所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其職責後來與規模更大的婦女委員會重複。這兩個組織的差異在於，NLWS的組織結構與軍隊很相像。每一個地方工作小組都被稱為「分遣隊（detachment）」，聽命於「分遣隊長（detachment commander）」，區範圍與洲範圍的分遣隊會在年度「營會（encampment）」中集會，每一位女性成員都穿著制服並配戴組織徽章。具體而言，「所有分遣隊都接受標準化與體能化的訓練」。[26]

婦女委員會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愛國主義教育」。政府與婦女委員會認知到移民族群女性最需要受到這類指導，因此設立了教育委員會，由精力充沛的Mrs. Carrie Chapman Catt領導。Mrs. Catt清楚地向婦女委員會解釋這個問題：上百萬的美國民眾並不清楚我們為什麼參戰。Ida Clarke重釋了Mrs. Catt的意思：「我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以保護後代不受無良軍國主義的威脅。」[27] 假設美國「過分周到」的軍國主義不會產生任何問題。

Mrs. Catt接著說，冷漠與無知比比皆是，她提議動員兩千萬美國婦女，那些「社區中的情感凝聚佼佼者」，進行「大規模的教育活動」，來讓婦女們「熱心地參與，推動戰爭盡可能地快速勝利」。Mrs. Catt繼續說道，然而，她澄清自己呼籲支援戰爭之目的，是因為「不管這個國家想不想要」，我們都已經在戰爭中，因此，為了贏得戰爭，「犧牲」是必要的，「不管願意或不願意」。結束時，Mrs. Catt以單一論點作為總結，在所謂的必要性之外，將「終結戰爭視為戰爭」，是勝利的前提。[28]

婦女組織的「愛國教育」運動，主要目標是要「美國化」移民婦女，透過積極地說服她們（a）歸化為美國公民，以及（b）學「本國英語」。該運動搭配「美國第一」的口號，透過敦促移民學習英語、讓女性移民參加下午或晚上的英語班，來達成民族團結。這些愛國婦女組織對於保持這些移民的家庭結構也投以關注。如果孩子學英文，但父母卻沒有學英文，這些孩子將會藐視他們的父母，「父母管教與控制將會失效，整個家庭結構將被削弱。從而導致社區中的重要保守勢力失效」。為了保存「年輕人的家教」，「透過語言來美國化外國婦女成為迫切需要」。在賓州的Erie，婦女俱樂部會推舉「社區保姆（Block Matrons）」，其工作是去了解社區裡的外國家庭，並支援學校單位敦促移民學習英語，以Ida Clarke的話來說，這些社區保姆會「成為鄰居、友人，以及社區中外國婦女的傾訴對象」。大家都會想要聽聽獲得社區保姆關注之對象的意見。

總之，美國化運動的結果，如Ida Clarke的總結：「這個國家的婦女組織扮演了重要角色，將美國塑造為具有共通語言、共通目標、共通美國夢的國家。」[29]

政府與其婦女組織也沒有忽略了進步性的經濟改革。在1917年6月婦女委員會會議中，Mrs. Carrie Catt強調戰爭中的最大問題，在於確保婦女「同工同酬」。會議建議要成立委員會，確保勞動雇用不會違反「道德法則」，並讓限制（「保護」）婦女與兒童的法律能被嚴格執行。顯然，最大化生產力以備戰的這個目標有時候會變得次要。

全國婦聯工會（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s League）主席Mrs. Margaret Dreier Robins讚譽道，婦女委員會正在各洲組織保護婦女與兒童勞工之最低勞動標準的委員會，要求最低薪資並縮短婦女勞工的工時。Mrs. Robins特別警告：「過去有為數廣大的無組織婦女在勞動市場中以低於水準的條件就業，這些婦女多在那些美國化程度低、美國理想中最陌生的產業中工作。」因此，「美國化」以及動員婦女勞工這兩件事得齊頭並進。[30]

20 引述於Alan P. Grimes，《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an Suffrag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頁78。

21 Grimes，《Puritan Ethic》，頁116。

22 Ida Clyde Clarke，《American Women and the World War》，（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1918年），頁19。

23 Clarke，《American Women》，頁27。

24 同上，頁31。事實上，Mrs. Tarbell的扒糞活動，對象僅限Rockefeller與Standard Oil。她相當偏好摩根家族，她在1925年替US Steel的Elbert H. Gary寫的美化傳記，以及1932年替GE的Owen D. Young寫的美化傳記可以作為見證。

25 同上，頁277、275–79、58。

26 同上，頁183。

27 同上，頁103。

28 同上，頁104–05。

29 同上，頁101。

30 同上，頁129。Margaret Dreier Robins和她的丈夫Raymond基本上就是一對愛國主義的進步派夫妻。佛羅里達州出生的Raymond，是白手起家的成功掏金客，在阿拉斯加的荒野經歷神秘體驗後成為虔信佈道者。Raymond後來搬到芝加哥定居，並成為市政改革的領導者。Margaret Dreier和Mary兩姊妹出生於紐約的有錢社會名流，她們的家族資助新興時期的全國婦聯工會。Margaret在1905年嫁給Raymond Robins後搬到芝加哥，很快就成為該工會的長壽主席。Robins一家在芝加哥組織進步主義政治活動超過20年，並在1912年到1916年間成為進步黨的主要領導人物。一戰期間，Raymond Robins以俄國紅十字計畫領導的身分，參與了重要的外交活動。有關Robins一家，參Allen F. Davis，《Spearhead for Reform: Th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890–191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

有關婦女戰時作業與婦女選舉權，參選舉權運動的標準歷史：Eleanor Flexner，《Century of Struggle: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theneum, 1968），頁288–89。有趣的是，國家戰爭勞工局（National War Labor Board，NWLB）直接就接受「同工同酬」的概念，透過增加雇主的成本來達成限制婦女就業之目的。NWLB接受超額雇用婦女的唯一條件，是「雇用女性不再比雇用男性更加有利可圖」。引述於Valerie I. Conner，「‘The Mothers of the Race’ in World War I: The National War Labor Board and Women in Industry」，《Labor History》，21，（1979–80年冬）：34。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Thu, 13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oston Public Library via photopin cc

Higgs教授書中所遺漏的少數關鍵之一，就是後千禧年論虔誠新教在趨使美國走入國家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830年代主導北部的洋基地區後，侵略性的「福音派」虔信主義在1890年代征服了南方的新教，並在20世紀後與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主義中扮演要角。「福音派」虔信主義認為盡可能地讓其他人也獲得救贖是讓自己能夠獲得救贖的必要之一，無可避免地，國家必須變成最大化人類獲得救贖機會的神器。具體而言，國家在排除罪惡、「使美國變得神聖」中扮演樞紐角色。對於這些虔信主義者而言，罪惡被廣泛定義成任何可能會蒙蔽心智而讓人無法達到救贖的事物。尤其重要的是奴隸制（直到內戰之前）、惡魔的蘭姆酒，以及羅馬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羅馬天主教廷。內戰後的幾十年間，虔信主義者用來對抗政敵民主黨的指控，從奴隸制變為「叛亂」。[7] 到了1896年，隨著南方新教的福音式轉變以及聯邦對人煙稀少之虔信派州地區的承認，William Jennings Bryan成功地將這些因素結合，並把民主黨轉變成虔信主義的政黨，永遠終結了該黨曾經引以為榮的理想－禮拜式（天主教派與路德教派）基督教、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體制。[8]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虔信主義者都是後千禧年論者：他們相信基督再臨只會出現在人類努力下於地球建立神之國度的千年之後。因此，後千禧年論者傾向國家主義，將國家視為加速耶穌再臨的器具，排除罪惡並基督教化社會秩序。[9]

Timberlake教授簡練地總結了這種政治與宗教間的衝突：

不像那些將世界視為無救腐敗的極端主義與末日教派，也不像羅馬教廷、聖公會與路得教派那些對於宗教影響文化保持較寬鬆態度的保守教派，福音派新教把克服腐敗視為動態活動，不只說服他人信基督，更透過法律與政治權力基督教化社會秩序。根據這個觀點，基督徒的責任在於使用國家的世俗權力來打造社會，讓社群的信仰保持純潔、讓救贖的工作變得簡單一點。因此，法律的作用不只是限制邪惡，更是教育與拉抬。[10]

禁酒主義與進步主義改革都具虔信主義色彩，而這兩個運動都在1900年擴展之後逐漸交織。曾經只有單一訴求的禁酒黨，在1904年後逐漸演變成進步主義。1900年後的禁酒主義主要活躍成員反沙龍聯盟，也開始大幅投入進步主義改革。該聯盟1905的年會上，Howard H. Russell牧師讚頌進步主義改革運動的進展，並讚揚Theodore Roosevelt，稱他為「英雄楷模的領袖，具有絕對誠實的人格與純潔的人生，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11] 反沙龍聯盟1909的年會上，Purley A. Baker牧師稱讚工會運動是正義與公平交易的神聖十字軍東征。該聯盟1915的年會吸引了上萬人，集結了國家主義、社會服務與好鬥基督徒，這種組合是1912年進步黨成立大會的標誌。[12] 該聯盟1916的年會上，主教Luther B. Wilson申明，在場的所有人對於即將提出的進步主義改革都無異議支持。

在進步主義當政期間，社會福音成為虔信派基督教的主流之一。大多數福音教派的教會都建立社會服務委員會來推廣社會福音，幾乎所有的教派都接受教會委員會與教會聯邦委員會社會服務部在1912年制定的社會信條（Social Creed ）。信條中呼籲廢除童工、建立婦女勞動法、成立工會的權力（即強制性集體談判）、消除貧困，以及「公平」分配國家生產。飲酒問題也是社會議題之一。信條認為，酒精是人類建立神之國度的嚴重障礙，信條主張「保護個人與社會免於酒精這個社會、經濟與道德上的浪費」。[13]

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的領袖們過去都是國家主義的狂熱擁護者。包括Walter Rauschenbusch牧師與Charles Stelzle牧師，在美國參與一戰之後，他們的《Why Prohibition!》透過聯邦教會委員會的禁酒委員會，分送到工會領袖、國會議員、與重要政府官員的手上。Josiah Strong牧師是特別重要的社會福音運動領袖，他透過自己的美國社會服務機構（Ame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Service）發行《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月刊。在1914年7月刊某篇支持禁酒主義的文章中，《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歡呼著進步主義的精神終於終結了「個人自由」：

「個人自由」終於成為被廢黜的無冕王，無人崇敬。社會意識至今已被開發、變得專斷，社會機構與政府必須要留意自身的職責，並且共同分擔。我們不再害怕「父權主義」這個古老的妖怪。我們大膽地聲明，政府的責任就在於父權式的關愛。「沒有人可以置身於一個真正的政府之外。」[14]

身為一個真．十字軍，虔信主義者在替美國除罪化的這條路上並不滿足於此。如果虔信主義者們真的相信美國人是神選之人、美國是神選之地，他們的宗教與道義責任當然不會停止於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世界就像是美國的藏寶地。就像Timberlake所描述的，美國建國的過程就是一次神選之地的映證。

因此，將這些理想與機制向外推廣，成為美國的任務，讓整個世界都成為神之國度。美國新教徒不僅只滿足於在美國境內進行改革，還強迫性地覺得也應該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這麼做。[15]

美國參與一戰替這個新教徒之夢提供了實現的機會。首先，所有的糧食生產都在食品獨裁者Herbert Hoover的控制之下。如果美國政府控制、分配糧食資源，它應該要允許這麼珍貴的穀物供應被所謂「非罪即浪費」的酒品生產給吸收？就算只有低於2%的美國穀物收成用於酒品生產，想想這些穀物可以被用來餵飽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飢童吧。進步色彩的《Independent》周刊煽動地描述。「難道不是『眾人有得食』或『少數人享酒』的二選一？」為了「保存糧食」這個虛偽的目的，美國國會於1917年8月10號修訂食品與燃油管制法，全面禁止糧食投入酒品生產。國會本來大可直接禁止酒品生產，但Wilson總統被反沙龍聯盟給說服，這麼做雖然較慢達到目標，但是可以免於被國會阻撓議案而延宕。然而，進步主義兼禁酒主義者Herbert Hoover，進一步說服Wilson在10月8號下令，大幅降低啤酒的酒精含量並限制可用於酒品生產的糧食數量。[16]

禁酒主義者利用管制法規與戰爭愛國主義來產生良性效應。新墨西哥州的洲長夫人W. E. Lindsey在1917年11月發表有關管制法令的演說，宣稱：

撇開酒品所造成的長串悲劇清單不談，其所造成的經濟浪費在此刻已經不容忽視。在這麼多盟國人民瀕臨飢荒的狀況下，繼續生產威士忌對我們而言簡直就是有罪的忘恩負義。[17]

戰爭期間禁酒主義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保護美國士兵免於酒精對其健康、道德與不朽靈魂的危險。作為其結果，國會在1917年5月18日《選擇性服務法》中，在所有軍事基地區域建立禁酒區，在這些軍事區內，販賣或甚至是餽贈酒品都被視為非法，即便是在私有住宅也是如此。任何飲酒的軍人都會被送交軍事法庭。

反沙龍聯盟提出的憲法第18修正案是走向全國性禁酒主義最重度的推力，該修正提案取締製造、販賣、運輸與進出口所有的烈酒。提案由國會通過，並於1917年12月在各洲生效。那些主張禁酒令無法徹底執行的反禁酒人士，最後都會遇到原則性問題：難道他也要因為謀殺和搶劫無法徹底防治，而反對禁止謀殺與搶劫嗎？而那些主張私有財產會被不正當沒收的論點，也會因為沒收那些對健康、道德與人民安全有害的財產總是不予補償的慣例給刷下。

《禁酒法》把酒品分類成烈酒（禁止）以及啤酒與葡萄酒（限制）後，釀酒業試著要和蒸餾酒這個汙點劃清界線來減少損失。美國釀酒協會堅持：「啤酒屬於低酒精濃度葡萄酒與軟性飲料那類，而不是烈酒那類。」釀酒商們強調他們對於「一次斷絕烈酒對於整體生產力之桎梏」的意願。這種懦弱的態度對釀酒商無益，畢竟，禁酒令的主要目的就在一次打擊所有釀酒商，這些釀酒商的產品正是受到贈恨之德裔美國人的日常習慣飲品，不論是天主教或路德教派，不論是禮拜式教徒或者是飲酒人士。德裔美國人不過是進入一場公平遊戲。難道他們不是邪惡皇帝的代表，一心只想征服整個世界？難道他們不是有意識地持續令人害怕的匈奴「文化」，旨在摧毀美國文明？大部分的釀酒商難道不是德國人嗎？

因此，反沙龍聯盟怒喝道：「這個國家裡的德國釀酒商正在癱瘓成千上萬的人，從而削弱這個共和國在對抗普魯士戰爭中的力量。」顯然，反沙龍聯盟並未注意到，位於德國的德國釀酒商也正在執行可貴的任務，削弱「普魯士軍事力量」。釀酒商被指控支持德國以及接受大眾補貼（顯然，只要是支持英國，或者是接受補貼的非釀酒商，就可被接受）。這些指控的高潮來自於某位禁酒主義者，他警告：「我們在國內也有德國敵人。而這些德國敵人中最糟糕、最危險、最險惡的，就是Pabst、Schlitz、Blatz和Miller。」[18]

在這種氣氛下，釀酒商根本就沒有翻身機會，第18號修正案進入各洲，取締所有型式的酒品。由於先前已經有27個洲實施酒品取締，這意味著只有9個洲需要批准這道修正案，而這直接涉及到聯邦憲法一直以來的警察權力問題。37個洲在1919年1月16號批准第18號修正案，當年2月底，除了新澤西洲、羅德島、康涅狄格州這3洲以外的所有洲，都將酒品視為違憲。技術上而言，該修正案會在隔年1月生效，但是國會透過通過1918年11月11號的《戰爭禁止法》來加快腳步，該法於隔年5月之後禁止酒類生產，並在1919年6月30號之後開始取締所有含酒精飲料的銷售，這項禁令的效力將持續到解除動員為止。因此，全國性的禁酒其實從1919年7月1號就開始，並在半年後由第18號修正案接手。憲法修正還需要國會級的強制執行法，因此，國會提出了《國家禁酒法》，該法案在1919年10月底時壓過Wilson的否決而通過。

隨著對抗惡魔蘭姆酒之戰的主場勝利，這些不安分的虔信禁酒主義者也開始尋找新的征服地點。今天是美國，明天就是全世界。勝利者反沙龍聯盟在1919年6月呼籲於華盛頓召開國際禁酒會議，建立全球抗酒聯盟。但說到底，全球化禁酒需要先達成全球化民主的這個任務。禁酒主義者的目標在Rev. A.C. Bane於1917年反沙龍聯盟年會上的談話中熱情闡述，當時該聯盟在美國境內的勝利已經觸手可及。面對瘋狂歡呼的民眾，Bane大聲地說：

美國將在人類最偉大的（對抗酒精）戰爭中「攻頂」，並在這個國家崇高的進步中設下耀眼的禁酒主義標準。接著，將關注海外姊妹國對我們的招手，他們同樣與古老的敵人掙扎，我們將帶著宣教與十字軍的精神上前，協助將飲酒的惡魔從所有文明中去除。在美國的帶領下，帶著對全能上帝的信仰，以我們愛國的雙手揮舞著象徵純潔公民的不朽旗幟，我們很快就能替人類帶來全球性禁酒的這個無價之禮。[19]

幸運的是，這些禁酒主義者發現世界是個難以對付的對象。

7 1884年競選活動的民主黨人在內戰後第一次當上總統，末期出現憤慨標語－民主黨是「蘭姆、羅馬教派與叛亂」之黨。紐約的新教牧師可以用這個短句來總結虔信主義運動中的政治關注議題。

8 有關美國「民族宗教」政治歷史的文獻介紹，參Paul Kleppner，《The Cross of Culture》，（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0年）；及，作者同上，《The Third Electoral System, 1853–1892》，（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年）。有關共和黨形成虔信主義政黨的最近期研究，反思反奴隸制、禁止主義與反羅馬教廷等虔信主義關注議題之間的關聯，參William E. Gienapp，「Nativism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Majority in the North before the Civil War」，《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2，（1985年12月），529–559。

9 禮拜派追隨的奧古斯丁正統基督教是「無千禧年論」，認為「千禧」只不過是隱喻，耶穌會在基督教會面臨危機時依照自己決定的不定時間再臨，無須人類的協助。21世紀初出現的「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都是「前千禧年論者」，他們相信基督會在千年「磨難」與末世之前再臨，直到歷史真正結束。前千禧年論者或「千禧年論者」並沒有像後千禧年論者那樣的國家主義傾向，相反的，他們專注於預測末日與耶穌再臨。

10 James H. Timberlake，《Prohibition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20》，（New York: Atheneum，1970年），頁7–8。

11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33。

12 進步黨大會融合了進步主義運動的所有主要族群：國家主義經濟學家、技術官僚、社會改革工程師、社會工作者、虔信派宗教人士與J.P. Morgan & Co的生意夥伴。進步黨與會主要代表是社會福音領導者－Lyman Abbon、牧師R. Heber Newton與牧師Washington Gladden。進步黨宣稱自己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宗教精神復興」。Theodore Roosevelt的就職演說被稱為「信仰的自白」，「阿們」被當作標點符號，配上與會代表們不間斷的虔信基督教讚美詩。他們唱《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以及復古主義讚歌《Follow, Follow, We Will Follow Jesus》，把歌中的Jesus換成Roosevelt。大感震驚的《New York Times》把進步主義團體稱為「狂熱大會」，作為這次不尋常經驗的總結。它加註：「這場演說甚至不能說是大會。它是宗教狂熱份子的集會。就像Peter和Hermit主持的一樣。它就像政治版的衛道派營隊。」引用於John Allen Gable，《The Bull Moose Year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ive Party》，（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1978年），頁75。

13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24。

14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27。文章中的斜體字。或，如Rev. Stelzle在《Why Prohibition》所述：「不管是行事、飲食、享受天倫之樂，或甚至是活著，只要是與公共必要法有所牴觸，就不存在所謂絕對的個體權利。」引述於David E. Kyvig，《Repealing National Prohibi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年），頁9。

15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37–38。

16 參David Burner《Herbert Hoover: A Public Life》，（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9年），頁107。

17 James A. Burran，「Prohibition in New Mexico, 1917.」，新墨西哥《Historical Quarterly》48刊，（1973年4月）：140–141。當然，Lindsey女士並不管那些因為英國海軍封鎖而飽受飢餓之苦的德國人、盟軍與歐洲內陸國家人民。新墨西哥州內唯一抵制1917年禁酒運動的地區是西班牙裔天主教區。

18 Timberlake，《Prohibition》，頁179。

19 引述於Timberlake，《Prohibition》，頁180–181。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照片：Bernard Baruch via Wiki

歷史學者一般將一戰期間的計畫經濟當成因應當下需求的孤立事件，認為它不具深刻的長遠意義。但正好相反，這段戰爭集體主義被當成典範與靈感來源，成為打造20世紀美國歷史的強大勢力。對大型企業而言，戰時經濟成為全國性協作與卡特爾化的範本，穩定生產、價格與利潤，用一套它們能強力操作並能協調各大經濟團體的系統，來取代老式的自由放任競爭。這是一套以標準化之名來廢除競爭多樣性的系統。戰時經濟替Bernard Baruch與Herbert Hoover等商人鍍上一層漂亮的外衣，他們稱商務團體之間的協作「關聯」為1920年代的商務部長（Secretary of Commerce），正是這種關聯主義替羅斯福的AAA與NRA等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主義鋪平了道路。

戰時集體主義也替這個國家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打造出典範；似乎出現可用來取代自由放任系統的體制，不再是暴動與階級憎恨的馬克斯工人主義，而是由一個全新的強大國家以及各主要經濟團體來領導、規劃與組織經濟。這種「混合經濟」並非巧合地正是一種新重商主義，主要的人員配置就是那些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後一點，大企業以及自由派都將戰時模式當成組織與整合勞動階層的方法，一般而言很難掌控的勞動階層，透過相對應之工會領導人的管束，被馴服成企業主義系統裡的一個小老弟。

終其一生，Bernard Mannes Baruch努力要恢復戰時模式的輪廓。為此，他在總結WIB經驗時，Baruch讚美道：

許多商人都在戰爭期間經歷了他們從執業以來第一次遇到的感受，經歷到他們的統合、合作與一致行動，不僅對自己也對普羅大眾所帶來的重大好處…

Baruch呼籲持續維持這樣的合作組織，「開創紀律」來消除「浪費」（也就是競爭）、互換交易訊息、企業間重新分配供應與需求、避免「奢侈的競爭」、重新調配生產的地點。為了完善公司國家的輪廓，Baruch敦促這些組織得由聯邦機構來管理，不是商務部就是聯邦貿易委員會

這個機構的職責是在政府嚴格督導之下鼓勵這樣的合作與整合…[46]

Baruch也設想了一組聯邦委員會來進行戰後的勞動培訓與分配。至少，他也呼籲要合法化戰時之價格管制、企業整合與動員等措施。[47]

在1920到1930年代，Bernard Baruch扮演著趨往公司國家的主要啟發者；此外，這股趨勢的許多領導者都曾於WIB這段激勵人心的時期聽命於Baruch，這些人也持續在全國性事務中扮演著Baruch小弟的角色。在Baruch的協助下，Moline Plow Company的George N. Peek在1920年代初期，倡議由聯邦政府組織之農業卡特爾來補貼農產品價格，這項措施在總統胡佛於1929年組建之聯邦農業委員會（Federal Farm Board，FFB）中達到高峰，隨後在羅斯福的AAA中又上高峰。當然，Peek的農具機生意在這些農業補助中獲得許多好處。胡佛任用的首任FFB主席不外乎是Baruch在一戰期間的頂尖盟友－農業設備龍頭製造商International Harvester的Alexander Legge。當羅斯福創建AAA時，主席的位置直接就先給了Baruch，然後再傳給Baruch的小弟George Peek。

Baruch不僅在提倡公司國家主義上不落人後，他在1930年春提出於和平時期建立類似WIB的組織，作為「產業的最高法院」。隔年9月，GE總裁Gerard Swope，也是Baruch之知己Herbert Bayard Swope的手足，提出一套精心策劃的公司國家系統，該系統基本上就是戰時規劃經濟的複刻版。與此同時，Baruch的其中一個老友－前國務卿William Gibbs McAdoo，提出一套很類似的「和平時期產業委員會」計畫。胡佛否決了這些計畫後，由羅斯福透過NRA來體現這些計畫，羅斯福選任Gerard Swope來協助完成最終草案，並挑選Hugh S. Johnson將軍來主導這個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重要工具，他是Baruch的弟子與一戰盟友，同樣來自Moline Plow Company。Johnson被解任後，由Baruch本人獲得該職位。[48]

其他的NRA主導官員清一色是戰時動員的老兵。Johnson的參謀長是Baruch的老友John Hancock，他在戰爭期間擔任海軍海軍主計總監並替WIB主持航海產業計畫。其他的NRA官員有：Leo Wolman博士，WIB生產統計部的頭兒；Charles F. Homer，戰時自由公債（Liberty Loan）的主導者；Clarence C. Williams將軍，曾任採購總長並負責陸軍的戰時採購事宜。其他在羅斯福新政（New Deal）期間被重用的WIB老兵有：Isador Lubin，任職美國勞工統計專員；WIB條例分部的Leon Henderson上尉；參議員Joseph Guffey，於WIB中負責石油保存事務，負責將戰時燃料管理局的模式套用在新政時期的石油與燃煤管制。[49]

Herbert Clark Hoover是另一個繼戰時規劃者後成為新協作措施推廣者的人。戰爭一結束，Hoover就將「重建美國」與和平時期的協作給扯上邊。他敦促進行全國性規劃，在政府的「中央領導」下，由商人與其他經濟團體進行「自願性」合作。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之目的是替基礎工業籌集資本，進一步消除自由市場競爭下的「浪費」。Hoover在1920年代擔任商務部長的任期內，他鼓勵透過交易聯盟來卡特爾化各產業。Hoover除了在聯邦農業委員會開創現代的農產品補助計畫，他也敦促咖啡採購商組織卡特爾以壓低採購成本，替橡膠產業建立採購卡特爾，引導石油工業以「保存」之名協作產量限制，替煤業不斷嘗試提高價格、限制產量並鼓吹合作社形式的銷售，嘗試要強制紡織業組成全國性卡特爾以限制產量。延續戰時廢除多樣款式與產品競爭的想法，Hoover在1920年代持續針對材料與產品實施標準化與「簡化」。如此一來，Hoover廢除或「簡化」了上千的產品。這種「簡化措施」由商務部與來自各產業的委員協作而達成。[50] Grosvenor Clarkson歡呼著：

在因應戰爭而實施的必要限制後，很有可能不再像戰前那樣充滿各種機器型式與態樣，以及各式昂貴的用品…WIB於戰爭期間構思與實施的概念，在和平時期由商務部實施…[51]

自由派知識份子在戰爭集體主義中是不佔少數的影響力團體。從來沒有這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學者湧入政府機構，協助規劃、管制與動員經濟系統。這些知識分子從事顧問、技術人員、法規起草，以及政府機構的主管。此外，在新特權的獎賞之外，戰爭經濟讓這些知識份子發現另一種改造社會的方式，既非他們藐視的自由放任經濟，也非他們咒罵又害怕的馬克斯工人主義。這種經過規劃的公司經濟，看來似乎能夠在強大的國家引導下協調所有的族群與階級，一個由自由派或者是類自由派主導的國家。Leuchtenburg教授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將戰爭集體主義視為「人類進步過程一個合乎邏輯的方向」。[52] 他展示出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戰爭影響下之社會轉型的激昂。為此，《New Republic》讚譽戰爭是一種社會「改革」的手段；John Dewey歡呼著以「為了使用而生產」取代「為了利潤而生產」與「絕對的私有財產權」。經濟學家們心醉於「戰爭迫使人們專注於集體規劃的力量」，並尋求「將這股殺敵的力量用到重建家園的新目標上」。[53]

抓緊機會要實施社會改造工程的Rexford Guy Tugwell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著戰爭的結束，宣稱「停戰協議阻撓了生產控制、價格控制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因為，在戰爭期間，老舊的產業競爭體系被「民族主義願景的熱度給熔解」。[54]

不只是NRA與AAA，整套羅斯福新政，包括將華盛頓打造成自由派知識份子與規劃者新居，其靈感來源都來自於一戰的戰爭集體主義。1932年由胡佛成立並於羅斯福新政期間擴張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是舊戰爭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的轉世，後者將政府資金放款給彈藥商。此外，胡佛將RFC首任總裁給了Bernard Baruch，WFC的頭兒則是Baruch的老戰友Eugene Meyer, Jr.。許多舊WFC的員工與營運方法都被帶到新機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前身是戰時政府在Muscle Shoals地區的硝酸鹽與發電計畫，事實上，舊有的硝酸廠也正是這個機構的第一份資產。此外，新政中許多公共電力倡導者，都在緊急艦隊公司（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這個戰時機構的電力部門中受訓。甚至，TVA這項創新的政府企業組織形式也是基於戰時先例。[55]

戰時經驗也提供羅斯福新政公共住房運動靈感。一戰期間，為了提供戰爭工作者住房，成立了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United States Housing Corp.）。戰爭建立了公共住房的先例，也訓練了一批像Robert Kohn那樣的建築師，他是美國航運委員會（United States Shipping Board）住房生產部的頭兒。戰後，Kohn讚譽「這場戰爭讓住房『出現在這個國家的地圖上』」；Kohn於1933年接受羅斯福任命，負責羅斯福新政中的第一波公共住房。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以「花園城市」的規劃原則，建立大規模的公共住房社區（Yorkship Village, N.J.、Union Park Gardens, Del.、Black Rock and Crane Tracts, Conn.），這項規劃原則最後在羅斯福新政與其後的政府計畫中持續發揮影響力。[56]

新政的石油與燃煤管制，同樣也是延續戰時燃油管理局的先例。參議員Joseph Guffey是燃煤與石油管制的領頭兒，曾經擔任WIB汽油分部的頭兒。

戰爭期間的「全國一體」與動員程度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羅斯福新政期間設立平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灌輸美國青年重武精神。其概念是動員在街頭打混的男孩以組成新形式的美國遠征軍（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事實上，CCC的營隊由陸軍經營，CCC的新兵會被聚集在陸軍徵兵總部，穿上一戰的制服，配備軍用帳篷。新政支持者讚譽著，CCC以這種新「游擊軍」的型式賦予這個國家青年新的意義。眾議院的發言人Henry T. Rainey如此形容：

他們（CCC新兵）接受相同的軍事訓練…增進其健康、發展其心智、成為更有用的公民…他們將成為陸軍中相當具有價值的核心。[57]

46 Bernard M. Baruch，《American Industry in the War》，（New York: Prentice-Hall，1941年），頁105–06。

47 Coit，《Mr. Baruch》，頁202–03、218。

48 同上，頁440–43。

49 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ohn Braeman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7年），頁122–23。

50 參Herbert Hoover，《Memoirs》，（New York: Macmillan，1952年），卷2，頁27、66–70；有關Hoover與出口工業，參Joseph Brandes，《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Diplomacy》，（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2年）；有關石油產業，參Gerald D. Nash，《United States Oil Policy, 1890-1964》，（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年）；有關煤業，參Ellis W. Hawley，「Secretary Hoover and the Bituminous Coal Problem, 1921–1928」，《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8年秋）：247–70；有關紡織業，參Louis Galambo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年）

51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484–85。

52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84n。

53 同上，頁89。

54 同上，頁90–92。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鑒於相當類似的考量，而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出現暫時性的欣慕，特別是那些《New Republic》的主筆。參John P. Diggins，「Flirtation with Fascism: American Pragmatic Liberals and Mussolini’s Ital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6年1月）：487–506。

55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109–10。

56 同上，頁111–12。

57 同上，頁117。羅斯福任命先前從事戰時勞動的工會領袖Robert Fechner為CCC的頭兒，以替該計畫罩上一層平民偽裝。頁115n。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I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thinkpanama via photopin cc

許多主導人在戰爭結束後對於廢除戰時措施多加阻撓，這點特別可以當作戰爭集體主義深刻足跡的證據。企業領導人在戰後追求兩個目標：第一是讓政府持續進行價格管制，以保護他們免於預期中會出現的戰後通縮，第二則是在和平時期推廣產業卡特爾化。具體而言，企業希望戰時的最高限價（有時是用最低價格）在戰後期間直接轉換成最低限價。此外，延續戰時的配額與生產限制，目的只是要拿來當成和平時期抬高價格的卡特爾手段。

因此，許多WIB委員以及他們的相應WIB分部都呼籲持續維持WIB制度及其限價系統。具體而言，那些害怕戰後將面臨通貨緊縮的產業分部呼籲要持續價格管制，而那些預期將持續繁榮的特定產業則呼籲要回歸自由市場。Himmelberg總結道：

分部領導給予委員會的建議與他們所相對應的產業需求一致，預期價格下降的產業敦促持續保護政策，預期戰後市場繁榮的產業則敦促解除所有管制。[58]

WIN價格管制委員會主席Robert S. Brookings宣稱WIB「在重建期間將像在戰爭期間一樣對於穩定市場有所助益」。[59]

與此同時，大企業界也有所行動，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於1918年10月初向威爾森總統提出一項極具野心的「重建委員會」計畫，範疇涵蓋全國經濟。

WIB配合並呼籲總統在戰後持續維持WIB。Baruch呼籲威爾森至少要持續實施WIB的最低限價政策。然而，當Baruch說戰後的WIB是用來對抗通膨與通縮時，他是在欺騙民眾；他對於設定最高限價以對抗通膨的措施一點興趣也沒有。

這些來自產業界與政府的野心計畫，它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或許是威爾森總統。或許，總統對於自由競爭的理想無法忘懷，讓他對於這些戰後計畫沒有太多青睞，至少在修辭學的層面上。[60] 這種理想訴求主要來自國防部長Newton D. Baker，他在威爾森的顧問群中信仰最接近自由放任社會（laissez-faire）。威爾森於1918年10月間拒絕了所有的提案。Baruch與WIB在11月初公開預測去動員期間WIB將成為必須，以對威爾森施壓來作為回應。《The New York Times》在停戰協議的隔天報導：

WIB官員宣稱該組織將會有更多任務要做。他們預期透過政府緊密掌控戰爭工業與材料就不會出現嚴重的產業資源錯置。[61]

然而，總統的態度仍然強硬，他於11月23號下令WIB在年底前就要完全解散。失望的WIB主事們默默接受這項命令；部分原因來自於國會對於任何持續措施之嘗試的反對，部分原因則來自那些預期戰後繁榮之產業對於控管措施的阻撓。製鞋業特別強烈反對持續進行任何控管。[62] 那些偏好控管的產業，則呼籲WIB至少要在組織解散之前批准「最低限價」以及該年冬季的限產協議。 WIB極欲進行這項最後的掙扎，確實，該委員會能夠合法地在解體之後仍然持續實施這些管制，即使這些管制違反了總統的意願。然而，WIB在酸、鋅與鋼業製造商的壓力下，無奈地於12月11號拒絕了部分請求[63] ，不過，WIB拒絕的只有價格管制計畫，因為WIB害怕這些措施可能會被總檢察長質疑而被法院推翻。

最熱心倡導要維持WIB價格管制的產業之一，就是鋼鐵業。停戰協議的兩天後，U.S. Steel的Judge Gary呼籲WIB持續進行管制，並宣稱「鋼鐵同業都渴望著以適當的方式彼此合作…」。Gary呼籲為期三個月的價格管制以及緩步減產，以避免回到「破壞性」競爭。Baruch則回應他受阻於威爾森的態度，但他個人「相當樂意配合」。[64]

假若WIB這個組織不能存續，或許戰時的卡特爾狀態可以透過其他形式來延續。11月，芝加哥商人Arch W. Shaw與商務部長William Redfield協議提交一項草案，該草案允許製造商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監督下，「為了公眾利益，配合減少非必要浪費之計劃」而相互合作，Arch W. Shaw同時也是WIB保存部的頭兒（該組織的標準化戰時任務被轉移到商務部）。當這個提案告吹時，WIB的排序委員Edwin B. Parker於11月底提出另一項卡特爾草案，該草案允許各產業的龍頭製造商設定該產業所有成員都須遵守的產量配額。Parker的計畫獲得Baruch、Peek以及無數政府官員與商人的贊成，但WIB的法律顧問則警告國會不會通過這種法案。[65] 食品助理管理員Mark Requa提出另一個讓Baruch感到興趣的提案，該提案建議成立美國貿易局（United States Board of Trade）來鼓勵與管制能夠「促進國家利益」的產業協議。[66]

無論原因為何，Bernard Baruch沒能大力提倡這些提案，計畫全數胎死腹中。如果Baruch是敗於未能強調計畫內容，他的合夥人George Peek，同時也是WIB製成品分部的頭兒，可就沒那麼寡言。Peek在1918年12月中寫信給Baruch，認為戰後需要保持「適當合作帶來的益處」。具體而言：

須有適合的法源以允許產業合作，讓我們在戰時的寶貴經驗成為資產…在和平時期…保存；…產品與製程的標準化、特定情況下的價格控制等措施，都應該要在政府配合之下持續進行。[67]

到12月底時，Peek提議立法，項目包括：

某種緊急和平機構（Emergency Peace Bureau）…讓商人能夠與這個機構合作，有機會與國營企業進行會面與協作…[68]

大企業團體擁護著類似的計畫。美國商會在12月初邀請各產業的戰爭服務委員召開「美國產業重建大會」。重建大會呼籲修改《休曼法案》（Sherman Act），允許產業在政府監督之下進行「合理的」交易協定。1919年初的全國性商會公投以高比例票數通過該提案，主席Harry Wheeler呼籲「企業組織誠切地接受」批准企業協議的法規。戰前擁戴競爭的全國製造商大會，也熱烈地改為擁戴同樣的目標。

1919年2月，在戰時卡特爾奄奄一息之下，商務部成立了產業委員會。[69] 美國出口製造商協會前主席－商務部長William C. Redfield，一直以來都認為政府應該促進產業合作。停戰協議不久後，Redfield就看到契機，從轉移WIB保存分部到自己部會轄下開始。Redfield持續鼓勵產業組成協會的戰時策略，最終成立了由前WIB成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George Peek是顧問之一，另一個顧問則是Peek在WIB的助手－俄亥俄州木料執行專員William M. Ritter。事實上，Ritter是產業委員會這個概念的原始發想者。

這個由Ritter在1919年發想並由部長Redfield極力推廣的產業委員會，是個狡詐的詭計。表面上，它被包裝成單純用來確保價格消減，從而降低通膨程度並刺激消費需求的工具，總統威爾森與其他政府官員、國會議員的理解也是如此。也因此，產業委員會這個計畫看起來和先前鼓吹卡特爾的活動不相關，從而獲得總統威爾森的批准，他在2月中成立了這個新的委員會。在Ritter的敦促下，George Peek被任命為產業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包括：Ritter本人、George R. James（Memphis地區乾燥食品主要關係人與前WIB棉與棉製品分部的頭兒）、Lewis B. Reed（U.S. Silica Co.副總與Peek的前助手）、鑄鋼製造商Samuel P. Bush（前WIB設備分部的頭兒）、亞特蘭大地區鋼鐵製造商Thomas Glenn（也是WIB老將），以及勞動局代表與鐵路局代表共兩個「外人」。

產業委員會不久後就開始進行先前被偽裝以來的真正目的，提出：價格不減，而是保持在穩定的現有高價。此外，用以穩定價格的手段正是他們長久憧憬但先前被拒絕的方式：在委員會的運作下批准產業價格協定。產業委員會在3月初確定這項卡特爾政策後，第一個實行計畫就是1919年3月19到20號的鋼鐵業會議，這並不令人意外。George Peek在會議開場致詞時開心地宣布這次行動有「劃時代」意義，特別是這次建立了「政府、產業與勞工之間的真正合作，從而消除了破壞性力量出現的可能性…」。[70] 鋼鐵業界當然也很開心，歡呼著「這是個大好機會…與政府近距離的接觸…」。[71] 產業委員會對鋼鐵業說，任何在這個會議中達成的價格維持協議都免疫於反壟斷法。產業委員會所提供的價格清單，雖然比現價稍減，但仍維持在相當高價的水平；Peek卻同意向大眾宣布鋼價在這一年內將不再降價。Peek向這些鋼鐵業商人說他的聲明將是他們最大的資產；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以前我在自己的生意上得不到這些，讓美國政府替我向消費者說這是你能拿到的最低價格。」[72]

產業委員會的鋼鐵協議將鋼價微減了10-14%。規模小、成本高的鋼鐵生產者對此感到不滿，但大型鋼鐵公司對於這份協議相當歡迎，稍微削減通膨價格以獲得委員會保證一整年的定價。

氣燄高昂的產業委員會在煤業與建材業也舉辦了類似的會議，但很快就飄來兩朵烏雲：政府的鐵路局拒絕支付鋼軌與煤的協議定價，以及司法部對於違反反壟斷法的關注。運作鐵路局的鐵路大佬們反對這項雖然稍有減少但仍相對高昂的定價，他們宣稱自己得被迫以每噸至少高於市價2美元的價格支付鐵軌成本。鐵路局的頭兒Walker D. Hines譴責產業委員會是被鋼鐵與其他產業主導以固定價格的機構，並呼籲廢除產業委員會。權力強大的財政部長Carter Glass也借用了這項呼籲。檢察總長同意產業委員會的政策為非法價格限定並違反了反壟斷法。最後，總統威爾森於1919年5月初解散了產業委員會；戰時的產業規劃終於正式解除，但卡特爾在15年後又重新出現。

戰時集體主義的餘孽仍在。每英斗小麥2.26美元的高額戰時最低限價，也被套用在1919年的收成，並持續到1920年1月。鐵路局是戰時集體主義最重要的延伸：由政府營運全國的鐵路。William Gibbs McAdoo在戰爭結束時辭退鐵路局局長的職務後，局長的位置便由實質上的經營者鐵路大佬Walker D. Hines繼任。沒有出現立即回歸私營的任何聲音，因為鐵路業普遍同意進行激烈的管制來消除「浪費的」鐵路競爭、促進產業協作，固定價格來確保「合理利潤」，透過強制性仲裁程序來排除罷工。這些是鐵路業的普遍聲音。此外，在鐵路局的有效管制下，鐵路業者並不急著要回歸由較不可靠的ICC來監管的私營狀態。儘管McAdoo針對1920年回歸私營提出延緩五年的計畫並未獲得太多支持，國會仍然在1919年間抓緊時間鞏固鐵路壟斷。

在「科學管理」的名義下，參議員Albert Cummins準備讓鐵路業的美夢成真。Cummins的草案受到Hines和鐵路大佬Daniel Willard的認可，要求合併多條鐵路，並以「合理的」固定利潤來設定票價。罷工將被取締，所有的勞資糾紛都透過強制仲裁來調解。鐵路管理人協會提交了一份類似於Cummins草案的立法計畫。鐵路證券持有人全國協會也提出了一份類似的提案，該協會主要由儲蓄銀行與保險公司組成。與這些提案相對比，由獨立鐵路投資人所組成的公民全國鐵路聯盟則提議強制合併成單一國有鐵路公司，並確保這個新公司的最低營收。

這些計畫的設計都會劇烈地改變戰前的平衡狀態，有利於鐵路業者而不利於托運業者，因此，Cummins草案雖然在參議院通過，卻在眾議院遇上麻煩。阻力來自於托運業者，他們要求回歸托運業者主導的ICC來負責鐵路事宜。此外，戰時吃盡苦頭的托運業者與ICC，要求恢復競爭狀態下的高品質鐵路服務，拒絕眾多鐵路法案所造就的龐大卡特爾。軌道企業協會不令人意外地支持Cummins法案，該協會由軌道與軌道設備製造商組成，為非鐵路公司的重要團體之一。眾議院通過Esch草案，該法案基本上是恢復ICC的戰前地位。

為了要讓國會做出決策，總統威爾森威脅要在1920年1月1號讓鐵路回歸私營，以對國會施壓，然而，在亟欲通過Cummins草案的鐵路業者壓力下，總統將限期延到3月1號。最後，國會聯合委員會會議宣布1920年的《交通運輸法》，基本上是Esch草案回歸ICC戰前地位再加上Cummins草案的折衷版，保證鐵路營運在兩年之內保有5.5%利潤的「合理報酬」。此外，在托運業者與鐵路業者的協議下，設定「最低」票價的權力落在ICC手上。鐵路業者渴望設定最低運費，托運業者亟欲在鐵路競爭下保護各鐵路路線，這項協議是最終產品。儘管軌道工會的反對阻止了罷工非法化，仍然成立了用來仲裁勞動糾紛的鐵路勞動局。[73]

隨著鐵路在1920年3月回歸私營，戰爭集體主義看似終於從美國退去，但它並非真的完全退去，戰爭集體主義提供了打造公司國家的模式與靈感，持續引導著胡佛以及其他1920年代的美國領導人，並在羅斯福新政以及二戰經濟中全面回返。事實上，一戰的戰爭集體主義替羅斯福新政想在美國建立的公司壟斷國家（Corporate Monopoly State）提供了大致輪廓。

58 Robert F.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65年6月）：65。

59 同上。

60 同上，頁63–64；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98–99。

61 引述Himmelberg，頁64。

62 那些偏好持續價格控制的產業，大多是化學、鋼鐵、木料以及製程品業。而反對價格控制的產業則包括磨料、機動機具產品與報業。同上，頁62、65、67。

63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306–07。

64 同上，頁294–302。

65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頁70–71。

66 同上，頁72；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頁231–32。

67 Himmelberg，《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November 1918》，頁72。

68 Robert D. Cuff，「A ‘Dollar-a-Year Man’ in Government: George N. Peek an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7年冬）：417。

69 有關產業委員會，參Robert F. Himmelberg，「Business, Antitrust Policy, and the Industrial Board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19」，《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8年春）：1–23。

70 Himmelberg，《Industrial Board》，頁13。

71 Urofsky教授推測，從1919年前幾個月有序的微幅鋼價調降，Robert S. Brookings悄悄地放行給鋼鐵業自行控制價格。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307–08。

72 Himmelberg，《Industrial Board》，頁14n。

73 有關1920年《交通運輸法》，參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128–227。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引言

Wed, 12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引言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履行」：政客與知識份子

引言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 J Kelly via photopin cc

相比於傳統歷史學家將一戰視為破壞進步改革的看法，我個人認為一戰其實是美國進步主義的「履行」、集大成與名副其實的典範。[1] 基本上，我將進步主義視為大政府聯合大企業龍頭，並由摩根家族與新興之技術人員、統計知識份子族群所引導，針對經濟與社會進行全面性介入。在這樣的融合之下，這兩個族群的價值觀與利益都透過政府而達成。

大企業可以透過政府來卡特爾化經濟、限制競爭、管制生產與價格，實施軍事性的帝國式外交政策來強制打開國外市場，並以國家的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境外投資。知識份子則能夠利用政府來限制外人進入自己的專業領域，從政府手中獲得替政府掩護、協助規劃、執行政府營運等工作。這兩個族群都相信，在這樣的融合當中，大政府可以被用來協調與詮釋「國家利益」，提供除了「狗咬狗式自由放任」與馬克思工人主義階級衝突這兩種極端之外的「中間路線」。

1830年代後千禧年論虔信新教徒攻下「洋基」地區的北部新教，也同樣賦予這兩個族群進步主義的動力，他們利用地方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來杜絕「罪惡」，推動虔信主義，將美國打造為聖土，讓神的國度降臨世界。衛理教派Bible Christian Church的信眾部隊在189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摧毀了民主黨原先由「禮拜式」羅馬天主教與德國路德教派主導所投入的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理想，並建立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和諧又相對較非意識形態的政黨制度。進入20世紀後，這種發展創造出可以讓數目增長的進步主義技術官僚與行政官員來填滿的意識形態真空。由此，政府的焦點從立法機關（用以確保民主制度的部分），轉移到了由寡頭與技術官僚主導的行政機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替這些進步主義趨勢帶來了全面性的履行。軍事主義、強制徵兵、大舉干涉國內外事務、集體主義式戰爭經濟，這些都在戰爭過程中成真並建立了一套強大的卡特爾系統，從此之後，不分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這套系統的主導者們，將畢生精力都花在重建卡特爾。Robert Higgs教授在他傑出著作《Crisis and Leviath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章節中，將焦點放在戰爭經濟上，並點出這些戰時徵兵的相互關聯。

在此，我將把焦點放在Higgs較未著墨的領域：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族群在戰爭期間靠攏權力核心的過程。[2] 所謂「知識份子」，我指的是F.A. Hayek的廣義描述：不只是理論家與學者，也包含社會作家、記者、傳道人士、科學家、政治活動家等各種Hayek稱「思想二手經銷商」的公眾意見塑造者（opinion-molders）。[3] 大多數這些知識份子，不論其社會地位與職業，不是自認救世主的虔信教徒，就是曾經是虔信教徒，他們出生在信仰虔誠的家庭，儘管已經世俗化，內心仍抱有透過大政府來拯救國家與世界的強烈救世信念。但是，除此之外，奇怪但卻相當典型地，大多數人都結合自己的思想、救世主式道德觀或宗教信仰，投身所謂「價值中立」與嚴謹「科學化」的實證社會科學。不管是結合科學與道德觀而投身於杜絕「罪惡」的醫學專業人士，或者是類似立場的經濟學家或哲學家，都是典型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

我在本文中將探討一些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個人或團體的案例，他們欣喜於美國參與一戰後自己與相同信念者所獲得的地位。由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在此無法全盤點清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在戰爭期間的所有活動；特別遺憾的是，我得省略徵兵運動的精彩案例，那是由高階知識份子與摩根派商人領導的「訓練子弟兵藥方」。[4] 我還得省略全國傳道人士成群結隊的戰爭色彩，以及戰爭所導致的永久性科學研究卡特爾。[5]

有關本文的其他內容，沒有比威爾森總統1917年4月2號宣布參戰後所收到的賀詞更能題詞的了。該篇賀詞來自於威爾森的女婿財政部長William Gibbs McAdoo，他是南部虔信教徒與進步主義者，一生都在紐約地區以產業家的身分活動，紮實的摩根派。McAdoo向Wilson寫道：「您做了一件崇高的好事！我堅信這是神的旨意，美國應替世界各地的人類做出服務，您是祂所選的器具。」[6] 那可不是總統能夠不予同意的情操。

1 本文內容的更早論述出現在1986年10月於加州Menlo Park舉辦之太平洋研究學術會議（Pacific Institute Conference）的「Crisis and Leviathan」研討。書面版本出現在《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9，no. 1（1989年冬）。該文重新發表於John V. Denson編，《The Costs of War: America’s Pyrrhic Victories》，（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本文標題借用James Weinstein傑作的最後一章，《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該書的最後一章起名為「戰爭為『履行』」（War as Fulfillment）。

2 Robert Higgs，《Crisis and Leviath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年），頁123–58。有關我自己對於一戰集體經濟的論述，參Murray N. Rothbard，「War Collectivism in World War I」，收錄於R. Radosh、M. Rothbard等人編，《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 Essays on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State》，（New York: Dutton，1972年），頁66–110。

3 F.A. Hayek，「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年），頁178以後。

4 有關徵兵運動，參Michael Pearlman，《To Make Democracy Safe for America: Patricians and Preparedness in the Progressive Era》，（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4年）。亦參John W. Chambers II，《Conscripting for Colossus: The Adoption of the Draf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I》，哥倫比亞大學1973年博士論文；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a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John Gany Clifford，《The Citizen Soldiers: The Plattsburg Training Camp Movement》，（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2年）。

5 有關部長與戰爭，參Ray H. Abrams，《Preachers Present Arms》，（New York: Round Table Press，1933年）。有關科學動員，參David F. Noble，《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與Ronald C. Tobey，《The American Ideology of National Science, 1919–1930》，（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6 引述於Gerald Edward Markowitz，《Progressive Imperialism: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on Foreign Policy, 1898–1917》，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頁375，在重要議題上被不幸忽略的著作。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

Tue, 11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pasukaru76 via photopin cc

在此，我們沒有足夠篇幅來深談大企業與企業既得利益者在促使美國參與一戰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出口訂單、放款給協約國的貸款（特別是政治實力強大的J.P. Morgan & Co.放款，該公司同時也服務於英法政府），以及那些因為國內訂單與協約國軍事訂單而繁榮的同盟者、那些大企業社群與英法兩國的經濟聯繫在促使美國參戰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整個美東企業社群幾乎全數支持參戰。[2]

撇開大企業推動美國走上戰爭之路的角色不談，企業們對於戰爭顯然會帶來的廣泛經濟計劃與經濟動員可說是熱情支持。因此，美國商業總會（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成為動員戰爭的早期熱情支持者，該會從1912年成立以來，一直都是躲在聯邦政府庇護下以卡特爾化產業的領導者。《The Nation’s Business》在1916年中就已經預視到，經濟動員將會帶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力與職責分享。美國商業總會的理事長於1916年底去函杜邦，信中表明自己預期「彈藥問題將是培養政商合作這個新精神的最大機會」。[3]

產業戰備委員會（Committee on Industrial Preparedness）是第一個起身戰爭經濟動員的組織，該組織於1916年獨立，原屬海軍顧問委員會（Naval Consulting Board），而海軍顧問委員會是一群專門評估海軍擴軍的產業顧問。這個新的產業戰備委員會（CIP）是半官方組織，雖為聯邦政府的分支，但由私人捐獻支撐其財務運作。此外，由於委員會成員愛國地無償服務，因此被允許能夠保留他們的私人職務與收入。CIP的主席為Howard E. Coffin，他是經濟動員的熱情支持者，同時也是底特津重要公司Hudson Motor Co.的副總。在Coffin的主持之下，CIP替彈藥製作列出了一張包含上千產業設備的全國性清單。為了宣傳，該組織的努力成果被命名為「產業戰備」，這使得Coffin能夠動員美國新聞協會（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世界聯合廣告俱樂部（Associated Advertising Clubs of the World）、《紐約時報》，以及龐大數目的美國產業。[4]

CIP在1916年底透過純官方的國防委員會（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獲得成功，該委員會最終由其諮詢委員會實際運作，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為私營企業家（另外也收編了一些內閣成員）。威爾森總統宣布國防委員會（CND）的目的是「以最具效率的方式…組織整體產業機制」。威爾森發現CND特別具有價值，因為它「開啟了企業、科學家以及政府各部門的直接溝通管道」。[5] 他還讚揚了CND的諮詢委員會成員，稱其以空前的規模「讓無黨籍的工程師與專業人士參與美國政府事務」。總統誇張地宣布，這些委員都是志願服務，「效率是他們為一的目的、美國主義是他們唯一的動機」。[6]

受到CND的鼓舞，Howard Coffin在1916年12月寫信給杜邦，稱「這是我們的希望，奠定產業、民間與軍事之間縝密結構的基礎，讓所有美國人都了解到這種結構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相當重要，在和平與商業環境中，其重要度也不亞於可能發生的戰爭」。[7]

對建立CND特別具影響力的是財政部長William Gibbs McAdoo。他是總統的女婿、哈德遜與曼哈頓鐵路的發起人，也是華爾街Ryan利益的關係人。[8] 諮詢委員會的頭兒則是Walter S. Gifford，他是棺材委員會的主導者之一，曾在Morgan關係企業裡的巨型壟斷企業AT&T中擔任首席統計師。其他「非黨員」成員則包括：Baltimore and Ohio Railroad總裁Daniel Willard、華爾街銀行家Bernard M. Baruch、Howard E. Coffin、Sears, Roebuck and Co.總裁Julius Rosenwald、AF of L總裁Samuel Gompers、一位科學家，和一位頂尖外科醫師。

在美國參戰的幾個月前，CND的諮詢委員會設計出一套加入戰備物資採購、糧食控管與媒體審查體系的辦法。諮詢委員會化身各行各業的代表，告訴那些企業該怎麼打造自己以進入體系中將他們的商品賣給政府，並且制定這些商品的價格。毫無意外的，Daniel Willard管鐵路、Howard Coffin管彈藥生產、Bernard Baruch管原料與礦產、Julius Rosenwald管耗材、Samuel Gompers則負責勞動資源。Bernard Baruch發起了建立各行業委員會以「統合資源」的想法。CND商品委員會在他們的操作下，同樣也由各領域的產業家組成，這些委員會與那些產業指定的委員進行協商。[9]

在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下，Herbert Clark Hoover被任命為新成立之食品管理局的頭兒。在1917年的3月底，CND組成採購委員會來整合政府對民間的採購。這個委員會不久後就改名為通用彈藥委員會，Frank A. Scott是頭兒，他是知名製造商，同時也是Warner & Swasey Co.的總裁。

然而，中央動員雖然已在進行，但卻受到官僚牽絆而進度緩慢。美國商會敦促國會讓CND在經濟領域中也獲得其於軍事領域中的權力。[10] 終於，在7月初時，原料、礦產與耗材以新成立之戰爭產業委員會（War Industries Board）之名被兜在一起，由Scott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成為一戰集體主義的中心機構。WIB的功能很快地就變成統整政府採購、商品徵收、價格制定與生產順序規劃。

行政問題一直困擾著WIB，身為這個新組織的頭兒，非得統管整個經濟體才能稱得上是稱職的「獨裁者」。終於，1918年3月初，出現了Bernard Baruch，化身稱職獨裁者。隨著Baruch的到任，以及總統威爾森、國務卿McAdoo的強力呼籲下，戰爭集體主義終於達到最終形式。[11] Baruch要完成這些任務的憑證可說是無懈可擊，他是推動參戰的早期支持者，早在1915年就向總統威爾森提過產業的戰爭動員。

WIB發展出一套龐大的機制，透過產業自己推舉出來的商品分部代表來連結特定產業。WIB的歷史學家興高采烈地讚頌WIB的成立，他本身也是主要參與者之一。

這是一個集中商務、產業以及政府權力的系統，沒有其他國家有此前例…供應協約國陸軍與海軍的部門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如此深度交織，即使它自成一體…它的決定與行動…總是基於整體情況的考量。與此同時，透過商品部門以及相對應之委員會的配置，WIB將它的觸角延伸到產業深處。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涵蓋美國工業、商業與交通的大規模專業集中。這塊土地上的商業活動中從未出現過這樣通往全知的進程。[12]

大企業的領導人們滲透WIB的程度，從委員會本身到其商品部門。因此，副主席Alexander Legge來自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商人Robert S. Brookings則是堅持價格限制的主力、負責製成品的George N. Peek曾經是農用機械領導製造商Deere & Co.的副總。負責生產順序的Robert S. Lovett曾是Union Pacific Railroad的董事長，而主管鋼鐵的J. Leonard Replogle以前是American Vanadium Co的總裁。在WIB的直轄結構之外，Baltimore & Ohio的Daniel Willard負責國家的鐵路，大商人Herbert C. Hoover則是「食品獨裁」。

在取得戰備合約的這方面，沒有所謂投標競爭的瞎扯蛋。對於效率與價格的競爭被擺在一邊，主管產業的WIB將合約交給它認為適任的對象。

任何不喜歡這些操縱與WIB命令的獨行個體主義公司，很快就會被政府以及那些配合組織的同業脅迫給擊垮。Grosvenor Clarkson寫道：

個體主義美國產業家們在理解到產業就像士兵一樣被徵招時，紛紛感到駭然…那些企業統治自己的領域、建立自己的債券、安管自己的轄區。到處都出現苦澀又激烈的抗爭，特別是那些被縮減或暫停的產業…但權力之下已被溫順與產業合作填滿。那些零星的不從者即使逃到委員會那裡，也只會發現自己已經被其他同業給孤立。[13]

WIB的保存部（Conservation Division）是戰時集體主義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樣是一個多由當時大製造商組成的機構。這個保存部的前身是CND的商業經濟委員會（Commercial Economy Board），首任主席是芝加哥商人A.W. Shaw。該委員會（或者該分部）會提供產業顧問，並鼓勵其關注產業建立合作規章。這個委員會的規章理論上為「自願性」，監管產業落實其強制性產業意見的自願。對於「通過壓倒性同意，甚至可說是堅持的做法…同胞們，特別是在緊急時期下承擔愛國標籤的同胞們，這些做法不容被忽視」。[14]

保存部透過這種方式，以戰時「保存」之名，分配、規範、卡特爾化產業，並且期望這些管制在戰後也能永久實行。Arch W. Shaw總結這個分部的任務為以下幾點：大幅降低產業中的產品樣式、尺寸等數量；消除各種款式與型號；標準化尺寸與度量。這種打壓產業競爭的行為不能純粹被當作戰時的措施，Grosvenor Clarkson的這段話清楚說明了這點：

世界大戰是一所最棒的學校…它向我們展示許多事情可以更好，當我們有無盡選擇時反而開始迷失。保存部這個機構展示了，只是簡化交易、多餘的風俗以及那些無用的多樣選擇，就可以重拾世界資本的恰當分配…保存部這個實驗所獲得的大勝利，有太多可能可以在和平時期獲得更多好處。這個世界需要像戰時那樣節約。[15]

展望著未來的卡特爾化，Clarkson宣稱「和平時期的節約…意味著競爭產業間緊密又和睦的連繫，這在被反托拉斯法脅迫下的去中央化商業中很難實現」。

Bernard Baruch的傳記中，總結了強制性「保存」以及標準化的持續性結果：

戰時的保存措施減少了樣式、型號與衣服的顏色。它標準化尺寸…它排除了美國境內250種不同形式的犁、755種的鑽頭…公眾生產與公眾分配成為這塊土地的法則…這也將成為20世紀接下來25年的目標：「標準化美國產業」、將戰時的必要措施視為和平時期的益行。[16]

不只是保存部，戰時集體主義與卡特爾的整體結構，都把統管未來和平時期的經濟視為願景。就像Clarkson的直白陳述：

這也難怪，這些管理全國產業的人，在鄙視著和平時期的龐大混亂與其過猶不及後嘗試調整的無盡循環下沉思。在他們的思考之下，產生有序經濟世界的夢想。

為了掌控世界貿易，他們將美國構想為「商品分部」，他們謹慎地計算世界貿易，並將結果與需求登記在華盛頓，美國的資源就像水龍頭一樣，視情況或開或關。簡言之，這個國家能在面對世界貿易的同時保持自家的商業秩序。[17]

WIB控管產業的中心機制是它所設立的六十幾個商品分部，各委員轄管不同群組的商品，這些委員會的席次幾乎都被相對應的產業大老給坐滿。此外，這些委員身兼美國商會轄下超過三百個「戰爭服務委員會」。在這種舒適的氛圍下，也難怪企業與政府之間達成莫大的和諧。正如Clarkson的欣羨描述：

全心奉獻於政府服務的商人深知產業面臨的問題，但現在，這些代表產業的商人…對於政府的目的亦有同感。[18]

還有：

商品分部是企業為了公眾利益而運作的政府服務…各產業的戰時委員會知悉、了解，也相信這些商品領袖。他們成為了一體。[19]

總而言之，Clarkson高興地形容商品分部為「產業動員與操練，響應、敏銳、齊備的。它們是緊密排列的戰隊」。[20]

美國商會對於戰爭服務委員會的系統更是熱衷，該系統是為了將交易協會的運作也套用在和平時期。身兼芝加哥Union Trust Co.副總的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宣稱：

戰爭服務委員會的設立，為的是提供一個全國性產業機構的基礎，它的醞釀與機會是無可限量的…企業之間的整合，也是全國商會的宗旨，已然在望。戰爭是一位嚴厲的教師，教導我們合作之努力的一課。[21]

這種在各企業間以及官商間之新和諧的結果，是為了提供「合作這個競爭的替代品」。競標政府採購的競爭幾乎已經不存在，而「價格競爭也在政府行動中消彌。產業處於…和諧的黃金年代」，免於嚴酷的企業虧損。[22]

戰爭的關鍵功能之一是由WIB價格制定委員會設定的價格管制。戰時價格管制從鋼鐵與銅礦等關鍵領域開始，隨後延伸到各領域，價格管制被包裝成限制最高價格以保護公眾免於戰時通膨的美意。但事實上，政府在各產業所設定的價格水準保障了高成本製造者的「合理利潤」，也因此授予低成本製造商相當程度的特權與高利潤。[23] Clarkson承認這個系統：

大幅振興大企業、嚴厲對待小企業。規模大且效率高的生產者獲得比平時更多的利潤，許多小企業的利潤則比平常還少。[24]

但是高成本製造者大多都滿足於所謂「合理利潤」的保證。

價格管制委員會主席Robert S. Brookings，同時也是一位退休木材大亨，他對鎳業的說法反映出該委員會的態度：「我們並不是忌妒你們的利潤，如果可以，我們更希望能夠合理化你們的利潤。這是我們處理這些事務的方式。」[25]

紡織業的處境是價格控制的典型操作。1918年4月，主席Brookings曾報告過棉製品委員會決定「要友善地敦促團結」並且嘗試「穩定市場」。Brookings補充了大型紡織商的心情，長期固定的低利潤比稍縱即逝的高利潤要來得好。[26]

商界對於戰爭集體主義體制的普遍熱衷，特別是大企業界，現在可以解釋了。這些熱衷來自於價格穩定、忽略市場波動，以及這些制訂價格通常由政府與各產業代表共同制定的這個事實。難怪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在1917年夏寫下「戰爭給予企業合作並提高美國經濟效率的基礎」。AT&T的頭兒更是讚譽「不只完善政府與企業之間，更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協作」。戰時的合作計畫簡直大成功，事實上，Republic Iron and Steel的董事長在1918年提過，這個計畫應該要延續到和平時期。[27]

鋼鐵業是戰爭集體主義的最佳案例。政府與產業之間的緊密「合作」，是控制鋼鐵業的重要標誌，這項合作由華盛頓政府制定大方向政策，然後由大鋼鐵製造商United States Steel的頭兒Elbert Gary法官來施行。Gary從大製造商中選出一些委員代表來協助自己管理產業。American Vanadium Co.的頭兒J. Leonard Replogle是自願參與的盟友之一，他也是WIB鋼鐵分部的頭兒。Replogle、Gary以及鋼鐵業，長久以來都渴望著卡特爾化鋼鐵業以及友善的聯邦政府盟友。毫無意外地，Gary對於自己能夠指揮鋼鐵產業的新權力感到很高興，並且敦促政府賦予自己「必要時刻可以全面動員產業」的權力。鋼鐵業雜誌《Iron Age》狂喜道：

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替各處經濟帶來了合作的概念，鋼鐵製造商在十年前就想過要將這種概念引入自己的產業。

這是Gary法官與羅斯福總統之間短暫的《友好協議》。[28]

確實，政府與鋼鐵公司在戰爭時期也會有緊張關係，但是這種緊張以及政府強制要求資源的威脅一般都是針對較小型的公司，譬如頑固地拒絕政府合約的Crucible Steel。[29]

事實上，早在戰爭初期就呼籲政府管制價格的鋼鐵業成員是U.S. Steel、 Bethlehem、Republic這些大製造商，他們督促政府有時也感到困惑但最終納入政府計畫的政策。主因在於這些大型製造商對於戰爭需求而抬高的鋼鐵價格感到滿意，他們焦急地要把市場穩定在高價，以確保戰爭期間能享有高利潤。1917年夏天通過的《政府暨鋼鐵業價格限制協議》受到Republic Steel總裁John A. Topping的大力讚揚：

這份鋼鐵協議將帶來健康的效應，因為合作規範的原則已經通過政府核可。當然，現有的非常規利潤未來將在實質上減少，但是市場割喉的情況將被阻止、繁榮將獲延續…此外，未來價值的穩定應該獲得保護。[30]

除此之外，大型鋼鐵公司樂於將限價當成施行工資控制的理由，當時工資也剛開始在喊漲。另一方面，小型的鋼鐵公司通常負擔較高成本，這些小公司的情況不如戰前繁榮，它們反對價格控制的理由是因為它們想要獲得戰爭所帶來的短期高利潤。[31]

在這種情況下，鋼鐵業達到史上最高的利潤水平，戰爭的兩年期間平均每年都有25%。有一些比較小的鋼鐵公司因為資本額較低的關係，獲利幾乎是翻倍。[32]

戰爭期間，最仔細的價格控管並非由WIB執行，而是透過「食品獨裁者」Herbert Clark Hoover主持的食品管理局。官方歷史對於戰爭時期價格控制下了相當正確的評論，寫著食品控制計畫「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價格控制措施」。[33]

Herbert Hoover在美國參戰後不久就接受這個職位，條件是讓他單獨擁有管轄食品的權力，不受委員會或理事會限制。食品管理局在沒有法源根據之下成立，隨後一份Hoover背書的法案被送到國會以取得這個系統的合法地位。Hoover同時也被授予徵用「必需品」、徵收廠房為政府所用、管制或禁止交易等權力。

食品管理局的控管系統，關鍵在於「執照」機制。食品管理局不直接管制食品，而是透過頒發食品業執照以及設立換照條件的絕對權力。每一個批發商、每一個製造商、每一個經銷商，以及每一個食品類的倉庫主，都被Hoover要求要維護其聯邦執照。

Hoover在「食品獨裁」期間的重要特色是廣泛引入公民志工，這些民眾成為積極實行Hoover旨意的廣大參與者。Herbert Hoover可能是美國第一個了解到民意之潛力的政客－透過海量宣傳以及政府志工來動員民眾以施行政府旨意。任何反對Hoover詔書的人都透過動員活動而被塑造成道德意義上的痲瘋病人。因此：

一切的基礎…在於教育工作，食品管理局藉此完成它的管控措施與規則。Hoover先生堅信控制食品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讓全國人民一起投入節約食品…這個國家充斥著設計來教育大眾食品之現狀的無數文宣。華盛頓的那些戰爭委員會沒有一個能像食品管理局那樣達到廣泛宣傳。食品管理局製造了別在外套以及貼在櫥窗、餐廳、火車與家裡的徽章。在學校、教會、婦女俱樂部、公共圖書館、商人協會、兄弟會與其他社會組織的壓力下，不遵守食品管理局聖旨的人被貼上可恥的標籤。[34]

食品管理局透過要求持照商必須有「合理利潤」來控制價格。「合理利潤」被詮釋為扣掉生產成本後的獲利，成本加上「合理利潤」成為每個商家的定價規則。這個計畫在大眾面前被包裝成「降低」利潤與食品價格的措施。雖然當局的主要目的在於穩定價格，但卡特爾化也同樣是重要的目標。官商合作一致以杜絕零星競爭者的脫序行為，價格以保證所有人之「合理利潤」而設定。目標並不在「較低」價格，而在於統一、穩定且非競爭性的價格；遠非「保持低價」，而是「保持高價」。確實，任何透過「降低售價」來提高獲利的貪婪商人都被食品管理局給好好處理了。

我們來看看一戰期間兩項最重要的食品控制計畫：小麥與糖。控制小麥價格，最初是因為小麥價格由於戰爭需求而迅速飆至歷史新高，小麥價格在兩個月內抬高了1美元，達到前所未聞的每英斗3美元。政府因應激烈要求而介入，透過設定小麥的最高限價來打擊「投機者」。然而，在農人的壓力之下，這項計畫最後寫在法條上的並非「最高價格」，而是「最低價格」；1917年的《食品管理法》將明年收成的小麥價格定在最低每英斗2美元。這樣的特殊補助似乎還不夠令人滿意，總統在1918年中時繼續將小麥最低限價由每英斗2美元提高至每英斗26美分，這個價格大概也就是當時的市場價格。這項最低限價的有效期間延續到戰爭結束。也就是說，政府確保了消費者無法透過小麥價格降低獲益。

為了實施這項人為性小麥高價，Herbert Hoover設立了「由產界小麥商領導」的Grain Corporation，該公司以「合理價格」採購大量美國小麥，再用相同價位轉售到全國的麵粉廠。為了讓麵粉廠滿意，Grain Corporation保證麵粉廠在小麥與麵粉等未售庫存的可能損失。此外，每一間麵粉廠都獲得在戰爭期間維持其市場相對地位的保證。如此一來，麵粉產業成功地透過政府機制而卡特爾化。那些膽敢挑戰卡特爾式指令的零星麵粉廠都被食品管理局一一處理；就像Garrett所說的：「他們的營運…都被合理地管控…透過執照要求。」[35]

小麥與麵粉的過高價格，意味著烘焙師也面臨著人為性的高成本。他們則反過來躲在卡特爾舒適的保護傘下，以「保存」的名義，被要求用一定比例的次料混入麵粉中。這些烘焙師當然樂於配合這些製造次貨的規定，因為他們知道競爭對手也被強制實施這些措施。食品管理局強制性規定土司尺寸、禁止透過折扣或退款給特定顧客等方式的降價，削弱競爭－這是所有卡特爾走向內部解體的典型道路。[36]

在糖的這個案例中，由於美國的糖主要來自進口，要保持低價得花上更多精神。Herbert Hoover與其各國政府盟友正式成立了國際糖委員會（International Sugar Committee），該委員會以人為性低價收購各成員國的糖（大多來自於古巴），再將糖原料分配給各式精製商。因此，這些各國政府的角色就像龐大的採購卡特爾，替精製商以較低價格採購原物料。

這個國際糖委員會（ISC）由Herbert Hoover策劃，美國政府則指定了五人委員會中的主要成員。Hoover以主席的身分選了American Sugar Refining Co.總裁Earl Babst，其他的美國籍成員也都來分別代表各精製商的利益。ISC很快就大幅削減糖價：1917年夏，古巴糖原料在紐約的價格，從市場價每磅6.75美分降到每磅6美分。當古巴農民意識到自己的作物遭受這種人為性聯合低價收購時，美國政府與食品管理局便合作脅迫古巴政府加入協議。不知何故地，古巴人不再能夠從食品管理局手上取得向美國進口小麥、煤等物資的進口執照，結果就是古巴的麵包、麵粉與煤的短缺。古巴人最後在1918年6月中投降，那些向美國政府申請的進口執照也快速地發放。[37] 古巴政府也被勸誘禁止向除了ISC以外的對象出口糖原料。

Babst先生顯然替他的American Sugar Refining Company保了額外的保險，美國精製糖業的各公司高層們在國會面前證實，Babst的公司從ISC的活動及其對古巴糖原料的限價中獲益特多。[38]
雖然美國政府把降低糖原料價格設為奉行目標，但也意識到不能將價格逼到「太低」，因為美國政府也得考慮到國內甘蔗與甜菜生產商的「合理回報」。為了同時協作與補貼美國製糖商與糖原料種植者，Hoover設立了糖均價理事會（Sugar Equalization Board），將糖原料的價格保持在美國生產者也有利可圖的相對低價。這個理事會以低價購買古巴糖原料，再用高價轉售給美國精製商，以保持美國糖原料生產者的利潤。[39]

對糖設定人為性低價的結果，無可避免地減少供應、刺激公眾消費需求，造成嚴重的糖品短缺。最終結果是美國政府透過糖品配給來嚴格限制消費。

食品工業對於戰爭期間的控管計畫都很開心，這並不令人意外。Paul Garrett傳神地表達出Herbert Hoover這位戰爭集體主義者的精神：

與交易保持密切關係，就像紅衣主教的政策那樣。那些被選來主管各商品部門的人大多都是商人…各分部的食品管制政策，都在各部門商人的會議中所決定…可以這麼說…整個食品與原物料的控管框架都建立在交易協議上。此外，這些協議的實際執行取決於組成交易之組織的合作與否。整個產業都被營造出得配合執行所有法規與管制的義務感。[40]

鐵路也同樣獨立於WIB之外，相比於其他產業，鐵路產業接受最多的政府指導。事實上，鐵路已被聯邦政府徵用、由聯邦政府直營。

美國參戰後不久，當局就敦促鐵路公司要團結一致，替戰爭貢獻心力。鐵路公司樂於遵從這項建議，很快就成立了鐵路戰爭委員會，滿心承諾要追求他們在和平時期就樂見的目標：減少競爭活動並協同鐵路營運。[41] Baltimore & Ohio Railroad的總裁Daniel Willard，同時也是繼Bernard Baruch之後的WIB頭兒，開心地報告著鐵路公司們已經同意授予戰爭委員會凌駕個別公司之決策權力。在Southern Railroad總裁Fairfax Harrison的運作下，戰爭委員會建立了車輛服務理事會來協調全國的車輛供應。洲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則從旁協助這些整合，它是聯邦政府長久以來針對鐵路的管制實體。又一次，政府推波助瀾的壟斷鼓舞了許多人，讓他們在和平時期繼續追求類似狀態。有好幾年，鐵路業嚷嚷著「科學管理」，那是在ICC以及政府實施之卡特爾評分制度中獲得高評價的方法；不過這些措施受到托運組織等鐵路專業使用者的施壓而胎死腹中。

但現在，就連這些托運業者都被收服。托運組織的首席發言人Max Thelen，同時也是加州鐵路理事會主席與鐵路與公共事業委員會全國協會會長，他同意鐵路的關鍵問題在於「重複」以及鐵路公司之間「非理性地」缺乏合作。而在鐵路領域最有權威的參議員Francis G. Newlands，同時也擔任交通法規聯合委員會的主席，他認為戰時的經驗「打碎了反托拉斯法的舊有觀點」。[42]

然而，這種私人企業的自願性合作無法成功的事實逐漸顯現。不同的鐵道路線堅持競爭；鐵路工會堅持要求工資實質增長；鐵路托運組織則不斷封鎖鐵路業全面抬高票價的要求。所有的利益團體都認為區域協調以及整體效率可以在聯邦政府的操作下達成最佳狀態。托運組織首先提出計畫，作為他們達成協作與壟斷托運價格的方法；工會接著提出從政府手中取得工資調漲的計畫；在總統威爾森保證每條鐵路營運之利潤都維持在1916到1917年間的非尋常高價水準後，鐵路業者也欣然同意。聯邦政府出來扛下令人頭痛的戰時調配與管理，同時又平白授予鐵路業者高額利潤，那些鐵路業者怎麼可能不跳到同意的一方？

政府系統內最熱情支持政府接管鐵路營運的是財政部長McAdoo，他是先前曾在紐約擔任鐵路工作的摩根派，同時也是鐵路債券的主要承銷商與持有者。威爾森在1917年12月28號徵收鐵路之後，McAdoo獲得美國鐵路局局長的獎勵。

由摩根派McAdoo領導的聯邦政府營運，簡直就是全國鐵路公司的大成功。這些鐵路公司不僅透過政府直營而獲得全面壟斷，部分的鐵路公司經營者還發現自己獲得聯邦政府的強制執行權力。McAdoo選出一些大型鐵路商作為自己的即時助理，而ICC制定票價的權力在這段期間則轉移到由鐵路業者主導的鐵路局手上。[43] 這項轉變的具體意義在於，雖然ICC的起始與茁壯是為了鐵路的卡特爾化，卻在戰前十年落入托運組織的控制，這種情況意味著鐵路業者很難透過ICC提高票價，但現在，聯邦政府的戰時控制措施已經把托運業者給甩到一邊兒。[44]

McAdoo厚顏無恥地將鐵路局的高層通通指派給鐵路營運者，幾乎排除了托運業者與學者。托運業者在盛怒之下，於1918年夏對這個體制提出激烈的批判。這波批判在McAdoo對鐵路局的強勢引導下達到高潮，McAdoo將區域主任的位置派給他的鐵路業者助理－Walker D. Hines。托運業者以及ICC的委員們抱怨：

全國的鐵路律師都跑到華盛頓了，他們對那些服務於McAdoo員工的鐵路律師提出自己遭遇的困難後，卻被告知「去隔壁房間想想自己要接受什麼命令」。[45]

就像WIB的案例一樣，這些鐵路執業者以壟斷之姿、罩著「效率」與標準化的外衣，使用手中的政府強制執行權力來解決那些零星的異議與競爭。鐵路局不顧托運業者的反對，下令強制執行火車頭與設備的設計標準化、消除「重複（也就是競爭）」的客運與煤運服務、關閉離峰時段的交管辦公室、命令禁止具競爭性的併貨托運。

這些聖旨都減少了倒楣托運業者可使用的鐵路服務。還有其他的強制性服務削減。其中一項終結托運業者指定路線的特權－也就是終結他們選擇「最便宜」路線的權力。另一項則是推翻鐵路業者擔保貨物毀損的和平時期慣例；求償的舉證責任全數改落在托運業者頭上。「出航日計畫」這項鐵路局措施，命令車廂在裝滿之前不得開出，這也大幅削減了小城鎮托運業者的可用服務。

授予鐵路業主導之鐵路局絕對權力的法源是1918年3月的《聯邦控制法》（Federal Control Act），法案在聯邦政府非法接管之後才合法化該行動。鐵路局和鐵路業遊說者緊密合作，在威爾森總統背書之下，國會通過將票價擬定權從ICC手上轉到鐵路局手上。除此之外，由托運業主導的洲際鐵路委員會被卸除所有權力。

鐵路局迫不及待地行使票價擬定的權力，於1918年春宣布全面調漲25%，該行動讓托運業者對於聯邦直營體制產生永久性敵意。為了在傷口上灑鹽，這次調高票價未曾舉辦公聽會，也沒有向其他相關團體進行諮詢。

2 有關Morgan家族與其他協約國之經濟連繫在導引美國參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參Charles Callan Tansill，《America Goes to War》（Boston: Little, Brown & Co.，1938年），頁32–134。

3 引述Paul A.C. Koistinen， “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7年冬，381刊）

4 一次世界大戰中產業動員的活躍歷史學家，本身也是國防委員會的主要參與者，他輕蔑寫道那些不配合企業核准的零星例外「透露出…缺乏服務國家的團結意願，服務國家最基本的就是將個人主義融入團結一體的國家中」。Grosvenor B.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Boston: Houghton Muffin，1923年），頁13。順道一提，Clarkson的書接受Bernard Baruch的補助，後者是產業戰爭集體主義的頭兒；該書手稿通過Baruch頂尖助手的仔細檢核。Clarkson身為公共關係活躍份子與宣傳執行者，他的努力從引導公眾參與Coffin在1916年策劃之產業戰備中就已開始。參Robert D. Cuff，「Bernard Baruch: Symbol and Myth in Industrial Mobilization」，《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9年夏，116刊）

5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21。

6 同上，頁22。

7 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5。

8 CND的靈感來源來自於Dr. Hollis Godfrey，他是工業職業訓練與管理教育機構Drexel Institute的主席。同樣對建立CND具有影響力的是半軍方身分的Kerner理事會，由陸軍上校Francis J. Kerner領導，非軍方成員包括Benedict Crowell與R. Goodwyn Rhett。Benedict Crowell是Crowell & Little Construction Co. of Clevel的總裁，其後身兼戰時助理國務卿。R. Goodwyn Rhett是People’s Bank of Charleston的主席，他同時也是美國商會的主席。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2、384。

9 案例之一，CND的《銅合作委員會》包括：Anaconda Copper總裁、Calumet and Hecla Mining總裁、Phelps Dodge副總、Kennecott Mines副總、Utah Copper總裁、United Verde Copper總裁，以及身負龐大Guggenheim家族利益的Murray M. Guggenheim。美國鋼鐵協會則提供該行業的從業代表。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496–97；Koistinen，《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86。

10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28。

11 Scott與Willard隨後相繼任職主席，這個位置後來換成Homer Ferguson坐，他是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Co.的總裁，之後又變身為美國商會的頭兒。

12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63。

13 同上，頁154、159。

14 同上，頁215。

15 同上，頁230。

16 Margaret L. Coit，《Mr. Baruch》（Boston: Houghton Muffin Co.，1957年），頁219。

17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312。

18 同上，頁303。

19 同上，頁300–01。

20 同上，頁309。有關WIB、商品分部，以及大企業對延續官產合作制度的鋪路，參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9年），頁223與各處。

21 《The Nation’s Business》（1918年8月）引述Koistinen之《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頁392–93。

22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313。

23 參George P. Adams, Jr.，《Wartime Price Control》，（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1942年），頁57、63–64。參考例：政府將銅FOB紐約的價格設在每磅23.5美分，市場占有率超過8%的Utah Copper Co.每磅生產成本約為11.8美分。如此一來，Utah Copper扣掉成本後幾乎保證有快100%的利潤。同上，頁64n。

24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25 Adams，《Wartime Price Control》，頁57–58。

26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頁224–25。

27 Melvin I.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年），頁152–53。

28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153–57。在Robert Cuff教授對於WIB內官商關係的重要研究中總結道，聯邦政府對於各產業的法規由大企業領袖所塑造，而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在這些產業內特別平順，譬如鋼鐵業，這些產業的領導者已經轉向尋求政府支持的卡特爾。Robert D. Cuff，《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1966年）

29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154。

30 《Iron Age》，（1917年9月）引述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16–17。

31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03–06。另參Robert D. Cuff、Melvin I. Urofsky，「The Steel Industry and Price-Fixing During World War I」，《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70年秋），頁291–06。

32 Urofsky，《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頁228–33。

33 Paul Willard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0年），頁42。

34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頁56。

35 同上，頁66。

36 同上，頁73。

37 參Robert F. Smith，《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1960年），頁20–21。

38 同上，頁191。

39 Garrett，《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頁78–85。

40 同上，頁55–56。

41 參K. Austin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年），頁44以後。

42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48。

43 McAdoo的「內閣」協助他管理鐵路，包括委員會主席Walker D. Hines、Santa Fe R.R.副總Edward Chambers、Atlantic Coast R.R董事長Henry Walters、Burlington R.R.的Hale Holden、New York Central R.R.總裁A.H. Smith、Chicago Great Western R.R.前法律顧問John Barton Payne，以及貨幣監理John Skelton Williams，Seaboard R.R.的前董事長。Hines是McAdoo的主要助理，Payne是交通部門的頭兒。營運分部由Western Maryland R.R.總裁Carl R. Gray領銜。工會人士W.S. Carter成為勞動分部的頭兒，他是消防員與工程師兄弟會的領袖。

44 Kerr，《American Railroad Politics, 1914–1920》，頁14–22。

45 同上，頁8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介紹

Mon, 10 Mar 2014 00:00:00 +0000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介紹

文：吳莉瑋
圖：Jayel Aheram via photopin cc

龜速更新的翻譯，預計下部發行的是Murray N. Rothbard的War Collectivism，本書集結戰爭集體主義的相關文章，主要分為兩部分，依照慣例，可在mises.org上找到原書。

由於目前個人的職業生涯進入每天忙著籌米的狀態，往後只能改由邊翻譯邊上稿，翻譯完了再找時間集結成冊的模式來更新這裡，每次只能擠出一點點內容，還請見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集體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比起任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商業體系的關鍵分水嶺。它是「戰爭集體主義」，一項主要由大企業既得利益者透過中央政府為媒介而實行的整體規劃經濟，它也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範、先例以及靈感來源。

這種靈感與先例不僅出現在美國，同樣也出現在一戰主要參與國的戰時經濟中。戰爭集體主義向西方世界的大企業既得利益者們展示了可能性，表明先前大規模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可以激進地轉變成由大政府透過廣泛、普遍之政府干預與規劃所主導的新秩序，目的是為了提供補助與企業壟斷特權的網路，特別是大企業。具體而言，經濟在政府的主持下被卡特爾化，透過提高價格、生產定額與限制這些典型的壟斷模式；而軍事合約以及其他政府合約也能被分配到受政府青睞的企業生產者手上。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勞動階級也可以被馴服，透過鼓吹願意與政府合作的工會制度，並將工會領導人攏絡為規劃體制的參與者，從而讓勞動階級也服務於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秩序。

透過不同方式，這種新秩序其實是老式重商主義的翻新，帶著重商主義的侵略性帝國主義、國家主義、軍事主義，以及巨大的政府補助與大企業利益的壟斷特權。它在二十世紀的形式中，當然，這個新重商主義側重工業而不是貿易商船，因為工業革命使得製造與工業主導了經濟。但這個新重商主義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差別。原始的重商主義具有相當明顯的階級規則、藐視普通工人與消費者。[1] 相反的，新重商主義披著促進整體國家利益的幌子、化身勞動代表推動工人福利，為了全體公民的福祉而為。這些都替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新意識型態提供其亟需的公眾支持與合法性，從而被拿來替新秩序貼金。將這個新自由主義與前一世紀的小政府自由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宣稱這個新系統將促進整體社會的福祉，與以往剝削重商主義的舊系統有顯著差異。作為這些新「企業」自由派努力提供思想辯論的回報，這個新系統提供了這些自由派社會地位、收入以及規劃這個精密系統與替其宣傳的權力。

在他們的角色中，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僅獲取了社會地位以及新秩序中的些許權力，他們也同時滿足於相信這個新的政府干預系統能夠解決兩個主要替代方案的缺點與社會衝突：小政府資本主義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這些知識份子將新秩序視為整體福祉的代表，在大政府的運作下替所有階級帶來和諧與協作。在自由派的眼裡，這個新秩序提供國家一個中間路線，相比左派或右派的「極端」，新秩序是「重要中心」。

此書轉載《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Ronald Radosh與Murray N. Rothbard編（紐約：E.P. Dutton & Co.，1972年），頁66–110。

1 有關重商主義者對勞動的態度，參Edgar S. Furniss著之《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紐約：Kelley & Millman，1957年）。Furniss指出，英國重商主義者William Petyt稱勞動為「資本財…原料與未加工物…是為了交到最高權力的手中，在他們的謹慎處置中改善、管理，並或多或少塑造成益處」。Furniss加註道：「這些作家的特徵，就是他們篤定地相信民間力量『改善、管理與塑造』國家經濟原料的智慧。」（頁41）

【譯摘】私有防禦 - 1.私有防禦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1.私有防禦

由於最近忙於討生活，實在是沒有多餘心力增加新的譯文內容，雖然如此，這裡也不該放任荒廢，短時間內將會把先前已經提供下載的書籍內容慢慢地用單文方式摘到blog上。希望在下次文章枯竭之前能夠有些新鮮的內容可以更新。mises.org上頭還是不斷有許多值得一譯的文章，譯言網上頭有mises日報群組提供選譯內容，在這段舊文填空的時間，還請讀者（有的話）多見諒。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1. 私有防禦

集體安全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最流行的連帶信念。沒有什麼比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更依賴這種信念。

我將演示集體安全的概念不過是迷思，它也無法替現代國家提供合法化依據，所有的安全都必須私有化。然而，在進入結論之前，讓我先從問題開始。首先，我將以兩個步驟重建集體安全迷思，並在每一步驟之後提出幾個理論問題。

集體安全迷思也可以稱作霍布斯迷思。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及他之後的無數政治哲學家與經濟學家，都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會不斷地損人利己。人之於人無異於狼。以現代術語來講，自然狀態下總是不安全。每個人如果只握有自有器具與設備，就會花太少資源在防禦上，因此，會導致永久性的人際戰。根據霍布斯及其追隨者，這個據稱無法兼容之情況的解決方法，就是國家機構。A和B兩個人為了和平合作，需要獨立第三方S來當最終裁判與和事佬。然而，這個第三方S不單單是另一個人，而S所提供的商品，也就是安全，不能是「私有」。相反的，S是一個擁有兩種特權的主權。一方面，S可以堅持臣民A和B只能向S尋求保護，也就是說，S是強制領土範圍內的保護壟斷者。另一方面，S可以單方面決定A和B必須替自己的安全支付多少費用，也就是說，S有徵稅的權力，以提供「集體」安全。

在評論這種說法的時候，去爭論人是不是像霍布斯假設的跟狼一樣壞，沒太大作用，但仍要點出霍布斯的論斷顯然不能說明人只受侵略性本能驅動。如果人只受侵略性本能驅動的話，人類很久以前就滅亡了，人類存留的事實，顯示人類也具有理性而且能夠制約自己的自然衝動。爭點只在於霍布斯的解決方案。身為理性的動物，這種不安全的解決方案是否真能改善問題？國家機構可以減少攻擊行為、促進和平合作，從而提供更好的私人安全與保護？霍布斯的說法顯然具有困難。其一，先不管人的本質壞不壞，這位S，不管他是國王、獨裁者或是民選總統，都還是人。人的本性不會因為變成S以後就改變。如果S必須要課稅才能提供服務，A和B又怎麼能得到較佳保護？難道S身為其徵收之財物的保護者，這件事本身沒有矛盾？事實上，這難道不像是勒索保護費？可以肯定的是，S將維持A與B之間的和平，因為只有這樣，S才能更有利地搶劫A和B。當然S本身會受到更好的保護，但S受到的保護越多，A和B免於受到S攻擊的保護就越少。集體安全似乎不優於私人保全。相反的，集體安全是國家透過徵用而實現的私人保全，即對其人民主體的經濟裁軍。此外，從湯瑪斯．霍布斯到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等國家主義者，都認為S的保護狀態最後會形成某種「憲法」契約的結果。[1]然而，有哪個頭腦清楚的人會同意這種契約，讓保護者可以單方面且強制決定受保護者要提供多少費用；事實是，沒有人會同意！[2]

容我在此打斷我的討論，並回霍布斯的迷思重建。一旦假定為了維持A和B之間的和平合作，需要有一個國家S，接下來就會產生兩方面結論。如果存在多個國家S1、S2、S3，然後，就像A和B沒有S就不會有和平一樣，只要S1、S2與S3之間仍保持自然狀態（無政府狀態），S1、S2與S3之間就不會有和平。因此，為了實現世界和平，政治集中、統一，最終建立一個單一世界政府是必要的。

在評論這種說法的時候，先點出無爭議處相當有用。首先，這個推論正確，如果前提正確，就會出現其闡述的結果。而霍布斯論點的實證假設乍看之下也出於事實，確實，國家間不斷出現戰爭，而政治集權與全球統治的歷史趨勢也正在發生。爭點只在於如何解釋這個事實與趨勢，以及世界政府是否改善私人保全與保護。首先出現的是霍布斯論點不能解釋的異常實證。根據霍布斯的觀點，S1、S2、S3不同國家間的交戰，是因為它們彼此處於無政府狀態。然而，在單一世界政府到來之前，不僅是S1、S2、S3彼此處於無政府狀態，事實上，各國人民也互相處於無政府狀態，因此，各國人民間也應該要像各國一樣存在戰爭與侵略。然而，根據經驗，事實並非如此。不同國籍個人間的私人交易似乎不像不同國家政府間的交易那麼戰爭化。這似乎不令人驚訝。畢竟，某個國家S可以仰賴向國內人民徵稅來資助其外交事務。基於人類天生的侵略性，不管S剛開始性格為何，如果S可以把自己對外國之行為的成本外部化，難道S不會變得更無恥與侵略性嗎？當然，如果我可以讓別人替我買單，我願意承擔更大的風險進行更多的挑釁和侵略。而收取強制保護費的國家，肯定會傾向於犧牲其它國家以擴大壟斷保護的領土，而這種國家間的競爭最後會帶來世界政府。[3]但對於私人安全與保護是改善嗎？情況看來似乎相反。世界政府是所有戰爭的勝利者，也是最後倖存的強制保護者。這難道不會變得特別危險？難道這種單一世界政府的權力不會壓倒性地凌駕任何個體？

1 　James M. Buchanan與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年；James M. Buchanan，《The Limits of Liber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年；批評意見參Murray N. Rothbard，「Buchanan and Tullock’s Calculus of Consent」，《The Logic of Action》，卷2，《Applications and Criticism from the Austrian School》，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1995年；同作者，「The Myth of Neutral Taxation」，如前；Hans-Hermann Hoppe，《The Economics and Ethics of Private Property》，Boston: Kluwer，1993年，第1章。

2 　關於此點，見Lysander Spooner，《No Treason: The Constitution of No Authority》，Larkspur, Colo.: Pine Tree Press，1996年。

3　參見 Hans-Hermann Hoppe，「The Trouble With Classical Liberalism」，《Rothbard-Rockwell Report》9, no. 4，1998 年。

【譯摘】私有防禦 - 2. 實證證據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2. 實證證據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2. 實證證據

我先暫停抽象的理論論據，簡單檢視一下與手上問題相關的經驗證據。正如一開始所指出的，集體安全迷思普遍被認為是必然結果。我對此類調查並不熟悉，但我冒昧地預測有超過90%左右的成人人口毫無疑問地接受霍布斯迷思。但是，相信並不會讓事情變成真的，相反的，如果某個人所相信的是假的，那麼，那個人的行為就會導致失敗。霍布斯迷思的有關證據是什麼？這些證據是否能支持霍布斯與其追隨者的論點，又或者是反而證實無政府主義反對者的擔憂與爭論？

美國正是以霍布斯所謂國家保護者之姿而成立。讓我引述傑弗遜的《獨立宣言》：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證自明：人皆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政府立於人民，並經受統治者之同意而取得應有之權力。

我們在此找到證據：美國政府的設立是為了履行保護生命與財產的單一任務。因此，美國應該可以當作完美榜樣，判斷霍布斯所謂國家身為保護者的主張是否有效。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國家保護主義，我們現今所受的保護與和平合作的狀態為何？美國人的國家保護主義實驗成功了嗎？

根據我們國家統治者還有知識分子保鑣（數目有越來越多）的豪言，我們現在獲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安全的保護。我們理應受到保護，免於全球暖化與冷化，免於動植物滅絕，免於夫妻間、親子間與僱傭關係間的濫權，免於貧困、疾病、災害、無知、偏見、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主義以及其他無數的公眾敵人和危險。然而，實際上，這些問題都和理論所說的大不相同。為了向我們提供這些保護，國家管理者每年侵占40%以上的私人生產者收入。政府債務與負債的增加不曾中斷，從而增加未來徵用的需求。由於政府用紙幣替代黃金，金融的不安全性大幅增加，透過貨幣貶值，我們不斷地被打劫。私人生活、財產、貿易與合約的每個細節，都受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複雜的（立法）法律管制，從而創造出永久性的法律不確定性與道德風險。具體而言，我們的私有財產權逐步受到剝離。作為賣家，我們無法販賣給想販賣的對象，作為買家，我們無法向想購買的對象購買。作為協會成員，我們不被允許締結任何我們相信互惠互利的限制性契約。作為美國人，我們必須接受我們不希望他們成為鄰居的移民。作為教師，我們不能擺脫糟糕或行為病態的學生。作為僱主，我們困窘於不稱職或破壞性員工。作為業主，我們被迫配合糟糕的租戶。作為銀行家與保險公司經營者，我們不能避免壞的風險。作為餐廳或酒吧老闆，我們必須適應不受歡迎的客戶。作為私營協會的成員，我們被迫接受違反協會規則與限制的個人與行為。總之，國家越是擴大社會安全與公共安全支出，就有越多的私有產權被侵蝕，越多的物業被徵用、沒收、銷毀或折舊，我們所欲保護的基礎就越被剝奪：經濟獨立、財務實力和個人財富。[4]幾乎每位總統與每個國會成員的執政道路上，都遍佈成千上萬名受害個人的經濟廢墟、財務破產、貧困、絕望、困苦與挫折。

當我們考慮外交事務時，畫面顯得更灰暗。歷史上，美國大陸領土從未遭遇任何外國軍隊襲擊。（珍珠港事件是美國挑釁的結果。）然而，美國卻有一個向大部分本國人口宣戰的政府，肆意殺害數百名本國公民。此外，儘管美國公民和外國人之間的關係並未出現不尋常爭議，但美國政府幾乎從一開始就不懈地奉行擴張主義。從美西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持續到現在，美國政府糾纏在數以百計的外國衝突中，而在世界的帝國主義強國排名佔主導地位。因此，從本世紀開始（譯註：20世紀），幾乎每位總統對世界各地無數無辜被謀殺與挨餓的外國人都有責任。簡言之，正當我們變得更無助、更貧困、更受威脅又更不安全時，美國政府變得比以往更加厚顏無恥又更具侵略性。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替我們防禦，配備龐大的侵略性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霸凌美國領土以外的那些或大或小的新「希特勒」或是疑似同情希特勒者。[5]

因此，實證證據似乎很清楚。國家保護的信念似乎是個拿到專利的錯誤，而美國所嘗試的國家保護主義則是徹底失敗的實驗。美國政府並未保護我們。相反的，對於我們的生命、財產與繁榮，沒有什麼比美國政府還有美國總統還更大的危險，美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具威脅性的武裝危險，能夠摧毀所有反對者並毀滅整個地球。

4 參見Hans-Hermann Hoppe，「Where The Right Goes Wrong」，《Rothbard-Rockwell Report》8, no. 4，1997年。

5 見John Denson主編，《The Costs of War》，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

【譯摘】私有防禦 - 3. 如何看待國家主義者的反應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3. 如何看待國家主義者的反應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3. 如何看待國家主義者的反應

國家主義者的反應，很像社會主義者面對蘇聯與其衛星國的慘淡經濟表現。他們不一定會否認令人失望的事實，但他們試圖爭辯這些事實與「真實」、「理想」或「正港」國家主義之間有著系統性差異（變種），跟社會主義一樣。時至今日，社會主義者聲稱「真正的社會主義」不被經驗證據駁倒，如果加以實施的不是史達林版本的社會主義，而是托洛斯基、布哈林或是他們自己版本的社會主義，一切都會變好並帶來空前繁榮。同樣的，國家主義者解釋這些看似矛盾的證據都是意外事件。如果是其它總統上台，或是《憲法》被那樣或這樣修正，歷史就會不一樣，事情會變好、無比安全，並將帶來和平。確實，如果所採用的政策是那些國家主義者自己的政策，這些或許在未來可能會發生。

我們從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那裡學到如何回應社會主義者的逃避（免疫）策略。[6]只要社會主義本質上的特徵沒有變，也就是捨棄生產要素的私有財產制，沒有任何改革會有所幫助。社會主義經濟的想法是語詞矛盾，而社會主義代表更高效之社會生產方式這種主張則很荒謬。以分工為基礎的交換經濟框架中，為了有效率又不浪費地達到自己的目的，貨幣計算（成本會計）是必要的。在原始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之外，貨幣計算是合理與高效行為的唯一工具。唯有以共同交換媒介（貨幣）計算比較投入與產出，個人才能夠確定自己的行為成功與否。而社會主義則與此產生鮮明對比，社會主義意味著沒有經濟、不存在經濟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定義下，貨幣計算和成本會計都不可能存在。如果生產要素沒有私有化，就不存在任何生產要素的價格，因此，不可能確定是否經濟地使用它們。因此，社會主義並非更高階的生產模式，而是混亂經濟與原始主義回歸。

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則解釋了如何應對國家主義者的迴避策略。[7]雖然羅斯巴德的理論同樣簡單、明確，甚至具有更重大的影響，但直到今日仍未廣為人知。他解釋道，只要國家主義本質上的特徵沒有變，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不管是人員更換或是修改《憲法》。鑑於政府的原則，也就是司法壟斷與徵稅權力，任何限制政府權力與保障個人生命財產的概念都是假象。司法壟斷，意味著正義與保護的價格必定上升，而品質則必定下降。而稅金資助的保護機構本身就是一種矛盾，這將導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的稅賦與更少的保護。即使政府活動被限制在專門保護現有財產權上（國家保護主義的應有內容），進一步的問題是該提供多少保護。政府（和其他人一樣）受到自利與勞動負作用的激勵，但卻獨有徵稅權力，使得政府對上述問題的答案幾乎相同：最大化保護的支出，可以想像幾乎整個國家的財富都能以保護之名被消耗，同時，減少保護的生產。此外，司法壟斷必然導致正義與保護的品質惡化。如果人民只能向政府上訴並要求正義與保護，正義與保護將被扭曲以利於政府、《憲法》與最高法院。畢竟，《憲法》與最高法院是國家的《憲法》與法院，不管政府活動因機構成立當下的考量而受到多少限制。因此，政府為了取得優勢，財產權與保護的定義將不斷被改變，而司法管轄權的範圍則會不斷擴大。

因此，羅斯巴德指出，為了達到繁榮，社會主義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廢除，同樣的，為了實現正義與保護，國家機構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廢除。「自由社會中的防禦（包括提供人身與財產防禦服務的警察保護與司法調查），」羅斯巴德總結道，「必須由個人或企業提供，並且（a）透過自願而非強制手段獲得收入，及（b）不像國家那樣強制性壟斷警察或司法保護…這些防禦企業必須自由競爭、非強制性且非侵略性，就像其它自由市場中提供商品與服務的供應商一樣。防禦服務，就像其它所有的服務，可以市場化，也只能市場化。」[8]也就是說，每個私有財產所有者都能獲得分工的好處，透過與其他的財產所有者合作，能夠替自己的財產尋求更好的保護。任何人都能夠向其他人購買、出售或以其他方式締結有關保護與司法服務的合約，而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單方面終止與他人合作的合約，回到自我防禦或是改變保護的條件。

6 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1981年；Hans-Hermann Hoppe，《A Theory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Boston: Kluwer，1989年，第6章。

7 Murray N. Rothbard，《The Ethics of Libert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第22、23章。

8 Murray N. Rothbard，《Power and Market》，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1977年，頁2。

【譯摘】私有防禦 - 4. 私有安全的案例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4. 私有安全的案例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4. 私有安全的案例

在重建集體安全的迷思過程中，即國家迷思，我們以理論與實證理由進行了批評，現在，我必須扛起建立私有安全與保護之正面案例的任務。為了打敗集體安全迷思，光抓住國家保護主義概念中所蘊含的錯誤還不夠，還要清楚瞭解非國家安全的替代選項如何高效運作，這很重要。羅斯巴德基於經濟學家莫利納里（Gustave de Molinari）的開創性分析，[9]給出保護與防禦如何在自由市場系統下運作的藍圖。[10]同時，莫里斯與琳達（Morris and Linda Tannehill）也在此方面提出精彩的見解與分析。[11]跟隨他們的引導，我將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並提供替代國家保護之系統的全面性觀點，描述此系統如何生產安全及其抵禦其他個人、集團甚至國家之攻擊的能力。

在莫利納里、羅斯巴德、坦尼希爾等自由意志主義者及此議題的大多數評論者之間，存在普遍的共識，將防禦視為一種保險，而防禦支出則為一種保費（價格）。因此，羅斯巴德與坦尼希爾特別強調，在基於全球分工的複雜現代經濟框架內，保險機構是最有可能提供保護與防禦服務的候選人。投保資產受到越好的保護，保險公司的損壞索賠就越低，也就是成本。因此，提供高效保護看來是每間保險公司的財務利益；其實，即使是目前仍受國家限制與阻礙的保險機構，也提供受害者廣泛的保護與保障（賠償）服務。保險公司滿足了第二個基本要求，顯然，為了找到客戶，任何提供保護服務的公司都必須兌現承諾，也就是說，必須具備足夠的人手或必要物資等經濟手段，來處理現實世界中實際發生或預想中的危險。就這點而言，保險機構這個候選人似乎太完美。它們在全國範圍甚至是國際規模經營，擁有超越單一國家邊界的廣泛土地，因此，它們經濟實力強大，而高效的保護顯然滿足自我利益。此外，所有保險公司都透過國際再保險機構的系統，締結合約協議，進行協作與糾紛仲裁，其聯合起來的經濟實力，能讓多數現有政府都相形見絀。

我想進一步分析並系統性闡明這個提議：保護與防禦是一種保險而能被保險機構提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有兩個問題必須加以解決。首先，不可能替生活中的每個風險投保，例如，我不能替自殺、自己燒毀自己的房子、失業、早上爬不起床、企業虧損等等原因投保，因為在前述的情況下，我對於相應結果握有全部或部分控制權。這類風險必須獨自承擔，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人能夠對付它們。因此，第一個問題是該怎麼區分哪些保護與防禦可投保，哪些又不可投保？畢竟，正如我們剛才所見，這個問題並非不證自明。事實上，面對人身財產攻擊或侵犯的可能性時，難道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相當大的控制權嗎？譬如，如果攻擊是因為我故意侵擾或挑釁別人所致，難道這種攻擊不應該像自殺或失業那樣是必須獨自承擔的不可投保風險嗎？

答案是肯定也是否定。是的，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人可以提供無條件的保護，即，替任何侵犯擔保。也就是說，無條件的保護只能由每個人自己提供。而否定的答案則關注於有條件的保護，只有被害人挑起的攻擊與入侵不能投保，而無端發生的意外攻擊則可以投保。[12]也就是說，只有在保險機構透過契約限制被保險人，並排除一切可能的受害人挑釁時，保護才會變成可投保商品。各家保險公司可能對挑釁有不同的具體定義，但在系統性排除保戶之挑釁與侵略性行為的這個原則，則沒有太大區別。

在非侵略性與非挑釁之基本防禦的根本條件下，才有可能出現保護服務的保險。首先，這意味著任何已知的侵略者與挑釁者將無法找到保險公司，因此會在經濟上受孤立、削弱，並變得脆弱。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任何想要比自我防禦更多之保護的人，必須自願遵守非侵略的文明規範。此外，在現代交換經濟中，大多數人都希望獲得比自我防禦更多的保護，投保人數越多，對於其餘未投保者而言，採用與投保者相同或類似之非侵略性社會標準的經濟壓力就越大。此外，保險公司競爭自願客戶的結果，投保財產每單位價值的投保價格將有下降傾向，同時，財產與契約也有標準化與統一化的傾向。標準化保護契約將會出現，於不同保險公司間的相互仲裁中產生穩定的合作關係，程序、證據與解決衝突（包括賠償、恢復原狀、罰則與報償）的規則將出現標準化和統一的傾向，最後穩定提高司法確定性。每一個透過購買保護保險的人，都會與最大限度減少侵略（從而最大化防禦保護）的全球競爭企業綁定，而每一次衝突與損害索賠，無論在哪裡或對誰，都會落入一個或多個具體保險機構的管轄以及這些機構間相互定義的仲裁程序。

9 Gustave de Molinari，《The Production of Security》，New York: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1977年。

10 Murray N. Rothbard，《Power and Market》，第1章；同前，《For A New Liberty》，New York: Collier，1978年，第12、14章。

11 Morris and Linda Tannehill，《The Market for Liberty》，New York: Laissez Faire Books，1984年，第2部分。

12 有關保險的「邏輯」，見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Chicago: Regnery，1966年，第6章；Murray N. Rothbard，《Man, Economy, and State》，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3年，頁498以後；Hans-Hermann Hoppe，「On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Or: How Rational Can Our Expectations Be?」，《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10, no. 1，1997年；另參Richard von Mises，《Probability, Statistics, and Truth》，New York: Dover，1957年；Frank H. Knight，《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

【譯摘】私有防禦 - 5. 有關侵略保險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5. 有關侵略保險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5. 有關侵略保險

現在必須解決第二個問題。即使防禦性保護為可保險商品，仍存在明顯不同形式的保險。讓我們考慮兩個典型的例子：天災保險與工業意外或災害保險，前者如地震、洪水、颶風，後者如機械故障、爆炸或產品缺陷。前者可作為團體或相互保險的例子。有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容易遭受天災，所以保險需求與價格將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高。然而，保險公司將特定疆界裡每個位置的風險視為同質，保險公司大概知道整體而言某地區的事件頻率與程度，但不知道任何疆界內特定位置的特定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參保人都支付每單位保險價值相同保費，而同時段內收取的保費大概足以涵蓋所有損害索賠（否則保險業將虧損）。因此，具體的個別風險被相互保險分擔。

相比之下，工業保險則可作為個人保險的例子。不同於天災，這類保險的風險是人類行為的結果，即，生產工作。每個生產過程都受個體生產者的控制，沒有任何生產者想要故障或災難，正如我們所看到，只有非意圖的意外災害才可投保。然而，即使整體而言很大程度上能控制成功，每一個生產者與生產技術也都仍有超出控制誤差幅度的偶然事故。儘管這些是個別生產者或生產技術的無意結果，工業意外的風險仍因每個生產者或生產過程而異，因此，不同生產者與不同生產過程的風險無法被共同分擔，每一位生產者都需要個別保險。在這個情況下，保險公司知道某時段內可疑事件的頻率，但不知道任何特定時間點的事件發生可能性，除非時段內都由同一生產者與生產技術操作。在此並不假設同時段內收取的保費大概足以涵蓋所有損害索賠，相反的，推定的獲利狀況是許多時段內所收集的保費足以涵蓋這些相同時段內的所有索賠。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公司必須持有足夠履行合約義務的資本儲備，在計算保費時也必須將儲備現值納入考慮。

第二個問題也就變成哪類保險適用於抵禦侵略的保險？是像抵禦天災那樣的團體保險，還是像工業意外那種個人保險的形式？

先提醒，這兩種形式的保險代表只有兩種極端可能的統一體（continuum），而這個統一體內任何特殊風險都沒有明確的固定位置。譬如，因為氣象學、地質學、工程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以前視為同質（允許互保）的風險變得越來越去同質化。值得注意的是，醫療與健康領域的保險特別有著這種傾向，隨著遺傳學與基因工程（基因指紋技術）的進步，以前將涉及大量人數的醫療與健康風險視為同質（非特異性），現在也變得越來越具體與異質。

考慮到這點時，我們可以對保護保險作出任何具體結論嗎？我希望可以。畢竟，從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的角度看來，所有保險都要求偶然風險，而侵略意外與天災或工業災害截然不同。天災與工業事故是自然力量與自然規律運作的結果，侵略則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自然是盲目的而不因人而異，不管是同一時間點或隨著時間推移，但侵略者可以蓄意選擇特定目標受害者以及攻擊時機。

【譯摘】私有防禦 - 6. 政治邊界與保險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6. 政治邊界與保險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6. 政治邊界與保險

我先比較防禦保險以及天災保險。常會看到這兩者之間的譬喻，而檢視是否存在這種類比或者存在何種程度的類比則對分析有所幫助。這類譬喻，將一定地理區域內的每個人面臨相同風險的地震、洪水與颶風威脅，類比成美國或德國境內每位居民都面臨受外國侵略而成為受害者的相同風險。除去一些表面上的相似（我將在其後提及），這個譬喻中很容易可以發現兩個基本缺陷。其一，地震、洪水或颶風的威脅邊界，是根據客觀物理條件而成立，因而可被稱為自然。而政治邊界則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政治邊界是人為界限。美國的邊界在19世紀期間不斷改變；德國直到1871年以前不存在，而是近50個獨立國家的組成。當然，沒有人會聲稱這些邊界重繪是發現較廣範圍的人與原先範圍的人面臨同樣安全風險的結果，而這違背了我們先前所持的同質性（相同）概念。

第二個明顯的缺陷，在於地震、洪水、颶風等天災盲目地進行毀滅，不分地點與事物的價值高低，而是不加選擇地攻擊。侵略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侵略者可以進行篩選也確實會進行篩選，侵略者不會攻擊或入侵像撒哈拉大沙漠那樣毫無價值的地點與事物，而是那些具有價值的地點與事物。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況下，越有價值的地點與事物，就越容易成為侵略的目標。

這也引出下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政治邊界為人為專斷，攻擊也並非盲目，而是專門針對有價值的地點與事物時，存在任何非人為專斷邊界能區分不同安全風險（攻擊）的區域嗎？答案是「存在」。這種非人為專斷邊界就是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是原始佔有和／或特定個人在特定地點的生產結果。每個進行佔有的生產者（所有者），都用自己的行為表明這些被佔有或被生產的物品（商品）具有價值，否則就不會佔用或生產這些東西。每個人的財產邊界都是客觀的，透過主體間互動而確定。這些財產邊界透過某具體個人的佔用或生產程度而決定，而所有具有價值的地點與事物的邊界，都與財產邊界共存。在任何給定時間點，每個具有價值的地點與事物都被某人擁有，只有毫無價值的地點和事物才不會被擁有。

在周圍環繞他人的情況下，每個佔有者和生產者都可能成為受攻擊或被入侵的對象。由於每份財產（相對於事物）都必然具有價值，因此，每個財產所有人都可能成為其它人侵占的目標。因此，雖然每位業主選擇財產位置與形式都有無數方面的考量，但安全顧慮肯定會有相當影響。在其它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會偏好於比較安全的地點與財產形式，更甚於那些比較不安全的地點與財產形式。然而，不管所有者的財產位於何處或是何種形式，即使在侵略的潛在可能性下每個所有者也都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財產，這展示了所有者保護與防禦這些財產的個人意願。

但是，如果私有財產邊界是涉及侵略之風險系統中唯一的非人為專斷邊界，那麼，有多少單獨的財產持有，就有多少不同的安全區域存在，而這些安全區域的範圍不會超出於這些財產持有。工業意外的情況更是如此，也就是說，財產侵略的保險似乎更像個人保險的例子，而非團體（相互）保險的例子。

個別生產過程中的事故風險通常取決於地點，雖然同一生產者對於複製到不同地點的同一生產過程會保持相同的錯誤率，但是私有財產的侵略風險，也就是生產地點，則因地而異。由於這種特性，使得每個被佔有或生產的私有財產都是獨立且獨特的。每一個位於不同地點的財產都受到不同個人的控制，而每個地點都面臨不同的安全風險。我的安全可能因居住地點而有所不同，例如，農村或城市、山丘或山谷，或者是距離河流、海洋、港口、鐵路或街道的遠或近。事實上，即使是鄰近地點也面臨不同風險，可能會有所差異，譬如，如果比鄰居的居住緯度高或低、上游或下游、距離海洋遠或近，或簡單地位於鄰居的北邊、南邊、西邊或東邊。此外，每個財產，不管其位於何處，都能夠被所有者塑造與轉化，從而提高安全性並降低被侵略的可能性。例如，我可能可以買把槍或保險箱、在後院打落攻擊我家的飛機，或是擁有一把可以殺死千里之外侵略者的雷射槍。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財產會相同。每一個所有者都必須個別保險，而每個承保侵略保險的保險公司都必須持有足夠的資本儲備。

【譯摘】私有防禦 - 7. 民主國家和總體戰爭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7. 民主國家和總體戰爭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7. 民主國家和總體戰爭

這種將外部侵略類比於天災保險的譬喻基本上是錯的。侵略從來都不是不加選擇，而具有選擇性與針對性，防禦也是如此。每個人防禦的地點與事物都不同，沒有人的安全風險和別人一樣。然而，這個譬喻也包含了真相的核心，天災與外部侵略之間的相似性，並非是因為侵略與防禦本身的特性，而是國家侵略與防禦（國際戰爭）的這個具體特性。正如上文所述，國家是疆域內壟斷領土保護與徵稅權力的機構，而任何這類機構都因為能外部化侵略行為的成本，而變得更具侵略性。然而，國家本身的存在不只提高侵略的頻率，它還改變全部的特質。國家，尤其是民主國家，意味著將侵略與防禦轉變為不加區別的總體戰爭。[13]

想像一下完全不存在國家的世界。大多數財產所有者都會個別向大型的跨國保險公司投保，這些保險公司往往擁有龐大的資本儲備。而多數的高風險則無法受到承保，儘管並非全都是侵略者。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侵略者或侵略族群都將目標限制在最好是未投保的財產上，而且會避免「附帶損害」，否則這些侵略者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或多個經濟實力強大的專業防禦機構。同樣，所有的防禦暴力都將具有高度選擇性與針對性。所有侵略者都是位於特定地點並配備特定的資源的特定個人或族群。保險機構對於客戶受到攻擊所做出的報復回應，將會侷限在這些特定地點與資源，並希望避免損害到任何的投保對象，否則就得對其他保險公司糾纏或負起賠償責任。

而在國際戰爭的國家主義世界裡，這些都將有根本上的變化。其一，如果某個國家攻擊另一個國家，譬如美國攻擊伊拉克，將不是在特定地點配備有限資源且數量有限的個人所作的攻擊，相反的，這將是所有美國人以所有美國人的資源所作的攻擊。每個美國人都得納稅給美國政府，因此，無論人民事實上是否願意，都參與了每一次的政府侵略。所以，雖然聲稱每個美國人被伊拉克攻擊時都面臨相同風險顯然錯誤（即使這種風險很低甚至不存在，但紐約市所面臨的風險肯定高於堪薩斯州的威奇托市），但每個美國人在參與政府侵略的這方面上都是相同的，不管其自願與否。

其二，正如攻擊者的身分是國家，被攻擊者也是如此，也就是伊拉克。為了對抗美國，伊拉克政府有權對其人民徵稅並徵招武裝部隊。身為納稅人或役男，每個伊拉克人都被牽連進去政府的防禦，就像每個美國人都被捲入美國政府的攻擊一樣。因此，演變成所有伊拉克人對抗所有美國人的戰爭，即，總體戰爭。而攻擊方與防守方的戰略也都將相應改變。就算沒有其它原因，徵稅機關（國家）也會受制於稀有性，因此，攻擊者對攻擊目標仍具選擇性，然而，侵略者對於避免或最小化附帶損害的動機很低，或甚至根本沒有。相反的，因為整體人口與國家財富都參與防禦，附帶損害甚至是可取的，不管是生命或財產損害。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之間不存在明確區別，每個人都是敵人，而所有財產都支持其政府的攻擊。因此，一切都變成公平遊戲。同樣的，防守國不太會去擔心自己反抗攻擊者的報復所造成的附帶損害。每一個侵略國的公民與其財產，都是敵人的財產，因此，也都變成報復的目標。此外，在這種國際戰爭的特性下，每個國家都將開發並使用更多像原子彈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不是像我所想像之雷射槍那種遠距離精確武器。

因此，戰爭和天災兩者間的相似性－非選擇性的毀滅與破壞－全然是國家主義世界的特徵。

13 國家與戰爭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限戰爭（君主間）變到總體戰爭（民主國家間）的歷史性轉變，參見Ekkehard Krippendorff，《Staat and Krieg》，Frankfurt/M.: Suhrkamp，1985年；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收錄於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Theda Skocpol等人主編，《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年；John F.C. Fuller，《The Conduct of War》，New York: Da Capo Press，1992年；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Hans-Hermann Hoppe，「Time Preference,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e-Civilization」，收錄於John V. Denson編，《The Costs of War》，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Erik von Kuehnelt-Leddihn，《Leftism Revisited》，Washington, D.C.: Regnery，1990年。

【譯摘】私有防禦 - 8. 保險與激勵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8. 保險與激勵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8. 保險與激勵

這產生了最後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由於財產皆為私有，所有防禦都必須單獨向資本化的保險機構個別投保，就像工業意外保險一樣。我們也看到兩種形式的保險在基本層面上的差異。在防禦保險的情況下，財產所在位置是重要考量，每單位投保價值的保險費將因不同地點而有所不同。侵略者則可以移動，其武器組成也可能會改變，而侵略性格也因國家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給定了財產的初始位置，每單位投保價值的價格也可能因為這個特定位置周遭或社會環境而有所不同。而競爭狀態的保險機構系統如何回應這項挑戰？特別是，如何處置國家的存在與國家的侵略？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得先回顧一些基本的經濟學見解。當其它條件保持相等時，一般的私有財產業主，尤其是企業主，較為偏好那些保護成本（保險費）較低的地點，更甚於保護成本較高的地點，這將提高低保護成本的資產價格並降低高保護成本的資產價格。因此，人員與商品將有從高風險且價值降低之地區，移往低風險且價值增加之地區的傾向。此外，保護成本與資產價值為直接相關。在其他條件相同之下，高保護成本（高受攻擊風險）意味著資產價值較低或下降，而低保護成本意味著資產價值較高或上升。這些法則與傾向將塑造相互競爭之防禦保險機構系統的運作。

首先，當稅金資助的壟斷者傾向於提高保護成本與價格時，私營的損益保險機構則致力於降低保護成本，從而降低保護的價格。與此同時，保險機構比任何人都更有興趣致力於提高資產價值，因為，這不僅意味著自己持有資產升值，投保資產價值也會增加。相反的，如果侵略危險性增加而資產價值下跌時，投保資產價值則會減少，而保護的成本與價格也將上升，這意味著保險公司的業務狀況變差。因此，保險公司永遠都有經濟壓力，促進前者的有利狀況，並避免後者的不利條件。

這種激勵結構對於保險公司的操作具有根本性影響。其一，就像針對普通犯罪的保護這個看似簡單的例子，相互競爭的保險機構系統將導致現有犯罪政策的戲劇性變化。要認識這種變化的程度，瞭解現狀將有所幫助，也就是我們熟悉的國家主義犯罪政策。雖然打擊一般私人犯罪符合國家機構的利益（如此將有更多財產可被課稅），但身為稅收資助者，對於防止犯罪、補償受害者、逮捕並懲罰罪犯這些任務，國家機構並沒有太大興趣，或甚至沒有興趣。此外，在民主的情況下，受害者將更進一步遭受屈辱。如果每個人都有權投票並進入政府辦公室，不管是侵略者或非侵略者，又或者是居住在高犯罪率地點或低犯罪率地點者，這將會推動系統性的資產重新分配，將資產從非侵略者轉移到侵略者，從居住在低犯罪率地點者轉移到居住在高犯罪率地點者。因此，犯罪率以及各種私有保全服務的需求也會持續保持在高位。更可恥的是，政府沒有因為疏於阻止犯罪而補償受害者，政府強迫受害者以納稅人的身分支付逮捕、監禁、再教育和／或娛樂那些侵略者的成本。政府不像保險公司那樣對高犯罪率地區收取較高保護費用，並對低犯罪率地區收取較低保護費用，政府做的正好相反。政府對低犯罪率地區的高價值財產課徵較高的稅，對高犯罪率地區的低價值財產課徵較低的稅，政府甚至犧牲前者來補貼後者的居民－貧民窟，從而削弱了不利犯罪的社會條件，同時促進利於犯罪的社會條件。[14]

有競爭力的保險公司操作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首先，如果保險公司不能阻止犯罪就必須賠償受害者。因此，保險公司的首要任務就是有效預防犯罪，如果仍然無法阻止犯罪，他們會想要高效率地偵查、逮捕並懲罰刑事罪犯，透過找出並逮捕罪犯，保險公司可以讓罪犯支付損失賠償與保護成本，而非受害者或保戶。

更具體地說，就像現今保險公司維持且不斷更新詳細的當地資產價值資料一樣，保險公司也將維持且不斷更新詳細的當地犯罪與罪犯資料。其他條件相等時，任何私有財產所在地的侵略風險，都會因為鄰近的潛在侵略者數量與侵略資源增加而上升。因此，保險公司將致力於收集實際犯罪與已知罪犯位置的訊息，而共享這類資訊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財產損失也將變成保險公司的共同利益（就像銀行共享不良信用風險資訊）。此外，保險公司也會特別熱衷於收集潛在犯罪與侵略者（尚未證實犯罪）的資訊，這將替現有的國家主義犯罪統計帶來根本上的檢討與改善。為了預測未來的犯罪發生率，從而計算目前的價格（保費），保險公司將發展出一套與營運環境中之犯罪與罪犯相關的頻率、說明與特徵，並在競爭壓力下持續不斷地完善人口學與社會學上的犯罪指標系統。[15]也就是說，每個社區都會有其描述與風險評估，基於複雜的犯罪指標系統，例如性別、族群年齡組成、種族、民族、族裔、宗教、語言、職業與收入。

這與目前的情況將形成鮮明對比，所有的地緣、區域、種族、民族、族裔、宗教、語言及收入方面上的財富再分配就會消失，而這個長久以來的社會衝突將被永遠移除。取而代之的新價格（保費）結構，傾向於準確反映每個地點與其特定社會環境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會被迫替他人支付風險保險，而是基於所在地街區的情況替自己支付。更重要的是，基於不斷更新與完善的犯罪與資產價值統計系統，進一步還將產生從高風險低價值區域（以下簡稱「壞區」）遷移到低風險高價值區域（以下簡稱「好區」）的傾向，相互競爭的侵略保險機構系統可以促進文明進步（而非文明倒退）。

政府透過課稅與轉移政策會侵蝕「好區」並促進「壞區」，特別是民主政府。除了課稅與轉移政策之外，政府還可能透過強迫融合政策而產生更具破壞性的影響。強迫融合政策有兩大方面。一方面，「好區」的業主與居民將面臨移民遷入問題，強迫融合意味著他們必須無歧視地接受國內所有移民，不論是公共道路上的用路人或遊客，還是消費者、客戶、居民或鄰居。政府禁止他們排除任何移民，包括那些他們認為具有潛在風險者。另一方面，「壞區」的業主與居民將經歷移民遷出問題，而非移民遷入問題，強迫融合意味著他們不能有效地自我保護。他們不被允許透過驅逐已知犯罪分子來擺脫犯罪，政府強迫他們的生活與那些侵略者永久關連。[16]

私有保護保險機構系統的結果，將與我們所熟悉之國家犯罪保護的文明倒退趨勢形成鮮明對比。可以肯定的是，保險公司無法消除「好區」與「壞區」間的差異，事實上，這些差異甚至會更加明顯。然而，基於提高資產價值與降低保護成本這種自利動機，保險公司將促進同時提高與培養「好區」與「壞區」的傾向。因此，保險公司在「好區」會採取選擇性移民政策，與國家不同，他們不能也不會想要消除被保險人對移民的歧視傾向，相反的，相比於客戶，保險公司的歧視甚至更符合利益：只接受那些低犯罪風險且能增加資產價值的移民，並排除那些可能導致高犯罪風險而使資產價值減少的移民。也就是說，保險公司不會消除歧視，而是合理使用並完善實踐。保險公司根據犯罪和資產價值的統計數據，為了降低保護成本並提高物業價值，保險公司將制定且不斷完善各種與移民限制有關的規則和程序，從而能夠準確地量化歧視政策的價值（與非歧視政策的成本）以及潛在移民（風險與價值產能高低），最終以價格與價差的形式呈現。

同樣的，在「壞區」的情況下，保險公司的利益與被保險人的利益一致。保險公司不會抑制保戶驅逐已知罪犯的傾向。他們可能會透過提供選擇性降價（附帶在具體驅逐行動後），順應這種傾向。事實上，在這種合作中，保險公司不只想將罪犯從街區中驅逐，而是從文明中驅逐，把罪犯趕到亞馬遜叢林、撒哈拉沙漠或極地等邊緣地區。

14 有關犯罪與刑罰的過去和現在，見Terry Anderson與P.J. Hill，「The American Experiment in Anarcho-Capitalism: The Not So Wild, Wild West」，《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3, no. 1，1979年；Bruce L. Benson，「Guns for Protection, and Other Private Sector Responses to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Control Crime」，《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8, no. 1，1986年；Roger D. McGrath，《Gunfighters, Highwaymen, and Vigilantes: Violence on the Frontie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年；James Q. Wilson與Richard J. Herrnstien，《Crime and Human Nature》，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85年；Edward C. Banfield，《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Boston: Little, Brown，1974年。

15 綜觀國家主義的官方統計，特別是犯罪統計，如何故意忽略、錯誤呈現，或扭曲已知事實以合理化所謂公共政策（政治正確），見J. Philippe Rushton，《Race, Evolution, and Behavior》，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5年；Michael Levin，《Why Race Matters》，Westport, Conn.: Praeger，1997年。

16 參Hans-Hermann Hoppe，「Free Immigration or Forced Integration」，《Chronicles》，1995年7月。

【譯摘】私有防禦 - 9. 防範國家侵略、10. 恢復自衛的權利

Mon, 30 Dec 2013 00:00:00 +0000

【譯摘】私有防禦 - 9. 防範國家侵略、10. 恢復自衛的權利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9. 防範國家侵略

那麼，防範國家侵略的情形又會如何？保險公司將如何保護我們免於國家的侵略？

首先，我們必須記住，不管政府做什麼，政府這種強制性的稅收資助壟斷，本質上都是浪費且低效率。在武器技術與生產、軍事情報與戰略上也同樣如此，特別是在現今高科技時代。因此，國家將無法與同一地區內自願性集資的保險機構相競爭。此外，保險公司為了降低保護成本並增加資產價值而針對移民所設計的限制性規則，大多都適用於國家機構。國家固有的侵略性將對每個保險機構與其保戶造成永久威脅。因此，保險公司會特別希望排除或嚴格限制這些已知政府機構移民（進入投保疆域）的潛在安全風險，他們會誘導保戶，無論是透過保險條件或降低保費，來排除或嚴格限制保戶與任何已知政府人員的直接接觸，不管這些政府人員的身分是訪客、消費者、客戶、居民或鄰居。也就是說，在保險公司經營的自由疆域下，國家工作人員將不受歡迎，並被視為比一般犯罪更危險的潛在危險。因此，國家機構及其人員只能在自由疆域的邊緣分散駐留，此外，由於國家疆域裡相對較低的經濟生產力，政府將因為具生產力價值的居民遷出而不斷被削弱。

如果這種情況下的政府決定攻擊或入侵某個自由疆域呢？這談何容易！政府要攻擊誰？不會有敵國存在，只存在私有財產業主還有私人保險機構。沒有人會從事侵略甚至是挑釁活動，至少保險公司不會。就算有任何反對國家的侵略或挑釁，也將是特定的個人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與保險機構的利益將完全重合，雙方都希望看到攻擊者受懲罰，並追究其所造成的所有損失。但如果沒有任何侵略者敵人出現，國家要怎麼合理化自己的非選擇性攻擊？國家當然得合理化自己的攻擊！政府的權力最終取決於輿論與民意，即使是最專制的政體也是如此，正如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étie）、休謨（David Hume）、米塞斯和羅斯巴德所解釋的那樣。[17]國王和總統當然可以下令攻擊，但必須有其他人願意執行這些命令並進行攻擊，必須要有那些願意執行並遵守命令的大眾、願意挺進戰區殺戮與被殺戮的士兵，還有那些願意繼續生產以資助戰爭的國內生產者。如果統治者的命令被視為非法，造成這種共識缺席，就算是看似最強大的政府也將變得無效且面臨，就像蘇聯與伊朗的例子那樣。因此，從國家統治者的角度看來，攻擊自由疆域的風險變得非常高。不管再怎麼精心製作的宣傳，都不足以讓公眾相信國家的攻擊並非對無辜受害者的侵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領導者會樂於維持現有領土的壟斷控制，而不是冒著失去合法性與權力的風險企圖擴張。

但是，如果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如果國家仍然攻擊和／或入侵相鄰的自由疆域？在這種情況下，侵略者所遇到的並不是非武裝對象，只有國家主義地區才會有典型的非武裝平民。所有的國家都致力於解除人民的武裝，從而便於課稅與徵用。相反的，自由疆域的保險公司不希望也無法解除保戶的武裝。如果保護者要求希望獲得保護的人得先放棄自衛手段，誰願意？保險機構不會這麼做，而會透過選擇性降價來鼓勵保戶擁有武器。

此外，除了受到私人武裝公民的抵禦，侵略國還會遭受不只一間而是眾多保險機構與再保險機構的反抗。如果國家成功地攻擊與入侵，這些保險公司將面臨龐大索賠。然而，不像侵略國，保險公司將是高效且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鄰近國家領土的地區所承受的攻擊風險（防禦成本），將比遠離國家領土的地區高得多。為了合理化這種較高價格，保險公司得以情報服務、武器與所有資源、軍事人員與操演等形式，向客戶展示防禦可能之國家侵略的能力。換句話說，保險公司需要有效率地裝備與訓練，以兩方面的防禦策略因應可能的國家攻擊。一方面，任何試圖侵入自由疆域中保險機構營運範圍內的入侵者，都將遭保險機構驅逐、逮捕或擊斃，同時避免或最小化附帶損害。另一方面，遭受攻擊領域的相關保險機構，將對侵略國進行報復，也就是說，保險機構將透過遠程精確武器或暗殺游擊隊，準備反攻並殺死侵略國之國王、總統或總理以下等政府人員，並同時避免或最小化間接傷害無辜平民的財產（非政府人員），從而鼓勵這些平民從內部抵抗侵略政府，促進侵略國的非法化，解放並將國家領土改造為自由疆域。

10. 恢復自衛的權利

為了我的論點，我兜了一圈。首先，我解釋了國家保護的概念在理論上存在基本錯誤，這個錯誤已經造成災難性後果：破壞所有私有財產與不安全性，以及永久性戰爭。第二，我闡釋保護私有財產業主免於侵略的正確責任歸屬，就像其它商品或服務的生產一樣：私有財產業主之間的協作，基於勞動分工與市場競爭。第三，我解釋了承受損益測試之私營保險機構系統，如何有效減少來自一般罪犯或國家的侵略，並促進文明進步與永久和平的趨勢。剩下尚未完成的任務，就是實現這些見解：撤回民眾與國家合作的意願、促進其在公眾輿論中的非法化，並說服他人也同樣這麼做。一旦國家缺乏公眾對國家存在必要之合法性的錯誤認知與判斷，也失去公眾的自願合作時，即使看似最強大的政府也將破滅，而政府的權力將就地蒸發。在自由之後，我們將恢復自衛的權利，並能夠轉而向恢復自由且不受管制之保險機構，尋求保護與解決衝突等相關事宜的高效率專業協助。

17 Etienne de la Boétie，《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1975年；David Hume，「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收錄於同作者之《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年；Ludwig von Mises，《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San Francisco: Cobden Press，1985年；Murray N. Rothbard，《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 Against Nature and Other Essays》，Washington, D.C.: Libertarian Review Press，1974年。

【書摘】For A New Liberty｜Murray Rothbard

Mon, 02 Sep 2013 00:00:00 +0000

【書摘】For A New Liberty｜Murray Rothbard

摘錄：For A New Liberty｜Murray Rothbard

文：吳莉瑋
圖：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For A New Liberty》是Murray Rothbard的自由意志主義通識，內容涵蓋了歷史發展（個人認為這部分最為有趣）、所謂「自由主張」的派別比較、全面性的社會議題評論，最後還有未來發展的目標、展望與策略。

不了解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或者是對於各種細想之下互相矛盾的自由主張感到一頭霧水，相當適合把這本書當成睡前閱讀，看著Rothbard特有的分析以及他一貫的價值觀，總會讓人每晚帶著恍然大悟的驚喜入睡。

本書沒有複雜的經濟學或難懂得專業術語堆砌，相反的，透過歷史巡禮的深度以及現狀議題探討的廣度，即便是自我認定為Rothbadian的我，也會對自己的政治傾向與價值觀有著另一層體會。

最後不免要提醒自己，對於任何看法與觀點，縱使那廂說得有條有理，不經過一輪親身細想的思辨吸收，都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思想，就沒有辦法抓定心來貫徹，幸好，有這麼一位劇細靡遺地將幾乎所有議題與自由價值觀給連成一氣的理論家，越是閱讀，越是耳目一新。

【書摘】

Page 4 | Location 55-5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3:08:16 PM

It was to defend a pure liberty against the compromises and corruptions of conservatism—beginning with Nixon but continuing with Reagan and the Bush presidencies—that inspired the birth of Rothbardian political economy.

Page 5 | Location 64-68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3:12:42 PM

trimming and compromising for the sake of the times or the audience was just not his way. He knew that he had a once-in-a-lifetime chance to present the full package of libertarianism in all its glory, and he was not about to pass it up. And thus do we read here: not just a case for cutting government but eliminating it altogether, not just an argument for assigning property rights but for deferring to the market even on questions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and not just a case for cutting welfare but for banishing the entire welfare-warfare state.

Page 6 | Location 81-83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3:15:02 PM

The book is still regarded as “dangerous” precisely because, once the exposure to Rothbardianism takes place, no other book on politics, economics, or sociology can be read the same way again.

Page 7 | Location 103-10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09:42 PM

Historians have long debated the precise caus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ere they constitut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or ideological? We now realize that, being libertarians, the revolutionaries saw no conflict between moral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one hand and economic freedom on the other. On the contrary, they perceived civil and moral liberty,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edom to trade and produce as all part of one unblemished system, what Adam Smith was to call, in the same year that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written, the “obvious and 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Page 10 | Location 142-144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14:52 PM

While Locke had written of the revolutionary pressure which could properly be exerted when government became destructive of liberty, Trenchard and Gordon pointed out that government always tended toward such destru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Cato declared, Power must be kept small and faced with eternal vigilance and host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to make sure that it always stays within its narrow bounds:

Page 13 | Location 188-195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24:18 PM

America, above all countries, was born in an explicitly libertarian revolution, a revolution against empire; against taxation, trade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and against militarism and executive power. The revolution resulted in governments unprecedented in restrictions placed on their power. But while there was very little institutional resistance in America to the onrush of liberalism, there did appea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powerful elite forces, especially among the large merchants and planters, who wished to retain the restrictive British “mercantilist” system of high taxes, controls, and monopoly privileges conferred by the government. These groups wished for a strong central and even imperial government; in short, they wanted the British system without Great Britain. These conservative and reactionary forces first appeared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later formed the Federalist party and the Federalist administration in the 1790s.

Page 14 | Location 195-200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25:58 PM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the libertarian impetus continued. The Jeffersonian and Jacksonian movements,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and then the Democratic parties, explicitly strived for the virtual elimination of government from American life. It was to be a government without a standing army or navy; a government without debt and with no direct federal or excise taxes and virtually no import tariffs—that is, with negligible levels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a government that does not engage in public works or internal improvements; a government that does not control or regulate; a government that leaves money and banking free, hard, and uninflated; in short, in the words of H.L. Mencken’s ideal, “a government that barely escapes being no government at all.”

The Jacksonian libertarians had a plan: it was to be eight years of Andrew Jackson as president, to be followed by eight years of Van Buren, then eight years of Benton. After twentyfour years of a triumphant Jacksonian Democracy, the Menckenian virtually no-government ideal was to have been achieved. It was by no means an impossible dream, since it was clear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had quickly become the normal majority party in the country. The mass of the people were enlisted in the libertarian cause. Jackson had his eight years, which destroyed the central bank and retired the public debt, and Van Buren had four, which separa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the banking system. But the 1840 election was an anomaly, as Van Buren was defeated by an unprecedentedly demagogic campaign engineered by the first great modern campaign chairman, Thurlow Weed, who pioneered in all the campaign frills—catchy slogans, buttons, songs, parades, etc.—with which we are now familiar.

Page 15 | Location 216-218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17, 2013 4:31:37 PM

in 1844, the Democrats would be prepared to counter with the same campaign tactics, and they were clearly slated to recapture the presidency that year. Van Buren, of course, was supposed to resume the triumphal Jacksonian march. But then a fateful event occurred: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sundered on the critical issue of slavery, or rather the expansion of slavery into a new territory.

Slavery, the grave antilibertarian flaw in the libertarianism of the Democratic program, had arisen to wreck the party and its libertarianism completely.

The Civil War, in addition to its unprecedented bloodshed and devastation, was used by the triumphal and virtually one-party Republican regime to drive through its statist, formerly Whig, program: national governmental power, protective tariff, subsidies to big business, inflationary paper money, resumed contro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ver banking, large-scale internal improvements, high excise taxes, and, during the war, conscription and an income tax. Furthermore, the states came to lose their previous right of secession and other states’ powers as opposed to federal governmental powers. The Democratic party resumed its libertarian ways after the war, but it now had to face a far longer and more difficult road to arrive at liberty than it had before.

Page 16 | Location 240-242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1:59:34 AM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by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laissez-faire forces were known as “liberals” and “radicals” (for the purer and more consistent among them), and the opposition that wished to preserve or go back to the Old Order were broadly known as “conservatives.”

Page 17 | Location 254-259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2:02:53 PM

For the old conservatism’s frank hatred and contempt for the mass of the public, the new conservatives substituted duplicity and demagogy. The new conservatives wooed the masses with the following line: “We, too, favor industrialism and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But, to accomplish such ends, we must regulate industry for the public good; we must substitute organized cooperation for the dog-eat-dog of the free and competitive marketplace; and, above all, we must substitute for the nation-destroying liberal tenets of peace and free trade the nation-glorifying measures of war, protectionism, empire, and military prowess.” For all of these changes, of course, Big Government rather than minimal government was required.

Page 18 | Location 259-265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2:08:51 P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tatism and Big Government returned, but this time displaying a proindustrial and pro-general-welfare face. The Old Order returned, but this time the beneficiaries were shuffled a bit; they were not so much the nobility, the feudal landlords, the army, the bureaucracy, and privileged merchants as they were the army, the bureaucracy, the weakened feudal landlords, and especially the privileged manufacturers. Led by Bismarck in Prussia, the New Right fashioned a right-wing collectivism based on war, militarism, protectionism, and the compulsory cartelization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a giant network of controls, regulations, subsidies, and privileges which forged a great partnership of Big Government with certain favored elements in big business and industry.

Page 20 | Location 294-299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1:14:46 PM

By stressing the virtue of tradition and of irrational symbols, the conservatives could gull the public into continuing privileged hierarchical rule, and to continue to worship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war-making machin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new conservatism adopted the trappings of reason and of “science.” Now it was science that allegedly required rule of the economy and of society by technocratic “experts.” In exchange for spreading this message to the public, the new breed of intellectuals was rewarded with jobs and prestige as apologists for the New Order and as planners and regulators of the newly cartelized economy and society.

To insure the dominance of the new statism over public opinion, to insure that the public’s consent would be engineer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moved to seize control over education, over the minds of men: over the universities, and over general education through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laws and a network of public schools.

One of the ways that the new statist intellectuals did their work was to change the meaning of old labels, and therefore to manipulate in the minds of the public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s attached to such labels.

Page 21 | Location 311-313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18, 2013 11:17:34 PM

If the laissez-faire liberals were confused by the new recrudescence of statism and mercantilism as “progressive” corporate statism,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ecay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the growth of a peculiar new movement: socialism.

Page 22 | Location 328-33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10:33 PM

Socialism was a confused and hybrid movement because it tried to achieve the liberal goals of freedom, peace, and industrial harmony and growth—goals which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liberty and the 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from virtually everything—by imposing the old conservative means of statism, collectivism, and hierarchical privilege.

But the worst thing about the rise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was that it was able to outflank the classical liberals “on the Left”: that is, as the party of hope, of radicalism, of r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Page 23 | Location 346-347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19:04 PM

after achieving impressive partial victories against statism, the classical liberals began to lose their radicalism,

Instead of using partial victories as a stepping-stone for evermore pressure, the classical liberals began to lose their fervor for change and for purity of principle. They began to rest content with trying to safeguard their existing victories, and thus turned themselves from a radical into a conservative movement—”conservative” in the sense of being content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In short, the liberals left the field wide open for socialism to become the party of hope and of radicalism, and even for the later corporatists to pose as “liberals” and “progressives” as against the “extreme right wing” and “conservative” libertarian classical liberals,

Page 24 | Location 357-35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4:28 PM

In contrast to the eighteenth-century liberals’ total hostility to the executive and to bureaucracy,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berals tolerated and even welcomed the buildup of executive power and of an entrenched oligarchic civil service bureaucracy.

Page 25 | Location 371-373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2:21 PM

There were two grave consequences of this shift from natural rights to utilitarianism. First, the purity of the goal,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rinciple, was inevitably shattered. For whereas the natural-rights libertarian seeking morality and justice cleaves militantly to pure principle, the utilitarian only values liberty as an ad hoc expedient.

Second, and equally important, it is rare indeed ever to find a utilitarian who is also radical, who burns for immediate abolition of evil and coercion.

The abolitionist is such because he wishes to eliminate wrong and injustice as rapidly as possible. In choosing this goal, there is no room for cool, ad hoc weighing of cost and benefit.

Page 26 | Location 384-385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27:29 PM

The utilitarians wound up as apologists for the existing order, for the status quo, and hence were all too open to the charge by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 corporatists that they were mere narrow-minded and conservative opponents of any and all change.

Generally, statist historians have smeared such social Darwinist laissez-faire liberals as Herbert Spencer and William Graham Sumner as cruel champions of the extermination, or at least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ocially “unfit.” Much of this was simply the dressing up of sound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free-market doctrine in the then-fashionable trappings of evolutionism. But the really important and crippling aspect of their social Darwinism was the illegitimate carrying-over to the social sphere of the view that species (or later, genes) change very, very slowly, after millennia of time.

Page 27 | Location 398-40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35:11 PM

In short, ignoring the fact that liberalism had had to break through the power of ruling elites by a series of radical changes and revolutions, the social Darwinists became conservatives preaching against any radical measures and in favor of only the most minutely gradual of changes.

Page 30 | Location 447-45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54:11 PM

The libertarian creed rests upon one central axiom: that no man or group of men may aggress against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anyone else. This may be called the “nonaggression axiom.” “Aggression” is defined as the initiation of the use or threat of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anyone else. Aggression is therefore synonymous with invasion.

If no man may aggress against another; if, in short, everyone has the absolute right to be “free” from aggression, then this at once implies that the libertarian stands foursquare for what are generally known as “civil liberties”: the freedom to speak, publish, assemble, and to engage in such “victimless crimes” as pornography, sexual deviation, and prostitution (which the libertarian does not regard as “crimes” at all, since he defines a “crime” as violent invasion of someone else’s person or property). Furthermore, he regards conscription as slavery on a massive scale. And since war, especially modern war, entails the mass slaughter of civilians, the libertarian regards such conflicts as mass murder and therefore totally illegitimate. All of these positions are now considered “leftist” on the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scale.

Page 31 | Location 456-462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03:10 PM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libertarian also opposes invasion of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this also means that he just as emphatically opposes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with property rights or with the free-market economy through controls, regulations, subsidies, or prohibitions. For if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his own property without having to suffer aggressive depredation, then he also has the right to give away his property (bequest and inheritance) and to exchange it for the property of others (free contract and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without interference. The libertarian favors the right to unrestricted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 exchange; hence, a system of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In current terminology again, the libertarian position on property and economics would be called “extreme right wing.”

the libertarian sees no inconsistency in being “leftist” on some issues and “rightist” on others. On the contrary, he sees his own position as virtually the only consistent one, consistent on behalf of the liberty of every individual.

The libertarian, in short, insists on applying the general moral law to everyone, and makes no special exemptions for any person or group.

Page 32 | Location 488-48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07:45 PM

The libertarian therefore considers one of his prime educational tasks is to spread the demystification and desanctification of the State among its hapless subjects.

Page 33 | Location 498-500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0:13 PM

If anyone but the government proceeded to “tax,” this would clearly be considered coercion and thinly disguised banditry. Yet the mystical trappings of “sovereignty” have so veiled the process that only libertarians are prepared to call taxation what it is: legalized and organized theft on a grand scale.

Roughly, there are three broad types of foundation for the libertarian axiom, corresponding to three kinds of ethical philosophy: the emotivist, the utilitarian, and the natural rights viewpoint.

The emotivists assert that they take liberty or nonaggression as their premise purely on subjective, emotional grounds.

Page 34 | Location 506-507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4:29 PM

By ultimately taking themselves outside the realm of rational discourse, the emotivists thereby insure the lack of general success of their own cherished doctrine.

Another problem with the utilitarian is that he will rarely adopt a principle as an absolute and consistent yardstick to apply to the varied concrete situations of the real world. He will only use a principle, at best, as a vague guideline or aspiration, as a tendency which he may choose to override at any time.

To say that a utilitarian cannot be “trusted” to maintain libertarian principle in every specific application may sound harsh, but it puts the case fairly.

Page 35 | Location 532-533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7:48 PM

Dedicated to justice and to logical consistency, the natural-rights libertarian cheerfully admits to being “doctrinaire,” to being, in short, an unabashed follower of his own doctrines.

“Natural rights” is the cornerstone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in turn, is embedded in a greater structure of “natural law.”

Page 36 | Location 535-537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18:54 PM

Natural law theory rests on the insight that we live in a world of more than one—in fact, a vast number—of entities, and that each entity has distinct and specific properties, a distinct “nature,” which can be investigated by man’s reason, by his sense perception and mental faculties.

Specifically, while the behavior of plants and at least the lower animals is determined by their biological nature or perhaps by their “instincts,” the nature of man is such that each individual person must, in order to act, choose his own ends and employ his own means in order to attain them.

Since men can think, feel, evaluate, and act only as individuals, it becomes vitally necessary for each man’s survival and prosperity that he be free to learn, choose, develop his faculties, and act upon his knowledge and values.

Violent interference with a man’s learning and choices is therefore profoundly “antihuman”; it violates the natural law of man’s needs.

Page 37 | Location 552-553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22:21 PM

The libertarian welcomes the process of voluntar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freely acting individuals; what he abhors is the use of violence to cripple such voluntary cooperation and force someone to choose and act in ways different from what his own mind dictates.

The right to self-ownership asserts the absolute right of each man, by virtue of his (or her) being a human being, to “own” his or her own body; that is, to control that body free of coercive interference.

Page 45 | Location 679-682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2:39:51 PM

There is no existing entity called “society”; there are only interacting individuals. To say that “society” should own land or any other property in common, then, must mean that a group of oligarchs—in practice, government bureaucrats—should own the property, and at the expense of expropriating the creator or the homesteader who had originally brought this product into existence.

Page 46 | Location 692-695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0:52:06 PM

The pioneer, the homesteader, the first user and transformer of this land, is the man who first brings this simple valueless thing into production and social us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the morality of depriving him of ownership in favor of people who have never gotten within a thousand miles of the land, and who may not even know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perty over which they are supposed to have a claim.

Page 49 | Location 738-73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03:44 PM

The libertarian, however, is an individualist; he believes that one of the prime errors in social theory is to treat “society” as if it were an actually existing entity.

The individualist holds that only individuals exist, think, feel, choose, and act; and that “society” is not a living entity but simply a label for a set of interacting individuals.

Treating society as a thing that chooses and acts, then, serves to obscure the real forces at work. If, in a small community, ten people band together to rob and expropriate three others then this is clearly and evidently a case of a group of individuals acting in concert against another group. In this situation, if the ten people presumed to refer to themselves as “society” acting in “its” interest, the rationale would be laughed out of court; even the ten robbers would probably be too shamefaced to use this sort of argument. But let their size increase, and this kind of obfuscation becomes rife and succeeds in duping the public.

Page 50 | Location 757-759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09:02 PM

The individualist view of “society” has been summed up in the phrase: “Society” is everyone but yourself. Put thus bluntly, this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consider those cases where “society” is treated, not only as a superhero with superrights, but as a supervillain on whose shoulders massive blame is placed.

Consider the typical view that not the individual criminal, but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his crime. Take, for example, the case where Smith robs or murders Jones. The “old-fashioned” view is that Smith is responsible for his act. The modern liberal counters that “society” is responsible. This sounds both sophisticated and humanitarian, until we apply the individualist perspective. Then we see that what liberals are really saying is that everyone but Smith,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victim Jone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Put this baldly, almost everyone would recognize the absurdity of this position. But conjuring up the fictive entity “society” obfuscates this process.

Nonsense this obvious can be circumvented only by conjuring up society as devil, as evil being apart from people and what they do.”

Page 51 | Location 777-781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12:21 PM

The central core of the libertarian creed, then, is to establish the absolut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of every man: first, in his own body, and second, in the previously unused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he first transforms by his labor. These two axioms, the right of self-ownership and the right to “homestead,” establish the complete set of principles of the libertarian system. The entire libertarian doctrine then becomes the spinning ou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ll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central doctrine.

Page 52 | Location 789-794 | Added on Saturday, July 20, 2013 11:14:19 PM

Further, a man may exchange not only the tangible objects he owns but also his own labor, which of course he owns as well. Thus, Z may sell his labor services of teaching farmer X’s children in return for some of the farmer’s produce. It so happens that the free-market economy, and the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it implies, is by far the most productive form of economy known to man, and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 the modern economy on which civilization has been built. This is a fortunate utilitarian result of the free market, but it is not, to the libertarian, the prime reason for his support of this system.

Page 54 | Location 821-822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48:47 PM

Freedom is a condition in which a person’s ownership rights in his own body and his legitimate material property are not invaded, are not aggressed against.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libertarian, “crime” is an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a man’s property right, either in his own person or his materially owned objects. Crime is an invasion, by the use of violence, against a man’s property and therefore against his liberty.

Page 55 | Location 827-829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49:50 PM

The libertarian, then, is clearly an individualist but not an egalitarian. The only “equality” he would advocate is the equal right of every man to the property in his own person, to the property in the unused resources he “homesteads,” and to the property of others he has acquired either through voluntary exchange or gift.

Page 56 | Location 850-852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53:06 PM

Property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and are essential to the human rights which liberals attempt to maintain. The human right of a free press depends upon the human right of private property in newsprint.

In fact, there are no human rights that are separable from property rights. The human right of free speech is simply the property right to hire an assembly hall from the owners, or to own one oneself; the human right of a free press is the property right to buy materials and then print leaflets or books and to sell them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buy. There is no extra “right of free speech” or free press beyond the property rights we can enumerate in any given case.

Page 58 | Location 884-886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2:59:17 PM

in the system of criminal punishment in the libertarian world, the emphasis would never be, as it is now, on “society’s” jailing the criminal; the emphasis would necessarily be on compelling the criminal to make restitution to the victim of his crime.

Page 59 | Location 892-893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01:08 PM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libertarians and other people is not in the area of private crime;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is their view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the government.

For libertarians regard the State as the supreme, the eternal, the best organized aggressor against the persons and property of the mass of the public. All States everywhere, whether democratic, dictatorial, or monarchical, whether red, white, blue, or brown.

Service to the State is supposed to excuse all actions that would be considered immoral or criminal if committed by “private” citizen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libertarians is that they coolly and uncompromisingly apply the general moral law to people acting in their roles as members of the State apparatus. Libertarians make no exceptions.

Page 60 | Location 908-909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04:31 PM

the “rightist” libertarian is not opposed to inequality, and his concept of “coercion” applies only to the use of violence.

Page 61 | Location 924-925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07:11 PM

To guard against private criminals we have been able to turn to the State and its police; but who can guard us against the State itself? No one.

as we have discovered in the past century, no constitution can interpret or enforce itself; it must be interpreted by men. And if the ultimate power to interpret a constitution is given to the government’s own Supreme Court, then the inevitable tendency is for the Court to continue to place its imprimatur on ever-broader powers for its own government. Furthermore, the highly touted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re flimsy indeed, since in the final analysis all of these divisions are part of the same government and are governed by the same set of rulers.

Page 64 | Location 967-968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1:51:14 PM

Crime is crime, aggression against rights is aggression, no matter how many citizens agree to the oppression. There is nothing sacrosanct about the majority; the lynch mob, too, is the majority in its own domain.

Page 65 | Location 982-985 | Added on Sunday, July 21, 2013 11:56:08 PM

Nowhere has the coercive and parasitic nature of the State been more clearly limned than by the great late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ologist, Franz Oppenheimer. Oppenheimer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wo and only two mutually exclusive means for man to obtain wealth. One, the method of production and voluntary exchange, the method of the free market, Oppenheimer termed the “economic means”; the other, the method of robbery by the use of violence, he called the “political means.”

In short, private crime is, at best, sporadic and uncertain; the parasitism is ephemeral, and the coercive, parasitic lifeline can be cut at any time by the resistance of the victims. The State provides a legal, orderly, systematic channel for predation on the property of the producers; it makes certain, secure, and relatively “peaceful” the lifeline of the parasitic caste in society.

Page 67 | Location 1025-1027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07:20 AM

If the State is a group of plunderers, who then constitutes the State? Clearly, the ruling elite consists at any time of (a) the full-time apparatus—the kings,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who man and operate the State; and (b) the groups who have maneuvered to gain privileges, subsidies, and benefices from the State.

Page 69 | Location 1049-1051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10:01 AM

If states have everywhere been run by an oligarchic group of predators, how have they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eir rule over the mass of the population? The answer, as the philosopher David Hume pointed out over two centuries ago, is that in the long run every government, no matter how dictatorial, rests o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its subjects.

Page 70 | Location 1066-1070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14:19 AM

The masses do not create their own abstract ideas, or indeed think through these ideas independently; they follow passively the ideas adopted and promulgated by the body of intellectuals, who become the effective “opinion moulders” in society. And since it is precisely a moulding of opinion on behalf of the rulers that the State almost desperately needs, this forms a firm basis for the age-old allianc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uling classes of the State.

Page 74 | Location 1131-1133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32:19 AM

Since most men tend to love their homel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at land and its population with the State is a means of making natural patriotism work to the State’s advantage. If, then, “Ruritania” is attacked by “Walldavia,” the first task of the Ruritanian State and its intellectuals is to convince the people of Ruritania that the attack is really upon them, and not simply upon their ruling class.

Page 75 | Location 1140-1143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34:00 AM

Often the call upon the public to yield more resources is couched in a stern call by the ruling elite for more “sacrifices” for the national or the common weal. Somehow, however, while the public is supposed to sacrifice and curtail its “materialistic greed,” the sacrifices are always one way. The State does not sacrifice; the State eagerly grabs more and more of the public’s material resources.

Page 76 | Location 1148-1151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2:35:12 AM

The general opinion—carefully cultivated, of course, by the State itself—is that men enter politics or government purely out of devoted concern for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public weal. What gives the gentlemen of the State apparatus their superior moral patina? Perhaps it is the dim and instinctive knowledge of the populace that the State is engaged in systematic theft and predation, and they may feel that only a dedication to altruism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makes these actions tolerable.

For example, a thief who presumed to justify his theft by saying that he was really helping his victims by his spending, thus giving retail trade a needed boost, would be hooted down without delay. But when this same theory is clothed in Keynesian mathematical equations and impressive references to the “multiplier effect,” it carries far more conviction with a bamboozled public.

The increasing use of scientific jargon, especiall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permitted intellectuals to weave apologia for State rule which rival the ancient priestcraft in obscurantism. For example, a thief who presumed to justify his theft by saying that he was really helping his victims by his spending, thus giving retail trade a needed boost, would be hooted down without delay. But when this same theory is clothed in Keynesian mathematical equations and impressive references to the “multiplier effect,” it carries far more conviction with a bamboozled public.

Page 88 | Location 1336-1337 | Added on Monday, July 22, 2013 1:12:55 AM

It is only because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that we now give precisely this kind of absurd answer to

It is only because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that we now give precisely this kind of absurd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social protection and defense.

The libertarian creed can now be summed up as (1) the absolute right of every man to the ownership of his own body; (2) the equally absolute right to own and therefore to control the material resources he has found and transformed; and (3) therefore, the absolute right to exchange or give away the ownership to such titles to whoever is willing to exchange or receive them. As we have seen, each of these steps involves property rights, but even if we call step (1) “personal” rights, we shall see that problems about “personal liberty” inextricably involve the rights of material property or free exchange. Or, briefly, the rights of personal liberty and “freedom of enterprise” almost invariably intertwine and cannot really be separated.

Page 96 | Location 1468-147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2:41:27 AM

there can be no more blatant case of involuntary servitude than our entire system of conscription. Every youth is forced to register with the selective service system when he turns eighteen. He is compelled to carry his draft card at all times, and, at whatever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eems fit, he is seiz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inducted into the armed forces. There his body and will are no longer his own; he is subject to the dictat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he can be forced to kill and to place his own life in jeopardy if the authorities so decree. What else is involuntary servitude if not the draft?

Page 97 | Location 1476-148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2:38:25 PM

This act of conscripting is just as much a deed of unjustifiable aggression—of kidnapping and possibly murder—as the alleged aggression we are trying to guard ourselves against in the first place. If we add that the draftees owe their bodies and their lives, if necessary, to “society” or to “their country,” then we must retort: Who is this “society” or this “country” that is being used as a talisman to justify enslavement? It is simply all individuals in the territorial area except the youths being conscripted. “Society” and “country” are in this case mythical abstractions that are being used to cloak the naked use of coercion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specific individuals.

On the market, people can and do obtain food, shelter, clothing, medical care, etc. Why can’t they hire defenders as well? Indeed,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being hired every day to perform dangerous services: forest firefighters, rangers, test pilots, and… police and private guards and watchmen. Why can’t soldiers be hired in the same way?

Page 99 | Location 1516-1517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2:46:33 PM

If a man signs up for seven years and then quits, he should be allowed to leave. He will lose pension rights, he will be morally criticized, he may be blacklisted from similar occupations, but he cannot, as a self-owner, be enslaved against his will.

Page 101 | Location 1543-1547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0:43 PM

It is no doubt convenient for a long-suffering public to be spared the disruptions of a strike. Yet the “solution” imposed was forced labor, pure and simple; the workers were coerced, against their will, into going back to work. There is no moral excuse, in a society claiming to be opposed to slavery and in a country which has outlawed involuntary servitude, for any legal or judicial action prohibiting strikes—or jailing union leaders who fail to comply. Slavery is all too often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slavemasters.

Page 102 | Location 1549-155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2:17 PM

But the remedy for this self-contradictory policy, as well as for the disruptive power of labor unions, is not to pass laws outlawing strikes; the remedy is to remove the substantial body of law,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that confers special governmental privileges on labor unions. All that is needed, both for libertarian principle and for a healthy economy, is to remove and abolish these special privileges.

Given a choice,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the State is to add to its power, not to cut it down; and so we have the peculiar situ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irst building up unions and then howling for restrictions against their power.

Page 103 | Location 1564-1567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5:19 PM

one branch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ays farmers to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while another branch of the same agency pays them to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Irrational, sure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nsumers and the taxpayers, but perfectly rationa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ubsidized farmers and of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bureaucracy.

Similarly, the government’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olicy on unions serves, first, to aggrandize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over labor relations, and second, to foster a suitably integrated and Establishment-minded unionism as junior partner in government’s role over the economy.

Part of the essence of slavery, after all, is forced work for someone at little or no pay. But the income tax means that we sweat and earn income, only to see the government extract a large chunk of it by coercion for its own purposes. What is this but forced labor at no pay?

the employer is forced to expend time, labor, and money in the business of deducting and transmitting his employees’ taxes to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yet the employer is not recompensed for this expenditure. What moral principle justifies the government’s forcing employers to act as its unpaid tax collectors?

Page 104 | Location 1589-159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09:20 PM

To add insult to injury, the individual taxpayer, in filling out his tax form, is also forced by the government to work at no pay on the laborious and thankless task of reckoning how much he owes the government. Here again, he cannot charge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ost and labor expended in making out his return. Furthermore, the law requiring everyone to fill out his tax form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prohibiting the government from forcing anyone to incriminate himself.

Page 105 | Location 1597-1600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17:37 PM

The high costs of tax collecting for the government have another unfortunate effect—perhaps not unintended by the powers-that-be. These costs, readily undertaken by large businesses, impose a disproportionately heavy and often crippling cost upon the small employer. The large employer can then cheerfully shoulder the cost knowing that his small competitor bears far more of the burden.

But compelling testimony from anyone for any reason is forced labor—and, furthermore, is akin to kidnapping, since the person is forced to appear at the hearing or trial and is then forced to perform the labor of giving testimony.

Page 106 | Location 1619-162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22:43 PM

The libertarian believes that a criminal loses his rights to the extent that he has aggressed upon the rights of another, and therefore that it is permissible to incarcerate the convicted criminal and subject him to involuntary servitude to that degree.

In the libertarian world, however, the purpose of imprisonment and punishment will undoubtedly be different; there will be no “district attorney” who presumes to try a case on behalf of a nonexistent “society,” and then punishes the criminal on “society’s” behalf. In that world the prosecutor will always represent the individual victim, and punishment will be exacted to redound to the benefit of that victim. Thus, a crucial focus of punishment will be to force the criminal to repay, make restitution to, the victim.

Page 108 | Location 1643-1646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28:27 PM

The policeman who apprehends a criminal and arrests him, and the judicial and penal authorities who incarcerate him before trial and conviction—all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universal law. In short, if they have committed an error and the defendant turns out to be innocent, then these authorities should be subjected to the same penalties as anyone else who kidnaps and incarcerates an innocent man.

The granting of bail is a halfhearted attempt to ease the problem of incarceration before trial, but it is clear that the practice of bail discriminates against the poor. The discrimination persists even though the rise of the business of bail-bonding has permitted many more people to raise bail. The rebuttal that the courts are clogged with cases and therefore cannot grant a speedy trial is, of course, no defense of the system; on the contrary, this built-in inefficiency is an excellent argument for the abolition of government courts.

Page 109 | Location 1656-1663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32:05 PM

there is another cornerston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hich has unaccountably gone unchallenged, even by libertarians, for far too long. This is compulsory jury service.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kind, though obviously a great difference in degree, between compulsory jury duty and conscription; both are enslavement, both compel the individual to perform tasks on the State’s behalf and at the State’s bidding. And both are a function of pay at slave wages. Just as the shortage of voluntary enlistees in the army is a function of a pay scale far below the market wage, so the abysmally low pay for jury service insures that, even if jury “enlistments” were possible, not many would be forthcoming. Furthermore, not only are jurors coerced into attending and serving on juries, but sometimes they are locked behind closed doors for many weeks, and prohibited from reading newspapers. What is this but prison and involuntary servitude for noncriminals?

Have we forgotten that free labor is happi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n slave labor? The abolition of jury-slavery should be a vital plank in any libertarian platform. The judges are not conscripted; neither are the opposing lawyers; and neither should the jurors.

Page 110 | Location 1671-167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34:25 PM

One of the most shameful areas of involuntary servitude in our society is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compulsory commitment, or 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Compulsory commitment and compulsory “therapy,” moreover, are far more likely to aggravate and perpetuate “mental illness” than to cure it. All too often, Szasz points out, commitment is a device for incarcerating and thereby disposing of disagreeable relatives rather than a genuine aid to the patient.

The guiding rationale for compulsory commitment is that the patient might well be “dangerous to himself or to others.” The first grave flaw in this approach is that the police, or the law, is stepping in, not when an overt aggressive act is in the process of occurring, but on someone’s judgment that such an act might someday take place. But this provides an open sesame for unlimited tyranny.

Page 111 | Location 1688-169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42:23 PM

the fundamental libertarian creed holds that every individual is capable of free will and free choice; that no one, however likely to commit a crime in the future based on a statistical or any other judgment, is inevitably determined to do so; and that, in any case, it is immoral, and itself invasive and criminal, to coerce anyone who is not an overt and present, rather than a suspected, criminal.

Page 113 | Location 1723-1724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51:37 PM

It is far more principled, as well as more truly humane, to treat every prisoner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criminal law.

Page 114 | Location 1739-1745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3:57:51 PM

In our view, “incitement”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 crime if we deny every man’s freedom of will and of choice, and assume that if A tells B and C: “You and him go ahead and riot!” that somehow B and C are then helplessly determined to proceed and commit the wrongful act. But the libertarian, who believes in freedom of the will, must insist that while it might be immoral or unfortunate for A to advocate a riot, that this is strictly in the realm of advocacy and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legal penalty. Of course, if A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riot, then he himself becomes a rioter and is equally subject to punishment. Furthermore, if A is a boss in a criminal enterprise, and, as part of the crime, orders his henchmen: “You and him go and rob such and such a bank,” then of course A,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ccessories, becomes a participant or even leader in the criminal enterprise itself.

If advocacy should never be a crime, then neither should “conspiracy to advocate,” for, in contrast to the unfortunate development of conspiracy law, “conspiring” (i.e., agreeing) to do something should never be more illegal than the act itself.

Page 115 | Location 1750-1752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4:00:12 PM

What the law of libel and slander does, in short, is to argue a “property right” of someone in his own reputation. Yet someone’s “reputation” is not and cannot be “owned” by him, since it is purely a function of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attitudes held by other people.

A person’s reputation fluctuates all the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f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Hence, speech attacking someone cannot be an invasion of his property right and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r legal penalty. It is, of course, immoral to level false charges against another person, but once again, the moral and the legal are, for the libertarian, two very different categories.

Page 118 | Location 1792-1796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4:07:28 PM

In a purely libertarian world, where all streets are privately owned, the various street owners will decide, at any given time, whether to rent out the street for demonstrations, whom to rent it to, and what price to charge. It would then be clear that what is involved is not a “free speech” or “free assembly” question at all, but a ques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the right of a group to offer to rent a street, and of the right of the street owner either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offer.

Page 119 | Location 1809-1811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1:46:31 PM

Because every station and every broadcaster must always look over its shoulder at the FCC, free expression in broadcasting is a sham. Is it any wonder that television opinion, when it is expressed at all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tends to be blandly in favor of the “Establishment”?

Page 120 | Location 1827-1829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1:50:04 PM

The solution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imple: Treat these media precisely the same way the press and book publishers are treated. For both the libertarian and the believer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withdraw completely from any role or interference in all media of expression.

Page 121 | Location 1836-1844 | Added on Tuesday, July 23, 2013 11:53:03 PM

One might ask what difference it makes to the consumer whether he pays the advertising costs indirectly or pays directly for each program he buy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se are not the same consumers for the same products. The television advertiser, for example, is always interested in (a) gaining the widest possible viewing market; and (b) in gaining those particular viewers who will be most susceptible to his message. Hence, the programs will all be geared to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in the audience, and particularly to those viewers most susceptible to the message; that is, those viewers who do not read newspapers or magazines, so that the message will not duplicate the ads he sees there. As a result, free-TV programs tend to be unimaginative, bland, and uniform. Pay-TV would mean that each program would search for its own market, and many specialized markets for specialized audiences would develop—just as highly lucrative specialized markets have developed in the magazine and book publishing fields. The quality of programs would be higher and the offerings far more diverse.

We have to pay a certain amount for a loaf of bread, for shoes, for dresses because they are all scarce. If they were not scarce but superabundant like air, they would be free, and no one would have to worry about their production or allocation.

Page 123 | Location 1864-1871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00:49 AM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is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the airwaves were nationalized; that before the Radio Act of 1927, stations interfered with each other’s signals and chaos ensued,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finally forced to step in to bring order and make a radio industry feasible at last. But this is historical legend, not fact. The actual history i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For when interference on the same channel began to occur, the injured party took the airwave aggressors into court, and the courts were beginning to bring order out of the chaos by very successfully applying the common law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in very many ways similar to the libertarian theory—to this new technological area. In short, the courts were beginning to assig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airwaves to their “homesteading” users. It was aft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aw the likelihood of this new extension of private property that it rushed in to nationalize the airwaves, using alleged chaos as the excuse.

Page 125 | Location 1911-191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07:01 AM

Neither side deals with the crucial point: that the good, bad, or indifferent consequences of pornography, while perhaps an interesting problem in its own right, is completely ir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it should be outlawed. The libertarian holds that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the law—the use of retaliatory violence—to enforce anyone’s conception of morality.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the law—even if this were practically possible, which is, of course, most unlikely—to make anyone good or reverent or moral or clean or upright. This is for each individual to decide for himself. It is only the business of legal violence to defend people against the use of violence, to defend them from violent invasions of their person or property. But if the government presumes to outlaw pornography, it itself becomes the genuine outlaw—for it is invading the property rights of people to produce, sell, buy, or possess pornographic material.

Page 126 | Location 1923-1924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51:37 AM

To outlaw violent films because they might someday induce someone to commit a crime is a denial of man’s free will, and a total denial, of course, of the right of those who will not commit crimes to see the film.

It should be clear, too, that prohibition of pornography is an invasion of property right, of the right to produce, sell, buy, and own.

Sometimes it seems that the beau ideal of many conservatives, as well as of many liberals, is to put everyone into a cage and coerce him into doing what the conservatives or liberals believe to be the moral thing. They would of course be differently styled cages, but they would be cages just the same.

Page 127 | Location 1937-1937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2:53:52 AM

The concept of “morality” makes no sense unless the moral act is freely chosen.

The libertarian, in contrast to so many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does not want to place man in any cage. What he wants for everyone is freedom, the freedom to act morally or immorally, as each man shall decide.

Page 129 | Location 1962-1963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04:24 AM

If labor and persons in general are to be free, then so should there be freedom for prostitution. Prostitution is a voluntary sale of a labor service, and the government has no right to prohibit or restrict such sales.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advocacy of freedom for prostitution does not, for the libertarian, in the least imply advocacy of prostitution itself.

Page 131 | Location 1992-1994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09:21 AM

If we are to treat the fetus as having the same rights as humans, then let us ask: What human has the right to remain, unbidden, as an unwanted parasite within some other human being’s body? This is the nub of the issue: the absolute right of every person and hence every woman, to the ownership of her own body.

Even in the stronger case where the mother originally wanted the child, the mother, as the property owner in her own body, has the right to change her mind and to eject it.

Wiretapping is a contemptible invasion of privacy and of property right, and of course should be outlawed as an invasive act.

Page 132 | Location 2017-2021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17:37 AM

It is proper to invade the property of a thief, for example, who has himself invaded to a far greater extent the property of others. Suppose the police decide that John Jones is a jewel thief. They tap his wires, and use this evidence to convict Jones of the crime. We might say that this tapping is legitimate, and should go unpunish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Jones should prove not to be a thief, the police and the judges who may have issued the court order for the tap are now to be adjudged criminals themselves and sent to jail for their crime of unjust wiretapping.

Page 133 | Location 2023-2026 | Added on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18:16 AM

Certainly equality of liberty requires that the law applies to everyone; therefore any invasion of the property of a non-criminal by anyone should be outlawed, regardless of who committed the deed. The policeman who guessed wrong and thereby aggressed against a noncriminal should therefore be considered just as guilty as any “private” wiretapper.

Page 135 | Location 2069-2070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9:17:57 AM

Only the overt commission of a crime should be illegal, and the way to combat crimes commit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is to be more diligent about the crimes themselves, not to outlaw the alcohol.

Page 136 | Location 2075-2077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9:19:35 AM

Once again: Every man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Propagandize against cigarettes as much as you want, but leave the individual free to run his own life. Otherwise, we may as well outlaw all sorts of possible carcinogenic agents—including tight shoes, improperly fitting false teeth, excessive exposure to the sun, as well as excessive intake of ice cream, eggs, and butter which might lead to heart disease.

Page 137 | Location 2086-2090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9:26:11 AM

The common law makes a vital distinction between a crime that is a malum in se and one that is merely a malum prohibitum. A malum in se is an act which the mass of the people instinctively feel is a reprehensible crime which should be punished. This coincides roughly with the libertarians’ definition of a crime as an invasion of person or property: assault, theft, and murder. Other crimes are activities made into crimes by government edict: it is in this far more widely tolerated area that police corruption occurs.

Page 139 | Location 2118-2119 | Added on Thursday, July 25, 2013 11:30:51 AM

If, as libertarians believe,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own his person and property, it then follows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employ violence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criminal aggressors.

Page 140 | Location 2131-2135 | Added on Tuesday, July 30, 2013 4:28:48 PM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no physical object is in itself aggressive; any object, whether it be a gun, a knife, or a stick, can be used for aggression, for defense, or for numerous other purposes unconnected with crime. It makes no more sense to outlaw or restrict the purchase and ownership of guns than it does to outlaw the possession of knives, clubs, hatpins, or stones. And how are all of these objects to be outlawed, and if outlawed, how is the prohibition to be enforced? Instead of pursuing innocent people carrying or possessing various objects, then, the law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combatting and apprehending real criminals.

Page 145 | Location 2211-2216 | Added on Tuesday, July 30, 2013 4:52:44 PM

A crucial fallacy of the middle-class school worshippers is confusion between formal schooling and educa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is a lifelong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learning takes place not only in school, but in all areas of life. When the child plays, or listens to parents or friends, or reads a newspaper, or works at a job, he or she is becoming educated. Formal schooling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is really only suitable for formal subjects of instruc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more advanced and systematic subjects. The elementary subjects, 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 and their corollaries, can easily be learned at hom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merica was built by citizens and leaders, many of whom received little or no formal schooling, and the idea that one must have a high-school diploma—or nowadays, an A.B. degree—before he can begin to work and to live in the world is an absurdity of the current age.

Page 149 | Location 2281-2283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10:38:41 AM

One of the most common uses of compulsory public schooling has been to oppress and cripple national ethnic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or colonized peoples—to force them to abando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behalf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ruling groups.

Page 150 | Location 2284-2285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1:22:29 PM

One of the most potent stimuli for discontent and rebellion by these oppressed peoples was the desire to rescue their language and heritage from the weapon of public schools wielded by their oppressors.

Page 153 | Location 2336-2339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00:29 PM

In contrast to the private, profit-making business,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t is neither interested in efficiency nor in serving his customers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Having no need to make profits and shelter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suffering losses, the bureaucrat can and does disregard the desires and demands of his consumer-customers. His major interest is in “not making waves,” and this he accomplishes by even-handedly applying a uniform set of rules, regardless of how inapplicable

Page 154 | Location 2344-234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01:50 PM

If the decision is for traditional discipline in the schools, then the more progressive-minded parents lose out, and vice versa;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all the other critical decisions. The more that education becomes public, the more will parents and children be deprived of the education they feel they need. The more that education becomes public, the more will heavy-handed uniformity stamp out the needs and desires of individuals and minorities.

Page 156 | Location 2374-237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07:33 PM

A compulsory public press would rightly be considered an invasion of the basic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not scholastic freedom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press freedom? Aren’t both vital media for public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for free inquiry and search for the truth? In fact,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schooling should be regarded with even greater horror than the suppression of a free press, since here the tender and unformed minds of children are more directly involved.

Page 160 | Location 2445-244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18:34 PM

One crucial task of libertarians is to highlight the common cause of all groups of parents against the State’s educational tyranny. Of course, it must also be pointed out that parents can never get the State off their educational backs until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is totally abolished and schooling becomes free once more.

Page 162 | Location 2480-2483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25:36 PM

A “right,” philosophically, must be something embedded in the nature of man and reality, something that can be preserved and maintained at any time and in any age. The “right” of self-ownership, of defending one’s life and property, is clearly that sort of right: it can apply to Neanderthal cavemen, in modern Calcutta, or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Such a right is independent of time or place.

Page 163 | Location 2485-2486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 2013 2:26:27 PM

To speak of a “right” as something which can only be fulfilled in modern industrial conditions is not to speak of a human, natural right at all.

the libertarian “right” of self-ownership does not require the coercion of one set of people to provide such a “right” for another set. Every man can enjoy the right of self-ownership, without special coercion upon anyone.

Page 169 | Location 2587-2588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2:16:18 PM

The libertarian ethic is not to impose equal slavery on everyone, but to arrive at equal freedom.

Page 171 | Location 2607-2615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2:22:13 PM

The libertarian prescription for our educational mess can, then, be summed up simply: Get the government out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e government has attempted to indoctrinate and mould the nation’s youth through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and to mould the future leaders through State operation and control of higher education. Abolition of compulsory attendance laws would end the schools’ role as prison custodians of the nation’s youth, and would free all those better off outside the schools for independence and for productive work. The aboli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would end the crippling property tax burden and provide a vast range of education to satisfy all the freely exercised needs and demands of our diverse and varied population. The abolition of government schooling would end the unjust coerced subsidy granted to large families, and, often, toward the upper classes and against the poor. The miasma of government, of moulding the youth of America in the direction desired by the State, would be replaced by freely chosen and voluntary actions—in short, by a genuine and truly free education, both in and out of formal schools.

Page 182 | Location 2787-2789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6:55:35 PM

“To seek and accept direct public relief all too often invites the curse of idleness and fosters the other evils of dole. It destroys one’s independence, industry, thrift and self-respect.”

Page 183 | Location 2792-2793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6:56:10 PM

The inspiring example of the Mormon Church is a demonstration that the major determinant of who or how many people go on public welfare is their cultural and moral values rather than their level of income.

Page 184 | Location 2802-2809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6:58:57 PM

Professor Banfield, in his brilliant book, The Unheavenly City, has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what he calls “upper-class” or “lower-class” culture in influencing the values of their members. The definitions of “class” in Banfield are not strictly income or status levels, but they tend to overlap strongly with these more common definitions. His definitions of class center on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upper- and middle-class members tend to be future-oriented, purposeful, rational, and self-disciplined. Lower-class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tend to have a strong present-orientation, are capricious, hedonistic, purposeless, and therefore unwilling to pursue a job or a career with any consistency. People with the former values therefore tend to have higher incomes and better jobs, and lower-class people tend to be poor, jobless, or on welfare. In short, the economic fortunes of people tend over the long run to be their own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to be determined—as liberals always insist—by external factors.

Page 187 | Location 2853-2855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11:32:33 PM

If people wish to be “spontaneous,” let them do so on their own time and with their own resources, and let them then tak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decision, and not use State coercion to force the hardworking and “unspontaneous” to bear those consequences instead. In short, abolish the welfare system.

The left-liberal attitudes of social workers discourage the poor directly by fostering the idea of welfare as a “right” and as a moral claim upon production. Furthermore, the easy availability of the welfare check obviously promotes present-mindedness, unwillingness to work, and irresponsibility among the recipients—thus perpetuating the vicious cycle of poverty-welfare.

Page 190 | Location 2899-2902 | Added on Sunday, August 4, 2013 11:42:06 PM

Since welfare families are paid proportionately to the number of their children, the system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bsidy for the production of more children. Furthermore, the people being induced to have more children are precisely those who can afford it least; the result can only be to perpetuate their dependence on welfare, and, in fact, to develop generations who are permanently dependent on the welfare dole.

Page 195 | Location 2984-2986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5, 2013 1:23:49 AM

There is plenty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this country: to Lockheed, to welfare recipients, and so on and on, but the “rich” are not being taxed to pay for the “poor.” The redistribution is within income categories; some poor are forced to pay for other poor.

Page 196 | Location 2989-2991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5, 2013 1:24:56 AM

The object of this discussion is not, of course, to advocate a “really” progressive income tax structure, a real soaking of the rich, but to point out that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highly touted as soaking the rich to subsidize the poor, does no such thing.

Soaking the rich would not only be profoundly immoral, it would drastically penalize the very virtues: thrift, business foresight, and investment, that have brought about our remarkable standard of living. It would truly be killing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Page 208 | Location 3185-3187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1:42:28 PM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Keynesian theory did not win out by carefully debating and refuting the Austrian position; on the contrary, as often happens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Keynesianism simply became the new fashion, and the Austrian theory was not refuted but only ignored and forgotten.

Page 216 | Location 3295-3299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1:55:55 PM

governments have come up with a much more complex and sophisticated, and much less visible, means of doing the same thing: of organizing increases in the money supply to give themselves more money to spend and to subsidize favored political groups. The idea was this: instead of stressing the printing of money, retain the paper dollars or marks or francs as the basic money (the “legal tender”), and then pyramid on top of that a mysterious and invisible, but no less potent, “checkbook money,” or bank demand deposits. The result is an inflationary engine,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which no one but bankers, economists, and government central bankers understands—and designedly so.

Page 217 | Location 3318-3321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1:59:10 PM

In short, when the commercial banks lend money to an individual, a business firm, or the government, they are not relending existing money that the public laboriously had saved and deposited in their vaults—as the public usually believes. They lend out new demand deposits that they create in the course of the loan—and they are limited only by the “reserve requirements,” by the required maximum multiple of deposit to reserves (e.g., 6:1).

Page 225 | Location 3436-3440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2:16:38 PM

The Ricardians realized that the major evil was the preceding inflationary boom caused b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oney and banking system, and that the recession, unwelcome though its symptoms may be, is really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 process by which that interventionary boom gets washed ou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depress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 adjusts, throws off the excesses and distortions of the inflationary boom, and reestablishes a sound economic condition. The depression is the unpleasant but necessary reaction to the distortions and excesses of the previous boom.

Page 226 | Location 3453-3455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7, 2013 2:18:39 PM

The Austrian, or Mises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built on the Ricardian analysis and developed its own “monetary overinvestment” or, more strictly, “monetary malinvestment”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Page 249 | Location 3802-3804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14, 2013 12:47:11 AM

“Discrimination,” in the sense of choosing favorably or unfavorably in accordance with whatever criteria a person may emplo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freedom of choice, and hence of a free society. But of course in the free market any such discrimination is costly, and will have to be paid for by the property owner concerned.

Page 265 | Location 4047-4050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9:10:07 PM

It is the slicing off of territorial areas into single, governmental monopolies that leads to mass destruction—for then if the single monopoly government of Walldavia confronts its ancient rival, the government of Ruritania, each can wiel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even nuclear warfare because it will be the “other guy” and the “other country” they will hurt.

Page 268 | Location 4099-4102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9:17:26 PM

We should all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increasing use of private arbitration, even in our present society. The government courts have become so clogged, inefficient, and wasteful that more and more parties to disputes are turning to private arbitrators as a cheaper and far less time-consuming way of settling their disputes.

Page 275 | Location 4200-4207 | Added on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10:52:20 PM

the major body of Anglo-Saxon law, the justly celebrated common law, was developed over the centuries by competing judges applying time-honored principles rather than the shifting decrees of the State. These principles were not decided upon arbitrarily by any king or legislature; they grew up over centuries by applying rational—and very often libertarian—principles to the cases before them. The idea of following precedent was developed, not as a blind service to the past, but because all the judges of the past had made their decisions in applying the generally accepted common law principles to specific cases and problems. For it was universally held that the judge did not make law (as he often does today); the judge’s task, his expertise, was in finding the law in accepted common law principles, and then applying that law to specific cases or to new technological or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he glory of the centuries-long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is testimony to their success.

Page 283 | Location 4320-4326 | Added on Friday, August 16, 2013 11:29:09 PM

In contrast to such utopians as Marxists or left-wing anarchists (anarchocommunists or anarcho-syndicalists), libertarians do not assume that the ushering in of the purely free society of their dreams will also bring with it a new, magically transformed Libertarian Man. We do not assume that the lion will lie down with the lamb, or that no one will have criminal or fraudulent designs upon his neighbor. The “better” that people will be, of course, the better any social system will work, in particular the less work any police or courts will have to do. But no such assumption is made by libertarians. What we assert is that, given any particular degree of “goodness” or “badness” among men, the purely libertarian society will be at once the most moral and the most efficient, the least criminal and the most secure of person or property.

Contrast this built-in corrective mechanism to the present-day government courts. Judges are appointed or elected for long terms, up to life, and they are accorded a monopoly of decision-making in their particular area.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except in cases of gross corruption, to do anything about venal decisions of judges. Their power to make and to enforce their decisions continues unchecked year after year. Their salaries continue to be paid, furnished under coercion by the hapless taxpayer.

But in the totally free society, any suspicion of a judge or court will cause their customers to melt away and their “decisions” to be ignored. This is a far more efficient system of keeping judges honest than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age 284 | Location 4345-4350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08:30 AM

There is a myth that the “American System” provides a superb set of “checks and balances,” with the executive,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courts all balancing and checking one against the other, so that power cannot unduly accumulate in one set of hands. But the American “checks and balances” system is largely a fraud. For each one of these institutions is a coercive monopoly in its area, and all of them are part of one government, headed by one political party at any given time. Furthermore, at best there are only two parties, each one close to the other in ideology and personnel, often colluding, and the actual day-to-day business of government headed by a civil service bureaucracy that cannot be displaced by the voters.

Page 285 | Location 4361-4363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09:59 AM

In a libertarian society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a massive revolution to stop the depredation of gangster-States; there would be a swift turning to the honest police forces to check and put down the force that had turned bandit.

what is the State anyway but organized banditry? What is taxation but theft on a gigantic, unchecked, scale? What is war but mass murder on a scale impossible by private police forces? What is conscription but mass enslavement? Can anyone envision a private police force getting away with a tiny fraction of what States get away with, and do habitually, year after year, century after century? There is another vital consideration that would make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an outlaw police force to commit anything like the banditry that modern governments practice. One of the crucial factors that permits governments to do the monstrous things they habitually do is the sense of legitimacy on the part of the stupefied public.

Page 286 | Location 4375-4380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13:11 AM

Once the public had tasted the joys, prosperity, freedom, and efficiency of a libertarian, State-less society, it would be almost impossible for a State to fasten itself upon them once again. Once freedom has been fully enjoyed, it is no easy task to force people to give it up. But suppose—just suppose—that despite all these handicaps and obstacles, despite the love for their new-found freedom, despite the inherent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free market, suppose anyway that the State manages to reestablish itself. What then? Well, then, all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s that we would have a State once again. We would be no worse off than we are now, with our current State. And, as one libertarian philosopher has put it, “at least the world will have had a glorious holiday.”

Page 287 | Location 4391-4393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15:09 AM

One of the great evils of the nation-state is that each State is able to identify all of its subjects with itself; hence in any inter-State war, the innocent civilians, the subjects of each country, are subject to aggression from the enemy State. But in a libertarian society there would be no such identification, and hence very little chance of such a devastating war.

Page 290 | Location 4431-4434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17, 2013 12:30:40 AM

The main reason a conquering country can rule a defeated country is that the latter has an existing State apparatus to transmit and enforce the victor’s orders onto a subject population. Britain, though far smaller in area and population, was able to rule India for centuries because it could transmit British orders to the ruling Indian princes, who in turn could enforce them on the subject population. But in those cases in history where the conquered had no government, the conquerors found rule over the conquered extremely difficult.

Page 297 | Location 4532-4541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4:58:55 PM

What we need is more economic growth, not less; more and better technology, and not the impossible and absurd attempt to scrap technology and return to the primitive tribe. Improved technology and greater capital investment will lead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for all and provide greater material comforts, as well as the leisure to pursue and enjoy the “spiritual” side of life. There is precious little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available for people who must work long hours to eke out a subsistence living.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productive capital investment is being siphoned off by taxes, restrictions, and government contracts for unproductive and wastefu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cluding military and space boondoggling. Furthermore, the precious technical resource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s being ever more intensively diverted to government, instead of to “civilian” consumer production. What we need is for government to get out of the way, remove its incubus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s from the economy, and allow productive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once again to devote themselves fully to increas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mass of consumers. We need growth,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technology and capital equipment that meet consumer wants and demands; but we can only achieve these by removing the incubus of statism and allowing the energies of all of the population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the free-market economy.

Page 304 | Location 4641-4647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03:45 PM

The way of production for primitive man was “hunting-and-gathering”: the hunting of wild animals and the gathering of fruits, berries, nuts, and wild seeds and vegetables. Primitive man worked passively within his environment instead of acting to transform it; hence he just lived off the land without attempting to remould it. As a result, the land was unproductive, and only a relatively few tribesmen could exist at a bare subsistence level. It was on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farming of the soi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d through farming that productiv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could take giant leaps forward. And it was only with agriculture that civilization could begin. But to permi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re had to b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first in the fields and crops, and then in the land itself.

Page 307 | Location 4700-4702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12:35 PM

only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will insure an end to pollution—invasion of resources. Only because the rivers are unowned is there no owner to rise up and defend his precious resource from attack.

Page 309 | Location 4718-4724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15:50 PM

The vital fact about air pollution is that the polluter sends unwanted and unbidden pollutants—from smoke to nuclear radiation to sulfur oxides—through the air and into the lungs of innocent victims, as well as onto their material property. All such emanations which injure person or property constitute aggression against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the victims. Air pollution, after all, is just as much aggression as committing arson against another’s property or injuring him physically. Air pollution that injures others is aggression pure and simple. The major function of government—of courts and police—is to stop aggression; instead,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in this task and has failed grievously to exercise its defense function against air pollution.

Before the mid and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y injurious air pollution was considered a tort, a nuisance against which the victim could sue for damages and against which he could take out an injunction to cease and desist from any further invasion of his property rights. Bu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urts systematically altered the law of negligence and the law of nuisance to permit any air pollution which was not unusually greater than any similar manufacturing firm, one that was not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customary practice of fellow polluters. As factories began to arise and emit smoke, blighting the orchards of neighboring farmers, the farmers would take the manufacturers to court, asking for damages and injunctions against further invasion of their property. But the judges said, in effect, “Sorry. We know that industrial smoke (i.e., air pollution) invades and interferes with your property right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me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at is public policy,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common good decrees that industry is a good thing, industrial progress is a good thing, and therefore your mer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must be overridden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welfare.” And now all of us are paying the bitter price for this overriding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form of lung disease and countless other ailments. And all for the “common good”!

Page 311 | Location 4747-4754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19:38 PM

To cap the crimes of the judges, legislatures, federal and state, moved in to cement the aggression by prohibiting victims of air pollution from engaging in “class action” suits against polluters. Obviously, if a factory pollutes the atmosphere of a city where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victims, it is impractical for each victim to sue to collect his particular damages from the polluter (although an injunction could be used effectively by one small victim). The common law, therefore, recognizes the validity of “class action” suits, in which one or a few victims can sue the aggressor not only on their own behalf, but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class of similar victims. But the legislatures systematically outlawed such class action suits in pollution cases. For this reason, a victim may successfully sue a polluter who injures him individually, in a one-to-one “private nuisance” suit. But he is prohibited by law from acting against a mass polluter who is injuring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a given area!

Noise, too, is a form of air pollution. Noise is the creation of sound waves which go through the air and then bombard and invade the property and persons of others. Only recently have physicians begun to investigate the damaging effects of noise on the human physiology. Again, a libertarian legal system would permit damage and class action suits and injunctions against excessive and damaging noise: against “noise pollution.”

The argument that such an injunctive prohibition against pollution would add to the cost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s as reprehensible as the pre-Civil War argument that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would add to the costs of growing cotton, and that therefore abolition, however morally correct, was “impractical.”

Page 313 | Location 4788-4791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24:19 PM

Robert Poole cogently defines pollution “as the transfer of harmful matter or energy to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another, without the latter’s consent.”22 The libertarian—and the only complete—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s to use the courts and the legal structure to combat and prevent such invasion.

Page 314 | Location 4800-4806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27:28 PM

The Friedmanites concede the existence of air pollution but propose to meet it, not by a defense of property rights, but rather by a supposedly utilitarian “cost-benefit” calculation by government, which will then make and enforce a “social decision” on how much pollution to allow. This decision would then be enforced either by licensing a given amount of pollution (the granting of “pollution rights”), by a graded scale of taxes against it, or by the taxpayers paying firms not to pollute. Not only would these proposals grant an enormous amount of bureaucratic power to government in the name of safeguarding the “free marke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overrid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name of a collective decision enforced by the State. This is far from any genuine “free market,” and reveals that, as in many other economic areas, it is impossible to really defend freedom and the free market without insisting on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Friedman’s statement, in fact, is of a piece with the typically conservative, “If you don’t like it here, leave,” a statement that implies that the government rightly owns the entire land area of “here,” and that anyone who objects to its rule must therefore leave the area.

Page 315 | Location 4823-4825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29:41 PM

A libertarian society would be a full-liability society, where everyone is fully responsible for his actions and any harmful consequences they might cause.

Page 316 | Location 4826-4832 | Added on Monday, August 19, 2013 11:30:38 PM

In addition to betraying its presumed function of defending private property, government has contributed to air pollution in a more positive sense. It wa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onducted mass sprayings of DDT by helicopter over large areas, overriding the wishes of individual objecting farmers. It still continues to pour tons of poisonous and carcinogenic insecticides all over the South in an expensive and vain attempt to eradicate the fire ant.25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has poured radioactive wastes into the air and into the ground by means of its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rough atomic testing. Municipal power and water plants, and the plants of licensed monopoly utility companies, mightily pollute the atmosphere. One of the major tasks of the State in this area is therefore to stop its own poisoning of the atmosphere.

Page 318 | Location 4870-4871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2:54:13 PM

Pending the dissolution of States, libertarians desire to limit, to whittle down, the area of government power in all directions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Page 322 | Location 4919-4924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13:07 PM

There are several fatal flaws in this concept of collective security against “aggression.” One is that when Walldavia, or any other States, leap into the fray they are themselves expanding and compounding the extent of the aggression, because they are (1) unjustly slaughtering masses of Graustarkian civilians, and (2) increasing tax-coercion over Walldavian citizens. Furthermore, (3) in this age when States and subjects are closely identifiable, Walldavia is thereby leaving Walldavian civilians open to retaliation by Graustarkian bombers or missiles. Thus, entry into the war by the Walldavian government puts into jeopardy the very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Walldavian citizens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be protecting. Finally, (4) conscription-enslavement of Walldavian citizens will usually intensify.

There is another crucial flaw in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concept. The idea of entering a war in order to stop “aggression” is clearly an analogy from aggression by one individual upon another.

But “aggression” only makes sense on the individual Smith-Jones level, as does the very term “police action.” These terms make no sense whatever on an inter-State level. First, we have seen that governments entering a war thereby become aggressors themselves against innocent civilians; indeed, become mass murderers.

Page 323 | Location 4937-4940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16:36 PM

But there is yet another fatal flaw in the analogy with individual aggression. When Smith beats up Jones or steals his property we can identify Smith as an aggressor upon the personal or property right of his victim. But when the Graustarkian State invades the territory of the Belgravian State, it is impermissible to refer to “aggression” in an analogous way.

No State has any legitimate property; all of its territory is the result of some kind of aggression and violent conquest. Hence the Graustarkian State’s invasion is necessarily a battle between two sets of thieves and aggressors: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innocent civilians on both sides are being trampled upon.

Page 325 | Location 4974-4977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22:39 PM

The libertarian foreign policy, then, is not a pacifist policy. We do not hold, as do the pacifists, that no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use violence in defending himself against violent attack. What we do hold is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conscript, tax, or murder others, or to use violence against others in order to defend himself.

Page 326 | Location 4988-4991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25:09 PM

For empirically, ta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whole, the single most warlike, most interventionist, most imperialist government has bee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 statement is bound to shock Americans, subject as we have been for decades to intense propaganda by the Establishment on the invariable saintliness, peaceful intentions, and devotion to justice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foreign affairs.

Page 327 | Location 5002-5005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26:56 PM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against aggressio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pursued a goal and a policy of world domination and of the forcible suppression of any rebellion against the status quo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ame of combatting “aggression” everywhere—of being the world’s “policeman”—it has itself become a great and continuing aggressor.

Page 330 | Location 5043-5046 | Added on Tuesday, August 20, 2013 3:34:06 PM

Throughout the tragic Vietnamese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ed the fiction that it was a war of “aggression” by the Communist North Vietnamese State against a friendly and “pro-Western” (whatever that term may mean) South Vietnamese State which had called for our aid. Actually, the war was really a doomed but lengthy attempt by an imperial United States to suppress the wishes of the great bulk of the Vietnamese population and to maintain unpopular client dictators in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country, by virtual genocide if necessary.

In its broadest sense, imperialism may be defined as aggression by State A against the people of country B, followed by the subsequent coercive maintenance of such foreign rule. In our example above, the permanent rule by the Graustark State over formerly northeastern Belgravia would be an example of such imperialism. But imperialism does not have to take the form of direct rule over the foreign popu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direct form of “neoimperialism” has increasingly replaced the old-fashioned direct kind; it is more subtle and less visible but no less effective a form of imperialism.

Page 334 | Location 5109-5112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29:21 PM

this is the language of Empire. The Roman Empire never doubted that it was the defender of civilization. Its good intentions were peace, law and order. The Spanish Empire added salv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dded the noble myth of the white man’s burden. We have added freedom and democracy. Yet the more that may be added to it the more it is the same language still. A language of power.

Page 335 | Location 5131-5132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32:34 PM

A State can only “die” by defeat in war or by revolution. In war, therefore, the State frantically mobilizes its subjects to fight for it against another State, under the pretext that it is fighting to defend them.

Page 337 | Location 5158-5164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38:38 PM

The bulk of ou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has been diverted from basic research for civilian ends, from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consumers, into wasteful, inefficient, and nonproductive military and space boondoggles. These boondoggles are every bit as wasteful but infinitely more destructive than the vast pyramid building of the Pharaoh. It is no accident that Lord Keynes’s economics have proved to be the economics par excellence of the corporate liberal State. For Keynesian economists place equal approval upon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whether on pyramids, missiles, or steel plants; by definition all of these expenditures swell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regardless of how wasteful they may be.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many liberals have begun to awaken to the evils of the waste, inflation, and militarism that Keynesian corporate liberalism has brought to America.

Page 338 | Location 5166-5171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8:39:56 PM

The goal of satisfying consumers as efficiently as possible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placed by the currying of favors by government contractors, often in the form of highly wasteful “cost-plus” contracts. Politics, in field after field, has replaced economics in guiding the activities of industry. Furthermore, as entire indus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country have come to depend upo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contracts, a huge vested interest has been created in continuing the programs, heedless of whether they retain even the most threadbare excuse of military necessity. Our economic prosperity has been made to depend on continuing the narcotic of unproductive and antiproductive government spending.

Page 350 | Location 5349-5353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10:12:31 PM

Many dictatorships have turned inward, cautiously confining themselves to preying on their own people: examples range from premodern Japan to Communist Albania to innumerable dictatorships in the Third World today. Uganda’s Idi Amin, perhaps the most brutal and repressive dictator in today’s world, shows no signs whatever of jeopardizing his regime by invad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such an indubitable democracy as Great Britain spread its coercive imperialism across the globe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earlier centuries.

While public opinion has to be gauged in either case, the only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a democracy and a dictatorship on making war is that in the former more propaganda must be beamed at one’s subjects to engineer their approval. Intensive propaganda is necessary in any case—as we can see by the zealous opinion-moulding behavior of all modern warring States. But the democratic State must work harder and faster. And also the democratic State must be more hypocritical in using rhetoric designed to appeal to the values of the masses: justice, freedom, national interest, patriotism, world peace, etc. So in democratic States, the art of propagandizing their subjects must be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and refined.

Page 351 | Location 5364-5367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10:15:13 PM

What we have said about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applies equally to the lack of correlation between degrees of internal freedom in a country and its external aggressiveness. Some States have proved themselves perfectly capable of allowing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freedom internally while making aggressive war abroad; other States have shown themselves capable of totalitarian rule internally while pursuing a pacific foreign policy. The examples of Uganda, Albania, China, Great Britain, etc., apply equally well in this comparison.

For war and a phony “external threat” have long been the chief means by which the State wins back the loyalty of its subjects. As we have seen, war and militarism were the gravedigger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we must not allow the State to get away with this ruse ever again.19

Page 356 | Location 5456-5457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0:41 PM

There is no magic formula for strategy; any strategy for social change, resting as it does on persuasion and conversion, can only be an art rather than an exact science.

Page 357 | Location 5461-5462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1:15 PM

Education, in turn, has two vital aspects: calling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system, and converting people to the libertarian system.

Libertarians must, therefore, engage in hard thinking and scholarship, put forth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books, articles, and journals, and engage in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On the other hand, a mere elaboration of the theory will get nowhere if no one has ever heard of the books and articles; hence the need for publicity, slogans, student activism, lectures, radio and TV spots, etc. True education cannot proceed without theory and activism, without an ideology and people to carry that ideology forward.

Page 358 | Location 5480-5483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4:59 PM

Libertarianism, while vital and true, cannot be merely graven in stone tablets; it must be a living theory, advancing through writing and discussion, and through refuting and combatting errors as they arise. The libertarian movement has dozens of small newsletters and magazines ranging from mimeographed sheets to slick publications,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dying. This is a sign of a healthy, growing movement, a movement that consists of countless individuals thinking, arguing, and contributing.

there is another critical reason for “talking to ourselves,” even if that were all the talking that was going on. And that is reinforcement—the psychologically necessary knowledge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of like mind to talk to, argue with, and generally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Page 359 | Location 5502-5505 | Added on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3:08:44 PM

The major problem with the opportunists is that by confining themselves strictly to gradual and “practical” programs, programs that stand a good chance of immediate adoption, they are in grave danger of completely losing sight of the ultimate objective, the libertarian goal. He who confines himself to calling for a two percent reduction in taxes helps to bury the ultimate goal of abolition of taxation altogether.

Page 371 | Location 5684-5684 | Added on Friday, August 30, 2013 7:17:28 PM

Our hope is to convert the mass of the people who are being victimized by State power, not those who are gaining by it.

Page 373 | Location 5704-5706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31, 2013 12:57:42 AM

Ever since the acceleration of stat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ig businessmen have been using the great powers of State contracts, subsidies and cartelization to carve out privileges for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of the society.

Page 374 | Location 5723-5726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31, 2013 1:03:50 AM

Privilege implies exclusion, so there will always be a host of businesses and businessmen, large and small, who will have a solid economic interest in ending State control over their industry. There are therefore a host of businessmen, especially those remote from the privileged “Eastern Establishment,” who are potentially receptive to free-market and libertarian ideas.

Campus youth is one group that has been prominent in the rising libertarian movement. This is not surprising: college is the time when people are most open to reflection and to considering basic questions of our society. As youth enamored of consistency and unvarnished truth, as collegians accustomed to a world of scholarship and abstract ideas, and not yet burdened with the care and the often narrower vision of adult employment, these youngsters provide a fertile field for libertarian conversion.

Page 376 | Location 5754-5757 | Added on Saturday, August 31, 2013 1:13:32 AM

In short, the potential appeal of libertarianism is a multiclass appeal; it is an appeal that cuts across race, occupation, economic class, and the generations; any and all people not directly in the ruling elite are potentially receptive to our message. Every person or group that values its liberty or prosperity is a potential adherent to the libertarian creed.

Page 385 | Location 5897-5899 | Added on Monday, September 2, 2013 7:49:45 PM

Crisis situations always stimulate interest and a search for solutions. And this crisis has inspired numbers of thinking Americans to realize that government has gotten us into this mess, and that only liberty—the rolling back of government—can get us out. We are growing because the conditions are ripe. In a sense, as on the free market, demand has created its own supply.

【譯作】認真思考自由｜Getting Serious About Freedom

Fri, 19 Jul 2013 00:00:00 +0000

【譯作】認真思考自由｜Getting Serious About Freedom

文：吳莉瑋
圖：zcople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Jeffrey Tucker發表於Laissez Faire Books的「Getting Serious About Freedom」，Tucker分享前不久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FreedomFest」參加心得，主要提到兩場他參加的座談會，第一場討論最近的熱門議題「政府監視」，第二場則談到比特幣（Bitcoin）的發展，第二場座談會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全程錄音，有興趣的讀者請點閱聆聽。

Bitcoin對我而言是全新名詞，稍微做了一些調查後，出乎意料的是，中國已有許多使用者，相當有趣又令人興奮的發現。

除了花一點時間了解之外，有些看起來不錯的Bitcoin介紹供參考：

Bitcoin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Crypto by udemy課程（英文影片）
weusecoins.com（英文網站）
Genesis Block blog by BitInstant LLC（英文網站）
Bitcoin - The Libertarian Introduction by Erik Voorhees（英文Blog文章）
You Can Learn Bitcoin by David R. Sterry（英文電子書）
比特幣技術報告 by Satoshi Nakamoto（簡體中譯文章）
比特幣愛好者論壇（中國論壇）

此外，因為調查Bitcoin，我發現了好一些更加有趣的網路服務，首先是類似Leanpub的獨立出版服務Lulu（抽成數也滿高，另外能夠印出實體書販賣、分銷到iBook與NOOK，不過轉檔服務做得沒有Leanpub好），以及類似線上學習平台的udemy。

認真思考自由｜Getting Serious About Freedom

作者：Jeffrey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我們到底可以怎麼做，來阻止政府對我們email、電話與其他數位資訊所進行的大規模資料蒐集？

我在上週於拉斯維加斯舉辦的「FreedomFest」中利用主持了一個座談會來討論這個主題。房間擠得水洩不通，顯然，大家對於這個主題相當具有興趣。

或者，用「恐懼」來形容更適合。

不管人們對於政府並沒有真的保護我們的真相了解有多少，當我們認知到政府正偷偷侵犯我們的權利、自由與公眾隱私的時候，仍然令人感到不安。

好幾年來，我們早就聽聞政府正監視著我們的網路活動。從史諾登檔案所揭露的是警鐘。每個幾天就有更多內幕。不只是你我感到氣憤。各國的外交官與政客都對美國監視他們email的行為感到震驚。

美國政府對每一條新解密釋出所做出的回應，強化了這些解密的嚴肅性與真實性。事實上，美國政府並沒有道歉、回溯，甚至對於這些行為感到一絲尷尬，更不用說要修復問題或是保證往後不再發生。美國政府正在封鎖這些消息，阻止史諾登在其他國家獲得政治庇護。

這就是美國使用帝國式權力的方式。政府不推崇自由，而是將槍口對準那些揭露虛偽並說明真相的人。

此次座談會從創業家Terry Easton的發言開始，他給出很棒的綜合論述，說明政府的監督範圍以及我們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案。對email加密、對聊天短訊加密、使用google以外那些不會追蹤線上行蹤的搜尋引擎、用隱形窗口上網、改用Linux而不用微軟或蘋果的作業系統。這些都被納入他的解決方案中。

我以主持人身分提出分享的唯一保留，就是我們可能對這些監視過於偏執。並不是我們所做的任何事都必然是隱私。想要試著把所有事都變成隱私，徒增生活上的眾多不便，回報也很小。加密的方案很基本，但是要顛覆整個數位生活，恐懼的成分可能大於必要的成分。

座談過程中，Independent Institute的Anthony Gregory提供了一些歷史面的看法。歷史上的多數政府都監視自己的人民。政府熱愛資料，越多越好。近代這類行為的第一波是在1970年代，尼克森利用國家的監視權力窺視他的政治敵人，而非用來保護人民。

座談會中最令人驚訝的評論，來自喬治城大學的法學教授Randy Barnett。他對於反政府活動的訴訟相當有興趣。他就是那個在高等法院中控告歐巴馬醫療體系的人。

正如他所解釋的，進入訴訟的第一步就是找出類似判例，或者是這個政府活動沒有先例。如果可以做到這點，就能夠掙脫判例法的泥淖，掌握法律或實際判例的優勢。

例如，在歐巴馬醫療體系的訴訟中，他主張「雇主替私人提供之計畫向雇員扣繳費用」這點法無前例。不幸地，這項主張並沒有撐到最後，但至少，這點讓原告有了相當良好的挑戰基礎。即使輸了這場官司，Barnett也獲得了公眾對於此議題的重視。

那麼，對於這次NSA廣泛的監視，他又會如何主張？驚喜來了：他說這種行為公然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中對搜索和（尤其是）扣押的保護。這次對象不是物質財產，聯邦政府正搜索與扣押本來應該屬於我們以及我們想要分享之對象的數位財產。他進一步指出NSA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立法基礎。

Barnett將法院與法官視為能被民意左右的高度政治化機構。假如公眾對於某個議題感到憤怒，將會反映到判決。在這層意義上而言，對於真實生活中的政治議題，人民的看法與發言事實上很重要。教育同胞的努力、透過數位方式轟炸民意代表，甚至是揮舞著抗議的衣服，這些都在實際上發揮影響。

我並不熱衷這些政治活動。因此，他的論點對我看世界的方法產生衝擊。大概有三點：1）法院和法官很容易受到民意影響，2）就算是做對的事情你也不能真的相信自己安全，及3）即使短期而言親自由與人權的訴訟輸了，長期而言仍然能夠做出貢獻。

我們該對國家監視環繞身邊的消息做出什麼回應？Barnett教授督促我們不要放棄或者是住回山洞裡，相反的，他說，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活躍、公開並嫉妒我們的權利。政府沒有辦法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只要越多的人拒絕被嚇倒，政府手頭的工作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FreedomFest」的其他部分進行得如何？這是一個龐大的研討會。我上頭說的座談會吸引了接近2,500人，這只是此次研討會的一小部分。「FreedomFest」吸引了許多學者、記者、各年齡層的活動家、企業家、投資者以及來自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員。當然，Laissez Faire Books傾注全力參與。我們獲得了高度的樂趣，而我所參加的每個討論，內容都超精彩。

我在許多座談中發言、接受了很多場的採訪，甚至到電視節目《Stossel》當來賓，這周四晚上九點會在《Fox News》播出（譯註：有興趣看訪問的讀者請參Youtube訪問影片）。有太多事情我想要分享，所以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提到另外一場我喜歡的座談會。

我們還組織了一場討論比特幣（Bitcoin）的座談會。座談者有Doug French、我、傳奇自由主義運動家Amanda BillyRock，以及無政府主義創業家Jeff Berwick。比特幣能夠取代政府貨幣嗎？我們都說可以，但…取代之路可能有很多未爆點。這些炸彈有些與經濟發展的自然歷程有關，但其他的則全然是政府埋設的人為炸彈。

這場座談會讓我們所出版的James Cox新書暢銷。這本書很薄、技術上而言很健全、用語友善，而且很有趣。書名為《Bitcoin and Digital Currencies: The New World of Money and Freedom》。這本書精彩地介紹比特幣的現狀以及可能的未來，解釋了比特幣對於我們的生活與自由的成功貢獻。

這是「FreedomFest」座談會第一次討論這種前衛主題。各種年齡層的人，不管是專業人士還是活動家，都購買了這本書。大家都慢慢在學習，擁有位元幣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這場座談也激起了一些真格的火花。取代美元的替代品？「我加入。」對我而言，這正標誌出數位貨幣的時代不只來了，還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別感謝Mark Skousen將這些活動給湊在一起。很難想像他背負了多少壓力。他才剛完成一本談論投資與奧地利學派的書，書名是《A Viennese Waltz Down Wall Street》，他同時還是地球上最盛大也最鼓勵人心之自由活動背後的遠見。

我從這場活動帶走的是：希望，而且很多。我們的未來，不是NSA所創造、不是聯邦政府所創造、不是國土安全部所創造，肯定也不是歐巴馬政權所創造。我們的未來，是嚮往自由、打造美好世界這個無法壓制的人類精神所創造。

【電子書】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Thu, 18 Jul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文／圖：吳莉瑋

這本書是Hans-Hermann Hoppe教授在1997年《美國政治的破產》研討會中的講座，篇幅不長但結構完整，mises.org將逐字稿整理成電子書以方便留存傳閱，你可以到mises.org上下載原文閱讀，mises.org亦提供該場演講的錄音。

在這場演講中，Hoppe簡單解釋了國家的起源、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家的演變與現狀，最後提出在現今公有化國家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一步一步地奪回財產保衛權的策略。

我們首要認清這場革命的目的，也就是打破司法與保護的國家壟斷，由於經歷了這些日子以來的國家體制轉變，要解放這種壟斷已經不再能夠單單透過幾個國家機構的上位官員就能達成，相反的，Hoppe指出了該如何由下而上地進行革命，從相當小範圍的選區自治與不配合執行中央法規開始，利用地方層級的選舉制度嚴格限制地方政策的投票權，慢慢移除稅金資助系統的慢性腫瘤，最終達成地區解放的工作，讓自由疆域在地圖上由零星小點漸漸散佈成面。

與此同時，反體制派知識分子的孤立知識分子，透過體制外的獨立智庫機構（譬如mises.org）連結在一起，在意識形態上與體制派宣傳大軍進行全球性知性鬥爭，改善政府教育壟斷下的普遍失智狀態。

Hoppe的建議主要針對美國地區，但我認為，他的策略放諸四海皆準，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中央政府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確實如同斷手斷腳，放回台灣這個彈丸之地，策略可能需要做些調整，低調拓展自由領地的過程或許要做得更隱晦，事情要做得很多，從脫離體制思想開始。

此講稿中有關私有化防禦的藍圖，Hoppe在《私有防禦》書中有較為詳盡的說明，而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推薦閱讀Rothbard的《國家解剖學》。講稿全文不長，按繼續閱讀（Read more）後就可以跳轉全文閱讀，但為了方便攜帶與閱讀反芻，另外我於Leanpub製作了電子書，需要取用者可以選擇於本站直接下載（格式為 Leanpub 提供之檔案）或是連結到Leanpub網站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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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做什麼。｜What Must Be Done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這場談話的另一個較合適的標題是《社會、國家與自由：奧地利學派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社會改革策略》。因此，相比於你們之前聽到的溫和派談話，我在這場談話中會更推進一小步。最終我將以較為具體的策略建議總結，但為了給出這些建議，首先我需要對於問題做出診斷，否則，治療方法可能會比疾病本身更糟。我的診斷涉及人類歷史的系統性重建或是解釋理論。

社會與合作

首先，讓我談談社會。為什麼會出現社會？人為什麼要合作？為什麼會出現和平合作，而不是人類之間的永久性戰爭？奧地利學派，特別是米塞斯的追隨者，都一再強調我們不需要假設同情或愛就能夠解釋這個現象的這一事實。自我利益，也就是偏好多勝於少，就足以解釋合作的現象。人們之所以合作，是因為認識到勞動分工下的生產遠比自給自足的生產更有效率。試想一下，假如我們退出勞動分工，你會馬上發現我們會陷入絕望的貧困，大多數人會立即死亡。

在此我先點出一件重要的事，稍後再回來繼續談主題。要注意，這個解釋說了什麼又沒說什麼：這個解釋並未理所當然地假設人與人之間只會有和平，不會有例外或者是干擾。總是會出現強盜和殺人犯，每個社會都必須得處理這類人。但是，這個解釋確實指出霍布斯對於和平合作如何出現的詮釋是根本上的誤解。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如果沒有出現獨立的第三方來作和事佬，當然，他是指國家，人與人之間將永久處於割喉戰。現在，你立刻就能發現這種建構的疑點。人們被預設為壞狼，只有在出現第三隻狼來統治他們的時候，人們才會變成乖羊。但是，如果這個第三者也同樣是狼，顯然他必須也是，那麼，即使這個第三者可以維持另外兩個人之間的和平，顯然，執政的狼以及那兩隻目前處於和平的狼之間，也存在著永久的戰爭。

這點指出非常重要的事。必須沒有任何國家，或者說必須沒有獨立的第三方，才能出現兩個人之間的合作。如果你稍微觀察也能發現這件事，譬如，國際場合。不存在所謂世界政府，至少目前還沒有，但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仍然與對方和平合作。或者，即使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合作總是會再次出現。

總結很簡單，那就是，人類之間的和平合作完全是自然現象，而且是不斷持續出現的現象；在合作之外，同樣自然也同樣受自利驅動的，便是資本的形成、貨幣的出現、交換媒介、最終擴展至全球範圍的勞動分工，而這些貨幣、商品貨幣最終也同樣成為全球通行的商品貨幣。每個人的物質生活都提高，在較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上，更精密的非物質商品能被開發與維持，也就是科學、藝術、文學等等文明。

保護與國家

然而，這個正常、受到自利驅動的發展，會被一些事情擾亂、扭曲甚至脫軌，這顯然已經發生。當然，那就是國家，我對國家的定義比較抽象，它是強制性集資的地域性保護壟斷者。即，防禦、執法與維護秩序的壟斷者。

那麼，國家又是如何起源的呢？雖然這通常令人困惑，而我認為這種困惑是刻意造成的，我們應該要先釐清，法律與秩序或對財產的保護，和國家法律、國家秩序及國家保護，兩者並非相同的事情；它們是不同的東西。正如基於勞動分工所自然出現的財產與社會合作，人們也會希望財產免受自然與社會的災難，譬如犯罪，這完全是人的自然慾望。為了滿足這個慾望，最開始出現的是自我保護。警告、保險（單獨或合作）、警覺、自衛和懲罰。

無疑地，這種出於自衛意願而形成的保護系統具有效力。這也是大部分人類歷史中維持法律與秩序的方式。在每個村莊裡，直至今日，法律和秩序基本上都透過這種方式維持。在美國的狂野西部（和目前情況相比並不全然「狂野」），法律與秩序正是透過人們自我保護的意願而維持。

此外，勞動分工很自然地就會影響安全與保護服務的生產。生活水平越高，人們就越有意願除了依靠自衛措施之外，同時也享受勞動分工的優勢，人們願意依附專業保護者，或是提供法律、秩序、司法及保護之機構，尋求保護。自然的，每個人都會尋找那些能夠保護自己的人士或機構來承辦這個特殊任務，那些擁有保護手段同時也具有公正聲譽的人。在每個稍具複雜程度的社會中，很快就會出現特定的個人，他們保衛財產、具有良好信譽等等，這些人將擔任法官、和平締造者和保護者的角色。再次強調，直至今日的每個村莊，每個小社區，甚至是西部荒野，都能證明這個結論裡的真理。

保護，在國家缺席的情況下也能出現。這絕對顯而易見，但在國家主義混淆和混亂的時代裡，越來越有必要強調這點，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是非常危險的觀點。將人類從自然狀態分開來的決定性的一步（可以說是原罪），就是將保護、防禦、安全與秩序的提供壟斷化：將這些任務交給最初提供者的其中之一壟斷並禁止其他人提供。一旦單一個人或單一機構能夠有效地堅持某個疆域中的所有人都必須尋求他的裁決與保護時，壟斷就此誕生。也就是說，不再有人能夠完全依賴自衛，或者是尋求他人的保護。只要達到這種壟斷狀態，保護者的集資就不再全然出於自願，開始變成部分強制。

而且，正如典型的奧地利經濟學預測，一旦財產保護的領域不再有企業能自由進入時，保護服務的價格將上升，品質則會下降。壟斷者將變得越來越不像保護我們財產的保護者，越來越像保護敲詐者，甚至成為對財產所有者進行系統性掠奪的剝削者。他將成為侵略者與破壞者，目標就是那些他最初應該要保護的人民和人民的財產。

我們現在可以輕易地用壟斷這個抽象術語來描述，但事實上要實踐壟斷是個艱苦又漫長的任務。一個人要怎麼從其他保護者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人們和那些被排除的保護者又怎麼能夠允許讓壟斷這種事情發生？國家起源這個問題的答案，細節相當複雜，但是一般性的結構則相當容易識別。

首先，每一個國家，也就是每一個壟斷的保護機構，都必須或是只能從非常小的領土開始，譬如一個村莊。一個突然出現的世界國家或者是涵蓋世界人口的保護壟斷者，幾乎不可想像。

第二件事情，我們要注意，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保護壟斷，即便是地區性壟斷。相反的，地區性保護壟斷者最初來自於社會精英。也就是說，他們一開始必須要是受社會認可與尊敬的成員。他們在達成壟斷地位之前，也必須要是人們自願選擇的保護者。只有那些獲得認可的精英，其權威本質上出於自願，才有可能踏出壟斷的決定性一步並加以維持。

也就是說，每一個初始的地區政府或國家組織，都起源於個人、私人領主或王侯統治的形式。人們不會因為隨便一個人或隨便一個機構壟斷法律維護、秩序維護、司法維護這個特殊任務就賦予信任。相反的，人們會尋求那些大家都推崇之飽學之士的保護，只有這樣的人，高尚的仕紳或貴族，才可能達到壟斷地位。

順道一提，從歷史上看，假若著眼於現代或古代歷史，世界上的國家幾乎都是從王侯國家開始，只是到了後來才成為民主國家。儘管國家必須從地區起源且通常為王侯國家，但任何類似現代國家的制度出現之前，仍然花了數百年。

有限政府的不可能

一旦奠定保護壟斷，一整套邏輯便開始啟動。每位壟斷者都利用職務之便。保護的價格會上升，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內容（產品的品質）則會被改變，偏好壟斷者並犧牲其他人。司法將被扭曲，保護者逐漸成為剝削者與侵占者。具體而言，區域性保護壟斷出現的結果將產生兩種傾向。第一是剝削的延伸，第二是剝削的加劇。

從區域性機構開始，各國都有著受自利驅動的擴張領土傾向，希望收入多多益善。國家保護的人越多越好，或者該說是被剝削的人越多越好。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就是區域性壟斷者之間的競爭，是一種排他性競爭：不是我來當洗劫人們的壟斷者，就是你來當洗劫人們的壟斷者。

此外，在許多國家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可以遷出。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人口的損失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因此，國家之間幾乎無可避免地相互衝突，對於國家而言，解決這個衝突的方式之一便是擴張領土：不管是通過戰爭或通婚，有時也會透過買斷。最終，這種傾向只會在建立出單一世界國家時停下來。

第二個趨勢是剝削的加劇。國家壟斷者延伸剝削，也就是洗劫人們，本身就意味著剝削的加劇，因為相互競爭的國家越少，各國的領土越大，人們用腳投票的機會也就越低。在世界國家的情況下，你不管跑去哪，稅收與監管結構都相同。這意味著，一旦移民遷出的威脅被去除，壟斷性剝削自然就會增加，換言之，保護的價格會上升，品質則會下降。

君主制與民主制

即使不論上述兩個趨勢，只要保護壟斷存在於任何給定大小的領土上，壟斷者都會盡可能地加重剝削、增加自己的收入和財富，這些都是被保護者來買單。這種壟斷如果握在單一個人手中，譬如王子或國王，特別是壟斷具有世襲性質時，因為壟斷者擁有壟斷及其資本價值，保持財產的價值就屬於壟斷者的個人利益。壟斷者會在短期內慢慢剝削，以維持長期之下更多的剝削。

如果壟斷者是單一個人的話，民眾對於國家權力擴張的抵抗程度非常高，顯然，沒有人能自由地加入國家機構，壟斷的好處通通屬於單一個人及其家庭成員，也就是世襲貴族。因此，民眾的不滿與警覺心相當重，壟斷者加劇剝削的企圖很快就會被發現並受到嚴重限制。民眾憎恨國王，因為他們意識到「他是統治者，而我們受他統治」。

可以預見的是，國家加劇剝削的大躍進只會出現在國家制度改革後，經過幾百年後，王侯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民主制度從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遍佈全世界，在現代主流的民主制度下，國家的壟斷與剝削並未消失。主流民主並不是自制與自我防禦的制度。國家與人民並非相同的事情。即使用民選的國會與總統來替代未經投票的王子與國王，保護仍像以前一樣受到壟斷。改變的只有：區域性的保護壟斷現在變成公有而非私有財產。原先的王子將壟斷視為私有財產，取而代之讓暫時且不可替換的看守者來使用保護敲詐。看守政府並不擁有保護壟斷。相反的，他被允許使用現有資源給自己帶來好處。他擁有使用權，但他並不擁有資本價值。這樣並不能消除受自利驅動的剝削加劇傾向。相反的，這只會讓剝削更不合理、更未受計算、更短視且更浪費。

此外，由於進入民主政府的大門自由開放，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總統，民眾對於國家侵占財產的阻力將降低。這導致相同的結果：越民主化就有越糟的人將在自由競爭下爬到最高的位置。競爭並不總是好事。看誰最能精明地侵占私有財產的競爭，並不是什麼該受到歡迎的事。而這卻是民主的內涵。

作為統治者，王子和國王通常受到精英教育，具備成為好父親所需要的價值觀體系。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政客則必須是專業的煽動者，不斷地討好選民，因為每張選票都相同，他們甚至討好那些卑鄙的選民，這是典型的平等主義者本能。再者，民選政客從來都無須替自己的公眾服務負上個人責任，對於那些想要保護自己財產並獲得安全的人民而言，他們比任何國王都更危險。

如果你把我先前提到國家的兩種傾向與此相結合：加劇與延伸剝削領土範圍內之人民；那麼你會得到一個世界單一民主，附上世界單一央行所發行的世界單一紙幣。

現狀

在此，讓我簡單地做個盤點。我們現在處於20世紀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單一世界國家的最終狀態，至少在歷史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與世界警察。與此同時，民主幾乎是世界通行，而美國這個世界的權力領導也是這個世界的民主鬥士。

像Francis Fukuyama這樣的一些新保守主義者指出，世界單一民主肯定是歷史的終點，我們幾乎快要達成。但是，從奧地利學派自由意志主義的角度來看，事情看來有些不同。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的民主，或是讓我叫它高度中央集權的流氓統治，私有財產的安全性幾乎完全消失。保護的價格相當龐大，而司法的品質則不斷地走下坡。惡化的程度，已經到了法律正義的不可動搖與自然法等理念，幾乎從公眾意識中消失。法律被認為不過是國家製造的法條：制定法（positive law）。法與正義是國家說了算。雖然還有名義上的私有財產，但事實上，私有財產所有者幾乎完全被徵用。國家並沒有保護人民免於對其身體與財產的侵犯，相反的，國家逐步地解除人民的武裝，並且剝奪人民最基本的自衛權。

此外，私有財產所有者不再能自由地依照自認合適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財產，不能自由地讓人使用或排除他人使用。然而，這種讓或不讓人使用的權利，正是私有財產的基礎。這種權利是一種防禦機制，將他人趕出自有財產是一種反入侵的方法。但是，這種把他人趕出自有財產的權利，特別是商用物業，已經完全被剝離。由於這種權利不再，今日不再有人能夠自由聘請或解僱、購買或出售、依照意願接受或排除他人進入自有財產，這些消失的權利正是保衛自己免於遭受入侵的另一種方法。

理應保護我們的國家，實際上讓我們完全無助。它剝奪了人民一半以上的收入，然後根據民情重新分配，而不是根據正義原則。我們的財產受到成千上萬專斷的侵入性法規管制。我們再也不能自由地僱傭和解僱合意的對象，無論出於任何我們認為良好且必要的原因。我們不能出售或購買任何我們想要的東西，不能和任何我們想要的對象交易，和任何我們想要的地方交易。我們不能自由地依照希望收取價格，我們不能參與或退出，我們不能自由地讓自己遠離那些想要遠離或不想遠離的人。

國家沒有保護我們，而是把我們的財產交給流氓和流氓本性。國家沒有守護我們，它讓我們更貧困，它破壞我們的家庭、當地組織、私人基金會、俱樂部和協會，它把這些都拉進國家的軌道上運行。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國家扭曲了正義與個人責任的公共意義，培育並吸引越來越多的道德與經濟上的怪物。

策略：阻止國家主義的疾病

國家以及國家主義的疾病要如何阻止？我會提出我的戰略考慮。首先，我們必須認清三個基本看法或指導原則。第一：保護私有財產與法律以及司法與執法，是任何社會中至關重要的事。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要把這個任務交到單一機構的手上壟斷。事實上，只要這個任務一被壟斷，壟斷者必然就會摧毀正義，讓我們面對國外與國內入侵者手無寸鐵。

因此，為了達成最終目標，我們要將保護與司法的去壟斷化牢記於心。保護、安全、防禦、法律、秩序及衝突的仲裁，完全可以而且也必須要透過競爭性供應，換言之，必須要能自由地進入仲裁正義的領域。

第二，因為保護的壟斷是萬惡的根源，任何這類壟斷的領土擴張也同樣是惡。任何政治上的集權化都必須從原則上拒絕。反過來說，任何政治上的分權企圖都必須支持，隔離、分離、分裂等等。

第三個基本觀點，民主化的保護壟斷必須被視為道德與經濟上的反常，加以拒絕。多數人統治和保護私有財產這兩者不相容。民主的想法必須被人恥笑：它不過就是流氓以正義為名的統治，沒有別的。被貼上民主主義者標籤的人，必須考慮所有可能的最壞恭維！這並不意味著人們不可以參與民主政策，我稍後會再談到這點。

然而，我們只能在出於防禦目的時採用民主的手段，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透過反民主的選區選出反民主的平台以實施反民主政策，即，反平等主義並且親私有財產的政策。或者我們用另外一種說法，人們不會因為自己是民選代表而戴上光環。如果真要有個評價，民選只會讓他成為嫌疑犯。儘管某個人可能是透過民選出線，但他仍然可能是個正派又可敬的人，我們聽過許多例子。

從這些原則中我們進入實施的問題。基本見解是：保護壟斷，也就是國家，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侵占者並導致我們失去防禦能力；政治上的集權主義與民主化，則是加重並延伸國家剝削與侵占的手段。雖然這些基本見解給我們一個大方向的目標，但顯然不足以定義出我們該如何行動或告訴我們該往哪裡行動。

保護與司法的去壟斷目標，要怎麼在目前幾乎是民主世界中的情況下達到？讓我試著透過闡述問題來給出問題的答案與解決方案，問題在過去150年的過程中已有所改變，也就是19世紀中期之後。

由上而下的改革：說服國王

直至1914年，問題都不大，可能的解決方案也比較容易；但時至今日，正如我們將討論到的，問題更加困難而解決方案也更為複雜。在19世紀中期時，美國與歐洲的政治集權程度遠不如今，南方的獨立戰爭尚未發生，德國與義大利皆未形成統一國家。

具體而言，大眾民主的年代很難在這個時候開始。在歐洲，拿破崙戰敗後，各國仍由國王和王子統治，選舉和議會扮演無足輕重的角色，而選民範圍限制為少數的主要業主。同樣的，在美國，政府由一小群貴族精英運作，而選票受到財產門檻規定的嚴格限制。畢竟，只有那些擁有需要受保護的東西的人，才有資格運作這些提供保護的機構。

在150年或甚至100年前，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件事要做。只要強迫國王宣布從此之後所有人民都能自由選擇保護者，都能自由地對自己希望的政府宣誓效忠。換句話說，國王不再假定為任何人的保護者，除非特定的個人有所要求，而且付得出國王對於此類服務的要價。

現在我們來看看在這種情況下事情會怎麼進展？譬如，假設奧地利皇帝在1900年做出這種宣言，會發生什麼事？讓我試著勾勒出前述情況可能發生的事。

首先，在這個聲明提出後，每個人都已經恢復了不受限的自衛權，而且能自由地決定自己是否想要且能負擔比自衛更多也更好的保護，假如他決定如此，他也能自由地決定要從誰或從哪裡獲得這種保護。無疑地，大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享受勞動分工的優勢，在自衛之外，也依賴專職的保護者。

其次，在尋找保護者的過程中，幾乎所有人都會尋找那些擁有足以達成保護任務之手段的人士或機構。換言之，就是那些擁有龐大需要保護的財產的人，以及那些建立了可靠、審慎、高尚與正義等良好聲譽的人。

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人會把這個任務交到單一的民選議會手上。相反的，幾乎所有人都會將任務託管到一個以上的地方：不管是不再身為壟斷者的國王本人、地方仕紳、大亨、貴族，或者是區域性、國家性、甚至國際性操作的保險公司。

顯然，如果國王本人可以滿足我剛才提到的這些要求，很多人會自願選擇他作為他們的保護者。然而，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會脫離國王的保護，其中，會有相當高的比重將轉向各區貴族或達官顯貴，這些人是自然狀態下的貴族而非世襲狀態。在較小規模的領地中，這些地方仕紳同樣也能提供國王能夠提供的保護。在這種轉移到地方保護者的過程中，也將替安防產業的組織與結構帶來可觀的去集權化。這種去集權化將反射出私人或主觀性的保護利益，但在大的變小、小的變大之後，又重新形成保護產業過分集中的傾向。

最後，幾乎每個人都一樣，尤其是城市居民，都會轉而尋求商業公司的保護，譬如火險公司。保險與私人財產保護顯然是非常密切相關的業務。較佳的保護可以帶來較低的保險理賠。當保險公司進入保護市場後，很快就會出現保護的合約，取代不確定的保護承諾，而這類保護合約將以標準產品的形式提供。

此外，憑藉保險的本質，各保護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將促進普遍規則的發展，包括程序、證據、衝突解決，及仲裁。同時，這會促進同質化發展，將人口依照財產保護風險高低而分成不同的族群，根據不同的風險收取不同的保費。在壟斷之下，可預見的不同群體間收入與財富再分配的情況，將立刻消失。這當然也會帶來和平。

最重要的是，保護和防衛的性質會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在壟斷條件下只有一個保護者，無論是君主或民主，在這方面都沒有什麼區別，政府總是預設要捍衛和保護固定和毗連的領土。然而，這種特徵只是強制性保護壟斷的結果。隨著壟斷的廢除，這項特徵會因為顯得不自然甚至過於人工而立即消失。在某個連續的領土中或許會出現幾個地區性保護者。但也可能會有其他的保護者，譬如國王或者是保險機構，他們的保護範圍涵蓋蔓延了不連續的零星地區。因此，每個政府的「邊界」將不斷變化。特別是在城市中，鄰居之間擁有不同保護機構的情況可能會比擁有不同火險公司的情況要來得多。

這種交錯的保護與防禦結構，改善了保護。在壟斷的情況下，連續防禦假設生活在領土上的所有人口都擁有安全利益的同質性。換言之，所有在給定領土上生活的人，都有相同的防禦利益。但這種假設相當不實際，甚至是反現實的假設。事實上，人們的安全需求具有高度異質性。人們可能只在一個位置擁有財產，或在眾多分散地域擁有財產，人們可能主要透過自給自足或只依賴於極少數的人進行經濟往來，又或者是，人們可能深度融合於市場，重度依賴於散落在大片領土成千上萬的其他人。

安全產業的錯落結構，反映了各類人群存在高度多樣化安全需求的這個事實。同時，這種結構會反過來刺激相應的防護武器發展，而非大規模轟炸武器與工具的生產和開發，這些設備將被設計來保護小規模領土，而不產生附帶損害。

此外，由於在競爭激烈的系統中，區域之間的收入與財富再分配將被淘汰，錯落的結構也提供領土間最好的和平保證。如果領土之間交相錯落，將有助於減少領土間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因為每個外來侵略者，即使只入侵一小片土地，也幾乎會瞬間面臨不同獨立保護機構在軍事與經濟上的反擊，因而，外來侵略的危險將隨之減少。

（譯註：有關私人保險公司與國家所提供之保護服務的性質差異，請參《私有防禦》中Hoppe的說明。）

我們已間接說明為什麼解決方案在過去150年間變得越來越困難。讓我點出這些年間讓問題越滾越大的一些變化。首先，我們不再能夠由上而下地進行改革。在老式君主制度的年代中，古典自由主義者能夠想到並且切實相信，只要把國王的想法變得和他們一樣，並要求國王放棄他的權力，一切都能自動到位。

今時今日，國家的保護壟斷被認為是公有而非私有財產，政府統治不再依賴於任何單一個人，而是把不同的功能透過民主政府中的匿名成員行使。因此，說服單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戰略已經不再可行。就算有幾個政府高層官員被說服也不再重要，即便是總統和少數參議員，因為，在民主政府的規則內，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廢除政府的壟斷保護。國王有這個權力，總統沒有。

總統只能辭職，然後會有其他人接管。但他不能解散政府的保護壟斷，因為政府據稱為人民所有，而非總統個人。在民主的法治下，想要廢除政府對正義與保護的壟斷，需要大多數公眾和他們的民選代表宣布廢除政府的保護壟斷並取消相應的強制稅收，或者更嚴格的標準是讓所有人都不投票，選民數目降至為零。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的保護壟斷才可以說是有效地取消。但是，這將意味著人們基本上永遠不可能擺脫經濟和道德上的扭曲。因為，現今每個人都被賦與政治參與權，包括那些流氓，我們難以想像那些流氓會放棄行使投票權，那些投票權可是掠奪他人財產的機會。

此外，即使我們排除困難地實現了這些假設，問題並沒有結束。因為現代平等主義下公眾民主時代的社會真理，幾乎摧毀了天然的精英。國王放棄保護的壟斷，而公眾對於安全的需求仍然可以被照顧到，因為國王、地方貴族與企業家精神的主流性格仍然存在，人們想要獲得保護的慾望，可以轉向清晰可見、透過自願而天然形成的多層次結構的精英階層。

天然精英的消失

在實施不到一個世紀民主制度後的今日，已經不存在這種能夠立即轉向尋求保護的天然精英與社會階層。天然精英與分層的社會秩序與組織，意味著在國家之下獨立的權威個人與機構，這種情況對於國王與王子而言是一種威脅，對於民主以及平等主義的民主精神，更是無法忍受且不可接受的狀態。因為如此，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所有的獨立機構皆透過經濟措施而受到系統性地消滅或削減。時至今日，沒有任何除了國家之外的個人或機構，能夠獲得真正的全國性或甚至是地區性的權威。不再有獨立的個人權威，我們現在只有一堆看似突出的個體：體育與電影明星、流行歌手，當然還有政客。這些人或許能夠塑造趨勢跟流行時尚，但是，他們並不具備任何天然的個人社會權威。

這是真的，尤其是政客：他們現在可能是大明星，每天都在電視上公開辯論，但這只是因為他們是目前國家機器壟斷權力其中一部分的這個事實。一旦這種壟斷被瓦解，這些政治「明星」將成為非實體，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大多是空談、駭客和半桶水。只有民主可以讓他們爬到這些高位。要是只靠他們自己的設備，只靠他們的個人成就，他們完全就是無名小卒，幾乎無一例外。說穿了，一旦民主政府，也就是國會，宣布從現在開始大家都可以自由選擇法官和保護者，這樣一來，人民仍然可以但不必然要選擇政府成為保護者，誰還會再選他們？！換言之，看看目前的國會議員和聯邦政府：誰還會自願選擇他們作為自己的法官和保護者？！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回答。國王和王子擁有真正的權威；部分的人是被脅迫參與，毫無疑問，但他們也確實具有顯著數目的自願支持。

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下的政客普遍遭受不齒，甚至在自己的流氓選區裡也是如此。但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尋求保護。地方性政客基本上也構成同樣的問題，只要取消其壟斷能力，他們顯然無法針對這個問題提供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不存在具備偉大企業家人格的人，特別是保險公司，這些幾乎都完全成為平等主義民主國家下的產物，因此，誰要來接管保護與司法這個重要的任務，沒有任何值得信任的候選。

因此，如果今天有誰達成了一百多年前國王可以作到的事，立刻就會產生社會混亂的危機，或是所謂「無政府狀態」壞的一面。人們確實將暫時處於脆弱與無助的狀態。所以，接下來的問題變成：難道沒有出路？讓我提前總結答案：有的，但不是透過由上而下的改革，我們的策略現在必須改成由下而上的革命。這沒法透過單一戰役或單一前線來達成，自由與自由意志主義的革命將不得不涉及許多戰役與許多前線。也就是說，我們要的是游擊戰，而不是傳統戰。

知識分子的角色

在解釋邁向目標之方向的解決答案之前，我們還必須認清第二個社會學的事實：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教育上與意識形態上的變化。一旦保護機構成為某疆域範圍內的壟斷者，也就是國家，它就會從真正的保護者轉變成保護敲詐者。有鑒於來自保護敲詐受害者的阻力，國家迫切需要的是合法性，也就是知識份子對其所作所為的正當化。國家從保護者轉變為保護敲詐者的程度越高，也就是每一次加重稅收與監管程度，國家就越需要這種合法化。

為了確保人民有著政治正確的國家主義思想，保護壟斷者會利用自身優勢迅速建立教育壟斷。即使是19世紀下不全然民主的君權制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為壟斷組織並接受強制性資助，至少在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等級是如此。大部分成員為對政府忠誠的教師與教授，這些人化身為國王與王子的知性保鑣，他們從意識形態上削弱君主制統治及國王與貴族特權的思想，並且以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形式推崇平等主義的概念。

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他們有著很好的理由這麼做。因為，民主和社會主義事實上倍增教育工作者和知識分子的所需數目，而這種政府公共教育系統的擴張，則反過來造成知識分子浪費與汙染的洪水。教育的價格就像保護和司法的價格一樣，在壟斷管理下已經大幅上升，同時，教育的品質也像司法的品質一樣，不斷地下降。今日，我們未受教育的程度就像未受保護的程度一樣。

一旦民主制度與政府資助的教育與研究不再繼續存在，目前大多數教師和知識分子將面臨失業，或者他們的收入會降至目前收入的一小部分。他們無法再以年薪10萬美元的水準，投入研究非洲裔美國人白話英語（Ebonics）的語法埃伯尼語、蚊子的愛情生活、或是貧窮與犯罪的關係，他們只找得到年薪2萬美元的差使，研究種植馬鈴薯或者運作燃氣泵的科學。

教育系統的壟斷所造成的問題和保護與司法系統的壟斷一樣多。事實上，政府資助的教育與研究機構是國家保護自身免受公眾抵制的中央機構。今時今日，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從維持現狀的角度出發，知識分子同樣重要或甚至更重要，他們是法官、警察和士兵。

一如我們在政治上無法由上而下改變民主系統，我們也難以期待現有公共教育與公立大學體制會出現由上而下的改變。這個系統無法被改革。自由意志主義者不可能滲入並接管公共教育體系，就像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取代君主制度時候一樣。

從古典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整個稅收資助的公共教育系統都必須剷除，連根帶葉。任何帶著這個信念的人顯然都不可能在現有狀態下闖出一番事業。我不可能會擠身大學校長。我的觀點使得我與這種職涯絕緣。這並不是在說教育與知識份子在自由意志主義革命中不發揮作用。與此相反，正如我先前的解釋，所有事情，都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成功地揭穿民主制度及其對司法與保護的壟斷在經濟與道德上的墮落，並且成功地將民主制度去合法化。

這顯然不過是意識形態鬥爭。但如果我們假設官方學術界在這場努力中會給出任何幫助，那是一種判斷錯誤。在政府失業救濟金的前提下，教育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往往傾向國家主義者。知性糧彈、思想指導與協同運作，只能來自官方學術界之外，來自知性抵制的中心，來自於像米塞斯研究所這樣位於外部且獨立的反主流智庫，它們從根本上反對壟斷保護與教育的政府。

（譯註：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另參《國家解剖學》頁7以後Rothbard的闡述。）

由下而上的革命

最後我將詳細解釋由下而上之革命戰略的意義。讓我先談談剛才提到的利用民主的防禦手段，即，為了非民主與自由意志主義者親私有財產的目標而使用民主。到目前為止，我已達成兩個初步見解。

首先，由上而下的策略不可能達成，我們應該節省力氣、時間和金錢在全國性政治競賽上，譬如總統選舉。同時也無須浪費力氣在對中央政府的比賽上，譬如，對於參議員競選的力氣要花得比眾議員競選要少。

其次，我們從知識分子角色的觀察中可以知道，他們旨在保存現行的保護詐欺體制，我們也同樣應該少花點力氣、時間與金錢去企圖從內部改革教育與學術界。譬如，在現行大學系統中擁抱自由企業或私有財產的立場，這只不過是更合法化那些我們想要推翻的概念。官方的教育與研究機構必須受到系統性的撤資。而我們對於當前重要任務的知性層面支持，應該要給予確實投身此行動的機構與研究中心。

這兩帖建議的原因很簡單：就算整體人口和所有教育工作者與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完全同質，哪怕我們不可能在全國性選舉中贏得決定性的反民主平台，但在相對小規模的選區，以及民主政府結構下的當地或區域功能中，贏得主流意見似乎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事實上，這樣的多數存在數千個地點的假設也非不切實際。也就是說，這些地點可能非均勻地分散在全國各地。同樣，即使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階級必須被視為司法與保護的天敵，在許多不同地點中也分散著反知識分子的孤立知識分子，就像米塞斯研究所證明的那樣，將這些孤立的知識分子圍繞知識中心聚集在一起，給予他們團結與力量，以及來自全國甚至國際的觀眾。

接下來呢？其他事情幾乎都隨著最終目標自動到位，我們在行動中必須將這謹記於心：由下而上地恢復私有財產制以及保護財產的權利；自衛的權利、排除與接受的權利，以及契約自由。答案可以拆成兩部分。

第一，假如在這些小選區中，具備反主流人格的親私有財產候選人有可能勝選時，我們該做什麼。第二，該怎麼處理高層級的政府，特別是中央聯邦政府。首先，作為第一步，我先提出在地方層級該做什麼，我們第一個反民主平台應該是：必須限制地方稅收的投票權，尤其是物業稅以及針對財產與房地產的監管法規。只有業主才能獲准投票，而且他們的選票權重不能相等，而是按照財產價值的比重與繳稅的金額加權。換言之，類似於Lew Rockwell解釋過的加州部分地區狀況。

此外，所有公共部門僱員，包含教師、法官、警察和所有受助人，在地方稅收與地方性法規的投票表決事項中，必須被排除。這些人收受稅金，因此沒有資格過問這些稅金該設多高。這種平台當然無法到處通行；你在華盛頓特區絕對沒法贏到這種平台。但我敢說，在許多地區，這很容易就可以做到。選區必須夠小，並具有一定數量的正派居民。

因此，地方稅率以及地方稅收勢必減少。物業價值和大多數地方收入會增加，而公共部門僱員的數量和支付總額將下降。接下來是最具決定性的一步，我們還必須做下列事項，請牢記於心，我說的是非常小的地區，譬如村莊規模。

一旦投票權從流氓手中奪走後，就會爆發政府資金危機，走出這個危機的方式，就是私有化所有地方政府資產。譬如所有公共建物與庫存，學校、消防、派出所、法院、道路等等，在地方層級上這些資產不會很多，這些資產應該依照當地私營業主一生當中所支付的物業稅總額比例進行股權分配。畢竟，這些物業是他們所支付的，所以是他們的。

這些股份應該自由流通、銷售和購買，做到這點後，當地政府基本上就已被取消。假若沒有更高層級的政府繼續存在，這個村莊或城市現在就已經是個自由解放的疆域。接下來，教育會發生什麼事，更重要的，財產保護與司法又會發生什麼事？

在小規模的地方層級上，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準確的預測，甚至比我們預測一百年前國王退位後可能發生的事情還要準確，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大概是這樣：所有原先投入學校、警局、法院這些政府功能的資源仍然存在，人力資源也是。唯一的差別只是，現在這些資源成為私有，或者是暫時失業（原先的政府雇員）。我們可以很實際地假設，當地對於教育、保護與司法的需求還在，這些學校、警局還有法院仍然會被使用於相同目的。許多前教師、前警察與前法官也會再被雇用，或者是脫離雇員身分成為個人工作者，只不過現在他們的雇主是當地「大人物」或擁有這些物業的精英，這些人本身都是知名人士。可能作為營利企業，或更可能是慈善與經濟組織的混合體。地方「大人物」通常也會從私人口袋中掏出錢來提供公共物品，顯然，他們對於維持當地司法與和平也具有最大的個人利益。

很簡單就可以預見學校與警察如何運作，但是，法官和司法呢？回想一下司法強制性壟斷的這個萬惡之源，即，只有一個人說了算。因此，法官必須要自由資助，而且也必須要能自由地從事法官職業。法官不再由投票決定，而是透過尋求司法裁決者的需求來決定。我們別忘了，在小規模地方層級上，我們談論的需求大概只有一位或少數幾位。這些法官可能會受雇於私人法院或者是股票公司，又或者是租用這些設施或辦公室的個人工作者。顯然，只有一些廣為人知而且人格受人尊敬的人才會從事此行業，換言之，只有當地的天然精英才有機會被選擇為當地維護和平的法官。

只有天然精英的裁決才具有強制執行的公信力。如果他們作出荒謬的判決，他們將立即被其他當地更具公信力的法官取代。如果繼續沿著這條地方層級的路線走，人們當然無可避免的會與更高層級的政府權力起直接衝突，特別是聯邦層級。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難道聯邦政府不會簡單地粉碎這種嘗試嗎？

他們肯定會想要這麼做，但這和他們實際上有沒有辦法這麼做，則是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了釐清這點，我們只需要認識到，即使在民主之下，政府機構的成員佔總人口的比例極小。而中央政府雇員所佔的比例甚至更小。

這意味著中央政府不能對全體人口強制執行其立法意志或其扭曲的法律，除非它認為這樣做會獲得廣泛的地方支持和合作。如果我們想像一下，存在大量我們先前提到的自由城市與村莊，這變得尤其明顯。不管是從人力資源的角度或者是公共關係的角度來看，聯邦政府要接管地域廣泛分散的幾千的地區並實施聯邦法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沒有地方當局的執法，中央政府的意志不過就是熱空氣。而地方支持與合作正是我們需要打散的環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由解放地區的數量仍然很小，事情似乎有些危險。然而，即使是在這個自由解放鬥爭的初始階段，仍相當能具有信心。

在這個階段要謹慎，避免直接與中央政府對抗，無須公開譴責中央政府的權威甚至公然反對。相反的，消極抵抗與不合作政策較為可取。我們可以停止協助每一條聯邦法規的強制執行。我們只需要抱持以下態度：「這是你的規則，你自己執行。我不能妨礙你，但我也不會幫你，我只對本地選民負有義務。」

只要貫徹這個原則，不合作也不在任何層面上提供任何援助，中央政府的權力將嚴重縮水，甚至蒸發。在廣大民意壓力下，聯邦政府極不可能膽敢佔領那些居民只想做自己生意的領土。的領土的居民沒有其他比試圖介意自己的生意。位於韋科的一小群怪胎是一回事。但佔用或洗劫一大群正常、有成就又正直的公民，則是另一回事，而且是相當困難的事。

一旦這些隱約脫離聯邦的領土數量達到一個臨界點，每一個成功解放的地點都將促進並扶育下一個地點，這將不可避免的蔓延為全國範圍的運動，抱持明確的激進分裂地方政策，並公開表示與聯邦當局的不合作。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將被迫放棄保護壟斷，放棄中央權威與地方權威之間的關係，中央權威將失去他們的權力，這些中央權威將被擺回純粹的契約關係，如此，人們或許能夠奪回保衛財產的權利。

【譯作】為何要當自由意志論者？｜Why Be Libertarian?

Wed, 10 Jul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為何要當自由意志論者？｜Why Be Libertarian?

文：吳莉瑋
圖：photo credit: Saint Huc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urray N. Rothbard所著之《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 Against Nature, and Other Essays》第15章，Rothbard談到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應該要有的精神，勉勵我們激進原則才是前進的唯一正道，他談到功利主義的說法只是自由所帶來的其中一個附加好處，追求功利並不能成為自由運動的主幹精神，只有對正義的渴望與激情才能成為自由意志論者心中的支柱。

相較於怯生生的漸進主義者，真正的自由運動應該要在追求正義的驅動下穩扎穩打，自由的目標不能有任何妥協，我們只有在遙望無疑目標的正確道路上信步前進，才不會走偏了路，我們抱著堅定的道德原則處事，正義與非正義都在心中澄澈清明，Mises、Lead、Rothbard、Hoppe這些名單列不完的自由英雄們，都在自由的道路上豎立了榜樣，面對責難、誤解、抹黑與嘲弄，他們堅定不移，提供我們許多意志的食糧，Rothbard的《The Ethics of Liberty》無疑是他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之一。

對於那些認為「廢除所有非正義」的呼籲「不切實際」的批評，Rothbard反過來提出這些評論是將「目標」與「實現目標的策略」混為一談的抹黑。自由意志論者的目標相當「實際」，因為，不公正的問題純粹只是人的意志所造成的結果，在這層意義上，只要有夠多的人認同自由，解放所有不公的目標終將實現，這個過程在人類歷史中不斷出現，美國的廢奴運動特別具有代表性。

感謝mises.org，追求正義的渴望凝聚在此，mises.org不只提供精神糧食，還提供推動運動的彈藥，驅動自由志士前進的不是功利主義，而是道德堅持，我很慶幸自己能夠成為自由意志推動者的其中一員。

為何要當自由意志論者？｜Why Be Libertarian?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到底，為什麼要當自由意志論者？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究竟這一切是為了什麼？為什麼要為了個體自由的原則與目標，投入終身承諾？在這個基本上不自由的世界裡，這種承諾，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現狀的激進異議與疏遠，而這等同於金錢與聲望上的許多犧牲。人生苦短，勝利卻在遙遠的將來，究竟為了什麼要經歷這些？

或許你很難相信，我們發現，這個國家出現越來越多自由意志論者，他們從相當狹窄與個人角度的觀點出發。許多人將自由當成知識系統或美學目標而深受吸引，但自由對他們而言仍不過是智力遊戲，完全脫離他們所認知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活動。有一些自由意志論者的動機則純粹從個人財務角度出發。他們意識到自由市場可以提供更大的機會讓獨立個體謀取創業利潤，他們成為自由意志論者只是為了謀求企業利潤的較佳機會。雖然，在自由市場與自由社會中，獲利機會將更廣泛且大幅提高，這是事實，但若把這當成自由意志論者的主要動機，又顯得滑稽。考慮到實現自由之前必須經歷的道路往往曲折、困難又艱苦，自由意志論者獲取個人利益的機會，負面往往大於正面。

這些賭徒和獲利投機者在推動自由的運動中，只會獲得最少的利益，那是這兩個族群狹隘又短視的後果。但是，實現最終自由卻只有這條路。想法不會突然憑空出現在世界上，尤其是激進想法，想法只能透過人們而生，因此，這些族群的發展與支持，也就是所謂的「運動」，變成那些認真推行自我目標之自由意志論者的首要任務。

談到這些眼光狹隘者，我們必須認清功利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共同點）並不是自由意志運動蓬勃發展的充要條件。雖然「自由市場會替所有人帶來更富饒又更健全的經濟」這種認知是事實也具有價值，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種認知是否足以讓夠多的人畢生奉獻於自由。

簡言之，有多少人願意忍受障礙並擁抱致力於自由所帶來的許多犧牲，這些人所占的百分比有比想要新型浴缸的人要來得多嗎？這些人難道不會乾脆接受較為簡單的生活，忘記那些浴缸？所以，雖然在完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與活動的結構中，功利主義經濟學不可或缺，但最終，這些機會主義者追求短視利潤的運動，只是自由運動中的一個不太令人滿意的基礎工作。

我們認為，只有在奉獻畢生給自由正義的激情下，自由運動才能穩扎穩打地蓬勃發展。那必須是我們的原動力，那才是在未來風暴中保護我們的武裝，而不是追求急功近利、智力遊戲，或冷靜計算經濟收益。為了獲得正義的激情，人們必須有一套分辨正義與非正義的理論，也就是一套分辨正義與非正義的倫理原則，功利經濟學提供不了這個。

我們將這個充滿不公正的世界，視為透過努力推動就能根除所有不公正的天堂。相比於此，其它傳統的激進目標則純然是烏托邦，譬如「消除貧困」，因為人沒有辦法單純透過實施人的意志就能消除貧困。貧困只能夠過一定的經濟因素操作來消除，也就是資本的投資與儲蓄，這只能透過長期改造自然資源來達成。簡言之，人的意志在此受到「自然法則」的嚴格限制，這個名詞很古老但卻始終有效。然而，不公正卻是人所造成，它們都是人的行為，因此，它們以及它們的消失，都取決於人的意志。

舉個例子：英國對於愛爾蘭人幾個世紀以來的佔領與殘酷壓迫。假如現在是1900年，我們在觀察愛爾蘭情勢並思考愛爾蘭人的貧困時，我們得承認：透過擺脫英國與其土地壟斷可以改善貧困，但若想要完全消除貧困，在最好的條件下，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並受到經濟規律的限制。可是，結束英國壓迫的這個目標，卻能透過人的意志而瞬間完成：只要英國決定撤出就好。

當然，這類決定沒有即時發生的事實並非重點；重點在於不公肇事者作出不公決定並加以實施的這個行為本身，在這個案例中，肇事者是英國政府。在正義的領域中，人的意志就是一切，只要人願意，愚公都能移山。因此，這種即時正義的激情，也就是激進的激情，不像瞬間消除貧困或將每一個人都變成開音樂會的鋼琴家那樣，並非烏托邦。只要夠多的人有意願，即時正義就可以實現。

那麼，對於正義的真正熱愛，必須要是激進的，也就是說，至少要有著激進且即時達成目標的希望。《Economic Education》的創辦人Leonard E. Read在寫《I’d Push the Button》時，非常貼切地傳達出這種激進的精神。當時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處理《價格管制局》對經濟施加的價格與工資管制。大多數經濟自由主義者都怯生生地「實事求是」，提倡不同形式的漸進式鬆管，Read在此採取明確又激進的原則，他的開場白是：「如果這個講台上有個按鈕，按下它能夠瞬間鬆綁所有的工資和價格控制，我會把我的手指擺到上頭，按下去！」1

因此，對於激進精神的真正考驗就是按鈕測試：如果我們可以按下一個按鈕，瞬時廢除所有對於自由的不公正侵犯，我們會按嗎？如果我們不會按，那們我們就不能說自己是自由意志論者，大多數人，只有在受到遵循正義的激情驅動下，才做得到如此。

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可以用「廢除主義者」這個字概括，如果可以的話，他會立刻廢除所有對自由的侵犯，無論這些侵犯是原始的奴役，或是其它國家壓迫的實例。用另一個自由意志論者的話來講（譯註：Leonard E. Read），他會「狂按到起水泡！」

自由意志論者必須是「按下按鈕的人」與「廢除主義者」。因為受到正義的驅動，他不會被那些不道德的功利說法所說動，也就是那些所謂犯罪份子也要被「補償」才是正義的說法。偉大的廢奴運動在19世紀初盛行時，曾出現一種聲音，認為廢除奴隸制度的同時，奴隸主也要獲得經濟補償才算公平。簡言之，經過幾百年的壓迫和剝削後，還應該強迫無辜納稅大眾，進一步讓奴隸主得到可觀的回報！對於這項建議最貼切的評論，來自英國激進哲學家Benjamin Pearson，他說「他以為應該得到補償的是奴隸」；顯然，這種補償必須來自奴隸主本身才正義。2

一般的反自由意志論者與反激進者，會把這種「廢除主義」視為「不切實際」，做出這種指控的他們，無可救藥地把「預期目標」與「達成目標之戰略評估」給混為一談。

劃分原則時，不將評估戰略與期望目標混為一談，這點極其重要。首先，必須制定目標，在廢奴的案例中，目標就是即刻廢除奴隸制度或任何其它中央集權下的壓迫。我們在制定這些目標時，必須先把達成的可能性放在一邊。自由意志論者的目標很「實際」，因為只要夠多的人同意，他們的目標就可以達成，而他們的目標若是達成，世界將變得更好。目標的「實際」與否，只會受到「批判目標本身」的挑戰，而不在如何實現。當我們決定好目標之後，我們面臨的純然是策略問題：如何盡快地達成目標、如何打造社會運動去實現它等等。

因此，William Lloyd Garrison並非「不切實際」，他在1930年代提出立即解放黑奴的高尚準則。他的目標是對的，而他在策略上也相當實際，他並沒有預期這個目標能夠快速實現。或者說，就像Garrison本人所言：

盡其所能地呼籲立即廢除奴隸制度，它終將一步一步地成真！我們從來沒說過奴隸制度會被單一事件推翻；但它應該要被推翻，而我們應該始終保持抗衡。3

事實上，在戰略領域中，高舉激進原則的標幟，通常是達成激進目標最快的方式。如果純粹的目標從未出現，那麼就不會出現任何朝它前駛的發展。如果30年前沒有廢奴主義者的大聲疾呼，奴隸制度永遠不會被廢除，當廢奴時刻來臨之時，幾乎就是一擊即潰，而不是透過漸進或補償的方式。4

超越策略之上的，是出於正義的呼喚。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他1831年初著名的《The Liberator》社論中，懺悔他先前採用的漸進廢除原則：

在此，我全面性地明確取消先前的發言，並公開請求上帝、我的國家、我的兄弟以及可憐奴隸們的寬恕，寬恕我曾如此膽怯、不公與荒謬。

受到許多數落與攻擊，Garrison的回應是：「我需要全身投入火中，融化我身上一座又一座的冰山。」正是這種精神，標記出真正獻身自由事業的人。5

註1：Leonard E. Read，《I’d Push the Button》，New York: Joseph D. McGuire，1946年，頁3。

註2：William D. Grampp，《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年，頁59。

註3：引述於William H.、Jane H. Pease編，《The Antislavery Argument》，Indianapolis: Robbs-Merrill，1965年，頁xxxv。

註4：對於「不切實際」以及將善與當前狀態混為一談的指控，Philbrook教授做出相當精彩的哲學批判：

只有一種政策辯護會對經濟學家或其他任何人開放：始終維持正確的政策。真正的「現實主義」就像人們一直以來的智慧：在終極光明的啟發下做出立即決定。

Clarence Philbrook，「Realism’ in Policy Espous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3年12月859刊。

註5：有關Garrison的引述，參Louis Ruchames編，《The Abolitionists》，New York: Capricorn Books，1964年，頁31；Fawn M. Brodie，「Who Defends the Abolitionist?」，Martin Duberman編，《The Antislavery Vanguar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年，頁67。Duberman的書相當具有價值，收錄了那些獻身給當時現狀的人物，他們抹黑激進者，特別是廢奴主義者。具體參Martin Duberman，「The Northern Response to Slavery」，同上，頁406-413。

【書摘】Planned Chaos｜Ludwig Von Mises

Sat, 06 Jul 2013 00:00:00 +0000

【書摘】Planned Chaos｜Ludwig Von Mises

摘錄：Planned Chaos｜Ludwig Von Mises

文：吳莉瑋
圖：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lanned Chaos》選錄了一些 Ludwig Von Mises 談社會主義的文章，其中，Mises 特別強調所謂政治上的左派右派，不管是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在經濟上都是採種中央計畫制度的「社會主義」。這些文章中談了許多共產主義的發展細節，以及共產主義與納粹或法西斯的比較。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 Mises Institute 網站免費下載閱讀。

正如 Mises 對社會主義的著名評論，社會主義在經濟計算上完全不可行，所以註定失敗。但其實，干預主義更糟糕，集合了眾缺點於一身，也就是我們現行世界中幾乎所有國家正實施的制度。

為什麼世界變成這樣？Mises 的回答是，那些宣傳社會主義美好的每一個知識份子都有責任。這本書裡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在第 77 頁：

What is needed to stop the trend towards socialism and despotism is common sense and moral courage.

【書摘】

Page 7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0:53:51 PM

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is fact to prevent a confusion of socialism and interventionism. The system of the hampered market economy, or interventionism, differs from socialism by the very fact that it is still market economy. The authority seeks to influence the market by the intervention of its coercive power, but it does not want to eliminate the market altogether.

Page 9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0:51:58 PM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ventionists the mere existence of profits is objectionable. They speak of profit without dealing with its corollary, loss. They do not comprehend that profit and loss are the instruments by means of which the consumers keep a tight rein on al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t is profit and loss that make the consumers supreme in the direction of business.

Anti-capitalistic policies sabotage the oper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failure of interventionism does not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of adopting socialism. It merely exposes the futility of interventionism.

Page 10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1:00:46 PM

If the government, faced with this failure of its first intervention, is not prepared to undo its interference with the market and to return to a free economy, it must add to its first measure more and more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Proceeding step by step on this way it finally reaches a point in which all economic freedom of individuals has disappeared. Then socialism of the German pattern, the Zwangswirtschaft of the Nazis, emerges.

Page 12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1:06:32 PM

Price control is contrary to purpose if it is limited to some commodities only. It cannot work satisfactorily within a market economy.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draw from this failure the conclusion that it must abandon all attempts to control prices, it must go further and further until it substitutes socialist all-round planning for the market economy.

Page 13 | Added on Thursday, April 11, 2013 11:09:43 PM

The market is a democracy in which every penny gives a right to vote. It is true that the various individuals have not the same power to vote. The richer man casts more ballots than the poorer fellow. But to be rich and to earn a higher income is, in the market economy, already the outcome of a previous election. The only means to acquire wealth and to preserve it, in a market economy not adulterated by government-made privileges and restrictions, is to serve the consumers in the best and cheapest way.

It is consumers who make poor people rich and rich people poor. It is the consumers who fix the wages of a movie star and an opera singer at a higher level than those of a welder or an accountant.

Page 26 | Added on Sunday, April 21, 2013 8:48:54 AM

Having emancipated themselves from Marxian determinism, the Russian Marxians were free to discuss the most appropriate tactic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in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no longer bothered with economic problems. They had no longe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 time had come. They had only one task to accomplish, the seizure of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Page 29 | Added on Sunday, April 21, 2013 9:00:21 AM

Those Marxians who did not surrender to the dictator in Moscow called themselves social democrats or, in short, socialists. What characterized them was the belief that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plans to establish socialism, the final goal common to them as well as to the communists, was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ey abandoned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s and tried to adopt democratic methods for the seizure of power.

The communist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y were loyal only to their Russian chief. They expelled from their ranks everybody who was suspected of feeling himself bound by any of his country’s laws. They plotted unceasingly and squandered blood in unsuccessful riots.

Page 48 | Added on Monday, April 22, 2013 10:17:16 PM

It is a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our contemporaries are imbued with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ideas.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unanimous in their proposals f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public control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n the contrary. Each socialist coterie is fanatically opposed to the plans of all other socialist groups. The various socialist sects fight one another most bitterly.

Page 49 | Added on Monday, April 22, 2013 10:19:52 PM

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as abrupt sweeping transformations of human affairs. What is called, in rather misleading terms,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is the coming on the scene of forces which were already for a long time at work behind the scene. New ideologies, which had already long since superseded the old ones, throw off their last veil and even the dullest people become aware of the changes which they did not notice before.

Page 52 | Added on Tuesday, April 23, 2013 10:15:44 PM

It is customary to call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dvocate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social” point of view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dividualistic” and “selfish” point of view of the champions of the rule of law. In fact, however, the supporters of the welfare state are utterly anti-social and intolerant zealots. For their ideology tacitly implie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exactly execute what they themselves deem right and beneficial. They entirely disregar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arise disagreement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right and expedient and what is not.

Th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of these two doctrines, rule of law versus welfare state, was at issue in all the struggles which men fought for liberty. It was a long and hard evolution. Again and again the champions of absolutism triumphed. But finally the rule of law predominated in the realm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Page 53 | Added on Tuesday, April 23, 2013 10:25:14 PM

Thus the socialists resorted to a trick. They continued to discuss the coming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e., the dictatorship of each socialist author’s own ideas, in their esoteric circles. But to the broad public they spoke in a different way. Socialism, they asserted, will bring true and full liberty and democracy. It will remove all kinds of compulsion and coercion. The state will “wither away.”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neither judges and policemen nor prisons and gallows.

Page 56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7:54:47 AM

Fascism and Nazism were both committed to the Soviet principle of dictatorship and violent oppression of dissenters. If one wants to assign Fascism and Nazism to the same class of political systems, one must call this class dictatorial regime and one must not neglect to assign the Soviets to the same class. In recent years the communists’ semantic innovations have gone even further. They call everybody whom they dislike, every advocate of the free enterprise system, a Fascist.

Page 57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9:34:47 PM

Dictatorship and violent oppression of all dissenters are today exclusively socialist institutions. This becomes clear as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Fascism and Nazism.

Page 60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9:51:21 PM

Fascist economic policy did not—at the beginning—essentially differ from those of all other Western nations. It was a policy of interventionism. As the years went on, it more and more approached the Nazi pattern of socialism. When Italy, after the defeat of France, entered the second World War, its economy was by and large already shaped according to the Nazi pattern. The main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Fascists were less efficient and even more corrupt than the Nazis.

Page 61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9:59:04 PM

Fascism was not, as its advocates boasted, an original product of the Italian mind. It began with a split in the ranks of Marxian socialism, which certainly was an imported doctrine. Its economic programme was borrowed from German non-Marxian socialism and its aggressiveness was likewise copied from Germans, the All-deutsche or Pan-German forerunners of the Nazis. Its conduct of government affairs was a replica of Lenin’s dictatorship. Corporativism, its much advertised ideological adornment, was of British origin. The only home-grown ingredient of Fascism was the theatrical style of its

Fascism was not, as its advocates boasted, an original product of the Italian mind. It began with a split in the ranks of Marxian socialism, which certainly was an imported doctrine. Its economic programme was borrowed from German non-Marxian socialism and its aggressiveness was likewise copied from Germans, the All-deutsche or Pan-German forerunners of the Nazis. Its conduct of government affairs was a replica of Lenin’s dictatorship. Corporativism, its much advertised ideological adornment, was of British origin. The only home-grown ingredient of Fascism was the theatrical style of its processions, shows and festivals.

Page 62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00:40 PM

The philosophy of the Nazis, the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Labour Party, is the purest and most consistent manifestation of the anticapitalistic and socialistic spirit of our age.

Page 64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08:03 PM

For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the German professors of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law,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 eagerly imbued their disciples with a hysterical hatred of capitalism, and preached the war of “liberation” against the capitalistic West. The German “socialists of the chair,” much admired in all foreign countries, were the pacemakers of the two World War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the Germans were already radical supporters of socialism and aggressive nationalism. They were then already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Nazism. What was lacking and was added later was only a new term to signify their doctrine.

Hitler was not the founder of Nazism; he was its product. He was, like most of his collaborators, a sadistic gangster. He was uneducated and ignorant; he had failed even in the lower grades of high school. He never had any honest job. It is a fable that he had ever been a paperhanger. His military care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rather mediocre. The First Class Iron Cross was given to him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as a reward for his activities as a political agent. He was a maniac obsessed by megalomania.

Hitler was not the founder of Nazism; he was its product. He was, like most of his collaborators, a sadistic gangster. He was uneducated and ignorant; he had failed even in the lower grades of high school. He never had any honest job. It is a fable that he had ever been a paperhanger. His military care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rather mediocre. The First Class Iron Cross was given to him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as a reward for his activities as a political agent. He was a maniac obsessed by megalomania. But learned professors nourished his self-conceit.

Page 66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19:22 PM

It must be emphasized again: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cientific ought. Which men are superior and which are inferior can only be decided by personal value judgments not liable to Verification or falsification.

The eugenists delude themselves in assuming that they themselves will be called to decide what qualities are to be conserved in the human stock. They are too dull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other people might make the choi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value judgments. [28] In the eyes of the Nazis the brutal killer, the “fair-haired beast,” is the most perfect specimen of mankind.

Page 67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29:27 PM

the experience with which 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 have to deal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It 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 is an experience of complex phenomena, of the joint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operation of a multiplicity of elements.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never in a position to control the conditions of change and to isolate them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way in which the experimenter proceeds in arranging his experiments. They never enjoy the advantage of observ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 change in one element only, other conditions being equal. They are never faced with facts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natural sciences employ this term. Every fact and every experience with which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to deal is open to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Historical fac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can never prove or disprove a statement in the way in which an experiment proves or disprov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ver comments upon itself. It needs to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ories constructed without the aid of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Reference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 can never solve any problem or answer any question.

Page 74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0:58:09 PM

Freedom of thought and conscience is a sham in a country in which the authorities are free to exile everybody whom they dislike into the Arctic or the desert, and to assign him hard labour for life. The autocrat may always try to justify such arbitrary acts by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motivated exclusively by considerations of public welfare and economic expediency.

Page 75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1:00:06 PM

The truth is that most people lack the 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courage to resist a popular movement, however pernicious and ill-considered.

Page 77 | Added on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11:15:26 PM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masses are vehemently asking for socialism and that there is no means to resist them. The masses favour socialism because they trust the socialist propaganda of the intellectuals. The intellectuals, not the populace, are moulding public opinion. It is a lame excuse of the intellectuals that they must yield to the masses. They themselves have generated the socialist ideas and indoctrinated the masses with them. No proletarian or son of a proletaria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elabor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ist and socialist programmes. Their authors were all of bourgeois background.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the peoples have produced and propagated the fallacies which are on the point of destroying libert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intellectuals alon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 slaughters whi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 mark of our century. They alone can reverse the trend and pave the way for a resurrection of freedom.

What is needed to stop the trend towards socialism and despotism is common sense and moral courage.

【書摘】Thinking as a Science｜Henry Hazlitt

Sat, 06 Jul 2013 00:00:00 +0000

【書摘】Thinking as a Science｜Henry Hazlitt

摘錄：Thinking as a Science｜Henry Hazlitt

文：吳莉瑋
圖：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Thinking as a Science》是 Henry Hazlitt 在 1916 年發表的教學，他在 1916 年就以專著來談「思考」，我認為，Hazlitt 本身就是實踐獨立思考的最佳實例。

Hazzlitt 首先談到思考是什麼、為什麼這麼重要、怎麼思考、有哪些思考方式、要怎麼練習、又可以從哪裡開始練習，最後還提供許多延伸閱讀指引，簡言之，這是一本簡明精要的「思考教戰手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 Mises Institute 網站免費下載閱讀。

人類最重要的能力並不是「知識」，而是「思考」，在一個知識爆炸的年代，謹記這點於心更是重要，閱讀再多知識，都比不上好好靜下心來把所接觸到的訊息思考過至少一輪，想要這麼做的人，這本書讓你能夠按部就班地撿回自己思考的能力。

【書摘】

Page 4 | Added on Sunday, May 26, 2013 4:10:24 PM

When they think at all, the last thing men think about is their own thoughts.

Page 5 | Added on Sunday, May 26, 2013 4:14:24 PM

If we are to find rules and methods of procedure, these methods must come from somewhere—must be based on certain principles—and these principles can come only from clos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For our purposes, all science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positive and normative. A positive science investigates the nature of things as they are. It deals simply with matters of fact. Such a science is physics, chemistry, psychology. A normative science is one which studies things as they ought to be. As the name implies, it seeks to establish a norm or pattern which ought to be adhered to. It studies means of reaching desired ends. To this class belong such sciences as ethics, education, agriculture.

Page 6 | Added on Sunday, May 26, 2013 4:17:39 PM

Now these normative scienc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ethics, are nearly always referred to either as “arts” or “applied sciences.” To both of these terms I technically but strenuously object. I object to the term “art” to designate any set of organized rules for doing a thing, because “art” also means the actual doing of that thing. And this thing may be done, and often is done, in total ignorance of the rules governing it.

I object also to the term “applied science,” because to me this term implies that the science it refers to is based on one positive science only.

The science of thinking, then, if such a science there be, is normative. Its purpose is to find those methods which will help us to think constructively and correctly.

Page 7 | Added on Sunday, May 26, 2013 4:24:08 PM

Our ship is headed for the port Truth. Our mind is the engine, the science of thinking the propeller, and logic the rudder. Without our engine, the mind, the propeller of the science of thinking, which transforms our mental energy most effectively into motion, would be useless. Without the propeller, which gives motion, the rudder of logic would be useless. But all three are needed to reach our goal.

Page 9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1:35:59 AM

Modern psychologists tell us that all reasoning begins in perplexity, hesitation, doubt. “The process of reasoning is one of problem solving…. The occasion for the reasoning is always a thwarted purpose.”

If a man were to know everything he could not think. Nothing would ever puzzle him, his purposes would never be thwarted, he would never experience perplexity or doubt, he would have no problems. If we are to conceive of God as an All-Knower, we cannot conceive of Him as a Thinking Being. Thinking is reserved for beings of finite intelligence.

Page 10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1:39:42 AM

To think at all requires a purpose, no matter how vague. The best thinking, however, requires a definite purpose, and the more definite this purpose the more definite will be our thinking. Therefore in taking up any special line of thought, we must first find just what our end or purpose is, and thus

To think at all requires a purpose, no matter how vague. The best thinking, however, requires a definite purpose, and the more definite this purpose the more definite will be our thinking. Therefore in taking up any special line of thought, we must first find just what our end or purpose is, and thus get clearly in mind what our problems are.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sources of confusion in stating questions is in failur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Our first step, then, is to get our problem or problems clearly in mind, and to state them as definitely as possible. A problem properly stated is a problem partly solved.

Page 11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1:44:51 AM

Classifi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grouping objects according to common qualities. But as almost all objects differ in some qualities and almost all have some qualities in common, it follows that, contrary to common belief, there is no one classification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any group of objects. An infinite number of classifications may be made, because every object has an infinite number of attributes, depending on the aspect we take of it. Nor is any one aspect of a thing “truer” than any other. The aspect we take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purpose we have in mind or the problem we wish to solve.

Page 12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1:49:44 AM

Before starting to solve a question—while deciding, for instance, on the validity of some nice distinction in logic—we should ask ourselves, “What practical difference will it make if I hold one opinion or the other? How will my belief influence my action?”—(using the word “action” in its broadest sense). This may often lead our line of inquiry into more fruitful channels, keep us from making fine but needless distinctions, help us to word our question more relevantly, and lead us to make distinctions where we really need them.

One method applicable to almost all problems is what we may call either the deductive or the à priori method. This method reaches a conclusion without observation or experiment. It consists in reasoning from previous experience or from established principles to particular facts.

Page 14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2:00:14 PM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s as old as thought itself, but it is strange that even scientists did not begin to use it consciously and consistently until almost the present generation. Nowhere is it better illustrated than in modern psychology. Most of the so-called branches of psychology are merely different form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treatment. “Abnormal psychology” is merely a comparison of abnormal mental types with normal mental types for the light they throw on each other. “Child study” is a comparison of the mind of the child with that of the adult. “Animal psychology” is a comparison of the actions of animal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ose of man. And none of these methods is of any value except in so far as it makes use of comparison.

Page 15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2:07:10 PM

If we started out merely to observe, with no definite purpose in mind, we could keep it up forever. And get nowhere. Nine out of every ten observations would never be put to use. We would be sinfully wasting our time. To observe most profitably, just as to think most profitably, we must have a definite purpose. This purpose must be to test the truth of a supposition.

Page 16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2:21:16 PM

The example sums up roughly the general process of all thought, and brings out the motive and value of observation.

The first thing to happen is the arousal of a feeling of perplexity, the appearance of a problem.

After this doubt has been aroused the most obvious solution suggests itself—“y own footprints.” But if true, this suggestion involves the co-existence of other facts, some of which are known and some of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The first consequence involved—that he had been there before—was a fact, but the others were not, and so the suggestion was dropped.

Then a second hypothesis occurred —“he man came in a ship”—and this was tried out in a similar way.

Page 17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2:26:29 PM

Notice that in each case the consequences dependent on the truth of the suggestion are tried out (1) by memory, (2) by observation or experiment.

The suggestions or suppositions are tested by observation, memory, experiment.

The methods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may all be considered simply as means for helping good suggestions occur to us.

We are often aided in the solution of a problem by asking its opposite. If we ask ourselves “What constitutes gracefulness?” we may find ourselves at a loss for suggestions, because gracefulness always seems “so natural.” But if we ask its opposite, “What constitutes awkwardness?,” suggestions are more apt to occur.

Page 18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2:35:08 PM

The method of analogy likewise encourages suggestions. Analogy consists in noting certain likenesses between things, and assuming that they also possess other common qualities.

In the whole discussion of constructive method thus far, I have left out the two most common and useful methods of all. The first of these we may designate by a somewhat formidable title: empirical observation. Empirical, at least for our present purposes, means merely that which comes within experience. But the term is generally opposed to scientific.

Page 19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2:38:43 PM

Logicians usually call this method simply observation, and oppose it to experiment. But I object to calling this simply observation because experiment itself is really observation, only in one case we observe merely events which happen to occur, and in the other we observe the results of events which we have made occur. The true way of distinguishing these two methods would be to call one empirical observation, and the other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Empirical observation is used where experiment is impossible—often, unfortunately, where experiment is merely inconvenient.

Page 20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12:42:50 PM

But valuable as empirical observation is, and often as we must use it, it should never be employed when we can experiment.

When the empirical method is rightly used allowance always has to be made for certain irrelevant factors. But “making allowances” is always sheer guess work.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consists not in making allowances for certain factors, but in eliminating those factors.

Page 22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4:41:42 PM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every problem should be dealt with by as many methods as possible. Doubtless you have used, at some time or other in the course of your thinking, nearly every one of the methods I have so far suggested. But the point is not that you have never used these methods at all, but that you have not used them often enough. You were unaware what method you were using. Consequently you used it only occasionally. You used it only when you stumbled on it accidentally. To formulate methods is to bring them to your attention, so that you may use them always, thoroughly, correctly, consistently.

Page 26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5:53:39 PM

The systematic thinker is careful of the manner in which he marshals his difficulties. He knows that certain problems should properly be considered before certain others, and he saves himself labor and sometimes error by considering them in that order.

Page 27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5:55:28 PM

Knowledge furnishes problems, and the discovery of problems itself constitutes an intellectual advance.

All method can do is to awaken the most fruitful associations of ideas already in mind. Hence the more methods we adopt—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views we take of any problem—the more solutions will suggest themselves.

In our example of the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in animals, if we had been sure that the results of our deductive reasoning were correct, it would have been a sinful waste of time to experiment. But when we attack a problem by several methods we can compare the results from each. If these results agree we have good evidence that our solution is correct. But if we have adopted quite a number of viewpoints, and have not let the results of one influence those of the next, they are almost certain to be at variance. This means that we have erred in applying one or several methods.

Page 29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6:12:24 PM

The two most prominent errors made in classifying are (1) not making classifications mutually exclusive, (2) not making them cover all the objects or phenomena supposed to be classified.

Page 31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6:25:30 PM

I have spoken of analogy as a constructive method. This, however, should be used only for suggestion, for it is most dangerous. Often we use an analogy and are quite unaware of it. Thus many social and political thinkers have called society an “organism,” and have proceeded to deal with it as if it were a large animal.

The quickest way to detect error in analogy is to carry it out as far as it will go—and further.

Another way to find whether an analogy is fallacious is to see whether you can discover a counter analogy.

Page 32 | Added on Thursday, May 30, 2013 6:29:54 PM

It is best to avoid analogy except for purposes of suggestion, or as a rhetorical device for explaining an idea already arrived at by other means.

Page 38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37:11 AM

No thought can enter our minds unless it is associated in some way with the previous thought. Psychologists have traditionally classified associations into four kinds: association by succession, by contiguity, by similarity and by contrast.

Page 39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42:06 AM

Concentration may best be defined as prolonged or sustained attention. It means keeping the mind on one subject or problem for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r at least continually reverting to some problem whenever one’s thoughts momentarily leave it.

Page 40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44:14 AM

For if you start to concentrate on some question which you have decide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keep at it, allowing no deviation. It may be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your thought associations will be aroused which will suggest or bear upon important problems, problems more important perhaps than the one you originally started to concentrate on. But if you immediately abandoned every problem you started to think of, whenever you came across one which you imagined was just as important, you would probably never really solve any big question.

Page 41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46:25 AM

Suppose a man started to put up a barbed wire fence, got as far as driving in all the posts, then lost interest in the fences and decided to grow potatoes in his field, plowed up the ground, lost interest in the field and neglected to plant the seeds; decided to paint his house, got the porch done, lost interest… That man might work as hard as any other man, but he would never get anything done. So with the mind wanderer and the concentrator. The mind wanderer thinks of a problem, loses interest, and abandons it. The concentrator sticks to it until it is solved.

before beginning to concentrate you should assure yourself that the problem you are about to attack is one worth solving, or at least devoting a certain time to. And during that time you should think only of that problem, and unhesitatingly throw out all irrelevant suggestions coming either from your course of thought or from external sights and sounds.

Page 42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52:17 AM

Ordinarily we wander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and bring our minds back to a subject only after sudden intermittent realizations that we have gone astray. When we write our thoughts, however, we doubly secure ourselves against mind wandering. All writing requires a certain effort, and this alone is sufficient to keep most of us from writing irrelevant thoughts, or anything not directly bearing upon the subject in hand.

In spite of these great advantages, writing has certain serious handicaps as a practical method for concentrating. First among these is its slowness. Thoughts flash through our minds much faster than we can write them. We either lose many ideas by the wayside, or fail to go as far in our subject as we otherwise would. Another disadvantage is that we are forced to give part of our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ct of writing, and thus cannot concentrate entirely on our subject.

Page 43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55:15 AM

It consists in simply talking your thoughts as you think them. One who has not tried this can have no idea of its effect. It possesses almost all the advantages of writing. You cannot wander without realizing the fact immediately. It makes your thinking much less vague than if you thought silently, increases your vocabulary, always keeps pace with your ideas, and requires practically no attention.

Page 44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1:44:11 AM

No matter how slight our interest in a thing, we would always concentrate on it if we were interested in nothing else. To secure sustained attention, then, we should (1) stimulate or increase interest in problems we want to concentrate on, (2) decrease or remove temporarily any interest in the things we do not want to think about.

Page 50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32:21 PM

A real thinker, however, if confronted with the same problem, will look for a solution from every possible viewpoint. But failing an answer he will not give up. Instead he will let the subject drop for a while, say a couple of weeks or perhaps longer, and then refer to it again. This time he will find that certain obscurities have become a little clearer; that certain ques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He will again attack his puzzle with energy. And if he does not obtain a complete solution he will once more put it aside, returning to it after another interval, until finally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presents itself.

Page 51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37:41 PM

Thinking on one useful subject for a long while will not hurt you any more than thinking on a thousand different useless subjects for the same period.

Page 55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1:51:05 PM

Prejudice has less connection with truth and falsity than is generally supposed. The fact that a man is unprejudiced does not make his opinion right. And the fact that a man is prejudiced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his opinion wrong; though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if it is right it will be so only by accident.

Page 62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2:21:17 PM

We are all willing to get rid of prejudice in the abstract. But when some one troubles himself to point out any particular concrete prejudice of ours we defend it and cling to it like a dog to his bone. The only way we can get rid of this desire to cling to our prejudices, is thoroughly to convince ourselves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truth; to leave not the slightest doubt in our own minds as to the value of looking with perfect indifference on all questions; to see that this i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believing in that opinion which would benefit us most if true,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consistent,” more to be cherished than the comfortable feeling of certainty.

Page 64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2:31:43 PM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of the great thinkers of the ages was their comparative freedom from the prejudices of their time and community. In order to avoid these prejudices one must be constantly and uncompromisingly sounding his own opinions. Eternal vigilance is the price of an open mind.

Page 65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2:36:47 PM

It is useless to stimulate doubt unless you intend, on grounds of reason, to settle the doubt. The doubtful attitude should be maintained only so long as you are actively searching for evidence bearing on a question. Maintained at any other time or used in any other way it means merely uncertainty, indefiniteness, vagueness, and leads nowher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be unprejudiced.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our views be definite.

Page 66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2:37:58 PM

If you go buzzing about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vibrating and fluctuating, you come out nowhere; but if you are absolutely and thoroughly and persistently wrong, you must, some of these days, have the extreme good fortune of knocking your head against a fact, and that sets you all straight again.”

Page 68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2:54:15 PM

Any decision would be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Wh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question is vital, or when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to act on the answer is distant, we can afford to preserve our doubts, to suspend final judgment, for years—perhaps during our entire life; and we should spare no pains to investigate fully all that relates to the question.

Page 71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3:22:38 PM

the value of conversation depends both on what we talk about, and whom we talk with. Too much of our talk is on petty matters, is uneducative. And even if we converse on worthy topics, it will profit us little if we do not talk with worthy people. When we commune with a dull mind, our thoughts are forced, in some degree, down to the level of that mind. But dull people do not usually talk of weighty matters, nor do active intellects dwell long on trifles. Therefore if we rightly choose our companion we can conscientiously leave our path of conversation to choose itself.

Page 73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3:44:16 PM

Learning to think by reading is like learning to draw by tracing. In each case we make the work of another man our basis, instead of observing directly from Nature. The practice has its value, it is true; but no man ever became a great artist by tracing, and no man will ever become a great thinker by reading. It can never become a substitute for thought. At best, as John Locke says, “Reading furnishes the mind only with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t is thinking makes what we read ours.”

Page 78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4:13:57 PM

Our independent thinking, too, will have given us an idea of the difficulties presented by problems, and will make us more critical in reading and more appreciative of the solutions of an author. Not least of all, if we read first we are extremely liable to fall into the routine and traditional ways of considering a subject, whereas if we first think, we are more likely in our insophistication to hit upon an idea of real originality.

Page 83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4:29:32 PM

Do not start the study of psychology, for instance, by reading a history of the subject giving the views of different thinkers. Begin by taking up one definite system.

Page 84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4:36:11 PM

In order to avoid this perhaps the best we can do when we object to any statement or believe we have found a fallacy, is to make written note of it in the margin. To some extent this will prevent forgetting it. Too few or too many marginal notes are both extremes to be shunned. If we make too many we shall be apt to lose a true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fail to distinguish essential criticisms from nonessentials. The only way we can keep clear of this extreme is to avoid quibbling and hair-splitting, making only such written criticisms as we feel we could unblushingly defend before the author himself.

Page 86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4:43:05 PM

If they think it is wasting time to try to understand every idea, it is surely a greater waste of time to read an idea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

Page 87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4:46:05 PM

Whenever you are puzzled as to an author’s meaning, or whenever you do not care to accept his solution of a problem but are undecided as to what the solution is, or whenever you want to carry an idea further than he has, or above all, whenever an original and important relevant thought is suggested to you, you should take your eyes from your book—shut it if necessary—and let your thinking flow on; give it fair play, even if it takes an hour before your vein of suggested thought exhausts itself. Of course this practice will prevent you from finishing a book as soon as you otherwise would. And if finishing a book be your aim, I have nothing to say. But if your end is to attain true, sound knowledge, knowledge which you will retain; if your object is to become a thinker, the practice will prove of unspeakable benefit. It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concentration. Remember your object is to concentrate primarily on the subject, not on the book; you intend to become a thinker, not an interpreter or a commentator or a disciple of any author.

Page 89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4:56:02 PM

Uncritical student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ten find themselves agreeing with each thinker in turn, no matter how much he contradicts previous thinkers, and end by acquiescing in the last system they read about.

Page 90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5:00:10 PM

in thinking for yourself you should not make the author’s remarks the basis of your thinking. You should deal with a problem almost as if it had never occurred to any one else but you. Simply because somebody else has been satisfied with a certain solution, that is no reason why you should be. You should deal directly with the facts, data and phenomena under consideration; not with the opinions of others about those facts, data and phenomena.

Page 91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5:02:11 PM

Never allow mere intellectual laziness to stifle your doubts and make you think you have solved a problem, when you know in your heart of hearts that you have worked yourself into the state of belief

Never allow mere intellectual laziness to stifle your doubts and make you think you have solved a problem, when you know in your heart of hearts that you have worked yourself into the state of belief merely to save yourself mental discomfort.

Page 94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5:15:28 PM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your attitude or method at the time of reading a book, but the thinking done later. The critical attitude has its shortcomings, for when we are on the lookout for an author’s mistakes we often miss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his truth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reading for suggestion” we may too often allow an error to pass unquestioned. But both these disadvantages may be overcome if we do enough thinking afterward.

Do not “guess” you understand it. Do not slide over it in the hope that the author will explain it later. Do not work yourself into the belief that after all it is not really important. Bather than this, better by far do not read the book at all. Not only will you get little or nothing from it but you will be forming the worst of intellectual habits—that of thinking you understand when you do not.

Page 98 | Added on Sunday, June 2, 2013 5:29:14 PM

The good you get out of reading will depend entirely on how you allow it to affect you. If every book you read suggests more problems, gives you worth-while questions and topics to think about in spare moments, enriches your intellectual life and stimulates your thought, it is performing its proper function. But if you read solely to answer problems you cannot answer for yourself, if every time you are puzzled about anything you run to a book to have it explained, and accept without question the explanation there given; in short, if you use your reading to save yourself from thinking, you had better stop reading altogether. Smoking is a far less harmful form of dissipation.

Page 104 | Added on Thursday, June 6, 2013 10:42:26 PM

Thought and style are mutually dependent to a far greater degree than is generally supposed. Not only will an improvement in a thought improve its wording; an improvement in wording will improve the thought.

In short, we shall not only have improved our way of stating our thought; we shall have improved the thought itself. To study clearness of statement or acquisition of vocabulary is to study means of improving thought. Your notebook should not be used solely for the entry of “thoughts” as such, but any striking way of wording a thought which occurs to you should likewise be immediately written.

Page 105 | Added on Wednesday, June 12, 2013 10:23:37 AM

The wording is never the thought. Strictly speaking, “thought” is something which can exist only in the mind. It can never be transferred to paper. What then is it that we write? If words and sentences are not thought, what are they? If they are not thought how is it possible to transfer thought through the medium of writing? The fact is that words, though they are not thought, are the associates of thought. You hear the word “horse.” Very likely the visual image of a horse arises in mind. This image, idea, notion, “concept,” will depend on your experience of particular horses.

Page 107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1:19:45 PM

How greatly the reader’s thought differs from the author’s it is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for minds can only communicate by words. It is this difference in associated concept which often makes a reader fail to appreciate the profoundest thoughts of an author, and even, on the other hand, occasionally to see depth where it does not exist.

An author’s language is a photograph of his thought. He can never actually transfer an idea, but by wording it in different ways he can show different photographs of it.

Page 109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1:24:14 PM

Perhaps the best way of ensuring efficiency in writing is by the card system. This consists in writing on a separate card every valuable idea that occurs to you, immediately after it occurs. When you finally come to writing you can arrange these cards in any order desired, throwing out the ideas you no longer consider important, and adding those which are necessary to complete or round out the work.

Page 119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1:51:17 PM

The best practice for boxing is boxing. The best practice for solving important questions is solving important questions.

Page 122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1:57:38 PM

Whether consciously or not, we tend to imitate the authors we read. If we read shallow books we are forced, while reading them, to do shallow thinking. Our plane of thought tends toward the plane of thought of the authors we study; we acquire either habits of careful critical thinking, or of dogmatic lack of thinking.

They expect the serious reading to benefit them. They do not expect the shallow reading to harm them. This is just as if they were to buy and eat unnutritious and indigestible food, and excuse themselves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ate nourishing and digestible food along with it.

Page 123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1:59:38 PM

if you do not want your mind to retrogress, you should not rest satisfied with books already read, but should continue to read books at least as good as any previous.

As an aid in forming this scheme of knowledge, Mr. Bennett suggests Herbert Spencer’s First Principles. I heartily endorse his choice. I would add to it the essa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by the same author.

Page 124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2:04:18 PM

Ever since Sir John Lubbock published his list of one hundred best books, the number of selections has been legion. Charles Eliot’s selection for his Five Foot Shelf is to be commended, and a little volume by Frank Parsons The World’s Best Books.

Page 125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2:07:43 PM

Society could not long exist if it persisted in acting on beliefs altogether wrong, though it is safe to say that popular ideas are never more than approximately right. But unless and until you have either thoroughly thought over a question for yourself or have consulted an acknowledged and trustworthy authority, it is best tentatively to accept and act on common belief. To think and act differently, merely for the sake of being different, is unprofitable and dangerous, all questions of ethics aside.

Page 128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2:13:18 PM

Above all I urge the reader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at habit so preval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so detrimental to character:—acquiescing in advice and not following it.

Page 129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2:15:32 PM

Concentration, method in book reading, and all the other practices here advocated should be learned in the same conscious, painstaking way, one thing at a time, until thoroughly ingrained.

Most of our thinking is influenced in this way. The great thinkers of the past improved their innate powers not by the study of rules for thinking, but by reading the works of other great thinkers, and unconsciously imitating their habitual method and caution.

Page 130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2:21:55 PM

Rules are needful because they teach in little time what would otherwise require much experience to learn, or which we might never discover for ourselves at all. They help us to learn things right in the beginning; they prevent us from falling into wrong habits. The trouble with unsupplemented imitation,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is that we tend to imitate another’s faults along with his virtues. Rules enable us to distinguish, especially if we have learned the reason for the rules.

Page 131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2:26:05 PM

Among the few books or essays devoted exclusively or mainly to thinking may be mentioned:—John Locke, The Conduct of the Understanding; Isaac Wat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d; Arnold Bennett, Mental Efficiency; T. Sharper Knowlson, The Art of Thinking; Arthur Schopenhauer, On Thinking for Oneself, in his Essays. The last is especially recommended. It is only about a dozen pages long, and is the most stimulating essay written on the subject. This, together with John Locke’s Conduct (which, by the way, is also fairly short) may be considered the two “classics” in the meager literature on thinking.

Page 133 | Added on Saturday, June 15, 2013 2:28:20 PM

On the art of living—the art of planning time so as to have room for thinking, as well as valuable hints as to how that thinking is to be carried out—consult Arnold Bennett, How to Live on Twenty-four Hours a Day, and E. H. Griggs, The Use of the Margin (both very, very small books).

【電子書】《摩登家庭》的世界：私營奇蹟與公營犯罪｜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電子書】《摩登家庭》的世界：私營奇蹟與公營犯罪｜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

這本書為 Jeffrey A. Tucker 所著《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的中文譯本，原書以 CC BY 釋出，有興趣的讀者可於 mises.org 下載。

書中集結了 Tucker 的網誌文章，共分五大部分：「私營奇蹟」、「自由、和平與富饒」、「替自由而作」、「想法可以擁有嗎？」、「公營犯罪」。他以詼諧但不失精準的筆觸，結合生活上的許多經驗，闡述出「自由與強迫」的主題。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部分莫過於「想法可以擁有嗎？」，此部分為 Tucker 閱讀《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一書的逐章評論，不僅介紹該書內容，也加上了獨特的 Tucker 見解與闡述。曾身為專利工程師一員的我，也走過一段差不多的思想掙扎，特別有所感觸。

這是一本輕閱讀，用幽默帶出許多在政府控管之下所面臨的文明崩壞。

為了簡化排版程序，同時測試一下這類翻譯是否有機會賺些外快，我這次改用 Leanpub 的服務，當然，你仍然可以免費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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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選下方按鈕免費下載或購買，若直接進入 Leanpub 網站上該書網頁：

【譯作】《摩登家庭》的軍事化嘗試｜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摩登家庭》的軍事化嘗試｜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

文：吳莉瑋
圖：funadium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Jeffrey A. Tucker回顧了某集《摩登家庭》的情節，總結出《摩登家庭》無法被軍事化的原因，因為全社會上的人都不把政府當一回事的時候，政府也就變不出什麼把戲，人們關心的不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而是生活的改善、家人的相處、和平地合作、自由的文明。

《摩登家庭》的軍事化嘗試｜The Attempted Militarization of the Jetsons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某集《摩登家庭》的情節，直接說明了我們目前的困境：把對消費與休閒更有興趣，而非神秘民族精神與國家服務的中產階級社會，進行軍事化的無止盡嘗試。

我們先來回顧劇情設定。《摩登家庭》是Hanna-Barbera在1962到1963年製作的卡通（後期內容沒有之前的那麼好但也沒有差到不行）。這部卡通不同於脫離現實的科幻，它是這個流派中難得的嘗試，而且實際上也成功預測未來。

在《摩登家庭》未來世界中的人們和今天的人們幾乎相同，但是他們有多先進發明與閒暇時間。有家庭、上學的孩子、戀愛中的青少年、抱怨老闆的工人、搖滾明星，也有全職家管。他們喜愛美食，只要完成時間夠快。他們有寵物。他們購物。他們著迷於時尚潮流。他們享受運動。

這就是未來：它是現今社會的延伸，就像現今社會是過去社會的延伸一樣。沒有讓所有規則改變的戲劇性歷史發展，不像那些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其他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想像。《摩登家庭》的內容就是那些新樣貌的老鬥爭。

《摩登家庭》的設定強調了未來作家都沒能強調的一點：科技不會改變人性本質，也不會戲劇性重組限制結構與構成社會秩序的基礎。《摩登家庭》中沒有剝奪自由意志、沒有讓我們服從於超出我們控制的無名力量，也沒有用其它方式改造我們。技術只不過是讓我們能夠更容易達成想做的事，帶來更大程度的繁榮。

如果這麼簡單，為什麼這麼多的天才都忽略它？

《摩登家庭》中的工具，具體而言，都是企業家精神、大幅擴大勞動分工（行星和星系範圍內）和從事自由貿易之競爭性資本主義經濟的成果。那裡沒有中央規劃。他們使用貨幣。人們會受僱也會面臨解僱。他們面對風險：各種發明都可能成功或失敗。

Spacely Sprockets和Cogswell Cogs製造資本品，並將其出售給製造其它商品的生產者，這是一個需要時間與市場的複雜生產結構。這兩間公司互相競爭也互相依賴，Cogs需要Sprockets才能生產，同時，Sprockets也需要Cogs才能生產。

《摩登家庭》中使用的技術，幾乎是目前的趨勢目標。工人坐在螢幕前按按鈕，一邊抱怨工時很長（每天兩小時、每周三天）。《摩登家庭》預測了微技術的未來，所以總是有小東西飛來飛去，但這部卡通並沒有預見微晶片，所以卡通製作者不清楚要怎樣才能把東西壓縮成如此。我們可以經常看到有著排出微量乾淨氣體之小排氣管的小尺寸機器。

飛行的汽車，這當然還沒有發生，但對於中產階級而言飛行已成為常規活動。旅程變得很快（但不是像《Star Trek》裡的那麼神奇）。烹調變得很快。施工速度變得很快。機器人接手大多數人們曾經做過的任務，所以每個人都很努力在尋找需要人力的地方。但人們並不急促。這些高效活動就是為了創造更多的休閒時間。真是棒世界！

《摩登家庭》中國家出現在哪裡？有語氣粗魯的交通警察，也有試圖抓賊的警察。就這樣。哦，是的，有個偶爾會替房地產開發商增加麻煩的特區。但大多數情況下，這是理想的夜警國家。這個世界如何抑制國家，從未被提及，但劇情中不會談到《憲法》，甚至統治者，而這提供了一些線索。

在《家庭智力賽（G.I. Jetson）》這集中，這個通常被企業、技術與對閒暇的追求給推動的中產階級社會，透過荒謬的公民儀式而被隱隱支配：軍事化之太空衛隊的國家服務。

情節從一場噩夢開始，George Jetson的老闆Spacely變成一個在地獄統治所有人的魔鬼。他拿著草叉追著George。George醒來後，Jane問他怎麼了。George回答也許是工作太多。「我昨天工作了2小時」Jane對此回應：「他以為他開的是什麼公司，血汗工廠嗎？」

當天早上，一通電話響起，一個官樣聲音宣布George被抽到籤。他必須立刻離開家並參加太空衛隊的訓練，每個18到80歲的人都可能需要參加這個國家服務。

他的目的地是Nebula營區，他的兒子Elroy說那裡「距離最近的行星有1,000萬哩」。

George回答：「你也知道太空衛隊是怎麼回事。只要是任何在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他們都會建立營地。」

那個好戰的聲音繼續說著無理要求，堅稱嚴格紀律、鍛煉和完全服從，每個人都認為這種要求荒謬又乏味。

在10分鐘的太空移動後（每個人都抗議這個行程很辛苦！），George抵達Nebula營區並發現Spacely先生竟是指揮官，他的噩夢成真。

指揮官的第一個命令是：「把這些人送去改造中心！」講完之後Spacely問：「誰想成為第一個被改造的人？」George當然被選上。改造過程從理髮開始，接著是體檢、眼科檢查。然後是智商測試，因為George能夠把方塊釘入方孔然後把圓塊釘入圓孔，他通過了智商測試。

旁邊的人也進行了同樣的智商測試，因為試圖把方塊塞進圓孔而把機器給搞壞。負責的機器人宣布「原創思考顯示領導潛力」，然後說他是「當官的材料…恭喜」！

每個人都被印上一個數字，譬如「美國核准5106」和「美國核准5107」。有些想要去人性化的嘗試，但毫無意義，因為George的同袍大多也是他的同事。比起任務或任何據稱他們應該奉行但他們很不屑的事，他們更關心彼此。

Spacely先生介紹了他們的訓練官：Uniblab士官長，它是最新的軍用機器人。Spacely指出：「Uniblab花了政府數百萬元，都夠兩個軍官俱樂部用了！」

Uniblab要求他們編隊飛行，這樣飛又那樣飛。訓練大概如此：傻愣中年傢伙懶洋洋地讓自己的噴氣包帶著他們飛來飛去。訓練結束後，Uniblab試圖出售抽獎券，然後又試圖讓這些士兵參加撲克賭局。機器人說：「贏家可以獲得文書工作。」這也點出就算科技進步，也沒能消除軍中的腐敗。

太空衛隊的組織結構是個值得注意的滑稽。它就像是疲軟的階級結構，其中，每個人都可以羞辱位階較低的人，但是又必須對位階較高的人卑躬屈膝。事實上，這似乎是唯一發生的事：大吼大叫、譴責下屬、推脫和畏縮。唯一的動作就是有人升級有人降級，升降級的基礎是誰比較受到上級喜愛。就是這樣。

這集最後，Jetson和Uniblab變成麻吉，但Uniblab最後仍是典型的政府機器（容易損壞），而Spacely先生則在上司的手中掙扎，他的上司又在被其上司制約等等等。George浪費了一兩天在毫無意義的公民儀式上，最後回到溫暖的家。

這一整集都美妙地說明，消費、支出、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社會如何不受軍事化。國家被當成一個毫無意義的機器，只會浪費時間和金錢，有些人會服從國家，但是那些人的心智將被忽略。

《摩登家庭》無法被軍事化，肯定也無法被國有化。但是，為什麼？看來，凝聚公民忠誠感以進行軍事化的過程，缺少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敵人。這一整集都沒提到任何敵人。沒有出現攻擊。沒有報復計劃。事實上，似乎也沒有任何安全威脅。而且思想改造中心甚至懶得去假定威脅。

沒有任何威脅是非常普遍的情況。但這通常不會阻止政府，政府會製造威脅甚至激發威脅來凝聚公民對於國家機器的忠誠，眾所周知。

或許在《摩登家庭》的夜警世界中，政府沒有手段來宣傳威脅。又或者，《摩登家庭》的世界比我們認為的更先進：國家根本懶得嚇唬人，因為它知道，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人會相信國家的宣傳。

有人批評這部卡通將社會過度理想化，以中產階級價值觀、商業、科技與生活小問題為基礎。但對於任何熱愛自由與人類繁榮的人而言，《摩登家庭》中的科技與家庭生活，比起歇斯底里的民族主義與戰爭破壞，更值得追求。或許，這部影集最成功的地方，在於找到方法以卡通呈現精彩的和平中產階級生活。

【譯作】《魔髮奇緣》的政治寓言｜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魔髮奇緣》的政治寓言｜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

文：吳莉瑋
圖：partymonstrrr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Jeffrey A. Tucker巧妙地把這部動畫中的巫婆角色視為政府的寓言故事，似乎也是這樣沒錯。時至今日，我們還在對抗奴役的戰爭中奮鬥。

《魔髮奇緣》的政治寓言｜Tangled as Political Allegory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2010年的迪斯尼動畫《魔髮奇緣》，主題是長髮姑娘Rapunzel的故事，但內容是比原作好得多的改作。原作內容只有一個噱頭，塔裡的女孩頭髮很長、裝成母親的惡人還有爬上塔相會的情人，這和這部動畫比起來遜色很多。

Rapunzel不像原作中只是個農民，她的身分變成失蹤的公主，在她身上展現出一面想要服從母親但另一面也想體驗世界的衝突。情人不是王子，而是一個名為Flynn Ryder的強盜，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決定放棄原先的痞子生活，陷入愛情。

這個版本也刪掉了一些格林兄弟原作中奇怪的設定，譬如丈夫願意放棄子女養育權以換得自由取用鄰居的菜園。

當然，原作現在已進入公共領域，就像所有迪斯尼大片一樣。並非所有改作都比原作好，但顯然這部電影做到了。有時2.0版本遠遠優於1.0版本，而我們也在此看到智慧財產權的大問題。智慧財產權將原作凍結至少幾個世代，任何改作都違法。只有使用夠古老的故事才不會有這種問題。但為什麼社會得等到100年以後才能獲得比原作更好的改作作品？為什麼我們要有這種人為性減緩進步速度的法律？

回到電影來。我是因為一位臉書上的朋友才去看這部電影，Matt Zietzke說這整部電影可以看成一部「政府壓迫並透過戰術保持自己對於人民的統治地位」的寓言。這個概念是把Gothel這個邪惡的巫婆看成政府，Gothel利用魔法讓自己看來只有四十多歲，但她實際上已經垂垂老矣。

讓我們來看看為何稱為寓言。

巫婆：她偷偷潛入富裕貴族的家裡並偷走他們的孩子。

政府：它偷偷進入我們的銀行賬戶竊取金錢、透過貨幣貶值降低我們的購買力，還透過收買與徵兵來綁架我們的孩子。

巫婆：假裝自己年輕、美麗、把Rapunzel的利益視為最重要的考量；實際上，她醜陋、無力、把Rapunzel關在脫離現實的塔裡以維持魔法的效力。

政府：假裝它是我們的代表，提供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的集體商品；但事實上，政府只服務自己、提供特殊團體利益，費用由我們承擔。

巫婆：不斷說謊來避免Rapunzel走出高塔，這些謊言的基礎都是「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想傷害她的惡人」。

政府：不斷說謊讓我們保持在民族主義狂熱中，所有謊言都基於「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想傷害我們的惡人」的想法。

巫婆：奉承Rapunzel並替她準備受到好評的榛子湯（這有啥好食？），以撫慰她被囚禁的不滿。

政府：奉承人民並提供備受人民讚譽的福利（醫療照護、退休收入、道路），以撫慰我們對專制的不滿。

巫婆：讓Rapunzel害怕自由，讓她對於自己身為公主的真實身分無所意識，避免她跑掉。

政府：讓人民害怕自由，讓人民對於真實的人權無所意識，避免我們支配政府。

巫婆：像寄生蟲一樣維持自己的生命，只要Rapunzel不剪她的頭髮（但她任何時候都能這麼做），巫婆就能依然保持9號尺寸的身材。

政府：像寄生蟲一樣維持並替自己蓋紀念碑，只要我們不停止服從與付出（但我們任何時候都能這麼做），政府官員和官僚就能夠繼續享受高尚生活。

巫婆：一旦Rapunzel剪斷頭髮並打破魔法，就面臨死亡。

政府：一旦人民覺醒並切斷與國家的關聯，就面臨滅亡。

所以，是的，我同意這部電影是個寓言。最後要說的是，這部電影在各方面表現都絕對亮眼。配樂也許在無意間採用了令人捧腹的現代百老匯曲調。這部電影是奴役主題故事的最佳新作，而奴役這個議題是每個世代都必須對抗的永恆問題。

【譯作】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文：吳莉瑋
圖：brizzle born and bre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Jeffrey A. Tucker用政府監管使得洗滌劑、製冰機、通水管劑這些平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漸漸喪失其原先應有的功能，結果當然是生活品質的低落，如果這是那些狂熱環保人士想要的，那的確做到了，因為他們不是透過說服讓其他人追隨，而是透過政治運作讓政府強制執行，逼迫每個人都過上他們想要的生活。

三項對文明的再攻擊｜Three More Attacks on Civilization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感謝老天爺，我們現在有全球市場，讓那些禁品或準禁品能夠透過網路一鍵購買。我透過這種方式買到一盒Savogran含磷的Trisodium Phosphate，雖然聽起來好像是爆炸物質，但實際上它在去年以前，存在每個洗碗清潔劑裡。它由磷組成，德國在17世紀從骨灰或尿液中發現的元素。這也是洗碗精曾幾何時能夠完美洗淨、不留殘渣或斑點的原因。

還記得Calgon老廣告中，食物從盤子和玻璃杯滑落之後留下的閃亮亮？那是磷起得作用。

它在餐廳與飯店等營業場所中仍是必須品。但是，目前已有17個州明令禁止該物質存於消費品，這讓幾乎所有洗滌劑製造商將磷移出自己的產品，而這卻大幅降低產品價值。那些洗滌劑製造商看到公告消息後，這次決定要走在監管機器前面，在禁令實際生效之前就配合禁令。

多數消費者都在去年的某個時候發現他們的洗碗機開始失常，但卻對此毫無頭緒。他們叫來修理工，工人撥弄了一會就並宣布修好了一些什麼。但洗碗機沒被修好。玻璃都霧霧的，盤子從洗碗機拿出來後經常得再洗一次。許多家庭換成新機器，或者是乾脆洗兩次。

無磷洗滌劑的誕生是真正原因。正如Jonathan Last在《Weekly Standard》中解釋的，這股反磷的熱潮從華盛頓州開始，試圖要制定《潔淨水域法（Clean Water Act）》來達成讓特定河流可供游泳或垂釣的任務。

過去，在測試中發現了河流存有過多磷酸鹽，這成為問題。州政府為了遵守規定，明令禁止磷酸鹽洗滌劑。當時的時間點是2008年，但由於政治運作，這條禁令一州又一州地傳遞開來，當然，這些都再次以聯邦法律作為後盾。

顯然，這項法律的支持者很清楚結果會變得如何。它將導致洗碗機的使用次數增加，或甚至是讓人們完全拋棄洗碗機，而不管是哪種，最終都會增加更多的水資源與能源使用。換句話說，就算用愚蠢環保主義者的標準來看，這也一點都不節能，甚至適得其反。

禁令之後的研究甚至表明華盛頓州河流的磷含量減少完全是因為新的過濾系統，更進一步地，原來河流中的磷含量打從一開始就不是個問題！

當然，事實並不重要。我們生活上的便利設施，譬如乾淨的盤子還有讓盤子變乾淨的機器，都因為環保主義的錯誤迷信而犧牲。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創新，因為政府被地球之母的巫醫給迷住，遭到反轉，人類因此又得在社會進步的道路上倒退一步。對於潔淨物品的迷信見鬼吧！

製冰機也面臨類似的攻擊。Jeffrey Kluger在《時代》雜誌一篇典型的文章中，聲稱拯救地球的方法之一就是

多買一些製冰盒。在破壞全球氣候的人類發明清單中，除了內燃機、工業時代的工廠以外，還多了自動製冰機。
當然，我們不會因為隨便的理由就去使用製冰機。我們使用製冰機的原因是因為傳統製冰很麻煩，因為我們得小心翼翼地拿著一盤裝了水的製冰盒走過房間，那裡灑出一點這裡又灑出一點，放進冷凍庫時還得仔細地擺好。而且要用冰塊的時候，我們得把它拿出來，手指總是會黏在製冰盒上，然後得轉動製冰盒，把冰塊弄出來後，再把沒用到的冰回去，結果那些沒用到的冰塊在冰櫃裡又通通黏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使用製冰機。

即便如此，能源部仍然恨製冰機。所以能源部警告所有的製冰機製造商，要是繼續生產現有機種就要降低其能源評級。或者，製造商可以透過降級機器本身來繼續製造製冰機，釋出製冰機使用的大部分能源。

這整個思考模型完全忘記明顯的一點：製冰機意味著你有一台在冰箱外面的製冰機，這意味著你不必打開冰箱門去拿冰塊。這無疑就節能。頻繁地開冰箱才是在浪費能源，而這也是製冰機會存在的另一個原因（節省電費）。

再次，事實並不重要。如果有什麼你喜歡的，讓生活更美好的東西，你可以打賭，某個官僚正把目標放到那上面打算摧毀它。「拯救地球」是最方便的藉口。《時代》雜誌要是別再印刷它的出版品或許更能「拯救地球」。

我們可以看到事情會往哪發展。就像人們會囤積舊款馬桶水箱和那些真的用水洗衣服的舊款洗衣機，人們也將囤積那些真的有用的冰箱。我們就像那些珍視1950年代汽車的古巴人一樣，他們持有這些東西，只是為了在政府的攻擊下維護一些文明的元素。

接著，我們來談談通水管劑。每個人都知道，最好的化學通水管劑，是鹼液或氫氧化鈉。它是會侵蝕油脂、頭髮或其它任何東西的邪惡物質。它會燒灼人類皮膚並留下可怕的疤痕。但是若是談到通水管，沒有其它能比得上它。

現在，流到我們家裡的水越來越少（拜攻擊水資源使用的監管所賜），而我們能用的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溫不火（拜攻擊熱水器的監管所賜），水管堵塞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毫不奇怪，這使得鹼液成為不可或缺的日用化工品。

但前提是要你能買得到。主流五金行已經停止販售。雜貨店也是。我問了一圈，以為自己會聽到涉及傷害賠償責任的故事，但沒有：相反的，理由是毒品戰爭。原來這個東西是製造甲基苯丙胺（安非他命）的成分，因此它也爬上監管打擊清單。

幸運的是，你仍然可以透過Amazon購買，但有多少人知道這點呢？有多少人買了通水管劑然後發現一點都沒用？肯定有好幾百萬個實例。截至目前為止，就我所知，主要成分為鹼液的通水管劑，是因為奇怪的理由而從貨架上消失。

所以我們的生活變成這樣：我們必須忍受堵塞的排水溝，更可憐的是水龍頭也留不出多少會留到排水溝的水，我們在淋浴的時候得忍受讓自己站在一池細菌溫床上，而且只能洗冷水。所有人都回到19世紀！

在這三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運作的模型：清教徒與偏執狂和官僚合作，拆散所有市場對文明的貢獻。他們不是透過勸說的方法試圖讓我們相信他們的原始信仰。相反的，他們透過強制的力量，帶我們回到堆肥堆和乾淨河水，最終，那些有幸在政權強制性貧窮之下生存下來的人，得自己狩獵和採集帶回洞穴的食物。

【譯作】我也是問題的一部分｜I’m Part of the Problem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我也是問題的一部分｜I’m Part of the Problem

文：吳莉瑋
圖：cobalt123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I’m Part of the Problem」，Jeffrey A. Tucker用自身經驗談到美國的醫療改革，正在普及化不顧成本的醫療服務，沒有人去問不管什麼症狀都受到高規格待遇的檢查與治療是否適合，但可以肯定的，如果是在自由世界中的醫療服務，成本也將是重要考量之一。

我也是問題的一部分｜I’m Part of the Problem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我昨天不經意間在午休時間就揮霍掉價值4,000美元以上的醫療資源。我這麼做得不到任何好處，甚至也看不到帳單，這正是美國醫療照護的「對」與「錯」。

在故事開始前，首先我們想想，沒有任何政治上活躍的改革建議，提議解決醫療照護缺乏市場價格的問題，這種供應商與消費者脫節的全面性問題，絕對無所不在。你很少能夠獲知你所用的服務價格為何，即便你知道價格，也不過就是抽象性的東西：一些你知道但不當成行為依據的東西，因為醫療照護的價格不像其它形式的保險一樣會影響你的保費。

其結果不足為奇。最終使用者的成本不斷飆升，而資源的使用則缺乏了基本的優先順序的經濟考量。美國的醫療照護系統直接就假設技術不會過多、藥物不會過多、服務不會過多、照護不會過多。消費者最終成為未經檢視之合約關係的被動接收者，而不是真正的消費者，這些合約關係由生產者與接受巨額稅金補助的第三方支付者共同製定。

接下來我稍微說一下自己是如何在未知情況下花掉4,000美元的愚蠢故事。我覺得自己好像感冒了，這讓我感到心煩，所以最後我決定去診所現場掛號看醫生。我抱怨著我的胸悶狀態總是不消失。不到幾分鐘，一台心電圖機器就貼上我的胸前，X射線開始掃瞄我的胸部。15分鐘後，醫生告訴我他在我的肺部發現了一個巨大黑點，並詢問我是否吸煙。

當然，在這個節骨眼上，我臉色鐵青又頭昏眼花，擔心我死了後誰來更新我的臉書近況。醫生要我去做CAT掃描：「急診！」突然間，我覺得好像身處電視影集。我走進專業的醫療公司，一個看起來像工業城堡的地方。接待員向我打招呼，執業護士替我吊上點滴，然後送我到掃描機前，那台機器瘋狂地在我的胸前嗡嗡地旋風。周圍工作人員圍繞著我看不到的圖片，但我能透過一片大玻璃看見那些人的表情。他們帶著嚴肅的神情注視並指著圖片。同時，掃描結果也被送到田納西州的放射科醫生那裡進行檢查。

在我的腦海裡，我已經開始在分配財產給繼承人，希望自己還有時間可以訓練別人接手自己正在做的事。我會將把世界和平和繁榮的最終願望寫在遺囑裡，在那些參加葬禮的人面前誦讀。

30分鐘後，他們聚在一起告訴我檢查結果。什麼都沒有。沒有人能看出任何東西。我的肺是粉紅色的，我的心臟忠實工作，我像以往一樣健康。護士說這可能是診所的X光機需要進行檢修，顯然X光片上的黑點是機器搞的鬼。或許是濾鏡。或許是有人撞到機器。無論如何，我重獲新生，而且我對此深表感激。

阿，不過等等。我跟他們說自己還沒收到任何有關感冒的治療。這位女士跟我說：「喔，那，吃點美清痰（Mucinex）。」

這就是昨天下午1點到5點之間，我用4,000美金買來的東西。或許更多，也或許更少。我真的不知道。

一方面，整個過程相當驚人。速度！效率！神奇的技術！另一方面，這完全不必要。你可能會說，拜託，少抱怨了，至少你還知道。這沒錯。但如果這個系統真的關心成本，我不能完全肯定這種事還會發生。會不會出現質疑，認為這種掃描是超出症狀考量的過度處置？

許多人在這個系統中受益。你可以說我受益。但代價是什麼？成本是否與獲益成正比？這個系統似乎不認為這需要考慮。而直至目前我能看到的醫療改革建議，都旨在普及化我所經歷的醫療經驗。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雖然這種嘗試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最終它的下場就像其它類似方式一樣：成本暴漲和普遍的停滯。

【譯作】政府的反文明效應｜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政府的反文明效應｜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文：吳莉瑋
圖：leafy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Jeffrey A. Tucker直言回歸原始、鄙棄科技的時髦浪漫想法，事實上是降低生活水平、甚至回到貧困的道路。

假若這一切都是出於個人意願，那也就罷了。畢竟我們處在自由社會，但不幸地，許多強制性回歸原始的作為，都透過「政府」而強迫實施，換言之，我們無可選擇地，被迫走上回到貧困的道路。

Tucker給了一些例子，譬如驅蟲劑、熱水器、垃圾清運系統等等，當然這只是很小一部分，還要忍受多久？希望別太久。

政府的反文明效應｜The Deciv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喔，緬懷社會主義者還相信物質進步的日子！現在已不再如此。他們現在倡議貧困，並支持那些帶來貧困的政府法規，然後期望我們得為此表達感激。社會主義無法帶來更高的生產力，但是可以滿足「後物質」社會主義者的願望。社會主義的手段可以帶來較低的生活水平。

這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背叛了馬克斯，馬克斯的主要抱怨是資本主義未能提升工人的生活。

現代的工人…生活條件變得比周遭同階級者越來越低。他成為貧困者，貧困化的進展速度遠比人口與財富增長速度要快得多。

列寧的口號是：「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GDP指數是國家自豪的根據，就像太空旅行與軍事技術的重大創新。

對於類似全規模國有化的政府規劃也同樣如此。在進步時代時期，政府的政策目標是抬高全人口的物質水平。以反托拉斯法打破企業壟斷，高唱它們拖累競爭因而拖累經濟增長。央行則被當成拉動經濟增長和進步的工具。

羅斯福新政不過就是對於政府規劃的信心體現，力求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進步的理念嵌入其思想結構。每個農村社區都進行道路鋪設和電力普及。農民離開土地並擁抱工業。落後的農村生活被徹底改變，我們都會擁抱國家帶給我們的現代技術。

走向貧困

在過去50年中的某個地方，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從它無法散播財富的譴責，變成完全相反的譴責。突然之間，資本主義的大罪變成生產過剩、讓我們都變得太物質主義、犧牲其它價值換得經濟增長、傳播中產階級的頹廢，並導致社會太過追趕生產力且過於關注生活水平。

注意到這個戲劇性變化，Murray N. Rothbard認為這個轉淚點可能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8年的作品《The Affluent Society》，該書長篇論述消費主義、中產階級頹廢，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日益增加的一般人。Galbraith宣稱這些都是犧牲公共機構與公共基礎設施而換來。

這本書成為暢銷書。它改變了左派推動政府干預與批評自由市場的方式。這本書是半世紀以來第一本重新補捉到盧梭精神的書，浪漫化工業化之前的世界，玩弄狩獵採集社會的想像空間，想像我們可以從小部落水平的貿易與自給自足中過得更好，還有其他來自原始主義的想法。

狩獵與採集的浪漫

當前用來炫耀生活水平降低與強迫貧困的流行語，叫做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

如果你想要永續發展的定義，定義如下：強制性回滾文明的進步。

快速瀏覽一下以下列表所揭示的文獻標題：

永續設計：改變當前消費文化的顛覆性戰略｜Sustainability by Design: A Subversive Strategy for Transforming Our Consumer Culture
永續發展指標：測量「無法測量」｜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Measuring the Immeasurable
回到永續發展｜Return to Sustainability
永續發展教學的147個秘訣｜147 Tips for Teaching Sustainability
綠色生活：簡單永續發展的實用指南｜Living Green: A Practical Guide to Simple Sustainability
邊緣世界的橋梁：資本主義、環境，及從危機到永續發展的隧道｜The Bridge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the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
永續發展：未來生活的迷人樣貌｜Sustainability: An Amazing Picture of What Life Will Soon Be Like
樸門永續設計：超越可持續性的原則和途徑｜Permaculture: Principles and Pathways Beyond Sustainability
未來場景：社區如何適應石油高峰與氣候變化｜Future Scenarios: How Communities Can Adapt to Peak Oil and Climate Change

最後兩本書的作者是澳大利亞的David Holmgren，他是有趣的人物。他是「我們需要超越永續發展」這個想法的創始者。如果你對於永續發展抱持疑慮，相信我，你不會想超越它。我在YouTube上看著這個漂亮傢伙的訪談。他總是坐在戶外，身邊圍繞自然景觀和鳥鳴，帶有著義大利麵般誘人的風格。

他認為石油、天然氣和各種形式之現代能源的生產即將終結，並將其視為公理，一方面是因為化石燃料將耗盡，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不再容忍地球由於現代化本身而加熱到難以忍受的水平。對於這些基本假設，Holmgren未有質疑。在一次採訪中，Holmgren認為近500年來的技術都走在錯誤的軌道上。

請記住，這些觀點並非全都出於主流。如果我採訪Earth Fare商店裡那些翻找著自由放養雞蛋、香薰耳燭、有機豆芽三明治的購物者，他們幾乎普遍同意Holmgren完全正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時尚思想。

Holmgren在一次採訪中談到他對未來郊區的樂觀看法。他認為它很容易地就能被改造，以適應永續發展新世界。請記住，他說，由瀝青鋪設的停車場，用來收集雨水飲用相當理想。我們的後院可以改造為自給自足的園圃。我們的車庫將變得毫無用處，因為我們不再會有車，所以我們可以將其改造為工作室，用來打造長椅、椅子、桌子等工藝品。

當然，在這個世界願景裡頭也會有一些問題。那裡將不會有任何能用來製造工藝品的釘子，因為釘子的製程令人難以置信地複雜，需要龐大的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那裡也沒有木材，除非你能從後院砍伐，畢竟，正如我們所知，木材工業非常依賴於電動工具、使用化石燃料的運輸，以及橫跨多國的勞動分工與資本累積。

還會有人們得辭掉工作來全日耕作與製作工藝品的問題，但當然，人們不會有選擇，因為化石燃料的終結將導致大規模失業。我不太清楚他要怎麼去計劃不用卡車就能將瀝青停車場中所收集的雨水分到每一戶，或許他有馬車的計劃。當然，你得實際上打造出車廂，然後得餵養馬匹，這又引入其他的問題。

他似乎不明白，自己的計劃並非重新與自然連結的浪漫願景，而是空前規模的大規模死亡處方。在他田園詩話般地500年前，整個地球上只有500萬人活著。這些人的生活可沒有很好。時至今日，地球上有近7億人活著，這意味著，他得想出一些辦法來搞掉那些500年前的技術無法養活的6.5億人。

諷刺的是，我們別忘記，觀看這些訪談的這件事本身，就是現代科技的奇蹟，這甚至在五年或十年前都還不可能辦到。此外，十年前，我不可能只透過按下螢幕顯示的按鈕就買到他的書，不可能將這些書立刻下載到我的電子閱讀器，或在隔天透過卡車運輸而拿到實體書。或許，他的計劃確實有些好處：毫無疑問地，要是計劃被實行，David Holmgren將不再是暢銷作家。

強制性降低生活水平

我們可以將這些人忽視為時尚怪咖。這些人的觀點可以被視為處於富裕環境裡中合理的思想焦躁。

確實，任何人都能自由地選擇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發誓要終身貧困。但是，這種趨勢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政府政策之目的與文化效應造成巨大影響，這是事實。

我們先撇開政府將（透過對我們的更多搶劫、巨額債務、花在任何事物上的政府開支）刺激經濟這個聽了兩年的荒謬主張。所謂的「刺激」實際上名不符實。今日的政府政策的效果正好相反：減緩生產、帶走便利，強迫我們處於更低的生活水平來讓我們變得更道德。

這是我們時代的政治風氣，而它也具有效果。我們不斷被告知要削減支出、減少消費、當地購買、綠能生活、共乘、回收與節約、停止放縱。為此，消費產品每天都不斷地被禁止。我們在各領域中的選擇越來越少，醫藥品、化學品、食品、飲料等等，生活的各方面，一個行業接著一個行業。這些都和我們所知的文明相背而馳，和那些生活更好、更健康、更聰明、更繁榮、更有文化的聯想相背而馳。

譬如，白熾燈的持續戰爭，它本身象徵著迎來文明的光明想法與創新。我們的霸主政府已經決定，由於它們「效率低」，所以我們不再使用，好像官僚才是那個決定哪種產品效率高低的角色，而不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美國最後一間製造白熾燈的工廠在上周關門，替2014年全面禁用白熾燈做準備。

我們被告知，熒光燈也一樣偉大，它能提供的光線差不多，甚至更好，它僅消耗部分能源。

如果這些都是真的，那根本就沒有強迫的理由。那些監管官員可以待在家裡納涼，或者是去做那些在後院耕種或在車庫製造工藝品的事情。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從白熾燈換成熒光燈的過程，就會跟iPhone3G換到4G、Windows XP換到Windows 7沒兩樣。如果真的是這樣，消費者自己就會完成這個過程。

我們不需要政府機構來告訴我們要從Photoshop CS4升級到CS5，或把我們的老車換成Honda最新型號的Accord。從一個產品換成另外一個產品並希望獲得進步，這種過程是透過消費者選擇而自然發生，而選擇取決於資源可用性與經濟優先順序。

但監管官員不信任人的選擇，我不認為如果在此項目中讓人自己選擇就不會看到白熾燈時代的結束。上個假期，我對於找不到任何一串使用正常燈泡的聖誕燈串感到震驚，所有的燈串都用熒光燈。我買下我能買到的燈。令我驚訝的是，裝了這些東西的聖誕樹並未如想像中那樣被照亮。相反的，它看來又怪又不像聖誕節，暗到沒朋友。它看起來像長了斑點，而不是發亮。這種燈在各方面都比較優秀的宣稱，顯然是假的。

在自由市場中，熒光或許會有獲勝的一天。但我嚴重懷移，不然，為什麼全世界的政府都合謀強制消滅白熾燈？對我而言，這顯然是政府故意凌駕消費者喜好、降低生活標準、心存特定意識形態的例子：尋求武力來讓我們過得更差、生活更貧窮、減少物質進展。

臭蟲回返

這是政府政策中一個極其危險的趨勢。我國目前正遭遇後遺症之一。

1920年代曾有個普及的順口溜：「睡香香。臭蟲別來香。」幾代以來都認為這不過是個與現實無關的古早順口溜。

事實上，臭蟲在1950年代幾乎從地球上消失，因為像DDT那樣的現代救世化學品。DDT是一位任職於瑞士私人公司（Novartis）的科學家Paul Hermann Müller所發明，被廣泛地抹黑，但它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在Rachel Carson的《Silent Spring》影響下，DDT在1970年代初被全面禁止，這被指責為全球性災難。

真多虧了這個禁令，現今，瘧疾每年殺死一到三百萬人。這令人震驚，但在歷史上也不完全不尋常。我們可以將昆蟲視為地球上最危險的惡源，被殺害的人數遠遠多於集中營、毒氣室甚至核武。

實際上，昆蟲地球上唯一比政府還要危險的東西。在14世紀，帶疾病的昆蟲殺害了60%的歐洲人口。美國也有黃熱病的嚴重問題。我們不會想到這個，但這只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黑死病，而這主要是資本主義的成就。

今日，我們與流行病等級的臭蟲回返共同生活。國家蟲害管理協會說，幾乎所有的蟲害管理公司都回報自己在全國各地發現的數千筆新蟲報告。甚至還出現追蹤網站：bedbugregistry.com。疫情的情況遭到連《紐約時報》都發出警告，而這與禁用控制臭蟲的化學品有直接關係。

除了DDT以外，也有其他控制臭蟲的化學品，例如propoxur，但美國環保局在2007年禁止於室內使用propoxur。現在，任何在室內使用它的蟲害管理公司，都面臨罰款甚至監禁的威脅。情況相當糟糕，俄亥俄州的農業部不斷央求環保局改變政策，但環保局不會讓步，相反的，它建議人們「減少家中雜物以減少臭蟲的藏身之地」，還建議「消除臭蟲的棲息地」。喔，當然，環保局還強烈建議你「透過教育提高警覺」。

《紐約時報》有篇頭版，報導了臭蟲回返難倒科學家的故事。在文章結尾，內文說化學品可以控制臭蟲，但所有能控制的化學品目前都被禁止。嗯…如果答案擺在我們面前，但我們的政府禁止我們採用問題的答案，或是零售商和滅蟲人員被這種威脅性政治文化給嚇倒而不願冒險，我不認為有什麼理由要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這些人到底對於因果關係有哪裡不懂？

現在，我不想捲入有關化學品及其影響的爭議。有人說DDT不再有效（但DDT黑市仍是充滿活力的行業），或說propoxur也有其缺點，又或者是說有其他有效的天然化學媒介。我不是科學家，也於哪個觀點正確也沒有意見。這些意見都攤在這個問題的地圖上。

我想強調的要點很簡單：市場過程通常允許創新、試驗和錯誤，而所有可用的科學知識積累和實施，已經被政府機構給顛覆，政府機構推定何者最佳，從而集中規劃控制害蟲的化學品使用。這甚至帶來新的化學品市場，需要7年還有大約1億美元才能闖過法規叢林，這些法規叢林中充滿對於進步、資本主義與創新的偏見。我們最終得被迫信任專家，還有那些基於測試結果而非市場競爭的科學主張。

熱水掰掰，垃圾你好

另一個我們所聽到有關防制臭蟲的建議，是要我們用熱水洗床單。嗯…這個建議不錯，只是大多數房屋的水龍頭都不再有熱水。由於政府規定，熱水器的出廠預設溫度頂多只能變溫水。這種後果本身就具毀滅性。我們的衣服洗不乾淨。我們的身體洗不乾淨。我們的碗盤洗不乾淨。要改變這種情況，你得拆開熱水器然後把設定調成最高溫度，但沒有很多人知道這該怎麼做。如果你要求水電工替你這麼做，他會懷疑你是密探，掉頭就走。

接下來我們遇到垃圾問題。政府政策越來越多垃圾收取日的限制，甚至限制垃圾量。我們都知道對於垃圾掩埋場的攻擊與監管。然後還有回收這個主題，在市場環境的特定條件下，回收或許有一些有限優點。但在政府法規下，我們被強迫要篩選自己的垃圾，把分類後的東西交給政府，讓政府可以使用特別為其打造的機器進行後續處理。

現今，有始以來每份回收的研究，都顯示，回收不但不會省錢，反而浪費大量金錢和精力在回收卡車跟回收工廠上。大多數城市都有堆積如山又無法回收的垃圾。對於自願性、有利可圖的回收，沒有哪裡不對，但是讓中央規劃的回收，不但瘋狂又低效。我對此更在意的地方，就是要用雙手去翻垃圾的這種去文明實踐，把這些垃圾從一個地方移到另外一個地方，用更多回收筒來延長這些垃圾的持有時間。

這很噁心又不衛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危險。垃圾處理從遠古時代開始一直都是個問題，而未能成功進行垃圾處理可能也會導致世界範圍的死亡和災難。然而，現在是誰在控制垃圾處理？是政府，完全沒有個好理由。假如是由私營部門處理，這個系統肯定會相當不同。可能會有能讓垃圾瞬間消失的管道，把這些垃圾從我們家裡帶到某些焚化爐。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是否如此，因為政府控制停止了創新的過程，就像政府控制停止了化學創新的過程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我最喜歡的主題之一，供水管道的攻擊。有關資料表明，家庭用水只占生活用水總量的不到1%。這包括我們用來洗澡、洗滌、替草坪澆水等所有用水。然而，政府長達數十年的運動，強行限制我們在自己家裡的用水。作為結果，我們的馬桶沖不乾淨。家裡的水壓很低。政府要求要在所有蓮蓬頭上裝擋水器，所以你甚至無法舒舒服服的洗澡，除非你用鑽頭破解你的蓮蓬頭。

對於計劃下的貧困，我可以繼續說出無數例子。政府對於醫藥的攻擊是相當嚴重的威脅。偽麻黃鹼（pseudoephedrine）是受鼻腔問題困擾之患者的一大福音，他們無法再到藥局購買所需的數量。在我自己的社區中，有位女士面臨20年監禁，只是因為她在12天中從數間藥局買了4包Sudafed，這個行為幾年前還完全合法。你也會發現，那些治療孩童咳嗽與頭痛的藥不再有效。在政府監管醫藥之下，大多數都淪為安慰劑。

政府還攻擊石棉，石棉是完美的防火材，但受到政府禁用，強迫耗資進行拆除。事實證明，將其拆除比起留置不管會帶來更高風險。還有對於含鉛油漆的攻擊。

我們也別忘了，對於汽油車的CAFÉ標準，那是超凡的邪惡攻擊，政府嘲笑較大較安全的車，以稅金資助並強制推動電動車，還有對能源、石油、天然氣的普遍攻擊，以及對風力、水力與電的補貼。有誰能忘記最近BP在墨西哥灣的漏油災難所遭受的瘋狂攻擊？這個不測的原因，是政府對近岸鑽油的限制以及對於石油公司責任的責任限制。石油公司應承擔賠償責任，但讓它徹底摧毀？有病。

如果書籍與學習這些思想的普及分流是文明的基礎，我們會因政府對於網路的所為感到驚恐。歷史上首次出現成立全球性圖書館並網羅所有圖書的可能，讓這些書籍都能從網路取得。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自由化，體現於Google Books計劃。期刊肯定會成為計畫的下一步。但政府卻沒這麼做，政府為了那些援用「智慧財產權」的私人掠奪，創造了道德風險，破壞了這個可能性，阻礙思想的傳播，實現了文學退步。這相當於德國砸毀古登堡的印刷機。這種攻擊正在日益增強。智慧財產權的強制執行，這個永遠不會出現在自由市場的東西，現在成為網路的頭號威脅。

自由給了我們文明

你有看到這些模式嗎？政府規劃從來都不是好手段，但至少曾經有段時間，它被用來追求人類進步。但它是追求正確目標的錯誤方法。現今，政府規劃演變成追求錯誤目標的惡意高效手段：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說是政府的專長，那就是搞破壞。

政府正尋求降低我們的生活標準，驅動文明退步，它實際上正在玩火，釋放未知的邪惡。

不要忘了，文明不是政府給我們的，而是自由。自由產生創新，釋放那些建立城市並擴展全球性勞動分工的人類智慧。自由讓平均壽命變成三倍長。自由給了我們全球經銷的食品、醫藥、音樂和學習。自由創造了財富，這些財富用來資助我們的教會、研究中心、公民協會、舞蹈團體、藝術博物館和自然保護區。自由，讓Mises Institute這樣的機構得以存在並體驗充滿活力的增長。只有自由與富裕的社會，才能帶給每個人繁榮的文明。

Joseph Schumpeter說過，資本主義最大的悲劇，就是它帶來如此豐富的財富，而人們往往視為理所當然，想像自己能夠摧毀這些生產設備而無需面對龐大經濟與社會後果。這正是今日正在發生的事。這種浪漫化貧困、簡單與現代科技缺席之世界的趨勢，成為一種意識型態，驅動今日許多知識分子、政客和官僚的滑稽動作，他們將自己設定為那些促成現今生活水平之物的敵人，也就是說，他們將自己設定為自由的敵人。

特別是現在，我們的稅收所支付的，不是文明，而是毀滅文明。

【譯作】為什麼所有東西都越來越髒｜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為什麼所有東西都越來越髒｜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

文：吳莉瑋
圖：Chiot’s Run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Jeffrey A. Tucker花了些時間研究，為什麼生活上的東西不再像以前那樣乾乾淨淨，原來，一切都是政府的「環保政策」，政府以「拯救地球」之名，行毀滅「人類文明」之實，莫過於此。

為什麼所有東西都越來越髒｜Why Everything Is Dirtier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我的歲數夠長，還模糊存有衣物白到可以說是白帥帥的記憶。這在沒有添加劑的情況下就已存在。沒有那些我們塞滿櫥櫃的滑稽噴劑，那些我們丟進洗衣機，試圖要加強我們那些可悲機器和越來越沒用知洗衣皂的洗淨力。

然後，有天晚上，我體驗到爆炸性經驗。我加了四分之一杯的磷酸三鈉（TSP），而且沒有作任何「處理」。結果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一切都乾乾淨淨，就像我的童年記憶那樣。

接著，我跟服務我多年的當地洗衣店有了一場對話。我向對方解釋發生了什麼事，使用TSP竟然能夠比對方的商業洗衣服務還乾淨，又有多令人費解。

他並沒有感到震驚。儘管有些遲疑，但他完全同意。

我指出TSP這種自然元素令人驚艷的原因不是因為它能清潔，它仍需要配合肥皂使用，而是因為它能沖洗，將所有污垢、油脂、污漬以及所有殘留洗滌劑沖掉。漂白劑可以漂白但會破壞織物，那可不好。我們需要的清洗劑，除了要能清潔衣物，味道還要好聞。TSP做到了，這就是為什麼它一直是洗衣皂的基本成分。

再次，他同意。

但他說，它在「商業上不可行」。

怎麼可能？它也不是很貴。它在五金店的油漆區甚至免費提供。如果它有用，洗衣服務商就更能取悅客戶。這意味著有更多生意與更高利潤。洗衣店的目的不就是要把衣服洗乾淨提供客戶最好服務嗎？

是呀，是這樣沒錯，但他又說了，TSP在「商業上不可行」。他禮貌地將所有進一步問題都推給Dry Cleaning and Laundry Institute，而這個機構的網站不對任何非會員提供訊息。然而，Laundry Institute確實回覆了我的email：磷酸三鈉確實能夠提供更乾淨的洗衣效果。

賓果。更乾淨的洗衣效果。比什麼更乾淨？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商業上不可行」的意思是政府不再允許洗衣店把你的襯衫洗乾淨。你可以在家裡用TSP，政府沒有限制，但商業洗衣店不行。然而，Laundry Institute也說「有其它方法來把襯衫洗乾淨」。它們是什麼？他沒有說。他說：「你得實際到各賣場走上一圈來找到更能滿足需求的洗潔劑。」

我的需求？我的需求就是乾淨的衣服，就像洗衣店以及全人類打從一開始的需求一樣。洗衣服的目的就是要滿足這種需求。

然而，問題就在這。監管洗衣業的目標並不是要改善你的生活。它的目標是透過漸漸增加對私人生產者的限制與管制，破壞你的生活。

將洗滌劑的成分中去除TSP是任務之一，而這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沒有人願意談論這個問題。在此出現了隱秘文化，可以理解的，企業不想面對消費者的反彈，政府也不想要得到文明破壞者的名聲（但它事實上就是）。

這類法規能夠將打擊整個產業，隨著人們對於洗淨衣物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在家洗衣與熨燙的情況也會隨之增加，而這些人其實都願意支付洗衣服務。生產結構中的有一整個步驟都被刪除，自己從事洗衣取代了勞動分工，而後者卻是人類合作的驅動力。

這也難怪，該產業不希望談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會使得洗衣店的存在本身受到攻擊。如果洗衣店沒法將衣服洗乾淨，他們得被迫關門大吉。

政府在乎這個嗎？如果你認真地讀政府聲明字裡行間的坦誠，你就可以看到這是怎麼回事。EPA（環保局）的產品工程師Clive Davies在2009年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採訪內容主要是家居產品。你可能會覺得疑惑，產品工程師怎麼會替政府工作而不是私營部門。這段採訪說明了原因。每一個問題都在關心家用產品對於環境的影響，但卻沒有任何有關這些產品是否有效的基本問題被提出。

Davies先生的工作就是在決定指定產品是否能貼上據稱該重視的標示：友善環境設計。顯然，任何實際上能夠洗淨、清潔或刷洗的東西，很可能都沒法得到標示。裡頭沒有任何東西空盒子都比能洗乾淨的成分還要有機會得到政府的批准印章。

在採訪結束時，他對於政府的目標相當坦誠：消除成分（即消除洗淨力）。Davies承認這將是最好的結果。而他建議用什麼來當替代品呢？醋和「苦勞」，換句話說就是「更努力搓洗」。

這就是政府的發言。這就是這些官僚所看到的未來。一個苦勞的未來，這意味著沒有任何管用機器與成分等自由企業協助下的體力勞動。

未來，我們只能穿髒衣服、沒有能夠洗淨身體的肥皂、盤子充滿油垢、地板骯髒、窗戶模糊不清、每樣東西聞起來都帶股臭酸味、馬桶沖不乾淨、垃圾在後院裡堆得老高，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得花在努力擦洗，而不是閱讀、寫作或者對話。這種未來就像很久以前的時代，洗衣盆、洗衣板還有屋外的廁所，連同隨之而來的污垢、疾病和破壞。

從過去一年來，我開始體驗到這個問題。就像其他數以百萬計的人一樣，我已經忘了乾淨的盤子看起來應該如何。受到EPA與州政府禁令的壓力，在沒有大動作之下，洗碗精裡的磷酸鹽成分被刪除。這是為了要幫助魚類和藻類競爭氧氣（即使家庭廢水對於創造藻類的貢獻微不足道，而且藻類對魚類影響的科學證據也眾說紛紜）。

這裡的主要問題，是美國人（歐洲人也是）的生活水平，受到監管者系統性地的降級，這些監管者顯然憎恨像洗碗機這類現代化便利設施，而且想要把我們漸漸推入貧困的自然狀態。

別跟我說不含磷酸鹽之洗潔精的效果也一樣好。這是個可笑的說法。如果你買點磷酸鹽，加一湯匙到洗劑盒裡，等洗碗機洗完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進入新世界。東西就像你兒時記憶中的那麼乾淨。玻璃閃閃發光、盤子可以會發出乾淨的吱吱聲，所有餐具上都不再有一層油膜。你不用買新盤子，也不用買新的洗碗機。你只需加入那些監管機構強制移除的成分。你不需要「消費者報告」。這種區別非常明顯，任何人否認的聲稱根本就是侮辱我們的智慧。

根據產業報告，新家電的銷售量在過去12個月內飆升。這份數據沒有細分家電類型，但我很願意打賭，有一些洗碗機被不知情的消費者給購買，他們沒發現真正問題在洗滌劑的成分，而非洗碗機。我幾乎沒遇過瞭解這個問題的人，但他們都承認他們的盤子總是洗不乾淨的事實。

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TSP成分從洗衣皂中消除發生在1990年代，這顯然是因為1993年一項法律禁令。這種規定的概念（或者說是藉口），是要停止河流與湖泊中的藻類增加（磷酸鹽也可以當成肥料），儘管，我們有其他方法來過濾磷酸鹽、家庭汙水對於據稱的問題幾乎沒什麼貢獻，而且也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說明河流與湖泊中的植物生長將會帶來危害。

無論如何，消費者逐漸注意到污漬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頑強，因此，市場上出現了一系列的新產品。這些產品能讓你在洗衣服之前把汙漬弄乾淨。今天，我們的櫥櫃裡塞滿此類產品，噴劑、漂白筆、去污劑，還有各種助洗劑，而且我們大量使用它們。

有誰曾經稍微冷靜下來，細想為什麼會出現這類產品，假如它們真的那麼好，為什麼它們沒有被擺進洗滌劑成分中，而只是用於洗前處理？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洗滌劑的配方成分被迫因為政府監管而改變。

這種差異剛開始並不明顯。但隨著時間流逝，其他的變化開始發生，譬如機器受到管制只能使用更少的水、家裡的熱水溫度總是不夠高。最終結果相當戲劇性：髒汙與泛黃的衣物。

這和我們對於市場的期待完全相反，因為創新、勞動分工的擴張以及競爭，市場中的產品會越來越好、越來越便宜。但隨著政府的監管，結果將是有意的背道而馳。我們支付較高的價格卻得到較差的結果。

有看清這裡發生什麼事了嗎？我發現公眾根本鮮少知情，更別說是大聲反對。回想冷戰時期，我對於蘇聯人民怎麼能夠忍受幾十年來由國家所造成的日益貧困感到疑惑，為什麼他們不站起來推翻這些把他們變得貧困的統治者。現在，我開始瞭解原因。如果這些過程都緩慢且悄悄地發生，人們根本就很難察覺這些因果關係。

我和乾洗店的談話中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他提示我用於乾洗的主要成分四氯乙烯也快不久於世了。加州和紐約州正考慮禁止其使用，而其它地方不久後也會跟進。在那之後，一切都玩完了，最後一個離開文明的人一定要記得關掉日光燈。

這是活在政府控制下的可悲生活。他們是食肉動物，而我們是他們的獵物。這不只是乾淨盤子和衣服的問題。這種情況出現於每一條規定、每一項稅、每一筆政府支出、每一次愚蠢戰爭，還有每一波的貨幣操縱。政府所做的一切，費用都由我們承擔，而這些成本，可見和不可見都有。

直到人們想叫監管機構去跟魚一起睡之前，還要忍受多少？

【譯作】偏好自由企業是不是就意味著偏好「企業」？｜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

Sat, 29 Jun 2013 00:00:00 +0000

【譯作】偏好自由企業是不是就意味著偏好「企業」？｜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

文：吳莉瑋
圖：Thomas Haw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Jeffrey A. Tucker用當代案例說明政治上所謂「親企業」，事實上不過就是政府與大企業壟斷市場、斬斷競爭、扼殺自由，形成寡頭政治聯盟的重新包裝爾爾。

偏好自由企業是不是就意味著偏好「企業」？｜Does Favoring Free Enterprise Mean Favoring “Business”?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美國的政治言論似乎有個固定週期，就像時鐘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近好像在重溫柯林頓時期。

故事是這麼說的。抱著左翼思想的民主黨政府當選，用盡全力推動一系列愚蠢的改革，譬如社會化雛形的醫療系統，改革引來反彈後，統治者們重新思考，然後又往右傾，透過讚美成就美國生活之企業部門所作的貢獻，搖身一變成為「中間派」。

大部分這些宏偉的轉變，譬如歐巴馬最近的這套，都是幻覺且毫無意義。這就像是在一台開往預定方向的汽車上潑一道新顏色的油漆，目的是要繼續愚弄人民，讓人民以為那是一台前往不同方向的不同汽車。

讓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左派們的說辭和用法。在他們的想像中，自己遇到麻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太過於偏好政府而不夠偏好「企業」，此處的企業是這些左派所理解的企業。當他們發現「私營部門」或甚至是「資本主義」這類詞彙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改變」。

這一切都是表面工夫，這些改變表明了左派所接受的是資本主義的滑稽模仿：他們相信的資本主義，偏好社會中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資本所有者。所以，如果社會主義的行程開始出了問題，他們就開始以「友好自由企業」之名，把手伸到企業巨頭上。

瞧瞧歐巴馬伸手企業的可悲嘗試。當局聲稱，政府正在審查政府規章，要找到那些成本超過好處的規定。嗯，如果把能源部、教育部和勞工部改成體育館的話，我們可以在此取得一些進展，但政府想的可不是這個。你可以去Regulations.gov網站逛逛然後留下評論，前提是如果你搞得懂這個網站的話。我在上頭看到了一些典型的胡說八道，有關家庭能源升級的空口白話，但毫無疑問的，這個網站比起政府的工作命令還安全一點。

歐巴馬在白宮也成立了一些新東西，譬如就業與競爭力委員會，這個組織據稱代表他的新中心主義。誰是這個組織的頭？可不是我家附近的餐廳老闆，而是GE的執行長Jeff Immelt。這應該代表了某種當局換新血的信號。

在歐巴馬顧問的想像中，歐巴馬形象變差是因為他太親近大政府策略（這種想像打哪來的？），嗯，所以，現在是時候來作跟柯林頓一樣的事，親近企業來扭轉形象，因此，出現了這個新的委員會與任命。

是的，這在許多層面上都是個騙局。在此，第一個大錯是心理習慣，許多人認為大政府和大企業在某種程度上相斥。但美國歷史從開始到現在，都表明事實正好相反。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到高盛集團，仔細看看歷史就會發現，每次主要的政府擴張，背後都有對應部門的大企業施壓與支持。

在19世紀的重商主義中，誰是贏家？誰在伍德羅．威爾遜的社會主義戰爭中竄出頭來？誰是羅斯福新政背後的主要經濟力量？美國生活中的哪個部分，在二戰與冷戰期間變得像土匪？1960與70年代的醫療照護與就業環境法規又如何？企業精英在背後推動每一次的利維坦政府擴張，無一例外。

Thomas DiLorenzo仔細紀錄了19世紀的歷史。Murray Rothbard揭露了企業在一戰中的角色。Butler Shaffer在其巨作《In Restraint of Trade》中記錄了戰後的羅斯福新政。John T. Flynn徹底揭露新政這場喧騰。Robert Higgs傑出的作品《For a New Liberty》表明冷戰與冷戰結束後的激進親企業。而這只是美國的案例：在每一個國家干預接管自由競爭的國家中都是如此。

為了看清為何如此，我們必須瞭解幾塊拼圖。大企業對於盡其所能地擊垮後進有著極高興趣。在自由市場中，他們透過以較低價格提供更好的產品來達成目的。但這可是硬頸生活。要在這場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留在前茅，耗費所有能量。利潤總是以不預期的方式受到威脅。市占率從沒有真正的確定安全。在這個系統中的資本家，簡直就像消費者的奴隸，而且總是會出現新的企業家帶著更好的想法進入市場。就算是龐大的公司也不能肯定自己挺得住這些。

在混合經濟中，政府本身變成罪惡的機會。資本家迫不及待地跳出這場競爭，紛紛攏絡掌權者。他們要幹什麼？授予人情、特權、安全、保護失敗，最重要的是，透過強加大企業已經吸收的成本在那些利潤較少的競爭對手上，打擊競爭。

這就是最低工資、勞健保還有任何強加到整個企業部門法規的緣由：這是市場中的主導者所採取的戰術行動。監管機構要是沒有來自商業利益的壓力與協商，根本就不會有任何動作。

反壟斷是經典案例（保護大企業免於競爭），但勞動、健康、環境還有其它的要求也是如此。專利是如此。巨幅通膨是如此。高稅賦是如此。職場福利是如此。消費者產品法規還有其它所有一切，都是如此。這些都是市場巨頭的卡特爾機制，而對那些小傢伙的說辭僅是政治藉口。

Ludwig Erhard的書對我影響深遠，他是深受Mises影響的德國戰後經濟改革者，他是國家干預主義的熱血對手，所謂德國戰後奇蹟幾乎能全數歸功於他。書中深具耐心又具說服力的論據，支持自由競爭並且呼籲擺脫戰爭期間的卡特爾，德國的企業受益於它。這本書本身就相當傑出，但更有意思的，是它的目標讀者：不是消費者、不是知識份子、不是選民，而是企業。Erhard深知許多人似乎不知道的事，也就是企業部門中支持自由市場的最少。但這是最需要聽取自由市場信息的部門。

GE的案例變得再清楚不過，它就像以往的東印度公司一樣和政府連成一氣。Immelt先生本身就是個例證：他不是自由企業的擁戴者，而是法規、綠能補貼、高能源管制壁壘的熱心支持者，他不支持自由貿易而是出口導向的貿易，他是大聲說話的宣傳隊，因為他的公司最終將受益於干預主義。這個傢伙在權力的殿堂中找到舒適的歸宿，推動所有政府也會喜歡的各種政策。

讓我們回頭看看歐巴馬的新「中間主義」。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這些左派認為這能愚弄所有人。理想左派對於歐巴馬的轉變無疑地感到不悅，但這些人真的天真到相信支持大企業將替所謂大政府沾上汙點？至於那些商界共和黨人，難道他們真的會被愚弄，相信歐巴馬這種新的友善真的是為了私營部門的利益？

Mises在他鼓舞人心的《Liberalism》書中（這些年來本書仍是自由的聖經）寫道，自由不是在指支持企業部門，企業部門往往是最強悍的自由對手。

我們難道沒有從布希與歐巴馬的紓困中學會教訓？這些紓困都被設計用來私有化大企業的利潤，社會化大企業的虧損。這些紓困措施，跟穩定宏觀經濟或社會大眾利益一點關係也沒有，這些紓困不過就是掠奪社會以圖利通用汽車跟AIG這些大銀行和大企業，國家的紓困措施是用來保護國家的朋友，讓它們應付市場的變化。

Mises接著道出自由主義的悲劇。自由主義身為一種學說，它不偏好任何單一特殊利益，當然也不偏好任何政黨。但它長期而言卻是整個社會的利益，事實上，它是文明的源泉。出於這個原因，Mises認為，各行各業都需要獻身支持自由主義。否則，我們最終剩下的都只是虛假變革的無限循環，就像我們透過檢視歷史上的第二任期總統所觀察到的那樣。